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九月 23, 2021

人物

黃建舜 廣告才子的故事

走進IW Group副總裁及創意總監黃建舜(John Leewong)在西好萊塢的辦公室,一映入眼簾的就是牆上一排排的獎盃,對於從事廣告設計多年的黃建舜,得獎已經是家常便飯了。最近,他剛以一個戒煙公益廣告獲得亞美廣告聯盟(Asian American Advertising Federation)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 移民的美國夢 黃建舜的父母親在來自廣東台山,父親在1930年代首先來美,在舊金山外祖父開設的洗衣店工作。兩三年後,黃建順的父親因為不習慣舊金山較寒冷的天氣,決定南下聖地牙哥自立門戶,在目前的State Street和E Street交口開設自己的洗衣店。再將黃建舜的母親從台山接過來,全家就此在聖地牙哥落地生根。 跟一般華人移民的父母對望子成龍的期望相同,黃建舜的父母並不奢求子女繼承自己的小生意,但是也不太願意自己的子女走藝術的路子。黃建舜喜愛畫畫,但是以此為職業,對於他的父母來說,卻是不太能夠接受。 「多虧大哥站出來說服我的父母!」黃建舜大哥那時的女朋友,剛好有個從事商業藝術的朋友,因此大哥以自己對女朋友她朋友工作的了解,極力說服父母親,弟弟想要走的路,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一定惡是作劇!   「藝術學校的職員當時一定覺得這是一個惡作劇!幸好他們還是寄來了。」黃建舜笑著提到,他九歲時從大哥女朋友的朋友那邊拿到藝術學校的地址,就以歪七扭八的英文寫信跟洛杉磯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Art center School in Hancock)要求入學須知的目錄來研究。然而,就是靠這樣的決心,黃建舜日後順利的進入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的廣告設計系(Advertising Design)就讀。 至於為什麼選擇商業廣告藝術而不是純藝術(Fine Art)呢?黃建舜認為,在純藝術領域,每個人都可以對特定作品有自己的觀感、 然而廣告藝術訴求的是普羅大眾,能夠吸引越多觀眾的共鳴,越是成功的作品。那也是他所想走的路。 談到他這次的戒煙廣告得到亞美廣告聯盟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黃建舜表示,這個廣告的製作重點就是「要如何能讓人撥打熱線電話!」他說,在製作的這支廣告之前,IG Group的策略小組對亞洲人抽煙文化進行分析,由於亞裔的抽煙人口大部分是男性,亞裔男性相信,抽煙是一種男人可以隨心所欲控制的習慣,而不是癮頭。 因此,這篇公益廣告就是在描寫抽煙致命的吸引力(Temptation)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劇中的男主角不斷的躲避煙霧的襲擊,煙霧還是24小時如影隨形的攻擊著他。 「用功夫電影來強調亞裔的文化背景!」黃建舜表示,由於亞裔人口大多都有功夫或武術的文化背景,男主角以功夫來還擊,然而當功夫對抗抽煙都束手無策時,這時候再秀出戒煙熱線的電話號碼,這樣的隱喻更能引起亞裔人口的共鳴。 姑不論日後撥出時能否得到觀眾的共鳴,黃建舜的戒煙廣告無疑的先得到亞美廣告聯盟評審的青睞! 在藝術學校畢業後,黃建舜首先進入舊金山知名的 Cunninghum & Walsh 廣告公司進行廣告設計工作,之後又歷經多家知名廣告設計公司磨練,還當過自由廣告創意工作者。數年前,他一腳跨進了專門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領域。 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跟主流廣告有什麼不同?黃建舜以他先前在主流廣告公司工作的經驗,和目前專門從事亞裔廣告設計的差別的經驗。「主要在文化差異的研究!」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對於許多文化細節必須更重視。 由於廣告主受限於經費限制不可能針對每種族裔各拍一支廣告,因此如何在不同文化中異中求同,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從事少數族裔廣告的廣告公司,都有專門的策略小組,研究各族裔不同的文化。 舉凡選角、服裝、劇本,都要針對不同族裔的差異,層層考量,找出最大公約數,再行拍攝。黃建舜舉例,像他們最近拍一些亞裔廣告片,要前往印度的Bollwood進行選角拍攝,主要就是針對南亞裔的族群。他說,南亞裔族群,一般生活較為困難,印度Bollwood的電影向來有諷刺人生、但又充滿熱情,正是南亞裔族群希望藉由影像逃脫不愉快的日常生活。 所以他們針對南亞裔族群拍攝的廣告片,也需要帶入這樣的元素,例如透過大量的歌舞,詼諧的口白,再帶入廣告的中心主題。 熱情永遠最重要! 從事廣告創意幾十年,是否曾有才枯思竭的時候?黃建舜表示,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十分幸運的事。他一直是樂在工作,即使偶有疲累,只要到期日逼近,很自然的就能想出新的點子。 對於想要從事廣告設計的工作的華裔後進,他也勉勵,只要喜歡創意新點子和樂於享受廣告設計的挑戰,不管你是什麼族裔性別或是你的英文多麼差,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行裡面勝任愉快。多年前,他曾雇用一個跟隨丈夫來美的華裔女性,之前也曾從事廣告設計,來美以後由於語言因素無法找到好的工作。 黃建舜因為她對廣告設計的熱愛而雇用了他;多年之後,這位女性已成為洛杉磯另一家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熱情永遠是最重要的!」黃建舜這麼說。 文/記者劉孟儒

鍾宜君 陶藝家的故事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1398&prev=1422&next=1390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博士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 她說:「我的每一件作品事實上都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故事在其中,我的目標是要將大自然的美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十年的研發,鍾宜君的作品如今已在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鳳凰城、拉斯維加斯與堪薩斯…等城市展出,也被一些公立機構與私人所蒐藏。 「捏泥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越發感性地說:「妳知道嗎?當我在搓揉泥土時,常會不自而然地想著:台灣人就像大地的泥,樸拙堅韌,不管外來的政權如何蹂躪,它的本質始終不變,而且越經搓磨,越顯現內在的光芒。」 我聽了,為之一怔。一個十五歲就離開台灣、走向一個全然白人世界的女孩,原以為台灣從此在她生命中走遠了,孰料經過一番追尋,她找到了認同,從此將故鄉的情感烙在她的心懷,化作手中的靈與秀,呈現在她一個個精緻的作品中。 鍾宜君,一個捏泥的女孩,透過陶藝,道出一個海外新世代台灣人的心聲。

林炳南

位於柔似蜜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常常會看到一位像是里長伯的長輩在巡頭巡尾,他就是受到會館上上下下敬愛,德高望重的林炳南,立志要把餘生奉獻給會館,做永遠的義工,這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已把台灣會館當成家,進進出出的社團人士就像親友一樣疼惜。 超愛唱歌、又會表演魔術、會館演出缺什麼角色,只要他幫得上忙,人家敢開口,他一定義不容辭撩落去又演又唱。 他也很愛說笑又會自我調侃,雖然有時放出冷笑話,大家要他解釋再三,他也會不厭其煩的說道大家會心一笑。也許,他不是很完美,但一位85歲的老人家,無怨無悔的不求名利做頭做尾,沒有人敢再苛求,只有對他充滿無限敬意。 林炳南一本正經地說:「會館對我是精神糧食,感謝王桂榮先生捐贈台灣會館,因為我是住在會館附近,經過太太鼓勵才有機會參加,餘生想要奉獻給台灣社會和台灣社團。」 日據時代  意氣風發少年時 1920年日據時代,生於彰化田中鎮, 5個兄弟姐妹,林炳南是老大, 剛好就住在鎮上鐵路火車站的出口大路上,家中經濟算不錯,讀到高等科(初中),就找到一份在員林台鳳會社的工作,專門負責日本軍用品的庫存、材料、出納等庶務,後來表現優異,就到日本衙役所(現今的鎮公所)做指導員,管理糧食生產、糧食面積收獲量的計算,並做皇民奉公會,當時差不多20歲,雖然在打太平洋戰爭,他覺得當時社會很安寧、治安好、人民又守規矩,表面形式上日本還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有點遺憾就是日本政府對理番政策處理不當發生霧社事件;還記得「始政40週年」時曾參加奉公青年團到台北一遊,那是青年時最高興的時刻。 國民政府時代  自營裝璜生意 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敗,向美國投降等於宣布終戰,當時沒看過中國兵,在彰化田中鎮第一次看到國民黨阿兵哥時嚇一跳,怎麼看起來像在跑路,打贏的兵怎麼像是在逃難,反而戰敗的日本兵卻嚴守紀律,堅持整齊裝束。里長(保正)說要抬豬慶祝"台灣回歸祖國",他看到阿兵哥的行徑後,堅決說沒必要。 當時換成中國國民黨剛來台,社會簡直像是無政府狀態,也有很多人被修理,還好平常他人緣不錯才保住沒有被整慘;當時25歲,他決定轉業,做肥皂化工,不過碰到舊台幣時代,物資波動劇烈, 4萬舊台幣換一1元新台幣,一日三番,大家難以維生,他聽人家說,在中國他們就這樣亂搞,結果到台灣還是搞出通貨澎脹,肥皂化工也做不下去了,民不聊生。 台灣經過228事變與白色恐佈,林炳南知道決不能有明顯政治傾向,他自己有5個孩子,包括3個女兒、2個兒子,他要養家糊口,扛起一家重擔,就像一般尋常百姓,只要能平安過活,政治氣壓在低都得熬過去,他唯一能堅持的就是不願再涉入政治有關的工作。 等待情勢穩定後,乾脆在家裡開起裝璜之家,一做就做了30多年,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貪污文化,各路招數,他全程領教過;林炳南受日本教育,一板一眼,當時真的很不習慣,他說,以塌塌米為例,當初接洽的公職人員,不但把報價抬高,而且公然就要給一半回扣,真是有夠離譜,後來也就見怪不怪。 移民來美  台灣會館找到心的歸宿 因為女兒依親來美移民,如今20多年,當時退休後含貽弄孫,生活過的很自由愜意,島內還在黨外戒嚴時代,但他終於可以在美國安全解放,關心起台灣時勢,但當時仍不是積極參加社團抗議活動。 1999年透過辦公室友人介紹,才正式來台灣會館幫忙,當時有鄉親提供免費的卡拉ok設備,所以愛唱歌的林炳南,就設立了卡拉ok俱樂部,一開始只有幾位會員,到如今已經開2班,會員至少維持在20幾位左右,一轉眼己成立6年。他也負責一些會館的室內設計建議、也幫助去採購,修理地板,什麼活他都可以插上一手;他說,是為了健康快樂,因為在異鄉找到心的歸宿。 陳喜一是卡拉OK俱樂部成員,他盛讚阿伯很公正親切,以他的年紀唱的相當好,而且隊員有發生誤會,他都可以圓滿化解,俱樂部不但發揮台灣文化,也讓鄉親一解鄉愁感恩,喚起台灣意識。 董事長林榮松、義工黃艾美、陳建銘滿口褒揚,在他們心理,林炳南就像台灣會館裡有個老爸爸,風雨無阻騎著單車天天來巡巡看, 很熱心地把會館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與一般義工不同,就是他用心又很用力,自動自發,後輩的義工沒法呷伊比 。 住在附近的公寓,騎車只要6分鐘,他開心在會館裡認識很多朋友,又可常常聽演講。不過他也衷心地說出他的願望,希望董事對義工要有愛心及重視,會館擴建是很好的方向,希望台灣會館興隆百世。 文/林蓮華

劉富理 夫唱婦隨為神謀事

正道神學院院長劉富理出生於台南一個傳道人的家庭,祖父劉南於1910年代就皈依信主,影響所及劉富理的家族都為虔誠的教徒。劉富理的父親也就把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劉富理的大哥奉獻給教會,希望他將來擔任牧師。 劉富理雖然也是個虔誠教徒,但年輕時並未計畫從事傳道的工作,直到大學時代的一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當年就讀中原理工學院土木系的劉富理,在大四第一學期時,在期末土壤力學工程的考試中忘了在考卷上填上名字。 和他交情向來不錯的助教認出了他的筆跡,順便好心的告訴他有一題答錯,讓他改答案。劉富理在遲疑一下後改了答案,卻從此良心不安,一直將這件事掛念在心。 劉富理回憶,在大四第二學期,他參加靈修會遇見一位劉宋淑賢講員。他將這件事告訴劉宋淑賢講員,講員告訴他唯一的讓自己心安的方法便是認罪。劉富理趕忙跑去找土壤力學助教;助教卻認為他是多此一舉。 劉富理因此含淚讀聖經,翻到希伯來書第12章第1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劉富理頓時感覺他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感覺那時比中了獎券還更快樂!」 大學畢業傳福音 家族反對 即將大學畢業,不確定自己該從事土木工程專業或是傳福音的劉富理,在讀了彼得後書第1章第10節「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福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劉富理從這裡頓悟決定畢業後要傳福音。 只是這樣的決定受到不少家族成員反對,特別是負擔他大學四年學費,期望劉富理繼承事業的叔叔,而祖父亦認為家族每一代有一個傳道人(指劉富理兄長)已經夠了,也表示反對;只有母親贊成他從事傳福音的工作。 1963年,劉富理在軍中當兵時收到一張朋友寄的卡片,上面引用了約翰福音20章 21節「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從此堅定了他傳福音的信念。 1975年8月 牧養台福教會 劉富理在退伍後,進入台南神學院進修三年,並於1967年回到母校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宗教哲學講師。1968年,劉富理獲得亞州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曼谷攻讀結構工程力學。畢業後應東海大學吳德耀校長邀請,前往東海大學擔任校牧,負責輔導學生心理,並在工學院教授工程力學。 1974年 ,劉富理赴美繼續深造,前往洛杉磯帕沙迪納的Fuller 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在Fuller 神學院唸書之際,受邀前往那時剛成立不久的台福教會證道受到肯定。1975年8月,台福教會正式邀請劉富理擔任牧師,他於11月正式接任,一邊讀書,一邊牧養教會。 1970年代起,隨著洛杉磯華人的增加,台福教會的規模也快速成長,分別於1979年成立台福東安教會,1980年成立台福南灣教會,1982年成立台福聖谷教會、柑縣教會及台福基督教總會。 1986年,劉富理回到台灣中原大學參加「世界華人福音大會」,正逢台灣「大家樂」賭博及青少年飆車活動盛行,感嘆為了錢而扭曲的台灣社會,只有2.7%的台灣人信主,有如「千萬靈魂飆向永遠的死亡! 」劉富理和台福弟兄因而求禱「願許有生之年看到百萬同胞歸主!」 正道神學院 美加神學會正會員 在教會不斷的往各地擴張之際,宣教人才的不足一直困擾著台福教會。台福總會此決定在1989年設立台福神學院(目前改名稱為正道神學院),一開始在南帕沙迪納的Highlands Park,後又搬到William Carey的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直到1996年才買下在艾爾蒙地市的校址,校務也蒸蒸日上。 1994年,正道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副會員,1999年正道神學院成為正會員,在當時也是北美第一個亞裔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會員;時至今日,正道神學院仍是美加神學學會唯一的華裔神學院,每期培養學生100名,參與各種延伸課程學生則有2600名。 1974年,劉富理的大女兒純純在台灣出生17天就被檢測出心臟病,為避免赴美深造的劉富理擔心,夫人王仁美幾個月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當時台灣醫療並不如今日先進,在美國的劉富理得知女兒生病的消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教會到處打聽心臟病醫師,輾轉得知一位同是台灣來的教會朋友劉明祝的夫婿David Westinghouse是洛杉磯著名心臟內科醫師。透過 Westinghouse醫師的協助,王仁美帶著才幾個月大的純純很快的從台灣來到美國,並被介紹前往休士頓由著名醫師Cooley進行開刀手術。 「患難臨到,神在此前面開路!」劉富理常想,要是他在出國前就知道女兒的病情可能因此放棄出國;是否能認識救活純純的醫師,實在很難說,只能說一切有神在前面引路。 夫唱婦隨 為神謀事 談到自己的婚姻,劉富理對夫人王仁美可以說是欽佩不已。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王仁美從1981年開始在神學院進修,直到1992年獲得碩士。劉富理認為夫人拿到的碩士學位比自己拿到的哲學博士學位還要有價值,因為在王仁美進修的這段時間,她不僅要照護年邁的公婆及父母四人,還要帶領四個女兒,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如今王仁美除了在台福教會幫助教會姊妹多年,也開始在正道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兩個人可以說是夫唱婦隨。 「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是劉富理一生的職志。他發願為主服侍、擔任傳福音的工作,並教導神學院的學生。為了授課傳道,劉富理的足跡不僅遍佈北美,也散及五大洲。今年一月份他在巴西、三月份前往華盛頓特區、六月將到德國,而九月將回到台灣傳道授課。 「只要還能做下去,我就會繼續做!」劉富理這樣表示。 文/記者劉孟儒

沈雲冰

2006年三月,沈雲冰接到陳總統任命 ,與徐新宏及呂庚寅等人被任命為新科僑務委員,她既感到驚喜,也深覺這是項榮譽的肯定,她希望不辱使命,仍一本初衷繼續做為僑民服務的義工。 沈雲冰打開自己最愛的聖經的一個章節,翻到彌迦書第六章第8節吟誦著「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益、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做為柑縣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長老,沈雲冰堅持平日待人要謙卑與人為善。但絕不能與惡妥協,要維持公平正義。因為很愛台灣,這個是她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在她心中,「為台灣民主和平打拚」,對抗不義的強權,就是與神同行。 最大成就 嫁個好頭家 沈雲冰,1945年生於福建、詔安,為當地望族, 1949年父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到台灣就職,算是當時稱的外省人,因為父親公務員調職的關係,身為長女,與家中共5個兄弟姐妹,小時候就住過基隆、南投、台中、雲林、澎湖等地方,年長時住台北的時候多,當助教時更與學生環島多次,遠涉馬祖、蘭嶼看盡各地風土民情,台灣寶島的好,也比其它朋友更加了解。 台中女中畢業,自謙是運氣好,才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因喜愛留在校本部椰林大道,大二轉系讀植物病蟲害系,因為表現優異,留校做助教。大一時曾與副總統呂秀蓮上過共同必修科目,是台大同期畢業生。 她認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正如一位摯友台大徐爾烈教授說的"沈雲冰!妳最大的成功就是嫁了一個好老公"。能得一知己良伴互相扶持及尊重,她時刻都洋溢著幸福知足的光彩。 她回憶著說,高中時經同學介紹先生盧建治,雖然兩個生長在截然不同的背景,大學又一個在北部讀台大,一個在南部讀高雄醫學院葯劑系,南轅北轍,愛情長跑十年後,有緣終於結成連理。婚後回到台中定居,先生就在台中發展事業,她則在彰化教育學院教書並升為講師,期間生了兩個可愛的兒子,家裡成了男生宿舍。 1978年,因為彰化教育學院與威斯康辛州立大學交換教授及研究生,所以她有機會負芨留美進修,專研生物教育。不過,求學生涯可不輕鬆,為了善盡母親的責任,她把兩個寶貝兒子帶在身邊,母子三人一起留美讀書,成為當時校園少見的學生媽媽。好在、多位交換教授在台期間受到她開車接送以及幫忙翻譯,在她留美期間亦得到教授們的多方關心及幫助,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受過聯考壓力,覺得美國教育對孩子成長較好,所以她決定就留在美國,移民到洛杉磯,住在杭廷頓海灘市一直到現在。沈雲冰感謝美國,不但讓她完成學業,也讓她有機會參加社團,學習領導以及服務的真諦。 因為本身曾從事教育工作,對孩子教育非常關心,所以在孩子成長期間積極參加學校各式活動組織及體育活動,夫妻身兼多項義工,加上一份愛台灣的心,開始啟動他們義工服務生涯,留下多采多姿的人生花絮。 沈雲冰是虔誠的長老教會基督徒,真正侍奉投入教會活動,是在婚後,受公公婆婆影響,因為公婆活出基督徒的行為模範,深深讓她感動,她開始積極參加長老教會活動,從婦女會開始,長老教會一向強調公義之舉,讓她感覺到公義是需要付出行動及實踐,因此一些保護台灣人權的活動,她也不願缺席,尤其更關心台美第二代的成長之路。 十二金釵成立三三藝苑 1991年盧建治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一群住在爾灣,愛好文藝的女性朋友,為了推廣台灣文化,華人藝術采風,以"十二金釵"的架勢,成立了「三三藝苑」,她們辦得最膾炙人口的活動,就是邀請台灣新興劇場優秀的舞台劇作品來美公演,其中最著名的有賴聲川表演工作坊、李國修的屏風表演班所推出的新戲碼,"暗戀桃花源、今夜來說相聲、紅色的天空"在當時柑縣演出時造成大轟動。 另外,她們還邀請中外人士如已故大師級導演胡金銓、神探李昌鈺等發表專題講座分享他們傑出成就背後的心路歷程,在柑(橙)縣帶動一股清新優雅的藝文風氣。不僅於此,十二金釵出錢出力,也致力表彰一些對藝文有成就,有傑出貢獻及深具潛力的藝術家。 最難得的是,十二金釵到現在友情依然鞏固,已經有15年交情,彼此不計名利,不設會長,大家有默契地每年輪流做負責人,主辦活動,最可貴的是金釵背後的推手,她們的先生們無怨無悔地統統全力支持。沈雲冰提及,最近5月21日晚即將有贊助演出活動,是為UCI東亞研究所募款,邀請男高音張自成與UCI交響樂團演出,演出地點為UCI , Barclay 。 柑縣的十二金釵計有沈雲冰、方光梅、陳淑妍、李家萍、陳秀綾、王幼麟、蕭樹蓉、王靜如、王薇琳、文正方、郝天儀、尤宛男、。 曾負責過全美長老教會五千人的婦女大會,沈雲冰從中學習辦活動要有週全計劃,更重要的是體諒策劃活動人員的辛苦,待人處事需互敬互重,方能久久遠遠。她在三三藝苑,也讓她體會到愛與尊重,因為有共同目標,即使對事情的看法有差異,但在尊重的原則下,終究可以圓滿完成使命。她笑著說我真的很有福氣:「如果說,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嫁個好老公,那麼我今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友情無限。」 柑縣台美商會 夫唱婦隨 沈雲冰除了愛好文藝,對於賺錢投資之道,她與夫婿也頗有涉獵,當初是為了交流商機,團結台美商人彼此有個照應,1981年成立柑縣台美商會,夫婦倆就是創始會員,在台美商會她得到很大的生活樂趣,該分會最特殊的是採用夫妻會員及公司會員制。開始只有數十人,現在則超過百位會員,每年商會都會有4-5次的固定聚會,各種活動、例會大多出雙入對,出席率男女參半,每次都辦得熱鬧又溫馨。 沈雲冰2000年擔任會長,任內經參與駐美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文教中心在美及在台所舉辦的各項研討會,提供台灣最新資訊及商機作為連絡橋樑,也和社區其他各族裔商會有所互動,同時參與亞洲傳統月的策劃,但最大共識的目標則是栽培年輕的一群,期許諦造接棒的下一代組成青商會加入主流商會,目前商會仍一直朝此方向努力。 台灣諾貝爾獎 台美基金會 1982年王桂榮、王賽美夫婦慷慨捐獻100萬美金在洛杉磯創立「台美基金會」,主要是傚法國際知名的諾貝爾獎,旨在公開獎勵「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之傑出成就人才,設有科技工程獎、人文科學獎、社會服務及社會科學獎每項2萬美元。科技研究生獎一名,獎金2千元。國際青年領導獎兩名,每名獎金5千元。每兩年一次輪流在台灣或洛杉磯於11月舉行頒發典禮。 沈雲冰非常認同,當初創立「台美基金會」的宗旨,王桂榮夫婦創立之初在於回饋社會,關愛故鄉,以肯定海內外的傑出人士,並充實有關人才發掘和人才培養方面之資料及資源。2002年卸下柑縣台美商會會長一職,她慨然加入成為理事,並於2004年成為會長。 雖然該會並不是會員制,成立目的就是頒獎獎掖人才,但她期許希望有更多人認同基金會的宗旨,給予財力贊助及支持,得以淵源流長。她表示,歡迎海內外人士提名推舉對台灣有特殊貢獻者,於明年二月開始正式接受推薦。 第一屆柑縣台美人傳統週 自從盼了10年終於成立的橙僑中心位於柑(橙)縣,沈雲冰及當地社團都非常珍惜,她提及,過去每次參加活動都要開40哩的遙遠路程,如今橙僑中心的設立, 對僑民有諸多服務,像是每季一次護照辦理、各式專題講座、文藝表演等,希望大家多多善加利用,她衷心盼望能凝聚橙縣共識,沒有黨派紛爭,一切以愛台灣為出發點。 雖然只成立一年不到,但柑(橙)縣社團展現超強的活動力,一連舉辦了雙十國慶、元旦升旗典禮,因為5月是亞太月,也是台美傳統週,所以在沈雲冰、詹凱臣、陳文磨、林翠雲等人召集特別發動柑縣台美傳統週的設立,主辦單位是5個社團,包括台美商會、台灣同鄉會、台灣人牙醫師公會、柑縣獅子會、橙縣華人商會,由於過去他們曾辦卡拉OK比賽合作愉快,最近也接連合作舉辦多項活動,所以今年首創的柑縣台美人傳統週就由這五個團體主辦。 第一屆柑縣台美傳統週,包括5月7日的開幕典禮、4月29日至5月7日的台灣攝影展、台灣小吃美食展、義診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其中開幕典禮為橙縣台灣傳統週之重頭戲,將洽邀主流政要出席,節目包括合唱團聯演、客家鄉土歌舞、國台客語民謠等活動,並將邀請「十鼓打擊樂團」表演。她力邀僑民能一起共襄盛舉,邀請主流好友,一起來參加台美人的歡樂節慶,她有信心,在僑社團結合作下,柑縣台美傳統週,一定是熱鬧滾滾。 文/記者林蓮華

鄭信傳、魏妙圭

有緣人就在眼前! 鄭信傳醫師1968年來美,1974年返台探親,擬順便完成終身大事。家裡長輩費盡心思,找來16個相親對象,讓他仔細挑選。那晚,他踏進媒人家裡。這位熱心的媒人是鄭醫師阿姨的好朋友,住在永和。鄭醫師坐下後,媒人拿了一本相簿讓他翻閱,鄭醫師翻了翻,覺得沒有哪個人特別讓他注意,意態闌珊之際,突然注意到咖啡桌底下還有一本相簿。順手一翻,就看到一位姑娘特別吸引人。他馬上跟媒人說”我要看這個”,媒人笑著說,這本是自家的家庭相簿,不是用來相親的。在鄭醫師的堅持下,照片中的佳人魏妙圭的二姑,也就是媒人婆,同意幫他詢問妙圭的意向。 當鄭醫師終於見到魏妙圭本人,他形容自己當時猶帶時差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和行禮如儀走馬看花般見過的其餘幾位姑娘,鄭醫師早已知道自己心之所向。 魏妙圭當時有談得來但並未獲家庭認可的男性友人,站在命運分叉口,一趟關西之旅,卻讓她明白冥冥中自有定數。魏妙圭說鄭醫師帶她去關西摸骨,鄭醫師留在門外,她一人入內,摸骨師父摸完骨就說「姻緣到了,對方是外國回來的技術人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鄭醫師身上,他說,摸骨師父說他的另一半出身教育世家。與魏妙圭的家庭狀況也不謀而合。 鄭信傳醫師是新竹人,新竹中學畢業後考上台北醫學院,是第一屆學生。畢業後於榮總擔任外科醫師。當時美國亟需醫療人才,對醫生赴美就業等規定非常寬鬆,因此許多醫師紛紛赴美。鄭醫師也在這一波「留美潮」中,於1968年赴美,通過外國醫師ECFMG的檢定考試後,接受芝加哥一家醫院邀請,擔任實習醫師。第二年,獲Savannah Georgia Hospital聘請,前往就職,接著再轉到辛辛那提,在那裏完成實習訓練,拿到正式醫師執照。職業生涯於是穩定下來。之後又分別於辛辛那提Jewish Hospital 以及 Providence Hospital任職,擔任外科醫師,迄十年前退休為止。 生活穩定之後,成家的念頭油然而生。鄭醫生返台娶得美人歸,躊躇滿志;沒想到嬌妻魏妙圭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魏妙圭跟著丈夫返抵辛辛那提之後,為了早日適應美國的生活,於是到語言學校上課。班上有一位來自台灣、畢業於建中的同學。閒聊中,同學告訴她,他們家在州立大學旁買了一棟房子,房間分租給學生,租金收入除了繳貸款之外,連他們的生活費都可以cover,是很不錯的投資。一語驚醒夢中人,魏妙圭這才發現,在美國買房子還可以貸款。回家後,她趕忙跟鄭醫師說,買房可以貸款,那我們也買房吧! 當時小倆口租住於公寓中,加上鄭醫師訓練期結束,收入增加,買房子順理成章。兩人買了房子之後還有幾萬元的存餘。魏妙圭再接再勵,又在州大旁買了一棟有17個units的公寓,1976年買入時才花了23萬美元,二年後 以「屋主自售」方式賣了33萬。兩個月後她們獲悉,同一棟公寓,新屋主居然又賣了,賣了37萬。 鄭醫師回憶說,當時因為通貨膨脹之故,貸款利息高居不下,自9%,10%一路飆升,民眾紛紛追捧,以致整個房地產市場強強滾,時機很好,賺錢非常容易。對於魏妙圭的認準時機,善於理財,鄭醫師給予高度肯定。 房地產投資旗開得勝,讓魏妙圭信心倍增,打定主意要繼續朝此方向經營。期間,曾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建中同學建議要與他們合作投資,他願意只佔10%,並且擔負管理之責。當時在魏妙圭身邊的經紀與律師紛紛勸阻,專家們認為,對方還是學生,資金缺乏,不但現金拿不出手,到銀行辦貸款還要兩夫妻為他背書。既然他們兩人自己有足夠資金,根本沒有必要讓外人參與。魏妙圭認為專家言之有理,採納建言,只讓同學擔任管理之職。其後因他表現未盡人意,雙方終於終止合作。其後,魏妙圭購買的公寓,通常都會留一間公寓,免費給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居住,但要求負管理公寓之責。 1991年,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有意購置永久會館,可是一方面同鄉會沒有固定收入,另一方面口袋金額有限,即使買了會館,後續的房地產稅,水電費和維修等費用,也是令人頭疼。就在大家束手無策之際,當時身為同鄉會幹事的魏妙圭,主動提供自己Shopping Center 其中一間大約2000呎的空間供同鄉會使用,命名為辛辛那提台灣會館。魏妙圭這個Shopping Center 位置適中,地點很好,會員們非常高興,對魏妙圭夫妻的慷慨,紛紛表示感謝。目前辛辛那提台灣會館設置有卡拉OK,橋牌室,舉凡幹事會議或是70人左右的聚會,都會選擇到會館來辦,使用率非常高。如果人數再多,就會到附近一間教堂去。不過辛辛那提同鄉近年來陸續遷出,人數自高峰時期的大約200人已經降至不到100戶,年會時加上學生才大約有120-150人左右。 1993年,魏妙圭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秘書長,1994年擔任人權會會長。1995年透過曾秋雄推薦,獲邀與郭重國搭檔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正副會長,並且不負眾望,順利當選。兩年後,魏妙圭登記參選全美會會長,孰知休士頓的林又新突然跳出加入選戰,令魏妙圭頗感困擾。魏妙圭表示,她素來不喜競爭,本來以為無人出來,她才決定參選。不過既然戰鼓已催,魏妙圭也不畏戰,她決定全力以赴加入戰局,爭取最後勝利。 鑒於魏妙圭在兩年副會長任內認真打拼,全美走透透,成績有目共睹,她對選戰結果非常樂觀。然而,全美會的選舉制度卻讓魏妙圭勝利的果實化為烏有。 魏妙圭指出,當時全美會的選舉分為兩個周末投票,本來理當兩周都投好票後再一起開票。可是全美會卻在第一周投好票就開票。結果第一周開出來的票呈一面倒趨勢,魏妙圭在所有地區都呈現大幅度的領先。當時就有耳語出現,說妙圭一定會贏,林又新是台獨聯盟的人,不要讓他輸太多,很難看。在多方運作之下,第二周的票就翻盤了,最終林又新以五票之差贏了選舉。事後,有人戲稱林又新為「五票會長」。 魏妙圭回想起當初的情景,慨然說自己其實對名利的追求並不熱衷,只是覺得選舉制度太不公平,缺乏合理性,這是應該改進的地方。 其實,魏妙圭也是台獨聯盟的成員,但為何厚此薄彼?魏妙圭指出,事後她才得知,她被貼了標籤,說是屬於張燦鍙一派,林又新則有住在Dallas的張信堂等大老鼎力相助。說到最後,其實兩組候選人都是出自台獨聯盟,只是派系不同而已。 談到已經過世的林又新,魏妙圭表示,選舉結果也並非不能接受,林又新做得也不錯,至少圓了他擔任全美會會長的心願。 講到魏妙圭和台獨聯盟的淵源,不得不提張燦鍙。有一年張燦鍙到辛辛那提,透過曾秋雄表示要邀請魏妙圭加入台獨聯盟。魏妙圭聞訊受寵若驚,想不出自己何德何能,能讓張燦鍙關注並邀請入盟。當時魏妙圭在家裡為他們開了個歡迎會,正式加入台獨聯盟。 令人惋惜的是好聚卻未能好散。2000年阿扁當選後,妙圭經扁友會,葉宜津與芝加哥經文處三個單位推薦,獲邀擔任僑務委員。當時台獨聯盟並無明文規定不可接受政府任職,加上聖地牙哥同屬台獨聯盟系統的王克雄也獲任命,在妙圭委決不下之時,芝加哥辦事處來電催促索要資料。強調當下兩位人選,另一位係自薦爭取,但辦事處認為妙圭在選舉期間不但身為陳水扁總統競選海外部副總幹事,又屢次返台為綠營政治人物站台助選,本身在美又曾擔任過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以及台灣同鄉會副會長,並且成立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心,資歷最齊備,經歷最完整, 是不二人選。妙圭終於點頭答應。不料嗣後即接獲台獨聯盟開除通知。 在擔任八年僑務委員期間,妙圭奔波於美國與台灣之間,忙得不亦樂乎。2004年擔任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監事長,2004年再度為扁助選,奉吳澧培資政召喚,返台整整一個月,辦了「海內外團結之夜」,當晚總統副總統親自蒞臨,吸引了三、四萬人到場參加,盛況空前。2006年與吳澧培資政合辦「台美中國際關係研討會」,與會者囊括台灣政商名流,令人目不暇給。2006年參與海外志工團返台助選,2009年擔任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再轉任幹事至今。2012年和2016年亦均出任海外小英後援會重要幹部,同時也擔任新北市與辛辛那提姐妹市委員會委員。妙圭為故鄉台灣付出相當多的心力,令人敬佩。 去年夏天,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舉辦時,適逢台灣立院法召開臨時會,沒有辦法邀請重量級立法委員過來助陣。擔任副召集人的妙圭,還是在艱困情況下安排了最令人滿意的食宿與節目,令與會同鄉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提起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就讓大家想起一件匪夷所思的插曲。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竟然曾由一個上海人出任。為甚麼會造成這種情況?妙圭表示,純粹是陰錯陽差使然。有一位嫁給上海人的台灣同鄉向妙圭訴苦,說自己來到辛辛那提後不容易交到朋友, 剛好有一年要選舉新幹事,妙圭因此有意將她引進同鄉會,讓這位同鄉擴大生活圈,也多認識一些人。沒想到在年會開會中,那位同鄉突然提議,說她的先生比她更有時間,希望改提她的先生擔任幹事。大家難以拒絕,只好勉為其難答應讓他成為三位新幹事之一。接著開幹事會議分配工作,又有突發狀況。妙圭解釋,同鄉會編制有七位幹事,三位新幹事當中要有一位負責姐妹市,一位當會計,還有一位則是候任會長。未料原先承諾要出任會長的幹事改變主意,說只願意當會計,另一位負責姊妹市的幹事也已談妥,剩下的就只有候任會長一職。當時同鄉會也相當躊蹴,那位當選新幹事的先生表示「不介意」當會長,還說同鄉會會章裡規定只有「認同台灣」,並未要求「效忠台灣」,他認同台灣,因此有資格出任會長。 「外國人」出任會長的後續效應馬上顯現。首當其衝的就是夏令會的運作。對會刊設計,該會長要求可以放台灣地圖,但不能用綠色,他認為這樣「政治色彩太濃」。封面要放台灣正副總統玉照,他也持反對意見。開籌備會時,他要求用北京話溝通,字體要用簡體字,如此與大家格格不入,漸行漸遠,終於招致同鄉抵制,他也自感無趣,慢慢退出同鄉會活動。 對於自己的奉獻,妙圭無怨無悔,她強調說,自己雖然人微言輕,但是只要有能力,就盡力而為。倒是自己的三個寶貝兒子,年齡不小卻仍舊單身,讓想抱孫樂享天年的鄭信傳醫師和妙圭乾著急。 鄭信傳醫師和妙圭的大兒子現年40歲,電腦科系畢業,目前留在辛辛那提幫助父母管理產業。二兒子39歲,經過嚴苛的訓練後,目前在洛杉磯擔任麻醉科醫師。小兒子36歲,密西根建築科系畢業,拿了碩士學位,目前也在洛杉磯工作。 對未來媳婦有何要求?兩夫妻很開明,表示只要兒子看對眼就好。 四十幾年前,留學生鄭信傳回台灣因為「看對眼」,和魏妙圭締結良緣,成就了美滿的婚姻、成功的事業,而且還傾力為台美人社區及母國台灣的福祉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一起見證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台灣本土的蔡英文政府再次執政。 至於在美國成長的第二代,他們的對象和婚事,顯然讓人生旅途上身經百戰,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的鄭信傳和魏妙圭這對父母有些束手無策,原來「看對眼」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但他們樂觀堅信,有緣人終究會出現在兒子們的眼前,就像他們的父母親一樣! (文字整理:Edda )

陳文石

◎楊平猷 陳文石畫室裡的見聞 您見過這樣一面勳章嗎?這是我在陳文石工作室裏所看到的< 海華榮譽金質獎章> ,由台灣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表揚海外台僑有特殊貢獻者所頒發的最高金質榮譽。再看一看手上這一本二零零八年,他任職台灣會館董事長及文化節召集人時,所留下的簡潔而清楚的圖文紀錄< 二零零八年,洛杉磯台灣文化節活動紀念册> ,同時憶想當年,我也曾帶領著洋女婿共襄盛舉,所看到的那種令同胞震撼的壯觀場面。依洛杉磯消防局的統計,兩天下來達十萬多人次,可謂盛況空前,是台灣同胞在洛城活動場面最大的一次。也聆聽當時他如何企劃,如何籌募經費,如何聯繫與協調社團與文化團體,如何尋找人潮場地,如何放下藍綠牆內對壘思維;共推台灣主體文化宣揚,如何邀請台灣國內重要技藝組織,如何吸引主流媒體的興趣,如何三更半夜聯結南加州中英文主流媒體洛杉磯時報採訪的文宣工作等林林總總,這也是我過去從大哥處對陳文石先生的生命狀態所能印象的部分。他呼籲好友一齊活躍於台僑社團與國際間,為政治、民權、及文化,出點子、出錢,賣力奔跑為台灣流汗三數十年,這樣的金質殊榮,並不讓我訝異,而他那種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成就現況的生命特質而創造出來的傳奇事蹟,才是讓我讚嘆與興趣要點,很多故事當可另闢多層主題來描述。 而陳兄繪畫生活的部份,在參觀了畫室,見了客廳與廊道所展掛的與諸多畫冊上所留印的畫作 再加上他的故事述說,才免除了對他這方面的一無所知,也是我這次專訪的目的。 畫家陳文石,一九四三年生於宜蘭鄉下。 童幼無知時即好塗鴉,四合院的白灰牆壁與曬榖場,處處都是他的繪畫天地,越畫越有模樣,成為村坊讚譽的小畫家,也得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因此從小就有自信立志當畫家。稍長父親即不在,家境困頓但他傻勁不減,志向不偏,小學時的美術比賽總是第一。 初中畢業,母親賣了首飾完成他的心願,讓他入學高中復興美術工藝學校,他當時感恩得痛哭流涕。讀了一學期就為負擔家計而放棄,投入一家美術工藝社任職,頗得當時先輩的愛護與指導, 學得一手日本膠彩寫生畫法。十六歲那年,一副[含露珠的玫瑰花],畫出陽光照在花上晨露的美感,入選台陽美展,更加足他的信心。此後也陸續參展全省(國) 美展。這段期間拜淡水陳敬輝老師為師,並到李石樵畫室習畫 , 過去省展或台陽展是台灣學子成為主體藝術家成績被肯定的標竿,青少年紀即有這等實力,是我所望塵莫及。 實力有了,然差了個學歷。二十二歲那年,他再入學[復興美術工藝學校]成了高齡學生。為了兼差工讀,非常辛苦,遲到早退曠課之間,學校也給他特別的通融。課餘畫了很多臨摹籣竹梅菊四君子,在衡陽路擺畫攤。四君子筆劃少,他練得一手落筆精準韻味十足的技法, 畫起來又快又有意境,很得日本觀光客的青睞,銷售良好,收入豐厚。 陳文石是個聰慧善巧勇敢,卻也是個生性活躍多變,不能滿足於現況的人。當然我門可以理解這是許多藝術家多彩的特質。有了機緣,改做室內裝潢,他看準了規格化家俱設計,台北許多高級辦公大樓(如華航),都是他的手筆之作。 有了經濟基礎,多了世面人脈,他不能忘懷年幼時期的立志 藝術家,三十歲考入師大藝術系,還是半工半讀,三十五歲任教於文化大學。當時旅日的台僑商人邱永漢[棄獨返台], 邱先生在日本的成就非凡,是陳文石學習的對象,就自薦從邱學習,再經邱先生的指導與提攜合作,事業更加規模。 師大期間,他從李石樵與廖繼春學了不少繪畫本事,打下傳統西畫的基礎與技法。這時台灣的民主意識開始萌芽,他的自由創作意識也淳淳欲動,那種從日本輾轉移植來台的印象派以來的中古巴黎繪畫思想與風潮,對他又成為一種僵硬的現況,不能得到滿足,為了追求更前衛的藝術主流思想,他放棄了一切事業成就,移民來美。 這時段所有移民來美的台灣精英,都得從基層開始,他也從油漆工起家,並入學Pasadena Art Center 開始現代最先進的藝術視窗,與跨入主流藝壇的基礎訓練。之後,又在UCLA, Pomona University與South Pacific university等校學習,而飯食的工作也轉為建築商。 從這段校園浸泡中,他學到了快速發現美感,快速掌握美感的技法。同時體察美國的藝術生態,深覺藝術表現和他的社會動脈相關,並與文化精神相表裡,更體認了民主自由才是培育藝術家精良創作的溫床,只有活潑自由的思考與外緣接觸,才能激勵自己,反觀自己的血液本質,建立自身的文化命脈,創造自己的嶄新藝術。而過去在台灣時期,自己的養成教育,卻在社會政治獨裁,愚民教化中進行,台灣島民藝術家,侷限在既有的限定範圍模式內。時值海外精英呼應故鄉民主聲浪,集成的反對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成為台僑的主流思想,一向熱血奔騰的他,把這看成是改變台灣藝術生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不惜一切的也投入這一行列,花錢出力奔波於政經文化改革的呼喊中,希望故鄉的藝術文化早日轉型,而自己的藝術思想也跟著理想與趨勢轉變。 自由思想開啟之後,台胞對血緣文化根源的思維也在釐清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耳語在親朋間開始流傳。這時的陳文石也體認了台灣藝術的重新開展,要從認識根源開始,建立本土文化,建立本土藝術。他發現先祖唐山公來台,是移植了唐山資源與和文化,而在與先住民的通婚歷史中,及過去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的留滯期間,在血緣及文藝建築上也早有融合,加上日本人的統治方便,台灣本土其實已有相當的島國特殊文化風貌,從廟會、年畫、慶典民俗用品、布花、包裝紙,原來被說成俗裏俗氣的,其實所表現出來的是,豐富、憨厚、多情、明朗綺麗的美感。在過去歐洲大師的畫面上,曾有相似的手法成為風格,因此,他把童年記憶中的故事,重新肯定,成為他此時畫作的滋養,故鄉民俗軌跡,提供他充分的創作源泉。這是他所謂的[根傳統文化期],相信這種血緣文化歸屬感提供的溫馨,帶給他生命相當的滿足,而且都表現在繪畫中。 一九九零年,為了吸取更多故鄉的滋潤,實質沐浴其中,他又毅然結束美國的業務,鮭魚返鄉。回台後,除了繼續對故鄉政治藝術文化提供更多的關懷與貢獻,也投資金融,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公司,想培育人才,為理想盡心力。 未料,此時的故鄉,外匯存底攀高,民權抬頭,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逐步轉型,民主與進步畸形的認知與定義,社會倫理黨政倫理也轉型,人人想做主,人人想出頭,演變成林立的山頭。各級政爭不斷,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亂象叢生,到處叫囂,商場揮霍。一切看似雜亂又像有序,加上新的都市興起建設,氣象萬千,顯現新生的爆發力與堅強,而卻處處不得調和,再也找不到他童年印象中淳樸的風韻。原本濃密溫馨的歸屬感一時落空,這時他以跳動式的手法作畫,畫些風景及事物,或諷刺話題企圖表達內心的感受。但失落與不適應造成的內心爭紮,令他無法作畫,身不得已,又一次提起行囊,雲遊而去。 說是雲遊而去,但是和台灣這樣的母子臍帶關係,割之不斷,愛台之情抹之不去,失望之餘又有一美感的發現。 原來台灣四面環海,先民冒險來台後,不論通商鹽漁,和海構成不解的因緣。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海禁,使人們對四週最親近的海洋非常陌生,直到民主的崛起及科技生活的趨勢,國民對台灣地緣週邊,有了進一步的試探,環境學抬頭,海洋學識才有了深一層了解。 台灣位處亞熱帶,是菲律賓板塊與雲貴板塊擠壓上升,所造成的零碎地形島嶼。高山深海 多變的畸形地貌及生態景觀,加上親潮、黑潮海水冷熱交錯,造成珊瑚環繞,魚群滋生,是世界三大魚種最多地區。這瑰麗美妙神秘的水世界,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是陳文石再度升起憧憬感動,對故鄉引發希望的地方,於是在台美之間遊走的他,畫魚,畫出瑰麗,畫出希望 畫出[美魚系列]。 洛杉磯十號公路往東,入亞歷桑那州第二個城市Quartz[石英市],每年二月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寶石礦展,展出各種原礦寶石及其半加工品。那年陳文石參觀時,發現這些原石深藏於地下,開採後的粗糙頑石,經切割研磨後,變成夢幻瑰麗燦爛的寶石,讓他省悟到一個人必須經過磨練才能成器的自古流傳的人生哲理。這樣的啟示,引導他進入一個不曾體會過的嶄新視野和冥想世界,讓他從中得到平靜,得以深思,並灑脫自在的創作。又由於原石研磨後顯現的炫麗色澤與奇異的圖結構,啟發他進入一層過去未曾開發的心靈層次,無意識的抽象世界,讓他採取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型元素與鮮麗的色彩組合,來表現與轉化純粹的空間意境。這樣的表現方式,表達了生命最初的原始生命型態,更把欣賞者更引入神秘而自由的想像空間,這段二零零零年初期的這類畫作,為陳文石的[太初之探討系列]。 一直以來,國際股市不良炒作,二零零八年金融泡沫爆破,一夕間,全世界財富蒸發資產萎縮,美國為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為了對抗人民幣不良匯率及國家財務赤字,大量印製美鈔與中國的如法泡製抗衡。因果循環,美鈔氾濫,幣值下貶,人民財產稀釋,產業營運失靈,失業率上升,民心浮動,這些成為陳文石內心關注的對象。藝術離不開社會,藝術離不開生活,他的畫作思想與主題,又一次轉向,投注在世界人民腰帶的重心。這時技法一變,改用綜合媒材,變成有如實體浮雕式的立體繪畫,,為此時[金融危機系列]的代表,在台灣人[鄉情畫展]中展出,這樣的世間關懷方式,令人感懷於心。 綜觀陳文石一生,圍繞著稚童時期立下的志願前進,而且以他的聰明善巧一直圍繞著主流社會的板塊挺進,以社會的利益前進。但他常常引以為憾的是,在藝術的創作中,他沒能創造出一種沒有人表現過更特殊的繪畫方式。不是嗎?我們都近七十了,我們都沒有做到,沒在美術史上創造出刮目的看點,因為那只是少數人的運好得到上帝的眷顧。但我們都在藝術的領域做過努力,付出了良心,也在畫面上表達的美感中,令自己及親朋好友得到喜悅的回報。雖然在世間的流程中微不足道,但這就是藝術的價值,藝術的貢獻。 依佛教的觀點,良善的心就是美心,美心不只是能整理出美好的畫面秩序,人們為社會付出不求回報所做出種種的努力,而且在這種努力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起怨言,只是努力設法解決直到完成,是需要智慧,這樣的動作就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藝術品。檢視陳文石的文化活動,除了自己的多次畫展成功之外,比如捐贈油畫給宜蘭文化中心,策劃北美畫家聯展,推動北美文藝協會,推薦李石樵得人文獎,出資成立李石樵美術館,推動全僑和平民主聯盟活動,還有大洛杉磯台灣文化節大型活動。三數十年間忙進忙出,就是服務,服務就是社會的主流板塊,這些結局的完美,就是世間完美的藝術。陳文石雖未蓋棺,而[海華金質獎]就是論定,是台灣人藝術家或社會運動家之中最高的榮耀,卻不是多數藝術家所能做到,我由衷的鼓掌, 他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們祈禱上蒼,再給他十年,他願意繼續為社會,為藝術努力,相信上帝會默准,給他機會,阿們! 0711

昆布勞

台灣掉到水中,美國絕不會讓她淹死沉沒,但也絕不會救她上岸。」FAPA總會執行長昆布勞明白地說著:「台灣若是要統一,美國也會尊重,相對地,假若台灣民意決定獨立,美國也不會讓台灣被中國搶走,美國人認為,台灣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台灣人民手中。」 昆布勞,若不是在FAPA為台美關係打拚16年,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曲家。 父子遨遊世界走透透 昆布勞,1958年11月24日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lem,11個兄弟姐妹, 5男6女,排名在中間;父親是二次世界大戰荷美聯軍的空軍戰鬥機空軍,後來轉成民航機師,得到父親特別地疼愛,昆布勞從小時候坐在飛機行李艙上,隨著機師爸爸遨遊全世界,從來長大時更趁著優惠機票,暑假時到各地去旅遊,父親為他打開視野,體驗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並快速適應,充滿探險性格。 因為小小年紀就世界走透透,喜歡做律師的昆布勞,決定在荷蘭選讀國際法,法學院讀完6年得到法學博士。但因為1981年,荷蘭潛水艇售台事件,他以此為博士論文得以名聲大噪。受邀來美後在馬里蘭州大學繼續台灣問題研究。 有一天,受朋友之邀前往一場5天國際時勢座談會,認識當時FAPA的王桂榮會長,在王桂榮力邀下,成為FAPA專任職員,這5天就決定他一生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深愛日本藝術的昆布勞,回憶16年前,「FAPA辦公室專任職員只有我一人,當時只想做2年,準備去日本,我寫的第一個決議案就是促請國會讓「台灣加入聯合國」。沒想到越做越想替台灣打抱不平,16年了,FAPA長大了,但是台灣仍未加入聯合國,而且會越來越難。」 1989年,只有一人,昆布勞校長兼工友,寫決議案時,沒有電腦,只能打字複貝,一一去國會辦公室打交道。王桂榮會長一年會去視察2次,「我每天都很忙,只記得王桂榮一下飛機就要去買菜,後來發現他整天忙著在做菜給我吃,台灣傳統美食的手藝,令人回味無窮噢。」 講起華文名字,FAPA前總會長王桂榮稱Cone Blaauw為“ 昆不老” ,但陳榮儒接任會長後認為,明明已漸漸老了,所以再幫他改為“ 昆布勞” 。 他幽默地說,當時侯一年只要寫一個決議案就OK,現在一年寫了6個決議案,大家還嫌不夠,昆布“ 勞” ,恐怕就是要他再勤勞一點。 黑名單中的「黑名單」 身為FAPA六朝元老,身經百戰,昆布勞想起最難忘的事,竟是「黑名單中的黑名單」;原來自1989年起,昆布勞投入海外台灣人爭民主運動,1990年,旋即被國民黨列黑名單,禁止入境台灣長達8年,。 「台灣早期官方人士並不喜歡我,丁懋時參加智庫傳統基金會,就曾粗魯地拒握我的手,當時真的感到很震驚,隔年,TECRO華府辦事處同仁要離開,我受邀歡送酒會,丁懋時竟然勒令我馬上離開。」 1986年,FAPA一直努力解除台灣黑名單,1992年,黑名單終於解除,但可能是參加FAPA,別人都解禁,唯獨昆布勞,就是不讓他入境,有一次許信良成主席帶領7人來美參加克林頓就職典禮,只要TECRO在就拒絕他進入。1996年,還是沈富雄與蔡明憲幫忙,才得以回台。 再次踏回台灣,昆布勞想起,以前少年時就曾多次造訪台灣探望外派新竹菲力浦公司的舅舅,沒想到後來會為台灣工作,1996年回到日日想念的台灣後,想到因緣於荷蘭人祖先於1624年曾佔據台灣,希望回饋台灣的心,FAPA竟然就成為他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志業。 1996年後,本土政權漸漸抬頭,更多人尊敬他,認識他。2003年,還受到陳總統肯定表揚特別頒發「國際民主鬥士」獎章,過去所受到的委曲,終於得到平反。 FAPA六朝元老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於1982年一群熱心台灣人事務的傑出人才共同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組成,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性機構,致力於增進海內外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它權益。 昆布勞身為第一個職員,如何打進國會?他笑說:「沒有秘方,只有建立友誼與贏得信賴。」回憶當時因為很年青,深知議員助理第一關,所以與國會助理建立良好的友誼,但只要對台灣好,甚至幫國會助理帶狗、做嬰兒保母、搬家做苦力,他什麼都願意作。 信賴,昆布勞十分用功,24小時隨叩隨到,國會議員想要知道台灣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昆布勞會將提供最直接真實全盤性的信息。 歷經六任會長,昆布勞適應每一個會長的作法和風格,每位會長也很尊重他的判斷力及經驗,他特別關切台灣獨立和人權問題,常讓台美FAPA成員自嘆不如。 昆布勞表示,台灣面積與荷蘭一樣大。但台灣命運多舛,人民絕對值得擁有自主權,享有獨立自由正常化國家的資格。假若自己是台灣人,會非常失望、絕望,台灣人根本不敢"做自己"。 草根外交中,猶太團體在國會很大很有錢,但對以色列前途看法卻是團結一致,從不吝於表達他們的"憤怒"。台灣受到中國打壓威脅比以色列更嚴重,但台灣人比較像棉羊,太悲觀太被動,喜歡跟著人家走,內部應該有自己團結致的聲音。 中國遊說國會勢力只有2-3年,還不夠專業,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大企業偏中;台灣內部最重要,雖然美國很願意幫助台灣,台灣不能老是想躲在美國背後。 與何燕青一見鍾情 何燕青,8年前,畢業政大國際法系,來美國首府喬治華盛頓大學就讀碩士,當初因為要寫一篇台美危機的論文,想查資料去找FAPA,後來自願成為工讀生。昆布勞當年就一見鍾情,但公私分明,昆的感情只能隱在心中,何回台工作,6年前因為FAPA遺缺,又被聘回專任,昆布勞3年前終於鼓起勇氣展開行動,直認再不採取行動,一輩子將會後悔。 相差16歲,昆布勞果然是成功的遊說客,約女主角先約會一個月試試看,由於興趣相合,被昆的浪漫深深吸引,喜愛作曲的昆布勞,還特地為何燕青譜曲"you are so beautiful",成功打動芳心,得以成為台灣女婿。沉浸在幸福美滿的何燕青,自此夫唱婦隨,是為台灣在國會打拚的最佳夥伴,神仙眷侶。 文/記者林蓮華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王敏昌

在歐美國家,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常見癌症,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都要拜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檢驗篩選法的出現,PSA也是目前最常見篩選前列腺病的診斷指標,已拯救無數男性。說起PSA的問世,其實是由台美人王敏昌博士研發,歷經十年有成,方能濟人救世。 王敏昌博士與夫人葉秀卿,至1995年退休後,就活躍於南加台美社團,演講、座談會、台灣選舉活動等地,常可看到他們賢伉儷熱情參與的身影。 王敏昌自今年4月,因在膽管發現癌細胞,由於位置不佳,醫生無法開刀割除,建議只能化療,研究癌症多年,他深知面臨生死關卡,PSA的貢獻,居功厥偉是其一生最大榮耀,家慈子孝,幸福圓滿; 但對母國台灣局勢憂心忡忡,「失望、不甘心啊… 」頻頻搖頭,難掩心中不捨。「但願有生之年看到台灣成為正常化的國家… 」從父親直到王敏昌本人的宿願,哎..怎麼如此艱難? 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PSA研發─男人前列腺救星 「名聲,只是『自我陶醉』。雖然有人侵佔我的研究成果,享受無上榮耀,實在不公平,但同僚都知道那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結晶,過了25年,仍沒被淘汰,反而越來越多人在用,我很光榮;至於名利富貴,過眼雲煙,唉..早已不在乎… 」王敏昌娓娓道出,多年不為人知的委屈。 王敏昌在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留學5年半,完成生化碩士及博士學位後,被許多實驗室高薪挖角,他決定前往最頂尖盛名,位於紐約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實驗室」(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工作,專研抗癌葯物;1975年,受邀轉至研究前列腺癌診斷,直至1984年研發成功,後來申請專利,至今成為普世最熱門之一的病症檢驗法。 說起1975年起,他一手促成PSA檢驗法的研究重大突破,10年煎熬時光,PSA(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早已成為發現男人前列腺病症的救星。 但王敏昌並未被公平對待,起源是當初X博士因為研究三年一無所成,因此邀請王,王敏昌重寫計劃書、研究方向、申請補助金、帶研究生進行實驗,一週七天,10年從頭忙到尾,但最後研究成果,掛名竟然是兩位作很少事的X博士及「長官」在前,自己排名被擠在他們之後。 PSA在發表成果後,聲名大噪、得到許多醫學獎項,但X博士獨享榮耀,並故意漠視真正的幕後英雄王敏昌。有時論文發表,王一看,差點昏倒,因為列入一堆不相關「長官」之名,而王的名字早被「稀釋」在10多位「研究者名單」之中。 面對吃相難看的「學術陷阱」,耿直地王敏昌無可奈何,決定離開學術生涯轉往工業界作事。索幸,申請專利權及專利金時,他的名字是無法被一筆帶過。 想到10年人生最黃金時期,日以繼夜地忙翻了,兒子與女兒成長期,無法正常陪伴,「女兒有一天要我陪她打羽毛球,竟然要求在車庫前打,為什麼? 因為她想讓鄰居知道,爸爸也有陪她一起玩… .兒子與女兒,坐車時常要我在巷口多轉幾圈,他們故意打開窗戶招手,只想讓鄰居知道爸爸有關心他們… 」王敏昌說道此,眼中飽含淚水,心疼啊! 日式家教─以父為榜樣 與王聊天,他最常談起的是父親王超英,因為其父東京工業大學畢業,返台受聘在台北工業學校(現今台北科技大學)教書,深受日本人及台灣子弟愛戴;同時父親也應是台灣早期第一位機械工程師,不論是高雄陳家經營的日本糖廠、木材廠、或是唐榮鐵工廠(前身)等工廠,都在其父掌舵下,轉虧為盈、大興利市。 1983年,王敏昌生於高雄鳳山,父王超英喜迎長子,當時也是家道頂峰,他回憶講道:「日據時代,全鳳山只有我們一家擁有地中海式洋房,與姐、妹和弟過得很愉快。但自從戰後,中國國民黨強佔台灣統治後,正是我們噩運開始。台灣頓時從現代化社會倒退嚕,墜入黑暗深淵。」 228事變、白色恐佈,王的父執輩的夢靨接踵而至;由於國民黨接收日本產業,官員素質低落,糖貿易是當年台灣的閃閃金磚,國民黨官員連煉個糖漿都沒法作成結晶,怎麼會懂什麼叫「工業鏈」? 日殖民時代,早能把甘蔗提煉成糖,直接送至港口一貫作業,這對國民黨是「天方夜譚」,最後只好請出王父出馬。 不諳中國官場作風,王父律己甚嚴的「日式教育」,講究清廉,公私分明,卻犯了國民黨高官「擋人財路」的官場大忌,1947年228爆發,王父首當其衝,官僚誣告被捕威脅。 王母散盡家財營救,不幸中的大幸是,王母營救有方,想盡辦法將其移送至法院審訊,而非憲警大隊,經半年關押後,終被判無罪釋放。聽說,當年很多家庭籌錢到欠債累累,仍救不回人,有的無力者,則只能眼睜睜看親人枉死。 王父半年出來後,已是人事全非,「當年,我父親與杜聰明博士組成『台灣理工學會』,當時留日人才超過2000多個會員參加,但228之後,私下查訪,只剩下100多人,全部失踪,台灣菁英都被殺害了;家父幸運的活下來,但友人們冤死喪命,他一直很心痛。」 留學─呼吸自由空氣 王敏昌身為長子,在父親嚴厲家教下,六年高雄中學後,順利考上台大化學系,於1961年畢業,服役後,1963年就考過托福申請加拿大艾伯特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讀,拿到博士學位。在加拿大求學,對王沖擊很大,受益匪淺;他舉例說明,向圖書館借書,不需身份証,超日週市不營業,大門敞開,顧客自由出入買貨,自動放錢;最令人溫心的是,嚴冬戶外零下20多度,寒冷難耐時,大可隨便敲人家的門,請求入屋取暖,主人有時還會奉上一杯咖啡,那種人情味,猶如「人間天堂」;與在台灣生活,由國民黨鐵腕統治高壓氣氛差太多了。 執子之手─牽手走天涯 1994年,王家搬來南加,有鑑於生化科技前途似錦,原本想回到老本行創業繼續研發;值盛年56歲時,因長期積勞成疾,導致心律不整,一個月3次跑急救室。夫人葉秀卿再也忍不住,放棄全新實驗室器材,逼老公保命退休,轉而把重心致力於台美人公益事務。 王敏昌非常感激多年來,夫人的無私付出,讓他無後顧之憂。當年在台大與小三年的學妹似曾相識,王當兵後,經長輩作媒,因為「門當戶對」、學識匹配,男才女貌,與隔條街鄰居台大外文系畢業的葉秀卿約會,看了第一部電影「真善美」,愛苗深重。半年內訂下終身之盟,於1966年碩士畢業馬上結婚,1967年,生了長子,後直到美國就業時又生下長女。 直至退休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陪伴兒女,享受天倫之樂;最關心的是台灣事務,夫婦倆積極參與FAPA、NATPA(台灣人教授協會)等組織,加強台美人公共事務交流;至於,台灣選舉自1996年每仗必役,回台助選兼投票,堅決保護台灣主權,也認識許多好友。 除了台美事務,王敏昌帶著牽手走天涯,「他帶我遊遍全世界,去年野火燒到我家後門,我們正在埃及玩,左鄰右舍都受波及燒毀,我家只燒掉一角落… ..」葉秀卿手足舞蹈地指著廚房牆角、並分享到世界遊歷的留影,夫婿整理的井井有條。 面對病魔,他背出聖經詩篇第23篇一段經典名句:「我雖然行過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靈魂、祢的杖,都會安慰引領我… 」安慰關心的親友。 文/記者林蓮華

黃及時

◆知子莫若父—談愛子黃文谷的從政之路 美洲台灣日報董事長黃及時的大公子黃文谷(Steven Haung)醫師,日前高票當選聖馬利諾(San Marino)市議員,成為台美人第二代參與主流政治的新典範。 黃文谷的父親黃及時先生是美洲台灣日報的董事長,談及愛子,果然「知子莫若父」,黃董事長娓娓道來,介紹了這位令父親 驕傲的傑出台美人新政治明星。 聖馬利諾市因為居民有許多都是專業人士如醫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經濟能力強,聖馬利諾成了優質的住宅區。聖馬利諾市地不大,住戶也不多,小而美,再加上學區好,學生素質佳,也讓房價扶搖直上。 提到愛子黃文谷參選聖馬利諾市議員,世界日報在選前還報導說,黃文谷沒有當選的可能。黃及時說,其實當時的現任市長Eugene Sun,因為本身是房地產仲介,在任職其間就因為藉職位之便取得利益而遭到當地英文報紙批判而不被看好。San Marino Tribune, Pasadena的Star News以及 Outlook都多有揭露和批評。黃及時笑著說,看來世界日報不懂英語,才會做出那樣的報導。 黃及時說,選舉期間,在City Club, Rotary 等等主流社團舉辦的政見公聽會時,黃文谷就被問到,他能給聖馬利諾帶來甚麼?黃文谷說,他從1981年到現在,已經在聖馬利諾住了三十五年,早年父親定居聖馬利諾,他在聖市長大,成年後,自己也在聖馬利諾購屋安居,兩代都是聖市的居民,所以深知聖馬利諾市需要的是甚麼。 黃文谷醫師不但在台美人社團如台美公民協會、台灣會館等都深度參與(他是現任台灣會館董事長),頗有成績;他在極年輕時就擔任華人牙醫學會會長,大家都知道他勤於任事,也很能做事。不但如此,他在聖馬利諾市也擔任過華人協會董事,更積極參與聖市主流社會的各種團體和活動如City Club, Rotary Club,他也是聖馬利諾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外聘委員之一,對聖馬利諾市的建設規劃知之甚詳,所以主流社區都知道黃文谷的能力與熱忱,從而鼓勵他出來參選市議員。黃文谷醫師的參政,是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 聖馬利諾市議員本次改選兩席,一席就是2014年6月向華人鄰居院子丟狗屎的當時的市長Dennis Kneier,另外一席則是華裔市長Eugene Sun(孫渝今)。Dennis 因為丟狗屎事件,早就被主流媒體三振出局;而Eugene Sun 則是遭質疑藉職務之便圖利自己的房地產事業。 這次改選共有五位角逐者,結果黃文谷和另一位白人律師Steve Talt當選。黃及時說,黃文谷當選,應該歸功於他有一支強而有力的娘子軍競選團隊,而黃文谷在競選期間一步一腳印,逐家拜票,也是努力有成。 更讓人感動的是,許多不住在聖馬利諾的台灣鄉親,為了力挺台灣人第二代能夠當選聖馬利諾市議員,都熱心主動打電話給住在聖市的親朋好友,替黃文谷拉票。而台灣會館的朋友替他辦了一場籌款會,黃爸爸也說,黃文谷深深表示感謝! ◆黃家的政治DNA—台灣的民意代表 黃文谷醫師從政,如果回溯到他的父祖輩,其實他們的家族就是台灣的政治世家。 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是台灣企業家、政治人物,曾任高雄市商業會理事長、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後代表中國國民黨在商業團體當選為第一屆第一、二、三次增額立法委員,一直到他78歲,決定退休,黃及時才帶著妻兒來美國,讓黃文谷在美國接受教育,成家立業。 黃及時說,他父親有一本著作「和風細雨」,點出他個人行事按部就班,人生順遂,即便碰上困難也都只有細雨而已。黃綿綿也曾希望兒子黃及時接棒,繼續他的政治事業,不過黃及時有他個人的人生規劃,沒有涉足台灣的政治圈,而是帶家人前來美國。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的阿公林迦,人們喜歡膩稱他「西迦伯」,林迦英俊高大,長像與黃種人不大一樣。戰後國民黨來台,他受命擔任鹽埕區長。林迦的兒子,也就是黃及時的岳父林瓊瑤,曾擔任高雄參議會議員(那時候才三十幾歲),當時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則是參議會議長。二二八事件之後,林瓊瑤感於時局,退出政壇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陳啟川當市長,力勸林瓊瑤出來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結果以極高票當選。 黃及時與林孟淑結婚時,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尚未當選立委,岳丈也還未當選國代。黃及時有了第三個孩子之後,兩老才出來參選民意代表。所以,黃及時笑說,他和太太的喜結連理並非甚麼「政治婚姻」。他說,他父親和「丈人公」林迦有一個共同的事業,那就是高雄國際戲院,黃及時的父親是董事長,「丈人公」則是常務董事,應該是這層關係才成就了黃及時的婚事。 說來黃及時的岳父家確實是個政治世家,丈人林瓊瑤是國大代表,小姨子林孟貴是監察委員,小舅子林孟丹是高雄市議員、國大代表。 不過,黃及時對參政的興趣並不大,1981年他先帶著妻子兒女來美國,著眼於兒女的教育,他自己則台美兩地跑,繼續他自己在台灣的事業。不過兒女漸漸長大,1984年,太太林孟淑說,小孩大了,她一個人照顧不了,要不孩子們都帶回台灣,要不他就來美國定居。他詢問子女的意見,小孩在美國如魚得水,堅拒回去台灣,於是他少數服從多數,就這樣在美國定居了下來。 ◆黃及時的夢—把「中華民國」註銷 黃及時小學讀鹽埕國小,中學就讀高雄中學,大學念淡江商學系。大學畢業時為1963年,服完兵役之後,1964在公司上班一年,1965則到日本受訓,學日語、學做生意,了解國際貿易事務及管理紡織工廠。紡織與國際貿易是黃及時的本行。 黃及時說,紡織業實在辛苦,他當總經理,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都是上班時間,實在已經超載,於是他和當董事長的父親商量,辭去總經理,轉換跑道,從事建築業。黃及時經營紡織廠時,已經開始從事一些不動產的買賣以及建屋的案子,他覺得蠻有可為。不過,真正投入建築和房地產開發之後才發現比管理紡織廠更忙,根本沒有週末,人家休假時,才更是售屋的好時機。 不過,由於黃及時的堅持及追求最高的建築品質,絕不偷工減料,因此他的建案很有口碑,連建築師都說黃及時蓋的房子品質讓人放心,他們也都特地來向他買房。黃及時說,他父親的一位顧問曾經告訴他,蓋房子是要住一世人的,人不在了,房子還在,所以絕不能偷工減料,才能讓房子持久、耐久。他謹記這一番話,來美國從事建築開發事業,一直就是秉持這一個原則,絕不在品質上讓步。 黃及時也因為從事國際貿易,全世界走透透,許多別人沒去過、不敢去的地方他都已經去過,像是中東的回教國家杜拜他簡直像「走灶腳」一般,連阿拉伯語都能講上幾句了。 黃及時定居美國之後,從事房地產業。但黃及時做的房地產業和一般人買motel經營或轉手不一樣,他專門建 condominium, pud, apartments,以及motel。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五年前過世,黃及時感性的說,他娶孟淑是他的福氣。黃及時說,孟淑雖是富家千金,但為人非常內斂、又極賢慧,失去她,讓他非常思念。他說孟淑給他太多的支持和鼓勵。他加入台灣日報經營團隊,雖然知道是賠錢的事業,但賢妻卻是背後支撐他的力量,贊同他參與這一個有理想的事業。 黃及時說,他的岳丈林瓊瑤當年也經營過一個賠錢的文化事業,叫三信出版社,孟淑一定是受到父親的啟發,所以對文化事業即使賠錢也願意付出,實在很有乃父之風。 黃及時說,兒子黃文谷能有今天的成績,實際上也是太太孟淑苦心栽培的結果,當年就是因為太太的鼓勵,黃文谷才參與台美公民協會,並進一步參與台美人社團,服務社區。黃及時和林孟淑育有兩男一女,黃文谷(Steven)是老大,老二黃文瑜(Gary)目前也定居美國,女兒文慈(Gloria)是美國的會計師,不過婚後隨夫家回台灣定居,所以黃及時每年都會回台灣探視女兒並省親、掃墓。 黃及時說,當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他一直很感慨,心想只能當美國人啦。不過2016年的選情看起來小英很有勝算,讓台灣人又燃起希望。然而他也提醒,國民黨長久以來就是奧步特多的外來獨裁政權,台灣人一定要戒慎恐懼,謹防國民黨出奧步。黃及時說,他甚至擔心馬英九是不是會在選前向共產黨投降呢! 黃及時說,1968年開始,他就拿著「車輪牌」的護照走遍世界各地,但他覺得這本車輪牌護照讓他深受侮辱。他說,有一次去到埃及開羅,他持有有效簽證,也通過了移民官的檢查,才走到機場門口要搭車,卻又被叫回去,要他到一個小房間裡,官員坐在較高處的桌子後面,他則像犯人一般站在低處。官員就問︰「你來幹甚麼?」黃及時說他來開羅有兩個目的,一是做生意,一是觀光,要來看金字塔。結果那位官員拿了一張名單,說︰「你若在這份名單裡,你就能入境」。黃及時說他絕不會是名單裡的一員。官員說,「那你可以走了」。 黃及時說,他不但覺得受辱,而且非常擔心自己是否有危險,他當時身上帶有五千美元,立即在機場買了一張飛杜拜的機票,離開開羅,簡直像逃難一樣。他說,車輪牌護照所帶給他的不安全感莫此為甚。他也曾在入境巴黎時,被刁難了六個小時才獲通關。他說,若和其他日本人同機,過海關時,日本人都順利通關,他持車輪牌護照就要被刁難、要紅包。這個「中華民國」讓黃及時年輕為事業打拼時,常遭到挫折與受辱,所以他一直希望台灣人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把「中華民國」註銷,讓台灣人拿台灣護照,昂首闊步走遍世界而不受到歧視與排斥!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主持 /黃樹人 文字整理)

許忠政與許聖美 許氏人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許聖美參加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年會,與一大群活潑的姐妹們在一起時,總是安安靜靜微笑看熱鬧,與大夥人一起出遊,也顯得歡喜自如和氣安詳。她與丈夫許忠政常給人質樸誠懇、厚道務實的感覺,這對被華文媒體稱為「花旗參大王」的夫妻,或許覺得保持低調是他們比較自在的生活方式。 早年,他們在台灣是一對社會工作者,從事兒童福利與社區工作。到美國唸書後,因緣際會到五大湖畔的威斯康辛工作,無意中看到參農們種植花旗參,進而投入買參、賣參與種參的行業,經過多年的胼手胝足,終於建立一個產銷全球的「許氏參業集團」。他們的故事在敘述一對勤勞刻苦謙和務實的台灣人夫妻如何在美國同甘共苦奮鬥有成的人生。 因社工結緣 許聖美和許忠政交往時,聖美的父親對許忠政的印象是:「他的個性外向,看起來可能更適合做生意。」她知道這是不贊成的意思,因為在台大醫院行醫而且在醫學院執教的許瑞雲教授一直希望女兒嫁個醫生或學者,做生意看來不像個安穩的行業,何況兩人都姓許。 聖美不願忤逆父親的意思,但又放不下這份感情。從小她就是個安靜乖巧的女孩,功課很好。小學時,老師要她當班長,她惶恐地推辭,後來經過老師一再鼓勵,才硬著頭擔當,發覺自己也能做得不錯。長大後,原本希望唸護理,卻因大專聯考的分發誤打誤撞進了台大農推系,心裡倒不曾想過日後要推廣農業。 大學畢業後,她到基督教的「兒童福利基金會(CCF)」工作,關懷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子們。這段期間,認識了同樣來自長老教會作基督教社會工作的許忠政,兩人情投意合。 當時在躊躇的情況下,她曾請教沒有當醫生娘的三姨,問她對婚姻的看法。三姨說:「我雖然沒有像妳媽媽及妳二姨那樣嫁給醫生,不過我們夫妻的感情很好,婚姻也很美滿。」這些話增加她不少信心,只希望假以時日,父母會改變心意。 許忠政來自澎湖白沙島瓦硐村的一個農家,在家裡十四個小孩中排行第十。幼時家境困苦,不僅三餐常吃地瓜乾,而且因為澎湖風沙大,草木難生長,家裡沒柴燒飯,他得去撿牛糞,把牛糞貼在牆壁上曬乾,再拿來當柴燒。他說,他一直撿牛糞撿到唸初二為止,並且因為上了初中,應學校老師的要求,父親才去買了一雙球鞋給他,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當時又因為家裡是全村僅有的三、五戶基督徒家庭之一,時常受到村民的另眼相看,所以從小他就立志長大後要走出白沙島。 高一那年暑假,為了鼓勵澎湖的學生投考軍校,老師帶著十幾個澎湖的孩子到台北參觀軍校。一天晚上大約十一點鐘,他在街上看到幾個北一女中的學生在等公車時,還就著路燈看書。心想人家名校的學生都這麼用功,他一個鄉下孩子如果不加倍努力,怎麼可能考上大學? 這個啟示改變了他的人生,回到白沙島後,他發憤用功,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考上淡江大學,成為全村第二個大學生。接著,因為嚮往台大,在淡江唸了兩年,參加轉學考試,終於如願考進了台大外文系,成為許聖美的同校同學。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基於信仰與愛心,他到「台灣基督教福利會」的社會福利部工作。其後三年,從事過社區衛生、飲水、婦幼、以及關懷烏腳病患者等社會事工。一九六九年,申請到留美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大學(Univ. of Denver)攻讀社會工作學碩士。 隔年,許聖美也到了美國。兩人經過多年的交往與不斷的祈禱,總算得到雙方父母的祝福,高高興興地結了婚。由於許忠政在丹佛大學唸書的第二年領的是威斯康辛州政府提供的獎學金,畢業後必須到威州服務。所以在1971年,他拿到碩士學位後,即和聖美兩人起程前往威斯康辛州的芳都拉克(Fond du Lac)。他在州政府的社會局家庭服務司工作,許聖美則去唸她一直想唸的護理。 那時,許忠政負責威州七個縣的兒童福利,必須經常開車到轄區內的大鄉小鎮探訪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童們。他在僕僕風塵馳騁於大道小路間,無意中看到幾個參農們正在種植威州盛名的「綠金(Green Gold)」,心中感到震撼,也感到好奇。 威州見「綠金」 原來威斯康辛特產花旗參,當地人稱為「綠金」,一些德國和波蘭的後裔世代賴種此為生。許忠政在1973年第一次看到一大片高約一呎多、紅果實綠寬葉生意盎然的參田時,不禁愣住。心想這個在台灣常聽說的一級補的昂貴東西竟然是自己居住地的特產,不知效果如何? 他先買了兩磅寄回澎湖給體弱又患有胃病的母親服用。六個月後,家人來信說效果奇佳,請他再寄一些回去。他繼則一想,此處既是參的產地,附近又沒有幾戶華人,自己獨得地利,何不作點向華人銷售花旗參的郵購生意?那時,美國的郵購事業正興,他開始用心研究花旗參的種種與郵購的辦法,然後在1974年和許聖美共同創立「許氏人參企業公司」,從事小額的花旗參買賣。 他們第一次只買了十八磅花旗參,兩人動手修剪,分批包裝,在華文報紙刊登廣告後,接受訂貨。結果十八磅很快地賣完,信心大增,於是繼續購進更多的花旗參,也大量寄發傳單給在美國的華人家庭,生意逐漸擴大。 許聖美這時已在醫院當護士,郵購公司就設在自家地下室,夫妻倆下班後,勤兼副業。1975年,許忠政買了三百磅花旗參寄到台灣,讓剛自軍中退役的弟弟去銷售,自己則到美國各地的中國城接洽批發事宜,結果兩邊都進行得很順利,他開始考慮全面投入花旗參事業。 當時,許聖美懷著老大,大腹便便。許忠政決定辭掉州政府的工作出來創業時,雙方親人都反對,只有聖美心想:既然丈夫有他的理想,就該讓他去嘗試,至少自己在醫院還有一份工作,可以養活全家。就這樣,他們毅然賣掉在芳都拉克的房子,全家搬到威州北部盛產花旗參的沃沙(Wausau),迎接新的生活。 他們的老大在1976年出世,那年年底,許忠政已經初步建立起花旗參的銷售網,銷售量達一萬多磅。外文系畢業的他講得一口流暢的英語,加上多年的社工經驗與本身的親和個性,使他能很快地和人熟稔。他常在買參的時候,和參農們聊天,一邊獲取花旗參的知識,一邊留意種參的方法,心裡隱隱約約存著一幅更大的遠景。 這時的許聖美除了上班與照顧幼兒外,也幫著做郵購生意。她說,那些年,每次聽到電話鈴響,就趕緊把孩子趕到另外一個房間玩,再關起門來接電話談生意,以免被對方聽到孩子的聲音,覺得不夠專業。 聖美做事仔細,為人親切,在電話中和許多顧客建立了友誼。直到現在,公司的業務已經擴展許多,郵購單位仍歸她負責。她說,她後來參加NATWA的年會和其他的活動,都是顧客們在電話中通知她的。 十年苦撐 1978年,他們作了一個更關鍵性的決定,買了160英畝的農場,正式當起參農來。原來沃沙和哈爾濱同樣位於北緯四十五度,都是最適合種參的地方。中國東北的人參屬熱性,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屬涼性,功效略有不同。他們相信這種補而不燥的花旗參會有很大的潛在市場。 於是懷著生產「綠金」的美夢,這對來自亞熱帶島國的年輕夫妻開始在這冬季漫漫白雪茫茫一望無際的大地耕作起來。他們雇請了一個美國人,三個人摸索著種參。 許聖美說,花旗參必須種植在處女地,所以種參之前,要先整地。因為種參的土地如果太黏,根會爛掉,總得帶點沙質,參根才會伸長。栽參的種子也必須先和沙摻雜,埋在外面沙坑裡一段時日後,才會爆芽。所以在栽種人參以前,必須先花費一年的功夫整理土地,也就是先檢掉石粒,改變土質,使其酸鹼鬆軟得宜,然後再撒上爆芽的熟種子,經過一個白雪覆蓋的冬季,才能看到參苗長出。參苗長出後,要連續生長四年,才能收成。換句話說,一切順利的話,種參至少得先投資五年,才能見到首批收成。 回憶第一次種參的經驗,許忠政說,那時好不容易等到隔年春天,結果發現長出來的參苗竟不到原先播種的一半,原來種子被蝸牛吃掉了,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因為花旗參的種子很貴,一磅要七十五塊美金,撒在地上如同在撒金,光種幾畝地就已經耗掉不少本錢,當時看到那情景,實在難過得想哭。 「很多經驗都是在挫折中獲得。」他接著說,「種子播下後,要蓋上一層乾草。第一年沒有經驗,草舖得不夠厚,結果參田裡長出雜草來,既不能噴灑除草劑,也不能使用除草機,只能用兩手拔,在那遼闊的參田裡,真是拔草拔得苦不堪言。」 「參是一種極嬌嫩的植物,不能直接照日,所以參苗一長出,就得立刻在參田上搭遮蔭棚,讓陽光稀稀疏疏地洒下來,參才會長得好」。許聖美說,「搭遮蔭棚的成本固然很高,何時搭棚更是一大學問。搭得太早,天氣轉冷,下起雪來,棚架承擔不了雪的負荷,會塌下來。搭得太晚,參已經見到陽光,會被曬死。所以每年四、五月,天氣乍暖還寒時,就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作最正確的判斷。」 參長到第二、三年時,會有葉枯病、爛根病等情形發生,這是為什麼種參必須使用處女地的原因。一則種過參的土地容易感染病菌,導致參得病,二則參成長時所需要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已被用盡,所以種過參的土地不能再使用。 總而言之,培植這種成長緩慢又嬌嫩的「綠金」,真得小心呵護,不僅勞力密集,資本也相當可觀。一英畝的參種下來,得花上三、四 萬的美金,偏偏這些年參價在激烈競爭下頻頻下跌,說來參農的生活也真不容易,許忠政感慨地說。 在等待收成的那些年,由於老二和老三相繼出世,許聖美一身兼數職。除了照顧三個幼兒,兼作郵購生意,週末在醫院上班外,也常到農場幫忙農事。「那些年,日子過得真辛苦。」她說,「我們常把孩子們帶到田裡去,大人作農事,小孩就在參田上玩。三個兒子倒也因此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性,稍大後都會自動到農場幫忙或替自己的公司作事。」。 自小刻苦耐勞的許忠政常常在參田裡一做就是十幾個小時。他說,種植花旗參是上天賜給他的最大考驗,他一切從頭學起,花了許多錢買經驗與教訓,辛苦熬過五、六年後,才逐漸掌握到種參的技術。等到農場能夠收支平衡良性運轉時,也已經苦撐過十年。在這段漫長困阨的歲月裡,陪伴他在北國渡過天寒地凍時光的,就是他的妻子和三個稚齡的兒子。 苦盡甘來 辛苦耕種了許多年,他們在1982年總算有了頭批收成,內心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這時的「許氏人參」亦遷入一個5,000平方呎的辦公室,開始有了公司的規模。 接下來幾年,許忠政把握住全球經濟發展的八十年代,積極開拓外銷市場。一方面陸續到日本、英國和澳洲等地參加國際健康食品展覽,另方面在1984年將公司全面電腦化,加強郵購的時效。這時的他將目標放在建設公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集團。 1985年,「許氏人參」在洛杉磯設立分公司,整個公司聘用的員工增至十五個人。1986年,許忠政獲得威州「州長外銷業績優秀獎」。1987年,他們興建了第一座加工廠,面積達7,500平方呎,首次做到生產、加工、製造、包裝、銷售一貫作業的「產銷一條龍」的地步。此後,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 1989年,他們增購了三百多英畝的參田,開始嘗試「半野山參」的種植。1990年,斥資興建第二座新廠房,面積4,500平方呎。這年,許忠政眼見全球風行健康食品,立刻掌握商機,適時推出花旗參茶和花旗參糖,結果產品一上市就供不應求。他再接再厲,繼續推出現代包裝的花旗參精、鮮蜂王漿、花旗參蜂王漿等一系列健康食品,都受到顧客的歡迎。 1991年,「許氏參業集團」分別在紐約和香港設立分公司,經營批發、零售和外銷等業務。接著,在馬來西亞成立一家獨立的子公司,專營花旗參、野參、各種人參、以及如冬蟲夏草、燕窩等各種高級中藥的加工與批發。此外,他們繼續在威斯康辛增購參田。那年,許忠政獲得了「沃沙地區傑出中小企業獎」。 1992年,他們繼續增建另一座新廠房,面積達9,100平方呎。這時的「許氏人參」已經在華人圈裡打響招牌,各地的主要中文媒體都有他們的廣告,華人經營的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裡,也都有他們的貨品陳列。 同年,他們獲得美國聯邦商業局頒發的「全美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夫妻倆歡歡喜喜地到白宮玫瑰園領獎。這時,英文名字叫Paul Hsu的許忠政在威州早已樹立聲望。自1981年起,他連續被前後三任州長聘為外銷顧問,每次州長要到遠東訪問,都邀請他同行。 積數年開拓市場的經驗,許忠政認為人口廣眾,素來視人參為高級補品的中國,應該有很大的銷售潛力,因此鎖定中國為主要的開發市場。自1992年起,「許氏人參」陸續在江蘇張家港、浙江寧波和廣東普寧等地成立合資公司,從事原料加工與批發的業務。1995年,又在南京設立獨資公司,統籌全中國的銷售與業務管理。同時,他們也在舊金山和溫哥華兩地設立分公司,拓展美西和加拿大的市場。 1995年,許忠政獲得聯邦農業部頒發的「亞裔農夫特優獎」,再度到華府領獎。他在短短三年間,兩度榮獲得聯邦政府的頒獎,誠為殊榮,卻也實至名歸。因為那時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年產量已由1974年的十五萬磅增至1995年的兩百萬磅,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產於沃沙地區,而許氏農場的年產量更居沃沙地區參產量的翹楚。至於威州的外銷農產品中,1980年時,花旗參排行第十一,1995年時已躍居為第二位,僅次於乳牛胚胎的出口,而「許氏參業集團」的年銷售量則佔全州總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以如此優秀的業績,連續榮獲聯邦的「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與「農夫特優獎」,實在受之無愧。 許忠政無疑地是行銷方面的一流好手。他密切注視時代潮流的趨向,隨時留意顧客購買的品味,不斷地開發新的產品。往往在舊產品銷路漸緩之際,新的產品已經上市,確保公司的產品能夠繼續吸引顧客的興趣。 在追隨科技方面,他也一直站在最前端。1996年,他在南京首創「越洋郵購」,讓顧客能在美國訂貨,在南京直接取貨。1999年,首創公司網頁,讓「許氏人參」的產品能在網路上和顧客見面,2000年,再度更新網站,讓顧客能夠直接從網路訂貨。他處處以服務顧客為優先,以致多年來,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許氏人參」的產品銷售始終領先同行。 「許氏參業集團」發展迄今,除了種植、加工和銷售花旗參外,還經銷各種人參、野參、半野參,以及各種與人參有關的產品如花旗參茶、花旗參糖等。近幾年,更發展一系列的健康食品如深海魚油、大豆卵磷脂、鯊魚軟骨、魚蛋白、葡萄子、山桑子、北芑、燕窩、干貝、當歸、淮山、銀杏等,琳琳總總。幾乎各種階層、各種行業的男女老少都是他們服務行銷的對象。 經過二十年的奮鬥,這對首創台灣人在美國植參墾荒紀錄的夫婦,終於建立起理想中的參業王國。 誠信與寬容 在威斯康辛生活了三十年,或許得利於當地淳樸的民風與田園的景觀,許忠政夫婦始終保持著台灣舊社會的傳統美德,他們勤勞節儉、質樸務實,而且待人誠懇,常喜歡以「種田人」自居。 他們尤其認為做生意應該信守「誠信」的原則。由於花旗參的效用較吉林參、高麗參和加拿大參為高,價格也較貴,有些商人因此出售假冒的花旗參。許忠政對於出售或摻雜偽貨的行為非常反感,所以特地和威州的花旗參農總會共同設計出一種老鷹的商標與註冊的字號,讓消費者能夠很快地辨出真偽。 他接著說,1994年,上海發起打假運動,檢查人員曾經拆開四十八磅的「許氏人參」產品,發現每一根都是貨真價實的花旗參,深感驚訝。因為在那同時,他們檢查的其他二十幾家品牌裡,有許多家廠商都因為摻假而被吊銷執照。 許聖美自公司創立以來,一直負責公司的會計與人事。雖是獨資公司,她仍恪守公司制定的規則,凡事公私分明。她說,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她向公司借用了兩天的旅行車,結果還車時,照樣付給公司租金,連會計都感覺詫訝。她認為如果自己作個好榜樣,員工們比較不會隨意浮報帳目或濫用公司的東西。 對於公司的員工,她採取尊重與寬容的態度。她說,往往薪水給得比別處稍高,福利比較好,遇有特殊情況,則予關懷,因此絕大部份員工都在公司工作很久,他們的忠誠就是公司的資產。 「許氏參業集團」目前在全球擁有三百多名員工。沃沙總部的員工裡,約有三分之一是美國人,三分之一是華人,另有三分之一是寮國人。「因此,人家常笑稱我們的公司是個小型的聯合國。」她笑著說。 威斯康辛州有不少寮國人,大都在寮國赤化之際移民而來,許多都是辛勤的農夫。許氏農場在農忙期,時常雇用一、兩百名寮國人,幫忙除草、收成與採種。聖美說:「人參收成時,我們用機器收割,來回收了兩趟後,就讓員工們去挖採,採到的和公司平分,這也是算一種公司與員工分享的辦法。」 目前擁有一千英畝參田,身為所謂「花旗參大王」的妻子,許聖美有著難得的隨和與親切。她在訪談中,表示最欣慰的是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與三個都能依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努力求發展的兒子。 她說,二、三十年來,她和許忠政既是夫妻也是同事,「可是,我們很少爭執。」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她很認真地說:「真的,我們很少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有時對事情難免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提出來討論,所以幾乎沒有吵架。」或許在她的心底,她始終記得當年三姨對她說的話:即使沒有嫁給醫生,只要夫妻感情很好,生活就會過得美滿。 她最欣喜的是三個兒子都有很好的成長。她說,孩子們出生長大時,正是公司創業與拓展的時期,雖然夫妻兩人都很忙,但都盡量安排輪流照顧孩子。許忠政燒得一手好菜,如果他先回到家,就立刻下廚作飯,連帶地也訓練出三個會燒菜的兒子。 她接著說,孩子們因為體恤父母的辛勞,凡事都能自動自發。她記得老大身上總是多帶一本書,因為每回要去接他時,就接到顧客的電話,等談妥事情再趕去,已經遲到許多,孩子總是靜靜地看書等候,從不抱怨。後來他到威斯康辛州大唸商學院,無論暑假實習或畢業後就業,都特別受到公司的器重與同仁的歡迎。老三從小就很自律,做事很有計劃,高中畢業時是全年級的第一名,目前在西北大學唸醫科。老二出生時,因為生產有困難,出生後智力略顯不足,但他一直都很乖。她花最多的時間在老二身上,後來他也唸到高中畢業,在別人的公司上班,平時在自己的公司裡,也很樂意幫忙。 近幾年,公司已經制度化,許聖美比較能抽空外出參加活動。去年,她和NATWA的姐妹們一起回台灣,與「彭婉如基金會」的會員們合開「台美婦女論壇」,並且拜會陳水扁總統和呂秀蓮副總統。在拜會兩位國家首長時,NATWA呈獻的禮物就是許聖美贈送的花旗參。其實,許聖美心裡更感到高興的是見到昔日的老同學貴為現在的副總統。 原來許聖美和呂秀蓮是北一女中初中的同班同學。「那時,呂秀蓮當風紀股長,我當清潔股長。她每次上台都講得頭頭是道,很有氣派,我就只知道埋頭努力掃地。」許聖美笑著說。回憶少年時光,她覺得很有趣,有的人從小就有大志向,努力開拓自己的路。有的人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後來,連自己都詫異怎會走上如今這條路。而她,就是屬於後者。 當年在台灣,她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會到美國拓荒墾殖種植人參。說來一切像場夢,但卻又是如此真真實實的人生。當年,兩個年輕的戀人,憑著一份執著,一起到寒冷的北方,在湖泊遍佈風景優美的遼闊草原裡,建立起家園,也建立起理想中的企業王國。如今走過艱辛,慶幸能夠共享成果。但望在未來,兩人自參業人生退休後,亦能互相扶持,重拾年輕時的熱情,重作一些社會工作。 楊遠薰  

廖述宗 芝大教授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生命的執著 廖述宗教授在三十幾歲時,即發表一系列卓越的男性荷爾蒙研究論文,揚名國際生化界。 他在一九八○年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成為當時海外人士與島內民主鬥士接觸的前鋒。 他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盡力引介高科技產業到台灣,希望與有志之士共同建設台灣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是一個典型的早期台灣留學生,睿智、勤奮、深思、熱情,對台灣尤其充滿期許。 一個五月天,我與這位傑出的的生化學家漫步在芝加哥大學的校園,聆聽當年如何從一個追求知識的青年,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生命科學家,然後又成為一個威權時代的政治異議者,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執行者,覺得他的人生真是豐富,難怪他會一再強調「成功的意義,不在終點,而在過程」。 啟蒙的歲月 廖述宗於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台南,父親是著名畫家廖繼春。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妹。童年時,他的父親在台南長榮教會學校教美術,母親在家開了一家叫「文藝社」的文具店,個性體貼的他從小就常幫著母親煮飯、做家事、看店、賣文具。 「我的父親是個沉默溫和的人,」廖述宗說:「他的熱情全都表現在繪畫上,對孩子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他對我的影響可說無形而深遠,我後來在科學上的創造與發見,即源自他在藝術上的臆想與發揮。」 述宗自小喜歡觀察一切有生命、會蠕動的東西。他養了很多蠶,看著幼蠶變大蠶,再作繭成蛹,破繭化作蝶,覺得生命實在奇妙。小學三年級時,他遇到一位非常崇尚自由的日本老師,名叫星襄一,經常帶著學生們到樹林裡上課,更加啟發他對大自然的喜愛。 就讀台南一中初二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機大舉轟炸台南,他眼見房子被炸,災民哀嚎,難民爭相疏散,敏銳的心靈充滿了對戰爭的驚悸與厭惡。接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他目睹一批批的國軍如散兵游勇,漫無法紀,作出一連串侵害百姓權益的行為,內心又不禁痛恨、失望。 唸高一時,由於他的父親應聘到甫成立的台中師範當美術科主任,述宗乃隨著家人搬到台中,轉學至台中一中。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血腥的大屠殺如夢魘般,在他腦裡揮之不去。 廖述宗說:「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苦悶的時代與黑色的政治陰影使他成為一個深思的青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思索生命的意義,並且非常同情貧苦弱勢的人。 邁向科學之路 一九四九年,廖述宗自台中一中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台大農化系。他說:「因為台大只有動物系、植物系,卻沒有生化系,所以我選擇既要唸生物,也要唸化學的農化系為第一志願。」 事實上,他還一度與醫學系結緣,卻自動放棄。原來他升大二的那年暑假,參加轉系考試,以第一名轉進醫學系。但結果只去上了三天課,他便打退堂鼓。 他笑著說:「因為當時一位教動物學的老先生要學生在三天內,背下兩百多根人體骨骼的名稱。我覺得我的腦袋不能全用來背記東西,所以又轉回農化系。時隔這麼多年,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唸了農化,我的發展更加海闊天空。」 他在農化系的出色表現使他從大三起,便在何芳陔教授的研究室當研究助理,從事木耳的研究。服兵役時,他參加全國高等考試,高中狀元。退役後,他回台大農化研究所深造,獨自研創一套用化學液體培植蘑菇的方法,深受重視。這篇論文不僅使他獲得台大碩士學位,並且亦得到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 I T註三)的優渥獎學金,於一九五六年踏上留學之途。 那年秋天,滿腔壯志的廖述宗抵達芝加哥,心中暗自希望數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即返鄉服務。沒想到一開始,便遇到挫折。他到伊利諾理工學院生物系報到後,系主任海德克﹝Hedrick﹞博士告訴他,他所培植的蘑菇太小,沒有經濟價值,因此這項研究計劃已被取消,但系裡改派他到另一個更大更有名的研究小組工作。 原來該系已有幾個博士和碩士先後發表論文,證實密西根湖的湖水含有抗生素。在抗生素奇貨可居的年代,若能自湖水提煉,真是一大福音。因此系裡已在密西根湖畔,建造一座自湖水提煉抗生素的試驗工廠,準備派廖述宗去管理。但在去之前,他必須先在實驗室學會提煉抗生素的方法。 他們的做法是將湖水放進離子交換器,分離出抗生素後,濾掉其他,再用溶劑將抗生素洗出來。聽來不難,問題是廖述宗無論怎麼做,都做不出想要的結果,令他十分困惑。隨著日子一天天消逝,他的信心逐漸減少,到後來只好作捲舖蓋的打算。 他向系主任坦承做不出結果,但在宣告失敗之前,希望系主任和他一起作一次實驗,以便瞭解癥結之所在。海德克博士覺得這要求合理,於是捲起袖子,動手和他一起作實驗。 不料兩人做了三個月,竟還沒作出結果。後來,廖述宗獲准調閱前人的實驗記錄,仔細加以比較,總算發現原因。原來前人的實驗並沒有測量離子交換器流出來的液體酸鹼度。換句話說,細菌被殺死,是液體本身帶酸性的緣故,不是湖水裡含有抗生素。 這項發見令系主任大驚失色。因為這表示整個研究計劃的前提是錯誤的,試驗工廠必須關掉,龐大的研究計劃亦將終止。 「當時實在不知該喜,還是該憂。」廖述宗說:「喜的是証明我的實驗是對的,拾回一點信心。憂的是我才到一個新地方,便攪壞了人家整個計劃,處境很尷尬。思慮再三,覺得不如離去,但系主任反而挽留我。他說系裡其實很感激我的發見,因為與其投下更多的資本,不如趁早結束。」 後來,他請系主任寫推薦函,讓他轉學。由於廖述宗曾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一篇有關核酸結構的論文,所以不久便接到康乃爾大學一位哈利﹝Robert Holley﹞教授的來信,表示要收他當學生,並且願意提供獎學金。廖述宗高興異常,趕緊回覆,表示即將前往。 這位當時正在從事最新核酸﹝nucleic acid﹞研究的哈利博士後來以在核酸方面的重大成就,獲得一九六八年的諾貝爾獎。但命運之神卻使廖述宗無緣與之相會,反倒奇妙地將他留在芝加哥,展開另一頁燦爛的學術生涯。 誤闖芝大 一九五七年夏末,廖述宗正打點行李,準備前往紐約的綺色佳﹝Ithaca﹞之際,一位朋友勸他說,離開芝加哥之前,不妨到近在咫尺的芝加哥大學走一走。廖述宗亦覺得有道理。自己在芝加哥住了一年,每日關在實驗室裡,不曾到外頭探個究竟,最起碼也該到聞名遐邇的芝大見識一下。 於是他找個風和日麗天,獨自搭車到海德公園。進了芝大校園,他到處晃蕩,但見一棟棟哥德式建築宏偉如城堡,校園碧草如茵,鐘聲悠揚,確實有學術氣氛。 徜徉一陣,他走進生化系大樓,看見一間辦公室門外掛著系主任伊凡斯﹝Earl Evans﹞博士的名牌,一時興起,便舉拳敲門。 也算巧合,伊凡斯博士親自應門。他不但開門讓廖述宗進去,還坐下來和他談話,並且帶他參觀實驗室。廖述宗受寵若驚,覺得這人實在親切,於是滿心歡喜地謝了又謝,便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料到了下午五點鐘,他竟接到伊凡斯博士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再到芝大一趟。滿頭霧水的他不便拒絕,隔日便依約前往。 他到了系主任辦公室,伊凡斯博士要他逕自到「明美﹝Ben May﹞癌症研究中心」,見一位塔拉萊﹝Paul Talalay﹞教授。廖述宗遵照指示,找到塔拉萊博士。這位塔拉萊博士也真絕,二話不說,便遞了一件實驗衣給廖述宗,兩人便開始動手做實驗。 如此一忙,忙到下午四點鐘。塔拉萊博士請他喝茶,並交給他一份資料,要他回去好好研讀。廖述宗愣了一下,心想這其中一定有誤會,趕緊解釋道:他到芝大不過是探訪,過兩日,他就要啟程赴康乃爾大學,攻讀生化博士學位。 「什麼?」這下輪到塔拉萊博士錯愕了。他說:「你不是要到這裡來唸書嗎?我們昨天還特別為你開了會,討論要給你的獎學金和研究項目呢!」 提起這段往事,廖教授迄今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說:「當年可能我的英語太差,他們誤以為我要到芝大唸書,見我的表現還不錯,就決定收我。」 就這麼一個奇妙的機緣,廖述宗沒經過入學申請,便直接進芝大生化研究所,而且此後一輩子都在芝大,並與恩師哈更斯教授﹝Charles Huggins﹞結下半生緣。 癌症化療之父─哈更斯博士 哈更斯博士﹝Dr. Charles Huggins﹞是一九六六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今的癌症化學治療之父。他於一九二七年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參與醫學院的創立,並且出任泌尿科主任。 他於一九四一年發現癌細胞必須倚賴荷爾蒙方能成長,主張以去除男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攝護腺癌,結果成為全球治療癌症的先驅。接著,他主張以去除女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乳癌,也很成功。時過一甲子,這些治療方法至今仍是醫學界治療癌症的正統方式,哈更斯博士因此被稱為「癌症化療之父」。 哈更斯教授在一九五○年獲得阿拉巴馬州的明美先生的捐贈,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成立「明美癌症研究中心」,延聘全球最優秀、最富創意的年輕學者,從事各種基礎醫學的研究。結果不出數年,該中心便成為舉世馳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當廖述宗在一九五七年進入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時,哈更斯博士已是醫界和學界的泰斗。「他待人很親切,毫無大師的架子。」廖教授說:「他時常在下午四點鐘到我的實驗室看我,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你今天有什麼發現?』。發見(Discovery) 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他的名言:『發現是我們的本分』成了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人人奉行的圭臬。」 一九六一年,廖述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為哈更斯博士所延聘。此後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互相切磋琢磨。「哈更斯博士一直工作到九十一歲才退休,我們一共相處四十年。」 廖教授緬懷地說:「他治學的嚴謹、對學術的執著、注重思考與創造的作風,都是我的楷模。他是我終身的良師與益友。」 廖述宗也因為哈更斯教授的關係,認識了生化界另一大師李卓皓博士。他說:「執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李卓皓博士是哈更斯教授的好朋友。他每次到芝加哥,一定到芝大拜會哈更斯博士,我們也因此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李卓皓博士在一九六九年訪問哈更斯教授的一件逸事,至今猶為廖述宗所樂談。他說:「李博士那年回台籌設生化研究所。有一天,他突然到芝大探望哈更斯教授。哈更斯教授把他留在七樓的辦公室,自己下樓來找我,對我說:『李博士要請你回台工作,請你對他說不,好不好?』說完,他轉身上樓。果然半小時後,李卓皓來找我,邀我回台工作,我客氣地婉拒了。」 就這樣,廖述宗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直到今日。他的辦公室正前方始終掛著一幅「發見是我人之本分」的字畫,左邊牆壁則高懸著哈更斯博士的巨幅照片。大師沉思的眼神,彷彿在昭示世人:「科學是無止境地求真與發現,人類的進步乃是思考與創造的結果。」 男性荷爾蒙研究的先驅 廖述宗自到芝大後,即如璞玉遇到名匠,不斷琢磨,日益發光。他在芝大的第一年,便發現一種奇異的新酵素。他將之純化,並研究其功能,不久便完成了博士論文。 接著,他從事其他三種不同的研究,皆有嶄新的發現,也因此發表了數篇受人矚目的論文。一九六○年,他開始從事男性荷爾蒙的研究。當科學家們尚不知核酸在何處能產生何種功能的時候,他即指出男性荷爾蒙主要在細胞核內,促進核酸的形成。這篇論文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後,成為科學界「荷爾蒙基因學」的先趨。 他接著在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一個非常創新的發現。當時,科學家們認為男性荷爾蒙的睪固酮﹝testosterone﹞在睪丸?形成後,即經由血管輸送到各器官,產生作用。但廖述宗卻發見睪固酮本身不會產生作用,必須經由一種五甲位還原酵素(註四)轉變成二氫睪固酮(註五),並且與另一特殊的細胞核受體﹝nuclear receptor﹞結合,才能產生作用。 由於當時的科學界尚無男性荷爾蒙活化的概念,因此這項非常創新的理論起初不被美國的權威學者所接受。論文寄出後,整整七個月,不見刊登。一九六七年春,他將這篇論文寄到英國的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立刻獲得重視,旋即刊出。論文發表後,馬上引起巨大的迴響,全球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般飛來,並紛紛尋求研究上的協助。 因為這項發現開啟了科學界研究荷爾蒙的新方向,一些依男性荷爾蒙滋生的疾病如攝護腺癌、禿頭、青春痘等後來皆得以獲得治療。所以直到一九九○年十月,這篇論文尚且被美國的「科學論文統計組織」評選為該月「科學界引述最多」的一篇經典之作。 廖述宗那時才三十七歲,即已是聞名國際的生化學者。往後四十年,他每兩、三年,便都有一項重大的發現問世,因此大師地位始終屹立不搖。他在生化界的許多領域包括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受體、抗男性荷爾蒙、抗男性荷爾蒙受體、陰陽人的謎思、治療攝護腺癌的研究與方法上,皆是同行的先驅,每年都有各國的學者到他的研究室進修,而且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國際著名的專家。 至於他發現的「五甲位還原酵素抑制劑」因能抑制男性荷爾蒙在皮膚及攝護腺等組織的活性,導致後來默克﹝Merck﹞藥廠開發出兩種新藥,一是治療攝護腺腫大的婆羅斯卡﹝Proscar﹞,另一是治療禿頭的婆羅貝西﹝Propecia﹞。這兩種藥品每年的銷售量都達數十億美金,為默克藥廠帶來巨大的利潤。 九十年代以後,廖教授在綠茶與草藥上,亦有獨特的研究。他發現綠茶裡的EGCG具有重要的藥理作用,可以用來治療肥胖、青春痘、及某些癌症。但是製作綠茶時,不得發酵;飲用綠茶時,亦需注意一些方法,才能保留EGCG的成分。為此,他經常應邀至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地,講述飲用綠茶的好處與方法。 晚近這些年,他在對抗老人癡呆症﹝Alzheimer﹞與膽固醇的研究上,亦有許多驚喜的突破。他發現有一種LXR的調節物,無論在中風、血管阻塞、心肌梗塞、或老人癡呆症、某些癌症及發炎的形成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若能開發成藥品,將對增進人類的健康,有著無比重大的貢獻。 他得過許多學術卓越獎,包括荷爾蒙研究的最高榮譽平卡斯﹝Pincus﹞獎,以及國人比較熟悉的台美基金會科技獎、杜聰明醫學獎、李卓皓生化獎等等。此外,他長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註六)的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重要科學期刊與研究基金的審核委員,但廖教授對這些榮譽,始終以平常心看待之。 他說,他一生重視的,主要只有兩個信念:一是身為哈更斯博士的信徒,他深信科學研究的目的在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二是身為台灣人,他深信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為故鄉作更大的奉獻。 芝大的大家長 廖述宗儘管表現優異,人緣亦佳,但在追求女朋友方面,卻相當保守。他笑著說:「在我的年代,台灣就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整個台大,誰和誰約會,大家都知道。」 幸好他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在這方面幫他許多忙。他的母親林瓊仙女士出自豐原望族,是彰化高女第一屆畢業生,平時熱心公益,亦擅長幫人作媒。當她眼望兒子即將拿到美國博士,尚未見到準媳婦,不免想助一臂之力。 某日,她聽到一位同鄉的女兒即將赴芝加哥大學留學,連忙邀約述宗的三舅媽一起登門造訪。廖媽媽見了女孩,滿心歡喜,趕緊打開皮包,取出一樣小東西,請小姐帶給她的兒子。小姐不便推託,到了芝大,即打電話給廖述宗。此後兩人一見如故,花前月下,儷影成雙,一九六○年,他們便在芝大的教堂結婚。 年輕的廖太太叫郭淑卿,有一張圓圓的笑臉,常給人歡喜的感覺。她自東京神學院畢業後,即到芝大神學院深造。廖述宗因此以為準岳父一定是名牧師,直到快結婚了,才知道原來就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暨慈善家郭頂順先生。 由於兩人都好客,他們婚後乃經常邀請芝大的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當年常在廖家作客的林秋鴻回憶說:「記得一九六一年的除夕夜,我們幾個窮學生在廖教授家過年。那時,師母已經大腹便便,仍和廖教授在廚房忙個不停。忽然間,陣痛起來,廖教授連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晚,他們的老大慈瑛便誕生了。」 小家庭成長得很快,短短幾年間,老二慈芬、老三慈明、和老四慈卿相繼出世。淑卿兩隻手帶四個小娃娃,日夜忙得團團轉。廖述宗那時的研究也正有重大的發現,因此亦頗覺分身乏術。但儘管生活忙碌,他們仍不忘照顧學生。大夥人春天郊遊、夏天野餐、秋天採蘋果、冬天溜冰,除夕夜請學生們到家吃年夜飯,儼然像個大家庭。 芝大的台灣學生越聚越多,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組織「芝大台灣同學會」。由於學生社團需要請一名教職員當顧問。廖教授是大家公認的不二人選,因此往後許多年,他擔任芝大台灣同學會的顧問,形同芝大台灣學生的大家長。 當時每逢過年過節或同學會聚餐,他即清晨載著學生到?菜大賣場,買一整車的菜回家。然後大夥人在廖家一起切切剁剁,煮出一大堆食物來。若到端午,廖教授夫婦更是通霄包粽子,一包數百個,至少讓每人都能嚐到一個。 「當年為了讓大家有潤餅捲吃,廖師母回台灣時,還特地去學擦潤餅皮。」現在是皮膚科專家的梁德明醫師回憶說。 其時的芝加哥是美國的第二大城,也是台灣人的主要聚集處。芝城同鄉在一九五六年即成立中西部台灣同鄉會,一九七○年更發展成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到了八十年代,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每次開年會,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若有島內人士來演講,更達七、八百人。要找一個可容這麼多人開會的地方,絕非易事。那些年,便常由廖教授出面,向芝大租借國際學舍。若是輪到由芝大台灣同學會主辦,那更為了準備數百人吃的晚餐,忙得人仰馬翻。 「那年頭,大家都沒錢,不可能到館子叫菜,菜全都自己做。結果每個人都分配到工作。李遠哲在芝大時,也做過滷肉等東西。」廖述宗笑著說。 熱鬧的生活充滿美好的回憶,卻也暗藏一些難言的傷痛。國民黨在海外的特務非常活躍,舉凡帶有「台灣」兩個字的社團,皆被密切監視。因此社團裡的活躍份子大都上了黑名單,望斷歸鄉路。廖述宗也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三十年,至於何時被列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只待發現時,方覺傷痛在心頭。 知識份子的良知 廖述宗首度發現自己上了黑名單,是出國將近十年的時候。一九六五年,他應錢思亮校長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回台大講學時。那時,他與淑卿已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女兒。因為雙方父母都沒見過孫女,夫妻倆便興致勃勃地帶三個一至四歲的小娃娃回故鄉。 不料他們在東京欲登上回台的華航班機時,即遭機上特務阻擋。特務以三個小女孩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有共產黨徒之虞,不准她們上機。一家五口因此被迫在東京停留兩天,經過冗長的交涉,才得以回到台灣。在台期間,他亦遭特務跟隨,這時他心裡明白,此後回鄉將是一條迢遙路。 果然一九七六年,他的父親廖繼春在台北病逝,他申請回台奔喪,竟無法獲得簽證。「有許多年,我獨自一人時,每當想起自己連人子的最後一份責任都無法盡到,就不禁淚流滿面。」廖教授黯然地說。 無論如何,他對台灣始終有一份切不斷的情感。他在成長過程中,一再目擊國民黨無比殘酷地對待異己,因此學會噤若寒蟬的保身之道。出國之後,他沉浸在芝大自由的學術氣氛中,不禁為苦難的故鄉感到悲哀。他期盼有朝一日,台灣能脫離外來的獨裁統治,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 七十年代,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迅速增高,抗爭的過程亦充滿驚濤駭浪。廖述宗和許多海外同鄉一樣,密切注視島內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驟然發生,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接踵而至。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島內充滿肅殺氣氛,海外關心的鄉親莫不憂心如焚。經過數日的憂慮與思考,廖述宗終於決定出面,採取積極的救援行動。 他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普渡大學的蔡嘉寅教授共同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教授們,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聯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譴責國民黨政府濫捕異議人士的惡行,並且力主被捕人士應獲公平與公開的司法審判。 這項呼籲立刻獲得熱烈的回應。短短幾天內,一百三十七位台灣人教授參與連署。廖教授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籌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關懷島內的民主運動。」 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廖述宗、林靜竹、孫錦德、商文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等十六名教授聚集在芝大的國際學舍,召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籌備會。會中,大家公推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負責起草章程、召開成立大會。 會議後不到兩星期的二月二十八日,廖述宗忽然接到台灣來的緊急電話,驚惶地告以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林母及一對雙胞女兒皆被亂刀殺死,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正在緊急救護中的情事。打電話的人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非常害怕這種謀殺連環發生,每家將逐一遭殃,因此亟盼外界趕緊伸出援手。 放下電話,廖述宗心痛如絞,難以相信在這年代竟然還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片刻後,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中華民國領事館,激動地對裡面的人說:「你們再殺下去,我們全體台灣人都會站起來,用武力對付你們!」 領事館的人尚未接到台灣的通知,僅表示這事不可能發生。但一小時後,他們打電話給廖教授,表示對林宅血案深感遺憾,並對教授協會獲得消息之迅速,感到驚訝。 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廖述宗接著通知美國有關單位與主要的台灣人社團,共同商量救援之道,同時努力為教授協會催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正式成立。八月九日,第一屆會員大會假芝大「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會議室召開。四十多位與會人士一致推選廖述宗教授為創會會長,並選出張富美、張旭成和蔡丁財等為區域理事,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陳炳杞和賴義雄為一般理事。 廖教授擔任會長這一年,率領教授協會馬不停蹄地關懷「美麗島」事件的審判、策劃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並且成立台灣核能發電廠設置評估與B型肝炎預防的委員會,進行調查與探討等等。 就在他的會長任期即將屆滿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廖教授突然又接到一個令人心慟的電話,這回被告以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一位年輕教授陳文成攜妻兒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隔日陳屍台大校園的消息。 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廖教授打電話給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塞爾特﹝Cyert﹞博士,告以陳文成博士係他殺,不是自殺。塞爾特博士起初不相信,因為他自國民黨官方得到不同的訊息。但經廖教授解釋後,他開始懷疑台灣的官方之詞,因此同意進行調查。 接著,廖教授召開教授協會理事會,成立關懷陳文成案件臨時小組。他並且在芝加哥聘請到一位很有人權思想的法醫克爾遜那﹝Robert Kirschner﹞醫師,進行驗屍的研究。與此同時,塞爾特校長亦在匹茲堡聘到另一位法醫魏克特﹝Cyvil Wecht﹞醫師,到台灣進行實地的驗屍。 兩位美國法醫經過一番審慎的檢驗,共同提出一份嚴謹的報告,指出陳文成博士不是自殺,而是在世時被毆打、墜樓致死。 「陳文成博士的遇害,在海外引起極大的憤怒。」廖述宗說:「大家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長期惡行忍無可忍,因此教授協會決定出面予以揭發。」 教授協會於是積極動員各地會員,主動與美國媒體聯繫,分別揭發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各大校園的活動與黑名單的事情,令美國主流十分驚訝,紛紛表示不可思議。此後,國民黨特務的行徑亦較前稍微收歛。 一九八一年八月,廖述宗卸下會長職務後,轉任教授協會總部執行理事,繼續協助推展會務。當時島內人士縱使出了國,也不敢與海外的異議份子接觸,惟恐回台被逮捕、判刑。教授協會因此決定打破僵局,致力推動海內外交流。 一九八二年春,教授協會首創先例,邀請黨外監委尤清、立委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和國民黨籍立委紀政等五人到美國參加在田納西州舉辦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暨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這在當時是項突破性的大新聞。被邀的這五個人敢不敢來?能不能來?回去之後,會不會以違反動員勘亂時期戒嚴條例,被處以重刑?都是無法確知的謎題。但後來這五個人不但全都來了,而且所到之處,皆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迎。他們的言論與行蹤,皆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回台之後,又平安無事,可說是功成圓滿地達成使命,打破過往的僵局。 一趟破冰之旅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教授協會決定再接再厲,進一步推派代表回台,與國民黨高層進行溝通。但誰是此行的最適當的人選?大家不作二想,一致公推廖述宗教授。 問題是廖教授長期名列黑名單, 過去尚且無法回台為父奔喪,何以此時能公然回台,順利完成任務? 時隔二十多年,廖教授方才透露,一九八二年的八月台灣行,係李卓皓博士推薦,由台灣大學發邀請函,請他在一項由台大主辦的國際生化研討會上發表學術演講,他因此得以國際學者身份入境台灣。 回到台灣後,他經由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的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會面。在會見蔣彥士時,意外獲得與省主席李登輝晤面的機會,因而有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他描述與蔣彥士見面的情形說,那是一次難忘的會晤。八月九日上午,他在清華大學沈君山教授的陪同下,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在會客室接見他們後,就一直坐在一張罩著絨布的座椅上,雙手握緊扶把,上身挺直,看來很僵硬,也很奇怪。 廖述宗開門見山就林義雄家血案及陳文成命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他接著又說:「政府應讓赴美訪問的官員和學生,有參加台灣同鄉會的自由。」 蔣彥士問:「台灣同鄉會是否仍被一些對政府不友善的人所把持?」 廖述宗答:「台灣同鄉會是一個依民主程序運作的組織,幹部由會員選出,決策尊重多數決定,政府應該尊重這樣的一個民主組織。」 蔣彥士再問:「為什麼教授協會的名稱要冠上『台灣人』三個字?『台灣人』的定義是什麼?」 廖述宗答:「凡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奉獻的人都是台灣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因為會員來自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意願,因此冠用『台灣人』的名稱比用籠統的『中國人』名詞要恰當。」 如此針鋒相對三、四回合,氣氛稍微緩和後,兩人才開始就釋放島內政治犯、撤除海外校園特務、以及向美購買軍備等議題,逐項討論。談話中,雙方立場迥異,心防甚深,但至少有了雙向溝通。 突然間,蔣彥士問廖述宗:「你想不想見李登輝?」 「如果有機會,當然想。」廖述宗答。 這話說完不到數秒鐘,突然跑出一名侍衛,大聲問:「什麼事?」 蔣彥士道:「找李登輝。」 侍衛恭敬地答:「是。」隨即退下。 目睹這一幕,廖述宗突然有所恍悟,背脊不由發涼。原來絨布下的沙發扶把上有按鈕,蔣彥士手指一按,侍衛立刻跑出來。 「難怪他的雙手一直緊握扶把,全身坐得畢直。」廖述宗自忖道:「這地方真是機關重重,我若出言不遜,惹他惱怒,恐怕無法挺著腰,走著出去。」 八十年代會晤李登輝 那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蔣彥士聯絡到省主席李登輝。李登輝表示有事正忙,但歡迎廖述宗到他在台北的官邸談談。 兩天後,廖述宗依約到省主席在台北的官邸,拜會李登輝。時值颱風過境,李主席要外出視察災情。兩人在客廳裡,用了一點水果,談了幾分鐘話,李登輝請廖述宗改日到中興新村看他。 數日後,廖述宗搭乘被通告的火車班次,抵達台中。一進車站,省府司機已在等候,專程送他到中興新村。他在省府主席會客室裡,見到李登輝。兩人小談一陣,已是黃昏,李主席說:「到我家坐吧!」 廖述宗不置可否,乃隨著省主席搭乘座車到官邸。進了客廳,他坐在沙發,大略環顧四周。畢竟一省之長,客廳佈置得相當雅致,几上有桌巾,沙發上有椅罩。 李夫人出來應客,三人喝了幾口茶,談了幾句話。突然,李登輝起身,揮手往裡一指,說:「我們到那裡坐吧。」 廖述宗不明究裡,起身尾隨。走到廚房,見桌椅全無罩蓋,忽覺此處大概沒有竊聽器,不由自在起來。三人傍著餐桌坐下,十分親切。李登輝詢問海外台灣人的種種,廖述宗詳細解說。談話間,見李登輝認真聆聽,自己亦放下心防,痛快暢談一番。 此後,廖述宗對李登輝有了嶄新的認識與評價,以後即使李登輝高居總統,身兼國民黨主席,說過無數次兩岸統一的話,廖述宗始終相信李登輝是真正的台灣人,深具台灣心,有朝一日會對台灣很有貢獻,後來果然證實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支援「美麗島」受難家屬 經過這趟破冰之旅,廖述宗回美國後,發表一連串回台觀感的言論,令國民黨高層相當不悅。一九八三年年底,台灣舉行「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大選。多位受刑者家屬披甲上陣,各界莫不寄予密切關注。廖教授亦申請回台觀察選舉,但被拒絕入境。 他隨後經由美國國務院官員從中斡旋,方取得入台簽證。行前,國務院官員特別與他見面,告以不久前,菲律賓才發生阿奎諾抵馬尼拉機場即遭槍斃之事,勸他考慮再三。廖述宗答以明知山有虎,他亦要向虎山行。 隨後,他找了律師,立下遺囑,與淑卿及親近友人約好聯絡暗號,並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報備,然後再度踏上故土。 「當時桃園中正機場尚未完全建好,旅客得在停機坪下機。」廖教授說:「當飛機停妥,一位荷槍的憲兵即上機,要所有旅客暫留原位。等找到我時,要我先下飛機。我拿著行李,在他尾隨下,一步步走下階梯,心想: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刻了!幸好什麼事都沒發生。」 他在台北與張旭成、陳榮耀等教授會合。三人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觀選團」名義,從北到南,觀察選舉,沿途並拜訪每個「美麗島」參選人的競選總部。他們所到之處,皆有記者隨行;所發表的言論,經由媒體披載,亦深受各界重視。 大選結果,大部分「美麗島」受難家屬候選人如方素敏、許榮淑、周清玉等皆高票當選,在在顯示人民用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表示台灣的民主運動將繼續進行,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大大鬆了一口氣。 選舉過後,廖述宗在台北參加一個小型的餐宴。席間,除了姻親劉明、作家楊逵、監委尤清外,還有兩名年輕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交談之中,廖教授覺得兩位年輕人很有台灣心,又有才氣,誠屬難得,便邀請他們日後到美國訪問。這兩名律師便是當時的政壇新秀陳水扁與謝長廷。 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隔年四月,陳水扁果然造訪美國。他在芝加哥的一場演講中,當眾表示一定要突破島內禁忌,發起組黨運動。回台後,他果真在「蓬萊島」雜誌發表一系列宣揚組黨的文章,其中一篇因為批評國民黨籍學者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引起馮滬祥到法院控告其毀謗,隨後打起聞名的「七字官司」。 後來台灣法院第一審判決毀謗罪成立,「蓬萊島」雜誌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和總編輯李逸洋三人皆被處刑一年。這時,在美國的廖述宗向陳水扁建議,由教授協會評審馮滬祥的著作,作為其繼續上訴的根據。陳水扁乃將所有的資料寄給廖述宗。 一九八五年二月,教授協會正式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和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他們一共同花了四個月時間,寫出了一份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以翻譯代替著作,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等等,證明陳水扁指稱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確有其事實的根據。 然而台灣高等法院卻置教授協會之報告於不顧,在一九八六年五月「蓬萊島」案二審定讞,依舊判決陳水扁等人有罪,惟將刑期從一年減至八個月。 這段期間,陳水扁禍不單行。他競選台南縣長,不幸失利;太太吳淑珍又遭政治車禍,半身不遂。廖述宗在阿扁夫婦遭受困阨之際,始終與之密切聯繫,並曾一度欲安排吳淑珍到美國就醫。提起這些往事,廖教授笑著說:「當年力挺阿扁、關懷阿珍,只是基於人道與正義,哪曾想到阿扁日後會當總統?」 這話道出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心聲。當年大家忙著救援,根本無暇思量日後的得失。只要民主人士信守台灣人的立場,便力挺到底;一旦發現有人變節,便痛心難過。廖述宗與教授協會的同仁當年也正懷著這樣的心情,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提倡海內外交流,並且宣揚台灣文化。 他們的努力獲得許多人的肯定、支持與幕後的經濟支援。當時由他經手的慈淵﹝又名C.Y.Fund﹞、川流和傳明等三筆基金分別贊助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其中包括資助島內多名學者與研究生到美國進修,幫助出獄後的林義雄到美、英、日等國考察,贊助蕭泰然出版音樂專集「台灣人的詩篇」等等。 這些基金的主要來源直到二○○○年政黨輪替後,才逐漸為人所知。他們分別是北加州的顏永財與莊和子夫婦、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休士頓的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以及其他一些熱心的人。廖教授說,在促進台灣邁向民主的過程中,許多人都是無名的貢獻者。大家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奉獻,方使海內外台灣人的運動得以繼續進行。 高科技產業化 廖述宗自一九八六年起,即參與現代高科技產業化的運作。那年,芝大商學院成立一所「拱門﹝ARCH﹞」發展公司,由商學院副院長拉札陸斯﹝Steven Lazarus﹞擔任總裁。目標在將芝加哥大學及其所屬的阿岡(Argonne)國家研究所的科學研究成果開發成商品,並且培育該校的企業管理人才。 「拱門」創立時,廖教授即與之聯繫,告以日後為幫助台灣發展科技,希望有機會到該公司學習。「拱門」的經理在們與廖教授晤談後,發現彼此理念接近,遂聘他為科技顧問,此後展開密切合作。 一九九二年,。「拱門」採取教授的建議,脫離芝加哥大學,成為一獨立「拱門」創投公司,合作的對象由原先的芝加哥大學與阿岡國家研究所,擴大至全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與國家研究所。 「拱門」創投在成立的第一階段裡,需要三千萬資金。廖教授運用人脈,幫公司籌到一半的資金。此後,公司營運非常順利,目前擁有一百多家子公司,研發的項目包括光線管理、超導技術、生物遺傳因子、奈米超微陶瓷原料、高級離子交流劑、、、等等,都是全球最新的科技產品。 「拱門」最大的特色就是產品全都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廖教授說,他參與「拱門」的運作,主要是為吸取經驗與累積人脈,以便幫助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過去,廖教授對台灣的科技政策,時有批評。他說,長期以來,台灣偏向引進別的國家已經研發好或即將研發好的技術,表面看來很繁榮,實際如同插花一樣,經過一段時日,技術轉移到勞資更低廉的國家,花就凋零,科技還是沒進步。 「台灣要發展科學,必須注重基礎科學,從根紮起。」他語重心長地表示:「要開發科技產業,也必須從科技的種子期或幼苗期即進行研發。惟有培植出繁茂的科技樹,才能結出豐碩的科技果實。」 因此,教授協會在一九九四年回台召開年會時,廖教授即與彭百顯立委共同主持一個「科技應用與商業化」的座談會,邀請當時的財經首長蕭萬長、江丙坤、梁國樹和工研院的史欽泰、紀國鐘等人與會,共同檢討台灣的科技政策,商討未來的發展。 此後,教授協會不斷建議台灣政府,有計劃地發展高科技產業。二○○○年之後,隨著民進黨執政,海外的台籍科技人才逐漸受到重視,廖教授亦時常偕同「拱門」的經理團隊往返台、美兩地間,希望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業如生物、醫技、光學、奈米、光學等等,引進台灣。各地教授協會的會員亦紛紛成立「台灣人科技協會」,直接或間接貢獻所長,期盼共同將台灣的產業,推向高科技的領域。(待續) 畢生的願望 二○○一年,廖教授和一些具台灣心的朋友在美、台兩地共創一家叫安乃仁﹝Anagen﹞的生物科技公司,將他畢生研究的成果,包括對抗攝護腺癌、老人癡呆症、血管阻塞、心肌梗塞、膽固醇、甚至治療禿頭、青春痘、減肥等,逐步開發成藥品。 他希望藉這公司的發展,推動台灣的生醫科技;其所開發出來的藥品,造福全體人類;至於公司的盈餘,則用來增進台灣社會的福祉。 「這公司一定有前景,因為研究的成果非常好,開發出來的藥品也一定會很好。」他很有信心地說。 「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公司賺錢。」他繼續解釋道:「因為一項科技從實驗室的研究到開發成產品、以至成功打進消費者市場,需要許多年功夫。我的餘年有限,但只要方向正確,我就一直向前邁進。我的人生哲學是成功在過程,不在終點。」 日暮時分,我和廖教授一起自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下樓,出了芝大附屬醫院,橫過馬路,再度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芝大校園。望著翠綠的四方院,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他展露出童騃的笑顏,說:「我對我的人生很滿意。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體貼的太太、不虞匱乏生活,還有這麼好的工作環境,讓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創造、發現與研究。這樣的人生,夫復何求?」 我好奇地問:「當今的台灣總統、副總統,乃至不少閣員、機關首長,當年都曾求助於您,或為您的賓客,難道您不想回台灣,高居要職?」 他聽了,哈哈笑道:「我這輩子不當官,也不當長。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當了一年的教授協會會長。這四、五十年來,我的名片頭銜始終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廖述宗』。」 「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他接著說:「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獨立、民主、進步、有品質、有尊嚴的國家。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將我的熱情、心力與研究成果奉獻給台灣。」 暮靄裡,我側過頭,看到的是一張認真的臉、一副執著的眼神、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家、一個永遠的廖教授。(end)  

李汝城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996年十二月的一個晚上,李汝城醫師赴「紐約台灣會館」開完那年最後的一次理事會,返回新澤西家的途中,心情相當沉重。他不滿意台灣會館的營運情況,也擔憂會館的赤字連年,心想若任其下去,遲早又會發生財務問題,已經營救了兩次,若要三度救會館,恐怕沒人會理睬,「這是咱們的公厝,怎麼可以任其倒閉?」 繼而,他想起近年台灣在國際間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台灣人要有尊嚴,必須自己先站得住,如果連僅有的一棟台灣人集資蓋成的會館都保不住,徒然落得他人譏笑的口實。黑暗中,開車穿越哈德遜河,他心裡做了一個決定:他要接掌「紐約台灣會館」! 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和太太商量。當初介入「紐約台灣會館」的事務,源自太太的一句話:「『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現在想跳進去接管台灣會館,更需要太太的幫忙。他向太太請了兩年假,準備在平日行醫與家庭生活中抽出許多時間做會館的事。得到太座支持後,他打了幾個電話,邀請其他熱心的理事們配合,然後在1997年正月的理事會改選中,出任「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開始接管一個彷似無底深坑的「會吃錢的會館」。 到美國三十多年的李醫師,長期開業行醫,除了當過一屆「紐約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外,沒有企業經營的經驗,現在志願要當一個虧損累累的非營利機構的CEO,確是一大挑戰。但是他有目標有理想,也有堅毅的個性,並且認為許多台灣人都有奉獻的心,認為只要有心耕耘,一定可以使會館起死回生。 後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會館在他經營下,短短期間內,氣象煥然一新,不僅財務由負變成正,並且一棟「公厝」由過去一個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變成一個人氣興旺的「台美人社區中心」。他的熱誠與投入感染了周遭的人,也鼓舞著所有愛護會館同仁的士氣,他以管理學上「起死回生的策略(Turn-Around Strategy)」來經營台灣會館,亦值得作為台美人經營非營利機構的參考。 認真幽默的個性 李汝城醫師唸書的過程一帆風順。他說,他的父親是彰化人,年少時就讀日本人唸的台中二中,是班上惟一的台灣學生,也是台中二中第一屆第一名的畢業生,當時被保送至台北高等學校,與魏火曜、張進通等人同學。高校畢業後,赴日本唸長崎醫科大學,學成後回台灣,在宜蘭一帶行醫。 李汝城在宜蘭頭城出生,算是宜蘭人,小學唸的也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講著一口道地的日本話,直到十一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隨著日本時代的結束,開始講台灣話。 1953年,他自宜蘭中學畢業,進入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就讀。1960年,醫學院畢業,在海軍太康驅逐艦當了一年的醫官,退役後回台大醫院接受鼻喉科住院醫師的訓練。1962年到美國,在澤西城(Jersey City)醫院從實習醫師做起,然後到紐渥克(Newark)醫院當了五年的耳鼻喉科住院醫師,其間有一年還到底特律(Detroit)接受外科訓練。1967年,他完成在美國的住院醫師訓練後,擔任紐澤西醫學院的外科講師。兩年後,通過美國耳鼻喉科的專業考試,成為第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台灣人耳鼻喉科醫師。此後三十多年,他一直在紐澤西北部的庫德威爾(Caldwell)一帶行醫。 他的身材高大,聲音宏亮,講話幽默,平時給人的感覺不僅豪邁風趣,並且經常流露台灣心。許多年來,他開的車一直掛著「TAIWAN」的車牌,問他為什麼連車牌都特別指定「TAIWAN」的字號?他笑著回答:「車子哪裡製造的不知道,不過開車的人確是百分之百的Made in Taiwan」。 「李醫師喜歡講笑話,態度似真非真,讓人開懷,也因為他講話詼諧,所以和他一起開會,常常不覺得議程冗長。」台灣會館的理事劉蘇多惠說:「不過在他輕鬆的談笑底下,卻有堅持和認真的一面。」 他的成長過程歷經日本與中國兩個時代,學習空間橫跨台灣與美國兩個地方,因此熟悉日本話、台灣話、中國話與英語四種語文,但在許多公開場合,他都堅持使用台灣話。在當年政治敏感的時代,許多醫師在醫師協會裡致詞都使用「國語」,他是少數幾位一拿起麥克風即通篇台灣話的人,給人相當深刻的印象。 2000年年初,台灣立法委員馮滬祥和謝啟大聯袂造訪「紐約台灣會館」,李汝城負責接待。在招待會上,他一直講台灣話,於是有人發言:「能不能請這位先生講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他笑著回答:「我們到中華公所去,就講廣東話,到台灣會館來,就講台灣話。」 他的執著也使他擔任台灣人社團負責人時,對會務格外用心。李醫師說,他在1987年出任「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時,前任會長只移交給他兩百多塊錢的結餘,他接任後立刻催收會費,開拓財源,不久帳目上的數字就夠他舉辦多種活動,他因此深深覺得作為一個服務性質的社團負責人,如果有心去做,足以大大影響那年的活動。他接著說,在任醫師協會會長時,他並且使「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加入「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正式成為NATMA的一個分會。 「台灣」兩字不能倒 1984年,籌募紐約台灣會館基金的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建館籌備委員之一的蔡明峰想到一河之隔的紐澤西有個熱心的李汝城醫師,於是開車過河邀請李醫師入股,李汝城認為這是建台灣人的公厝,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於是慨然允諾,結果他竟成為出力最多的前三名股東之一。 李醫師說,當時出錢只是盡一己之力,並未過問會館的事,所以最初幾年,理事會裡並沒有他的名字。到了1991年,會館發生財務危機,所有股東無條件捐獻股權給會館,並且發起「千人千元救會館」運動,他都全力支持。沒想到1993年,會館再度發生危機,這回更嚴重,會館即將被拍賣。 接到通知,李汝城沮喪地對太太說:「台灣會館快要倒了,不久就要被銀行拍賣了。」李太太一聽,又氣又急,叫了起來:「『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被太太一激,李醫師似乎醒了過來,的確,「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李汝城說,回想起來,就是太太這句話,促使他積極投入拯救台灣會館的行列。 1993年,為了會館的延續,紐約同鄉組織了「台灣會館募款委員會」,公推陳隆豐、樊豐美、李汝城、賴弘典和黃再添五人為委員,四處籌錢。那年年底,眾志成城,會館危機得以解決,隔年正月,改選理事會,李汝城醫師首度擔任理事,1996年時,更進一步擔任副理事長兼財務。 那時,台灣會館聘館長一名,負責館務運作,理事們定期開會,聽取報告。李汝城說,他雖然負責財務,實際並未參與作業,只在開會時,見會計報表月月赤字,虧損連年,又見會館的活動十分沉寂,與他心目中的「社區中心」有一段距離。因此在1996年底,他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整頓台灣會館的問題。 他仔細分析問題的癥結,擬訂一套經營會館的方針,然後在1997年正月出任理事長時,正式提出「經營紐約台灣會館的十大方針」。這十大方針簡要敘述如下:一、設立長期研發計劃,二、會館使用公開化,三、爭取會員入會,四、設立理事責任制,五、訂立工作人員職責與獎勵制度,六、確定會訊流通,七、加強對外交流,八、開源節流,九、廣辦文教活動,十、.明確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這十條方針不是競選口號,而是他經營會館的策略,在他就任台灣會館理事長後,每一條都認真地付諸實行。 起死回生的策略 1997年二月,李汝城正式接掌「紐約台灣會館」,開始一連串的整頓。 首先,他認為「人」是改變會館營運的主要因素,因此特別委任熱心的劉蘇多惠理事負責館務,聘請新的會館經理施長要和秘書孫愛華推動業務,同時明定工作人員的職責與獎勵制度。 其次,他認為會館必須公開化與公眾化,期待在最短時間內,將會館由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轉型為積極的「台美人社區中心」。為此,他想出很多讓會館活潑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廣開文教班。自1997年三月起,台灣會館陸續增闢許多不同性質的文教班,譬如在獲取新知方面,開設電腦與英語班;在運動方面,開設乒乓球、太極拳與土風舞班;在音樂方面,開設卡拉OK與古箏班;在才藝方面,開設繪畫、書法、中國結與插花班;此外,在暑假期間,開設兒童讀經、台語文、青少年繪畫、電腦等,琳琳總總。在這些文教班中,電腦與英語班因為報名的人很多,目前都已各開六班;繪畫班亦有中國水墨畫與西洋畫之分。「一切都視社區的需要作彈性的調整,以便達到服務社區和招徠民眾的目的。」他說。 方法之二是開放會館給依親移民的長輩們。會館在週一至週四的白天開放給「台灣長春會」的長輩們學習英語、手工藝、運動和交誼使用,星期五的白天則開放給「台灣基督徒長輩會」作為查經、聽道和聚會的場所。如此經年累月,台灣會館成為長輩們的活動中心,「今仔日要到會館嗎?」變成他們的習慣問話,有些長輩們甚至因此搬到法拉盛住。 方法之三是盡量開放會館給各社團使用,倘若各社團使用的時間有所衝突,則以會員的借用為優先。李醫師認為會館是台美人的公厝,應該盡量服務各社團,因此平時若各社團需要召開籌備會議,都可借用會館開會,但若在大廳召開大會,就應自由奉獻。 經過這些改變,「紐約台灣會館」變得無論在週末或週日,都有許多人進進出出,呈現一片熱鬧朝氣的氣象。 在改造會館營運方向的同時,解決營業赤字亦屬當務之急。李醫師的辦法是廣開財源,主要的財源之一是廣徵會員,每人每年會費一百元,一方面作為維持會館的基本費用,另方面培養會員建立認養這個「家」的觀念。 財源之二是每年舉辦募款大會,建立理事責任制。會館的理事會設理事二十名,理事們不僅沒有車馬費可拿,並且要奉獻時間、金錢和心力給會館,「因為會館是我們的家,我們有維持這個家的責任。」他說。理事們的責任包括參與會務決策,分擔會館事務,並且在募款時負責配票,確保募款有成績。通常每位理事要負責十張票,常務理事要負責二十張票,許多理事常常都是自掏腰包,買所有應負責的票。 此外,為了確保「家人」有良好的溝通,李理事長接任後,每個月定期發行會訊,讓所有的理事和會員們都瞭解「我們在做什麼」。李汝城說,1997年以前,會館的會訊一共發行九期,但自他接任到2000年七月止,會訊已經發行到第四十九期。藉著會訊的溝通,拉近會員與會館的距離,並且因為每期的會訊都記載著某某人奉獻某某物,同鄉們也因此更樂於奉獻。 理事會同時還用心營造「咱是一個大家庭」的氣氛,譬如每逢舊曆年底,理事們就自掏腰包,合辦酒席,請所有的會員到會館一起吃「尾牙」。一過新春,隨即在會館舉行團拜,請大家吃湯圓等應景年物。至於阿扁當選總統或台灣總統就職等特別場合,會館也都準備茶點,播放錄影帶,與鄉親們一同歡慶。 「說來難以相信,會館自建館至1996年年底,每個月的財務都是赤字,但自我接管以後,第一個月的收支就立刻由負轉為正。」李汝城理事長驕傲地說。 眼見月有盈餘,募款有績效,會館又因使用量激增,設備不敷使用,他遂決定「取之於眾,用之於眾」,動工擴建會館。一九九八年的夏末,他在召開理事會,研商會館擴建細節後,果真找人著手做了四個工程,即:(一)修建地下室,增建教室、撞球室、橋牌室與遊藝間。(二)在一樓增設會員聯誼室和儲藏室。(三)在舞台後面加蓋演員化妝室、休息室及洗手間。(四)增建二樓教室兩間,並且在屋頂旁邊加蓋陽台。這四項工程在一九九年中順利完工,會館因此增加了許多使用空間。 總而言之,李汝城在接任後即努力建立「這是咱的家,咱要以無私的心疼惜這個家」的觀念,自己以身作則,連帶感染了其他的人。1998年底,他在兩年一任的理事長任期屆滿之際,尋求連任。他說:「這項決定實在違反當年和太太的約定,但是時空有所變化,當初提出的會館工作十條方針,還有很多項目沒有完成,不能半途而廢,所以需要多一些時間,將目標實現。」結果眾望所歸,他在1999年正月蟬聯第九屆的「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天下第一館 「紐約台灣會館」在李醫師和許多熱心同鄉的奉獻下,繼續成長。1998年時,賴弘典醫師等人發起成立「購置史坦威(Steinway)演奏用鋼琴基金」,經過兩年的籌募,終於達到目標,現在一台嶄新的史坦威D型演奏用鋼琴現已經靜立在大廳的舞台,提供同鄉開音樂會使用,台灣會館也因此多次成為音樂廳。 2000年,會館再度進行第二期修建計劃,準備將這個「紐約台灣人的公厝」裝修得更美麗堂皇。李汝城醫師感性地說:「我很幸運,經常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在館內有許多熱心的理事和員工們配合,在館外有許多熱心的同鄉包括自己的兄弟親朋們的贊助,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前天,我還收到一張捐給台灣會館的五千元支票,實在很感動!」 「李理事長注重人和,講話幽默卻不傷人,開會求效率又面面俱到,他們夫婦倆推動館務真是全力以赴,連帶地大家工作的士氣都很高。」理事劉蘇多惠說。 「李理事長雖然住在澤西,卻無距離的障礙,因為他隨時都和會館聯絡,每天打數個電話不說,一天接到他兩、三個傳真也是常事,難得他在看病的緊湊行程中,還能花費那麼多心思在會館業務上。」會館經理施長要說。 另一理事黃恆信則說,李醫師做事衝勁十足,2000年初,為了替康州參議員李柏曼(Joe Liberman)的競選募款,他到處打電話。八月間,為了歡迎阿扁總統到中南美洲訪問,李醫師和「紐約台灣商會」的會員們一起到多明尼加迎接阿扁總統,當時台灣會館正發起柏克諾(Pocono)渡假地的義賣募款會,李醫師在多明尼加,逢人就推銷渡假地義賣的票,實在佩服他的熱誠。 李汝城不僅熱勁十足,並且豪氣萬丈,在他任第八屆理事長期間,將「紐約台灣會館」命名為「天下第一館」,讓紐約的同鄉感到很光彩。問他何以如此自豪,稱自己的會館為「天下第一館」?他笑著說,這個名稱起自1998年「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時,前來商借「紐約台灣會館」的標誌(Logo)而引起。原來「紐約台灣會館」有一個很有意義的標誌,是創館時呂明森同鄉特別設計的。 他拿出一個會館的標誌,解釋道:「你看,這是一個大圓球,球裡有一間厝,厝是一個屋頂和屋身合組的「台」字,象徵著地球上到處都有台灣會館,會館是我們海外台灣人的公厝。圓球底下有兩隻手圍托著,表示海外台灣人用無比愛心的雙手小心翼翼地護住這間寶貴的厝。圓球的頂端有深色的圓拱形『TAIWAN CENTER』的英文字母,雙手的兩邊則有淺色的『台灣會館』四個中文字,多麼美麗。」 他接著自得地說:「紐約台灣同鄉不僅歡喜看到洛杉磯的台灣會館使用這個標誌,並且希望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讓全球各地有台灣人的地方,就有台灣會館,而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變成兄弟姐妹館,紐約的台灣會館因為是第一家,所以稱作『天下第一館』。」 「紐約的台灣會館疊經困頓,在踉蹌中成長,在眾同鄉的愛心照顧下茁壯,許多人一提起『紐約台灣會館』,只知道財務有困難,卻不知其中有多少同鄉的奉獻在裡面。」他隨後語重心長地講:「我們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獨力摸索前進,只希望走過的歷程能夠作為其他會館的借鏡,省卻他們許多迂迴的道路。」 告別李汝城醫師,想起「有夢最美」這句話,也許真有那麼一天,地球上有許多台灣會館,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那將是個美好的時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子孫:有那麼一群台灣人,為了想保有一棟自己的公厝,曾經那麼認真無私地奉獻過。 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全名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al Association,簡稱NATMA。 楊遠薰  

毛平吉

先苦後甘 我是毛博士,筆名靜一。小時候別人喜歡喚我大頭吉仔,自認長相不錯,尚討人喜愛,我常常自稱旗山人。旗山神社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日本派來住持神社的大和尚是大藏大師。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代的文學與哲學家。來台之前,是東京帝大的名教授。 家母探聽到他需要一位小沙彌來幫他打理生活小節,她便帶我去拜見他。皇天不負苦人心,他答應留我在他身邊打雜。我每日要挑水,讓他盥洗,我會將他的拖鞋先放在胸前暖和,再讓他穿戴。他看我每早起床便朝氣蓬勃,努力完成應做的事情。下午我們二個都比較空閒,他就讓我博學於文,教我漢學,練習作文。 我本來就是好學的小孩,很快就有了高中程度的學識。好景不常,日本軍閥戰敗,向聯軍投降,造成所有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本來有意帶我一起回日本,但他也很民主,叫家母來表達她的意見。母親淚水汪汪邊哭邊求大師寬宏大量,同意把我留下來,好讓我們母子團聚。 大師是個很慈祥的宗教家,悲天憫人,毫不猶豫便爽快地答應她。就這樣,承神的保佑,我便順利留下來,跟母親過著春暉似深海的生活。 火車燒過的「生碳」,部分變為「土碳」後,尚可回收供民間鐵工廠打鐵之用。我從小沙彌「退休」下來,接著就帶著弟弟平定撿煤渣。我是8歲,他才6歲,都自願分擔父母的困苦家計,減輕他們被歧視的壓力。我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7點半之後就準備上學,弟弟留在家裡聽媽媽使喚。我學業一直保持優等,早上學校升旗典禮,都上台被表揚。我的表姊「雪子」指著我,告訴她的同學說,「她是我的表弟毛平吉」,深深的以我為榮。平定弟在校的功課平平,他幼稚的想法,要求我帶他上台一起被表揚。我告訴他這是校長的決定,我無能為力。他似懂非懂地點頭,表示瞭解,也就不再提起。 我們之後的日子,都照常規,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然後趕上學。下午放學以後,回家做「連碳」,有人定貨我們就送。有次旗尾豆油間,要我們送一百個,送到他們府上。貨送到他們家,是一位標緻的小姐出來檢收。她父親看我們兄弟忠厚、勤勉、有禮,就想把她嫁給我們兄弟的任何一個。但她已有男朋友,他是旗山私人診所醫師的公子,我們又輸了一截,要找誰嘆氣。 日子過得很呆板,就如此,我已升到六年級,很快就小學畢業,考上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就讀初級部,三年後,被保送升入高級部。我的功課一直保持很好,畢業時是第一名畢業生。唸職校的學生,要考大學,比起一般高中畢業生要難許多。 我家窮,沒有錢上台北報考台大,退其次只好留在台南考工學院。考試前一天我先到火車站的二等候車室,佔個位置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已是六點,到衛生室盥洗後,在車站前買粽子充飢,接著趕到學校應考。福神似是永遠保佑我,放榜時我竟然名列前茅。 大二時,因為我原本就唸工科,故可參加普考。考普考的學生大部分都高工畢業而已,而我已是大二的學生,因此考起來很容易就過關了。接著,大三時我便報考高考,神永遠跟我同在,一舉又高中榜首。誰能說,我不是幸運兒。媽媽知道了又說,你答應要唸個博士學位給我,你不能食言唉! 高考及格後,我便有資格在中學當教師。當時中學有高學歷的老師並不多,我便趁勢獲得教職。兼職教了一年書之後,母校高雄工業學校的校長,要我回母校教結構學與應用力學。剛好高雄女中欠缺高三數學老師,我便應聘擔任高三代數老師。教了數年,我又動心,報考公費留學,順利出國唸博士學位。 本來想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預力混凝土,但該校額外給的獎助金不多,我便轉學到密蘇里大學,爭取到增多50%以上的獎助金。讀書對我而言,不是一件難事。我在指導教授先尼博士(Dr. Senne)用心全力指導下,如期在四年之內完成學業。他介紹我到加州沙加緬度大學任教,但當時該校只有工業管理課有缺,我便開始擔任工業管理的課程。後來因田長霖教授擔任加大柏克萊大學的校長,他邀請我到該校任工業管理及管理經營的非工程課程。 後來他仙逝後,我就應多明尼肯大學校長芬克(Fink)的聘請,到該校擔任國際商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教授兼國際事務顧問(Advisor, Internation Program)。我們二校,後來就策略聯盟,成為合作密切的教育體系。我們合作已有12年,後來因為我罹患了二項重疾,就暫時退下教職,在家修養,請來專業護士Angela Yang全天候照顧我。她是留日的護理碩士,愛心與專業是她的強項。我的生命有一半是她幫我撿回來的。恩情大於天,永生感念。

張榮成 收藏家的故事

來自台灣、住在洛杉磯,收藏電影道具長達23年的張榮成,收藏的道具可能不下萬件,有些公司都還來向張榮成商借道具拍戲,也成為另類的投資。 自從知道可以透過拍賣收藏電影服裝與道具後,23年來,張榮成已買下不少電影的道具,從60年代的「賓漢」、「埃及豔后」,8、90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魔鬼大帝:真實謊言」一直到最近的「鋼鐵人」、「蜘蛛人」等超級英雄的電影道具,一應俱全。 張榮成指出,電影道具的價格並不一定,例如瑪麗蓮夢露在「七年之癢」中穿的經典禮服,目前已喊價到500萬美元,而他收藏的一件「星際大戰」道具,原本只花了250美元,但曾有人出價7500美元向他購買。 在張榮成的收藏中,有一套「末代皇帝」的服裝,張榮成說,雖然「末代皇帝」是由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但片中對服裝非常講究,用料與設計都十分精細。 此外,張榮成也收藏了「魔球」主角布萊德彼特在戲中穿過的褲子以及美國女星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曾穿過的熱褲與小可愛。 剛造訪台灣的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在「不可能的任務」第2集中,曾持有一本聖經,也是張榮成的收藏品。張榮成打開這本聖經,聖經中還有湯姆克魯斯在戲中使用的一台小電腦道具。張榮成說,這台小電腦是真的電腦,還可以使用。 在眾多收藏品中,張榮成說,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是他的最愛。不過張榮成也建議對電影道具有興趣的民眾,電影道具分很多種類,例如戲服可能不只一件,會有不同版本,因此可能得先了解相關的內容再出手。

黃呈嘉 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299&prev=-1&next=295 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在學校很有名氣。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 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執行秘書。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吳告祖、林素敏

台美人物誌 系列報導-1 吉人天相,與死神擦身而過 1962年10月,吳告祖在啟程來美留學之前,因為忠於朋友的囑託,在最後一刻改變登船的港口,沒有從高雄登上台灣招商局的輪船「海張」號,卻幸運的與死神擦身而過,也開啟了他留學、就業及創業的精彩人生… 吳告祖先生是雲林四湖鄉人,高中畢業後就讀農業高等學校(中興大學前身)的農經系。高等學校畢業後,參加特考,並進入(省政府)建設廳的水利局服務,水利局是全台灣二十六個水利會的管理機關。 在水利局服務四年期間,因為住台北,經濟狀況不容許下班後有甚麼消遣和娛樂,所以都呆在住處讀書、念英文,準備出國留學。後來參加留學考試,取得留學資格,並申請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取得入學許可,準備於一九六二年十月離開台灣,來美留學。 吳告祖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結婚,當他即將啟程來美留學時,妻子林素敏也即將臨盆。 吳告祖原先已經訂好招商局輪船的船票(當時搭船來美的花費是五千元台幣,若搭飛機則要兩萬元,而且搭船可以攜帶很多的行李),十月中要從高雄登船出海;不過因為美國的朋友委託他購買一批台灣翻印的美國教科書,朋友聽說高雄港檢查較嚴,基隆港較寬鬆,建議吳告祖改由基隆登船。吳告祖為了順利替朋友完成買書的任務,出發前一個禮拜臨時請求改由基隆上船。結果這艘招商局的輪船從高雄出發之後竟在澎湖海域發生船難,人船失去蹤影,不知下落。(註︰根據史料的記載,吳告祖當年沒有搭上的這艘招商局的輪船是「海張」號,是招商局擁有的十艘美造自由輪中的一艘,1962年10月14日,「海張」輪載運礦沙及雜貨自高雄開往基隆,在澎湖海域失蹤,全船43人無人生還,成為懸案。) 這個轉折竟然讓吳告祖倖免於遇上船難,保住一命。回家等待改搭中華航運另一班船的船期,大兒子也在十月二十五日誕生。 吳告祖搭乘輪船經一個月的航行,抵達洛杉磯,一位以前在水利局的同事到Long Beach港口接他,暫住於USC附近,外號成為「白宮」的出租公寓。這棟出租公寓因為是白色建築(雖然已經多年沒油漆而顯得斑駁),公寓有三十幾個單身房,共用浴室,月租才二十五美元,大部份住戶都是台灣人(蔡同榮婚前當留學生時也是「白宮」的住戶之一,蔡同榮婚後則搬到「台灣村」去住。另外,張燦鍙及賴文雄也都曾住在「白宮」)。 安頓之後,他和其他的台灣留學生一樣,先打工存錢。朋友引介他先在洛杉磯La Cienaga的Lawry's the Prime Rib牛排館泡咖啡、切麵包,打工存錢。那時候打一天工賺二十塊美金,就等於在台灣一個月的薪水了(當時一美元兌四十六元台幣)。吳告祖在這間牛牌館打了兩三年的工。這期間,一位從奧克拉荷馬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因為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吳告祖也介紹他到同一個餐館打工。 吳告祖當時想,取得碩士學位的同鄉都找不到工作,他還去念甚麼農經碩士?於是下決心改念統計,到Cal  State 選修兩年的數學學分。由於想轉念統計,修完數學課程之後,1965年以台灣的學士資格申請到Oregon State統計系的碩士班。會到Oregon State念碩士是因為它的學費很便宜,三個 Quarters 才一百美元。吳告祖在Oregon State念了兩年,拿到統計碩士學位,也在1969年終於把太太和兒子接來美國團圓。 接妻兒來美團圓相當波折。當年許多留學生在就學期間就把太太接來美國,都很順利。吳告祖看到許多留美學生的太太來到美國之後都要去當車衣工賺錢,他想妻子要照顧兒子,而且當時她在台灣也在教書,所以沒有及早接妻兒過來。 吳告祖1967年念完碩士班,回到洛杉磯就業,並想接太太兒子來美,可是當時美國駐台灣的大使館獲悉吳告祖已經畢業,吳太太雖然很多次奔波於北港和台北之間申請來美簽證,卻都遭到刁難,拖了兩年不得要領。幸好吳告祖在Cal State的教授介紹他找國會議員出面協助,寫了信給大使館。結果吳太太立即收到大使館的電報通知,要她去辦理來美簽證。完成手續之後,領事親自送吳太太離開使館,並告訴她可以購買機票來美了。當時吳告祖的大兒子已經六歲。 夫妻團圓後,就搬到「白宮」附近的另一處出租公寓「台灣村」去住。「台灣村」是一個十六單位的出租公寓,裡面有十四戶是台灣人,所以大家自我標榜為「台灣村」。 吳告祖當時已在Van Nuys 的一家化驗公司任職,負責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他在這家公司服務了將近二十年直到退休。這期間吳告祖夫婦也投資旅館的經營和房地產,都有亮麗的成績。 吳告祖夫婦在美國團圓後,女兒和二兒子也先後出生。吳告祖的三位兒女均出人頭地,小兒子目前在洛杉磯的Police Academy 任教;女兒任職於NBC ,表現極為出色。大兒子先後取得電腦、電機及數學三個碩士學位,取得電腦博士學位服務於微軟公司,後來聽從父親的建議,放棄高薪職位,回家接掌吳告祖夫婦的房地產和旅館的事業,並娶妻生子,事業及家庭兩得意,兩老則功成身退,樂享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 吳告祖說,他在Santa Monica的住家離海很近,每天早晨和黃昏,夫妻兩人都會到海邊散步半個小時,怡情養性又健身。 吳告祖回憶說,1962年來到洛杉磯時,已經有了台灣同鄉會的組織,但那時候相當低調,因為怕遭到國民黨的眼線打報告。蔡同榮也曾經要吳告祖加入台獨聯盟,但是他因為考慮到還在國內的父親的處境,不想替父親惹來麻煩,因此沒有加入聯盟。 吳告祖說,他1962年來美,一直到1977年才返台,因為不知道這期間有沒有遭到國民黨抓耙仔打小報告,所以在取得美國國籍才回去探望親人。 吳告祖回憶起當年替一位在「白宮」居住的台灣同鄉「打報不平」的往事。他說,這位同鄉遭到同棟公寓的另一名台灣來的中國人欺侮,並威脅說要讓這位台灣同鄉「美國呆不了,台灣回不去」,這個人行徑非常囂張,也非常侮辱台灣人。(10-21-2015) 吳告祖知道這件事之後,便找了兩位身強體壯的朋友,到「白宮」那名欺負人的門前敲門,那個囂張的外省人來應門,這兩位同鄉問明了就是那個惡人,便海扁他一頓,替遭到霸凌的同鄉出了口氣。結果那個挨揍的住戶隔天趕緊搬離「白宮」,不敢再住下去。 吳告祖也回憶說,1970年代彭明敏教授曾來Cal Tech 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並演說,他們這一些台灣留學生也很團結,因為擔心彭教授遭到國民黨的抓耙子和同路人傷害,他們出動去現場保護彭教授。 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案發生後,吳告祖夫婦也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一樣,捐輸集資替黃文雄、鄭自才籌措保釋金。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黃信介、林義雄等多位黨外人士遭到逮捕並送軍法審判,海外台灣人極為憤怒,台獨聯盟發起了一人一信給國會議員甘迺迪和索拉茲。吳告祖一家也攘臂響應,吳太太林素敏更是自己重新打字,全家五人都簽署發信。當時台灣同鄉也跑到領事館去示威,艾琳達還帶了一桶紅漆去潑灑抗議。 吳太太說,甘迺迪和索拉茲曾表示,他們從沒有過為了單一事件收到這麼多的陳情函,他們非常感動。海外台灣同鄉的集體陳情和抗議,也讓國民黨政府不敢以死刑迫害這些黨外人士,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台灣同鄉為了感謝甘迺迪的拔刀相助,後來辦了一場盛大的千人募款餐會,為甘迺迪募到了十幾萬元。這場餐會,吳告祖夫婦也全程參與,見證了歷史。 展望台灣的前途,吳告祖夫婦滿懷樂觀,他們希望明年小英能夠順利當選,國會過半,台灣人自己做主。吳告祖更希望本土政權能夠長久執政,落實政策,實現正義,讓台灣建立起好的制度,才能長長久久。 他們說,台灣人已經覺醒了!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主持專訪‧黃樹人報導、攝影)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

洪珠美

在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有座遠近馳名的二層樓洋房「玉美堂」,那是台灣人聯合事務會(FAPA)洛杉磯分會首位女分會長,洪珠美的祖厝。「因為爺爺期望8個孩子成家後都住一起,所以親手設計這棟擁有20幾間房、4座大廚房的大宅院」,也讓洪珠美小時候有一堆近齡玩伴,從小就是孩子王。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與母親林玉嬌婚後生了4女1男,洪珠美是家中的第3個女兒。當小小的洪珠美出生後,家族壓力降到連生3女的母親身上,觀念新穎的洪家爺爺特為媳婦「解圍」。 「我出生後,爺爺特地到媽媽坐月子的房中探視,跟她舉例『恭喜抬也罔』的故事,強調新娘子是坐在轎子裏,讓男生抬在肩上出嫁的,英國統治者也是女王,安慰她『女兒很寶貴』」。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當過兩屆彰化縣縣議員,當年家中門庭若市,常常滿座都是賓客,愛聽大人「講古」的洪珠美成為在座唯一一位小女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更讓她成為同齡伙伴的守護天使。「我小時候會跟叔叔、堂兄弟去『打獵(打厝鳥仔)』,曾因小調皮被處罰,也常為受委屈的同伴主持公道、報不平」。 白色恐怖逼親人離散 洪調舜原是國民黨員,早年想求去卻被國民黨百番刁難,後來轉到台中中區合作社任職,又因不想收取賄賂,被公司「炒魷魚」。「我爸爸不想在政治界、金融界同流合污,他的為人處事影響我很深」,也造就日後洪珠美堅持正義之道。 「228事件發生時,唸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的姻舅剛新婚就被抓到『火燒島(綠島)』,一關就是15年,他們夫妻離散多年後才團員」。當時的洪珠美因年紀小記憶不深,但她永遠記得成長過程中,父親常在大家談論國是時舉起手指,說「噓,小心牆外有人偷聽」。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已移民美國的洪家大姊趕緊為父母辦理移民來美,其後除妹妹還在台灣外,洪珠美及大姊、二姊、弟弟都定居美國。「白色恐怖的陰影對台灣人民影響很深,現在拿美國護照的爸爸仍然很怕『管政治』」。 這樣遠離政治的洪父,1993年在洪珠美巧手安排下,「參與」協助台獨聯盟份子、「台灣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突破返台。隔年5月洪珠美的弟弟結婚,想返台告知祖先的父母一回到故鄉,隨即被當地分局派員「請」到警局作筆錄兩小時,當時洪父還差點回不了美國,縱使台灣早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 當時洪珠美也被警局叫去偵訊,事後因怕被竊聽,不敢在家中聯繫台獨聯盟成員。「因為有太多台灣人被毒殺、無故消失的例子,媽媽那時拒絕食用警局送來的午餐便當,更拒絕警車護送他們回家」。 這件「護送史明」的豐功偉業,讓洪珠美家人因不捨父親被警備總部「關切」轉而責罵洪珠美,只有當事人隻字未提。「爸爸從來沒有因這件事責備過我,他只說一句『這是良心要作的事』」。 留學生太太蛻變成專業房地產經理人 1967年,洪珠美未婚夫李成奎來美,攻讀猷他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1969年踏出國門的洪珠美也到達美國,兩人同年成婚,婚後生下3女1男。當時不諳英語的洪珠美,邊就讀猷他州summer school語言學校,邊在猷他醫院工作貼補生活費,還到鹽湖城社區中心擔任社區義工,甚至開班授課。 「我從一個對美國生活完全未知的留學生太太開始做起,學會幫先生理頭髮、開車,也體驗到擁有專業及學歷的台灣移民,因語言與文化障礙飽受歧視的悲哀」。1973年底,洪珠美一家人搬遷到南加州,隔年兩個女兒才4、5歲,擁有靜宜大學商學系學士學位的洪珠美又回復職業婦女生涯,在一家食品公司擔任助理會計,負責管理每月高達100多萬元的廠務支出。 「我一直不願意與美國社會脫節,不管是工作、參加社團或擔任義工」,幾年後,因孩子要求「please stay home with us」,洪珠美選擇在家陪孩子成長,直到最小的兒子滿8歲才回到職場,轉任專業的房地產經理人。 現在,洪珠美的老大是皮膚科醫師、老二學有專精,唯目前下落不明、曾是台美公民協會成員的老三,在密西根大學景觀設計系碩士班就讀,目前在非洲修實習學分、老四是唯一的兒子,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洪珠美甚至有兩位可愛的孫子,當上「阿嬤」。 出國開視野、逐漸接受「震撼教育」  來美國前,曾糾正堂兄「批評蔣介石是劊子手」的洪珠美,因為在猷他大學接觸「台灣青年雜誌」等海外刊物,讀到多篇談論台灣的文章,才醒悟當年被國民黨「洗腦」,反而加深她日後在海外積極推動台灣事務的決心。 「這種震撼是逐漸的,像我先生在1970年擔任猷他大學首屆台灣同鄉會會長,當年就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返台時都有人跟蹤,管區員警還質問丈夫的弟弟『你哥回來幹嘛』」。 因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洪珠美與夫婿李成奎齊力創辦「台灣之音」,以電話與台美鄉親互報故鄉消息,甚至接獲許多外州來電,「台美人集聚一點一滴的力量,用我們的方式幫助台灣」。 1986年,響應由台灣大學護理系高材生陳翠玉創辦發起的「婦女台灣民主運動」,擔任南加州召集人的洪珠美,逐步踏實推廣海外台灣事務;1988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成立,以「發揮婦女才能,關心台灣事務」為號召,每年靠伊媚兒(email)跟電話舉辦兩次小型聚會、一次大型年會,身為創會會員的洪珠美跟NATWA一起學習成長,並出任第20屆總會會長,帶領會眾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拒絕扁政府以台灣名義的入會申請」抗議活動。 「今年NATWA成立已經21年,不但有專為第二代設計的NATWA II、出版年刊,還創辦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海外的台灣姊妹都因此學習成長、參與公共決策及關心台灣事務,大家相當團結」。 曾任台獨聯盟洛杉磯支盟前支部長、NATWA前總會長、前洛杉磯分會長的洪珠美,現在則是FAPA洛杉磯分會長,成為該分會首位女會長。「每次擔當新職位,每次都有成長,我也期許自己『再挑戰』,積極與加州10多位國會議員密切聯繫,推廣我們共同的故鄉台灣」。 從備受呵護的台灣女兒,蛻變到獨立堅強的台美女性,洪珠美體認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也見證台灣民主的進步及膠著,更親自參與推動海外台灣運動。在美國奮鬥的台灣女兒洪珠美,為台灣發光的堅持永不中斷。文/陳美玲

蘇國雄與商夏惠 FAPA的故事

長老教會教徒世家 蘇國雄,生於1940年的台北新店,家裡有4個兄弟姐妹,是家中老么,日據時代祖父經營茶行,當時就是長老教會的虔誠基督徒,父親幫忙家中茶行兼做公務人員,但爸爸在他6歲那年,生病亡故,自此家道中落。 由於媽媽於長老教會司琴,外公又是第一代長老教會初期傳道,靠著彈一手好琴的一技之長,在長榮中學教書兼教鋼琴,一手撫養孩子們長大。 么子蘇國雄與媽媽很親,感恩媽媽的含辛茹苦,非常注重4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要孩子肯讀書,她總是無私的奉獻。他還記得每學期繳學費時,媽媽總是到處奔波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媽媽傳授的精神食糧,每天祈禱讀經,深植在孩子們心中,卻也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蘇國雄,小學功課就名列前矛,保送上建中。如今在南加仍印象有幾位同期的好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像林衡哲、南加州科工會會長周實。 後來,因為對三民主義頗有微詞,成績考得太差,考到成功大學土木系,為了貼補家用及學費,大學時代一直都在做家教。當年土木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他以第二名考上台電,因為成績優異被派發到台北總公司服務,當時這份工作可是人人欽羡的金飯碗。 在台電工作,當時台灣才剛有電腦,那時電腦總機就像一個房子一樣大,讀取資料還是用打卡片,當時遇到來自台大物理系助教商夏惠成為同期實習生,由於電腦當時很新的東西,蘇國雄憑其數學長才熱心幫助她,兩人互生好感。後來,才發現彼此哥哥是舊識,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兩人感情急劇升溫。 當時商夏惠一直想成為「楊振寧第二」,遂先去加拿大讀生物物理碩士,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此時蘇國雄愛相隨,隨即申請到美國留學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博士,夫人最後為愛也決定轉學申請同讀一所大學,兩人在1969年9月,結為連理。 蘇國雄事母至孝,留學省吃儉用,還把獎學金省下來,寄回給台灣媽媽,1970年9月生第一個女兒,1976年生下兒子,育有一兒一女。 創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 在科羅拉多州於1970年代,蘇國雄就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原本是只分享本地留學生,哪曉得外地口耳相傳後,導致供不應求。 1970年11月,每年台灣同鄉都會有感恩餐會,那時他們就與洪哲勝兩家,共印了兩百份,開了10多個小時,去堪薩斯赴會,結果彭明敏在逃到瑞典輾轉到美國,當天出現在會中,給同鄉大驚喜,也帶動餐會最高潮,蘇國雄分發200份「望春風」,那時登高一呼,「望春風」馬上就變成全美第一份留學生雜誌,鼓吹台灣民主自覺運動。 這是一段伉儷難忘的回憶,他說:「望春風」名字,當時是讀者投書命名,結果吳瑞信牧師投稿命名,雀屏中選。留學生當時課業非常繁忙,但一股使命感,全靠著愛故鄉的熱情,直做到畢業之後,才移交給其它州接棒。」 後來,畢業受聘到芝加哥做工程師,他提及,1972年,台灣威廉波特少棒隊奪得少棒冠軍,當時,很有趣的是,留學生開車10多個小時抵達之後,因為僑民壁壘分明,他們堅持自製許多旗幟,就是沒有拿中華民國國旗,為小將吶喊。 列入黑名單 1973年,因為工作關係,移居到南加州柑縣,當時一個房子只有5萬元,蘇國雄就很有生意頭腦,想要投資房地產。夫人要他永遠保持教學、學者、工程師的工作。但蘇國雄在1988年,堅持提早退休,轉行投資房地產。 雖然夫人有些不諒解,但蘇國雄卻慶幸得很,原來他本身是原子工程師,在90年代以後,同期同事最後遇到公司大裁員,及早退休的明智決定,讓他在房地產獲得不錯的經濟基礎,未來生活無憂。 蘇國雄雖然很活躍,但真正被列入黑名單,卻是1975年後,擔任一次台灣同鄉會聚會的主席,當時群眾相當多人,雖然大家很團結,但因為有白色恐佈、黑名單的陰影;蘇國雄笑著回憶著說:「很多人寧願出錢出力,也不願上台,在台上一排座椅空空蕩蕩,因為自己是主席,非上去不可,老實說,在台上感覺很孤單,心中卻可以體諒。」 一旦站在台上,他就已有覺悟,可能今生今世也回不了台灣,當時心很痛,卻也無奈,尤其在1984年,媽媽過世,其它兄姐都在,唯獨缺了蘇國雄申請回台被拒,想到媽媽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時時受到台北警察局關照,還得在電話中假意叮嚀不要插手政治,但他曉得媽媽心中是支持他的,媽媽了解么兒的心意。 但是媽媽生病,無法回去探望,連媽媽臨終都不能送行,蘇國雄非常自責地認為不孝,為了反獨裁集權,無法見到媽媽最後一眼,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1984年,無法忘情望春風的克難式雜誌,蘇國雄參與了另外一個文化事業,當時,由建中同學林衡哲發起,成立〈台灣出版社〉,出版台灣歷史、人物、文化的書籍,蘇國雄非常欽佩醫師林衡哲全心投入,自我犧牲,因而大力支持,成為股東。 剛開始時,賠得很慘,股東仍心甘情願力挺,林衡哲則是一直寄出新書,蘇國雄也看了30多本的好書,受到林衡哲的感召,這段人生美好的回憶得以延續,他預計未來要捐全套給台灣會館。 以為再也回不了台灣,在1988年代,戒嚴令解除,賢伉儷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竟是說「感謝上帝眷顧台灣」,自1968年出國留學後,蘇國雄20年後,迫不及待終於在1988年,第一次返回台灣,沒想到剛好在同學會上,竟然聽到電視新聞,蔣經國猝死。自此,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 共創FAPA柑縣分會 當初,1990年代,蘇國雄有鑑於美國國會勢力是友好台灣,他遂加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還加入CLUB 100,由於當時洛杉磯活動較少,地區相隔過遠,1997年,呂眾英從北加州搬到南加州後,在呂眾英的鼓勵下,遂移師到柑縣成立FAPA分會,成為主要創會會員。 2004-2005年接任會長,在會員共同努力下,從60多名增加到130多名。半年一次活動,NEWS LETTER定期出刊,2004年及2005年,並成為FAPA總會頒發最佳進步獎。之後,功成身退,交棒給楊東龍。 他與夫人也積極參與主流,以個人名義,出錢出力參加美國主流募款餐會,諸如國會眾議員羅拉巴克、卡克斯(Christopher Cox) 、 John Cambell、 ED Royce等募款餐會。有鑑於現今國會勢力,中國不斷滲透,對我方形勢不利,所以他一旦參加當地國會議員交好時,力推讓台灣能與美國簽定FTA(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他語重心長地說,再不快點做,情勢會對台灣更不利。 與夫人商夏惠,身為柑縣FAPA一員,他們感到引以為榮,在「2005年反分裂法」、「2006年爾灣姐妹市風波」時,此間成功地激發台僑合作總動員,共同捍衛台灣尊嚴。 蘇國雄為這兩個事件,還特地出馬重拾筆鋒投稿,尤其大女兒Connie是USC的大眾傳播碩士學位,會為父親潤稿,蘇國雄投了兩次柑縣紀事報(Orange Register),全部登出,在主流媒體為台灣權益發出不平之鳴。 「我自己最喜愛聖經中有提到一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之人,是象徵神的恩才成的】,歲月無情催人老,我們轉眼已垂垂老矣,以有限的餘命做最後的奉獻,取捨之間,不能不有所拿捏」蘇國雄說出自己希望有生之年,能發揮他有限但也是最大的價值,奉獻地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台灣。

卓甫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卓甫良﹝Bill Cho﹞是五十年代搭乘貨輪到美國的早期留學生。當時台灣經濟匱乏,對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出國留學是一條迢遙路。但他憑著毅力與努力,一步步朝目標前進,終於成為一個留學美國的核能工程師。 甫良來自花蓮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在苦澀的青少年期,即暗自仰慕教會裡一個家境很好又溫柔美麗的女孩,因此他不斷鞭策自己,希望日後有優異的表現,贏取伊人的芳心。 一九五○年,他考上第一屆台北工專土木科,離開自小長大的「後山」,來到繁榮的台北開眼界。兩年後,他自工專畢業,順利進基隆港務局服務。在港務局工作時,他常和大陸來的資深工程師在一起,因此知道出國留學是條通往升遷之路。但他亦明白公費出國的機會不會落到他頭上,因此回家找父母商量。幸好他的父母很開通,幫他籌到了六百塊美金的旅費。 「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甫良說:「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新台幣一千二,折合美金只有三十元。」 一九五六年十月,甫良開始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航行。他的第一站是到日本東京,因為他想見那個自年少即朝思暮想的女孩。這女孩叫林秋菊﹝Carol﹞,來自台灣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她的祖父是著名的漢文學者暨牧師林燕臣先生,執教於台南神學院的。她的伯父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而她的父親則是深受花蓮地方人士敬重的林安生醫師。 秋菊與她的兩個姐姐不僅身材窈窕、容貌美麗,並且很會唱歌、彈琴,是美籍宣教師彭蒙惠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天韻歌聲」的歌唱天使。 甫良說:「林家三姐妹是當時全花蓮最美麗的三個女孩。」 他與秋菊從小在花蓮的教會長大。一九五三年,秋菊經由彭蒙惠宣教師介紹下,與二姐秋霜一起到東京基督學院求學,並在「日本放送協會」實習。因此足足三年,甫良未見伊人。這次想趁出國之便,一償心願。 他果然在東京見到了秋菊。兩人一起到市區的一所華人教會作禮拜,隨後吃個簡便的午餐,甫良便告別心上人,匆匆搭乘火車到仙台,再轉搭招商局的「重慶號」貨輪,橫渡太平洋。這次相見雖然短暫,卻雙方互相許下愛的諾言。 兩星期後,他在奧立崗的波特蘭﹝Portland﹞上岸,然後搭乘灰狗車到南加州的帕莎迪那﹝Pasadena﹞,打工賺學費。 在南加州,他寄宿在朋友處,替人整理庭院;賺取工資。隔年春末,幸運地獲得一份空中測量的計算工作,一個月可拿四百美金。因此到了九月,他存到一千三百塊美金後,便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安娜堡﹝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過起期望已久的留學生活。 由於經濟短絀,他在密大求學期間,也曾一度休學,到芝加哥打半年工,再回校復學。如此到了一九五九年年底,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獲得密大結構力學學士學位,此後境遇否極泰來。 一九六○年初,他得到普若康﹝Procon﹞工程公司的聘用,前往芝加哥就職。那年年底,相思多年的女友秋菊翩然降臨,帶給他無限喜悅。更美妙的是三個星期後,他們就在秋菊即將任職的教會舉行婚禮。 「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祝福。」卓甫良說:「以我太太當時的條件,追求她的人何其之多,而她竟然願意嫁給我,這是多麼地福氣!結婚之後,我在受她的薰陶下,做事、說話都比以前溫柔許多。」 成立MFCF 秋菊自到芝加哥後,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歸正教會擔任音樂總監,兩人在教會附近賃屋而居。此後四年,甫良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在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究所修習碩士課程。他們亦相繼生下女兒慧麗與慧文,共建一個美滿的家庭。 甫良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換職到馬奇﹝A.G. Mckee﹞工程公司服務。一九六七年,秋菊亦換職到芝城北岸﹝North Shore﹞的一所華人教會擔任音樂指揮。這個變動無意竟帶給他們生活上很大的變遷。原來他們住海德公園時,一直在秋菊服務的華人教會作禮拜。搬到北岸後,甫良轉到共同使用一所教堂的日本人教會作禮拜。 他說:「在情誼上,我們能與華人教友們保持親密的關係。但在政治理念上,由於親歷二二八事件,目睹國民黨軍隊殘酷地屠殺害台灣人,我們很難與華人認同。所以搬到北岸後,我轉到日本人教會,而在內心裡,更希望能用台語,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崇拜上帝。」 正因為其他的台灣人基督徒也有這種渴求‧所以一九六七年年夏天,住在中西部的十餘戶家庭,包括芝加哥的卓甫良夫婦、愛荷華的陳植哲夫婦、明尼蘇達州的趙聰仁牧師等,共同在威斯康辛州日內瓦湖畔的青年營區,舉辦一個為期三天兩夜的靈修會,首開北美洲台灣人夏令會的先河。 卓甫良說:「當時每戶只繳象徵性的四十元,大家一起準備食物、探討信仰,大人小孩都很快樂。這個靈修會就這麼年年辦下去。後來,我們邀請宋泉盛、駱維仁等牧師來講道,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九七三年,我們正式成立『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MFCF註一﹞』,隨後陸續在芝加哥、愛荷華、底特律和托利多﹝Toledo﹞成立分會。」 MFCF連續辦十三年後,熱心參與的莊明哲教授與卓甫良等人認為必需變更夏令會的內容,以便作進一步的突破。因此在一九八○年十一月,MFCF理事們假芝加哥的楊忠正家,召開最後一次理事會,決定將基督徒靈修會變更為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服務的對象擴展至非基督徒的台灣人家庭,基金會的名稱亦因此更改成「台灣人協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通稱「TAF﹝塔夫﹞」。 播下芥菜子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卓甫良說:「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有過辦青少年夏令營的經驗。但我們決定效法耶穌的奴僕精神,嘗試培育第二代的台灣認同與領導能力。」 此後,奴僕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成為TAF的主軸,每個領導人都必須具有默默為人服務的精神。TAF成立時,大家公推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莊明哲教授為創會會長。莊教授為一傑出的精神科醫師,非常注重兩代之間的溝通,因此在他擔任會長的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TAF夏令營皆以「溝通」為主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的張信義醫師繼任第二任會長,主張加強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節目中增加不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認同」成為那兩年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擔任第三任會長,強調訓練第二代的領導能力,於是在往後兩年,「領導才能」遂成為夏令營的主題。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任第四任會長,認為一個人內在的倫理價值深深影響著其作為,因此主張重視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倫理價值觀。 「每任會長都很用心。」甫良笑著說:「結果,每人都為TAF帶進一些新觀念。」 一九八九年,第五任會長陳植哲博士邀請美國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Brad Smith﹞對TAF作一個全盤的評估。結果史密斯在報告中指出 :TAF深具有發展的潛力,關鍵在第二代是否能接班。這項評論帶給大家很大的鼓舞與思考。 「因此,盧志華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接任會長後,即開始啟用林志文﹝Bob Lin﹞等數位第二代,從事夏令營的事工。然而年輕一代的真正深入參與夏令營,則是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才開始的。」卓甫良又說。 TAF夏令營因為自力更生,經費有限,很多工作都由義工幫忙。尤其週一到週五,爸爸們上班,照顧孩子們的責任都落到媽媽們身上。當年,林秋菊、廖淑清、廖幸瑛等許多太太們都是長期的義工。 「照顧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秋菊說:「因為一大群孩子,正是處於生龍活虎的年紀,尤其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多來自美、加各地,年齡、文化背景皆相同的朋友,都非常興奮,經常徹夜聊天、歡鬧、不睡覺,相當令維持秩序的媽媽們頭疼。」 「但是大家朝夕相處了七天,都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接著說:「義工媽媽們都成了好朋友。孩子們更是熱情,每逢要分離,便互相擁抱、哭泣,難分難捨。往往來接孩子的父母等著上路,孩子們卻頻頻和這個、那個道不完的別離。每回看到這情景,就覺得再辛苦也值得。」 就這樣,望著孩子們的笑顏,許多辛勤的園丁年復一年,不斷播下培育下一 代認同台灣的種子。 傑出的核能工程師 一九六八年,卓甫良換職到另一家以興建核能發電廠聞名的沙金特與朗迪﹝Sargent & Laundy ﹞工程公司服務,從此跨進興建核電廠的新領域。 七十年代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黃金時期,甫良的公司光在伊利諾州,就興建了十三所核能發電廠。他因為連續解決一些不尋常的工程問題,受到公司的器重,職位一再被擢升。後來則轉到評估核電廠安全的新領域。 「幸虧我轉行得早。」他後來說:「因為一九七八年,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突然出事後,全球各地紛紛禁建核電廠,所有興建核電廠的工程公司都大量裁員。我因為已轉到核電廠安全評估部門,才逃過失業這一劫。」 儘管如此,有時工作上的一些人事,仍然令他感到困擾。因此在一九八七年,他向服務十八年的沙金特與朗迪公司請辭,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 但畢竟他的專業長才深受肯定,創業三年半後,伊利諾州政府的核能安全署特別聘他擔任全伊州核能安全的鑑定專家。所以往後十三年,卓甫良自芝加哥搬到春田鎮﹝Springfield﹞,負責全伊利諾十三所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評估。直到二○○二年年底,他屆滿七十歲,才申請退休。 「回顧這一生,我一共當了四十二年的工程師。」卓甫良有感而發地說:「其間得過不少獎,也受到許多肯定,然有些人事問題,讓我感到疲憊。從事MFCF與TAF的活動,我則有全然不同的感受。那種大家同心合力、一步一腳印地朝目標前進、在困難中互相扶持的情誼,至今仍令我十分珍惜。」   辛勤的園丁 自MFCF至TAF,連續二十幾年,卓甫良像個辛勤的園丁,默默地處理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行政工作。期間,他也目睹TAF幾度遇到危機,再化為轉機的過程。 他說,八十年代,參加TAF夏令營的台美孩子大量增加,遂發生學員紀律問題。一九八六年,他們發現有學員擅自在營區飲酒,甚感憂心,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夏令營。 但TAF夏令營可能停辦的風聲傳出後,一些每年都期盼參加夏令營的孩子都很難過。結果他們自己協商,公推年紀稍大的林志文與第一代溝通,同意制定行為準則,並將自我約束,嚴格遵守,TAF夏令營才又繼續辦下去。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九十年代。卓甫良說,有些第二代青年要求夏令營去除宗教色彩,產生兩代之間的對立。為此,他寫了許多信,規勸這些年輕人說,TAF從零到現在的規模,全都建立在對基督的信仰與「奴僕領導」的基石上;一旦去掉基本精神,TAF將是空的。結果在不斷溝通之後,老少兩輩建立共識,反倒成為好朋友。 「如今,當年參與TAF的一些孩子都已屆結婚年齡。」甫良說:「我們有時會收到TAF孩子們的喜帖,相約去參加婚禮。大家見了面,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甫良退休後,與秋菊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爾灣﹝Irvine﹞。他曾在一九九六年發起成立TAF家庭營,讓週末來接孩子的父母們一起享受參加夏令營的樂趣,往後形成對TAF很有贊助作用的家長組。 他除了繼續核能上的研究外,更以較多時間領悟靈命, 如今,他更設計「鷹翅團契」的網頁,隨時與老友保持密切聯繫;同時進一步著手籌組第一代的「營友會」,希望把過去的義工們找回來,大家一起在TAF夏令營團聚,重溫往日的情誼。 「當年係本著服事的心情,創辦MFCF與TAF。結果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帶給我許多珍貴的友誼,真可說是福杯滿滿。」他語重心長地說。 註一:「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英文全名為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oundation,簡稱MFCF。

施雅婷

出生於台南市最熱鬧的西門路和中正路,像一般傳統台南家庭的小孩,施雅婷從小便被要求學習多種才藝,合唱團、鋼琴及芭蕾舞等幾乎無所不學。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施雅婷每個禮拜都參加台南太平境教會的主日學活動。在主日學的課堂上,喜愛唱歌跳舞的施雅婷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主日學課程提供的表演舞台,讓教會長大的孩子不怕上台」 每個禮拜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活動,是施雅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高中的時候,她成為主日學的老師,教導教會中幼稚園的小朋友,施雅婷逐漸體會到「付出所擁有」的可貴,喜歡小孩玩在一起的她後來進入台南神學院主修幼兒教育,帶小朋友的成就感讓她樂於繼續當個「孩子王」。 台南神學院畢業後,施雅婷繼續前往新加坡主修教育,學成以後返回台南。此時台南的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正巧要成立幼稚園,剛畢業不久的施雅婷前去應徵便被錄取,成為「最年輕」的幼稚園園長。提起這個「頭銜」,施雅婷有點靦腆。由於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常與各地甚至國際社團有互動,她回憶,由於當時自己實在是太年輕,在這些社交場合代表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出席常引來一陣訝異。 自認生性害羞的施雅婷覺得自己在這種場合講話的份量感實在不足,所幸從小在教會的訓練,讓她在二年「幼稚園園長」生涯面對大場面及社交活動不至怯場;而常在這些聯誼活動接觸國際友人,也讓施雅婷對出國留學心生嚮往。 1988年,施雅婷拜訪住洛杉磯喜瑞都市的姑姑,在洛杉磯的這段時間,她決定繼續念書,並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攻讀她最愛的幼教系。並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方面擔任實習老師,累積經驗,希望能考取教師的執照。經過一番努力,施雅婷不但獲得幼稚園教師執照並且考取校長執照,開始她在美國的教書生涯,並在羅斯密市一家私人幼稚園擔任校長。 擔任幼稚園校長多年之後的施雅婷雖然仍然享受當個「孩子王」的樂趣。但幼稚園教師當久了,有時候她會有「是不是該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想法。遲疑許久,在世紀初始,施雅婷終於踏出她的第一步,她參加了美國著名的模特兒學校John Robert Powers,並從課程中吸收不少美姿美儀的知識。 其實施雅婷對模特兒這行業並不陌生,高中時身材高挑清秀可人的她就曾在朋友介紹下兼差當過模特兒。「主要是新奇有趣、加上年輕人的叛逆性」,施雅婷笑著說。對於當模特兒一事,她深知保守的父母一旦知道一定全力阻攔,可是年輕人的的心理卻又想試看看。因此事隔多年之後,父母才知道這個寶貝女兒曾經當過模特兒。 從John Robert Powers模特兒學校結業後,除了偶而參加John Robert Powers舉辦的大型服裝秀擔任模特兒以外,施雅婷興起了自己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想法。就這樣,她從幼稚園老師搖身一變成為美姿美儀老師,在一個全新的領域開始「作育英才」。 施雅婷在新加坡留學時,常常到一位英國籍教授的家中,由於師母年輕時曾從事模特兒行業,後來並開設美姿美儀學校。施雅婷回憶,「師母舉止是如此的優雅,不論是說話、走路或倒茶,在任何場合每一個動作都是如此合宜」。即使離開新加坡多年,那位英國籍師母優雅的神態,常常回到施雅婷的腦海中。如何將這樣優雅的美姿美儀觀念傳達到生活中是施雅婷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目標之一。 施雅婷與選美比賽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她23歲時,當時台南市剛開辦台南鳳凰小姐的選拔,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而施雅婷服務的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總幹事也積極鼓勵年輕的施雅婷參與這場當時別開生面的選美比賽。躍躍欲試的施雅婷回家秉告父母,然而,出自從不准施雅婷9點以後回家的保守台南家庭,父親對施雅婷想要參加選美的意願當然是極力反對,選美一事最後也不了了之。沒想到多年之後,施雅婷竟然成為多項選美比賽的美姿美儀指導,並且是許多選美皇后的「恩師」。 擔任美姿美儀老師多年後,施雅婷認為學生的進步是她這個當老師最大的成就,尤其看著一個舉止大剌剌、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人在幾個月訓練後蛻變成一位優柔賢雅的淑女,施雅婷說「心中的成就感,真是難以形容」;看著一個個學生在不被看好下努力自我要求後,摘下選美比賽的后冠,施雅婷更是既高興又感動。 雖然大多數來參與美姿美儀課程的以女性為主,施雅婷卻堅信美姿美儀不只是女性的責任。「如果沒有紳士,我們如何能當淑女!」,不管是在餐桌上,或是日常上下車,男士都需適當的照顧女士的需要;「禮儀是男女雙方的責任!」 看看散文書籍和聽音樂是施雅婷平時閒暇的嗜好,她特別感謝小時候嚴厲的鋼琴老師,雖然鋼琴老師的嚴厲讓她當時上課時非常頭大,但老師嚴格要求她多聽各種音樂,卻也讓她養成涉略各種不同音樂的習慣,讓各具特色音樂充滿著她的生活,使得她的人生因為不同音樂更多采多姿。 仍然獨身的施雅婷,目前仍與父母同住。她笑著說「他們已經對我(結婚與否)死心了!」,然而施雅婷對「男人與女人」「婚不婚」還是有一套自己獨特而有哲理的看法:「身邊是甚麼樣的男人,這個女人就變成甚麼樣的女人!」「女人是生來給男人寵的。我想,我是還沒找到那個寵我的男人!」 文/劉孟儒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楊一哲 傳道人的故事

前進美國打天下 我從小叛逆性甚強。當學生時,若不同意老師所講的,便與他們辯駁,因而常跟老師撕破臉。所以即使我考試考得再好,到期末,老師仍將我的操行打不及格,我去找老理論,也沒有用。 年少的我,已深覺得在台灣沒有我這種人生存的餘地,所以從中學起就立志有一天要出國。 長大後看到電視、電影中乘風破浪、四海遨遊的畫面,心中很羨慕,想學開船。父親卻說:「即使你有錢買船也沒用,因為船還沒開出去,海防部隊就把你抓回來了!」 當時深覺得人生在世怎麼如此不自由,連自己所賺來的錢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花用,因而一心想要離開那個處處受限制的環境。 我姊姊曉美拿到美國公民之後,立刻替我辦身分,一九七五年我便拿到綠卡來美了。 當時我「芳齡」二十七,年輕力壯、孤家寡人一個。 窮困潦倒赴波城 家父是醫生,所以我從小就生長於富裕的環境中,出國前幾年更是無所事事、恣意玩樂。 出國前夕,家父對我說:「阿哲!你不可能一輩子依賴父母啊!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怎麼辦?」 家父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但卻深深剌傷了我的心。個性好強的我,遂下定決心靠自己活下去。因此當家父問我:「你有錢嗎?」我知道他準備了一筆錢要讓我出國,但基於好勝的心理,我告訴他:「我有錢!」 事實上我並沒有什麼錢,買完機票身上祇剩下四百元美金。 在洛杉磯停留一晚,不知怎的掉了二百元。 然後直奔賓州費城我堂叔楊彰師醫師的家,因為家姊雖曾來美,但已返台了。 到了費城,心身俱疲,整日在堂叔家睡覺。堂叔對這位初來異地的晚輩照顧有加。當時他因工作必須搬到南卡羅萊那州,就要我跟他一起搬去,叫我先安心學好語文,再去修喜歡的課,學費、吃住、零用錢等他都會負責。 我一聽這話,心想:我在台靠父母尚可,來美靠叔叔,不好意思,但是不便對叔叔說。 剛好有一位在台結識的朋友告知,已在波士頓為我找到工作,我便趁機當辭,要離開叔叔家。 叔叔有兩部車,一部是自動排檔,一部是手排檔。叔叔先將自排車開去南卡,嬸嬸不會開手排中,我遂充當了一陣子司機。 後來我問他們這部手排車要如何處理,他們經討論後決定賣掉。當時我心裡很想要買,卻又不知價錢,就陪嬸嬸去舊車買賣店估價,約值一千二百元。既已知道行情,我便向叔叔、嬸嬸表示要買那部車,但要到年底才能付車款。 叔叔一聽便要把車免費送給我,我堅持不肯,最後以八百元讓給我。我說,車我先拿,錢則等到年底再付。臨去之前我因在叔叔家住了兩月,不好意思,便買了一些東西送他小孩。所以當我車開到波士頓,身上僅剩美金五十元七角,另外還欠了八百元的債。 虎落平陽被犬欺 到了波士頓,才知道朋友為我找的工作已被別人捷足先登。如今,這個「好命子」的我,竟然成為淪落異鄉的流浪漢。 可是我不願讓家人知道我現在祇剩下五十元七角,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此後我就住在車子裡,麥當勞是我的廁所,哈佛大學的學生宿舍是我的浴室。 我開始打工。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餐館當bus-boy(跑堂,負責擦桌子、端茶水),即waiter (侍者,負責帶位、上菜)的助手,是中國餐館裡最基層的員工。老問娘告訴我工資是一小時五毛錢,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是兩塊多,我告訴老闆娘,這差距太大了,要我如何生活?吃頓麥當勞就要一塊多了。可是老闆娘說侍者會分一些小費給我們,我想想聊勝於無,就上工了。 作我「上司」的那位侍者是廣東人,不會說國語,而且歧視台灣同胞。我不會說廣東話,祇好和他比手劃腳。第一天我工作了十多個小時,通常跑堂可分得百分二十的小費,且是每天拆帳,可是他老兄分給我二毛五分錢,而且侮辱性地往地下一丟,要我彎腰蹲身去撿。 我沒有去撿,直接老闆說我不做了,要她付我薪水。臨走時我撂下一句話:「中國人圈子很小,我們會再碰面的!」然後擺出很強悍的架勢走了出去,其實當時我身上沒錢,英文又不好,心中虛得不得了。 棲身人貧民窟 當時已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決定要先找個落腳地,否則冬天到了我不凍死街頭才怪。 我由報紙找到一處房子,才二十塊錢一個月,興沖沖跑去一看,才知是座落於可怕的黑人區。在七○年代,黑人區比今日更怕。 我戰戰兢兢地按址叩門,出來一個面貌猙獰的黑老大。我指著報紙屋廣告,用破英語胡亂說了幾句,他便叫我跟他走。 走到一條窄巷,他手一指,兩邊各一排格局很有氣派,卻已沒落破敗的樓房,叫我任選一間。 我仔細一看,全是三層樓的房子,可是窗子都用木板釘了起來。我就挑了惟一一間尚有玻璃窗戶的房子。 他看我開車來,問那是否是我的車,我說:「是!」。他說:「你的車一定要正對著你住的門口停放。」然後他拿一枝粉筆在我住的那戶門上簽名。他告訴我,這簽名世界上祇有兩個人可以擦掉,一是我,一是他。我每個月初一要給他二十元現金,但他不會給我收據。若到初四我還沒付房租,他就來把名字擦掉。只要簽字還在,我自己或我的車出了任何事,儘管找他。簽字若不在,會發生什麼事,誰也不知道! 當晚住進去才發現沒電也沒水,我只好再去找房東老大。他指著前院的水龍頭,拿個桶子叫我要多少自己提。我問:「電呢?」他叫我去買一支露營燈。 當時我心想,不管如何總比沒地方住好,便找了一堆舊報紙,加上姊姊留下來的幾條舊毯子,打算在這破舊空屋中打個地舖過夜,明早好去找工作。 美哉,美國發財夢! 當夜,躺在黑暗的房間中,只見一道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原來是對街加油的大霓虹燈在旋轉。 我想到叔叔每次都加Mobil的油,而且都用Charge card。他曾告訴我:「在美國用Charge card,就代表你是個有信用的人。」 當我似乎看到Mobil的霓虹燈都畫滿「$」的記號。我立志,有一天一定要拿Mobil的Charge card,日後一定要賺很多錢,讓老爸刮目相看。 隨後又想到今天在餐館受人侮辱的情形,不由得氣憤填膺,可是氣又什麼用?我在台灣並不是沒讀過書,不料來到美國,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真的沒有半點本事!不禁懷疑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我的美國發財夢?轉念又想:「我何必這麼辛苦?一通電話,爸爸馬上就會把錢匯來!」 然而好勝的我卻不甘心如此。靠父親太沒面子了,靠朋友更沒面子! 上帝不會丟棄我 正心亂如麻之間,突然有一個意念出現--信靠上帝吧!因為上帝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十三:5)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初中時也曾悔改決志過,但多年來當浪子,幾乎忘了上帝。不料上帝卻沒有忘記我! 突然間我眼淚直流,想到這位偉大的上帝,不論智力、財力及勢力,都是地上的父親所無法比擬的,於是我跪下來禱告:「上帝啊!我知道我過去成為浪子離開?,但我也知道?永遠不會捨棄我,我若回頭來就近?,我相信?必接納我成為?的兒子。我再一次將自己和我在這兒所受的委屈交在?手中,那些侮辱我的人,主啊!求?赦免他們。」 禱告後,我心中充滿喜樂,隨即倒地而睡。平常我是個很難入睡的人,這次竟一下子就睡著了。 舊報紙上找來工作 第二天一早醒來,突然在我身下墊的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是一家電子公司徵裝配工人,工資一小時二塊半。 循址找去,經面談後,他們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好高興! 能找到一個全職工作,對當時的我而言已是一大突破了,我存著感恩的心賣力地工作,因為這工作是在我禱告完一覺醒來後第一眼看到的工作,而且過期的舊報紙上看到的,我認為是上帝為我所預備的。 在這家有六、七十名員工的公司裡,我做得非常勤奮,上司十分賞識我,兩個星期後工資便由一小時二塊半升到四塊。我很高興,白乖乖上班,晚上則讀聖經。 如此過了一個月,我想既有固定收入,應該另覓住處了。朋友告訴我哈佛大學附近專租給學生的一棟房子,閣樓尚有空位,我便以一個月一百三十五元租下,差不多是我的四分之一的薪水。 做了一段時間,我向上帝禱告: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如果光是做個裝配工人,實在沒啥意思。但我不敢奢求什麼,祇是將心中的感受向上帝吐露而已。 起來,去找你老闆 過了兩天,我在裝配線上,瞥見我的猶太老闆在小辦公室中煩躁不安地走來走去,不時又有外面來的人與他緊張地商量事情。 到了下午,我忽然感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我覺得似真似幻,不知是怎麼回事,於是又繼續工作。可是才過一下子,又是那個聲音:「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 我便作了禱告:「主啊!若這聲音不是出於?,求?讓我能定下心來工作。」 禱告完那聲音更明確了:「去!去幫助你的老闆!」 「去」的感覺強烈地升上來,我又一次向上帝禱告:「主啊!我相信這感覺是出於你!」 於是我便走到老闆那裡問他:「我能幫你什麼」 老闆見我祇是個小工人而已,便對我說:「沒有什麼你可以做的,回去工作吧!」我一回去剛坐下,那聲音又來了:「再去!」 我祇好又站起來去跟老闆說:「湯姆!我相信你的困難我可以幫忙!」 「你怎麼知道我有困難?」他說。 「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我說。 「你在台灣唸什麼?」他問。 「我讀建築!」 他一聽臉色就變了,說:「去去去,不要來煩我!」我也不知道讀建築有什麼不對,但看他一副兇相,祇好回去。 可是才走到一半,一股力量迫使我又回頭,對他說:「湯姆,你知道嗎?我的電機比我的建築內行多了!」 他聽了這話,便叫一個技工印了一份文件跟我解釋,他自己懶得再理我。 夢中所得的設計圖 這位技工解釋,那是一份GE(通用)公司讓我們承包生產的變壓器,簽約在某個時限之前交貨,否則要被罰款。可是我們的貨交出去卻被打回票,因為設計完全失敗,無法發生功能。 老闆請了很多專家來幫忙,至今仍無法設計出來,期限祇剩下十三天,即使今天設計出來,也必須二十四小時拚命趕工才能生產所需的數量。上回產品被打回來的成本無法回收,這回答若再失敗,公司一定破產。 我看了設計圖,也看不懂,便把圖折起來,告訴我的頂頭上司說我要回家設計東西,他一聽是老闆給的圖,也不敢說什麼話。 我回去左看右看也一頭霧水,就如此左思右想了兩天。 第二夜剛睡著,腦中突然閃出一幅設計圖,我立刻跳起來將記憶猶新的圖畫下來,跑到老闆那兒告訴他:「我答應幫你忙,我已經做到了。」 其實,原設計沒有錯,祇是有個小鐵片要換另一種質料。他立刻找一位技師來聽我解說,覺得有點道理便馬上製作一個樣品送到GE,問他們是否合格。GE回答可以,可是離限期祇剩十天。 老闆便向朋友、同行調借大批工人日夜三班瘋狂趕工,終於在最後一天趕出來了。 職位跳升三級 此次公司雖沒賺到錢,但卻逃過一劫沒有垮掉,我則由基層工人「坐直昇機」升到技師,薪水由一小時四元跳到九元。 以前技師檢驗都會通過的設計圖,到我這兒都被打回去了,設計師很氣,問我到底哪裡設計錯了?我告訴他:設計沒錯,只是不夠精簡。可以用一個螺絲串聯的,就不必花三個螺絲,如此可加速生產速度,又可省下筆成本。 這位設計師本身也是股東之一,公司賺錢他也賺錢,覺得我言之成理,採納之後果然不錯。這件事大老闆知道了,便叫我不要故技師,改做工程師,所以時薪又由九元跳到十二元。 如此短短的三個月,我的薪水和職位三級跳,到最後升到首席工程師,任何設計師的東西,若沒經我簽字就不能上線生產。 到那年(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我的經濟已大大充裕了,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無比。 為賞雪險些喪命 波士頓的冬天,說來就來。一九七五年聖誕前夕,突然下了一場暴風雪,我這台灣土包子第一次看見飄雪,興奮不已。說了一句:「感謝主!」便開中出去欣賞美麗的雪景。 我傻傻地祇穿了一件很薄的襯衫,收音機一直播放著暴風雪的消息,呼籲人們趕快回家,可是我聽不太懂,祇顧著欣賞粉妝玉琢的雪景。 我只求幽靜空曠,特意避開大道往小徑開,也不知開了多久、多遠,突然間車子不動了。 因我對機械有些常識,便下車打算要修,打開引擎蓋一看,臉都綠了,原來是timing belt(點火皮帶)斷了,若沒有零件,技術再怎麼爐火純青,也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何況我只有一支螺絲起子! 我祇好到路邊攔車,本來暴風雪天車子就少,而且不知為什麼就是沒人肯停下來幫忙。 主啊!救我命脫離死亡! 我冷得受不了,祇好躲回車上,可是車上也一樣冷。我心知肚明,如果睡著了,必死無疑,我便向上帝禱告。 禱告完心生一計:何不將車子放火燒了?如此便有消防車來救援。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打火機或火柴。 以前我在台灣有吸煙的習慣,但來美之後重歸上帝就戒掉了。我便向上帝抱怨:「上帝啊!我以前是個煙槍,隨時口袋一摸都有火柴,如今我戒煙了,卻因此而要了我的小命!你的慈愛在哪裡?」 隨即我發覺自己幾乎要昏睡過去,便趕緊向上帝懺悔:「上帝啊!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若是你的心意,我願意回天家,但我在世上好像還沒達成什麼目標,有點不甘心啊!」 好的撒瑪利亞人 突然有人敲打我的車窗,我的車已被大雪所覆蓋,可是那人用手撥去窗上的雪,我則由裡面將玻璃上已結冰的水氣拭掉。 窗上出現了一張黑人的臉! 從前的經驗及在台灣所聽到的傳聞,我第一個意念便是--「這個黑人要來搶我!」可是轉念又想:「有什麼好搶的,我的命都快沒了!」於是把窗子搖下來很兇地問道:「你要幹什麼?」 不料他卻用很溫柔的聲音說:「趕快到我的車子裡來,我車子裡面是很溫暖的。」 我見他如此誠懇,便把車門打開,他將我扶到他車內,我一吹暖氣,這才「回了魂」。 他問我如何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路都被雪蓋住了。我告訴他地址,他似乎對我住的地區不熟悉,一面看地圖一面開著車子慢慢找路。 途中他問我知不知道這是場很大的暴風雪?路上都沒有人影了!我告訴他我一直試著要攔車找人協助,但沒人肯停車幫忙。 他看看我,說:「Son(小伙子)!你要知道你穿著這麼單薄的衣服,在這種天氣下在路邊攔車,你若是過路人,你會停下來嗎?這個社會愈來愈不好,加上這種時候大家都急著要回去,暴風雪天沒人有心情去關心別人的事。你就不要去怨恨那些人了!」 「那你為什麼不怕我是壞人呢?」我問。 「假若沒有我的上帝允許,沒有人能傷害得了我!」 我隨即問他:「你是做甚麼的?」他說他是個牧師,我一聽當場眼淚便掉下來了。 我又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他告訴我,他在家中看報紙,感到很不平安,老是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兒,便打開電視,見到大風雪的報導,說是好幾條公路都關閉了。 這時好像有個聲音叫他:「出去!出去!」他便向上帝禱告:「我不道要去那兒,請?掌管我的方向盤。」便一路隨意開,可是當他看到我的車時,馬上感到裡面有人,也立即明白這就是上帝要他出來的目的。所以他停車查看,就這樣找到我。我聽得淚眼模糊,感恩不盡。 由這次經歷,讓我再次體悟到生死全操在上帝手中,在台灣自以為登山下海無所不能,此時更加確知沒有上帝,我什麼都不能。 認識吳慧淑 四個月內結婚 在我當時參加的教會中有一位吳光勇弟兄,他知道我的奮鬥史,也知道我祖父楊招義牧師在台灣中南部教會中十分受人敬重。他認為我出身主僕家族,不會是壞人,於是想將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堂妹吳慧淑介紹給我。 我們在一九七六年二月14日情人節認識,同年六月一日結婚,中間僅有三個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由整個過程來看,上帝的安排既奇妙又不容置疑,我們結婚時,雙方一點都沒有猶疑,婚後迄今也一點都沒有後悔,因為我們自始至終都彼此真誠相待,毫無虛假。這是上帝在我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蹟。 金錢、事奉苦抉擇 在加拿大結了婚,九個月後綠卡下來,慧淑便來美國,她來美時我工作已有相當成就。公司由我初進去當裝配工人時的五十多人,到七年後我當副總經理時已達四百多人,但我卻想要辭職。在要辭職前好幾個月,我就告知老闆,護他儘快找一個人取代的職務。 我為什麼要走呢?我想離開的最大原因,是我對事奉上是愈來愈有負擔,所以打算開公司做自己的生意,如此時間較自由,在教會事奉更方便。 我辭職經營修車廠迄今,收入平均算來,並不輸給當時老闆為留下我所開出的優厚薪資與福利。而且自己當老闆,時間自由,又因為多事奉,靈命較之以往又增長更多;同時在英語上,也因為要去遷就客戶而非如昔日別人來遷就我,所以進步不少。 由這些經歷,我看見上帝如何一步一節地帶領我。衪先讓我完全依靠衪,然後再讓我有機會去比較金錢與服事何者重要?當我選擇服事重於金錢後,衪的賜福便如泉水般湧入,這結果便導致我今日願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 一失足幾成千古恨 在這二十年的美國生活中,除了上求在暴風雪中被黑人牧師救活之外,尚有三次蒙神拯救死裡逃生的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辭去電子公司副總經理職位後,出來經營汽車修護廠。起初是四個人合股,後來各自分開經營。就在這尋找新修車廠期間,我二姐要由波士頓遷往加州,她有一輛福特一千六百CC的小車,我答應幫她開去,車後又拖了一個租來的貨櫃,將她所有的家當都裝在裡面。 我想藉此機會到加州度假,便偕妻子慧淑一起駕中穿越美國。 有一天早上到達猶他州的Bryce Canyon(布色列峽谷),突然大雪紛飛,將整個山谷都蓋滿了。因為那不是假日,整個公園似乎祇有我和我太太兩人,我們停下來在一處風景點拍照。我認為我站那兒十分安全,因為離懸崖看來大約尚有二十呎。 為了取角度,便往旁邊稍稍移了幾步,突然間我腳底塌陷,整個人摔了下去,雙臂大大張開,攀在冰橋上,祇露出一個頭在崖邊。原來,懸崖是成鋸齒狀,但因白雪覆蓋,所以看不出腳底是實地還是冰雪,而我剛才正好踩在一道雪橋上。 懸身萬丈危崖 懸身於萬丈深淵之上,我的頭開始發昏,慧淑驚惶地要走過來,我怕雪橋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高,大叫:「不要過來!」慧淑問我該怎麼辦?我問她車上有沒有繩子?她說沒有。我想了一下,便叫她開去找人來救我。可是這樣一來一回費時頗久,萬一我的體溫把雪橋融掉了,怎麼辦? 突然間我想到上帝,便懇切禱告:「上帝啊!我若這樣子摔下去,慧淑會一輩子很難過,而且警方也 謀殺親夫的嫌疑罪名把她搞得慘不堪言。求你存留我的性命吧!」 禱告後,我頭腦異常清晰,想到三月天的雪並不太硬,再這樣下去必被我體溫給融化,所以就開始用手指頭抓著冰雪一吋吋地橫向攀動,儘量避免去震動雪塊。終於我看一塊石頭,便伸出一隻手力一抓,就在這一縣間,雪橋轟然崩落,我只剩一隻手露在崖邊。 那次真是上帝的恩典,在千釣一髮之際將我救回。 游泳健將滅頂 一九八六年,我去泰北參加短期宣教,因結婚以來從未帶 太太度密月,也不曾慰勞過她,於是藉此次短宣回來時,在夏威夷補度密月旅行十天。 到了夏威夷,我們沒參加旅行團,自己租車到處玩。有一次我們開到一處人跡較少的海邊,那裡浪濤洶洶,有些人在衝浪,多半是當地人而非觀光客。他們的衝浪板比一般大二倍,而且還有條繩子綁在手,我本想租衝浪板來試試,但租不到,祇好游泳。 我是游泳健將,慧叔卻是旱鴨子,就坐在海灘椅上和一位老太太聊天。我想雖然浪很大,但我祇游一下子而已,應該沒關係,誰知一下水馬上發現根本不能游,浪太大了,沒辦法換氣。當發現不對勁,掉頭要游回去,卻被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拖離岸邊。我的體力開始不支,便搖手大喊救命,不料慧淑以為我是在跟她打招呼,還很高興地跟我揮揮手。 我心想糟了,我一定要游回去,可是愈游愈遠,我就向上帝禱告:「上帝啊!求?別讓我這樣死去。上次我若死了,慧淑雖有麻煩,但內心比較不會感到愧疚;這次我向她求救,她卻跟我說『嗨!』我回天家沒關係,但她留在世上會內疚一輩子的。」 海底行軍的啟示 禱告完忽然有兩句話由耳朵灌進來:「你的潛水技術不是比游泳好嗎?」、「水裡比水上安靜得多」,是用國語說的。 我聽了忽然醒悟,的確沒錯,我潛水技術不錯,可以閉氣三分鐘之久。於是我向上帝禱告說:「我決定要潛水回去,但我不知方向,求?帶領我回到岸上。」 我一禱告完便沉到水底,四肢並用在海底爬行,等到腳可以踩到底了,就站起來吸兩口氣,浪又打過來了,便潛下去再爬,感覺上彷彿有十分鐘之後,終於讓我爬到岸上,回慧淑身旁坐著。 那天陽光很強烈,慧淑沒注意到我整個臉都變白了,我一來怕她煩惱,二來也怕她把我送到醫院,破壞了得來不易的夏威夷假期,所以不敢告訴她發生什麼事,祇在一旁喘氣。 她問:「你怎麼不再去游泳?」我回答了:「不要,沒有意思!」她以為我是因為沒有衝浪板而覺得沒有意思,還說要去借衝浪板給我玩,我說:「不用了!我要回去了!」 她莫名奇妙,不知道我為什麼才來一下便要走,但也祇有跟著走。我當時已渾身無力,幾乎不能走到停車場,但為了不讓她發現,就把手搭在她肩上,「親熱」地倚著她前進。 我一邊開車,一邊頭暈目眩,看到路邊家麥當勞,就說要進去。慧淑有點生氣,出來密月旅行才玩一下便要回去,然後又是吃麥當勞!其實我祇是想喝水而已,一進去點一杯特大號可樂,一口氣灌完便離開,回到旅館倒頭直睡到第二天。 我一直沒有將此事告訴慧淑,直到回波士頓的第二星期,教會中有個禱告會,主持人問大家有什麼感恩的事,我這才說出來,慧淑也才恍然大悟我那天為何舉止怪異。 惡客臨門 大約是一九八八年吧!因為冬季天黑得早,平時晚上七點修車廠關了門我就走了,但那天剛好教會的周弟兄來找我聊天,聊到將近八點才離去。 在聊天時我便看到有個戴著雪帽、雪面罩的人在等公車,祇露出兩個眼睛來。因為天氣很冷,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周弟兄走後,我轉身收拾東西,這時我由鏡子裡看到那個等公車的蒙面人走了過來。店外有一台賣可樂的機器,我以為他要買可樂,不疑有他。 我正在紿賬,那人突然闖進來,兇狠地低聲咆哮:「不要動,我的刀已經頂在你腰上。」我瞥見一柄又長又亮的刀,感覺那人體格極其魁梧,相形之下,他像大金剛,我像小猴子。 這歹徒對修車廠的格局似乎十分熟悉,他命令我:「進你辦公室!」因為我現金都放在辦公室,而辦公室的鑰匙則繫在腰上,當我伸手到腰間拿鑰匙時,我先告訴他我現在是要拿鑰匙,以免他誤以為我是要拿武器殺了我。 正當此時,我心裡想,我雖然曾練到跆拳道三段,但辮公室裡面空間太狹小,無法施展拳腳,而且依那人的體格,我若一有異動,脖子必定被他扭斷。 我又想,若進了辦公室,這人搶了錢捅我一刀,然後割斷電話線,將我鎖在辦公室中,他便有充分的時間逃跑,而我則會流血至死。再者,此時我已想起這凶神惡煞是誰了。他並不是第一次作案,最近在這地區已是第四次。前天一個加油站的老闆娘才被他刺死,廣播電視上一直在提醒民眾小心防備。 我知道,我若被這冷血凶手押進辦公室,鐵定會沒命的。求生的本能,使鄉在短短幾步路中,極其懇切地呼求上帝。 恐怖對峙 就在那電光石火中的幾秒鐘內,上帝讓我有了個主意。 我辦公室的門是彈簧門,平時推門而入時,它會們自動反彈回來。於是當我走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的那一瞬間,就猛然用全身的重量撞擊門扇,整個人隨著這一撞之力撲進辦公中,脫離了那歹徒的刀尖,並且藉門扇的強勁反彈把他撞了出去,狠摔在地。 我心裡明白,以此人的體格,一下子就會爬起來,而且辦公室的門一下子便會被他撞開,所以我不能躲在辦公室,遂立刻再推門衝出去。 他正好從地上站起來,我便躍過一輛待修的黑色金龜車,與他繞著車身捉迷藏。他很聰明,知道出口祇有一個便始終堵在出口處,不讓我逃掉。 那時天色已暗,我們祇能隱約地看到對方,我唯一佔優勢的是地形、地物比他熟悉。 正緊張萬分地與他對峙之際,忽然間電話鈴響了,我知道是我太太慧淑的電話,因為我該回去,慧淑打電話來查探。我心中很急,卻沒辦法去接,但又怕我若不接,等一下慧淑會來找我。五分鐘後,電話鈴聲又響了,我心中更急,怕她等一下真來了。 力拚歹徒 我心中一面默禱,腳不經意間踢到一支實心長鐵棍,是修車時用來撐起重物的工具。 說時遲那時快,我一腳挑起鐵棍,緊握在手,趁他不注意時跳上金龜車頂,舉棍猛力往下扎砸,一棍便把他擊倒了。 我將棍子往旁邊一丟,準備打電話給警察。我原以為我跆拳道三段,一掌擊可破三塊的功力,加上又是用鐵棍,這人必定只剩半條命。不料當我才拿起電話,他老兄居然站了起來,而且立刻近身。我嚇了一大跳,便立即飛起身來給他一記跳踢。練跆拳的人都知道,這一招絕不可隨便用,因為若一擊不中,自己可能會受傷;若踢中了,對方可能會喪命。 結果這一腿踢中,他又倒下去,我以為我又贏了,電話才拿起來,他竟又站了起來,我那時真像是見了鬼似的,正準備再奮力一博,卻見他往外要逃,我便知道,他必然受傷不輕,立刻撲上前去「刷!」地一聲將他的面罩拉下,看清楚他的模樣,以備向警方指認。由於用力極猛,把他頭髮連頭皮扯下了一片,霎時鮮血淋漓。 他奪門而逃,我追上去又一個跳踢,他整個人摔出店外,撞上路邊公車牌的鐵桿,當場把那鐵桿撞彎。我以為這一撞之威,一定會讓他不省人事了。 豈知我才第三次拿起電話,他又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不要命往街上衝,頓時路上煞車聲、喇叭聲四起。我可是還要老命的,不敢在車陣中全力追逐,讓他給跑了。 我打電話報警,警官趕來之後,聽了我的報告,似乎不大相信,可是現場刀子、鐵棍、頭罩及被我扯下來的頭髮連帶頭皮等證物俱在,他們不由得半信半疑。警官作了筆錄,建議我找保險公司賠償損失。 主又救了我! 後來慧淑告訴我,她打電話給我,響了好多聲沒人接,就知道我一定有麻煩了。但她記得我曾告訴她,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壞人,我叫她跑的時候,她就要立該飛奔,不必管我,如此我們倆都有活命的機會,否則我為了保護她,到頭來兩人都不免喪命。 因此她雖然很急,卻沉他氣沒立刻趕來,只是穿好外出冬衣,手拿汽車鑰匙,一邊為我禱告,一邊打電話報警。警車據報,就在我與兇漢對峙的那段時間內,來我店外巡了一趟,卻見不到裡面有任何不尋常的動靜,遂又開走了,壞人逃跑之後,我報了警,警察通知太太,她早已一切就緒,幾分鐘之後就趕到了。 我們以為此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不料一個星期之後,警方要我到州立醫院指認嫌犯。其實在我未去之前,警方已經知道此人即是與我打鬥的人。他們告訴我這人是賓州監獄終生監禁犯,不久之前逃獄,一路搶了十九次,殺死、殺傷數人。 他在我手上受傷之後,肋骨斷了四根,不敢到當地大醫院求醫,跑到新布什州(New Hampshire)一家小醫院,可是因為當地設備不足,醫生要將他轉回麻州救治,他死也不肯,醫生叫警衛攔他,他雖然受傷那麼重,合四名警衛之力還是抓不住他,醫生祇好給他一記麻醉針,這才把他五花大綁送過來。 警方看我竟能擊敗他,把我當成了英雄,對我禮遇得不得了。警官又說此人以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足球隊員,我當下開玩笑地回了一句:「我以前是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員!」其實我內心知道,我是在幾乎不可能之中,搶回一條老命,是主又救了我! 我求問主:「主啊,你三番二次讓我死裡逃生,我能為你做什麼?」 「同情」或是「異象」? 話說一九八六年,李秀全牧師邀請我一道去泰北參加短期宣道,我認為傳福音是件美事,便欣然前往。到了泰北,與王季雄宣教士配搭事奉,才發現那邊的生活極度貧困,我覺得他們彷彿是被遺忘在地球最偏遠的角落的一群棄兒。 回美國後,每次看見餐桌上的牛排,便想到這塊牛排相當於泰北難民一家四口三天的伙食費。 我告訴我太太慧淑,如果我去泰北,除了傳福音還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改善他們的生活。 說也奇怪,當我跟慧淑說過這些話之後,竟然做夢到泰北,幫人修車時也想到泰北,反正一天到晚都拂不掉「泰北」兩個字。只要一聽到有人來自泰國,耳朵便豎起來聽看看他是否提泰北? 我當時以為這是出於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日子久了便自然淡忘了,於是不然意。 但是很奇妙的事發生了,我愈想把泰北忘掉,便愈加地思念泰北,夢得更多、想得更多。這時我開始有點緊張了,心想:「難道上帝真的要我去服事他們嗎?」 你何苦那麼傻? 前思後想,衡量再三,決定還是不去為妙。 回想當初在台灣和初到波士頓時在黑人區空屋地板上所做的美國夢,幾乎已百分之百實現了。 以美國社會標準來說,我雖然還不能算是大富翁,但就享受和使用的角度來說,卻有錢有閒,稱心如意。我有別墅小木屋可休憩,有遊艇可到處遨遊,又有好多張Charge card,不只可以加Mobil的油,還可以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幹嘛要去落後貧窮的泰北,苦哈哈地做宣教士? 然而心中雖如此想,泰北的異象卻仍不斷地盤旋在我腦中。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拚命地想要將思量轉移到別的事物上,但卻仍繞回「泰北」,我便知道上帝真的要我去那兒,但心中卻十分不甘心就此投降,還是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排除。 正當我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趕走」時,突然李牧師來找我,要我八九年再去泰北短宣,不知何故,當時我竟然很生氣地說:「要去你自己去,我沒那麼多時間,也沒那麼多錢跟你去!」李牧師不知道我為啥莫名其妙地發脾氣,就說:「你不去就不去,不要發脾氣嘛!」 可是李牧師一行八九年去泰北短宣期間,有天晚上我睡不著覺,偷偷地起床向上帝禱告:「主啊!如果你不願意將泰北異象從我腦海挪掉,我願意順服,可是我要與?約定--從今以後我楊一哲不跟任何人講泰北,如果?真的要我去泰北,求你指示我太太,由她主動提出要去泰北傳福音的決定。」 我如此禱告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每次提到泰北,慧淑理都不理,毫無興趣!所以我認為這是給上帝的一個難題,說不定因此可以逃掉呢!八九年李秀全牧師自泰北短宣回來,說在泰北工場上事奉多年的王季雄弟兄要他帶給我一句話:「你們來短宣非常的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當時我好像被上帝當頭棒喝,可是轉念又想:反正我跟衪已有言在先了!所以我依然抗拒上帝呼召,繼續等待衪感動慧淑來提議夫妻一同去泰北宣教。 最痛苦的一頓飯 八九年,王季雄宣教士受邀擔任我們教會差傳年會的講員,我很不想見他,可是為了回報八六年泰北短宣時所受的照顧,便很勉強地邀李牧師一起在一位教會弟兄開的餐廳請他吃飯。 當晚發生一件很奇怪且不該發生的事。原來這位弟兄每當知有人為傳道人設宴請客,必定早就將桌位準備好,可是那天他居然把時間記成是第二天,只好請我們稍候片該,讓他騰出桌位。 就在等的時候,王季雄突然跟我說:「楊一哲,我有話跟你談。」 「我要跟你單獨談!」他說。 這下我緊張了,心想,我與他自八六年認識迄今並無深交,他要跟我單獨談什麼呢?可是人家已指名要跟我單獨談,我祇好硬著頭皮答應,於是兩人坐到一個角落去。 「我雖然在泰北做了這麼多年,可是我一直有個感覺,上帝有更大的異象要給我。上帝可能要帶我進入更偏遠的深山之中,為那兒更困苦的人民開創一番新天地,可能是辦教育或做些公共設施,但是我人手不足,我需要你!」他說。 我一聽,差點跳了起來,眼淚也快掉下來了。我知道這是上帝繼李牧師之後第二次派人來呼召我,可是我仍然硬著心一句話也不說,只敷衍道:「等異象清楚了再說!」 那頓飯吃得好痛苦,彷彿熬了千年之久。回到家我向上帝禱告:「主啊!這沒有嘛!我是要我太太來告訴我,而不是其他人!」 王季雄回去之後,李牧師告訴我九○年教會又有泰北短宣隊,問我是否參加?我回答:「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九○年短宣結束,李牧師又替王季雄帶了一句話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我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但仍與上帝玩拖延戰術,堅持要等我太太慧淑主動表示願意去泰北才肯順服。 千方百計推拖 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李秀全牧師又邀請王季雄當講員,我心中開始緊張,很想將我太太帶到別的地方,不讓她去聽泰北的異象,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藉口,加上慧淑的個性也不是那麼容易說走就走。 日子到了,我堅持不去參加差傳年會,縱然以前曾大聲疾呼勸人說要成為一個好基督徒,一定要參加差傳年會,可是事到如今,也顧不得了。 我終於想到一計,請教會的鍾弟兄在差傳年會的第一晚來我家教我中文電腦,且以一時無法學完為由而逃避參加差傳年會,我太太慧淑只好很不高興地自己帶了鍾弟兄的太太去參加差傳年會。 當我看時間已來不及去參加聚會時,突然變成「天才兒童」,一下子中文電腦諸多難題都通了,鍾弟兄十分驚訝。其實我早都會了,於是便坐在那兒和鍾弟兄聊天等她們回來,一方面盤算一下明天要找什麼藉口來推拖。 於是我想到裝病,且不能太早裝,要等到快去差傳年會時才開始裝,如此慧淑便會給我吃止痛藥。主意既定,便安心地聊天。 你正是那個約拿! 第二天早上起來,心想中午要裝病,慧淑必定一個去聚會,沒人煮午餐給我吃,所以早上要吃飽一點,於是便說:「太太,我好久沒有吃煎餅了,妳可不可以弄給我吃?」我才坐到餐桌拿起刀叉對著煎餅一刀劃下去,突然慧淑冒出一句話來:「昨天晚上你沒去參加差傳年會多可惜啊!我想我們應該去泰北傳福音。」 我整個人愣住了,心中卻依然跟上帝強辯道:「上帝啊!這不算啦!『我想』跟『我要』是不一樣的,?的中文比我好,應該知『想』跟『要』是兩回事!」 如此想,心中舒坦了些,便把煎餅往口一放,不料慧淑馬上又冒出第二句話來:「一哲!我認為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 頓時,我口中的煎餅哽在喉嚨,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眼淚差一點掉下來,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卻又絞盡腦汁急著找出一些理由來頑抗。 就在我故作鎮定狀時,突然腦中現一些圖畫。首先出昨夜來教我電腦的鐘弟兄臉,接著一條船。頓時我心中明白過來了,這是約拿乘坐來逃避上帝呼召的船。 第三幅畫又出現了,是一條張開巨口的大魚。這時我心中開始害怕,默想著約拿的記事,終於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禱告說:「上帝啊!我願意順服你,今天決定不裝病,乖乖去參加差傳年會。」 一說完,喉嚨中的煎餅馬上吞下去了,於是我又祈:「今天下午我去參加差傳年會,求你讓我看到一幅畫,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並且讓我覺得值得獻身,我便完全順服!」 佤邦的異象震撼了我心 當天特會中,王季雄分享泰北異象時,我發現他所描述的不是我以前從許多多宣教報導中所知道的泰北,也不是我六八年去過的泰北,更不是電影或小說中的「金三角」或「異域」,而是更深入泰緬邊境的山區。 在那兒有一百萬人過著原始農業生活,未曾接受福音的佤族,他們住在緬甸境內,但卻不受緬甸政府的管轄,是個自治區。他們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卻祇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因與中國雲南居民通婚而會說華語。兩三年前眾頭領才討論決定以中文為其文字,遂找王季雄來協助他們辦學校,並答應讓王季雄自由傳福音,這便是八九年王季雄來波士頓時,在餐廳中想跟我分享的異象。上帝告訴我,「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徒二十二:4) 當時我坐在那兒,知道這是上帝回答了我,衪讓我看到一百萬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民,我俯伏在上來面前,說:「我從前風聞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伯四二:5)我願意順服你的差遣,求你繼續帶領我,掌管我。」 求兩個印證 從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聽完王季雄的異象分享,回到家便告訴慧淑:「妳說的沒錯,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可是下一步該怎麼做?」慧淑回答說:「先跟王季雄談談!」於是我打電話到李秀全牧師家,希望明天能跟王季雄談,可是排不出時間,祇安排我們夫婦送他到機場,在車上談。 在車上我與王季雄分享這幾的經歷,這才得知從一九八六年與他在泰北同工後一直到我順服的這一天,王季雄一直認定我是上帝要差來幫助他的人,他每天不間斷地為我到泰北宣道之事禱告,難怪我連作夢都夢到泰北! 送王季雄上飛機後,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我告訴他由於事關重大,我向上帝求五個印證。其中我認為最不可能的兩件是:得到我母親和岳父母的祝福,以及有機會親自到佤邦自治區去觀察一番。 媽媽的祝福 因父親已過世,我又是獨子,加上母親身體不好,一年送急診十多次。八八年已是如此,近幾年心臟病又加重,我根本不可能將她帶去緬甸山區那滿是瘧蚊又沒東西吃的地方去受苦。因此我向上帝求讓我母親及我岳父母都能全力支持我們。 我寫信給王季雄時是九二年十一月,聖誕節快到時,我想是時候了。有天晚上吃飯時,我數度欲語還休,突然心生一計,便將我寫給王季雄的信函副本拿給母親看,上面提到我決定去泰北的事及求五個印證的始末。 媽媽看完後神色如常,把信折起來,交還給我,也沒講話。不料,兩天後我母親突然說了一句:「我想你今天做這個決定,是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我怔了一下:「什麼禱告?!」 原來那年年初我曾在台語教會傳講了一篇有關宣教異象的信息,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希望能將宣教異象帶入台語教會,結果卻毫無回應,讓我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然而今日我發現上帝實在是聽禱告的神,衪用那篇講道改變了我母親。 媽說:「你那篇道,我聽了十分感動,回家以後一直到凌晨都睡不著,祇有起身向上帝禱告:『主啊!我一輩子沒有教過我兒子全時間事奉,不料他卻對上帝的事工如此熱心。主啊!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你還要他嗎?如果你還要他,那麼這個兒子是你的!』」 我母親說:「這是我開的支票,上帝現在要兌現了。」 岳父母的祝福 真奇妙,當夜十一點多,家中電話突然響起。慧淑跟我一樣,不敢告訴她父母親,便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已四十多歲,再不出來服事主恐怕沒機會了。這一夜,在電話上,岳父母分別跟慧淑說話,關心我們倆在那兒的生活,最後岳父說:「去吧!帶著父母親的祝福去吧!」 這不是上帝誰能辦到!感謝主,最難的印證已過了一關。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難關。慧淑還沒去過泰北,而新的泰北工場--佤邦自治區,我自已也沒有見過。 我向上帝禱告說:「在一年內我要帶慧淑到我們即將事奉的工場看一看,如果在那時你對我們的感動沒有改變,主啊!我們一定順服。」 霉飯配辣椒 九三年九月泰北雨季時,我們來到泰緬邊境的佤邦自治區,這是當地氣候最糟、蚊子最多的季節。 本來預算停留九天,結果才去了兩天,我們就決定不來這兒事奉。 第一天是在王季雄新創辦的頗具雛形的「興邦學校」吃飯。小的學生十人一桌,大一點的學生八人一桌,老師是貴賓,六人一桌。 菜一端上來,是一盤高麗菜炒辣椒,味道非常鹹,加上一大鍋湯,湯裡沒什麼料,就這樣子十個、八個人吃。 雨天下來,菜色不是高麗菜便是茄子,再不就是南瓜;湯則是油菜湯或佛手瓜湯,要不然便是冬瓜湯,唯一的好處是白飯隨你吃。 但所謂「白飯」,卻沒有一粒米是完整的,全是別人不要的碎碴碴。第一頓反我竟可從碗中挑出十一隻小甲蟲,我太太則在一旁發出咬石頭的聲音,因為飯中有很多與米粒一模一樣的小白石頭,而且又有一股很難聞的蟑螂屎的味道,我加一大團辣椒,整碗紅通通地嚥下肚去,而慧淑是不吃辣的,要吃下這碗飯可就難上加難啦!據王季雄說,學校的伙食,已遠遠超出一般佤邦人民的平均水準,對孩子們而言,簡直是天堂了!所以小孩來了以後都很怕被送回家,不管年齡多小。 據悉,到九四年,這些從五、六歲到十幾歲的學生已達四百多個,全是離鄉背井。有人從阰部步行了一、兩個月才來到學校,有些身體較差的就病死在路上。成績優異都,四、五月間由王季雄帶隊返鄉探望家人一、兩天,其餘就留校勞動。 至於氣候,溫度約華氏一百度左右,每天下大雨,雨點大又沒風,一下就下兩、三個鐘頭,校園頓時積水成河。 蚊子極多,我們塗了防蚊藥膏,又配戴聲波驅蚊器,又點蚊香,如此三管齊下,慧淑的腳仍被叮了約一百個包。那蚊子十分厲害,咬人時無聲無息,讓人防不勝防,而這些蚊子都是會傳染瘧疾的。 第三天晚上,我與慧淑討論,決定還是不要到泰北來傳福音了,如此辛苦,怎生了得! 準備打退堂鼓 因為這回只是來觀察的,並未被安排太多工作,剛巧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短宣隊來了,我便與他們配搭事奉。 第四天慧淑突然病倒了,送到短宣隊的醫生那兒診治,居然說沒病,可是她卻頭昏、嘔吐、無法進食,後來診斷為「水土不服」。這病不是短時間能好的,至少也要休養兩、三個月,所以她祇好躺在宿舍不能動了。 第八天我們要去山上作醫療傳道,慧淑生病無法同行,我便對她說:「今天是第八天,我跟他們上山,今晚在山上過夜,明天下山後我們提了行李就走,再也不要回來了。」慧淑說:「好!」 那張痛苦的小臉 通往山上的途中,會經過一個醫療站,前兩天學校送了一個發高燒的學生去休息,我們打算先到醫療站看看那個學生,然後再到山上去醫治其他的人。這是由於學校人手不足,一有病患,只好送到一間茅屋,讓他「自求多福」,也免得傳染別人。 不料短宣隊的醫生一看,說這孩子若不趕快送到文明地區去急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死定了。問題是,我們若要上山就不能下山,但若上了山,這小孩便死定了。若送這小孩下山,則我們預做的山上那三百多個病人又怎麼辦?頓時我感到人的軟弱無能。 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還是將這小孩先送下山,正當他們要將他搬上車時,我看到孩子痛苦的臉,立刻又想到兩天前有個人誤踩地雷送醫療站,醫生立該將他的腿鋸掉包紮好,至今沒人再提那個斷腳的人,彷彿那種事已是家常便飯。 我心中十分地不平,又想起兩天前那張痛苦的臉,不禁跟上帝抱怨起來了--「神啊?世界上所有的生靈,不論是君王或乞丐,在?面前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為甚麼在生存條件上卻有如此不同的差別待遇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此時突然有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這樣,我還能差遣誰呢?」聽到那句話,我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想到,當我看到此地環境這麼惡?便想打退堂朝,是何等自私與可憐! 於是我立即回答:「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頓時彷彿有一股暖流從頭頂澆灌下來,直透全身,我所有的壓力立刻消失,內心充滿喜樂。 叫妳起來行走 那時正好有部卡車要回學校,我就搭便車回去。一到學校我立刻三步併兩步跑去找慧淑,想跟她說明這一切,並希望我們夫妻能在這兒同工。 她根本沒有預期我會忽然回來,而且又冒冒失失地告訴她我決定要在泰北作工。我原以為她會驚訝地詢問我為什麼,結果驚訝的卻是我!她居然很平靜地回答:「我知道!」 原來她在靜養時,向上帝禱告說:「主啊!如果從八六八年感動一哲到如今的那個感動是出於你,求你醫治我的病,讓我立即起來參與服事,請用事實來告訴我,你要我在這裡服事。」 禱告完,慧淑也不知道上帝真的醫治了她。等她起來走路時才發覺她體力一直在恢復,甚至可以走泥巴路,因此她聽到我說的話,她就知道上帝要我們在佤邦服事。 請紀念我們 目前我們回到美國變賣產業、傳遞異象,並盼望我們在九五年六月間回到泰北服事,最晚不要拖到九五年年底。李秀全牧師則已早我一步,在九四年底自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離職,加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在泰北及其他東南亞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巡迴宣教工作。在這期間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到神學院作半年到一年的進修,請讀者們為我們迫切代禱。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周正烜

周正烜在聖蓋博市的事務所,一進門就是一整面牆的感謝狀和表揚狀,謝謝他擔任義工,協助移民解決法律問題;或是表揚他在移民改革上不計分文的加入遊說組織,希望爭取移民權益。 羅耀拉(Loyola)法學院畢業後,周正烜沒有到畢業生擠破頭的知名律師事務所上班,而是進入在波莫那(Pomona)的聯邦法律援助所任職。 沒有令人羨慕的收入,他的工作是幫助無法負擔律師費用的中低收入戶,甚至是非法移民,解決法律問題。 「我記得有一回,一個付不出房租的房客被房東趕,房客找到法援所來,希望我們幫他。那我就得到他家去看啦!他就提醒我,一定要穿長袖長褲才去,因為他家超髒,如果沒有把全身包好,可能會被跳蚤咬得滿身。」 「結果,真的是那樣耶!」 另外一次,是一個因為家暴受害婦女希望法援所幫她爭取離婚,周正烜擔任律師,必須代表婦女出庭。 他說,在法庭上,他見到婦女同樣也是西語裔的丈夫,一隻眼睛還戴著黑眼罩,惡狠狠的瞪著他,「還真的蠻嚇人的!」 在法律援助所的體驗,加深周正烜一向以來「支持弱勢」的想法,讓他參與更多沒有酬勞的義務工作,也堅定他以移民法領域為主的專業理想。因為移民法對他而言,創造的是「win-win-win」三贏的皆大歡喜。 第一贏是委託他的客戶可以實現美國夢,留在美國新大陸;第二贏是他自己,可以獲得酬勞;第三贏是美國政府,多了一個納稅人。 「對我來說,幫助別人,好像比賺大錢還重要,也更能讓我快樂,這也是從我爸爸學來的金錢觀─只要少花,就可以少賺。」 這就是周正烜。 認識周正烜的人,都會覺得「這人超不像『律師』!」他總是笑到眼睛瞇成一條線,不疾不徐,非常溫和的,把快樂、舒服的氛圍,帶到他在的地方。 想當計程車司機  誤打誤撞成律師 周正烜是台灣70年代「小留學生」的典型代表。10歲時和媽媽、妹妹移民美國,留下當時仍在執業的醫師爸爸,「我爸就是那時候做流行的空中飛人啦!」 他回憶,當時下飛機的第一站,是已經在美國的舅舅舅帶他們到「丁胖子」吃早餐,「有豆漿、燒餅,我根本不覺得是在美國!」樂觀的天性,加上小小年紀的學習潛能,周正烜很快就適應美國的生活。 加大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與修辭學雙學士畢業後,怕「血」的周正烜知道自己不可能繼承爸爸和爺爺懸壺濟世的使命;數學、科學成績都不好,也不能專研理工,「大概是我媽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血液在身上吧!就決定去念法律。」誤打誤撞,周正烜因此進入這個讓他無法忘情的領域。 不過他透露,小時候自己做想做的,可是開著小黃車大街小巷跑的計程車司機! 他記得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有一回和外婆、姨婆一起在台北搭計程車,外婆隨口問他長大以後想當什麼,「我就說,我想當計程車司機,因為可以把每個人載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又可以自由自在的開車,很棒耶!」 「沒想到姨婆一聽,罵我沒志氣!惹得開車的司機先生火氣全來,就把我們趕下車了!」 成家立業 台灣會館是媒人 去年10月,周正烜和認識3年的女朋友結婚,妻子是南加州華文電視台的資深記者盧意,盧意曾經說,最喜歡抱著周正烜的感覺,「很像抱著一隻大熊,超有安全感。」 周正烜透露,他和太太認識,還得拜台灣會館之賜。 當時他們一個是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的會長,一個是電視台記者;後來,一票記者和他成了好朋友,下班就到他家玩,他和盧意才有進一步的接觸,發現這個女孩好開朗,也和他一樣超級愛笑。 他開始請花店每天送一束沒有屬名的鮮花到盧意的辦公室,「她根本不知道送花的是誰。」 直到有一天,鮮花上附了一張「紅心2」撲克牌,盧意才曉得,是喜歡變魔術逗她開心的周正烜,他因此贏得美人心;一年多後,周正烜選在去年兒童節,在迪士尼樂園向交往一年多的盧意求婚,完成終身大事。 樂天的周正烜笑著說,現在他最開心的,是當太座的「小跟班」,陪主跑好萊塢的盧意到處採訪,幫她照相留下紀錄,或是跟著老婆到媒體試映會,搶先體驗還沒上映的新電影。 文/朱乙真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陳培德 發明家的故事

對於陳培德來說,創造發明就好像呼吸一樣,是在自然也不過的事。每天生活中看見的事務,他都不斷的思索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小時候在鄉下路邊看到一隻公雞吃掉有毒的蜈蚣,他就開始探討為什麼公雞會不怕蜈蚣毒,經過一番試驗,他成功的從公雞唾液中萃取出解毒液;這種對事物的好奇心,也使他在14歲時就以擠牙膏機獲得發明專利。 他說「每天看到任何東西,就會好奇的思考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解法!」,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造就了陳培德至今曾擁有世界各大發明展的無數肯定以及上千個各國專利。 警察生涯 旗山高中畢業之後,陳培德因為體能良好,得到教官推薦保送空軍官校,卻因父親反對而未能圓飛官夢想。陳培德因此進入警官學校,之後在警察系統裡一路晉升,這一做就是10年。 1970年代,台灣的十大建設啟動,高雄被規劃為重工業發展中心,陳培德已經是高雄小港分局副局長。不同於一般人從媒體上看到的十大建設,陳培德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工安意外、圍標、搓圓仔湯,導因於公共工程的偷工減料,他對此深惡痛絕,因此在簽發使用執照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由於當時中鋼中船中油等十大建設的幹部都是軍方將領轉職,許多警界長官都規勸陳培德:不要擋人財路,之後任台灣省警務處長的長官陳壁也曾勸他「年輕人,圓滑一點!」。 陳培德雖然自認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但是在眾多壓力下,他覺得家人受到威脅,因此稱病辭去副局長的職務。 1973年輾轉來到美國後,一身厥然的陳培德以經營汽車旅館和開錄影帶店開始開創他的事業,本著台灣人勤奮節儉的美德,每天敲敲打打修理冷氣、冰箱和錄影設備是他不可少的工作,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又重拾少年時代的發明家夢想。 在此同時,他也在閒暇時在「中華之聲」電台兼任主持人,由於言論不見於當道,這也讓他名列台灣黑名單,多年不能返國。 一點鐘哲學 1990年,陳培德在太平洋時報擔任發行經理時,因搬運重物不慎受傷,在病床上躺了好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深深覺得每天等死也不是辦法。也悟出了所謂「一點鐘哲學」。他說,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浪費時間的傾向,要是每個人每天能利用可能浪費掉的一點鐘的時間,拿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年之後就會看出很大的不同。 病好後,陳培德身體力行這項哲學,將工作閒暇的時間,都拿來進行他最愛的發明工作。從1996年後,更將所有精力專注於他的發明事業,這段時間也是他的創造發明的黃金時期。 綜觀他的一些發明,都是生活上的小東西,像免乾電池手電筒、流蘇蒼蠅拍等,都是以這樣的哲學出發而設計出的產品。 根據多年的發明經驗,陳培德悟出一些道理。發明要先問市場,而不是專利。 「將你的點子向與你在路口一起等紅綠燈的行人提起,如果能讓他心動,那就是個可行的好發明」他強調,沒有辦法商品化的專利,一點用處都沒有。 陳培德也歸納出好的發明的三個特點。那就是「經濟性」「實用性」「進步性」,也就是新的發明,一般要比舊有的產品可以賣得更便宜、更方便消費者使用,以及能促進社會生活的改進。如果不難滿足這三個要點,則發明出來的產品,不管再怎麼fancy,科技再怎麼先進,也不太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發明的產品不需要大,通常是越簡單越好!」要期待自己的發明空前絕後、無懈可擊是不切實際的。陳培德最得意的「流蘇蒼蠅拍」,曾在瑞士發明展得獎。      事實上,製作成本低廉的蒼蠅拍歷年來已經在世界各地銷售了數百萬支。 對大公司敬而遠之 陳培德雖然有許多的發明,但是卻對大公司購買他的專利權敬而遠之,主要是之前不少次上當受騙的經驗。擁有衣服快速烘乾的專利的他,曾讓某家電大廠對這個專利非常有興趣,在簽約的時刻,他不經意的問這公司的代表,何時準備生產;「當市場有威脅時,我們就會開始生產!」這句話讓陳培德為之氣結,當場把到手的支票撕了。 「我寧願不賺大錢,也不能讓這種阻礙社會進步的事發生!」這是陳培德對發明的看法。 關於各國的發明環境,陳培德指出,美國對於保護發明人的確做得比較好。他說,台灣和中國採「先登記主義」,這讓發明人必須千方百計防止自己的發明點子被盜用,因為只要先被登記,一切就完了;相較之下,美國採「先發明主義」 ,也就是「你在路上隨便找個人跟他講你的點子」這樣就行了,兩者相較,也難怪美國是發明家的天堂。 美國華人發明協會 陳培德在1980年時在洛杉磯創辦美國華人發明協會,主要是有感於發明人一般單打獨鬥,很多時候都會吃虧,不如結合成一個團體,大家互通有無,集思廣益,定期發出會務刊物。發展自今,至今華人發明協會已經有 40個分會,足跡不止遍布美國,世界也有不少國家有華人發明協會的會員。 陳培德表示,好的發明是將生活中的不方便,想辦法轉變成產品。所以,「懶人才能發明!」,太勤勞的人往往刻苦耐勞,任何工作都只靠著雙手萬能,反而是懶人比較有誘因來從事創造發明。他鼓勵大家一起來發明,就從周遭的環境開始做起。 文/劉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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