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十一月 13, 2019

人物

顏永財、莊和子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像台灣晚間八點檔的電視連續劇:一個富家千金愛上一個窮小子,為愛私奔後,方知生活苦。一個窮小子恃才傲物,棄台大醫科不唸,謀職碰壁後,方悔少年太輕狂。 兩人在前途茫茫之際,來到矽谷,正好趕上IC(Integrate Circuit,積體電路)風潮,共同創業成功,成為高科技企業家,並且熱心贊助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他們因相異相吸,也因相異起衝突,但人生一路走來,倒也堅持理想相互扶持,為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寫下夫妻共同奮鬥的另一章。 顏永財與莊和子同是台灣嘉義人,卻在不同環境長大。永財說:『我的父親罹患肺病,長期失業在家,家境相當困難。我有四個兄姐,一個妹妹。小學一年級時,媽媽去逝,妹妹送給別人養。三年級時,有了後母,相處不是很融洽。五年級時,我就離家,寄住在舅舅家裡。但是在台灣,會唸書的孩子都會得到照顧。』他語氣堅定地說:『我小學畢業,是全校的第一名,很風光地領了個縣長獎。唸省立初二時,有一個路德教會的牧師很疼我,要我每星期日到教會打工,做些割草、掃地、擦桌椅、整理圖書的工作,給我酬勞就夠我維持百分之六十的生活費,其餘百分之四十靠哥哥姐姐們的幫忙,照樣順利唸到高中畢業。』 和子說:『我生長在一個很幸福的家庭。我家在嘉義是政治世家,外公何茂取先生歷任嘉義市長、嘉義縣長和數屆的省議員。我的母親美麗外向,所以我和姐姐從小就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活潑、也很得人疼。我因為講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所以從國小開始,就當外公的助選員。每次外公參加選舉,我就坐在宣傳車上,大街小巷地廣播,為外公拜票。我的媽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繼續說:『家中設有佛堂,所以我從小就聽慣梵音。考初中時,我向佛祖祈求,結果考上省立嘉女。我爸爸生病,我也向佛祖求,爸爸果然獲得痊癒。這種倚靠佛祖的日子,讓我覺得心安又平和。』 唸高中時,這兩顆南北極的星星在救國團舉辦的中部橫貫公路健行隊相遇。同樣來自嘉義,都是省中省女的高材生,女孩美麗大方,男孩聰明害羞,兩人情竇初開,彼此互在心底播下情苗。大專聯考一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永財高中台大醫科,和子名落孫山。永財說:『考上台大醫科是我一生最驕傲的一件事。因為在這之前四、五年,嘉義中學那麼多畢業生裡,都沒人考進台大醫科,我考上了,自己都覺得意外又興奮。和子黯然神傷,也到台北,在南陽街的補習班補習,準備捲土重來。唸台大醫科的永財經常去看她,為她打氣,讓她仰慕又感激。兩顆年輕的心在舉目無親的大城裡,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其實,永財唸醫科的意願已漸消沉。他說,大一時,教動物學的老教授要他們每天背一百個生字,上課完全沒有啟發性,讓他覺得這樣的課程再繼續唸下去,腦筋都要被僵化,於是瀟灑地轉到化學系去。但是這種年少的瀟灑後來竟變成了煩惱。多年之後,永財說:『當年都是李政道、楊振寧惹的禍。那時他們剛得諾貝爾獎,讓年輕人非常景仰,覺得第一流的人才當唸物理化學,以便他日拿諾貝爾獎,揚名異域。結果一個個後來唸了博士,找不到事,後悔得半死,我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一年的用功,和子隔年考上中山醫專的護理科。大學畢業後,即回家鄉當護理老師。她與永財持續交往,但因彼此互有看法,感情路上晴時多雲偶陣雨。永財當預官期間,兩人在一次劇烈爭執後,倔強地互道再見。然後和子接受家裡的安排,與高雄的一位年輕醫生定了婚,讓永財嚐到失戀滋味,頓覺失落萬分。 訂婚後的和子發覺未婚夫及其父母都對她非常好,倒在內心心中起了惶恐。因為她曾去相命,相命先生說她命中註定剋公婆,她很擔心萬一一語成真,豈不愧疚終身?正在這時,永財趕在關鍵時刻試圖作最大的轉圜,對她殷勤有加。和子左右為難。轉轉思慮的結果,終於做了人生重大的一個決定:和已無親生父母的永財到法院公證結婚!兩人去了一趟法院回來,永財因已拿到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不久即赴美深造,留下和子收拾善後。她先去找未婚夫,當面退還訂婚戒指,並向他解釋,假如她不愛他,和他結婚,將害他一輩子。然後深知家中將會掀起巨然風波,她辭退教職,悄悄打點行李,單獨搭車北上,很快地在耕莘醫院找到護士工作。 果然,她的父母獲悉她擅自退婚並與永財公證結婚,震怒異常,要她從此不要回家。『我父親氣得只差登報公開和我脫離父女關係』。和子說:『以後許多年,家裡都拒絕和我來往。』一九六九年年底,在永財離去後半年,和子亦拿到赴美簽證,單飛芝加哥與愛人會合。後來和子說:『有件事情一直擱在我心裡。我們結婚不久,永財的後母竟然病逝,真不知該如何解釋。』 和子與心愛的人團圓後,冀望在芝加哥建築愛的小巢,無奈不久即發現柴米油鹽的生活竟和異國嚴寒的冬天一樣難捱。永財日夜埋首課業與研究間,並且熱衷政治活動,和子得一手包辦煮飯、洗衣、清掃等家中大小瑣事。永財的獎學金微薄、又愛買書,和子眼見帶來的積蓄漸消失,於是幫人照顧小孩,賺取一小時二十五分錢的工資。 半年後,她在醫院找到工作,開始過著一邊做事,一邊準備考護士執照的緊張生活。偏在這時,她又發現自己懷了孕,心情十分複雜。在不做二想的情況下,迎接了小生命。然後她要照顧小娃娃,又要上班,又要做家事,還得準備考試,簡直焦頭爛額分身乏術。這時每當想到從前在家衣食無缺,家務有佣人代勞的悠遊生活時,就不禁懊惱自己為什麼要到美國受苦? 就這樣煎熬了幾個月,和子覺得自己實在無法承擔,只好將九個月大的小女兒送回台灣,拜託永財的姐姐代為照顧。身旁少了個小娃娃,就能全力衝刺,她總算考過了護士資格考試,取得了執照。然後就在日子過得稍微安定一點的時候,有一天,忽然接到永財姐姐的來信說,他們的小女兒實在很可愛,她疼之如己出,希望能永遠把她留在身邊。一封信看得出這對年輕的爸媽寢食難安,和子連工作也顧不得,趕緊買了張機票飛回台灣,陪女兒一個月後,再把她帶回來。此後她訓練自己,要做一個工作、家事一肩挑,刻苦能幹的留學生太太、媽媽兼職婦女。 永財這時也有他自身的專注與困擾。他在一九六九年的夏末抵達芝加哥大學、正好趕上一九七O年正月的保釣熱潮。『保衛釣魚台』運動掀起了海外留學生對國事的關懷,也因此使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權起了徹底的質疑。當時保釣運動的大本營就在芝加哥,保釣運動的一名大將林孝信就是顏永財在芝加哥的朋。因此保釣期間,永財也跟著幫忙編印『釣魚台快訊』。 編辦釣魚台快訊期間,他們在芝大的遠東圖書館查閱資料,無意中發現早期台共林木順寫的『台灣二月個革命』,讓顏永財讀得淚流滿面,內心震撼不已。這是永財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也是他第一次獲悉台灣原來有過這麼一段恐怖黑暗的歷史,曾經有過這麼多無辜的百姓與知識菁英遭國民黨極其不人道地屠殺。他訝異自己過去的無知,也痛恨國民黨教育的矇騙。於是他們影印了一千份的『台灣二月革命』,在釣魚台快訊上刊登廣告,一份賣兩塊美金,很快悉數售光。當時,二二八事件尚是個無人敢公開談論的大禁忌,不少人向他們反應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的史料。 繼一九七O年的正月大示威後,保釣人士接著在威斯康辛大學舉辦了一場國是會議,永財也去參加。他在會中發言表示:我們在台灣都是一等一的好學生,卻一個個跑到美國倡言改革,真是台灣教育的失敗。由於當時他尚是個國民黨的黨員,一回到芝大,國民黨的小組長即要他寫報告,他沒理睬。不久小組長改選,他被其他黨員推選為小組長,同時大家表決通過要繼續保釣,並且主張台灣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永財於是據實向上呈報,結果他說:『國民黨的上級從此不再和我聯繫,我成了國民黨在芝大的末代小組長,芝大則成了國民黨的淪陷區。保釣之後,反國民黨的學生逐漸分成統一與台灣兩派,雙方漸行漸遠。顏永財認同台灣,也同情弱勢,但其時卻陷入學術研究的低潮中。他那時在芝大攻讀化學博士,作的是『低溫物化』的研究。他說:『七十年代,生化大鳴大放,物化卻乏人問津,即使拿了博士,也謀職無門。男人唸錯行,如同女人嫁錯郎,實在很悽慘。我的一個同門師兄就曾到加油站替人加油,我當時的情況也也好不到哪裡去。』 一九七四年拿到芝大化學博士的永財在求職碰壁下,不免後悔年少時心高氣傲,棄醫科不唸,這時只好重新申請入美國的醫學院就讀。但就在即將面試之際,忽然接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post doctor)的機會,不禁又興奮地帶著妻女前往北加州,繼續在物化界謀發展。永財在柏克萊只作了將近一年的研究,便因接到母校台大客座教授的聘書而回台。他說:『後來,我在柏克萊的同事真的拿到諾貝爾化學獎呢!』言下輕輕流露出當年在辛苦唸書的過程裡,拿諾貝爾獎確實是深藏在他心底的一個願望。 回台大化學系當教授也是他的願望之一,因此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去國六年的顏永財歡欣地帶著妻女返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歸國學人。但似乎失望常常接著興奮的尾巴而來。那時台灣的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慣了美國言論自由的他從批評國事往往口無遮言,到後來連自己都覺得有隨時惹禍上身之虞,因此心生警惕,但內心又頗覺抑鬱。那年,他向國科會申請研究基金,亦無下文。這些因素使得他在台大執教的心情起起落落。經過一番思慮,覺得不如歸去。但何處是歸程?最後,他們選擇了未及一年之緣的北加州。 七十年代中後期,美國經濟普遍不景氣,北加州的矽谷卻散發出高科技的耀眼光芒,吸引了無數的青年才子前往,永財亦置身在覓尋機會,且希望一展抱負的人潮當中。 初回北加州,他們住在柏克萊的一間小公寓裡,和子忽然得了重病,由於沒有保險,深感付不起醫療費,於是飛回台灣就醫。 永財賦閒在家,心情鬱卒。一個週末,百般無趣地去參加灣區的台灣同鄉會,碰到了台大的女同學林淑慎。老同學很自然地問他在哪高就?永財悶悶地據實以告:『正在找事。』這位同學的哥哥正好在矽谷開了一家半導體公司,她的先生高政治博士是公司的研發部主任,當下邀請永財到公司面談。正是這個機緣,永財一腳跨進半導體業,從此境遇峰迴路轉。所以他後來常對人說:『失業就是失業,找事就是找事,要講出來,不要怕難為情,大家如果知道機會,會互相幫助,我當年若不是老同學幫忙,可能會失業很久,也可能從此找不到專業工作。』 矽谷是高科技的天下,永財聰明有實力,很快地在半導體業理出頭緒。一、兩年就換一家公司,後來轉到頗富盛名的全祿(Xerox)的Palo Alto Research(PARC)擔任研究員。 和子這時已是個有執照的護士,這些年儘管跟著老公東遷西移,每到一地,都能很快找到工作。兩人都有專業,生活安定,小家庭也跟著成長,短短兩年間,他們又陸續添了兩個小壯丁。一九八一年的一,永財代表公司參加一個微影(Micro Lithography)的專業會議。他在會中聽了一場有關最新發現的保護光罩的一種薄膜(pellicle)的演講,隨後又在展覽場看到了樣品。他仔細瞧了瞧,覺得不過是片透明的塑膠,實在不怎麼樣,但一問價格,居然開價三百多美金,真是天曉得!自從見過那片薄膜,永財更更耿耿於懷,逢人便講:『那東西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竟賣得比黃金還要貴,真不可思議。』 別人聽聽也就算了,倒是身旁的老婆大概聽多了牢騷,忍不住你回應道:『既然沒什麼了不起,你何不自己做做看?』接著又加了句:『你不是常嘆老天不給你機會嗎?如果這是個機會,你為什麼不試一試?』被老婆這麼一激,永財當真下決心道:『好,我就做給妳看。』 其實,有幾個台灣人在矽谷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電子公司叫Solectron,經營得相當成功。公司的副總經理林瑞松是顏永財的朋友,經常鼓勵年輕人研發創業,免費提供了一間實驗室給永財作實驗,但揚言若超過了一段時日,將收房租。永財因此不敢鬆懈,白天到全祿上班,晚上即一頭鑽進Solectron的實驗室,埋首苦幹。和子從前在芝大陪永財唸書,現在亦趕緊陪這個有才情的丈夫從事偉大的發明,三不兩時即到實驗室當他的助手。永財若需要器材,即叫和子去買,因為她在醫院上班,早出早歸,若週末值班,周日還可輪休,白天比較走得開。 經過十年的婚姻生活,和子早已磨練得相當能幹。她白天在醫院照顧病人,晚上在家照顧三個小孩,家事一手包外,還得幫丈夫打理一切。然而永財確實也沒讓她失望,他果真獨自用原料製作出輕如薄翼、價如黃金的光罩護膜來。 『我的丈夫真不愧是個天才!』望著一片晶瑩剔透毫無瑕疵的薄膜,和子喜孜孜地讚道。但接下來,丈夫說:『和子,你去賣。』她這下方才明白原來自己就是門市開發部主任。永財的理由很正當,他白天要上班,走不開。事實上,和子活潑外向的個性確比他更適合做行銷。 和子解釋說:永財發明的光罩護膜是一種緊緊蓋在光罩上的透明薄膜,而光罩就是用來形成影像、製作晶圓、再切成一塊塊如郵票般大小的積體電路(IC)的精密儀器。一台光罩價值美金千萬,昂貴異常,如用層透明薄膜予以保護,既能防止光罩沾染塵埃,又不影響影像的投影,自然經濟實用。這種東西在當時才剛出現,一些IC大廠都樂於嘗試。所以和子銷售光罩護膜的對象,實在就是矽谷的IC大廠。 她自朋友處取得一些IC大廠的聯絡電話,一家家地接觸。她向對方說,她是個護士,由於家計需要,現在兼了一個賣光罩護膜的副業,東西很好,希望對方看看她的產品。這世間大概只要不怕嚐閉門羹,就會遇到開門的人。和子在人家願意給她機會後,立刻帶著產品前往展示。她說,她與客戶見面後,把產品交給對方。對方仔細瞧了好一會兒,讚道:這東西很好!怎麼好法?』她一聽,精神都來了,連忙湊過去看。 只見那人拿了另一片類似產品作比較說:『妳看,這一片比較霧,又有線條,妳那一片就均勻透明多了。『哦!哦!』和子連聲應道,心裡趕緊記下這些要點,等下次再逢機會,立刻現買現賣。如此經驗累積,不久她竟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市場也就這麼一步一腳印地開拓出來。 一九八一年,夫妻倆共同創立『MLI微影印刷公司(Micro Lithography Inc.)』,和子開拓市場,永財繼續在全祿工作。直到一九八二年,市場大致底定,公司極待拓展,永財才全職在自己的公司上班。公司成立之初,非常需要資本。 永財說:『我們到處找人投資,只要對方肯付兩萬美金,就可擁有公司一半的股權,但竟沒有人要,最後變成了和子與我兩人獨資。我當總裁,負責研發與品管,她當副總裁,掌管人事、財務與行銷。就這樣,一對才子佳人由年輕的愛人變成婚姻的伴侶,再進一步成為共同事業的唯一夥伴,關係可謂多重又深遠,好似前生註定這輩子縱使風風雨雨,也得共撐一把傘,淅淅瀝歷地走了過來。 八、九十年代的矽谷真是炙手可熱,舉凡想得到的電腦電子公司如IBM﹜Apple﹜CISCO﹜Oracle﹜Microsoft﹜Intel﹜Motolora﹜Lucent等等,莫不沿著舊金山灣區紛紛設廠,其他大大小小無計其數的相關公司更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有的做上游、有的做下游,有的做硬體、有的做軟體,有的做主機、有的做零件。整個矽谷熱氣騰騰,房價疊疊高漲,薪資頻頻上升,連加油站的工人一小時都可賺到十五塊美金工資。這是一個知識致富的年代,矽谷尤其是知識產業的聖地。七十年代懷才不遇的顏永財這下總算遇對了時機,在適當的時間、地點,進入適當的行業。他說:『要成功還得靠機緣』。許多人成功了,就說他是如何地努力;事實上,世間努力的人比比皆是,卻不見得個個能成功。台灣話說:七分靠打拼,三分天註定;其實更可能是四分靠努力,六分靠運氣。缺少了機緣,縱有聰明才智與努力,亦徒然望成功之門興歎。 IC產業在八十年代一路領軍,到處發燒。MLI公司在IC業剛發現需要光罩保護的早期就進入市場,產品又比別家公司的好,因此很早搶到頭彩。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公司的生產與銷售即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和子說:電子電腦業是男人的天下,我ㄧ年到頭在外參展做生意,常常一個女人置身在眾男性工程師之間,宛若一朵花插在綠叢裡。我不畏縮,態度落落大方,反而得到人家更多的注目。我在展示單位擺設鮮花與糖果,增加柔性的色彩,每次參展,都有許多人來看我的商品。我以女性的溫柔與細膩向顧客解釋,所以常在參展後達到很好的交易。我的訂單越接越多,到後來工廠簡直供不應求。』 自在光罩護膜業領先之後,MLI公司不斷擴充。顏氏夫婦在矽谷參尼(Sunnyvale)的地方購地興建廠房,並設辦公總部。往後數年,他們陸續在英文、德國、法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增設行銷店。加州工廠的生產流程與產品的管制完全符合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0)的鑑定,總部的員工多達兩百多人,全球各地的員工亦有八十餘人,成為一名符其實的國際公司。永財說:『我們這一行的特色在於市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公司的不願進來,小公司進不來。有些行業太賺錢,大家看了眼紅,全部跳進來,就互相殘殺。但我們這一行既不是利潤多得讓人赤目,也不是技術簡單得任何公司都能做,所以連續一、二十年,我們都幸運地在這一行穩坐第一。』 和子由於業務需要,經常在國外出差,時而倫敦、巴黎,時而慕尼黑、法蘭克福,時而東京、台北。她說,以前當窮留學生時,經常夢想環遊世界,現在生意做開了,日子倒過得像空中飛人。有一年的聖誕節,四歲的小兒子對她說:『媽媽,我不要任何玩具當禮物,只要妳能陪我在一起。』聽得她心頭酸酸眼眶紅紅。身為母親與事業女強人,確實有魚與熊掌難兼的地方。 其實夫妻共同經營一家公司,滋味亦如人飲水,冷暖自如。兩人性向不同,創業時確能截長補短,但是業有成之後,也常因看法不同而起衝突。和子說,她在第一線與顧客接觸,自然得將客戶的意見反應給公司,但負責研發與品管的丈夫卻因此感到受創,讓她很為難。永財則更直截了當地說:『夫妻相處的時間越長,衝突越多。很多業務上的決策會直接影像到家庭生活的合諧,實在很危險。說來情況也確實如此,當公司的總裁與副總裁決策相悖時,家裡亦不見晴天;當總裁丈夫斷然解除副總裁太太的職銜,副總裁太太自然氣得跳腳。一九八七年,這對在飄泊中始終相依互偎的夫妻在公司業務飛黃騰達,竟然吵到要離婚,可真讓週遭的親朋好友看傻了眼。還好台灣人有處理婚姻危機的獨特藝術,他們兩人的關係又特別地源深情長,所以縱使吵吵鬧鬧,心平氣和之後,仍舊言歸於好。但儘管兩人在前人後都宣稱彼此的個性、志趣、家庭與信仰如何不同,在親朋眼中,他們倒是一對本質非常相似的夫妻。兩人都同樣的慷慨善良、樂捐好施、又不願張揚。在過去二十幾年裡,他們隱性埋名大力贊助許多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嘉惠了不少人,也蓬勃了在美台人的社區。 七十年代,島內民主人士冒著生命與坐牢的危險,極力與國民黨政權抗爭,海外熱心鄉親莫不寄予高度關注,並盡量予以支援。一九八O年,廖述宗等教授在芝加哥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積極關懷台灣民主運動,並致力從事島內與海外的交流。教授協會在一九八四年以後,即定期接獲一對不願具名夫婦的慷慨捐款,成立『慈淵基金(C.Y.Fund)』,從事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往後許多年,教授協會連續運用這筆基金,邀請島內的民主人士或學者如呂秀蓮、陳菊、黃爾璇、鄭欽仁等人道全美各地的台灣人夏令會巡迴演講,亦從事各種藝文活動如:舉辦各種台灣語文研究所等等,鼓舞了島內從事運動的人,也為海外台灣人的社區帶來了生氣與熱忱。 同時,教授協會亦運用這筆基金資助島內的學者及研究生,如張良澤、陳永興、李筱峰、劉守成等多人道美國作短期研究,也頒發獎助金贊助黃昭輝、陳文茜、賀端蕃、林奐勻等多人在美國的學習。 而出獄後的林義雄先生更在這筆基金的贊助下,得以到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及日本筑波大學進修。二十年來,除了經手人廖述宗教授外,幾乎無人知道『慈淵基金(C.Y.Fund)』的贊助者就是來自嘉義(Chia Yi) 的顏永財(ChrisYen)與莊和子夫婦。永財說:『和子與我對金錢都不吝惜,所以在台灣人正需要的時後,我們就捐款,從不過問這些錢怎麼用。This is our love for Taiwan(這是我們對台灣的愛)。 他繼續說:『我在芝大唸書時』其實與廖教授並不熟。他是教授,我是學生。但教授協會支援島內民主運動,宣揚台灣文化,都為台灣好,也都是正義的事,我們就支持。我們因為做生意,有點盈餘,又是獨資公司,可以自由支配金錢,所以委託廖教授在教授協會裡成立一個基金,從事對台灣有益的事,結果他們做得非常好。 接著,林哲夫等人在加拿大創辦『城鄉宣教訓練營(Urban Rural Missionary,簡稱URM)』,李瑞木等人在聖地牙哥大學舉辦『台灣人公共政策研習會』,都獲得了顏氏夫婦的大力贊助。永財說:『前後許多年,這兩個訓練營一共訓練出數百名優秀的台灣草根社會工作者,影響台灣社會深遠而無形,非常有意義。別人做事,我們出錢,一起為台灣,就覺得快樂。我有一次到聖地牙哥大學參加公共政策研習會,會場裡沒人認得我。後來主辦人看到我的名字,特地來找我,再向學員介紹我是顏先生,大家都起立鼓掌,實在有意思。如今想來,那些錢也沒什麼,但在大家最需要的時候,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相當值得。 一九八七年,企業家吳西面為了宣揚台美人的理念,在南加州創辦了『太平洋時報』,慘澹經營了八年,虧損累累。更不幸的是吳西面在一九九五年突然發現得了癌症,遽然去世。他過世後,眼見這份為台灣人發聲的報紙瀕臨關門,熱心的林衡哲醫師到處奔走,希望找一群人合力撐住太平洋時報。結果那年三月,林醫師很幸運地遇到一對貴人:北加州的顏永財夫婦一口答應獨挑太平洋時報得財物重擔,讓所有關心報社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出任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迄今已九年,顏永財始終維持其一貫『只給錢,不具名,也不干涉』的作風。報紙的刊頭依舊印著『創辦人吳西面』的字句,從不見董事長顏永財的名字出現。報社的經營與報紙的內容完全交由發行人陳惠亭、社長林文政與總編輯賴慧娜等人負責,他從不過問。至於董事長的職責就是每年填補報社經營的赤字。他們的金援轉變為投資,所以目前太平洋時報的最大股東就是顏永財夫婦。 『提供資訊是一個非常昂貴又競爭的事業,』永財說:『但台灣人一定要有自己立場的傳媒工具,否則聲音都被掐死,想法都被扭曲。要維持一份傳播媒體,需要許多人的努力與奉獻。目前報社的同仁其實都是一半員工一半義工,大家本著台灣心,盡力想讓這份報紙繼續發行下去。這幾年,報紙的內容顯然已經豐富許多,但行銷仍有待突破。 其實顏永財夫婦不僅是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另份一台灣人報紙『台灣公論報』的長期贊助。此外他們更是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國際特赦組織、『台灣文庫』、以及其他一些台灣人活動的大力支持者。永財對弱勢始終懷著一顆熱忱的心。有次,他談起『五二零農民事件』,說:『我從錄影帶上看到成群手無寸鐵的農民被蠻橫的警察不斷地毆打,一直流淚。後來,我拿了五萬美金給蔡同榮,要他複製許多五二零事件的錄影帶,到處分送,讓人們瞭解其時的農民是如何地受到迫害,台灣社會是多麼地需要改革。』 又有一次,他談起贊助FAPA的經過,說:『大概是在一九八九年,王桂榮當FAPA會長的時候,我有一次搭飛機回台灣,正好在飛機後頭遇到王桂榮,心理詫異地這麼一個有錢人,居然也坐經濟艙。他回答說他正為FAPA到處募款,能省則省。我ㄧ聽非常感動,就捐了兩萬美金給FAPA。那次搭飛機坐經濟,實在比坐頭等艙要貴太多。以後我每年都捐款給FAPA,後來FAPA在台北召開二時週年慶,主辦人請我去坐在主桌,在座的一些名人都不知道我是誰。『我以前讀過日本有個叫聰美姐的女醫師,每個月都固定捐個人的零用金給日本的台灣獨立聯盟,直到去世的故事,也讓我非常感動。』永財說:『我們的社會實在需要更多具有愛心與正義感的人。我支持對台灣有益、並且是正義的事,但只贊助有所需要的人。我以前幫助過不少黨外人士,後來他們成名了,我就不再繼續。錢要給在人家需要的時候才值得,這是我的看法。 和子自小領受佛教的薰陶,長大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她自誦經禮佛中得到寧靜,從朝山拜佛、參與法會中獲得喜悅。她說:『佛教的慈悲與寬容讓我感到心安與祥和。』她也相信命理,認為這是一門很難解釋的玄妙學問,寧可信其有,而不願去冒犯。 正因為帶著佛緣,和子天生具有菩薩心腸。她在事業有成之後,成立一個基金,奉獻給佛教並從事社會福利。多年前,她在灣曲購置一棟樓宇,專門讓禪修的法師安靜潛修。此外,她亦在Hollester的地方購買了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計畫日後開闢成一個專門照顧亞裔老人的安養中心。 她說:『我以前當護士時,在醫院看了不少移民美國的老人,到了晚年,智力退化到英語都忘光,只能聽講自己的母語,無法與美國醫護人員溝通,也不慣西式的食物,非常可憐。 所以我心中一直存著一個遠景,希望日後一所安養中心,專門照顧講台語的華語老人。』『安養院裡若只有老弱殘病的人,將顯得暮氣沉沉。』她繼續說:『所以我也計畫在養老院旁 開設一所幼稚園,讓老人聽到孩子們的玩耍嘻笑聲,重燃對生命的追求。長久以來,這個夢想一直是敦促我努力工作的泉源。人生無常,有夢最美。當我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就應該盡量去做。永財也如此嘆道:『潮起潮落。矽谷曾經風華萬千,但如今各方面卻已顯示氣勢已過。七十年代,半導體在此崛起,帶動整個科技風潮。八十年代,IC﹜memory﹜PC一波接一波,氣勢如虹。 九十年代,電子通訊、網路、光纖繼起直追,那時的矽谷真是不可一世。但是現在半導體及IC產業外,PC市場已失,電子通訊一蹶不振,光纖苟延殘喘,生物科技尚未看出前景。整個矽谷暮靄籠罩,不知何時旭日方能再起。 坐看矽谷的興衰,永財頗有繁榮如夢的感觸。他說:『目前我們公司雖然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但因美國IC產業外移,需求轉弱,市場顯得相當疲軟,一切只能盡力而為。無論如何,我很高興在別人正需要、而我又有能力的時候,曾經幫助過別人。』也無論如何,矽谷畢竟圓了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才子夢,並且因為他們慷慨解囊,使台灣人運動、台美人社區以及不少人受惠。所以縱使世事忽如夢,畢竟一枝草一點露,對於曾經有過的、給予過的及領受過的,想必人情溫暖點滴在心頭。 楊遠薰

劉富理 夫唱婦隨為神謀事

正道神學院院長劉富理出生於台南一個傳道人的家庭,祖父劉南於1910年代就皈依信主,影響所及劉富理的家族都為虔誠的教徒。劉富理的父親也就把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劉富理的大哥奉獻給教會,希望他將來擔任牧師。 劉富理雖然也是個虔誠教徒,但年輕時並未計畫從事傳道的工作,直到大學時代的一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當年就讀中原理工學院土木系的劉富理,在大四第一學期時,在期末土壤力學工程的考試中忘了在考卷上填上名字。 和他交情向來不錯的助教認出了他的筆跡,順便好心的告訴他有一題答錯,讓他改答案。劉富理在遲疑一下後改了答案,卻從此良心不安,一直將這件事掛念在心。 劉富理回憶,在大四第二學期,他參加靈修會遇見一位劉宋淑賢講員。他將這件事告訴劉宋淑賢講員,講員告訴他唯一的讓自己心安的方法便是認罪。劉富理趕忙跑去找土壤力學助教;助教卻認為他是多此一舉。 劉富理因此含淚讀聖經,翻到希伯來書第12章第1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劉富理頓時感覺他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感覺那時比中了獎券還更快樂!」 大學畢業傳福音 家族反對 即將大學畢業,不確定自己該從事土木工程專業或是傳福音的劉富理,在讀了彼得後書第1章第10節「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福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劉富理從這裡頓悟決定畢業後要傳福音。 只是這樣的決定受到不少家族成員反對,特別是負擔他大學四年學費,期望劉富理繼承事業的叔叔,而祖父亦認為家族每一代有一個傳道人(指劉富理兄長)已經夠了,也表示反對;只有母親贊成他從事傳福音的工作。 1963年,劉富理在軍中當兵時收到一張朋友寄的卡片,上面引用了約翰福音20章 21節「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從此堅定了他傳福音的信念。 1975年8月 牧養台福教會 劉富理在退伍後,進入台南神學院進修三年,並於1967年回到母校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宗教哲學講師。1968年,劉富理獲得亞州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曼谷攻讀結構工程力學。畢業後應東海大學吳德耀校長邀請,前往東海大學擔任校牧,負責輔導學生心理,並在工學院教授工程力學。 1974年 ,劉富理赴美繼續深造,前往洛杉磯帕沙迪納的Fuller 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在Fuller 神學院唸書之際,受邀前往那時剛成立不久的台福教會證道受到肯定。1975年8月,台福教會正式邀請劉富理擔任牧師,他於11月正式接任,一邊讀書,一邊牧養教會。 1970年代起,隨著洛杉磯華人的增加,台福教會的規模也快速成長,分別於1979年成立台福東安教會,1980年成立台福南灣教會,1982年成立台福聖谷教會、柑縣教會及台福基督教總會。 1986年,劉富理回到台灣中原大學參加「世界華人福音大會」,正逢台灣「大家樂」賭博及青少年飆車活動盛行,感嘆為了錢而扭曲的台灣社會,只有2.7%的台灣人信主,有如「千萬靈魂飆向永遠的死亡! 」劉富理和台福弟兄因而求禱「願許有生之年看到百萬同胞歸主!」 正道神學院 美加神學會正會員 在教會不斷的往各地擴張之際,宣教人才的不足一直困擾著台福教會。台福總會此決定在1989年設立台福神學院(目前改名稱為正道神學院),一開始在南帕沙迪納的Highlands Park,後又搬到William Carey的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直到1996年才買下在艾爾蒙地市的校址,校務也蒸蒸日上。 1994年,正道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副會員,1999年正道神學院成為正會員,在當時也是北美第一個亞裔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會員;時至今日,正道神學院仍是美加神學學會唯一的華裔神學院,每期培養學生100名,參與各種延伸課程學生則有2600名。 1974年,劉富理的大女兒純純在台灣出生17天就被檢測出心臟病,為避免赴美深造的劉富理擔心,夫人王仁美幾個月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當時台灣醫療並不如今日先進,在美國的劉富理得知女兒生病的消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教會到處打聽心臟病醫師,輾轉得知一位同是台灣來的教會朋友劉明祝的夫婿David Westinghouse是洛杉磯著名心臟內科醫師。透過 Westinghouse醫師的協助,王仁美帶著才幾個月大的純純很快的從台灣來到美國,並被介紹前往休士頓由著名醫師Cooley進行開刀手術。 「患難臨到,神在此前面開路!」劉富理常想,要是他在出國前就知道女兒的病情可能因此放棄出國;是否能認識救活純純的醫師,實在很難說,只能說一切有神在前面引路。 夫唱婦隨 為神謀事 談到自己的婚姻,劉富理對夫人王仁美可以說是欽佩不已。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王仁美從1981年開始在神學院進修,直到1992年獲得碩士。劉富理認為夫人拿到的碩士學位比自己拿到的哲學博士學位還要有價值,因為在王仁美進修的這段時間,她不僅要照護年邁的公婆及父母四人,還要帶領四個女兒,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如今王仁美除了在台福教會幫助教會姊妹多年,也開始在正道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兩個人可以說是夫唱婦隨。 「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是劉富理一生的職志。他發願為主服侍、擔任傳福音的工作,並教導神學院的學生。為了授課傳道,劉富理的足跡不僅遍佈北美,也散及五大洲。今年一月份他在巴西、三月份前往華盛頓特區、六月將到德國,而九月將回到台灣傳道授課。 「只要還能做下去,我就會繼續做!」劉富理這樣表示。 文/記者劉孟儒

林志文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林志文﹝Bob Lin﹞有一個特殊的成長背景,使他無論與第一代或第二代相處,都能歡喜自如。 他是一個八歲到美國的小移民,而且是跟祖母單獨生活在一起。他說:「你能想像一個六十八歲的台灣阿嬤,帶著八歲的孫子,單獨在美國生活,是什麼樣的情景嗎?有些情況實在有意思,譬如說,我到學校唸書,英文看不懂,回家問阿嬤:『這字什麼意思?』阿嬤受過日本教育,趕緊查日英字典,再用台語解釋給我聽。這就是我們頭幾年在美國生活,時常發生的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這得從他的姓說起。林志文的父親是楊忠正先生,他的哥哥弟弟都姓楊,只有他姓林,因為他自出生後,就過繼給林家,繼承香火。原來志文是林秋菊的大姐秋棠的第二個兒子。林家三姐妹原本有個大哥,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日軍徵召陣亡。林家二老非常傷心,因此秋棠婚後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便成了林家的命根,自小和祖母住在花蓮。 一九六八年,寡居的祖母移民美國,帶著小志文同行。他們在秋菊阿姨家住了四年,個性獨立的祖母便帶著他搬到海德公園,單獨居住。兩年後,他的媽媽帶著哥哥來,和他們住一起。又過了兩年,弟弟也來了。 「爸爸是最後出來的一個,因為他在台灣電力公司上班,一直工作到退休。」志文說:「那些年,媽媽好辛苦,因為三個男孩經常把一個家,搞得天翻地覆。」 隨著環境不斷地變遷,志文的適應能力變得很強,同時也習慣周遭多元的文化。 他笑著說:「我們一家講好幾種語言,媽媽到芝加哥後,在日本人的教會當音樂總監,秋菊阿姨則一直在華人教會當音樂總監。我們在家講台灣話,用台語讀聖經、禱告、唱聖詩。但是祖母和爸爸、媽媽、甚至阿姨、姨丈講日本話,因為他們受日本教育。我和哥哥、弟弟、及表妹們講英語,因為我們在美國長大。」 「我從小就在一種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的環境下成長。」他接著說:「台灣人覺得我是美國人,因為我講美國腔的英語。美國人覺得我是台灣人,因為我有一張東方臉孔。第一代覺得我是第二代,因為我自小在美國長大。但美國法律認為我也是第一代,因為我不在美國出生。但這些對我都不是困擾。因為我瞭解我是一個台裔的美國青年,我以我的根為榮。」 長大後,多元的文化背景成了志文的獨特資產。他能講流利的台語,熟悉第一代的想法,與第一代們暢談無礙。在這同時,他也是第二代們的小哥哥,與第二代的孩子們玩在一起。 他自到芝加哥後,就年年跟著祖母、阿姨和姨丈參加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夏令會。就讀高中時,即開始帶領芝加哥教會的亞裔青少年團契。 一九八○年,基督徒夏令會的最後一次理事會在楊忠正家召開,決定將基督徒夏令會改為青少年夏令營。那年,志文二十歲,是香檳城伊利諾大學化學系大三的學生。 隔年,第一屆TAF夏令營創立,林志文帶領一大群芝加哥的青少年前來參加,帶給大家很大的鼓勵。 「但一直到一九八六年,」甫良姨丈說:「芝加哥的孩子們風聞到TAF夏令營可能停辦,公推他出面與第一代協調,大家才發現他是兩代之間的一個很好橋樑。以後,他的領導能力就深為第一代們所器重。」 展露領導才能 林志文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化學公司任職,同時繼續帶領芝城教會的亞裔青少年,也因此與全美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成為好朋友。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掌TAF會長後,經由林志文的介紹,邀請史密斯到TAF夏令營當講員。結果史密斯的演講深受大家喜愛,不僅隔年再度應邀到夏令營講演,並且在一九八九年時,應陳植哲會長之請託,為TAF作了一番全盤的評估。 當時,史密斯在報告中強調, TAF若能順利傳棒,未來大有發展可能。這項評估引起第一代們的探討。隔年,盧志華教授接任會長,開始啟用林志文、David Chiou、Andy Chen、Daniel Lu、 Hochi-Tsai和John Chen等多位第二代青年,擔任夏令營的輔導員和協調人等職務。 在這段期間,林志文本身也遭遇到一些人生的轉折。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最親愛的祖母蒙主恩召,帶給他無限哀思。在這之前,他因在公司的表現獲得肯定,被派往德州達拉斯,擔任分公司技術服務部的經理,因此離開自小長大的芝加哥。 他在達拉斯,遇到來自香港的凱西﹝Kathy﹞。兩人情投意合,進而締結連理,爾後生了兩個活潑可愛的兒子約書亞﹝Joshua﹞和馬太﹝Matthew﹞。 「可惜阿嬤沒有親眼看到志文結婚。」時隔多年,秋菊阿姨仍如此感嘆:「她如果看到愛孫娶了這麼一個好太太,替林家生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小壯丁,不知有多高興!」 「志文的長處是人緣好,講話很有說服力,深具協調的能力。他在九十年代,與行政能力很強的David Chiou形成很好的團隊,積極帶領夏令營的各種活動,以致激發更多學員的參與,對轉變中的TAF,發揮非常正面的影響。」甫良姨丈說。 林志文在二○○一年擔任TAF會長後,繼續提攜更年輕的後進,如Bernice Tsai、 Christian Shay、 Jessica Chang、丁怡賓﹝Lester Ding﹞、 Morris Lee 、林宜如﹝Carol Lin﹞等等。 「許多孩子很熱心,主動為夏令營提供不少好點子。」他說:「譬如Sylvia Chen 提議的『大哥哥姐姐』制度,由青年組的學員認養少年組和青少年組的學員為弟妹,一起野餐、談心,便是一個很溫馨的活動。」 「現在服務TAF的第二代大約比我年輕十多歲,」他笑了起來,說:「跟他們相比,我都快成上一輩了。我們的第二代很優秀,很多畢業於美國著名的大學,在社會上也很有成就。更可貴的是,他們都有一顆認同台美人的心和奉獻TAF的熱忱。」 TAF的四大主題 年輕一代接棒後,重新整理第一代的思維,然後以新的語言,有系統地表達出來。論述能力很強的林志文提起TAF的理念,明確地指出:「TAF的任務在教導身處台灣與美國文化交集的孩子們,能平衡兩種不同的文化,培養健全的人格,並以謙遜的態度服務人群,進而造福社會。」 他接著說,倫理價值、認同、溝通和領導能力是TAF夏令營的四大主題,每年強調一個主題,每四年輪換一次。 「這四個分別由歷任會長帶進的觀念,實則脈絡相通,裡外一貫的。」他進一步闡釋道:「首先從倫理價值開始。生活在美國,少數族裔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常有迷失的現象。因此我們要教導他們認識自己。先檢視自己的優點、缺點、喜好、特質與追求的方向,再學會接納自己、尊重自己,然後以同樣的態度接納別人、尊重別人。」 他舉自己的例子說:「譬如青少年時期,大家對外表都很敏感。眾所喜歡的體型都是高高瘦瘦,但我從小就長得胖胖壯壯,我怎麼辦?就是學會接納自己,告訴自己:長得不那麼酷,沒關係,我還有其他長處,祖母、媽媽、阿姨和許多人都愛我。建立自尊與自信後,才能以同樣的態度接納與尊重別人,這就是倫理價值。一個人有了正確的價值觀,為人處世就比較不受外界的影響。」 「瞭解自己後,再進一步探討自己的族裔認同。」林志文說:「台灣人認為我們是美國人,美國人認為我們是台灣人。許多台美孩子常在內心自問:我是什麼人?我要認同哪一個族群?在這關鍵時期,我們要教導他們認同台美人,接受台灣文化的優點與缺點,以台灣傳統為榮,建立起自己的族群尊嚴與信心。」 裝備自己後,再對外溝通。他說:「溝通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 代溝則是許多台灣人家庭都有的現象。到TAF夏令營的孩子,許多都吐露難與父母溝通的心聲,獲得許多共鳴。我們一直鼓勵孩子們多瞭解父母的文化背景,並加強自己的溝通技巧,如此不但能促進家庭和諧,更有助於自己日後的發展。」 有了自尊、自信與良好的溝通能力後,領導才能應運而生。志文強調說:「領導能力並不全然天生,後天亦可栽培。事實上,更重要的是領導人必須心存謙卑,具服務的熱忱,才能真正服務人群、貢獻社會,這就是『奴僕領導』的真正涵意。」 第三代的參與 在德州工作數年後,林志文的領導才能與多元的文化背景益受公司的器重,因此被升調至波士頓總部,擔任國際技術服務部經理。此後,他經常出差國外,時而日本、台灣,時而中國、香港,時而南美,經常繞著地球飛。 「幸好現在的科技很發達,即使在國外,我也能以電子郵件與大家聯絡,或在電話中規劃TAF事宜。」他說。 二○○三年,林志文卸任後,基於現實考量,TAF會長一職仍回到第一代身上,由密西根的黃啟仁接任,二○○五年則由芝加哥的林大成擔任。至於執行長一職則一直由第二代負責。二○○○年至二○○四年,由專攻企業管理的Bernice Tsai擔綱,二○○五年則由從事教育的Christine Shay接掌。至於理事會的四十多名理事,第一代與第二代兼而有之,但望在兩代合作之間,TAF得以順利傳承。 林志文卸下會長後,仍繼續擔任TAF的理事與執行委員。目前,他正與Bernice Tsai等人積極籌劃恢復夏令營的大專組,並且熱心組織TAF的「學友會」,希望從前參加過TAF的孩子能回「娘家」,共同在家庭營裡團員。 當年參加夏令營的那些天真淘氣的孩子,如今大都已成家立業、為人父母,他們的孩子甚至足以當TAF的學員。志文與凱西的兩個兒子,十二歲的約書亞和九歲的馬太,亦早已是TAF的第三代學員。 而當年的辛勤播種人,則已升格當阿公、阿嬤。卓甫良與林秋菊的長孫女安蕾亞﹝Andrea﹞、孫兒滿雄﹝Daniel﹞和小孫女富士﹝Deanna﹞,都是TAF的第三代學員。去年,十六歲的安蕾亞當上少年組的輔導員,令阿公、阿嬤非常開心與驕傲。 林健華的老三宗慶也於去年結婚,或許再過幾年,他們將在TAF夏令營與兒孫相見。這些從前的辛苦義工,如今已退居第二線,成為輕鬆的家庭營與會者。他們在營裡,快樂地與兒孫團聚,與老友重逢,並且望著一張張可愛的小臉,興奮地辨識究竟是誰家的孩子。 從卓甫良、林健華、到林志文,這一群在美國內陸的台灣人,本著對基督的信仰、對台灣的認同、與對台美傳承的使命,默默地播下TAF這粒芥菜子。時隔多年,終於萌芽,台灣人在美國的故事,就這麼一頁頁地寫下去。 楊遠薰

許正龍

台灣茶葉世界一級棒,偶然機會,許正龍聽到一場易經的演講,徹底改變他對茶葉在美國的行銷看法,所謂入境隨俗,他恍然大悟,台灣老人茶搬來美國是行不通。易經有三易,簡易、變易、交易的奧妙,被他東學西用,果然在美國茶業界開創一片天。 許正龍,生於1953年台灣新竹關西,關西是當年茶葉王國,日據時代最多時有140多個茶工廠,黃家是製茶世家,母親在生第五胎時,答應這胎送給阿媽家族留香火,勤勞的客家媳婦即使懷胎9月仍照送點心去茶園,結果竟然在茶園分娩,這個孩子從阿媽姓,他就是許正龍,一出生就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許正龍回憶,他從小就在茶工廠工作,從小浸淫在茶的天地裡。別人玩彈珠之時,他玩的是茶籽。一路與茶為伍中長大,當時就讀建中時就受到大哥影響,立了個心願,猶記得當時讀台大法律的哥哥,本已爭取公費留法,結果父親硬把他留下來接手生意,後來大哥發現台灣的茶葉一直掌握在茶號與外商手中,反而最辛苦的茶農與茶工廠的利潤非常少,大哥希望兄弟齊打拚,另闢門路把台灣茶葉帶上世界舞台,當初第一波就是與中國爭日本、北非、突尼西亞市場。立志就是要做茶商。 當時建中全班同學大多想要讀醫生或法律,只有許正龍選擇讀台大經濟,還把把所有時間都去學國貿及加強外文能力,晚上不參加派對,乖乖為家族打點國外生意。他說,70年代,是台灣傳統產業和手工藝品的黃金時期,「義大利創新,日本跟進,台灣佔據市場」成為國際模式,兄長們決定運用流利外文,跳過日本,直接到歐洲展銷會拿最新產品概念,當時, 台灣正從發展中國家蛻變,就是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外貿小尖兵,在貿易前線上衝鋒陷陣,打下台灣良好的外匯基礎。 許正龍與父親黃崇誰,不但長得很像,生肖與血型星座都一樣,所以個性想法都很接近,父子關係親密不已,許正龍並把父親為茶葉無私奉獻的精神,視為偶像。他舉例,台灣日據前大多種植安溪烏龍茶,後來日本把台灣當做紅茶基地,取代印度。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鼓勵「炒菁綠茶」賺外匯,與中國對抗,當年農業時代,台灣是南糖北茶,父親在茶業界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60年代,人工較貴,日本後來內需蒸菁綠茶,開始向東南亞找尋基地,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彈性佳反應快,隨時配合世界趨勢的商機。許正龍父親決定先進口1部蒸菁機,讓兩家機械工廠分解後,馬上機械工廠拷貝完成,半年製成400部,分散到台灣各地茶農,台灣頓時馬上又拿下茶葉王國寶座,製茶又好又快,造成日本製茶業者惶恐,為加以區隔台灣綠茶被日本稱為“ 新茶” 。許正龍相信,台灣生命力超強,就是緣自於各行各業有許多像他爸爸一樣的熱心人士,一種使命感,以整體性長期思考,願意把技術開放,讓台灣得以生存。 因為父親長的就像個慈祥不倒翁,後積勞成疾,59歲早逝,日本茶葉界就叮嚀大哥把父親的外號“ 惠美壽” 取為品牌,在日本“ 惠美壽” 就是彌勒佛之意,自此茶葉外銷之外,他們終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哥哥希望歐美市場由許正龍來開發,所以許正龍服役之後就出國,繞了很多國家,決定在美國紮根,並發現茶葉庫存最好的地點就是洛杉磯,所以就移民到洛城。在咖啡當道的美國市場,茶葉永遠只是個小配角。 當時許正龍是純粹生意人,考量第一就是要開發市場,把茶葉賣出去,至於茶藝文化,根本沒放在心裡。首先,他突破餐館建立賣茶飲茶習慣。利用不同的品牌經營不同的市場,分類化之後,迅速在各種行業紮根。美國30幾萬個咖啡店,當時茶是無法獨立出來,他心想,就讓茶葉寄生在其它商品行銷管道。 直到1991年,在日本有一個「茶與健康」的研討會,綠茶抗癌有益健康的報導,一經披露,綠茶馬上成為搶手貨,許正龍想在美國當個茶葉達人,就覺悟必需有全套的教學系統,茶葉才能建立專業形象。 1994年,每天他到各地去發傳單,說自己可以"講茶",但反應不好,好不容易亞凱迪亞高中願意開放機會,讓他第一次上課講茶,當時慒懂不知,實在不知所云。不過,個性樂觀進取的許正龍,只要各族裔的邀約,他一定會去講,從錯誤中學習,一直修正,他最後能從美國各族裔的民族特性,深入淺出地介紹茶葉資訊,現在每堂課,都是高朋滿座,大家聽聽的津津有味。 1995年,已略有心得及知名度的許正龍,創立了"茶易"教室,綜合易經的道理,他先以「簡易」開始,就是簡單容易上手為原則,美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衛生,環保,社區參與。所以他體會到不能以賣茶的心態介紹茶,他要以分享資訊才能介入到多元族裔文化,找到更廣的茶之路。 尤其10年前,加州人與亞太文化就密切關連,所以講茶時,藉由推廣茶的文化,其它族裔可以體現到東方文化。後來,為了增加趣味性,所以他利用易經中講求變化的「變易」,在基礎知識教導後,他開始鼓勵讓大家自創"個性茶",調配自己喜愛的口味,6種基本茶,混配比例就可以有上百種變化,滿足不同人種的需要,這使得茶葉不再是高高在上,擺脫過於拘謹限制的形象,茶顯得更親切。 第三階段,易經"交易",主要是讓品茶者充分領會細緻的品茗,並心得資訊分享,這就像是宋朝蘇東坡文人學者的"鬥茶",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被他發揚光大。 他舉例,為了台灣茶易,他學習全世界茶葉的特性,甚至挑戰各地茶師一起來"鬥茶",在茶師比茶時,茶杯並未注明茶葉名稱,許正龍洋洋得意地說,結果每次都是台灣清香烏龍茶最受歡迎,香氣襲人,口感香醇,而台灣的澎風茶(東方美人)會排在第4、5名。他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為台灣爭光,"鬥茶",是許正龍的拿手絕活,他榮幸能把來自台灣的茶揚名海外。 1990年代以前,美國真正的茶園只有南卡羅娜州一處,許正龍已感到茶葉時代將來臨,在加州建立第一個茶業加工廠,萬物從0到1最難,許正龍賣的是觀念和知識。1996年,他成立了美國高級茶葉推廣協會,2001年,美國茶葉協會非常欣賞而予以購併。他成為一位茶博士,現在的美國知名的咖啡或餐飲連鎖店,全都到該會受訓練。甚至,後來,許正龍還有二位學生,各一位醫師與律師放棄美國職業,到台灣去賣茶。台灣在科技產業,有很好的成就,但台灣傳統農業,茶葉在美國推的可是頂呱呱,台灣出產全世界最好的茶,已無庸置疑。 永遠的客家志工 「沒有志工,任何活動都辦不成。」身為客家人,許正龍坦言,在台灣過去環境裡,會對自己是客家身份而驕傲是不可能。直到1985年開始參加社團,由於在海外,更能感受到客家文化即將凋零,有一次,參加李木通等人固定舉辦多年的「成功人生座談會」,印象深刻。啟發他在2001年1月也成立「客家與生活座談會」,完全以客家人士為主,每一個月最後週五,成員來自不同的客家會,利用座談會比較能接觸不同客家鄉親。由於客家鄉親不太會"開會",感謝溫惠雄,洪珠美的先生,他們一直給予鼓勵並指導。這樣的月會,一直持續至今。 許正龍參加台灣傳統週,他也想承擔一些責任,他想客家文化的呈現,最明顯不同的特色就是語言及音樂,所以後來為了做音樂性質活動,並把志工制度化,於2003年成立「三合水工作坊」,成員每週日會面一次,討論台灣新的創作歌曲,平日與客委會等文化機構,產生密切聯繫,剛開始他們要求自己演唱客家歌曲,從2005年「阿爸的風吹」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認為受到侷限甚至會有盲點,客家音樂要推廣出去, 勢必就要非客家人傳播。所以他們開始想要拓展更多人士演出客家音樂,所以2006年,三合水工作坊轉型到製作策劃,轉而挖掘各路音樂人才,製作出今年感人肺腑的精緻客家音樂演出「五月介風鈴」。 除了邀請各族群欣賞學習客家文化,他更珍惜客家鄉親第二代。他訓練志工們是以新加坡航空服務員為標準,大家都非常欣賞三合水的志工優異表現。提到三合水的下一步,最新想法就是要籌劃「台灣最動人的聲音」,許正龍解釋,台灣民謠四大板塊,恆春民謠、嘉南民謠、蘭陽民謠、北客民謠,他希望找到最原始的音樂素材,再請年輕音樂家先聽最原始的旋律,鼓勵年輕世代創作,並找各個社團負責人 一起共襄盛舉,唱出原鄉原味。只要提到茶及客家文化,創意十足地許正龍,總有停不了的夢想。 文/記者林蓮華

葉李麗貞 心理治療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葉李麗貞與葉國勢是一對六十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夫婦,兩人一生勤勞認真,在美國奮鬥四十載,事業雖有起伏,對台灣的愛心卻始終不變。早年,他們參與過「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與「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成立,也曾為了保釋「四二四刺蔣事件」的黃文雄與鄭自財,抵押過房子。晚年,懷著「立足美國,關懷台灣」的心情,力倡「台美公民協會」,輔導第二代踏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成立民進黨美南黨部,積極為陳水扁助選,一生的願望就是希望看到台灣人能夠當家作主。 公元2000年5月2 0日,葉李麗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大典,激動地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為總統,感慨終生的願望總算達成,但愛侶卻已辭世,「這就是人生。」她感嘆道。 生長在時代邊緣 「我是一個生長在時代邊緣的人,小學唸的是日文,初中時逢戰爭,然後變成中國的時代,中文靠自己摸索,英文靠聽收音機跟著趙麗蓮學,一生都在不斷學習中。」葉李麗貞說,「我現在作心理治療的對象大多數是美國人,每個月至少做兩場以上的英語演講,人家問我這條路怎麼走出來的?我說全靠上帝的祝福與努力,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只是不斷地嘗試與學習。」 目前是休士頓婚姻與家庭治療專家的葉李麗貞提起往事說:「我有一些過往的經歷,說出來,你們會覺得那是遙遠時代的故事,可是卻都是活生生的事實,這些經歷讓我在年輕時就體會到台灣若要有前途,一定要獨立自主。」 「我是經過二二八事件的人,那年,我十五歲,在台北唸書,父親在基隆擁有礦山,開採煤礦。事件發生後,台北不平靜,父親派人到台北接我和母親搭黃包車回基隆,一路上,很多台灣人攔路要修理『阿山仔』,為我們帶路的人不斷地朝路邊喊:『這是田寮港李頭家的家眷,是好人,請讓過!』。到家後,妹妹的小學老師已經躲到家裡來,他是外省人,藏匿在我家比較安全。」 「父親那時是基隆市推選出來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數日後,他要到台北公會堂開會。他的車子從基隆開向台北,一出八堵山洞,就被專程自台北趕來通告的公司職員攔住,那人說:『頭家,頭家,公會堂去不得,台北已經開始抓人了,趕快逃!』,父親探聽情形後,立刻調轉車頭,往山區方向逃,同時派人通知家人趕快躲藏。」 「我們一時也不知該躲到何處,正好隔壁住的是幫我們煮飯的歐巴桑,住在一棟日本宿舍裡,就把母親、我和兩個妹妹藏在塌塌米與地面之間的隔層,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股霉味。不久,荷著長槍和刺刀的軍人就來了,我們躲藏在塌塌米下,都聽得到他們耀武揚威的走動聲、翻攪聲和吆喝聲。」 「我們在陰暗的隔層裡藏了兩天,有好心的人安排母親住進基隆的傳染病隔離醫院,我和大妹佯裝看護,也跟著住進傳染病醫院,小妹被送到鄉下,一直等到時局平靜後才回家。父親因為名列黑名單,不敢回家,派人交涉的結果,得以兩大布袋裝得滿滿的鈔票換取自由,對方並且指定鈔票要送到基隆碼頭。」 「當時要找人背兩大袋鈔票到基隆碼頭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害怕,惟恐布袋一卸下,尚未轉身,就被槍斃掉。還好那時送鈔票去的人平安地回來,父親也因此得以回家,這就是生活在沒有法治社會下的悲哀。」 後來,李麗貞唸了第一屆的台北護理學校,畢業後在1956年,獲得「聯合國基金會」的獎學金,到波士頓深造,是當時極少數的台灣女留學生之一。她以聖經上的賢德婦人路得(Ruth)為英文名字,後來大家都習慣稱她Ruth。 在波士頓唸書的第一年聖誕節,學校放假,她搭火車到紐約找朋友,正好一群早期的留學生正在籌組「East Coast Formosan Club」,Ruth不但參加了籌備會議,並且也參加了成立大會。「那時看到那麼多台灣學生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聽到一些前所未聞的台灣獨立的言論,覺得既親切又興奮,會後和幾個朋友一起逛紐約市,也很開心。」 留學美國期間,她常參加國際學舍的活動,認識了一些韓國學生,他們對她說:「韓國和台灣從前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戰後韓國獨立了,為什麼台灣不獨立?」她心裡想:「是啊,為什麼台灣不獨立?能夠當家作主多麼好。」這種企盼台灣獨立的想法此後深植在心中,但她回台灣後不敢對別人說,連家人也不提,因為怕父母擔心,後來就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就是葉國勢,他很同意她的看法。 在波士頓唸了一年又一個夏天的護理,她回台灣,到台南護校教書,因為單身在台南,就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裡。那時也因為還想找機會出國唸書,就不作結婚之想。有個朋友的弟弟同樣從台北南下,在成大唸書,時常找幾個同學到她那裡串門子,他們大都小她五歲左右,稱她為「李姐」,她當他們是弟弟,一夥人在一起聊天唱台灣歌,覺得很快樂。 「那時,有一個瘦瘦的大男孩每次都來,人長得斯斯文文的,也不多話,我覺得他不錯,就介紹學校的一位助教給他,可是每次看電影,他都買三張票,實在莫名其妙。」Ruth說。 暑假一到,她就回家,那時她家已經搬到台北。有一天,這個家住台南白河的男孩到台北找同學,然後結伴到她家玩。離去後,Ruth的母親說:「我覺得這個男孩對妳有意思。」她心裡想:「可能嗎?他比我小五歲!」 不久,她收到他的信,讀了之後,整個人都愣住了,這是一封求婚信,信上說:「如果妳信仰的上帝存在的話,那麼我已經為了這件事,向祂祈禱了好幾個月。」 這就是當年葉國勢向李麗貞求婚的經過,那時,葉國勢在成大電機系唸大四。「他那麼年輕,沒有事業基礎,沒有社會地位,當然也沒有錢,如何當我的結婚對象?」但她不便直接拒絕,想了想,對他說:「我和其他女孩一樣,也希望找一個比自己強的人,可以撒撒嬌。」他說:「我們不妨試試看。」就這樣,兩人正式交往了一年,結果緣到份成,終於成立了小家庭。 栗子街的房子 1963年,葉國勢到佛羅里達大學(Univ. of Florida)深造,十個月後,李麗貞帶著一對稚齡兒女,以醫護人員應聘的身份到美國和丈夫團聚。不久,國勢取得佛大電機工程的碩士學位,在紐約找到工作,全家搬到與紐約一水相隔的新澤西,安頓在紐渥克東部,介於哈得遜(Hudson)河和柏塞(Passaic)河之間的康尼(Kearny)。 葉國勢是一個勤快認真的人,白天過哈得遜河到紐約上班,晚上回澤西,就趕到紐渥克的紐澤西理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這段期間,他們在康尼的栗子(Chestnut)街買了一棟可容兩個家庭住的兩層樓房子,在當時大多數是留學生的台灣人圈裡,算是少數有家有工作有房子的人,因此經常請一些學生到家裡吃飯。大夥人聚在一起,熱鬧滾滾,話題總離不開台灣的政治。 不久,張燦鍙一家也搬到東部,租他們的樓上住,栗子街的這棟房子隨後竟成了籌組「世界台獨聯盟」的地方。Ruth那時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往後許多年,這個「Kearny, NJ」的信箱竟成為美國台獨聯盟和「台獨月刊」的對外聯絡地址。 「那時候,無論寄發宣傳文件,或製作傳單、標語,都在地下室進行。家裡常有客人,每次吃飯時間到了,我看到一屋子人,就淘米煮大鍋飯,八至十個人圍一桌吃飯是常事。」Ruth說,「後來,洪哲勝和鄭紹良也來了,最初住在我家,後來才搬到附近。當時看到一些人為了獨立工作,學業、事業都擱一邊,義無反顧地『潦』下去,覺得那種情操真美。」 六十年代後期,紐約是台灣人風雲際會的地方,留學生在各地學成後,就到紐約找工作。初抵紐約,常苦無棲身之處,葉國勢和幾位有心同鄉就在曼哈坦的百老匯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了兩三間公寓,讓有需要的學生居住。後來更進一步在百老匯與一二二街的交會處,合資買下了一棟古舊的「台灣樓」,保留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使用,這就是最早的「台灣會館」的雛形。 1970年,在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叫「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葉國勢在1969至1970年時擔任該會的會長。當時的有志之士以整合各地的獨立運動為要務,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的籌備會議遂於1969年9月20日在紐約召開,直接促成1970年元月一日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成立,當時張燦鍙、蔡同榮、葉國勢等人都是出席WUFI成立大會的元老。 「我們那時生活的重心都放在關心台灣,」Ruth說,「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抵達紐約時,我和一些朋友都到布拉薩旅館前示威。當天飄著雨,我走在遊行隊伍中間,忽然聽到『碰!』的一聲,並不明白發生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天大地大的『刺蔣事件』。」 「四二四事件」在美國的台灣人之間掀起了極大的震撼。當時保釋黃文雄與鄭自財需要二十萬美金,在大多數是窮學生的時代,這真是一筆天文數字。葉國勢和另外一位新澤西的同鄉黃呈嘉為此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李麗貞在銀行裡開設一個專戶,接受各地的捐款。她說:「那時捐款的情況非常踴躍,匯來的款額有十塊、二十塊,也有一塊、五塊,留學生的經濟能力很薄弱,但大家都竭盡所能地想要幫忙,那種熱情真令人感動,所以我到現在都一直相信台灣人一定會贏。」 積少成多,眾志成城,大家果真籌到足夠款額將黃文雄與鄭自財保釋出來,他們覺得很欣慰。夏天裡,全家開了部車前往密西根的安那堡(Ann Arbor),探視年初甫從瑞典抵達美國的彭明敏教授。熟料在密西根時,竟接到黃呈嘉的緊急電話,告知黃、鄭兩人已經棄保而逃,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開車徹夜趕回紐澤西收拾殘局。當時心想:保釋金一定會被沒收,只是不知房子是否立刻被查封? 後來經由一位美國朋友的幫忙,輾轉獲悉法院尚未登記保釋的房子,連忙將房子廉價出售,在很短時間內,匆匆搬離紐澤西,到休士頓另闢天地。提起這段往事,Ruth笑著說:「後來還有人建議將栗子街的那棟房子買回來呢!說那是『世界台獨聯盟』的發源地。」。 波浪起伏的人生 葉國勢到休士頓後,很快地找到工程師的工作,在紐澤西理工大學的博士課程已經修完,卻因搬家失去了拿學位的機會。Ruth重拾職場生涯,晚上到醫院當護士,白天到大學裡修習心理學等課程,計劃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結果一唸就是十年。 她解釋說:「一般碩士只需修三十幾個學分,但要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需要修滿七十二個學分,實習一年,累積三千小時的個案經驗,才能考執照。我從四十歲開始修課,一直唸到五十歲,才拿到專業資格。」 「我們搬到休士頓後的那些年,家庭成長得很順利,夫妻兩人都做事,也努力存錢,有了積蓄就投資房地產,陸陸續續買了好幾棟房子。後來公司派國勢到南韓,我跟著他到韓國生活了三年。再回休士頓時,國勢決定辭掉公司職務,出來創業,他一直很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 「時值八十年代初期,國勢作衛星天線的生意,第一年賺到一些錢,感到興奮,不料第二年就碰到休士頓大衰頹,石化業全面崩盤,整個城市像一座死城,機場都鮮少人出入,到處都看到商店關門,連Holiday Inn都收不到錢。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事業勉強撐到第三年,就撐不下去了,只好宣告破產,房子全都沒了,多年積蓄也化為烏有,一切回歸於零。」 「破產時,休士頓一片蕭條,他找不到工作,為了生活,我們搬到達拉斯(Dallas)去,奮鬥半生,年值半百,一切從頭開始,這就是人生。」Ruth繼續說。 「初抵達拉斯,經濟情況很困窘,不過上帝也沒讓我們欠缺,一對子女成長得很好,夫妻倆互相扶持,本身還有生活能力,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現實,重新出發。」 那時,Ruth已經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執照,卻無發展的機會,為了生計,她到一家精神病院當夜班護士。醫院裡,有些病人情緒不穩定,半夜睡不著,吵吵鬧鬧,她對不安的病人說:「不要吵,我陪你講話。」於是她以心理治療的方式,和病人對談,談了一陣子後,病人逐漸安詳,然後睡著。 一個月後,值班的醫師開始問:「為什麼這個月這麼安靜?為什麼晚上沒有人打電話來要開安眠藥?是哪個護士在值班?」院方說:「來了一個亞裔的護士。」因此,醫師找她去談話,一談之下,才知道她受過完整的心理治療訓練,因此讓她在醫院裡兼做心理治療的工作。 她需要更多表現的機會,才能爭取到個案(Cases)。萬事起頭難,尤其身為外國移民,又是中年的東方女性,當然困難重重,可是Ruth說:「我絕不躲在家裡哀嘆,我要站起來,走出去。」 「怎麼走出去法?」我問。 她說:「要自己創造機會,表現給人家看啊!機會不會平白自天而降。」那陣子,她每天看報紙,尋找機會,有一天看到一則越南青少年犯罪的新聞,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對辦案的警察說:「這些孩子們需要心理輔導,希望你們不要把他們送進監獄就了事。」然後她自我介紹,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這樣,她接下了輔導觸犯法律的越南青少年的案件,她聽不懂越南話,他們也不會說英語,彼此靠畫圖溝通。結果八個星期的團體治療做下來,她贏取了這些孩子們的信任,成果非常好,媒體記者都來採訪她。接著,她舉辦「東西接觸」和「代溝」等座談,深受社區的重視,如此一步一步地紮下了信譽與根基。 在達拉斯住了兩年,休士頓的景氣慢慢回甦,葉國勢原先服務的公司又請他回去工作,Ruth在達拉斯的個案一時無法結束,因此有一年的時間,她兩地跑,一個星期裡,三天在達拉斯,四天在休士頓。有了許多個案經驗,她在休士頓的事業發展得很快。 「目前,我諮商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美國人,每個顧客都喜歡我,因為我是真正用『心』在服務。」充滿信心的Ruth說:「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在工作時,我從不覺得累,只有回到家,才感到疲倦。」 1989年五月,他們從達拉斯搬回休士頓,正慶幸兩個人的工作重上軌道時,葉國勢卻發現得了第三期的胃癌,治癒的希望很渺茫。當時大家的心頭都攏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幸虧得到休士頓良醫李雅彥的幫助,得以迅速進入「安德遜治癌中心」進行手術。手術之後,國勢竟像奇蹟般地獲得痊癒。 「那時,雅彥請了最好的醫師替國勢開刀,結果國勢撿回了生命,但沒想到替他麻醉的醫師以及李雅彥醫師後來竟都先他而去。」Ruth感嘆地說。 這一次的手術讓葉國勢多活了十年,大病重癒的他特別珍惜親情,開始幫忙作家事,在家裡學著吸塵、清掃和作菜,也用較多的時間和子女談話,還主動要照顧孫子。Ruth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台灣男人大都不作家事的,兩個孩子小的時候,他都不曾替孩子換過尿布,後來居然樂意替孫子換尿布,實在不簡單,雖然有時他都把尿布穿反了。」 年逾六十的Ruth事業倒是越做越出色,她的個案越接越多,後來又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督導員(Supervisor)資格,開始督導見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諮商患者。因此在她的診所裡,時常可見實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在那裡工作。 自1990年起,Ruth在休士頓的報紙「台灣鄉訊」開闢「路得信箱」,以專家的觀點,解答一般移民的生活疑難,很受歡迎。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台灣公論報」上推出「婦女信箱」時,主持人阿香(吳美芬)就常向她請教,阿香說:「Ruth的觀察很細微,回答很中肯,建議常有一點即醒的功效,讓人受益非淺。」 走入主流 他們在休士頓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活躍在休城的台美人社區當中。期間曾因名列黑名單,遭到至親過世不得回台奔喪的悲劇,也曾經因為看法與部分同鄉有異而導致別人的誤解,但這些都不足以影響他們對故鄉的熱愛與關懷。 自從1970年搬到休士頓後,他們就聯合當地熱心的同鄉,繼續推展台灣人運動,葉國勢並且在1977至1979年間,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與此同時,他們也熱心於教會的侍奉。Ruth在初中時就讀淡水女學,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來受洗為教徒,國勢也在婚後篤信基督,兩人住休士頓時,與一些熱心的同信共同成立「休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服事教會。葉國勢並且在1982年至1984年期間,擔任「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會長,從事教會之間的協調與對外的拓展事工。 1992年,台灣已經解嚴,黑名單卻未解除,Ruth因為父親在台灣病得非常嚴重,急欲回台探親,但卻備受刁難。她說:「出國三十年,因為名列黑名單,一直沒有辦法回台灣。母親在病危中,一再囑咐我不要回去,她說她不要看到我被捕下獄。母親去逝時,我人在韓國,雖然近在咫尺,家人卻極力勸阻我回台灣。不久,婆婆也過逝了,國勢的家人也不要他冒險回台奔喪。」 「1992年,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想到長年別離,不得謀面,不久又將死別,非常哀痛。那時見台灣的情勢已有轉變,於是申請回台簽證,居然獲准,連忙買了張機票,儘快飛回台灣,企盼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誰知一到桃園機場,就被警察扣押起來,我說我有入台的簽證,他們說那是誤發,硬把我拘留,要遣送我回美國。那時睽違多年的家人都到機場接我,就是沒有辦法接我回家,我打電話到處求援,直到蔡同榮和葉菊蘭趕來,才把我保釋出去。等我趕到父親病床時,他已經昏迷,我一直叫著他,他睜開眼睛,望著我,嘴角牽動了一下,總算知道我回家了,然後闔眼辭世。」提起這段搥心肝的往事,葉李麗貞非常傷感,同時也很氣憤國民黨政權的不合人道。 接下來的1993年,休城發生了兩件事情,引起部分同鄉對他倆的誤解。那年,葉國勢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在休城「台灣人活動中心」召開年會,正當滿堂同鄉熱鬧進行晚晏之際,休士頓「北美事務協調處」處長楊進添突然到臨,當場引起軒然大波。有些同鄉指責會長未照會理事,即擅自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與會。Ruth說:「國勢並沒有邀請楊進添,是他自己買票來的,既然來了,就是我們的客人。」至於楊進添是否事先照會過葉國勢?Ruth說,她不知道,國勢不願多加解釋,但她後來意識到國勢已經逐漸認為台灣人不應該再逃避與台灣政府的接觸,因此受到許多同鄉的指摘。 那次年會後不久,Ruth計劃製作一系列探討親子關係的錄音帶,以幫助一些移民家庭的親子關係。她聯合休城多位姐妹如葉錦如、吳美惠等,以座談討論的方式進行錄音,有台語發音,也有北京話發音。當時需要一筆製作經費,她到處募款,卻總差一些,有人建議她向僑務委員會申請補助。她覺得這項節目有益於所有台灣來的移民,向台灣政府申請贊助亦無不妥,因此,她去申請並且獲得僑委會的一筆補助,親子關係錄音帶得以順利製作,但她卻因此背上「失去原則」的黑鍋。 進入九十年代,她已開始感到台美人應與主流社會積極接觸,於是和一些熱心的同鄉在1990年時共組「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TACL)」,出任創會理事,積極輔導第二代服務美國社區。她說,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十年,他們朝思暮想的都是台灣的事情,即使法律上歸化成美國公民,心理上也仍難適應,一直到在美國生活了比在台灣還長的歲月後,才體認到應該向這個社會認同,因此積極鼓勵第二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1994年,葉國勢擔任「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的會長,繼續朝踏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方向努力。 1999年,台灣展開總統選舉前哨戰,眼見國民黨分裂,連宋揚鑣,葉國勢覺得這是台灣人爭取執政的千載難逢好機會,於是出面招募百人聯署,在休城成立「民進黨海外美南黨部」,全力挺扁。那年十二月,他接受台灣政府的聘請,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之一。 數個星期後,正當台灣總統選戰進行得如荼似火之際,不料葉國勢竟在家中悄然過世,去世之前,沒有任何徵兆。葉李麗貞說:「下午三點多,我從辦公室打電話回家,還和他講話,五點多回到家,卻發現他安然坐在起居室裡的坐倚上長眠。我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突發的事實!」 結縭四十載,自認有上帝的依靠,有兩人的互相扶持,足以應付人生的風風雨雨,沒想到老伴竟然不告長別,讓素來堅強的Ruth哀痛不能自已。 2000年五月二十日,她單獨回台灣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當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成為台灣總統時,她的內心無限激動,心裡不停地說:「國勢,國勢,我們打拼了三十多年,總算看到台灣人當家作主了,可惜你竟無法活著看到這一刻。」 葉國勢去世後,葉李麗貞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盡量以專長服務美南僑民。她說:「過去國民黨執政,我們痛恨被歧視,今日民進黨執政,我們應該敞開胸懷,接納更多的人,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她又說:「經過這麼多人這麼長久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輪到台灣人執政,我們應當用心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成果,不該再內耗自己有限的資源。」 對葉李麗貞來說,人生是不斷的再出發,而她是迎接挑戰的強者。在經歷許多人生的波浪,處理過無數的專業個案後,她曾一度以為自己能夠坦然承擔人生的一切,惟獨面對廝守四十年的老伴驟然離去,仍有掩不住的失落。「這就是人生。」她無奈但平靜地說。 註:「台美公民協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簡稱TACL。

王燕山

2006年6月18日上午舉辦台美人論壇時,救護車疾駛抵達在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王燕山感到暈眩,當時口裡仍念茲在茲,「台灣前途未定論」的相關議題,一小時不到,他與死神搏鬥,如今,正在生死一線間爭扎,許多親戚友人至今仍無法接受,看到平日才61歲,身體相當健朗的燕山兄,怎麼可能就這樣倒下去,本土政權還沒有全面執政,台灣獨立建國的夢想尚未實現,但在醫生殘酷的宣佈下,我們只能期待奇蹟出現。 兄弟情深 王燕山,1945年生,生在新竹,媽媽是客家人,很小就搬到台北,爸爸白手起家,後來在台北開旅行社,家中兩個兒子,王燕山是老大,在弟弟王碧山眼中,哥哥從小成績就非常優異,大同初中到建中,都是名列前茅,非常聰明,個性內歛純樸,對人十分誠懇惜情,所以人緣很好,是屬於品學兼優、德智體群兼顧的好學生。 最難得的是參加建中橄欖球隊,由於爸爸王成信是台灣橄欖球界大前輩,曾經帶領橄欖球隊征戰亞洲各國,名聲透透,王燕山在爸爸調教下,也練就一身打球的好功夫,在建中校隊時,就因為敢衝敢拚,智勇無敵深受注目。 王碧山與哥哥差四歲,由於哥哥是長子,而且功課好體育棒,得到家中寵愛,弟弟有時也會有點吃味,但燕山很疼愛弟弟,尤其在功課上,總是非常耐心的教導。在他們記憶裡,永遠不褪色的故事,卻是看似嚴肅的王燕山也有調皮的一面。 他說,當唸小學四年級,哥哥初二,有一天回家,家裡只剩下一個紅豆麵包當點心,哥哥就當著他面拿著麵包在屁股放了一個屁,然後問碧山要不要吃,弟弟當然不肯吃,哥哥就得意的佯裝要吃下去,弟弟放聲大哭,燕山後來哄弟弟破涕為笑,兩人最後還是分吃這個別具滋味的紅豆麵包,王碧山說,這段故事直到最近兩兄弟都還會提起哈哈大笑,就算講了千百次,他們永遠也不膩;如今,弟弟難掩惆悵神色,因為這個笑話,哥哥再也無法回應。 王燕山大學是考取成大,但因為喜歡畫畫,所以後來轉學到著名的東海建築系,畢業之後,考取獎學金在1972年到紐約著名的Syracuse大學留學,從小就獨立自主,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由於他非常孝順,當年留學相當不易,爸爸媽媽一直以燕山為榮,也是家族之光。 王碧山後來經商,對於哥哥投入台灣民主及建國運動,全家一直十分支持,他欽佩哥哥燕山的使命感及熱誠,愛慕哥哥對台灣深入研究的學識才華,他想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哥哥安心,無後顧之憂。因為哥哥對台局勢過於憂心而倒下去,可能失去相依為伴50多年的哥哥,他心痛,也考慮到哥哥愛讀書,想請大家共襄盛舉以哥哥之名設立獎學金鼓勵台美人後代,相信哥哥王燕山一定很開心。 建築長才 後來,王燕山決定在美國洛杉磯定居,1976年父親退休後,決定全家移民來美團聚,王燕山之後到美國的一家建築公司上班,碧山記得哥哥最滿意的建築傑作,是靠近比弗利山莊的中央市,有二棟漂亮的辦公室大樓,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1978年,蔣經國時代推行十大建設,王燕山決定回國,報效自己的祖國,十大建設中的高速公路最引人注目的泰山收費站、及整條高速公路路牌的規格,全是由他企畫設計,引進美國新觀念回台,參與台灣第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也讓王燕山津津樂道。後來台北捷運的最後補強、高雄最高的50層及83層大樓,他都曾經參與品管監督過,南台灣的地理指標如今仍昂然屹立,成為王燕山發揮建築長才的最佳見証。 全家力挺 王燕山育有一男一女,家中長女王潔伶,是在傳播媒體界工作,兒子王傑俐在柑縣政府從事稅務工作。在兒女眼中,爸爸是個非常有學識的人,熱情關心自己的祖國,很喜歡看書,寫文章;王潔伶記得爸爸從小就喜歡講台灣故事、及家族歷史。1989年,王燕山曾帶著全家探親尋根,一方面遊覽台灣美麗的山光水色,也一起造訪爸媽的老家新竹與中壢,潔伶最記得爸爸講了許多台灣的滄桑史,而且非常崇敬阿媽黃玉嬌對台灣的貢獻。這趟唯一全家福返台的旅行,潔伶清楚已成為絕響,再也沒機會了。 在兒子王傑俐的心理,爸爸是個英雄,他最感謝爸爸以身作則,影響他們深遠,爸爸的孝順、研究精神、對美術藝文的看法,都是他們學習最佳的榜樣。王傑俐記得爸爸常常是台灣美國兩地跑,不是去做生意賺錢,而是要為台灣正名,一點一滴的默默耕耘,進行草根社會改革運動。媽媽常交待,讓爸爸專心去做,不要吵他,所以即使很想念爸爸,也不敢打電話,就是忍著,以免他擔心。 王燕山有個赫赫有名的岳母黃玉嬌,當初在美國留學後回來相親,王傅美玲剛從日本留學回來,準備到美國留學,1974年,透過友人媒灼之言,可謂「有緣千里來相逢」,由於雙方家長超滿意,兩人8月1日見面,28日閃電訂婚,隔年,他們選擇2月28日結婚。 傅美玲因為受4屆省議員媽媽台灣民主鬥士黃玉嬌的影響,對於台灣這段歷史上最大的受難事件「228」也深有同感,所以他們共同選擇228做為結婚紀念日。由於當時傅美玲的爸媽,受到國民黨白色恐佈的箝制,無法出境來美主婚,讓燕山對妻子十分不捨更加疼惜,夫妻至今結縭30載仍十分恩愛。 投入建國運動 1980年代初,王燕山認識了流亡在海外的黑名單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等人,他一向就對台灣時勢非常關心,所以決定幫助他們回國,透過東海最要好的大學同學日本留台的若宮清,由於若宮清是菲國艾圭諾被刺殺時也在現場的友人,又活躍日本政壇,若宮清國際關係上較有辦法,因為與王燕山的友誼,若宮清安排暗助許信良等人闖關回台,這份人情,也改變日後黨外發展的歷史。 妻子傅美玲感念的說,「燕山,永遠是台灣擺第一位,家庭第二位。」 對於丈夫對台灣民主建國運動的投入,出錢出力,看到丈夫和媽媽一樣,美玲只有選擇全力支持,以前美玲需要照顧雙邊的年邁家長,但是每逢大選舉日,美玲一定也會拋家捨業,陪著老公回台灣去助選。 由於他們會客語、台語、中文三聲帶,自掏腰包到處去演講拜票訪問,他們到火車站各地挨家挨戶一張張的發宣傳單,美玲看到丈夫是那麼忠於台灣,一步一腳印的支持者,即使再累,也從不抱怨,心理非常尊敬老公,她說,「燕山,可以看到台灣未來前途的深度,他個性不急燥有耐性,也不求名利,無私的奉獻,對自己克勤克儉,寧願把省下的錢,拿去為台灣前途奔波。」 美玲也是鼓勵燕山寫作的幕後功臣,由於燕山每次在家中發表他的想法時,美玲常對他的獨到見解聽得入神,美玲說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寫下來吧」。就這樣,王燕山常常投稿,美玲校稿,所以讀者才有機會看到他常在台灣日報等綠營媒體,拜讀他鏗鏘有力的大作。 許信良要回台前,當初海外志士像是王燕山等人主張積極要在海外建黨,然後再遷黨回台,後來緊接民進黨同時在國內成立,他率先加入,成為民進黨最初成立的資深黨員,黨証的黨號也是名列前矛。 王燕山眼見民主運動在台灣紮根,洛杉磯他有個最親密的戰友、革命夥伴,就是他的舅舅,他們決定開始轉向推動台灣正名參與國際組織,在台灣參加陳隆志發起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成為該會駐美國代表,相對地,他也是陳榮儒在美國發起「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的委員,也是該會駐台代表。陳榮儒認為,王燕山和許多有識之士一樣,體會到台灣國際孤兒的處境,所以積極加入以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社團,盼台灣早日在國際上得到應有的國際地位及權益。 對外正名,王燕山對內則是死忠的獨立建國派,他在台灣也參加王獻極發起的「908台灣國運動」,成為重要幹部,近年他一直在提倡,不要只講"台灣",要講"台灣國",他也反對錯誤口頭語,像是"大陸"或是"兩岸"都不妥當,是堅決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宣導者。因為對台灣獨立建國的意識非常堅強,所以對台灣歷史、法律定位,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研究,並下鄉演講或是與學者 辯論。 王燕山從以前黨外時代到綠營本土政權執政,20多年來,與無數政治名人合影,但他最珍惜的禮物,是在2005年4月2日,參加李登輝之友會,到南投中寮植樹,以喻「深耕台灣、根植台灣」之意的植樹節活動,當時李登輝得知王燕山剛好60大壽的生日,李前總統特別為他在帽子上簽名祝壽,這個帽子他視為最珍貴的生日禮物。 王燕山近年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參加「2004年手護台灣」的運動,2月28日2點28分在三義,客家電視台叩OUT當場訪問王燕山夫婦,在這個光榮時刻,透過媒體向全國分享了他們的感動,而當天也是他們28年結婚紀念,2‧28無疑是老天對他們的眷顧,讓他們終身難忘。 過去台籍社團大型聚會座談演講,王燕山只要在洛杉磯就不會缺席,當大家唱著「天佑台灣」的歌曲時,常會看到他賣力高歌的身影,如今,即使醫生判定已無法再有意識,我們始終相信,他心中的台灣國將永遠相伴相隨,衷心獻上最誠摯的祝福,「天佑燕山」,台灣還需要您。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孫偉志 音樂教師的故事

「其實,我大學主修的是鋼琴,副修大提琴與聲樂,但是指揮一向是我的興趣。」在2005年,台美音樂家孫偉志(Sam Sun)獲得阿蘇薩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合唱指揮」碩士學位後,不僅在該大學兼任鋼琴教授,並擔任該校專業伴奏教師,負責歌劇課、碩士指揮課,以及碩士班伴奏,音樂生涯進入另個高峰。 「因為家裡的關係,我的客家話、台語都還不錯。」精通華語、客語,以及台語的孫偉志,於2004年開始擔任美國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指揮,並於2006年擔任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合唱團,以及 EFC Master Chorale 台福聖樂團等合唱團指揮。 獲洛杉磯傑出華人青年獎 同時,孫偉志以其「指揮、鋼琴」等音樂專長活躍於洛杉磯僑界,成為僑界合唱團寵兒,也因為在社區致力貢獻音樂、成果卓越,在去年(2006年)獲頒「2006年洛杉磯傑出華人青年獎」,受到肯定。 「我常常忙到9點、10點,才結束一天的工作。」平時除從事鋼琴與大提琴的個人教學外,孫偉志也是柑橘城學院(Citrus City College)的鋼琴伴奏教師、加州音樂教師協會會員,音樂教學、事業並重。 孫偉志也曾經擔任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戲劇部百老匯歌劇「In to The Woods」的鋼琴伴奏,並曾帶領台福聖樂團等僑界合唱團舉辦多場音樂會,頗受好評。 外省人 愛台灣改籍貫 「其實,父親家族的祖籍是江西,我們應該算『外省人』;但是,因為我爸爸深愛台灣、認同台灣,就把籍貫改成出生地『苗栗縣銅鑼鄉』。」因此,孫偉志父親的家族親戚,只有他們一家人的身份證籍貫是「苗栗縣」,相當顯目。 「我爸爸小時候住在基隆的客家庄,從小就習慣聽、講客家話。」父親孫武夫對台灣認同極高,且台灣意識、客家人意識都很強烈,日後也影響孫家3兄妹,甚至其後收養的2子1女。 孫偉志的父親孫武夫不僅以「台灣人」自居,並選擇擔任教會牧師,而第一個服務的教會就在頭份,一個說客家話的教會。當時,孫武夫也結識了同樣出生在苗栗縣的頭份客家美女陳紫雲,婚後育有2子、1女,孫偉志排行老二。 之後,孫武夫因工作關係轉至各個台語教會服務,全家大小也跟著搬家,足跡包括桃園縣新屋鄉、楊梅鎮、新竹縣、彰化縣西湖鎮,以及台中市等多個教會,幾乎遍及中台灣、北台灣。 「我們在家裡說客家話,在教會說台語,在學校說政府規定的華語。」在此機緣下,孫家3兄妹不僅台灣人、客家人意識強烈,也很習慣同時說3種語言,奠定孫偉志日後得以用「客語」、「台語」從事音樂教學的基礎。 伴父走過血癌危機 1993年,孫偉志父親孫武夫接受洛杉磯某教會的聘請,全家移民美國,而正就讀台北市立師範大學四年級的孫偉志與哥哥Paul則因學業留在台灣,只有妹妹Mandy跟隨父母至洛杉磯求學。 2003年7月,孫偉志在大學畢業,教了幾年書後,便飛到洛杉磯和父母團聚,同時準備申請研究所就讀。 「當時本來想申請更好的學校,但這是上帝奇妙的作為,阿蘇薩大學很快就接受我的申請。」後來,孫偉志亦慶幸申請到住家附近的學校就讀。「因為爸爸在同年9月,被醫師診斷為罹患血癌。」 往後將近2年,孫偉志往返於學校、家裡與醫院,並長期輪值「大夜班」,以看護生病的父親。「我真的很慶幸沒有到外地唸書,不然,便無法兼顧學校課業、家裡與父親了。」 在家人細心照料下,父親幸運地康復,而孫偉志學校也將畢業。「我覺得很幸運,才剛畢業,學校便聘任我為兼課老師。」 其後,孫偉志不僅獲聘為阿蘇薩大學兼任鋼琴教授,並擔任該校專業伴奏教師。 6歲學鋼琴 國中任教會司琴 「我6歲時開始學鋼琴,國中時便開始在爸爸的教會裡當司琴了。」 從小開始習琴,自幼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的孫偉志,高中時突然「開竅」,立志於「音樂」一途;其後,孫偉志畢業於台灣台北市立師範大學音樂教育系,主修鋼琴、副修大提琴與聲樂,在學校時便受邀參加多場音樂會,擔任鋼琴獨奏、伴奏,為活躍的校園音樂家。 大學畢業後,孫偉志曾任台北市立農國小、台北市天母三玉國小的音樂教師、班級導師、一般學科教師,以及行政教師,教學時間長達11年,亦獲選為「台北市優良教師」,致力於兒童音樂發展;同時,孫偉志也活躍於各教會,先後在台中民族路教會、台北松安教會、台北雙連教會擔任詩班指揮與鋼琴伴奏。 「到美國後,我一直跟爸爸媽媽同住,彼此照應。」與父母同住在哈仙達崗的孫偉志,正計劃將來繼續深造,攻讀鋼琴或指揮博士學位;而仍未婚的孫偉志,對於將來另一半的要求,只有「基督徒」一項。「像父母一樣,共組基督愛的家庭,是我的理想。」孫偉志如是說。 文/ 記者陳美伶

陳秋貴 紐約企業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陳秋貴﹝Thomas Chen﹞﹝右圖左﹞在一九八二年初抵紐約時,沒有身份、工作,也沒有金錢與學歷,除了夢想,一無所有。但是二十年後,他憑著苦幹、衝勁與機緣,成功地創建了「協和」門窗王國,成了紐約台美社區的名人。 他發跡的過程,讓人想起林強《向前走》的歌:「我要來去台北打拼,人說什麼好康的都在那。朋友說我是愛做夢的憨仔,無論如何路是自己走。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 若將歌詞裡的台北改成紐約,會更恰當些。因為十五歲時的他,確實搭乘火車到台北打拼,但缺乏機會。倒是二十年後,遙遠的紐約圓了他的少年夢。他的特長是發財之後,相當熱心社區公益,以致贏得美國主流與台僑社區對他的尊重。這個「什麼都無驚」的台灣憨仔,代表著另類移民在美國奮鬥成功的故事。 闖蕩台北 陳秋貴近年的媒體曝光率甚高,但見了他本人,倒意外地察覺他的靜默。他發跡之前,絕少對人提及他的抱負。其實就是說了,也沒人當真。因為從他的起點到現在,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而他就是一個不斷向自己挑戰、突破與躍進的人。 陳秋貴於一九五五年出生在屏東縣滿州鄉,家裡務農。因為有個哥哥在台北,所以他國中畢業,就到台北闖天下。 但是這個南部來的孩子到了都城,出師不利。他參加高中聯招,名落孫山。他說:「台北的孩子很厲害。我在屏東,覺得自己還不錯,但到了台北,就是比不過人家。」 挫敗之餘,陳秋貴進了喬治工職電子科。畢業後,覺得考不上大學,就到工廠當鐵工,每天做些切鐵、焊接的工作。七十年代,台灣盛行搭鐵架屋,聰明勤快的他很快地摸出頭緒,從切鐵、焊接、繪圖設計到搭架成屋,樣樣都會。不出幾年,他與女友張賞結婚後,便當起了小老闆,天天包工、趕工,營創事業。 但或許經驗不足,或許其他因素,苦拼了幾年,竟然沒有什麼結果。一九八二年,正當生意結束,不知該作什麼之際,有個朋友邀他到紐約碰運氣。他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告別年輕的妻子與稚兒,隻身飛到新大陸拓前程。 進軍紐約 抵達紐約,生活即是一連串的挑戰。而他當時所能做的,僅是以勞力換取麵包。因此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曼哈坦南端砲台公園一帶當搬運工人。那時,他天天仰望兩棟高聳入雲的世貿大樓,辨識城市的方向,同時內心思索該如何踏出下一步。 不久,他在一位廣東朋友的介紹下,到華阜成衣廠當熨衣工。在那裡,他住在閔東同鄉會館的樓上,白天到工廠熨衣服,晚上就在中華公所開辦的英語班學英語。日子過得比初來時好一些,但一到晚上,周遭嘩啦啦的麻將聲卻吵得他無法入眠。 這時,成衣廠裡有位先生告訴他,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住了不少台灣人,也有幾家針織廠,有打工的機會。他於是請了一天假,搭地鐵到法拉盛,果真在這位先生介紹下,在一家針織廠找到織衣的工作。因此,他搬到法拉盛,開始過著每天站在機器前,低頭不停編織毛衣的生活。 法拉盛台灣人多,吃住不成問題。生活一有了著落,他立刻接妻兒到美國。一家團圓後,太太也跟著他到針織廠織衣,兒子帶在身邊,就近照顧。不久,夫妻倆又添了一名小壯丁,一家四口就這麼過起克勤克儉的移民生活。 通常第一代移民的發展到此為止,然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陳秋貴不這樣想,他要靠自己創天下,無奈語言不通,處處受肘,因此他渴望學英語。 有一天,他聽到一位鄉親正在找一位公寓管理人,便毛遂自薦。因為他想:這工作既可讓全家免費棲身,又能和不同族裔的人打交道、學英語,何樂不為?但現實常與意願相違。他上班之後,才發覺公寓管理人最常做的事,竟是修理馬桶與倒垃圾。至於學英語,則談不上。因為住戶都是中南美洲的移民,英語不好,脾氣更差,動輒髒話出口,甚至踢門叫罵,令人難消受。 「這也不是什麼好差事。」他心想,又繼續留意其他就業的機會。因為住的地段不好,許多華人怕被偷被搶,都在住家的門窗外面加置鐵門窗。鐵工出身的他看在眼裡,便在心裡盤算如何做鐵門窗的生意。 他在華文報紙上登個廣告,表示要替人裝置鐵門窗。數日後,有人打電話請他去估價。他沒有車,甚至沒有駕駛執照,便央個同鄉載他去。等量了門窗尺寸,他到店裡買器材,語言不通,只好靠比手畫腳,結果還是買到了他需要的東西。然後,他就在公寓的地下室,鏗鏗鏘鏘地做起鐵工來。 他的下一個挑戰是沒有車,如何將造好的鐵門窗送到顧客處?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陳秋貴的變通辦法就是搭地鐵。他和弟弟兩人合力把鐵門窗抬到地鐵車站。等列車來了,再吃力地扛進車廂,然後一手抓住扶把,一手按住搖晃的鐵架。等到站後,再辛苦地把東西扛出來,然後用手推車推到客戶家去。 這是陳秋貴創業過程中最辛苦的一頁。扛運笨重的鐵門窗,固然汗流浹背,渾身酸痠;而且按照規定,地鐵只載人不載貨。他把鐵門窗搬上列車,隨時會遭警察開罰單。但他就這麼咬著牙,撐了下來,直到他有能力買一輛二手的小貨車為止。 踏上夢想的起點 陳秋貴買了一部中古的小貨車後,總算踏上了夢想的起點。他辭去公寓管理人的工作,在房租低廉的布碌崙(Brooklyn)租了一間小倉庫,開始做起替人安裝鐵門窗的生意。 創業初期,不免遇到不少困擾。譬如不會看地圖,經常繞了許多冤枉路,才找到顧客處;又如出入的地區,盡是三教九流的出沒處,不是東西被偷,就是遭到無謂挑釁。但這些都不足以令陳秋貴喪志,畢竟一切得來不易,他只顧辛勤工作。由於交貨快,服務好,生意日漸興隆,不久他的弟弟和太太的哥哥都來幫忙。一年後,經濟有了改善,他即搬離布碌崙,回到法拉盛去。 在法拉盛,他向鄉親黃志宏分租一間倉庫,工作認真得像拼命三郎。他說:「我每天一早就出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因為替人安裝鐵門窗,全身髒兮兮,還記得那時每天晚上洗澡,浴缸的水總是黑的。」 紐約的冬天經常下雪,鐵門容易生銹。他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顧客即使三更半夜打電話來,他接了電話,立刻起身,披衣出門。 他說:「有一回,李正三開的日本料理店『元碌壽司』鐵門壞了,晚上十一點多要我們去修鐵門。我們到了之後,他立即端出許多好吃的食物,要我們填飽肚子,再工作。等鐵門修好了,他給我們一百元小費。我愣了一下,心想這人怎麼這麼好,又請我們吃東西,又給我們這麼多錢。我們那時還沒建立收費制度,一切全憑客人給付。」 儘管每天工作得精疲力竭,陳秋貴還是想辦法學英語。他拜法拉盛的王老師為師,約好每天晚上九點鐘在老師家上課。他說:「有時工作做不完,拖到十一點才到,老師都還等我。有時累得眼睛睜不開,一邊上課,一邊打瞌睡,老師卻嚴厲督促。有時工事實在太忙,就停一陣子,等忙過後,再復課。就這樣斷斷續續學了七年,直到有能力和人交談為止。」 他天生具有商業頭腦,隨時觀察,隨時發現商機。他在替人安裝鐵門窗時,有些顧客要他順便把裡層的門窗也換掉。他發現從前的門窗是木頭做的,但新型的門窗都是鋁或塑膠製的,既輕便又美觀,而且十分緊密,非常理想。 接著‧他又發現美國的房子越來越注重採光,新建的房子窗戶又多又大,於是興起製造鋁門窗的念頭。他有了靈感,立刻與一位尤姓同鄉商量創業。他說:「尤同鄉的英語比我好,搜集資料也比我快許多。」 一九八六年,他們正在籌組公司之際,有一天,忽然在報上看到一則徵求鐵工的廣告。懷著好奇,陳秋貴打電話過去,竟然和對方的謝先生談得十分投機。後來,他與尤同鄉、謝先生三人就決定一起創業。 他們在大學點(College Point)的地方,租了一間倉庫,每家斥資五萬美金,成立了第一家「協和」門窗公司。 「那時,尤先生擔任總經理,負責管理與行銷。我在他底下,負責門窗的裝置與生產。謝太太掌管會計。三個股東請了幾個員工,就這麼拼了起來。」陳秋貴說。 公司成立初期,他們自己不會製造門窗,全向美國公司購買,再替顧客安裝,賺取一些轉手與安裝的費用。但在這段過程裡,陳秋貴用心學習,逐漸摸清各種門窗的型式與結構,然後嘗試自己製造,竟然被他摸出門道。有了專業知識後,他帶領員工製造各式各樣的門窗,從此公司獲利更高,交貨更快,生意更好,利潤直線上升。 正規經營企業 協和公司成立四年後,股東之間出現裂痕,決定拆夥。陳秋貴說:「一九九○年,尤先生到紐澤西自立門戶,謝先生與我留在法拉盛。我們把廠房搬到楓樹街,另外找了一個負責行銷的王先生。仍是三個股東,共組新的公司,行號繼續叫『協和』,但英文名字改為『Crystal』,由我擔任總經理。」 接掌新的協和後,陳秋貴全心投入。他的住家離公司很近,每天騎腳踏車上班。他說:「我天天清早七點就進公司,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有時人家要在清晨送貨來,我晚上就留在公司過夜,隔晨起來開門。我們的訂單很多,市場深具潛力,工作非常忙碌。」 那時,他們做生意,大都現金交易,每天經手的錢額很大。為防被偷被搶,他特地買了一個保險櫃,但是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有一天,搶匪真的進來了!他眼睜睜地望著整個保險櫃在光天化日下,被搶匪抬走,內心無限震撼。 在衝擊下,他開始思索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他認為公司應該繼續擴充,因為無垠的商機橫在眼前。但是生意做大了,樹大招風,容易引起別人舉發,甚至公然搶劫,他因此陷入兩難。 他說:「做生意如果正規化,必須繳巨額的稅,並且要替員工買保險、提供各項福利,成本會大幅提高。這對一分一毫皆掙來不易的第一代移民,是道難以突破的關卡。但做生意若不正規化,生命財產沒有保障,行徑也無法光明磊落,這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此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徘徊在該不該正規化之間。」 為此,他數度和陳隆豐律師、徐文雄會計師商量,他們都鼓勵他朝正規化的方向走。因此一九九二年,他贊助一位員工到波士頓開設分行時,即要求他一開始就建立健全的會計與人事制度,一切經營透明化。結果二十二個月後,這家分行轉虧為盈,奠下他相信做生意要靠經營、不是靠逃稅賺錢的理念。 此後,陳秋貴迫切希望學習現代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一九九五年,他特地抽空回台,先後參加文化大學和淡江大學分別舉辦的「企業研習班」。回美國後,他著手進行公司的改造,下定決心要將協和轉型成制度化、透明化與合法化的公司。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後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陳秋貴說:「因為我們按規矩繳稅,有了實績,才能向銀行貸款。有了充分資金,才能聘用美國行銷人員,打進主流市場,大量提高營業額。」 一九九○年,協和改組後的第一年,公司的營業額為兩百萬美金,以後逐年小幅成長,直到一九九五年公司正規化後,才大幅成長,首度衝破一千萬美金大關。 訂單驟然增多,工廠供不應求,陳秋貴開始計劃增建廠房。幾經覓尋,並獲得適當的管道,他最後以相當優厚的條件與合法的程序,向紐約市政府承購了在大學點的一大片土地,令他萬分歡喜。 這機會如同天降,可遇不可求。他準備好好施展抱負,但這時他的合夥股東卻持保守的態度。股東之間,遂產生嚴重的意見分歧。爭執到後來,陳秋貴在一九九六年買下其他兩位股東的股權,成了協和惟一的老闆。此後,他了無羈絆,放膽向前衝。 放膽向前衝 陳秋貴完全擁有協和之後,衝勁十足。他聘用富有活力的年輕人,設定年成長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目標,共同開步邁前。 他性喜開創,也鼓勵員工開創。在他的支助下,多位員工分別前往麻薩諸塞、伊利諾、馬里蘭、俄亥俄、賓州、維吉尼亞、康乃狄克、紐約、紐澤西等州成立分公司,與母公司形成一個體系,公司的營業額因此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八年,協和門窗公司獲紐約市政府商業局評選為「少數族裔成功企業」的代表,不但大大鼓舞了全體員工的士氣,更在無意間將陳秋貴的事業帶進一個新里程。因為經由主流媒體的報導,Crystal﹝協和﹞聲名傳開,對開拓市場非常有利。 陳秋貴領受這種不花錢廣告的好處後,立刻高薪聘請一位美國專業公關乃門﹝Bob Nyman﹞,專門負責與主流社會的聯繫。這位高手果然不負期待,擬出一系列周詳計劃,建議陳秋貴贊助紐約社區公益,積極參與主流活動,並主動與媒體聯繫。 陳秋貴從善如流。此後在短短一年間,他成了紐約數個商會及美國建築與門窗業協會的積極會員、皇后社區大學的校董、紐約植物園與兒童輔導中心的重要贊助者,並贊助不少台灣人與華人的社團。 也因此自一九九八年起, Thomas Chen與Crystal的名字頻頻躍上美國報紙,成了地方熟悉的名字。協和公司自一九九九年起,即年年進入美國門窗製造業的前百名排行榜;二○○○年更進一步,獲「藍籌企業﹝Blue Chip Enterprise﹞」;二○○一年獲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2〉合格,成為一國際認定的優質公司。 陳秋貴本人亦在二○○○年獲美國厄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傑出企業家獎。同年年底,他更衣錦還鄉,回台領取台灣青年創業協會頒發的海外青年創業楷模獎。二○○一年,他再度回台,接受台灣中小企業協會頒發的磐石獎,成為一名眾所認定創業有成的青壯派企業家。 更上一層樓 擴充事業是陳秋貴一貫的心志。他自一九九六年向紐約市政府承購大學點的土地後,即不斷地整頓、開發與興建,終於在二○○○年完成一座嶄新的協和總部。 總部由兩棟新建大樓構成。大樓全部使用協和公司製造的門窗,外觀絢麗發亮。兩棟兩枝圓錐狀的儲料柱巍然聳立,高高標示Crystal的商標,真正圓了陳秋貴當年仰慕紐約的摩天大樓,將公司取名為「水晶」的美夢。 兩棟大樓的內部面積達十六萬五千平方英尺,底層是工廠,二樓是辦公總部,三樓則是一間別開生面、佔地兩千兩百平方英尺的「協和藝廊」。藝廊裡除了陳列陳秋貴搜集多年的古董東方門窗外,還開放給紐約地區的亞洲藝術家展示藝術創作,爾後成為法拉盛的社區藝文中心。 那年六月,陳秋貴躊躇滿志地率領兩百多名員工,搬進新的總部。他在楓樹街的工廠與在大學點的新建廠同時啟用,日日機器聲音隆隆,員工作息不停。同時,他創立非營利的「協和基金」,從事社區文化、教育與藝術的推廣,顯示這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努力賺錢的同時,亦是個有理想的慈善公益家。 因此,二○○一年時的陳秋貴成了紐約地區英文報紙與華文刊物爭相報導的對象。他胼手胝足、辛苦創業的故事一遍遍地被描述,他蓄著短短頭髮、露出淺淺笑容的照片一再地被刊登。 「湯姆士陳是移民者苦幹成功的典範。他溫和正直,又熱心公益,令人尊敬。」紐約皇后區商業開發局主任伯恩斯坦﹝Seth Bernstein﹞言簡意賅地道出了一般美國人喜愛他的原因。 而在華文記者筆下,陳秋貴則是個雄才大略的企業家、熱心公益的慈善家與熱愛藝術的提倡者。這些推崇使得一些眼望他當年與生活搏鬥的法拉盛鄉親看得兩眼霧煞煞,其中還有不少人在心中暗忖道:「這個秋貴仔莫非腳登衝浪板?衝得這麼高、這麼快,不怕摔下來?」 九一一的轉折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如以往的太平盛世,突然發生美國歷史上的大悲劇。兩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兩棟高聳的世貿大樓。數小時後,大樓轟然倒塌,四、五千名一早辛勤上班的人失去生命,無數心碎與眼淚埋葬在其中。 紐約是陳秋貴發跡的城市,兩棟世貿大樓是他初抵美國日日仰望的標幟。他說:「我第一次經歷這麼多無辜者驟然喪亡的震撼,也第一次深深感到我是紐約的一份子,與紐約人同傷慟。」 他立刻在公司發起「九一一」捐款運動。其時,全美台灣同鄉亦在各地呼籲同鄉踴躍捐獻,希望籌足十萬美金,交給受難者家屬。陳秋貴則宣佈協和本身將獨力捐獻十萬美金。他自己率先捐出每月營業額的百分之一,員工則自由認捐。結果至那年年底,協和的捐款超逾十五萬美金。他的這種義行,使大家對他有了另一番的認識。 「九一一」之後,輝煌的巨廈夷為瓦礫,繁榮的曼哈坦下城成了廢墟。大家原以為重建的工作會很快進行,但蕭條的景象竟持續大半年,毫無起色,協和的訂單亦隨之一落千丈。 「這是不曾有的現象。」陳秋貴說:「尤其當公司正投下巨額資本,準備大張旗鼓的時候,竟遇到這種完全無法預料的挫折,使我產生創業以來的第一次恐慌。」 爾後,危機一天天逼近,陳秋貴益感焦慮。他獨自翻書,想從書中尋找靈感,卻無斬穫。二○○二年二月,他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台灣屏東過年。 他說:「我在老家休息時,腦子忽然清楚起來,瞬間有了許多創新的想法。回美國後,我將舊有的成本結構完全打散,重新組合。那年三月,推出新的價格與行銷策略,馬上奏效。」 危機頓時化為轉機,公司繼續成長。二○○二年,協和的年營業額逾四千萬美金,為紐約新聞報﹝New York Newsday﹞評為紐約市第十一大的少數族裔企業。同年,陳秋貴在紐澤西的南平原鎮﹝South Plainfield﹞、密蘇里的聖路易和上海等地繼續興建工廠,隨後先後加入生產的行列。 他說:「協和最大的特色,在於產品非常齊全。美國人的住家建築和商業建築不同,賣門的和賣窗的人也不一樣,每個地區的建築規格亦隨氣候不同而異。因此,我們必須加入好幾個不同的建築協會,產品符合各地的檢驗規格。」 「此外,我們擁有自己的門窗設計師,」他繼續說:「隨時注意市場的變化與未來的趨勢,不斷製造新的產品,並且經常參加各種門窗協會的展覽,提供親切的售後服務,才能在這一行裡,維持高度的競爭力。」 對於未來,他勾勒著遠景道:「我們將繼續在各地興建工廠,目標在上游、中游和下游全部連結成一個體系,自給自足,如此方能大量降低成本。」 草根外交 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陳水扁總統在紐約市伍爾道夫旅館接受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eague﹞頒發的「國際人權獎」,所有台灣人都感到無比光榮。 當晚,在豪華的酒店裡,嘉賓雲集。陳秋貴陪同紐約聯邦參議員舒曼﹝Charles Schumer﹞和眾議員安克曼﹝Gary Ackerman﹞出席這項盛會。稍早,舒曼參議員方宣佈加入參議院的台灣連線﹝Senate Taiwan Caucus﹞,成為親台的美國重要政界人士之一。 接著在二○○四年年初,陳秋貴陪同五名紐約地方議員參加紐約台灣會館新舊理事長的交接典禮上,為台美社區帶來了盛會。 這些年,陳秋貴儼然成為台灣對美國的民間外交的重要管道之一。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競選公職時,都分別參觀協和總部,親自拜票。前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李柏曼﹝Joe Liberman﹞及台裔眾議員吳振偉等多名政要在競選過程中,亦都曾獲得陳秋貴的慨然贊助。 短短數年間,陳秋貴從汗流浹背的勞動者,變成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慈善家與藝術熱愛者,如今又是管道暢通的民間外交者,著實令眼見他平地起高樓的法拉盛鄉親們看得兩眼花碌碌。 霧裡看花 顯然地,他是迅速掘起的企業主,但他聰明地迴避了穿金戴銀的形象,給人謙和有禮的感覺。但若問:「他是什麼樣的人?」不少鄉親還得沉吟半天,思索著如何作答。因為雖然大家對他熟識,熟絡地喊他「秋貴仔,秋貴仔」,卻又不真正認識。 有人說:「他很忙。社區裡如有活動,他會參加。但來了一個鐘頭,就走了,想和他好好吃頓飯都難。」 針織企業家廖國仲說:「他與同鄉總保持一點客氣的距離。我以前在楓樹街開針織廠時,和他的工廠毗鄰。但見他忙進忙出,卻不曾好好坐下來,聊過天。」 也有同鄉說:「他作風低調,不上台高談闊論,也不當社團的什麼『長』,但如有很多名字排一起,如台灣會館的理事等,他的名字會出現在其中。大致說來,他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敵人;不說別人的壞話,也不真正和人親近。」 「他是一個發了財,對社區都有好處的人。」長期從事台灣人運動的黃再添說:「他做生意,要應付許多人,所以有些做法,不像我們從事運動的人那麼單純。但台灣人辦活動,找他幫忙,他會阿莎力地答應。本質上,他是一個有台灣心、幕後不吭聲的金主。」 但也有人說:「他贊助的活動很多。他誠然熱心公益,但亦為他的事業著想。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 無論如何,沒有人能否認他的認真與苦幹。從事電腦的蕭錫惠說:「他隨時都記筆記。每次聽到有意義的話,他就掏出小冊子,迅速記下來。他就是這麼一個自學成長的人。」 「他很用功。」陳隆豐律師說:「有一次下班時間,我和他在交通非常擁擠的布碌崙橋上,開車緩緩相向而過。我見他一邊開車,一邊閱讀,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他並且是個深受員工愛戴的好老闆。「知人善任是他的特長。」有人說:「他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的限制,所以不會樣樣插足。但他知道在什麼樣的地方,用什麼樣的人,並且充分授權。」 「他很照顧員工。」任職「協和基金」的黃維珊說:「有一次,我和他在公司開會晚了,搭他的車回市區。車經大學點公車站時,他看到幾個員工在等車,就搖下車窗,一一喊他們的西班牙名字,叫他們全部上車,然後送他們到法拉盛車站搭地鐵。」 「而且,基於自身的經歷,他很鼓勵員工進修。」她又說:「他不但在公司開設英語班,並且捐了二十五萬美金給皇后社區大學,從事教導新移民英語及職業訓練之用。」 他的告白 與陳秋貴在大學點的協和工廠上下走一圈,感覺他熟悉廠裡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台機器,叫得出每一個員工的名字,知道每個人在做些什麼。 坐在陳列許多獎狀與獎牌的辦公室裡,平日不多言的他開始一連串的告白。他說:「我的人生是不斷地接受挑戰與努力學習。我到美國後,得到許多人的幫忙,也認識不少有學問的鄉親。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自學會講英語,與美國人交往,又從美國人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我每次聽到或讀到好的字句,就趕緊記下來,等晚上一個人時,再整理消化。」 他從身上掏出一本小冊子,遞給我。我打開一看,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最新的幾頁記的是美國幾位大企業總裁講過的金句名言。 他接著說:「我初到美國時,固然有夢想。但要做什麼?能有什麼成就?自己全無點子,往後的發展都是一步步摸索出來的。在摸索與開拓的過程中,有不少主意出於別人的建議,我去實行,然後思考、調整,以後就變成我的東西。」 「生意慢慢做大後,我深深覺得要有更大的發展,必須打入美國的主流。」他繼續說:「要獲得主流的接納,就必須遵照人家的法規、制度與習俗去做。為了改變人家認為移民者都是來淘金的形象,我開始回饋社會,做些公益事業,結果得到很好的回應。」 「在與主流人士接觸後,我才知道原來美國社會有這麼多優惠的計劃與減稅的項目,為什麼我們不去爭取?」他接著說:「所以我依合法的管道與程序,獲得相當多的資源。有了充分的資源,機會越來越多,路越走越寬闊。我向來要求自己做事要做到極限,所以拼命衝刺。」 協和公司在一九九八年獲得紐約市政府頒獎,將陳秋貴帶入另一個新的境界。他說:「我在領獎時,認識一些紐約商會與政界的人士,便主動與他們連繫。因為我們公司僱用不少第一代移民,每當替員工申請身份時,如果請這些人寫寫信,會方便許多。」 「有了交往,他們在競選公職時,會來找我。我給予金錢上的贊助,彼此因而有了互動。然後隨著協和的成長,他們請我擔任亞裔顧問委員會委員,我也因此認識更多的人。其中不少政治人物競選時,會和我接洽;我贊助他們的同時,也希望他們對台灣友善些,因此在無形中,就幫自己的故鄉作了一些民間外交。」 「至於建立協和基金,則是希望集中資源,彰顯效果。」陳秋貴解釋說:「我剛做公益事業那些年,沒有明確的方向,資源相當分散。協和基金成立後,主要的目標放在兩方面:一是贊助紐約地區的社區文教,二是自我定位為重視企業責任宣揚的飛政府組織(NGO),從2002年起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台灣是我的母國,在國際間的處境非常困難,如果我有能力幫助故鄉提升國際地位,自然樂意效勞。 他接著說:「開闢協和藝廊係順勢而行。我因為做門窗生意,就搜購不少中國的古董雕刻門窗,以突顯公司的特色。搬入新的大樓後,由於有足夠的空間,乃將這些具藝術性質的古董門窗陳列出來。同時顧及許多亞裔藝術家一向缺乏展示作品的地方,乃將場所開放給大家輪流展覽,結果變成法拉盛地區很受歡迎的一個亞洲藝廊。」 對於許多鄉親看他如同霧裡看花,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麼,陳秋貴笑了起來說,這是因為他一直忙著拓展事業,無暇與人交際之故。但他接著強調,他日日夜夜歲歲年年辛勤工作,並非為了賺錢。他說:「我的生活都很簡單,不需要很多錢,就可以過日子。」 「不為了賺錢,是為了什麼?」我問。 他思索了一下,回答道:「為了施展抱負,肯定自己,也讓別人肯定。我如果看到機會,不把握、不加以發揮,就覺得很可惜,所以拼命開創。我努力做事,不盡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回饋社區,並提昇亞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譬如,我發起『滿州鄉陳氏宗親會』,成立『旅美屏東同鄉會』,大家可在此交流聯絡情感。」 「而且,當業主的人,必須向員工負責。」他又說:「我每想到那麼多員工和他們的家庭對公司有所期待,本身會產生責任感。做老闆的應該讓員工覺得公司有前景,為公司打拼有意義,在公司工作有前途,所以公司本身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求進步。」 不停向前衝 「許多人覺得你的進展像衝浪,你認為呢?」我再問。 他笑了起來,說:「我過去的確很衝。因為進了這行業,如同入山林。眼望這山,覺得山外還有山,而且一山比一山高,便積極想開發。但有時衝過頭了,變成衝三步,掉兩步,只剩一步。所以現在比較小心,只有好好向前走,不再向前衝。」 「很多人認為你在二○○一年的事業,已經日正當中。不過現在看來,當時不過十一點鐘。你認為你現在處在什麼位置?」 他笑得更開心,答道:「早上九點鐘。」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請問在您心中,有誰是您的楷模?」 這回,他倒緘默了一會兒,然後頭側一邊,眼望前方,輕輕吐出三個字:「王永慶。」 我望著他的測臉,心想: 他是一個努力的企業家 , 他有非常好的社會價值觀跟一般人沒有的使命感。 結束訪談,走在協和大樓的寬敞廊道上,我的耳際不禁響起了林強的《向前走》的歌:「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心裡但願陳秋貴的事業更發達,繼續對紐約、台灣與台美人的社區,有更多的奉獻。 楊遠薰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阿母許劉富從小就教兩兄弟,做人要外柔內剛,少說話多做事,觀念要實行到底,目標要實踐到底。奉行媽媽的話,許賢三及許正雄兩兄弟加入台美社團時,大多也是輕聲細語,很有人緣,1994年,柑縣台美商會會長是許賢三,三哥竟然能邀請到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白樂崎到家裡與鄉親開會見面,這可是空前頭一遭,AIT官員親訪南加台美社團,轟動一時。不過,更有趣的是,之後交接會長,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哥哥交棒給弟弟,由許正雄擔任新會長,成為南加社團一段美談。許正雄以一曲《Crazy Love》為自己人生增添繽紛色彩,細細品味愛的真諦。 許正雄醫師,1943年生於日據時代彰化,家有5兄弟3個姐妹,排行老四,爸爸在日據時代就是銀行界經理, 到了終戰後仍受聘任職彰化銀行經理,父親個性非常公正親和力強而且脾氣又好不得失人,雖然兩袖清風但卻得到業界地方人士的尊敬,幼時爸爸常常輪調,所以許正雄全家住過彰化,搬遷過嘉義、台南、台中。 從小功課平平,在嘉義大同國小五年級因為是新生沒有朋友,發奮認真讀書,沒想到小學畢業得到市長獎最高榮譽,除了得以進入台南初中,也讓他初嚐到只要努力耕耘一定有收獲的道理,台南人文化氣息濃郁也重人情味,尤其點心很多, 所以許正雄對台南情有獨鍾,連結婚時都立志非娶台南老婆不可。 高中時爸爸又調職到台中,所以只好再去投考台中一中,不過人生第一個轉捩點發生了,當時大家都在拚聯考,興趣放兩邊,學生以成績至上,但西洋流行歌曲入境席捲台灣,就讀高中的許正雄當時煞到波安卡的《黛安娜》和《Crazy Love》時,就愛跟著哼唱,過去是為分數而死讀書,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有愛唱歌的天份,當年廣播電台是最普遍的娛樂,常舉辦西洋歌曲歌友會,個性保守內向又膽小的許正雄,興之所致,在高二鼓起勇氣報名歌友會,由大哥陪同去參加演唱,當他對著麥克風拉開嗓子唱《Crazy Love》時,主持人對這位少年仔讚賞有加,激發起許正雄唱西洋歌曲的信心, 而這份熱愛就一直維到現在。 大學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當時就去半工半讀,不過這份半工,竟然是受邀去台中南夜夜總會客串演出,因為波安卡(Paul Anka)、耐爾史達卡(Neil Sedaka)的經典名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加上清新的學生氣質,馬上聲名遠播,還被其它夜總會挖角,所以他的打工晚上還得趕場去聯美大飯店、台中酒店駐唱;白天上課,晚上唱歌跑場,這份學生王子的歌星工作,並沒有讓他荒廢學業,功課依然過關畢業。 不僅於此,學校畢業時第一份工作就是馬不停蹄地被應聘到台南大飯店演唱,當時他是有名的學士歌星,與當代名歌星夏心、謝雷成為好朋友。台下不但有許多粉絲,而且許多美艷歌手也對他青睞有加。 當時在那個保守時代, 一位牙醫師竟然不務本業跑去夜總會唱歌, 大家都覺得非常訝異不解,但爸爸和媽媽思想非常開通, 曉得這是興趣, 而且信任自己的孩子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不會受到污染,果然他是沒有荒廢學業,也沒有染上煙酒嫖賭,對於紅男綠女都不為所動, 就是因為愛唱歌忠於表演,直到高雄鐵路醫院牙科部住院醫師時,仍然是白天做牙醫,晚上跑場子,這對許正雄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珍貴的人生經歷。 近水樓台先得月 當時心儀台南著名的牙醫師劉清,是南台灣牙醫師第一把交椅,所以想盡辦法爭取到該診所實習,因為名師督導很嚴格,他終於體悟到做牙醫的樂趣,但是工作過重,所以不得不在畢業四年後息歌,專心做牙醫師,從此就告別舞台生涯。 劉清醫師及夫人都是從小到日本留學,家教修養非常好,他們育有兩個女兒,長得都很漂亮,從沒有戀愛經驗的許正雄,對大女兒頗有好感,但是一直不敢表達,經過幾年相處,在岳母贊同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示愛,由於他看起來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劉家根本不知道他可是一位著名的駐唱歌星,不過老實的許正雄竟然沒有用他磁性嗓音獻唱加分;反而是長女劉淑娟欣賞許正雄敬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性情溫和,待人有禮的風采,決定3年愛情培養成熟後共結連理。雖然差7歲,但生日是同月同日生。許正雄一直很感激劉家,慶幸有福氣能娶到一個好"家後",他來生還希望能再結良緣。 與許賢三手足情深 學成之後就到高雄創業,一帆風順,許正雄有一位哥哥在美國,平常戀家又不愛出遠門,但美國哥哥許賢三一直鼓勵趁年輕時一定要進修,所以他又再一次鼓起勇氣,離家背井, 於1974年隻身來美,到紐約讀書打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與三嫂很重兄弟情義,不但悉心照顧,持續精神鼓勵加上經濟援助。 許正雄回憶說:「哥哥嫂嫂他們也是留學生而且也在打工,但他們捨不得讓我打工,只要我讀書, 其它的多是由他們在照應我,由於牙醫學費很貴,所以三哥把他們積蓄已久要買公寓的錢,全部挪來給我做學費,在異鄉讀書非常辛苦,但哥哥嫂嫂的溫情卻溫暖我的心,他們的疼愛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恩情。」 1978年,許正雄終於在波士頓的Tufts 牙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苦盡甘來;當時三哥許賢三不但對人重義氣,也是一位愛台人士,身為會計師,卻熱心投入社團,出錢出力,最後還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當時的許正雄只知道拚命讀書,對社團並沒有投入,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畢業後,在紐澤西猶太牙醫師診所工作三年,受到他的賞識,對於台灣人勤奮工作負責任的熱誠,令他們印象深刻,找到工作後,太太終於可以帶著大女兒來美國依親。 不過,還是三哥有遠見,認為身在亞熱帶的台灣人,在東部冰天雪地還是不適合,所以他們兄弟倆決定鼓起勇氣西遷到洛杉磯。但是加州牙醫師執照不接受其它州的執照,雖然已有東部13州的執照,許正雄仍需重頭應考,最困難的是病人臨床考試要自己準備,在加州人生地不熟,所以考試時還得把病患"空運"來洛杉磯考試,經過幾回合苦戰,終於拿到執照。現在回想起來,能沐浴在加州陽光,這裡有親切的台美社團,鄉親的人情味,都是一種享受。 1981年他們找到柑縣地域正中央Garden Grove開業,兄弟情深,決定一起打拚,三哥是會計師事務所,許正雄是牙醫診所就仳鄰而居,內部還可以相通,隨時上班都可以串門子;不只這樣,他們連住宅都要買在一起,一樣是仳鄰而居。對於到3月就要過百歲的老母許劉富,他們也是一起侍俸。母親每天跟著兩個兒子去上班,診所還有一間她的專屬辦公室,她沒事就幫忙招呼客人,可是個活招牌。 和氣生財 重情義承諾 由於經驗豐富而且對病人很有愛心,注重醫德醫術兼顧,所以從本來自己一人擔當,許正雄到現在已經有5位醫師,6位護士,算是牙醫界難得的規模,他注重醫術高超外,對於醫院氣氛強調溫暖和氣,因為他記得一句台灣俗語「和氣生財」;最令許正雄榮耀的是有兩位美國辦公室行政助理從開業至今,已經追隨他25年,還有一位助手是台灣戴太太也在診所工作20年。許正雄待他們如家人一樣,非常重情義,對於員工利益分享也從不吝嗇。 說起辦公室特色,除醫術外,不僅是華人就診,許多主流人士甚至口耳相傳,攜家帶眷只要牙齒有毛病就會來看診,對許正雄非常信任,很多20多年的老病患把他當朋友一樣看待。有一位老病患,寧願開8個小時來找許正雄就診,也不願換醫師,忠誠度百分百。 當然,對於看牙醫會緊張的病人,他也有一個撇步,愛唱歌的許正雄自己錄製一捲CD留念,當患者聽到由操刀的牙醫師親自錄製的老歌旋律,恐懼頓時融解。從事醫療生涯30多年,每天對著病患的一口爛牙,就算抱怨連連,許正雄從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極盡照護安撫,就是希望解除他們要命的牙病。 許正雄以他的經驗鼓勵年輕人,認為做工作一定要找出樂趣,而且要學會樂在其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是在誠心服務幫助大眾,不能太計較以金錢大小衡量工作,才不會覺得疲累無力感,所以他也從來沒想過要退休。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許正雄在南加開業沒多久就加入社團服務,以台美商會及醫師公會為主,1988年榮任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師公會的會長,1993年後擔任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同年也是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在前經文處長李宗儒拜訪柑縣的歡迎會上,問及參加社團榮任會長要務最多的人士,當時大家調查後直指許正雄,讓他覺得自己的服務熱誠受到肯定。 許正雄雖然是注重家庭生活,但是事實上,他在診所及社團上花了太多時間,有時他難免會覺得對太太和2個女兒感到抱歉,但是太太很賢慧,不但全力支持也讓他無後顧之憂。 所以在擔任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後,他最後決定接下全美總會重任,由於這是第一位牙醫師擔負重責,所以他深知任重道遠。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台美醫師們5月20日到日內瓦嗆聲支援台灣加入WHO觀察員第10度叩關,決定以「寧可不要熊貓也要WHO」訴求支持,認為中國要是疼惜台灣,應該是幫助台灣入會,而不只是送熊貓; Taiwan For WHO的百位宣達團,已經接受報名,可以只去嗆聲,也可以一起參加會後的旅遊團。 許正雄解釋今年工作重點,包括1.要加強寄信及文宣給會員或僑民,凝聚共識。2.在2月19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研討會,嚴明WHO對台灣的重要性。3. 會出一份特刊,省思台灣過去與WHO的關係及貢獻,將特刊印成中英文廣發給各國相關組織及海內外僑民。4.希望組織百人宣達團5月21、22日到日內瓦嗆聲。5.持續由醫師協會舉辦國際醫療義診團準備到中南美洲進行義診,促進草根外交。6.邀請第二代年輕醫師入會參與,現在僑委會正研擬年青醫師返台訪問團的計劃。 身為台福教會的虔誠基督徒,堅守基督徒的信誓,學習服務奉獻,許正雄最欣賞的一篇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愛的真諦。愛,不是只有男歡女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博大寬容和平。人總是有錯誤,要學習原諒他人無心之錯,常常保持喜樂,凡事感恩。不只在家庭、事業、還有社團,甚至對台灣的疼惜會越益堅強。 文/林蓮華

洪珠美

在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有座遠近馳名的二層樓洋房「玉美堂」,那是台灣人聯合事務會(FAPA)洛杉磯分會首位女分會長,洪珠美的祖厝。「因為爺爺期望8個孩子成家後都住一起,所以親手設計這棟擁有20幾間房、4座大廚房的大宅院」,也讓洪珠美小時候有一堆近齡玩伴,從小就是孩子王。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與母親林玉嬌婚後生了4女1男,洪珠美是家中的第3個女兒。當小小的洪珠美出生後,家族壓力降到連生3女的母親身上,觀念新穎的洪家爺爺特為媳婦「解圍」。 「我出生後,爺爺特地到媽媽坐月子的房中探視,跟她舉例『恭喜抬也罔』的故事,強調新娘子是坐在轎子裏,讓男生抬在肩上出嫁的,英國統治者也是女王,安慰她『女兒很寶貴』」。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當過兩屆彰化縣縣議員,當年家中門庭若市,常常滿座都是賓客,愛聽大人「講古」的洪珠美成為在座唯一一位小女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更讓她成為同齡伙伴的守護天使。「我小時候會跟叔叔、堂兄弟去『打獵(打厝鳥仔)』,曾因小調皮被處罰,也常為受委屈的同伴主持公道、報不平」。 白色恐怖逼親人離散 洪調舜原是國民黨員,早年想求去卻被國民黨百番刁難,後來轉到台中中區合作社任職,又因不想收取賄賂,被公司「炒魷魚」。「我爸爸不想在政治界、金融界同流合污,他的為人處事影響我很深」,也造就日後洪珠美堅持正義之道。 「228事件發生時,唸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的姻舅剛新婚就被抓到『火燒島(綠島)』,一關就是15年,他們夫妻離散多年後才團員」。當時的洪珠美因年紀小記憶不深,但她永遠記得成長過程中,父親常在大家談論國是時舉起手指,說「噓,小心牆外有人偷聽」。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已移民美國的洪家大姊趕緊為父母辦理移民來美,其後除妹妹還在台灣外,洪珠美及大姊、二姊、弟弟都定居美國。「白色恐怖的陰影對台灣人民影響很深,現在拿美國護照的爸爸仍然很怕『管政治』」。 這樣遠離政治的洪父,1993年在洪珠美巧手安排下,「參與」協助台獨聯盟份子、「台灣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突破返台。隔年5月洪珠美的弟弟結婚,想返台告知祖先的父母一回到故鄉,隨即被當地分局派員「請」到警局作筆錄兩小時,當時洪父還差點回不了美國,縱使台灣早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 當時洪珠美也被警局叫去偵訊,事後因怕被竊聽,不敢在家中聯繫台獨聯盟成員。「因為有太多台灣人被毒殺、無故消失的例子,媽媽那時拒絕食用警局送來的午餐便當,更拒絕警車護送他們回家」。 這件「護送史明」的豐功偉業,讓洪珠美家人因不捨父親被警備總部「關切」轉而責罵洪珠美,只有當事人隻字未提。「爸爸從來沒有因這件事責備過我,他只說一句『這是良心要作的事』」。 留學生太太蛻變成專業房地產經理人 1967年,洪珠美未婚夫李成奎來美,攻讀猷他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1969年踏出國門的洪珠美也到達美國,兩人同年成婚,婚後生下3女1男。當時不諳英語的洪珠美,邊就讀猷他州summer school語言學校,邊在猷他醫院工作貼補生活費,還到鹽湖城社區中心擔任社區義工,甚至開班授課。 「我從一個對美國生活完全未知的留學生太太開始做起,學會幫先生理頭髮、開車,也體驗到擁有專業及學歷的台灣移民,因語言與文化障礙飽受歧視的悲哀」。1973年底,洪珠美一家人搬遷到南加州,隔年兩個女兒才4、5歲,擁有靜宜大學商學系學士學位的洪珠美又回復職業婦女生涯,在一家食品公司擔任助理會計,負責管理每月高達100多萬元的廠務支出。 「我一直不願意與美國社會脫節,不管是工作、參加社團或擔任義工」,幾年後,因孩子要求「please stay home with us」,洪珠美選擇在家陪孩子成長,直到最小的兒子滿8歲才回到職場,轉任專業的房地產經理人。 現在,洪珠美的老大是皮膚科醫師、老二學有專精,唯目前下落不明、曾是台美公民協會成員的老三,在密西根大學景觀設計系碩士班就讀,目前在非洲修實習學分、老四是唯一的兒子,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洪珠美甚至有兩位可愛的孫子,當上「阿嬤」。 出國開視野、逐漸接受「震撼教育」  來美國前,曾糾正堂兄「批評蔣介石是劊子手」的洪珠美,因為在猷他大學接觸「台灣青年雜誌」等海外刊物,讀到多篇談論台灣的文章,才醒悟當年被國民黨「洗腦」,反而加深她日後在海外積極推動台灣事務的決心。 「這種震撼是逐漸的,像我先生在1970年擔任猷他大學首屆台灣同鄉會會長,當年就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返台時都有人跟蹤,管區員警還質問丈夫的弟弟『你哥回來幹嘛』」。 因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洪珠美與夫婿李成奎齊力創辦「台灣之音」,以電話與台美鄉親互報故鄉消息,甚至接獲許多外州來電,「台美人集聚一點一滴的力量,用我們的方式幫助台灣」。 1986年,響應由台灣大學護理系高材生陳翠玉創辦發起的「婦女台灣民主運動」,擔任南加州召集人的洪珠美,逐步踏實推廣海外台灣事務;1988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成立,以「發揮婦女才能,關心台灣事務」為號召,每年靠伊媚兒(email)跟電話舉辦兩次小型聚會、一次大型年會,身為創會會員的洪珠美跟NATWA一起學習成長,並出任第20屆總會會長,帶領會眾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拒絕扁政府以台灣名義的入會申請」抗議活動。 「今年NATWA成立已經21年,不但有專為第二代設計的NATWA II、出版年刊,還創辦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海外的台灣姊妹都因此學習成長、參與公共決策及關心台灣事務,大家相當團結」。 曾任台獨聯盟洛杉磯支盟前支部長、NATWA前總會長、前洛杉磯分會長的洪珠美,現在則是FAPA洛杉磯分會長,成為該分會首位女會長。「每次擔當新職位,每次都有成長,我也期許自己『再挑戰』,積極與加州10多位國會議員密切聯繫,推廣我們共同的故鄉台灣」。 從備受呵護的台灣女兒,蛻變到獨立堅強的台美女性,洪珠美體認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也見證台灣民主的進步及膠著,更親自參與推動海外台灣運動。在美國奮鬥的台灣女兒洪珠美,為台灣發光的堅持永不中斷。文/陳美玲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昆布勞

台灣掉到水中,美國絕不會讓她淹死沉沒,但也絕不會救她上岸。」FAPA總會執行長昆布勞明白地說著:「台灣若是要統一,美國也會尊重,相對地,假若台灣民意決定獨立,美國也不會讓台灣被中國搶走,美國人認為,台灣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台灣人民手中。」 昆布勞,若不是在FAPA為台美關係打拚16年,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曲家。 父子遨遊世界走透透 昆布勞,1958年11月24日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lem,11個兄弟姐妹, 5男6女,排名在中間;父親是二次世界大戰荷美聯軍的空軍戰鬥機空軍,後來轉成民航機師,得到父親特別地疼愛,昆布勞從小時候坐在飛機行李艙上,隨著機師爸爸遨遊全世界,從來長大時更趁著優惠機票,暑假時到各地去旅遊,父親為他打開視野,體驗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並快速適應,充滿探險性格。 因為小小年紀就世界走透透,喜歡做律師的昆布勞,決定在荷蘭選讀國際法,法學院讀完6年得到法學博士。但因為1981年,荷蘭潛水艇售台事件,他以此為博士論文得以名聲大噪。受邀來美後在馬里蘭州大學繼續台灣問題研究。 有一天,受朋友之邀前往一場5天國際時勢座談會,認識當時FAPA的王桂榮會長,在王桂榮力邀下,成為FAPA專任職員,這5天就決定他一生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深愛日本藝術的昆布勞,回憶16年前,「FAPA辦公室專任職員只有我一人,當時只想做2年,準備去日本,我寫的第一個決議案就是促請國會讓「台灣加入聯合國」。沒想到越做越想替台灣打抱不平,16年了,FAPA長大了,但是台灣仍未加入聯合國,而且會越來越難。」 1989年,只有一人,昆布勞校長兼工友,寫決議案時,沒有電腦,只能打字複貝,一一去國會辦公室打交道。王桂榮會長一年會去視察2次,「我每天都很忙,只記得王桂榮一下飛機就要去買菜,後來發現他整天忙著在做菜給我吃,台灣傳統美食的手藝,令人回味無窮噢。」 講起華文名字,FAPA前總會長王桂榮稱Cone Blaauw為“ 昆不老” ,但陳榮儒接任會長後認為,明明已漸漸老了,所以再幫他改為“ 昆布勞” 。 他幽默地說,當時侯一年只要寫一個決議案就OK,現在一年寫了6個決議案,大家還嫌不夠,昆布“ 勞” ,恐怕就是要他再勤勞一點。 黑名單中的「黑名單」 身為FAPA六朝元老,身經百戰,昆布勞想起最難忘的事,竟是「黑名單中的黑名單」;原來自1989年起,昆布勞投入海外台灣人爭民主運動,1990年,旋即被國民黨列黑名單,禁止入境台灣長達8年,。 「台灣早期官方人士並不喜歡我,丁懋時參加智庫傳統基金會,就曾粗魯地拒握我的手,當時真的感到很震驚,隔年,TECRO華府辦事處同仁要離開,我受邀歡送酒會,丁懋時竟然勒令我馬上離開。」 1986年,FAPA一直努力解除台灣黑名單,1992年,黑名單終於解除,但可能是參加FAPA,別人都解禁,唯獨昆布勞,就是不讓他入境,有一次許信良成主席帶領7人來美參加克林頓就職典禮,只要TECRO在就拒絕他進入。1996年,還是沈富雄與蔡明憲幫忙,才得以回台。 再次踏回台灣,昆布勞想起,以前少年時就曾多次造訪台灣探望外派新竹菲力浦公司的舅舅,沒想到後來會為台灣工作,1996年回到日日想念的台灣後,想到因緣於荷蘭人祖先於1624年曾佔據台灣,希望回饋台灣的心,FAPA竟然就成為他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志業。 1996年後,本土政權漸漸抬頭,更多人尊敬他,認識他。2003年,還受到陳總統肯定表揚特別頒發「國際民主鬥士」獎章,過去所受到的委曲,終於得到平反。 FAPA六朝元老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於1982年一群熱心台灣人事務的傑出人才共同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組成,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性機構,致力於增進海內外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它權益。 昆布勞身為第一個職員,如何打進國會?他笑說:「沒有秘方,只有建立友誼與贏得信賴。」回憶當時因為很年青,深知議員助理第一關,所以與國會助理建立良好的友誼,但只要對台灣好,甚至幫國會助理帶狗、做嬰兒保母、搬家做苦力,他什麼都願意作。 信賴,昆布勞十分用功,24小時隨叩隨到,國會議員想要知道台灣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昆布勞會將提供最直接真實全盤性的信息。 歷經六任會長,昆布勞適應每一個會長的作法和風格,每位會長也很尊重他的判斷力及經驗,他特別關切台灣獨立和人權問題,常讓台美FAPA成員自嘆不如。 昆布勞表示,台灣面積與荷蘭一樣大。但台灣命運多舛,人民絕對值得擁有自主權,享有獨立自由正常化國家的資格。假若自己是台灣人,會非常失望、絕望,台灣人根本不敢"做自己"。 草根外交中,猶太團體在國會很大很有錢,但對以色列前途看法卻是團結一致,從不吝於表達他們的"憤怒"。台灣受到中國打壓威脅比以色列更嚴重,但台灣人比較像棉羊,太悲觀太被動,喜歡跟著人家走,內部應該有自己團結致的聲音。 中國遊說國會勢力只有2-3年,還不夠專業,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大企業偏中;台灣內部最重要,雖然美國很願意幫助台灣,台灣不能老是想躲在美國背後。 與何燕青一見鍾情 何燕青,8年前,畢業政大國際法系,來美國首府喬治華盛頓大學就讀碩士,當初因為要寫一篇台美危機的論文,想查資料去找FAPA,後來自願成為工讀生。昆布勞當年就一見鍾情,但公私分明,昆的感情只能隱在心中,何回台工作,6年前因為FAPA遺缺,又被聘回專任,昆布勞3年前終於鼓起勇氣展開行動,直認再不採取行動,一輩子將會後悔。 相差16歲,昆布勞果然是成功的遊說客,約女主角先約會一個月試試看,由於興趣相合,被昆的浪漫深深吸引,喜愛作曲的昆布勞,還特地為何燕青譜曲"you are so beautiful",成功打動芳心,得以成為台灣女婿。沉浸在幸福美滿的何燕青,自此夫唱婦隨,是為台灣在國會打拚的最佳夥伴,神仙眷侶。 文/記者林蓮華

李彥禎和張由吏

我倆本各天一方,緣來飛進鴛鴦林;雙飛雙棲天地間,同甘共苦渡此生。 一、從一條浴巾說起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每次我沖浴後,不久或第二天,我專用的浴室的門邊的横桿上一定有人掛上一條乾淨柔軟清香的浴巾(圖二),讓我下次可使用。這樣細心的體貼,不但讓我擦拭身體時感到溫馨舒適,而且心裡感到非常甜蜜欣喜。奇怪的是,六丶七年來掛巾是那麼神不知鬼不覺,我竟連一次也沒逮到掛巾人。這不是我不知道是誰掛的,用膝蓋想都知道,當然是我太太張由吏做的,因自六丶七年前我們從北卡州搬到南加州有號稱人間天堂的「那久那有村」(Laguna Woods Village)的二房二浴的小屋以來,我們幾乎形影不離,沒有多少訪客,絶對沒有吃飽無代誌做的第三人來偷偷做。老實說,表面上這是輕而易舉,骨子裡意義卻很深重。舉例說,有時生口角發悶氣不相理睬,但浴巾照掛不誤,表示她心中仍有我、關心我,使甜蜜滲入心窩,非言語可盡敍。 ▲圖二 近兩三年來她突發奮猛做提包丶帽子丶沙發墊丶綴布(Quilt)等,不但嬴得無數人的稱讚,而且把這些精心的成品佈置整個小屋增加不少美感。突然,我靈機一動,覺得也該「投桃報李」做已獲得的享受的一點回應。於是,每天起床後,我自動把一條她自認最得意最心愛的綴布床飾(圖三)舖上我們床單上,讓她高興。我們做這些事都沒宣布或討論,祇是心照不宣,靈犀相通暗中去做而已。大概人生相處半世紀以上,心靈的磨合已夠的人,彼此不需要太多的言語便能溝通了,特別一起是嚐過酸丶甜丶苦丶馨人生滋味的夫妻。 ▲圖三 二、故事的開始 人的結緣,不論是誰,都有一段故事。我們當然也不例外。 我很幸運一生有許多情義投合的知心朋友。其中最難忘的是一群中學時的「狗兄狗弟」或所謂的「死黨」。我們不但常聚在一起玩丶一齊騎腳踏車上下學,天南地北的無所不談,也偶而做些打抱不平的俠義行為。我們非常天真浪漫丶自由快樂,盡情享受一生難再的青春期。有一天在閒聊中,忽然有人提議要給我介紹一位最「適配」的女生給我,並說第二天可能就可見到她。第二天早晨車沿公園路行進,忽然有人驚呼,她來了,要我仔細看。等閃身而過,大家迫不急待,馬上七嘴八舌急問看得怎樣,認識嗎?印象如何?我說我以前完全沒見過她,也不知她是誰,但看起來她長得蠻清秀丶端莊丶精神飽滿,走路穩重有力……,他們聞言異口同聲說,對啦,她的綽號就叫有力,真名實姓叫張由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她,聽到她的名字。此後,幾乎每天的話題都圍繞在張由吏身上。話題一打開,他們說我們兩人有很多類似的地方,譬如,我們從小學到中學都當班長,早晚升降隊伍的指揮⋯(我們不同校而各自在中正丶仁愛國小及屏女丶屛中)但我們的關係始終僅停留在上學途中相閃或僅在口上練兵而已,一點進展也沒有,因我們都不知如何接觸她,也不知她的住處。所以,我們祗有空歡喜、乾著急,直到幾個月後,救國團無意中幫個大忙。原來救國團在寒假舉辦南部七縣市各校級長在高雄中學冬令營。我們不但見了面也談過話。(圖四)(在此之前,張由吏或許還不知道世上有我這個人的存在。)可是,救國團搭了橋後,便撒手什麼都不管了。這比以前尚未認識她時更糟糕,因以前沒見面沒談話,沒有強烈「想伊」的壓力,現在情況變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何況有時隔了許多天還難得瞥見。簡直被折磨得快瘋了。後來,真的「瘋」了,我竟然無視社會的禁忌及不顧校規,「毋驚死」寫信到學校去。信寄出二丶三星期了竟如石沉大海,沒任何回應。我直覺事情「大條」了,恐怕闖出禍來,害她被責罰。我感到痛苦又懊悔,非常難過。有一天,「綠衣人」意外地遞給我一封字體娟秀有力的信,嚇得我混身顫抖。我心中暗念;判決書終於寄來了。我記不記得全文怎麼説,但永遠忘不了下列幾句話⋯…教官把我叫到她辦公室,拿出你的信,問我許多莫名奇妙的問題,我全據實以答,末了她説,看來你們兩人很純潔,各種表現都不錯,我不懲罰你們,但今後要格外小心⋯…。後來林瓊英姊(現今巴地摩爾Baltimore台灣婦女會會長)告訴我,你是她堂弟的好朋友,品學不錯,應該沒⋯」從此門禁解嚴,我們開始來往,享受青春期最難得的喜悅。 ▲圖四:早年冬令營,左營春秋閣。 前排中李彥禎,二排左五張由吏。 三、難忘的記憶 人生最感刺激丶最難忘,莫過年少時的狂妄,我們就有過這一段。 我是生長在一個非常自由放任的家庭。母親非常勤儉又溫和,從不打駡子女。父親雖生氣時聲大如陳雷公,但基本上他的公務已夠他忙,不大管我們,祇當有時他喝醉回家便召集全家大小,折筷子,講團結,訓話一番。其實,他心軟如泥,常為動人故事而眼濕落淚。有了這背景,我就喜歡什麼就做什麼。 有一天,心血來潮,我們招來幾個好弟兄妹,包括尚在小學的妹妹,雪玟,雪芬,由京,及尚未上學的由美等約十名,騎腳踏車從屏東市經里港到二丶三十公里外旗山去拜訪我的舅舅。吃過著名的旗山枝仔冰後,我們沿著下淡水溪河畔打道回府。途中無預期遇到很大的雨。我們無處可躱,祗好攤開一塊大塑膠布,由幾個男生執著四角,讓冷得發抖的小妺們穿著男生的外衣躲在其中。好不容易等到雨勢稍退,我們便急急忙忙趕路,希望在天黑前趕到大條路,即高屏公路。 那是極不容易的事,因路窄又長,後座又載著小妹。幸好老天保佑,我們不但如期趕到,而且順利找到一家小吃店。老闆見我們一群像逃難似的小可憐,又冷又餓又倦,特別煮給每人一大碗又熱騰騰丶香噴噴的米粉來慰勞大家。在進食中,眼見黑幕漸垂,擔心下段旅程難走,我趕快打電向父親求援。二十幾分後,父親騎摩托車到達。他一進門看到我們狼狽又緊張的窘熊,卻精神飽滿安好,便一言不發催我們馬上上路,他在後面照燈。當年的屛東下淡水溪橋大概在全台僅次於西螺大橋的長橋」,橋面上仍留有凹陷的鉄軌如不小心可能會被絆倒,是非常危險的,尤其在夜間騎腳踏車。一路上我們小心翼翼,鴉雀無聲,但心中惦惦不安,擔心回到家後,會被秋後算帳。沒想到一到家,父親母親都意外地溫和又關心地向我們:「很高興你們平安回來,你們辛苦一整天都累吧?趕快洗澡睡覺去。」我們聞言馬上轉身連頭都不敢回轉奔跑而去。我們雖然慶幸逃過第一關,但從第二天起,我們心裡都「剉咧等」(怕著等)不知何時大難臨頭。四丶五天過去了,一點動靜都沒有,好像事情從沒發生過似的,直到有有一天我一人獨坐客㕔時,父親悄悄坐過來,笑著問: 「可不可以談談那天你們驚天動地的歷險記的感想?」 我緊張地説:「很感謝爸那晚來帶領我們回家,不然,天那麼黑,我們可能回不來。」 父親説:「還有嗎?」 我挺上腰,頓了一下道:「老實說,那天的行動太衝動太倉促,沒什麼計劃及完整的準備,以致出了那麼大紕漏。實在很對不起,請原諒。」 「結論呢?」父親望著我再問。 「改過自新,不再重犯!」彼此稍停頓一下,我問父親: 「那麼,您有什麼感想?」父親想了一下才説: 「那晩去接你們的途中,我一直思考如何處理你們這群驚弓之鳥。等到我看到你們的様子雖然窘急尷尬,但都平安,精神很好。我知道你們那時的心情要趕快安全回家,休息。所以,決定與其教訓譴責,不如包容諒解。最令我欣慰的是,你在處理這次危機的穩重有度,我覺得你已長大了⋯」 我聽了第一次在父親面前流下感動的眼淚。經過這事件後,我恍然領悟父親二十幾歲便榮登銀行經理的寶座,他所服務過的銀行都政通人和,業績卓越,絕不是偶然的,十分令我敬佩,也成為我日後為人處事的榜樣。 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特地打電話給雪玟丶雪芬丶由京及由美,問她們是否仍記得上述的經歷,她們都不約而同說,豈止記得,簡直終身刻骨難忘。談到歷險記,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大談驟雨丶冷抖丶摸黑丶緊張、包容⋯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當年才五丶六歲的由美,至今仍歷歴如畫,記得她當年全程七、八小時坐鍾信夫兄的後座一聲也沒哀,並在大雨中仍能悠哉悠哉觀賞潺潺流過腳底的雨水而不緊張,其耐性丶冷靜,及記憶實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呀!半世紀前發生的事,今天大家仍活著談論共同的回憶是多麼令人興奮,多麼難能可貴呀!這個一去永不回的青春快樂時光是萬金買不到換不回的。 四,苦難.考驗 人的出生都要經過陣痛、疼痛。人生的旅程也會遇到苦難丶考驗。 高中畢業生第一個面臨的難關就是升學考試─偏重記憶/死背/猜題的考試。當年升學考試競爭非常激烈,居住南部或偏遠的地區常因缺乏有時效的資訊丶考場又遠離丶交通不便而吃大虧,升學率較落後。如果第一關沒順利通過,以後諸事就困難重重。我們雖都是高中直升生,卻因「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雙雙跌跤沒上最好的名校,而各自汰至私立中原的物理系及淡江的外文系,異常失望丶傷心。我家有兄弟姊妹八人,父親在金融界服務,經濟上勉強過得去。由吏家有六姊弟,父親因個性耿直清廉不同流合汚,而被排拒到山地鄉當建設課長。雖當了「番王」,收入並不豐,又無恆產,平時應付開門七件事己幾乎捉襟見肘了。第一學期東集西籌勉強應付過,但第二學期便無法以繼,毫無選擇餘地,下旗返鄉「吃家己」,不似同班同學許忠政(現許氏人參董事長)有辨法轉學到台大,及黃蘭君(當年政界紅人黃朝琴的女兒)能不愁昂貴的學費。由於沒有顯赫的家世,又缺乏高學歷專長,再加上社會對女性的歧視,要在小城市找一個理想的職業,簡直比登天還難。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她自己摸索找到幾個強差人意的工作,如在屏東西瓜大王處當管帳,在補習班刻鋼板,當小學代課老師,及當屏東民立廣播電台當廣播員(看在校時屢次得演講比賽冠軍,及小學老師的推薦才獲選。)做一段時間後,她覺得這種仰人鼻息又沒創意的工作不合她的興趣。她要以自己的才藝開創自己的事業。當她告訴她父親想去學裁縫時,她父親勃然大怒道:「早知妳要去做女工,妳上到小學就夠了。」但他卻提不出其他辦法。她堅信貧窮不是絶境,祇要有信心,有智慧,鍥而不捨,一定可以成功走出一條路來。於是,她下決心要靠自己,闖天下。沒錢上裁縫學校,她就向書局訂購有關裁縫方面的中丶日文的期刊、専科書自己研究。學理丶技巧上有問題就請教附近一位好心的女裁縫師;日文看不太懂就請教母親。把家裡的餐桌當裁剪桌,把舊衣拆開研究其結構/縫法,把舊報紙用來裁畫裁剪,再把一部古董縫紉機搬到客廳練習車衣。如此日夜苦學勤練,無師自通後,她就大膽踏出來開設「藝美裁縫社」謀生了。許多昔日的師丶友聞訊紛紛到店來看她。當看到店那麼小又簡陋,有些人表示憤憤不平說:「妳那麼優秀竟然龍困淺灘到此地步,好可憐,好令人心痛呀!」由吏回應說:「謝謝大家的關心。我雖窮困但絶不放棄一缐希望。我需要大家的關心及鼓勵,但絕不是可憐。我將很努力,絶不讓大家失望。」由吏抱定「誠信悅服」(即誠實待人,信用第一,喜悅心情,服務人群)的宗旨開始創業的第一步。由吏雖初出茅廬,但做事非常認真,一點也不含糊,總全力做得盡善盡美讓客人心滿意足而歸。舉例來說,當年流行穿百褶裙。做這種裙不但需要非常專業丶細心,及耐性。換句話說,在製作前,測算必須精準,熨工必須精巧,否則一出錯將前功盡棄。當年熨斗是用碳燒,不是用電,很不方便,而屏東太陽大店面小,非常悶熱,熨一件需數小時,熨完一件常滿頭是汗,非常難受。這種艱辛高難度的工作祗有由吏願做能做。她曾創下一天做五件的最高紀錄,而名揚遠近。如此,慘淡經營數年,生意蒸蒸日上,漸入佳境,終於能擡頭站起來了。 我在中原理工學院的學業平均雖不差還是甲等,我對物理興趣卻不高,且自認無特殊才華,加上由吏與我天南地北相隔,見面不易,非常痛苦。於是,我决定改組重考,而考進成大外文系。老實說,我對文學雖感興趣,但對外文並没什麼大興趣或天份。我之所以來成大主要是我較喜歡在自由廣大的天空遨翔,而不願拘束於小室裡團轉。但坦白說,骨子裡還是想接近由吏呀!至今回想,當年實在也够痴,情狂了。但,如無當年,何能有今日?我們都心甘情願,何悔之有。 ▲圖五 有人常說「畢業即失業」,但對我來說卻剛畢業即受騙,且栽在一位朋友手中。原來,在我快退伍時,在大學低我一屆的老鍾,忽然跑來向我求救說,他的一門主科恐不能過關而不能畢業,而她太太快臨盆,而且在台北有一個很好的職位在等他。如他不能畢業則問題太大了,希望我能代向我熟悉的教授求情。我們雖不是很熟悉但曽同屬成大棒球校隊,總不能見難不助。不久,老鍾興高采烈跑來感謝我說他已畢業了,馬上要去台北上班,並說他的人際關係很好,一定可幫我找到很好的工作,勸我不要留在小城市那是沒有什麼前途的。果然,不久來信要我寄資料給他,並說快了,請準備。我一向對朋友很忠心又信任的,對完全沒利害關係的他完全沒有疑慮,直到很久了,一向對我完全放任信任的父母看不下去要我親赴台北查證。結果,找不到那家公司也找不到老鍾,原來是一場騙局。(詳情可讀我的拙作「有愛無淚」中的「人生的第一課」)正當我傍徨不知所措之際,有一天在街上忽遇高中導師朱春生老師。他知道我的困境後馬上主動向校長丶教務主任推薦,(謝天謝地沒有人向我索紅包,而我當年還不知學界已有此陋習。)讓我在開學前吊上車尾,進了母校屏東中學執教三年。在這三年中,我完成人生三大事:1. 與相戀十年的張由吏結婚,2. 生男育女,3. 到美國留學。 五、離台赴美 長在溫室裡的樹是長不高大?留學去! 1960年代的台灣政局是緊繃,留學潮正洶湧澎湃,大専畢業生無論貧富賢庸都想盡辦法往外留學去,我當然也不例外。 但「 留學」對學文、法、社會科者不啻是「流血」的代名詞,因為獎學金少或缺,功課重又難,打工時長錢少又繁重。我就讀的北卡大(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一UNC)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於1795),學費較低,但我不是州民,須多付3倍。我辛辛苦苦帶來的美金三千元(在屛中教師一個月的本薪才九百台幤,不到美金三十元。三千美元是集縮衣節食,補習收入,及父兄資助而來。)頂多僅夠支持一年而已,而學校要求我二年一氣呵成。我是來此改修社會工作系,須修完54學分。我揑揑薄錢包,便馬上向學校請休一年,摸摸鼻子很知趣地到紐約與老同學兼難兄難弟的林正堅會合打工,「流血」去。我還幸運沒被逼到油煙迷漫丶人聲吵雜的餐館去洗碗,而在乾淨丶上軌道的日本禮品店工作。但我每天得站8小時,下班後又得趕上課(為取得I-20),課後再搭地鐵半小時走路十分鐘才抵家。往往抵家已超過十點,已差不多飢疲交迫了。然後還要洗米煮飯,洗菜切菜炒菜等等。然後才稍輕鬆與室友聊天,祭五臟廟。之後,如有餘力再寫家書,思思念念或吐吐苦水。我們四人合租相擠的公寓是座落紐約市較貧困的布魯克林區(Brooklyn),房東吝嗇刻薄,在嚴寒的冬天,室內溫度不低於華氏50度是不開暖氣的,這對來自亞熱帶的我們無異住在氷室內。這時我們皆領悟到一句名言:「有錢無錢娶某好過年」。但此時此景,四個落難的羅漢腳,除了乾擁冷被,夫復何為? 六,冬去春來 正當我們面臨生活困境,心情低落時,忽然發現有兩位「天使」住在我們的樓上一一陳柳江醫生及夫人洪美和。他們不但平時關照,常載我們購買生活補給品,並且每個週日帶我及林正堅到紐澤西徐華醫生家做禮拜。在那裡我們認識了林華山醫生及夫人劉碧珠等一群可敬的基督徒。我深受感動而受洗。最令我終身難忘的是當我要回UNC,陳柳江醫生竟然主動請假與已懷孕的洪美和夫人(圖六),開車載我回校並幫我安頓下來。半年後,他們得知由吏不久將來美與我團聚,又主動把載我南下的那部車贈送給我說,沒車等於沒腳,上課工作都會困難。這等愛心及友誼,四十多年來每憶及或談起他們,我們都不禁眼濕,太感激了。 ▲圖六:在UNC,左起:洪美和丶陳柳江、李彥禎。 1971年春,由吏提早來美是得益於台灣留學生接眷政䇿的修改,從須等二年改為一年。在機場接到身僅帶$5元,消瘦的她,心中萬分憐惜丶歉疚。一丶二年來她要工作及撫養二個稚兒實在太辛苦了。没想到,她來美第二天,她堅持馬上去附近看顧别人的小孩,賺點錢貼補。她說她要來美前有人勸她不要來以免增加生活負擔,她要証明她不是來吃軟飯的。她馬上學開車,而且在二三星期內便拿到駕駛執照。接着,她自己開車到處去找工作。她告訴我她找到一家似乎很適合她,但因她初來,英語尚不行恐不被接受。於是我們相袂去找老闆說,她有他們所需要技術,衹是英文尚有點困難,如能讓免費工作一星期,如還不行,她會自動離開。結果當天下午去接由吏時,年輕的老闆,Ralph,笑嘻嘻跑出來告訴我,由吏就是他們好久都找不到的first pattern maker (第一手樣品製作者)。她不必再試,可即日就上班。以後的最初幾年,同樣的情況一再重演,她也常在一試後,人家都再也不放她走。由於我們不願與小孩長期分離,我們儘快要把他們連帶照顧他們的外祖母一起接來。要達到這目標,我下完課,由吏下完班,便都各自趕到餐館當侍者,及西裝店改衣服。約十點回到家,由吏準備晚餐及第二天的早丶午餐,我則準備功課常至三更半夜。如此,夙夜匪懈,岳母終能攜帶子孫飄洋過海於1972年1月飛來團聚。(岳母一生勤勞,謙虛,有禮,省吃儉用,把家整理得乾乾淨淨,條條不紊。從來不出遠門,又不懂英文卻能帶二孫子來美。然後她又從英文文盲變成眾孫英文26字母的啟蒙師,並以八十多歲之高齢通過改籍美國公民的考試。真令人佩服。) 七、我的社會工作 1972年5月15日,即行畢業典後的第二天,我便到北卡東部的小城Kinston(人口三萬多)的一個智障(Mental Retardation -MR)中心一一Caswell Center報到當社會工作者。這是我早年對自己的期許,要在我精華的人生歲月之中,對人間最不幸又最無助的人群服務。北卡有四個MR中心,専門收容智商低無法獨立自立的智障者。Caswell Center是1914年設立,北卡最大的中心,有居民1800名,有員工丶專業人員約一千人來照顧其基本生活起居,舒解家庭及社會所面臨的困境。起初這些做為僅基於人道的考量,很少顧及到人性的尊嚴,人權的保障,直到1963年甘乃迪總統有親人的切身之痛,而設立新法全面保護丶照顧這不幸丶被遺棄丶被遺忘的人(約佔6%的人口)。此後,智障者所受的待遇才舖天蓋地獲得十足的改革。老實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那麼多智障的人聚集生活在一起,也由衷地感佩美國人如此人道丶細心丶慷慨地照顧他們。(當時美國花在他們身上一年一人$35,000 元,比我的年薪多二丶三倍。)他們的食丶衣丶住丶行丶教育丶職訓丶健康丶娯樂都被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一般正常家庭的小孩還強得多,又比早年我在台灣看到的可憐的智障,獨自被關被隔離在喑無天日丶髒臭濕冷的地牢小屋丶吃殘飯餘肴,到處被羞辱追打⋯有如天壤之別。現在政府要把他們真正當人看,要尊重他們丶教育他們丶訓練他們,使他們能在有生之年再回歸社會丶重享天倫之樂。為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及社會丶家庭的期待,我以最大的愛心對待他們如自己的子弟,透過無數耐心的接觸丶訪問,逐漸消除他們與家人及社會的隔絕,進而融合在一起。每當我看到這些子弟露出天真無邪的笑容,家人歡樂地擁抱,及社會人士友善的接納,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刻。 六年後,為讓我自己的小孩能獲得較合適的教育環境,而決定要搬到北卡文化、政治、經濟中心的首府Raleigh,及台灣人匯集的地方。在感人依依不捨的惜別會上,我的上司、同仁給我不少的慰勉,譽我可能是Caswell Center史上把那麼多居民,家庭,及社會拉近融合的第一個外國來的社會工作者,並問我是如何做到的?我靦腆地說:「大概是我的戇膽及愛心吧!」 八、申請綠卡的挫折 留學生要在美國長期工作,必須要先獲得永久居留權。 我在Caswell 工作有18個月的實習期,但據說外國社會工作者要申請永遠居留權很難。於是聽律師的話以由吏的専業申請綠卡。本來一切順利的,卻在面談時被打回票,因由吏己隨我換工作而離開原申請的僱主了。對此,我們失望又傍徨,為此,由吏不得已再重新申請。Kinston是小城似無此機會,祗好到95哩外的Durham去工作,於每週一至週五離家工作,非常不安又辛苦。幸好,朋友主動幫忙丶給予方便,如此持續不斷6個月。有一天,忽然福從天降在信箱裡收到寄來的綠卡。譲我們喜開望外,雀躍三丈。,我們終於能永久留在培育我們,造福我們的美麗美國了。當由吏提出辭呈時,老闆,Walker,才發現這段期間由吏的實況,而感動欽佩不已。他很不捨由吏的離開因她是幾十年來最好的裁縫師/幫手。回想來真奇,半年前我們本來找附近別的地方,卻買錯報紙,而歪打正著意外找上黑人Walker,沒想到Walker那麼熱心幫忙申請到綠卡。他不但改變我們的命運,並且無意中引導她走上此後的行業一一改衣専門店。這是或許是上帝的恩典及帶領吧! 由吏回到Kinston ,我馬上設法在我們縫紉部找工作,但該主任Kennedy總推三阻四不接納。祇好先到別的部門照護居民。有一天我和中心的秘魯裔總頭(Superintendent)在打網球時,他問候由吏近況,我據實以答。他聞言說,「我曽聽說過由吏的才幹。她真的被放錯職位了,我會馬上處理。」幾天後由吏果然便接到通知,要她馬上去縫紉部上班。再過幾天,Kennedy親自打電話給我:「由吏真能幹又認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開玩笑説:「妳不是說她英文不行嗎?不能勝任嗎?」她尷尬地説:「別再開玩笑了,現在一點問題都沒有了。」此後把由吏當成她的左右手,把設計特殊軀體的衣服或其他疑難症的艱難工作全由她負責解決。往後更又疼惜由吏如親生女兒,想送她上州立大學深造。由吏因距離過遠而婉拒後,又主動替她申請到北卡第一個設計師的頭銜,讓她從此擁有冷暖氣單獨的辦公室,五年後由吏與我決定搬離出去闖天下,Kenndy馬上很體貼帶一些衣服及現金200元説:「我相信以妳才藝一定會成功。這個小意思僅表開頭采向妳祝賀開張大吉,萬事如意。」說完緊緊抱住我們每一個人,非常不捨。此後,她有空就來看我們,我們有機會到海邊玩也一定順路拜訪她。我們繼續彼此關心來往直到她逝世。蒙她的福,由吏的生意從第一天就一直客人源源不斷地來,正如當年在屛東創業時一樣。相信在天之靈的她一定感到很欣慰。我們從遙遠的台灣來到美國與她結下如此深厚的情誼是何等有幸丶感念呀! 九、轉業、創業 我的新工作是在Murdoch Center,規模僅次於Caswell Center,居民約一千人。當初設立時有隔離的用意而設在偏遠的鄉區。我被分派到智障又眼盲的單位,照理工作更為複雜丶困難,但由於設備齊全,愛心十足大家都很快樂。舉個例,S初來中心時,可能因好動卻不能看見,情緒不穩,時常胡閙,就像著名的海倫凱勒小時因聾啞盲感到極端痛苦丶忿怒不可理喻,那樣難予管教,直到有一天無意中被一具玩具鋼琴所懾服,她竟無師自通不斷地彈出美妙的音樂來。大家都很驚喜,她也高興得手舞足蹈,不停地歡叫。從此,她似著魔似的每天在音樂室內大彈其琴大唱其歌自得其樂。(看起來儼然是名家演奏,雖然其曲難解,其詞不清。)有一天,我們把這位名符其實的「天才」鋼琴家送到電視台表演,她大出鋒頭而成聞人。S 的智商不高,口齒不清,常辭不達意,講話時,常身子前後擺動,手常握著或摸著對方。有一次,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手摸著我的臉,樣子非常誠懇丶純真丶溫柔地向我說:「I love you.」我一時怔住,感動良久。誰說智障者無知覺丶無情感,一無可取?我與智障者相處十年,深感他們純真的本性及可愛的人性,有時甚至勝於常人哩! 想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早年因發燒過度而成智障的表妹,亦有奇才。她平時講話不太靈精有點儍乎乎的,但一旦有人掉了東西找不到時,她便很快把東西找出來或指出來。有人說她可以當偵探協助警察找回失物。我來美10年第一次回台。當我抵家時第一遇到竟是我這表妹。我家人告訴我她己很久沒來我家,但那幾天她卻忽然出現並且口口聲聲説:「沙拉(我的日本名)要回來了。」沒人見到她也沒人告訴她,她如何知道的?此後數年,這種事一直重演,直到她過世,真是神奇極了。但,最令我不解的是,她僅僅對我及家妹雪玟如此。是不是她小時候,我倆最關照她,而成靈犀相通?我在Caswell時有位智商才30多的Henry,他居然不經思索馬上說出幾年幾月幾日是星期幾,而且百無一失,非常精準。後來我們把他送到阿里桑納大學去讓專家研究。智障者中有天才,或天才者中有智障?造物者真神奇! 由吏自抵美的第一天到1978年搬到Raleigh之前,可説工作不斷,但全是替別人打工,自己還沒創業。但要創業談何容易?除了需要資金/人力外,有時還需要運氣。為尋找地點好又便宜的店面非常困難我們已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有一天,我們在一家小Mall閒逛,遇到一個工人打扮,毫不顯眼的中年人。他得知我們的意圖及困境後,馬上向我們保説一星期後,你們在這裡會有一個店面。深談後才知道他是這Mall的主人,對台灣來的人很有好感,認為都是勤儉丶誠信的人。果然他信守承諾,在走廊末端,布料行的玻璃牆邊,搭起兩道簡易木板牆,圍出298呎連屋頂都沒有的小店面租給由吏。兩星期後由吏單槍匹馬上任了一一開創了日後成為北卡州最具規模的改衣業「王國」。 我是在北卡州政府服務滿十年後,應由吏的請求才正式全時加入她的改衣行業,因她已忙得快透不過氣來了。在此之前,除週末丶晚間稍事幫忙外,我對做生意是一知半解,又無大經驗。但,我緊緊記住台語一句名言:「有様學樣,沒樣,自己想」,再憑一身戇膽,滿腦子的奇思怪想,及有極堅強的靠山便開始橫衝直撞了。我上任後,秉持最初的理念:誠信悅服,加上「 更合適丶更迅速丶更省錢」的口號及行動,不斷地生長丶壯大直到比最原先的店面的八倍大,並賣起男裝來。接著來在Mall前面購地建一棟約3500呎全磚的獨立屋,並增設乾洗店。然後又在北Raleigh,西邊的Gardner增設二間改衣及一間乾洗店。我們的客源除了廣大的群眾,我們還有數家大百貨公司如Hudson Belk,J.C. Penny’s,Nostrum,Republic of Banana...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毛平吉

先苦後甘 我是毛博士,筆名靜一。小時候別人喜歡喚我大頭吉仔,自認長相不錯,尚討人喜愛,我常常自稱旗山人。旗山神社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日本派來住持神社的大和尚是大藏大師。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代的文學與哲學家。來台之前,是東京帝大的名教授。 家母探聽到他需要一位小沙彌來幫他打理生活小節,她便帶我去拜見他。皇天不負苦人心,他答應留我在他身邊打雜。我每日要挑水,讓他盥洗,我會將他的拖鞋先放在胸前暖和,再讓他穿戴。他看我每早起床便朝氣蓬勃,努力完成應做的事情。下午我們二個都比較空閒,他就讓我博學於文,教我漢學,練習作文。 我本來就是好學的小孩,很快就有了高中程度的學識。好景不常,日本軍閥戰敗,向聯軍投降,造成所有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本來有意帶我一起回日本,但他也很民主,叫家母來表達她的意見。母親淚水汪汪邊哭邊求大師寬宏大量,同意把我留下來,好讓我們母子團聚。 大師是個很慈祥的宗教家,悲天憫人,毫不猶豫便爽快地答應她。就這樣,承神的保佑,我便順利留下來,跟母親過著春暉似深海的生活。 火車燒過的「生碳」,部分變為「土碳」後,尚可回收供民間鐵工廠打鐵之用。我從小沙彌「退休」下來,接著就帶著弟弟平定撿煤渣。我是8歲,他才6歲,都自願分擔父母的困苦家計,減輕他們被歧視的壓力。我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7點半之後就準備上學,弟弟留在家裡聽媽媽使喚。我學業一直保持優等,早上學校升旗典禮,都上台被表揚。我的表姊「雪子」指著我,告訴她的同學說,「她是我的表弟毛平吉」,深深的以我為榮。平定弟在校的功課平平,他幼稚的想法,要求我帶他上台一起被表揚。我告訴他這是校長的決定,我無能為力。他似懂非懂地點頭,表示瞭解,也就不再提起。 我們之後的日子,都照常規,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然後趕上學。下午放學以後,回家做「連碳」,有人定貨我們就送。有次旗尾豆油間,要我們送一百個,送到他們府上。貨送到他們家,是一位標緻的小姐出來檢收。她父親看我們兄弟忠厚、勤勉、有禮,就想把她嫁給我們兄弟的任何一個。但她已有男朋友,他是旗山私人診所醫師的公子,我們又輸了一截,要找誰嘆氣。 日子過得很呆板,就如此,我已升到六年級,很快就小學畢業,考上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就讀初級部,三年後,被保送升入高級部。我的功課一直保持很好,畢業時是第一名畢業生。唸職校的學生,要考大學,比起一般高中畢業生要難許多。 我家窮,沒有錢上台北報考台大,退其次只好留在台南考工學院。考試前一天我先到火車站的二等候車室,佔個位置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已是六點,到衛生室盥洗後,在車站前買粽子充飢,接著趕到學校應考。福神似是永遠保佑我,放榜時我竟然名列前茅。 大二時,因為我原本就唸工科,故可參加普考。考普考的學生大部分都高工畢業而已,而我已是大二的學生,因此考起來很容易就過關了。接著,大三時我便報考高考,神永遠跟我同在,一舉又高中榜首。誰能說,我不是幸運兒。媽媽知道了又說,你答應要唸個博士學位給我,你不能食言唉! 高考及格後,我便有資格在中學當教師。當時中學有高學歷的老師並不多,我便趁勢獲得教職。兼職教了一年書之後,母校高雄工業學校的校長,要我回母校教結構學與應用力學。剛好高雄女中欠缺高三數學老師,我便應聘擔任高三代數老師。教了數年,我又動心,報考公費留學,順利出國唸博士學位。 本來想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預力混凝土,但該校額外給的獎助金不多,我便轉學到密蘇里大學,爭取到增多50%以上的獎助金。讀書對我而言,不是一件難事。我在指導教授先尼博士(Dr. Senne)用心全力指導下,如期在四年之內完成學業。他介紹我到加州沙加緬度大學任教,但當時該校只有工業管理課有缺,我便開始擔任工業管理的課程。後來因田長霖教授擔任加大柏克萊大學的校長,他邀請我到該校任工業管理及管理經營的非工程課程。 後來他仙逝後,我就應多明尼肯大學校長芬克(Fink)的聘請,到該校擔任國際商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教授兼國際事務顧問(Advisor, Internation Program)。我們二校,後來就策略聯盟,成為合作密切的教育體系。我們合作已有12年,後來因為我罹患了二項重疾,就暫時退下教職,在家修養,請來專業護士Angela Yang全天候照顧我。她是留日的護理碩士,愛心與專業是她的強項。我的生命有一半是她幫我撿回來的。恩情大於天,永生感念。

鍾宜君 陶藝家的故事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1398&prev=1422&next=1390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博士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 她說:「我的每一件作品事實上都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故事在其中,我的目標是要將大自然的美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十年的研發,鍾宜君的作品如今已在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鳳凰城、拉斯維加斯與堪薩斯…等城市展出,也被一些公立機構與私人所蒐藏。 「捏泥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越發感性地說:「妳知道嗎?當我在搓揉泥土時,常會不自而然地想著:台灣人就像大地的泥,樸拙堅韌,不管外來的政權如何蹂躪,它的本質始終不變,而且越經搓磨,越顯現內在的光芒。」 我聽了,為之一怔。一個十五歲就離開台灣、走向一個全然白人世界的女孩,原以為台灣從此在她生命中走遠了,孰料經過一番追尋,她找到了認同,從此將故鄉的情感烙在她的心懷,化作手中的靈與秀,呈現在她一個個精緻的作品中。 鍾宜君,一個捏泥的女孩,透過陶藝,道出一個海外新世代台灣人的心聲。

周清耀、黃文香

「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我,能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員,首先要感謝黃文香的付出,因為她的投入才能帶動我深入的參與,雖然我倆個性互補,但也許只顧"衝衝衝",其間容易得罪人。我參加社團遇到許多挫折,但社團中最需有度量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必竟正義產生關懷,大家做法也許不一樣,別忘了,理念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全僑聯盟洛杉磯支盟理事長周清耀有感而發地說著。 1981年來美,周清耀雖然住的比較遠,追溯民進黨還未成立前,重大黨外活動及民主活動,他從不缺席。由於過去生活背景比較苦,他習慣站在弱勢團體一邊,即使做生意圓融,八面玲瓏,但從沒流失過應有的正義感,及對強權的反感。 911之後,才積極投台美社團,起步比許多社團前輩晚,但因為活動力強,廣結人脈,愛做節目的他,與夫人黃文香,兩人總是「孟不離焦」地夫唱婦隨主持活動,在部分台美社團轉型成為較為活潑的型式發展後,他們在其間也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周清耀 從小就是好幫手 周清耀,1949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世代務農,祖父在日據時代把田地租給佃農,轉而經商做雜貨店及海產批發,祖父的店當時是清水附近地區唯一兌換糧票的地方,在地方上頗富威望。國民黨政府時代,記得上小學之前,經過三七五減租,後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沒有了田地家道中落,父親長子接下祖父的批發漁類海鮮,因為媽媽生下9男1女,他排行老七,人口眾多,父親辛苦維持生計,家境小康。 周清耀從小就非常懂事成熟,看到家中情景,當時他還記得讀小學註冊要6元,父親根本無力負擔他的學費。他為了能讀書,一年級就開始節儉存下零用錢,從小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他的每一學期學費,都是他平日自己零用錢存下繳交,以減輕家中負擔;由於家中長兄去台中掙錢貼補家計,雜貨店經營的很辛苦,周清耀放學後,一定要回去家中幫忙雜貨店工作,絕對不能偷懶,每天就是像個小大人在做生意,吃苦耐勞,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玩樂時光。 家中工作重擔影響到小學幾乎沒有辦法好好讀書,過去流行課後補習,周清耀急著想升學,6年級下學期,決定向母親開口,好不容易媽媽湊錢讓他補習一學期,終於得以考上清水初中。 然而父親實在無能力負擔他上初中,周清耀只能再度央求媽媽,表達自己想讀初中,媽媽遂瞞著父親讓他繼續讀初中。但經爸爸發現後,媽媽保証,所有的書都是跟鄰居借就可,學費自理,由於距離家中只有三分鐘路程,開銷不多,父親看他一心求上進,終於答應他去上學。 對周清耀而言,初中學費也是省吃儉用節省下來,老師還特地為他申請補助,學校也唯一只有他的學費是分期付款。從小就有美術天份,初中美術老師惜才曾想免費指導他的長才,但父親以家中無法開銷,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興趣。 初中順利畢業,周清耀實在不敢再向父親要求升高中,剛好當時大哥、二哥在台中表叔家幫忙開店賣肉鬆。二哥學了技巧後,也跟著在市場開店賣起肉鬆,順便叫周清耀看店,二哥則去當兵,因此他16歲就獨當一面出去作生意,去大餐廳送貨,學會不少做生意打交道的技巧,當然也有面對店家不滿意小毛頭來談生意的臉色,周清耀總是以誠懇化解,養成他從年輕時就有好EQ。 二哥退伍後,周清耀仍然有想上高中的夢想,眼看自己磋砣兩年,再過一個月就是高中聯考,他下定決心買了一本考前總複習,晚上看書,白天作生意。結果,竟然還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中高工夜間部機械科,讓他如願以償。 周清耀半工半讀,台中高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優異,還沒畢業就被受聘到工廠作機械操作。 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被分配到海軍陸戰隊。由於過去大學生就可以當預官,後來改制需通過預官考試,他當兵第一年正逢制度首年改變,那屆新兵80%都是大專生,周清耀相處後,十分羡慕大學生涯,也立志有一天自己要再繼續升學。 企劃頭腦贏得轉機 周清耀雖然家中環境辛苦,但在軍中展現活動力超強的天份,一連總共有156人,結訓考試竟然考過大專生,文科、武科都是第一名,文武雙全,成績遙遙領先,這也讓他奠定自信心。但是6個月後,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式,規定只要前12名都可以留下當助教。但周清耀此時發現國民黨的腐敗,原本第一名的他,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結果變成第13名,被派駐在外;有趣的是,後來還好是營長愛才,找他回去做營部代理受訓官,管的正是政戰訓練,專管國民黨黨証。 1980年,退伍之後,踏入職場,由於現場操作機械能力表現不錯,做了二、三年就升上業務部做營業課長,同時忖量已有能力考大學,所以又半工半讀,考上逢甲工業工程系。「公司董事長很疼我,為了鼓勵我讀書,學費全是公司支付,對外則說是他的求學可以幫助公司成長。這點讓我很感激,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讀書... 」周清耀感激人生中的貴人。 但好景不常,公司後來受火災波及關閉,他被空降到關係企業,為了感恩圖報,雖然英文不是頂好,他工作十分賣力,步步高升,做到經貿副理,協助海外事業發展。 更難得的是,周清耀發現公司都是OEM,明明自己的機械產品做的非常好,卻掛著美國品牌,只有擔任代工的份,市場全被美國人士控制。他遂突發奇想,寫了一份「如何在美國做生意」的企劃書,強調企業要領先腳步,就要創下自己品牌。董事長看到這份企劃案,決定就安排孫女、孫女婿,及周清耀派來美國開發市場。 1981年,來美之後,公司就設在紐澤西,不過,「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原本要大展身手,股東內部有紛爭,最後還鬧到被交通銀行託管。子公司遂很聰明切斷臍帶,變成獨立公司求生存。後來,簽証到期,另外一家公司爭相聘請,2倍的薪水,邀請他到田納西上班,並代為申請綠卡,周清耀得以留在美國,由於他的企業頭腦,不但擴大規模,還為台美機械企業做了很好的橋樑,許多台灣品牌,全部都由他服務的企業做代理,讓台灣機械產品,順利入美行銷。 做了一段時間,他當時的好友-Sandy 黃文香在洛杉磯的親戚因迷你超市急需人手,周清耀遂把股份一起買下來。在一兩年之內,又將超市擴大規模超過2倍,生意興隆後,2年以內,用10倍的價錢賣出去。 之後,剛好又有一家餐館,因為股東要回台灣,他決定買下股份之外,並做管理工作。即使餐館又是外行,但營業額還是翻了一翻,作到嚇嚇叫,原本以為平安無事,但不幸的是,出國一趟旅行之際,因為一起管理費200多元未繳,周清耀碰到黑心律師未處理好,結果竟然被搞到店面被查封,還把一個小案件弄到上法院。周趕快回國上法院,但已為時已晚,處境宛如從天堂掉到地獄。 還好,老天特別眷顧,又找到了新的餐館,在West Bonaventure 大飯店頂下一間速食店,一直做到現在,生意財源滾滾而來。不過,世事難料,2001年,911之後,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約八成移出,生意備受影響,他笑著說:生意目前尚能糊口。 從小學開始,就開始接觸做生意,對於中小企業及店面經營,自有一套獨到的看法,他表示,「生意的訣竅,首重研究消費群,有生意量卻賺不到錢是沒有本事,沒有生意量做不到是應該的,但是若是沒有生意量還能做到,就是奇蹟。」他比較偏重拿下有生意潛力的店面,花時間研究消費者需求,改變經營體質來賺錢。 雖然從小生活很困苦,但周清耀成長之後,事業堪算一帆風順。之前,他曾參加多次台美社團活動,但並未涉入其中,但911之後,體驗人生無常,生意在能維持之下,他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提早投入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心願。他選擇投入台美社團。 在台灣28歲時就已加入青商會及國際同濟會(KIWANIS)參加公益活動。1995年,也加入華人的獅子會,但因為餐館的關係,實在無暇顧及。911之後,周清耀決定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社團公益活動,首先加入聖東同鄉會,2003年成為會長。 他也曾幫忙第二屆台美小姐選拔賽任企劃總監,出錢出力任台灣會館的董事會董事,2002年,協助李木通促成全僑聯盟成立洛杉磯支盟,任首任副理事長,2005年接任洛杉磯支盟理事長至今。同時,2004年他也接任台灣大專校友會會長至今。 他非常感謝一生中能擁有黃文香,她是生活生意的夥伴,更是愛台灣共同理念的紅粉知己。從師範大專校友會,2003到2005年做會長,兩人夫唱婦隨。 黃文香熱情 周清耀艱忍 在周清耀眼中,黃文香耿直熱情,有正義感,熱中台美社團,但直覺的付出,有時並考慮周詳,就一路往前衝,不在乎別人的批評、指責、或誇讚,是容易得罪人的個性,她也可以馬上道歉,即時修正,馬上再出發,"衝衝衝"是她的缺點,但也是她的特點。周清耀不諱言,他是個按步就班的人,個性較艱忍沉穩,兩人是一種互補,有時的確也得幫她"善後"。 生意做的順利,但為了自己的理念勇往前進,卻也讓周清耀在社團跌跤過,「社團人士個個都是出錢出力為理想在打拚,與做生意不同,所以人際關係顯得更微妙,比做生意要複雜很多,必需有高度耐心來處理。有時社團因為人際問題,感情誤會被磨到連朋友都做不成,卻忘了其實大家的理想都是一致的,若能拋棄個人本位主義,放開心胸放下誤解,才能促成接近理想目標。 如何團結力量促進社團和諧,是我在社團一直在學的功課。」周清耀語重心長地說著。 文/林蓮華

應天華 駕機環球一周

旅居洛杉磯的台灣飛行冒險家應天華7月底,以82天、2萬6000多英里的紀錄,與妻子陳小平共同完成環遊全球一週的創舉,也成為全球第一對駕駛單引擎飛機環繞地球一週的華人。 1980年代就曾參與台灣第一架自製飛機設計與製造的應天華,一直對飛行念念不忘。來到美國之後,儘管當時學開小飛機仍是天價,還是想盡辦法賺取學費,取得小飛機的駕駛執照。 會想開小飛機環繞地球一週,應天華說,這是每個飛行員的夢,他也一樣,夢想了一輩子,但真正開始落實,是在10年前。 但是真的開始做了之後,應天華說,這才知道有多麼不容易,光是買飛機他就前後買了3架,「總在買了之後才發現不符合自己需求」,2年前,買進現在駕駛的這架單引擎飛機,才總算是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不過,想駕駛小飛機環繞全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陪同應天華在天空飛翔82天的陳小平笑著說,「買飛機其實是最簡單的」,其後的行程規劃、取得各地航空站的降落許可、飛越領空許可、加油等,都是大問題。 應天華說,上了天才知道,再翔實完善的規劃,都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氣候是他們一路上最大的敵人。 他們兩人才剛到冰島,就碰上了讓全球航空業也無法解決的大問題—火山爆發,連波音大客機都上不了天,何況是應天華駕駛的小飛機。但停留在一地也不是辦法,應天華只好流浪在北歐的各大小機場,趁著火山灰不嚴重的空檔,一步步想辦法飛到非洲。 除了火山灰,應天華也曾碰到2次生死交關的重大危機,其中一次是在汶萊飛往柬埔寨的途中,遭遇大雷雨,飛機上的3套雷達導航系統全部失效,只能憑著平常累積的經驗與直覺,判斷飛行方向,當看到機場跑道時,陳小平說,整個人因為放鬆,攤在駕駛艙裡。 儘管有些風風雨雨,但這一路上應天華夫婦仍碰上很多好人。一個讓他很感謝的事就發生在故鄉台灣。他說當他們在桃園機場落地準備加油時,已經是深夜時分,身上沒有台幣的他們沒法支付油費,華航地勤二話不說立即代墊,讓他們非常感激。 82天、2萬6000多英里,走過26個國家,拍下3000多張珍貴照片,成為全世界第166位完成駕駛單引擎繞行地球一週的飛行員,更是華人圈第一,應天華謙虛地說,「剛好吧」,之前並不知道有沒有華人做過這樣的創舉,但能寫下記錄,他覺得真的很開心。中央社

黃瑞宗

「我要健康,也要快樂,要有健康,才有快樂,快樂土風舞社,加油..加油..加油..」、「Happy Go, Health Go, Happy Dancers Go..Go..Go..快樂加油, 健康加油, 快樂的舞者加油」,不論是在台灣會館、國小、社區中心的舞池中,黃瑞宗熱情聲嘶力竭地帶動唱,他總是動不動就哈哈大笑,樂不可支,身懷近3百首土風舞秘笈,在南加黃瑞宗一心一意想把土風舞推廣到社區,與同好不遺餘力到處開課,即使生意做的再大,他心目中,能一輩子快樂地跳舞歌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從小就愛表現出鋒頭 黃瑞宗,1955年生於苗栗,家有10個兄弟姐妹,7男3女,排行老九,父親是公務員,但50出頭早逝,從小媽媽就十分辛苦拉拔10個孩子長大成人;從小就喜歡唱歌,表現慾超強,小學就開始擔任班長、糾察隊長,因為聲音很大又任學校司儀,童年演講、辯論比賽都是獨佔螯頭;初中搬到台北讀書,高中就讀新莊高中,大學考上輔大統計系。 他回憶:「那個年代能考上大學,同學大多是家中第一個或是村裡佼佼者,唸大學要自己摸索;但我不同,因為哥哥姐姐都考上大學,讀輔大時他們就七嘴八舌建議很多各種社團活動,在大學解放後,成績都是低空略過,但是社團活動從沒有少過,參加都是和歌舞有關係,土風舞、合唱團、還有現代舞蹈社等等。」 黃瑞宗,大一大二積極參加社團,大三就開始出師,為了迴饋社區,他親自去新莊及板橋社區辦很多活動,當地工廠多,所以為未婚男女徵友的活動,他特別在行,天生積極也樂觀外向,喜歡與人交往,超高的親和力,藉由帶動唱,搞群眾心理,不但當了紅娘到處牽線,也練就出一身帶活動的好功夫。 小時候家庭經濟關係無法學樂器,但喜歡音樂律動,他笑著說因為太愛出鋒頭的心理,所以比別人更容易吸收土風舞菁華,那個時代是土風舞最興盛時代,但欠缺師資,在眾多的條件因緣際會下,大三就已經出去教舞,還應邀到處去趕場,土風舞是世界民俗舞蹈,能做到趕場通常最普遍流行的都要有上百隻會跳的舞。為了學舞,那時候什麼地方有聯歡會,他一定到向其它舞者請益偷師,所以這當中就學會了3百支各國舞蹈,人家教了他之後,他首先到處去收集音樂,並且把所有舞步一一寄下整理存檔,並且寫成專屬的土風舞講義,因為會跳與會教又是另一回事,會跳只要音樂就可以同樂,但教舞一定要有本事"說清楚還得跳到人家完全明白",黃瑞宗不但要當社團開心果,也是社團靈魂人物。   白手起家非洲闖天下 退伍後,黃瑞宗在台灣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頂多是個工讀生,就因為哥哥在中華開發公司被派到非洲象牙海岸工作,聽說當地可以賺到錢,退伍馬上就出國跑去非洲做生意,他自認為,有種錢最好賺而且只要三個條件,就是人要集中、人要多、而且要笨(獲得資訊較少)。 他分析,50年以前,台灣人做生意天涯海角趴趴走,而且趕流行一窩峰,開始是菲律賓,後來跑巴西南美洲,之後又到西非,最後才跑中國大陸投資,近年越南、柬埔寨興起,他是屬於趕上非洲那一波的台灣生意人;他說:「那時台灣商人不是拎著一隻007手提箱,就是拉著2隻皮箱闖天下,007手提箱的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生意人,2隻皮箱則是深入險境移民撈金的冒險家。」 由於仗著大學學了一年法語,1981年,黃瑞宗決定進軍非洲,到了象牙海岸才知道那點法文,根本沒辦法應付,但只要想起老爸老媽憑著公務員窮薪水養活十個孩子,連出國到非洲機票是借錢來的,說什麼也不能回去,就憑著不怕死的衝勁,當時象牙海岸只有10多家台灣人及一些農工隊,雄心萬丈的企圖心,他就比手劃腳整個非洲跑,到處去搭便車,從台灣進口成衣、電扇、縫衣機、達新牌塑膠衣櫥、鞋子,然後到處放帳賣貨再收錢,結果一待就是10年。 黃瑞宗提及:「當年真是憨膽,什麼人都相信,有些中盤商一放帳就一兩百萬,雖然也有時會碰到倒債的霉運,但社團帶來豐富的領導經驗及待人處世的模式,累積下來的磨練,在商場上完全得以發揮,也很快適應生活;非洲有兩種語系,英語系的非洲人非常衝,但法語系比較浪漫純真,我大都做法語系的非洲國家生意,所以在非洲賺了很多錢,而且也過得很快樂充實。」 28歲回去台灣,因為弟妹班上有個同學,當時他們就想撮合但不了了之,31歲時再回去台灣一次,結果聽聞她也還沒有結婚,在大家極力拉攏下,見面4次沒想到兩人情投意合難分難捨,通話4個月就結婚,黃瑞宗得意地把太太曾淑璧拐去非洲,後來因為小孩的關係,最後還是決定移民美國,他說道在非洲是沒有第二代或第三代,大家都是過客一個踏腳板,大多數人只是想賺點錢後就離開。 ◎不埋頭苦幹 要抬頭苦幹 來了美國之後,1991年,到紐約,還是憑著一股衝勁,但有眼不識泰山,自恃以前在非洲的經驗,但到了美國就吃足了苦頭,他說:「做生意一定要抬頭苦幹千萬不能埋頭苦幹, 到美國投資都不順,來了兩年虧了很多錢,就是因為沒有遵守商業原則,了解環境再出動,而且急著想一步登天。」 跌跌撞撞之後,不但損失銀兩,整個心情更是盪到谷底,家庭氣氛也不對,後來他轉念一想決定從自己改變做起,所以訂定家庭遊戲,只要家中有一人喊出"大笑三聲",所有家人一定就要大笑三聲,全家就整天搞遊戲哈哈哈大笑,從此心情就開朗起來,後來公司還特別取名為“ Maxmile” (Maxmine + Smile)希望能” Makes you Smile“ 。 十年的法語底子,到了英語系國家就英雄無用武之地,黃瑞宗眼見兩個寶貝女兒漸漸長大,所以轉而想做點華人生意,頭腦就動到幼教事業,為了在美國發揚台灣文化事業,他一口氣代理台灣當時幼教正蓬勃發展的幼福、國語日報、信誼基金會、漢聲等兒童文物,全拿下美國總代理權,想到台灣都能賣得嚇嚇叫,美國一定更有錢途;所以特別創辦全美國唯一討論0-12歲兒童教育的中文雜誌「全程幼教」,全程地提供全面的幼教資訊。 有人說想害一個人就去教他辦雜誌或辦報紙,當時黃瑞宗可不這麼想,他把目錄雜誌化,用精美的創意把產品精緻化,一心想創立兒童天地做教育,內容十分豐富,身為主編充滿各種點子,以大企業方式大手筆經營,每一次兩萬份經銷全美,總共三期, 印制雜誌下來就20多萬美金,結果哪曉得僑民都要免費卻不肯訂貨,所以一下就虧了30多萬美金,後來檢討一下,因為華人不多又不集中,而且華人又很精,完全違背他認定的賺錢法則,只好草草收攤。 不過,拚命三郎的黃瑞宗,總覺得天無絕人之路,1992年,他看準台灣開始流行電腦字典,因為哥哥在無敵集團上班,為了要做生意,他決定與紐約的哥哥一東一西各立據點,所以1993年才搬來洛杉磯,因為移民越越多電腦辭典生意做得又是轟轟烈烈,但一到美西又忘記了教訓,想到台灣電器產業走勢強勁,決定又要再異地發揚台灣連鎖業,為了走台灣全國連鎖電器路線 ,後來真的就又花大筆資金在美西開了無敵聯鎖店,但是電器很難與老美競爭,所以最高峰曾有10多家,高潮起伏,但現在就維持在兩家,而且認命集中做電腦辭典。 眼看已是40多歲,生活平穩過得去,他決定還是老實重拾他的最愛─土風舞,1998年,去參加林先生的土風舞社,後來又與方興成立了南加土風舞社,一兩年之後,決心發展帶動南加土風舞風氣,再出來自創核桃土風舞社,後來又創辦了柔似密快樂土風舞社在台灣會館,在去年首創爾灣土風舞社,隨著團員增多,內部團員有的意見分裂後,就另起爐灶,雖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他轉念一想土風舞社卻因禍得福,現在洛縣附近就有8個土風舞社,想到與方興從開始合作發揚,接著越來越多同好加入陣容,土風舞終於在南加發芽茁壯;現在他要到爾灣柑縣去播種。預計以柑縣人口應該要有2個土風舞社。 未來還想到主流提倡土風舞社,有鑑於台灣後來就是後繼無人,他希望南加土風舞能源遠流長,所以他也想創辦小羚羊土風舞,讓土風舞魅力重現,他一點都不認為土風舞的趣味會趕不上現在青少年的嘻哈風。  ◎想成立一個快樂的舞者之家 許多土風舞同好都知道黃瑞宗有2個大夢,第一個想要在南加創辦舞者之家,是一個以跳舞的主題活動中心,有兩個大廳,大廳可以容納千人,也有有200人中小型教室,前迪斯可舞廳與社交舞中心,自從華美冰宮及南海岸爾灣文化中心落成之後,他更有信心,認為離夢想不遠了;希望70歲之前,能以台美人之姿,看到"舞者之家"落成,在裡面的各式舞者都能快樂地跳舞。  第二個希望有機會能夠成立台灣快樂志訓營,提供一個營地給各種志工訓練,他認為,這個夢想不但是迴饋回台灣,而且極為需要,也比較好實現。 至於,大家很熟悉已發行第19期洛杉磯華人商業區地圖免費贈送也是由他發起,作為迴饋社區的服務,最近,他也在生活電台做主持人,教導大家學英語的技巧,每週四晚上8點。腦子隨時充滿各種點子,他始終堅信,人不能決定生命長度,但夢想可以讓生命拓展它的寬度,正如他最喜愛送人的禮物,馬克杯子上印有戰勝自己,全力以赴,天下無敵。 文/林蓮華

盧主義 與三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已是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一切猶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幾個朋友認識。」盧主義說:「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一行人於是搭了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大家沿著市場街,緩緩步向宏偉的市府大樓。時值中秋節,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林榮勳遞給我僅有的一塊月餅,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餅,心底無限溫馨。」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遐邇的獨立大樓就在不遠處,即使望不見,那著名的自由鐘彷若無聲地敲打著他們的心。四個月後的一九五六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註一﹞」,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留學生 盧主義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到美國留學,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當時聽說一位國民黨大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那年的役男特准未當兵即可出國。盧主義把握這機會,央請宣教師孫雅各﹝ James Dickson﹞牧師為之介紹,獲得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入學許可,便趕在年底匆匆出國。其時,他已考上人人羨慕的台大醫學院,卻只唸了三個月,即瀟洒地揮一揮衣袖走了。 「我生長在一個抑鬱的年代。」盧主義說:「我讀港﹝Minato﹞小學時,看到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覺得很失望。唸初中時,又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深感台灣人很可憐,始終當二等公民。讀到初二,遭逢二二八事件,親歷血腥恐怖的大屠殺。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政治陰影。那時真希望有機會能出國透透氣,也見見世面。」 他的父親盧牧童在台南作食品生意,是府城最古老的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因為望子成龍,就積極支持他出國,因此盧主義成了早期的台灣人小留學生。 他在十二月抵達天寒地凍的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起新奇忙碌又帶點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也姓盧,同樣經孫牧師介紹而來,但與盧主義沒有親戚關係。這個盧建和畢業台中一中,父親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由於兩人同在馬卡里斯特學院,很快成了好朋友。 一日,主義在圖書館唸書,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著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主義一口氣讀完,覺得意猶未盡,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索有關台灣的書報。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一九四七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讀後情緒非常激動,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由於志在學醫,一九五五年,主義大學未畢業,獲得費城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即在九月抵達費城。他到費城之前,先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代為介紹費城的同鄉。因此他到費城後不久,即有楊東傑醫師拜訪,和那晚難忘的聚會。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聚在一起。他們當中,楊東傑最年長,盧主義最年輕,林榮勳最早到費城。其中楊東傑、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皆來自醫生家庭,曾一起賃屋而居,也曾共同在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交情相當親密。 林榮勳畢業台大政治系,於一九五二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他就讀台大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九四九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 陳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他在台灣時,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與軍中同袍合組樂團,在蔣介石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攻讀國際關係。他抵達費城後,即與林榮勳住一起,政治想法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 楊東傑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大學,一九四七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惡劣。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相當活躍,後來當上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楊醫師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後,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台獨運動亦不陌生。 林錫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自台大化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即到新墨西哥大學深造。一九五五年,他取得化學碩士後,即轉往費城的賓大,繼續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每聚在一起,就猛烈批評國民黨。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便提議成立倡導台獨理念的組織。但畢竟革命是殺頭的行業,大家的心頭都有許多顧忌,所以此話一提出,便引起不同的議論。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當時,林榮勳與陳以德攻讀政治與國際關係,論起時政,自是侃侃而談。而盧主義自認也讀過不少有關台灣的論述,辯起論來,亦理直氣壯。主義說:「幸好每逢遇到僵局時,就有老大哥的楊東傑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在爭論中,他們也激盪出不少共識。盧主義喜歡投稿,那年十二月,他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支持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免日後台灣淪入共產黨手中。此文獲得刊登,大大鼓舞了眾人的士氣。盧主義這時再提出組織事宜,終獲其他人的相繼同意。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在費城共同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是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是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了明尼蘇達的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則邀請他在台中一中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在那提倡台獨具有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可說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 一月間,他們在寄出首期「三F」通訊,正式宣告組織成立,並揭櫫其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此後兩年,「三F」一共發行十一期通訊。通常盧主義編輯,林榮勳、陳以德和主義三人撰稿。稿子寫好後,交給陳以德的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但不久,盧主義與楊東傑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錫湖的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十分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這麼困難中,逐漸散播出去。 這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台灣民主獨立黨」的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那年正月底,盧主義寫信給廖文毅,告以美國「三F」成立,希望與之合作。 不久,廖文毅回函,希望「三F」派兩名代表,以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建議台灣宜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刻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著自己的去路問題。他自「三F」成立後,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州﹝Montana﹞的國家公園打工,獨自在寂靜的山區裡反覆思考,終於決定放棄醫學,轉讀政治。他說:「我當時覺得倘若台灣的優秀人才都讀醫,萬一台灣真的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何以治國?」 也因此,盧主義過完暑假,沒有回到費城,反倒北上明州,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市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習政治。 但顯然地,他的父親對他二度離開醫學院非常不諒解。在盛怒之下,斷絕其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修較多的課,日子過得如走馬燈。但在團團轉的生活中,他仍繼續編寫通訊,宣揚台獨的理念。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六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他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收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求學的盧建和突然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三F」的事情。隔日,兩人遂到明尼阿波里斯的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主義與建和必須向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終於讓調查員相信「三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因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三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無可否認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所有「三F」的成員是一大衝擊。大家對「三F」的未來,議論紛紛。那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過了六年。事情的發展與原先的計劃顯然大有差異,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顧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就讀。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準備要到紐約打工。赴紐約之前,他先回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開會。 一九五七年年底,「三F」的八個成員在會議中,對組織的未來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三F」改為學術社團,盧主義則力主繼續獨運。他說,「三F」如今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獨運,但組織需要變更名稱。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正月一日,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向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發表《中國死巷》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一九六○年十月,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歲月。 二月間,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三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主義在發刊詞中,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權利,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立論鏗鏘有力。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界的矚目。 盧主義解釋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外交季刊】為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印尼副總統哈塔﹝Mohammad Hatta ﹞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是全球一時之碩彥,。 其二,此文乃第一次台灣人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其三,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就法律觀點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歸屬為何,因此台灣地位實際未定。 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的反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變成可笑的神話。 至於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而蔣介石的政權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軍隊與特務統治島民的的外來政權。在政治上,台灣已長期與中國分離,台灣人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盧主義又說,此文係根據他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改寫而成。依當時明大之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提交論文,才能畢業。一九五七年秋天,盧主義以探討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竟因此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的第一名,使他非常興奮。 他於是懷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將這篇論文寄到美國的【外交季刊】。不久,他收到編輯的回函,指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他因此改寫兩次,終於獲得採納。 「該文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刊出。」主義接著說:「但後來編輯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篇蘇俄元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臨時需要刊出,所以此文延至春季方登。結果這篇文章在四月發表後,據說蔣介石震怒異常,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所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獨盟同志們皆雀躍萬分,誠如盟員楊基焜所說:「在那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談論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主義感到驕傲。」 與西方學者筆戰 自《中國死巷》一文在【外交季刊】刊登後,盧主義信心大增,往後勤磨筆劍。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進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就讀。不久,他在另一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連續讀到四篇有關台灣的文章,認為有必要回應。 這四篇論文分別由澳洲的大學教授林賽﹝Michael Lindsay﹞、英國前外交部長西利﹝Denis Healy﹞、哈佛大學的中國權威費正清﹝John Fairbank﹞以及澳洲評論員華納﹝Denis Warner﹞所撰,各自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前途。其中,林賽教授在《台灣的前途》一文,肯定陳誠治台的治績與土地改革的成果。華納在《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文,指稱台灣人對國家前途無定見,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日後將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繼續維持與中國分治的事實。 盧主義因此撰寫《台灣人知道要什麼》一文,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共和】刊出,作為回應。他指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人民無生命與自由的威脅,相信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接著敏銳地批評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說,一九四九年國府施行的「三七五減租」,表面上農民受惠,實則政府獲利。因為農民承租土地的租金,雖然由農作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五,但因政府壓抑糧價,強迫農民以稻米低價換取糧食局供應的高價肥料,農民實際得不償失。 至於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對地主的變相剝削。因為地主被迫只能保留三公頃的二等級水田,其餘農地必須售予政府,售價是主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政府以七成的「米糧債券」和三成的國營企業股票作為支付。結果當地主以債券兌換米糧時,政府給的是非常劣質的米糧;所領取的國營企業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所以地主深蒙土地改革之害,農民亦未受惠,只有政府是最大的贏家。 此文刊出後,國府駐華府全權公使朱撫松奉命為文反駁,【新共和】的編輯將之轉給盧主義。兩人的對答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新共和】刊出。結果四十年後,盧主義方發現,前總統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於探討台灣土地改革方面,有不少論點與他當年的見解不謀而和。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此外,日本的王育德等人於一九六○年在東京發行【台灣青年】刊物,盧主義亦寫信與之聯繫,雙方互有往來。 喜遇海倫 一九五九年秋天,聽說有兩名護士自台灣抵達費城,林錫湖在家舉辦迎新餐會,盧主義專程自紐澤西的普林斯頓趕來。 五十年代,女留學生鳳毛麟角,倒有一些護士應聘出國就業,成了眾多男生追求的對象。那日,在喧嘩的餐會裡,生性害羞的盧主義靜靜站在一旁,凝視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後來,他向朋友打聽,才發現他所傾慕的對象並非原先慕名前來的護士,而是一位剛到賓大 唸社會學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Helen﹞,同樣來自台南,父親也做生意。 主義不由一喜,心想這緣份來得可真巧,於是提起勇往直前的作風,殷勤追求,果然旗開得勝。四個月後,小姐書也不唸,心甘情願嫁他當家庭主婦。 時隔半世紀,在賓州蘭斯德爾鎮﹝Landsdale﹞,盧家典雅的客廳裡,海倫指著正面大牆一楨放大的照片,笑盈盈地說:「當年就是被他這個樣子迷住的。」 照片裡的青年頭髮濃密,五官俊美,沉思凝視的神情令人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難道這是主義? 「是啊,他年輕時就是這個樣子。」海倫含笑答。 她接著說:「我大學畢業,嚮往外面的世界,對父親說,我要到美國唸書。父親只問了一句:『需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數字,他真的給了我那麼多錢。臨出國前,母親問道:『女孩子唸那麼多書,回來找不到對象,怎麼辦?』我順口答:『那就不回來了!』沒想到一語成籤,後來真的很多年回不了故鄉。有時想想,實在愧對父母。那年頭,黑市換美金,還是五十塊台幣換一塊美金呢!」 她又說:「我父親在台南開一家製麵工廠,家裡一直僱用許多人。我在家時,幾乎不曾下過廚。婚後,家事一竅不通。煮飯作菜,還是主義和其他留學生太太教我的。剛結婚時,也沒有金錢的概念,等真正捉襟見肘了,才學著一分一角地算著用。」 主義婚後大抵稱心如意。那年五月,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事務學碩士,攜海倫回費城老巢,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博士學位。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將全副心神放在獨立運動上。 其時,台灣留美的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人士亦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後隨著組織顯著成長,獨盟主席的選舉亦趨白熱化。 揮淚告別獨立運動 一九六○年是盧主義生命的分水嶺。他從年初的喜獲愛侶,年中的榮獲名校碩士學位,到年底的一場跌得遍體鱗傷的選舉,箇中感受,非他人所能揣測。 那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一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縱使往事如煙,創疤已生厚繭,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地挑選簡短的字句,盡量輕淡地將這事帶過。 他說,當時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之角逐。選舉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的錯綜複雜,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日,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願接受事實,計劃中的全美會會長選舉遂告流產。兩項選舉,讓我對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非常失望,更因為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極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繼續留在獨盟,但心情時浮時沉。他發覺現實與理想之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自身難以掌控。如此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春,他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決定退出獨運。 他說:「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分析自己,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我最感難以釋懷的是大家都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如果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 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裡,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由於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一門很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他從入門精算員做起,過起上、下班的生活。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數學。」主義解釋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譬如要計算養老年金的給付,必須先熟悉政府的法令、公司的退休制度、員工的薪水、支薪的週期與服務的期限等等,然後計算多少年後,每個週期,公司應給付多少等等。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能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便算十分順利。」 到賓州信託工作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小鎮,每天搭火車上、下班,規律地在人生的另一個軌道上衝刺。 他說:「辦公室的行政工作很多,每天加班,往往回到家,都已燈火通明。週末得整理庭園。有數年,我們住在一片四英畝的房地,四周全是樹林,我每個週末都在砍樹、鋸樹。」 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一層層地向上爬。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了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一九七八年,他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隱居賓州小鎮數十年,共同營建出一個安穩且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盧主義退出獨運後不久,賓大又來了一個熱心的留學生。唸經濟的羅福全開朗又熱情,太太毛清芬很會照顧其他的學生。他們夫婦倆加上一個古道熱腸的王博文,很快又將費城的台灣人活動帶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繼起,台灣人運動還是不停地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這時已紛紛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一九五六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在一九六○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紐堡茲﹝New...

羅福全與毛清芬 回首來時路

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林榮松

「現在不去做以後就會後悔,所以再苦也要甘願做。」在南加台籍社團中,聲音像雷公,個性像關公的林榮松,身上揹負著許多頭銜,一路走來,不論曾經置身暴風圈或是走過泥濘路,在各種支持台灣意識場合中,他總是身先士卒,以南部人的草根魅力,透過麥克風喊起話來 ,感性又熱情,全場馬上燒滾滾;他可以是在台上侃侃而談鼓勵大家「愛拚才會贏」的領導人物,也可以在台下只是個幫忙照相記錄打雜的義工。 「過去228時老一輩很努力但結果失敗,有的被槍殺有的被關被抓,『台灣真的能追求民主自由、獨立自主嗎?』我以前認為要讓有組織有財富有資源的國民黨下台是不太可能,直到1996年當總統可以直選時,經由選舉可以公開討論思考台灣的方向,覺得台灣人的機會來了,海內外鄉親奮鬥那麼久,只要不放棄,就一定會開花結果!」台灣會館現任董事長林榮松鏗鏘有力地說著,站在創造歷史關鍵時刻的十字路口,他學會弱勢者一定要有危機感,唯有撩落去,不容退縮軟弱,咱e心願咱e夢才能完成。 林榮松,美國洛杉磯麻醉科醫師,曾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海外阿扁之友總幹事、民進黨美西黨部評議委員召集人、僑務委員。 標準的母語家庭 林榮松生於1950年的高雄茄萣鄉,阿公當時是做魚塭,日據時代台灣孩子讀書選擇少,阿爸和叔叔因為成績優異最後都去做醫生,兩人當時是下茄定鄉僅有的醫生;家中有二男五女,身為長子, 5歲時,父親為了孩子教育搬到高雄鹽埕,就讀前金國中的資優班,然後考上雄中,又很順利考上高雄醫學院。「我從小生平無大志,功課平平,在大學很喜歡運動,書包裡沒有書,裝的全是球拍及棒球手套,喜歡翹課坐最後一排,反正只要能維持在中間水準就好。」 但大五時,他卻一反常態每堂課坐到第一排而且很拚命地認真讀書,因為那是愛的力量,當時他煞到葯劑系成績超優第一名女學生石秀文,為了追到她,功課總不能太差吧!當時純純的愛,卻因為男方要當兵,女方出國留學而中斷,直到在美國重逢,因為石秀文很有愛心,在明尼蘇達大學與好友發動向美國各地留學生募款給在台讓失學的貧困國中學生,遠在田納西州接受麻醉專科訓練的林榮松總算喜獲佳人訊息,再度舊情復燃,最後結婚育有1男1女。 「我們家是標準的母語家庭,所有孫姪輩全都會講母語,家中雖然沒有政治背景或淵源,但都認為真正愛台灣,最起碼要把母語傳承下來,尤其老大林文貞及老二林文勝,從小就訓練他們演講,答嘴鼓,現在他們都能講流利的台語,女兒較有語文天份SAT英文還考到800分,這得歸功於媽媽教的好。」 林榮松驕傲地說著,對於太太石秀文大才小用,他希望在台灣會館擔任教導台文義工的老婆, 能請教專家輔導台文學校發展成「台灣學校」,在會館教導台灣四大族群的語言。 生命的第一個颱風-NATMA 林榮松出國以前在高醫附設醫院做了2年婦產科醫生,出國前原來是計劃繼承父業,但婦產科實在太苦了,所以在美國改選一種較不受病患約束的麻醉科醫師,也因而有機會在1985年一腳踏入才初創一年的台灣人醫師學會(NATMA)。 1986年搬到加州,當時還有另一個台灣醫師學會,比較沒有政治色彩,林榮松認為,NATMA的意識型態較強,在黑名單陰影下,經營得很辛苦,自己個性雖然很雞婆又不是很有智慧,但只要一旦被認定是很重要,他就會像牛一樣拚拚拚的奉獻心力,尤其這些醫生很多都是菁英,本土意識堅強支持台灣的中堅份子, 一定要讓NATMA壯大起來,他總是這樣想著。 做過分會會長及總會會長,他最津津樂道地就是政府以前一直不重視WHO,重心放在WTO,民間爭取2年,但政府一直沒有動靜,1997年由台灣的醫界聯盟李鎮源教授倡議,第一次以「台灣加入WHO宣達團」為活動重點,國外由北加創會會長周烒明帶隊,由南加來負責組織聯絡中心,一起去瑞士日內瓦陳情抗議,一直到今天加入WHO仍是該會活動重點之一,政府現也列入宣達重點,所以大家計劃明年要找100位陣容再去,而且要把使命傳到第二代。 2000年年初,堅持組織海外阿扁後援會,賣力為阿扁助選,本來沒有預期阿扁會當選,結果阿扁竟然成為陳總統,台灣人出頭天,可說是林榮松最春風歡喜的一年。不過,那年他一人擔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會長、南加州台灣會館會長、海外阿扁之友會總幹事、及新科僑務委員,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也成為紛爭的開端。他萬萬沒有想到,一時之間,成為亂箭紛射的箭靶。 在對方指責的帳目爭執中,他自認坦蕩蕩,公開檢閱,也願負起責任,他提及:「起因是一些對NATMA沒有感情的局外人從中攪局,事態才會越弄越大,事情拖延兩三年,已在今年得到平反。」他接著說道:「過去個性就是太衝太硬,神經又大條,覺得無所求,所以說話不會拐彎抹角,也不會哈躬折腰,怎麼得罪人都搞不清楚,經過這個事件,雖然性格天生沒法很細膩,但已慢慢學習做事要有柔軟身段,要替對方多想一點。不過,如今証實個人創傷換來NATMA更加成熟制度化,大家尊重組織章程,也算是正面的收獲。」走過風暴,人生還是要繼續向前走。 台灣社團的家─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在林榮松眼裡,台灣會館是此間鄉親用愛建成社團的家,七年前,台灣會館籌備會開始密集地每週開會,碰到困難,就同心協力解決問題,最後在洛杉磯台灣人大團結的氣氛及號召下,在三個月完成「千人餐會,百萬募款」的歷史使命,林榮松從頭到尾都親身參與,更擔任創會的第一任會長,一切從無到有,此中的酸甜苦辣讓他對會館的感情深厚無比的,他家中三代八人,包括他外地的唯一弟弟及弟媳都是會館的永久會員。 他擔任台灣會館董事長的兩年任期中,今年九月底的募款晚會圓滿落幕後,他兩年都籌到會館足夠的預算,他最主要的任務己經完成。會館「服務、和諧、懷鄉」的宗旨當時就是林醫師想出來的,會館做得好不好由鄉親來評論,但他很驕傲地說會館不是一個只設計來接待高官貴人的象徵性圖騰,回顧過去一年多的總總,會館實在做了不少多方位的服務的工作,而且會館應該站出來,應該表明態度時,他認為皆做到了。洛杉磯有很多人才,有新的領導才會有新的思維,老幹新枝一起繼續來關心會館,會務一定會蒸蒸日上。2006年,林榮松卸下董事長職務接棒,就像在NATMA一樣,他樂於做志工,繼續服務鄉親。 「所有的事情裡,最難解決的就是人事問題。」台藉社團人才濟濟,有些做法不同,性格各異,林榮松衷心希望,不要讓個人恩怨擊垮最初的理念夢想。對於民進黨執政5年,許多鄉親「愛之深,責之切」,認為扁政府應該要長進,不要再軟趴趴,熱情與耐心都在消退中,他語重心長地說,「選民是很健忘的,但自有判斷力,咱e任務還未完成,為著下一代子孫的尊嚴與幸福,咱就算有點失望也要堅強地像不倒翁,再大的困難咱e攏未倒!」。 文/林蓮華

楊信 白手起家的故事

這是一個典型勵志、白手起家的故事。 彰化埔心鄉下的窮孩子楊信(Jackson Yang),從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木珠坐墊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小小的垃圾桶更讓事業到顛峰。簡單不過的家庭日常用品奠定了事業版圖,楊信卻依然保有台灣農村孩子的純真和羞澀,對自己被稱為「台商創業楷模」,楊信搔搔頭,露出害羞、靦腆笑容說,其實是「小兵立大功」。 只要努力 美國錢淹膝蓋 「人家說『台灣錢淹腳目』,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錢,才是真的淹腳目,市場潛力無窮大,只要努力,到處是機會,淹到膝蓋都有可能。」 站在托倫斯(Torrance)市面積16萬呎的「Seville Classics」倉庫裡,看著起重機來回穿梭的楊信,認為自己從1986年至今將近20年的「美國經驗」,是「事業第二春」。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是為了子女教育舉家遷移,想辦身分而成立公司,現在已經成為橫跨美、亞、歐三洲的集團,包括副總統呂秀蓮、星雲法師、前駐美代表程建人等台灣首長都曾經到Seville Classics參訪。 對楊信來說,到美國的發展是「無心插柳」。「1984年暑假,我和太太帶著孩子到美國渡假,沒想到孩子們對美國印象大好,覺得這裡簡直是天堂,就不想回台灣了。」楊信和太太柯巧玲,因為不想讓孩子承受台灣升學壓力,決定由柯巧玲先帶著5個孩子赴美,楊信則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內(人)在美(國)」,過了兩年空中飛人的生活,1986年到美國來和家人會合。 兩個小兵立大功  當時在台灣以經營國際貿易闖出一番天地的楊信到美國來,因為環境和台灣完全不同,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後來覺得買東西進美國,賣給當地市場的貿易應該蠻有作為,決定拿台灣做貿易的經驗,試著在美國創業。「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應該賣什麼呢?」楊信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週末到跳蚤市場擺地攤了解美國市場及消費者口味,每一、兩個月到台灣、中國挑東西進美國賣,東試試,西嘗嘗,時機終於來臨。 楊信說,有一次回台灣,他發現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座位上都有一個木珠坐墊,忽然靈光一現!「我想,美國什麼沒有,就是車多,但是卻沒有類似的產品,應該很不錯!」念頭一起,楊信心一橫,買了2,000個木珠坐墊,付了10,000元美金,帶回美國交給負責業務的老美,卻被澆了一頭冷水。 「老美業務跟我說,楊先生,這是你們老中的東西啦,美國人不愛的!我就想,那不行呀,我東西都買了,怎麼辦?」不信邪的楊信決定再出去擺地攤,並以自己作為「真人實證」,以「涼爽」、「按摩」為兩大功用推銷,「沒想到一個周末下來,竟然賣得很好,一天幾十條沒問題,原本5塊美金成本的坐墊,我可以叫價到15美元!」楊信後來跟老美業務說起大賣的情形,「他也很驚訝,就說,好吧,那我去試試看。」 楊信把坐墊取了個「舒適珠」(Comfortbeads)的名字,設計精美硬紙盒作包裝,貼上舒適珠擺在車墊上的圖片,寫明功能,定價12.99美元。老美業務也爭取到東岸一家20間連鎖居家生活用品店「上架兩星期」的試用期。 「東西送出去之後,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在美國的第一次出擊能成功。」上架一個星期之後,楊信就接到客戶的電話,希望能夠立刻補貨,並且訂下長期訂單,「因為賣得太好了,連他們都覺得意外。」楊信放下電話,立刻買了張到中國的機票,尋找合作工廠。 這個「舒適珠」,三年內在全美國賣了1,000萬條,讓楊信賺進到美國後的第一筆錢,奠定事業基礎。 1997年,楊信在日本一家頂級日用品百貨店見到荷蘭公司出產的腳踏板不銹鋼垃圾桶,將他的事業推向高峰。 垃圾桶,大部分人覺得基本、簡單到再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楊信眼裡卻是無窮的希望。他將歐洲生產的頂級、昂貴不銹鋼垃圾桶拿到台灣生產,降低成本;將原本是大師級的設計品普及到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的價格範圍,打入美國市場;加上大兒子發揚光大,將垃圾桶當藝術品包裝,設計成各種不同的造型,配合近年來興起的極簡時尚風,短短4年間年營業額達到一年5,000萬美元。 現在,Seville已經是美國不銹鋼垃圾桶的領導品牌,也是多家大型連鎖賣場的上游廠商,包括好市多(Costco)、標的百貨(Target)、Bed Bath & Beyond、山姆俱樂部(Sam’ s Club)、沃爾瑪(Walmart)都是主要買家。 楊信透露,美國家庭裡的不銹鋼垃圾桶,有80%以上,都是從這裡出去的,桶子上都有「Seville」的招牌。 從不銹鋼垃圾桶延伸,楊信看好金屬展示架市場,全力衝刺,成為這幾年的發展主力。他說,這個每層可以承受300磅的金屬架簡單組裝、堅固耐用,無論是家庭、學校、辦公室,處處都用得上,「民生必需品,或許聽起來不太起眼,卻可以像滑水的鴨子,慢慢游,遠遠游。」 目前,金屬展示架每個星期要進30個貨櫃,銷售量每個月都還在增加,市場佔有率,大約是全美的50%。 不計成本 根留台灣 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經由電視新聞的畫面,人在洛杉磯的楊信感同身受,決定為自己的故鄉做些事。不在乎要多花5-10%的成本,楊信將在中國的不銹鋼垃圾桶生產線移回台灣,響應政府「根留台灣」,2002年5月開始實施的「006688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擴大案」之後,在彰濱工業區、台南工業區都設有工廠,「我們現在所有的不銹鋼垃圾桶都是從台灣坐船來的,一個星期大約有100個貨櫃,百分百的『made in Taiwan』。」 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家庭的財力支持,楊信從一個得吃地瓜便當、赤腳趴趴走的鄉下小孩,成為今天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老闆。 1944年出生在彰化埔心鄉下的楊信,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那時候真的窮得不得了,故事講起來,家裡小孩都不相信,覺得我在編故事。」 楊信說,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物資缺乏的年代,農村裡的情況更糟糕,窮到連唸書的錢都沒有,每學期開學前,他就見母親到處借錢,讓小孩交學費,等一年兩季的稻米收割,留下一點點白米,其他的全都拿去賣錢,才能還清借款。「所以,雖然家裡種田,每次中午吃便當,卻是我最難為情的時候,別人打開盒蓋是白米,我的便當裡卻都是地瓜。」 父親在49歲過世時,楊信還是個孩子,靠著母親種田,將兄弟姐妹拉拔長大。回憶起父親過世,楊信仍滿是惆悵。他說,那時候太窮了,連醫生都請不起,所以也不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因,只記得父親在臨終前,小楊信曾經跑去問爸爸想要吃什麼,大楊信眼眶濕濕地說,「我父親告訴我,『好想吃蘋果』。」 初中畢業後,楊信想要趕快減輕母親的負擔,高中唸了一學期,就跑到台北和同鄉學起「作生意」。「我從一人小公司開始,租了個只有三、四張榻榻米大的辦公室,沒有電話,只有一張桌子。」楊信以國際貿易為目標,搭上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潮流,直到42歲時移民美國。 跨足金融界 分享秘笈 國際貿易起家的楊信,近來也逐漸跨足到不同領域。11月中在南加州羅蘭崗開幕的「大通銀行」,是楊信進軍金融界的第一步。被推舉為董事長的楊信說,其實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幫助更多年輕人。 「看見最近幾年華資銀行紛紛被大集團併購,實在是蠻可惜的,從銀行出發,我覺得是個對社區很好的回饋。」 他認為,在金融往來的過程中,可以和企業界的年輕華裔接觸,除了可以優惠的貸款幫助這些有心創業的小夥子,也可以將我們滿身的『武林秘笈』傳授給他們,讓台美人可以在美國新大陸,真正落地生根,實現美國夢。」 楊信的「兩個夢想」 楊信說,他現在有兩個夢想,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回饋南加社區。 第一代台灣移民在兒女逐漸成家立業之後,也漸漸進入退休年紀,楊信希望建一個全方位的銀髮族社區,從生活各個面向及專業的醫療照護,可以串串門子、結伴旅遊,一起以愉快的心情,享受生活。 另外,受了吳尊賢的《人生七十》、《人生八十》兩本書的影響,楊信覺得能夠留給子孫的智慧和人生體驗,遠比有形的金錢珍貴,所以他計畫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協會」,協助有意在美國創業的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並且收集在美國起家的台灣移民的成功故事,集結成冊,成為無價的紀錄,讓後代子子孫孫,都可以記得好久以前,爺爺奶奶們到美國來的點滴。(朱乙真)

賴弘典 紐約牙醫師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賴弘典醫師是一個基督徒,問他最喜歡的聖經章節是哪一段?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上主已經指示我們什麼是善。他要求我們的是: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數十年來,這段經文像他腳前的一盞燈,照亮了他的人生路。 他自1972年到紐約曼哈坦的中城開業行醫後,將近三十年,幾乎參與了所有紐約大大小小的台灣人活動,他說:「從搬桌椅,貼郵票,到出錢出力,什麼都做,就像是一個憨人。」如果他寫下了「憨人日記」,那麼這本「憨人」記事該是一頁頁的紐約台灣人活動史。 「從以前的對抗國民黨,到現在的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我們總以微薄的力量,挑戰強大的壓制勢力。很多時候,感覺很挫折,有時像走在隧道,看不見盡頭;有時像在敲石壁,怎麼敲都敲不開。」他說:「但也有時,陽光卻從石縫中照射,帶來希望。」 在任何時候,「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這節經文一直是他的信仰,也是他力量的泉源。 躊躇少年行   1965年,他到日本唸書時,政治思想是一片空白。籍貫嘉義大林的賴弘典,生長在一個昔日地主的家庭。父親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回台灣後,先後在糖廠和中學服務,面對的是一個土地被徵收、謀職有侷限的現實環境,看到的是一個貪污腐敗、矮化台灣人的政府,不滿的言論洋溢自然在生活之中,只是當時這些言論似乎對他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他從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畢業後,服完兵役,即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口腔外科。他說:「初抵日本時,看到東京車站旁,矗立著日本共產黨的巨大招牌,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日本正鬧學潮,學生們在校園裡搭帳蓬,公然和學校對抗。自小在戒嚴法控制下長大的他看到這情景,覺得很不可思議,同時也詫異日本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自由,能夠發表不滿政府的言論。 第二年,學潮鬧得更厲害,學生霸佔了東京大學的研究室和實驗室,影響到上課和做研究的進度,他只好申請到美國唸書。在拿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後,他就到美國深造。 初到美國,他先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唸微生物和生化研究所,1969年,拿到碩士學位後,轉往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前往水牛城(Buffalo)的途中,他先到紐約市工作半年,賺取一些學費。這期間,和林吟珍小姐結了婚,兩人結伴到水牛城唸書。 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期間,他們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如林尚武、陳阿火等人在一起,過著熱鬧的留學生活。印象裡,有一年,林尚武在台灣同學會的晚會裡表演節目,挑根扁擔,唱著「燒肉粽」的歌,非常精彩。那段時日,他們經常談論台灣的事情,彼此的台灣意識也在無形中萌芽滋長。 傾聽先知的聲音 1971年,台灣的國際地位顯著改變,先是台灣退出聯合國,繼是尼克森即將與中國「外交正常化」,許多人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那年12月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一次發表震撼島內外的「國是聲明與建議」,聲明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建議政府革新內政,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這項聲明無異對施行高壓統治的國民黨政權提出正面的挑戰。 當賴弘典從「教會公報」裡讀到這項聲明時,內心起了很大的震撼。「這真是先知的聲音,」他說:「在那個被嚴密控制的時代,他們能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現象,說一般人所不敢說的聲音,令人由衷佩服。」同時,他也擔憂著高俊明牧師等人的安危,所以經常閱讀「教會公報」,關心在國民黨監視下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 也在這年,他的事業有順利的進展,先是取得牙醫的博士學位,然後通過牙醫師的資格考試,到紐約開業。他說:「天公疼憨人,當時曼哈坦的房價還沒有那麼貴,我的診所就設在中城三十六街麥狄遜(Madison)大道與公園大道之間的一棟大樓裡,沒想到後來那裡的房價漲得寸土寸金。我因為在日本唸過書,會說一些日本話,所以來找我的病人中有許多日本人,還有一些美國人,倒是沒什麼台灣來的。」 「這樣倒好,上班下班互不相關,」他笑著說,「我的病人都不知道我下班後做些什麼事,而台灣人圈裡也很少人知道我上班時做些什麼。」 當時,紐約人才濟濟,黃武東牧師也在紐約牧會,主持恩惠教會,賴弘典全家都到那裡作禮拜,和同一教會的方菊雄教授志同道合,兩人在七、八十年代一起從事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後來賴太太都稱他們倆人是「一對憨人,家裡的事不做,公家的事忙得團團轉。」 那時在教會裡,經常聽到國民黨壓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事情。1973年,黃武東牧師、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和林宗義博士等人共同發起「台灣人自決會」,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賴弘典和方菊雄都義不容辭地加入。 那年夏天,他們也一起參加「台灣人基督徒退休會」。早在1970年的八月,紐約台灣人基督徒在歐炯雄的召集下,首次在賓州鄉下的Downington野營區舉辦退休會,氣氛非常好。第二年在許希哲的召集下,在紐約上州的Highland Lake營區繼續召開,吸引了一些非基督徒參加。第三年同樣在Highland Lake舉行,賴弘典一家正好搬到紐約,第一次去參加,留下深刻的印象。 隔年,基督徒退休會由方菊雄主辦,方菊雄同時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遂將教會與同鄉會的活動合在一起辦,主辦了1973年「第四屆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及第一藉美東台灣同鄉夏令會」,聲勢大為壯大。兩年後,正式改名為「美東台灣人夏令會(TAC/EC)」,延續迄今,成為一年一度海外台灣人最大的聚會。 隨著紐約台灣人活動的增多,賴弘典的社區生活益加豐富,舉凡「台灣同鄉會」、「民眾大會」、郭雨新競選總統支援會、康寧祥演講會等琳琳總總,他都是基本會員之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75年十一月再度發出勇敢的呼聲:「我們的呼籲」,抗議國民黨政府沒收台語白話文聖經及禁止長老教會參與普世教協的組織,主張教會應以愛心說誠實話,積極關心台灣的政治前途。1977年八月,三度發表宣言:「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些宣言帶給賴弘典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他景仰那些無畏高壓政權,發出正義呼聲的牧長們,也深深認為作為一個基督徒,除了禮讚上帝外,應具有實踐信仰的使命。此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的金句常在他心底迴響,讓他能夠無怨無悔地從事台灣人運動達三十年。 參與台灣人運動 1976年,他在林尚武引介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此後經常下班關了診所大門,就搭地鐵到下城的獨盟「咖啡室」當義工。他說,當時獨盟主要在做思想啟蒙的工作,經常寄宣傳文件給各地同鄉,他幫忙貼郵票、標籤、整理通訊地址等等。在「咖啡室」裡,常遇到洪哲勝、王康陸、陳南天、林振昌、黃再添和張燦鍙等人,有時也看到蔡同榮。後來,他發現這種整理貼印的工作可以帶回家做,就領了工作回家「打工」。 那些年,島內的民主鬥士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海外熱心份子於是組織「台灣人權會」,從事政治犯的救援工作。1978年,賴弘典醫師擔任「台灣人權會」紐約分會的會長,除了關懷島內政治人物外,還嘗試舉辦軟性活動來淡化獨盟的強硬色彩。當時,他委託羅福全的太太毛清芬與許瑞峰的太太戴惠美等多位女士,在恩惠教堂的地下室開花展,為人權會募款,結果約有上百個同鄉前來觀賞,氣氛非常熱烈,整個花展為台灣人權會募到將近三千元的基金,那時算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後來,島內的抗爭形勢益形高漲,終於爆發了1979年底的「高雄事件」,隨後全島展開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海外的人都憂心忡忡地互探島內的事情,紐約的張楊宜宜於是在皇后區成立「台灣之音」,隨時報導最新的台灣消息。 「台灣之音」成立時,賴弘典就幫忙搬運錄音機,裝置電台設備,一有空就到電台當義工。「台灣之音」成立後,歷經施明德的逃亡與被捕,二二八林義雄家的血案,美麗島受難人的軍法審判,高俊明牧師等教會人士的被捕,以至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的遇害,每個事件都扣緊鄉親心絃,以致收聽率非常地高。 隨後,獨盟在皇后區的長島城(Long Island City)發行「台灣公論報」,也很缺乏人手,賴弘典於是常在週末或假日時開車去幫忙。他說,當時大家都沒有報務經驗,只憑著一股欲傳達台灣人心聲的熱血,就摸索著辦報。其時住在新澤西的毛清芬經常單程搭一、兩小時的車到報社上班,老李、小李、廖愛華和王康陸等人也常在那裡工作。時隔多年,他很高興地看到這份報紙不僅迄今仍繼續發行,並且成為海外台灣人主要的喉舌之一。 1979年後期,早先成立的「台灣人自決會」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應該重視外交工作,因此宣佈解散,改與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郭雨新等人密切配合,共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進行國會的遊說。賴弘典也在此時成為FAPA的會員,並且在八十年代初期擔任FAPA紐約分會的會長。1990年後,還兩度擔任FAPA的中央委員。 在推展台灣人運動期間,賴弘典覺得在美國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醫師,經濟能力比較強,但態度卻比較保守,以致未能發揮力量。他於是思考籌組「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藉同業間的聯誼,提升醫師們對台灣的關心。這個構想得到紐約的許登龍、許左龍、陳坤海和楊次雄等醫師的贊同,並且得到新澤西的許盛男、樊豐忠、黃正雄、吳郁彬、楊征東、林嘉男、王清貞和陳文宏等醫師的支持,於是在1984年十月假曼哈坦東四十街的萬壽宮飯店成立「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周烒明醫師與楊次雄醫師籌劃全國性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邀請他們加入。「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於是在李汝城任會長期間,變成「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紐約分會。 也同樣在1984年,紐約的台灣人想要在紐約籌建北美洲第一間台灣會館,在黃再添召集下,各路英雄群集在東園餐廳,商討台灣會館的建館籌備事宜。兩個星期後,第一次的籌備會議就是在賴弘典醫師的診所召開,當時選出陳隆豐為建館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積極進行覓館與募款事宜。整個建館過程中,賴弘典是執委會的委員,也是建館的股東之一。「紐約台灣會館」落成迄今,他長期擔任會館的常務理事,目前則是會館的副理事長。 細數從前,賴醫師說,猶記那些年,下班後常有許多台灣人的會要開,所以兒子對他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開會」。太太當然也有怨言,卻也無可奈何,只好稱他是「憨人」。在`這段埋頭苦幹的歲月裡,看到台灣的時局日益變化,海外的台灣人運動逐漸成長,內心也有無限的欣慰。 化憂悶為歡喜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漧,樹木真青翠的路邊;有時咱遇著大憂悶流眼淚,如經過大風浪的苦海,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這首聖詩是賴醫師喜愛的一首歌,鼓舞他歷經許多挫折時光。 1986年,走過沉悶漫長的奮鬥過程,海外台灣人的運動開始看到希望。那年,由賴弘典醫師擔任總召集人所主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是一個歡喜的聚會。那次的美東夏令會由「紐約台灣同鄉會」、紐約的台語教會以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聯合舉辦,在康乃爾大學進行,一共吸引了兩千六百名同鄉參加,創下了美東夏令會參加人數的最高峰。 據當年在康乃爾大學協助主辦夏令會的高龍榮博士說,綺色佳是一個居民僅一萬人左右的大學城,開夏令會的那三天,小鎮裡突然多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當地都變成新聞,身為地主的「綺色佳台灣同學會」成員們也因此忙得好幾天不分晝夜。 那年,服刑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甫出獄,初次到美東夏令會演講,許多基督徒都慕名前來。高牧師演講的主題:「咱的路-自愛、自律、自救」,即取自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其後兩天,他並以「使憂悶變歡喜」和「一群勇士」為佈道主題,勉勵台灣人基督徒應如初期教會的使徒般,同心合意創造公義與愛心的社會。 美麗島事件的受難人呂秀蓮亦剛出獄,應邀到夏令會演講。她在1974年首次參加美東夏令會時,曾被人質疑為國民黨特務而當場淚灑會場,如今受難歸來,受到英雄般地熱烈歡迎。 當時,海外台灣人社團林立,晚間的政治討論會熱鬧滾滾,討論會主持人徐福棟特別在大會手冊上公布「政治討論會施行細則」,態度之慎重,可見一斑。也在那年,「海外組織」的許信良、謝聰敏與林水泉在夏令會裡信誓旦旦聲明一定要闖關回台,然後像壯士出征般地接受同鄉的歡送。 回憶往事,賴弘典說,在那之前,從事台灣人運動像走在漫長的黑暗隧道中,看不見盡頭,一般人聽到「台灣獨立」四個字,不但避之惟恐不及,就是看到社團上有「台灣」兩個字,也裹足不前。爾後,曙光出現,島內的組黨、解嚴、廢除黑名單,一一達成,令人無限興奮。至於千禧年聽到陳水扁當選總統時的感受,賴弘典醫師笑著說:「一時興奮得心理都調適不過來!只覺得能夠親眼看到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就很高興。同時也慶幸自己在建國的道路上,曾經舖上一、兩粒小石子。」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早在1966年,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呈現危機時,義大利的代表即提出「兩個中國」的方案,然而遭到當時的蔣總統以「漢賊不兩立」的堅硬立場斷然拒絕,導致台灣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隨後喪失一切應有的國際地位。 1991年,為求打破外交困境,民進黨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主張,獲得海內外台灣人的熱烈響應。為了回應島內的主張,「民進黨美東黨部」執行長黃再添在1992年召開「紐約台灣人社團聯合會議」,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CATUN)」,開始展開長期艱難的使命。 CATUN成立迄今已十年,其中賴弘典當了八年的召集人。「面對中國無所不在的壓力,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非常困難,那種感覺像在敲石壁,不但敲不開,而且直接嚐到又硬又冷的閉門羹。」賴醫師說。 但是明知困難重重,該做的還是得做,在黃再添和賴弘典等人策劃下,CATUN每年都舉辦大型的活動,希望提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1993年,舉行「聖火長跑」,在曼哈坦最南端的巴特力公園(Battery Park),面對象徵民主獨立的自由女神,點燃聖火,然後由同鄉傳遞火炬,接力跑到聯合國前。 自1994年起迄今,CATUN幾乎每年都發起大規模的千人大遊行。於是南起華府,北迄波士頓,住在維吉尼亞、馬里蘭州、賓州、紐約、紐澤西、康乃狄克、麻薩諸塞等各州的熱心台灣鄉親,或開車、或搭乘火車、或集體搭乘大巴士,紛紛進入紐約城。大家聚集在聯合國前的哈瑪紹廣場,表明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決心。然後列隊遊行穿越曼哈坦,沿途散發傳單,一直走到哈得遜河旁,在中國領事館前抗議後再解散。 此外,CATUN並在1995年時假紐約林肯中心舉辦「台灣文化之夜-二十世紀台灣交 響樂展」,邀請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與台灣同鄉們共同欣賞台灣樂曲。當晚,由小提琴家胡乃元、梆笛演奏家陳中申、及布魯克林愛樂交響樂團精彩演出了江文也、郭芝苑、馬水龍、賴德和和許常惠等台灣作曲家的作品,吸引了兩千五百名聽眾如癡如醉的聆賞。 1996年,基於「紐約時報」登出一則美國欠繳聯合國一億六千萬會費的新聞,並謂每個美國公民需付四點四美元,方能抹消赤字,於是CATUN發起「UN欠東風,小錢立大功」的活動,蒐集眾多同鄉捐贈的四點四元支票,隨同大家的簽名函,寄給聯合國的秘書處,結果該處因為中國代表權的關係,將所有的支票及簽名信退回,讓CATUN直接嚐到閉門羹。 1997年,CATUN舉辦「台灣安全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的戰略專家及學者假紐約台灣會館商討「台海的安全與戰略」等問題。 「做了近三十年的台灣人運動,最高興的莫過於看到有更多的後起之秀出來接棒。」賴醫師說:「現在年輕的一代如許伯丞、蘇宏志、蔡岳廷、陳惠華等,都很優秀。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熱情與希望,也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猶記當年初抵美國時,口袋裡僅有一百二十五塊美金,而今經濟無憂,家庭與事業都很美滿,實在很滿足。如果說,年輕時憑著一股愛鄉愛土的熱情,投入台灣人的運動,是一種『憨人』行為的話,那麼天公是疼『憨人』的。」賴弘典醫師如此說。 註1:「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簡稱TAC/EC。 註2:「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全名Committee for 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CATUN。 楊遠薰 

蔡清枝

2000年3月,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子」之姿,創下政黨輪替的歷史,台灣本土政權出頭天。 這個振奮台灣民眾的消息成為街坊鄰居最感興趣的話題─台灣人有自己的總統了!阿扁當總統了! 因為全省走透透助選而體力透支,卻同時因為阿扁當選而陷入亢奮情緒中的蔡清枝在勝選後回到洛杉磯,站在橙縣新港(Newport)先生的墓園前,告訴沒能親身體驗民主成果的先生,「台灣已經推翻國民黨的專制了!台灣人當總統啦!」 隨著海風吹拂,去世7年的先生,好像在風中對她微笑著,和蔡清枝一起見證這段屬於台灣的重要歷史。 台中女孩 為愛走天涯 蔡清枝,台中大甲人,在高雄長大,國小六年級全家搬遷到台北。實踐大學2年級時,蔡清枝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唸電機系的蔡維清,兩個人談起「60年代」的戀愛,直到蔡維清申請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同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4個月後,蔡維清連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都還沒考完,蔡清枝也收拾行囊奔赴美國,兩人在1965年公證結婚,蔡清枝成為「蔡太太」。 當時只有23、24歲的蔡清枝回憶,幅員廣闊的聖路易斯幾乎是德裔白人的天下,她和先生在中式餐廳裡簡單擺酒,請學校裡的華人留學生分享他們的喜悅,「全部都請來了,也才7、8個,加上我們兩個,連一桌都坐不滿。」 1965年後,華盛頓大學台籍留學生逐漸增加,包括吳聖騏、吳澧培與吳澧培的妹婿丁博均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就像在國外的兄弟姐妹般互相照顧。 除了在週末打壘球、橋牌,享受留學生活外,他們也發現,從前在台灣接受到的訊息,都是經過「加工再造」的二手消息,或是根本被封鎖,事實不得而知,「我們開始去探求真相、打抱不平,儘管當時身邊都是國民黨派來的spy(間諜),利用各種方法想知道我們在幹嘛,向黨中央打小報告,可是我們沒有人有一點點害怕。」 這個「小型同鄉會」漸漸在蔡清枝心中埋下台灣本土意識的種子。 波士頓 本土意識萌芽 每個人總有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在血液中竄流,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像是蔡清枝的正義感。 1970年,蔡清枝和蔡維清搬到台籍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波士頓,開始加入當地台灣同鄉會。她笑著說,小夫妻倆總是把超級市場的牛皮紙袋剪兩個眼睛,套在頭上參加東岸各大城市聲援台灣黨外運動的遊行,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都留下足跡。 沒多久,總部設在紐約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到波士頓邀請蔡維清、蔡清枝成為台獨聯盟祕密盟員,「他(張燦鍙)來了好多次,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 秘密盟員當然有「任務」,包括定期開會、討論台灣獨立之路、幫助聯盟在美國主流推廣台獨思想,「還要自己掏腰包支持聯盟。」 這個「秘密」到連蔡維清、蔡清枝的朋友、家人都無所悉的身分終究逃不過佈滿的國民黨spy眼線。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蔡清枝和蔡維清原本計畫1984年一起回台灣領養小孩,「去簽證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蔡維清已經成為黑名單的一員,根本回不去,我只好自己回去把兒子帶來。」 蔡清枝表示,也許是在雙十年華便移居美國,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感染,讓她在回顧台灣極權、高壓統治時,血液裡「天生有的基因」不斷告訴她要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本土,這些人生來就應該享受的天賦人權,「就是一骨子的正義感吧。」 為先生完成心願 蔡清枝和先生、兒子一家3口在1984年舉家遷移到加州濱海的地中海風城市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原本以為可以在度假勝地開始享受人生之際,蔡維清1992年竟然罹患癌症,隔年便撒手人寰。 先生過世後,蔡清枝和兒子南遷到南加州,在兒子到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唸大學後,蔡清枝繼續澆灌心中的「台灣本土種子」,前後加入聖東台灣同鄉會、FAPA洛杉磯分會、阿扁之友會、民進黨美西黨部等,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為了讓海外鄉親可以獲得台灣的第一手正確訊息,她也在2004年加入《美洲台灣日報》董事會。 從2000年開始,蔡清枝為台灣本土政權爭取代表權不遺餘力,「只要台灣有選舉,我一定回去助選,從南到北走透透,希望將在美國40年感受到自由、民主,傳達給台灣選民,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可以改變台灣的命運。」 身材嬌小,保持得十分勻稱的蔡清枝透露,其實每次回台灣助選都「超累、超辛苦」,尤其是下雨跑街,更是體力、耐力的挑戰,「但是不管再累,當我想到台灣這塊這麼美麗的地方,就覺得自己做的心甘情願,因為我要台灣越來越好,台灣人可以驕傲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大聲說,台灣最棒!」 沒有一路走來的先生陪伴在旁,蔡清枝確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她說,先生似乎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路,追求台灣本土的每一個過程,看著台灣成長茁壯。 文/記者朱乙真

楊貴運 客家大老的故事

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貴運教授是台灣客家界的大老。他在七十年代創立加州「台灣客家會」,八十年代創立「全美台灣客家會」,九十年代創立「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其在客家界的地位,可見一斑。 楊教授在台灣時,長期為人師表;到美國後,擔任慕博﹝Mobile﹞石化公司的研究主管;退休後,成為非常叫座的抗老化學演講家,經常應邀四處演講。他元氣充沛,言語風趣,音響如鐘,領袖氣質溢於言表。在訪談中,他對福、客情結與客家心懷尤其有精闢的剖析,相當引人深思。 童年的夢想 初夏到南加州的帕羅柏地﹝Palos Verdes﹞鎮拜訪楊貴運,彷彿作了一趟賞心悅目的休閒之旅。從他座落在太平洋岸邊的屋子望出去,但見海天相連,一片蔚藍,令人心曠神怡。 眼望絕佳景色,耳傾聽楊教授講述生平際遇,不禁覺得他真是人如其名,貴人好運,有些際遇令人羡慕。 他說:「我生長在中壢的一個農家,從小覺得種田很苦,希望過不同的生活。我童年的夢想,就是希望唸完國校高等科,進公所當工友,以後升任職員,就可以穿皮鞋、騎腳踏車上班。」 他繼續說:「我喜歡讀書,父親卻覺得我藉故偷懶,常生我的氣。我小學畢業,得了全校第一名。老師到家裡勸父親讓我升學。父親說,家裡沒錢。老師說,若讓我到台北唸三年的開南商職,畢業後可到銀行或農會上班。母親一聽,趕緊說,她要到山上幫阿姨採茶,讓我讀書。就這樣,帶著母親的愛心與堅持,我走上了與莊稼人不同的人生路。」 他順利考上開南商職,此後每天清晨四點多,即帶了便當,趕搭五點零三分中壢開往台北的火車上學。一個學期後,他是兩百名新生中的第一名。又過了一年,有一天,他意外聽到級任導師對人說,他教了三十多年書,從沒看過這麼優秀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拿第一。 「我的級任導師叫松本權市,是個日本人,待我非常好。」楊貴運說:「他見我每天得搭四、五小時的車上、下學,就讓我住到他家,一住就是三年,直到高中畢業。他並且建議我轉學到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日後方能升大學。就這樣,又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九四四年,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戰情逼緊,大量徵兵。楊貴運自台北二中畢業,即被徵召入伍,幸好沒被送往南洋當砲灰,而是藏在台灣北部山區當情報兵。隔年八月,日本投降,他脫下大和帝國的軍服,下了山,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開始推行北京話。楊貴運因在開南商職學過北京話,因此到中壢農校教國語。教書期間,眼見昔日同學一個個唸大學,心裡很不服氣。隔年終於等到機會,師範大學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不僅學雜費全免,並且可領公費。他立刻報名,考上理化系,成為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白色的陰影 楊貴運就讀師大期間,覺得功課不甚挑戰,日子過得很輕鬆。但一九四九年發生的「四六事件」,在他心頭蒙上一層濃濃的陰影。 他說:「我當時唸大三,住師大第一宿舍。四月五日那天,一位外省朋友突然勸我當晚不要住校,我不明所以,未加理會。不料睡到半夜,忽然被吵雜的聲音驚醒。一大群荷槍的軍人把我們一個個扣上手銬,吆喝推壓地塞進吉普車,開到不知名的地方。 「每個人都很驚惶。我在擁擠的牢獄裡,渡過心悸的十八天,終被放了出來。但有些同學被判以匪諜的罪名,從此下落不明。這是台灣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此後人人噤若寒蟬。」他說。 大學臨畢業前,楊貴運獲悉將被聘任當助教,心裡一高興,就回鄉過暑假。不料到了八月,尚未接到聘書,心覺有異,乃北上查詢,這才發現助教一職已被人暗中擠掉,他被改分發到成功中學教書。 他心裡非常失望。謀事要靠關係,他卻天真地不知情,這時想起從前通車苦,乾脆連分發也不要,就回中壢農校教書。 「其實看開些,我在家鄉教書也不錯。」他說:「我在中壢農校,很受學生和同事們的歡迎。當時,我們有三個年輕的老師常在一起,人家笑稱三隻烏鴉,一天到晚聒聒叫。但是有一天,三隻烏鴉中的兩隻突然失蹤,剩下一隻,亦告消聲。」 他很感傷地說:「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有一天,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學校。我那兩位朋友在眾目睽睽下,被憲兵帶走。兩人後來都被槍斃了,實在很可憐。其中一位在被槍決前,藏了一封信在衣領裡,他的太太領屍後才發現。信上寫道:他並沒有反對政府,只是被一位惡鬼所害,此生無法照顧妻兒,盼太太自求多福。」 「我當時因為怕被牽連,不敢去看他們的家人。」楊貴運說:「我並且在他倆出事後,加入國民黨,以求自保。過了許多年,在一次師大舉辦的中學教員訓練班裡,我無意中碰到這位朋友的太太。她告訴我,她自己進修,通過中學教員檢定考試,獨力撫養遺孤。」 「又過了許多年」他繼續說:「她和我聯絡。告訴我那封信的事情,並且把影本寄給我。我影印一份,寄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真是一個恐怖的年代、恐怖的回憶。」 缺乏官運 自那事發生後,楊貴運謹言慎行,積極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五二年夏天,他獲得獎學金,到賓州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成為桃園縣第一個拿護照出國的人。 他說:「當飛機起飛的剎那,我心頭都輕鬆起來。到了美國,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真正嚐到自由的滋味。」 在賓大求學期間,楊貴運一方面嚮往美國的自由與學術氣息,另方面卻掛念在台灣的親人。因為他在中壢教書時,結婚成家、生了一兒一女。出國後,留在家鄉的太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身體不好,令他掛慮。因此在賓大修了一年課後,他便匆匆返台,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回來拿學位。 他回台灣後不久,即到師大當講師,不久升任副教授。當時留學的人少,他是少數喝過洋墨水的人之一,因此被推薦至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也蒙蔣介石召見。 「不過,我就是沒有官運。」他笑著說:「蔣介石召見我時,問我要做什麼?我說我喜歡教書。結果一出門,就被隨行的人罵傻瓜,說我不會趁機求個一官半職。後來,與我同期受訓的人,個個都當官,只有我一人始終當輔導員。但當時全台灣的機關首長,都是外省人;即連中學校長,也沒有一個台灣人。」 「有一次,教育廳長吳兆棠找我,說他想提拔客家人,要請我當副廳長。」他接著說:「但是人事發表前一天,他忽然重病入院,昏迷不醒,一週後去世,我的任命案就此沒有下文。後來李煥接任教育廳長,台灣人更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因為覺得留在台灣沒什麼前途,楊教授一邊教書,一邊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六三年,他獲得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第二度到美國求學。此後幸運之神眷顧他,機會接踵而至。 新天新地 楊貴運二度越洋留學時,已經四十二歲。許多人在這年紀出國,都因語文障礙,發展受到限制。但他資質聰穎,人際關係亦佳,很快便衝破瓶頸。 他說,初抵美國,他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註冊。三個月後,因為指導教授換學校,他隨著轉至聖塔芭芭拉校區﹝U.C. Santa Babara﹞,攻讀化學博士。 唸了兩年多,眼見十六歲的兒子將屆兵役年齡,惟恐出不了國,楊貴運便找指導教授商量,希望出去做事,以便接全家到美國。結果指導教授放他一馬,給他一個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方便他找事。 果然不久,他就進了洛杉磯的慕博石油化學公司當研究員,令人羨慕。慕博是著名的跨國大公司,在台灣的分公司名字叫「慕華﹝Mobil China﹞」,主管與國民黨高層的交情非常好,結果由公司一發函,楊太太瑞蓮不久即帶著六個孩子順利出境。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家八口在洛杉磯歡喜團圓。最初,大夥人住在租來的公寓裡,確嫌擁擠。楊貴運因為已有工作,可向銀行貸額,便開始覓屋。 洛城的房子貴,他們看來看去,最後在城外東郊的蒙特利公園買下一棟院子很大的房子。一家大小歡天喜地搬進去,慶幸美國夢如此迅速實現,沒料到好運還在後頭。 「這個房子真是買對了。」楊教授喜孜孜地說:「當時的蒙特利公園只是一個寧靜的小鎮,都是些住家。我們搬進去後一年多,鎮上忽然出現許多黃面孔,而且越來越多。原來那時台灣的移民潮剛開始,蒙特利公園成了新移民的最愛,房價因此頻頻上漲。我們在那裡住了八年,房價漲了四倍。趁著時機好,我們另外換了一棟大房子。」 福星高照 在工作上,楊貴運亦一帆風順。由於講得一口好日語,公司派他負責遠東方面的業務。他工作之暇,補寫論文,兩年後,拿到博士學位。然後自一九七一年起,即經常出差日本,處理日本分公司的業務。 一九七四年,慕博公司在日本安裝海底油管,發生油管生銹的技術性問題,無意竟賜給他表現才華的機會。 楊教授說:「有一天,我與同事午餐,聊到油管生銹的問題,忽然靈感從中而生。隨後,我研發出一套抗氧的方法,簡要地說,就是用鋅粉電鍍油管,使其不生銹。」 「這方法不但成功地解決了公司的油管安置問題,」他接著說:「往後日本興建北海道隧道與四國大橋,都應用這原理。我因此獲得公司的最高研究榮譽獎,獎金是一萬股的慕博股票,職位並被擢升為遠東作業部門的副主管。」 好運來了,擋也擋不住。他獲獎時,慕博股票每股美金八元,後來上漲至美金三十元,他將之脫售,轉做其他投資。七、八十年代,加州房產光漲不跌,他把握時機,先後與人合夥興建公寓、投資活動房屋,都獲得很好的利潤。 「但是孩子們陸續完成學業後,我就不再做這些風險性的投資了。」楊貴運笑著說:「我在一九七八年自日本調回加州本部,升為公司研究部門主任。也在南加大開了一門課,重溫教書樂。當時,孩子還在身邊,我假日常帶他們到帕羅柏地的海邊玩,覺得這一帶風景美極了,乃決定在這裡養老。」 他繼續說:「結果我從公司退休後,就到這裡買地,成為第二個在這裡蓋房子的人。無意房子蓋好後,前後左右便大興土木,逐漸發展成高級的海邊別墅區。有時想想,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很好。」 「其實,我們移民美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又說:「結果我的孩子全都是加州州立大學的畢業生,每個人有很好的發展。六個孩子裡,三個當醫生,一個當建築師,一個當電腦工程師,另一個是中學的副校長。美國所帶給我們的,比我們當初夢想的,還要多許多,我與內人都很滿足。」 也因此,楊貴運經常以無爭的態度,服務台美人社區。他盡力促進福、客和諧,努力推動台灣客家會,也傳授養生保健之道,希望鄉親們健康又長壽。 楊貴運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到美國留學時,年紀較一般學生大,又當過多年的老師,自然流露出老大哥的氣息。隨後,他進大公司服務,待遇好、房子大、家有賢妻,又善於照顧後進,因此家中經常高朋座滿。 他說:「當年蔡同榮、張燦鍙、賴文雄、李木通,以及後來的許信良、郭雨新等許多人,都常在我家開講。我的河洛話就是這樣學的。而且除了加州的朋友外,我從前教過的學生或桃園的鄉親一到美國,就來找我。所以我家裡經常熱鬧滾滾。」 「一九六五年,蔡同榮在南加大唸研究所時,成立了美西台灣同鄉會。」他接著說:「幾年後,找我當會長。我說我的河洛話講不好,不適合當同鄉會長,乾脆來組『台灣客家會』好了。當時社團名稱只要帶有『台灣』兩個字,便引起注目。別人不敢做,我就來做。」 於是在一九七○年,楊貴運與梁政吉等人共同在洛杉磯創立「台灣客家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隔年,他們在舊金山召開第一屆大會,果然一群人有備而來,不斷提出挑釁。 他說:「他們在會場氣勢洶洶地責問:為什麼客家會要冠上『台灣』兩個字?我說我們從台灣來,標榜台灣名,有什麼不對?他們繼續纏鬧,我最後把袖子一捲,說:『怎樣,要打架,就上來!』他們才悻悻離開。」 鬧劇結束了,他也上了黑名單。他說:「有許多年,母親思念我,眼淚汨汨流。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主管是日本天皇的親戚,建議我以曾當日本兵為由,申請歸化為日本籍。結果不到三個月,我便拿到日本護照。」 一九七三年,楊貴運以日本名字持日本護照,入境台灣。他的母親趕到機場相會。母子抱頭,喜極而泣。 「可是我入境後,還是被約談。」他說:「警總的人說,根據資料,我在一次討論會裡,有人問道:『台灣退出聯合國,護照不能用,怎麼辦?』時,我回答說:『改成台灣國,不就得了?』可見我具有台獨思想。問題是警總的人怎麼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說些什麼話?可見國民黨的特務無所不在。結果我那次回去,無論搭火車或到大學演講,都被跟蹤。」 他接著說:「我一向主張民主,反對極權,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應該關心台灣。我有一個學生叫劉永斌,許多理念與我不謀而合。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府聯邦政府服務,經常與我聯繫。一九八八年,他擔任美東台灣客家會會長時,我們就決定一東一西,聯合籌組『全美台灣客家會』。」 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加州洛杉磯成立,大家公推楊貴運教授為創會會長。楊教授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假紐約台灣會館舉辦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幹事會議,並於一九九○年與美東客家會合作,邀請客籍作家鍾肇政、政界人士林光華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美國各大城,奠下全美台灣客家會的基礎。 第二任會長郭成隆任內,連續兩年分別在加州大學和紐約康乃爾大學舉辦客家文化座談會。第三任會長劉永斌接任後,率先於一九九二年在德州的加維斯頓﹝Galveston﹞舉辦第一屆懇親大會,開創客家會舉辦懇親大會的先例。 第四任會長陳明真博士則於一九九四年邀請台灣鄉音博古藝術團巡迴全美各大城,復於一九九五年率領客家訪問團回台參訪,首開海內外客家交流之風氣。 「每位會長都為台灣客家會增添一些內涵。」楊貴運說:「第五任的鍾博史會長則在一九九六年假德州休士頓大學,舉辦第一屆客家文化夏令會,相當成功。以後演變成一年舉辦懇親大會、一年舉辦文化夏令會的形式。」 他接著說:「當時,范振宗任新竹縣長,與我很熟,一直敦促我在海外成立世界台灣客家會,並表示將盡力支援。因此我們開始積極籌劃。」 一九九七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假德州達拉斯舉辦的第三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懇親大會上正式成立,楊貴運教授再度被大家公推為創會會長。他三度榮膺任海外三個重要客家會的創會會長,奠下其在客家界的大老地位。 弱勢族群 客家在島內,傳統上是泛藍的票源,在海外也較少參與台灣同鄉會。許多客家自組客家會,還有些客家與外省人、及親國民黨的福佬人共組的「台灣同鄉聯誼會」,意識型態比較偏藍。 對這些情況,楊貴運教授表示,近年來,因為民進黨政府相當重視客家的問題,情勢已有了顯著的改變。在他寬敞明亮的客廳裡,他特別就客家的習性、思維、過往的情結與現在的轉變,作一番剖析。 他說:「客家人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生活環境,所以有一些特有的習性。譬如,客家祖先為了避難,一再遷徙。每到一個地方,都必須低姿態地與原先住在那裡的人共生存,所以客家人很能忍。客家長輩總教導子女要『忍氣留財』,就是說爭不過人家,就得忍;忍得住氣,才留得住錢財。」 「但是忍久了,也有『硬頸』的問題。」他繼續說:「所謂硬頸,就是執拗、固執。有些客家人遭受一連串挫折後,就乾脆什麼都不管,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如眾所周知的許信良,就多少有這種性格。」 客家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聰明、勤勞、語言能力強、但對公共事務較冷漠。楊教授解釋說,客家祖先因為較晚到台灣,平地被福佬人佔了,只好到靠山的丘陵開墾,生活很苦,自然養成刻苦、勤勞、節儉的習慣。客家子弟若出外謀生,必須學習主流社會的語言,因此一般客家的語言能力都比較強。 「同時因為長期居於弱勢,客家人潛意識裡多少都有自卑感,因此容易依附主流。」他繼續說:「此外,久了之後,也難免有客家隱形化的情形發生。譬如在日本時代,日本話講得好的,看起來和日本人差不多,就認同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京話講得好的、或和外省人結婚的客家,也常常認同外省人。還有更多在平地長大,河洛話講得道地的客家,看起來就像福佬人。如果自己不說,別人也不知道他們有客家血緣。」 「舉個例子說,」楊教授笑道:「有一次,民主運動領袖郭雨新在我家吃飯。我岳母煮了一鍋梅菜湯,他連喝好幾口,突然冒出一句客家話,說:『好久沒嚐到這麼道地的家鄉菜了。』我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是客家人?』他說:『是啊。』你看,同是客家人,對方不說,我也不曉得。」 「還有一次,我讀彭明敏的書。書中提到他的祖父住在客家庄,我當時就猜想彭明敏是一個客家人。後來見了面,便當面問他是不是客家人?果然被我猜中了。你看,台灣最勇敢、最具前瞻性的『台灣自救宣言』的三個作者,就有兩個﹝彭明敏與魏朝廷﹞是客家人,誰說客家人沒有革命的精神?」 福客情結 至於所謂的福、客情結,是否與歷史有關?對這說法,楊教授倒很快地否認。他說:「一百多年前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對現代人已不具任何意義。至於原鄉情懷,不能全說沒有,但畢竟相當少數。客家人到台灣,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南部客家早在一六二○年即到高屏,北部客家大約晚了五十年,也到台灣超過三百年,都早已認定自己是台灣人。」 「過去,客家確有投票給國民黨的傾向。」他繼續說:「因為客家是農業族群,家長對族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國民黨統治台灣,一方面以高壓戒嚴控制人民,另方面以懷柔手段籠絡地方頭人,這種統治方法對家長制的農業族群和頭目制的山地部落,非常有效。後來雖然時代改變,但客家人老實,孩子不願違背父親的意思,如果父親是校長、老師、警察或公務員,子女通常不會把票投給綠派。」 「如若有所謂的福、客情結,應該是地理與語言的因素。因為客家大都群居在傍山的地方,很少與福佬人接觸,不會講河洛話。孩子們到學校,學的是官方語言,因此與日本人、外省人沒有語言問題,反倒與講河洛話的福佬人有語言的差異。」 「這種情況到了海外,更加明顯。海外的台灣人因為反國民黨,不願講也不愛聽北京話,以致聽不懂河洛話的客家人參加台灣同鄉會,很不方便。開口講話,又因講北京話,不免招到不知情的人的白眼或噓聲,因此不少客家人參加幾次台灣同鄉會後,便逐漸少去。」 「當然,也有一些客家人覺得與外省人沒有語言障礙,並且都是少數族群,心態比較接近,就自然聚在一起。」楊教授又說:「事實上,關心台灣、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客家人很多。當年許信良在海外為民主打拼時,就獲得許多客家鄉親的支持,可惜他後來令人失望。」 客家情懷 「尊重少數族群,是解決福、客心結的最好辦法。」楊貴運教授說。他指出,陳水扁在一九九六年當選台北市長後,即重用客家人、重視客家權益,結果四年後,台北市的藍色客家票源就有了明顯的鬆動。 二○○○年,阿扁入主總統府後,立刻積極推動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二○○一年六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立客委會的法律條文後,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正式設立。隨後,客委會陸續推出一系列提倡客家語言與文化的方案,包括在各客家縣市積極提倡客家語言、推廣客家文化,成立客家電台與電視台,在大學裡成立客家研究與客家學院,籌劃興建屏東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等等,逐一實施,對長期處於弱勢的客家族群,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現在回台灣,在台北車站都聽到有人講客家話。」他說:「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因為我們客家人很自卑,一向不敢在大庭廣眾講自己的語言。這些年,客家選票獲得重視,地位提高,自信心自然增強,對公共事務也熱衷起來,許多想法與作法就都有了明顯的轉變。你看,二○○四年的總統大選,南部高屏六堆的客家幾都支持阿扁,北部桃竹苗三縣的客家票也有很多流向綠營。」 「這種情況也反應到海外。今年二月,我們在巴西聖保羅召開全美洲客家懇親會。客委會主委羅文嘉親率一百餘位鄉親,專程自台灣來,和我們一起開全程的會,大家士氣都很高昂。羅文嘉在會場宣佈將爭取民進黨提名,競選台北縣長,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呼。客家人長期居於劣勢,如今看到後生抬頭,興奮之情,難以抑制。長此以往,客家選票將不再是泛藍的天下。」 楊教授又說:「只要大家都具台灣心,互相尊重,語言將不是大障礙。我們南加州的客家會就常與台灣同鄉會一起舉辦活動,美東也有一些客家人經常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但假如對方有不週全的地方,我們也該提出,讓對方有改善的機會。譬如民進黨在二○○○年執政後,海外僑務委員改選,居然沒有一個客家人。我因此向陳總統反應,結果現在不僅僑務委員、連僑選立委,都有客家名額。客家受到重視,信心提高,族群隱形化的現象自然會改善。」 養生之道 楊貴運講話爽朗樂觀,生活也充滿了陽光。他住在天空蔚藍的南加州,天天居家觀海、聽濤、游泳、打網球、研究養生學,因此年逾八十,猶面色紅潤,步履矯健。 他是目前很受歡迎的一個養生學演講者。他笑著表示,研究養生學,亦係偶然。一九八○年,他在日本工作時,有一天讀到一則新聞,說靜崗縣產茶,當地小孩過胖,父母在飯裡拌綠茶粉,讓孩子連吃六個月,居然減肥成功。 當時他正想減輕體重,於是好奇地如法炮製。每天吃早點時,在牛奶和麥片裡拌些綠茶粉。連吃一星期,覺得舌尖甘潤。繼續食用,發覺不但體重減輕,而且視力大增,連頭髮都變黑了,感覺真是美妙。 他於是開始研讀有關綠茶的文章。有一天讀到一篇蘇俄學者的論文,說綠茶裡含有許多EGCG,只要掌握這成份,一些重大的病症皆有可能獲得治療。他本身唸化學,便開始研究綠茶的成份,隨後在一九八二年應邀至日本靜崗縣,在老化研究學會上發表飲用綠茶的好處,頗受重視。 「此後,我以自身當實驗,進一步研究抗老化學。」楊教授說:「每有心得,就記下來,與親朋好友分享。後來,南加州長輩會請我去演講。講了兩次,聽眾由四十人變成一百人。接著,別的社團也請我去講,本來聽眾預定一百人,屆時變成兩百人,場場爆滿。」 「我講課很輕鬆,大家一邊笑一邊聽。」他興奮地說:「每次講完,大家便發問個沒停。我每回印了一大疊講義,都不夠分。」 保健之道,人人愛聽,尤其他有一些秘方,聽來神妙,吃了無害。譬如吃菊萵苣﹝Endive﹞治白內障,吃B6和B12治偏頭症,吃大蒜治咳嗽,飯前吃烤蘋果能減肥等等,讓個個聽得聚精會神。後來,不只美國,連台灣、日本、哥斯達黎加和巴西,都有人請他去演講。這次在聖保羅的客家懇親會裡,他連講兩場,其中一場聽眾達七百多人,讓他越講越起勁。 他說:「我不收費,也不賣藥,純粹和大家分享。只要別人有興趣,能受益,我就開心。除了保健外,我還勸人要心胸開闊,樂觀為懷,歡喜與人相處,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我這輩子與世無爭,結果運氣都不錯。」楊教授笑著說:「年輕時,自認沒有官運,以教書為志。沒想到過了六十,僑務委員、國策顧問的職銜都飛到頭上。其實我真正希望的是客家能受到重視,福、客能和諧相處,大家共同愛台灣,人人健康又長壽。」 面對豁達的楊教授,想起客家山歌唱的:「可比命好長桐樹,順順序序無比指。」若人人知足樂觀如楊教授,個個當可有著歡喜自如的好晚年。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卓甫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卓甫良﹝Bill Cho﹞是五十年代搭乘貨輪到美國的早期留學生。當時台灣經濟匱乏,對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出國留學是一條迢遙路。但他憑著毅力與努力,一步步朝目標前進,終於成為一個留學美國的核能工程師。 甫良來自花蓮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在苦澀的青少年期,即暗自仰慕教會裡一個家境很好又溫柔美麗的女孩,因此他不斷鞭策自己,希望日後有優異的表現,贏取伊人的芳心。 一九五○年,他考上第一屆台北工專土木科,離開自小長大的「後山」,來到繁榮的台北開眼界。兩年後,他自工專畢業,順利進基隆港務局服務。在港務局工作時,他常和大陸來的資深工程師在一起,因此知道出國留學是條通往升遷之路。但他亦明白公費出國的機會不會落到他頭上,因此回家找父母商量。幸好他的父母很開通,幫他籌到了六百塊美金的旅費。 「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甫良說:「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新台幣一千二,折合美金只有三十元。」 一九五六年十月,甫良開始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航行。他的第一站是到日本東京,因為他想見那個自年少即朝思暮想的女孩。這女孩叫林秋菊﹝Carol﹞,來自台灣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她的祖父是著名的漢文學者暨牧師林燕臣先生,執教於台南神學院的。她的伯父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而她的父親則是深受花蓮地方人士敬重的林安生醫師。 秋菊與她的兩個姐姐不僅身材窈窕、容貌美麗,並且很會唱歌、彈琴,是美籍宣教師彭蒙惠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天韻歌聲」的歌唱天使。 甫良說:「林家三姐妹是當時全花蓮最美麗的三個女孩。」 他與秋菊從小在花蓮的教會長大。一九五三年,秋菊經由彭蒙惠宣教師介紹下,與二姐秋霜一起到東京基督學院求學,並在「日本放送協會」實習。因此足足三年,甫良未見伊人。這次想趁出國之便,一償心願。 他果然在東京見到了秋菊。兩人一起到市區的一所華人教會作禮拜,隨後吃個簡便的午餐,甫良便告別心上人,匆匆搭乘火車到仙台,再轉搭招商局的「重慶號」貨輪,橫渡太平洋。這次相見雖然短暫,卻雙方互相許下愛的諾言。 兩星期後,他在奧立崗的波特蘭﹝Portland﹞上岸,然後搭乘灰狗車到南加州的帕莎迪那﹝Pasadena﹞,打工賺學費。 在南加州,他寄宿在朋友處,替人整理庭院;賺取工資。隔年春末,幸運地獲得一份空中測量的計算工作,一個月可拿四百美金。因此到了九月,他存到一千三百塊美金後,便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安娜堡﹝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過起期望已久的留學生活。 由於經濟短絀,他在密大求學期間,也曾一度休學,到芝加哥打半年工,再回校復學。如此到了一九五九年年底,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獲得密大結構力學學士學位,此後境遇否極泰來。 一九六○年初,他得到普若康﹝Procon﹞工程公司的聘用,前往芝加哥就職。那年年底,相思多年的女友秋菊翩然降臨,帶給他無限喜悅。更美妙的是三個星期後,他們就在秋菊即將任職的教會舉行婚禮。 「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祝福。」卓甫良說:「以我太太當時的條件,追求她的人何其之多,而她竟然願意嫁給我,這是多麼地福氣!結婚之後,我在受她的薰陶下,做事、說話都比以前溫柔許多。」 成立MFCF 秋菊自到芝加哥後,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歸正教會擔任音樂總監,兩人在教會附近賃屋而居。此後四年,甫良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在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究所修習碩士課程。他們亦相繼生下女兒慧麗與慧文,共建一個美滿的家庭。 甫良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換職到馬奇﹝A.G. Mckee﹞工程公司服務。一九六七年,秋菊亦換職到芝城北岸﹝North Shore﹞的一所華人教會擔任音樂指揮。這個變動無意竟帶給他們生活上很大的變遷。原來他們住海德公園時,一直在秋菊服務的華人教會作禮拜。搬到北岸後,甫良轉到共同使用一所教堂的日本人教會作禮拜。 他說:「在情誼上,我們能與華人教友們保持親密的關係。但在政治理念上,由於親歷二二八事件,目睹國民黨軍隊殘酷地屠殺害台灣人,我們很難與華人認同。所以搬到北岸後,我轉到日本人教會,而在內心裡,更希望能用台語,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崇拜上帝。」 正因為其他的台灣人基督徒也有這種渴求‧所以一九六七年年夏天,住在中西部的十餘戶家庭,包括芝加哥的卓甫良夫婦、愛荷華的陳植哲夫婦、明尼蘇達州的趙聰仁牧師等,共同在威斯康辛州日內瓦湖畔的青年營區,舉辦一個為期三天兩夜的靈修會,首開北美洲台灣人夏令會的先河。 卓甫良說:「當時每戶只繳象徵性的四十元,大家一起準備食物、探討信仰,大人小孩都很快樂。這個靈修會就這麼年年辦下去。後來,我們邀請宋泉盛、駱維仁等牧師來講道,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九七三年,我們正式成立『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MFCF註一﹞』,隨後陸續在芝加哥、愛荷華、底特律和托利多﹝Toledo﹞成立分會。」 MFCF連續辦十三年後,熱心參與的莊明哲教授與卓甫良等人認為必需變更夏令會的內容,以便作進一步的突破。因此在一九八○年十一月,MFCF理事們假芝加哥的楊忠正家,召開最後一次理事會,決定將基督徒靈修會變更為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服務的對象擴展至非基督徒的台灣人家庭,基金會的名稱亦因此更改成「台灣人協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通稱「TAF﹝塔夫﹞」。 播下芥菜子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卓甫良說:「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有過辦青少年夏令營的經驗。但我們決定效法耶穌的奴僕精神,嘗試培育第二代的台灣認同與領導能力。」 此後,奴僕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成為TAF的主軸,每個領導人都必須具有默默為人服務的精神。TAF成立時,大家公推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莊明哲教授為創會會長。莊教授為一傑出的精神科醫師,非常注重兩代之間的溝通,因此在他擔任會長的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TAF夏令營皆以「溝通」為主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的張信義醫師繼任第二任會長,主張加強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節目中增加不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認同」成為那兩年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擔任第三任會長,強調訓練第二代的領導能力,於是在往後兩年,「領導才能」遂成為夏令營的主題。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任第四任會長,認為一個人內在的倫理價值深深影響著其作為,因此主張重視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倫理價值觀。 「每任會長都很用心。」甫良笑著說:「結果,每人都為TAF帶進一些新觀念。」 一九八九年,第五任會長陳植哲博士邀請美國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Brad Smith﹞對TAF作一個全盤的評估。結果史密斯在報告中指出 :TAF深具有發展的潛力,關鍵在第二代是否能接班。這項評論帶給大家很大的鼓舞與思考。 「因此,盧志華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接任會長後,即開始啟用林志文﹝Bob Lin﹞等數位第二代,從事夏令營的事工。然而年輕一代的真正深入參與夏令營,則是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才開始的。」卓甫良又說。 TAF夏令營因為自力更生,經費有限,很多工作都由義工幫忙。尤其週一到週五,爸爸們上班,照顧孩子們的責任都落到媽媽們身上。當年,林秋菊、廖淑清、廖幸瑛等許多太太們都是長期的義工。 「照顧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秋菊說:「因為一大群孩子,正是處於生龍活虎的年紀,尤其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多來自美、加各地,年齡、文化背景皆相同的朋友,都非常興奮,經常徹夜聊天、歡鬧、不睡覺,相當令維持秩序的媽媽們頭疼。」 「但是大家朝夕相處了七天,都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接著說:「義工媽媽們都成了好朋友。孩子們更是熱情,每逢要分離,便互相擁抱、哭泣,難分難捨。往往來接孩子的父母等著上路,孩子們卻頻頻和這個、那個道不完的別離。每回看到這情景,就覺得再辛苦也值得。」 就這樣,望著孩子們的笑顏,許多辛勤的園丁年復一年,不斷播下培育下一 代認同台灣的種子。 傑出的核能工程師 一九六八年,卓甫良換職到另一家以興建核能發電廠聞名的沙金特與朗迪﹝Sargent & Laundy ﹞工程公司服務,從此跨進興建核電廠的新領域。 七十年代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黃金時期,甫良的公司光在伊利諾州,就興建了十三所核能發電廠。他因為連續解決一些不尋常的工程問題,受到公司的器重,職位一再被擢升。後來則轉到評估核電廠安全的新領域。 「幸虧我轉行得早。」他後來說:「因為一九七八年,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突然出事後,全球各地紛紛禁建核電廠,所有興建核電廠的工程公司都大量裁員。我因為已轉到核電廠安全評估部門,才逃過失業這一劫。」 儘管如此,有時工作上的一些人事,仍然令他感到困擾。因此在一九八七年,他向服務十八年的沙金特與朗迪公司請辭,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 但畢竟他的專業長才深受肯定,創業三年半後,伊利諾州政府的核能安全署特別聘他擔任全伊州核能安全的鑑定專家。所以往後十三年,卓甫良自芝加哥搬到春田鎮﹝Springfield﹞,負責全伊利諾十三所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評估。直到二○○二年年底,他屆滿七十歲,才申請退休。 「回顧這一生,我一共當了四十二年的工程師。」卓甫良有感而發地說:「其間得過不少獎,也受到許多肯定,然有些人事問題,讓我感到疲憊。從事MFCF與TAF的活動,我則有全然不同的感受。那種大家同心合力、一步一腳印地朝目標前進、在困難中互相扶持的情誼,至今仍令我十分珍惜。」   辛勤的園丁 自MFCF至TAF,連續二十幾年,卓甫良像個辛勤的園丁,默默地處理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行政工作。期間,他也目睹TAF幾度遇到危機,再化為轉機的過程。 他說,八十年代,參加TAF夏令營的台美孩子大量增加,遂發生學員紀律問題。一九八六年,他們發現有學員擅自在營區飲酒,甚感憂心,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夏令營。 但TAF夏令營可能停辦的風聲傳出後,一些每年都期盼參加夏令營的孩子都很難過。結果他們自己協商,公推年紀稍大的林志文與第一代溝通,同意制定行為準則,並將自我約束,嚴格遵守,TAF夏令營才又繼續辦下去。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九十年代。卓甫良說,有些第二代青年要求夏令營去除宗教色彩,產生兩代之間的對立。為此,他寫了許多信,規勸這些年輕人說,TAF從零到現在的規模,全都建立在對基督的信仰與「奴僕領導」的基石上;一旦去掉基本精神,TAF將是空的。結果在不斷溝通之後,老少兩輩建立共識,反倒成為好朋友。 「如今,當年參與TAF的一些孩子都已屆結婚年齡。」甫良說:「我們有時會收到TAF孩子們的喜帖,相約去參加婚禮。大家見了面,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甫良退休後,與秋菊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爾灣﹝Irvine﹞。他曾在一九九六年發起成立TAF家庭營,讓週末來接孩子的父母們一起享受參加夏令營的樂趣,往後形成對TAF很有贊助作用的家長組。 他除了繼續核能上的研究外,更以較多時間領悟靈命, 如今,他更設計「鷹翅團契」的網頁,隨時與老友保持密切聯繫;同時進一步著手籌組第一代的「營友會」,希望把過去的義工們找回來,大家一起在TAF夏令營團聚,重溫往日的情誼。 「當年係本著服事的心情,創辦MFCF與TAF。結果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帶給我許多珍貴的友誼,真可說是福杯滿滿。」他語重心長地說。 註一:「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英文全名為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oundation,簡稱MFCF。

王耀廷

在日本的統治下,王耀廷在台灣台中市出生;5歲那年,全家搬回父親的故鄉鹿港,而王耀廷長大後即就讀鹿港初中。 「我父親王賜連是個詩人,『三步即成一首詩』,他們也很要求我們的教育、文學與藝術學習。」當時擔任台中地區通議官(即翻譯官)的王耀廷父親,專為日本政府、台灣人搭起溝通的橋樑,而母親陳眛則為溪湖地主之女,出身於大戶人家。 後來,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不僅實施幣制、三七五減租,隨即亦發生「白色恐怖」228事件、黃順興事件,而當時王耀廷大哥王乃信就讀台中一中,喜愛唸書,卻無故被政府送進監牢,牢獄生活前後長達25年。 「父親為了營救大哥,幾乎全台奔走、散盡家產,但還是沒辦法救出大哥。」同年,王耀廷二哥罹患盲腸炎,因在過節期間,病情遭到延誤身亡,得年僅16歲;受到雙重打擊的父親自此積勞成疾,使王家頓失歡樂,家道中落。 「因為不敢考聯考,所以選擇師範學院。」王耀廷因大哥之故,父母要求他放棄聯考,改念「安全」的師範學院,亦使王耀廷走上「教育」之途。 「當時,考取師範學院比上台大還難,學校還貼大字報慶賀呢!」在全部考生將近2860名,僅錄取280名的激烈競爭下,王耀廷考取台中師範學院,也是80位鹿港初中畢業生裏面,僅4名考取師範學院的學生之一。 多項「最年輕」記錄王耀廷貫徹愛的教育 畢業後的王耀廷年方19歲,原想到深山教書,後來還是接受學校分派到台中力行國小教書,同時擔任出納、會計,亦在21歲時當上總務課長,「當時,我是全台灣最年輕的總務課長。」 教書3年間,連連獲得「優良教師」殊榮的王耀廷選擇繼續升學,並保送至師範大學就讀童子軍教育系;「大學畢業後,我轉到省立板橋中學擔任初中部的導師、科任老師,還兼任行政職,然後再去當兵。」 「當完兵時,因為有轉行從商的念頭,我選擇就讀淡江大學的外國語言學系、輔修國際貿易系。」2年即畢業的王耀廷,被台北市民生國中延攬為訓育組長,並在28歲那年轉任台北縣永和市的竹林中學訓導主任,時為最年輕的訓導主任。 當時的校風嚴謹,在校學生若吸煙、跳舞被校方發現,即被記大過。但處事與人不同,對學生實施愛的教育、絕不打學生的王耀廷,卻常在學生被逼走投無路時,為學生開啟一扇門。 「那時學生被記3個大過就會被退學,我記得有個中將的兒子,因抽煙已經被學校記2個大過了;在第3次被發現時,中將還親自到學校關切。」校長將此重責交予王耀廷處理,選擇為學生留條退路的王耀廷即對家長說:「抽煙對學生的健康不好,這次我不記過,請帶孩子回家慎重說明。」 另外一次,台北市刑警大隊隊長的兒子被校方抓到「持刀械打架」,校方經明確調查、記過後,學生回家卻向父親跪著哭訴冤枉,使刑警大隊隊長怒氣沖沖地到學校興師問罪。 校長委請王耀廷出面,在王耀廷的理性、條列說明下,刑大隊長不僅息怒,還向校方道歉。「我把所有的人證、物證,還有學生的自白書拿給刑大隊長看,他才瞭解是孩子為了脫罪,用苦肉計撒謊。」 音樂結緣  與謝秀緞鶼鰈情深 王耀廷妻子謝秀緞為其台中師院學妹,在校即擔任隊長、區隊長,為校園風雲人物,但兩人並不相識;王耀廷在力行國小教書後,剛畢業的謝秀緞也分派到該校,但兩人仍未相識。 「原本都是我負責放課間音樂的,有一天有事由別人代勞。當時,我聽見音樂換成『少女的祈禱』,好奇詢問同事是誰選的音樂?這才認識秀緞。」這一問,使同事半年多的學長、學妹得以相識,進而相戀。 後來,王耀廷妻子謝秀緞也保送師大音樂系,來美國後則獲得南加大音樂碩士,並考取加州教師資格;在王耀廷創業開公司、創立台灣學校時,妻子謝秀緞都是他最得力、最能幹的助手。 兒子Wilson數學傑出 「我們的兒子Wilson數學很行,在2001年得到全美傑出數學成就獎,當時也有多家報紙採訪過他。」現年25歲、在United Health Care擔任精算師的王唯昇得自父母「會唸書」的天分,在就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數學系大二那年,即獲得社區學者獎,畢業時則為全校第2名、該學院第1名,成績優異。 棄教從商 繞一圈仍擔任校長 王耀廷在政治大學研修教育學分時,當時的教授已經90多歲了。「老教授說我的面相很好,有『校長』相,自此同學都戲稱我為『王校長』。」 1975年到美國的王耀廷,先到台灣榮泰電子分公司任職,並在1979年與妻子創業成立「Brico International(後改名為「Brico King」)」進出口貿易公司;而在1995年退休的王耀廷將公司交由弟弟、姊姊經營,轉任具有33年歷史的世界華商銀行(LA national Bank)董事,其後擔任台灣會館董事。 「台灣學校跟中文學校是不一樣的,我們本者『回饋鄉親』、不營利的原則開設課程,並用我們的語言服務鄉親。」2006年,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台灣學校成立,由董事王耀廷擔任校長,並開設台語班、華語班,以及電腦班等課程。 「在北加州,他們已經有15個台灣學校,而學生最少為200人,很具規模。」秉持著「盡量不用會館經費」的原則,王耀廷積極尋找官方資源,並致力擴大台灣學校的規模。 「現在,進入第2年的台灣學校全部學生加活動社團人數,大約300多位,也吸引日本人、美國人、墨西哥人念華語班,而台語班也有一些日本學生。」王耀廷希望建立起台灣學校的行政、會計制度,並期望將來能以「三合一教學」,即用客家語、北京語,以及台語上課。 當時年少春杉薄,一頭栽進教育界,曾經誨人無數。從老師到商賈,再回老本行。現在,內行人做內行事,王校長臨退休之年,仍雄心未泯。服務鄉親的熱忱,與給人一種赤子之心的印象,也許與大學學的是童子軍教育有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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