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十一月 13, 2019

人物

呂阿戀

2015年十月,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皇家科學院發佈諾貝爾獎的得獎人,美國杜克(Duke)大學生物化學系的摩德瑞西教授(Paul Modrich) 和其他兩位科學家因為在遺傳基因 DNA 修補的研究得到今年的諾貝爾化學奬。    Dr.Paul Modrich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諾貝爾獎 摩德瑞西的研究開始於八十年代初期,這項研究工作有一位出身台北社子島的女生物化學家參與並且做出初始的重要貢獻。 社子島位於台北市西北角,淡水河和基隆河在社子島的尖端會合,然後沿著關渡和觀音山下的八里流向淡水鎮,由此注入大海。社子島是台北市最後一塊尚未開發的地區,一直到現在,不但禁建不准加蓋房子,道路也不能拓寛。                  社子島地圖 四十五年前此區被列為洩洪區,每年颱風來時,極易淹水,有時再加上海水倒灌,整個區域都被淹沒了,居民深以為苦。約三十多年前,市政府蓋了六公尺高的堤防,解決了颱風季淹水問題。 這堤防上的道路現在成為腳踏車運動者的樂園,天氣晴朗時,堤防上就有很多人在騎車,騎車運動的人同時也可以欣賞沿途秀麗的風景,正面可看到高聳的觀音山和寛廣的淡水河,另一方向可看到陽明山,大屯山,七星山等台北近郊山嶺。                 社子島風光 以前這地區的居民很多是以農為業,有很多菜園,這些菜收成後供應台北市民的需求。現在種菜的人愈來愈少了,年輕人往外發展。居民都盼望著台北市規劃好的社子島計劃,趕快付之實現。此地離開台北市區只有三十分鐘的車程,發展之後很快就會使這區域繁榮起來。                     社子島的菜園 在六〇年代初期,此地一個呂姓家庭中,有一位小女孩念完小學六年級即將畢業。按照農家的習慣,一位女孩子讀完小學已經不錯了,畢業後可以到田裏幫忙種菜,同時也可以料理家事。這時候這位女生的小學老師做了一件事,這件事改變了這個小女孩的一生。 按照當時台北市的規定:每個小學的畢業生中,成績最好的男生和女生各一名,可以免試而直升初中 (當時還沒有國中)。這位老師拜訪了呂家,對女孩子的父母説:你們的女兒不升學,實在太可惜了,她根本不需要考試,她可以被保送進入當地的初級中學。在這種情況下女孩子的父母答應讓她升學,於是她就進入離家最近的士林初中就讀。 這女孩子有一個很鄉土的名字叫做阿戀。呂阿戀初中畢業後考入全省最好的學校-台北第一女子中學,從此寛廣的前程在她前面展開來。高中畢業她考入台灣大學植物學系,四年後又考上植物研究所生理遺傳組。每年在台大註冊的時候,一位註冊組的女士就會對她説:妳怎麼還在用這個名字?名字可以改啊,難道妳到美國讀了博士學位還要使用這個名字嗎?這一番話令她一度想要改名,不過並没有很積極,後來也就算了。 那時是七十年代初期,正是生物化學面臨革命性的發展的時期,一些剛剛由國外回來的教授,引進最新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當時生物學的發展指向一個全新的領域。在這種氛圍下,呂阿戀完成碩士學位,在系裏當二年助教後準備出國進修。 1976年,呂阿戀申請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生物化學系,那時美國剛結束越戰不久,全國經濟情況並不好,政府資助學術的經費也大為緊縮,呂阿戀到這學校的第一學期,並没有奬學金資助。 那時候,她知道必須在課業上表現突出,才有希望得到獎學金。生物化學系有一個重要的課程,就是每一位研究生輪流到幾個實驗室去做八週的實習,在這期間研究生除了學習實驗技術外,還可以瞭解每個教授的研究內容,可做為選擇指導教授的依據,同時教授也有機會挑選他合意的學生。 在這時,阿戀第二個實習選了史塔福教授 (Darryl Stafford) 的實驗室,實習課結束後,史塔福教授極力爭取呂阿戀正式成為他的研究生。他後來説,看呂阿戀做了二、三星期後,他就決定不計代價一定要把這位學生留下來。 後來,呂阿戀就在史塔福教授指導下四年完成博士學位,這是一段在科學上成果豐碩而且非常愉快的合作經驗。史塔福教授經常對人說:我以前沒有收過台灣來的學生,不過以後我會收很多台灣的學生。呂阿戀畢業之後幾十年來和史塔福繼續保持很好的友誼。 呂阿戀完成博士學位後,史塔福教授推薦她到杜克大學生化系的摩德瑞西教授的實驗室,讓她成為摩德瑞西的博士研究員。史塔福的理由是他認為在北卡羅來納地區,摩德瑞西是最傑出的年輕教授。 呂阿戀與恩師暨2015年諾貝爾生化獎得主Dr.Paul Modrich合影 呂阿戀剛進這實驗室時,摩德瑞西正開始對遺傳基因 DNA 錯誤配對修補功能(mismatch repair) 產生興趣。當細胞分裂時,DNA 要先複製,然後才能把 DNA 平分到兩個新細胞內。可是DNA 在複製時有時會產生錯誤,正常的細胞內存在一種功能可以把不正確的配對修改為正確的配對。這種錯誤的配對如果沒有修正的話,基因的突變率會增加幾千倍。 摩德瑞西的構想是設計一套檢驗的方法,用這方法能夠在試管裏模擬這種修復DNA的功能,然後使用這種方法去研究DNA 修補功能的機制,這是呂阿戀到這實驗室時被交付的首要任務。 要在試管裏模擬DNA錯誤配對的修改功能首先要製造出一個環狀迷你DNA,此DNA含有一個錯誤的配對,而且這個錯誤配對必須位在一個DNA限制酵素能切斷的位置,錯誤配對的位置不能被限制酵素切斷,但是修改為正確的配對就可以被限制酵素切斷,所以DNA的修改能夠用DNA限制酵素來檢驗。 另外一個條件是要讓酵素系統可以分辨DNA雙鏈中那一條是需要修改的,在細菌中DNA的分子是有甲基化,但在合成新DNA時候,新製造出來的那一條尚未甲基化,所以細菌可以分辨那一條是新的那一條是舊的,如果發生錯誤配對時,是新合成那一條需要修改。 但是在人工製造的雙鏈DNA中,如何去做出一條有甲基化而另一條沒有甲基化?他們是利用一種噬菌體(phage),分別生長在能使DNA甲基化的細菌,和不能使DNA甲基化的細菌,然後分別抽出噬菌體的DNA來,再把兩種DNA(甲基化和未甲基化)互相混合(hybrid) 形成雙鏈後,再分離出所需要的DNA,其中一條有甲基化,另外一條沒有甲基化。 再來最重要的步驟是抽取細菌的酵素系統,以便加入試管中,使人工製造的DNA得到修正。問題是細菌細胞抽出的酵素蛋白也含有其他各種物質,包括DNA分解酵素,以及會影響修補功能的物質,所以抽取酵素蛋白的過程的技巧就很重要,必須反復試騐,以求得到最適當的酵素蛋白。 經過一番努力,和不斷地改進反應條件,他們終於能夠在試管內模擬DNA 修補的功能。當這些實驗成功做出來後,尚未在科學期刋發表,可是消息已經傳出。在一九八二年基斯頓生化會議(Keystone meeting) 中,有一個實驗技術研討會( Workshop ),由哈佛大學梅瑟生教授 ( Matthew...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吳美芬 阿香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阿香原名吳美芬,婚後到美國,白天閒來沒事,謄寫了幾首蘇東坡的詩,貼在牆壁後,翻翻書架,看到幾本「台灣青年」的雜誌,順手捻來,一讀之下,竟感到震撼。她邊讀邊想:「為什麼以前我都不知道這些事?」等丈夫從學校回來,就追問他有沒有捐錢給「台灣青年」?連續兩個星期,蔡式宜眼看這個千盼萬盼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嬌妻,竟鎮日沉浸在獨立運動的思維中。不禁心想:「再下去,恐怕要去搞革命了。」連忙勸她出去找事,分散心神。 吳美芬後來沒有去搞革命,卻也長期熱心於台美人活動。她曾以「阿香」的筆名,在「台灣公論報」上主持生動的「婦女信箱」,風靡一時;也曾把自己形容成粗枝大葉的傻大姐,寫了些幽默風趣的短文,很受歡迎。她後來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也擔任過「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十足展現領導者的能力,這是敘述一個熱情真誠的台灣女性在美國成長的故事。 隨波逐流的台北人 阿香戲稱自己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台北人,生長在台北市,活潑善良,胸無大志。高中時,一度想要唸新聞,不過填寫聯考志願時,覺得台大的名氣比較響亮,就進了台大。她說:「在台灣時,反正流行什麼,就跟著流行走,自己沒有什麼主見。」 她的書唸得不錯,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系裡臥虎藏龍,現在民進黨裡一些響噹噹的人物,不是她的師兄姐,就是她的學弟妹。不過她唸書時,可沒他們那般有志氣,只覺大學四年過得很愜意。 大學畢了業,她進日本航空公司就職,待遇是一般中學教員的三倍。她說:「那時,我也跟著出國的熱潮,申請到賓州一家大學的許可,只是母親怕我到國外吃苦,留我在台灣做事。」其實在台灣做事也不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工作勝任愉快。 在日航工作了兩年,夏天裡,有位同事的同學從美國回來,到日航探望老同學。別號「米粉」的吳美芬大方地和他們聊天,獲悉對方沒有女朋友後,熱心地想要介紹自己的同學給他。於是約好下班後到她家,她要打電話聯絡。 蔡式宜說,他一到「米粉」家,只覺房子好熟悉,簡直和他家一模一樣。都是日本宿舍,進門是玄關,進了屋內,房間方向都不差。坐定閒聊一陣後,他請「米粉」不用打電話約同學了,能不能請她明天出去玩?「米粉」本欲當紅娘,不期成主角,覺得也不錯,就這樣嫁雞隨雞飛,飛到美國來了。 形象溫和個性敦厚的蔡式宜原籍嘉義,在日本出生。三歲時,隨著父母回台灣,在斗南等幾個地方長大。他從台大機械系畢業後,即赴波士頓的東北大學 唸機械研究所。回台灣相親那年,剛拿碩士,隨後又回波士頓,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他有個舅舅一直留在日本當教授,長期主辦「台灣青年」,因此經常收到「台灣青年」的刊物。 話說「米粉」1971年到美國後,應老公之勸,出去找事。因為在日航做過幾年事,普通英語還能應付,加減乘除也不難,很快地在一家保險公司找到工作,正式上起班來。 兩個月後,蔡式宜帶她去參加波士頓的台灣同鄉會。那時,同鄉會的聚餐都由太太們聯合做菜,「米粉」被分配到炒十包米粉。她紮紮實實地切了一天的肉絲、紅蘿蔔絲和大白菜絲,再用小鍋子分成無數次炒了十大包米粉,炒得腰酸背痛,兩眼發紅,最後無限委屈地對老公說:「人家還是個新娘呢!」自此以後,對「台灣同鄉會」畏懼三分,看來要搞革命也不是那麼容易。 環境磨練真功夫 1974年,蔡式宜拿到機械博士,順利地在波士頓一家電力公司就職。他們在鄉間買了房子,全家搬到郊區去。這時因為有了小孩,美芬專心在家相夫教子。小鎮裡有幾戶台灣來的朋友,彼此往來,社交生活倒也足夠,倒是隔年發生一件意外,讓她一下成長許多。 那年,電力公司的工人罷工,工程師們必須暫代工人做工。蔡式宜操作一部起重機時,一不留神,起重機翻覆,槓桿擊到小腿,小腿骨全被擊碎,痛得無法動彈,整整裹了十個月的石膏後,才能走路。事件發生時,一向仰賴丈夫慣了的吳美芬還不會開車,兒子才一歲,一下子驚覺家裡的事全都要靠她,連忙去學開車。然後,將全家的性命繫於一身,每天把嬰兒往後座安全椅一綁,戰戰兢兢地開著車載著動彈不得的丈夫去看醫生。 波士頓的冬天很長,下了雪如不清除,隔夜皚皚白雪就凍成冰,走在車道上如履薄冰,真的無法出門。過去鏟雪的工作都由蔡式宜一手包辦,如今他受了傷,又沒人可代勞,嬌妻只好自己動手。經此磨練,她發現許多事其實都可自己做,於是一年下來,昔日的嬌嬌女竟也練出粗工細活一肩挑的好功夫。 由於老二相繼出世,美芬鎮日忙碌於奶瓶尿布間,在鄉間安安分分地隱居了幾年。後來,經過美麗島事件的衝擊,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的心靈洗禮,他們重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這時,儘管太太們仍然要做大盤菜,但經過磨練後的「米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炒起大鍋菜來,鏗然有聲。每次出門,一手抱著小的,另手牽著大的,手腳俐落。聚餐時,也學會邊吃邊談邊看顧大小犬,遇到生龍活虎的娃娃們東抓西拿耍皮賴賬時,還懂得使出辣媽招術。 美芬因為常當孩子們的學校義工,所以波士頓同鄉在1982年在麻州大學(Univ. of Massachusetts)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時,在王守義夫婦的引薦下,請她負責幼兒組的活動。那年蔡式宜因為剛換工作,無法前去,吳美芬就逕自帶著兩個兒子參加。每天一大早,她拜託朋友照顧自己的兒子,然後趕到會場佈置一番,等家長們帶著小朋友來寄放時,一切都已就緒。她將三天的節目排得滿滿的,讓孩子們在那裡畫圖遊戲,玩得不亦樂乎,後來家長們都稱讚那是一次內容非常豐富的幼兒節目。 「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接著邀請她負責年會的晚會節目。她受人之託,就很認真地籌劃,不但負責聯絡和彩排,還兼作節目主持人,把那年的晚會辦得有聲有色。後來在同鄉頻頻讚好下,往後幾年的晚會都由她負責,也因此訓練出穩健的台風來。一直到現在,她都認為「台灣之夜」應該由同鄉自己表演。她說:「晚會本來就是同樂的性質,觀眾看到認識的人在台上表演,會覺得很親切。表演的人因為常在一起彩排,也感到很有趣。節目演出成功後,還會很自得,甚至因此挖掘出不少人才來。」 他們往後幾年的生活過得很順利,不意在1985年時,蔡式宜的健康又出了一次狀況,讓吳美芬回想起來,猶有餘悸。她說,有一天,蔡式宜忽然腹痛得不省人事,她在慌亂中匆忙送他入院,一路上見他臉色慘白,奄奄一息,直覺地感到他要走了,心裡很恐慌。後來在醫院裡查出病因,醫生說是腎結石堵塞住尿道管,引發急性尿道炎,隨即進行手術。蔡式宜住院了兩個星期,總算拾回一條生命,不過卻也瘦得剩一把骨頭。這件事讓她產生了很大的警惕,心裡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丈夫突然走了,自己在這異鄉異地,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如何帶著一對稚齡的兒子生活下去?她因此覺悟到平時要多作準備,培養自己謀生的能力。 吳美芬在蔡式宜病癒後,隨即到鄰近的大學修課,準備就業。不久,小鎮上正好有一家觀光旅館在興建,需要一名會計,她去應徵,獲得錄用。此後十五年,由於聰慧加上認真,她在公司漸受到器重,也因此在家庭、工作、接送孩子與台美人社團活動之間,忙得像陀螺。 1987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波士頓主辦,連續數年負責「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晚會的吳美芬順理成章地當了夏令會「台灣之夜」的負責人。那年,她請了紐約的名嘴陳英燦主持節目,又請了一對俊男美女的音樂家吳上峰與林淨媺在晚會中彈琴高歌,掀起重重高潮。此外,她還很正式地印製節目單,把一個原本同鄉自娛的晚會辦得很有氣派,贏得了許多人的稱讚。 夏令會過後,吳美芬發覺自己瘦了七磅,但想到滿堂觀眾歡喜觀賞「台灣之夜」的情景,也覺得意。回想當年初到美國,嬌滴滴地不知天高地厚,如今經過一番歷練,竟能裡外一手包,想來確是時勢造英雄。 「婦女信箱」開鑼 1987年,為美麗島事件坐監七年的呂秀蓮出獄後赴哈佛大學進修,同在波士頓的吳美芬素來景仰這位對台灣民主運動很有貢獻的學姐,不免多加照顧。呂秀蓮有意動員台美婦女的力量,做些有益台灣的事情,因此商請吳美芬幫忙籌設婦女會,吳美芬卻以工作太忙為由予以婉辭。做事有決心的呂秀蓮遂聯合美西的姐妹們,於1988年在加州共同創立了「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由當時在史丹佛大學任職的哈佛法學博士張富美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達拉斯召開年會時,吳美芬才抱著心虛的心情參加。她說:「那時出席的人一共三十多位,會長秀惠姐是那麼親切,傑出的學姐們如張富美、呂秀蓮等都在眼前,大家聚在一起,感覺很親近。此後我不但每年都參加,也極力鼓勵別人參加。」 那年,NATWA蒙日本企業家郭榮桔夫婦贊助了一萬美金,除了發行NATWA月曆外,還想推出一個服務性質的項目。當時曾討論或成立「電話熱線」或開闢「婦女信箱」,結果「電話熱線」因為成本太高作罷,大家決定在「台灣公論報」上開闢「婦女信箱」,由吳美芬籌劃主持。 吳美芬自從擔下信箱的責任後,即開始研讀「Dear Abby」、「Ann Landers」等婦女專欄,留心同鄉們的生活動態,並且邀請專家如葉李麗貞等人當顧問,同時預伏數名好手以便隨時出招,自己則取個「阿香」的筆名,準備開鑼。 她之選擇「阿香」為筆名,是因為蔡式宜有一個中文程度甚佳的洋姐夫,在他們初次拜訪蔡家大姐時,洋姐夫聽到美芬的名字,就說:「美芬不就是阿香的意思嗎?」讓自恃有幾分文才的「米粉」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想:「阿香」不僅比「米粉」好聽又好叫,還帶著幾分鄉氣,感覺很貼切,所以主持「婦女信箱」時,就以「阿香」自稱了。 「婦女信箱」在1991年三月正式推出,由於內容生動,討論的主題都是一般台美人經常遇到的問題,因此開鑼不久,就廣受歡迎。巧用心思的阿香又在每篇文章上加了吸引人的標題,並且不時邀請名嘴名筆發抒高見,一時信箱熱鬧滾滾,成為「台灣公論報」裡最受歡迎的專欄。許多讀者一接到報紙,都以先睹「婦女信箱」為快,「阿香」的大名不逕而傳,爾後竟變成吳美芬的代號。 阿香認為主持信箱兩年半,自己受益良多。她說,為了增進信箱的內容,隨時得注意最新發生的事情,增廣了不少見聞;在回答讀者問題時,不但要閱讀相關資料,還要徵詢專家及其他人的意見,增長了許多知識;同時也藉著信箱的聯絡,認識了很多人,甚至成為好朋友,如結識後來待她如手足般的吳木盛夫婦即為一例。在夫妻方面,更因為常和丈夫討論讀者的問題,增加彼此的話題。大致說來,主持「婦女信箱」不但大大拓展了她的視野,也增廣了她的生活領域,因此阿香極力鼓吹其他姐妹們也作此嘗試。 1993年的夏天,阿香的眼睛出了一點毛病,不時感到眼前有個黑點在晃,醫生檢查後,發現得了「飛蚊症」,需要休養。因此,她請NATWA其他姐妹輪流主持「婦女信箱」,自己改做協調工作。又過了一年,為了讓更多姐妹有機會坐鎮信箱,就將責任完全交出。 辭掉「婦女信箱」工作後,其時的「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洪茂澤正發行「台僑月刊」,編輯林東陽邀請阿香撰稿。她發表了一些輕鬆幽默裝瘋賣傻的短文,把自己形容成「張牙舞爪的母大蟲」,蔡式宜則是個「溫文儒雅的香帥」。她還大言不慚地宣稱「當年若不使點小詐,把隻沒有見過世面的小綿羊誑騙到手,只怕到現在都還在當單身貴族呢!」諸如此般消遣自己,目的在「博君一笑」。這一招倒也奏效,許多讀者讀她的文章,邊看邊笑,嘴巴自然成「一」字型,在充滿悲情的台美人文章裡,她的作品猶如潤喉的甘草,清新風趣。 阿香挑大樑 1992年,波士頓同鄉再度接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這回負責「台灣之夜」的阿香從幕後走到台前。她穿了一身金光閃閃的晚禮服,婀娜多姿地主持了精彩的晚會,讓大家驚豔一番,原來這位自稱「柴耙」的阿香,竟是個眼睛大大的可人兒。 在參與社團方面,阿香亦逐漸冒上檯面,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的理事轉而出任會長。擔任會長期間,她充分表現出辦事的幹練。生性熱情的阿香每逢美東地區發起維護台灣主權或反對中國霸權的示威遊行,都特地向公司請假,和波士頓的同鄉從最偏遠的東北角南下紐約或華府,參加遊行。從波士頓到華府,來回得披星戴月地開一、二十小時的車,所以每次波城同鄉的參與,都讓美東許多同鄉為之感動。 由於長期參與NATWA的活動,阿香在婦女會裡也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在1997年眾望所歸地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會長。任會長期間,除了在波士頓舉辦了一個四天三夜四百多人參加的NATWA年會外,還將重點放在籌設NATWA獎學金上。她說,頒發NATWA獎學金的意義在增進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接觸,讓他們明白台美人也有回饋社會的心意,進而建立雙方交流的管道。NATWA首次頒發獎學金在阿香的前任傅林郁子當會長的時候,會員余舜華因為紀念亡母,特別設立一個為期兩年的獎學金,頒給NATWA年會所在地的美國清寒優秀高中生,阿香覺得這項活動很有意義,因此出任會長後,主張NATWA本身應該設置獎學金,作持續性地發放,以便與美國社會有長久的交流。 為了籌設獎學金,她想出了在年會時舉辦「卡拉OK募款之夜」的辦法,就是讓每位愛唱歌的姐妹們上台高歌前,付兩百元的樂捐費,或是讓愛聽歌的姐妹們聯合出資禮請「巨星」們上台演唱。結果當晚在起哄高手黃美星的主持節目下,一些「巨星」級的準歌星們如柯翠園、陳香梅等,唱一首歌竟達一千元的身價,一個晚上歡喜熱鬧地唱下來,竟為NATWA募到一萬多塊美金,令人刮目相看。 1997年對阿香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除了擔當「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外,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那年,她與波士頓同鄉在康州大學(Univ. of Connecticut)舉辦了四天三夜千人參加的美東夏令會,除了自台灣請來政治評論家陳少廷、李南衡和林山田教授等當大會主講人外,還特別舉辦了一個台美人的生活講座,邀請專欄作家吳木盛演講「愉悅的第二生命」,NATWA副會長柯翠園演講「打開心內的門窗」,氣氛輕鬆愉快,頗為叫好。第二代青年也自己安排了豐富的節目,百老匯演員楊呈偉和他的夥伴們聯合在夏令會中表演一場職業性的歌唱舞台劇-「未完成的夢」,鋼琴家陳宏寬與大提琴家范雅志亦在音樂會中作精湛的演奏,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憶辦夏令會的感受,阿香覺得「很有成長感」。她說:「因為舉辦一個美東夏令會其實是同時舉辦五個大型的會議,也就是台美人夏令會、客家同鄉會、SOTA(在職第二代青年)、ITASA(大專院校青年)和青少年五組完全不同的節目同時進行,因此對於自己能夠順利地完成任務,覺得很高興。」 一朵玫瑰花 阿香常為同鄉會、夏令會、婦女會和FAPA做事,忙得十分起勁,因為她覺得這些社團就像是她的大家庭,做這些社團的事也豐富了她的人生。她說:「其實我所做的不過是一個有良知的台美人所應做的事,全美各地不也都有許多這樣的人嗎?」 全美各地確實有許多這樣熱心熱情的台灣人,年輕時認真讀書,工作時戰戰兢兢,在忙碌的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奉獻時間、心力與金錢在舉辦各種台美活動與關懷台灣上。然後從與意識相同志趣相投的朋友共事或談笑中,獲得樂趣與滿足。阿香與香帥就是這許多人中的一對夫婦,如果說他們有特別的地方,那就是香帥始終支持著阿香發揮才能,怡然自得地欣賞著愛妻的光芒。 阿香愛家愛鄉,行文中常道出一些台美女性的想法。她在「河東河西」中說:「剛到美國時,看到百貨公司一些新奇的以前沒有見過的東西就趕快買下,寄回台灣,漸漸地,家人漸漸地來信說,不要再寄了,因為許多東西台灣都有了。」這確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生活經驗。 她在「台灣紀行」中,敘述在宜蘭冬山鄉放天燈的情景說:「在天燈點火前,大家在上面寫名字也寫心願,我除了祈求全家平安健康以外,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為我們的故鄉祈福,只好匆匆寫下『台灣獨立』了,望著天燈緩緩上升,我忽然感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能更貼切罷!」這不也正是許多台美人的心情描述嗎? 她對某人或某事也有憤慨的時候,下筆不免有表露,這時溫文的香帥就會勸她「人和為貴」,幫她煞點車,讓阿香頗為感激。生活在恩愛夫妻與熱鬧台美人的生活下,阿香自認與其稱她「女強人」,毋寧說她是「有機會發揮自己才能的女人」;與其說她「奉獻台灣人的事務」,毋寧是說她「歡喜為這大家庭做事,自己亦從中獲得成長。」 她對婦女會尤其有強烈的歸屬感,覺得在NATWA結識的朋友彷若姐妹,與好友柯翠園的結緣,更是主持「婦女信箱」的收穫。她說,當時有人向她提起遠在阿拉巴馬州的柯翠園是個寫作好手,她打電話過去邀稿,兩人竟在電話中一談如故。兩人都唸法律出身,都喜歡寫作,都有一個「溫文儒雅」唯賢妻是從的好丈夫,也都有兩個兒子,並且都是性情中人,高興時嘻哈大笑,一不如意,眼淚鼻涕全出籠,還有啊,連鼻骨彎曲都彎同一邊。相同的事情可多了,面都沒見,話已談了數籮筐。隔年,阿香請柯翠園務必參加NATWA年會,結果兩人當了室友,談得沒日沒夜。以後年年相約同赴婦女會,還共作歐洲遊與台灣行。 這就是阿香,一個希望表現自己才能,卻又談不上婦女解放的女人;一個在美國社會中磨練得頗為幹練,卻又放不下對丈夫的依賴與撒嬌的妻子;一個在生活中幻想著要有一點浪漫,卻又捨不得花錢的台美女性。她曾在「又是情人節」等文章中,埋怨香帥不會送她玫瑰花,但私下卻又表示,假如香帥果真在情人節花了一百塊美金買一打玫瑰花給她,也會挨罵:「莫踩錢!」不過她接著說:「最好是送一朵玫瑰花加上滿天星。」就只那麼一朵玫瑰花,就能滿足她的小小虛榮心,偏偏呆板的台美男人啊,都不會。 不久前,香帥自服務半生的電力公司退休,阿香羨慕他在家盡做些她很嚮往的事,譬如看書、寫作之類的,所以乾脆辭職,兩人開一部車出外旅遊。兩個星期內,趕了三千里路雲和月,在無邊無際的談話中開車亦不覺路遙。這對夫婦年輕時一見鍾情,三十年來同甘共苦,歷經過生命的幾個年輪,竟還相看不厭相談不倦,也算上天特別垂愛。不過放眼看當今台美人,這樣的家庭這樣的人生卻也不罕見。阿香,熱情可愛能幹又帶著幾分傻氣自欺的阿香,其實是許多台美女性的化身。

劉真真 我的台獨路程

自從日本戰敗之後我的台獨思想已經確定,1945年那時我只有九歲,我就決定我們應該自己當家作主,做台灣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國人。 開啟我這個思想的是我的父親,他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博士,他由中學就到日本同志社念書,大學到美國的South Dakota,得了學士學位之後,到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念醫學院,畢業後到上海擔任輔旦大學的醫學院生物系主任,後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寄生蟲學,所以他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都相當的了解。 日本宣布戰敗之後他就主張台灣應該由聯合國托管,我雖然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但是每天聽他講就心裡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國兵進入台灣之後更深深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希望的社會和國家。 中國兵在台灣的行為惡劣,殺人強姦搶劫,又經過228,我親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師(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背後掛一個牌子,寫「土匪叛徒」後游街示眾,並沿路打鼓,號召市民到公園見證叛亂者的下場。士兵叫湯先生在公園大樹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槍托打他,以腳踢他,然後當場開槍,並且三天不准親屬收屍,用以示眾,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這種野蠻不人道的行為讓我痛恨入骨,正如電影上早年野蠻國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紀親自看到了。 我父親和母親共同在青年路開一個青峰醫院,母親是東京女子醫學院畢業的,醫院的大門從來沒有關,不論外面有沒有人,因為病人隨時都會進來看病。但自從國民黨來了之後,店裡的東西一件一件遺失,後來連牆上的電燈泡也不見了,這是日本時代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國民黨統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壞到頂點。 有一天父親憤怒的從外面回來說「今天真衰,遇到一個中國兵,把我的自行車,手表,和鋼筆都搶走了」,那支Parker的鋼筆是Indiana University畢業時學校送的紀念品,我父親非常珍惜它,從不離身,也不讓我們碰。他的心愛的鋼筆就這樣被一個爛兵搶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後有一天半夜警察來到我家,說是要戶口檢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從夢中叫醒,馬上帶走,不准他們換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經過幾天的詢問才知道他們被關在台北監獄,是什麼罪名也不清楚。消息傳來說只要拿兩條黃金來就可以放高齡的阿公,我媽媽到處去向親戚借錢,這時就有里長帶當地的軍頭來我家,要求看我們的房子,軍頭還一間一間房間點頭稱讚,說「這間房間正適合我的兒子,這間給我女兒用,這間我們夫婦用最好」,好像馬上要搬進來。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帶了七個小孩,一直哀求,也無動於衷,軍頭以戰勝者的姿態掦長離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親又是留美的醫師,我們的房子是依據他在美國的樣式設計的,很大而且適服,裡面有抽水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設備,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個軍頭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親和阿公被捕之後,馬上叫里長帶他來,準備要搬進來。所幸我有一個阿姑是中國嶺南大學畢業,姑丈是她同班同學的中國人,在台北認識了一些大官,開始找門路,同時我媽媽也借到了錢,交了二條黃金之後,阿公就被放出來了,經過幾個禮拜,交了更多的金條,我爸爸也回來了,軍頭也沒有再來找我們麻煩。 後來開始實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參加市長選舉,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脅,叫他不要參選,最後他就放棄了。 我爸爸的一個葉姓朋友想參加市長選舉,爸爸借給他二萬元,被政府知道了,國民黨要阻止他參選,沒有成功,他們就來找我爸爸麻煩。不久有兩個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來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來不敢見他們,他們就要我們一定要轉告爸爸次日到火車站對面的西湖冰果店見面,借機會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學畢業後我的未婚夫因為生病無法服兵役,兵役科幾個月就來一次召集令。有一個軍官自己推薦要幫忙,每一次見面一定要在餐廳並且要他拿錢去付款,這種貪瀆的事讓他下決心,要離開這種黑暗的國家。 中國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軍官,到小兵,能貪就貪,能搶就搶,他們自己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根本沒有法治的精神,也沒有公平正義。 我天生喜歡仗義執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國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在台灣受到中學大學的教育,看透虛偽文化的毒害,來到美國看到這種開放的社會真是如魚得水,馬上就加入了台灣人的集會,積極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凡有反對國民黨的遊行我們一家五口一定參加,從小孩還不會走路就背在身上參加遊行,由紐約,到華府,到匹茲堡,到溫哥華及西雅圖,我們都沒有缺席。 由各地來的反對黨人士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總是討論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使台灣更進步,社會更公平,因此我們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茲堡當教授時認識了陳文成博士,他是我們同郷會的成員,幾次一起開車去華府遊行,也在校園裡參加研討會,舉辦演講會等活動。有一次許信良要來演講,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他臨時不能來,我們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去,只好按時間集會,其間陳文成的一些言論都被打小報告回去了,他說了很多國民黨的惡行,並且批評政府。於是在1981年,當他帶妻子和剛才出生的孩子去台灣見阿公阿嫲時,就被警方拘捕並且拷刑致死,丟屍在他的母校台大圖書館前面。 那時我們已經離開匹茲堡搬到西雅圖,文成兄還打電話來說他要回台灣看父母,我們勸他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回去,他說他沒有做錯事情,不會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這個新岀生的孫子,他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決定回去了。 他說在台灣時有一次坐公交車,有人想把他推下車,旁邊正好有一輛車快速開過,如果他被推下車一定會被快車壓死,幸好他身體強壯沒有被推下。國民黨在製造意外事件失敗後,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約談,從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國民黨政府一直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卡那基美隆,也請美國專家去驗屍,結論是他殺。而且一個剛剛做爸爸,年輕有為的教授怎麼可能會自殺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後的今天還是一個懸案。 我的先生很熱心同鄉會的事情,每到一個地方就被推為同鄉會的會長,又參加台獨聯盟及台灣公共事務會、人權會等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早把他看作眼中釘,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單。 1977年他的母親在台大醫院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他的妹妹從台北打越洋電話來,叫他趕快回去,國民黨卻拒絕給他簽證,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台灣看他母親最後一面。 當時聽到電話我們馬上開幾小時的車子去芝加哥辦事處申請簽證,處長出來談話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問他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要悔過,我先生在醫學院當教授,做事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悔過呢,處長說「你自己做什麼事情你應該知道,自己招來。」我的先生說「我做了很多事,哪裡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們的意。」 談判很久都沒有結果,後來處長做一個下台階,就說「大概是你交了壞朋友吧。」我先生說「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裡知道哪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壞人,你說出來吧。」處長也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們卻拿不出證據,最後還是不肯給我們簽證。等我們回家之後他才打電話來說可以給我們簽證,叫我們去拿,那時他母親已經過世,趕回台北已經太遲了,這種沒有人性的做法實在可惡。 1983年,他父親在台北去世,也沒有辦法拿到簽證,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處理後事。當時我因為要照顧小孩,沒有時間去做檯面上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被國民黨的特務發現,才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當「世台會」(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時候,我們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參加,但是只有我和兩個小兒子有簽證,我先生從一九六五年到達美國就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過回台加簽或入境簽證的許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了。但是沒想到剛剛進大學一年級的大兒子David高高興興地拿了美國護照到西雅圖辦事處申請簽證,辦事處處長問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處長聽到他可能去參加「世台會」,父親又是台獨份子,就拒絕了他的申請。對一個在自由國家長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這樣不公不義的政府,也讓他體會到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及無法無理無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帶兩個小孩子去台灣參加世台會,本來可以全家高高興興一起去渡假、並且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卻變成一家分二處的遺憾。在台灣的阿公、阿嬤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兒子及長孫。 1988年,我的幾個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單,我們幾個太太都還有簽證,所以我們就決定一起回去台灣。其中吳秀惠醫師簽證有些問題,她也比較出名,是檯面上的人物。我們五個人一起搭同一班飛機,到達台北機場之後吳醫師被攔下來,在機場被盤問幾小時之後,被留在機場過一夜,第二天頭一班飛機就被送出去,不准她進入台灣境內。這種完全沒有人權的惡行只有國民黨才做得出來。 在還沒有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就跟幾個朋友交代,並且寫保證書交給她們存著,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遇到什麼意外,請一定要向美國官方通報,調查死因,為的是不要像陳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國民黨宣傳說是畏罪自殺。那時的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連林義雄的母親和幼兒都會殺,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殘酷無情到了極點。 我們四個比較沒有名氣的就安全入境,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和我,被當地的同鄉接到家裡去,一路上都被跟蹤,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由派的報上登載有四位台獨女將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團體都請我們去演講。我們起初不敢答應,因為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只會照顧家庭,不會演講也沒有上過台。但是負責的人向我們保證,我們根本不必演講,只要站在台上讓民眾看看就可以了。事後證明果然如此,民眾想看的是哪一種人會公開反對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 在我的故鄉台南市,演講會就在台南神學院的大禮堂,全場坐得滿滿,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師到處問劉真真在哪裡,他專程來看我,記憶中的我是十幾歲,是他的幾百個學生之一,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他當然不會認得我這個五十歲的婦人,等找到我時他熱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謝我對台獨運動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動。演講會之後很多郷親來對我們說,原來台獨份子都是這麼高雅文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種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對很多同鄉來說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的台獨份子吧,和他們的想像差很大,可見國民黨政權欺騙大眾的技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正好遇到法院開庭審判台獨案的許曹德及蔡有全,我們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聽席的最前面,當法官說台獨有罪時我們四個人都站起來,大聲地說「我們也主張台獨,請把我們抓起來」,法官一時錯愕,不知所措。後來只好說「你們到對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獨思想本來就沒有罪,可是國民黨要他演這場戱,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們當現行犯抓起來。 和我們同時回台的還有陳翠玉女士,她是台大護理學校的創辦人及首任的校長,退休出國之後就被列入黑名單,她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城市的辦事處都得不到簽證,最後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幾歲的她跑了半個地球回到故鄉,就病倒了。我們聽到消息馬上去台大醫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監視,每一個訪客都被監視,國民黨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護理之母這樣的對待實在太殘酷了,在我們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們在台灣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讓便衣忙了一陣子,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鬆了一口氣吧。等我們出海關的時候我們四人所有的護照簽證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蓋上「取消」,"cancel",我們回家的路也就從此斷了。那時我高齡的母親還在台灣,每想到此就熱淚滿面,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鄉回不得,有母親見不得,對蔣政權來說這算什麼,他們把老兵帶到台灣來不也是同樣撕裂千萬家庭嗎? 之後我又幾次到西雅圖辦事處去申請簽證,他們都不肯給我。一個出生在台灣比國民黨還早在台灣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這種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實在令人氣憤。有一次我去申請被拒絕之後,氣憤之下把辦事處牆上的青天白日國旗撕下來踏在地上,這種影相全部被錄下來,當時辦事處大廰都有一個錄像機專門在監視反動分子。所以我就變成西雅圖的頭號黑名單人士了,每個新來的處長都會得到有關我的簡報,之後他們換了一個有玻璃框的國旗,掛得很高,我也沒有辦法再拉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參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總統一家人參加,總統辦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就問他對於國民黨政府這種沒有人道的作法,不讓我回去我的故鄉看我的母親,他能不能幫助我。他只說這是各國的內政問題他沒有辦法干涉,會場有一些聽眾也很同情,跑來安慰我。 幾年之後阿扁總統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來西雅圖,我把黑名單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問辦事處處長關於這件事,他指著我們問處長:「你認為陳醫師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嗎?你有什麼證據嗎?」處長答非所問地推卻責任,說是國內的問題。陳水扁立委答應要去立法院詢問,黑名單的問題才被國內重視。我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招待立委全家並且安排他的兒子陳致中去參覌製造飛機的工廠,他當時是十幾歲的男孩子,對於飛機非常有興趣,我那時正在波音公司就職當工程師。 在美國居住五十幾年中除了關心美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關心台灣的政治,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太黑暗,社會太不公平。依我這種愛打抱不平的個性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跳出來,可以安慰的是台灣年輕的一代已經跳出來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國民黨殺光。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是讓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灣這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我也很高興地能參與,雖然貢獻不多,但也沒有袖手旁觀。夢想的台灣共和國還沒有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人民一定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把中華民國這個爛國家丟進歷史! 劉真真 2015年12月7日於西雅圖

蘇國雄與商夏惠 FAPA的故事

長老教會教徒世家 蘇國雄,生於1940年的台北新店,家裡有4個兄弟姐妹,是家中老么,日據時代祖父經營茶行,當時就是長老教會的虔誠基督徒,父親幫忙家中茶行兼做公務人員,但爸爸在他6歲那年,生病亡故,自此家道中落。 由於媽媽於長老教會司琴,外公又是第一代長老教會初期傳道,靠著彈一手好琴的一技之長,在長榮中學教書兼教鋼琴,一手撫養孩子們長大。 么子蘇國雄與媽媽很親,感恩媽媽的含辛茹苦,非常注重4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要孩子肯讀書,她總是無私的奉獻。他還記得每學期繳學費時,媽媽總是到處奔波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媽媽傳授的精神食糧,每天祈禱讀經,深植在孩子們心中,卻也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蘇國雄,小學功課就名列前矛,保送上建中。如今在南加仍印象有幾位同期的好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像林衡哲、南加州科工會會長周實。 後來,因為對三民主義頗有微詞,成績考得太差,考到成功大學土木系,為了貼補家用及學費,大學時代一直都在做家教。當年土木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他以第二名考上台電,因為成績優異被派發到台北總公司服務,當時這份工作可是人人欽羡的金飯碗。 在台電工作,當時台灣才剛有電腦,那時電腦總機就像一個房子一樣大,讀取資料還是用打卡片,當時遇到來自台大物理系助教商夏惠成為同期實習生,由於電腦當時很新的東西,蘇國雄憑其數學長才熱心幫助她,兩人互生好感。後來,才發現彼此哥哥是舊識,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兩人感情急劇升溫。 當時商夏惠一直想成為「楊振寧第二」,遂先去加拿大讀生物物理碩士,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此時蘇國雄愛相隨,隨即申請到美國留學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博士,夫人最後為愛也決定轉學申請同讀一所大學,兩人在1969年9月,結為連理。 蘇國雄事母至孝,留學省吃儉用,還把獎學金省下來,寄回給台灣媽媽,1970年9月生第一個女兒,1976年生下兒子,育有一兒一女。 創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 在科羅拉多州於1970年代,蘇國雄就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原本是只分享本地留學生,哪曉得外地口耳相傳後,導致供不應求。 1970年11月,每年台灣同鄉都會有感恩餐會,那時他們就與洪哲勝兩家,共印了兩百份,開了10多個小時,去堪薩斯赴會,結果彭明敏在逃到瑞典輾轉到美國,當天出現在會中,給同鄉大驚喜,也帶動餐會最高潮,蘇國雄分發200份「望春風」,那時登高一呼,「望春風」馬上就變成全美第一份留學生雜誌,鼓吹台灣民主自覺運動。 這是一段伉儷難忘的回憶,他說:「望春風」名字,當時是讀者投書命名,結果吳瑞信牧師投稿命名,雀屏中選。留學生當時課業非常繁忙,但一股使命感,全靠著愛故鄉的熱情,直做到畢業之後,才移交給其它州接棒。」 後來,畢業受聘到芝加哥做工程師,他提及,1972年,台灣威廉波特少棒隊奪得少棒冠軍,當時,很有趣的是,留學生開車10多個小時抵達之後,因為僑民壁壘分明,他們堅持自製許多旗幟,就是沒有拿中華民國國旗,為小將吶喊。 列入黑名單 1973年,因為工作關係,移居到南加州柑縣,當時一個房子只有5萬元,蘇國雄就很有生意頭腦,想要投資房地產。夫人要他永遠保持教學、學者、工程師的工作。但蘇國雄在1988年,堅持提早退休,轉行投資房地產。 雖然夫人有些不諒解,但蘇國雄卻慶幸得很,原來他本身是原子工程師,在90年代以後,同期同事最後遇到公司大裁員,及早退休的明智決定,讓他在房地產獲得不錯的經濟基礎,未來生活無憂。 蘇國雄雖然很活躍,但真正被列入黑名單,卻是1975年後,擔任一次台灣同鄉會聚會的主席,當時群眾相當多人,雖然大家很團結,但因為有白色恐佈、黑名單的陰影;蘇國雄笑著回憶著說:「很多人寧願出錢出力,也不願上台,在台上一排座椅空空蕩蕩,因為自己是主席,非上去不可,老實說,在台上感覺很孤單,心中卻可以體諒。」 一旦站在台上,他就已有覺悟,可能今生今世也回不了台灣,當時心很痛,卻也無奈,尤其在1984年,媽媽過世,其它兄姐都在,唯獨缺了蘇國雄申請回台被拒,想到媽媽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時時受到台北警察局關照,還得在電話中假意叮嚀不要插手政治,但他曉得媽媽心中是支持他的,媽媽了解么兒的心意。 但是媽媽生病,無法回去探望,連媽媽臨終都不能送行,蘇國雄非常自責地認為不孝,為了反獨裁集權,無法見到媽媽最後一眼,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1984年,無法忘情望春風的克難式雜誌,蘇國雄參與了另外一個文化事業,當時,由建中同學林衡哲發起,成立〈台灣出版社〉,出版台灣歷史、人物、文化的書籍,蘇國雄非常欽佩醫師林衡哲全心投入,自我犧牲,因而大力支持,成為股東。 剛開始時,賠得很慘,股東仍心甘情願力挺,林衡哲則是一直寄出新書,蘇國雄也看了30多本的好書,受到林衡哲的感召,這段人生美好的回憶得以延續,他預計未來要捐全套給台灣會館。 以為再也回不了台灣,在1988年代,戒嚴令解除,賢伉儷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竟是說「感謝上帝眷顧台灣」,自1968年出國留學後,蘇國雄20年後,迫不及待終於在1988年,第一次返回台灣,沒想到剛好在同學會上,竟然聽到電視新聞,蔣經國猝死。自此,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 共創FAPA柑縣分會 當初,1990年代,蘇國雄有鑑於美國國會勢力是友好台灣,他遂加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還加入CLUB 100,由於當時洛杉磯活動較少,地區相隔過遠,1997年,呂眾英從北加州搬到南加州後,在呂眾英的鼓勵下,遂移師到柑縣成立FAPA分會,成為主要創會會員。 2004-2005年接任會長,在會員共同努力下,從60多名增加到130多名。半年一次活動,NEWS LETTER定期出刊,2004年及2005年,並成為FAPA總會頒發最佳進步獎。之後,功成身退,交棒給楊東龍。 他與夫人也積極參與主流,以個人名義,出錢出力參加美國主流募款餐會,諸如國會眾議員羅拉巴克、卡克斯(Christopher Cox) 、 John Cambell、 ED Royce等募款餐會。有鑑於現今國會勢力,中國不斷滲透,對我方形勢不利,所以他一旦參加當地國會議員交好時,力推讓台灣能與美國簽定FTA(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他語重心長地說,再不快點做,情勢會對台灣更不利。 與夫人商夏惠,身為柑縣FAPA一員,他們感到引以為榮,在「2005年反分裂法」、「2006年爾灣姐妹市風波」時,此間成功地激發台僑合作總動員,共同捍衛台灣尊嚴。 蘇國雄為這兩個事件,還特地出馬重拾筆鋒投稿,尤其大女兒Connie是USC的大眾傳播碩士學位,會為父親潤稿,蘇國雄投了兩次柑縣紀事報(Orange Register),全部登出,在主流媒體為台灣權益發出不平之鳴。 「我自己最喜愛聖經中有提到一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之人,是象徵神的恩才成的】,歲月無情催人老,我們轉眼已垂垂老矣,以有限的餘命做最後的奉獻,取捨之間,不能不有所拿捏」蘇國雄說出自己希望有生之年,能發揮他有限但也是最大的價值,奉獻地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台灣。

陳黃群雁 護弱女英雄

總是掛著心滿意足的笑容,時時懷著感恩的心,當一個時時覺得自己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生活圓滿幸福,但工作卻是天天接觸「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嚴重的家暴婦女,陳黃群雁認為女人的幸福要自己掌握,在最壞的環境也要勇於突破。她笑著說:「爸媽最希望我當律師,但我覺得能無私不計酬勞地幫助弱勢者,人生會更有意義。」 野ㄚ頭吹小喇叭 展現音樂才華 「我是個野丫頭,從小就把爸爸的六法全書給分解掉,把法令一條條地撕下來當貼紙玩。唯一堅持地是要跟爸爸一樣,出國讀書。」陳黃群雁提到小時候,情不自禁地告白;出生自傑出的法律家庭,生於1970年的台北, 父親是早年留學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住在司法新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以司法有關,家中還有2個姐姐,因為是老么,所以幸運地比兩個姐姐多一份選擇自主權。 因為經濟能力很可以,從小就學鋼琴考入音樂班,不過比起每個女生彈鋼琴,吹小嗽叭比較炫,所以陳黃群雁選擇女生不愛的小喇叭,然後一路吹出寬廣的音樂之路,從小學到高中,她都是一枝獨秀,參加比賽,與其它男生較量,還是有本事拿冠軍,從小活潑又好動膽子大,陳黃群雁認識男同學的好哥兒們,養成她不服輸的個性,女人只要努力就有機會。 她最得意的戰事就是考入中山女高時,因為吹著一口嘹亮的喇叭絕技,學校樂儀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建中、北一女,代表去夏威夷比賽,不但又得金牌獎, 還得到個人honor band的獎項。 想做台大人,使她沒有選擇父親苦口婆心再三叮嚀的法律系,她放棄上其它學校的法律系,考上台大公共行政系,越讀越有趣;她認為,公共行政各國制度不一樣, 要觀察民情和政策分析,比法律條文要有趣多了,當她大三考過托福, 大四畢業就出國去實現小時夢想,去讀在美公共行政系前五名的紐約州立奧本尼大學攻讀碩士。 入選菁英計劃  深入紐約州政府核心 雖然是外國留學生在多項競爭條件不足下,陳黃群雁還是憑著藝高人膽大,以先聲奪人之勢,處處得到伯樂賞識;陳黃群雁展現強盛學習能力,由於政府很多方案都是學校老師擔任,被派到汽車監理處實習,當初連 EXCELL根本不會,後來竟成為全DMV最厲害的電腦高手, 為了融入主流交誼,天天都去買報紙學英文,抱著不計較與不比較的心態, 在眾多同屆畢業生中,獲選成為傑出實習生獎,第一個以外國學生又是唯一華裔女性得到的榮譽, 學校並代為指導爭取到州政府給獎學金,3年就讀完資格考,成為公共行政博士。 紐約州政府為裁培行政菁英,推出「管理公共實習生計劃」(PMA),教授推薦她,當時這場菁英計劃就400多人來自不同州參加,先初選出1百人,複選45個後, 決選是25個,監考官出的政策題目非常活絡,讓她印象深刻,經過9個月特考全程,她以一個外國學生沒想到能連闖五關成功,最後被紐約州政府中央預算局錄用,她是唯一外國女性,掌控上億預算並制定政策。 所謂PMA就是紐約州政府利用兩年訓練計劃培訓人才,擬以菁英方式栽培2年,提供快速升遷管道,是政府未來的高級主管。原本這一切美好成為紐約菁英的計劃,完全符合她熱愛挑戰的個性,卻因為一件阿美族山地服裝,人生時運機轉,嫁作洛城婦。 打扮成阿美族姑娘 巧遇好姻緣 雖然有一堆美國人再追,但爸媽不喜歡外國人,台灣921地震後,熱血沸騰想要為自己故鄉出點力,經學姐介紹去華盛頓的台灣同鄉會想要透過聯合國組織募款,她去借了一套阿美族服裝,穿著就去介紹台灣,此時婆婆媽媽紛紛打聽,當時成為幫忙找"夫家"大會,就這樣被介紹給洛城陳威宏律師,陳黃群雁從小就見到許多律師並不稀奇,能吸引她的竟是陳威宏喜歡跳各種國際標準舞,陳威宏能滿場飛跳,但人卻正派正直,勤奮又不奢華,就在自己也愛跳舞下,找到了好舞伴,兩人一年之內就結婚。 2001年是她生命另一個轉捩點,台大校友會理事一個都不認識下,只因為實在太太年輕,被大家抬愛選上2001年選台大校友會副會長, 亞太婦女中心又正在找管理非營利機構的執行長,當時預算還不到10萬,難以維持,急需找一個知道怎麼政府要錢的管理人,以她過去掌管上億元預算的能力,她很快地上任,現在該中心已有50萬美金,正式工作人員, 共有10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她要確保社工人員有最佳的服務品質和資源。 對亞太婦女中心多關心 當初是剛好是華裔,才有機會碰到第一個案子,永遠忘不了那位受家暴的婦人說:「終於,好像走在沙漠裡找到第一口水。」這使得陳黃雁對亞太婦女中心多了一份感情。 可是住進亞太婦女中心者,都是決心要離開暴力婚姻者,「家庭暴力有兩種,一種是打了讓人走,不要你了,但是打了又不讓人走才是最危險,這種婦女最需要錢也最走投無路。我們保護的對象就是後者居多,為了保護措施完善,丈夫無法找到,外人很難想像申請的複雜度要保護人身安全規定很多。」 有些個案她聽了之後就幫忙介紹律師,轉介社福利機構,或幫助找911;她說,從 2001年起到第5年,這4年半的成長,中心是隨時住滿,將近200多個家庭申請,但中心只能容納28個家庭 。她建議,遇到家庭暴力, 要懂得保護自己, 找適當時機求援。 陳黃群雁執著公共政策開花結果,被主流社會肯定,除了公共電視台KCET頒發「年度社區英雄獎」,也曾在2004年5月趙美心亞太裔傳統月獲頒「傑出婦女獎」,2004年國際獅子會公民獎,亞太裔傳統服務獎等多項獎座。她開心著說,「爸媽當時覺得夭壽噢,為什麼是在勸人離婚,後來經過多項獎座肯定後,父母欣然了解我一心要做為遭家庭暴力者的守護者的背後,其實是因為我希望每個女人都能像我一樣,擁有幸福。」 文/林蓮華

林幸隆

1980年代,那時台灣獨立民主改革運動風起雲湧,搬到加州住在聖地牙哥後,林幸隆就積極參加同鄉會,反正有台灣名稱的社團統統去都參加,舉凡台獨聯盟、FAPA、同鄉會、網球協會、台美商會等,聖地牙哥社團處處可見其活躍的身影。 當時為了要讓沉重的政治議題,以簡明扼要的訴求,打動人心;林幸隆決定不斷自我挑戰,編劇自導自演,還學口技、答嘴鼓、脫口秀,全是無師自通,說學逗唱樣樣精,沒想到大受歡迎,受邀到全美同鄉會表演,"田土伯" 獨樹一格,自此在台藉社團名聲透透。 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 田土伯,林幸隆,生於1943年的雲林縣土庫鎮,父母皆務農,家中有8兄弟,排行老六,媽媽一直想生個女兒,但生了8個兒子還沒生出來才放棄。從小種田、種水果、種蕃薯,任何農作物都難不倒他,直到唸大學時,寒暑假都還得下田,使得他人到中年取了個藝名叫「田土伯」以示他對土地那份深厚的感情。 父親為了養8個孩子, 生活相當辛苦, 49歲就撒手西歸,父親走時,田土伯才是小學生,母親為了8個壯丁,天一亮就要下田工作,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小小年紀他謹記在心,母親教誨要認真讀書才能出人頭地,才不用下田作牛作馬,所以功課一直名列前矛。 親戚為了惜才,就把他送到長榮中學讀初中,該校是教會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林幸隆當時很喜歡音樂唱聖詩,還得到歌唱比賽冠軍。因為有美國傳教士擔任老師,所以初中時不但廣泛涉獵藝術,英文水準也打下好基礎。 回到故鄉讀虎尾高中順利考上淡江大學讀航空測量,那時大學生最想出國留學,他也不能免俗,紛紛報考,結果不但高考特考通過,公費留學及自費留學也通通考過關。「當時若是自費留學,就要賣田地,借錢買機票,還得繳交5千元保証金。台灣囝仔卡無這款經濟能力,所以大家拚命考公費,1970年,我申請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身上連百元都湊不齊,就勇闖美國。現代囝仔可能無法想像卡早咱的艱苦!」想起那段苦日子,他有感而發的說著。 在美國專攻土地測量畢業後就去考執照,結果一連考上加州、內華達、亞力桑那州,土地測量是一門比土木工程師還要專精的工作,在美國甚受敬重,華盛頓及林肯總統以前也是測量師,為人必需清廉正直誠實精準。 取得土地測量師執照,主要工作是定地界,後來還在美國政府機構工作近30年,負責核發地藉圖及建築執照,直至今年才退休,馬上又被土地開發顧問公司聘請任顧問,飄洋過海來美國,沒想到仍是與土地離不開,"田土伯"名聲,果然是名符其實。 偷柑仔換來一段良緣 林幸隆在讀淡江大學時,因為農村出身,很喜歡訪問農家,台北縣大屯山下是他最受踏青之處,有一天他走著又累又餓,看到農場結實纍纍有夠漂亮的柑仔,忍不住就伸手去偷採柑仔,哪曉得當場就被主人活逮,人贓俱獲。第一次做"賊仔"就被抓,那時讀大三,若是送到警局就會被開除,他只好求這位阿伯網開一面,由於主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要他做工抵償,給點教訓。 林幸隆依約上工,哪曉得一看,發現阿伯的女兒美若天仙,名叫"真美"人如其名,一見鍾情,他立刻自動決定每週都上山來做長工,當時真美才初三;沒錯,她正是東方白長篇小說筆下「真美的百合」的女主角,而她口中的林哥哥,大她7歲的正是男主角林幸隆。 「她實在生得水噹噹又可愛,兩個紅腮像水密桃一樣,個性沒有受到都市污染,就像山中一朵百合花,當時很多淡江老師和學生都在追她,為了等她到高三畢業,怕被別人追走,我整整做了三年長工,每週都去看她,風雨無阻。」因為太多小男生想要追求山中的小百合,而且都買零食去賄賂百合真美最敬重的林哥哥,林幸隆為愛是一邊吃零食,又很緊張地一邊圍堵情敵的熱情攻勢。 看過「真美的百合」的讀者都知道,真美的父親是228政治犯,林幸隆自認為運氣好,因為就算很多人呷意,但膽敢娶政治犯的女兒還是沒幾個,靠著一身出色的農技,為了討好未來的岳父大人,他把南部水果苗拿到北部山上種,結果老丈人農場各式水果都有,他在農場工作能力高,一人做兩人份,晚上又做真美的家教,教英文數學。為了真美,他更是發憤圖強讀書,他所努力做的一切,為的是要讓小百合不再受苦,許她一個幸福的未來。 不過,林幸隆一片痴情,以其出類拔萃的表現,對於親友說媒送上門的議員、銀行家或醫生的千金,或是送上樓房嫁妝的地主女兒,他都一一婉拒,一點也不曾動心,他在初見真美時,就已經決定要娶她為妻,但論及婚嫁時,沒想到家人還是極力反對;最主要是真美家沒有嫁妝外,而且父親是228政治犯,在當時可是個大忌。 當時他最敬愛的阿母擔心斷送兒子的前途,頻頻阻止這門親事,為了不讓他黑白娶甚至以放棄家產相逼,沒想到愛到入骨的林幸隆,說什麼也不肯放,就這樣等到真美長大了,他迫不及待地娶進門。 真美雖然家中不富有,但事母至孝,當時林幸隆的母親因為重病被送入養老院時骨瘦如柴,她執意把婆婆接回美國親手伺奉,228的不幸印記,在真美的善良孝順及時代變遷下,終於消彌於無形。 真美純樸溫婉的個性,生下一兒一女,至始至終陪伴著林哥哥,讓林幸隆自覺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發揚台灣文化為職志   如果去造訪田土伯位於靠近聖地牙哥的家園,會被其1畝地上種滿了綠竹筍,台灣水果,包括荔枝、蓮霧、紅甘蔗、黑玉米、甘藷及各種青菜給嚇一跳,若是再看地上有50幾隻台灣土雞走來走去,恐怕會錯覺置身在台灣農舍裡。沒錯,田土伯就是身體力行,每天下田耕作不忘本,他忙的全是道地的台灣種。當初他買下那塊地,大家都笑他買個破爛房子是憨大呆,如今已增資不少,田土伯說:「一心想用自己的方式愛台灣,沒想到愛台灣還可以賺錢。」 田土伯不只農事厲害,由於小學寒暑假就得跟著總舖師辦桌打工,所以伶俐的他,婚喪喜慶的宴席也都難不倒,來了美國,他就常親自下廚招待鄉親,曾經最高記錄是五台巴士光臨,母親壽宴他也親手料理在菜園辦了10幾桌,讓賓客重溫台灣辦桌文化,也算是一絕。  「我希望有一天帶團回台灣,表演咱傳統優秀文化給下一代人看,只有恢復那樣的文化,才會讓台灣人愛這片土地。」 現在是台語演說家,但田土伯從小其實很木訥,在有耳無嘴的時代,鄉下小孩被教得不敢講話,小學六年級因為功課好被老師派去參加演講比賽,一上台「反共復國」的主題才一開頭,他就緊張的尿褲子成為笑柄,自此他對表演是連想都不敢想。 直到留學時,在美國大學時才了解溝通及表現自己是非常重要,所以特別去拿演講課,老師鼓勵去參加演講比賽,沒想到他以“ 功夫” 為主題,把他在台灣看到的太極拳加上望春風的曲調,耍得虎虎生風,一舉拿下英文演講冠軍的寶座,還登上當地報紙頭條,這份成就也成為他個性的轉捩點,從此建立自信心。 後來學校要他開功夫課,他知道那兩三下子是絕對撐不了場面,速速拒絕,不過,他改口要教他們華人料理,他把台灣總舖師的功夫教美國人是綽綽有餘,果然一樣受到熱烈歡迎。 「現在退休了,我要開始實現我的夢想,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結合第二代台美人菁英來表演舞蹈一齣百老匯秀,表現台灣特色介紹多元文化的珍貴,呵呵!我還想拿東尼獎(百老匯的奧斯卡)噢!」其實他不但自己有這樣夢想,也感染到兒子,田土伯的兒子從小就是天才兒童,本來讀醫學院綽綽有餘,但每次看到爸爸在台上說學逗唱,又愛說笑,他也想走上這一行,老師鼓勵他要發揮才能,當醫生太可惜,結果兒子棄醫從藝,阿媽及家人認為做戲仔有什麼出路,以後找不到太太,會窮一輩子。但是田土伯力排眾議,事實証明,孩子在戲劇天地揮灑自如,如今在紐約百老匯當藝術總監,從事音樂劇寫作。 為了達成夢想,田土伯細細品味生活體驗,平常認真收集台灣俗語,地理文化,他自掏腰包,自編自導,自己製作道具及布景,然後把同鄉好友全拉下水,一起又演又跳,他編導過10多部話劇歌舞劇,從生澀粗糙一磨再磨,戲味越來越精緻,得到很高的評價,劇的特色除了本土化,把台灣人情味表露無遺,看了戲的人都會淚中帶笑,笑中帶淚;其中以"咱攏是出外人、流浪到台北、人力車伕之戀"都曾轟動一時。最近推出"一隻草一點露",也深獲好評。 孩子雖然已經很美國人,但是也有台灣心,身為父親的田土伯有個願望想跟兒子合作,要成為百老匯劇導演,「有一天我要登上百老匯舞台,讓全世界都了解台灣有這麼美的文化,東尼獎是我最大的願夢,致辭時我一定會大聲說我以身為台灣人為榮。哈哈!」田土伯豪氣干雲地說著,人最快樂就是有夢相隨。

謝清志

4月14日,肩負為台灣15年太空計劃最後一擊的「福衛三號」總負責人,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在范登堡基地觀看福衛三號成功發射後,總算是鬆了一口氣,臉上展開笑靨。因為咱e台灣第一階段的太空夢,又將邁進一大步。這位過去為台灣長期進行民主運動,於1995年,甘心放棄高薪,回台為國家效勞,2000年5月,接下國科會副主委重責大任,期間謝清志完成二項「不可能的任務」,包括順利發射福衛一號、二號、三號衛星,為台灣太空工業計劃打下基礎;另外一項是解決南部科學園區減震問題,使得南科從原本廠商乏人問津到現在已有超過三千億以上的產值,急起直追竹科成就。 他幽默自嘲的風趣,常會讓週圍的人開懷大笑,但那股「哎..身不由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的憨勁,在笑聲中絕對可以強烈感受到他滿滿愛台灣的心。 冒生命危險返台闖關 謝清志,1941年出生,台南縣人,三女一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後來考上台灣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1968年赴美,得到美國太空工程博士學位,專研衛星導航控制定位系統,在美國衛星公司擔任資深工程師,尤其在專研衛星及飛彈發射實務,更是國內罕見的專業佼佼者。 不過,謝清志在未回國一展長材之時,在僑界早已名聲在外,因為個性豪爽直言,他可是台美社團的活躍人物,更是被過去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他在海外拚鬥爭台灣民主的經歷相當顯赫,與現今引領科技產業的成就,絲毫不遑多讓。 很會讀書的謝清志對政治開始出現叛逆的導火線,起因於讀台大研究所時,父親是高雄火車站的勞工階級,踩三輪車維生,後來又開雜貨店,當時黨外人士楊金虎好不容易當上市長,結果國民黨以整頓市容為由驅逐三輪車伕,謝清志出國在即,看到三輪車叔叔伯伯們難以維生,決定代為出氣,到了美國第一步,就寄信給蔣經國建言討公道。到了美國更是發現許多台灣歷史真相,他笑著說:「就此踏上不歸路」 謝清志曾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第二屆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秘書長、台灣海外民主運動組織秘書長和執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中央委員,也是台灣人教授協會主要成員。1993年,在美發起台美航太協會,並組團回台,為台灣航太工程,提供寶貴意見。 不只於此,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1984年年底,他以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卸任會長組團返台,政府當時不承認台灣同鄉會,他硬著頭皮包裹帶著9人返鄉回去南部兩週,踏上列入黑名單後久違的土地。 後來為響應施明德在獄中疾呼組黨絕食運動,海外人士他們也跟著絕食,1986年5月在美欲組台灣民主黨,成立建黨籌備委員會,該黨榮譽主席是彭明敏,臨時主席為許信良,秘書長謝聰敏、林水泉是宣傳部長,他任副秘書長。當年海外異議人士決定以「海外組黨,遷黨回台」以黨對黨的姿態,正式向國民黨挑戰。 陸續在美、加各地燃起火種,溫哥華、聖荷西、休士頓、聖路易、紐約、紐澤西、佛羅里達、波士頓等地,都有他們的分會,成員也愈聚愈多,組黨聲音越來越大,直接也影響到台灣國內黨外人士因應,積極奔走,終於在1986年9月28日成立主進步黨。 後來,為延續民主香火,他們放棄組黨,決定以「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方式,從洛杉磯為中心繼續前進。1986年11月,在黑名單的箝制下,他們決定以回台入黨之名,企圖闖關,希望能突破重圍,北美洲楊嘉猶、謝清志、歐煌坤、江昭儀、鍾金江和謝進南六人,原本有簽證都被取消,他們沙盤推演,然後啟程冒著生命危險闖關,但在台灣桃園機場,仍不敵國民黨情治單位監控被抓了起來,把10號機門封門,進不得國門,又被硬生生遣返,驅逐出境,造成第一次「機場事件」。他直到1989年才得以獲准返台。 謝清志的愛兒謝泊怡,現在已是醫生,也是UCLA大學教授,他每次介紹中文名字時,就會解釋自己名字源自於父親當年是黑名單一員,有家歸不得的遺憾,父親喻以「漂泊海外,心念台灣」寓意,所以把他的名字取成"泊怡"。 遭過政治迫害的人,這樣倀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當年謝清志1984年帶美國台灣同鄉返台,因為10多年無法回鄉,踏著台灣那塊土地上時,未發一言早已熱淚盈眶的新聞照片,至今在老一輩記得此一事件的人士眼裡,仍是充滿著感動。 誰能料到10多年後,謝清志不但可以返台,當年被關、被壓迫、驅逐出境的鬥士,在和平政權轉移後,還能搖身一變成為國科會副主委,借用他的長才,擘劃台灣科技遠景。 放棄高薪 拋妻棄子返台 謝清志當年是在空軍太空基地太空公司做技術顧問,專長就是火箭發射戴具,控制系統與導航定位的專家;1995年他以鮭魚迴游的心情回到台灣,甘願拋妻棄子,放著高薪不幹,只領美國一半薪水到國科會太空計劃室籌備處做特聘研究員,當初李登輝總統希望做衛星,已規劃15年太空計劃,他決定回台貢獻所長。 但因為謝清志的民進黨員背景,做為研究員,當時不但很難獲得重用,而且常會被欺負,但也沒有人敢動他,因為非得借用他的專才,委以他做個發射戴具負責人。1999年,華(福)衛一號順利升空,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重視他,但就是偏不讓他做一級主管。 2000年還未執政前,阿扁在競選總統時發表的科技白皮書,其中國防篇與太空科技篇就是由謝清志操刀。不過他萬萬沒想到阿扁竟然當選,扁政府惜才特擢拔他任副主委,繼續掌舵台灣太空計劃。 由於他在美國具有多年的火箭、飛彈的實務經驗,福衛一號、二號、三號,從頭到尾,實際上他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過去15年來的台灣太空科技發展方向,是在國民黨時代就已規劃,民進黨政府後來執政,也只能買單,繼續撩落去。 雖然三顆衛星都順利發射,原應該歌功頌德一番,但他卻很務實地透露,不全然認同當年國民黨時代對太空發展的計劃方向,不過,既然從中間接手,民進黨算是非常有風度的政黨,讓其繼續完成。 他指出,福衛一號是入門繳學費,走的是遙測功能。他贊成當年陳副主委以更宏觀的角度來說,高頻通訊衛星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更為迫切,更有保障,但沒想到該副主委的提議,卻慘遭國民黨籍主委劉兆玄撤換。因為黨派糾葛,福衛二號仍然是走向遙測功能,而福衛三號則是確定花大筆經費支持美國大學大氣研究聯盟的研究。當時連一級主管都不是的謝清志,人微言輕,認為太空經費要用在刀口上,但他的建言根本沒有人理會。 2000年政權轉移,謝清志被拔擢成為副主委,在米己煮成熟飯的情況下,他只好完成上個政權遺留下的任務,接手的華衛二號,有個好處是較具商業價值,法國願意以2x2數位電腦攝影機提供技術支援,不過當時簽約原本台灣只得使用直徑3千公里範圍的限制,在交涉過程中,謝清治出一臂之力,幫忙「開鎖」,至今才得已沒有任何限制,與法國的約定中確實讓福衛二號從學術、商業的「象牙塔」中掙脫出來,稍為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落實台灣的太空科技發展。 6年來,謝清志在人事問題做以人才及責任劃分更動,走向要求是人員要更專業。由於福衛三號,是個氣象研究的科技衛星,算是具有公益功能,免費提供精準氣象數據給全世界,他為了讓該衛星更具對我國有實質效益,緊密地抓住與美方的連動發展,尤其美方零件上給的蠻粗糙,其間狀況連連,但他嚴格要求我方工作人員,必需從經驗中求成長,福衛三號最令他感到驕傲欣慰的就是全體同仁的冷靜耐心及努力不懈,在太空科技工程技術的成熟度,台灣工程人員已臻高水準的表現。 政權轉移後,謝清志也發現國民黨政府太依賴美國政府,他認為,台灣不應侷限在美國,要走入全世界,國際合作,也是提升科技素質的不二法門。所以這6年來一直奔波在各地設立國際合作處,目前已經成功地在俄國、哈薩克、澳洲、印度、越南、捷克等國家設立科學組,他風塵僕僕奔走於各合作國家之間,督導進行各項科技交流的任務,突破"不正常國家"的限制,進行「科技邦交」,成果豐碩。 第二階段太空計劃,二年前已開始進行,如今輪到他主導規劃,來編織台灣下一階段的太空夢;他說,首先,華衛二號2009年除疫,必需繼續遙測,但得提高精準度;另外,因應國家需要,得發展高頻通訊衛星發射,強化衛星製造自主性。還有, 4年來已陸續發射5顆探空火箭,未來將積極發展,除了研究太空物理現象,一旦研發成熟,可能會擁有發射載具的能力,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發射自製衛星。 動腦解決南科減震問題 謝清志常在收拾殘局,另一個國民黨政府時代沒有考慮週全的規劃,竟然天才到將南部科學園區貼在高鐵旁營建,完全沒有考慮到高鐵帶來的震動問題,事情更糟的是,震動發生的當時,高鐵答應震動只能減到最低68分貝,可是國科會確跟廠商保証可以達到48分貝以下,中間落差20分貝,事態嚴重,結果,一連串廠商紛紛出走,南科頓時變成南柯一夢。 因為全世界沒有案例,謝清志接手後,採用過去工作經驗所學,以美國聯邦常用的“ 採購法” 來做解決,就是若無前例,就得找尋到最新最先進的方案,南部科學園區這一棘手的問題,幸好最後落在原來主攻土木工程的謝清志,方案成果盡量減到靠近48分貝,因為他的這方面規劃專長,克服難題,得以保護南科未來有邁向一兆產值的潛力。 謝清志表示,不論飛彈或輪船,乃至於萬物人類,其實時時刻刻都在3個元素確定自己要行進的方向,整合定位(自己在那裡,往那裡走)、導航(如何走)、控制(前進的能量)3個系統,大如國家機器也是一樣,謝清志解釋,政府施政也可以利用這 3項元素,當擬定政策後施行後,外界的批評和刺激、施政的結果回饋到政府系統,做為制訂者的調整參考。 對於家庭,他也是利用此一原則,夫人蔡淑敏在高中就被其追求,直到讀台大政治系,後來又留美,終於娶得美人歸,育有一兒一女,定居在洛杉磯,太太任凱撒醫院擔任營養師,兒子謝泊怡讀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現在也活躍於台美社團,為台灣加入WHO打拚,女兒在普林斯頓讀建築,全家全力支持他從政的後盾。 53歲毅然離開返台,他從沒想到,國內表面上,政治口水戰的人太多,了解科技的人太少,能掌握台灣太空科技發展大方向的更少。政治層次的紛擾,常會以訛傳訛,反令專業束手無策,疲於奔命。升任副主委,被推入險惡的政治叢林中,雖然三不五時會被立法院修理一下,但不可否認,他完成了兩項「不可能的任務」,為扁政府強調以「科技立國」的心願,立下汗馬功勞,至於官宦仕途,他看得很開,「台灣向前走」,不要迷失方。 謝泊怡是謝清志獨生兒子,謝家還有1個姐姐、2個妹妹。與謝清志迥異,身為台北人的謝妻蔡淑敏是標準的「都市小孩」,高中時念「北二女」(現為「中山女高」),大學則就讀台灣大學政治系。「爸爸18歲時和朋友到公園,剛好碰見來高雄玩的媽媽跟她朋友,因為對媽媽一見鍾情,就鼓起勇氣去『搭訕』」;這個搭訕,讓個性、背景天南地北的兩人得以有緣相識。 認識8年後,謝清志與蔡淑敏同年來美,「到美國後,爸爸仍對媽媽窮追不捨(婚後到現在爸爸則堅持是媽媽追他),後來媽媽轉學到Nebraska念營養碩士,並且在Nebraska結婚」;1976年,因謝清志工作調職,全家搬至加州橙縣,從此定居加州。現在,母親蔡淑敏仍為專業營養師,任職Kaiser醫院。 謝泊怡7歲台語演講冠軍 「從小時候開始,家人都習慣講台語,我和妹妹吵架也都用台語。」 因為父親謝清志、母親蔡淑敏都來自台灣,謝家自然而然地使用「母語」台灣話當作家人溝通的語言,連帶使謝家兄妹泊怡、泊欣的台語會話比在台灣出生長大、來自台灣的孩子還要「輪轉」、來得道地。 7歲時,謝泊怡參加南加州台灣同鄉會(SCTA)(即為「聖東台灣同鄉會」、「柑縣台灣同鄉會」,以及「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前身)舉辦的台語演講比賽,抱了冠軍獎盃回家;而小他6歲的妹妹泊欣,不約而同也在7歲那年參加同樣的比賽,也同樣拿到冠軍。 無師自通  30歲開始學華語 「爸媽認為他們的母語就是台語,我們從不被要求去中文學校,或是學習華語」謝泊怡唯一上過中文學校的一學期,是在念高中時;「我是在30歲醫學院畢業,擔任實習醫生時才開始對華語產生興趣,開始『練習』華語的聽、說、讀、寫」。 從未拜師學藝、「無師自通」的謝泊怡,因只想學關於台灣的傳統繁體字華語,就摒棄簡單易學的簡體字;幾年下來,謝泊怡的華語不止聽說流利,甚至能辨讀漢字、以注音符號打出漢字,讓父執輩讚嘆不已。 支持父親 靜待風波過從2001年起,因為喜歡台灣文化、語言、風景,對台灣有認同感的謝泊怡,近年來平均一年會去台灣兩次,「去看爸爸,也順便觀光、學華語」;而每次停留兩個星期左右的謝泊怡,足跡幾乎遍佈全台,到過花蓮、台東、墾丁公園等地,也因喜歡台灣美食,甚至學會包粽子、作油飯、包水餃等複雜的台灣料理。 工作忙祿的謝泊怡,不僅極力參與、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到日內瓦「為台灣而戰」,更在2005年為了台灣的「候鳥計劃」,自費返台向學員講述他參與推動台灣加入WHO的心得。 至於父親謝清志辭去美國高薪工作、返台貢獻所學,卻因「南科減震案」惹上無謂的官司,目前仍被限制出境。「檢察官的『偏見』(bias)是此案關鍵,而且偵訴檢察官權利太大,因找不到證據而『騎虎難下』,最後只能以『圖利』起訴,這是台灣司法的黑暗面,同時台灣司法在人權方面,也有很多漏洞」華語流利的謝泊怡,不一味「怨恨」,反而選擇熟讀台灣司法制度,以全然瞭解父親之案。 「但是,爸爸對司法判決結果很樂觀,因為沒有犯罪的證據。」 謝泊怡強調,美國法律需有相當證據才能起訴,但父親的官司則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遭到收押禁見並起訴,顯示台灣司法尚無「判決前假設無罪」的認定,台灣法律「有問題」,須改進的地方很多;因此,台灣司法應有所進步、保持中立,否則不僅不公,亦將影響台灣政治的進步速度。 很會唸書  兄醫師 妹建築師 會唸書的父母,小孩的教育也會很「讚」。謝泊怡大學念柏克萊加大(UC Berkeley)物理系、碩士拿的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物理碩士,到了博士班則轉換跑道,拿到醫學名校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腦神經科學、醫學雙博士學位;後來,謝泊怡先到耶魯大學(Yale Univ)醫院實習1年、轉到史丹福大學醫院(Stanford Univ)擔任3年住院醫師、再到Harvard's Brigham and Women's 醫院擔任研究醫師,現在則是UCLA醫學院教授暨神經內科醫師。 至於妹妹泊欣,大學念的也是柏克萊加大,碩士則分別是倫敦學院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建築碩士,現任建築師,並在紐澤西理工學院(NJIT)教書。 「未知領域很重要,所以想深入研究。」專長神經肌肉,想繼續研究肌肉切片、基因的謝泊怡,未來將持續門診、臨床研究的學術路線,一面研究、一面貢獻所學;至於婚姻,未婚的黃金單身漢謝泊怡說,「愛上就是最好的,隨緣吧」。 從美國到台灣,從學習到認同,第2代台美人謝泊怡不僅學富五車、品德兼優,更將「對台灣的認同」化成具體行動、全力支持台灣,足以堪稱第2代台美人「最佳典範」。 文/ 林蓮華、陳美伶

王敏昌

在歐美國家,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常見癌症,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都要拜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檢驗篩選法的出現,PSA也是目前最常見篩選前列腺病的診斷指標,已拯救無數男性。說起PSA的問世,其實是由台美人王敏昌博士研發,歷經十年有成,方能濟人救世。 王敏昌博士與夫人葉秀卿,至1995年退休後,就活躍於南加台美社團,演講、座談會、台灣選舉活動等地,常可看到他們賢伉儷熱情參與的身影。 王敏昌自今年4月,因在膽管發現癌細胞,由於位置不佳,醫生無法開刀割除,建議只能化療,研究癌症多年,他深知面臨生死關卡,PSA的貢獻,居功厥偉是其一生最大榮耀,家慈子孝,幸福圓滿; 但對母國台灣局勢憂心忡忡,「失望、不甘心啊… 」頻頻搖頭,難掩心中不捨。「但願有生之年看到台灣成為正常化的國家… 」從父親直到王敏昌本人的宿願,哎..怎麼如此艱難? 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PSA研發─男人前列腺救星 「名聲,只是『自我陶醉』。雖然有人侵佔我的研究成果,享受無上榮耀,實在不公平,但同僚都知道那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結晶,過了25年,仍沒被淘汰,反而越來越多人在用,我很光榮;至於名利富貴,過眼雲煙,唉..早已不在乎… 」王敏昌娓娓道出,多年不為人知的委屈。 王敏昌在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留學5年半,完成生化碩士及博士學位後,被許多實驗室高薪挖角,他決定前往最頂尖盛名,位於紐約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實驗室」(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工作,專研抗癌葯物;1975年,受邀轉至研究前列腺癌診斷,直至1984年研發成功,後來申請專利,至今成為普世最熱門之一的病症檢驗法。 說起1975年起,他一手促成PSA檢驗法的研究重大突破,10年煎熬時光,PSA(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早已成為發現男人前列腺病症的救星。 但王敏昌並未被公平對待,起源是當初X博士因為研究三年一無所成,因此邀請王,王敏昌重寫計劃書、研究方向、申請補助金、帶研究生進行實驗,一週七天,10年從頭忙到尾,但最後研究成果,掛名竟然是兩位作很少事的X博士及「長官」在前,自己排名被擠在他們之後。 PSA在發表成果後,聲名大噪、得到許多醫學獎項,但X博士獨享榮耀,並故意漠視真正的幕後英雄王敏昌。有時論文發表,王一看,差點昏倒,因為列入一堆不相關「長官」之名,而王的名字早被「稀釋」在10多位「研究者名單」之中。 面對吃相難看的「學術陷阱」,耿直地王敏昌無可奈何,決定離開學術生涯轉往工業界作事。索幸,申請專利權及專利金時,他的名字是無法被一筆帶過。 想到10年人生最黃金時期,日以繼夜地忙翻了,兒子與女兒成長期,無法正常陪伴,「女兒有一天要我陪她打羽毛球,竟然要求在車庫前打,為什麼? 因為她想讓鄰居知道,爸爸也有陪她一起玩… .兒子與女兒,坐車時常要我在巷口多轉幾圈,他們故意打開窗戶招手,只想讓鄰居知道爸爸有關心他們… 」王敏昌說道此,眼中飽含淚水,心疼啊! 日式家教─以父為榜樣 與王聊天,他最常談起的是父親王超英,因為其父東京工業大學畢業,返台受聘在台北工業學校(現今台北科技大學)教書,深受日本人及台灣子弟愛戴;同時父親也應是台灣早期第一位機械工程師,不論是高雄陳家經營的日本糖廠、木材廠、或是唐榮鐵工廠(前身)等工廠,都在其父掌舵下,轉虧為盈、大興利市。 1983年,王敏昌生於高雄鳳山,父王超英喜迎長子,當時也是家道頂峰,他回憶講道:「日據時代,全鳳山只有我們一家擁有地中海式洋房,與姐、妹和弟過得很愉快。但自從戰後,中國國民黨強佔台灣統治後,正是我們噩運開始。台灣頓時從現代化社會倒退嚕,墜入黑暗深淵。」 228事變、白色恐佈,王的父執輩的夢靨接踵而至;由於國民黨接收日本產業,官員素質低落,糖貿易是當年台灣的閃閃金磚,國民黨官員連煉個糖漿都沒法作成結晶,怎麼會懂什麼叫「工業鏈」? 日殖民時代,早能把甘蔗提煉成糖,直接送至港口一貫作業,這對國民黨是「天方夜譚」,最後只好請出王父出馬。 不諳中國官場作風,王父律己甚嚴的「日式教育」,講究清廉,公私分明,卻犯了國民黨高官「擋人財路」的官場大忌,1947年228爆發,王父首當其衝,官僚誣告被捕威脅。 王母散盡家財營救,不幸中的大幸是,王母營救有方,想盡辦法將其移送至法院審訊,而非憲警大隊,經半年關押後,終被判無罪釋放。聽說,當年很多家庭籌錢到欠債累累,仍救不回人,有的無力者,則只能眼睜睜看親人枉死。 王父半年出來後,已是人事全非,「當年,我父親與杜聰明博士組成『台灣理工學會』,當時留日人才超過2000多個會員參加,但228之後,私下查訪,只剩下100多人,全部失踪,台灣菁英都被殺害了;家父幸運的活下來,但友人們冤死喪命,他一直很心痛。」 留學─呼吸自由空氣 王敏昌身為長子,在父親嚴厲家教下,六年高雄中學後,順利考上台大化學系,於1961年畢業,服役後,1963年就考過托福申請加拿大艾伯特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讀,拿到博士學位。在加拿大求學,對王沖擊很大,受益匪淺;他舉例說明,向圖書館借書,不需身份証,超日週市不營業,大門敞開,顧客自由出入買貨,自動放錢;最令人溫心的是,嚴冬戶外零下20多度,寒冷難耐時,大可隨便敲人家的門,請求入屋取暖,主人有時還會奉上一杯咖啡,那種人情味,猶如「人間天堂」;與在台灣生活,由國民黨鐵腕統治高壓氣氛差太多了。 執子之手─牽手走天涯 1994年,王家搬來南加,有鑑於生化科技前途似錦,原本想回到老本行創業繼續研發;值盛年56歲時,因長期積勞成疾,導致心律不整,一個月3次跑急救室。夫人葉秀卿再也忍不住,放棄全新實驗室器材,逼老公保命退休,轉而把重心致力於台美人公益事務。 王敏昌非常感激多年來,夫人的無私付出,讓他無後顧之憂。當年在台大與小三年的學妹似曾相識,王當兵後,經長輩作媒,因為「門當戶對」、學識匹配,男才女貌,與隔條街鄰居台大外文系畢業的葉秀卿約會,看了第一部電影「真善美」,愛苗深重。半年內訂下終身之盟,於1966年碩士畢業馬上結婚,1967年,生了長子,後直到美國就業時又生下長女。 直至退休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陪伴兒女,享受天倫之樂;最關心的是台灣事務,夫婦倆積極參與FAPA、NATPA(台灣人教授協會)等組織,加強台美人公共事務交流;至於,台灣選舉自1996年每仗必役,回台助選兼投票,堅決保護台灣主權,也認識許多好友。 除了台美事務,王敏昌帶著牽手走天涯,「他帶我遊遍全世界,去年野火燒到我家後門,我們正在埃及玩,左鄰右舍都受波及燒毀,我家只燒掉一角落… ..」葉秀卿手足舞蹈地指著廚房牆角、並分享到世界遊歷的留影,夫婿整理的井井有條。 面對病魔,他背出聖經詩篇第23篇一段經典名句:「我雖然行過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靈魂、祢的杖,都會安慰引領我… 」安慰關心的親友。 文/記者林蓮華

陳隆豐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這是咱的厝,你看,環境多麼清幽,建築多麼美麗,這『台灣會館』四個字的扁額還是特地從台灣運來的。」陳隆豐律師一談起紐約的「台灣會館」,有著掩不住的欣慰與驕傲。當年尋尋覓覓一間屋,困難重重中買下改建,後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在即將被拍賣的前夕,竟然化險為夷,其間經歷過的酸甜苦辣,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已經記不住多少時候,他的心情隨著會館的狀況起起伏伏。 猶記當年,會館面臨財務困難時,他曾感慨說:「為了會館,我幾乎所有的人情都賣盡。」而今,望著人氣興旺的會館,他說:「這座會館不知牽繫著多少台灣人的心,每一想到許多人為了救會館,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從心底湧起無限溫暖,咱台灣人真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麼原因,使陳隆豐和紐約台灣會館如此結緣?他說,當年到「東園」餐廳參加建館籌備餐會時,只是想單純地提供自己的專業知識,沒料到後來竟被選為建館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既然受人之托,就全力以赴。如今想起來,自從到紐約,在建會館之前,他已經多次為同鄉聚會覓尋場地,年復一年,「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一直深深烙在心坎裡,也因此當大夥兒熱血沸騰地討論籌建事宜時,他就在其中。 「話說從前」,陳律師一提起三十多年前,他到美國留學及其後發生的種種,就像在敘述一部美東台灣人發展的歷史。當年一群窮留學生如何晃到紐約,興高采烈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以及後來如何想要擁有自己「一間厝」的故事,就在他滔滔不絕的述說中展開。 一打螃蟹十二人分 陳隆豐在1965年抵達費城,唸賓州大學(Univ. of .Pennsylvania)的法學研究所。他有個狀元哥哥陳隆志,從小到大,一直頂著第一名的光環長大,從佳里興國小到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一路獨領風騷。陳隆豐因此循著二哥的軌跡前進,同樣唸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大學時,相繼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和一般行政人員高考及格,然後服完兵役,到美國長春藤盟校唸研究所。 費城地靈人傑,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同時也是台灣獨立思想的萌芽處。五十年代中期,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等人在此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n,簡稱3F)」組織,首倡台灣獨立思想。不過,晚到將近十年的陳隆豐,無緣與這些前輩相攀,倒是當時在賓大Walton商學研究所唸博士學位的羅福全成為台灣學生們的龍頭老大。 陳隆豐說,羅福全是當時的「有錢」學生之一,他從日本來,指導教授給他高額的研究助理獎學金,他又已經結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樣親切好客,他們家於是變成一群台灣留學生的窩。舉個例子說,一般人買一打螃蟹,總是兩個人分幾天吃完,可是羅福全和毛清芬如果買螃蟹,一定打電話把朋友們都找過去,每個人都吃到一隻螃蟹,這就是當年他們如果有一點好東西就一起分享的情形。 在賓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陳隆豐到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繼續攻讀法學博士。當時,美東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仿照紐約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的型態,也組織了一個「East Coast Formosan Club」,選定每年聖誕節前的周末,大家聚在一起過節、聊天,解鄉愁。 那時,紐約的台灣人大都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因此早先租用附近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會,後來人數漸多,就一直使用哥大旁的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非常熱鬧。當時大多數人都是單身的男學生,偶有幾個小姑獨處的台灣小姐參加,就成了眾男生們爭相追求的對象。 陳隆豐在賓州大學唸書時,每年都在聖誕節前晃到紐約湊熱鬧,興致勃勃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覺得很有歸屬感。後來拿到碩士,到紐約大學唸博士班時,更因著地利,成為「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熱心跑腿。他在1968年,還獨當一面編起「鄉訊」來。 古舊一棟「台灣樓」 當時,很少有台灣家庭在紐約市內住得起寬敞的公寓,因此一些窮學生到了紐約,便為住處煩惱。有些熱心的同鄉於是在曼哈坦的百老匯(Broadway)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兩、三間公寓,供留學生居住。後來進一步地,由葉國勢、黃石定、蔡啟東和張燦鍙等人合組公司共同貸款,在與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買下「Broadway 3115號」的公寓大樓,這就是當年聞名的「台灣樓」。他們出租大部份的房間,留下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讓一些初到紐約的同鄉們暫時居住,同鄉邱文宗夫婦還當過大樓的管理員。 「這棟『台灣樓』雖然破舊,卻曾是許多風雲人物初到紐約的棲身處。」陳隆豐笑著說,不過那時因為缺乏購屋的專業知識,買下後,才發現大樓實在太老舊,水管與暖氣的問題很多,因此花了不少錢修理。又過了幾年,因為房子的毛病太多,維修費很貴,又乏人管理,加上同鄉們多已學成業就,不再需要這種臨時的住處,於是在1975年,在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將台灣同鄉會承租的公寓歸還給「台灣樓」公司,不久,「台灣樓」的股東們將這棟建築還給貸款公司,結束了紐約台灣人的第一個「家」。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型態持續了許多年,到了1970年有了一些改變。1970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海外台灣人運動發展的關鍵年。一月裡,「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在紐約正式宣告成立。四月中,刻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下榻的紐約布拉薩旅館(Plaza Hotel)前,遭到兩名台灣學生鄭自財與黃文雄的行刺,雖然無恙,卻大大震撼了海內外。也在這年,彭明敏成功地逃離台灣,經由瑞典,輾轉到紐約。 同樣在1970年,「全美台灣同鄉會(TAA)」在華府註冊登記,「East Coast Formosan Club」於是改組,依地區各自成立紐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費城、巴爾的摩和華府等台灣同鄉會,全部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七十年代,隨著島內民主呼聲的升高,海外台灣人的凝聚力越來越強,同鄉會的組織也不斷地成長茁壯。 陳隆豐對早期的台灣同鄉會有許多美麗的回憶。他說,那時參加同鄉會的都是些窮學生,成家的人很少,有家庭的很照顧單身的學生。記得那時,有位在Borden做事的王博士,常請大家吃他們公司的冷凍食物,還有個羅介川嫂很會擦潤餅皮,所以同鄉會聚餐都有潤餅可吃,不過那時沒有甜花生粉,只好用花生醬替代,大家照樣吃得津津有味。也在那時,方菊雄和黃靜枝夫婦租的公寓常常人滿為患,大家常在那裡開會聊天到半夜。那年頭,大家都沒錢,記得當時柯喬治(George Kurr)寫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的書,同鄉們想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一問廣告費,竟要六千美金,聽起來像天文數字。 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前途越來越關心。1971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前夕,彭明敏假紐約Statler Hilton旅館舉辦了一場「民眾大會」,將近兩千人參加,真是盛況空前,而陳隆豐就是這場盛會中的司儀。 隨著聚會人數的躍增,國際學舍的容量早就不敷使用,於是陳隆豐開始熱心地替「紐約台灣同鄉會」尋找更理想的聚會地點。他找到一家座落於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的中學,也就是目前Hunter College的附屬高中,供同鄉會開會使用。1973年,方菊雄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康寧祥到紐約訪問,就在這家中學舉行演講,再度擠滿人潮,造成轟動。在七十年代的上半期,「紐約台灣同鄉會」就經常租用這個地方聚會。 隔年,方菊雄以「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的身份,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FTA)」的成立大會,同時允下隔年要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台會」的承諾。次年,方菊雄卸下會長職務,力薦陳隆豐接任,同時將舉辦「世台會」的責任交給繼任的陳隆豐會長去實現。 為了讓「世台會」辦得體面些,陳隆豐又開始找場地,這回他在紐約大學租到開會場地。「那次世台會辦得可真成功!」他興奮地說:「記得那時李正三在帝國大廈旁開一家『元祿壽司』,我們每天中午都向他訂了三、四百個便當,最後一個晚上,與會的人將近兩千,中共特地派人來鬧事,結果帶頭的人被同鄉追趕得從紐約大學的大樓陽台跳下去,那時大家情緒的高昂,可見一斑。」 1975年,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時,覺得Hunter College附屬高中的場地不夠大,又另外找了一家華格納高中(Senator...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林哲夫 愛與非暴力運動推手

楊遠薰 1946年秋天,十四歲的林哲夫走在淡江中學紅磚建築的迴廊,聽著埔頂鐘塔傳來的悠揚鐘聲,覺得這一切美妙得難以置信。 他生長在宜蘭羅東一個裁縫師的家庭,小學畢業後,因為家貧,無力升學,留在家裡打雜。如此過了兩年,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他的叔叔自上海歸來,見他資質聰穎,棄學可惜,乃提出贊助,讓他到台北唸書,才圓了這場升學夢。 淡江中學座落在淡水紅毛城旁的山腰,與隔鄰的純德女中同屬宣教師馬偕牧師創辦的學校。校舍全是西式的建築,校園十分優美,此外還有洋牧師與洋修女教授英文、音樂等課程,對林哲夫來說,這真是一所洋學堂。他陶醉在新的環境裡,感覺像進入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好景不常,第二個學期一開始,就發生了殘酷的228事件。不久,軍車開進學校,荷槍的軍人帶走他們敬愛的校長陳能通、化學老師盧園、純德女中訓導主任黃阿統與其他學生等多人。接著,他們的死訊傳來,恐懼的陰影立刻籠罩整個校園。那時的林哲夫才唸初一下學期,但已十五歲,對這場遽變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他學會沉默,也繼續用功,然唸到初三,因為叔叔經商失敗,面臨輟學的厄運。 「但是上帝疼我。」留著一絡長鬍子的林哲夫在六十多年後回憶這件事,微笑地說:「那時,加拿大一家教會裡的一些年約八十歲的姐妹們每人每星期節省五毛加幣,經第二代馬偕牧師娘的幫忙,資助八名台灣的清寒學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當時的淡中校長陳泗治非常照顧我,不僅給我這份獎學金,還讓我到他家吃三餐,並親自教我彈鋼琴,鼓勵我升學。這份溫情,讓我永誌於心。」 就這樣,他完成初中,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公費的師大理化系,一步一步地走向經濟獨立的路。 留學加拿大 林哲夫自師大畢業後,回淡江中學教了一年理化,便入伍服役。退役後,他回師大擔任一年的助教,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於1960年夏天赴加拿大留學。 「出國時,我的心情很豁達。」林哲夫說:「因為我當兵時,被分發到金門當預官。到金門不久,即發生823炮戰。炮戰期間,三度炸彈落在身邊,每次睜開眼,發現命又撿了回來。因為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往後覺得人生最需人幫助的階段已渡過,最危險的情境也經歷過,此後一無牽掛,應當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 於是此後,他追求理念,勇往直前。1960年夏,他抵達多倫多大學後不久,即認識在多大化工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黃義明,很快地與他成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倆收到自日本寄來的二十本《台灣青年》創刊號。兩人一讀,熱血澎湃,因為雜誌的內容正是他們過去一直想探求卻又無從得知的有關台灣的消息與論述。於是此後,黃義明、林哲夫、另外四名多大的學生及三名多城的鄉親便互相傳閱《台灣青年》,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台灣的事情。 1961年,他們發起成立多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陸續舉辦探討台灣歷史或唱台灣歌謠的活動,更在那年年底在多大舉辦《台灣之夜》,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的人士。 同年12月8日,加拿大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克斯( Brooks) 參議員在聯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這項言論令他們極感興奮,也開始用心研讀這方面的資料。 林哲夫笑著說:「我在多倫多大學主修核子物理,但卻花更多的時間在研讀台灣問題與從事台灣人運動上,所以博士學位就唸得比別人久一點。」 1963年,獲得化工博士的黃義明到滑鐵盧(Waterloo)大學教書。那年夏天,黃義明與仍在多大求學的吳居宏、林哲夫等三人共同發起台灣鄉親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郊遊,許多人報名參加。 當天,大家在美麗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風景區玩得十分盡興,回多倫多後,又一起到餐廳吃晚飯。用餐時,有人建議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以便日後經常聯誼。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眾人當場通過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簡稱TCA)」,推舉黃義明與鄭建駟為正副會長。 1964年春天,由於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他們進一步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Formosan League of Self-Determination) 」,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 那年9月24日,台大法學院的彭明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為國民黨政府逮捕,震驚海內外。在加拿大的這群台灣人聞之群情激昂,決定立刻展開救援工作。 他們將才成立半年的 「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接著,他們與彭明敏海外的兩個母校─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e)大學與法國的巴黎大學密切聯繫,並向加拿大與法國的外交部、司法部、加拿大民權同盟及加拿大的媒體發尋求支援,然後又要求美國國務卿、聯合國人權總署、國際法學學會(IJC)及方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心。 「當時打電報很貴。」林哲夫說:「一通發至瑞士或倫敦的電報要加幣52元,約略我兩個月的房租。但是為了營救彭教授等人,我們集資湊款,不惜一試,結果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當時發了兩通電報,」林哲夫又說:一通至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學會 (IJC),另一通至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結果,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將彭明敏列為該年度的政治良心犯,並指定瑞典分部負責營救。也因此,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第一站,即到瑞典。而國際法學學會則派一名理事到台北出席彭教授的調查庭。我們對這樣結果,都感到很興奮。」 1965年,黃義明、蔡明憲、林耀姍、洪全智和林哲夫等五人更在彭明敏案的宣判日,前往渥太華的台灣駐加拿大的大使館前示威,引起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 CBC )和各英、法文報紙的大幅報導。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當時,CBC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裡作長達五十分鐘的專題報導,不僅訪問黃義明教授,更撥國際電話訪問彭明敏,導致國民黨政府必須派高層官員到加國解釋溝通。」林哲夫說。 經過彭明敏案的抗議事件,林哲夫已成了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人物,只有將他鄉當家鄉。幸好,他在這時獲得一位牧師女兒的芳心,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哲欽(Sophia) 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郭馬西牧師的千金,生於新加坡,在日本長大,十六歲回台灣就讀北一女,爾後進台灣神學院研讀。她於1954年留學美國,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神學院攻讀宗教與教育。畢業後,她在俄亥俄州一所長老教會服務,然後在1966年經由姐姐的介紹,認識林哲夫,締下這樁美好的姻緣。婚後,兩人定居加拿大多倫多。 1968年,林哲夫終於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並在多倫多市區的萊爾森科技學院(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覓得助理教授職務,開始他往後長達二十七年的教授生涯。 踏破鐵鞋尋URM 精力充沛的林哲夫在萊爾森科技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的社區與教會。七十年代,他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加拿大本部主席,配合組織的政策,從事宣揚台灣意識的啟蒙工作。 其時,島內的民主意識正在滋長中,其蔓延的程度令國民黨政權感到不安。因此在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藉高雄事件,全面逮捕島內的異議人士,舉世為之嘩然。當時為防止這些民主鬥士被處以極刑,全球各地熱心鄉親即刻展開救援。曾參與營救彭明敏等良心犯的多倫多鄉親亦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營救。 這期間,林哲夫隸屬的教會因為領養施明德的二哥施明雄為關懷的對象,開始有教友對教會參與政治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林哲夫乃與一些理念較接近的會友另創多倫多台灣人聯合教會。 在美麗島事件審判期間,由於新教會缺乏牧師,身為教會委員的林哲夫便經常與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簡稱PCC) 總會聯絡,也因此與該會海外宣道部幹事羅伯特牧師(Rev. Earle Roberts)...

梁政吉 台美社團老兵

遇到不公不義,就直言不諱,遇到歪曲壓迫,就慷慨陳詞;別惹他,緊縮眉頭,梁政吉會用中、英、台、客語,毫不客氣地反駁,堅定立場發表他的見解,有人說他很"嗆"。「對,我就是欣賞自己,有這麼個優點,還好沒有早生10多年,否則我一定會變成228事件或是白色恐佈的受難者。」 台美客家社團的指標人物,梁政吉說著:「出來做事,才知道國民黨政府時代,特權蠻橫,為非作歹的事層出不窮。所以當時就有反國民黨的心情,但什麼是民主?那時還真是一點都不知道,更別提維護台灣主權意識、客家人出頭天的概念。」梁政吉回憶著。 梁政吉雖然因為正義感,在年輕時代就算是個"反骨"份子,但隨著抗議的腳步,一路走來,他越來越清晰自己在意什麼?自己的定位、人生價值是在美國參加台美社團後,才豁然開朗。 「客家團結一條心、硬頸正義來傳承、台灣前途看客家、萬代子孫庇福蔭」梁政吉這首與好友一起作的打遊詩,隨口用客家話吟頌,煞是好聽,而那份從容,也顯示他胸有成竹的信念。 機械工程高才 梁政吉,1941年,生於苗栗頭屋,世代耕茶,從小生在茶園,家族以種茶維生,在梁政吉的童年時代,美麗的家園有後龍溪的支流,山谷雲煙繚繞,每天除了上課來回要走路2個小時之外,都要幫忙農事,但採茶、拔花生、蕃薯、採甘蔗、芭樂,反而是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還有到溪裡抓蝦、抓魚、游泳,過著典型的"摸蛤仔兼洗褲"逍遙日子。 考上新竹初中就離開家園,後來又考上竹南高中後,最後考上當年的台北工專機械系。當預備軍官在空軍崗山服役後,因表現優異,受到長官賞識,頻邀入國民黨,但他予以婉拒。1965年參加留考通過,然後再去就業考試,很快地,考上高雄鍊油廠,被分配在機械部工作,經過同事的介紹,認識夫人吳榮珠,媒灼之言,1968年結婚。育有一男一女,老大梁博立、女兒梁凱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他已是含貽弄孫,兩個孫兒女的阿公。 在煉油廠工作時,是梁政吉的第一個工作,內部官僚氣息嚴重,還有些長官貪污枉法太離譜,一位長官甚至把新的油漕切成八片當廢料賣,中飽私囊,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生性梗直,實在看不下去了,既然無法同流合污,讓他萌生離開的念頭。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讓他很失望,就是當年選高雄市長由楊金虎對決陳武璋,煉油廠行政不中立,竟然不讓楊金虎來拜票,還好無黨藉的楊金虎最後仍然當選,他當時深感台灣有一股反國民黨力量開始在萌芽,他慎重決定棄高薪,出國留學去。 1970年,獨身前往密西西比大學留學,讀工程,專攻機械化工,後來拿到碩士。1972年,來到洛杉磯,同時家人也來美團聚。第一個工作,在C.F. Braun配管工程公司,然後又到Parson工程顧問公司,專作機械工程,期間參與煉油廠設計,作石油化學配管流程;還有做過礦產設計、銅礦的開發、及沙烏地阿拉伯開發石油工程、也曾經設計阿拉斯加採油配管工作。 1980年, 梁政吉看到加州汽車旅館方興未艾,所以也參與了開發房地產、建築及經營汽車旅館,目前仍保留一些至今。1999年,他判斷移民第一代長者,年事越來越高,所以決定開保健中心,現在擁有兩家保健中心,著名的亞凱迪亞保健中心、松柏保健中心,就是梁政吉苦心經營,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事業。 1970年代來南加州時,因為離鄉背井,而且愛台心理念一致,梁政吉參加第一個台美社團,就是南加州台灣同鄉會。以後,雖然不是基督徒教友,但也因為認同他們的理念,常去長老教會禮拜。也因為支持台獨聯盟,所以集會上也常看到他的身影。至於反國民黨,爭取台灣人主權運動集會,更不在話下,吶喊抗議,是既出錢又出力。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人發起支持「艾德華甘迺迪競選總統」運動,那時是台美人最團結的時刻 ,當時一個月薪水約一千元,但很多人就捐出一個月薪水。他露出嚮往之情:「我好懷念那時的戰友。」他點名說,當年活躍的伙伴,有些回台報效國家,像是郭清江、謝清志、張燦洪、蔡同榮。有些已經凋零、退隱或是轉戰舞台,像是陳銓仁、鄭德和、或是許和瑞、江百顯、邱勝宗、丁昭聲等人。 「台美社團一再培植新秀不遺餘力,但我相信當年的老戰將們,心中也很清楚,夢想還未完成,所以期盼他們不要再隱居了,能趕快再回來台美社團,發揮他們的知識及影響力,大家一起來打拚。」梁政吉衷心地期盼著。 梁政吉也特別難忘是,每逢大型選舉,他就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們,組成「海外客家返鄉助選團」,到處去拜票,流利的客語、又唱山歌、又呼口號、兼發傳單,長年擔任海外客家助選團領隊,全力助選的熱情,也讓更多客家人士動容,重新思考,在台灣生長客家人的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梁政吉以洛杉磯宏觀電視新聞記者的身份,進入陳由豪記者會,在會場「一鳴驚人」的質問陳由豪:有關623億貸款掏空台灣之實,卻成為中國報稅大戶,如何向台灣人民交待?當場令陳由豪氣極敗壞,出言不遜。 事實上,梁政吉在1980年代,就已是個媒體投資者,由王桂榮等人發起,為了能讓台灣人也有個發聲筒,遂集資共同經營「亞洲商報」,不過不是經營不善,而是最後因為孫慶餘揭發陳鼓應到中國,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統派,引起官司訴訟,才停刊吹熄燈號。骨子裡,梁政吉常常仍然存著對媒體選擇性不實扭曲的報導,氣憤填膺。所以有機會被聘為無給職記者,他仍然十分開心,總算是一償宿願,也有機會為台灣傳聲。 梁政吉在台美社團,過去總是屬於大聲吶喊、默默付出的一群,在一群台美人想建立台灣會館時,他就已經成為大力支持者,創館一直擔任捐錢募款的董事,直到2004年擔任副董事長。2006年後,就離開董事職位,因為,他有另外一個目標要衝刺。 客家社團擺第一 「我還是永遠繼續支持台灣會館,那是台美人的家,也是活動文化的中心。但因為2005年去巴西參加全球客家懇親大會後,發現唾液腺有腫廇,雖然是良性,但開刀後,但現在沒有口水,醫生囑咐不能太勞累,所以我只能選擇一邊,台灣會館人才濟濟,募款較多,我想心思集中在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梁政吉解釋著。 客家社團太重要了,尤其是南加州,他熱切地說著,過去客家人士都把自己當成台灣的客人,沒有把自己當成台灣的主人,尤其主體性上,迷失在自己到底應該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在認同上出了問題,這也是客家人的危機。也因為這樣的矛盾,不但傷到台灣前途,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打手,而不自知,更不清楚帶來的嚴重性。 「在台灣的客家族群以往就不被重視,邊緣化,客家人心理會有些自卑」梁政吉陳述著,客家人很多過去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外界有時也故意以訛傳訛,造成對客家人誤解的刻板印象。因此只要有心人士摸頭、說好話、施以小惠、加上親中媒體洗腦,或是利益攏絡,就容易高興「忘了自己是誰?」而忽視自己的立場,有時不是故意"出賣",而是根本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利用了。 客家人最被提起的是「硬頸精神」,但在梁政吉眼中,硬頸已不復存在,他認為,堅持主體性,明辨是非、不為迎合小利犧牲大我、不畏強權,才有夠格被稱為"硬頸"。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已經成立20多年,梁政吉是在1980年代才加入,20多年來,社團內部也曾充滿過矛盾、爭執、分道揚鑣等危機,但最後都是安然度過,已經十分穩定,甚至成為與台灣接觸頻繁的互動窗口。 社團內部大家有志一同,「愛台灣、愛客家」,他說,「順序不要搞錯了,要把國家主體放在族群利益之上,因為有台灣,才有台灣客家人,尤其是台灣現在處境艱難,若出賣台灣利益,怎麼對得台灣客家後代的永續發展?」梁政吉搖著頭說,台灣最大的危機,是部分台灣人民不認同台灣,自己生長的國家。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對文化推展十分重視,社團自己有合唱團,包括傳統山歌、現代客家音樂,過去指揮吳美貞苦心經營三年半,帶這群原本是五音不全,空有滿腔熱血的客家鄉親,花費心思調教,如今已成為每年固定有演唱會,受邀到各地演出的客家合唱團。 他也歡迎大家上網查詢全美台灣客家會網址http://www.twhakkausa.com,欲知更多客家事,裡面還介紹許多客家其它連鎖網站。 文/林蓮華

韋傑里

「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

學養深厚的台獨運動人格者~鄭紹良博士 (林衡哲)

  近代台灣人追求台灣人獨立自主的運動中,出現不少人格崇高的人物,例如黃彰輝、高俊明牧師、台獨聯盟的黃昭堂、周烒明醫師、民進黨的盧修一、江鵬堅等,他們都是近代台獨運動的典範人物,不管是學問或人格特質都是第一流的台灣人,至於我所認識的鄭紹良,不但是人格者,同時又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以及先進的科技智慧,我們的友誼是君子之交淡若水式的,雖然不常見面,但卻是心靈上的知己之交。他雖然是道道地地的台灣澎湖人,1960年赴美留學,先後取得西維吉尼亞大學土木系碩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航空機械工程博士,但是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卻是濃厚的日本紳士的味道。鄭紹良先生主持的活動以及他給我介紹的重要人物,給我一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豐富了我的人生與志業。 我在1968年到紐約接受醫師訓練時,跟本沒有台灣意識,大約在1970年參加同鄉會,聽了五位博士(包括周烒明、陳隆志等),才覺悟自己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並且認同《台灣獨立》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當時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柯賢明是我建中同學,他邀請我做同鄕會醫藥顧問,起先我不敢接受,後來考量很久,才勉強接受。那時看《台獨月刊》都有一奌心裡毛毛的感覺。1970年發生黃文雄、鄭自才槍擊蔣經國的英勇事件,震驚海外台灣人,此事因槍枝來源問題,帶來聯盟路線分歧,這時,鄭紹良先生挺身出任1971年聯盟主席,適時避免聯盟分裂,再讓聯盟重生,這種臨危不亂,挺身而出的精神,令人敬佩。 擔任獨盟主席時,完成二件歷史性大事 鄭紹良於1971年擔任臺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時,完成了二件歷史性的大事:(1)他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開會當天,在會場前發動著名的鎖錬示威活動, 以此 象徵台灣人在台灣的處境,受到《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的重視,並以圖文大幅報導。 (2)1972年在紐約著名的馬里遜廣場希爾頓飯店,舉辦1200人《彭明敏民眾大會》,這是彭明敏逃離國民黨魔掌,經由瑞典,第一次在美國辦《民眾大會》,那天由鄭紹良主席親自陪同彭明敏進入會場,全場士氣高昂,充滿台灣人出頭天的氣氛,大會由鄭紹良介紹彭教授後,彭教授發表逃脫臺灣之後,第一場石破天驚、震撼全場的演講,演講會之後,彭教授帶領將近一千人,走到聯合國廣場示威,要求台灣加入联合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下海參加遊行。 不久彭明敏教授在柯喬治協助下,1972年出版他的英文傳記《The Taste of Freedom》,此書對我台灣政治意識的覺醒影響頗大,不久我又讀到吳濁流《 無花果》對我的台灣文化意識的啓蒙也很大,此書也是我從《中國人》,轉變為《台灣人》認同的関鍵書籍,更讓我瞭解《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我本來想找五位志同道合的醫生朋友,翻譯彭教授《自由的滋味》,也許是受鄭紹良的影響,那時是我革命精神最昂揚的時刻,每天醫院下班,聽完貝多芬《愛格蒙特序曲》(愛格蒙特是荷蘭獨立英雄),就開始翻譯《自由的滋味》第五章,終於在一個月後完成此書第五章的翻譯。鄭紹良在西雅圖華大獲博士學位後,在美國最大飛機製造公司波因就職,那時他在西雅圖創立《台灣同鄕會》,在他旗下名將如雲,例如沈富雄、陳芳明、孫慶餘、來自荷蘭的台灣女婿Gerrit等,因此在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時,西雅圖同鄉的抗議活動,辦得非常成功,鄭紹良幕後的影響力,應居首功。 在南加共同催生《台灣出版社》,讓《自由的滋味》成為暢銷書 1980年初我從紐約搬到南加州行醫,鄭紹良也由西雅圖波因公司,轉到南加州航太公司上班,因此我們時常有連絡,特別有彭明敏教授來南加州訪問時,我們就有機會歡聚會晤,常常聊到不知東方之既白。1983年10月31日,我在南加州爾灣市成立《台灣出版社》,準備出版一系列的台灣禁書,鄭紹良馬上加入我們股東同仁的行列,(但是鄭紹良在作獨盟主席時,從來沒有要求我加入他們的組織),1984年3月15日,當《台灣出版社》推出三本國府禁書:(1)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2)無花果(3)自由的滋味(彭明敏著)時,收到書時,鄭紹良很高興地給我來電鼓勵,並且大力推銷給所有他認識的親朋好友,《自由的滋味》後來在台美人中暢銷四千本,鄭紹良的推薦,居功厥偉。 《美麗島事件》之後,許信良等要在洛杉磯創刊《美麗島週報》,那時海外二支健筆陳芳明與孫慶餘,由西雅圖飛來洛杉磯,投入素昧平生的許信良催生的《美麗島週報》,成為早期最重要的二支健筆,鄭紹良多少扮演了居中協調的角色,那時陳芳明為了要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這本臺灣獨立運動的經典名著,在《美麗島週刊》上連載,就邀請他太太莊瑞穗把此書翻譯成漢文,因為是戒嚴時代,因此用筆名林美惠發表。此書除了第五章之外,全是她的流暢的譯筆,後來臺灣解嚴之後,出了很多版本,都是採用我們二人的翻譯版本。 介紹文化戰友吳澧培,大家共同開創南加州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 鄭紹良夫婦剛搬來南加州不久,他就在他家介紹我認識,一位我未來的台灣文化戰友吳澧培先生,他在阿拉斯加州做當地國家銀行副總裁,正想來台美人最多的洛杉磯萬通銀行發揮長才,吳澧培也是彭明敏的多年好友,也是我的宜蘭中學同屆同學林義雄的知已。不久吳澧培果然來洛杉磯擔任多年萬通銀行董事長,把萬通轉虧為盈,並且推動台灣民主運動不遺餘力,每次台灣政黨輪替,他都居功厥偉,因此陳水扁和蔡英文都邀請他做總統府資政。但是對我而言,他就是單純的台灣文化戰友,我在1986年在洛杉磯催生《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以提升海外台灣人的文化水準為宗旨。第一任會長吳西面,他邀請不少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來海外表演例如邱垂真等,並且在1987年創刊《太平洋時報》目前這份報紙仍然以網路型式存在)。我擔任第二任會長時,催生了三首蕭泰然協奏曲,並推向國際樂壇。後來吳澧培成為我的接班人,他邀請好友彭明敏、李鴻禧、林義雄、苦苓等來演講,轟動一時,我跟蕭泰然、吳澧培等人合作主持十屆《台灣文化之夜》以及十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每一次吳澧培領導下的萬通銀行都會全力配合,而鄭紹良夫婦祗要他們人在洛杉磯,都會來參加我與吳澧培合作的台灣文化盛會,留下永恆甜美的回憶。 返台後,介紹誠品創辦人吳清友和日本德州會創辦人德田虎雄 因為鄭紹良做過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因此他成為國府的大黑名單人物,有家歸不得,直到1992年李登輝徹底解決黑名單,鄭紹良才陪伴彭明敏一起返台,他大力幫忙彭教授競選1996年台灣總統,雖然沒有當選,但是已經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跡,此後鄭紹良就留在台灣,推動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產業,他的夫人黃美玲本來是洛杉磯兒童醫院實驗診斷科主任,位高權重,待遇也高,最後也放棄美國事業,隨夫返台服務。 1997年我這個小黑名單人物,也返台在門諾醫院做小兒科主任,我在門諾醫院最大的貢獻,不是在醫療方面,而是在黃勝雄院長支持下,辦了24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與24場《台灣廿世紀代表性人物系列》,企圖在花東地區催生《台灣文化復興運動》,雖然沒有成功,但是至少影響了《慈濟醫院》,後來也邀請蕭泰然、楊文信、蘇顯達等去做精彩的演出,那時鄭紹良夫婦,偶而也會來我們門諾醫院,參加音樂會或演講會。 1999年我在台北催生《望春風出版社》時,不知何故,我們並没有邀請紹良兄做股東同仁,但透過他的介紹,而認識的二位人物:(1)吳清友,(2)日本德田虎雄;對《望春風出版社》幫助極大。大約在《望春風出版社》成立不久,鄭紹良特別邀請我到誠品敦南店,介紹我認識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先生,那一天我們三人大概聊了二個小時,吳先生還請我們在誠品一家餐廳吃午餐,當紹良兄介紹我給吳先生時,他特別提起我是《新潮文庫》催生者,現在正在主持《望春風文庫》,那時吳清友先生特別感謝我當年催生了《新潮文庫》,他說他在初中時,是不喜歡讀書的頑皮少年,當時讀了《新潮文庫》出版的《史懷哲傳》和鄭泰安譯《文明的哲學》(史懷哲著),才開始受到啓蒙,開始追尋人生的意義;1989年因為患《Marfan Symdrome》,心臟開刀後,才決心創辦他心目中理想的書店《誠品書店》,當時我也告訴他,過去催生《新潮文庫》,是介紹西方文化來台灣,現在催生《望春風文庫》是讓台灣人認同自己台灣文化,並且早日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我說我們最近要出版《望春風文庫》第一本《蕭泰然的音樂世界》,而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也是患《Marfan Symdrome》,也二度心臟開刀,我們當天就決定在誠品敦南店舉行新書發表會,新書發表會那天蓋冠雲集,鄭紹良與吳清友也惠然光臨,那天我也介紹蕭泰然與吳清友認識,他們二位病友同病相憐,頗有相見恨晚之感,2001年3月17日,蕭泰然在誠品敦南店做了一場坐無虛席的精彩演講《台灣音樂與我》時,吳清友也默默地坐在台下聆聽。 透過鄭紹良、李永得幫忙,順利在誠品為台灣歷史人物留影 後來透過鄭紹良的関係,誠品給我們《望春風出版社》租金半價,因此在2001年和2003年,在台灣史懷哲陳五福女兒陳倫美女士,做《望春風出版社》董事長時,分別在誠品敦南店舉辦《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系列講座十場,以及《當代台灣傑出女性講座》十場,甚至跟公視經理李永得合作,留下永恆的歷史性的DVD。這些我們都必須歸功於重視文化的鄭紹良兄的幫忙。而吳清友也多少在幕後默默地照顧《望春風文庫》,因此我們早期的書《蕭泰然的音樂世界》《高俊明牧師傳》《福爾摩沙的呼喚》《歐巴尼傳》等在誠品都賣的不錯。 後來透過鄭紹良、黃美玲夫婦的介紹,他們陪我和前衛生署長凃醒哲一起在2004年到日本東京,去拜會日本醫界改革者德田虎雄,窮苦出身的德田虎雄,立志習醫,並在21年之內,建立了多達二百間的醫療機構,名叫《德州會》,《扶弱挫惡》是他的人格基調,因此對鄭紹良夫婦從事台獨民主運動,不時給予精神和物資上最誠摯的支持,當紹良兄介紹我與凃醒哲與德田虎雄認識時,他已經是《漸凍人》但是頭腦仍然非常清醒,仍然充滿理想與信心,他不但想要改革日本的醫療環境,也想改革全世界的醫療環境,因此他也很想把他的改革理念傳來臺灣,為此他拿出一筆基金,要求我們《望春風出版社》,翻譯了他的五本著作《母親的力量》等。此本自傳可以說是一本最好的勵志經典之作,新書發表會時,透過鄭紹良夫婦的幫忙,邀請到德田虎雄夫人和女兒,從日本遠道來台大校友會館參加新書發表會,那天台灣醫界的理想主義者:陳永興、黃勝雄、賴其萬、沈富雄、謝博生、張信義、林哲男、陳滋彥等都來,當然最重要的貴賓就是無任所大使的鄭紹良、黃美玲夫婦,他們不但給《母親的力量》寫了一篇精彩的序,也在演講中,把《德田虎雄醫療改革精神—-以病人為中心的思想》介紹給聽眾,那天二百多位聽眾,都留下美好的台、日二國精神合作的永恆印記。 鄭紹良兄未完成的三大理想 最後一次跟他長談大約在二年前,他認為台灣不但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更要推動三種運動:(1)新台灣憲法運動(取代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2)台灣正名運動(以《台灣》取代《中華民國》,以《西元》取代《民國》,以《台灣航空》取代《中華航空》等);(3)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建立多元豐富的台灣主體性文化。(他主張吸收日本、中國、歐美文化的精髓,去蕪存菁,融合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多元的台灣文化。)鄭紹良兄對日本文化、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的瞭解超過台面上的很多台灣政治人物,但是他始終以《台灣人》而自豪,不會說他是文化上的日本人或中國人,不管在血統、政治、文化、經濟的認同上,他可以説是徹底的認同他是《臺灣人》,他在2019年8月16日以85高齡因心臟病突發而去逝在音樂之都維也納,象徵他終身都在追求他的文化理想。 台灣最近增加了不少新的政黨,不管是《民進黨》、《時代力量》、《一邊一國行動黨》、《喜樂島公投正名黨》或《台灣民眾黨》,祇要他們都以鄭紹良兄的三個理想為目標,我的政黨票就會投給他們,至於想和中國簽《和平條約》的中國國民黨,希望能早日退出臺灣的政治舞台,自動離開台灣,到中國大陸去享受 習大大的中國夢吧!(2019年8月28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

黃茂清

黃茂清律師在洛杉磯執業多年,是僑社名聲顯著的律師。他出生於台南市,在該地完成小學及初中教育。高中畢業於岡山中學,後考取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憶起那段青蔥歲月,黃茂清很難忘懷在馬祖服兵役的時光。1963年他被分發到馬祖高登島。那裡號稱最前線,可以目視對岸活動,島上沒有老百姓居住,三不五時還有「匪軍」上岸摸哨,有些充員兵常常莫名其妙就不見了,每星期都會發生一兩起。兩岸互射宣傳彈,但是雙方卻有單日我射,雙日對方射的不成文規定。 在馬祖時,發生了一件令黃茂清難以忘懷的事情。當時他是少尉行政官,掌管糧草以及資源事宜。輔導長對他很好,認為這個年輕人在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不太適宜,於是將他調到馬祖北竿。有一天他去另一個村莊找同學後趕著回營區,走在路上突然一顆宣傳彈就在他的面前爆開。「當時真是只差一步的距離,我就死在當場」,這可能是他的一個劫數,幸好逃過。另一個黃茂清生命中的坎苛發生在他小時候,他曾罹患霍亂,病了一兩個月才撿回一條命。 退伍後,黃茂清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岡山某中學任教,可是他志不在此,一年多後就考上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前身)記者一職。 台北是全國政經中樞,他知道在那裡才能有更好的發展,因此北上打拼一直是黃茂清堅持的目標。 身為法律人,黃茂清對自己的人生規劃非常明確,記者一職,僅只是邁向人生中另一個境界的墊腳石。他的努力不懈終於讓他在1966年如願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與此同時,他也通過激烈的中央信託局特考,成為信託局員工。如此過著忙忙碌碌、又上班又上課的日子,1969年他終於取得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 1970年黃茂清完成他的人生大事,他結婚了。婚後三個月,他放棄在台灣一片大好的局面,攜妻來美留學。對自己放棄信託局的「金飯碗」,家裡長輩頗不以為然。信託局屬國家行局,薪水高,福利好。黃茂清笑說,如果當初不離職,光18%就賺翻了。可是轉念一想,人如果無法放棄眼前的成果,就難有新的追求。所謂有捨才有得,就是這個道理。 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是黃茂清來美深造的學校。華盛頓大學的美式足球隊名聞遐邇,其他在醫學,人文科學方面的領域也不遑多讓。西雅圖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它有湖、有海、有山。從1970年到1975年,黃茂清在那裡取得比較法學博士Ph. D的學位。黃茂清解釋道,所謂Ph. D是指修習一定學分後,還要繳交一篇論文,經過五位教授考試,確認精通本科後方才授予,與JD僅只是修習學分並無論文要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黃茂清的博士論文以「貨櫃化對運輸的影響」為主題,闡述跨海運送貨物,裝箱後以貨櫃方式運送,抵達後無須拆箱,隨即以火車或汽車等陸運方式放射性轉運出去所造成的影響。這與黃茂清當初在中央信託局掌管的產物保險雖無絕對性關係,但多少有些相關。 取得博士學位後,黃茂清有意返台教書,一向很照顧他的Henderson教授建議,應該要有實務經驗,要更全面瞭解美國的司法運作,才能做個好老師。於是Henderson教授介紹黃茂清到舊金山他曾經任職過的律師事務所Graham & James上班。那是一家擁有300多名律師,在美西數一數二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黃茂清進去後,看到Graham & James裡那些年輕的律師同事們一個個意氣風發,自己的鬥志也油然而發,心想或許可以闖闖看,做個美國律師也不錯。 雖然心念已動,黃茂清還是遵循自己設定的目標,一年多過後就返台到母校東吳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教導法律研究所學生,兼帶法學院一些課程。他當時教授五門科目,雖然繁忙,然而五門課程當中有四門都是美國法律,這也是為什麼黃茂清雖然離開美國兩年,卻在返美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一試過關。教學相長,此之謂也。 為何會起心動念,返美參加律師考試?黃茂清說好勝心使然。回想起當年在Graham & James律師事務所時,不但待遇好,社會地位高,每每公司開派對,同事個個西裝筆挺,燕尾服、香檳、雞尾酒、跳舞,讓人不由得燃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慨。 返美後,黃茂清到一個古巴裔律師開設的律師事務所上班。該律師事務所號稱General Practice,意思就是不管是移民、商業、家庭案件,所有案件都接。結果律師自己挑好做的做,把難的麻煩的推給黃茂清。本著「勸和不勸離」的固有觀念,有一次黃茂清對來辦離婚的當事人勸了幾句,不料被老闆知悉,老闆很不高興,跟黃茂清說︰「David,我的生意要被你搞砸了,下月起,你自求多福吧!」 1979年,黃茂清決定自行開業,當年他是第一個開律師事務所的台灣人律師。 回顧生命中的數次轉折,身為基督徒的黃茂清充滿感恩。黃茂清表示,他自認並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每次生命中出現轉折時,總會有另一條道路展現在他的面前,讓他順利度過。這麼多的機運,只能說是上帝的恩典。 身為第一個自行開業的台灣人律師,黃茂清頓時熱門起來。許多台美人社團及團體紛至沓來,尋求法律協助。這些團體包括台灣會館、台美商會、柑縣台美商會、華商會、長輩會、蓬萊長青會以及校友會、教會等等。黃茂清大部分給予義務協助,只有少數部分收取工本費。 1994年,黃茂清號召十餘名台灣人律師成立「台美律師協會」。此乃由於1982年美國新移民法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台灣每年擁有二萬個移民名額。之後的十年內,台灣移民蜂擁而至。移民進來後相關的身份問題、開店營生、買房置產,各方面都需要法律協助。 為了擴大服務層面,黃茂清於1985年寫了一本「美國最新移民與實務」的書,暢銷海內外,更大範圍的打開他的知名度,演講、寫稿邀約不斷。1988年,鑒於自己年紀漸大,客戶年齡層也愈見提高,黃茂清將自己的工作重心漸漸轉移到生前信託與遺產繼承方面,又出了一本「生前信託」,同樣也獲得不俗的反響。 目前黃茂清在事業上處於「半退休」狀態。他解釋說,所謂半退休就是接案在精不在多,只專心做信託與遺產繼承。目前他的兩個律師女兒也都在事務所幫忙,她們也是只接受這類案件。黃茂清說,主要是因為孫子都還小,如此女兒們就可以兼顧家庭與事業。 如何讓小孩心甘情願留在身邊工作?黃茂清說有秘訣︰老婆大人成天在女兒面前念叨,千萬不要當律師,忙得要死還有很多社團會來找你當義工,推都推不掉等等。小孩都有叛逆心態, 聽到老媽這樣說,以為你看不起她,偏要做給你看,就成啦!黃茂清說,其實老婆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跟老爸走同一條路,這樣,父母子女更有共同話題, 親子關係更加親密。 談到另一半,黃茂清夫妻的恩愛有目共睹。黃茂清說愛她才要娶她,娶她就要負責,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老伴是很重要的。 黃太太出生於山東青島,父親是老蔣時代的公務員,家裡又是地主,因此共產黨來了就只能逃難。一路南逃,到了台灣,是典型的外省人。難得的是,黃太太卻有很強的台獨思想。為何會如此?黃茂清指出這是由生活體驗堆砌出來的。想當年,黃茂清申請出國留學時,曾遭到否決。官方的理由是既然已經在台大拿到碩士,幹嘛還要出去再念碩士。黃茂清情急之下轉請自己教授幫忙,打了一個電話後,馬上就准了。黃太太當時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反觀台灣人民,樸實正直,值得欣賞。當然,黃茂清笑著說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在華大念書時,黃茂清只拿到一年的福特獎學金,其餘年度只有免學費,太太也要去打工賺生活費。苦哈哈的兩人若稍有餘錢,就把錢藏在地毯下,號稱是他們的銀行。現在回想起在華大那些年,他們卻認為是一段最快樂甜蜜的時光。因為當時生活雖然不富裕,可是有追求的目標、有憧憬,人生充滿希望。 黃茂清兩個女兒均已結婚,女婿都很成才,兩個女兒各有兩個孩子。談到四個孫兒,黃茂清笑逐顏開。黃茂清說,人生苦短,60, 70年的歲月轉眼即過,在有生之年,有幸看到自己下一代,看到自己生命的傳承,實在是很幸運的事情。 回想自己的生命歷程,起起伏伏,轉折多變。黃茂清強調,在該當做出選擇時,就要下決定,旁人的意見聽聽就好,因為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問題和需要。決定之後,就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就沒有遺憾了。黃茂清說,他最幸運的就是太太永遠支持他的決定,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對於美國的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雖然他沒有投票給川普,但是他的當選已成事實,我們不能只是看衰他而已。借歐巴馬的話說,「川普的成功,就是美國的成功」。只是若川普仍然堅持保護主義,走孤立路線,將違反美國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美國以及世界都很不利。諸如他對回教國家的種族限制,墨西哥築牆之舉,都是排斥舉措,川普要了解,世界應該是共存共榮的合作關係,要求所有企業回歸美國,是違反常理的行為。 黃茂清語重心長的表示,由川普的這些行為來看,台灣要注意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台灣的將來只能靠自己,美國並不可靠。就像川普要求日韓增加軍費,台灣當然也不會例外。可見,自助方能人助,靠人扶起來是不可能的。 談到台灣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小英上任以來,國內台獨大老以及外國媒體屢傳批評聲浪,然而只要小英政府按照競選諾言在進行改革與建設,大家就不要操之過急,應該再給她一段時間。例如司法改革,她已經召集成員,正式啟動;例如經濟南向政策,必須要看國際局勢,適時調整方向與政策。這些都是需要時間體現成果。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人民太過急躁,徒然製造紛擾而已。 另外,黃茂清也期待蔡英文總統能再硬氣一點,有些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勇往直前去做,無須召開甚麼公聽會,浪費時間。但是政府的政策則需要讓人民了解,因此保持與人民的對話與溝通很重要,這才是全民之福。 黃茂清最後強調,他自1983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一直遵循著基督教兩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是謙卑,不管你有多利害,態度上都要謙卑,而且要認知這是上帝賜予的恩典。第二是博愛,要正視別人的痛苦。黃茂清以自己為例,當年在華大讀書時,曾到餐廳當服務生,有一個客人,給了他一份很大的小費,70年代的20元不是小錢,他非常高興,老婆也很快樂。鑒於此,他現在到餐廳用餐,給小費從不吝嗇,這也是一種將心比心吧!人生在世,無法預知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災難和痛苦,因此如果有信仰,就可以將感情交託給這個無形的力量,上帝會給予幫助。 對自己的一生,黃茂清懷抱感恩的心,他表示,自己無論在求學或事業上,碰到的人都對他很好,人生圓滿,萬事如意,感謝主! (文字整理:Edda)

李茂玄

出生在苗栗客家莊家庭的公廣集團駐南加特派員李茂玄,人生曾經轉過不少個灣。曾經擔任藥廠行政經理、台灣正杏公司董事長及實驗劇場音樂總監,卻在年過50跳入新聞工作的行列,為的就是實踐他的理念。 對於李茂玄而言,「你富由你富、你貴由你貴」「山高不愛白雲飛,水急不流灘底月!」如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讓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是他人生的目標。 看透台灣司法黑暗 大學時代,李茂玄加入中國比較法學會(今台灣法學會前身)台北法律服務中心,並於1973年至1975年以最高票獲選比較法學會台北法律服務中心學生律師會主席。台北法律服務中心的宗旨主要是協助貧窮的民眾打官司;這段時間讓李茂玄體會到當時「台灣司法的黑暗」和「法官的惡行惡狀」。 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李茂玄思想的轉捩點,高中就讀建國中學曾經因為「保釣事件」而義憤填膺,在加入比較法學會後正式與白色恐怖面對面接觸,了解到自己以前深受國民黨洗腦。當時的比較法學會的同事包括律師會主席姚嘉文、律師林義雄、謝長廷、陳水扁等,這些律師都是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要角,比較法學會儼然是當時民主運動的培養皿。 也因此,身為比較法學會成員之一的李茂玄也受到當時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從1973年起,情治人員便不斷到李茂玄家中進行「關切」,此關切令李茂玄曾經歷228事件的父母非常憂慮。在理想和孝順不能兩全下,李茂玄於是退出台北法律服務中心。1979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比較法學會許多同事淪為政治犯,李茂玄為此常痛心疾首,感覺自己成為「民主革命逃兵」。 從小夢想學音樂 走進李茂玄在鑽石吧的家,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樂器;鋼琴、薩克斯風、鼓等各種樂器一應俱全,讓人嘆為觀止。 從小熱愛音樂的李茂玄,夢想是走音樂的路。然而在父母的壓力下,建中的李茂玄不得不以決定選填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法律系為第一志願,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學院同時擁有音樂系和法律系,可以選擇音樂系當輔系。 浪漫的他還以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皆為從法律轉音樂而做為人生的榜樣。以建中高材生的身份,卻以文化學院為第一志願,在當時令許多親友感到訝異而不解。父母的失望是隱忍而不忍顯現的,李茂玄從此徬惶中奔向「山中無歲月,迷濛見樂音」的未來。 對於李茂玄而言,「在我心裡,音樂系才是我的第一志願,法律系是我的輔系。」特別熱愛合唱音樂的李茂玄在大學時代更籌組法律系合唱團,出任指揮,帶領系上合唱團拿下連續四年的合唱比賽冠軍。 1968年受到「蘇聯紅軍合唱團」的影響,李茂玄夢想組成一個純男聲合唱團,於是與建中學弟陳農瑞於1971年計劃籌組一個以建中校友為主體的合唱團,不料後來北一女校友會魏筱玉與張經倫得知也表示希望參加,於是成立台大建中、北一女校友合唱團,後改名「青合唱團」,吸收各大學院校及社會上愛好音樂之建中、北一女校友;青合唱團發展至今即將屆滿35年,已成為台灣最健全的青年合唱團組織。 進入社會後,李茂玄仍不忘情於合唱音樂,除了一週五天白天在美商 Eli Lilly藥廠上班以外,週一至週六晚間總共擔任六個合唱團的音樂教學工作。「合唱團才是我真的工作!」也由於以前當時在陽明醫學院合唱團的音樂教學,讓他因緣際會認識當時正在榮總醫院工作的學生張冰茹醫師,不久終於「抱得美人歸」。 帶女兒來美國 當時正逢台灣許多藥廠申請欲申請衛生署GMP(優良藥品憑證),在美商藥廠工作多年,任職行政經理的李茂玄,發現藥廠包裝安全的漏洞;因此決定自組顧問公司,以 GPM4GMP為公司標誌輔導台灣各藥廠進行因衛生署GMP標章的疏失而造成安全上的漏洞,因此深受藥界尊重並受衛生署聘為 GMP 有關 Packaging Security 的顧問講師,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此間並跨足經營電影院,以一嘗音樂與影視的豐富世界。 然而在1997年,在台大醫院任職主治醫師並剛申請到美國哈佛、霍普金森醫學獎學金的老婆張冰茹因病撒手人寰,留下李茂玄和一個10歲的孤女。由於妻子生前一直希望能帶女兒到美國受教育,為了達成這「愛的遺願」,李茂玄決定就此放棄在台穩定的事業,告別年邁的雙親,帶著女兒前來美國升學,因建中同窗許正龍的介紹下來到洛杉磯落腳。 在洛杉磯一晃十年,李茂玄一開始仍是在藥廠工作。但有感自己對世事有如隔岸觀火,長期痛恨台灣電子媒體嗜血抹黑的李茂玄,決定跳下來參加新聞採訪工作。2004年辭去藥廠的工作,接受華視的邀約全心投入新聞採訪工作。 大學時期就對攝影有濃厚的興趣,學習使用Super 8攝影機,並開拍實驗電影。學習攝影「主要是希望能達成影像和音樂的結合」,把「音樂電影化」,1978年並利用閒暇時參加華視錄影班的正規訓練,學習線性剪接。來美之後仍不忘情攝影,先後至好萊塢學習特效化妝和彩妝,及參加非線性剪接等相關課程。在鑽石吧的家中更建立起全套的攝影棚,鑽研攝影技術。 雖然只是扛機器跑僑社新聞的基層記者,「鏡頭越用越小,視野越來越寬廣。」不再有藥廠的高薪收入,薪水常入不敷出,李茂玄卻覺得甘之如飴,希望以新聞真相服務僑民,以作為一個新台灣的新聞人為傲。企劃廣播電台成立 2006年,李茂玄在台灣日報大登廣告,表示願意幫大洛杉磯台灣社團錄影、發表論述,並將錄影帶上網。在聖東同鄉會的鄉親積極參與下,支持台灣主題政治論述的「北美番薯園」網路電視台隨後成立。 「台灣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但由於文化或所受教育的關係,常常不知如何或不願意公開表達理念!」李茂玄表示,他的構想是希望成立一個網路平台,讓此間台灣社團的政治論述能傳播出去。 最近,李茂玄積極企劃廣播電臺的成立。熟悉新聞製作,及在洛杉磯美國生活電台主持「台僑心聲」及兩個音樂節目的李茂玄熟悉廣播電台的運作,跨足電視及廣播兩棲的他認為數位化副頻廣播電台是相對低成本高效益的媒體。 「偌大的洛杉磯竟然沒有一個支持民主、自由、反共的華人電台」,廣播電台的時效性及結合時事、資訊及評論的功能也可以補報紙媒體的不足並相輔相成。「台灣人需要台灣的聲音!」「希望洛杉磯的天空也能夠有台僑的聲音!」李茂玄也將在12月8日,假台灣會館籌畫台僑社區的第一個「論述賞味會」,並啟動論述精英回國助選活動。 繼「台灣節日重議」、「台灣去漢化主張」,李茂玄從音樂的愛好轉為對台灣政治的關懷,以乃木將軍為崇拜偶像的他希望發揮毅力,「以乃木將軍的精神,發揚台灣魂」,盡身為台僑該做的努力。FAPA 會員的他,正努力的一步步走向仍屬年輕的未來。 文/記者劉孟儒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許廷鑫

「擔任黨部主委六年做下來,我對民進黨的感情比公司還要深,公司我有能力左右它,但民進黨我只是個小螺絲釘,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小,但成為民進黨的一份子,反而有個使命感,至少在美西部分,從前主委耕耘接手後,我就立志要不負厚望,繼續努力打拚。」面對民進黨低靡氣氛,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許廷鑫有感而發。 對於陳總統被連番攻擊,民進黨是否急於切割與阿扁的關係,他不諱言,民進黨不會動到主帥,陳總統與民進黨是命運共同體,若確實有不法,當然會彈劾,但現在都是爆料,打了半天,沒法打到本人拖挎陳總統,証據到底在哪裡?其實,全都是二、三手傳播滿天飛。 不能因為不爽就動不動倒閣搞罷免,把過去民進黨爭民主自由取消戒嚴的抗爭,變成國民黨藉口,阿扁總統被罵成臭頭,也沒有關過任何一個人,台灣人民雪亮的眼睛,是不容欺瞞。許廷鑫不吐不快地說著。 他繼續侃侃而談,民進黨不能像以前擔任在野黨時衝撞體制,已經有執政包袱,民進黨執政要改革,就得回到體制內,人民給民進黨機會,但執政後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現在仍是朝小野大;結果支持者得面對角色紛歧,不罵又不爽,罵了又捨不得,搞得很鬱卒。他特別強調,其實,每次民進黨面對無理性抗爭,都是「冷處理」,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能再火上加油,所以民進黨非常自制,不會出來嗆聲、幹譙, 就是不要再製造對立。 民進黨不是任人踩,但也請支持綠營者心態要調整,一定要維持「當家」的準備,民進黨最後守著的是作為取得過半數的支持,要贏得台灣主流價值。 許廷鑫,這位年少時參加國民黨,與父親在立場上不斷起衝突爭執,一個五年級生,卻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一路看盡繁華初升背後隱藏的危機,到了國外成為支持本土政權,力爭台灣主權獨立,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的社團領袖。 少小離家 個性傷感 「12歲,少小離家,養成我個性較傷感,20歲以前,常會莫明的孤獨,如果重新選擇,我不會願意離家,最想要的是能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許廷鑫,1966年生,生於彰化鹿港小鎮,祖父時代經商,父親開鐵工廠,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生為家中長子,下有一弟一妹,小學讀鹿港國小,功課不錯,父親希望他北上求學,所以到台北市就讀建成國中。 父親很嚴格,又非常節儉。因為是中南部學生,對於北部學生的優越感,自己之外還得照顧年僅小一歲的弟弟,到台北生活實在太有壓力,但又不敢回鄉下,父親偶而生意來看看,母親更是少見,他每次想哭都不敢哭,被迫養成獨立果斷自主的個性。 高中聯考雖有成功中學程度,但作文考題「國中三年」,他狠狠地批判一番後,結果作文不到10分,只能考上復興高中,他決定再去報考台北商專財政稅務科,由於家中經商,順水推舟,在北商5年讀起來很輕鬆。 他把一半時間花在功課上,一半充實自己補英文,另外參加社團活動,認識很多朋友,是一生中最快樂的讀書時光,還特別去學珠算檢定二級通過,幫助他以後做生意數字反應很快,換算特別靈敏。 「出社會你就知道」 在學校十分活躍,大多數學生受到國民黨教育,相信教官的話,也是國民黨員,父親從以前支持反對運動,出錢出力,他頗不以為,每每與父親爭辯。他對中國史和文學人文,十分有興趣,雖然有疑問,但仍深信教本所讀。父親常笑著跟他說:「出社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他考上特官後入伍,擔任運輸兵排長,服役經驗,讓他徹底厭惡國民黨所作所為,原來駐地在林口時,他當負責監督採買,發現士官兵都很大方,攤販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後來吃到菜時,才知道很多買回來的都是人家不要的剩菜,他們曾經碰到每餐只有一味,炸白帶魚,連吃一個月,吃到營長翻桌。而每天兩萬元的伙食費,這錢A到哪裡呢? 他後來發現莒光日時,開會有很多贈品,黨部不可能撥經費,國民黨體系的就可以拿贈品,有些全額還被輔導長拿走,飽入私囊,有些巴結長官的卑裂手段,簡直是胡作非為,許多職業軍人喝得爛醉如泥,正科軍官根本是敢怒不敢言,看盡其間醜事,走後門歪風,許廷鑫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國民黨貪污腐敗的一面,他充份體會在醬缸文化中,「死幹活幹撤職查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的話,一一印証。 許廷鑫因為還是受到爸爸影響,讓他在軍中飽受精神折磨,直覺環境很變態,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常借刀殺人要他做壞事,若不從則被修理,或是被罵的連狗不如。 兵役頭一個下半年,曾有一次放假,中華路有鐵道,當時曾有衝動臥軌,感覺自己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過得像行屍走肉。他調適得很辛苦,唯一好處,就是堅持帶兵要帶心,如何讓底下的阿兵哥100人完全服從,當兵,讓他領悟到一段生存的哲學。 而另外的收獲則是,追到漂亮的老婆,當時夫人是台北商專班花,當時不敢追他,許一直處心積慮與她聯絡,在服兵役時展開熱烈的追求,因為用情很深,感情非常專一,終於追到手。現育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根留台灣 自創品牌 他也在心中早就有規劃退伍計劃,一直讀英文,晚上看書,決定考托福。但父親不放他去留學,因為家族企業需要他,5月退伍,他8月就開始出國,1989年就來美國,學著提著007皮包,由父親帶路,全球南北征戰。 由於父親開工廠,與伯父在台灣算是相當有實力,60年代,中部五金工廠的師父都是由父親公司訓練走出去再創業。 1960越戰開始,一直到1990年後,許的父親,就是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的一員,就像無數中小企業主,不會高深的英文,家庭即工廠,拿著007手提包就闖蕩各地,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去台灣,從有輕工業開始,父親就正逢外銷榮景第一波。 許廷鑫接手已是尾聲,他不但跑日本,歐洲,美洲,出差到各國趴趴走,1990年還曾去中國,參觀廣州交易會,那時中國才剛開始開放,他笑著說,「一開始心情是,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有多壞,真的嗎?結果,印証果然真的很壞,往後跑的更多,後來發覺簡直是浪費時間,太多不合理現象。台商在他們眼裡,是最可以被剝削的一群,共產黨根本不把台灣當國民看,以前是反國民黨,出國反而真的變成台獨。統一觀念完全消除,所以與父親再也不會爭執了。」 在中國沒有投資,父親更早去中國,發現不行後,決定放眼天下,許父一句話:「不要鎖國,更不要鎖在中國,國際觀不是只能在中國。」所以當很多同業為了人工更宜,紛紛前進中國,許家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根留台灣,多年不斷研發,控制成本,規模一直在擴大;經過多年,如今,爸爸在中國投資的朋友,倒的倒、散的散,或是乾脆改行。 但許廷鑫仗著第二代英文好,與歐美商界人士打交道久了,學了很多經驗,悟到與客人談判,不要作賤自己,而是要兩方互利。最好的作法是「市場導向」,看市場要什麼? 1983年美國、1990年在德國、2000年在墨爾本,設立分公司,都是跟著客人走。 許廷鑫在1990年接手後,為家族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由於父叔輩早期都是做OEM代工。父子倆都已有共識,許廷鑫要求父親給自己3個月,著手開始打自創品牌行銷,1990年以「GARDEN TALS」之名的各式花園藝品,前進歐美。 「不怕買貴,就怕賣不出去」,但年紀輕輕的許廷鑫在摸索絕對會犯錯,父親卻讓他花錢學經驗,代價很大,但經驗靠累積,終於他能主導進入K-MART,後來做了WAL-MART。 他分享這份經驗,逆向操作,「客人不是買便宜貨,而是買能賣出去的貨」。早期台灣人做法是以成本往上加,他則是倒算法,先定下價位,然後調查,倒回來一一減去到成本,不折不扣的市場導向。 另外,由於如何去創造客人的需要,不去抄襲,創造產品的觀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伸展敏銳觸角,掌握脈動,維持好的產品、品質、價格、服務、關係。 未來的規劃,他已想到轉型,所以在越南設廠,開發其它相關製造行業,手術刀,特殊金屬來取代中國,當然根還是留在台灣。他認為,大企業全球佈局,但自己做的是中小企業,所以習於做策略聯盟,相關行業集結,比較有競爭力,有錢大家賺。 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 「人生的規劃一點也沒有想法會在民進黨黨內擔任職務」許廷鑫回想著。 1990年代開始,就十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藉由胡維剛律師認識台美社團,但沒有時間參加,大部分是出錢、父親是創黨之後入黨。許廷鑫,是在1994年,才開始加入民進黨。1996年之後,生意穩定,從南長北扁開始積極投入,1998年左右,扁友會成立之後,又加入聖東同鄉會。 2000年出來選美西黨部評議委員,配合主委陳文石,2002年再選評議委員召集人,2004年陳文石鼓勵參選,林榮松醫師剛好榮任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要去辦美洲台灣日報。受到陳文石等長輩鼓勵,資歷淺,乳臭未乾小子,考慮再三,決心試試看,竟然就同額當選。 2004年上任主委,代表的最大意義,就是「世代交替」,前輩提拔,自己努力,民進黨給年青人一個機會,美西是海外最大的一個黨部指標地域,37歲,即要做就得全力以赴,才對得起大家。二年一任,今年他又連任一次。 但剛當上主委,他就面臨三合一選舉等之後,民進黨氣勢受挫,一直到今每況愈下,他則樂觀地說:「一個人在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麼能耐,越是困難, 能做的好才是功德。」他認為,大環境不利,越要有更堅定的立場,迎接挑戰。 他心中深深感謝絕多數的台美鄉親,沒有名利糾葛,豪無所求,仍熱情相挺,更顯得支持者可愛,看到支持者信任,日久見人心,雪中送炭。他認為,民進黨沒有灰心喪志的權力,民意支持,民進黨跌倒一定爬起來。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去。 文/記者林蓮華

黃文谷 牙醫師的故事

祖父當立委 外祖父國大代表 黃文谷的祖父黃綿綿為高雄人,早年喪父,全靠自己的雙手白手起家。黃綿綿長年經商,從事紡織業與進出口貿易,事業有成;後來,「商而優則仕」,當選為台灣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其後連任12年。 在2007年2月時,祖父黃綿綿在台灣高壽辭世,享壽百歲。 而黃文谷的外祖父林瓊瑤則出身於高雄望族,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於三信合作社理事主席、高雄三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創辦人兼首任校長,並且擔任過國大代表,66歲的時候逝世。 受到祖父,以及外祖父的影響,黃文谷相當關心台灣政治。雖定居美國,黃文谷仍每日研讀華文報紙,關切著故鄉台灣民主政治與選舉情勢的發展。 從小補習 父親黃及時重視教育 黃文谷表示,經商的父親黃及時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小時候如果不唸到第1名,爸爸會不高興」,所以,黃文谷的小學時代幾乎過著「一三五到老師家補習、二四六老師到家裡補習」的充實生活。 1980年,黃文谷和母親林孟淑首度來美國遊玩,便喜歡上這兒綠樹如茵的自然環境;父母親在孩子教育的考量之下,選擇移民美國。當時,黃文谷12歲,小學剛剛畢業。 其實,黃文谷表示,祖父黃綿綿原不贊同父親黃及時「全家移民美國」的計畫,但因當時台灣動盪、政局不穩,鮮少違背祖父意思的父親為了孩子的教育著想,毅然決然選擇「移民」這條未知的道路。 黃文谷記得當時原本要念高市鹽埕國中,在新學期開始前就讀暑期學校,有一天母親說道「不用去學校了,我們要去美國」,沒多久,姊弟3人就跟著母親遠征美國這片陌生的土地,而父親在當了2年的「空中飛人」後,也結束台灣的事業,定居美國。 當年來美國時,黃文谷就讀聖瑪利諾學區的白人學校,為班上第2位從台灣的學生;黃文谷認為,美國教育環境雖好,但仍有語言、種族歧視、文化的問題有待克服,小留學生都曾碰過相類似的問題。 父母好客 惠及同儕 黃文谷表示,父親黃及時不僅工作認真,員工都稱他「風雨無阻」,也相當好客,對於同樣從高雄來的朋友與其下一代更是照顧有加;同時,父親黃及時認為「獨身在外的小留學生很可憐」,父親因而常在假日時招待他們到家裡吃飯,讓他們嚐嚐母親做的家鄉菜,重溫家庭的溫暖。 黃文谷表示,父親是個疼愛小孩的好爸爸。在父親那個年代,「爸爸是一家之主,權威的代表」,但是,他是個會跪在地上「當馬」給兒女騎的爸爸,顯示家庭對他來說真的很重要。 然而,父親雖然疼愛小孩,卻不是個只會溺愛孩子的爸爸。因為重視教育,父親對他們姊弟3人在學業上的表現要求其高。「他只要求我們要認真把書念好」,黃文谷強調。 現在,黃文谷的兒子Austin 8歲,就讀小學3年級,最喜歡跟爺爺一起上班。雖然父親黃及時仍很關心孫子的教育,Austin現在也是「從星期一補習到星期六」,但父親會教Austin算數、做早餐、接送他上下學,非常疼愛孫子。 阿公、孫仔 作伙講台語 也正因為喜歡和爺爺、奶奶膩在一起,Austin的華語很好,台語的聽說也還不錯。 Austin出生時,黃文谷仍在紐約研習牙醫學位。分娩前,太太林宛青選擇回洛杉磯待產,與父母親互有照應;滿月後,體貼的父母親堅持陪太太飛到紐約,兩老再自己轉飛回洛杉磯。 當年,為解父母親思念孫子之苦,黃文谷與太太將兒子Austin的日常生活拍攝成錄影帶,一卷卷寄回洛杉磯的家中,讓剛升格當「爺爺、奶奶」的父母每晚得以觀看長孫的錄影帶。黃文谷笑說,那時他們每天吃過晚飯後,便重複觀看Austin的錄影帶,直到新的一卷寄到為止。 現在,2歲的女兒Ashley長得像混血兒,五官深邃、漂亮,不僅成為家中的寵兒,也深獲爺爺奶奶的疼愛。 原本,父母親希望黃文谷學醫、弟弟學商,而父母根本不擔心一向對唸書自動自發,不是得第一名就是拿第二名的姊姊,只希望要求甚高的姊姊要顧及身體健康,不要因為唸書弄壞身體。 從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私立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畢業後,黃文谷選擇到紐約大學牙醫學院唸了4年牙科、2年人工植牙的專業課程,並得到學位。此專業人工植牙課程,也是台灣總統千金陳幸妤去年來美進修的項目。 黃文谷表示,人生發展很難預料,因為在姊弟中他最愛、最想念台灣,以前暑假一來臨,他就吵著要回台灣渡假,連遇上同樣為小留學生、15歲來美的太太林宛青也是因為暑假回台灣「相親」,在台北認識的。 但是現在,姊姊回台灣發展,任職安泰人壽稽查副總;而弟弟在唸完柏克萊、USC 的企管碩士後,也選擇回台灣就業,現獨立經營、買賣股票,只有黃文谷留在美國,甚至從繁華的都會區紐約回到洛杉磯,就近照顧年事漸高的父母親。 黃文谷說明,人工植牙在1965年才通過人體實驗,這項技術至今只有40年;因此,當他於1998年進修這門專業課程時,這還算是相當冷門的治療技術。 從2001年12月畢業,至今5年,黃文谷已成為「華人社區首位只作人工植牙的牙醫師」,並造福數以千計需要人工植牙治療的病患。 黃文谷專攻人工植牙、骨頭移植、人工植牙手術,並依病患所需、量身訂製假牙,同時為全球少數受過正規人工植牙手術與假牙訓練,也是少數親自完成從「手術開始到裝置人工植牙一系列治療過程」的牙醫師。 黃文谷表示,簡單地說,人工植牙是以手術方式,將鈦合金螺旋體植入上下顎骨之中,有如牙根一般的支撐咀嚼的壓力,免除因安裝活動假牙所造成的口腔不適和種種不便,是現代牙科技術所能達到一勞永逸的最佳選擇。 現在,在專業領域衝刺之餘,黃文谷秉持著「回饋」的理念,對洛杉磯僑界、台美人發展亦投注不少關注,並曾任2年「台美公民協會」(TACL)會長;現在,黃文谷則擔任台灣會館董事、南加州華人牙醫協會會長,與台灣鄉親積極互動。 文/ 記者陳美伶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阿母許劉富從小就教兩兄弟,做人要外柔內剛,少說話多做事,觀念要實行到底,目標要實踐到底。奉行媽媽的話,許賢三及許正雄兩兄弟加入台美社團時,大多也是輕聲細語,很有人緣,1994年,柑縣台美商會會長是許賢三,三哥竟然能邀請到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白樂崎到家裡與鄉親開會見面,這可是空前頭一遭,AIT官員親訪南加台美社團,轟動一時。不過,更有趣的是,之後交接會長,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哥哥交棒給弟弟,由許正雄擔任新會長,成為南加社團一段美談。許正雄以一曲《Crazy Love》為自己人生增添繽紛色彩,細細品味愛的真諦。 許正雄醫師,1943年生於日據時代彰化,家有5兄弟3個姐妹,排行老四,爸爸在日據時代就是銀行界經理, 到了終戰後仍受聘任職彰化銀行經理,父親個性非常公正親和力強而且脾氣又好不得失人,雖然兩袖清風但卻得到業界地方人士的尊敬,幼時爸爸常常輪調,所以許正雄全家住過彰化,搬遷過嘉義、台南、台中。 從小功課平平,在嘉義大同國小五年級因為是新生沒有朋友,發奮認真讀書,沒想到小學畢業得到市長獎最高榮譽,除了得以進入台南初中,也讓他初嚐到只要努力耕耘一定有收獲的道理,台南人文化氣息濃郁也重人情味,尤其點心很多, 所以許正雄對台南情有獨鍾,連結婚時都立志非娶台南老婆不可。 高中時爸爸又調職到台中,所以只好再去投考台中一中,不過人生第一個轉捩點發生了,當時大家都在拚聯考,興趣放兩邊,學生以成績至上,但西洋流行歌曲入境席捲台灣,就讀高中的許正雄當時煞到波安卡的《黛安娜》和《Crazy Love》時,就愛跟著哼唱,過去是為分數而死讀書,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有愛唱歌的天份,當年廣播電台是最普遍的娛樂,常舉辦西洋歌曲歌友會,個性保守內向又膽小的許正雄,興之所致,在高二鼓起勇氣報名歌友會,由大哥陪同去參加演唱,當他對著麥克風拉開嗓子唱《Crazy Love》時,主持人對這位少年仔讚賞有加,激發起許正雄唱西洋歌曲的信心, 而這份熱愛就一直維到現在。 大學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當時就去半工半讀,不過這份半工,竟然是受邀去台中南夜夜總會客串演出,因為波安卡(Paul Anka)、耐爾史達卡(Neil Sedaka)的經典名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加上清新的學生氣質,馬上聲名遠播,還被其它夜總會挖角,所以他的打工晚上還得趕場去聯美大飯店、台中酒店駐唱;白天上課,晚上唱歌跑場,這份學生王子的歌星工作,並沒有讓他荒廢學業,功課依然過關畢業。 不僅於此,學校畢業時第一份工作就是馬不停蹄地被應聘到台南大飯店演唱,當時他是有名的學士歌星,與當代名歌星夏心、謝雷成為好朋友。台下不但有許多粉絲,而且許多美艷歌手也對他青睞有加。 當時在那個保守時代, 一位牙醫師竟然不務本業跑去夜總會唱歌, 大家都覺得非常訝異不解,但爸爸和媽媽思想非常開通, 曉得這是興趣, 而且信任自己的孩子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不會受到污染,果然他是沒有荒廢學業,也沒有染上煙酒嫖賭,對於紅男綠女都不為所動, 就是因為愛唱歌忠於表演,直到高雄鐵路醫院牙科部住院醫師時,仍然是白天做牙醫,晚上跑場子,這對許正雄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珍貴的人生經歷。 近水樓台先得月 當時心儀台南著名的牙醫師劉清,是南台灣牙醫師第一把交椅,所以想盡辦法爭取到該診所實習,因為名師督導很嚴格,他終於體悟到做牙醫的樂趣,但是工作過重,所以不得不在畢業四年後息歌,專心做牙醫師,從此就告別舞台生涯。 劉清醫師及夫人都是從小到日本留學,家教修養非常好,他們育有兩個女兒,長得都很漂亮,從沒有戀愛經驗的許正雄,對大女兒頗有好感,但是一直不敢表達,經過幾年相處,在岳母贊同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示愛,由於他看起來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劉家根本不知道他可是一位著名的駐唱歌星,不過老實的許正雄竟然沒有用他磁性嗓音獻唱加分;反而是長女劉淑娟欣賞許正雄敬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性情溫和,待人有禮的風采,決定3年愛情培養成熟後共結連理。雖然差7歲,但生日是同月同日生。許正雄一直很感激劉家,慶幸有福氣能娶到一個好"家後",他來生還希望能再結良緣。 與許賢三手足情深 學成之後就到高雄創業,一帆風順,許正雄有一位哥哥在美國,平常戀家又不愛出遠門,但美國哥哥許賢三一直鼓勵趁年輕時一定要進修,所以他又再一次鼓起勇氣,離家背井, 於1974年隻身來美,到紐約讀書打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與三嫂很重兄弟情義,不但悉心照顧,持續精神鼓勵加上經濟援助。 許正雄回憶說:「哥哥嫂嫂他們也是留學生而且也在打工,但他們捨不得讓我打工,只要我讀書, 其它的多是由他們在照應我,由於牙醫學費很貴,所以三哥把他們積蓄已久要買公寓的錢,全部挪來給我做學費,在異鄉讀書非常辛苦,但哥哥嫂嫂的溫情卻溫暖我的心,他們的疼愛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恩情。」 1978年,許正雄終於在波士頓的Tufts 牙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苦盡甘來;當時三哥許賢三不但對人重義氣,也是一位愛台人士,身為會計師,卻熱心投入社團,出錢出力,最後還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當時的許正雄只知道拚命讀書,對社團並沒有投入,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畢業後,在紐澤西猶太牙醫師診所工作三年,受到他的賞識,對於台灣人勤奮工作負責任的熱誠,令他們印象深刻,找到工作後,太太終於可以帶著大女兒來美國依親。 不過,還是三哥有遠見,認為身在亞熱帶的台灣人,在東部冰天雪地還是不適合,所以他們兄弟倆決定鼓起勇氣西遷到洛杉磯。但是加州牙醫師執照不接受其它州的執照,雖然已有東部13州的執照,許正雄仍需重頭應考,最困難的是病人臨床考試要自己準備,在加州人生地不熟,所以考試時還得把病患"空運"來洛杉磯考試,經過幾回合苦戰,終於拿到執照。現在回想起來,能沐浴在加州陽光,這裡有親切的台美社團,鄉親的人情味,都是一種享受。 1981年他們找到柑縣地域正中央Garden Grove開業,兄弟情深,決定一起打拚,三哥是會計師事務所,許正雄是牙醫診所就仳鄰而居,內部還可以相通,隨時上班都可以串門子;不只這樣,他們連住宅都要買在一起,一樣是仳鄰而居。對於到3月就要過百歲的老母許劉富,他們也是一起侍俸。母親每天跟著兩個兒子去上班,診所還有一間她的專屬辦公室,她沒事就幫忙招呼客人,可是個活招牌。 和氣生財 重情義承諾 由於經驗豐富而且對病人很有愛心,注重醫德醫術兼顧,所以從本來自己一人擔當,許正雄到現在已經有5位醫師,6位護士,算是牙醫界難得的規模,他注重醫術高超外,對於醫院氣氛強調溫暖和氣,因為他記得一句台灣俗語「和氣生財」;最令許正雄榮耀的是有兩位美國辦公室行政助理從開業至今,已經追隨他25年,還有一位助手是台灣戴太太也在診所工作20年。許正雄待他們如家人一樣,非常重情義,對於員工利益分享也從不吝嗇。 說起辦公室特色,除醫術外,不僅是華人就診,許多主流人士甚至口耳相傳,攜家帶眷只要牙齒有毛病就會來看診,對許正雄非常信任,很多20多年的老病患把他當朋友一樣看待。有一位老病患,寧願開8個小時來找許正雄就診,也不願換醫師,忠誠度百分百。 當然,對於看牙醫會緊張的病人,他也有一個撇步,愛唱歌的許正雄自己錄製一捲CD留念,當患者聽到由操刀的牙醫師親自錄製的老歌旋律,恐懼頓時融解。從事醫療生涯30多年,每天對著病患的一口爛牙,就算抱怨連連,許正雄從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極盡照護安撫,就是希望解除他們要命的牙病。 許正雄以他的經驗鼓勵年輕人,認為做工作一定要找出樂趣,而且要學會樂在其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是在誠心服務幫助大眾,不能太計較以金錢大小衡量工作,才不會覺得疲累無力感,所以他也從來沒想過要退休。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許正雄在南加開業沒多久就加入社團服務,以台美商會及醫師公會為主,1988年榮任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師公會的會長,1993年後擔任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同年也是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在前經文處長李宗儒拜訪柑縣的歡迎會上,問及參加社團榮任會長要務最多的人士,當時大家調查後直指許正雄,讓他覺得自己的服務熱誠受到肯定。 許正雄雖然是注重家庭生活,但是事實上,他在診所及社團上花了太多時間,有時他難免會覺得對太太和2個女兒感到抱歉,但是太太很賢慧,不但全力支持也讓他無後顧之憂。 所以在擔任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後,他最後決定接下全美總會重任,由於這是第一位牙醫師擔負重責,所以他深知任重道遠。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台美醫師們5月20日到日內瓦嗆聲支援台灣加入WHO觀察員第10度叩關,決定以「寧可不要熊貓也要WHO」訴求支持,認為中國要是疼惜台灣,應該是幫助台灣入會,而不只是送熊貓; Taiwan For WHO的百位宣達團,已經接受報名,可以只去嗆聲,也可以一起參加會後的旅遊團。 許正雄解釋今年工作重點,包括1.要加強寄信及文宣給會員或僑民,凝聚共識。2.在2月19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研討會,嚴明WHO對台灣的重要性。3. 會出一份特刊,省思台灣過去與WHO的關係及貢獻,將特刊印成中英文廣發給各國相關組織及海內外僑民。4.希望組織百人宣達團5月21、22日到日內瓦嗆聲。5.持續由醫師協會舉辦國際醫療義診團準備到中南美洲進行義診,促進草根外交。6.邀請第二代年輕醫師入會參與,現在僑委會正研擬年青醫師返台訪問團的計劃。 身為台福教會的虔誠基督徒,堅守基督徒的信誓,學習服務奉獻,許正雄最欣賞的一篇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愛的真諦。愛,不是只有男歡女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博大寬容和平。人總是有錯誤,要學習原諒他人無心之錯,常常保持喜樂,凡事感恩。不只在家庭、事業、還有社團,甚至對台灣的疼惜會越益堅強。 文/林蓮華

劉晴吟 回娘家

腳踏實地三十年 三十年前(8/17/1980)我帶兩個行李,離開台灣隻身來到美國奮鬥,轉眼到今日(8/16/2010)已是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時空軌跡中我從24歲青澀害羞小女孩,走到了今天成熟不再年輕的婦人。 三十在美的生活,就是努力求學,努力工作,成家為人妻子後,傳承台灣女子傳統 勤儉持家,養育孩子。加上八十年代查經班盛行於各地校園中,許多留學生中都成了基督徒,後來也活耀於教會。我也是其中之一個。就如此一般專注眼前這些責任,用盡了女人青春歲月三十年。 再回家鄉的衝擊 直到二年前(2008年)法律系大學同學舉辦很成功的三十年同學會後,冷凍在腦中心中的記憶開始化霜,點點滴滴女孩時代的人事景物。重新活了過來。內心起了爆炸性的變化,不可收拾。 從此也步入人生另一階段。 我幾度刻意的舊地重遊,那些都是養育我生命24年的地方。心情也徘徊在舊日情懷在上:和媽到銀行找阿姨,好友談將來,漫長學生時代的校園和同窗。當然還有沉寂很久深深的情誼。 但如今媽媽已因車禍過世,阿姨早已退休,好友情誼不再。 舊宅拆了。政治氣勢不同。計程車司機先生暢談的早不再是反攻大陸,南到北,東到西,城市鄉村,運輸交通讓人吃驚,我常接觸一眼神,告訴我:妳離家久了,是美國人,不是本地人了。我心總是油然發出近鄉情怯之情。是這般嗎!? 請不要這麼說吧! 重拾娘家的深情 再深入領會台灣吧:那根深蒂固的傳統仍是存在的,老牌傳承傳統的老店,你會看到那垂垂老矣的阿公阿婆,仍持守在他們古早前創業堅辛的崗位上,士農工商界忠厚老實的百性,依舊默默堅決的,傳承著鄉土本性,台灣人那份不因環境困難的堅持。那份不善言詞的木訥,對鄉土的憨厚堅持,都是頑強存在著。而這份的傳承特質,走過歷史的坎坷,也繼續勇敢的面對挑戰。 老朋友同窗同學吧:今日多是法商政界佼佼者,是社會棟樑是政治掌舵者。 昔日彼此未婚而有的羞澀,已因早已成家立業,而今得以手足之情待之。我在此非常感謝他們,回台時,陪伴我走近郊古道,交換彼此三十年間之成長,思想上交流,加速我跟上台灣的進步。我以同窗的努力為榮,也與他們再接再勵,共勉之。 總之,我內心真有對人對地失而復得的喜悅,願意跟上台灣的改變,適應交通系統,瞭解政治上藍綠的對立,甚至盡上我當國民的義務,但求不再失去我的娘家 -台灣。 信實豐富的恩典 神在他的孩子身上是有時間表的。外子是老人科家醫(註 1),1988年底就搬遷到加州開業,依美國人習俗是不支持我管理他的診所。直在2004年因團隊解散,我才加速重整。展現的是法律管理的薰陶,和中西文化的匯集。為他在醫院旁邊蓋一個專屬他使用的診所,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晚上霓虹燈亮出他偌大的名號,我嫌字大他說剛好,我說太亮,他說恰好。經濟這麼低迷的美國人,沒有債務壓力的丈夫可以安然成眠,人前人後他稱謝我這made in Taiwan 的妻子。 放下憂慮管理擔子後,2004年始,喜愛教書培植後進的外子,得以到醫院教授住院醫師,同時在苦難人身上感受責任的外子,成立醫療短宣隊American Medical and Dental Services(註 2),每年帶領醫師和年輕醫學院學生到中國落後地區醫宣。今年見證到已培植出年輕領袖,開始接下傳承棒子,還有一梯次去了痲瘋院, 實在是讓人好欣慰。 先生孩子問我:每晚都盯著電視機看台灣中國大陸新聞。那麼好看?告訴他們想家。兢兢業業三十年,可以說盡了我各角色的責任與義務,在世上我也無所需求,但想念台灣,那裡還有家人,親朋好友,有好山好水。 外子說:夫家,娘家都是妳的家,妳可以兼顧,自由往返。 前往東方的兒子 希望孩子也能學習東方文化和語言,認識我成長的家鄉背景,體會為母者的心情。何況三十年來眼見富裕的美國現在是充滿危機,不只成了債台高築國家之首,更養成缺乏奮鬥精神,努力動機的年輕人,實在令人憂心。大兒子剛滿二十四歲。正是當年我離家的年紀。是該離開父母的巢窩,譜寫他自己的人生了。他就選擇今年九月,前往中國讀醫科研究所。四年後回美國繼續臨床訓練。我們為父母者,認識在美的中國醫師,放心也支持他。盼望幾年以後,經過東方文化洗滌的孩子,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 教會台宣的異象 既是基督徒,這信仰就深深左右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我所屬的台福教會(註 3),預見台灣人移民美國浪潮轉向回流台灣,在八年前就積極回台灣各地建立基地,成立台宣中心,並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各鄉各鎮建立聚點。2009年因為八八大水災,我也和支援隊去了受災區,參加在溪頭舉辦的百多位牧師退休會,吃到各地的名產美食。對我,一個自台北市長大的讀書孩子,在美國沉浸洗禮三十年後,再返臺灣時,就喜歡全省到處走透透。以新的態度,重新認識家園。我認識一對在嘉義的夫婦,是六年前退休後從南加州回台當義工的。特別在孩童校園內課業輔導。幾次看到他們,竟一次比一次健康有活力,真是心動不如行動,我喜歡這種有智慧的選擇。 我也相信參與教會,這是我再返台灣關心鄉土的第一站。多年主裡的服事,是明白團體肢體之配搭,認識自己恩賜合乎中道的。事實上也開始有些許投入,只是需等候 神明確帶領,有肯定印證為宜。 永遠成長的生命 驀然回首,人生一段段路程過去了,一段段使命也完成了。經歷譜出深度,歌者既以生命唱出,聽者就以生命,在心深淵處回應。平日接觸很多老人,瞭解人生晚年的光景。既知不進則退,而不願活在遺憾與失落之中。就當盡力規劃生命的秋季與冬季。 秋陽是成熟的,生命的頂峰,溫暖自己也溫暖別人,等待冬陽落日之時,就可安然離去。 寫下此文勉勵自己, 感謝愛我的神,我的人生是祝福滿滿的。夫家、娘家都是我的家,願和我所愛的家人、同窗、好友,再前進成長 1980年留學生身分來美奮鬥近三十年後,完成所有修身齊家之責任。2008年開始懷著近鄉情怯情懷,以劉佬姥進大觀園的心情再回我的娘家-台灣。一個女孩離開了保護的家園,在異國文化承擔了30年的歷練,已是成熟的婦人,就以成熟的眼光再認識娘家。二年後的2010年八月,居美30年後,寫下內心重拾的驚喜-回娘家。如今兩年又過去了。 娘家娘家是窩心 朋友都笑我,家業已成是最幸福的壯年期,卻那兒都不去,就愛回台灣。那當然:我愛台灣,我的寶貝在台灣。 兒時回憶全都是媽媽的娘家,成長過程都是和爸爸媽媽回媽媽娘家。常常禮拜天爸媽就彾著老三的我到老六的小妹,無一倖免,從台北橋坐13路公車,很久的才到螢橋,那絕對是我痛恨的事。外婆家很臭,哭著求不去,才八歲,不行! 常常是挨頓打哭哭啼啼上路。 媽媽娘家很窮,外公是追打妻兒的賭徒兼木工,家際就全靠外婆,半夜摸黑出門挨家挨戶幫人家手洗衣服賺糊口的。大舅、二舅孩子、三舅、四舅、五舅、六舅、大阿姨、三阿姨、四阿姨,全擠在廈門街鐵路道旁邊的一棟舊日式二層樓房。老人加小孩,女人加男人那可是幾十人喔! 二舅因車禍過世,三個孤兒也在夾縫中生存著。回到了娘家的媽,可是放牛忙吃草喔,忙著和外婆阿姨們訴說商量這陣子發生的大小事,不到吃了晚餐又烏漆八黑,那甘心帶我們回家。我那張臭臉賴在門外太久太冷了,終得入內,只好常常墩在愛乾淨的三舅媽身旁,看她洗那永遠洗不完的碗,聽她講阿信般的人間世事。還有咱就略過不提正對面的毛坑吧。那恐怖的早年舊式毛廁,讓我真不知道阿姨舊媽们是如何地好手藝。 兄友弟恭是團結 親人代表的是台灣最典型地卑微人物,幾乎都不識字,只是郵差、司機、賭徒、打字員,外務推銷。只有五舅,是外婆幫人洗衣供五舅念大學的。手足很團結,一家有難大家幫,一人有錯大家罵,孩子輩有未婚生子、賭債被砍、倒帳坐牢、也有努力上進、步步高昇的,諸多奮勇擺平,啼笑皆非事宜,讓你又哭又笑,卻至終以關懷包容收場,手足疼惜之情讓你動容。 後來這沒產權的舊宅被徵收了,親戚長輩們鳥獸散地各立門戶去了。每個家庭都忙著奮鬥再奮鬥,但家族關係依舊非常親密著。長輩們輪流接待所有親人,小小公寓裡總擠滿著人,讓我嘗盡了阿姨舅媽的好廚藝。我喜歡阿姨舅媽,她們疼愛我,喜愛我的聰敏和進取心。好強的三舅媽是家族永不放棄的精神支柱,爸爸總說:妳媽媽家是赤貧最下等家庭,女人都像木桶圈,不管多堅苦,硬是把一大家庭撐起來。 常跟著媽到城中區公司,看當廚師的三姨-屈服在卑微的環境下流淚,再繞到土地銀行-四阿姨單位調頭寸。總之,在光陰歲月裡,她們的故事流入我的心坎。媽十來歲就離家當女傭養家,結婚前是提茶倒水的工友,記得有陣子流行小兒麻痺症,我们姊妹六人輪流生病,媽媽很擔心,三天兩頭跑醫生診所。診所跑多了,捨不得那費用,就說醫生館賺錢最容易,只要打開水籠頭,自來水就源源流下。所以後來我在美國嫁給醫師,二十年前為了安慰她,替媽出口氣,就開玩笑:我家水籠頭,流得是美金喔。媽笑得合不攏嘴,不識字的媽是有盼望的,女兒替她出氣囉。 情深義重是永恆 離家到美國後,極少和親戚聯落,但知隨著台灣經濟知識的成長,他們子女早就脫離貧窮,在各行各業認真打拼著。這兩年我就愛返鄉,再見到的長輩,都已經七、八十歲,身體體力凋零中,精神上卻因滿滿的親情而滿足。當年孤兒的二舅孩子们,早已成家立業,如果三舅、舅媽有需,二舅兒子是隨傳隨侍,有陣子五舅病得嚴重,二舅孩子像親兒子般背五舅上車復健去。追逐看得見的財富利祿,是淺的是餓的,耕耘看不見的真誠情義,是深的是飽的。 2004年暑假,長輩們一起到日本北海道旅遊,四姨幫媽媽出旅費,媽媽像孩子般拖著不良於行的腿玩得好開心,回到家沒來得及看旅遊暢懷照,就在復健醫院前因車輛喪生,沒有道別,沒有遺言。女兒在思念中只能揣測這位卑微平凡的傳統台灣女人,她一生的信念是什麼,這是傳承。 家人相伴最窩心,每年至少舉辦一次,三、四代家庭聚餐,那至少也得滿滿六大桌,士農工商樣樣有,各找各的話題去,熱鬧是台灣人,也是我家族之所好。阿姨舅舅們更是常常見面。五舅有學問,是響導,安排每個星期都到郊外走走,兄嫂眼睛看、耳朵聽他的安排,接近新台灣的好山好水,青樹綠葉。五舅孝順臥病終老的外婆後,每年都發紅包給兄嫂,媽過世後,還是五千塊台幣給爸爸。常聽骨肉為家產相殘,93歲高齡老爸對五舅稱讚不已,總說這種家庭實在難得。我回台時一定加入他們的郊遊行列,才發現臺灣竟是這麼美。 好山好水是寶島 臺灣又美又方便,到處是健行小山丘。百姓素質高了,多人愛護這片青山綠水好天地.,其人文地利是大有發展觀光潛力的。近郊開發很多親子古道,成了我回台最愛。每每在陽明山山上,就萌生回台之念。長輩打過了該打的人生戰,戰勝最惡劣環境,栽培健康有用的孩子、孫子給社會,也把建設家園的責任傳遞給下代,現在和最親的兄妹,歇息在一輩子所愛的美麗家園。這畫景是美的。 當然知道這些年台灣政治上很混淆,經濟上極窘困,但我並不悲觀。因為台灣政治史上走過更辛苦的年代,卻在痛苦中萌芽,經濟史上經歷更無望的歲月,卻在絕處中逢生。也聽說嬰兒潮教養出的年輕人無法吃苦,但我對他們還是有信心,年輕人總得走出一條出路來。這些年興起回台的浪潮,海外僑胞欲葉落歸根,像我家長輩,欲歇息在最終所愛的家園上,愛是永不止息。 再接再勵是堅強 24歲來美,漂洋過海,兒時打下的根基讓我在美國開花結果。骨子裡流的是台灣女人的心思,花開花謝地走過百合的清純,玫瑰的兇悍,梅花的堅毅,和蘭花的無言。這二年每當飛機著地的那一霎,安定了三十年風塵僕僕的辛苦,想起了小時媽媽愛回的娘家。台灣寶島是我的娘家。 台灣傳統的奮鬥精神,屢屢在國外僑胞身上可看。海外多的是成功例子,但無可厚非的,一定有失敗的,那但願他(她)有可包容的親人,像我的長輩,包容成功也接納失敗,終歸都是一家人。 深信個人、家族、社會都還是會繼續活出傳承的精神。在這2012年歲末,寫下心中感恩,記念我的長輩,獻給娘家,願大家蒙福,共同迎接新的2013年。。(劉晴吟) 註 1:: 外子醫療網站:www。joeldoughtenmd。com 註 2::  AMDS 網站:www。amdsusa。org 註 3 :: 台福總會網站:www。efcga。org

鄭信傳、魏妙圭

有緣人就在眼前! 鄭信傳醫師1968年來美,1974年返台探親,擬順便完成終身大事。家裡長輩費盡心思,找來16個相親對象,讓他仔細挑選。那晚,他踏進媒人家裡。這位熱心的媒人是鄭醫師阿姨的好朋友,住在永和。鄭醫師坐下後,媒人拿了一本相簿讓他翻閱,鄭醫師翻了翻,覺得沒有哪個人特別讓他注意,意態闌珊之際,突然注意到咖啡桌底下還有一本相簿。順手一翻,就看到一位姑娘特別吸引人。他馬上跟媒人說”我要看這個”,媒人笑著說,這本是自家的家庭相簿,不是用來相親的。在鄭醫師的堅持下,照片中的佳人魏妙圭的二姑,也就是媒人婆,同意幫他詢問妙圭的意向。 當鄭醫師終於見到魏妙圭本人,他形容自己當時猶帶時差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和行禮如儀走馬看花般見過的其餘幾位姑娘,鄭醫師早已知道自己心之所向。 魏妙圭當時有談得來但並未獲家庭認可的男性友人,站在命運分叉口,一趟關西之旅,卻讓她明白冥冥中自有定數。魏妙圭說鄭醫師帶她去關西摸骨,鄭醫師留在門外,她一人入內,摸骨師父摸完骨就說「姻緣到了,對方是外國回來的技術人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鄭醫師身上,他說,摸骨師父說他的另一半出身教育世家。與魏妙圭的家庭狀況也不謀而合。 鄭信傳醫師是新竹人,新竹中學畢業後考上台北醫學院,是第一屆學生。畢業後於榮總擔任外科醫師。當時美國亟需醫療人才,對醫生赴美就業等規定非常寬鬆,因此許多醫師紛紛赴美。鄭醫師也在這一波「留美潮」中,於1968年赴美,通過外國醫師ECFMG的檢定考試後,接受芝加哥一家醫院邀請,擔任實習醫師。第二年,獲Savannah Georgia Hospital聘請,前往就職,接著再轉到辛辛那提,在那裏完成實習訓練,拿到正式醫師執照。職業生涯於是穩定下來。之後又分別於辛辛那提Jewish Hospital 以及 Providence Hospital任職,擔任外科醫師,迄十年前退休為止。 生活穩定之後,成家的念頭油然而生。鄭醫生返台娶得美人歸,躊躇滿志;沒想到嬌妻魏妙圭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魏妙圭跟著丈夫返抵辛辛那提之後,為了早日適應美國的生活,於是到語言學校上課。班上有一位來自台灣、畢業於建中的同學。閒聊中,同學告訴她,他們家在州立大學旁買了一棟房子,房間分租給學生,租金收入除了繳貸款之外,連他們的生活費都可以cover,是很不錯的投資。一語驚醒夢中人,魏妙圭這才發現,在美國買房子還可以貸款。回家後,她趕忙跟鄭醫師說,買房可以貸款,那我們也買房吧! 當時小倆口租住於公寓中,加上鄭醫師訓練期結束,收入增加,買房子順理成章。兩人買了房子之後還有幾萬元的存餘。魏妙圭再接再勵,又在州大旁買了一棟有17個units的公寓,1976年買入時才花了23萬美元,二年後 以「屋主自售」方式賣了33萬。兩個月後她們獲悉,同一棟公寓,新屋主居然又賣了,賣了37萬。 鄭醫師回憶說,當時因為通貨膨脹之故,貸款利息高居不下,自9%,10%一路飆升,民眾紛紛追捧,以致整個房地產市場強強滾,時機很好,賺錢非常容易。對於魏妙圭的認準時機,善於理財,鄭醫師給予高度肯定。 房地產投資旗開得勝,讓魏妙圭信心倍增,打定主意要繼續朝此方向經營。期間,曾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建中同學建議要與他們合作投資,他願意只佔10%,並且擔負管理之責。當時在魏妙圭身邊的經紀與律師紛紛勸阻,專家們認為,對方還是學生,資金缺乏,不但現金拿不出手,到銀行辦貸款還要兩夫妻為他背書。既然他們兩人自己有足夠資金,根本沒有必要讓外人參與。魏妙圭認為專家言之有理,採納建言,只讓同學擔任管理之職。其後因他表現未盡人意,雙方終於終止合作。其後,魏妙圭購買的公寓,通常都會留一間公寓,免費給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居住,但要求負管理公寓之責。 1991年,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有意購置永久會館,可是一方面同鄉會沒有固定收入,另一方面口袋金額有限,即使買了會館,後續的房地產稅,水電費和維修等費用,也是令人頭疼。就在大家束手無策之際,當時身為同鄉會幹事的魏妙圭,主動提供自己Shopping Center 其中一間大約2000呎的空間供同鄉會使用,命名為辛辛那提台灣會館。魏妙圭這個Shopping Center 位置適中,地點很好,會員們非常高興,對魏妙圭夫妻的慷慨,紛紛表示感謝。目前辛辛那提台灣會館設置有卡拉OK,橋牌室,舉凡幹事會議或是70人左右的聚會,都會選擇到會館來辦,使用率非常高。如果人數再多,就會到附近一間教堂去。不過辛辛那提同鄉近年來陸續遷出,人數自高峰時期的大約200人已經降至不到100戶,年會時加上學生才大約有120-150人左右。 1993年,魏妙圭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秘書長,1994年擔任人權會會長。1995年透過曾秋雄推薦,獲邀與郭重國搭檔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正副會長,並且不負眾望,順利當選。兩年後,魏妙圭登記參選全美會會長,孰知休士頓的林又新突然跳出加入選戰,令魏妙圭頗感困擾。魏妙圭表示,她素來不喜競爭,本來以為無人出來,她才決定參選。不過既然戰鼓已催,魏妙圭也不畏戰,她決定全力以赴加入戰局,爭取最後勝利。 鑒於魏妙圭在兩年副會長任內認真打拼,全美走透透,成績有目共睹,她對選戰結果非常樂觀。然而,全美會的選舉制度卻讓魏妙圭勝利的果實化為烏有。 魏妙圭指出,當時全美會的選舉分為兩個周末投票,本來理當兩周都投好票後再一起開票。可是全美會卻在第一周投好票就開票。結果第一周開出來的票呈一面倒趨勢,魏妙圭在所有地區都呈現大幅度的領先。當時就有耳語出現,說妙圭一定會贏,林又新是台獨聯盟的人,不要讓他輸太多,很難看。在多方運作之下,第二周的票就翻盤了,最終林又新以五票之差贏了選舉。事後,有人戲稱林又新為「五票會長」。 魏妙圭回想起當初的情景,慨然說自己其實對名利的追求並不熱衷,只是覺得選舉制度太不公平,缺乏合理性,這是應該改進的地方。 其實,魏妙圭也是台獨聯盟的成員,但為何厚此薄彼?魏妙圭指出,事後她才得知,她被貼了標籤,說是屬於張燦鍙一派,林又新則有住在Dallas的張信堂等大老鼎力相助。說到最後,其實兩組候選人都是出自台獨聯盟,只是派系不同而已。 談到已經過世的林又新,魏妙圭表示,選舉結果也並非不能接受,林又新做得也不錯,至少圓了他擔任全美會會長的心願。 講到魏妙圭和台獨聯盟的淵源,不得不提張燦鍙。有一年張燦鍙到辛辛那提,透過曾秋雄表示要邀請魏妙圭加入台獨聯盟。魏妙圭聞訊受寵若驚,想不出自己何德何能,能讓張燦鍙關注並邀請入盟。當時魏妙圭在家裡為他們開了個歡迎會,正式加入台獨聯盟。 令人惋惜的是好聚卻未能好散。2000年阿扁當選後,妙圭經扁友會,葉宜津與芝加哥經文處三個單位推薦,獲邀擔任僑務委員。當時台獨聯盟並無明文規定不可接受政府任職,加上聖地牙哥同屬台獨聯盟系統的王克雄也獲任命,在妙圭委決不下之時,芝加哥辦事處來電催促索要資料。強調當下兩位人選,另一位係自薦爭取,但辦事處認為妙圭在選舉期間不但身為陳水扁總統競選海外部副總幹事,又屢次返台為綠營政治人物站台助選,本身在美又曾擔任過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以及台灣同鄉會副會長,並且成立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心,資歷最齊備,經歷最完整, 是不二人選。妙圭終於點頭答應。不料嗣後即接獲台獨聯盟開除通知。 在擔任八年僑務委員期間,妙圭奔波於美國與台灣之間,忙得不亦樂乎。2004年擔任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監事長,2004年再度為扁助選,奉吳澧培資政召喚,返台整整一個月,辦了「海內外團結之夜」,當晚總統副總統親自蒞臨,吸引了三、四萬人到場參加,盛況空前。2006年與吳澧培資政合辦「台美中國際關係研討會」,與會者囊括台灣政商名流,令人目不暇給。2006年參與海外志工團返台助選,2009年擔任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再轉任幹事至今。2012年和2016年亦均出任海外小英後援會重要幹部,同時也擔任新北市與辛辛那提姐妹市委員會委員。妙圭為故鄉台灣付出相當多的心力,令人敬佩。 去年夏天,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舉辦時,適逢台灣立院法召開臨時會,沒有辦法邀請重量級立法委員過來助陣。擔任副召集人的妙圭,還是在艱困情況下安排了最令人滿意的食宿與節目,令與會同鄉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提起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就讓大家想起一件匪夷所思的插曲。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竟然曾由一個上海人出任。為甚麼會造成這種情況?妙圭表示,純粹是陰錯陽差使然。有一位嫁給上海人的台灣同鄉向妙圭訴苦,說自己來到辛辛那提後不容易交到朋友, 剛好有一年要選舉新幹事,妙圭因此有意將她引進同鄉會,讓這位同鄉擴大生活圈,也多認識一些人。沒想到在年會開會中,那位同鄉突然提議,說她的先生比她更有時間,希望改提她的先生擔任幹事。大家難以拒絕,只好勉為其難答應讓他成為三位新幹事之一。接著開幹事會議分配工作,又有突發狀況。妙圭解釋,同鄉會編制有七位幹事,三位新幹事當中要有一位負責姐妹市,一位當會計,還有一位則是候任會長。未料原先承諾要出任會長的幹事改變主意,說只願意當會計,另一位負責姊妹市的幹事也已談妥,剩下的就只有候任會長一職。當時同鄉會也相當躊蹴,那位當選新幹事的先生表示「不介意」當會長,還說同鄉會會章裡規定只有「認同台灣」,並未要求「效忠台灣」,他認同台灣,因此有資格出任會長。 「外國人」出任會長的後續效應馬上顯現。首當其衝的就是夏令會的運作。對會刊設計,該會長要求可以放台灣地圖,但不能用綠色,他認為這樣「政治色彩太濃」。封面要放台灣正副總統玉照,他也持反對意見。開籌備會時,他要求用北京話溝通,字體要用簡體字,如此與大家格格不入,漸行漸遠,終於招致同鄉抵制,他也自感無趣,慢慢退出同鄉會活動。 對於自己的奉獻,妙圭無怨無悔,她強調說,自己雖然人微言輕,但是只要有能力,就盡力而為。倒是自己的三個寶貝兒子,年齡不小卻仍舊單身,讓想抱孫樂享天年的鄭信傳醫師和妙圭乾著急。 鄭信傳醫師和妙圭的大兒子現年40歲,電腦科系畢業,目前留在辛辛那提幫助父母管理產業。二兒子39歲,經過嚴苛的訓練後,目前在洛杉磯擔任麻醉科醫師。小兒子36歲,密西根建築科系畢業,拿了碩士學位,目前也在洛杉磯工作。 對未來媳婦有何要求?兩夫妻很開明,表示只要兒子看對眼就好。 四十幾年前,留學生鄭信傳回台灣因為「看對眼」,和魏妙圭締結良緣,成就了美滿的婚姻、成功的事業,而且還傾力為台美人社區及母國台灣的福祉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一起見證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台灣本土的蔡英文政府再次執政。 至於在美國成長的第二代,他們的對象和婚事,顯然讓人生旅途上身經百戰,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的鄭信傳和魏妙圭這對父母有些束手無策,原來「看對眼」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但他們樂觀堅信,有緣人終究會出現在兒子們的眼前,就像他們的父母親一樣! (文字整理:Edda )

杜國清 台灣文學國際化推手

聖塔芭芭拉是美國知名海灘風景區,若是下次到此地一遊,千萬得逛進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的優美校園內,去找找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博士。跟他聊聊台灣文學及台灣研究中心,杜國清總會精神奕奕地說,明明就有不輸作家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力作,台灣的海洋文學不但被長久埋沒,更別提要走上國際舞台。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台灣文學翻成英譯,杜國清大可當個輕鬆教授,但一股使命感,使他義無反顧一頭裁入「台灣文學國際化」之路,而經過7年的培養,他已建立一群資深學者團隊,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足夠的經費,不能再等了,只能自己啟動撩落去囉。 台灣文學 世界文學界遺珠之憾 中國文學在美國的東亞學術研究領域是顯學,但若論及研究台灣文學,文學界才剛起步而已,聖塔芭芭拉加州州立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是全美現今唯一研究台灣文學學術研究機構,在杜國清教授一手策劃並以推動有關台灣學術研究,積極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英譯、以及台灣研究者間的學術交流,在全美已有相當權威的地位。 杜國清說:「台灣文學國際視野的確立,必須敞開胸懷,廣幅度地思考、型塑、呈現台灣文學內涵時,得找出世界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元素。更需基於『台灣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之一環』的體認,努力而有計畫地對世界顯示台灣文學具有的特殊性格和精神。」他認為,台灣文學曾經長期被漠視甚至被限制,但不代表就沒有好作家或令人激賞的作品。 而台灣文學最引人入勝之處,就在於深受海洋影響的島國風情,卻又因為歷史背景導致各種族群移民不斷的交雜融合,深具多元文化特色。使得台灣文學可以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構成了台灣文學研究的最終定位和評價時具有國際視野的一個理論基礎。 校長兼撞鐘 大小事全包 別懷疑杜國清博士的說法,旅居美國多年,他可是位才情洋溢的傑出詩人,特別專精於美國艾略特,日本西?順三郎,中國李賀,公認的三大經典詩人的研究,在台灣研究中心建立前,他已是學界著名能貫通東西文學的比較學者。在他漫長而堅毅的學術研究歷程中,同時兼備有明晰的台灣文學「本土觀和國際觀」,常有十分獨特的見解,是極具宏觀遠見的一位學者。 放著輕鬆教授不做,現在身兼「校長兼撞鐘」的杜國清教授是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底下有一位助手,除了平日教學外,幾乎以中心為家,因為沒有足夠經費請其它人手,所以他必需自己擔任行政、總務、翻譯及書寫評論,甚至惱人的帳單都得親力而為,而最吃重的是他還要進入書海親自翻譯台灣文學英譯的工作及舉辦學術交流活動,可謂鉅細靡遺大小事全包了。 他分析,為了加強國際間對台灣文化的瞭解,及促進台灣文學的研究為宗旨,該校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原則,就定位為文化研究、學術立場、國際視野,透過此三面向構成的三稜鏡來檢視和探索台灣文學其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觀。 三大願景 苦心孤詣著手進行 杜國清長期以來不斷在思索,苦心孤詣著手進行的,則是根源於自身致力於推廣台灣文學,為了紮根深植美國的理念,他內心的高度使命感,以實現包括以下三大願景為長遠任務:1.定期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活動,台灣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台灣研究演講系列,以及台灣作家短期訪問等;2.出版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的英譯作品,尤其是台灣主要作家代表作的英譯單行本、以及中英對照的作品選集;3.編輯出版有關台灣研究的英文著作,主要對象是美國大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所完成的台灣研究的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 該校自 1996 年以來,與文建會合作出版半年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致力於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介紹給英語讀者,以促進從國際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一直至今,成效斐然。 2002年「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設立,讓中心規模終於形成,她是由聖地亞哥的台美基金會五位有識之士,決定捐贈一筆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設立「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捐贈者表示他們提供贊助希望該校成為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國際中心。 為了促進台灣文學的國際研究與英文翻譯交流,甫於9月24-25日舉辦的「台灣文學與英譯國際研討會」,相當圓滿成功。這次研討會加強該校台灣研究中心與國際學者、研究生與台灣文學翻譯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學者與翻譯者聚集一堂,互相吸取經驗,集思廣益,以便進一步推動台灣文學英譯工作。 杜國清維持相當地辛苦,但他總是樂觀以對,充滿信心:「我們相信,在『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基礎上,有一天我校將成為台灣研究的專門出版機構,一個名符其實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國際中心。」 召募台灣研究基金 為永續發展 由於加州大學近年財務刪減,預算緊縮,杜教授為思考其永續運作,以免人事變遷被裁撤,所以開始推動「台灣研究基金」的設立,在未來,他希望退休之前,能夠募到2百萬美元做基金,實現該中心三大願景的長遠任務。 杜國清深謀遠慮,雖然現今受到該校楊祖佑校長及院長的鼎力支持,但學校受大環境經濟影響,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預算仍只有25%是來自學校,其它必需自己爭取籌款。杜國清教授希望有足夠的基金能夠捐贈該校並指名台灣研究基金,校方自然會讓中心永續發展。 杜國清提及,由於學校是個非營利機構,所以捐款者都可以有証明,該基金是透過校方會計制度統一管理,具有強而有力的公信度,不論多寡,希望此間僑民鄉親能熱心捐募,甚至企業若能支持台灣學術研究,願意贊助更是衷心感激。2百萬不是個小數目,但他希望細水長流,每年都有人願意捐募,經過10年、20年終究可以達成,他笑著說,屆時就可以安心退休,把棒子交給後輩,高枕無憂,在美國,台灣文學不會消失,而且將屹立不搖。 杜國清教授很客氣地表示,他準備了介紹台灣研究中心的資料及企劃書。若是有讀者願意捐款,他深深感激,表示支票請寄給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但需指明用在台灣研究中心的「台灣研究基金」,抬頭請寫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簡寫UC Regents),底下註明存入” Center for Taiwan Study Account (Taiwan Studies Endowment)(簡寫CTS Account),住址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CA 93106。校方收到後會寄收據証明以徵公信。若有任何疑問或欲知詳情,可以找台灣研究中心805-893-5101或805-893-8835。 記者林蓮華

林炳南

位於柔似蜜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常常會看到一位像是里長伯的長輩在巡頭巡尾,他就是受到會館上上下下敬愛,德高望重的林炳南,立志要把餘生奉獻給會館,做永遠的義工,這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已把台灣會館當成家,進進出出的社團人士就像親友一樣疼惜。 超愛唱歌、又會表演魔術、會館演出缺什麼角色,只要他幫得上忙,人家敢開口,他一定義不容辭撩落去又演又唱。 他也很愛說笑又會自我調侃,雖然有時放出冷笑話,大家要他解釋再三,他也會不厭其煩的說道大家會心一笑。也許,他不是很完美,但一位85歲的老人家,無怨無悔的不求名利做頭做尾,沒有人敢再苛求,只有對他充滿無限敬意。 林炳南一本正經地說:「會館對我是精神糧食,感謝王桂榮先生捐贈台灣會館,因為我是住在會館附近,經過太太鼓勵才有機會參加,餘生想要奉獻給台灣社會和台灣社團。」 日據時代  意氣風發少年時 1920年日據時代,生於彰化田中鎮, 5個兄弟姐妹,林炳南是老大, 剛好就住在鎮上鐵路火車站的出口大路上,家中經濟算不錯,讀到高等科(初中),就找到一份在員林台鳳會社的工作,專門負責日本軍用品的庫存、材料、出納等庶務,後來表現優異,就到日本衙役所(現今的鎮公所)做指導員,管理糧食生產、糧食面積收獲量的計算,並做皇民奉公會,當時差不多20歲,雖然在打太平洋戰爭,他覺得當時社會很安寧、治安好、人民又守規矩,表面形式上日本還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有點遺憾就是日本政府對理番政策處理不當發生霧社事件;還記得「始政40週年」時曾參加奉公青年團到台北一遊,那是青年時最高興的時刻。 國民政府時代  自營裝璜生意 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敗,向美國投降等於宣布終戰,當時沒看過中國兵,在彰化田中鎮第一次看到國民黨阿兵哥時嚇一跳,怎麼看起來像在跑路,打贏的兵怎麼像是在逃難,反而戰敗的日本兵卻嚴守紀律,堅持整齊裝束。里長(保正)說要抬豬慶祝"台灣回歸祖國",他看到阿兵哥的行徑後,堅決說沒必要。 當時換成中國國民黨剛來台,社會簡直像是無政府狀態,也有很多人被修理,還好平常他人緣不錯才保住沒有被整慘;當時25歲,他決定轉業,做肥皂化工,不過碰到舊台幣時代,物資波動劇烈, 4萬舊台幣換一1元新台幣,一日三番,大家難以維生,他聽人家說,在中國他們就這樣亂搞,結果到台灣還是搞出通貨澎脹,肥皂化工也做不下去了,民不聊生。 台灣經過228事變與白色恐佈,林炳南知道決不能有明顯政治傾向,他自己有5個孩子,包括3個女兒、2個兒子,他要養家糊口,扛起一家重擔,就像一般尋常百姓,只要能平安過活,政治氣壓在低都得熬過去,他唯一能堅持的就是不願再涉入政治有關的工作。 等待情勢穩定後,乾脆在家裡開起裝璜之家,一做就做了30多年,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貪污文化,各路招數,他全程領教過;林炳南受日本教育,一板一眼,當時真的很不習慣,他說,以塌塌米為例,當初接洽的公職人員,不但把報價抬高,而且公然就要給一半回扣,真是有夠離譜,後來也就見怪不怪。 移民來美  台灣會館找到心的歸宿 因為女兒依親來美移民,如今20多年,當時退休後含貽弄孫,生活過的很自由愜意,島內還在黨外戒嚴時代,但他終於可以在美國安全解放,關心起台灣時勢,但當時仍不是積極參加社團抗議活動。 1999年透過辦公室友人介紹,才正式來台灣會館幫忙,當時有鄉親提供免費的卡拉ok設備,所以愛唱歌的林炳南,就設立了卡拉ok俱樂部,一開始只有幾位會員,到如今已經開2班,會員至少維持在20幾位左右,一轉眼己成立6年。他也負責一些會館的室內設計建議、也幫助去採購,修理地板,什麼活他都可以插上一手;他說,是為了健康快樂,因為在異鄉找到心的歸宿。 陳喜一是卡拉OK俱樂部成員,他盛讚阿伯很公正親切,以他的年紀唱的相當好,而且隊員有發生誤會,他都可以圓滿化解,俱樂部不但發揮台灣文化,也讓鄉親一解鄉愁感恩,喚起台灣意識。 董事長林榮松、義工黃艾美、陳建銘滿口褒揚,在他們心理,林炳南就像台灣會館裡有個老爸爸,風雨無阻騎著單車天天來巡巡看, 很熱心地把會館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與一般義工不同,就是他用心又很用力,自動自發,後輩的義工沒法呷伊比 。 住在附近的公寓,騎車只要6分鐘,他開心在會館裡認識很多朋友,又可常常聽演講。不過他也衷心地說出他的願望,希望董事對義工要有愛心及重視,會館擴建是很好的方向,希望台灣會館興隆百世。 文/林蓮華

周清耀、黃文香

「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我,能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員,首先要感謝黃文香的付出,因為她的投入才能帶動我深入的參與,雖然我倆個性互補,但也許只顧"衝衝衝",其間容易得罪人。我參加社團遇到許多挫折,但社團中最需有度量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必竟正義產生關懷,大家做法也許不一樣,別忘了,理念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全僑聯盟洛杉磯支盟理事長周清耀有感而發地說著。 1981年來美,周清耀雖然住的比較遠,追溯民進黨還未成立前,重大黨外活動及民主活動,他從不缺席。由於過去生活背景比較苦,他習慣站在弱勢團體一邊,即使做生意圓融,八面玲瓏,但從沒流失過應有的正義感,及對強權的反感。 911之後,才積極投台美社團,起步比許多社團前輩晚,但因為活動力強,廣結人脈,愛做節目的他,與夫人黃文香,兩人總是「孟不離焦」地夫唱婦隨主持活動,在部分台美社團轉型成為較為活潑的型式發展後,他們在其間也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周清耀 從小就是好幫手 周清耀,1949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世代務農,祖父在日據時代把田地租給佃農,轉而經商做雜貨店及海產批發,祖父的店當時是清水附近地區唯一兌換糧票的地方,在地方上頗富威望。國民黨政府時代,記得上小學之前,經過三七五減租,後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沒有了田地家道中落,父親長子接下祖父的批發漁類海鮮,因為媽媽生下9男1女,他排行老七,人口眾多,父親辛苦維持生計,家境小康。 周清耀從小就非常懂事成熟,看到家中情景,當時他還記得讀小學註冊要6元,父親根本無力負擔他的學費。他為了能讀書,一年級就開始節儉存下零用錢,從小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他的每一學期學費,都是他平日自己零用錢存下繳交,以減輕家中負擔;由於家中長兄去台中掙錢貼補家計,雜貨店經營的很辛苦,周清耀放學後,一定要回去家中幫忙雜貨店工作,絕對不能偷懶,每天就是像個小大人在做生意,吃苦耐勞,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玩樂時光。 家中工作重擔影響到小學幾乎沒有辦法好好讀書,過去流行課後補習,周清耀急著想升學,6年級下學期,決定向母親開口,好不容易媽媽湊錢讓他補習一學期,終於得以考上清水初中。 然而父親實在無能力負擔他上初中,周清耀只能再度央求媽媽,表達自己想讀初中,媽媽遂瞞著父親讓他繼續讀初中。但經爸爸發現後,媽媽保証,所有的書都是跟鄰居借就可,學費自理,由於距離家中只有三分鐘路程,開銷不多,父親看他一心求上進,終於答應他去上學。 對周清耀而言,初中學費也是省吃儉用節省下來,老師還特地為他申請補助,學校也唯一只有他的學費是分期付款。從小就有美術天份,初中美術老師惜才曾想免費指導他的長才,但父親以家中無法開銷,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興趣。 初中順利畢業,周清耀實在不敢再向父親要求升高中,剛好當時大哥、二哥在台中表叔家幫忙開店賣肉鬆。二哥學了技巧後,也跟著在市場開店賣起肉鬆,順便叫周清耀看店,二哥則去當兵,因此他16歲就獨當一面出去作生意,去大餐廳送貨,學會不少做生意打交道的技巧,當然也有面對店家不滿意小毛頭來談生意的臉色,周清耀總是以誠懇化解,養成他從年輕時就有好EQ。 二哥退伍後,周清耀仍然有想上高中的夢想,眼看自己磋砣兩年,再過一個月就是高中聯考,他下定決心買了一本考前總複習,晚上看書,白天作生意。結果,竟然還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中高工夜間部機械科,讓他如願以償。 周清耀半工半讀,台中高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優異,還沒畢業就被受聘到工廠作機械操作。 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被分配到海軍陸戰隊。由於過去大學生就可以當預官,後來改制需通過預官考試,他當兵第一年正逢制度首年改變,那屆新兵80%都是大專生,周清耀相處後,十分羡慕大學生涯,也立志有一天自己要再繼續升學。 企劃頭腦贏得轉機 周清耀雖然家中環境辛苦,但在軍中展現活動力超強的天份,一連總共有156人,結訓考試竟然考過大專生,文科、武科都是第一名,文武雙全,成績遙遙領先,這也讓他奠定自信心。但是6個月後,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式,規定只要前12名都可以留下當助教。但周清耀此時發現國民黨的腐敗,原本第一名的他,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結果變成第13名,被派駐在外;有趣的是,後來還好是營長愛才,找他回去做營部代理受訓官,管的正是政戰訓練,專管國民黨黨証。 1980年,退伍之後,踏入職場,由於現場操作機械能力表現不錯,做了二、三年就升上業務部做營業課長,同時忖量已有能力考大學,所以又半工半讀,考上逢甲工業工程系。「公司董事長很疼我,為了鼓勵我讀書,學費全是公司支付,對外則說是他的求學可以幫助公司成長。這點讓我很感激,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讀書... 」周清耀感激人生中的貴人。 但好景不常,公司後來受火災波及關閉,他被空降到關係企業,為了感恩圖報,雖然英文不是頂好,他工作十分賣力,步步高升,做到經貿副理,協助海外事業發展。 更難得的是,周清耀發現公司都是OEM,明明自己的機械產品做的非常好,卻掛著美國品牌,只有擔任代工的份,市場全被美國人士控制。他遂突發奇想,寫了一份「如何在美國做生意」的企劃書,強調企業要領先腳步,就要創下自己品牌。董事長看到這份企劃案,決定就安排孫女、孫女婿,及周清耀派來美國開發市場。 1981年,來美之後,公司就設在紐澤西,不過,「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原本要大展身手,股東內部有紛爭,最後還鬧到被交通銀行託管。子公司遂很聰明切斷臍帶,變成獨立公司求生存。後來,簽証到期,另外一家公司爭相聘請,2倍的薪水,邀請他到田納西上班,並代為申請綠卡,周清耀得以留在美國,由於他的企業頭腦,不但擴大規模,還為台美機械企業做了很好的橋樑,許多台灣品牌,全部都由他服務的企業做代理,讓台灣機械產品,順利入美行銷。 做了一段時間,他當時的好友-Sandy 黃文香在洛杉磯的親戚因迷你超市急需人手,周清耀遂把股份一起買下來。在一兩年之內,又將超市擴大規模超過2倍,生意興隆後,2年以內,用10倍的價錢賣出去。 之後,剛好又有一家餐館,因為股東要回台灣,他決定買下股份之外,並做管理工作。即使餐館又是外行,但營業額還是翻了一翻,作到嚇嚇叫,原本以為平安無事,但不幸的是,出國一趟旅行之際,因為一起管理費200多元未繳,周清耀碰到黑心律師未處理好,結果竟然被搞到店面被查封,還把一個小案件弄到上法院。周趕快回國上法院,但已為時已晚,處境宛如從天堂掉到地獄。 還好,老天特別眷顧,又找到了新的餐館,在West Bonaventure 大飯店頂下一間速食店,一直做到現在,生意財源滾滾而來。不過,世事難料,2001年,911之後,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約八成移出,生意備受影響,他笑著說:生意目前尚能糊口。 從小學開始,就開始接觸做生意,對於中小企業及店面經營,自有一套獨到的看法,他表示,「生意的訣竅,首重研究消費群,有生意量卻賺不到錢是沒有本事,沒有生意量做不到是應該的,但是若是沒有生意量還能做到,就是奇蹟。」他比較偏重拿下有生意潛力的店面,花時間研究消費者需求,改變經營體質來賺錢。 雖然從小生活很困苦,但周清耀成長之後,事業堪算一帆風順。之前,他曾參加多次台美社團活動,但並未涉入其中,但911之後,體驗人生無常,生意在能維持之下,他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提早投入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心願。他選擇投入台美社團。 在台灣28歲時就已加入青商會及國際同濟會(KIWANIS)參加公益活動。1995年,也加入華人的獅子會,但因為餐館的關係,實在無暇顧及。911之後,周清耀決定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社團公益活動,首先加入聖東同鄉會,2003年成為會長。 他也曾幫忙第二屆台美小姐選拔賽任企劃總監,出錢出力任台灣會館的董事會董事,2002年,協助李木通促成全僑聯盟成立洛杉磯支盟,任首任副理事長,2005年接任洛杉磯支盟理事長至今。同時,2004年他也接任台灣大專校友會會長至今。 他非常感謝一生中能擁有黃文香,她是生活生意的夥伴,更是愛台灣共同理念的紅粉知己。從師範大專校友會,2003到2005年做會長,兩人夫唱婦隨。 黃文香熱情 周清耀艱忍 在周清耀眼中,黃文香耿直熱情,有正義感,熱中台美社團,但直覺的付出,有時並考慮周詳,就一路往前衝,不在乎別人的批評、指責、或誇讚,是容易得罪人的個性,她也可以馬上道歉,即時修正,馬上再出發,"衝衝衝"是她的缺點,但也是她的特點。周清耀不諱言,他是個按步就班的人,個性較艱忍沉穩,兩人是一種互補,有時的確也得幫她"善後"。 生意做的順利,但為了自己的理念勇往前進,卻也讓周清耀在社團跌跤過,「社團人士個個都是出錢出力為理想在打拚,與做生意不同,所以人際關係顯得更微妙,比做生意要複雜很多,必需有高度耐心來處理。有時社團因為人際問題,感情誤會被磨到連朋友都做不成,卻忘了其實大家的理想都是一致的,若能拋棄個人本位主義,放開心胸放下誤解,才能促成接近理想目標。 如何團結力量促進社團和諧,是我在社團一直在學的功課。」周清耀語重心長地說著。 文/林蓮華

劉天良、黃根深

與談人︰李木通、劉天良、黃根深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1966~1972在UCLA)和劉天良(1965~1968在UCLA)、黃根深(1967~1970在UCLA)都是半世紀前曾在UCLA 留學的台灣學生。他們在兩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成長、就學甚至就業之後,分別來到美國留學,因為對台灣的愛和對民主的追求,讓他們在UCLA有了交集,也共同為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貢獻了五十年,終於見到國民黨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土崩瓦解,台灣第一位本土的女總統誕生,本土政黨完全執政,真是起伏跌宕的半個世紀!2016年3月9日,他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有談不完的話題。 讀書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李木通說,1966年來到UCLA,參加了同校台灣留學生所舉辦的迎新會,這個迎新會正是劉天良所主辦。 劉天良回憶說,他在1965年9月進UCLA念研究所,當時隻身一人,沒有人迎新,非常孤單,所以隔年(1966年)他就主動發起舉辦迎新會,也就是李木通進到UCLA的那一年,那是UCLA的台灣囝仔頭一次一起舉辦類似同鄉會及同學會的活動。那時候黃根深已經在洛杉磯,所以也都一起參加活動,參與了很多事務。那一次的活動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在國民黨眼中是不容許的,劉天良說,那是個無理、荒謬的政權!在台灣,從中國逃過來的人可以有山東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等的社團,但台灣囝仔到海外留學,卻容不得有個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的組織,讓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的台灣人互相照顧、交流。所以那時候開始舉辦這樣的活動,就是一條不歸路,而台灣同學會就在這次舉辦迎新會的活動中自然而然成形。 李木通說,六十年代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讀書會,會員輪流上台報告讀書心得,除了劉天良、黃根深、李木通之外,還有陳嶄新、王秋森、陳松楨等成員。劉天良說,讀書會的意義深遠,因為後來和UCLA、USC的台灣同學會的成員逐漸形成大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劉天良說,讀書會其實也是後來生活座談會的前身。劉天良當同鄉會長,因為大家都關心台灣,劉天良就提議,大家都各有所學、各有專長,何不將自己的所學所長拿來分享,提升大家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後來促成了生活座談會。劉天良說,生活座談會再發展為現在的「台美人論壇」,這就是它的脈絡與傳承。 李木通說,生活座談會現在好幾個台灣人的社區都還有。劉天良也說,南加州因為有生活座談會這樣的交流論壇,培養了不少能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台灣人領袖,除了李木通、黃根深之外,曾參加生活座談會的人,像郭清江、謝清志、王秋森、蘇育德、蔡滄波、江昭儀等人後來也都回台灣並有所貢獻。 李木通也說,他自己參加生活座談會實在獲益良多,因為在生活座談會上,必需上台講述,並有人給予指正,獲得了上台演說的實際經驗。 劉天良說,他認為世界的頂尖學校,應該協助學生學習溝通(communication)和系統(system)的觀念,這正是生活座談會所推動的兩個翅膀,台灣尤其要注重這兩個翅膀。劉天良說,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他也曾經到溫哥華去成功地「推銷」了這兩個觀念,也曾經在東京用video 發表過這個理念。他希望台灣的教育界也能夠加強這兩部份的教育和訓練。 他說,因為生活座談會的歷練,他在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才能升任section manager,也是台灣人員工裡的第一個。正是因為有溝 通能力和系統觀念,才能和整個團隊合作無間。 劉天良說,人類因為溝通出了問題而導致的禍害,比起疾病還要可怕。而台灣人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系統觀念也比較薄弱。所以亂變、變亂層出不窮,他因此也一直在大力推動強化台灣人這兩個「翅膀」。有這兩個翅膀,才能和別人一起飛,而且飛在最前頭。 李木通也同意說,台灣人往往比較內向,不善於上台高談闊論,如果能具備這兩種能力,一定對工作、事業都很有幫助。 黃根深則說,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他參與很多,他負責文書方面的事務,比如發通知、編製newsletter等等。1969年在 Rancho Park Golf Club 辦台灣同鄉會活動時,參加的人就多達兩百人左右。李木通說他也記得該項活動,那時候李木通夫婦都參加了活動,黃根深還邀李木通夫人寫了一篇參與活動的感想,登載在newsletter上。 劉天良回憶說,台灣同鄉會成形後,1967年有一期UCLA的校刊登出一篇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投稿,引起討論,很多人都說是劉天良寫的。劉天良笑說大家都賴給他了。 黃根深說,當時候台灣同鄉會是陳銓仁(陳隆、陳堅的大哥,已過世)在主持的,主要都是他在聯絡、協調,後來才由許和瑞接棒,1967年當了會長。所以若溯及源頭,陳銓仁應是創會會長。 劉天良說,許和瑞當了三年的會長,後來就有人批評說這樣有點像蔣介石了。其實那時候當會長是「殺頭生意」,少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當會長的。由於劉天良在同鄉會很熱心參與各種活動,所以1971年被推選為會長。 劉天良回憶說,UCLA有一個東方圖書館,裡面陳列有「中央日報」、「人民日報」、日本的雜誌,林林總總。劉天良說,當時他很天真的認為,來到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應該甚麼都可以看,都可以參考,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洛杉磯的領事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徘徊走動,有一次劉天良翻閱「人民日報」,卻見該國民黨官員在瞪著他看,令人極度不安而且憤怒。劉天良說,當年那就他們這些駐外官員的工作,但他就是不能理解,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學府裡,我們竟然還是不能自由地閱讀圖書館裡所陳列的各種資訊。 李木通回應說,歷史真是捉弄人,當年看「人民日報」會被國民黨的領事「點油作記號」;可是今天的國民黨官員可能反而要說「人民日報」是必讀刊物呢!為了統治台灣人,國民黨可以從反共變親共,這種轉變太諷刺了!也太侮辱台灣人了! 劉天良感嘆,台灣人是被當奴隸看待的,簡直比美國當年黑奴的遭遇還要淒慘。 黃根深當時負責出版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通訊 Formosan Newsletter。黃根深說,那時候留學生念理工的佔絕大多數,像他念文科的很少,所以「舞文弄墨」、畫圖等都他一人獨撐,寫、編、印、摺、貼郵票、寄發,校長兼撞鐘。除了newsletter之外,也出版了同鄉會的通訊錄,現在都成了台美人活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歡迎台灣金龍少棒隊 黃根深還記得,台灣金龍少棒隊1969年來美國比賽獲世界冠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也很盛大。他說那是他參與同鄉會以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次的歡迎會是在許和瑞會長任內的事,劉天良是該歡迎會的主持人。劉天良回憶說,為了歡迎並獎勵這些台灣少棒選手,同鄉會為每一位選手準備了一份禮物,那是一支筆和20元美金。當時領隊謝國城(謝南強的父親,謝南強是UCLA企管博士)依照球隊人員名單,逐一唱名,上台接受許和瑞會長頒給禮物,最後有兩位隨團記者,因為同鄉會只準備禮物給球員,並不包含記者,記者上台沒有禮物,讓謝國城非常緊張,一直敦促同鄉會給個甚麼禮物,生怕得罪了這兩個記者。 李木通也回憶說,那時候同鄉會會參與歡迎少棒隊,因為領隊謝國城是謝南強的父親,大家願意出力相助。台灣的少棒隊出國比賽時,經費根本沒著落,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比賽時,謝南強呼籲UCLA的同學,請大家在少棒選手打完球從威廉波特來洛杉磯時,提供小朋友住宿,每個家庭招待兩位選手。李木通也允諾招待兩位小客人。不過,金龍少棒隊獲得冠軍獎杯,大大出了名,結果錢就來了,然後台灣同鄉會的盛情就遭排擠了。 劉天良也說,當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國民黨官方就不打算讓台灣同鄉會招待小國手們,要把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但由於台灣同鄉會表示,若被排擠在外,將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才同意讓台灣同鄉會在China Town 舉辦一場歡迎會。 李木通感慨說,少棒出國比賽,先是不給經費,還得洛杉磯的台灣同鄉熱心出面承擔招待和歡迎的費用和住宿家庭;然而得了冠軍,國民黨當局就前恭後倨,要一腳把台灣同鄉會踢開,實在非常勢力,也非常可惡! 黃根深也說,那次的確是海外台灣人愛鄉精神發揮的極致,出錢出力,畢生難忘! 劉天良說,金龍少棒隊的教練吳敏添在洛杉磯歡迎會後,聽說和幾位鄉親到聖塔莫妮卡慶功喝酒,回台灣後就遭到處分,沒再能當棒球教練了。李木通說,按國民黨政府的思維,去和「台獨分子」喝酒,這還得了! 李木通說,後來台灣少棒隊來美國比賽,因為都在東部(威廉波特),許多台灣人都會在球場舉牌「這是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向全世界宣示,也會惹來中國人的暴力相向。 台獨聯盟及抓耙仔 李木通說,他來UCLA念書時,蔡同榮、賴文雄都已在USC,也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 劉天良說,1965年5月,他來到美國,趁還沒開學,曾去拜訪賴文雄,他那時候已經知道賴文雄是「台獨人士」。他到賴文雄家的時候,在客廳就碰見後來被人指為「間諜」的那位仁兄。隨後,劉天良也認識了蔡同榮。 劉天良說,黃根深先前提到的1969年Rancho Park 那一場兩百人人參加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因為出席的同鄉太熱情了,蔡同榮事後打電話給劉天良,形容那次活動的盛況真是「空前絕後」。蔡同榮那天身上別了一枚「I love Formosa」的徽章,當晚他帶了百枚徽章到會場義賣,一掃而空,連他身上別著的那一枚也拿下來賣了! 劉天良說,蔡同榮讚他很優秀,還拿了台獨聯盟的入會表給他,邀他加入台獨聯盟;後來還要李隆吉帶陳隆志到Gardena劉天良住處遊說他加入,不過劉天良並沒加入台獨聯盟。 劉天良說,他確實是頗有顧慮,因為他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的,而當年也還希望來美之後,還能有機會回去見到父母親。不過即便如此小心,1971年劉天良被推舉擔任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的同一年,劉天良已經無法回台奔母喪。 黃根深回憶說,1966年11、12月時,當時他住在USC附近,和一群台灣留學生同住在一棟出租的公寓,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和住在那裡的賴文雄認識並來往,賴文雄並在1967年介紹黃根深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就在組織裡負責編印newsletter「Formosa gram」。 當年台獨聯盟在USC開的會都是密秘舉行的,開會的人包括有賴文雄、蔡同榮、張燦鍙、王秋森、陳松真、黃根深、許和瑞以及那位後來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的人。這一密秘會議一個月開一次會。黃根深編寫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Formosa gram」兩期,這期間,每次的密秘會議,都會遭人打小報告給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果就有調查人員到黃根深在台灣的家去搜集他的資料。他說,雖然沒有證據,但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姜XX是抓耙仔,姜當時也是UCLA的學生。黃根深說,後來他就沒再聽到有姓姜的這名留學生的消息。 黃根深說,家人告訴他有關調查局人員到家裡搜集資料的事,黃根深覺悟到已經不能回台灣了。黃根深後來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念書,期間母親過世,他也無法回台奔母喪。雖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波折,黃根深這五十年來仍然是台獨聯盟的成員。 李木通回憶說,1967年,蔡同榮邀他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也都熟稔,也常常和這一群人做伙。 李木通說,這一些人裡面,姜XX和他頗為親近,因為當時都住在UCLA 的同一棟公寓,所以常有往來。李木通說,他當時也很天真,對姜沒任何疑慮;但後來有人警告李木通說,這個人要注意,李木通在驚訝之餘,回想和這個人交往的過程、互動以及和姜xx的太太的交談等等,才發覺事有事有蹊蹺。姜的太太常常告訴李木通說她沒有安全感。姜也常常在和李木通談話時接到來電,就跑到遠遠的地方小聲講電話。這個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領事館人員很熟,而且是「萬年學生」,總是念不畢業。他還聲稱在一家待遇很好的美國輪椅公司工作,收入優渥,但是卻沒看見他有上班的跡象。李木通說,國民黨給錢當然優渥啦! 李木通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姜xx是賴文雄、蔡同榮等人相當信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因此之故,李木通離開聯盟,不再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 李木通說,二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因為要籌組開設銀行,聽說股東裡面就有姜xx這個人;再過不久,就聽聞他已經過世了。 黃根深也回憶說,當年的台灣留學生都窮得很,也很節儉,不過姜xx卻很有錢,確實也令人感覺特別不同。黃根深說,他在編newsletter期間,也曾向賴文雄提過可能有內鬼,可是當時賴文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李木通也說,這件事對他個人及家人也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他的弟弟服兵役,常無故被叫去出操,並要他說明他的哥哥在做些甚麼事。李木通回台簽證也一直被拒絕,一直到1983年,李木通的祖母過世,李木通再去申請簽證,只獲得一次回台簽證。後來再要去申請簽證,當時的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或秘書)告訴李木通說︰「上次已經讓你回去了啊!」意思是已經給了極大的恩賜似的。 黃根深說,1971年他離開洛杉磯前往愛荷華大學念書,在學校裡就有人傳言「不可和黃根深這個人來往,因為這個人是台獨」。 黃根深說,他在愛荷華是初來乍到的人,怎麼就有人知道他是台獨?顯然國民黨的抓耙仔情報是互通的。黃根深說,那時候台灣留學生被打小報告的事例太多「太流行了」。李木通說,當然,因為那時候的職業學生很多! 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出台灣,1971年曾來過洛杉磯(註︰1971年2月 18、19 日,彭明敏來洛杉磯參加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那是彭明敏逃亡後首度在洛杉磯公開露面。 李木通和劉天良都說,在USC為彭明敏教授舉辦的歡迎會在晚上,聚會地點相當神秘,他們都是到了會場附近,才有人指示並引導到會場。李木通回憶說,彭教授和大家見面時說,台灣人要強一點,我們的勢如果壓過國民黨,這樣台灣就能獨立。歲月如梭,到現在已經都快五十年了。 劉天良說,他在UCLA念商學院,院長Neil Jacoby 曾是艾森豪總統經濟顧問之一,他和台灣有很特別的淵源。因為台灣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其實是這位院長當年協助擘劃的。國民黨大言不慚說是他們的德政,實際上都是接受美援並聽美國這邊的指揮在實施的,Jacoby在他的著作裡也曾提及。 劉天良說,1967年在商學院念書時,就曾經邀請Neil Jacoby 向台灣同學們演講。演講那天晚上,張燦鍙還特地從Pasadena趕到UCLA來聽他的演說。不過,演講會上也有聽眾當場質問Neil Jacoby 為何支持蔣介石政權。 至於職業學生的問題,劉天良說,那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事。劉天良在台灣是念成大外文系,來UCLA 念書時轉念商學院,所以頭一科要補修的就是經濟學,那時候他班上有一位台大經濟學碩士的外省人留學生,因為UCLA也要他補修經濟學。第一次期中考後,韓裔的助教說,「你這位台大經濟碩士怎麼念得比他這個非本科系的人還差?」 劉天良說,那個時候有不少藉著各種管道進入大學的特權學生,一旦出來美國,原形就畢露了,這實在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大弊端。 劉天良說,1965年,剛好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德(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來UCLA ,劉天良還特地跑到商學院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這位參議員,向他控訴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惡行,那是來美國留學頭一年就鼓起勇氣和美國參議員通電話的寶貴經歷。 不平則鳴的劉天良 劉天良說,他1946年上小學,因為國民黨軍隊來了,他的學校被佔用(一年級在雙連),二年級時劉天良還得從雙連步行到很遠的大龍峒那邊的學校上學。開學之後,學校要學生買習字簿,劉天良拿到的習字簿,前面好幾頁已被撕去。劉天良拿去向老師(姓高)抗議。劉天良說,他就是這個個性,即使是小學二年級,就會不平則鳴。 後來,念台中師範的哥哥,年底從台中回來,不知道大哥如何得知他向老師抗議習字簿的事,大哥告誡劉天良,「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劉天良初中念師大附中,高中念大同中學,考進成大外文系。 提到「年輕人愛講話才會惹事」,劉天良回憶說,成大畢業服兵役時,他是台南附近第九新兵訓練中心的排長。有一期來自高雄、屏東的新兵入伍,他們也都取得軍服。頭一個放假的週末,新兵都很興奮回家度假。可是週日晚收假後,林姓連長告訴劉天良,他排上有一名阿兵哥需要關禁閉,因為那位阿兵哥軍服的前胸的口袋竟沒蓋子。劉天良說,軍服是連裡發給他的,口袋沒有蓋怎麼處罰阿兵哥呢?連長生氣的說︰「這你不用管!」堅持要關阿兵哥禁閉。劉天良認為太無理,跑去向營長報告並求情,結過這是「越級報告」。當晚阿兵哥就寢後,連長就在連部對劉天良發飆。劉天良也只好把連長的飆罵當成狗吠火車,不當一回事了。 劉天良於1963年7月底服完兵役退伍,UCLA 給劉天良的入學許可是九月開學,劉天良於是趕緊辦理出國的手續。那時候出國留學要照X光,劉天良就到附近的馬偕醫院照了X光片。第二天去,醫院說片子丟了,結果重照,隔天再去,院方說有點問題。劉天良不敢置信,隔天再與畢業自台北帝大醫學院的哥哥去醫院看片子,馬偕的副院長黃文矩(無醫科畢業)陪兩人在燈前看X光片,劉天良的大哥說,片子看不出來有鈣化等問題呀,只是副院長一直沉默不語。 由於院方堅持X光片顯示「有問題」,劉天良不但出不了國,還得服用醫院提供的藥物,並不時要再照X光驗證。劉天良只能和UCLA聯繫,說明暫時無法出國就學,UCLA同意讓他的就學許可延期。 這期間,劉天良只好去找工作,幸好老天保佑,劉天良獲得一家日本商社的工作。要進日本商社時也一樣要照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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