星期三, 十二月 11, 2019

台美人物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沈雲冰

2006年三月,沈雲冰接到陳總統任命 ,與徐新宏及呂庚寅等人被任命為新科僑務委員,她既感到驚喜,也深覺這是項榮譽的肯定,她希望不辱使命,仍一本初衷繼續做為僑民服務的義工。 沈雲冰打開自己最愛的聖經的一個章節,翻到彌迦書第六章第8節吟誦著「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益、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做為柑縣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長老,沈雲冰堅持平日待人要謙卑與人為善。但絕不能與惡妥協,要維持公平正義。因為很愛台灣,這個是她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在她心中,「為台灣民主和平打拚」,對抗不義的強權,就是與神同行。 最大成就 嫁個好頭家 沈雲冰,1945年生於福建、詔安,為當地望族, 1949年父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到台灣就職,算是當時稱的外省人,因為父親公務員調職的關係,身為長女,與家中共5個兄弟姐妹,小時候就住過基隆、南投、台中、雲林、澎湖等地方,年長時住台北的時候多,當助教時更與學生環島多次,遠涉馬祖、蘭嶼看盡各地風土民情,台灣寶島的好,也比其它朋友更加了解。 台中女中畢業,自謙是運氣好,才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因喜愛留在校本部椰林大道,大二轉系讀植物病蟲害系,因為表現優異,留校做助教。大一時曾與副總統呂秀蓮上過共同必修科目,是台大同期畢業生。 她認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正如一位摯友台大徐爾烈教授說的"沈雲冰!妳最大的成功就是嫁了一個好老公"。能得一知己良伴互相扶持及尊重,她時刻都洋溢著幸福知足的光彩。 她回憶著說,高中時經同學介紹先生盧建治,雖然兩個生長在截然不同的背景,大學又一個在北部讀台大,一個在南部讀高雄醫學院葯劑系,南轅北轍,愛情長跑十年後,有緣終於結成連理。婚後回到台中定居,先生就在台中發展事業,她則在彰化教育學院教書並升為講師,期間生了兩個可愛的兒子,家裡成了男生宿舍。 1978年,因為彰化教育學院與威斯康辛州立大學交換教授及研究生,所以她有機會負芨留美進修,專研生物教育。不過,求學生涯可不輕鬆,為了善盡母親的責任,她把兩個寶貝兒子帶在身邊,母子三人一起留美讀書,成為當時校園少見的學生媽媽。好在、多位交換教授在台期間受到她開車接送以及幫忙翻譯,在她留美期間亦得到教授們的多方關心及幫助,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受過聯考壓力,覺得美國教育對孩子成長較好,所以她決定就留在美國,移民到洛杉磯,住在杭廷頓海灘市一直到現在。沈雲冰感謝美國,不但讓她完成學業,也讓她有機會參加社團,學習領導以及服務的真諦。 因為本身曾從事教育工作,對孩子教育非常關心,所以在孩子成長期間積極參加學校各式活動組織及體育活動,夫妻身兼多項義工,加上一份愛台灣的心,開始啟動他們義工服務生涯,留下多采多姿的人生花絮。 沈雲冰是虔誠的長老教會基督徒,真正侍奉投入教會活動,是在婚後,受公公婆婆影響,因為公婆活出基督徒的行為模範,深深讓她感動,她開始積極參加長老教會活動,從婦女會開始,長老教會一向強調公義之舉,讓她感覺到公義是需要付出行動及實踐,因此一些保護台灣人權的活動,她也不願缺席,尤其更關心台美第二代的成長之路。 十二金釵成立三三藝苑 1991年盧建治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一群住在爾灣,愛好文藝的女性朋友,為了推廣台灣文化,華人藝術采風,以"十二金釵"的架勢,成立了「三三藝苑」,她們辦得最膾炙人口的活動,就是邀請台灣新興劇場優秀的舞台劇作品來美公演,其中最著名的有賴聲川表演工作坊、李國修的屏風表演班所推出的新戲碼,"暗戀桃花源、今夜來說相聲、紅色的天空"在當時柑縣演出時造成大轟動。 另外,她們還邀請中外人士如已故大師級導演胡金銓、神探李昌鈺等發表專題講座分享他們傑出成就背後的心路歷程,在柑(橙)縣帶動一股清新優雅的藝文風氣。不僅於此,十二金釵出錢出力,也致力表彰一些對藝文有成就,有傑出貢獻及深具潛力的藝術家。 最難得的是,十二金釵到現在友情依然鞏固,已經有15年交情,彼此不計名利,不設會長,大家有默契地每年輪流做負責人,主辦活動,最可貴的是金釵背後的推手,她們的先生們無怨無悔地統統全力支持。沈雲冰提及,最近5月21日晚即將有贊助演出活動,是為UCI東亞研究所募款,邀請男高音張自成與UCI交響樂團演出,演出地點為UCI , Barclay 。 柑縣的十二金釵計有沈雲冰、方光梅、陳淑妍、李家萍、陳秀綾、王幼麟、蕭樹蓉、王靜如、王薇琳、文正方、郝天儀、尤宛男、。 曾負責過全美長老教會五千人的婦女大會,沈雲冰從中學習辦活動要有週全計劃,更重要的是體諒策劃活動人員的辛苦,待人處事需互敬互重,方能久久遠遠。她在三三藝苑,也讓她體會到愛與尊重,因為有共同目標,即使對事情的看法有差異,但在尊重的原則下,終究可以圓滿完成使命。她笑著說我真的很有福氣:「如果說,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嫁個好老公,那麼我今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友情無限。」 柑縣台美商會 夫唱婦隨 沈雲冰除了愛好文藝,對於賺錢投資之道,她與夫婿也頗有涉獵,當初是為了交流商機,團結台美商人彼此有個照應,1981年成立柑縣台美商會,夫婦倆就是創始會員,在台美商會她得到很大的生活樂趣,該分會最特殊的是採用夫妻會員及公司會員制。開始只有數十人,現在則超過百位會員,每年商會都會有4-5次的固定聚會,各種活動、例會大多出雙入對,出席率男女參半,每次都辦得熱鬧又溫馨。 沈雲冰2000年擔任會長,任內經參與駐美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文教中心在美及在台所舉辦的各項研討會,提供台灣最新資訊及商機作為連絡橋樑,也和社區其他各族裔商會有所互動,同時參與亞洲傳統月的策劃,但最大共識的目標則是栽培年輕的一群,期許諦造接棒的下一代組成青商會加入主流商會,目前商會仍一直朝此方向努力。 台灣諾貝爾獎 台美基金會 1982年王桂榮、王賽美夫婦慷慨捐獻100萬美金在洛杉磯創立「台美基金會」,主要是傚法國際知名的諾貝爾獎,旨在公開獎勵「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之傑出成就人才,設有科技工程獎、人文科學獎、社會服務及社會科學獎每項2萬美元。科技研究生獎一名,獎金2千元。國際青年領導獎兩名,每名獎金5千元。每兩年一次輪流在台灣或洛杉磯於11月舉行頒發典禮。 沈雲冰非常認同,當初創立「台美基金會」的宗旨,王桂榮夫婦創立之初在於回饋社會,關愛故鄉,以肯定海內外的傑出人士,並充實有關人才發掘和人才培養方面之資料及資源。2002年卸下柑縣台美商會會長一職,她慨然加入成為理事,並於2004年成為會長。 雖然該會並不是會員制,成立目的就是頒獎獎掖人才,但她期許希望有更多人認同基金會的宗旨,給予財力贊助及支持,得以淵源流長。她表示,歡迎海內外人士提名推舉對台灣有特殊貢獻者,於明年二月開始正式接受推薦。 第一屆柑縣台美人傳統週 自從盼了10年終於成立的橙僑中心位於柑(橙)縣,沈雲冰及當地社團都非常珍惜,她提及,過去每次參加活動都要開40哩的遙遠路程,如今橙僑中心的設立, 對僑民有諸多服務,像是每季一次護照辦理、各式專題講座、文藝表演等,希望大家多多善加利用,她衷心盼望能凝聚橙縣共識,沒有黨派紛爭,一切以愛台灣為出發點。 雖然只成立一年不到,但柑(橙)縣社團展現超強的活動力,一連舉辦了雙十國慶、元旦升旗典禮,因為5月是亞太月,也是台美傳統週,所以在沈雲冰、詹凱臣、陳文磨、林翠雲等人召集特別發動柑縣台美傳統週的設立,主辦單位是5個社團,包括台美商會、台灣同鄉會、台灣人牙醫師公會、柑縣獅子會、橙縣華人商會,由於過去他們曾辦卡拉OK比賽合作愉快,最近也接連合作舉辦多項活動,所以今年首創的柑縣台美人傳統週就由這五個團體主辦。 第一屆柑縣台美傳統週,包括5月7日的開幕典禮、4月29日至5月7日的台灣攝影展、台灣小吃美食展、義診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其中開幕典禮為橙縣台灣傳統週之重頭戲,將洽邀主流政要出席,節目包括合唱團聯演、客家鄉土歌舞、國台客語民謠等活動,並將邀請「十鼓打擊樂團」表演。她力邀僑民能一起共襄盛舉,邀請主流好友,一起來參加台美人的歡樂節慶,她有信心,在僑社團結合作下,柑縣台美傳統週,一定是熱鬧滾滾。 文/記者林蓮華

余忠村

在社團中看到余忠村,總是很謙和,細聲講話,笑口常開,沒有社團頭銜,人家笑稱他是「台美社團地下工作人員」,沒有頭銜的牽絆,他反而可以自在地默默耕耘。從學業最高峰博士轉業到藝術室內設計工作,他視為人生中最勇敢的事,晚年能夠參加台美社團,如願地在草根外交盡些心力,又能擔任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把所荒廢已久的博士專業真正地「學以致用」,而且收集的台灣文物,自己一肩扛起到處去各地圖書館展覽,介紹台灣文化,他深記成功高中校歌最後有句「建國大業要重頭做起,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深感遲暮之年總算做到,能為台灣故土奉獻,讓生活過得格外有意義。 爸爸‧老牛‧稻香 「我與父親一定是前世結的緣,從小就是爸爸的小跟班,若沒有跟上,我就會從早哭到晚,我小時候就很愛哭,也很雞婆愛管閒事"初中大家幫我起個綽號叫我阿婆"」。余忠村,1939年生於北投唭哩岸靠近石牌,世代務農,家中10個小孩5男5女,排行老八,是家中最小的么兒,小時候最愛哭,到了7歲都還要讓媽媽背著踱步,最喜歡的事就是跟爸爸一起到田間工作,一起看夕陽,父親常把他放在人力車上載著滿滿農作收成去趕集,他從小就很仰慕父親拉車快跑的背影,「有一次,我還記得父親帶我拉車去大稻埕,碰到一位洋人用照相機將父親拉車我坐車攝入鏡頭,並給我們一張價值不少的鈔票,這一張照片也許曾經出現在當時某個西洋雜誌上,讓人了解台灣文化,這一幕是我和父親在一起最美好的回憶。」他津津樂道地說著。 由於家中人口眾多,隨著哥哥成家立業,房舍已經不夠住,所以小學前,爸爸決定帶他去住牛舍,雖然牛舍只能點著媒油燈照明,而且還有牛尿,但牛是農家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家中的老牛全家大小愛護有加,早已成為家中一份子,所以和牛住在一起,余忠村覺得很自然,和牛同居的日子,一點也不委屈,爸爸每天都跟他有講不完地故事,與老牛相伴,余忠村一直住到上大學前。 余忠村小學時候成績就很好,4年級的導師就是大哥,和大哥差17歲,參加初中聯考,大哥替他填志願,大哥幫他填成功中學為第一志願,因為日據時代成功中學是給台灣小孩唸的,日本小孩讀建國中學,所以成功中學在台灣人心目中永遠是排名第一。而當年在鄉下余忠村能考上以第一志願在石牌算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不過考上成功初中後,每天得走半個小時然後再搭火車半個小時去上課,印象中每年颱風上課真的很辛苦;初中畢業後,又再考上成功高中,因為戶口的規定,他已不能坐火車,所以騎腳車再坐公車的度過三年。余忠村以就讀成功高中為榮,因為不僅是智識啟蒙的園地,也是同窗好友共同成長學習的地方,他不但開始接觸到城市生活,交了很多朋友,喜歡畫畫,高中時參加美術社,洛杉磯名醫陳惠亭就是當年的社長,FAPA執行長陳文彥、鄭英松教授、林宗光教授都是同屆同期的同學。初一開始,因為喜歡講虎姑婆的故事,又愛熱心雞婆服務,所以綽號“ 阿婆” ,當初在成功無人不曉。 摩登浪子博士生 大學考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看到大學的校舍比成功中學還小,當時很失望,所以沒有專心讀書,成績差強人意,那時候天天穿的很摩登,50年代流行的是粉油頭,叩叩鞋,服裝又喜歡自己設計,愛作怪又穿得很奇特,上課遲到早退,又愛跳舞參加派對,不太正經的樣子,太太李月英當年是同班同學,怎麼看余忠村就像小流氓,大學印象不怎麼襯合。 余忠村從小生在農村,讀書盡是中國地理歷史,直到當兵,演習打游擊戰部隊,行軍一路從桃園打到屏東,他才知道台灣還有南部,真正讓他驚訝知道台灣原來有這麼大。當兵後,想要出國,當時很流行,就讀成功高中戊班51個畢業,不但全部考上大學,一半以上選擇出國,讀博士學位就有20多個。 余忠村不能免俗也想出國,不過主要原因卻是在一句求職時遭人家奚落「地政系能做什麼?」 申請工作受挫後,剛好中興創立第一屆地政研究所,所以考上唸了兩年碩士學位,當時能拿到碩士,在石牌又是鳳毛鱗角,但他仍執意申請國外就讀。 唸大學時,余忠村回憶著,他已入社會幫三哥在天母做傢俱生意外銷,所以很早就接觸洋人,並交了不少朋友,讀研究所時太太終於覺得他是「浪子回頭」有點好印象,好同學作媒拉攏,後來就追求成功,1966年畢業,做了一年事就結婚, 1967年8月來美,申請猶他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系, 但到了學校之後, 結果直接轉景觀建築學系兼唸都市計劃系,後來又轉去密西根大學資源開發學系,並且在一邊在密西根州政府的自然資源部做助理企劃經濟分析師的工作,在密西根因為台灣同學多,他也開始參與很多同鄉會的工作,於1975年拿到博士學位。 經營高級藝廊 余忠村人生最冒險的事,竟是學業最高峰拿到博士,然後勇於放下,轉業到陌生但喜愛的藝術工作,過著他喜歡的創意藝術人生。 當初放棄學術路線,搬來洛杉磯,從頭開始,是因為喜歡這邊的天氣,他思考不管做教授或公司工作隨時會遭到解雇,而且對藝術方面興趣難以壓抑,還有三哥也希望能幫忙做傢俱生意外銷生意,所以他的產品有很多是自己設計及創意合成。 他拿出所學分析,決定走高級東方雅緻風,銷售對象是全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以他選擇在比弗利山莊開高級藝廊,他以東方的風味配合西方的空間實際尺吋需要,做了不少生意,中國開放後,一些中國紅衛兵破壞的文物,以低價外銷到歐美,他就利用這些具有古意的“ 廢物” ,經過巧手創意化腐朽為神奇,也因為創作關係,才有機會接觸當地演藝界人士的豪宅,也從中學習不少經驗,結交不少認識熱愛東方藝術的美國好友,一直到96年退休前都是與主流社會藝術界接觸。 心滿意足的義工生涯 滿60歲退休後,余忠村才有時間及機會開始接觸台美社團,第一次直接參與就是第一屆2000年的台美傳統週,當初他參加的台灣之友會是創辦單位之一,當時是林美里做社長,他持續圖書館台灣文物巡迴展至今仍保留到不同圖書館展出。不過從事設計多年的習慣,他初時參加台美人開會時有點水土不服,與主流社會開會是先建立藍圖就分頭執行,但與台美人開會是邊修邊蓋,後來也就慢慢習慣這樣的風氣。 他被推薦進入台灣之友會擔任理事,與現任會長泰德安得森認識,當初看法就認為台灣之友會應該是美國主流人士主導,發展擴及主流社會,所以推薦泰德安得森擔任副會長,並保持密切接觸。余忠村對台灣之友會的期望很高,就是進入美國主流,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西藏之友會規模那麼龐大,他們以很少數的西藏美人卻發展到美國許多重量人物會關注西藏文化與種族的生存,布希在訪中國前夕,還會特地接見達賴喇嘛,可見西藏之友會的舉足輕重,而且能發展到全世界。他認為,只要朝一點一滴的方向走,眼光放遠,心胸放大一點,台灣之友會大有可為。 他也很欽佩泰德安得森,因為他不懂華文和台灣話,但都會參加講座,他甚至還唸了很多的台灣與中國的報導,還參加台灣人獅子會,台灣人獅子會送他去台灣參觀2千年大選後,對台灣民主熱情印象很深刻,回國後他就希望能有第二個美國人像他一樣感動。也是因為安得森的介紹,余忠村能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如今已是第二屆。 他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後,才真正了解美國社會基層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了解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地方事務有高度自治權,但是財源50%透過不同的計劃和法案,由中央分配到地方實施,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監督由中央撥款,地方政府執行的進度,涉及的預算以前是8千萬,現在是4千萬,該會是全美國第二大的人力投資委員會,也因為如此,他有機會代表縣政府去美國各個地方參與縣政年會,接觸全國縣政代表了解各地政治運作,這是余忠村得到博士學位後,感受到自己成為美國的一員,又與大學研究所修習的課目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他感到很光榮也很欣慰。 當初參加傳統週時後發現要展覽時都沒有充足的文物,所以自己出錢出力收集, 發覺布袋戲及日常生活用品比較好收藏,回到台灣時就去三義收集台灣農村文物與生活用品,還有布袋戲偶、原住民衣物等,並且很認真地把收集品成寫成中英文說明,常常送到各地圖書館去展覽充份利用,他都是自己開車然後去接洽,只要圖書館有空間與日程表,在遠他都送去,由於反應很好,所以為了更新,反而越收集越多,晚年能又與藝術結合,而且發揚地是台灣傳統文物,對他們夫婦而言,二個孩子不用操心,生活精神都相當滿足,此生離鄉背井來到美國覺得非常有意義,總算不枉走一遭。 從大學起就喜歡與洋人做朋友,一向台灣意識強烈,對台灣社會關心,余忠村以向洋人朋友介紹台灣為榮,他認為,若是每個台美人能推展自己主流社會的人際網絡,即使是民間朋友都將會是支持台灣的強力後盾,他主張讓台美人第二代多多參與主導台美人事務,他們才有機會為台美人創造光榮歷史。 文/林蓮華

許丕龍

對台美人而言,認識許景淳之先,她的阿爸許丕龍更早就享有盛名。許景淳出民主運動南加幫 多才多藝許丕龍道時,台美人都說:「許丕龍的女兒做歌星了和阿爸同款,唱歌有夠好聽」,不過,現在大家都習慣稱「伊(許丕龍)就是歌星許景淳的爸爸啦!」。 許丕龍在事業上曾經遇到大風大浪,選擇在女兒11歲時赴美,重新出發。相較於女兒的溫柔典雅,許丕龍多才多藝,敢衝敢說,唱得與說得一樣理直氣壯,化學工程師的背景確曾擔任“天韻歌聲” ORTV的音樂部主任,教會聖歌隊指揮。 許丕龍與蕭泰然聽到高俊明牧師演講後,在戒嚴時代勇敢合作詞曲寫出一首〈蕃薯不驚落土爛〉,至今仍是台美社團抒發愛臺情懷的必點歌曲。蕃薯不驚落土爛這句歌詞,更是貼切地表達台灣人民卑微的訴求,但不畏艱難的生命力。 洛杉磯的台美社團40多年來,變化不少,人才輩出,不免長江後浪推前浪,即使物換星移,但許多社團人士念念不忘的一幕,就是1982年十月,由蕭泰然和許丕龍主持的「台灣音樂社」負責策劃、並獲得同鄉會及十個南加州教會團體協力合作,在洛杉磯橙縣水晶大教堂舉辦了第一屆南加州《感恩節音樂會》,全場演出台灣作曲家的作品,樂曲中濃濃的台灣民謠風和本土風情,讓3千位聽眾如癡如醉。 當時在戒嚴時代,許多黑名單人物、留學生,聽到那些経改編得如此豐富感人的歌謠,由台灣人音樂家,樂團演出,故鄉的悲情、異鄉的孤寂,全部隨著旋律宣洩出來,許多人士是邊哭邊聽、一邊擦淚一邊拍手。這是海外台灣人首次舉辦的大型文化盛會,也被譽為旅美台灣同鄉「文化黃金時代」的濫觴。 連續兩屆的《感恩音樂會》都在對故鄉的思念與讚美聲中落幕,這不僅讓台灣僑社有大團圓的機會,同時代表「正統的台灣文化」在海外僑社中漸漸取得了主流地位。這段歷史記憶,成了台美社團最美麗的扉頁。 隨著民進黨成立,許丕龍後來成為民進黨大老,當初「民主運動南加幫」,謝清志、許丕龍、鍾金江,江昭儀、楊嘉猷,陳昭南等人紛紛回台,報效祖國。許丕龍更曾擔任民進黨中評會主任委員,第二屆國大代表,甚至還臨危受命被委派競選澎湖縣長,雖然敗北,但他囊括的票數只差5千票,超乎預期,為民進黨在澎湖奠定良好基礎。 今天,他擔任慶祝台福教會傳揚雜誌30週年慶的神秘嘉賓。回到30年前,台福教會創辦,他被聘任台福教會合唱團總指揮,如今又回到教會的台上,寶刀未老與女兒許景淳一起上台演唱詩歌,台下觀眾頻頻叫好。這對父女為當天聽眾帶來美麗音樂饗宴,令人回味再回味。 許景淳 教會家庭 詩歌神童 許景淳,出身長老教會家庭,生於台中霧峰鄉,自幼受環境熏陶,信仰與詩歌啟蒙了許景淳的音樂人生。許景淳還在牙牙學語同時,就能唱出上百首兒歌,在她一歲多的聖誕節晚會上,清唱了一曲〈 馬槽歌〉,一鳴驚人,從此也開始寫下她的音樂傳奇。 從小在熱愛音樂的父親許丕龍耳濡目染下,音樂對幼小的許景淳來說,就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陽光與水一樣,自然的不得了。 擁有多彩多姿的童年,許景淳成為台北兒童合唱團的主唱團員,隨著全球性演出,走遍世界各地,許景淳從小學就展開了豐富且繽紛的歌唱事業,因為從小就已是主唱的不二人選,也造就她雍容大方的自信,但因為信仰的熱誠,也使得她至今仍然保持謙遜誠摰的風采……. 許景淳後來考上華崗藝校,深厚的演唱功力早在學生時期就充分展現,儘管在華岡藝校唸的是古典音樂,許景淳獨特的歌聲,讓她學生時代便跨足到西餐廳駐唱,還曾與黃韻玲等人共組合唱團,拿下金韻獎,開啟她走上演藝之路。 從華岡藝校畢業後,正式擔任配唱工作,學生時代就視李泰祥,張弘毅為偶像的許景淳,在當年民歌盛世,百花齊放的年代,唱了一首《玫瑰人生》,大受歡迎成功出擊之後,順利進入影藝圈。 自幼受到父親影響 《玫瑰人生》、《睡吧我的愛》、〈路長情更長〉不但是許多五、六年級朋友心中的共同記憶,她唱紅的許多膾炙人口經典歌曲,專輯更是一路長紅,成為知名的暢銷歌手。 之後,彈著一手好鋼琴的許景淳,其實受到父親演奏小提琴、歌唱,指揮,創作詩詞的影響,也開始嘗試詞曲創作與製作人的工作,陸續參與電影「戀戀風塵」、「梅珍」原聲帶製作與演唱,還連獲國際大獎,成為圈內極少數橫跨流行與藝文的跨領域音樂人。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許景淳唱台語歌曲的清新脫俗,更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1996年發行的專輯【天頂的月娘】,讓許景淳順利拿下第八屆金曲獎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大獎,許景淳唱出傳統女性最深沉的思緒情感,因為許景淳的動人歌聲,具有溫暖人心的療傷作用。 許景淳 21世紀青年百傑獎 許景淳的嗓音清亮婉約、神密遼闊,加上豐富的表情張力和情感釋放,許景淳贏得「美聲歌后」之榮譽。樂評家筆下曾這樣讚美過:「許景淳是跨世紀臺灣最美麗的聲音。」聽見她,猶如看見臺灣美麗的山水。 許景淳多年來錄製14張專輯,歌藝表現, 自1987第一次得獎至今,在國內享有藝文界的最高榮譽與肯定,先後贏得兩屆金鼎獎,三屆五項金曲獎,包括演唱、製作、演奏等國家級獎項。 2000年「21世紀青年百傑獎」,許景淳獲頒唯一音樂類獎座。 國外部分,1993年「法國南特影展」,許景淳以一曲「戀戀風塵」創作虜獲最佳電影配樂獎。再接再厲,1994年,電影「梅珍」原聲帶獲「聖地牙哥影展」電影主題曲最佳演唱獎。 許景淳經常受邀國內外演唱,記錄多達千餘場,國家級盛典如「金馬獎」、「金曲獎」、「金鼎獎」等場合,「美聲歌后」許景淳是最受歡迎特邀演出的歌唱家。她的演唱也曾獲日本波麗佳音唱片公司欣賞,邀請她在日本發行國語專輯並巡迴演唱。 輕柔的聲音,當然也是主持人的最佳人選,從歌者跨界主持人,聖經教導的涵養,讓她主持藝文節目也是如魚得水。現任台灣教育廣播電臺種子之歌節目,製作及節目主持人,製作並專訪學者專家、作家及藝術工作者計五百餘位,節目專訪各界精英暢談其專業與生活、生命經歷等分享。 近年來許景淳漸漸轉向幕後製作,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並開始嘗試不同的音樂風格。世界童謠、藝術歌曲、劇場表演、聖歌音樂等,她詮釋歌曲,同時集結了中文、台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四種語言,將古老流傳的歌謠以及現代優美的曲調,一起呈獻,成為令人感動喜愛的經典盛宴。 從金韻獎重唱優勝者踏入歌壇,許景淳在流行音樂大放光彩,她的情歌演唱幾乎是唱片公司的銷售保證。但她從不滿足於現有的成功,總是要求自己要不斷突破與創新。雖然目前作品藝術性較為濃厚,漸漸脫離歌壇的流行味,但因為對音樂的執著與熱忱,得以讓她在歌壇仍屹立不搖,佔有一席之​​地。 採訪/林蓮華

陳國昌 會計師的故事

台灣甫選完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綠營慘敗,許多支持綠營人士鬱卒內傷,尤其對於一路從戒嚴時期走過政黨輪替,出錢出力夢想台灣人終有出頭天的鄉親而言,縣市長版圖縮減,眼看2008年總統選舉就要到了,憂心忡忡之情溢於言表。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長陳國昌認為:「1981年,我進入一家機械公司工作,並沒有辦綠卡,老板嚴格出了名,他說要靠表現而定,但他也說:『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直以這個座右銘來鼓勵自己,就在幾年前,誰會想到國民黨會被推翻,最糟的時刻都挺過去了,現在更不能失志。只要目標清楚、理念堅定、努力不懈,給台灣一個機會,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從小就高度關心公眾事務 陳國昌,1953年出生於高雄市,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和弟弟,小學4年級唸苗栗,後來上了台中明道初中,到台北唸高中,大學唸台大,服預官役又在嘉義,所以對台灣各地充滿鄉土情懷,不過,因為父母家族來自彰化農村,許多親戚仍在彰化,老家還有一棟古厝,所以對彰化感情特別深;父親當年畢業於成大化工,終戰後,被美國美援會科技發展計劃送到美國深造,在美國的閱歷,讓爸爸大開眼界,所以爸爸總是殷殷期待身為長子的他,要把功課唸好來美國留學。 從小就有正義感,高度關心公眾事務,從小就是班長及服務股長,陳國昌在師大附中畢業投考第一志願就是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一心朝向外交官的志願目標前進,不過,大一時修胡佛教授的課,教授對國民黨體系違反憲法精神,從動員勘亂到違警罰法,大作批判,經過啟蒙老師的指點, 陳國昌開始思索發酵,台大大二當上政治系學會會長,30年前戒嚴時代,1973年他竟然第一個請來演講的校友就是因為「大學雜誌事件」成為言論自由代表人物的張俊宏,不但立刻被打回票,而且還被系主任連戰召去辦公室開導一番,他心理非常反彈,但連續照辦了幾個活動,包括去訪問立法院、市議會、中研院,都招到極度刁難,雖然成行但教官如影隨形;而後,為了邀請演講者暢所欲言,更是一再挑戰教官所謂維護校園安寧的尺度。 影響最大的事件應該是1973年12月台北市議員選舉,萬華火車站舉辦一場政見演講,請到康寧祥與黃信介為五虎將助選,他們侃侃而談陳述民主的理念,抨擊國民黨集權專制,當天下著濛濛細雨,但寒冷的冬夜卻澆不息陳國昌要爭取自由的熱情, 等到1975年年底,郭雨新選舉時廢票竟有8萬張,那種不公不義的悲憤,陳國昌的政治理念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黨外思想。 爸爸期待─ 赴美國留學 陳國昌希望完成爸爸的夢想,也嚮往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度,1978年,他決定前往堪薩斯州大學就讀企業管理碩士,第二年也馬上當了堪薩斯台灣同學會會會長,12月時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當時許信良與陳琬真都被困在美國,他馬上聯絡邀請來演講,當時是第一個海外團體有膽敢請他們,讓兩位心理溫暖的不得了。當時由於新聞被封瑣,想到為追求言論自由的人群被毆打逮捕,他們當年心急如焚的心情,恐怕不是現今愛隨口漫罵政府及總統的人士能體認得到。 1981年順利進入機械工廠做財務,當老板答應辦綠卡時,他想到需要2及3年,又衡量美國東方人想出頭天,靠的多是專業人士,會計師也許是一個好出路,他乾脆利用時間去UCLA讀會計13門課程,不但成績好還拿了個特優獎章,1984年考上執照。 為了兩年實習會計實務,所以進入會計界,開始與數字為伍的生活,那是個中型猶太人的事務所,有25位會計師,絕大多數是猶太裔,7年的工作讓他看到猶太裔民族習性重視教育又上進,但也很現實;7年內觀察,他不得不佩服此間猶太裔對母國以色列,團結一致的奉獻精神;跟著去了幾場猶太裔的籌款會,清楚看到他們非常團結明確直接要求國會議員支持以色列,猶太裔也有一個以色列公共事務會AIPAC,即使是政治性組織還不能減稅,每年仍然都可以募款到1千萬元以上。反觀 FAPA,可以減稅,但每年就為了經常費40萬元疲於奔命。 受了他們影響,他開始也與聖費南度選區的兩個議員的 Howard Berman和Howard McKeon接觸,也參加募款餐會,積極融入社區,雖然不是外交官,但他也展開為台灣發聲的草根國民外交生涯。 1991年終於自己開業,1992年第一件事被選為南加州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參加剛成立的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理事兼財務長。1992年之後黨外己經變成民進黨,他更積極參加很多抗議活動, FAPA傳遞民主聖火回台,從選省長、選市長、直選總統等重大選戰,不論身在海內外,他無役不與,他也感受到台藉社團開始活絡,氣勢如虹。 2001年是陳國昌參與社團活動的轉捩點,兒子就讀柏克萊大學,第二年女兒上UCLA,又當西北區同鄉會會長,眼看人生也將滿50歲,到了一個新的平台,他希望能積極迴饋社會,花費更多時間在會務,而賢內助林芳慧從台大法學院同學到現今事務所夥伴,也是他從事社會運動最好的靠山,得力助手。 2002年FAPA洛杉磯分會會長職位懸虛半年,FAPA接觸探詢意願,當時真是陷入長考,天人交戰,因為會計師事務所鼎盛,每天與稅務局、客戶、稅務法庭打交道實在很忙,同鄉會事情很單純,但FAPA任務非同小可,中國視為眼中釘,泛藍也抱有敵意,洛杉磯分會有18位國會議員,工作繁重可想而知, FAPA當初是要推翻威權統治,現在重點是為台灣爭取尊嚴,台灣外交處境甚為艱難,一定要有人接棒,所以他要做就得撩落去,肩負重責。但轉念一想,當時進台大不是就想當個外交官,雖然不是“ 官” ,但為台灣效力做草根外交,更有意義。 2002年正式接棒,第一任期的兩年都得到52個分會的最佳分會獎,又被連任並由FAPA全體委員推舉全美9位常務委員,當時洛杉磯分會2002年只有144繳費會員,2005年底已經超過320個會員,是目前FAPA最大的分會。 FAPA常務委員工作,每兩個月一次會,而且常常要到美國各地去開會,去NY、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又有18個議員,除了少數傳統上還有淵源之外,有的老議員都退休,大多數都沒有來往,所以他決定要在台美人與議員之間打好基礎,要以團隊共同參與,否則以後會長換人就無法接續。在任內三年總共面對面與議員談議題,總共有15位議員。 陳國昌提及,時代轉變,2002年正是FAPA轉型之際,過去中國封閉與美國對立,但現在不一樣,所以認知到不能只期望議員以民主理念支持台灣,還要把台灣的主流聲音反映,讓他們了解現狀,更重要的是體認到舊的台灣已經過去了,台灣現在是要建立完全正常獨立國家; 照理說,這不應該是太難的事,但中國提供的商機是源源不斷, 洛杉磯又是商機無限之處,議員要面對選民中對中國利益需求,誰都不願正面得罪,FAPA就得想辦法解套。 陳國昌對於FAPA洛杉磯分會有三個期望:「第一步就是要接觸,18位已有12位接觸過,第二步是利用事件來加重訴求,就像布希在京都稱讚台灣民主成就時,我馬上就立即把講稿送給議員; 第三步,是期望台美人多參加選區議員的活動,或者是連任募款餐會 很多人刻板印象 "主流就靠FAPA了", "募款給議員沒效";事實上, 議員也有他們的壓力,選票很重要,募款實力也很重要, 對議員來講,為他們募款會很感激;最近幫助贊助團體都是中國團體, 台美人又變成少數;現在是少了股參與衝勁, 鄉親對台灣政治人物慷慨解囊熱情如火,若能也把相當比例放在主流政治上,若是能體認到他們的重要性,也讓主流人物體認到台僑的支持, 也將是台僑在美國為台灣發揮貢獻的好所在。」 文/林蓮華

林榮松

「現在不去做以後就會後悔,所以再苦也要甘願做。」在南加台籍社團中,聲音像雷公,個性像關公的林榮松,身上揹負著許多頭銜,一路走來,不論曾經置身暴風圈或是走過泥濘路,在各種支持台灣意識場合中,他總是身先士卒,以南部人的草根魅力,透過麥克風喊起話來 ,感性又熱情,全場馬上燒滾滾;他可以是在台上侃侃而談鼓勵大家「愛拚才會贏」的領導人物,也可以在台下只是個幫忙照相記錄打雜的義工。 「過去228時老一輩很努力但結果失敗,有的被槍殺有的被關被抓,『台灣真的能追求民主自由、獨立自主嗎?』我以前認為要讓有組織有財富有資源的國民黨下台是不太可能,直到1996年當總統可以直選時,經由選舉可以公開討論思考台灣的方向,覺得台灣人的機會來了,海內外鄉親奮鬥那麼久,只要不放棄,就一定會開花結果!」台灣會館現任董事長林榮松鏗鏘有力地說著,站在創造歷史關鍵時刻的十字路口,他學會弱勢者一定要有危機感,唯有撩落去,不容退縮軟弱,咱e心願咱e夢才能完成。 林榮松,美國洛杉磯麻醉科醫師,曾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海外阿扁之友總幹事、民進黨美西黨部評議委員召集人、僑務委員。 標準的母語家庭 林榮松生於1950年的高雄茄萣鄉,阿公當時是做魚塭,日據時代台灣孩子讀書選擇少,阿爸和叔叔因為成績優異最後都去做醫生,兩人當時是下茄定鄉僅有的醫生;家中有二男五女,身為長子, 5歲時,父親為了孩子教育搬到高雄鹽埕,就讀前金國中的資優班,然後考上雄中,又很順利考上高雄醫學院。「我從小生平無大志,功課平平,在大學很喜歡運動,書包裡沒有書,裝的全是球拍及棒球手套,喜歡翹課坐最後一排,反正只要能維持在中間水準就好。」 但大五時,他卻一反常態每堂課坐到第一排而且很拚命地認真讀書,因為那是愛的力量,當時他煞到葯劑系成績超優第一名女學生石秀文,為了追到她,功課總不能太差吧!當時純純的愛,卻因為男方要當兵,女方出國留學而中斷,直到在美國重逢,因為石秀文很有愛心,在明尼蘇達大學與好友發動向美國各地留學生募款給在台讓失學的貧困國中學生,遠在田納西州接受麻醉專科訓練的林榮松總算喜獲佳人訊息,再度舊情復燃,最後結婚育有1男1女。 「我們家是標準的母語家庭,所有孫姪輩全都會講母語,家中雖然沒有政治背景或淵源,但都認為真正愛台灣,最起碼要把母語傳承下來,尤其老大林文貞及老二林文勝,從小就訓練他們演講,答嘴鼓,現在他們都能講流利的台語,女兒較有語文天份SAT英文還考到800分,這得歸功於媽媽教的好。」 林榮松驕傲地說著,對於太太石秀文大才小用,他希望在台灣會館擔任教導台文義工的老婆, 能請教專家輔導台文學校發展成「台灣學校」,在會館教導台灣四大族群的語言。 生命的第一個颱風-NATMA 林榮松出國以前在高醫附設醫院做了2年婦產科醫生,出國前原來是計劃繼承父業,但婦產科實在太苦了,所以在美國改選一種較不受病患約束的麻醉科醫師,也因而有機會在1985年一腳踏入才初創一年的台灣人醫師學會(NATMA)。 1986年搬到加州,當時還有另一個台灣醫師學會,比較沒有政治色彩,林榮松認為,NATMA的意識型態較強,在黑名單陰影下,經營得很辛苦,自己個性雖然很雞婆又不是很有智慧,但只要一旦被認定是很重要,他就會像牛一樣拚拚拚的奉獻心力,尤其這些醫生很多都是菁英,本土意識堅強支持台灣的中堅份子, 一定要讓NATMA壯大起來,他總是這樣想著。 做過分會會長及總會會長,他最津津樂道地就是政府以前一直不重視WHO,重心放在WTO,民間爭取2年,但政府一直沒有動靜,1997年由台灣的醫界聯盟李鎮源教授倡議,第一次以「台灣加入WHO宣達團」為活動重點,國外由北加創會會長周烒明帶隊,由南加來負責組織聯絡中心,一起去瑞士日內瓦陳情抗議,一直到今天加入WHO仍是該會活動重點之一,政府現也列入宣達重點,所以大家計劃明年要找100位陣容再去,而且要把使命傳到第二代。 2000年年初,堅持組織海外阿扁後援會,賣力為阿扁助選,本來沒有預期阿扁會當選,結果阿扁竟然成為陳總統,台灣人出頭天,可說是林榮松最春風歡喜的一年。不過,那年他一人擔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會長、南加州台灣會館會長、海外阿扁之友會總幹事、及新科僑務委員,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也成為紛爭的開端。他萬萬沒有想到,一時之間,成為亂箭紛射的箭靶。 在對方指責的帳目爭執中,他自認坦蕩蕩,公開檢閱,也願負起責任,他提及:「起因是一些對NATMA沒有感情的局外人從中攪局,事態才會越弄越大,事情拖延兩三年,已在今年得到平反。」他接著說道:「過去個性就是太衝太硬,神經又大條,覺得無所求,所以說話不會拐彎抹角,也不會哈躬折腰,怎麼得罪人都搞不清楚,經過這個事件,雖然性格天生沒法很細膩,但已慢慢學習做事要有柔軟身段,要替對方多想一點。不過,如今証實個人創傷換來NATMA更加成熟制度化,大家尊重組織章程,也算是正面的收獲。」走過風暴,人生還是要繼續向前走。 台灣社團的家─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在林榮松眼裡,台灣會館是此間鄉親用愛建成社團的家,七年前,台灣會館籌備會開始密集地每週開會,碰到困難,就同心協力解決問題,最後在洛杉磯台灣人大團結的氣氛及號召下,在三個月完成「千人餐會,百萬募款」的歷史使命,林榮松從頭到尾都親身參與,更擔任創會的第一任會長,一切從無到有,此中的酸甜苦辣讓他對會館的感情深厚無比的,他家中三代八人,包括他外地的唯一弟弟及弟媳都是會館的永久會員。 他擔任台灣會館董事長的兩年任期中,今年九月底的募款晚會圓滿落幕後,他兩年都籌到會館足夠的預算,他最主要的任務己經完成。會館「服務、和諧、懷鄉」的宗旨當時就是林醫師想出來的,會館做得好不好由鄉親來評論,但他很驕傲地說會館不是一個只設計來接待高官貴人的象徵性圖騰,回顧過去一年多的總總,會館實在做了不少多方位的服務的工作,而且會館應該站出來,應該表明態度時,他認為皆做到了。洛杉磯有很多人才,有新的領導才會有新的思維,老幹新枝一起繼續來關心會館,會務一定會蒸蒸日上。2006年,林榮松卸下董事長職務接棒,就像在NATMA一樣,他樂於做志工,繼續服務鄉親。 「所有的事情裡,最難解決的就是人事問題。」台藉社團人才濟濟,有些做法不同,性格各異,林榮松衷心希望,不要讓個人恩怨擊垮最初的理念夢想。對於民進黨執政5年,許多鄉親「愛之深,責之切」,認為扁政府應該要長進,不要再軟趴趴,熱情與耐心都在消退中,他語重心長地說,「選民是很健忘的,但自有判斷力,咱e任務還未完成,為著下一代子孫的尊嚴與幸福,咱就算有點失望也要堅強地像不倒翁,再大的困難咱e攏未倒!」。 文/林蓮華

吳美芬 阿香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阿香原名吳美芬,婚後到美國,白天閒來沒事,謄寫了幾首蘇東坡的詩,貼在牆壁後,翻翻書架,看到幾本「台灣青年」的雜誌,順手捻來,一讀之下,竟感到震撼。她邊讀邊想:「為什麼以前我都不知道這些事?」等丈夫從學校回來,就追問他有沒有捐錢給「台灣青年」?連續兩個星期,蔡式宜眼看這個千盼萬盼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嬌妻,竟鎮日沉浸在獨立運動的思維中。不禁心想:「再下去,恐怕要去搞革命了。」連忙勸她出去找事,分散心神。 吳美芬後來沒有去搞革命,卻也長期熱心於台美人活動。她曾以「阿香」的筆名,在「台灣公論報」上主持生動的「婦女信箱」,風靡一時;也曾把自己形容成粗枝大葉的傻大姐,寫了些幽默風趣的短文,很受歡迎。她後來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也擔任過「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十足展現領導者的能力,這是敘述一個熱情真誠的台灣女性在美國成長的故事。 隨波逐流的台北人 阿香戲稱自己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台北人,生長在台北市,活潑善良,胸無大志。高中時,一度想要唸新聞,不過填寫聯考志願時,覺得台大的名氣比較響亮,就進了台大。她說:「在台灣時,反正流行什麼,就跟著流行走,自己沒有什麼主見。」 她的書唸得不錯,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系裡臥虎藏龍,現在民進黨裡一些響噹噹的人物,不是她的師兄姐,就是她的學弟妹。不過她唸書時,可沒他們那般有志氣,只覺大學四年過得很愜意。 大學畢了業,她進日本航空公司就職,待遇是一般中學教員的三倍。她說:「那時,我也跟著出國的熱潮,申請到賓州一家大學的許可,只是母親怕我到國外吃苦,留我在台灣做事。」其實在台灣做事也不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工作勝任愉快。 在日航工作了兩年,夏天裡,有位同事的同學從美國回來,到日航探望老同學。別號「米粉」的吳美芬大方地和他們聊天,獲悉對方沒有女朋友後,熱心地想要介紹自己的同學給他。於是約好下班後到她家,她要打電話聯絡。 蔡式宜說,他一到「米粉」家,只覺房子好熟悉,簡直和他家一模一樣。都是日本宿舍,進門是玄關,進了屋內,房間方向都不差。坐定閒聊一陣後,他請「米粉」不用打電話約同學了,能不能請她明天出去玩?「米粉」本欲當紅娘,不期成主角,覺得也不錯,就這樣嫁雞隨雞飛,飛到美國來了。 形象溫和個性敦厚的蔡式宜原籍嘉義,在日本出生。三歲時,隨著父母回台灣,在斗南等幾個地方長大。他從台大機械系畢業後,即赴波士頓的東北大學 唸機械研究所。回台灣相親那年,剛拿碩士,隨後又回波士頓,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他有個舅舅一直留在日本當教授,長期主辦「台灣青年」,因此經常收到「台灣青年」的刊物。 話說「米粉」1971年到美國後,應老公之勸,出去找事。因為在日航做過幾年事,普通英語還能應付,加減乘除也不難,很快地在一家保險公司找到工作,正式上起班來。 兩個月後,蔡式宜帶她去參加波士頓的台灣同鄉會。那時,同鄉會的聚餐都由太太們聯合做菜,「米粉」被分配到炒十包米粉。她紮紮實實地切了一天的肉絲、紅蘿蔔絲和大白菜絲,再用小鍋子分成無數次炒了十大包米粉,炒得腰酸背痛,兩眼發紅,最後無限委屈地對老公說:「人家還是個新娘呢!」自此以後,對「台灣同鄉會」畏懼三分,看來要搞革命也不是那麼容易。 環境磨練真功夫 1974年,蔡式宜拿到機械博士,順利地在波士頓一家電力公司就職。他們在鄉間買了房子,全家搬到郊區去。這時因為有了小孩,美芬專心在家相夫教子。小鎮裡有幾戶台灣來的朋友,彼此往來,社交生活倒也足夠,倒是隔年發生一件意外,讓她一下成長許多。 那年,電力公司的工人罷工,工程師們必須暫代工人做工。蔡式宜操作一部起重機時,一不留神,起重機翻覆,槓桿擊到小腿,小腿骨全被擊碎,痛得無法動彈,整整裹了十個月的石膏後,才能走路。事件發生時,一向仰賴丈夫慣了的吳美芬還不會開車,兒子才一歲,一下子驚覺家裡的事全都要靠她,連忙去學開車。然後,將全家的性命繫於一身,每天把嬰兒往後座安全椅一綁,戰戰兢兢地開著車載著動彈不得的丈夫去看醫生。 波士頓的冬天很長,下了雪如不清除,隔夜皚皚白雪就凍成冰,走在車道上如履薄冰,真的無法出門。過去鏟雪的工作都由蔡式宜一手包辦,如今他受了傷,又沒人可代勞,嬌妻只好自己動手。經此磨練,她發現許多事其實都可自己做,於是一年下來,昔日的嬌嬌女竟也練出粗工細活一肩挑的好功夫。 由於老二相繼出世,美芬鎮日忙碌於奶瓶尿布間,在鄉間安安分分地隱居了幾年。後來,經過美麗島事件的衝擊,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的心靈洗禮,他們重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這時,儘管太太們仍然要做大盤菜,但經過磨練後的「米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炒起大鍋菜來,鏗然有聲。每次出門,一手抱著小的,另手牽著大的,手腳俐落。聚餐時,也學會邊吃邊談邊看顧大小犬,遇到生龍活虎的娃娃們東抓西拿耍皮賴賬時,還懂得使出辣媽招術。 美芬因為常當孩子們的學校義工,所以波士頓同鄉在1982年在麻州大學(Univ. of Massachusetts)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時,在王守義夫婦的引薦下,請她負責幼兒組的活動。那年蔡式宜因為剛換工作,無法前去,吳美芬就逕自帶著兩個兒子參加。每天一大早,她拜託朋友照顧自己的兒子,然後趕到會場佈置一番,等家長們帶著小朋友來寄放時,一切都已就緒。她將三天的節目排得滿滿的,讓孩子們在那裡畫圖遊戲,玩得不亦樂乎,後來家長們都稱讚那是一次內容非常豐富的幼兒節目。 「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接著邀請她負責年會的晚會節目。她受人之託,就很認真地籌劃,不但負責聯絡和彩排,還兼作節目主持人,把那年的晚會辦得有聲有色。後來在同鄉頻頻讚好下,往後幾年的晚會都由她負責,也因此訓練出穩健的台風來。一直到現在,她都認為「台灣之夜」應該由同鄉自己表演。她說:「晚會本來就是同樂的性質,觀眾看到認識的人在台上表演,會覺得很親切。表演的人因為常在一起彩排,也感到很有趣。節目演出成功後,還會很自得,甚至因此挖掘出不少人才來。」 他們往後幾年的生活過得很順利,不意在1985年時,蔡式宜的健康又出了一次狀況,讓吳美芬回想起來,猶有餘悸。她說,有一天,蔡式宜忽然腹痛得不省人事,她在慌亂中匆忙送他入院,一路上見他臉色慘白,奄奄一息,直覺地感到他要走了,心裡很恐慌。後來在醫院裡查出病因,醫生說是腎結石堵塞住尿道管,引發急性尿道炎,隨即進行手術。蔡式宜住院了兩個星期,總算拾回一條生命,不過卻也瘦得剩一把骨頭。這件事讓她產生了很大的警惕,心裡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丈夫突然走了,自己在這異鄉異地,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如何帶著一對稚齡的兒子生活下去?她因此覺悟到平時要多作準備,培養自己謀生的能力。 吳美芬在蔡式宜病癒後,隨即到鄰近的大學修課,準備就業。不久,小鎮上正好有一家觀光旅館在興建,需要一名會計,她去應徵,獲得錄用。此後十五年,由於聰慧加上認真,她在公司漸受到器重,也因此在家庭、工作、接送孩子與台美人社團活動之間,忙得像陀螺。 1987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波士頓主辦,連續數年負責「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晚會的吳美芬順理成章地當了夏令會「台灣之夜」的負責人。那年,她請了紐約的名嘴陳英燦主持節目,又請了一對俊男美女的音樂家吳上峰與林淨媺在晚會中彈琴高歌,掀起重重高潮。此外,她還很正式地印製節目單,把一個原本同鄉自娛的晚會辦得很有氣派,贏得了許多人的稱讚。 夏令會過後,吳美芬發覺自己瘦了七磅,但想到滿堂觀眾歡喜觀賞「台灣之夜」的情景,也覺得意。回想當年初到美國,嬌滴滴地不知天高地厚,如今經過一番歷練,竟能裡外一手包,想來確是時勢造英雄。 「婦女信箱」開鑼 1987年,為美麗島事件坐監七年的呂秀蓮出獄後赴哈佛大學進修,同在波士頓的吳美芬素來景仰這位對台灣民主運動很有貢獻的學姐,不免多加照顧。呂秀蓮有意動員台美婦女的力量,做些有益台灣的事情,因此商請吳美芬幫忙籌設婦女會,吳美芬卻以工作太忙為由予以婉辭。做事有決心的呂秀蓮遂聯合美西的姐妹們,於1988年在加州共同創立了「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由當時在史丹佛大學任職的哈佛法學博士張富美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達拉斯召開年會時,吳美芬才抱著心虛的心情參加。她說:「那時出席的人一共三十多位,會長秀惠姐是那麼親切,傑出的學姐們如張富美、呂秀蓮等都在眼前,大家聚在一起,感覺很親近。此後我不但每年都參加,也極力鼓勵別人參加。」 那年,NATWA蒙日本企業家郭榮桔夫婦贊助了一萬美金,除了發行NATWA月曆外,還想推出一個服務性質的項目。當時曾討論或成立「電話熱線」或開闢「婦女信箱」,結果「電話熱線」因為成本太高作罷,大家決定在「台灣公論報」上開闢「婦女信箱」,由吳美芬籌劃主持。 吳美芬自從擔下信箱的責任後,即開始研讀「Dear Abby」、「Ann Landers」等婦女專欄,留心同鄉們的生活動態,並且邀請專家如葉李麗貞等人當顧問,同時預伏數名好手以便隨時出招,自己則取個「阿香」的筆名,準備開鑼。 她之選擇「阿香」為筆名,是因為蔡式宜有一個中文程度甚佳的洋姐夫,在他們初次拜訪蔡家大姐時,洋姐夫聽到美芬的名字,就說:「美芬不就是阿香的意思嗎?」讓自恃有幾分文才的「米粉」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想:「阿香」不僅比「米粉」好聽又好叫,還帶著幾分鄉氣,感覺很貼切,所以主持「婦女信箱」時,就以「阿香」自稱了。 「婦女信箱」在1991年三月正式推出,由於內容生動,討論的主題都是一般台美人經常遇到的問題,因此開鑼不久,就廣受歡迎。巧用心思的阿香又在每篇文章上加了吸引人的標題,並且不時邀請名嘴名筆發抒高見,一時信箱熱鬧滾滾,成為「台灣公論報」裡最受歡迎的專欄。許多讀者一接到報紙,都以先睹「婦女信箱」為快,「阿香」的大名不逕而傳,爾後竟變成吳美芬的代號。 阿香認為主持信箱兩年半,自己受益良多。她說,為了增進信箱的內容,隨時得注意最新發生的事情,增廣了不少見聞;在回答讀者問題時,不但要閱讀相關資料,還要徵詢專家及其他人的意見,增長了許多知識;同時也藉著信箱的聯絡,認識了很多人,甚至成為好朋友,如結識後來待她如手足般的吳木盛夫婦即為一例。在夫妻方面,更因為常和丈夫討論讀者的問題,增加彼此的話題。大致說來,主持「婦女信箱」不但大大拓展了她的視野,也增廣了她的生活領域,因此阿香極力鼓吹其他姐妹們也作此嘗試。 1993年的夏天,阿香的眼睛出了一點毛病,不時感到眼前有個黑點在晃,醫生檢查後,發現得了「飛蚊症」,需要休養。因此,她請NATWA其他姐妹輪流主持「婦女信箱」,自己改做協調工作。又過了一年,為了讓更多姐妹有機會坐鎮信箱,就將責任完全交出。 辭掉「婦女信箱」工作後,其時的「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洪茂澤正發行「台僑月刊」,編輯林東陽邀請阿香撰稿。她發表了一些輕鬆幽默裝瘋賣傻的短文,把自己形容成「張牙舞爪的母大蟲」,蔡式宜則是個「溫文儒雅的香帥」。她還大言不慚地宣稱「當年若不使點小詐,把隻沒有見過世面的小綿羊誑騙到手,只怕到現在都還在當單身貴族呢!」諸如此般消遣自己,目的在「博君一笑」。這一招倒也奏效,許多讀者讀她的文章,邊看邊笑,嘴巴自然成「一」字型,在充滿悲情的台美人文章裡,她的作品猶如潤喉的甘草,清新風趣。 阿香挑大樑 1992年,波士頓同鄉再度接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這回負責「台灣之夜」的阿香從幕後走到台前。她穿了一身金光閃閃的晚禮服,婀娜多姿地主持了精彩的晚會,讓大家驚豔一番,原來這位自稱「柴耙」的阿香,竟是個眼睛大大的可人兒。 在參與社團方面,阿香亦逐漸冒上檯面,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的理事轉而出任會長。擔任會長期間,她充分表現出辦事的幹練。生性熱情的阿香每逢美東地區發起維護台灣主權或反對中國霸權的示威遊行,都特地向公司請假,和波士頓的同鄉從最偏遠的東北角南下紐約或華府,參加遊行。從波士頓到華府,來回得披星戴月地開一、二十小時的車,所以每次波城同鄉的參與,都讓美東許多同鄉為之感動。 由於長期參與NATWA的活動,阿香在婦女會裡也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在1997年眾望所歸地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會長。任會長期間,除了在波士頓舉辦了一個四天三夜四百多人參加的NATWA年會外,還將重點放在籌設NATWA獎學金上。她說,頒發NATWA獎學金的意義在增進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接觸,讓他們明白台美人也有回饋社會的心意,進而建立雙方交流的管道。NATWA首次頒發獎學金在阿香的前任傅林郁子當會長的時候,會員余舜華因為紀念亡母,特別設立一個為期兩年的獎學金,頒給NATWA年會所在地的美國清寒優秀高中生,阿香覺得這項活動很有意義,因此出任會長後,主張NATWA本身應該設置獎學金,作持續性地發放,以便與美國社會有長久的交流。 為了籌設獎學金,她想出了在年會時舉辦「卡拉OK募款之夜」的辦法,就是讓每位愛唱歌的姐妹們上台高歌前,付兩百元的樂捐費,或是讓愛聽歌的姐妹們聯合出資禮請「巨星」們上台演唱。結果當晚在起哄高手黃美星的主持節目下,一些「巨星」級的準歌星們如柯翠園、陳香梅等,唱一首歌竟達一千元的身價,一個晚上歡喜熱鬧地唱下來,竟為NATWA募到一萬多塊美金,令人刮目相看。 1997年對阿香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除了擔當「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外,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那年,她與波士頓同鄉在康州大學(Univ. of Connecticut)舉辦了四天三夜千人參加的美東夏令會,除了自台灣請來政治評論家陳少廷、李南衡和林山田教授等當大會主講人外,還特別舉辦了一個台美人的生活講座,邀請專欄作家吳木盛演講「愉悅的第二生命」,NATWA副會長柯翠園演講「打開心內的門窗」,氣氛輕鬆愉快,頗為叫好。第二代青年也自己安排了豐富的節目,百老匯演員楊呈偉和他的夥伴們聯合在夏令會中表演一場職業性的歌唱舞台劇-「未完成的夢」,鋼琴家陳宏寬與大提琴家范雅志亦在音樂會中作精湛的演奏,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憶辦夏令會的感受,阿香覺得「很有成長感」。她說:「因為舉辦一個美東夏令會其實是同時舉辦五個大型的會議,也就是台美人夏令會、客家同鄉會、SOTA(在職第二代青年)、ITASA(大專院校青年)和青少年五組完全不同的節目同時進行,因此對於自己能夠順利地完成任務,覺得很高興。」 一朵玫瑰花 阿香常為同鄉會、夏令會、婦女會和FAPA做事,忙得十分起勁,因為她覺得這些社團就像是她的大家庭,做這些社團的事也豐富了她的人生。她說:「其實我所做的不過是一個有良知的台美人所應做的事,全美各地不也都有許多這樣的人嗎?」 全美各地確實有許多這樣熱心熱情的台灣人,年輕時認真讀書,工作時戰戰兢兢,在忙碌的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奉獻時間、心力與金錢在舉辦各種台美活動與關懷台灣上。然後從與意識相同志趣相投的朋友共事或談笑中,獲得樂趣與滿足。阿香與香帥就是這許多人中的一對夫婦,如果說他們有特別的地方,那就是香帥始終支持著阿香發揮才能,怡然自得地欣賞著愛妻的光芒。 阿香愛家愛鄉,行文中常道出一些台美女性的想法。她在「河東河西」中說:「剛到美國時,看到百貨公司一些新奇的以前沒有見過的東西就趕快買下,寄回台灣,漸漸地,家人漸漸地來信說,不要再寄了,因為許多東西台灣都有了。」這確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生活經驗。 她在「台灣紀行」中,敘述在宜蘭冬山鄉放天燈的情景說:「在天燈點火前,大家在上面寫名字也寫心願,我除了祈求全家平安健康以外,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為我們的故鄉祈福,只好匆匆寫下『台灣獨立』了,望著天燈緩緩上升,我忽然感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能更貼切罷!」這不也正是許多台美人的心情描述嗎? 她對某人或某事也有憤慨的時候,下筆不免有表露,這時溫文的香帥就會勸她「人和為貴」,幫她煞點車,讓阿香頗為感激。生活在恩愛夫妻與熱鬧台美人的生活下,阿香自認與其稱她「女強人」,毋寧說她是「有機會發揮自己才能的女人」;與其說她「奉獻台灣人的事務」,毋寧是說她「歡喜為這大家庭做事,自己亦從中獲得成長。」 她對婦女會尤其有強烈的歸屬感,覺得在NATWA結識的朋友彷若姐妹,與好友柯翠園的結緣,更是主持「婦女信箱」的收穫。她說,當時有人向她提起遠在阿拉巴馬州的柯翠園是個寫作好手,她打電話過去邀稿,兩人竟在電話中一談如故。兩人都唸法律出身,都喜歡寫作,都有一個「溫文儒雅」唯賢妻是從的好丈夫,也都有兩個兒子,並且都是性情中人,高興時嘻哈大笑,一不如意,眼淚鼻涕全出籠,還有啊,連鼻骨彎曲都彎同一邊。相同的事情可多了,面都沒見,話已談了數籮筐。隔年,阿香請柯翠園務必參加NATWA年會,結果兩人當了室友,談得沒日沒夜。以後年年相約同赴婦女會,還共作歐洲遊與台灣行。 這就是阿香,一個希望表現自己才能,卻又談不上婦女解放的女人;一個在美國社會中磨練得頗為幹練,卻又放不下對丈夫的依賴與撒嬌的妻子;一個在生活中幻想著要有一點浪漫,卻又捨不得花錢的台美女性。她曾在「又是情人節」等文章中,埋怨香帥不會送她玫瑰花,但私下卻又表示,假如香帥果真在情人節花了一百塊美金買一打玫瑰花給她,也會挨罵:「莫踩錢!」不過她接著說:「最好是送一朵玫瑰花加上滿天星。」就只那麼一朵玫瑰花,就能滿足她的小小虛榮心,偏偏呆板的台美男人啊,都不會。 不久前,香帥自服務半生的電力公司退休,阿香羨慕他在家盡做些她很嚮往的事,譬如看書、寫作之類的,所以乾脆辭職,兩人開一部車出外旅遊。兩個星期內,趕了三千里路雲和月,在無邊無際的談話中開車亦不覺路遙。這對夫婦年輕時一見鍾情,三十年來同甘共苦,歷經過生命的幾個年輪,竟還相看不厭相談不倦,也算上天特別垂愛。不過放眼看當今台美人,這樣的家庭這樣的人生卻也不罕見。阿香,熱情可愛能幹又帶著幾分傻氣自欺的阿香,其實是許多台美女性的化身。

林炳南

位於柔似蜜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常常會看到一位像是里長伯的長輩在巡頭巡尾,他就是受到會館上上下下敬愛,德高望重的林炳南,立志要把餘生奉獻給會館,做永遠的義工,這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已把台灣會館當成家,進進出出的社團人士就像親友一樣疼惜。 超愛唱歌、又會表演魔術、會館演出缺什麼角色,只要他幫得上忙,人家敢開口,他一定義不容辭撩落去又演又唱。 他也很愛說笑又會自我調侃,雖然有時放出冷笑話,大家要他解釋再三,他也會不厭其煩的說道大家會心一笑。也許,他不是很完美,但一位85歲的老人家,無怨無悔的不求名利做頭做尾,沒有人敢再苛求,只有對他充滿無限敬意。 林炳南一本正經地說:「會館對我是精神糧食,感謝王桂榮先生捐贈台灣會館,因為我是住在會館附近,經過太太鼓勵才有機會參加,餘生想要奉獻給台灣社會和台灣社團。」 日據時代  意氣風發少年時 1920年日據時代,生於彰化田中鎮, 5個兄弟姐妹,林炳南是老大, 剛好就住在鎮上鐵路火車站的出口大路上,家中經濟算不錯,讀到高等科(初中),就找到一份在員林台鳳會社的工作,專門負責日本軍用品的庫存、材料、出納等庶務,後來表現優異,就到日本衙役所(現今的鎮公所)做指導員,管理糧食生產、糧食面積收獲量的計算,並做皇民奉公會,當時差不多20歲,雖然在打太平洋戰爭,他覺得當時社會很安寧、治安好、人民又守規矩,表面形式上日本還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有點遺憾就是日本政府對理番政策處理不當發生霧社事件;還記得「始政40週年」時曾參加奉公青年團到台北一遊,那是青年時最高興的時刻。 國民政府時代  自營裝璜生意 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敗,向美國投降等於宣布終戰,當時沒看過中國兵,在彰化田中鎮第一次看到國民黨阿兵哥時嚇一跳,怎麼看起來像在跑路,打贏的兵怎麼像是在逃難,反而戰敗的日本兵卻嚴守紀律,堅持整齊裝束。里長(保正)說要抬豬慶祝"台灣回歸祖國",他看到阿兵哥的行徑後,堅決說沒必要。 當時換成中國國民黨剛來台,社會簡直像是無政府狀態,也有很多人被修理,還好平常他人緣不錯才保住沒有被整慘;當時25歲,他決定轉業,做肥皂化工,不過碰到舊台幣時代,物資波動劇烈, 4萬舊台幣換一1元新台幣,一日三番,大家難以維生,他聽人家說,在中國他們就這樣亂搞,結果到台灣還是搞出通貨澎脹,肥皂化工也做不下去了,民不聊生。 台灣經過228事變與白色恐佈,林炳南知道決不能有明顯政治傾向,他自己有5個孩子,包括3個女兒、2個兒子,他要養家糊口,扛起一家重擔,就像一般尋常百姓,只要能平安過活,政治氣壓在低都得熬過去,他唯一能堅持的就是不願再涉入政治有關的工作。 等待情勢穩定後,乾脆在家裡開起裝璜之家,一做就做了30多年,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貪污文化,各路招數,他全程領教過;林炳南受日本教育,一板一眼,當時真的很不習慣,他說,以塌塌米為例,當初接洽的公職人員,不但把報價抬高,而且公然就要給一半回扣,真是有夠離譜,後來也就見怪不怪。 移民來美  台灣會館找到心的歸宿 因為女兒依親來美移民,如今20多年,當時退休後含貽弄孫,生活過的很自由愜意,島內還在黨外戒嚴時代,但他終於可以在美國安全解放,關心起台灣時勢,但當時仍不是積極參加社團抗議活動。 1999年透過辦公室友人介紹,才正式來台灣會館幫忙,當時有鄉親提供免費的卡拉ok設備,所以愛唱歌的林炳南,就設立了卡拉ok俱樂部,一開始只有幾位會員,到如今已經開2班,會員至少維持在20幾位左右,一轉眼己成立6年。他也負責一些會館的室內設計建議、也幫助去採購,修理地板,什麼活他都可以插上一手;他說,是為了健康快樂,因為在異鄉找到心的歸宿。 陳喜一是卡拉OK俱樂部成員,他盛讚阿伯很公正親切,以他的年紀唱的相當好,而且隊員有發生誤會,他都可以圓滿化解,俱樂部不但發揮台灣文化,也讓鄉親一解鄉愁感恩,喚起台灣意識。 董事長林榮松、義工黃艾美、陳建銘滿口褒揚,在他們心理,林炳南就像台灣會館裡有個老爸爸,風雨無阻騎著單車天天來巡巡看, 很熱心地把會館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與一般義工不同,就是他用心又很用力,自動自發,後輩的義工沒法呷伊比 。 住在附近的公寓,騎車只要6分鐘,他開心在會館裡認識很多朋友,又可常常聽演講。不過他也衷心地說出他的願望,希望董事對義工要有愛心及重視,會館擴建是很好的方向,希望台灣會館興隆百世。 文/林蓮華

李柏毅

「自閉兒,不是精神病、不是白痴、不是廢物,他們也需要鼓勵,也需要疼惜,需要愛。」 美麗優雅的簡靜惠發出內心的肺腑之言,在她臉上散發著盡是母愛的慈暉,即使明知她背後一定遭受太多的辛酸、挫折、無奈、甚至嘲諷,但身為一個自閉兒的母親,因為愛與信仰,讓她變得堅強,化作最堅強的保護傘,次子李柏毅終能一一破解長年的咀咒,敲開藝術之門,他每次畫作展覽只有唯一的主題,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也是他人生最好的寫照。 細細品味欣賞李柏毅的畫作,就能了解,思想僵化有限的人把他看成自閉兒,其實,他的世界是不懂得取悅人,忠於自己,超凡的原創力,他其實是世上最自在的人,而那份不拘的自由,真的令人稱羡不已。 向自閉症奮戰漫長路 簡靜惠是台北著名的明星西餐咖啡廳老板簡錦椎的掌上明珠,與現擔任工程師的李永碩結為連理時,大家視為金童玉女,才子佳人,夫家是一個在美國台灣移民的傳統大家庭,生下活潑可愛的老大,以往千金大小姐,手忙腳亂又措手不及的懷了第二胎。 1989年,出生的李柏毅,活潑可愛,討人喜歡,可是直到18個月左右,父母才警覺到柏毅有不尋常的狀況,各方面的學習能力沒有成長進步,還喪失原本有的簡單口語能力,柏毅開始畏生,不願接觸人群,常常哭叫喊鬧。經專家診斷,是「自閉症」,而且極有可能沒有辦法溝通,一輩子失去平衡能力。 這個晴天霹靂,讓原本是想「望子成龍」的喜悅,頓時墜入猶如地獄深淵,從小一帆風順的李永碩畢業於南加州史丹佛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的李永碩成長過程可說是人人稱羨,首度承擔了外在的重大壓力,除了不能接受無情的事實,心中也難掩忿怒及沮喪的情緒。過了好幾個月才開始強迫適應想到如何幫助孩子成長。 簡靜惠在傳統觀念的折磨下,天天只能忍受外在怪責,暗地卻是柏毅只要一哭鬧,她也就跟著傷心地嚎啕大哭。不過,天天以淚洗面,只會讓孩子病況惡化,做為母親可以選擇把孩子丟棄到教養所、可以無助怨天尤人,但簡靜惠決定選擇一條最艱難的仗來打,她誓言要讓柏毅快樂地成長,讓他站起來。從此,父母倆就開始與柏毅走上向自閉症奮戰的漫漫長路。 「自閉症,是一輩子的殘障,沒有葯可以醫治,一定要有長期抗戰的決心。」李永碩原本是長老教會,在痛苦絕望中,他們終於找到生命依靠的力量,用信仰面對一切。李柏毅,17歲,現就讀Village Glen School,11年級的特殊班。 柏毅,2歲時,臉上一滴水都不能碰到,否則大哭大鬧不罷休,媽媽天天就陪他泡在浴盆中,每次水溫保持在80度左右,讓他克服碰水的障礙,從家中的浴缸,走到游泳池,媽媽經年累月地一步步陪伴,對其它小朋友而言,再簡單不過的動作,對他卻難如登天,但就像「阿甘正傳」的阿甘一樣,只要讓他學會,他就專心一意的做到,他現在是游泳健將,尤其是長距離,只要大家叫他游,他就會游啊游,所以他曾被邀請參加2008年奧運選手游泳訓練,但被家人婉拒,因為只是單純希望讓他想像化身成為水中魚兒的快樂就好。 曾被判定可能會失衡而無法站立,簡靜惠在遍尋各種資料後,發現騎馬也許對柏毅有幫助,5歲左右,就開著來回3個小時的車程,去特殊訓練馬場,每次只能訓練半個小時,他是被放在馬鞍上,漸漸訓練出平衡感,而學會如何走路。因此可以發現柏毅小時候的畫作,最多的主角就是各式各樣的馬。 滑雪也是如此,柏毅最愛穿著黃色雪衣,在鬆軟的雪堆裡訓練平衡感,如今他滑雪的技術也相當厲害,不可小歔。 柏毅雖然帶著難以彌補的缺陷來到人世,但上帝也為他打開了一扇窗,他的專心耐力,他的繪畫奇才,若不是做父母的堅信「自閉兒的殘障(Disability)往往正是他們的天賦(Ability)所在。」他們若不專心尋求,很容易就錯失上帝美好的旨意,還好他們沒有錯失上帝的祝福,渾然天成的藝術才能─天才畫家。 天才小畫家 「我常想,柏毅的誕生是上帝給我們帶來的禮物? 還是上帝藉著我們的託顧帶給藝術界的禮物。」簡靜惠說著。 遠在4歲時,父母還在奮鬥該怎麼對付自閉症時,他們發現只要畫畫,柏毅就自得其樂,更神奇的是,別人只會畫一張,柏毅對於同一個靈感,他可以一畫再畫,越畫越好,別的小孩是用嘴巴講話,柏毅似乎是用畫圖表達他的心聲,只要他接收的映象,就有著過目不忘的記憶力。 柏毅既然喜歡畫畫,父母決定開放家裡的牆壁讓他盡情“ 塗鴉” ,當初只是想讓他歡喜就好,所以畫滿了就粉刷,粉刷過了又再畫滿,無限寬廣的創作空間,直到柏毅唸到8歲,有一天教會同樣也是畫家的李淑櫻決定跟簡靜惠說「你該帶孩子去鑑定一下,因為他的畫真的很特別;」 當時的李永碩與簡靜惠,因為住在UCLA醫學中心附近,主觀上認為,受過高等教育,一廂情願認為一定沒問題,但隨著每個月5千元的花費,不管是正統療法還是偏方都試過了,家長身心飽受折磨,正準備放棄時,尤其情況時好時壞,常常生病,幾乎走不下去了。 他們最後決定聽從建議,去聽聽鑑定專家怎麼說,結果專家給柏毅一連串的試煉後,結論是「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天才,未來極有可能成為大師級人物,你們唯一絕對不能做的事,就是請專門的美術老師來教他,他愛怎麼畫就讓他怎麼畫!」 自閉兒,與天才小畫家其實只是一線之隔,他們倆緊記著專家的交待,學區還特別送李柏毅去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學習,簡靜惠開始收集他所有的畫作,一一整理存檔,小心翼翼地保持讓他自由,不受任何美術教條的限制。 李永碩更是只要一有空,就帶著全家出遊,藉由旅行,讓柏毅在自然狀況下,吸取靈感,不強求,只是提供資源與機會;柏毅看過畢卡索及梵谷的畫後,結果其記下的街景,入物,田野風光,展現了極其相似原創的風格。而每每他對有感觸的情景,就會過目不忘,拿起畫布揮灑自如,不僅栩栩如生,而且許多情景,猶如躍至第三度空間,立體熱鬧的不得了。若是仔細欣賞,就不得不佩服他化腐朽為神奇的天賦。 繪畫的傑出表現被教師專家所肯定,除了獲獎無數,作品也深受到主流的重視。 柏毅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即參與學區各項檢定,代表學區參賽贏得佳績,連續六年在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期間也參與過公開的展出活動,不僅如此,柏毅於1999年11月間獲洛杉磯時報(L.A. Times)選出「傑出孩童」(Remarkable Kids),以具有藝術天份的特質與其他正常孩子並駕其驅。 2004年,還被非常盛名的藝術公司BGH邀請開個展,而其作品還被收集珍藏,也有些大公司訂購他的畫作來佈置辦公室;為了幫助需要殘障的兒童,美國自閉症協會還將他的畫印出整套的卡片,目前銷售成績全美已超過一萬份。在參加台北大稻埕的個展時,他的畫作也被高價購買。光是去年,就受邀參加8個畫展。 此次受邀柑縣傳統週的展出,最主要是由於自閉兒童的溝通能力有限,簡靜惠說,為了不讓柏毅對語言產生混淆,家中一律以英文做為溝通方式,但他們也不忘教育孩子飲水思源,常常帶著一家人回台灣,展開文化歷史之旅,因為柏毅回台灣之後,非常愛台灣,那裡的濃濃人情味,布偶戲,哈雷機車,台灣美食,令他懷念不已,爸媽故鄉也是他的家,他很開心能夠在橙僑中心展出,也許沒有豪華的產地,沒有高級的雞尾酒會,但是那是要給台灣鄉親看的,也是送給媽媽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發揮阿甘精神 助人至上 簡靜惠認為,全國有千分之二比例的自閉兒童,家長往往過於急切引導孩子口語溝通的能力,卻忽略他們可能嘗試用其他管道表達訊息,因而埋沒了殘障兒童具備的天賦。家長要多聽、多看、多學,找專家協助,才能找出最合適的治療課程。如果走對了,雖然辛苦,但每天都會有深刻的美好感受。就像以前一部電影阿甘正傳,自閉症的孩子其實潛能無限。 面對家中的殘障兒童,簡靜惠認為,在家人的心目中,柏毅是個非常正面、快樂的小孩,熱愛他所做的每件事,即使學習力較一般人緩慢,但是全力以赴的行事作風卻是在一般孩子身上難看到的。他們就是個最好的例子,所以家長最重要的是給予平等學習的機會,雖然特殊孩童各方面學習能力較為緩慢,但是他們也許能像柏毅一樣成為「勤能補拙」的孩子,不要讓病痛剝奪殘障孩童健康快樂的學習機會。 雖然柏毅的藝術天份逐漸廣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但是李永碩夫婦卻不希望將柏毅的天份作為商業賺錢的工具,歷年來每一幅作品都屬非賣品,李永碩說,藉著柏毅的創作力量將不會放棄任何可以幫助別人的機會,例如真愛家庭協會主動邀請展出柏毅個人的畫展、製作卡片或舉辦座談會等,希望能夠借助柏毅成長的過程輔助其他華裔殘障者家庭。 陪同柏毅走過了十三年自閉症的成長過程,李永碩夫婦表示,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柏毅的未來他們盡量給予協助及規劃,為柏毅成立基金會,有關柏毅畫作介紹,可到www.lelandlee.com網站上搜尋。而此次在橙僑中心的展出將到20日截止,歡迎前來橙僑中心  2901 W. Mac Arthur Blvd. #115, Santa Ana, CA 92704 參觀欣賞。 身為母親,簡靜惠希望大家能用愛來體會"我兒柏毅"的畫,更期盼那繽紛的色彩,能與大家分享柏毅單純的喜樂。  文/林蓮華

吳仲輝

FAPA OC 分會會長吳仲輝(Nick Wu) 吳仲輝(Nick Wu)先生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柑縣分會( FAPA OC)會長,也是FAPA Standing Committee 的委員。 吳仲輝出生於嘉義,大學畢業後才搬到台北市。吳仲輝的父親吳榮坤先生在日治時期赴日本留學,專攻化學。畢業後考得藥劑師執照,也曾在日本的一家肥料株式會社上班,二次大戰之後(1945~1946),因為日本情況很不好,為了不讓吳仲輝的阿公擔心,Nick的父親從日本返回台灣。 吳榮坤先生回到台灣,日語、台語都很輪轉,就是不會講北京話,雖有化學專業和藥劑師執照,但卻難以找工作,後來在嘉義高級工業學校擔任化學老師,一直任教到49歲過世為止。當時吳仲輝才15歲,剛好上高中一年級。 吳仲輝在嘉義中學畢業之後,考進中原理工學院(現在的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後1978年服完兵役,退伍不到一個月,吳仲輝就來到美國留學。吳仲輝說,他當時有幾個選擇,一個是Ohio,一個是North Carolina,另一個則是New Jersey,他一時也不知選擇哪一個地方,幸好他的一位化學老師畢業自NYU,他建議吳仲輝儘量選擇大都會地區的學校,所以他決定到New Jersey (Hoboken)的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念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1980)之後,加州San Jose和Irvine都有工作機會,當他到了Irvine,發覺Irvine環境真的很好,就在Irvine一家製造人工心臟瓣膜和心臟導管的公司任職。 1984年底,吳仲輝成家了。吳夫人宋素心是當年吳仲輝在中原理工學院系上唯一的女生。大學時期並未發展為情侶的感情,後來吳仲輝剛好回台灣,宋素心當時則在工業研究院任職,因為吳仲輝的工作和工研院有關係,與宋素心有了聯繫,最後締結良緣,結為連理。 雖然吳仲輝參與FAPA已經七、八年,但先前因為工作上有許多出差的任務,必須出國到歐洲、巴西或日本等地洽公,尤其在退休前兩三年,幾乎每個月都有海外的business trip,所以當時他只擔任FAPA-OC的副會長,因為怕影響了會務的推展。兩年前(2013)吳仲輝退休之後,才正式擔任會長的職務。吳仲輝說,他退休時59歲,正好還很有餘力替台灣人多做一點事。 吳仲輝說,FAPA已有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幾年Nick 擔任 board member,深深覺得,FAPA能夠持續運轉三十幾年,是因為會員、board members以及DC 辦公室裡的所有工作同仁,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台灣有熱情(passion)! FAPA 目前美、加有兩、三千位會員,全體上下,都自願為台灣推動草根外交而努力。Nick說︰我們看台灣的政論節目常常覺得生氣,但光生氣沒有用,我們要採取行動,合作、團結,形成一個集體的力量來發聲,這樣才會產生效果。 吳仲輝說,不管民進黨是否執政,FAPA在華府的工作都照樣推動。然而,在國民黨馬政府執政下,FAPA和台灣政府並無合作的可能;他希望小英若當選,FAPA未來能和蔡英文政府攜手合作,繼續為台灣的對美外交而努力,相信以後成果會更豐碩。 FAPA 最具成果的工作就是對美國國會的遊說,與美國行政部門的聯繫與溝通如何呢?針對這一點,吳仲輝說,其實這兩年來,FAPA總會長高龍榮就把這一項列為優先工作,而且已經打進美國國務院,與國務院的官員多所溝通,近兩年來至少已有五次。吳仲輝舉例說,2015年十二月上旬,高龍榮總會長和新選出的總會長Peter Chen (陳正義)以及DC 辦公室的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博士聯袂訪問國務院。 台灣人擔心2016年的台灣大選會不會出現2012年包道格那樣的站邊放炮影響選情,吳仲輝說,經過和國務院多次會談溝通,FAPA感受到美國政府在這一次台灣大選將謹守中立的立場。 談到台灣的選舉,吳仲輝說,兩週前他才剛從台灣回來(註︰Nick 接受本報訪問日期為2015年12月14日),他說2016年的台灣大選,看來泛綠陣營整體氣勢很好,不管是民進黨或是時代力量,都將大有斬獲。他認為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的機率應該在九成五以上,但他更希望泛綠陣營在立法院也能贏得過半席次,因為立法院過半,蔡英文執政才能順利進行改革。 吳仲輝也是台北市民,他說他會回台投票。 至於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否正在轉變?吳仲輝說,情況看起來也許不是很明顯,但美國和台灣的軍事交流增加,尤其蔡英文訪問美國華府受到的高規格接待,一方面當然是民進黨的努力,但也看得出來美國的政策正在轉變,美國十二月宣佈對台軍售就是很好的證明。尤其中國在南海爭端海域的行徑也讓美國很不爽快,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轉變縱然不是很明顯,但肯定是已經在進行修正。 吳仲輝說,FAPA一直都在推動美台高層官員的交流,他也認為將會有所突破,但是仍需要時間。 吳仲輝回憶,他和太太宋素心1984年結婚,夫妻相隨已經三十一年,有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就業,一個還在念研究所,都極出色。 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先生是早期國民黨內極為核心的人物,他服務於國防部,與郝柏村隔鄰而坐。周至柔擔任省府主席時,宋承緖出任周的主任秘書。岳丈姓宋,與宋楚瑜雖無親戚關係,但宋承緖先生與宋楚瑜的父親宋達將軍是很好的朋友,當年宋楚瑜家人從中國來台灣時,宋承緖先生曾予協助。所以吳仲輝結婚時,宋楚瑜也來參加婚禮,當時宋楚瑜是國民黨秘書長。 吳太太宋素心女士來自深藍的家庭,吳仲輝則是台灣意識極強的人,兩人當然經過長期的磨合。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算是比較自由派(liberal)的國民黨員。Nick...

盧主義 與三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已是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一切猶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幾個朋友認識。」盧主義說:「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一行人於是搭了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大家沿著市場街,緩緩步向宏偉的市府大樓。時值中秋節,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林榮勳遞給我僅有的一塊月餅,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餅,心底無限溫馨。」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遐邇的獨立大樓就在不遠處,即使望不見,那著名的自由鐘彷若無聲地敲打著他們的心。四個月後的一九五六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註一﹞」,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留學生 盧主義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到美國留學,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當時聽說一位國民黨大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那年的役男特准未當兵即可出國。盧主義把握這機會,央請宣教師孫雅各﹝ James Dickson﹞牧師為之介紹,獲得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入學許可,便趕在年底匆匆出國。其時,他已考上人人羨慕的台大醫學院,卻只唸了三個月,即瀟洒地揮一揮衣袖走了。 「我生長在一個抑鬱的年代。」盧主義說:「我讀港﹝Minato﹞小學時,看到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覺得很失望。唸初中時,又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深感台灣人很可憐,始終當二等公民。讀到初二,遭逢二二八事件,親歷血腥恐怖的大屠殺。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政治陰影。那時真希望有機會能出國透透氣,也見見世面。」 他的父親盧牧童在台南作食品生意,是府城最古老的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因為望子成龍,就積極支持他出國,因此盧主義成了早期的台灣人小留學生。 他在十二月抵達天寒地凍的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起新奇忙碌又帶點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也姓盧,同樣經孫牧師介紹而來,但與盧主義沒有親戚關係。這個盧建和畢業台中一中,父親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由於兩人同在馬卡里斯特學院,很快成了好朋友。 一日,主義在圖書館唸書,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著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主義一口氣讀完,覺得意猶未盡,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索有關台灣的書報。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一九四七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讀後情緒非常激動,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由於志在學醫,一九五五年,主義大學未畢業,獲得費城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即在九月抵達費城。他到費城之前,先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代為介紹費城的同鄉。因此他到費城後不久,即有楊東傑醫師拜訪,和那晚難忘的聚會。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聚在一起。他們當中,楊東傑最年長,盧主義最年輕,林榮勳最早到費城。其中楊東傑、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皆來自醫生家庭,曾一起賃屋而居,也曾共同在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交情相當親密。 林榮勳畢業台大政治系,於一九五二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他就讀台大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九四九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 陳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他在台灣時,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與軍中同袍合組樂團,在蔣介石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攻讀國際關係。他抵達費城後,即與林榮勳住一起,政治想法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 楊東傑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大學,一九四七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惡劣。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相當活躍,後來當上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楊醫師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後,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台獨運動亦不陌生。 林錫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自台大化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即到新墨西哥大學深造。一九五五年,他取得化學碩士後,即轉往費城的賓大,繼續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每聚在一起,就猛烈批評國民黨。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便提議成立倡導台獨理念的組織。但畢竟革命是殺頭的行業,大家的心頭都有許多顧忌,所以此話一提出,便引起不同的議論。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當時,林榮勳與陳以德攻讀政治與國際關係,論起時政,自是侃侃而談。而盧主義自認也讀過不少有關台灣的論述,辯起論來,亦理直氣壯。主義說:「幸好每逢遇到僵局時,就有老大哥的楊東傑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在爭論中,他們也激盪出不少共識。盧主義喜歡投稿,那年十二月,他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支持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免日後台灣淪入共產黨手中。此文獲得刊登,大大鼓舞了眾人的士氣。盧主義這時再提出組織事宜,終獲其他人的相繼同意。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在費城共同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是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是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了明尼蘇達的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則邀請他在台中一中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在那提倡台獨具有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可說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 一月間,他們在寄出首期「三F」通訊,正式宣告組織成立,並揭櫫其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此後兩年,「三F」一共發行十一期通訊。通常盧主義編輯,林榮勳、陳以德和主義三人撰稿。稿子寫好後,交給陳以德的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但不久,盧主義與楊東傑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錫湖的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十分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這麼困難中,逐漸散播出去。 這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台灣民主獨立黨」的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那年正月底,盧主義寫信給廖文毅,告以美國「三F」成立,希望與之合作。 不久,廖文毅回函,希望「三F」派兩名代表,以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建議台灣宜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刻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著自己的去路問題。他自「三F」成立後,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州﹝Montana﹞的國家公園打工,獨自在寂靜的山區裡反覆思考,終於決定放棄醫學,轉讀政治。他說:「我當時覺得倘若台灣的優秀人才都讀醫,萬一台灣真的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何以治國?」 也因此,盧主義過完暑假,沒有回到費城,反倒北上明州,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市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習政治。 但顯然地,他的父親對他二度離開醫學院非常不諒解。在盛怒之下,斷絕其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修較多的課,日子過得如走馬燈。但在團團轉的生活中,他仍繼續編寫通訊,宣揚台獨的理念。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六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他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收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求學的盧建和突然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三F」的事情。隔日,兩人遂到明尼阿波里斯的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主義與建和必須向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終於讓調查員相信「三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因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三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無可否認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所有「三F」的成員是一大衝擊。大家對「三F」的未來,議論紛紛。那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過了六年。事情的發展與原先的計劃顯然大有差異,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顧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就讀。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準備要到紐約打工。赴紐約之前,他先回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開會。 一九五七年年底,「三F」的八個成員在會議中,對組織的未來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三F」改為學術社團,盧主義則力主繼續獨運。他說,「三F」如今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獨運,但組織需要變更名稱。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正月一日,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向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發表《中國死巷》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一九六○年十月,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歲月。 二月間,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三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主義在發刊詞中,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權利,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立論鏗鏘有力。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界的矚目。 盧主義解釋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外交季刊】為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印尼副總統哈塔﹝Mohammad Hatta ﹞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是全球一時之碩彥,。 其二,此文乃第一次台灣人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其三,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就法律觀點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歸屬為何,因此台灣地位實際未定。 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的反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變成可笑的神話。 至於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而蔣介石的政權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軍隊與特務統治島民的的外來政權。在政治上,台灣已長期與中國分離,台灣人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盧主義又說,此文係根據他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改寫而成。依當時明大之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提交論文,才能畢業。一九五七年秋天,盧主義以探討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竟因此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的第一名,使他非常興奮。 他於是懷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將這篇論文寄到美國的【外交季刊】。不久,他收到編輯的回函,指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他因此改寫兩次,終於獲得採納。 「該文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刊出。」主義接著說:「但後來編輯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篇蘇俄元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臨時需要刊出,所以此文延至春季方登。結果這篇文章在四月發表後,據說蔣介石震怒異常,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所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獨盟同志們皆雀躍萬分,誠如盟員楊基焜所說:「在那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談論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主義感到驕傲。」 與西方學者筆戰 自《中國死巷》一文在【外交季刊】刊登後,盧主義信心大增,往後勤磨筆劍。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進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就讀。不久,他在另一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連續讀到四篇有關台灣的文章,認為有必要回應。 這四篇論文分別由澳洲的大學教授林賽﹝Michael Lindsay﹞、英國前外交部長西利﹝Denis Healy﹞、哈佛大學的中國權威費正清﹝John Fairbank﹞以及澳洲評論員華納﹝Denis Warner﹞所撰,各自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前途。其中,林賽教授在《台灣的前途》一文,肯定陳誠治台的治績與土地改革的成果。華納在《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文,指稱台灣人對國家前途無定見,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日後將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繼續維持與中國分治的事實。 盧主義因此撰寫《台灣人知道要什麼》一文,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共和】刊出,作為回應。他指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人民無生命與自由的威脅,相信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接著敏銳地批評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說,一九四九年國府施行的「三七五減租」,表面上農民受惠,實則政府獲利。因為農民承租土地的租金,雖然由農作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五,但因政府壓抑糧價,強迫農民以稻米低價換取糧食局供應的高價肥料,農民實際得不償失。 至於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對地主的變相剝削。因為地主被迫只能保留三公頃的二等級水田,其餘農地必須售予政府,售價是主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政府以七成的「米糧債券」和三成的國營企業股票作為支付。結果當地主以債券兌換米糧時,政府給的是非常劣質的米糧;所領取的國營企業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所以地主深蒙土地改革之害,農民亦未受惠,只有政府是最大的贏家。 此文刊出後,國府駐華府全權公使朱撫松奉命為文反駁,【新共和】的編輯將之轉給盧主義。兩人的對答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新共和】刊出。結果四十年後,盧主義方發現,前總統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於探討台灣土地改革方面,有不少論點與他當年的見解不謀而和。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此外,日本的王育德等人於一九六○年在東京發行【台灣青年】刊物,盧主義亦寫信與之聯繫,雙方互有往來。 喜遇海倫 一九五九年秋天,聽說有兩名護士自台灣抵達費城,林錫湖在家舉辦迎新餐會,盧主義專程自紐澤西的普林斯頓趕來。 五十年代,女留學生鳳毛麟角,倒有一些護士應聘出國就業,成了眾多男生追求的對象。那日,在喧嘩的餐會裡,生性害羞的盧主義靜靜站在一旁,凝視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後來,他向朋友打聽,才發現他所傾慕的對象並非原先慕名前來的護士,而是一位剛到賓大 唸社會學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Helen﹞,同樣來自台南,父親也做生意。 主義不由一喜,心想這緣份來得可真巧,於是提起勇往直前的作風,殷勤追求,果然旗開得勝。四個月後,小姐書也不唸,心甘情願嫁他當家庭主婦。 時隔半世紀,在賓州蘭斯德爾鎮﹝Landsdale﹞,盧家典雅的客廳裡,海倫指著正面大牆一楨放大的照片,笑盈盈地說:「當年就是被他這個樣子迷住的。」 照片裡的青年頭髮濃密,五官俊美,沉思凝視的神情令人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難道這是主義? 「是啊,他年輕時就是這個樣子。」海倫含笑答。 她接著說:「我大學畢業,嚮往外面的世界,對父親說,我要到美國唸書。父親只問了一句:『需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數字,他真的給了我那麼多錢。臨出國前,母親問道:『女孩子唸那麼多書,回來找不到對象,怎麼辦?』我順口答:『那就不回來了!』沒想到一語成籤,後來真的很多年回不了故鄉。有時想想,實在愧對父母。那年頭,黑市換美金,還是五十塊台幣換一塊美金呢!」 她又說:「我父親在台南開一家製麵工廠,家裡一直僱用許多人。我在家時,幾乎不曾下過廚。婚後,家事一竅不通。煮飯作菜,還是主義和其他留學生太太教我的。剛結婚時,也沒有金錢的概念,等真正捉襟見肘了,才學著一分一角地算著用。」 主義婚後大抵稱心如意。那年五月,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事務學碩士,攜海倫回費城老巢,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博士學位。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將全副心神放在獨立運動上。 其時,台灣留美的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人士亦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後隨著組織顯著成長,獨盟主席的選舉亦趨白熱化。 揮淚告別獨立運動 一九六○年是盧主義生命的分水嶺。他從年初的喜獲愛侶,年中的榮獲名校碩士學位,到年底的一場跌得遍體鱗傷的選舉,箇中感受,非他人所能揣測。 那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一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縱使往事如煙,創疤已生厚繭,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地挑選簡短的字句,盡量輕淡地將這事帶過。 他說,當時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之角逐。選舉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的錯綜複雜,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日,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願接受事實,計劃中的全美會會長選舉遂告流產。兩項選舉,讓我對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非常失望,更因為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極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繼續留在獨盟,但心情時浮時沉。他發覺現實與理想之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自身難以掌控。如此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春,他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決定退出獨運。 他說:「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分析自己,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我最感難以釋懷的是大家都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如果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 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裡,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由於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一門很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他從入門精算員做起,過起上、下班的生活。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數學。」主義解釋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譬如要計算養老年金的給付,必須先熟悉政府的法令、公司的退休制度、員工的薪水、支薪的週期與服務的期限等等,然後計算多少年後,每個週期,公司應給付多少等等。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能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便算十分順利。」 到賓州信託工作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小鎮,每天搭火車上、下班,規律地在人生的另一個軌道上衝刺。 他說:「辦公室的行政工作很多,每天加班,往往回到家,都已燈火通明。週末得整理庭園。有數年,我們住在一片四英畝的房地,四周全是樹林,我每個週末都在砍樹、鋸樹。」 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一層層地向上爬。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了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一九七八年,他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隱居賓州小鎮數十年,共同營建出一個安穩且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盧主義退出獨運後不久,賓大又來了一個熱心的留學生。唸經濟的羅福全開朗又熱情,太太毛清芬很會照顧其他的學生。他們夫婦倆加上一個古道熱腸的王博文,很快又將費城的台灣人活動帶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繼起,台灣人運動還是不停地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這時已紛紛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一九五六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在一九六○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紐堡茲﹝New...

黃森元

「法官應超脫於黨派!」一生浸淫於法律世界的黃森元在他位於托倫斯的寓所評論扁嫂吳淑珍案的承審法官時如是說。黃森元是旅美法律專家,活躍於大洛杉磯台灣社團多年,早年並曾任太平洋時報社社長。 曲折求學生涯 出生於日治時代末期的黃森元是嘉義市人,小學受了5年日本教育,就在即將畢業之際,黃森元因為罹患瘧疾,不得已休學一年,好不容易病勢痊癒,已經面臨初中考試。為了避免之前休學學業的荒廢對黃森元在升學考試減到最低,在父親建議下決定報考嘉義商職初中部,並且順利考取,走入一條曲折的升學路。 高中時黃森元唸的是嘉義農校高中部,在農校裡缺乏升學壓力。當時的黃森元對課業也不在乎,上課常常不是看小說就是打瞌睡,直到他遇到數學老師許保村。黃森元回憶,許保村老師是一個剛畢業的年輕教員,由於看老師年輕,黃森元對許保村的課也是愛上不上。 直到一次隨堂小考後,許保村對上課常打混的黃森元成績如此之佳大為驚訝,特地把他叫來詢問他是否有意報考大學。「我不考,我爸不會反對;我要考,我媽也不會反對」因此許保村不但幫黃森元進行特別補習,並介紹嘉義中學老師幫其複習其他科目。 就在老師的幫忙下,黃森元在畢業後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師範學院數學系及行政專科(後改制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地政行政系。他選擇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黃森元回憶,當時台大法律前後期同學包括司法院長翁岳生、立法委員蔡同榮、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駐日代表許世楷及陳隆志、陳繼盛、施啟揚與前副總統連戰等,可謂人才濟濟。 承審叛亂案 黃森元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適值823砲戰的年代入伍擔任軍法官,在接近退伍之際碰到一個棘手的案件。一個來自廣東梅縣的軍官在非執勤時以「台灣最黑暗的地方是總統府;反攻令一下要將槍轉向台灣」等等牢騷被以叛亂罪告發。 身為承審檢察官黃森元,深知雖然這只是簡單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都不該起訴,但是在當年的白色恐怖時代不起訴是有可能惹禍上身。在不願意違背良心下,黃森元請教大學時代的恩師,後來擔任大法官的洪遜欣。洪遜欣告訴他「明哲保身」。黃森元於是決定在他承辦的期間對此案採以拖待變的方式處理,一直到他退伍。 短暫新光年代 退伍後,黃森元曾嘗試報考律師,但卻因為中學時代史地的根基不佳,使他在國家考試中以些微分數差距飲恨。就在他思考未來的路時,新光集團的創辦人吳火獅透過恩師洪遜欣正尋找大學畢業的人才;洪遜欣告訴黃森元,之前服役未起訴叛亂案件很可能對他未來在司法界的前途有很大的影響,不如轉往企業界發展。 當年吳火獅的新光實業正值大舉招募年輕大學畢業生,黃森元是同期四個進入新光的大學生之一,他的表現也深受吳火獅賞識,在受訓八個月後直接被吳火獅派為新光的總務主任。 赴日深造 在新光3年總務主任期間,黃森元雖然深受器重,薪水也不斷三級跳。但是他常常興起繼續鑽研法律的夢想。他認為目前的工作雖然穩定有前途,但是同樣一成不變的總務工作「五年後,十年後又如何?」「趁著還單身沒有包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黃森元興起了赴日留學的計畫。 他的想法受到家人的全面反對,認為他放棄既有的社會地位和在新光不錯的前途去留學是「頭殼壞去」,然而不顧這些反對,黃森元在1962年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前往日本留學,並成為大阪大學法學部第一個外國留學生。 黃森元鑽研的是行政法學,「台灣的行政法與憲法因為出路少,所以無人喜歡研究,這是我當初修讀行政法的主因。」,在日本求學期間,他也對日本訓練行政官員一絲不茍的文化印象深刻;黃森元表示,相對而言,國民黨主政的台灣行政系統則是紅包文化充斥,令人感嘆。 不願意加入政黨 畢生鑽研法律,黃森元深深認為法律必須超脫於黨派之外,尤其是法官不應該加入政黨或參加政黨活動。研習法律的他也因此決定不參加任何政黨。他甚至表示,在國民黨主政年代加入國民黨的法官都應該被停職,否則違反憲法第80條規定的法院必須超乎黨派的原則。 太平洋時報社長 黃森元於1967年移民來美,當時由於美國對律師考試的資格限於公民。黃森元只好放棄有朝一日能精通台、美、日三國法律的夢想,開始經商生涯,然而他在閒暇之餘也關心洛杉磯地區台灣社團活動,並於1988年出任剛創刊一年的太平洋時報社長。 在太平洋時報篳路藍縷的日子,黃森元為當時的報社拮据的資金東奔西走,然而在1988年11月接受心臟檢查發現冠狀動脈問題後,緊急開刀,不得已辭去社長職務。但是為了讓旅美台灣人圓一份自己報紙的夢想,黃森元病勢稍癒後,不顧醫師警告,又於1990年初回任社長。 黃森元每個禮拜七天都到報社報到,為太平洋時報改制日報努力奔走,籌措資金。但在該年10月太平洋時報剛發行日報試刊號後不久,黃森元又因為心臟疾病送醫急救,在醫院昏迷了9天之久,撿回一條命的黃森元目前仍有腦瘤的疾病在身,在醫生和家人的關心下只好逐漸淡出社團活動。 雖然因為心臟和腦部疾病,不能再像以前以樣隨一旅行奔走。黃森元仍然以其豐富的法律學養和一支健筆在報章上針對台美時事發表意見。最近並出版「現代國家的本質」,內容檢討「國民黨黨產的法律問題」,黃森元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文章發表,喚起民眾了解國民黨黨產不合理,以及可能透過法律解決的途徑,期待這個影響台灣政治不公不義的毒瘤早日摘除。(劉孟儒)

范清亮 生物科技創業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曾經聽說在聖地牙哥有一群養白兔的台灣人,成功地創建生物科技公司,發了財,還一起營造台美社區。他們是些什麼人?如何養白兔致富?如何營造台美社區?這些都令人感到好奇。 一個四月天,來到風光明媚的聖地牙哥。蔚藍天空銜接著浩瀚的汪洋,白色浪花拍擊著嶙峋的海岸,風姿綽約的天堂鳥展露笑靨,佇立街頭。這真是一個上帝垂愛的城市。 在寬敞明亮的「台灣中心」裡,吳銘賢主任微笑地招認:「我們就是當年的養兔人,不過看起來不像富翁,倒像義工,對不對?」 「我們不只創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而是前後創建兩家,都很成功。但要談公司,得找范清亮﹝Chris﹞。他能講,又什麼都知道,可以告訴你一籮筐的故事。」另一養兔人陳秋山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群中要找范清亮,得往話聲最多、笑聲最大的地方找。在華府雙橡園,一場林昭亮與范雅志的音樂演奏會裡,見到了這位個性晴朗得如聖地牙哥璀璨天氣的養兔人。 他開口就說:「我的運氣很好。許多事情發生時,我都正好在場。機會掉下來,我就用雙手托住,並且加以發揮。」。       原籍新竹關西的范清亮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客家子弟。他不只運氣好,而且聰明勤勞、親切隨和、能說愛笑,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的求學過程一帆風順。中學唸建國中學,大學唸台大化學系,除了會唸書外,還會打球、玩橋牌、拉小提琴、懂得如何與人快樂相處。 「我的運氣真的很好。」他說:「大學畢業,別人當兵,操練得要死。我卻被分發到松山機場當預官。每天上班下班,晚上還教人拉小提琴,賺外快,學生一收十來個。你說,我好不好運?」 好運的事還很多。他繼續說:「當年,台南有個三B青少年交響樂團,台北也有個 廖年賦 先生,想辦『世紀交響樂團』。我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參加 廖 先生在頭城舉辦的音樂營,認識了一起拉小提琴的陳淑雲。她那年才十八歲,在文化學院唸大一,長得很可愛。暑假一結束,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你說,我運氣好不好?」我望著他身旁吟吟含笑、斯文秀氣的 范 太太,心裡不得不承認他確實運氣好。 六、七十年代,正是留學潮的熱門時期。范清亮服兵役時,即申請到普渡大學的獎學金。退了役,順利踏上留美之途。一九六九年夏天,他飛到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攻讀當時最熱門的生物化學。 七十年代的留學生活 他的留學生活亦充滿熱鬧與歡笑。他說:「我們當年在普渡,很熱衷打壘球。普渡大學因為理工科強,男生特別多。當時蔡嘉寅、胡勝正、陳昭地和陳唐山等人都在那裡。大夥人相約只要華氏四十度以上,就在球場見。那時,陳昭地最認真,天氣乍暖還寒時,他在前一晚就到處打電話問:明天打不打球?」 「打完球,大夥人一起開講,話題總離不開台灣。」他繼續說:「當年台灣的資訊很封閉,剛出來的學生聽到外面的人講台灣的事情,發覺很多都沒聽過。剛開始很驚嚇,不能接受。隨後經過一番激盪與思考,就反起國民黨來。我到普渡第一年被開導,第二年就主動加入開導新生的行列。」 一九七一年正月,保衛釣魚台運動在數十哩外的芝加哥轟轟烈烈地上演。范清亮說:「保釣對當時的留學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保釣時,台灣學生與統派立場一致,都反國民黨。保釣後,雙方國家認同不同,自然分開。此後,海外留學生分成台灣、統派與國民黨三派。台灣派的學生組織台灣同鄉會,凝聚力很強。」 那年,陳淑雲在文化學院唸大三。為免兩地相思苦,她乾脆情奔美國,當起年輕的 范 太太,然後在普渡大學繼續修學位。 「當留學生很窮,卻也窮開心。」她笑著說:「住在中西部的大學城,沒什麼花費,聚在一起打球也挺開心。我到普渡的第二年,中西部台灣人壘球大賽在普渡舉行,真是一件大事,因為我們得準備飯菜給五百個人吃!小鎮裡沒什麼像樣的中國餐館。即使有,我們也吃不起。」 「後來有人發現學校附近的瀑布下游有許多鯉魚,就發動大家去捉魚。一大群人在水中尖叫嘻笑,奮鬥了大半天,真的抓了許多魚回家。我們把魚放在浴缸裡,讓魚吐沙。隔天起來,再殺魚、清魚、炸魚。炸得滿屋子都是油煙,總算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鯉魚。開飯時,五百個人圍坐五十桌,每桌都有一道香噴噴的糖醋鯉魚。不花錢,但整整費了兩天功夫,大家都很得意。」談起往日趣事,斯文的陳淑雲忍不住咯咯大笑。 范清亮提起中西部壘球大賽,更是神采飛揚。他說:「那時所有球隊裡,最厲害的就是底特律的老仙隊。他們有國手級球員,又有制服,神氣得不得了。我們每次碰上他們,就手軟腳軟,氣勢短一截。他們一連蟬聯一、二十年的冠軍,直到第二代球隊興起,才把他們擊敗。」 范清亮在普渡大學歡喜度過四載。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生化博士學位,淑雲亦拿到藝術學士,兩人很有成就地離開印地安那,前往波士頓開拓前程。 到波士頓後,范清亮追隨前麻省理工學院﹝MIT﹞院長布朗﹝Gene Brown﹞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 從事 博士後研究。他笑著說:「我當時養了很多果蠅,作有關葉酸﹝Folic Acid﹞的研究。因為果蠅的眼睛是紅的,能製造一種與葉酸非常類似的元素。我調高實驗室冷凍庫的溫度,在裡面養果蠅,天天觀察。結果有時不小心,冷凍庫一開,果蠅飛了出來。哇,不得了,整個實驗室果蠅嗡嗡飛。要抓那些果蠅,真是一件頭痛的大事。」 在波士頓,他又結交不少好朋友,經常一起把酒論時政的夥伴有陳重信、張啟典、葉吉福等人。范清亮說:「在波士頓那四年,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譬如:蔣介石去世、台灣政論被停刊、白雅燦被捕等等。每次都讓我們情緒激動,高談闊論不已。」 一九七六年,國民黨政府派了六名中正理工學院的軍校生,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彈導向系統。時值越戰,美國各著名大學反戰風潮盛行。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質疑校方幫外國政府訓練軍事是否恰當,因此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座談會。會中邀請范清亮參與談話。 范清亮說,軍校學生兼負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素為台灣學生所不喜。他把握機會,在座談中高聲說:「台灣目前是一個獨裁的體制,學校幫助獨裁的政壇發展軍備,無異變相地欺壓台灣的百姓。」 此語一出,一位手持照相機的軍校生立刻起身,對他猛拍照,引起其他台灣學生的憤怒與不平,當場發生衝突。隔日,學校的報紙大幅報導這樁事件,並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活動詳加描述,更加刺激國民黨派與台灣派學生的對峙。此後數個月,雙方劍拔弩張,煙硝味甚濃。 范清亮是這場事件的主角,備受矚目。許多人為之喝采,但亦有人懷恨在心。他為防遭人暗算,特地買了一把噴霧槍,每晚獨自從實驗室走到停車場時,隨身攜帶,不敢大意。 此後,他的台灣意識益加堅定。原本不諳河洛話的他,開始習講河洛話。如今台語朗朗上口,也算當年努力的收穫。 救援「美麗島」政治犯 一九七七年,范清亮獲貝克門﹝Beckman﹞生物儀器公司聘用,到南加州的卡爾斯貝勒﹝Carlsbad﹞就職。全家遂由美國的東北角搬到西南岸,定居在四季如春的聖地牙哥。 七十年代後期,鑒於國民黨政府動輒逮捕異議人士,海外熱心鄉親組織「台灣人權協會」,聲援島內的民主運動。一九七八年,范清亮接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與島內民主人士展開密切聯繫。 隔年,「美麗島」雜誌全台發行,黨外勢力迅速擴展,與國民黨的對峙驟然緊張。 十二月十日 ,黨外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當晚,范清亮即接到施明德自高雄現場打來的電話,告以國民黨軍警已經採取鎮壓,並且使用催淚彈,一旦警方展開逮捕,海外必須趕緊救援。 次日,國民黨政府果然進行全島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殺氣騰騰。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海外鄉親憂心忡忡,惟恐他們被處極刑。身為人權會長,范清亮萬分火急地成立熱線,迅速展開救援。淑雲不分晝夜,與被捕人士的家屬電話聯絡,並將錄音傳給紐約的張楊宜宜,在紐約的「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不斷播出。當時全美各地的鄉親,都紛紛打電話到「台灣之音」,探詢最新的消息。 范清亮說:「那時,艾琳達的母親住在聖地牙哥,非常支持我們。艾琳達被國民黨驅逐出境,回到聖地牙哥時。我們動員許多鄉親到機場迎接,並就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引起廣泛矚目。後來艾琳達到其他城市,各地同鄉都沿用這個辦法,所以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公關與宣傳,都是在機場舉行。」 當時。他在普渡的老友陳唐山任職華府聯邦政府,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私交甚篤。他建議台灣人權協會發起同鄉寫信運動,向美國國會議員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與民主之事實。范清亮於是經由全美所有台灣人組織,全面發起寫信運動,得到非常熱烈的回應。 淑雲說:「那陣子,各地的簽名信如雪片般,不斷寄到我家。我把那些信整理影印,一張張地疊起來,從地上一直堆到比餐桌還高的地方。然後裝訂成冊,寄給華府的陳唐山,再送交甘迺迪參議員。當時甘迺迪參議員都驚嘆道: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陳情信!」 范清亮並且和郭清江、張倚石等數位熱心同鄉,聯袂到洛杉磯北美事務協調處呈遞抗議書。 「抗議的經過非常精彩。」他描述說:「我們十來個人到了協調處門口,就被擋駕。交涉不成,只好自行闖了進去。我進入後,即站在大廳中央,自口袋掏出一紙台灣人權協會的抗議聲明,大聲宣讀。」 「同行的伙伴見到牆上掛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巨幅相片,不禁怒從中來,衝上前動手就掀。結果火氣一來,他們見了其他東西,也一併劈哩叭啦地掃落。我的聲明尚未讀完,郭清江已在耳際大喊:『趕快逃!』我繼續正氣凜然地唸完最後一個字,然後把紙張往口袋一塞,拔腿就跑。」 「這個事件害得張倚石被警方起訴,連我辦公室的電話也被錄音調查。」事隔二十餘年,范清亮提起當年勇,猶不覺好笑。 但當時的心境確實悲憤悽苦。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身繫囹圄的林義雄家中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及一對雙胞女兒慘死亂刀下,惟一僥倖存活的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經過急救,幸告生還。奐勻出院後,媽媽方素敏帶她遠離那塊傷心的島嶼,隱身在舉目無親的南加州。 范清亮因是人權會長,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即經常與方素敏聯繫。在獲悉她們母女倆抵達南加州後,即和淑雲開車去看她們。 「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見到了方素敏與林奐勻。」淑雲說:「母女倆脆弱如驚弓之鳥,讓人看了,十分不忍。」 由於事前已有聯繫,儘管素昧平生,方素敏還是將惟一倖存的女兒託付給他們,自己黯然飛回台灣,收拾悲慘的殘局。范清亮夫婦帶著九歲的奐勻回到聖地牙哥,對外宣稱她是淑雲姐姐的女兒,安排她去上學。同時為了提防兇手追殺到聖地牙哥,范家特別安裝了保全系統。 淑雲說:「奐勻一是個很安靜、敏感又懂事的女孩,很得人疼。她和雅志﹝Felix﹞是很好的玩伴。記得有一回,兩個孩子要養寵物,我們一起去買天竺鼠。雅志要公的,奐勻要母的,只好各買一隻回家。沒想到天竺鼠繁殖得很快,不久生了一大堆,鼠籠越換越大。結果有時孩子餵食,忘了關門,天竺鼠跑了出來,藏在壁櫥裡、衣櫃中、地毯下,到處都是,可真不得了!全家搜天竺鼠搜得天翻地覆。」 奐勻在范家住了相當一段時日,直到林義雄的妹妹移居美國,才把她接了過去。但是范清亮夫婦收她當乾女兒,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奐勻和雅志都喜愛音樂,長大後,兩人在音樂上,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淑雲說:「後來奐勻到紐約唸書,遇到了一個很好的青年。兩人在紐約舉行婚禮,隨後一對新人和雙方家長都到聖地牙哥,在我們家舉行婚宴。我們都為她感到無限高興。」 飼養黃金白兔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定案後,范清亮卸下台灣人權協會長的職銜,開始有一點閒暇的時間。他喜歡打橋牌,週末常與幾個朋友搭擋打牌,太太們則聚在一起聊天。當時四個搭擋裡,除范清亮外,還有吳銘賢、陳秋山和陳文盛。 吳銘賢是范清亮的新竹同鄉,台大化工系畢業,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化工博士,從事進出口貿易。陳秋山畢業於師大物理系,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SD註1﹞的物理博士,從事運動器材生意。陳文盛是生化博士,在斯克利伯﹝Scripps﹞研究中心 從事 博士後研究。 那年,聖地牙哥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Hybritech﹝混種科技﹞剛剛成立,地方報紙諸多報導,引起他們的高度興趣。大家在牌桌上,一再談論生物科技公司的潛力與前景。正在這時,陳文盛與斯克利伯的合約即將屆滿,開始找事。他們遂決定共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由陳文盛經營。 大家說到做到,每家斥資五千美金,初步決定作限制黴﹝Restriction Enzyme﹞的研發。但不久,陳文盛在台灣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舉家遷台。范清亮只得親自下海,接掌一個尚未成形的公司。 他接手後,發覺限制黴的市場很有限,主張改作免疫化驗﹝Immuno Assay﹞的研究。他解釋說:「這種免疫化驗就是自兔子提煉血清,研發製成驗孕試劑用的抗體。因為要測知女人是否懷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驗尿。孕婦血液裡有一種HCG的荷爾蒙,會流到尿裡,我們就用抗體去測察尿裡是否有HCG。如果反應呈陽性,就是懷孕;反應呈陰性,便無懷孕。」 「這道理說來簡單,」他繼續說:「但因為人體裡有一種LH的荷爾蒙,與HCG非常類似,極易誤導,所以抗體很不好做。我們是很小的公司,必須作高難度的東西,才能和大公司競爭。」 一九八一年年底,范清亮、吳銘賢和陳秋山三對夫婦便在陳秋山的後院釘兔籠,開始養兔子。「因為陳家的後院毗連峽谷,兔屎掉在地上,就用水龍頭衝到峽谷去,很方便。」淑雲說。 陳家負責養兔子,其餘兩家週末過去幫忙。每次養五十隻,每隻都有編號。陳秋山笑著說:「我們養的是紐西蘭白兔,紅紅的眼睛,白茸茸的身子,很漂亮。兔子很乖,不吵也不叫,所以左鄰右舍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也養過羊,只是羊太會跑,根本抓不住。我們六個人排成一排,等羊跑過來,就一起向前撲,結果還是撲個空,讓羊跑掉,只好放棄。」吳銘賢哈哈笑道。 養了兔子後,注射HCG進入兔子裡,再抽取兔血。陳淑雲專門剃兔毛,范清亮負責注射HCG和抽取兔血,然後到吳銘賢的倉庫化驗。 「所謂化驗檯就是買兩扇門,下面加四根支柱就成了。一切克難,但化驗的過程絕不馬虎。」范清亮說。 「好的抗體靈敏度強,準確度高。兔子養了 一兩 個月後,就知道他們身上的抗體好不好。我們通常只留 一兩 隻好的,繼續觀察,其餘都要淘汰,另外再養一批新的。」他接著說。 問題是不好的兔子,如何淘汰?總不能兔籠一開,讓兔子四奔五散。為此,他們積極尋求解決兔子之道。朋友賴淑卿畢業於清大物理系,獲威斯康辛大學醫學生理碩士,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作心臟血管的研究,每天都要解剖兔子。他們於是向她請教有無快速處決兔子的方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啊,我一分鐘就可解決一隻兔子。」 養兔人一聽,心中大喜,連忙請她殺兔,並邀她入股。不久,賴淑卿成為公司的股東暨殺兔人。但殺死兔子只解決一半的問題,另一半的問題是如何棄置這些死兔? 他們為此在夜晚開車到處兜轉,最初想找個餐館的垃圾箱,偷偷丟棄。但繼則一想,畢竟不是長久之道。幾個臭皮匠終於勝過諸葛亮,有人想出錦囊妙計:把死兔餵給獅子和老虎!主意一提出,大家齊聲叫好。原來聖地牙哥有個很著名的動物園,養了許多獅子和老虎。他們立刻和動物園接洽,結果雙方皆大歡喜! 與此同時,他們繼續招股。一九八二年七月,籌到二十五萬美金,正式成立「太平洋生物科技﹝Pacific Biotech﹞公司」。范清亮在六月底辭去貝克門公司的職務, 七月一日 到新公司報到。從此全心掌舵,帶公司邁進新的領域。 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 「我的運氣實在很好。」范清亮喜孜孜地說:「公司成立不到三個星期,我們就發現第四○六號兔子的抗體非常好,靈敏度與準確度都很高。我抽了一些兔血,寄給幾家公司,都收到很好的回應。八月中,順利達成第一筆交易。有一家波士頓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出價十一萬美金,購買三十五CC的兔血,大家都興奮得不敢置信。」 因是第一筆生意,范清亮非常慎重。惟恐血清交快遞公司運送,萬一遺失,美夢成空。於是買了一個乾冰盒,內裝三十五CC兔血,親自拎著盒子,搭乘夜晚的飛機,隔晨抵達波士頓,當面交貨。當他取過一張支票,安穩地放在西裝口袋裡,走出門外,不禁吹著口哨,雀躍得直想飛上天。 「三十五CC只有這麼多。」他用手指稍稍比劃了一下,說:「就賣了十一萬美金,真的比黃金還值錢!」 養了一隻血液比黃金還值錢的白兔,猶如養了一隻會下金雞蛋的母雞,頓時大家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隻四○六號兔子的血清一共為我們賺進二十五萬美金。」范清亮笑著說:「但後來波士頓那家公司發現牠的血清有極小的瑕疵,便棄置不用。不過這時我們又發現另一隻兔子的血清更完美。我們自二○七號兔子血液提煉出來的血清,無論在靈敏度或準確度上,都無懈可擊。這隻兔子才是真正的黃金白兔!」。 這隻二○七號「黃金白兔」,確實為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牠的血清起碼賣了五十萬美金。接著,范清亮、吳銘賢與賴淑卿等人發現:購買血清的公司將之大量稀釋,加入放射性元素,便製成一盒盒的驗孕試劑,賣給醫院和實驗室,賺取更多的錢。不禁心想:這種錢,何不自己賺? 他們於是利用二○七號兔子的血清,日夜研發,終於製造出一種只需十幾分鐘、即可測出懷孕結果的試劑。他們的產品成了八十年代最前進的驗孕試劑,在醫界很受歡迎,從此打開市場,訂單源源不斷。 有了固定市場,公司邁向專業化。兔子改在農場養,僱專人負責養兔和殺兔。農場持續提供血清,工廠有效率製造驗孕試劑,行銷部門直銷醫院與實驗室,投資人年年獲取利潤,個個笑顏逐開。 「但生醫科技這一行日新月異。」范清亮說:「稍不留神,技術落在後面,市場就被搶走。一九八五年,正當我們慶幸產品領先同行之際,忽然市面出現一種僅需五分鐘、即可測出結果的試劑,很快地攫走了許多市場。驚慌之餘,我們趕緊加速研究,不久即製造出一種和對手產品類似、但效果更好的試劑,才把市場又搶了回來。」 由於驗孕試劑進步到五分鐘即測出結果,醫生們只要將樣品交護士檢驗,數分鐘後即可告知病人結果,並向保險公司報價,真是效率高又利潤好,因此紛紛使用。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銷售直線上升,營業額不斷呈倍數成長。不出幾年,公司遷入新的建築,員工增至兩百多人,研發人員達三、四十名,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但是新的挑戰持續出現。一九八七年九月,范清亮接到歐洲的一位朋友自寄來的最新驗孕試劑。看了之後,臉色全變。心想:「這還了得,我們的產品再不改進,市場馬上會被擊垮。」 原來在此之前,所有驗孕試劑都是多重步驟,而這個新的試劑竟是單一步驟。只要將一根試棒放進尿裡,數分鐘後取出,即可測知結果,實在太方便了!他心中一急,連忙飛到德國,探求此一產品的製作原料工廠。與此同時,聖地牙哥的公司亦加緊研發,卯勁衝刺。 「幸好五個月後,我們就製造出同樣單一步驟的試劑,再度保住了市場。」他欣慰地說。 在這種科技競賽的拉鋸戰中,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一路領先。一九八八年,范清亮榮獲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年度「最佳企業家獎」。一九九○年,全球著名的禮萊藥廠﹝Eli Lily﹞出高價,欲購買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經過一番評估,所有股東決議出售。然後個個分了一筆錢,歡天喜地晉身富豪階級。 穩德克診斷公司 依據契約,范清亮等人必須留在禮萊藥廠工作三年,以便公司順利轉移。合併之後,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變成禮萊的一個快速檢驗公司,由范清亮擔任總經理。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范清亮道:「因為我們過去白手起家,缺乏經營大公司的經驗。進入禮萊藥廠的大殿堂,才熟悉跨國大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確是一大收穫。」 一九九四年,禮萊藥廠為專注於製造藥品,決定拋售所有醫學儀器部門,太平洋快速檢驗公司亦名列拋售行列,范清亮此時已為禮萊服務五年,遂申請退休。 一向忙碌慣了的他確實享受了一小段難得的悠遊時光。但或許精力充沛,在家不到四個月,他又興起另創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念頭。當他開始撰寫企劃書,所有老夥伴立刻興致勃勃。於是原班人馬在一九九四年年底,再度成立第二家生物科技公司,取名穩德克診斷公司﹝Wyntek...

卓甫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卓甫良﹝Bill Cho﹞是五十年代搭乘貨輪到美國的早期留學生。當時台灣經濟匱乏,對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出國留學是一條迢遙路。但他憑著毅力與努力,一步步朝目標前進,終於成為一個留學美國的核能工程師。 甫良來自花蓮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在苦澀的青少年期,即暗自仰慕教會裡一個家境很好又溫柔美麗的女孩,因此他不斷鞭策自己,希望日後有優異的表現,贏取伊人的芳心。 一九五○年,他考上第一屆台北工專土木科,離開自小長大的「後山」,來到繁榮的台北開眼界。兩年後,他自工專畢業,順利進基隆港務局服務。在港務局工作時,他常和大陸來的資深工程師在一起,因此知道出國留學是條通往升遷之路。但他亦明白公費出國的機會不會落到他頭上,因此回家找父母商量。幸好他的父母很開通,幫他籌到了六百塊美金的旅費。 「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甫良說:「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新台幣一千二,折合美金只有三十元。」 一九五六年十月,甫良開始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航行。他的第一站是到日本東京,因為他想見那個自年少即朝思暮想的女孩。這女孩叫林秋菊﹝Carol﹞,來自台灣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她的祖父是著名的漢文學者暨牧師林燕臣先生,執教於台南神學院的。她的伯父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而她的父親則是深受花蓮地方人士敬重的林安生醫師。 秋菊與她的兩個姐姐不僅身材窈窕、容貌美麗,並且很會唱歌、彈琴,是美籍宣教師彭蒙惠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天韻歌聲」的歌唱天使。 甫良說:「林家三姐妹是當時全花蓮最美麗的三個女孩。」 他與秋菊從小在花蓮的教會長大。一九五三年,秋菊經由彭蒙惠宣教師介紹下,與二姐秋霜一起到東京基督學院求學,並在「日本放送協會」實習。因此足足三年,甫良未見伊人。這次想趁出國之便,一償心願。 他果然在東京見到了秋菊。兩人一起到市區的一所華人教會作禮拜,隨後吃個簡便的午餐,甫良便告別心上人,匆匆搭乘火車到仙台,再轉搭招商局的「重慶號」貨輪,橫渡太平洋。這次相見雖然短暫,卻雙方互相許下愛的諾言。 兩星期後,他在奧立崗的波特蘭﹝Portland﹞上岸,然後搭乘灰狗車到南加州的帕莎迪那﹝Pasadena﹞,打工賺學費。 在南加州,他寄宿在朋友處,替人整理庭院;賺取工資。隔年春末,幸運地獲得一份空中測量的計算工作,一個月可拿四百美金。因此到了九月,他存到一千三百塊美金後,便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安娜堡﹝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過起期望已久的留學生活。 由於經濟短絀,他在密大求學期間,也曾一度休學,到芝加哥打半年工,再回校復學。如此到了一九五九年年底,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獲得密大結構力學學士學位,此後境遇否極泰來。 一九六○年初,他得到普若康﹝Procon﹞工程公司的聘用,前往芝加哥就職。那年年底,相思多年的女友秋菊翩然降臨,帶給他無限喜悅。更美妙的是三個星期後,他們就在秋菊即將任職的教會舉行婚禮。 「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祝福。」卓甫良說:「以我太太當時的條件,追求她的人何其之多,而她竟然願意嫁給我,這是多麼地福氣!結婚之後,我在受她的薰陶下,做事、說話都比以前溫柔許多。」 成立MFCF 秋菊自到芝加哥後,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歸正教會擔任音樂總監,兩人在教會附近賃屋而居。此後四年,甫良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在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究所修習碩士課程。他們亦相繼生下女兒慧麗與慧文,共建一個美滿的家庭。 甫良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換職到馬奇﹝A.G. Mckee﹞工程公司服務。一九六七年,秋菊亦換職到芝城北岸﹝North Shore﹞的一所華人教會擔任音樂指揮。這個變動無意竟帶給他們生活上很大的變遷。原來他們住海德公園時,一直在秋菊服務的華人教會作禮拜。搬到北岸後,甫良轉到共同使用一所教堂的日本人教會作禮拜。 他說:「在情誼上,我們能與華人教友們保持親密的關係。但在政治理念上,由於親歷二二八事件,目睹國民黨軍隊殘酷地屠殺害台灣人,我們很難與華人認同。所以搬到北岸後,我轉到日本人教會,而在內心裡,更希望能用台語,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崇拜上帝。」 正因為其他的台灣人基督徒也有這種渴求‧所以一九六七年年夏天,住在中西部的十餘戶家庭,包括芝加哥的卓甫良夫婦、愛荷華的陳植哲夫婦、明尼蘇達州的趙聰仁牧師等,共同在威斯康辛州日內瓦湖畔的青年營區,舉辦一個為期三天兩夜的靈修會,首開北美洲台灣人夏令會的先河。 卓甫良說:「當時每戶只繳象徵性的四十元,大家一起準備食物、探討信仰,大人小孩都很快樂。這個靈修會就這麼年年辦下去。後來,我們邀請宋泉盛、駱維仁等牧師來講道,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九七三年,我們正式成立『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MFCF註一﹞』,隨後陸續在芝加哥、愛荷華、底特律和托利多﹝Toledo﹞成立分會。」 MFCF連續辦十三年後,熱心參與的莊明哲教授與卓甫良等人認為必需變更夏令會的內容,以便作進一步的突破。因此在一九八○年十一月,MFCF理事們假芝加哥的楊忠正家,召開最後一次理事會,決定將基督徒靈修會變更為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服務的對象擴展至非基督徒的台灣人家庭,基金會的名稱亦因此更改成「台灣人協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通稱「TAF﹝塔夫﹞」。 播下芥菜子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卓甫良說:「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有過辦青少年夏令營的經驗。但我們決定效法耶穌的奴僕精神,嘗試培育第二代的台灣認同與領導能力。」 此後,奴僕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成為TAF的主軸,每個領導人都必須具有默默為人服務的精神。TAF成立時,大家公推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莊明哲教授為創會會長。莊教授為一傑出的精神科醫師,非常注重兩代之間的溝通,因此在他擔任會長的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TAF夏令營皆以「溝通」為主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的張信義醫師繼任第二任會長,主張加強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節目中增加不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認同」成為那兩年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擔任第三任會長,強調訓練第二代的領導能力,於是在往後兩年,「領導才能」遂成為夏令營的主題。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任第四任會長,認為一個人內在的倫理價值深深影響著其作為,因此主張重視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倫理價值觀。 「每任會長都很用心。」甫良笑著說:「結果,每人都為TAF帶進一些新觀念。」 一九八九年,第五任會長陳植哲博士邀請美國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Brad Smith﹞對TAF作一個全盤的評估。結果史密斯在報告中指出 :TAF深具有發展的潛力,關鍵在第二代是否能接班。這項評論帶給大家很大的鼓舞與思考。 「因此,盧志華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接任會長後,即開始啟用林志文﹝Bob Lin﹞等數位第二代,從事夏令營的事工。然而年輕一代的真正深入參與夏令營,則是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才開始的。」卓甫良又說。 TAF夏令營因為自力更生,經費有限,很多工作都由義工幫忙。尤其週一到週五,爸爸們上班,照顧孩子們的責任都落到媽媽們身上。當年,林秋菊、廖淑清、廖幸瑛等許多太太們都是長期的義工。 「照顧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秋菊說:「因為一大群孩子,正是處於生龍活虎的年紀,尤其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多來自美、加各地,年齡、文化背景皆相同的朋友,都非常興奮,經常徹夜聊天、歡鬧、不睡覺,相當令維持秩序的媽媽們頭疼。」 「但是大家朝夕相處了七天,都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接著說:「義工媽媽們都成了好朋友。孩子們更是熱情,每逢要分離,便互相擁抱、哭泣,難分難捨。往往來接孩子的父母等著上路,孩子們卻頻頻和這個、那個道不完的別離。每回看到這情景,就覺得再辛苦也值得。」 就這樣,望著孩子們的笑顏,許多辛勤的園丁年復一年,不斷播下培育下一 代認同台灣的種子。 傑出的核能工程師 一九六八年,卓甫良換職到另一家以興建核能發電廠聞名的沙金特與朗迪﹝Sargent & Laundy ﹞工程公司服務,從此跨進興建核電廠的新領域。 七十年代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黃金時期,甫良的公司光在伊利諾州,就興建了十三所核能發電廠。他因為連續解決一些不尋常的工程問題,受到公司的器重,職位一再被擢升。後來則轉到評估核電廠安全的新領域。 「幸虧我轉行得早。」他後來說:「因為一九七八年,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突然出事後,全球各地紛紛禁建核電廠,所有興建核電廠的工程公司都大量裁員。我因為已轉到核電廠安全評估部門,才逃過失業這一劫。」 儘管如此,有時工作上的一些人事,仍然令他感到困擾。因此在一九八七年,他向服務十八年的沙金特與朗迪公司請辭,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 但畢竟他的專業長才深受肯定,創業三年半後,伊利諾州政府的核能安全署特別聘他擔任全伊州核能安全的鑑定專家。所以往後十三年,卓甫良自芝加哥搬到春田鎮﹝Springfield﹞,負責全伊利諾十三所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評估。直到二○○二年年底,他屆滿七十歲,才申請退休。 「回顧這一生,我一共當了四十二年的工程師。」卓甫良有感而發地說:「其間得過不少獎,也受到許多肯定,然有些人事問題,讓我感到疲憊。從事MFCF與TAF的活動,我則有全然不同的感受。那種大家同心合力、一步一腳印地朝目標前進、在困難中互相扶持的情誼,至今仍令我十分珍惜。」   辛勤的園丁 自MFCF至TAF,連續二十幾年,卓甫良像個辛勤的園丁,默默地處理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行政工作。期間,他也目睹TAF幾度遇到危機,再化為轉機的過程。 他說,八十年代,參加TAF夏令營的台美孩子大量增加,遂發生學員紀律問題。一九八六年,他們發現有學員擅自在營區飲酒,甚感憂心,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夏令營。 但TAF夏令營可能停辦的風聲傳出後,一些每年都期盼參加夏令營的孩子都很難過。結果他們自己協商,公推年紀稍大的林志文與第一代溝通,同意制定行為準則,並將自我約束,嚴格遵守,TAF夏令營才又繼續辦下去。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九十年代。卓甫良說,有些第二代青年要求夏令營去除宗教色彩,產生兩代之間的對立。為此,他寫了許多信,規勸這些年輕人說,TAF從零到現在的規模,全都建立在對基督的信仰與「奴僕領導」的基石上;一旦去掉基本精神,TAF將是空的。結果在不斷溝通之後,老少兩輩建立共識,反倒成為好朋友。 「如今,當年參與TAF的一些孩子都已屆結婚年齡。」甫良說:「我們有時會收到TAF孩子們的喜帖,相約去參加婚禮。大家見了面,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甫良退休後,與秋菊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爾灣﹝Irvine﹞。他曾在一九九六年發起成立TAF家庭營,讓週末來接孩子的父母們一起享受參加夏令營的樂趣,往後形成對TAF很有贊助作用的家長組。 他除了繼續核能上的研究外,更以較多時間領悟靈命, 如今,他更設計「鷹翅團契」的網頁,隨時與老友保持密切聯繫;同時進一步著手籌組第一代的「營友會」,希望把過去的義工們找回來,大家一起在TAF夏令營團聚,重溫往日的情誼。 「當年係本著服事的心情,創辦MFCF與TAF。結果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帶給我許多珍貴的友誼,真可說是福杯滿滿。」他語重心長地說。 註一:「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英文全名為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oundation,簡稱MFCF。

林哲夫 愛與非暴力運動推手

楊遠薰 1946年秋天,十四歲的林哲夫走在淡江中學紅磚建築的迴廊,聽著埔頂鐘塔傳來的悠揚鐘聲,覺得這一切美妙得難以置信。 他生長在宜蘭羅東一個裁縫師的家庭,小學畢業後,因為家貧,無力升學,留在家裡打雜。如此過了兩年,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他的叔叔自上海歸來,見他資質聰穎,棄學可惜,乃提出贊助,讓他到台北唸書,才圓了這場升學夢。 淡江中學座落在淡水紅毛城旁的山腰,與隔鄰的純德女中同屬宣教師馬偕牧師創辦的學校。校舍全是西式的建築,校園十分優美,此外還有洋牧師與洋修女教授英文、音樂等課程,對林哲夫來說,這真是一所洋學堂。他陶醉在新的環境裡,感覺像進入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好景不常,第二個學期一開始,就發生了殘酷的228事件。不久,軍車開進學校,荷槍的軍人帶走他們敬愛的校長陳能通、化學老師盧園、純德女中訓導主任黃阿統與其他學生等多人。接著,他們的死訊傳來,恐懼的陰影立刻籠罩整個校園。那時的林哲夫才唸初一下學期,但已十五歲,對這場遽變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他學會沉默,也繼續用功,然唸到初三,因為叔叔經商失敗,面臨輟學的厄運。 「但是上帝疼我。」留著一絡長鬍子的林哲夫在六十多年後回憶這件事,微笑地說:「那時,加拿大一家教會裡的一些年約八十歲的姐妹們每人每星期節省五毛加幣,經第二代馬偕牧師娘的幫忙,資助八名台灣的清寒學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當時的淡中校長陳泗治非常照顧我,不僅給我這份獎學金,還讓我到他家吃三餐,並親自教我彈鋼琴,鼓勵我升學。這份溫情,讓我永誌於心。」 就這樣,他完成初中,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公費的師大理化系,一步一步地走向經濟獨立的路。 留學加拿大 林哲夫自師大畢業後,回淡江中學教了一年理化,便入伍服役。退役後,他回師大擔任一年的助教,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於1960年夏天赴加拿大留學。 「出國時,我的心情很豁達。」林哲夫說:「因為我當兵時,被分發到金門當預官。到金門不久,即發生823炮戰。炮戰期間,三度炸彈落在身邊,每次睜開眼,發現命又撿了回來。因為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往後覺得人生最需人幫助的階段已渡過,最危險的情境也經歷過,此後一無牽掛,應當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 於是此後,他追求理念,勇往直前。1960年夏,他抵達多倫多大學後不久,即認識在多大化工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黃義明,很快地與他成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倆收到自日本寄來的二十本《台灣青年》創刊號。兩人一讀,熱血澎湃,因為雜誌的內容正是他們過去一直想探求卻又無從得知的有關台灣的消息與論述。於是此後,黃義明、林哲夫、另外四名多大的學生及三名多城的鄉親便互相傳閱《台灣青年》,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台灣的事情。 1961年,他們發起成立多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陸續舉辦探討台灣歷史或唱台灣歌謠的活動,更在那年年底在多大舉辦《台灣之夜》,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的人士。 同年12月8日,加拿大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克斯( Brooks) 參議員在聯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這項言論令他們極感興奮,也開始用心研讀這方面的資料。 林哲夫笑著說:「我在多倫多大學主修核子物理,但卻花更多的時間在研讀台灣問題與從事台灣人運動上,所以博士學位就唸得比別人久一點。」 1963年,獲得化工博士的黃義明到滑鐵盧(Waterloo)大學教書。那年夏天,黃義明與仍在多大求學的吳居宏、林哲夫等三人共同發起台灣鄉親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郊遊,許多人報名參加。 當天,大家在美麗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風景區玩得十分盡興,回多倫多後,又一起到餐廳吃晚飯。用餐時,有人建議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以便日後經常聯誼。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眾人當場通過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簡稱TCA)」,推舉黃義明與鄭建駟為正副會長。 1964年春天,由於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他們進一步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Formosan League of Self-Determination) 」,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 那年9月24日,台大法學院的彭明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為國民黨政府逮捕,震驚海內外。在加拿大的這群台灣人聞之群情激昂,決定立刻展開救援工作。 他們將才成立半年的 「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接著,他們與彭明敏海外的兩個母校─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e)大學與法國的巴黎大學密切聯繫,並向加拿大與法國的外交部、司法部、加拿大民權同盟及加拿大的媒體發尋求支援,然後又要求美國國務卿、聯合國人權總署、國際法學學會(IJC)及方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心。 「當時打電報很貴。」林哲夫說:「一通發至瑞士或倫敦的電報要加幣52元,約略我兩個月的房租。但是為了營救彭教授等人,我們集資湊款,不惜一試,結果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當時發了兩通電報,」林哲夫又說:一通至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學會 (IJC),另一通至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結果,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將彭明敏列為該年度的政治良心犯,並指定瑞典分部負責營救。也因此,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第一站,即到瑞典。而國際法學學會則派一名理事到台北出席彭教授的調查庭。我們對這樣結果,都感到很興奮。」 1965年,黃義明、蔡明憲、林耀姍、洪全智和林哲夫等五人更在彭明敏案的宣判日,前往渥太華的台灣駐加拿大的大使館前示威,引起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 CBC )和各英、法文報紙的大幅報導。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當時,CBC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裡作長達五十分鐘的專題報導,不僅訪問黃義明教授,更撥國際電話訪問彭明敏,導致國民黨政府必須派高層官員到加國解釋溝通。」林哲夫說。 經過彭明敏案的抗議事件,林哲夫已成了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人物,只有將他鄉當家鄉。幸好,他在這時獲得一位牧師女兒的芳心,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哲欽(Sophia) 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郭馬西牧師的千金,生於新加坡,在日本長大,十六歲回台灣就讀北一女,爾後進台灣神學院研讀。她於1954年留學美國,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神學院攻讀宗教與教育。畢業後,她在俄亥俄州一所長老教會服務,然後在1966年經由姐姐的介紹,認識林哲夫,締下這樁美好的姻緣。婚後,兩人定居加拿大多倫多。 1968年,林哲夫終於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並在多倫多市區的萊爾森科技學院(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覓得助理教授職務,開始他往後長達二十七年的教授生涯。 踏破鐵鞋尋URM 精力充沛的林哲夫在萊爾森科技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的社區與教會。七十年代,他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加拿大本部主席,配合組織的政策,從事宣揚台灣意識的啟蒙工作。 其時,島內的民主意識正在滋長中,其蔓延的程度令國民黨政權感到不安。因此在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藉高雄事件,全面逮捕島內的異議人士,舉世為之嘩然。當時為防止這些民主鬥士被處以極刑,全球各地熱心鄉親即刻展開救援。曾參與營救彭明敏等良心犯的多倫多鄉親亦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營救。 這期間,林哲夫隸屬的教會因為領養施明德的二哥施明雄為關懷的對象,開始有教友對教會參與政治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林哲夫乃與一些理念較接近的會友另創多倫多台灣人聯合教會。 在美麗島事件審判期間,由於新教會缺乏牧師,身為教會委員的林哲夫便經常與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簡稱PCC) 總會聯絡,也因此與該會海外宣道部幹事羅伯特牧師(Rev. Earle Roberts)...

林幸隆

1980年代,那時台灣獨立民主改革運動風起雲湧,搬到加州住在聖地牙哥後,林幸隆就積極參加同鄉會,反正有台灣名稱的社團統統去都參加,舉凡台獨聯盟、FAPA、同鄉會、網球協會、台美商會等,聖地牙哥社團處處可見其活躍的身影。 當時為了要讓沉重的政治議題,以簡明扼要的訴求,打動人心;林幸隆決定不斷自我挑戰,編劇自導自演,還學口技、答嘴鼓、脫口秀,全是無師自通,說學逗唱樣樣精,沒想到大受歡迎,受邀到全美同鄉會表演,"田土伯" 獨樹一格,自此在台藉社團名聲透透。 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 田土伯,林幸隆,生於1943年的雲林縣土庫鎮,父母皆務農,家中有8兄弟,排行老六,媽媽一直想生個女兒,但生了8個兒子還沒生出來才放棄。從小種田、種水果、種蕃薯,任何農作物都難不倒他,直到唸大學時,寒暑假都還得下田,使得他人到中年取了個藝名叫「田土伯」以示他對土地那份深厚的感情。 父親為了養8個孩子, 生活相當辛苦, 49歲就撒手西歸,父親走時,田土伯才是小學生,母親為了8個壯丁,天一亮就要下田工作,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小小年紀他謹記在心,母親教誨要認真讀書才能出人頭地,才不用下田作牛作馬,所以功課一直名列前矛。 親戚為了惜才,就把他送到長榮中學讀初中,該校是教會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林幸隆當時很喜歡音樂唱聖詩,還得到歌唱比賽冠軍。因為有美國傳教士擔任老師,所以初中時不但廣泛涉獵藝術,英文水準也打下好基礎。 回到故鄉讀虎尾高中順利考上淡江大學讀航空測量,那時大學生最想出國留學,他也不能免俗,紛紛報考,結果不但高考特考通過,公費留學及自費留學也通通考過關。「當時若是自費留學,就要賣田地,借錢買機票,還得繳交5千元保証金。台灣囝仔卡無這款經濟能力,所以大家拚命考公費,1970年,我申請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身上連百元都湊不齊,就勇闖美國。現代囝仔可能無法想像卡早咱的艱苦!」想起那段苦日子,他有感而發的說著。 在美國專攻土地測量畢業後就去考執照,結果一連考上加州、內華達、亞力桑那州,土地測量是一門比土木工程師還要專精的工作,在美國甚受敬重,華盛頓及林肯總統以前也是測量師,為人必需清廉正直誠實精準。 取得土地測量師執照,主要工作是定地界,後來還在美國政府機構工作近30年,負責核發地藉圖及建築執照,直至今年才退休,馬上又被土地開發顧問公司聘請任顧問,飄洋過海來美國,沒想到仍是與土地離不開,"田土伯"名聲,果然是名符其實。 偷柑仔換來一段良緣 林幸隆在讀淡江大學時,因為農村出身,很喜歡訪問農家,台北縣大屯山下是他最受踏青之處,有一天他走著又累又餓,看到農場結實纍纍有夠漂亮的柑仔,忍不住就伸手去偷採柑仔,哪曉得當場就被主人活逮,人贓俱獲。第一次做"賊仔"就被抓,那時讀大三,若是送到警局就會被開除,他只好求這位阿伯網開一面,由於主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要他做工抵償,給點教訓。 林幸隆依約上工,哪曉得一看,發現阿伯的女兒美若天仙,名叫"真美"人如其名,一見鍾情,他立刻自動決定每週都上山來做長工,當時真美才初三;沒錯,她正是東方白長篇小說筆下「真美的百合」的女主角,而她口中的林哥哥,大她7歲的正是男主角林幸隆。 「她實在生得水噹噹又可愛,兩個紅腮像水密桃一樣,個性沒有受到都市污染,就像山中一朵百合花,當時很多淡江老師和學生都在追她,為了等她到高三畢業,怕被別人追走,我整整做了三年長工,每週都去看她,風雨無阻。」因為太多小男生想要追求山中的小百合,而且都買零食去賄賂百合真美最敬重的林哥哥,林幸隆為愛是一邊吃零食,又很緊張地一邊圍堵情敵的熱情攻勢。 看過「真美的百合」的讀者都知道,真美的父親是228政治犯,林幸隆自認為運氣好,因為就算很多人呷意,但膽敢娶政治犯的女兒還是沒幾個,靠著一身出色的農技,為了討好未來的岳父大人,他把南部水果苗拿到北部山上種,結果老丈人農場各式水果都有,他在農場工作能力高,一人做兩人份,晚上又做真美的家教,教英文數學。為了真美,他更是發憤圖強讀書,他所努力做的一切,為的是要讓小百合不再受苦,許她一個幸福的未來。 不過,林幸隆一片痴情,以其出類拔萃的表現,對於親友說媒送上門的議員、銀行家或醫生的千金,或是送上樓房嫁妝的地主女兒,他都一一婉拒,一點也不曾動心,他在初見真美時,就已經決定要娶她為妻,但論及婚嫁時,沒想到家人還是極力反對;最主要是真美家沒有嫁妝外,而且父親是228政治犯,在當時可是個大忌。 當時他最敬愛的阿母擔心斷送兒子的前途,頻頻阻止這門親事,為了不讓他黑白娶甚至以放棄家產相逼,沒想到愛到入骨的林幸隆,說什麼也不肯放,就這樣等到真美長大了,他迫不及待地娶進門。 真美雖然家中不富有,但事母至孝,當時林幸隆的母親因為重病被送入養老院時骨瘦如柴,她執意把婆婆接回美國親手伺奉,228的不幸印記,在真美的善良孝順及時代變遷下,終於消彌於無形。 真美純樸溫婉的個性,生下一兒一女,至始至終陪伴著林哥哥,讓林幸隆自覺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發揚台灣文化為職志   如果去造訪田土伯位於靠近聖地牙哥的家園,會被其1畝地上種滿了綠竹筍,台灣水果,包括荔枝、蓮霧、紅甘蔗、黑玉米、甘藷及各種青菜給嚇一跳,若是再看地上有50幾隻台灣土雞走來走去,恐怕會錯覺置身在台灣農舍裡。沒錯,田土伯就是身體力行,每天下田耕作不忘本,他忙的全是道地的台灣種。當初他買下那塊地,大家都笑他買個破爛房子是憨大呆,如今已增資不少,田土伯說:「一心想用自己的方式愛台灣,沒想到愛台灣還可以賺錢。」 田土伯不只農事厲害,由於小學寒暑假就得跟著總舖師辦桌打工,所以伶俐的他,婚喪喜慶的宴席也都難不倒,來了美國,他就常親自下廚招待鄉親,曾經最高記錄是五台巴士光臨,母親壽宴他也親手料理在菜園辦了10幾桌,讓賓客重溫台灣辦桌文化,也算是一絕。  「我希望有一天帶團回台灣,表演咱傳統優秀文化給下一代人看,只有恢復那樣的文化,才會讓台灣人愛這片土地。」 現在是台語演說家,但田土伯從小其實很木訥,在有耳無嘴的時代,鄉下小孩被教得不敢講話,小學六年級因為功課好被老師派去參加演講比賽,一上台「反共復國」的主題才一開頭,他就緊張的尿褲子成為笑柄,自此他對表演是連想都不敢想。 直到留學時,在美國大學時才了解溝通及表現自己是非常重要,所以特別去拿演講課,老師鼓勵去參加演講比賽,沒想到他以“ 功夫” 為主題,把他在台灣看到的太極拳加上望春風的曲調,耍得虎虎生風,一舉拿下英文演講冠軍的寶座,還登上當地報紙頭條,這份成就也成為他個性的轉捩點,從此建立自信心。 後來學校要他開功夫課,他知道那兩三下子是絕對撐不了場面,速速拒絕,不過,他改口要教他們華人料理,他把台灣總舖師的功夫教美國人是綽綽有餘,果然一樣受到熱烈歡迎。 「現在退休了,我要開始實現我的夢想,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結合第二代台美人菁英來表演舞蹈一齣百老匯秀,表現台灣特色介紹多元文化的珍貴,呵呵!我還想拿東尼獎(百老匯的奧斯卡)噢!」其實他不但自己有這樣夢想,也感染到兒子,田土伯的兒子從小就是天才兒童,本來讀醫學院綽綽有餘,但每次看到爸爸在台上說學逗唱,又愛說笑,他也想走上這一行,老師鼓勵他要發揮才能,當醫生太可惜,結果兒子棄醫從藝,阿媽及家人認為做戲仔有什麼出路,以後找不到太太,會窮一輩子。但是田土伯力排眾議,事實証明,孩子在戲劇天地揮灑自如,如今在紐約百老匯當藝術總監,從事音樂劇寫作。 為了達成夢想,田土伯細細品味生活體驗,平常認真收集台灣俗語,地理文化,他自掏腰包,自編自導,自己製作道具及布景,然後把同鄉好友全拉下水,一起又演又跳,他編導過10多部話劇歌舞劇,從生澀粗糙一磨再磨,戲味越來越精緻,得到很高的評價,劇的特色除了本土化,把台灣人情味表露無遺,看了戲的人都會淚中帶笑,笑中帶淚;其中以"咱攏是出外人、流浪到台北、人力車伕之戀"都曾轟動一時。最近推出"一隻草一點露",也深獲好評。 孩子雖然已經很美國人,但是也有台灣心,身為父親的田土伯有個願望想跟兒子合作,要成為百老匯劇導演,「有一天我要登上百老匯舞台,讓全世界都了解台灣有這麼美的文化,東尼獎是我最大的願夢,致辭時我一定會大聲說我以身為台灣人為榮。哈哈!」田土伯豪氣干雲地說著,人最快樂就是有夢相隨。

陳瑞斌 鋼琴家的故事

「以前台灣駐外單位不太重視台灣音樂家,我到國際比賽、表演時,僅有當時的駐歐代表魏武煉、駐日代表許水德曾主動提供協助、關心。」但之後,隨著台灣政府、駐外單位對於台灣音樂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重視,海外這些「台灣之光」也逐漸廣為人知、受到支持,陳瑞斌對此也樂見其成。 「台灣的音樂家,幾乎全靠『個人努力』;因此,在台灣這樣的人口比率中,能出現目前這些國際知名音樂家,算是很難能可貴。」除個人天賦外,同樣也對音樂下足功夫的陳瑞斌,也期望下代學習音樂的台灣人,能更團結、獲得更順利的音樂道路。 「我希望兩個人(台灣音樂家)在一起不止『5 + 5』,而是『5 X 5』,也期望各行各業、海內外的台灣人能將格局放大、放眼全世界。」摒棄經紀公司商業考量,以純粹藝術交流為主的陳瑞斌,衷心期望台灣音樂家能團結、合作,共同將台灣音樂、文化帶到世界的舞台。 多場世界巡迴演出 「若能以音樂得到主流認同,將是(台灣)很好的機會。」身為「首位受邀到東歐參與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陳瑞斌帶著精湛琴藝到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多國表演,獲得廣泛迴響。 「我到處表演,主因是讓主流瞭解台灣、讓接觸者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藝術家』,而這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陳瑞斌則舉行多場「巡迴世界」的演出,琴聲遍傳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 「台灣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籌碼。」同時,陳瑞斌選擇代表台灣文化、形容台灣的音樂作品「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Ballde)等曲目進行編曲,並以推廣台灣文化為目標。 其中,「福爾摩沙敘事曲」為台灣作曲家黃惠鈴作品,涵蓋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台灣人音樂元素,而身兼「高雄文化大使」、「台南榮譽市民」的陳瑞斌將改編「愛河暢想曲」成為「鋼琴獨奏版」,並於1月27日在台灣高雄、台南等地巡迴演出,屆時將「以10指彈出多部樂團之聲,展現台灣人多元的特色」。 「音樂可接觸(touch)人的心,也將使從未接觸過台灣、到過台灣的外國人瞭解台灣。」成功以音樂交流為管道,締造「音樂外交」的陳瑞斌,已逐步將台灣之名帶到世界。 「爸媽都從事跟音樂相關的工作,也讓我跟弟弟、妹妹從小就練習鋼琴。」陳瑞斌的父親陳振德是台南永康人,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當了老師,也在教書期間帶過合唱團,母親張惠美則在家中教授「家庭鋼琴」,上門求學的學生不斷。 「我有記憶時,就在鋼琴上了。」陳瑞斌從5歲開始練琴,6歲時就提早入學,隨即參加生平首場正式比賽「台灣全國鋼琴比賽」。 「我還記得彈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那次,陳瑞斌得到第3名,從此開啟他「參加無數次鋼琴比賽、獲獎連連」的國小生涯。 「現在只有我,走過頭了。」除了陳瑞斌走在「音樂專業」的路上外,唸過音樂班的弟弟、妹妹則在學校畢業後,紛紛如父所願從事教職;其中,小2歲的弟弟瑞賢在跟隨陳瑞斌的腳步到奧地利留學、主修中提琴,而差3歲的妹妹彥竹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波士頓攻讀音樂碩士。 三手鋼琴  造就天才 「當初為了最小的弟弟要練琴,爸爸從留學日本的醫師手上,轉手買了那台『從日本買的二手琴』。」幾年後,那台象牙鍵盤的「三手琴」就成為陳瑞斌的「練習伙伴」,讓小小年紀的他得以參加多次鋼琴比賽,抱回無數獎座、獎牌。 「我『半年』學一次鋼琴,因為叔叔半年才回台南一次,其他時間都是『土法煉鋼』。」陳瑞斌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那位畢業於藝術專門學校「最小的叔叔」陳振明,也讓陳瑞斌每半年接受一次專業的鋼琴指導。 「平時,爸爸則要求我每天練琴,還要將練習的琴聲錄起來,好讓他回家後檢查。」也因此造就陳瑞斌「邊看無聲電視、邊練琴」的功力,並以天賦與努力在鋼琴比賽中過關斬將。 「那時,因為台灣有兵役限制,一定要有『證明』,政府才會發予學生護照。」陳瑞斌在12歲那年參加國家「天才兒童」考試、幸運過關,並獲取公費留學的機會。 隻身赴歐洲留學 1981年,13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正式生」;而在15歲、弟弟瑞賢也到奧地利唸書之前,陳瑞斌都是獨自生活、練琴,造就他「小小年紀便獨立自主」的本事。 「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3到4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3個月才能收到。」因當年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與家人無法緊密聯繫的陳瑞斌除隻身唸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外,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人的演唱。 「除非中央社發新聞回台灣,不然家人鮮少得知我何時比賽、得了什麼獎。」除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外,也因駐外單位少、魚雁往返不易,使得陳瑞斌的家人後來「習慣」從報紙上得知他的近況。 16歲獲國際大獎 曾獲得多座國際大賽獎項的陳瑞斌,首座國際大獎是「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國際鋼琴大賽獎」,從此開始他「越飛越遠」、參加更多國際大賽的大學生涯。 「8年制的大學生活裡,我獲得18座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Beethoven)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史特瑞沙(Stresa)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第20屆貝里尼(Bellini)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獎、義大利羅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美國國際Gina Bachauer鋼琴大賽獎、法國A. Roussel獎、以色列魯賓斯坦(Rubinstein)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同時,陳瑞斌也以「第一名」特優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並獲得「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文憑。 「1992年,將近10年沒回台灣的我,因為一通總統府的電話邀約,才再度踏上暌違已久的故鄉台灣。」當時,陳瑞斌的音樂成績非凡,不僅獲得國際注目,也獲得當時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欣賞,特地邀請他參與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的演出。 文/ 陳美伶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梁政吉 台美社團老兵

遇到不公不義,就直言不諱,遇到歪曲壓迫,就慷慨陳詞;別惹他,緊縮眉頭,梁政吉會用中、英、台、客語,毫不客氣地反駁,堅定立場發表他的見解,有人說他很"嗆"。「對,我就是欣賞自己,有這麼個優點,還好沒有早生10多年,否則我一定會變成228事件或是白色恐佈的受難者。」 台美客家社團的指標人物,梁政吉說著:「出來做事,才知道國民黨政府時代,特權蠻橫,為非作歹的事層出不窮。所以當時就有反國民黨的心情,但什麼是民主?那時還真是一點都不知道,更別提維護台灣主權意識、客家人出頭天的概念。」梁政吉回憶著。 梁政吉雖然因為正義感,在年輕時代就算是個"反骨"份子,但隨著抗議的腳步,一路走來,他越來越清晰自己在意什麼?自己的定位、人生價值是在美國參加台美社團後,才豁然開朗。 「客家團結一條心、硬頸正義來傳承、台灣前途看客家、萬代子孫庇福蔭」梁政吉這首與好友一起作的打遊詩,隨口用客家話吟頌,煞是好聽,而那份從容,也顯示他胸有成竹的信念。 機械工程高才 梁政吉,1941年,生於苗栗頭屋,世代耕茶,從小生在茶園,家族以種茶維生,在梁政吉的童年時代,美麗的家園有後龍溪的支流,山谷雲煙繚繞,每天除了上課來回要走路2個小時之外,都要幫忙農事,但採茶、拔花生、蕃薯、採甘蔗、芭樂,反而是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還有到溪裡抓蝦、抓魚、游泳,過著典型的"摸蛤仔兼洗褲"逍遙日子。 考上新竹初中就離開家園,後來又考上竹南高中後,最後考上當年的台北工專機械系。當預備軍官在空軍崗山服役後,因表現優異,受到長官賞識,頻邀入國民黨,但他予以婉拒。1965年參加留考通過,然後再去就業考試,很快地,考上高雄鍊油廠,被分配在機械部工作,經過同事的介紹,認識夫人吳榮珠,媒灼之言,1968年結婚。育有一男一女,老大梁博立、女兒梁凱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他已是含貽弄孫,兩個孫兒女的阿公。 在煉油廠工作時,是梁政吉的第一個工作,內部官僚氣息嚴重,還有些長官貪污枉法太離譜,一位長官甚至把新的油漕切成八片當廢料賣,中飽私囊,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生性梗直,實在看不下去了,既然無法同流合污,讓他萌生離開的念頭。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讓他很失望,就是當年選高雄市長由楊金虎對決陳武璋,煉油廠行政不中立,竟然不讓楊金虎來拜票,還好無黨藉的楊金虎最後仍然當選,他當時深感台灣有一股反國民黨力量開始在萌芽,他慎重決定棄高薪,出國留學去。 1970年,獨身前往密西西比大學留學,讀工程,專攻機械化工,後來拿到碩士。1972年,來到洛杉磯,同時家人也來美團聚。第一個工作,在C.F. Braun配管工程公司,然後又到Parson工程顧問公司,專作機械工程,期間參與煉油廠設計,作石油化學配管流程;還有做過礦產設計、銅礦的開發、及沙烏地阿拉伯開發石油工程、也曾經設計阿拉斯加採油配管工作。 1980年, 梁政吉看到加州汽車旅館方興未艾,所以也參與了開發房地產、建築及經營汽車旅館,目前仍保留一些至今。1999年,他判斷移民第一代長者,年事越來越高,所以決定開保健中心,現在擁有兩家保健中心,著名的亞凱迪亞保健中心、松柏保健中心,就是梁政吉苦心經營,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事業。 1970年代來南加州時,因為離鄉背井,而且愛台心理念一致,梁政吉參加第一個台美社團,就是南加州台灣同鄉會。以後,雖然不是基督徒教友,但也因為認同他們的理念,常去長老教會禮拜。也因為支持台獨聯盟,所以集會上也常看到他的身影。至於反國民黨,爭取台灣人主權運動集會,更不在話下,吶喊抗議,是既出錢又出力。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人發起支持「艾德華甘迺迪競選總統」運動,那時是台美人最團結的時刻 ,當時一個月薪水約一千元,但很多人就捐出一個月薪水。他露出嚮往之情:「我好懷念那時的戰友。」他點名說,當年活躍的伙伴,有些回台報效國家,像是郭清江、謝清志、張燦洪、蔡同榮。有些已經凋零、退隱或是轉戰舞台,像是陳銓仁、鄭德和、或是許和瑞、江百顯、邱勝宗、丁昭聲等人。 「台美社團一再培植新秀不遺餘力,但我相信當年的老戰將們,心中也很清楚,夢想還未完成,所以期盼他們不要再隱居了,能趕快再回來台美社團,發揮他們的知識及影響力,大家一起來打拚。」梁政吉衷心地期盼著。 梁政吉也特別難忘是,每逢大型選舉,他就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們,組成「海外客家返鄉助選團」,到處去拜票,流利的客語、又唱山歌、又呼口號、兼發傳單,長年擔任海外客家助選團領隊,全力助選的熱情,也讓更多客家人士動容,重新思考,在台灣生長客家人的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梁政吉以洛杉磯宏觀電視新聞記者的身份,進入陳由豪記者會,在會場「一鳴驚人」的質問陳由豪:有關623億貸款掏空台灣之實,卻成為中國報稅大戶,如何向台灣人民交待?當場令陳由豪氣極敗壞,出言不遜。 事實上,梁政吉在1980年代,就已是個媒體投資者,由王桂榮等人發起,為了能讓台灣人也有個發聲筒,遂集資共同經營「亞洲商報」,不過不是經營不善,而是最後因為孫慶餘揭發陳鼓應到中國,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統派,引起官司訴訟,才停刊吹熄燈號。骨子裡,梁政吉常常仍然存著對媒體選擇性不實扭曲的報導,氣憤填膺。所以有機會被聘為無給職記者,他仍然十分開心,總算是一償宿願,也有機會為台灣傳聲。 梁政吉在台美社團,過去總是屬於大聲吶喊、默默付出的一群,在一群台美人想建立台灣會館時,他就已經成為大力支持者,創館一直擔任捐錢募款的董事,直到2004年擔任副董事長。2006年後,就離開董事職位,因為,他有另外一個目標要衝刺。 客家社團擺第一 「我還是永遠繼續支持台灣會館,那是台美人的家,也是活動文化的中心。但因為2005年去巴西參加全球客家懇親大會後,發現唾液腺有腫廇,雖然是良性,但開刀後,但現在沒有口水,醫生囑咐不能太勞累,所以我只能選擇一邊,台灣會館人才濟濟,募款較多,我想心思集中在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梁政吉解釋著。 客家社團太重要了,尤其是南加州,他熱切地說著,過去客家人士都把自己當成台灣的客人,沒有把自己當成台灣的主人,尤其主體性上,迷失在自己到底應該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在認同上出了問題,這也是客家人的危機。也因為這樣的矛盾,不但傷到台灣前途,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打手,而不自知,更不清楚帶來的嚴重性。 「在台灣的客家族群以往就不被重視,邊緣化,客家人心理會有些自卑」梁政吉陳述著,客家人很多過去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外界有時也故意以訛傳訛,造成對客家人誤解的刻板印象。因此只要有心人士摸頭、說好話、施以小惠、加上親中媒體洗腦,或是利益攏絡,就容易高興「忘了自己是誰?」而忽視自己的立場,有時不是故意"出賣",而是根本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利用了。 客家人最被提起的是「硬頸精神」,但在梁政吉眼中,硬頸已不復存在,他認為,堅持主體性,明辨是非、不為迎合小利犧牲大我、不畏強權,才有夠格被稱為"硬頸"。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已經成立20多年,梁政吉是在1980年代才加入,20多年來,社團內部也曾充滿過矛盾、爭執、分道揚鑣等危機,但最後都是安然度過,已經十分穩定,甚至成為與台灣接觸頻繁的互動窗口。 社團內部大家有志一同,「愛台灣、愛客家」,他說,「順序不要搞錯了,要把國家主體放在族群利益之上,因為有台灣,才有台灣客家人,尤其是台灣現在處境艱難,若出賣台灣利益,怎麼對得台灣客家後代的永續發展?」梁政吉搖著頭說,台灣最大的危機,是部分台灣人民不認同台灣,自己生長的國家。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對文化推展十分重視,社團自己有合唱團,包括傳統山歌、現代客家音樂,過去指揮吳美貞苦心經營三年半,帶這群原本是五音不全,空有滿腔熱血的客家鄉親,花費心思調教,如今已成為每年固定有演唱會,受邀到各地演出的客家合唱團。 他也歡迎大家上網查詢全美台灣客家會網址http://www.twhakkausa.com,欲知更多客家事,裡面還介紹許多客家其它連鎖網站。 文/林蓮華

傅舟山

「我的名字『舟山』不是因為詩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典故,而是因為爸爸懷念他的家鄉『舟山群島』」傅舟山父親傅登賢是中國浙江人,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就先到台灣,創辦台北知名的「敘香園」餐廳、經商40年,而母親施秀蝙則為道地的台灣南投人,年輕時候到台北做事,與傅登賢相識、共組家庭。 「我並不是小留學生,我們全家在1990年移民美國時,我已經23歲了」,在台灣畢業於東南工專機械科的傅舟山隨家人剛到美國時,全家先到北加州矽谷落腳、掌管家族旅館事業,然後才搬到洛杉磯定居。 「為了打入美國社會,我選擇轉行從商,首先到離家近的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主修財務、拿到專業文憑」,於1996年大學畢業的傅舟山,隔年就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跟前輩們學習,也讓年紀輕輕的傅舟山擁有很長時間的社團經驗。 2000年,為培養下一代台美人、預防商會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當時的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李木通有遠見地成立「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而已有幾年商會經驗的傅舟山則受邀出任青商部顧問,開始從「學習者」變成「主導者」,也奠定日後成為歷任「最年輕會長」的契機。 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 「在台灣時,爸媽都認為『經商在家裡學就好』,所以期望我在求學時代選擇較實用的機械工程學科」,與一般受保護的台灣學生不同,認為「學生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追求「實用取向」的傅舟山在專二、17歲那年開始在華國飯店打工,之後也在自家餐廳「敘香園」實習、長達2年半。 到美國後,傅舟山在就讀大學期間也跟其他同學一樣選擇「半工半讀」,一方面減少家中負擔,另一方面也從學生時代開始累積、培養社會經驗。「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了」,傅舟山在大學數年間,連續通過房地產、保險,以及證券等3種執照考試,奠定日後從商的基礎。 剛開始移民美國,傅家就像一般剛移民的華裔家庭,本來想從事餐飲業,但因傅舟山深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專業最重要」,他自己也喜歡金融商業領域,旋即放棄家族熟悉的餐飲、旅館事業,選擇從事有興趣、有發展性的金融與房地產。 曾在投資銀行做事、協助銀行上市的傅舟山,擁有金融、房地產、證券等8張相關執照,並於2001年任職「總公司在紐約華爾街、分公司在洛杉磯」的投顧公司,經常往返兩地;其後,因科技股出現泡沫化,傅舟山轉任財務諮詢顧問,現則為美國統一證券公司資深副總裁。 台灣是我的根 「我不是台美人第2代,而是台美人第1.5代」,認為自己觀念很「台灣」、保有華人傳統思想,像是做事負責、認真、能吃苦,又因在美國再度接受高等教育,與美國人士溝通無礙、容易與之共事的傅舟山表示,因他吸收上代經驗、瞭解上代想法,不但可以免除台灣社團「青黃不接」的窘境,也可勝任上代、第2代台美人的溝通橋樑。 「我是家中的獨子,理應照顧爸媽,三代同堂也是傳統台美人的特色之一」,現居核桃市的傅舟山認為,「這就是華人優良的傳統孝道」;而強調「台灣是我的根」,傅舟山指出,除二姐隨姊夫在中國經商外,其餘兩個姊姊都住在附近,每逢週末就像一般台灣家庭一樣舉行家庭聚會,現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的大姊夫李樹人也經常出席,一家三代和樂融融。 在愛情長跑7年後,傅舟山與在台灣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再回美國就業的太太朱菲菲結婚,婚後5年;而婚前從事教職的朱菲菲,現在仍是阿罕布拉市學區小學的全科教師。 2007年,傅舟山千金Tiffany出生,由對「姓名學」研究頗專精的洛杉磯台美商會前會長、現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詹凱臣取名為「傅玉安」。 「我只期望,女兒能作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儘管傅舟山私下曾期望女兒日後成為「收入極高的專業人才」,但仍是個想讓女兒隨興趣自由發展的開明爸爸,「唯一要求的是,女兒要能學好自己家族的母語」,因此,傅家人在家中都說華語,但來自中國浙江的爺爺負責「上海話教學」、會說福佬話的奶奶則負責「台語會話」。 對台灣經濟深具信心 以往每年都會返台探親、觀光的傅舟山,這兩年因女兒出生減少返台次數,但根據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有值得投資的金融公司,「雖然經濟與政府政策有關,但大環境的變化更是重要」,像是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可以說是比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化還嚴重」;而在大環境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一向靈活的台商也會隨著政策變化作適當調整,比如大陸台商已經開始轉移到越南投資。 1997年、29歲那年加入商會,歷經2000年副財務長、2001年副秘書長、2003年與2004年分別擔任當時會長詹凱臣、楊信的秘書長、2005年至2007年接下副會長,以及2006年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跟隨當時的總會長楊信、秘書長詹凱臣身邊學習,現在也擔任總商會北美諮詢委員的傅舟山強調,「我是跟商會一起成長的」,他很感激商會給予年輕人學習的機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不是聯誼會,而是真正能學習的非營利組織」,在「世代交替」理念下接任新會長的傅舟山,期許商會能走入新紀元,包括「加強商會基礎」,舉辦各式講座、參加北美與世界總會活動;「與主流接軌、融入主流」,參與聖蓋博商會、羅斯密商會等加州商會、提昇互動、獲得最應得及最全面的福利;「提昇會員福利」、與會員簽訂互惠合作計劃,以及鼓勵下代台美人參與商會會務等,尤其希望成立數年的青商部能蓬勃發展,以期達到商會「永續經營」的目標。 「人在外地,不需把黨派分得那麼清楚,反而會造成分裂;比如海外的猶太人選擇善用團體力量、善用民族優勢,就能增加影響力」,傅舟山認為,團結將會產生更大力量、影響當地社會,也將為台灣族裔帶來福利;因此,對於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商會一定會支持政府,不管藍、綠」,傅舟山強調,「最重要的是告訴下代子弟『你是台灣人』」。 保有華裔傳統、融合美國文化,身為「台美人第1.5代」,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的傅舟山將持續致力成為「最佳橋樑」,讓台商、台灣之名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文/ 陳美伶

施雅婷

出生於台南市最熱鬧的西門路和中正路,像一般傳統台南家庭的小孩,施雅婷從小便被要求學習多種才藝,合唱團、鋼琴及芭蕾舞等幾乎無所不學。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施雅婷每個禮拜都參加台南太平境教會的主日學活動。在主日學的課堂上,喜愛唱歌跳舞的施雅婷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主日學課程提供的表演舞台,讓教會長大的孩子不怕上台」 每個禮拜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活動,是施雅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高中的時候,她成為主日學的老師,教導教會中幼稚園的小朋友,施雅婷逐漸體會到「付出所擁有」的可貴,喜歡小孩玩在一起的她後來進入台南神學院主修幼兒教育,帶小朋友的成就感讓她樂於繼續當個「孩子王」。 台南神學院畢業後,施雅婷繼續前往新加坡主修教育,學成以後返回台南。此時台南的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正巧要成立幼稚園,剛畢業不久的施雅婷前去應徵便被錄取,成為「最年輕」的幼稚園園長。提起這個「頭銜」,施雅婷有點靦腆。由於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常與各地甚至國際社團有互動,她回憶,由於當時自己實在是太年輕,在這些社交場合代表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出席常引來一陣訝異。 自認生性害羞的施雅婷覺得自己在這種場合講話的份量感實在不足,所幸從小在教會的訓練,讓她在二年「幼稚園園長」生涯面對大場面及社交活動不至怯場;而常在這些聯誼活動接觸國際友人,也讓施雅婷對出國留學心生嚮往。 1988年,施雅婷拜訪住洛杉磯喜瑞都市的姑姑,在洛杉磯的這段時間,她決定繼續念書,並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攻讀她最愛的幼教系。並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方面擔任實習老師,累積經驗,希望能考取教師的執照。經過一番努力,施雅婷不但獲得幼稚園教師執照並且考取校長執照,開始她在美國的教書生涯,並在羅斯密市一家私人幼稚園擔任校長。 擔任幼稚園校長多年之後的施雅婷雖然仍然享受當個「孩子王」的樂趣。但幼稚園教師當久了,有時候她會有「是不是該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想法。遲疑許久,在世紀初始,施雅婷終於踏出她的第一步,她參加了美國著名的模特兒學校John Robert Powers,並從課程中吸收不少美姿美儀的知識。 其實施雅婷對模特兒這行業並不陌生,高中時身材高挑清秀可人的她就曾在朋友介紹下兼差當過模特兒。「主要是新奇有趣、加上年輕人的叛逆性」,施雅婷笑著說。對於當模特兒一事,她深知保守的父母一旦知道一定全力阻攔,可是年輕人的的心理卻又想試看看。因此事隔多年之後,父母才知道這個寶貝女兒曾經當過模特兒。 從John Robert Powers模特兒學校結業後,除了偶而參加John Robert Powers舉辦的大型服裝秀擔任模特兒以外,施雅婷興起了自己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想法。就這樣,她從幼稚園老師搖身一變成為美姿美儀老師,在一個全新的領域開始「作育英才」。 施雅婷在新加坡留學時,常常到一位英國籍教授的家中,由於師母年輕時曾從事模特兒行業,後來並開設美姿美儀學校。施雅婷回憶,「師母舉止是如此的優雅,不論是說話、走路或倒茶,在任何場合每一個動作都是如此合宜」。即使離開新加坡多年,那位英國籍師母優雅的神態,常常回到施雅婷的腦海中。如何將這樣優雅的美姿美儀觀念傳達到生活中是施雅婷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目標之一。 施雅婷與選美比賽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她23歲時,當時台南市剛開辦台南鳳凰小姐的選拔,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而施雅婷服務的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總幹事也積極鼓勵年輕的施雅婷參與這場當時別開生面的選美比賽。躍躍欲試的施雅婷回家秉告父母,然而,出自從不准施雅婷9點以後回家的保守台南家庭,父親對施雅婷想要參加選美的意願當然是極力反對,選美一事最後也不了了之。沒想到多年之後,施雅婷竟然成為多項選美比賽的美姿美儀指導,並且是許多選美皇后的「恩師」。 擔任美姿美儀老師多年後,施雅婷認為學生的進步是她這個當老師最大的成就,尤其看著一個舉止大剌剌、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人在幾個月訓練後蛻變成一位優柔賢雅的淑女,施雅婷說「心中的成就感,真是難以形容」;看著一個個學生在不被看好下努力自我要求後,摘下選美比賽的后冠,施雅婷更是既高興又感動。 雖然大多數來參與美姿美儀課程的以女性為主,施雅婷卻堅信美姿美儀不只是女性的責任。「如果沒有紳士,我們如何能當淑女!」,不管是在餐桌上,或是日常上下車,男士都需適當的照顧女士的需要;「禮儀是男女雙方的責任!」 看看散文書籍和聽音樂是施雅婷平時閒暇的嗜好,她特別感謝小時候嚴厲的鋼琴老師,雖然鋼琴老師的嚴厲讓她當時上課時非常頭大,但老師嚴格要求她多聽各種音樂,卻也讓她養成涉略各種不同音樂的習慣,讓各具特色音樂充滿著她的生活,使得她的人生因為不同音樂更多采多姿。 仍然獨身的施雅婷,目前仍與父母同住。她笑著說「他們已經對我(結婚與否)死心了!」,然而施雅婷對「男人與女人」「婚不婚」還是有一套自己獨特而有哲理的看法:「身邊是甚麼樣的男人,這個女人就變成甚麼樣的女人!」「女人是生來給男人寵的。我想,我是還沒找到那個寵我的男人!」 文/劉孟儒

陳錦芳

「五年征服巴黎, 十年征服世界」14歲立志做畫家,一路成長都是保送模範生,陳錦芳自信滿滿地於1963年初抵巴黎時豪氣干雲地想著;1964年到義大利文藝復興聖地的翡冷翠旅行時得到一個啟示:「台灣將是全人類新文藝復興的聖地」,這啟示成了他以後思考、研究、創作及活動的目標與原動力,也是他躍身成為「世台會」創會核心及初期五年專職的義工緣由。其後又以藝術及文化人文素養創立「新意象派」自成一格,並獲頒「聯合國之友」的「全球寬容獎」,被封為寬容及和平文化大使。 「台灣第一、藝術第二、老婆第三,我是第四名」,陳錦芳一句話讓夫人侯幸君對當時投入「世台會」是位100%「不務正業」的窮畫家,願意為他出生入死,同甘共苦;這位一生集畫家、作家、哲學家、社會運動者的台美人陳錦芳,70歲對推動「台灣魂」的精神建設,熱情與愛的付出永不停歇。 受梵谷感動立志作畫家 陳錦芳,1936年6月2日生在台南縣歸仁鄉,在農業社會家裡做小生意, 9位兄弟姐妹,從小就養成獨立又愛交朋友的個性,因為生於日據時代,讀小學時都要躲空襲警報,疏散到鄉下牛棚與牛一起讀書,教室後就是飛機場,美日兩國飛機常在空中交戰,後期更是天天嚐到機關槍掃射躲防空壕的戰爭歲月,直到小學三年級終戰結束,小小年紀就已嚐到戰爭的殘酷,和平的美好。 因為對顏色符號反應過於常人,所以換成國民黨政府得改讀中文,他適應很快,考上台南一中,陳錦芳從小喜歡文學,但更喜歡畫畫,在貧瘠的年代,受布袋戲、歌仔戲的瑰麗多彩吸引,但影響最深的是14歲時,一位留日的牙科黃醫師來歸仁鄉開業,他的診所書藏40本現代美術畫冊、常常放著貝多芬等世界名曲,對小小的陳錦芳而言,黃醫師帶領他與世界接軌,生於窮鄉僻壤的他終於認識世界還有梵谷、高更、塞尚等印象派畫家。 看了梵谷的畫,油燈之下,心思細膩敏銳地陳錦芳不自覺地流下眼淚,然後立志要成為一位畫家;他說:「有的畫是給眼睛看的、有的畫是給大腦看的、梵谷畫的是給心看的,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筆觸是在眾多不如意下仍傾生命全力在畫,那種虔誠猶如信仰,會覺得"聖"到令人感動。當時就我的心像一把火在燒,直覺一定要去巴黎當畫家。」 夢向新文藝復興 因為台南一中保送,他從素描開始學起,高中時就花一半時間在畫畫,不過功課成績仍保持超優一舉保送台大外文系,為了到巴黎畫畫當然得攻讀法文;1963年,世界道德重整團爭取能在台灣成立分會,總部要募召50位學生代表當和平使者,出國1年,當時需要法文,他被選上後接連訪問歐洲和美國,當年60年代能出國就已經很困難,更何況能夠面見頂尖社會領袖,陳錦芳曾經和甘地孫子做室友三個月,他當時就體認繪畫不應關在象牙塔裡,也應該投入做社會改造運動,探究整個人類問題。 後來法國政府戴高樂給台灣政府兩位全額獎學金,600人爭取,他以高分考上, 向友人借一百元於1963年啟程去法國,當時一張單程機票就要中學老師半年的薪水,他當時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法國文學及文化,同學就是200多位來自全世界的獎學金人才,沒想到畢業時是還拿到第5名榮耀,通過文學碩士,他並在巴黎藝術學院學畫,由於巴黎藝術學院只收法國人,他是通過審查成為自由生旁畫,一心準備有朝一日要當畫家。 在繼續攻讀博士時,風迷全台的「小王子」就是他邊寫報告邊翻譯給台灣出版,而他在台大寫的“ 少年日記” 也在法國出版,紅回台灣,當時可是那年代的情書聖典。 文藝復興的搖藍─翡冷翠(義大利弗羅倫斯),也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基地,他首次造訪時,一種很強烈地聲音不斷在腦海響著「全人類的新文藝復興,新搖藍就在台灣?!」 陳錦芳說:「我花了12年時間,都在研究這個可能性,主因是我發現翡冷翠,只有台南大小,風味像極了台南,勢在人為。」 為了要完成自己使命,在藝術方面要站起來,就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畫風,巴黎當時就有10萬個畫家,上自家喻戶曉的畢卡索等成名畫家,也有來自各國想要挑戰成名的畫家,他記得「五月沙龍」當時展出許多經典之作,正逢名家各領風騷的爆發期,他常看的傻眼,只能寫些畫評回台灣,但卻苦陷要找到能與這些人比擬的畫風實在太難了。 陳錦芳1969年起就一直在找路子,當時是抽象畫潮流高峰,他深覺在畫布沒有辦法找到出路,只能從思想開始,唯有創立新畫風,創立自己畫派,把自己定位在能被時代接受,才能有立足存在價值。 當年人類登陸太空,他又讀到德日進的哲學思想,產生五次元觀念,他頓悟了,「人類的文化生態,過去是從合入分,如今分而合一的時代開始囉」找到方向後,至此每幅畫都有一則故事,把古至今的形象重新融合,要找的是大家眾所皆知的文化形象元素,結合成為畫作的語彙,藝以載道。 有了靈感,他的博士論文序就有100頁,讓法文教授超級震憾,一年之內完成,並只改一個字,讓他以特優成績畢業。 畫壇剛開始大家批評他是東拚西湊,一再被否定,但他根本不怕,而且相當有決心及信心,完成多系列畫作,後來被大家批評地“ 東拚西湊” 經過科技發酵,發展成” 電腦ART” 的畫派,陳錦芳反而被尊為開山祖師,也是21世紀的後現代畫風的先鋒。 創辦世界台灣同鄉會 1964年為找到台灣是否能成為文藝復興新搖籃的可能性,他開始研究台灣,理論方面是可以,但最重要是讓台灣人有自信,台灣的歷史豐富多元, 但極缺心靈建設及文化建設,團結台灣人,突破當年的戒嚴,台灣才可能有人文活力,當時很多台灣鄉親在各地有同鄉會,他在歐洲也積極參與。 不過,畢業後,他就前往台灣同鄉會大本營紐約,因為世台會創立,需要有人聯結北美工作,陳錦芳決定先撩落去,百分百投入參加民主運動不是人生規劃,但藝術熱情,赤子之心,他認為這也是實現新文藝復興的必然過程,結果一作就作了十年義工,而且還名列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 1970到1980年間,他分享了兩個小故事,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後,為了把理念向同鄉傳達,他買了2個月220元灰狗巴士的票,就拜訪全美國及加拿大,灰狗巴士大站都有台灣同鄉,1萬1千哩他大多睡在巴士上,見了8千多位鄉親。第二個故事,他做義工期間根本沒時間畫畫,太太本來要在巴黎留學4年的費用,全被他花掉,剛好當時也是民主活動起飛之時海內外同時應和,成效顯著。 原本畫家的黃金歲月,10年全給了世台會,不過沒有固定經濟來源,入不敷出的奉獻,二個孩子出生時也都不在太太身邊,生產還得靠政府社會福利幫忙才度過關,當第二個女兒出生時,連買奶粉錢都沒有,陳錦芳才驚覺,沒有經濟能力,社會改革是無以為繼。 陳錦芳說:「10年對台灣的關懷,最常講的是喚醒文化及正面積極鼓勵,我常想台灣是有使命的,苦也要有苦的價值,一念之差,就可以成為快樂台灣人。」即使陳錦芳再怎麼樂觀,對於父母親過世時,因黑名單不能回家奔喪,父母畢生心血建的一幢房屋,也被當時政府全部毀掉,夫人不能完成學業全家跟著他吃苦10年,做為追求民主自由的代價,回想起來,他眼眶還是泛紅著說絕不後悔。 自由女神讓他聲名大噪 做了10年世台會義工到一段落,1984年決定重拾畫筆,搬到紐約蘇活區闖天下,同鄉會好友湊錢借給他們三萬元做本錢,他努力賣畫3個月就還清,自此他專心做畫,1986年是大突破 ,自由女神一百週年紀念,陳錦芳畫了一百張畫作,CNN採訪剪接成15分鐘電視畫面傳播到全世界,轟動藝壇,以前創辦世台會時,有些同行笑他是"話家",自此也佩服欽羡不已。 Newyorker選畫家時,T F Chen(陳錦芳)的畫作最受歡迎,自由女神讓他聲名大噪,David Wolper是華納公司的老板也是百週年慶的總主席,一口氣買了5幅畫,也讓他行情大升,並對於他能反映新時代,讓後現代變成潮流的成績,稱頌不已。 1996年60歲時,他完成了三個願望, 發表「陳錦芳60年來回顧展」、獨資成立陳錦芳文化館(百坪上下共有6層), 發表早年的巴黎日記"巴黎的日子" 整理自己的歷史,並畫了一幅五洲共和的畫作,「迎向21世紀世界文化交響曲」高3尺長15公尺(110X560)。 1998年聯合國NGO主席布朗,發現了「迎向21世紀世界文化交響曲」等畫作深受感動,20多年來他們都在找一位畫家能透過藝術推動聯合國精神,世界和平的理想;每年在11月16日定為全球寬容日, 並頒獎給貢獻人物,2001年911發生後,陳錦芳被提名並奪得獎項,台灣被排拒在國外成為國際孤兒,但是當聯合國希望透過藝術來促進和平互愛的文化時,卻偏偏挑選了一位台灣藝術家,並破例成為一個文化和平大使,而後又被33個國家列入200多本教科書裡,成就實在值得驕傲。 陳錦芳已經70歲,但看起來像50多歲,他說:「人生70才開始,80不算多,90還會走, 100倒下來差不多 我還有30年,希望我的第五次元文化觀能貢獻世界和平, 因為在今日高科技的時代,除了「硬體」、「軟體」之外,我們更應該培育「靈體」(Soulware),即愛與全球主義的新精神。除了繼續創作外,願意推動「為人類而藝術」世界巡迴活動,同時為台灣發聲。」 文/林蓮華

蘇國雄與商夏惠 FAPA的故事

長老教會教徒世家 蘇國雄,生於1940年的台北新店,家裡有4個兄弟姐妹,是家中老么,日據時代祖父經營茶行,當時就是長老教會的虔誠基督徒,父親幫忙家中茶行兼做公務人員,但爸爸在他6歲那年,生病亡故,自此家道中落。 由於媽媽於長老教會司琴,外公又是第一代長老教會初期傳道,靠著彈一手好琴的一技之長,在長榮中學教書兼教鋼琴,一手撫養孩子們長大。 么子蘇國雄與媽媽很親,感恩媽媽的含辛茹苦,非常注重4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要孩子肯讀書,她總是無私的奉獻。他還記得每學期繳學費時,媽媽總是到處奔波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媽媽傳授的精神食糧,每天祈禱讀經,深植在孩子們心中,卻也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蘇國雄,小學功課就名列前矛,保送上建中。如今在南加仍印象有幾位同期的好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像林衡哲、南加州科工會會長周實。 後來,因為對三民主義頗有微詞,成績考得太差,考到成功大學土木系,為了貼補家用及學費,大學時代一直都在做家教。當年土木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他以第二名考上台電,因為成績優異被派發到台北總公司服務,當時這份工作可是人人欽羡的金飯碗。 在台電工作,當時台灣才剛有電腦,那時電腦總機就像一個房子一樣大,讀取資料還是用打卡片,當時遇到來自台大物理系助教商夏惠成為同期實習生,由於電腦當時很新的東西,蘇國雄憑其數學長才熱心幫助她,兩人互生好感。後來,才發現彼此哥哥是舊識,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兩人感情急劇升溫。 當時商夏惠一直想成為「楊振寧第二」,遂先去加拿大讀生物物理碩士,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此時蘇國雄愛相隨,隨即申請到美國留學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博士,夫人最後為愛也決定轉學申請同讀一所大學,兩人在1969年9月,結為連理。 蘇國雄事母至孝,留學省吃儉用,還把獎學金省下來,寄回給台灣媽媽,1970年9月生第一個女兒,1976年生下兒子,育有一兒一女。 創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 在科羅拉多州於1970年代,蘇國雄就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原本是只分享本地留學生,哪曉得外地口耳相傳後,導致供不應求。 1970年11月,每年台灣同鄉都會有感恩餐會,那時他們就與洪哲勝兩家,共印了兩百份,開了10多個小時,去堪薩斯赴會,結果彭明敏在逃到瑞典輾轉到美國,當天出現在會中,給同鄉大驚喜,也帶動餐會最高潮,蘇國雄分發200份「望春風」,那時登高一呼,「望春風」馬上就變成全美第一份留學生雜誌,鼓吹台灣民主自覺運動。 這是一段伉儷難忘的回憶,他說:「望春風」名字,當時是讀者投書命名,結果吳瑞信牧師投稿命名,雀屏中選。留學生當時課業非常繁忙,但一股使命感,全靠著愛故鄉的熱情,直做到畢業之後,才移交給其它州接棒。」 後來,畢業受聘到芝加哥做工程師,他提及,1972年,台灣威廉波特少棒隊奪得少棒冠軍,當時,很有趣的是,留學生開車10多個小時抵達之後,因為僑民壁壘分明,他們堅持自製許多旗幟,就是沒有拿中華民國國旗,為小將吶喊。 列入黑名單 1973年,因為工作關係,移居到南加州柑縣,當時一個房子只有5萬元,蘇國雄就很有生意頭腦,想要投資房地產。夫人要他永遠保持教學、學者、工程師的工作。但蘇國雄在1988年,堅持提早退休,轉行投資房地產。 雖然夫人有些不諒解,但蘇國雄卻慶幸得很,原來他本身是原子工程師,在90年代以後,同期同事最後遇到公司大裁員,及早退休的明智決定,讓他在房地產獲得不錯的經濟基礎,未來生活無憂。 蘇國雄雖然很活躍,但真正被列入黑名單,卻是1975年後,擔任一次台灣同鄉會聚會的主席,當時群眾相當多人,雖然大家很團結,但因為有白色恐佈、黑名單的陰影;蘇國雄笑著回憶著說:「很多人寧願出錢出力,也不願上台,在台上一排座椅空空蕩蕩,因為自己是主席,非上去不可,老實說,在台上感覺很孤單,心中卻可以體諒。」 一旦站在台上,他就已有覺悟,可能今生今世也回不了台灣,當時心很痛,卻也無奈,尤其在1984年,媽媽過世,其它兄姐都在,唯獨缺了蘇國雄申請回台被拒,想到媽媽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時時受到台北警察局關照,還得在電話中假意叮嚀不要插手政治,但他曉得媽媽心中是支持他的,媽媽了解么兒的心意。 但是媽媽生病,無法回去探望,連媽媽臨終都不能送行,蘇國雄非常自責地認為不孝,為了反獨裁集權,無法見到媽媽最後一眼,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1984年,無法忘情望春風的克難式雜誌,蘇國雄參與了另外一個文化事業,當時,由建中同學林衡哲發起,成立〈台灣出版社〉,出版台灣歷史、人物、文化的書籍,蘇國雄非常欽佩醫師林衡哲全心投入,自我犧牲,因而大力支持,成為股東。 剛開始時,賠得很慘,股東仍心甘情願力挺,林衡哲則是一直寄出新書,蘇國雄也看了30多本的好書,受到林衡哲的感召,這段人生美好的回憶得以延續,他預計未來要捐全套給台灣會館。 以為再也回不了台灣,在1988年代,戒嚴令解除,賢伉儷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竟是說「感謝上帝眷顧台灣」,自1968年出國留學後,蘇國雄20年後,迫不及待終於在1988年,第一次返回台灣,沒想到剛好在同學會上,竟然聽到電視新聞,蔣經國猝死。自此,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 共創FAPA柑縣分會 當初,1990年代,蘇國雄有鑑於美國國會勢力是友好台灣,他遂加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還加入CLUB 100,由於當時洛杉磯活動較少,地區相隔過遠,1997年,呂眾英從北加州搬到南加州後,在呂眾英的鼓勵下,遂移師到柑縣成立FAPA分會,成為主要創會會員。 2004-2005年接任會長,在會員共同努力下,從60多名增加到130多名。半年一次活動,NEWS LETTER定期出刊,2004年及2005年,並成為FAPA總會頒發最佳進步獎。之後,功成身退,交棒給楊東龍。 他與夫人也積極參與主流,以個人名義,出錢出力參加美國主流募款餐會,諸如國會眾議員羅拉巴克、卡克斯(Christopher Cox) 、 John Cambell、 ED Royce等募款餐會。有鑑於現今國會勢力,中國不斷滲透,對我方形勢不利,所以他一旦參加當地國會議員交好時,力推讓台灣能與美國簽定FTA(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他語重心長地說,再不快點做,情勢會對台灣更不利。 與夫人商夏惠,身為柑縣FAPA一員,他們感到引以為榮,在「2005年反分裂法」、「2006年爾灣姐妹市風波」時,此間成功地激發台僑合作總動員,共同捍衛台灣尊嚴。 蘇國雄為這兩個事件,還特地出馬重拾筆鋒投稿,尤其大女兒Connie是USC的大眾傳播碩士學位,會為父親潤稿,蘇國雄投了兩次柑縣紀事報(Orange Register),全部登出,在主流媒體為台灣權益發出不平之鳴。 「我自己最喜愛聖經中有提到一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之人,是象徵神的恩才成的】,歲月無情催人老,我們轉眼已垂垂老矣,以有限的餘命做最後的奉獻,取捨之間,不能不有所拿捏」蘇國雄說出自己希望有生之年,能發揮他有限但也是最大的價值,奉獻地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台灣。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李淑櫻 彩繪抽象人生

李淑櫻(Nami Lee) 的歡喜笑容, 是她用彩筆沾著五彩繽紛的顏色一圈一圈,生生不息地圈出生命泉源,也圈到自已的臉上,笑容就掛在她的臉上,再也摘不下來, 即使女人再多愁霾憂鬱,但她仍壓住了心底苦楚,頂直了腰竿,在藝術中瀟灑笑傲江湖。 李淑櫻的畫不難理解,但當您了解這些畫,是來自她面對人生最大困境站起來的最大支柱,你不免多看幾眼,因為在別人看來的苦澀,在她的抽象畫是真的把具像抽了又抽,抽出味道,抽出道理,抽到內在,李淑櫻畫抽象人生,給人生作了一個框, 自己在裡底用五彩來扮戲! 爸爸曾當選二任南投縣長 李淑櫻,1945年生於終戰時代尾聲,7個小孩,排行老五,2男5女,從小就希望她能美如櫻花般的珣爛,從小備受疼愛,阿公李春盛是草屯望族仕紳,還曾經榮登日本人寫台灣誌百大人物時佔有一席之地,外公吳賜斌是清代秀才也是著名的國畫家;日據時代,爸爸李國楨年輕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回來當記者,李淑櫻記得在6歲時,終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爸爸被派任做南投縣長,是少數倍受重用的台藉菁英,第二屆他又以政績卓著高票當選連任;家境富裕的爸爸在任內相當賣力,南投盛產竹子本來只是拿來做雞籠,李國禎就聘藝術家顏水龍教當地手工藝,竹子搖身一變成為工藝品外銷熱門貨,結果原本市政虧損累累轉虧為盈,也特別重視教育,在原本交通不發達的南投縣深山內廣設小學及中學。 在李淑櫻心目中爸爸是永遠的英雄,但也有落難之時,市長任期結束後被調去做檢驗局局長,本來這是個大肥缺,但因為爸爸留日所受的教育,公正不阿的脾氣及提出太多改革措施,與官場現實衝突,後來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雖然被冤枉,但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一定要討個公道,10多年來父親從旺族官場的佼佼者,變成自力更生的雞農,爭的就是要還以清白的骨氣。 初中畢業考上高中,但是父親看她手工精巧及廚藝了得,逼她去讀新娘學校,希望她嫁個好人家,結果考上台中家職,三年來新娘該會的十八般武藝,她通通名列前矛,頻頻得獎;有一天學校功課規定做雞絲面,媽媽吳美玉覺得太好吃, 央求傳授,當時1960年代,李淑櫻萬萬沒想到媽媽會把她教的雞絲麵發揚光大,成就一番事業,全台遠近馳名到處銷售,後來還開烹飪班授課,媽媽被農復會聘請做烹飪老師,誠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用酸甜苦辣繪畫人生 小學生活多采多姿,和藝術無關,一直到初中,李淑櫻才真正與繪畫結緣,原來有次上美術課時,被人稱巫婆的老師,特別賞識為她上課,但是因為老師太愛打牌下不了牌桌,所以乾脆就拿了一堆畫冊教她去模擬,李淑櫻也很為難,只好硬著頭皮一直畫,但是也因為模擬畫冊擴展自己的視野,開始進入繪畫的天地;參加多項比賽得獎後,因為太優秀,高中專門為學校做壁報及花車,不讀書但又愛調皮搗蛋,老師一句話「你難道甘心一輩子只做個"新娘子"嗎?」,李淑櫻私底下開始思考,決定報考美術系,但老師們認為她外務太多根本考不上,但教務主任對於她的上進心認為值得鼓勵報考,她決定報考師大美術系及藝專。 成績揭曉,教學組長充滿了抱歉內疚,因為組長認為她根本考不上大學,所以自動將師大美術系去掉,結果害得她只好留在藝專讀書,不過個性樂觀的她,後來才體會師大是以培養師資為主,藝專是訓練專業,唯有在藝專才能真正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畫畫。念及於此,其實最後她是充滿感謝那位自作主張的教學組長。 可是在台灣作專業畫家實在無法維生,所以她還是去修了教育學分,畢業後就回母校雙十初中教書;當時因為對美術的喜好想更進一步去武藏野大學進修,但是因為愛情,她選擇了地走入家庭。 她的前夫,是小學同學兼青梅竹馬,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及擁有深厚的音樂造詣,當時大家都稱他們為金童玉女,李淑櫻前夫的聲音非常美妙,除了工作認真,也常去教會服務,許多事到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感動,當時是一段甜美的戀情,在前夫父親的牽線下,個性開朗美麗大方的她終於與英俊瀟灑多才多藝的前夫,並結連理,過了一段非常甜密的婚姻生活,當時公公臥病在床,與婆婆一起悉心照顧,畫畫作品較少,但一直都不願間斷,也生了一男一女。 公公去世後,1976年,移民來美,前夫過去是在逢甲做客座講師及顧問公司,甚至當了鏍絲廠廠長,決定來美發展長才,對小孩教育也很好,孩子從讀幼稚園就受到美國很好的教育;前夫也是個愛台灣故鄉的熱心人士,為了幫助他達成心願,李淑櫻決心也要插手政治。因為當年政府戒嚴時期,沒有一點膽識及勇氣,是絕不能踫政治,最好有耳無嘴否則極易惹禍上身。 李淑櫻前夫到了洛杉磯也是在長老教會做司會,當時為了美麗島事件,全台美社團團結一致做禱告,還記得教會玻璃還被人家打破,當時做司儀的前夫,策劃能力很強,表現傑出因而在台美社團嶄露頭角,很多活動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夫妻雙雙的身影。 大家也都知道淑纓喜歡畫圖,所以邀請幫忙做刊物的封面或海報,她笑著說,當時沒有什麼電腦製作,全部都是要用手工,又遭家中婆婆生病,她常常是一隻蠟燭兩頭燒,但能以自己專才為台灣社團盡一份心力,為了台灣故鄉,她總是很開心全家大小同心協力總動員為社團做事。那是第一次感覺畫畫不只是藝術,一張畫作其實可以說出很多故事。 常捐贈畫作義賣募款 她最開心的就是,TACL台美公民協會想要設立獎學金,她透過義賣自己的愛作,感受到一幅畫竟然三次義賣, 畫畫受到鄉親疼惜一直標購再捐出,純粹是為了要幫台美人第二代設立獎學金,「 這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除了肯定自己畫畫功力,相對要求自己未來更要精益求精,所以後來又到美國學校修學分,修了抽象畫、雕塑、彩繪玻璃,最重要是學到藝術創作要有心也要用心。」 最難忘的是,因為228事件發生時自己很小,所以印象228事件是很可怕的事, 但在美國第一次參加紀念228事件時,李淑櫻被派負責做Banner,一邊做一邊細細體會台灣人受到的壓制,鄉親們一直要到異鄉才敢說出來的228,是需要平反的,無辜受難者的英靈不能白白犧牲掉,現代人唯有要用更多心力去愛惜台灣才能添補這份傷痕留下來的遺憾。 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盡力做時卻會充滿感動。 自此,李淑櫻畫畫已進入不同階段,畫以載道,畫畫感情更豐富充滿隱喻也更有目標,至今她已經以蕃薯落土不怕爛,代代生生不息而創作女人系列,還有生命系列、宗教系列,她每次一唱到 “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畫作裡就會出現台灣是富裕的,要保護它愛惜它的衝動。 曾任台美藝術協會會長 台美藝術學會是1994年創立,被推薦已參與11年, 負責文宣工作, 每年至少一次展出,主要目的是請專業可以幫助業餘切磋,在 2004年, 邀請協會9位畫家到巴黎展覽,深受好評;去年60歲是生命的豐收期,擔任會長期間,2005年時受到國際著名的畫家陳景榮教授的幫忙透過其兄弟, 試試看巴春季沙龍結果沒想到入選在法國巴黎參展2週。 又由聖路易斯台灣之友會主辦一場台日美交流展,以台灣及日本同步展出,包括 5月傳統週戀戀台灣情,台日美藝術交流, 6月在台美藝術學會年度展覽,9月到10返台巡迴展一切都非常成功,在台灣展覽時為支持李登輝學校, 群策會選畫特地選了兩張義賣,李淑櫻感到非常開心, 2006年卸下會長職務,希望能專心在教會服務。 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 發現老公出軌相信是每個女人的最痛,李淑櫻在1994年發現可疑,但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連至親好友都沒有講,等著他回頭,可是當對方決定什是最好,1997年,抱著祝福心態決定放他走;原本想要白頭偕老,不論是有錢或貧窮, 走不到最後也是很無奈,婚姻變天,她開始領略在人生路上的坎坷,事情發生時,上帝都有隱藏的意旨,也許在別人眼裡是困境,但在困境卻可以接受挑戰學習美好,自己的人生才能像彩虹般的斑爛。 1999年以前,除了義工及畫展, 並沒有機會工作,婚變時,當自己要走出來時, 一點信心也沒有,既害怕又擔心,她很感謝吳西面因為當婚變時,太平洋時報給一個機會學習讓她磨練寫作。 她記得媽媽說,「眼淚是沒有用的,不能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所以就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當時有些人勸其離開熟悉的環境回台灣治療情傷, 但因為兒女都在這邊,這裡有可愛的台美人及許多熟悉的社團,留在這裡繼續盡一份力量,才不辜負愛護台灣的誓願。現在她最希望現在是眼科醫師的女兒楊亞文能有個好的歸宿,找到如意郎君。 文/林蓮華

周清耀、黃文香

「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我,能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員,首先要感謝黃文香的付出,因為她的投入才能帶動我深入的參與,雖然我倆個性互補,但也許只顧"衝衝衝",其間容易得罪人。我參加社團遇到許多挫折,但社團中最需有度量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必竟正義產生關懷,大家做法也許不一樣,別忘了,理念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全僑聯盟洛杉磯支盟理事長周清耀有感而發地說著。 1981年來美,周清耀雖然住的比較遠,追溯民進黨還未成立前,重大黨外活動及民主活動,他從不缺席。由於過去生活背景比較苦,他習慣站在弱勢團體一邊,即使做生意圓融,八面玲瓏,但從沒流失過應有的正義感,及對強權的反感。 911之後,才積極投台美社團,起步比許多社團前輩晚,但因為活動力強,廣結人脈,愛做節目的他,與夫人黃文香,兩人總是「孟不離焦」地夫唱婦隨主持活動,在部分台美社團轉型成為較為活潑的型式發展後,他們在其間也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周清耀 從小就是好幫手 周清耀,1949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世代務農,祖父在日據時代把田地租給佃農,轉而經商做雜貨店及海產批發,祖父的店當時是清水附近地區唯一兌換糧票的地方,在地方上頗富威望。國民黨政府時代,記得上小學之前,經過三七五減租,後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沒有了田地家道中落,父親長子接下祖父的批發漁類海鮮,因為媽媽生下9男1女,他排行老七,人口眾多,父親辛苦維持生計,家境小康。 周清耀從小就非常懂事成熟,看到家中情景,當時他還記得讀小學註冊要6元,父親根本無力負擔他的學費。他為了能讀書,一年級就開始節儉存下零用錢,從小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他的每一學期學費,都是他平日自己零用錢存下繳交,以減輕家中負擔;由於家中長兄去台中掙錢貼補家計,雜貨店經營的很辛苦,周清耀放學後,一定要回去家中幫忙雜貨店工作,絕對不能偷懶,每天就是像個小大人在做生意,吃苦耐勞,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玩樂時光。 家中工作重擔影響到小學幾乎沒有辦法好好讀書,過去流行課後補習,周清耀急著想升學,6年級下學期,決定向母親開口,好不容易媽媽湊錢讓他補習一學期,終於得以考上清水初中。 然而父親實在無能力負擔他上初中,周清耀只能再度央求媽媽,表達自己想讀初中,媽媽遂瞞著父親讓他繼續讀初中。但經爸爸發現後,媽媽保証,所有的書都是跟鄰居借就可,學費自理,由於距離家中只有三分鐘路程,開銷不多,父親看他一心求上進,終於答應他去上學。 對周清耀而言,初中學費也是省吃儉用節省下來,老師還特地為他申請補助,學校也唯一只有他的學費是分期付款。從小就有美術天份,初中美術老師惜才曾想免費指導他的長才,但父親以家中無法開銷,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興趣。 初中順利畢業,周清耀實在不敢再向父親要求升高中,剛好當時大哥、二哥在台中表叔家幫忙開店賣肉鬆。二哥學了技巧後,也跟著在市場開店賣起肉鬆,順便叫周清耀看店,二哥則去當兵,因此他16歲就獨當一面出去作生意,去大餐廳送貨,學會不少做生意打交道的技巧,當然也有面對店家不滿意小毛頭來談生意的臉色,周清耀總是以誠懇化解,養成他從年輕時就有好EQ。 二哥退伍後,周清耀仍然有想上高中的夢想,眼看自己磋砣兩年,再過一個月就是高中聯考,他下定決心買了一本考前總複習,晚上看書,白天作生意。結果,竟然還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中高工夜間部機械科,讓他如願以償。 周清耀半工半讀,台中高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優異,還沒畢業就被受聘到工廠作機械操作。 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被分配到海軍陸戰隊。由於過去大學生就可以當預官,後來改制需通過預官考試,他當兵第一年正逢制度首年改變,那屆新兵80%都是大專生,周清耀相處後,十分羡慕大學生涯,也立志有一天自己要再繼續升學。 企劃頭腦贏得轉機 周清耀雖然家中環境辛苦,但在軍中展現活動力超強的天份,一連總共有156人,結訓考試竟然考過大專生,文科、武科都是第一名,文武雙全,成績遙遙領先,這也讓他奠定自信心。但是6個月後,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式,規定只要前12名都可以留下當助教。但周清耀此時發現國民黨的腐敗,原本第一名的他,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結果變成第13名,被派駐在外;有趣的是,後來還好是營長愛才,找他回去做營部代理受訓官,管的正是政戰訓練,專管國民黨黨証。 1980年,退伍之後,踏入職場,由於現場操作機械能力表現不錯,做了二、三年就升上業務部做營業課長,同時忖量已有能力考大學,所以又半工半讀,考上逢甲工業工程系。「公司董事長很疼我,為了鼓勵我讀書,學費全是公司支付,對外則說是他的求學可以幫助公司成長。這點讓我很感激,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讀書... 」周清耀感激人生中的貴人。 但好景不常,公司後來受火災波及關閉,他被空降到關係企業,為了感恩圖報,雖然英文不是頂好,他工作十分賣力,步步高升,做到經貿副理,協助海外事業發展。 更難得的是,周清耀發現公司都是OEM,明明自己的機械產品做的非常好,卻掛著美國品牌,只有擔任代工的份,市場全被美國人士控制。他遂突發奇想,寫了一份「如何在美國做生意」的企劃書,強調企業要領先腳步,就要創下自己品牌。董事長看到這份企劃案,決定就安排孫女、孫女婿,及周清耀派來美國開發市場。 1981年,來美之後,公司就設在紐澤西,不過,「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原本要大展身手,股東內部有紛爭,最後還鬧到被交通銀行託管。子公司遂很聰明切斷臍帶,變成獨立公司求生存。後來,簽証到期,另外一家公司爭相聘請,2倍的薪水,邀請他到田納西上班,並代為申請綠卡,周清耀得以留在美國,由於他的企業頭腦,不但擴大規模,還為台美機械企業做了很好的橋樑,許多台灣品牌,全部都由他服務的企業做代理,讓台灣機械產品,順利入美行銷。 做了一段時間,他當時的好友-Sandy 黃文香在洛杉磯的親戚因迷你超市急需人手,周清耀遂把股份一起買下來。在一兩年之內,又將超市擴大規模超過2倍,生意興隆後,2年以內,用10倍的價錢賣出去。 之後,剛好又有一家餐館,因為股東要回台灣,他決定買下股份之外,並做管理工作。即使餐館又是外行,但營業額還是翻了一翻,作到嚇嚇叫,原本以為平安無事,但不幸的是,出國一趟旅行之際,因為一起管理費200多元未繳,周清耀碰到黑心律師未處理好,結果竟然被搞到店面被查封,還把一個小案件弄到上法院。周趕快回國上法院,但已為時已晚,處境宛如從天堂掉到地獄。 還好,老天特別眷顧,又找到了新的餐館,在West Bonaventure 大飯店頂下一間速食店,一直做到現在,生意財源滾滾而來。不過,世事難料,2001年,911之後,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約八成移出,生意備受影響,他笑著說:生意目前尚能糊口。 從小學開始,就開始接觸做生意,對於中小企業及店面經營,自有一套獨到的看法,他表示,「生意的訣竅,首重研究消費群,有生意量卻賺不到錢是沒有本事,沒有生意量做不到是應該的,但是若是沒有生意量還能做到,就是奇蹟。」他比較偏重拿下有生意潛力的店面,花時間研究消費者需求,改變經營體質來賺錢。 雖然從小生活很困苦,但周清耀成長之後,事業堪算一帆風順。之前,他曾參加多次台美社團活動,但並未涉入其中,但911之後,體驗人生無常,生意在能維持之下,他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提早投入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心願。他選擇投入台美社團。 在台灣28歲時就已加入青商會及國際同濟會(KIWANIS)參加公益活動。1995年,也加入華人的獅子會,但因為餐館的關係,實在無暇顧及。911之後,周清耀決定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社團公益活動,首先加入聖東同鄉會,2003年成為會長。 他也曾幫忙第二屆台美小姐選拔賽任企劃總監,出錢出力任台灣會館的董事會董事,2002年,協助李木通促成全僑聯盟成立洛杉磯支盟,任首任副理事長,2005年接任洛杉磯支盟理事長至今。同時,2004年他也接任台灣大專校友會會長至今。 他非常感謝一生中能擁有黃文香,她是生活生意的夥伴,更是愛台灣共同理念的紅粉知己。從師範大專校友會,2003到2005年做會長,兩人夫唱婦隨。 黃文香熱情 周清耀艱忍 在周清耀眼中,黃文香耿直熱情,有正義感,熱中台美社團,但直覺的付出,有時並考慮周詳,就一路往前衝,不在乎別人的批評、指責、或誇讚,是容易得罪人的個性,她也可以馬上道歉,即時修正,馬上再出發,"衝衝衝"是她的缺點,但也是她的特點。周清耀不諱言,他是個按步就班的人,個性較艱忍沉穩,兩人是一種互補,有時的確也得幫她"善後"。 生意做的順利,但為了自己的理念勇往前進,卻也讓周清耀在社團跌跤過,「社團人士個個都是出錢出力為理想在打拚,與做生意不同,所以人際關係顯得更微妙,比做生意要複雜很多,必需有高度耐心來處理。有時社團因為人際問題,感情誤會被磨到連朋友都做不成,卻忘了其實大家的理想都是一致的,若能拋棄個人本位主義,放開心胸放下誤解,才能促成接近理想目標。 如何團結力量促進社團和諧,是我在社團一直在學的功課。」周清耀語重心長地說著。 文/林蓮華

葉李麗貞 心理治療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葉李麗貞與葉國勢是一對六十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夫婦,兩人一生勤勞認真,在美國奮鬥四十載,事業雖有起伏,對台灣的愛心卻始終不變。早年,他們參與過「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與「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成立,也曾為了保釋「四二四刺蔣事件」的黃文雄與鄭自財,抵押過房子。晚年,懷著「立足美國,關懷台灣」的心情,力倡「台美公民協會」,輔導第二代踏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成立民進黨美南黨部,積極為陳水扁助選,一生的願望就是希望看到台灣人能夠當家作主。 公元2000年5月2 0日,葉李麗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大典,激動地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為總統,感慨終生的願望總算達成,但愛侶卻已辭世,「這就是人生。」她感嘆道。 生長在時代邊緣 「我是一個生長在時代邊緣的人,小學唸的是日文,初中時逢戰爭,然後變成中國的時代,中文靠自己摸索,英文靠聽收音機跟著趙麗蓮學,一生都在不斷學習中。」葉李麗貞說,「我現在作心理治療的對象大多數是美國人,每個月至少做兩場以上的英語演講,人家問我這條路怎麼走出來的?我說全靠上帝的祝福與努力,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只是不斷地嘗試與學習。」 目前是休士頓婚姻與家庭治療專家的葉李麗貞提起往事說:「我有一些過往的經歷,說出來,你們會覺得那是遙遠時代的故事,可是卻都是活生生的事實,這些經歷讓我在年輕時就體會到台灣若要有前途,一定要獨立自主。」 「我是經過二二八事件的人,那年,我十五歲,在台北唸書,父親在基隆擁有礦山,開採煤礦。事件發生後,台北不平靜,父親派人到台北接我和母親搭黃包車回基隆,一路上,很多台灣人攔路要修理『阿山仔』,為我們帶路的人不斷地朝路邊喊:『這是田寮港李頭家的家眷,是好人,請讓過!』。到家後,妹妹的小學老師已經躲到家裡來,他是外省人,藏匿在我家比較安全。」 「父親那時是基隆市推選出來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數日後,他要到台北公會堂開會。他的車子從基隆開向台北,一出八堵山洞,就被專程自台北趕來通告的公司職員攔住,那人說:『頭家,頭家,公會堂去不得,台北已經開始抓人了,趕快逃!』,父親探聽情形後,立刻調轉車頭,往山區方向逃,同時派人通知家人趕快躲藏。」 「我們一時也不知該躲到何處,正好隔壁住的是幫我們煮飯的歐巴桑,住在一棟日本宿舍裡,就把母親、我和兩個妹妹藏在塌塌米與地面之間的隔層,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股霉味。不久,荷著長槍和刺刀的軍人就來了,我們躲藏在塌塌米下,都聽得到他們耀武揚威的走動聲、翻攪聲和吆喝聲。」 「我們在陰暗的隔層裡藏了兩天,有好心的人安排母親住進基隆的傳染病隔離醫院,我和大妹佯裝看護,也跟著住進傳染病醫院,小妹被送到鄉下,一直等到時局平靜後才回家。父親因為名列黑名單,不敢回家,派人交涉的結果,得以兩大布袋裝得滿滿的鈔票換取自由,對方並且指定鈔票要送到基隆碼頭。」 「當時要找人背兩大袋鈔票到基隆碼頭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害怕,惟恐布袋一卸下,尚未轉身,就被槍斃掉。還好那時送鈔票去的人平安地回來,父親也因此得以回家,這就是生活在沒有法治社會下的悲哀。」 後來,李麗貞唸了第一屆的台北護理學校,畢業後在1956年,獲得「聯合國基金會」的獎學金,到波士頓深造,是當時極少數的台灣女留學生之一。她以聖經上的賢德婦人路得(Ruth)為英文名字,後來大家都習慣稱她Ruth。 在波士頓唸書的第一年聖誕節,學校放假,她搭火車到紐約找朋友,正好一群早期的留學生正在籌組「East Coast Formosan Club」,Ruth不但參加了籌備會議,並且也參加了成立大會。「那時看到那麼多台灣學生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聽到一些前所未聞的台灣獨立的言論,覺得既親切又興奮,會後和幾個朋友一起逛紐約市,也很開心。」 留學美國期間,她常參加國際學舍的活動,認識了一些韓國學生,他們對她說:「韓國和台灣從前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戰後韓國獨立了,為什麼台灣不獨立?」她心裡想:「是啊,為什麼台灣不獨立?能夠當家作主多麼好。」這種企盼台灣獨立的想法此後深植在心中,但她回台灣後不敢對別人說,連家人也不提,因為怕父母擔心,後來就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就是葉國勢,他很同意她的看法。 在波士頓唸了一年又一個夏天的護理,她回台灣,到台南護校教書,因為單身在台南,就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裡。那時也因為還想找機會出國唸書,就不作結婚之想。有個朋友的弟弟同樣從台北南下,在成大唸書,時常找幾個同學到她那裡串門子,他們大都小她五歲左右,稱她為「李姐」,她當他們是弟弟,一夥人在一起聊天唱台灣歌,覺得很快樂。 「那時,有一個瘦瘦的大男孩每次都來,人長得斯斯文文的,也不多話,我覺得他不錯,就介紹學校的一位助教給他,可是每次看電影,他都買三張票,實在莫名其妙。」Ruth說。 暑假一到,她就回家,那時她家已經搬到台北。有一天,這個家住台南白河的男孩到台北找同學,然後結伴到她家玩。離去後,Ruth的母親說:「我覺得這個男孩對妳有意思。」她心裡想:「可能嗎?他比我小五歲!」 不久,她收到他的信,讀了之後,整個人都愣住了,這是一封求婚信,信上說:「如果妳信仰的上帝存在的話,那麼我已經為了這件事,向祂祈禱了好幾個月。」 這就是當年葉國勢向李麗貞求婚的經過,那時,葉國勢在成大電機系唸大四。「他那麼年輕,沒有事業基礎,沒有社會地位,當然也沒有錢,如何當我的結婚對象?」但她不便直接拒絕,想了想,對他說:「我和其他女孩一樣,也希望找一個比自己強的人,可以撒撒嬌。」他說:「我們不妨試試看。」就這樣,兩人正式交往了一年,結果緣到份成,終於成立了小家庭。 栗子街的房子 1963年,葉國勢到佛羅里達大學(Univ. of Florida)深造,十個月後,李麗貞帶著一對稚齡兒女,以醫護人員應聘的身份到美國和丈夫團聚。不久,國勢取得佛大電機工程的碩士學位,在紐約找到工作,全家搬到與紐約一水相隔的新澤西,安頓在紐渥克東部,介於哈得遜(Hudson)河和柏塞(Passaic)河之間的康尼(Kearny)。 葉國勢是一個勤快認真的人,白天過哈得遜河到紐約上班,晚上回澤西,就趕到紐渥克的紐澤西理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這段期間,他們在康尼的栗子(Chestnut)街買了一棟可容兩個家庭住的兩層樓房子,在當時大多數是留學生的台灣人圈裡,算是少數有家有工作有房子的人,因此經常請一些學生到家裡吃飯。大夥人聚在一起,熱鬧滾滾,話題總離不開台灣的政治。 不久,張燦鍙一家也搬到東部,租他們的樓上住,栗子街的這棟房子隨後竟成了籌組「世界台獨聯盟」的地方。Ruth那時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往後許多年,這個「Kearny, NJ」的信箱竟成為美國台獨聯盟和「台獨月刊」的對外聯絡地址。 「那時候,無論寄發宣傳文件,或製作傳單、標語,都在地下室進行。家裡常有客人,每次吃飯時間到了,我看到一屋子人,就淘米煮大鍋飯,八至十個人圍一桌吃飯是常事。」Ruth說,「後來,洪哲勝和鄭紹良也來了,最初住在我家,後來才搬到附近。當時看到一些人為了獨立工作,學業、事業都擱一邊,義無反顧地『潦』下去,覺得那種情操真美。」 六十年代後期,紐約是台灣人風雲際會的地方,留學生在各地學成後,就到紐約找工作。初抵紐約,常苦無棲身之處,葉國勢和幾位有心同鄉就在曼哈坦的百老匯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了兩三間公寓,讓有需要的學生居住。後來更進一步在百老匯與一二二街的交會處,合資買下了一棟古舊的「台灣樓」,保留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使用,這就是最早的「台灣會館」的雛形。 1970年,在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叫「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葉國勢在1969至1970年時擔任該會的會長。當時的有志之士以整合各地的獨立運動為要務,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的籌備會議遂於1969年9月20日在紐約召開,直接促成1970年元月一日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成立,當時張燦鍙、蔡同榮、葉國勢等人都是出席WUFI成立大會的元老。 「我們那時生活的重心都放在關心台灣,」Ruth說,「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抵達紐約時,我和一些朋友都到布拉薩旅館前示威。當天飄著雨,我走在遊行隊伍中間,忽然聽到『碰!』的一聲,並不明白發生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天大地大的『刺蔣事件』。」 「四二四事件」在美國的台灣人之間掀起了極大的震撼。當時保釋黃文雄與鄭自財需要二十萬美金,在大多數是窮學生的時代,這真是一筆天文數字。葉國勢和另外一位新澤西的同鄉黃呈嘉為此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李麗貞在銀行裡開設一個專戶,接受各地的捐款。她說:「那時捐款的情況非常踴躍,匯來的款額有十塊、二十塊,也有一塊、五塊,留學生的經濟能力很薄弱,但大家都竭盡所能地想要幫忙,那種熱情真令人感動,所以我到現在都一直相信台灣人一定會贏。」 積少成多,眾志成城,大家果真籌到足夠款額將黃文雄與鄭自財保釋出來,他們覺得很欣慰。夏天裡,全家開了部車前往密西根的安那堡(Ann Arbor),探視年初甫從瑞典抵達美國的彭明敏教授。熟料在密西根時,竟接到黃呈嘉的緊急電話,告知黃、鄭兩人已經棄保而逃,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開車徹夜趕回紐澤西收拾殘局。當時心想:保釋金一定會被沒收,只是不知房子是否立刻被查封? 後來經由一位美國朋友的幫忙,輾轉獲悉法院尚未登記保釋的房子,連忙將房子廉價出售,在很短時間內,匆匆搬離紐澤西,到休士頓另闢天地。提起這段往事,Ruth笑著說:「後來還有人建議將栗子街的那棟房子買回來呢!說那是『世界台獨聯盟』的發源地。」。 波浪起伏的人生 葉國勢到休士頓後,很快地找到工程師的工作,在紐澤西理工大學的博士課程已經修完,卻因搬家失去了拿學位的機會。Ruth重拾職場生涯,晚上到醫院當護士,白天到大學裡修習心理學等課程,計劃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結果一唸就是十年。 她解釋說:「一般碩士只需修三十幾個學分,但要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需要修滿七十二個學分,實習一年,累積三千小時的個案經驗,才能考執照。我從四十歲開始修課,一直唸到五十歲,才拿到專業資格。」 「我們搬到休士頓後的那些年,家庭成長得很順利,夫妻兩人都做事,也努力存錢,有了積蓄就投資房地產,陸陸續續買了好幾棟房子。後來公司派國勢到南韓,我跟著他到韓國生活了三年。再回休士頓時,國勢決定辭掉公司職務,出來創業,他一直很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 「時值八十年代初期,國勢作衛星天線的生意,第一年賺到一些錢,感到興奮,不料第二年就碰到休士頓大衰頹,石化業全面崩盤,整個城市像一座死城,機場都鮮少人出入,到處都看到商店關門,連Holiday Inn都收不到錢。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事業勉強撐到第三年,就撐不下去了,只好宣告破產,房子全都沒了,多年積蓄也化為烏有,一切回歸於零。」 「破產時,休士頓一片蕭條,他找不到工作,為了生活,我們搬到達拉斯(Dallas)去,奮鬥半生,年值半百,一切從頭開始,這就是人生。」Ruth繼續說。 「初抵達拉斯,經濟情況很困窘,不過上帝也沒讓我們欠缺,一對子女成長得很好,夫妻倆互相扶持,本身還有生活能力,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現實,重新出發。」 那時,Ruth已經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執照,卻無發展的機會,為了生計,她到一家精神病院當夜班護士。醫院裡,有些病人情緒不穩定,半夜睡不著,吵吵鬧鬧,她對不安的病人說:「不要吵,我陪你講話。」於是她以心理治療的方式,和病人對談,談了一陣子後,病人逐漸安詳,然後睡著。 一個月後,值班的醫師開始問:「為什麼這個月這麼安靜?為什麼晚上沒有人打電話來要開安眠藥?是哪個護士在值班?」院方說:「來了一個亞裔的護士。」因此,醫師找她去談話,一談之下,才知道她受過完整的心理治療訓練,因此讓她在醫院裡兼做心理治療的工作。 她需要更多表現的機會,才能爭取到個案(Cases)。萬事起頭難,尤其身為外國移民,又是中年的東方女性,當然困難重重,可是Ruth說:「我絕不躲在家裡哀嘆,我要站起來,走出去。」 「怎麼走出去法?」我問。 她說:「要自己創造機會,表現給人家看啊!機會不會平白自天而降。」那陣子,她每天看報紙,尋找機會,有一天看到一則越南青少年犯罪的新聞,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對辦案的警察說:「這些孩子們需要心理輔導,希望你們不要把他們送進監獄就了事。」然後她自我介紹,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這樣,她接下了輔導觸犯法律的越南青少年的案件,她聽不懂越南話,他們也不會說英語,彼此靠畫圖溝通。結果八個星期的團體治療做下來,她贏取了這些孩子們的信任,成果非常好,媒體記者都來採訪她。接著,她舉辦「東西接觸」和「代溝」等座談,深受社區的重視,如此一步一步地紮下了信譽與根基。 在達拉斯住了兩年,休士頓的景氣慢慢回甦,葉國勢原先服務的公司又請他回去工作,Ruth在達拉斯的個案一時無法結束,因此有一年的時間,她兩地跑,一個星期裡,三天在達拉斯,四天在休士頓。有了許多個案經驗,她在休士頓的事業發展得很快。 「目前,我諮商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美國人,每個顧客都喜歡我,因為我是真正用『心』在服務。」充滿信心的Ruth說:「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在工作時,我從不覺得累,只有回到家,才感到疲倦。」 1989年五月,他們從達拉斯搬回休士頓,正慶幸兩個人的工作重上軌道時,葉國勢卻發現得了第三期的胃癌,治癒的希望很渺茫。當時大家的心頭都攏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幸虧得到休士頓良醫李雅彥的幫助,得以迅速進入「安德遜治癌中心」進行手術。手術之後,國勢竟像奇蹟般地獲得痊癒。 「那時,雅彥請了最好的醫師替國勢開刀,結果國勢撿回了生命,但沒想到替他麻醉的醫師以及李雅彥醫師後來竟都先他而去。」Ruth感嘆地說。 這一次的手術讓葉國勢多活了十年,大病重癒的他特別珍惜親情,開始幫忙作家事,在家裡學著吸塵、清掃和作菜,也用較多的時間和子女談話,還主動要照顧孫子。Ruth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台灣男人大都不作家事的,兩個孩子小的時候,他都不曾替孩子換過尿布,後來居然樂意替孫子換尿布,實在不簡單,雖然有時他都把尿布穿反了。」 年逾六十的Ruth事業倒是越做越出色,她的個案越接越多,後來又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督導員(Supervisor)資格,開始督導見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諮商患者。因此在她的診所裡,時常可見實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在那裡工作。 自1990年起,Ruth在休士頓的報紙「台灣鄉訊」開闢「路得信箱」,以專家的觀點,解答一般移民的生活疑難,很受歡迎。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台灣公論報」上推出「婦女信箱」時,主持人阿香(吳美芬)就常向她請教,阿香說:「Ruth的觀察很細微,回答很中肯,建議常有一點即醒的功效,讓人受益非淺。」 走入主流 他們在休士頓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活躍在休城的台美人社區當中。期間曾因名列黑名單,遭到至親過世不得回台奔喪的悲劇,也曾經因為看法與部分同鄉有異而導致別人的誤解,但這些都不足以影響他們對故鄉的熱愛與關懷。 自從1970年搬到休士頓後,他們就聯合當地熱心的同鄉,繼續推展台灣人運動,葉國勢並且在1977至1979年間,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與此同時,他們也熱心於教會的侍奉。Ruth在初中時就讀淡水女學,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來受洗為教徒,國勢也在婚後篤信基督,兩人住休士頓時,與一些熱心的同信共同成立「休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服事教會。葉國勢並且在1982年至1984年期間,擔任「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會長,從事教會之間的協調與對外的拓展事工。 1992年,台灣已經解嚴,黑名單卻未解除,Ruth因為父親在台灣病得非常嚴重,急欲回台探親,但卻備受刁難。她說:「出國三十年,因為名列黑名單,一直沒有辦法回台灣。母親在病危中,一再囑咐我不要回去,她說她不要看到我被捕下獄。母親去逝時,我人在韓國,雖然近在咫尺,家人卻極力勸阻我回台灣。不久,婆婆也過逝了,國勢的家人也不要他冒險回台奔喪。」 「1992年,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想到長年別離,不得謀面,不久又將死別,非常哀痛。那時見台灣的情勢已有轉變,於是申請回台簽證,居然獲准,連忙買了張機票,儘快飛回台灣,企盼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誰知一到桃園機場,就被警察扣押起來,我說我有入台的簽證,他們說那是誤發,硬把我拘留,要遣送我回美國。那時睽違多年的家人都到機場接我,就是沒有辦法接我回家,我打電話到處求援,直到蔡同榮和葉菊蘭趕來,才把我保釋出去。等我趕到父親病床時,他已經昏迷,我一直叫著他,他睜開眼睛,望著我,嘴角牽動了一下,總算知道我回家了,然後闔眼辭世。」提起這段搥心肝的往事,葉李麗貞非常傷感,同時也很氣憤國民黨政權的不合人道。 接下來的1993年,休城發生了兩件事情,引起部分同鄉對他倆的誤解。那年,葉國勢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在休城「台灣人活動中心」召開年會,正當滿堂同鄉熱鬧進行晚晏之際,休士頓「北美事務協調處」處長楊進添突然到臨,當場引起軒然大波。有些同鄉指責會長未照會理事,即擅自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與會。Ruth說:「國勢並沒有邀請楊進添,是他自己買票來的,既然來了,就是我們的客人。」至於楊進添是否事先照會過葉國勢?Ruth說,她不知道,國勢不願多加解釋,但她後來意識到國勢已經逐漸認為台灣人不應該再逃避與台灣政府的接觸,因此受到許多同鄉的指摘。 那次年會後不久,Ruth計劃製作一系列探討親子關係的錄音帶,以幫助一些移民家庭的親子關係。她聯合休城多位姐妹如葉錦如、吳美惠等,以座談討論的方式進行錄音,有台語發音,也有北京話發音。當時需要一筆製作經費,她到處募款,卻總差一些,有人建議她向僑務委員會申請補助。她覺得這項節目有益於所有台灣來的移民,向台灣政府申請贊助亦無不妥,因此,她去申請並且獲得僑委會的一筆補助,親子關係錄音帶得以順利製作,但她卻因此背上「失去原則」的黑鍋。 進入九十年代,她已開始感到台美人應與主流社會積極接觸,於是和一些熱心的同鄉在1990年時共組「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TACL)」,出任創會理事,積極輔導第二代服務美國社區。她說,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十年,他們朝思暮想的都是台灣的事情,即使法律上歸化成美國公民,心理上也仍難適應,一直到在美國生活了比在台灣還長的歲月後,才體認到應該向這個社會認同,因此積極鼓勵第二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1994年,葉國勢擔任「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的會長,繼續朝踏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方向努力。 1999年,台灣展開總統選舉前哨戰,眼見國民黨分裂,連宋揚鑣,葉國勢覺得這是台灣人爭取執政的千載難逢好機會,於是出面招募百人聯署,在休城成立「民進黨海外美南黨部」,全力挺扁。那年十二月,他接受台灣政府的聘請,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之一。 數個星期後,正當台灣總統選戰進行得如荼似火之際,不料葉國勢竟在家中悄然過世,去世之前,沒有任何徵兆。葉李麗貞說:「下午三點多,我從辦公室打電話回家,還和他講話,五點多回到家,卻發現他安然坐在起居室裡的坐倚上長眠。我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突發的事實!」 結縭四十載,自認有上帝的依靠,有兩人的互相扶持,足以應付人生的風風雨雨,沒想到老伴竟然不告長別,讓素來堅強的Ruth哀痛不能自已。 2000年五月二十日,她單獨回台灣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當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成為台灣總統時,她的內心無限激動,心裡不停地說:「國勢,國勢,我們打拼了三十多年,總算看到台灣人當家作主了,可惜你竟無法活著看到這一刻。」 葉國勢去世後,葉李麗貞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盡量以專長服務美南僑民。她說:「過去國民黨執政,我們痛恨被歧視,今日民進黨執政,我們應該敞開胸懷,接納更多的人,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她又說:「經過這麼多人這麼長久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輪到台灣人執政,我們應當用心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成果,不該再內耗自己有限的資源。」 對葉李麗貞來說,人生是不斷的再出發,而她是迎接挑戰的強者。在經歷許多人生的波浪,處理過無數的專業個案後,她曾一度以為自己能夠坦然承擔人生的一切,惟獨面對廝守四十年的老伴驟然離去,仍有掩不住的失落。「這就是人生。」她無奈但平靜地說。 註:「台美公民協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簡稱TACL。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羅福全與毛清芬 回首來時路

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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