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七月 23, 2021

人物

鄂志超

亞凱迪亞市長鄂志超(John Wuo)不離身的黑色皮夾裡,有一張已經泛黃的紙條。站在市議會中,鄂志超知道,因為那張紙條,他要很努力地證明,華人的能力。 ●台美黑馬進議會 2002年,鄂志超以第二高票的黑馬之姿,在現任市議員全部尋求連任的5選3激戰中,成為第二位華裔亞凱迪亞市議員。 回憶那場選戰,鄂志超說,開票當晚,在淚水與汗水交雜的喜悅中,他看著選前寄到競選辦公室的匿名字條,決定一定要為華裔爭口氣。 「給鄂志超先生:我們從1952年就住在亞凱迪亞市,我們深以身為亞市市民為榮,現在,我們卻懷疑,自己是不是住在亞裔城市。我們感覺亞裔漸漸進入亞市,甚至主導亞市,這是我們絕對不喜歡的。所以,無論你是不是這次選舉中最優秀的候選人,我都不會投你。 一個住在亞市的美國居民」 他坦言,當時,由於看好亞凱迪亞的生活環境和學區,移入亞市的華裔以驚人速度成長,確實讓原先住在亞市的白人「神經緊張」,少數白人對於亞裔的不友善,讓為了選舉挨家挨戶敲門的鄂志超感受特別深。 「跑選舉讓我瘦了15磅,花了大半年拜訪選民,我敲了幾千家市民的大門,這些體力上的辛苦,對我來說,都比不上因為族裔間的誤解而被拒於門外的時候。」 他說,有一回,他敲了門,自我介紹「市議員候選人鄂志超」,話還沒說完,開門的白人老太太就「磞!」的一聲把門關上,留下一臉錯愕的他與助選義工。 「被拒於門外的經驗,還有寄到辦公室的字條,讓我心裡真的很不舒服,覺得『怎麼會這樣呢?』也讓我更努力,決心以自己的表現,讓大家對亞裔,或是華裔,刮目相看。」 鄂志超把小小的紙條隨身攜帶,隨時提醒、警惕自己。4年任期中,鄂志超表現亮眼,也讓他在2006年4月以3,700多票連任成功。 ●心臟病造就市議員 如果不是因為先天性心臟病,亞凱迪亞市也許就不會有一位奮力為華裔喉舌的台美人市議員。 台灣出生的鄂志超在18歲那年,因為先天性心臟病,離開台灣和只念一年的建國中學,獨自一人到洛加大(UCLA)醫學中心接受開心手術,雖然手術很成功,醫生卻告訴鄂志超必須留在美國長期追蹤復原情形,讓他因緣際會在美國落地生根。 還記得自己當年建中學號是40588的鄂志超,對於沒能在台灣接受完整的教育還是覺得有些遺憾,「聽說在台灣念大學蠻有意思的。」 San Bernardino縣的紅土大學(University of Redland)電機工程系畢業後,鄂志超當了5年的工程師,卻發現自己不甘於一輩子吃人頭路,趕上1980年代加州房地產火紅,加上房地產業和他「談判是種藝術」的想法不謀而合,鄂志超一頭鑽進房地產業,再也沒出來。 直到三個孩子開始上學,鄂志超因為在銀行工作的妻子工作忙碌,肩負起到學校參加子女學校活動的任務,進而了解「一介家長」薄弱的力量,1995年初試啼聲參選學區教委選舉,儘管失利落敗,還是開啟他的從政之頁。 1998年,他再披戰袍,這回挑戰的是亞市市議員選舉,遇上角逐連任的另一位台美人張勝雄,華裔分散選票,兩人紛紛落馬。2000年,鄂志超打算再戰,領了參選申請表,卻在張勝雄勸退下,以「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情,退出選舉。張勝雄當選。2002年鄂志超首度當選;2006年市長任內,連任成功。 「其實我還蠻相信命運的,我的人生,好像都是在意外中成就,一開始根本不知道到美國開刀得留下來,也不知道要留那麼久。然後,本來只是想多了解學區的事情,也沒想到就踏入公職領域。」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儘管生命是由一連串的意外組成,鄂志超和妻子,卻是他生命中堅持不錯過的承諾。 鄂志超透露,他從10歲轉學到靜心小學,就開始喜歡那個看起來很文靜的小女生,甚至連他的爸爸媽媽,也好喜歡她,兩個人就一直維持青梅竹馬的感情,直到鄂志超不得不出國動手術,鄂媽媽知道小女生的父母管得緊,還特地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讓兩人可以通信。 可惜隔著太平洋,距離還是太遙遠。隨著兩個人上大學,交集減少,往來也漸漸中斷。 大學畢業後有一天,鄂志超接到女孩阿姨的來信,說女孩要到美國唸書,鄂志超一看日期,隔天飛機就到!「我那天晚上,想都沒想,下班就開著車到舊金山去接機,把她嚇了一跳!」 鄂志超幫女孩開銀行帳戶、陪她租了公寓後才回洛杉磯。 故事當然還要繼續。接下來一年多,鄂志超每個星期五一下班,就直奔機場,坐飛機到舊金山和女孩見面,直到1974年兩人結婚。 和妻子攜手走過32個年頭,直到現在,鄂志超談起太太,還是滿臉的笑意,和掩藏不住的滿足,對他而言,妻子不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侶、家人、朋友,也是他在政壇、事業上最無怨無悔的支持者。(朱乙真)

1991年海霸王事件 郭正光用計全身而退(陳如媜)

80年代末期,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獨盟人物,前仆後繼闖關回台,形成一股浪潮,他們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被關,一連串可歌可泣的事蹟,造就了後來的台灣民主。 其中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在1989年闖關成功的故事,最為轟動,至今猶被津津樂道,郭倍宏並在公開助選後安全返美,給國民黨政府重重甩了一個大巴掌。 當時(1989年11月22日),郭倍宏現身於盧修一和周慧瑛在中和縣體育場,聯合舉辦的選舉造勢晚會,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演講後大批警察一湧而上準備抓他,此時全場燈光突滅,待燈光再亮時,現場數千人都戴起寫有「黑名單」的面具,郭倍宏也在全場「黑名單」掩護下,順利脫身。 1991年10月20日的海霸王事件,同樣驚心動魄,那年8月返台的郭倍宏,和已潛回台灣發展組織一年的李應元相繼被捕,對獨盟士氣造成不小的打擊,但當時闖關目的就是要抗議黑名單、突顯其荒謬,獨盟同志都有被抓的心理準備,原先計畫10月要在台灣本部成立大會的決議不變,仍照常舉行,政府也佈下天羅地網要捉拿這些台獨要犯,美國回去的王康陸當場被抓,休士頓的郭正光則幸運全身而退。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建立電腦自動警示系統,將黑名單資料全部存檔,只要輸入生年月日,就會出現中英文姓名,入境時便會被海關請入小房間盤查,縱使改名也能查到,闖關變得非常困難,從1990年起再也無人成功,郭倍宏就是如此在機場被認出,並被關進土城看守所。 郭正光是任職於休士頓太空中心NASA的科學家,也是郭倍宏任美國台獨聯盟主席、李應元為副主席時的中常委兼文宣部主委,他向來足智多謀,善於文筆,白天上班,晚上致力獨盟工作,並為《公論報》專欄寫文章,宣揚台獨理念。 為了突破封鎖闖關返台,郭正光殫心竭慮日夜苦思,終於想出一條妙計:用新的身分申請新的美國護照。他不僅改名換姓,還改頭換面,留起鬍子改變容貌,同時變更生辰日期,用新的中文名:陳中明、英文名Michael Chen去申請新護照,順利拿到新護照後,為避開休士頓當地,還特地飛到洛杉磯台灣使館去辦台灣簽證,當一切就緒,想到終於可以見到因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鄉、15年不見的父母與家人,忍不住心情激動熱淚盈眶。 郭正光新護照照片(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本來面目(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提早於9月30日返台,先秘密與家人相見,後赴台中拜訪陳婉真等人,並吸收新同志拓展組織,名歌手王明哲就在那時加入,郭正光甚至還接受《自立晚報》記者專訪,宣揚海外黑名單人士如飛蛾撲火般闖關回台,無懼生死、不怕坐牢的勇氣與信念,要讓國民黨政權知道,黑名單政策關不住海外台灣人的思想,也阻止不了他們的決心。 10月19日,獨盟成立大會前一天,郭正光已闖關回台,並將出席大會的消息在各大媒體曝光,他成為全國通緝要犯,大鬍子照片登上所有媒體頭版;20日在海霸王餐廳舉行的成立大會,風聲鶴唳、氣氛緊張,郭正光的座車在外面繞了幾圈,看到每個出入口都有許多警察和便衣情治人員站崗,先行下車勘查的同志也回報「今天天氣很壞」,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聯絡暗語,意思是指「有危險、最好不要出現」,但後來聽到王康陸秘書長已進場,郭正光決定跟進、不退縮,他朗笑吟誦古詩「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然後從容進場。但在門口卻未遭到阻攔盤問,原來當天他已經剃掉鬍子,戴上假髮並塗黑面容,貌似印度人,與報上照片完全不同,因此瞞過警方耳目。 郭正光走進會場,受到全場如雷的掌聲歡迎,大家爭相與他握手拍肩,他上台後,摘掉假髮露出面目,群眾更是又笑又叫、拍手叫絕,正當他要開口致詞時,台下一陣騷動,只聽到「警察來了!警察來了!」,數百個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衝進場內,郭正光立刻躲進廁所更衣,在警察的敲門聲中,他戴著廚房員工的三角帽出現,冒稱是餐廳員工,就此逃過警方追捕,此時與會者,被警察和特務團團包圍,警方拿著王康陸和郭正光的照片比對,王康陸很快就被認出,被捕時還滿面笑容,郭正光則幸運逃過,警方甚至翻開天花板找尋他的蹤跡,但因他刮掉鬍子,改變容貌,竟成為「漏網之魚」。 不過,後來警方反覆重播現場錄影帶檢視,總算找到郭正光的真實樣貌,第二天他在機場出境時被攔下,被帶到調查局審問了7、8個鐘頭,調查局並將他的護照,送到美國在台協會(AIT)查詢是否假護照,經AIT證明是合法護照,AIT並告知調查局說他並未犯法,調查局無權拘捕美國公民,最後當局只好以「不受歡迎人物」的名義將他驅逐出境;在送往機場的路上,調查局人員的態度完全兩樣,私下向他訴苦說昨日被他逃走,長官大發雷霆,害他們看了一晚的錄影帶,才找出他的真面目,郭正光這才知道調查局早已混入台獨組織,當天得以進入海霸王錄影蒐證。 後來調查局仍不死心,通報美國國務院,誣指郭正光是「恐怖份子」,郭正光回美後,國務院曾派一位聯邦調查局女性幹員,到他工作的太空中心約談,問他台獨聯盟為何種組織,郭正光告訴對方,台獨聯盟成員多數擁有美國各大名校博士、碩士學歷,追求的是台灣的自由民主獨立,郭正光反問對方,到底她覺得台獨聯盟是非法恐怖組織,還是台灣的那個政權有問題?對方一笑離開,此後他也不再受到質疑。 這段真實歷史,恍若007電影般高潮不斷、精彩刺激,郭正光曾在2015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演講中追溯,當時全場起立向他致敬,個人直到去年方有機會與他訪談,對談中發現他為人謙虛,總不忘提到別人的好;他說,其實那天還有兩位同志在場:芝加哥的林明哲和紐約的陳榮芳,因事前他們的名字並未曝光,所以不在搜捕名單內,他們和王康陸共3人先飛到菲律賓,從當地搭船出海,再在公海換台灣漁船,自宜蘭偷渡上岸,過程比闖關更辛苦。 郭正光雖謙稱自己很「幸運」,不過從他事前周詳縝密的計畫,更換新護照、變裝易容,到大膽闖關、臨危不亂,可知絕非靠「幸運」兩個字達成,而是要有高度的智慧與謀略,才能完成任務。 郭正光也很幽默,他形容闖關成功回台灣,就好像安打上一壘;走進海霸王大門沒被攔下,好比盜壘成功;驚險逃離海霸王,就如安全上三壘;可惜最後在機場,遭到本壘前封殺,幸虧最終結果有驚無險。他笑稱,別人都是「非法」闖關,自己可是拿合法證件、「合法闖關」的第一人,當時追捕他的消息,連上全國包括電視與報紙媒體頭條新聞3天,老爸還驕傲的向友人炫耀「我兒子比李登輝還出名」。 詢及面對危險關頭,害不害怕?郭正光表示,加入獨盟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盟友同志都不怕被抓,認為被抓是光榮,像王康陸被捕,面露笑容慷慨赴義,就非常令人敬佩;郭正光表示,自己走進海霸王時也同樣豪情萬丈,當下心情正如荊軻刺秦的寫照:「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回顧過去,台獨鬥士莫不智勇雙全,若沒有他們的犧牲奮鬥,就沒有今天的台灣,他們的故事將千古流傳,值得在史書留下一筆,特此為之記。(資深媒體工作者)民報0821

應天華 駕機環球一周

旅居洛杉磯的台灣飛行冒險家應天華7月底,以82天、2萬6000多英里的紀錄,與妻子陳小平共同完成環遊全球一週的創舉,也成為全球第一對駕駛單引擎飛機環繞地球一週的華人。 1980年代就曾參與台灣第一架自製飛機設計與製造的應天華,一直對飛行念念不忘。來到美國之後,儘管當時學開小飛機仍是天價,還是想盡辦法賺取學費,取得小飛機的駕駛執照。 會想開小飛機環繞地球一週,應天華說,這是每個飛行員的夢,他也一樣,夢想了一輩子,但真正開始落實,是在10年前。 但是真的開始做了之後,應天華說,這才知道有多麼不容易,光是買飛機他就前後買了3架,「總在買了之後才發現不符合自己需求」,2年前,買進現在駕駛的這架單引擎飛機,才總算是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不過,想駕駛小飛機環繞全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陪同應天華在天空飛翔82天的陳小平笑著說,「買飛機其實是最簡單的」,其後的行程規劃、取得各地航空站的降落許可、飛越領空許可、加油等,都是大問題。 應天華說,上了天才知道,再翔實完善的規劃,都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氣候是他們一路上最大的敵人。 他們兩人才剛到冰島,就碰上了讓全球航空業也無法解決的大問題—火山爆發,連波音大客機都上不了天,何況是應天華駕駛的小飛機。但停留在一地也不是辦法,應天華只好流浪在北歐的各大小機場,趁著火山灰不嚴重的空檔,一步步想辦法飛到非洲。 除了火山灰,應天華也曾碰到2次生死交關的重大危機,其中一次是在汶萊飛往柬埔寨的途中,遭遇大雷雨,飛機上的3套雷達導航系統全部失效,只能憑著平常累積的經驗與直覺,判斷飛行方向,當看到機場跑道時,陳小平說,整個人因為放鬆,攤在駕駛艙裡。 儘管有些風風雨雨,但這一路上應天華夫婦仍碰上很多好人。一個讓他很感謝的事就發生在故鄉台灣。他說當他們在桃園機場落地準備加油時,已經是深夜時分,身上沒有台幣的他們沒法支付油費,華航地勤二話不說立即代墊,讓他們非常感激。 82天、2萬6000多英里,走過26個國家,拍下3000多張珍貴照片,成為全世界第166位完成駕駛單引擎繞行地球一週的飛行員,更是華人圈第一,應天華謙虛地說,「剛好吧」,之前並不知道有沒有華人做過這樣的創舉,但能寫下記錄,他覺得真的很開心。中央社

賴弘典 紐約牙醫師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賴弘典醫師是一個基督徒,問他最喜歡的聖經章節是哪一段?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上主已經指示我們什麼是善。他要求我們的是: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數十年來,這段經文像他腳前的一盞燈,照亮了他的人生路。 他自1972年到紐約曼哈坦的中城開業行醫後,將近三十年,幾乎參與了所有紐約大大小小的台灣人活動,他說:「從搬桌椅,貼郵票,到出錢出力,什麼都做,就像是一個憨人。」如果他寫下了「憨人日記」,那麼這本「憨人」記事該是一頁頁的紐約台灣人活動史。 「從以前的對抗國民黨,到現在的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我們總以微薄的力量,挑戰強大的壓制勢力。很多時候,感覺很挫折,有時像走在隧道,看不見盡頭;有時像在敲石壁,怎麼敲都敲不開。」他說:「但也有時,陽光卻從石縫中照射,帶來希望。」 在任何時候,「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這節經文一直是他的信仰,也是他力量的泉源。 躊躇少年行   1965年,他到日本唸書時,政治思想是一片空白。籍貫嘉義大林的賴弘典,生長在一個昔日地主的家庭。父親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回台灣後,先後在糖廠和中學服務,面對的是一個土地被徵收、謀職有侷限的現實環境,看到的是一個貪污腐敗、矮化台灣人的政府,不滿的言論洋溢自然在生活之中,只是當時這些言論似乎對他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他從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畢業後,服完兵役,即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口腔外科。他說:「初抵日本時,看到東京車站旁,矗立著日本共產黨的巨大招牌,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日本正鬧學潮,學生們在校園裡搭帳蓬,公然和學校對抗。自小在戒嚴法控制下長大的他看到這情景,覺得很不可思議,同時也詫異日本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自由,能夠發表不滿政府的言論。 第二年,學潮鬧得更厲害,學生霸佔了東京大學的研究室和實驗室,影響到上課和做研究的進度,他只好申請到美國唸書。在拿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後,他就到美國深造。 初到美國,他先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唸微生物和生化研究所,1969年,拿到碩士學位後,轉往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前往水牛城(Buffalo)的途中,他先到紐約市工作半年,賺取一些學費。這期間,和林吟珍小姐結了婚,兩人結伴到水牛城唸書。 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期間,他們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如林尚武、陳阿火等人在一起,過著熱鬧的留學生活。印象裡,有一年,林尚武在台灣同學會的晚會裡表演節目,挑根扁擔,唱著「燒肉粽」的歌,非常精彩。那段時日,他們經常談論台灣的事情,彼此的台灣意識也在無形中萌芽滋長。 傾聽先知的聲音 1971年,台灣的國際地位顯著改變,先是台灣退出聯合國,繼是尼克森即將與中國「外交正常化」,許多人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那年12月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一次發表震撼島內外的「國是聲明與建議」,聲明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建議政府革新內政,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這項聲明無異對施行高壓統治的國民黨政權提出正面的挑戰。 當賴弘典從「教會公報」裡讀到這項聲明時,內心起了很大的震撼。「這真是先知的聲音,」他說:「在那個被嚴密控制的時代,他們能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現象,說一般人所不敢說的聲音,令人由衷佩服。」同時,他也擔憂著高俊明牧師等人的安危,所以經常閱讀「教會公報」,關心在國民黨監視下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 也在這年,他的事業有順利的進展,先是取得牙醫的博士學位,然後通過牙醫師的資格考試,到紐約開業。他說:「天公疼憨人,當時曼哈坦的房價還沒有那麼貴,我的診所就設在中城三十六街麥狄遜(Madison)大道與公園大道之間的一棟大樓裡,沒想到後來那裡的房價漲得寸土寸金。我因為在日本唸過書,會說一些日本話,所以來找我的病人中有許多日本人,還有一些美國人,倒是沒什麼台灣來的。」 「這樣倒好,上班下班互不相關,」他笑著說,「我的病人都不知道我下班後做些什麼事,而台灣人圈裡也很少人知道我上班時做些什麼。」 當時,紐約人才濟濟,黃武東牧師也在紐約牧會,主持恩惠教會,賴弘典全家都到那裡作禮拜,和同一教會的方菊雄教授志同道合,兩人在七、八十年代一起從事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後來賴太太都稱他們倆人是「一對憨人,家裡的事不做,公家的事忙得團團轉。」 那時在教會裡,經常聽到國民黨壓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事情。1973年,黃武東牧師、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和林宗義博士等人共同發起「台灣人自決會」,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賴弘典和方菊雄都義不容辭地加入。 那年夏天,他們也一起參加「台灣人基督徒退休會」。早在1970年的八月,紐約台灣人基督徒在歐炯雄的召集下,首次在賓州鄉下的Downington野營區舉辦退休會,氣氛非常好。第二年在許希哲的召集下,在紐約上州的Highland Lake營區繼續召開,吸引了一些非基督徒參加。第三年同樣在Highland Lake舉行,賴弘典一家正好搬到紐約,第一次去參加,留下深刻的印象。 隔年,基督徒退休會由方菊雄主辦,方菊雄同時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遂將教會與同鄉會的活動合在一起辦,主辦了1973年「第四屆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及第一藉美東台灣同鄉夏令會」,聲勢大為壯大。兩年後,正式改名為「美東台灣人夏令會(TAC/EC)」,延續迄今,成為一年一度海外台灣人最大的聚會。 隨著紐約台灣人活動的增多,賴弘典的社區生活益加豐富,舉凡「台灣同鄉會」、「民眾大會」、郭雨新競選總統支援會、康寧祥演講會等琳琳總總,他都是基本會員之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75年十一月再度發出勇敢的呼聲:「我們的呼籲」,抗議國民黨政府沒收台語白話文聖經及禁止長老教會參與普世教協的組織,主張教會應以愛心說誠實話,積極關心台灣的政治前途。1977年八月,三度發表宣言:「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些宣言帶給賴弘典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他景仰那些無畏高壓政權,發出正義呼聲的牧長們,也深深認為作為一個基督徒,除了禮讚上帝外,應具有實踐信仰的使命。此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的金句常在他心底迴響,讓他能夠無怨無悔地從事台灣人運動達三十年。 參與台灣人運動 1976年,他在林尚武引介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此後經常下班關了診所大門,就搭地鐵到下城的獨盟「咖啡室」當義工。他說,當時獨盟主要在做思想啟蒙的工作,經常寄宣傳文件給各地同鄉,他幫忙貼郵票、標籤、整理通訊地址等等。在「咖啡室」裡,常遇到洪哲勝、王康陸、陳南天、林振昌、黃再添和張燦鍙等人,有時也看到蔡同榮。後來,他發現這種整理貼印的工作可以帶回家做,就領了工作回家「打工」。 那些年,島內的民主鬥士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海外熱心份子於是組織「台灣人權會」,從事政治犯的救援工作。1978年,賴弘典醫師擔任「台灣人權會」紐約分會的會長,除了關懷島內政治人物外,還嘗試舉辦軟性活動來淡化獨盟的強硬色彩。當時,他委託羅福全的太太毛清芬與許瑞峰的太太戴惠美等多位女士,在恩惠教堂的地下室開花展,為人權會募款,結果約有上百個同鄉前來觀賞,氣氛非常熱烈,整個花展為台灣人權會募到將近三千元的基金,那時算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後來,島內的抗爭形勢益形高漲,終於爆發了1979年底的「高雄事件」,隨後全島展開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海外的人都憂心忡忡地互探島內的事情,紐約的張楊宜宜於是在皇后區成立「台灣之音」,隨時報導最新的台灣消息。 「台灣之音」成立時,賴弘典就幫忙搬運錄音機,裝置電台設備,一有空就到電台當義工。「台灣之音」成立後,歷經施明德的逃亡與被捕,二二八林義雄家的血案,美麗島受難人的軍法審判,高俊明牧師等教會人士的被捕,以至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的遇害,每個事件都扣緊鄉親心絃,以致收聽率非常地高。 隨後,獨盟在皇后區的長島城(Long Island City)發行「台灣公論報」,也很缺乏人手,賴弘典於是常在週末或假日時開車去幫忙。他說,當時大家都沒有報務經驗,只憑著一股欲傳達台灣人心聲的熱血,就摸索著辦報。其時住在新澤西的毛清芬經常單程搭一、兩小時的車到報社上班,老李、小李、廖愛華和王康陸等人也常在那裡工作。時隔多年,他很高興地看到這份報紙不僅迄今仍繼續發行,並且成為海外台灣人主要的喉舌之一。 1979年後期,早先成立的「台灣人自決會」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應該重視外交工作,因此宣佈解散,改與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郭雨新等人密切配合,共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進行國會的遊說。賴弘典也在此時成為FAPA的會員,並且在八十年代初期擔任FAPA紐約分會的會長。1990年後,還兩度擔任FAPA的中央委員。 在推展台灣人運動期間,賴弘典覺得在美國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醫師,經濟能力比較強,但態度卻比較保守,以致未能發揮力量。他於是思考籌組「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藉同業間的聯誼,提升醫師們對台灣的關心。這個構想得到紐約的許登龍、許左龍、陳坤海和楊次雄等醫師的贊同,並且得到新澤西的許盛男、樊豐忠、黃正雄、吳郁彬、楊征東、林嘉男、王清貞和陳文宏等醫師的支持,於是在1984年十月假曼哈坦東四十街的萬壽宮飯店成立「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周烒明醫師與楊次雄醫師籌劃全國性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邀請他們加入。「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於是在李汝城任會長期間,變成「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紐約分會。 也同樣在1984年,紐約的台灣人想要在紐約籌建北美洲第一間台灣會館,在黃再添召集下,各路英雄群集在東園餐廳,商討台灣會館的建館籌備事宜。兩個星期後,第一次的籌備會議就是在賴弘典醫師的診所召開,當時選出陳隆豐為建館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積極進行覓館與募款事宜。整個建館過程中,賴弘典是執委會的委員,也是建館的股東之一。「紐約台灣會館」落成迄今,他長期擔任會館的常務理事,目前則是會館的副理事長。 細數從前,賴醫師說,猶記那些年,下班後常有許多台灣人的會要開,所以兒子對他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開會」。太太當然也有怨言,卻也無可奈何,只好稱他是「憨人」。在`這段埋頭苦幹的歲月裡,看到台灣的時局日益變化,海外的台灣人運動逐漸成長,內心也有無限的欣慰。 化憂悶為歡喜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漧,樹木真青翠的路邊;有時咱遇著大憂悶流眼淚,如經過大風浪的苦海,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這首聖詩是賴醫師喜愛的一首歌,鼓舞他歷經許多挫折時光。 1986年,走過沉悶漫長的奮鬥過程,海外台灣人的運動開始看到希望。那年,由賴弘典醫師擔任總召集人所主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是一個歡喜的聚會。那次的美東夏令會由「紐約台灣同鄉會」、紐約的台語教會以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聯合舉辦,在康乃爾大學進行,一共吸引了兩千六百名同鄉參加,創下了美東夏令會參加人數的最高峰。 據當年在康乃爾大學協助主辦夏令會的高龍榮博士說,綺色佳是一個居民僅一萬人左右的大學城,開夏令會的那三天,小鎮裡突然多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當地都變成新聞,身為地主的「綺色佳台灣同學會」成員們也因此忙得好幾天不分晝夜。 那年,服刑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甫出獄,初次到美東夏令會演講,許多基督徒都慕名前來。高牧師演講的主題:「咱的路-自愛、自律、自救」,即取自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其後兩天,他並以「使憂悶變歡喜」和「一群勇士」為佈道主題,勉勵台灣人基督徒應如初期教會的使徒般,同心合意創造公義與愛心的社會。 美麗島事件的受難人呂秀蓮亦剛出獄,應邀到夏令會演講。她在1974年首次參加美東夏令會時,曾被人質疑為國民黨特務而當場淚灑會場,如今受難歸來,受到英雄般地熱烈歡迎。 當時,海外台灣人社團林立,晚間的政治討論會熱鬧滾滾,討論會主持人徐福棟特別在大會手冊上公布「政治討論會施行細則」,態度之慎重,可見一斑。也在那年,「海外組織」的許信良、謝聰敏與林水泉在夏令會裡信誓旦旦聲明一定要闖關回台,然後像壯士出征般地接受同鄉的歡送。 回憶往事,賴弘典說,在那之前,從事台灣人運動像走在漫長的黑暗隧道中,看不見盡頭,一般人聽到「台灣獨立」四個字,不但避之惟恐不及,就是看到社團上有「台灣」兩個字,也裹足不前。爾後,曙光出現,島內的組黨、解嚴、廢除黑名單,一一達成,令人無限興奮。至於千禧年聽到陳水扁當選總統時的感受,賴弘典醫師笑著說:「一時興奮得心理都調適不過來!只覺得能夠親眼看到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就很高興。同時也慶幸自己在建國的道路上,曾經舖上一、兩粒小石子。」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早在1966年,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呈現危機時,義大利的代表即提出「兩個中國」的方案,然而遭到當時的蔣總統以「漢賊不兩立」的堅硬立場斷然拒絕,導致台灣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隨後喪失一切應有的國際地位。 1991年,為求打破外交困境,民進黨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主張,獲得海內外台灣人的熱烈響應。為了回應島內的主張,「民進黨美東黨部」執行長黃再添在1992年召開「紐約台灣人社團聯合會議」,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CATUN)」,開始展開長期艱難的使命。 CATUN成立迄今已十年,其中賴弘典當了八年的召集人。「面對中國無所不在的壓力,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非常困難,那種感覺像在敲石壁,不但敲不開,而且直接嚐到又硬又冷的閉門羹。」賴醫師說。 但是明知困難重重,該做的還是得做,在黃再添和賴弘典等人策劃下,CATUN每年都舉辦大型的活動,希望提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1993年,舉行「聖火長跑」,在曼哈坦最南端的巴特力公園(Battery Park),面對象徵民主獨立的自由女神,點燃聖火,然後由同鄉傳遞火炬,接力跑到聯合國前。 自1994年起迄今,CATUN幾乎每年都發起大規模的千人大遊行。於是南起華府,北迄波士頓,住在維吉尼亞、馬里蘭州、賓州、紐約、紐澤西、康乃狄克、麻薩諸塞等各州的熱心台灣鄉親,或開車、或搭乘火車、或集體搭乘大巴士,紛紛進入紐約城。大家聚集在聯合國前的哈瑪紹廣場,表明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決心。然後列隊遊行穿越曼哈坦,沿途散發傳單,一直走到哈得遜河旁,在中國領事館前抗議後再解散。 此外,CATUN並在1995年時假紐約林肯中心舉辦「台灣文化之夜-二十世紀台灣交 響樂展」,邀請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與台灣同鄉們共同欣賞台灣樂曲。當晚,由小提琴家胡乃元、梆笛演奏家陳中申、及布魯克林愛樂交響樂團精彩演出了江文也、郭芝苑、馬水龍、賴德和和許常惠等台灣作曲家的作品,吸引了兩千五百名聽眾如癡如醉的聆賞。 1996年,基於「紐約時報」登出一則美國欠繳聯合國一億六千萬會費的新聞,並謂每個美國公民需付四點四美元,方能抹消赤字,於是CATUN發起「UN欠東風,小錢立大功」的活動,蒐集眾多同鄉捐贈的四點四元支票,隨同大家的簽名函,寄給聯合國的秘書處,結果該處因為中國代表權的關係,將所有的支票及簽名信退回,讓CATUN直接嚐到閉門羹。 1997年,CATUN舉辦「台灣安全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的戰略專家及學者假紐約台灣會館商討「台海的安全與戰略」等問題。 「做了近三十年的台灣人運動,最高興的莫過於看到有更多的後起之秀出來接棒。」賴醫師說:「現在年輕的一代如許伯丞、蘇宏志、蔡岳廷、陳惠華等,都很優秀。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熱情與希望,也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猶記當年初抵美國時,口袋裡僅有一百二十五塊美金,而今經濟無憂,家庭與事業都很美滿,實在很滿足。如果說,年輕時憑著一股愛鄉愛土的熱情,投入台灣人的運動,是一種『憨人』行為的話,那麼天公是疼『憨人』的。」賴弘典醫師如此說。 註1:「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簡稱TAC/EC。 註2:「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全名Committee for 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CATUN。 楊遠薰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余忠村

在社團中看到余忠村,總是很謙和,細聲講話,笑口常開,沒有社團頭銜,人家笑稱他是「台美社團地下工作人員」,沒有頭銜的牽絆,他反而可以自在地默默耕耘。從學業最高峰博士轉業到藝術室內設計工作,他視為人生中最勇敢的事,晚年能夠參加台美社團,如願地在草根外交盡些心力,又能擔任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把所荒廢已久的博士專業真正地「學以致用」,而且收集的台灣文物,自己一肩扛起到處去各地圖書館展覽,介紹台灣文化,他深記成功高中校歌最後有句「建國大業要重頭做起,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深感遲暮之年總算做到,能為台灣故土奉獻,讓生活過得格外有意義。 爸爸‧老牛‧稻香 「我與父親一定是前世結的緣,從小就是爸爸的小跟班,若沒有跟上,我就會從早哭到晚,我小時候就很愛哭,也很雞婆愛管閒事"初中大家幫我起個綽號叫我阿婆"」。余忠村,1939年生於北投唭哩岸靠近石牌,世代務農,家中10個小孩5男5女,排行老八,是家中最小的么兒,小時候最愛哭,到了7歲都還要讓媽媽背著踱步,最喜歡的事就是跟爸爸一起到田間工作,一起看夕陽,父親常把他放在人力車上載著滿滿農作收成去趕集,他從小就很仰慕父親拉車快跑的背影,「有一次,我還記得父親帶我拉車去大稻埕,碰到一位洋人用照相機將父親拉車我坐車攝入鏡頭,並給我們一張價值不少的鈔票,這一張照片也許曾經出現在當時某個西洋雜誌上,讓人了解台灣文化,這一幕是我和父親在一起最美好的回憶。」他津津樂道地說著。 由於家中人口眾多,隨著哥哥成家立業,房舍已經不夠住,所以小學前,爸爸決定帶他去住牛舍,雖然牛舍只能點著媒油燈照明,而且還有牛尿,但牛是農家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家中的老牛全家大小愛護有加,早已成為家中一份子,所以和牛住在一起,余忠村覺得很自然,和牛同居的日子,一點也不委屈,爸爸每天都跟他有講不完地故事,與老牛相伴,余忠村一直住到上大學前。 余忠村小學時候成績就很好,4年級的導師就是大哥,和大哥差17歲,參加初中聯考,大哥替他填志願,大哥幫他填成功中學為第一志願,因為日據時代成功中學是給台灣小孩唸的,日本小孩讀建國中學,所以成功中學在台灣人心目中永遠是排名第一。而當年在鄉下余忠村能考上以第一志願在石牌算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不過考上成功初中後,每天得走半個小時然後再搭火車半個小時去上課,印象中每年颱風上課真的很辛苦;初中畢業後,又再考上成功高中,因為戶口的規定,他已不能坐火車,所以騎腳車再坐公車的度過三年。余忠村以就讀成功高中為榮,因為不僅是智識啟蒙的園地,也是同窗好友共同成長學習的地方,他不但開始接觸到城市生活,交了很多朋友,喜歡畫畫,高中時參加美術社,洛杉磯名醫陳惠亭就是當年的社長,FAPA執行長陳文彥、鄭英松教授、林宗光教授都是同屆同期的同學。初一開始,因為喜歡講虎姑婆的故事,又愛熱心雞婆服務,所以綽號“ 阿婆” ,當初在成功無人不曉。 摩登浪子博士生 大學考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看到大學的校舍比成功中學還小,當時很失望,所以沒有專心讀書,成績差強人意,那時候天天穿的很摩登,50年代流行的是粉油頭,叩叩鞋,服裝又喜歡自己設計,愛作怪又穿得很奇特,上課遲到早退,又愛跳舞參加派對,不太正經的樣子,太太李月英當年是同班同學,怎麼看余忠村就像小流氓,大學印象不怎麼襯合。 余忠村從小生在農村,讀書盡是中國地理歷史,直到當兵,演習打游擊戰部隊,行軍一路從桃園打到屏東,他才知道台灣還有南部,真正讓他驚訝知道台灣原來有這麼大。當兵後,想要出國,當時很流行,就讀成功高中戊班51個畢業,不但全部考上大學,一半以上選擇出國,讀博士學位就有20多個。 余忠村不能免俗也想出國,不過主要原因卻是在一句求職時遭人家奚落「地政系能做什麼?」 申請工作受挫後,剛好中興創立第一屆地政研究所,所以考上唸了兩年碩士學位,當時能拿到碩士,在石牌又是鳳毛鱗角,但他仍執意申請國外就讀。 唸大學時,余忠村回憶著,他已入社會幫三哥在天母做傢俱生意外銷,所以很早就接觸洋人,並交了不少朋友,讀研究所時太太終於覺得他是「浪子回頭」有點好印象,好同學作媒拉攏,後來就追求成功,1966年畢業,做了一年事就結婚, 1967年8月來美,申請猶他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系, 但到了學校之後, 結果直接轉景觀建築學系兼唸都市計劃系,後來又轉去密西根大學資源開發學系,並且在一邊在密西根州政府的自然資源部做助理企劃經濟分析師的工作,在密西根因為台灣同學多,他也開始參與很多同鄉會的工作,於1975年拿到博士學位。 經營高級藝廊 余忠村人生最冒險的事,竟是學業最高峰拿到博士,然後勇於放下,轉業到陌生但喜愛的藝術工作,過著他喜歡的創意藝術人生。 當初放棄學術路線,搬來洛杉磯,從頭開始,是因為喜歡這邊的天氣,他思考不管做教授或公司工作隨時會遭到解雇,而且對藝術方面興趣難以壓抑,還有三哥也希望能幫忙做傢俱生意外銷生意,所以他的產品有很多是自己設計及創意合成。 他拿出所學分析,決定走高級東方雅緻風,銷售對象是全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以他選擇在比弗利山莊開高級藝廊,他以東方的風味配合西方的空間實際尺吋需要,做了不少生意,中國開放後,一些中國紅衛兵破壞的文物,以低價外銷到歐美,他就利用這些具有古意的“ 廢物” ,經過巧手創意化腐朽為神奇,也因為創作關係,才有機會接觸當地演藝界人士的豪宅,也從中學習不少經驗,結交不少認識熱愛東方藝術的美國好友,一直到96年退休前都是與主流社會藝術界接觸。 心滿意足的義工生涯 滿60歲退休後,余忠村才有時間及機會開始接觸台美社團,第一次直接參與就是第一屆2000年的台美傳統週,當初他參加的台灣之友會是創辦單位之一,當時是林美里做社長,他持續圖書館台灣文物巡迴展至今仍保留到不同圖書館展出。不過從事設計多年的習慣,他初時參加台美人開會時有點水土不服,與主流社會開會是先建立藍圖就分頭執行,但與台美人開會是邊修邊蓋,後來也就慢慢習慣這樣的風氣。 他被推薦進入台灣之友會擔任理事,與現任會長泰德安得森認識,當初看法就認為台灣之友會應該是美國主流人士主導,發展擴及主流社會,所以推薦泰德安得森擔任副會長,並保持密切接觸。余忠村對台灣之友會的期望很高,就是進入美國主流,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西藏之友會規模那麼龐大,他們以很少數的西藏美人卻發展到美國許多重量人物會關注西藏文化與種族的生存,布希在訪中國前夕,還會特地接見達賴喇嘛,可見西藏之友會的舉足輕重,而且能發展到全世界。他認為,只要朝一點一滴的方向走,眼光放遠,心胸放大一點,台灣之友會大有可為。 他也很欽佩泰德安得森,因為他不懂華文和台灣話,但都會參加講座,他甚至還唸了很多的台灣與中國的報導,還參加台灣人獅子會,台灣人獅子會送他去台灣參觀2千年大選後,對台灣民主熱情印象很深刻,回國後他就希望能有第二個美國人像他一樣感動。也是因為安得森的介紹,余忠村能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如今已是第二屆。 他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後,才真正了解美國社會基層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了解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地方事務有高度自治權,但是財源50%透過不同的計劃和法案,由中央分配到地方實施,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監督由中央撥款,地方政府執行的進度,涉及的預算以前是8千萬,現在是4千萬,該會是全美國第二大的人力投資委員會,也因為如此,他有機會代表縣政府去美國各個地方參與縣政年會,接觸全國縣政代表了解各地政治運作,這是余忠村得到博士學位後,感受到自己成為美國的一員,又與大學研究所修習的課目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他感到很光榮也很欣慰。 當初參加傳統週時後發現要展覽時都沒有充足的文物,所以自己出錢出力收集, 發覺布袋戲及日常生活用品比較好收藏,回到台灣時就去三義收集台灣農村文物與生活用品,還有布袋戲偶、原住民衣物等,並且很認真地把收集品成寫成中英文說明,常常送到各地圖書館去展覽充份利用,他都是自己開車然後去接洽,只要圖書館有空間與日程表,在遠他都送去,由於反應很好,所以為了更新,反而越收集越多,晚年能又與藝術結合,而且發揚地是台灣傳統文物,對他們夫婦而言,二個孩子不用操心,生活精神都相當滿足,此生離鄉背井來到美國覺得非常有意義,總算不枉走一遭。 從大學起就喜歡與洋人做朋友,一向台灣意識強烈,對台灣社會關心,余忠村以向洋人朋友介紹台灣為榮,他認為,若是每個台美人能推展自己主流社會的人際網絡,即使是民間朋友都將會是支持台灣的強力後盾,他主張讓台美人第二代多多參與主導台美人事務,他們才有機會為台美人創造光榮歷史。 文/林蓮華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黃建舜 廣告才子的故事

走進IW Group副總裁及創意總監黃建舜(John Leewong)在西好萊塢的辦公室,一映入眼簾的就是牆上一排排的獎盃,對於從事廣告設計多年的黃建舜,得獎已經是家常便飯了。最近,他剛以一個戒煙公益廣告獲得亞美廣告聯盟(Asian American Advertising Federation)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 移民的美國夢 黃建舜的父母親在來自廣東台山,父親在1930年代首先來美,在舊金山外祖父開設的洗衣店工作。兩三年後,黃建順的父親因為不習慣舊金山較寒冷的天氣,決定南下聖地牙哥自立門戶,在目前的State Street和E Street交口開設自己的洗衣店。再將黃建舜的母親從台山接過來,全家就此在聖地牙哥落地生根。 跟一般華人移民的父母對望子成龍的期望相同,黃建舜的父母並不奢求子女繼承自己的小生意,但是也不太願意自己的子女走藝術的路子。黃建舜喜愛畫畫,但是以此為職業,對於他的父母來說,卻是不太能夠接受。 「多虧大哥站出來說服我的父母!」黃建舜大哥那時的女朋友,剛好有個從事商業藝術的朋友,因此大哥以自己對女朋友她朋友工作的了解,極力說服父母親,弟弟想要走的路,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一定惡是作劇!   「藝術學校的職員當時一定覺得這是一個惡作劇!幸好他們還是寄來了。」黃建舜笑著提到,他九歲時從大哥女朋友的朋友那邊拿到藝術學校的地址,就以歪七扭八的英文寫信跟洛杉磯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Art center School in Hancock)要求入學須知的目錄來研究。然而,就是靠這樣的決心,黃建舜日後順利的進入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的廣告設計系(Advertising Design)就讀。 至於為什麼選擇商業廣告藝術而不是純藝術(Fine Art)呢?黃建舜認為,在純藝術領域,每個人都可以對特定作品有自己的觀感、 然而廣告藝術訴求的是普羅大眾,能夠吸引越多觀眾的共鳴,越是成功的作品。那也是他所想走的路。 談到他這次的戒煙廣告得到亞美廣告聯盟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黃建舜表示,這個廣告的製作重點就是「要如何能讓人撥打熱線電話!」他說,在製作的這支廣告之前,IG Group的策略小組對亞洲人抽煙文化進行分析,由於亞裔的抽煙人口大部分是男性,亞裔男性相信,抽煙是一種男人可以隨心所欲控制的習慣,而不是癮頭。 因此,這篇公益廣告就是在描寫抽煙致命的吸引力(Temptation)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劇中的男主角不斷的躲避煙霧的襲擊,煙霧還是24小時如影隨形的攻擊著他。 「用功夫電影來強調亞裔的文化背景!」黃建舜表示,由於亞裔人口大多都有功夫或武術的文化背景,男主角以功夫來還擊,然而當功夫對抗抽煙都束手無策時,這時候再秀出戒煙熱線的電話號碼,這樣的隱喻更能引起亞裔人口的共鳴。 姑不論日後撥出時能否得到觀眾的共鳴,黃建舜的戒煙廣告無疑的先得到亞美廣告聯盟評審的青睞! 在藝術學校畢業後,黃建舜首先進入舊金山知名的 Cunninghum & Walsh 廣告公司進行廣告設計工作,之後又歷經多家知名廣告設計公司磨練,還當過自由廣告創意工作者。數年前,他一腳跨進了專門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領域。 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跟主流廣告有什麼不同?黃建舜以他先前在主流廣告公司工作的經驗,和目前專門從事亞裔廣告設計的差別的經驗。「主要在文化差異的研究!」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對於許多文化細節必須更重視。 由於廣告主受限於經費限制不可能針對每種族裔各拍一支廣告,因此如何在不同文化中異中求同,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從事少數族裔廣告的廣告公司,都有專門的策略小組,研究各族裔不同的文化。 舉凡選角、服裝、劇本,都要針對不同族裔的差異,層層考量,找出最大公約數,再行拍攝。黃建舜舉例,像他們最近拍一些亞裔廣告片,要前往印度的Bollwood進行選角拍攝,主要就是針對南亞裔的族群。他說,南亞裔族群,一般生活較為困難,印度Bollwood的電影向來有諷刺人生、但又充滿熱情,正是南亞裔族群希望藉由影像逃脫不愉快的日常生活。 所以他們針對南亞裔族群拍攝的廣告片,也需要帶入這樣的元素,例如透過大量的歌舞,詼諧的口白,再帶入廣告的中心主題。 熱情永遠最重要! 從事廣告創意幾十年,是否曾有才枯思竭的時候?黃建舜表示,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十分幸運的事。他一直是樂在工作,即使偶有疲累,只要到期日逼近,很自然的就能想出新的點子。 對於想要從事廣告設計的工作的華裔後進,他也勉勵,只要喜歡創意新點子和樂於享受廣告設計的挑戰,不管你是什麼族裔性別或是你的英文多麼差,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行裡面勝任愉快。多年前,他曾雇用一個跟隨丈夫來美的華裔女性,之前也曾從事廣告設計,來美以後由於語言因素無法找到好的工作。 黃建舜因為她對廣告設計的熱愛而雇用了他;多年之後,這位女性已成為洛杉磯另一家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熱情永遠是最重要的!」黃建舜這麼說。 文/記者劉孟儒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學養深厚的台獨運動人格者~鄭紹良博士 (林衡哲)

  近代台灣人追求台灣人獨立自主的運動中,出現不少人格崇高的人物,例如黃彰輝、高俊明牧師、台獨聯盟的黃昭堂、周烒明醫師、民進黨的盧修一、江鵬堅等,他們都是近代台獨運動的典範人物,不管是學問或人格特質都是第一流的台灣人,至於我所認識的鄭紹良,不但是人格者,同時又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以及先進的科技智慧,我們的友誼是君子之交淡若水式的,雖然不常見面,但卻是心靈上的知己之交。他雖然是道道地地的台灣澎湖人,1960年赴美留學,先後取得西維吉尼亞大學土木系碩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航空機械工程博士,但是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卻是濃厚的日本紳士的味道。鄭紹良先生主持的活動以及他給我介紹的重要人物,給我一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豐富了我的人生與志業。 我在1968年到紐約接受醫師訓練時,跟本沒有台灣意識,大約在1970年參加同鄉會,聽了五位博士(包括周烒明、陳隆志等),才覺悟自己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並且認同《台灣獨立》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當時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柯賢明是我建中同學,他邀請我做同鄕會醫藥顧問,起先我不敢接受,後來考量很久,才勉強接受。那時看《台獨月刊》都有一奌心裡毛毛的感覺。1970年發生黃文雄、鄭自才槍擊蔣經國的英勇事件,震驚海外台灣人,此事因槍枝來源問題,帶來聯盟路線分歧,這時,鄭紹良先生挺身出任1971年聯盟主席,適時避免聯盟分裂,再讓聯盟重生,這種臨危不亂,挺身而出的精神,令人敬佩。 擔任獨盟主席時,完成二件歷史性大事 鄭紹良於1971年擔任臺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時,完成了二件歷史性的大事:(1)他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開會當天,在會場前發動著名的鎖錬示威活動, 以此 象徵台灣人在台灣的處境,受到《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的重視,並以圖文大幅報導。 (2)1972年在紐約著名的馬里遜廣場希爾頓飯店,舉辦1200人《彭明敏民眾大會》,這是彭明敏逃離國民黨魔掌,經由瑞典,第一次在美國辦《民眾大會》,那天由鄭紹良主席親自陪同彭明敏進入會場,全場士氣高昂,充滿台灣人出頭天的氣氛,大會由鄭紹良介紹彭教授後,彭教授發表逃脫臺灣之後,第一場石破天驚、震撼全場的演講,演講會之後,彭教授帶領將近一千人,走到聯合國廣場示威,要求台灣加入联合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下海參加遊行。 不久彭明敏教授在柯喬治協助下,1972年出版他的英文傳記《The Taste of Freedom》,此書對我台灣政治意識的覺醒影響頗大,不久我又讀到吳濁流《 無花果》對我的台灣文化意識的啓蒙也很大,此書也是我從《中國人》,轉變為《台灣人》認同的関鍵書籍,更讓我瞭解《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我本來想找五位志同道合的醫生朋友,翻譯彭教授《自由的滋味》,也許是受鄭紹良的影響,那時是我革命精神最昂揚的時刻,每天醫院下班,聽完貝多芬《愛格蒙特序曲》(愛格蒙特是荷蘭獨立英雄),就開始翻譯《自由的滋味》第五章,終於在一個月後完成此書第五章的翻譯。鄭紹良在西雅圖華大獲博士學位後,在美國最大飛機製造公司波因就職,那時他在西雅圖創立《台灣同鄕會》,在他旗下名將如雲,例如沈富雄、陳芳明、孫慶餘、來自荷蘭的台灣女婿Gerrit等,因此在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時,西雅圖同鄉的抗議活動,辦得非常成功,鄭紹良幕後的影響力,應居首功。 在南加共同催生《台灣出版社》,讓《自由的滋味》成為暢銷書 1980年初我從紐約搬到南加州行醫,鄭紹良也由西雅圖波因公司,轉到南加州航太公司上班,因此我們時常有連絡,特別有彭明敏教授來南加州訪問時,我們就有機會歡聚會晤,常常聊到不知東方之既白。1983年10月31日,我在南加州爾灣市成立《台灣出版社》,準備出版一系列的台灣禁書,鄭紹良馬上加入我們股東同仁的行列,(但是鄭紹良在作獨盟主席時,從來沒有要求我加入他們的組織),1984年3月15日,當《台灣出版社》推出三本國府禁書:(1)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2)無花果(3)自由的滋味(彭明敏著)時,收到書時,鄭紹良很高興地給我來電鼓勵,並且大力推銷給所有他認識的親朋好友,《自由的滋味》後來在台美人中暢銷四千本,鄭紹良的推薦,居功厥偉。 《美麗島事件》之後,許信良等要在洛杉磯創刊《美麗島週報》,那時海外二支健筆陳芳明與孫慶餘,由西雅圖飛來洛杉磯,投入素昧平生的許信良催生的《美麗島週報》,成為早期最重要的二支健筆,鄭紹良多少扮演了居中協調的角色,那時陳芳明為了要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這本臺灣獨立運動的經典名著,在《美麗島週刊》上連載,就邀請他太太莊瑞穗把此書翻譯成漢文,因為是戒嚴時代,因此用筆名林美惠發表。此書除了第五章之外,全是她的流暢的譯筆,後來臺灣解嚴之後,出了很多版本,都是採用我們二人的翻譯版本。 介紹文化戰友吳澧培,大家共同開創南加州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 鄭紹良夫婦剛搬來南加州不久,他就在他家介紹我認識,一位我未來的台灣文化戰友吳澧培先生,他在阿拉斯加州做當地國家銀行副總裁,正想來台美人最多的洛杉磯萬通銀行發揮長才,吳澧培也是彭明敏的多年好友,也是我的宜蘭中學同屆同學林義雄的知已。不久吳澧培果然來洛杉磯擔任多年萬通銀行董事長,把萬通轉虧為盈,並且推動台灣民主運動不遺餘力,每次台灣政黨輪替,他都居功厥偉,因此陳水扁和蔡英文都邀請他做總統府資政。但是對我而言,他就是單純的台灣文化戰友,我在1986年在洛杉磯催生《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以提升海外台灣人的文化水準為宗旨。第一任會長吳西面,他邀請不少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來海外表演例如邱垂真等,並且在1987年創刊《太平洋時報》目前這份報紙仍然以網路型式存在)。我擔任第二任會長時,催生了三首蕭泰然協奏曲,並推向國際樂壇。後來吳澧培成為我的接班人,他邀請好友彭明敏、李鴻禧、林義雄、苦苓等來演講,轟動一時,我跟蕭泰然、吳澧培等人合作主持十屆《台灣文化之夜》以及十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每一次吳澧培領導下的萬通銀行都會全力配合,而鄭紹良夫婦祗要他們人在洛杉磯,都會來參加我與吳澧培合作的台灣文化盛會,留下永恆甜美的回憶。 返台後,介紹誠品創辦人吳清友和日本德州會創辦人德田虎雄 因為鄭紹良做過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因此他成為國府的大黑名單人物,有家歸不得,直到1992年李登輝徹底解決黑名單,鄭紹良才陪伴彭明敏一起返台,他大力幫忙彭教授競選1996年台灣總統,雖然沒有當選,但是已經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跡,此後鄭紹良就留在台灣,推動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產業,他的夫人黃美玲本來是洛杉磯兒童醫院實驗診斷科主任,位高權重,待遇也高,最後也放棄美國事業,隨夫返台服務。 1997年我這個小黑名單人物,也返台在門諾醫院做小兒科主任,我在門諾醫院最大的貢獻,不是在醫療方面,而是在黃勝雄院長支持下,辦了24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與24場《台灣廿世紀代表性人物系列》,企圖在花東地區催生《台灣文化復興運動》,雖然沒有成功,但是至少影響了《慈濟醫院》,後來也邀請蕭泰然、楊文信、蘇顯達等去做精彩的演出,那時鄭紹良夫婦,偶而也會來我們門諾醫院,參加音樂會或演講會。 1999年我在台北催生《望春風出版社》時,不知何故,我們並没有邀請紹良兄做股東同仁,但透過他的介紹,而認識的二位人物:(1)吳清友,(2)日本德田虎雄;對《望春風出版社》幫助極大。大約在《望春風出版社》成立不久,鄭紹良特別邀請我到誠品敦南店,介紹我認識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先生,那一天我們三人大概聊了二個小時,吳先生還請我們在誠品一家餐廳吃午餐,當紹良兄介紹我給吳先生時,他特別提起我是《新潮文庫》催生者,現在正在主持《望春風文庫》,那時吳清友先生特別感謝我當年催生了《新潮文庫》,他說他在初中時,是不喜歡讀書的頑皮少年,當時讀了《新潮文庫》出版的《史懷哲傳》和鄭泰安譯《文明的哲學》(史懷哲著),才開始受到啓蒙,開始追尋人生的意義;1989年因為患《Marfan Symdrome》,心臟開刀後,才決心創辦他心目中理想的書店《誠品書店》,當時我也告訴他,過去催生《新潮文庫》,是介紹西方文化來台灣,現在催生《望春風文庫》是讓台灣人認同自己台灣文化,並且早日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我說我們最近要出版《望春風文庫》第一本《蕭泰然的音樂世界》,而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也是患《Marfan Symdrome》,也二度心臟開刀,我們當天就決定在誠品敦南店舉行新書發表會,新書發表會那天蓋冠雲集,鄭紹良與吳清友也惠然光臨,那天我也介紹蕭泰然與吳清友認識,他們二位病友同病相憐,頗有相見恨晚之感,2001年3月17日,蕭泰然在誠品敦南店做了一場坐無虛席的精彩演講《台灣音樂與我》時,吳清友也默默地坐在台下聆聽。 透過鄭紹良、李永得幫忙,順利在誠品為台灣歷史人物留影 後來透過鄭紹良的関係,誠品給我們《望春風出版社》租金半價,因此在2001年和2003年,在台灣史懷哲陳五福女兒陳倫美女士,做《望春風出版社》董事長時,分別在誠品敦南店舉辦《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系列講座十場,以及《當代台灣傑出女性講座》十場,甚至跟公視經理李永得合作,留下永恆的歷史性的DVD。這些我們都必須歸功於重視文化的鄭紹良兄的幫忙。而吳清友也多少在幕後默默地照顧《望春風文庫》,因此我們早期的書《蕭泰然的音樂世界》《高俊明牧師傳》《福爾摩沙的呼喚》《歐巴尼傳》等在誠品都賣的不錯。 後來透過鄭紹良、黃美玲夫婦的介紹,他們陪我和前衛生署長凃醒哲一起在2004年到日本東京,去拜會日本醫界改革者德田虎雄,窮苦出身的德田虎雄,立志習醫,並在21年之內,建立了多達二百間的醫療機構,名叫《德州會》,《扶弱挫惡》是他的人格基調,因此對鄭紹良夫婦從事台獨民主運動,不時給予精神和物資上最誠摯的支持,當紹良兄介紹我與凃醒哲與德田虎雄認識時,他已經是《漸凍人》但是頭腦仍然非常清醒,仍然充滿理想與信心,他不但想要改革日本的醫療環境,也想改革全世界的醫療環境,因此他也很想把他的改革理念傳來臺灣,為此他拿出一筆基金,要求我們《望春風出版社》,翻譯了他的五本著作《母親的力量》等。此本自傳可以說是一本最好的勵志經典之作,新書發表會時,透過鄭紹良夫婦的幫忙,邀請到德田虎雄夫人和女兒,從日本遠道來台大校友會館參加新書發表會,那天台灣醫界的理想主義者:陳永興、黃勝雄、賴其萬、沈富雄、謝博生、張信義、林哲男、陳滋彥等都來,當然最重要的貴賓就是無任所大使的鄭紹良、黃美玲夫婦,他們不但給《母親的力量》寫了一篇精彩的序,也在演講中,把《德田虎雄醫療改革精神—-以病人為中心的思想》介紹給聽眾,那天二百多位聽眾,都留下美好的台、日二國精神合作的永恆印記。 鄭紹良兄未完成的三大理想 最後一次跟他長談大約在二年前,他認為台灣不但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更要推動三種運動:(1)新台灣憲法運動(取代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2)台灣正名運動(以《台灣》取代《中華民國》,以《西元》取代《民國》,以《台灣航空》取代《中華航空》等);(3)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建立多元豐富的台灣主體性文化。(他主張吸收日本、中國、歐美文化的精髓,去蕪存菁,融合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多元的台灣文化。)鄭紹良兄對日本文化、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的瞭解超過台面上的很多台灣政治人物,但是他始終以《台灣人》而自豪,不會說他是文化上的日本人或中國人,不管在血統、政治、文化、經濟的認同上,他可以説是徹底的認同他是《臺灣人》,他在2019年8月16日以85高齡因心臟病突發而去逝在音樂之都維也納,象徵他終身都在追求他的文化理想。 台灣最近增加了不少新的政黨,不管是《民進黨》、《時代力量》、《一邊一國行動黨》、《喜樂島公投正名黨》或《台灣民眾黨》,祇要他們都以鄭紹良兄的三個理想為目標,我的政黨票就會投給他們,至於想和中國簽《和平條約》的中國國民黨,希望能早日退出臺灣的政治舞台,自動離開台灣,到中國大陸去享受 習大大的中國夢吧!(2019年8月28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

陳孜怡 鋼琴演奏家的故事

楊遠薰  「孜怡豐富的琴聲,細膩的觸鍵,對於作品深厚的理解,都使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令人回味。」(德國Barden-Barden Daily News) 1 感動 陳孜怡彈琴彈到瑰麗處,琴聲澎湃,氣勢磅礡,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那情景頗令人動容。 曾獲德國最高演奏文憑的她說,十餘歲時,她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音樂路。因為她喜歡那種靈魂完全融入樂曲的感動。那種感動會讓音樂帶著她的雙手在琴鍵上自然滑動,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說,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動,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那是一個颱風天,因為停電,室內沒有冷氣,十分悶熱,她只好打開窗子練琴。 她那天彈一首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彈著彈著,忽然有股莫名的悸動,手指不由自己地隨著樂曲的起伏快速流轉,直到整曲結束,方才大夢初醒地發覺:「為什麼我的人在這裡?」 她當時有些害怕,畢竟那時她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人的意識會和肉體分離?然而第二天,好幾位鄰居對她的媽媽說:「昨天聽到孜怡彈琴,聽得好感動!」 她第二次有這種感受,是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台灣省鋼琴比賽時。她說,省賽分複賽與決賽,兩者分數平分,決定名次。她複賽時得了第五名,決賽時彈一首孟德爾頌d小調莊嚴變奏曲。 「那首曲子一開始,非常寧靜、莊嚴,像在祈禱。」她說:「我彈下第一音節,心裡就十分肅穆平靜。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我的雙手溫婉地在琴鍵上滑移,漸行漸激進,乃至濤浪澎湃。曲終時,我起身鞠躬,看到所有的裁判都投予讚賞驚喜的眼神。結果,他們全給我最高分。因為決賽的成績與複賽平均,我那次得了第三名。」 此後,陳孜怡明白她將以音樂為依歸,因為音樂已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近照 2 出發 「孜怡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音樂的喜愛。」陳孜怡的父親陳志仁說:「她三歲時,媽媽帶著她送五歲的哥哥去學琴,結果她賴在哥哥的身邊不走。老師見她不吵不鬧,就讓她靜坐一旁。沒想到如此一坐,竟坐了半年。老師見她真的在聽,就收她為學生,開始教她彈琴。」 孜怡起步早,天生有音感,記憶力佳,樂譜背得快,六歲時毫無困難地考進私立光仁國小音樂班。小學三年級時,她轉進古亭國小音樂班。初、高中時,她就讀師大附中音樂班,同時拜鋼琴名家陳郁秀為師,一步步地朝向要當音樂家的夢想前進。 有志學音樂的孩子從小南征北伐、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與公演,每每需要父母的陪同與各方面的支援。 「事實確是如此。」陳爸說:「每次比賽,孩子有壓力,父母也跟著緊張。長期以來,父母與孩子都形成一個團隊。雖然明知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但看到孜怡這麼堅持,又想起我母親的心願,就覺得再辛苦,也得陪她走下去。」 陳志仁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女醫師,不幸於五十九歲那年去世。母親病重時常對他們講,她很遺憾這輩子沒選擇音樂當生涯,因為彈琴、唱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當醫生則每天得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日日得處理生老病死的嚴肅事。 「孜怡可能遺傳了阿嬤的基因。」陳爸說:「她自小就有音樂的稟賦,又有毅力,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幫她圓夢。」 2016年八月,鋼琴演奏家陳孜怡(左)與美國芭蕾舞星Ivy Chow  合影於華府   3 精彩 如果說人生是一闕壯麗的樂章,八十年代出生的陳孜怡則已走過好幾個不同的曲境。 1997年,十三歲的她即展露才華,享有「音樂少女」的美譽。 那年,就讀國二的她在媽媽的陪同下,飛到俄國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結果捧了個「最佳詮釋獎」回台灣,成為受人矚目的未來之星。 「比賽得獎,固然興奮。」陳孜怡說:「其實參賽前的準備與學習的過程同樣令人難忘。」 賽前她聽人家說,俄國的要求非常嚴格,和台灣的不一樣。但怎樣不同?沒人能說個準。由於比賽在八月中旬舉行,她因此報名暑假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營,藉此觀摩、學習。然後在七月初,與媽媽一起飛抵莫斯科。 「那時,俄國才改革開放沒幾年,物質十分缺乏。」她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看來都年久失修,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們卻都是大師級的。他們一彈起琴,立刻把聽眾炙熱的情感都點燃。」 音樂營裡,老師一再叮嚀學生要完全瞭解樂曲,才能彈出應有的曲境。孜怡說,她要參賽的曲子之一是貝多芬的《告別》,音樂營的老師即認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該彈這首曲子,因為那曲子的意境太深沉。 《告別》是貝多芬描述他與忘年之交魯道夫大公生死離別的一首奏鳴曲。魯道夫大公是奧匈帝國皇帝的弟弟,年紀比貝多芬小,原是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貝多芬的知音、好友暨主要的贊助人之一。1809年,法國大軍攻入維也納,魯道夫大公倉皇逃難,兩人不得不分別。整闕樂曲分為〈告別〉、〈分離〉與〈重聚〉三個樂章。 孜怡說,她把樂譜背得很熟,把每個音都彈得很正確,每天反覆地練習。但畢竟不曾有過戰爭、逃亡與生離死別的經歷,她只好很努力地去揣摩那情境。 「結果出賽時,」她說:「我彈下第一個音符,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面,我的手便像脫韁似地,一路隨著畫面飛奔,感情也跟著激動,直到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大家都給我熱烈的掌聲,我因此得到『最佳詮釋獎』。」 陳孜怡的青少年過得充實、精彩。她不僅在俄國參賽獲獎,亦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Gina Bachauer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獲獎,更在義大利Monopoli的國際鋼琴大賽贏得冠軍。 此外,她也在台灣大小鋼琴比賽中獲獎,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同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亦在台灣總統府第20屆介壽館音樂會演出,儼然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樂壇新秀。 2002年,陳孜怡自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不負重望地考上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ce de Paris in France ,簡稱CNSM),啟程赴巴黎留學。 2016年一月,陳孜怡(左二)等音樂家在台中中興堂演出盛況 4 挑戰 「初到巴黎的頭兩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時期。」陳孜怡坦誠地說。 挫折的原因很多,包括初次離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等,但更主要的是光環褪去、信心動搖。 「法國人有文化的優越感。」孜怡道:「老師在和我們面試時,都講英語,但一開始正式上課,全改口說法語。我因為在台灣上音樂班長大,自小學英語,完全沒法語的基礎,到了巴黎,只好猛啃法文。」 她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師事鋼琴名家Jacques Rouvier。老師要學生無論指頭觸琴的方式、手臂的用力或對樂曲的詮釋…,皆拋棄過去,一切從頭開始。這對已經參加過許多大小比賽的學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NSM),照片取自該校網站 孜怡改變自己,順應老師的要求。老師要她以不同的觸鍵,彈不同名家的作品。因為每個名家如蕭邦、李斯特、莫札特…,都有其個人的風格,必須有不同的彈法,才能彈出他們每個人不同的風韻。 孜怡就這般用心地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學習四年,奠下紮實的古典音樂基礎,最後以第一獎的優異成績畢業。 2006年,她轉赴德國國立卡厄斯魯爾(Karlsruhe)音樂大學深造。在德國,她學習德文,對貝多芬的作品尤其下功夫。她前後在卡大研習五年,前兩年攻讀音樂碩士,後三年攻讀最高演奏文憑,共獲兩個學位。 何以她選擇到歐洲求學,既要學法文,又得習德文,畢業後卻轉到美國求發展? 「因為彈琴不僅要精湛的技巧,正確地彈出每個音,還要詮釋樂曲。詮釋樂曲就涉及文化的層次。」孜怡說:「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產物,要學古典音樂,最好到歐洲,比較能體會當地文化的精隨。學德文固然費時間,但許多不朽的名曲或歌劇都是德、奧的音樂大師們用德文寫的,若懂點德文,更能暸解其涵意。所以我當初沒有猶豫地就到德國留學。」 此外,學費亦是一大因素。她又說:「無論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或德國卡厄斯魯爾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學費十分合理。相較之下,美國著名的音樂學院往往是私立學校,學費貴得驚人。」 「但歐洲國家歡迎外國學生前往學習,」她繼續說:「卻不歡迎他們留下。我在德國求學的最後兩年,眼見一些優秀的學長雖有演奏的機會,卻苦為無居留權,所以我們都得為未來著想。」 其時,一位俄裔美籍的鋼琴名家亞歷山大‧寇柏林(Alexander Kobrin) 邀請她到美國,為其助手,陳孜怡欣然接受。 2016年二月,陳孜怡與美國"The Space"交響樂團在Melbourne, Florida演出的盛況 亞歷山大‧寇柏林是2005年范‧克萊本(Van Cliburn )國際鋼琴大賽的冠軍得主,其時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哥倫布(Columbus) 州立大學的Schwob音樂學院擔任系主任,願意提供全額獎學。於是在2011年夏天,陳孜怡自歐洲飛往美國。 5 行經低谷、再創亮點 初抵美國的頭兩年,陳孜怡的收穫頗豐。她師事寇柏林,專研俄國音樂大師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在Schwob音樂學院修習鋼琴演奏學位,並且指導音樂預科的學生,同時活躍於喬治亞州的樂壇。 但到了第三年,獲得哥倫布大學表演藝術學位的陳孜怡極欲發展個人生涯時,卻遇到了瓶頸。 她說,因為學校沒有正式的職位出缺,Columbus又是一個介在喬治亞州與阿拉巴馬州之間的小城,沒什麼音樂專職或兼差的機會。自小期許自己要成為音樂家的她面對「三十而立」之齡即將到來,不禁有沉重的壓力。 幾經思量,她覺得必須離開哥城,到外面謀發展。但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又沒有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分,她能到哪裡去? 「那一年,我十分徬徨、無助,時常暗中禱告,求神開路。」孜怡說。 後來在朋友與專家的指引下,她蒐集過去所有比賽的得獎成績、公開演奏的記錄與樂評家的評論…等等,一一列舉並附佐證,然後以「傑出藝術人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居留權。結果出乎意外地,她竟在很短的時間拿到綠卡! 「這在歐洲簡直不可能,」陳孜怡說:「除非與當地人結婚。然而美國竟賜給我機會,想來真是神為我開啟的一扇門。」 隨後,她到紐約、波士頓和華府等大城走一圈,最後選擇以華府為據點。2014年,孜怡把所有的家當都裝入車內,隻身自喬治亞州開750英里的車,北上華府。 她暫歇在媽媽的一位老同學處。其時,聽說華府北郊的一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需要音樂服事的專才,她毛遂自薦,很快獲得任用。不久,教會裡的一位長老願意提供住宿,她總算有了落腳處。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於2016年八月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接著,感謝神的帶領,她在華府的列文(Levine)音樂學校獲得教職。同(2014)年十月,她在期待已久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舉行公演,深獲好評。此後,各地的演奏邀約不斷。 今(2016)年,陳孜怡像個國際旅人,風塵僕僕地飛赴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與莫斯科等世界各地演奏,下半年的演奏行程亦大致排定。 「我熱愛音樂、喜愛演奏。」孜怡說:「那是一種情感的融入、技巧的發揮、樂曲的詮釋與訊息的傳遞的大融合。我也喜愛教學,樂與學生分享我對樂曲的領悟與摸索的經驗。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認到服事與奉獻社區的重要。我願將我的所學所長奉獻給我的社區與社會,讓更多人聽到優美的音樂而有平和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陳孜怡在youtube上有好幾首精湛的演奏作品,下列的連結是其作品之一: Tzu-yi Chen: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3 in d-minor 3rd movement 望著孜怡的雙手時而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奏出氣勢磅礡的琴聲,時而溫柔優美地碰觸琴鍵,彈出動人心弦的樂章,就不禁讓人聯想起一個自小日夜坐在鋼琴前苦練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靈魂時常跋涉千里,飛躍在千變萬化的音符中。她的成長過程總是在迎接一個接一個高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的比賽。她萬里追隨名師,接受多位大師長的期調教與琢磨,練出一身爐火純青的功夫。然後,她在人海茫茫中追尋機會,等待被看到。 逐漸地,她悟出圓融才是音樂的至臻境界。她願將她的演奏與詮釋讓更多人受益,從而擁有平和喜樂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音樂家陳孜怡的心願。 陳孜怡即將舉行的演奏會陳孜怡最近的一場演奏將於九月六日假華府市中心的Church...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謝敏川 新澤西傳教人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謝敏川牧師的心裡有著一幅畫,十五年來,他像個辛勤的園丁,孜孜不息地犛田、鋤草、照顧花苗,欣喜地望著心中的花圃慢慢成形。 自從1986年八月,他應聘到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牧會後,就懷著一個想法:他不僅要服務教會會友,也要服務台灣鄉親。他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也希望這所教會成為紐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就任以後,他敞開教會的大門,歡迎鄉親們在教會舉辦多種活動,以致在那個敏感的年代,被人貼上「台獨教會」的標幟,讓一些心存疑忌的人裹足不前。但是謝敏川牧師說:「我們以這標幟為榮,我們的愛心表現將是信仰的最好見證。」 行經多年,新澤西的台灣鄉親們說:「如果你要上教堂,就到新布朗斯維克市的台美長老教會去,那是一間愛的教會。」 這是敘述一個長老教會的牧師如何經過美麗島事件的餘盪,到美國傳教的故事。他希望建立一個「紐澤西台美社區中心」的憧憬,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引導大家不斷向前邁進。 蹣跚傳道路 謝牧師年輕時並不想當牧師,他甚至數度抗拒,但上天奇妙的安排讓他不得不臣服。他生長在台中龍井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自幼失怙,四、五歲時,得了重病,母親向神禱告,求主讓兒子病愈,她要把兒子獻給主,讓他長大後為主作工。可是等他長大後,覺得為主傳教是母親的意志,非他自己所願,於是抗拒唸神學院。 但是這種抗拒的意識越來越強時,竟無端生起病來。到醫院就醫後,暫時順服主意,進入台南神學院就讀。唸到大二,想到神職生涯太辛苦,計劃輟學,沒想到又生起病。進醫院開刀後,只好乖乖地回神學院繼續唸下去。 大四時,覺得實在唸不下去了,這回打定主意另謀人生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又再度生病入院開刀,然後順服地唸完神學院,接受分發去傳道。他說,剛傳教的那幾年,意志也不堅定,每遇到挫折,就有離職的念頭。一直到有一年,出差到菲律賓開會,半夜在旅館裡,忽然胃出血,虛弱中,他跪下來,發自內心地向神懺悔。自此以後,結束心頭掙扎,心甘情願地侍奉主。 他又說,就讀台南神學院時,記得有一個學期修習佈道課,老師要他們到街頭佈道。他就在一個星期日,拿著一本聖經,站在台南市最熱鬧的「三角利巴」,大聲講起道來。那時熙來攘往的行人都對他投以異樣的眼光,當他是瘋子。一天下來,自己也覺心灰意懶,不知如何再撐下去。後來和同學商量後,大家決定下回五、六個人一起出動,先合唱聖詩,再輪流講道,結果士氣大為提高,他也因此體會到團隊比個人更能發揮力量。 畢業後,他被分發到台南學甲、安平一帶傳道。一年後,在安平教會受按立封牧,然後到成功大學附近的東寧教會牧會,從事校園的宣教工作。後來,台南區的長老教會、衛理公會、聖公會和台南神學院等四個單位共同成立一個「基督教大專院校服務中心」,請他當中心的主任。此後,他從事了十一年的大專院校宣教工作。 1974年,謝牧師獲得赴美進修的機會。當時,台南神學院院長宋泉盛博士鼓勵他唸神學以外的學科。他於是到紐澤西的羅格斯州立大學(Rutgers Univ.)唸社會學研究所。在美國兩年的留學生活不僅大大擴展了他的視野,也改變了他日後的傳教生涯。 他到紐澤西後,發現該州中部有一個剛成立的台美團契,就常去作禮拜。原來早在1972年,中澤西有一群台灣人基督徒包括謝穎男、駱維仁、高天香、李敏修、李武雄、連水元夫婦等多人,每個月都借用謝穎男牧師服務的美國人教會聚會兩次。同一時期,服務於「紐約聖經公會」的郭得列牧師也在其Kendall Park的寓所定期帶領查經。 1974年的復活節,兩處的台灣人基督徒首次在普林斯頓的納瑟(Nassau)長老教堂聯合禮拜,此後每兩星期聚會一次,這就是當時的台美團契。那年十一月,台美團契遷到金斯頓(Kingston)長老教會,開始每星期日定期禮拜,會友人數大約三十多人。 謝牧師在羅大學唸書時,常和一些台灣學生如黃晉文、王守義、黃榮貞、鄭再榮和陳東亮等人在一起。這些不是基督教徒的學生喜歡提出一些挑戰基督教義的問題,引以為快,謝牧師不以為意。星期日,謝牧師要到台美團契作禮拜,沒有車,得勞駕這些弟兄們送他去。這些「鐵齒仙」通常一路抬槓地送他到教會後,就站在教堂外面聊天,等他作完禮拜,再一路開車抬槓回去。 如此經過兩年,謝牧師束裝回台,這些弟兄也陸續完成學業,大都留在澤西工作。1986年,謝牧師受聘回澤西主持台美長老教會時,竟意外地發現往昔的「鐵齒仙」一個個受洗為基督徒,有些還當了長老,令他十分感動。 動盪的年代 1976年夏天,謝敏川在羅格斯州立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後,即回台灣,在台南神學院執教。隔年,兼任「基督教亞洲教會協會」的提名委員。稍後,又擔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URM)」的在台負責人。在他負責台灣URM的十年期間,URM對台灣的社會與民主作了不少貢獻。 謝牧師說,URM是一個幫助訓練草根社會運動者的組織,本來亞洲教協每年撥兩萬美金的經費給台灣的URM,後來台灣的URM和加拿大的CUT合作,由台灣方面安排勞工、環保、婦運、學運和原住民等社會運動者到加拿大接受訓練,加拿大方面則由多倫多教會的林哲夫負責舉辦「社運訓練營」。為此,謝牧師將亞洲教協每年補助台灣URM的經費移交給多倫多教會,作為舉辦「社運訓練營」的經費。 在當時政治高壓的環境裡,就經由這種方式,得以培養許多深具台灣意識的草根運動者,間接貢獻台灣的民主運動。謝牧師一直從事URM的工作,一直到1986年赴美前,才將職責交給林宗正牧師接任。 1977年,謝敏川牧師受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副書記,開始與高俊明總幹事共事,並且參與那年八月「人權宣言」的簽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連續發表「國事聲明與建議」及「我們的呼籲」兩項重大聲明以後,已經備受情治單位的監視,但總會不為所懼,復於1977年8月16日三度發表島內最前進的聲明-「人權宣言」,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的住民決定,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回憶當年連署這份聲明的心情,謝牧師說:「當時,大家都做了最壞的打算,每個人都事先寫好遺書,再以非常嚴肅的心情,在這份聲明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因為那時任何人只要觸及『台灣獨立』四個字,便可能被控以觸犯顛覆叛亂罪,被處極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重刑。」 接下來的1979年,山雨欲來風滿樓,全島瀰漫著緊張的氣氛,終於在年底發生了高雄事件,國民黨政府藉機進行大逮捕,台南神學院院長蕭清芬博士亦被約談,並被暗示該校多名師生皆有問題。一時捕的捕,逃的逃,到處風聲鶴唳。隔年年初,逃亡中的施明德落網,逮捕箭頭立刻指向長老教會的人士。接著林文珍長老、施瑞雲祕書、以及多名牧師和教友們都陸續被捕,教會人人心頭凝重。 1980年,謝敏川牧師被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副議長。他說,那些年是長老教會最困難的歲月,面對不斷演變的情勢,總會的幹部們隨時開會研討對策,個個身覺肩負重任。 那年,謝牧師因為與西雅圖的一家美國人教會有為期三個月的交換牧師計劃,就在四月中飛抵西雅圖。當他剛向服務的教會報到時,就接到台北打來的緊急電話,告知高俊明牧師已被逮捕,頓時心情下沉。他認為他有動員國際人士,緊急聲援高牧師的責任,可是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異鄉,他該怎麼做? 與服務的教會牧師商量後,他們隔天一早作了一個肅穆的長禱,然後開始打電話給所有可能聯絡上的人。他們也必須儘快召開記者招待會,幸好這時有人介紹一個與美國媒體關係很好,又很瞭解高雄事件來龍去脈的人給他。這個人就是荷蘭籍的韋傑里(Garrit van der Wees),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有一個台灣籍的妻子陳美津,夫妻倆都很富正義感。心焦如焚的謝牧師見了他倆,猶見天兵,立刻將記者招待會的事情交給他們。 謝牧師本人則立刻和普世教協、亞洲教協、美國長老教會總會、以及「台灣人自決會」的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等人取得聯繫。當時,黃彰輝牧師和美國長老教會亞洲宣教部的Dr. Thurber兩人當面囑託謝牧師,要他回台後務必傳達一項重要的訊息,就是絕對不能讓在獄中的高俊明牧師辭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的職務。他們說,一旦高俊明牧師不再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幹事,國民黨對他的所有指控都將變成個人犯罪,國際人士也將失去聲援他的正當理由。 七月中,銜著使命的謝牧師返台,卻意外地發現國民黨已經透過管道,傳播高俊明牧師若辭去總幹事將會被釋放的消息。部分教會人士為求高牧師早日出獄,主張總幹事一職應由他人取代。謝牧師此時的心情非常沉重,除了一方面儘速到監獄探望高牧師,當面傳達黃彰輝牧師及國際友人的意旨外,另方面更與總會裡看法相同的同事們極力護衛高牧師的總幹事職務。 1981年,謝敏川牧師升任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在任期間,不僅極力穩住浩劫後的教會內部局勢,更經常與總會的代理總幹事陪同國際教會的人士赴土城看守所探望高俊明牧師,在監獄裡進行守聖餐的儀式。 回憶這段往事,謝牧師特別感念當年併肩奮鬥的同事們如商正宗、林宗正、王南傑、林正宏、鄭兒玉、蕭清芬、王憲治、林培宗等牧師,郭大衛、包佩玉等宣教師,張宗豪長老,以及許多年輕熱血的神學院學生和畢業生們。 他說,當年有許多年輕的牧師和傳道們都本著不顧自身安危,也不欲人知的態度,投入台灣人運動,彼此之間都存著「一旦出事,要互相照顧彼此家後」的默契。那時,也有人徹夜不眠地付印好幾萬份的台獨重要宣傳文件,在天將亮之際,開車從北到南,一路分送投寄,為的只是想替自己的鄉土盡一分心力。如今美麗島事件已成煙雲,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對謝牧師來說,畢生難忘。 謝牧師繼續在台南神學院執教,直到1984年,為了增加傳教經驗,才受聘到台中柳原教會牧會。他在台中時,與教友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隔年夏天,一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夫婦安靜地到教會作禮拜,參加查經等活動。一個星期後,他們對謝牧師說,他們是「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聘牧委員會的陳淮崇和何文英,請問謝牧師是否願意到美國傳教? 紐澤西是謝牧師當年留學的地方,從前認識的人大都還在,何況到美國傳教也是為主服務,所以當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的李欽若長老正式和他接洽時,他欣然同意,但言明必須等到柳原教會找到繼任的牧師。 隔年,坐牢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出獄,謝敏川牧師在台中柳原教會為高牧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台灣區感謝禮拜」,參加的人擠滿了柳原教會的教堂與庭院,氣氛非常感人。在感謝禮拜後,因為柳原教會已覓到繼任的牧師,謝牧師遂在1986年的八月飛抵紐澤西,開始他的北美的傳教生涯。 新澤西傳教 紐澤西的台美長老教會在1986年時,仍然借用僻靜的金斯頓教堂作禮拜,會友大約六十人。聘牧之後,教會希望成長,鑒於金斯頓教堂的設施有限,面臨著遷址的問題。當時一部分人提議購地自建教堂,另外大部分的人則主張借用較大的美國人教會。 謝牧師就任後,用心觀察教會的狀況,發覺教友們散居四面八方,星期日才開車前來聚會,平時不易舉辦教會活動。教會裡有多位向心力很強的長老們如陳東亮、劉怡和、余秀美、謝慶賢、陳淮崇、黃晉文、廖愛信、劉照男、江德欽等,對牧師很照顧也很尊重,然而一般教友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對教義的詮釋都有待整合,加上教會的人力與財力也很有限。所以謝牧師認為與其竭盡所能,興建一間只供星期日作禮拜的小教堂,毋寧多用心力在整合會友們的信仰、認同與對外宣教事務上。 他的意見獲得普遍支持,於是多方覓尋,終於在1989年七月遷入新布朗斯維克市的第一歸正教堂。新遷入的教堂不僅交通方便,而且毗鄰羅格斯州立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對曾經從事校園宣教的謝牧師來說,是一個很理想的地點。遷堂的那年年底,會友人數已增至一百人。 接著,謝牧師擬定宣教方針,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盡量與當地的台灣同鄉接觸。1987年,由「紐澤西台灣同鄉會」、「關懷台灣基金會」和「台美長老教會」三個單位聯合主辦的「紐澤西台語學校」正式成立,這是聯繫台美教會和台灣同鄉之間的首座橋樑。 台語學校的校址設在台美教會內,由謝敏川牧師開班教授羅馬字白話文訓練師資。當時不少同鄉為了讓孩子學母語,特地在星期日開車送孩子到教會上課,但不想進教堂作禮拜,於是三三兩兩站在樹下講話。有些教友因此不高興,向謝牧師抱怨,謝牧師笑而聽之。 那些年,台灣的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美國,同鄉們苦無場地舉辦演講,謝牧師歡迎鄉親們使用教堂舉辦活動。當演講會進行時,有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教友站在場外講話,同鄉認為他們不關心故鄉,也向牧師抱怨,謝牧師亦笑而聽之。 逐漸地,站在樹下聊天的台語學校的家長們慢慢走進教堂聽道,其中有多位後來並且受洗為基督徒,教會的教友們在無形中增強台灣意識,與同鄉間的關係漸行密切。 紐澤西毗鄰紐約,公司林立,資訊業和製藥業尤其發達,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台灣移民。新來的移民比較需要語言上和生活上的幫忙,因此謝牧師有時會接到州政府社會局的電話,請他去協助一些語言無法溝通的東方移民,他總是盡力而為。到後來,服務的項目包括翻譯、社會服務、婚姻與家庭諮商等,琳琳總總。謝牧師因此增加和台灣來的移民接觸的機會,開始邀請他們到台美長老教會。 他同時也發現台美教會裡有不少音樂專才。有主修指揮或聲樂者,也有主修鋼琴或小提琴者,業餘的愛樂者亦不少,於是鼓吹教會舉辦音樂會。台美教會因此在1987年和1991年時,由沈新欽長老指揮,分別舉辦了兩次大型的慈善音樂會,吸引了滿堂聽眾。他們並且將賣票的所得悉數捐給美國的「Habitat for Humanity」、New Brunswick and Raritan Housing Corp」和台灣的「彩虹小組」,作為關懷美國與台灣社會的行動表現。此外,教會的聖歌隊有時也赴美國人的教會、紐約台灣會館、或第一歸正教會演唱,努力與社區互動交流。 引導會友滋長靈性是牧師牧會的主要責任,台美教會平時設有成人主日學與分區查經,每年還開設兩期神學進修班,此外並且在夏天舉辦靈休會。牧會得力於毗鄰普林斯頓神學院和杜魯大學(Drew Univ.)神學研究所的地利,同時也得力於謝牧師的善於照顧後進,每年都有一些優秀的台灣牧師和神學生們到此進修,並且到台美教會為會友們服務。這些年輕的神學生和牧師們無論主持主日學或帶領查經,都能引經據典地引導會友,增進大家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此外,台美教會有時亦邀請神學院的神學教授們到教會授課,俾益會友甚多。 社會服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精髓,台美教會延續這種精神,服務的項目包括與美國教會合辦的「無家者避難所」、「Soup Kitchen」和「Food Bank」等,同時在台美社區裡成立「長春學苑」,服務鄉親,讓許多退休後到美國依親的長輩們能夠繼續追求新知,並且擁有自己的交誼空間。 在紐澤西牧會,一晃已過十五載。謝牧師說,在此牧會,他感到最高興的是看到許多會友擁有很好學歷與專業,卻不自滿,對人的態度很謙和,對他人不同的意見也很能尊重。他說:「教會是人的組合,很多時候對事情難免會有不同的看法,在看法分歧時,如何化分歧為和諧是教會興衰的關鍵點。我們的教會因為會友們大都能心存謙讓,顧全大局,所以教會才會持續成長。」 成立「台美社區中心」 許多年來,謝牧師最喜歡的一段經文就是腓立比書第二章:「要以耶穌基督作榜樣:他原有上帝的本質,卻沒有濫用跟上帝同樣的特權。相反地,他自願放棄一切,取了奴僕的本質。他成為人,以人的形體出現。他自甘卑微,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說,作為一個傳道人,耶穌這種高貴的本質,謙遜的心懷,與不變的愛心一直是他心中的一盞明燈。 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經過多年的發展,會友已逾兩百人,因此,謝牧師認為建堂的時機已經成熟。邁入新世紀,他的心中有一個嶄新的規劃,那就是希望在布朗斯維克(Brunswick)的地方覓得一塊數公畝的土地,不僅興建一座台美教會的教堂,並且希望發展成新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他說,如同「猶太人中心」般,他理想中的教堂不僅在星期日供作主日崇拜,並且希望平時能夠開放給同鄉舉辦音樂會、演講會或同鄉會等活動。教堂旁當有廚房與多重用途的大廳,作為會友和鄉親們交誼與共享愛餐的地方。兩側廂房和地下室的多間教室可當作主日學教室,也可當作為台語學校、長春學苑、及青少年的才藝教室。 社區中心還必須附設幼兒室,及遊戲與運動的場所,俾便孩子們有活動的空間。此外,還必須設有圖書室,謝牧師特別強調說,圖書室裡除了提供心靈成長的書籍外,也要陳列有關台灣的文物。他希望這個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同時也將成為第二代子弟尋根的「台美文化中心」。 第二代的宗教與文化傳承素為謝牧師所關心。為此,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前後聘請了第二代牧師殷理理、神學生Jimmy Huang 和Kenny Liu等帶領青少年團契。自1998年起,更聘請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的林天仁(Tony Lin)為副牧,專事青少年的牧會。 身為馬偕牧師的曾外孫,六歲隨父母移民阿根廷,及長到美國唸高中和大學的林天仁牧師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北京話、英語和西班牙語,並且修習德文、法文和希伯來文等多種語文,充滿了熱情與抱負。他目前正積極吸收紐澤西的台美第二代,拓展台美青年團契。在謝牧師的心中,他著實希望看到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能夠成為台美青少年心靈成長與文化認同的地方。 此外,基於從前在台灣從事URM的經驗,謝牧師的心裡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希望與鄰近的大學合作,在紐澤西舉辦短期的「社工訓練營」,讓台灣從事社會工作和草根運動的人能夠到美國接受訓練。因此他說,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還應備有宿舍,以便提供到此接受訓練的人的住宿。 與謝牧師一席談,發覺他對未來真是充滿了憧憬,但是他耐心地解釋心中的藍圖說:「這些理想並非空中樓閣,我相信只要我們有熱誠有恆心,將目標分成數個階段,一步一步地做,一點一滴地完成,理想就會實現。」 他接著說:「事實上,硬體的興建固然重要,但是軟體的建設更不容忽視。我們誠然希望興建一座美麗的教堂,但更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我們盼望在紐澤西成立一個台美社區中心,但更盼望這是一個有高尚品質、謙沖為懷與充滿愛心的社區。」 懷著宗教的情懷與美麗的夢想,謝敏川牧師在澤西的牧會辛勤又起勁,他的理想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尚待台美長老教會的會友與社區的鄉親們共同努力,迎上前去。 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原名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林健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TAF﹝塔夫﹞的全名是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中文名稱為「台美協進會」,以舉辦台美青少年夏令營、培育第二代領導人才聞名。 TAF是一群住在美國內陸的台灣人,為了將「認同台灣」的種子傳給下一代,共同在一九八○年摸索創立。二十五年來,其所舉辦的TAF夏令營,每年都有三、四百人參加,學員遍及美、加各地。如今,節目的策劃都由第二代負責,參加的學員已延伸至第三代,堪稱是傳承最成功的一個台美人社團。 TAF的成功,是許多人接力奉獻的結果。本篇敘述的三個故事,人物背景不同,到美國的年代亦不一,但都本著「奴僕領導」的精神,和其他鄉親共同用愛心滋潤TAF,而後欣慰地望著這粒芥菜子逐漸萌芽、成長。 林健華﹝Mike Lin﹞與王謹在七十年代乘著留學風潮,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Cleveland﹞留學時,可說是一對學業、愛情兩順利的年輕夫妻。 他們兩人都是台北松山人,自小住同一條街長大。兩人是松山國小的同學,初中畢業那年夏天,共同發起小學同學會。大夥人一起到碧潭划船,此後,他倆便是大家公認的一對男女朋友。 王謹活潑有創意,健華喜歡看書與運動。兩人都喜愛音樂與藝術,卻都讀理工科。王謹唸完二女中與師大工藝系,在台北教書。健華先後自建國中學與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大唸了一年電機研究所,等王謹服務兩年屆滿,便在當時盛行的留學熱潮中,相偕到美國。 出國前,雙方家長要他們先在台灣結婚。於是一九七一年,這對朋友稱羨的新婚夫妻攜手飛抵克里夫蘭。健華進凱斯威士頓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攻讀工業工程博士學位,王謹到克城稍南的肯特大學﹝Kent Unoversity﹞唸教育碩士。 一年半後,王謹取得碩士學位,回克城陪夫婿。一九七五年,林健華如願獲得博士學位,並且進蘇亥歐﹝Sohio﹞石油公司擔任研究員。比起早期的留學生,他們的人生路真是平穩又順利。 學成業就後,兩人便開始編織營建快樂大家庭的美夢。他們希望生很多小孩,最好男女各半,活潑又熱鬧。一切果然心想事成,往後六年,老大佩玉﹝Alanna﹞、老二佳玉﹝Alice﹞、老三 宗慶﹝John﹞和老四寶慶﹝Paul﹞相繼出世。四個小娃娃眼睛黑碌碌,非常討人歡心。只是這對年輕夫妻這才明白,身在異國,兩隻手帶四個孩子,不是件容易事。 但儘管忙碌於奶瓶、尿布間,他們仍然熱心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亦親切招呼克城的台灣學生。每逢開同鄉會,他們帶著其他學生一起參加時,便像開進一隊人馬。有的抱娃娃,有的牽小妹妹,有的捧大盤食物、帶大盒甜點,還有的拎著各種娃娃道具,浩浩蕩蕩。 餐後的表演節目也很精彩。健華與王謹多才多藝,一會兒口琴獨奏,一會兒大合唱,兩人頻頻上台,孩子們則由這個阿姨、那個叔叔或伯伯看顧,等他們下了台或要回家了,才把他們找回來。 快樂的日子本該永遠持續,但現實的人生卻混雜著各種不同的情緒。林健華在蘇亥歐石油公司服務五年後,於一九八○年轉任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電腦系教授,此後將心神與時間放在教學與研究上。王謹在家照顧孩子,隨著時光流逝,益感雄心壯志已漸遠去,不免惆悵。 這時,克城台灣基督徒查經班成立,克城合唱團指揮張高文醫師邀請他們參加,成了他們接觸基督教信仰的起點。 TAF是我的生命 他們的孩子們逐漸長大,由於久聞TAF夏令營的 大名,一九八五年的夏季,他們便開著一部長長的旅行車,到密西根的喀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 ﹞,參加為期一週的夏令營。沒想到這一參加,此後一、二十年,TAF成為他們全家生活裡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王謹說:「「我們全家第一次參加TAF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時,老么寶慶只有五歲,不能當學員,只能跟在我身邊。但他很可愛,夏令營裡的哥哥姐姐們都喜歡他。他在夏令營裡很快樂,到處撿拾學員們喝完的冷飲罐,因為每個空罐子可以換回五分錢。結果大家都幫他撿,等夏令營結束,爸爸得幫他背好幾大袋的空罐子,到附近的超級市場換錢。」 健華笑著說:「小寶慶對TAF念念不忘,回家後,經常哼著TAF的歌。第二年,他滿六歲,能和哥哥姐姐們一樣,當TAF的學員,非常興奮。那年秋天,他上了學,在學校的作文寫道:『TAF是我的生命!』老師們很好奇,忙問我們什麼是TAF?到後來,全校都知道TAF就是台美青少年夏令營。」 由於四個孩子都參加夏令營,健華與王謹自然成為TAF的熱心義工。健華亦自一九八七年起,進入TAF的理事會,參與決策。但事實上,在孩子成長的那些年,他們兩人都各自在心靈成長上,有過一番省思與追求。 王謹因為內外因素交加,心情鬱悶。她在內心煎熬之際,將積壓的苦悶交付慈悲的天父,竟然獲得釋放,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受洗為主的子女。 林健華繼續在信仰的道路追求,兩年後,亦受洗為基督徒。此後,兩人互相勉勵、扶持。也正因為認識了主,他們對TAF的理念與「奴僕領導」的精神,更有深刻的體會。 一九九三年,TAF第七任會長江昭國在任期中遷返台灣,林健華臨危授命,接下江昭國未完成的一年餘任期。然後,他接著在一九九五年續任第八任會長。在他擔任會長的三年多內,林健華致力使組織制度化、年輕化,奠下TAF永續發展的根基。 TAF制度化 他接下會長一職後,深感制度化是TAF朝正常發展的途徑,年輕化則是組織延續的要素。因此,他參考幾個比較健全的組織規章,重新制定TAF章程,明訂組織的架構與功能。其次,他引進許多位第二代進入理事會,付予權力,使其參與決策。 依據新的章程,理事會為TAF的最高決策機構。會長為理事互選,下設執行委員會,置執行長一名,負行政之責。TAF的主要活動,除每年八月舉辦為期一週的青少年夏令營外,並在聖誕節時舉辦聖誕晚會,增加孩子們的接觸與聯繫。 TAF夏令營的青少年節目,分成三組。第一組是六至十二歲的少年組,第二組是唸初中的青少年組,第三組是就讀高中的青年組。每八至十個學員形成一個小團隊,由一名輔導員和一名助理輔導員帶領。每一組都有一個策劃人,負責策劃節目與徵召輔導員。 「TAF的學員大都來自對台灣認同很強的家庭。」林健華說:「夏令營的目的在培養台美孩子的認同與自信,進而培養第二代的領導人才。台灣人散居在美國內陸,是非常少數的族群。孩子們在學校,不免察覺自己與其他族裔不同,而感到孤單。他們到了TAF,驟然遇到這麼多背景、文化相同,年齡相仿的朋友,都很興奮。他們一起歡笑,互吐心聲。許多參加過夏令營的孩子,隔年都相約再回來。」 「輔導員是學員心目中的領導人,同時也是傾吐心聲的對象。」他繼續說:「很多孩子當學員時,就希望日後能成為輔導員,甚至節目策劃人。不少學員後來都志願當義工,為夏令營帶來很豐富的內涵。」 萌芽的芥菜子 「TAF的可貴在大家都很有奉獻的精神,不僅第一代們樂於服務,第二代們也爭相當義工。」他又說:「TAF每年需要五十至七十名的第二代義工,從執行長、節目策劃人,到輔導員、副輔導員、和工作協調人,全都是不支薪的第二代義工。而且除了執行長與節目策劃人外,其他工作人員還得繳全額參加夏令營的費用。」 「但縱使如此,每年都有比需要名額更多的孩子申請要擔任。因為TAF是訓練青年領導人的一個很好地方。凡是在TAF帶過活動的孩子,無論在學校或就業,都有很優秀的表現。」 他們的四個孩子就是很好的例子。自小當慣小姐姐的佩玉唸高中時,即當上少年組的節目策劃人,不僅為少年組安排了很精彩的節目,並且設計了一份很有份量的輔導員徵詢書,令人刮目相看。 老二佳玉一直是姐姐的好幫手。兩姐妹都就讀爸爸的母校凱斯威士頓大學,都主修英文,副修音樂與戲劇。有許多年,她們在夏令營帶領一大群孩子唱歌、彈吉他、演話劇,把少年組和「TAF之夜」辦得活潑又熱鬧。 宗慶和寶慶也都繼姐姐之後,成為TAF的領導人。兄弟倆喜歡閱讀與思考,講話很有說服力。宗慶自德州的萊斯﹝Rice﹞大學畢業後,在休士頓帶領亞裔教會的青少年,去年應邀回TAF當講員,表現備受讚譽,也令當父母的健華與王謹頗感驕傲。 有些孩子確實對TAF很有情感,不僅年少時年年參加夏令營,即使後來唸了大學、研究所,甚至畢了業,學有專長,都還特地請假回營,帶領年幼的小弟弟、妹妹們。林健華提起這些長期服事TAF的第二代,可以不假思索地說出一連串名字。 他說:「Ho-Chi Tsai與Spencer Chen就是很好的典範。他們兩人從小學時,就年年參加夏令營。唸高中時,即開始帶領少年組的活動。現在,Ho-Chi是小兒科醫師,Spencer是開業的律師,每年都還都請假回來幫忙,分別擔任夏令營的住營醫生與法律顧問。」 「至於林志文與David Chiou更是TAF傳承的靈魂人物。」林教授又說:「志文是一個與第一代、第二代都能愉快相處的人,因而成了兩代間的最好橋樑。David Chiou曾連續當了八年的執行長,與林志文是一對很好的朋友兼工作夥伴。T AF能順利傳承,他們兩人功不可沒。」 「David Chiou還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他接著說:「他畢業後,任職國際電腦公司﹝IBM﹞,成為一優秀的電腦工程師,同時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但是是二○○二年八月,他的兩歲半的老二泰樂﹝Tyler﹞不幸發現得到末期癌症,癌細胞蔓延至骨髓。TAF的所有學員和家長們,都不斷為他們全家祈禱,就像在一個大家庭裡,彼此互相關心一樣。」 結果小泰樂在經過一連串辛苦的醫學治療後,奇蹟般地活著。二○○四年八月,他隨著爸媽和小哥哥到印地安州的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 College﹞,參加一年一度的TAF夏令營,望著圍攏著他的許多大哥哥、姐姐、伯伯、叔叔、阿姨們,快樂地展露笑靨,觸動著每個人的心。 第二代的接棒 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期,林志文、David Chiou、Spencer Chen、Ho-Chi Tsai 、Vince Tsai和Dan Lu等第二代青年都進入理事會,為TAF注入新血。 「傳承的棒子要想辦法交下去,TAF才有延續的可能。」林教授說:「而且在現實上,青少年節目也必須由第二代主持,才能吸引年輕孩子們的興趣。畢竟第一代的語言、文化與想法,都與在美國出生的一代有些距離。」 第二代的活力與創意,在夏令營的許多層面明顯地表現出來。很多週末去接孩子的家長看到TAF的節目如此生動活潑、孩子們在夏令營如此開心,都深表欣慰,也因此紛紛贊助,成為TAF募款的重要來源。 「但是無可否認地,TAF在交棒上,也面臨一些現實的挑戰。」林健華說:「譬如,TAF是一個基金會,募款是會長的重要職責。會長若由第二代擔任, 人際關係比較不足,募款就比較困難。而且也比較不容易鼓吹第一代家長送孩子到夏令營來。」 「此外,第二代的一些想法與做法,也與第一代有別。」他接著說:「譬如,第一代大都克勤克儉,能省就省,在邀請講員方面,常借重教會人士。第二代則講求突破,認為該花的就要花,尤其主張為吸引學員興趣,應該重金禮聘知名講員前來演講。」 至於TAF夏令營是否該維持基督教的色彩,更是一個爭議的問題。TAF的創始者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謹守吃飯禱告、星期日作禮拜、唱聖詩等宗教儀式。但是不少來自非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不習慣這些儀式,要求夏令營去宗教化,引起兩代之間的爭論。 「每逢遇有爭議,我們就靠溝通、協調與依據章程行事的方式來解決。」林教授說:「在兩代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方面,林志文是一個很好的平衡點。他本身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瞭解基督教義,也相信領導人應默默服事,不應居功。因此在閉幕式時,他都僅簡單地向全體義工致謝,不特別提及服事者的名字。」 TAF在林健華之後,分別由辛辛那提的莊明聰醫師與克里夫蘭的張簡吉誠醫師擔任第九與第十任會長。二○○一年,年輕一輩的林志文接下第十一任會長之職,象徵著新世代的接班。 林健華在服務TAF的歲月裡,繼續在學術的領域成長。他在克里夫蘭大學擔任多年的電腦系系主任,也活躍於克城的台美社區與亞太社區中。王謹則自繪畫與花藝中,尋到自己的世界。他們的四個孩子都已長大,佩玉與佳玉在陽光金黃的南加州從事音樂與藝術的創作,寶慶獻身神職,宗慶尚在大學就讀,都分別辛勤地朝各自的人生目標邁進。 「TAF是一個大家庭,裡面的故事豐富得像本書。」健華說:「過去十多年,TAF所帶給我們全家的,不僅是人格的成長、信仰的堅定、與領導能力的培養,更是一段闔家歡樂與學習的寶貴回憶。」

周清耀、黃文香

「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我,能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員,首先要感謝黃文香的付出,因為她的投入才能帶動我深入的參與,雖然我倆個性互補,但也許只顧"衝衝衝",其間容易得罪人。我參加社團遇到許多挫折,但社團中最需有度量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必竟正義產生關懷,大家做法也許不一樣,別忘了,理念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全僑聯盟洛杉磯支盟理事長周清耀有感而發地說著。 1981年來美,周清耀雖然住的比較遠,追溯民進黨還未成立前,重大黨外活動及民主活動,他從不缺席。由於過去生活背景比較苦,他習慣站在弱勢團體一邊,即使做生意圓融,八面玲瓏,但從沒流失過應有的正義感,及對強權的反感。 911之後,才積極投台美社團,起步比許多社團前輩晚,但因為活動力強,廣結人脈,愛做節目的他,與夫人黃文香,兩人總是「孟不離焦」地夫唱婦隨主持活動,在部分台美社團轉型成為較為活潑的型式發展後,他們在其間也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周清耀 從小就是好幫手 周清耀,1949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世代務農,祖父在日據時代把田地租給佃農,轉而經商做雜貨店及海產批發,祖父的店當時是清水附近地區唯一兌換糧票的地方,在地方上頗富威望。國民黨政府時代,記得上小學之前,經過三七五減租,後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沒有了田地家道中落,父親長子接下祖父的批發漁類海鮮,因為媽媽生下9男1女,他排行老七,人口眾多,父親辛苦維持生計,家境小康。 周清耀從小就非常懂事成熟,看到家中情景,當時他還記得讀小學註冊要6元,父親根本無力負擔他的學費。他為了能讀書,一年級就開始節儉存下零用錢,從小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他的每一學期學費,都是他平日自己零用錢存下繳交,以減輕家中負擔;由於家中長兄去台中掙錢貼補家計,雜貨店經營的很辛苦,周清耀放學後,一定要回去家中幫忙雜貨店工作,絕對不能偷懶,每天就是像個小大人在做生意,吃苦耐勞,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玩樂時光。 家中工作重擔影響到小學幾乎沒有辦法好好讀書,過去流行課後補習,周清耀急著想升學,6年級下學期,決定向母親開口,好不容易媽媽湊錢讓他補習一學期,終於得以考上清水初中。 然而父親實在無能力負擔他上初中,周清耀只能再度央求媽媽,表達自己想讀初中,媽媽遂瞞著父親讓他繼續讀初中。但經爸爸發現後,媽媽保証,所有的書都是跟鄰居借就可,學費自理,由於距離家中只有三分鐘路程,開銷不多,父親看他一心求上進,終於答應他去上學。 對周清耀而言,初中學費也是省吃儉用節省下來,老師還特地為他申請補助,學校也唯一只有他的學費是分期付款。從小就有美術天份,初中美術老師惜才曾想免費指導他的長才,但父親以家中無法開銷,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興趣。 初中順利畢業,周清耀實在不敢再向父親要求升高中,剛好當時大哥、二哥在台中表叔家幫忙開店賣肉鬆。二哥學了技巧後,也跟著在市場開店賣起肉鬆,順便叫周清耀看店,二哥則去當兵,因此他16歲就獨當一面出去作生意,去大餐廳送貨,學會不少做生意打交道的技巧,當然也有面對店家不滿意小毛頭來談生意的臉色,周清耀總是以誠懇化解,養成他從年輕時就有好EQ。 二哥退伍後,周清耀仍然有想上高中的夢想,眼看自己磋砣兩年,再過一個月就是高中聯考,他下定決心買了一本考前總複習,晚上看書,白天作生意。結果,竟然還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中高工夜間部機械科,讓他如願以償。 周清耀半工半讀,台中高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優異,還沒畢業就被受聘到工廠作機械操作。 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被分配到海軍陸戰隊。由於過去大學生就可以當預官,後來改制需通過預官考試,他當兵第一年正逢制度首年改變,那屆新兵80%都是大專生,周清耀相處後,十分羡慕大學生涯,也立志有一天自己要再繼續升學。 企劃頭腦贏得轉機 周清耀雖然家中環境辛苦,但在軍中展現活動力超強的天份,一連總共有156人,結訓考試竟然考過大專生,文科、武科都是第一名,文武雙全,成績遙遙領先,這也讓他奠定自信心。但是6個月後,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式,規定只要前12名都可以留下當助教。但周清耀此時發現國民黨的腐敗,原本第一名的他,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結果變成第13名,被派駐在外;有趣的是,後來還好是營長愛才,找他回去做營部代理受訓官,管的正是政戰訓練,專管國民黨黨証。 1980年,退伍之後,踏入職場,由於現場操作機械能力表現不錯,做了二、三年就升上業務部做營業課長,同時忖量已有能力考大學,所以又半工半讀,考上逢甲工業工程系。「公司董事長很疼我,為了鼓勵我讀書,學費全是公司支付,對外則說是他的求學可以幫助公司成長。這點讓我很感激,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讀書... 」周清耀感激人生中的貴人。 但好景不常,公司後來受火災波及關閉,他被空降到關係企業,為了感恩圖報,雖然英文不是頂好,他工作十分賣力,步步高升,做到經貿副理,協助海外事業發展。 更難得的是,周清耀發現公司都是OEM,明明自己的機械產品做的非常好,卻掛著美國品牌,只有擔任代工的份,市場全被美國人士控制。他遂突發奇想,寫了一份「如何在美國做生意」的企劃書,強調企業要領先腳步,就要創下自己品牌。董事長看到這份企劃案,決定就安排孫女、孫女婿,及周清耀派來美國開發市場。 1981年,來美之後,公司就設在紐澤西,不過,「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原本要大展身手,股東內部有紛爭,最後還鬧到被交通銀行託管。子公司遂很聰明切斷臍帶,變成獨立公司求生存。後來,簽証到期,另外一家公司爭相聘請,2倍的薪水,邀請他到田納西上班,並代為申請綠卡,周清耀得以留在美國,由於他的企業頭腦,不但擴大規模,還為台美機械企業做了很好的橋樑,許多台灣品牌,全部都由他服務的企業做代理,讓台灣機械產品,順利入美行銷。 做了一段時間,他當時的好友-Sandy 黃文香在洛杉磯的親戚因迷你超市急需人手,周清耀遂把股份一起買下來。在一兩年之內,又將超市擴大規模超過2倍,生意興隆後,2年以內,用10倍的價錢賣出去。 之後,剛好又有一家餐館,因為股東要回台灣,他決定買下股份之外,並做管理工作。即使餐館又是外行,但營業額還是翻了一翻,作到嚇嚇叫,原本以為平安無事,但不幸的是,出國一趟旅行之際,因為一起管理費200多元未繳,周清耀碰到黑心律師未處理好,結果竟然被搞到店面被查封,還把一個小案件弄到上法院。周趕快回國上法院,但已為時已晚,處境宛如從天堂掉到地獄。 還好,老天特別眷顧,又找到了新的餐館,在West Bonaventure 大飯店頂下一間速食店,一直做到現在,生意財源滾滾而來。不過,世事難料,2001年,911之後,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約八成移出,生意備受影響,他笑著說:生意目前尚能糊口。 從小學開始,就開始接觸做生意,對於中小企業及店面經營,自有一套獨到的看法,他表示,「生意的訣竅,首重研究消費群,有生意量卻賺不到錢是沒有本事,沒有生意量做不到是應該的,但是若是沒有生意量還能做到,就是奇蹟。」他比較偏重拿下有生意潛力的店面,花時間研究消費者需求,改變經營體質來賺錢。 雖然從小生活很困苦,但周清耀成長之後,事業堪算一帆風順。之前,他曾參加多次台美社團活動,但並未涉入其中,但911之後,體驗人生無常,生意在能維持之下,他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提早投入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心願。他選擇投入台美社團。 在台灣28歲時就已加入青商會及國際同濟會(KIWANIS)參加公益活動。1995年,也加入華人的獅子會,但因為餐館的關係,實在無暇顧及。911之後,周清耀決定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社團公益活動,首先加入聖東同鄉會,2003年成為會長。 他也曾幫忙第二屆台美小姐選拔賽任企劃總監,出錢出力任台灣會館的董事會董事,2002年,協助李木通促成全僑聯盟成立洛杉磯支盟,任首任副理事長,2005年接任洛杉磯支盟理事長至今。同時,2004年他也接任台灣大專校友會會長至今。 他非常感謝一生中能擁有黃文香,她是生活生意的夥伴,更是愛台灣共同理念的紅粉知己。從師範大專校友會,2003到2005年做會長,兩人夫唱婦隨。 黃文香熱情 周清耀艱忍 在周清耀眼中,黃文香耿直熱情,有正義感,熱中台美社團,但直覺的付出,有時並考慮周詳,就一路往前衝,不在乎別人的批評、指責、或誇讚,是容易得罪人的個性,她也可以馬上道歉,即時修正,馬上再出發,"衝衝衝"是她的缺點,但也是她的特點。周清耀不諱言,他是個按步就班的人,個性較艱忍沉穩,兩人是一種互補,有時的確也得幫她"善後"。 生意做的順利,但為了自己的理念勇往前進,卻也讓周清耀在社團跌跤過,「社團人士個個都是出錢出力為理想在打拚,與做生意不同,所以人際關係顯得更微妙,比做生意要複雜很多,必需有高度耐心來處理。有時社團因為人際問題,感情誤會被磨到連朋友都做不成,卻忘了其實大家的理想都是一致的,若能拋棄個人本位主義,放開心胸放下誤解,才能促成接近理想目標。 如何團結力量促進社團和諧,是我在社團一直在學的功課。」周清耀語重心長地說著。 文/林蓮華

許正龍

台灣茶葉世界一級棒,偶然機會,許正龍聽到一場易經的演講,徹底改變他對茶葉在美國的行銷看法,所謂入境隨俗,他恍然大悟,台灣老人茶搬來美國是行不通。易經有三易,簡易、變易、交易的奧妙,被他東學西用,果然在美國茶業界開創一片天。 許正龍,生於1953年台灣新竹關西,關西是當年茶葉王國,日據時代最多時有140多個茶工廠,黃家是製茶世家,母親在生第五胎時,答應這胎送給阿媽家族留香火,勤勞的客家媳婦即使懷胎9月仍照送點心去茶園,結果竟然在茶園分娩,這個孩子從阿媽姓,他就是許正龍,一出生就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許正龍回憶,他從小就在茶工廠工作,從小浸淫在茶的天地裡。別人玩彈珠之時,他玩的是茶籽。一路與茶為伍中長大,當時就讀建中時就受到大哥影響,立了個心願,猶記得當時讀台大法律的哥哥,本已爭取公費留法,結果父親硬把他留下來接手生意,後來大哥發現台灣的茶葉一直掌握在茶號與外商手中,反而最辛苦的茶農與茶工廠的利潤非常少,大哥希望兄弟齊打拚,另闢門路把台灣茶葉帶上世界舞台,當初第一波就是與中國爭日本、北非、突尼西亞市場。立志就是要做茶商。 當時建中全班同學大多想要讀醫生或法律,只有許正龍選擇讀台大經濟,還把把所有時間都去學國貿及加強外文能力,晚上不參加派對,乖乖為家族打點國外生意。他說,70年代,是台灣傳統產業和手工藝品的黃金時期,「義大利創新,日本跟進,台灣佔據市場」成為國際模式,兄長們決定運用流利外文,跳過日本,直接到歐洲展銷會拿最新產品概念,當時, 台灣正從發展中國家蛻變,就是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外貿小尖兵,在貿易前線上衝鋒陷陣,打下台灣良好的外匯基礎。 許正龍與父親黃崇誰,不但長得很像,生肖與血型星座都一樣,所以個性想法都很接近,父子關係親密不已,許正龍並把父親為茶葉無私奉獻的精神,視為偶像。他舉例,台灣日據前大多種植安溪烏龍茶,後來日本把台灣當做紅茶基地,取代印度。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鼓勵「炒菁綠茶」賺外匯,與中國對抗,當年農業時代,台灣是南糖北茶,父親在茶業界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60年代,人工較貴,日本後來內需蒸菁綠茶,開始向東南亞找尋基地,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彈性佳反應快,隨時配合世界趨勢的商機。許正龍父親決定先進口1部蒸菁機,讓兩家機械工廠分解後,馬上機械工廠拷貝完成,半年製成400部,分散到台灣各地茶農,台灣頓時馬上又拿下茶葉王國寶座,製茶又好又快,造成日本製茶業者惶恐,為加以區隔台灣綠茶被日本稱為“ 新茶” 。許正龍相信,台灣生命力超強,就是緣自於各行各業有許多像他爸爸一樣的熱心人士,一種使命感,以整體性長期思考,願意把技術開放,讓台灣得以生存。 因為父親長的就像個慈祥不倒翁,後積勞成疾,59歲早逝,日本茶葉界就叮嚀大哥把父親的外號“ 惠美壽” 取為品牌,在日本“ 惠美壽” 就是彌勒佛之意,自此茶葉外銷之外,他們終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哥哥希望歐美市場由許正龍來開發,所以許正龍服役之後就出國,繞了很多國家,決定在美國紮根,並發現茶葉庫存最好的地點就是洛杉磯,所以就移民到洛城。在咖啡當道的美國市場,茶葉永遠只是個小配角。 當時許正龍是純粹生意人,考量第一就是要開發市場,把茶葉賣出去,至於茶藝文化,根本沒放在心裡。首先,他突破餐館建立賣茶飲茶習慣。利用不同的品牌經營不同的市場,分類化之後,迅速在各種行業紮根。美國30幾萬個咖啡店,當時茶是無法獨立出來,他心想,就讓茶葉寄生在其它商品行銷管道。 直到1991年,在日本有一個「茶與健康」的研討會,綠茶抗癌有益健康的報導,一經披露,綠茶馬上成為搶手貨,許正龍想在美國當個茶葉達人,就覺悟必需有全套的教學系統,茶葉才能建立專業形象。 1994年,每天他到各地去發傳單,說自己可以"講茶",但反應不好,好不容易亞凱迪亞高中願意開放機會,讓他第一次上課講茶,當時慒懂不知,實在不知所云。不過,個性樂觀進取的許正龍,只要各族裔的邀約,他一定會去講,從錯誤中學習,一直修正,他最後能從美國各族裔的民族特性,深入淺出地介紹茶葉資訊,現在每堂課,都是高朋滿座,大家聽聽的津津有味。 1995年,已略有心得及知名度的許正龍,創立了"茶易"教室,綜合易經的道理,他先以「簡易」開始,就是簡單容易上手為原則,美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衛生,環保,社區參與。所以他體會到不能以賣茶的心態介紹茶,他要以分享資訊才能介入到多元族裔文化,找到更廣的茶之路。 尤其10年前,加州人與亞太文化就密切關連,所以講茶時,藉由推廣茶的文化,其它族裔可以體現到東方文化。後來,為了增加趣味性,所以他利用易經中講求變化的「變易」,在基礎知識教導後,他開始鼓勵讓大家自創"個性茶",調配自己喜愛的口味,6種基本茶,混配比例就可以有上百種變化,滿足不同人種的需要,這使得茶葉不再是高高在上,擺脫過於拘謹限制的形象,茶顯得更親切。 第三階段,易經"交易",主要是讓品茶者充分領會細緻的品茗,並心得資訊分享,這就像是宋朝蘇東坡文人學者的"鬥茶",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被他發揚光大。 他舉例,為了台灣茶易,他學習全世界茶葉的特性,甚至挑戰各地茶師一起來"鬥茶",在茶師比茶時,茶杯並未注明茶葉名稱,許正龍洋洋得意地說,結果每次都是台灣清香烏龍茶最受歡迎,香氣襲人,口感香醇,而台灣的澎風茶(東方美人)會排在第4、5名。他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為台灣爭光,"鬥茶",是許正龍的拿手絕活,他榮幸能把來自台灣的茶揚名海外。 1990年代以前,美國真正的茶園只有南卡羅娜州一處,許正龍已感到茶葉時代將來臨,在加州建立第一個茶業加工廠,萬物從0到1最難,許正龍賣的是觀念和知識。1996年,他成立了美國高級茶葉推廣協會,2001年,美國茶葉協會非常欣賞而予以購併。他成為一位茶博士,現在的美國知名的咖啡或餐飲連鎖店,全都到該會受訓練。甚至,後來,許正龍還有二位學生,各一位醫師與律師放棄美國職業,到台灣去賣茶。台灣在科技產業,有很好的成就,但台灣傳統農業,茶葉在美國推的可是頂呱呱,台灣出產全世界最好的茶,已無庸置疑。 永遠的客家志工 「沒有志工,任何活動都辦不成。」身為客家人,許正龍坦言,在台灣過去環境裡,會對自己是客家身份而驕傲是不可能。直到1985年開始參加社團,由於在海外,更能感受到客家文化即將凋零,有一次,參加李木通等人固定舉辦多年的「成功人生座談會」,印象深刻。啟發他在2001年1月也成立「客家與生活座談會」,完全以客家人士為主,每一個月最後週五,成員來自不同的客家會,利用座談會比較能接觸不同客家鄉親。由於客家鄉親不太會"開會",感謝溫惠雄,洪珠美的先生,他們一直給予鼓勵並指導。這樣的月會,一直持續至今。 許正龍參加台灣傳統週,他也想承擔一些責任,他想客家文化的呈現,最明顯不同的特色就是語言及音樂,所以後來為了做音樂性質活動,並把志工制度化,於2003年成立「三合水工作坊」,成員每週日會面一次,討論台灣新的創作歌曲,平日與客委會等文化機構,產生密切聯繫,剛開始他們要求自己演唱客家歌曲,從2005年「阿爸的風吹」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認為受到侷限甚至會有盲點,客家音樂要推廣出去, 勢必就要非客家人傳播。所以他們開始想要拓展更多人士演出客家音樂,所以2006年,三合水工作坊轉型到製作策劃,轉而挖掘各路音樂人才,製作出今年感人肺腑的精緻客家音樂演出「五月介風鈴」。 除了邀請各族群欣賞學習客家文化,他更珍惜客家鄉親第二代。他訓練志工們是以新加坡航空服務員為標準,大家都非常欣賞三合水的志工優異表現。提到三合水的下一步,最新想法就是要籌劃「台灣最動人的聲音」,許正龍解釋,台灣民謠四大板塊,恆春民謠、嘉南民謠、蘭陽民謠、北客民謠,他希望找到最原始的音樂素材,再請年輕音樂家先聽最原始的旋律,鼓勵年輕世代創作,並找各個社團負責人 一起共襄盛舉,唱出原鄉原味。只要提到茶及客家文化,創意十足地許正龍,總有停不了的夢想。 文/記者林蓮華

李汝城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996年十二月的一個晚上,李汝城醫師赴「紐約台灣會館」開完那年最後的一次理事會,返回新澤西家的途中,心情相當沉重。他不滿意台灣會館的營運情況,也擔憂會館的赤字連年,心想若任其下去,遲早又會發生財務問題,已經營救了兩次,若要三度救會館,恐怕沒人會理睬,「這是咱們的公厝,怎麼可以任其倒閉?」 繼而,他想起近年台灣在國際間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台灣人要有尊嚴,必須自己先站得住,如果連僅有的一棟台灣人集資蓋成的會館都保不住,徒然落得他人譏笑的口實。黑暗中,開車穿越哈德遜河,他心裡做了一個決定:他要接掌「紐約台灣會館」! 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和太太商量。當初介入「紐約台灣會館」的事務,源自太太的一句話:「『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現在想跳進去接管台灣會館,更需要太太的幫忙。他向太太請了兩年假,準備在平日行醫與家庭生活中抽出許多時間做會館的事。得到太座支持後,他打了幾個電話,邀請其他熱心的理事們配合,然後在1997年正月的理事會改選中,出任「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開始接管一個彷似無底深坑的「會吃錢的會館」。 到美國三十多年的李醫師,長期開業行醫,除了當過一屆「紐約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外,沒有企業經營的經驗,現在志願要當一個虧損累累的非營利機構的CEO,確是一大挑戰。但是他有目標有理想,也有堅毅的個性,並且認為許多台灣人都有奉獻的心,認為只要有心耕耘,一定可以使會館起死回生。 後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會館在他經營下,短短期間內,氣象煥然一新,不僅財務由負變成正,並且一棟「公厝」由過去一個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變成一個人氣興旺的「台美人社區中心」。他的熱誠與投入感染了周遭的人,也鼓舞著所有愛護會館同仁的士氣,他以管理學上「起死回生的策略(Turn-Around Strategy)」來經營台灣會館,亦值得作為台美人經營非營利機構的參考。 認真幽默的個性 李汝城醫師唸書的過程一帆風順。他說,他的父親是彰化人,年少時就讀日本人唸的台中二中,是班上惟一的台灣學生,也是台中二中第一屆第一名的畢業生,當時被保送至台北高等學校,與魏火曜、張進通等人同學。高校畢業後,赴日本唸長崎醫科大學,學成後回台灣,在宜蘭一帶行醫。 李汝城在宜蘭頭城出生,算是宜蘭人,小學唸的也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講著一口道地的日本話,直到十一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隨著日本時代的結束,開始講台灣話。 1953年,他自宜蘭中學畢業,進入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就讀。1960年,醫學院畢業,在海軍太康驅逐艦當了一年的醫官,退役後回台大醫院接受鼻喉科住院醫師的訓練。1962年到美國,在澤西城(Jersey City)醫院從實習醫師做起,然後到紐渥克(Newark)醫院當了五年的耳鼻喉科住院醫師,其間有一年還到底特律(Detroit)接受外科訓練。1967年,他完成在美國的住院醫師訓練後,擔任紐澤西醫學院的外科講師。兩年後,通過美國耳鼻喉科的專業考試,成為第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台灣人耳鼻喉科醫師。此後三十多年,他一直在紐澤西北部的庫德威爾(Caldwell)一帶行醫。 他的身材高大,聲音宏亮,講話幽默,平時給人的感覺不僅豪邁風趣,並且經常流露台灣心。許多年來,他開的車一直掛著「TAIWAN」的車牌,問他為什麼連車牌都特別指定「TAIWAN」的字號?他笑著回答:「車子哪裡製造的不知道,不過開車的人確是百分之百的Made in Taiwan」。 「李醫師喜歡講笑話,態度似真非真,讓人開懷,也因為他講話詼諧,所以和他一起開會,常常不覺得議程冗長。」台灣會館的理事劉蘇多惠說:「不過在他輕鬆的談笑底下,卻有堅持和認真的一面。」 他的成長過程歷經日本與中國兩個時代,學習空間橫跨台灣與美國兩個地方,因此熟悉日本話、台灣話、中國話與英語四種語文,但在許多公開場合,他都堅持使用台灣話。在當年政治敏感的時代,許多醫師在醫師協會裡致詞都使用「國語」,他是少數幾位一拿起麥克風即通篇台灣話的人,給人相當深刻的印象。 2000年年初,台灣立法委員馮滬祥和謝啟大聯袂造訪「紐約台灣會館」,李汝城負責接待。在招待會上,他一直講台灣話,於是有人發言:「能不能請這位先生講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他笑著回答:「我們到中華公所去,就講廣東話,到台灣會館來,就講台灣話。」 他的執著也使他擔任台灣人社團負責人時,對會務格外用心。李醫師說,他在1987年出任「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時,前任會長只移交給他兩百多塊錢的結餘,他接任後立刻催收會費,開拓財源,不久帳目上的數字就夠他舉辦多種活動,他因此深深覺得作為一個服務性質的社團負責人,如果有心去做,足以大大影響那年的活動。他接著說,在任醫師協會會長時,他並且使「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加入「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正式成為NATMA的一個分會。 「台灣」兩字不能倒 1984年,籌募紐約台灣會館基金的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建館籌備委員之一的蔡明峰想到一河之隔的紐澤西有個熱心的李汝城醫師,於是開車過河邀請李醫師入股,李汝城認為這是建台灣人的公厝,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於是慨然允諾,結果他竟成為出力最多的前三名股東之一。 李醫師說,當時出錢只是盡一己之力,並未過問會館的事,所以最初幾年,理事會裡並沒有他的名字。到了1991年,會館發生財務危機,所有股東無條件捐獻股權給會館,並且發起「千人千元救會館」運動,他都全力支持。沒想到1993年,會館再度發生危機,這回更嚴重,會館即將被拍賣。 接到通知,李汝城沮喪地對太太說:「台灣會館快要倒了,不久就要被銀行拍賣了。」李太太一聽,又氣又急,叫了起來:「『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被太太一激,李醫師似乎醒了過來,的確,「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李汝城說,回想起來,就是太太這句話,促使他積極投入拯救台灣會館的行列。 1993年,為了會館的延續,紐約同鄉組織了「台灣會館募款委員會」,公推陳隆豐、樊豐美、李汝城、賴弘典和黃再添五人為委員,四處籌錢。那年年底,眾志成城,會館危機得以解決,隔年正月,改選理事會,李汝城醫師首度擔任理事,1996年時,更進一步擔任副理事長兼財務。 那時,台灣會館聘館長一名,負責館務運作,理事們定期開會,聽取報告。李汝城說,他雖然負責財務,實際並未參與作業,只在開會時,見會計報表月月赤字,虧損連年,又見會館的活動十分沉寂,與他心目中的「社區中心」有一段距離。因此在1996年底,他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整頓台灣會館的問題。 他仔細分析問題的癥結,擬訂一套經營會館的方針,然後在1997年正月出任理事長時,正式提出「經營紐約台灣會館的十大方針」。這十大方針簡要敘述如下:一、設立長期研發計劃,二、會館使用公開化,三、爭取會員入會,四、設立理事責任制,五、訂立工作人員職責與獎勵制度,六、確定會訊流通,七、加強對外交流,八、開源節流,九、廣辦文教活動,十、.明確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這十條方針不是競選口號,而是他經營會館的策略,在他就任台灣會館理事長後,每一條都認真地付諸實行。 起死回生的策略 1997年二月,李汝城正式接掌「紐約台灣會館」,開始一連串的整頓。 首先,他認為「人」是改變會館營運的主要因素,因此特別委任熱心的劉蘇多惠理事負責館務,聘請新的會館經理施長要和秘書孫愛華推動業務,同時明定工作人員的職責與獎勵制度。 其次,他認為會館必須公開化與公眾化,期待在最短時間內,將會館由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轉型為積極的「台美人社區中心」。為此,他想出很多讓會館活潑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廣開文教班。自1997年三月起,台灣會館陸續增闢許多不同性質的文教班,譬如在獲取新知方面,開設電腦與英語班;在運動方面,開設乒乓球、太極拳與土風舞班;在音樂方面,開設卡拉OK與古箏班;在才藝方面,開設繪畫、書法、中國結與插花班;此外,在暑假期間,開設兒童讀經、台語文、青少年繪畫、電腦等,琳琳總總。在這些文教班中,電腦與英語班因為報名的人很多,目前都已各開六班;繪畫班亦有中國水墨畫與西洋畫之分。「一切都視社區的需要作彈性的調整,以便達到服務社區和招徠民眾的目的。」他說。 方法之二是開放會館給依親移民的長輩們。會館在週一至週四的白天開放給「台灣長春會」的長輩們學習英語、手工藝、運動和交誼使用,星期五的白天則開放給「台灣基督徒長輩會」作為查經、聽道和聚會的場所。如此經年累月,台灣會館成為長輩們的活動中心,「今仔日要到會館嗎?」變成他們的習慣問話,有些長輩們甚至因此搬到法拉盛住。 方法之三是盡量開放會館給各社團使用,倘若各社團使用的時間有所衝突,則以會員的借用為優先。李醫師認為會館是台美人的公厝,應該盡量服務各社團,因此平時若各社團需要召開籌備會議,都可借用會館開會,但若在大廳召開大會,就應自由奉獻。 經過這些改變,「紐約台灣會館」變得無論在週末或週日,都有許多人進進出出,呈現一片熱鬧朝氣的氣象。 在改造會館營運方向的同時,解決營業赤字亦屬當務之急。李醫師的辦法是廣開財源,主要的財源之一是廣徵會員,每人每年會費一百元,一方面作為維持會館的基本費用,另方面培養會員建立認養這個「家」的觀念。 財源之二是每年舉辦募款大會,建立理事責任制。會館的理事會設理事二十名,理事們不僅沒有車馬費可拿,並且要奉獻時間、金錢和心力給會館,「因為會館是我們的家,我們有維持這個家的責任。」他說。理事們的責任包括參與會務決策,分擔會館事務,並且在募款時負責配票,確保募款有成績。通常每位理事要負責十張票,常務理事要負責二十張票,許多理事常常都是自掏腰包,買所有應負責的票。 此外,為了確保「家人」有良好的溝通,李理事長接任後,每個月定期發行會訊,讓所有的理事和會員們都瞭解「我們在做什麼」。李汝城說,1997年以前,會館的會訊一共發行九期,但自他接任到2000年七月止,會訊已經發行到第四十九期。藉著會訊的溝通,拉近會員與會館的距離,並且因為每期的會訊都記載著某某人奉獻某某物,同鄉們也因此更樂於奉獻。 理事會同時還用心營造「咱是一個大家庭」的氣氛,譬如每逢舊曆年底,理事們就自掏腰包,合辦酒席,請所有的會員到會館一起吃「尾牙」。一過新春,隨即在會館舉行團拜,請大家吃湯圓等應景年物。至於阿扁當選總統或台灣總統就職等特別場合,會館也都準備茶點,播放錄影帶,與鄉親們一同歡慶。 「說來難以相信,會館自建館至1996年年底,每個月的財務都是赤字,但自我接管以後,第一個月的收支就立刻由負轉為正。」李汝城理事長驕傲地說。 眼見月有盈餘,募款有績效,會館又因使用量激增,設備不敷使用,他遂決定「取之於眾,用之於眾」,動工擴建會館。一九九八年的夏末,他在召開理事會,研商會館擴建細節後,果真找人著手做了四個工程,即:(一)修建地下室,增建教室、撞球室、橋牌室與遊藝間。(二)在一樓增設會員聯誼室和儲藏室。(三)在舞台後面加蓋演員化妝室、休息室及洗手間。(四)增建二樓教室兩間,並且在屋頂旁邊加蓋陽台。這四項工程在一九九年中順利完工,會館因此增加了許多使用空間。 總而言之,李汝城在接任後即努力建立「這是咱的家,咱要以無私的心疼惜這個家」的觀念,自己以身作則,連帶感染了其他的人。1998年底,他在兩年一任的理事長任期屆滿之際,尋求連任。他說:「這項決定實在違反當年和太太的約定,但是時空有所變化,當初提出的會館工作十條方針,還有很多項目沒有完成,不能半途而廢,所以需要多一些時間,將目標實現。」結果眾望所歸,他在1999年正月蟬聯第九屆的「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天下第一館 「紐約台灣會館」在李醫師和許多熱心同鄉的奉獻下,繼續成長。1998年時,賴弘典醫師等人發起成立「購置史坦威(Steinway)演奏用鋼琴基金」,經過兩年的籌募,終於達到目標,現在一台嶄新的史坦威D型演奏用鋼琴現已經靜立在大廳的舞台,提供同鄉開音樂會使用,台灣會館也因此多次成為音樂廳。 2000年,會館再度進行第二期修建計劃,準備將這個「紐約台灣人的公厝」裝修得更美麗堂皇。李汝城醫師感性地說:「我很幸運,經常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在館內有許多熱心的理事和員工們配合,在館外有許多熱心的同鄉包括自己的兄弟親朋們的贊助,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前天,我還收到一張捐給台灣會館的五千元支票,實在很感動!」 「李理事長注重人和,講話幽默卻不傷人,開會求效率又面面俱到,他們夫婦倆推動館務真是全力以赴,連帶地大家工作的士氣都很高。」理事劉蘇多惠說。 「李理事長雖然住在澤西,卻無距離的障礙,因為他隨時都和會館聯絡,每天打數個電話不說,一天接到他兩、三個傳真也是常事,難得他在看病的緊湊行程中,還能花費那麼多心思在會館業務上。」會館經理施長要說。 另一理事黃恆信則說,李醫師做事衝勁十足,2000年初,為了替康州參議員李柏曼(Joe Liberman)的競選募款,他到處打電話。八月間,為了歡迎阿扁總統到中南美洲訪問,李醫師和「紐約台灣商會」的會員們一起到多明尼加迎接阿扁總統,當時台灣會館正發起柏克諾(Pocono)渡假地的義賣募款會,李醫師在多明尼加,逢人就推銷渡假地義賣的票,實在佩服他的熱誠。 李汝城不僅熱勁十足,並且豪氣萬丈,在他任第八屆理事長期間,將「紐約台灣會館」命名為「天下第一館」,讓紐約的同鄉感到很光彩。問他何以如此自豪,稱自己的會館為「天下第一館」?他笑著說,這個名稱起自1998年「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時,前來商借「紐約台灣會館」的標誌(Logo)而引起。原來「紐約台灣會館」有一個很有意義的標誌,是創館時呂明森同鄉特別設計的。 他拿出一個會館的標誌,解釋道:「你看,這是一個大圓球,球裡有一間厝,厝是一個屋頂和屋身合組的「台」字,象徵著地球上到處都有台灣會館,會館是我們海外台灣人的公厝。圓球底下有兩隻手圍托著,表示海外台灣人用無比愛心的雙手小心翼翼地護住這間寶貴的厝。圓球的頂端有深色的圓拱形『TAIWAN CENTER』的英文字母,雙手的兩邊則有淺色的『台灣會館』四個中文字,多麼美麗。」 他接著自得地說:「紐約台灣同鄉不僅歡喜看到洛杉磯的台灣會館使用這個標誌,並且希望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讓全球各地有台灣人的地方,就有台灣會館,而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變成兄弟姐妹館,紐約的台灣會館因為是第一家,所以稱作『天下第一館』。」 「紐約的台灣會館疊經困頓,在踉蹌中成長,在眾同鄉的愛心照顧下茁壯,許多人一提起『紐約台灣會館』,只知道財務有困難,卻不知其中有多少同鄉的奉獻在裡面。」他隨後語重心長地講:「我們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獨力摸索前進,只希望走過的歷程能夠作為其他會館的借鏡,省卻他們許多迂迴的道路。」 告別李汝城醫師,想起「有夢最美」這句話,也許真有那麼一天,地球上有許多台灣會館,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那將是個美好的時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子孫:有那麼一群台灣人,為了想保有一棟自己的公厝,曾經那麼認真無私地奉獻過。 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全名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al Association,簡稱NATMA。 楊遠薰  

傅舟山

「我的名字『舟山』不是因為詩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典故,而是因為爸爸懷念他的家鄉『舟山群島』」傅舟山父親傅登賢是中國浙江人,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就先到台灣,創辦台北知名的「敘香園」餐廳、經商40年,而母親施秀蝙則為道地的台灣南投人,年輕時候到台北做事,與傅登賢相識、共組家庭。 「我並不是小留學生,我們全家在1990年移民美國時,我已經23歲了」,在台灣畢業於東南工專機械科的傅舟山隨家人剛到美國時,全家先到北加州矽谷落腳、掌管家族旅館事業,然後才搬到洛杉磯定居。 「為了打入美國社會,我選擇轉行從商,首先到離家近的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主修財務、拿到專業文憑」,於1996年大學畢業的傅舟山,隔年就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跟前輩們學習,也讓年紀輕輕的傅舟山擁有很長時間的社團經驗。 2000年,為培養下一代台美人、預防商會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當時的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李木通有遠見地成立「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而已有幾年商會經驗的傅舟山則受邀出任青商部顧問,開始從「學習者」變成「主導者」,也奠定日後成為歷任「最年輕會長」的契機。 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 「在台灣時,爸媽都認為『經商在家裡學就好』,所以期望我在求學時代選擇較實用的機械工程學科」,與一般受保護的台灣學生不同,認為「學生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追求「實用取向」的傅舟山在專二、17歲那年開始在華國飯店打工,之後也在自家餐廳「敘香園」實習、長達2年半。 到美國後,傅舟山在就讀大學期間也跟其他同學一樣選擇「半工半讀」,一方面減少家中負擔,另一方面也從學生時代開始累積、培養社會經驗。「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了」,傅舟山在大學數年間,連續通過房地產、保險,以及證券等3種執照考試,奠定日後從商的基礎。 剛開始移民美國,傅家就像一般剛移民的華裔家庭,本來想從事餐飲業,但因傅舟山深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專業最重要」,他自己也喜歡金融商業領域,旋即放棄家族熟悉的餐飲、旅館事業,選擇從事有興趣、有發展性的金融與房地產。 曾在投資銀行做事、協助銀行上市的傅舟山,擁有金融、房地產、證券等8張相關執照,並於2001年任職「總公司在紐約華爾街、分公司在洛杉磯」的投顧公司,經常往返兩地;其後,因科技股出現泡沫化,傅舟山轉任財務諮詢顧問,現則為美國統一證券公司資深副總裁。 台灣是我的根 「我不是台美人第2代,而是台美人第1.5代」,認為自己觀念很「台灣」、保有華人傳統思想,像是做事負責、認真、能吃苦,又因在美國再度接受高等教育,與美國人士溝通無礙、容易與之共事的傅舟山表示,因他吸收上代經驗、瞭解上代想法,不但可以免除台灣社團「青黃不接」的窘境,也可勝任上代、第2代台美人的溝通橋樑。 「我是家中的獨子,理應照顧爸媽,三代同堂也是傳統台美人的特色之一」,現居核桃市的傅舟山認為,「這就是華人優良的傳統孝道」;而強調「台灣是我的根」,傅舟山指出,除二姐隨姊夫在中國經商外,其餘兩個姊姊都住在附近,每逢週末就像一般台灣家庭一樣舉行家庭聚會,現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的大姊夫李樹人也經常出席,一家三代和樂融融。 在愛情長跑7年後,傅舟山與在台灣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再回美國就業的太太朱菲菲結婚,婚後5年;而婚前從事教職的朱菲菲,現在仍是阿罕布拉市學區小學的全科教師。 2007年,傅舟山千金Tiffany出生,由對「姓名學」研究頗專精的洛杉磯台美商會前會長、現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詹凱臣取名為「傅玉安」。 「我只期望,女兒能作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儘管傅舟山私下曾期望女兒日後成為「收入極高的專業人才」,但仍是個想讓女兒隨興趣自由發展的開明爸爸,「唯一要求的是,女兒要能學好自己家族的母語」,因此,傅家人在家中都說華語,但來自中國浙江的爺爺負責「上海話教學」、會說福佬話的奶奶則負責「台語會話」。 對台灣經濟深具信心 以往每年都會返台探親、觀光的傅舟山,這兩年因女兒出生減少返台次數,但根據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有值得投資的金融公司,「雖然經濟與政府政策有關,但大環境的變化更是重要」,像是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可以說是比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化還嚴重」;而在大環境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一向靈活的台商也會隨著政策變化作適當調整,比如大陸台商已經開始轉移到越南投資。 1997年、29歲那年加入商會,歷經2000年副財務長、2001年副秘書長、2003年與2004年分別擔任當時會長詹凱臣、楊信的秘書長、2005年至2007年接下副會長,以及2006年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跟隨當時的總會長楊信、秘書長詹凱臣身邊學習,現在也擔任總商會北美諮詢委員的傅舟山強調,「我是跟商會一起成長的」,他很感激商會給予年輕人學習的機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不是聯誼會,而是真正能學習的非營利組織」,在「世代交替」理念下接任新會長的傅舟山,期許商會能走入新紀元,包括「加強商會基礎」,舉辦各式講座、參加北美與世界總會活動;「與主流接軌、融入主流」,參與聖蓋博商會、羅斯密商會等加州商會、提昇互動、獲得最應得及最全面的福利;「提昇會員福利」、與會員簽訂互惠合作計劃,以及鼓勵下代台美人參與商會會務等,尤其希望成立數年的青商部能蓬勃發展,以期達到商會「永續經營」的目標。 「人在外地,不需把黨派分得那麼清楚,反而會造成分裂;比如海外的猶太人選擇善用團體力量、善用民族優勢,就能增加影響力」,傅舟山認為,團結將會產生更大力量、影響當地社會,也將為台灣族裔帶來福利;因此,對於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商會一定會支持政府,不管藍、綠」,傅舟山強調,「最重要的是告訴下代子弟『你是台灣人』」。 保有華裔傳統、融合美國文化,身為「台美人第1.5代」,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的傅舟山將持續致力成為「最佳橋樑」,讓台商、台灣之名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文/ 陳美伶

李信億 開創美東新天地

美國紐約富頓集團總裁李信億從台灣的TAFA房地產公司,到1983年移民美國,設立TDC公司及富頓集團(F & T Group),成為以商業地產為主的亞裔領先龍頭公司。 棄法從商的他因應這波華爾街金融風暴,則以「做生意有順風、也會碰到逆勢;處逆境時,更要想辦法逆勢而上」,做為他的教戰守則。他說,台商發展美洲大陸業務,商機與眼光很重要,穩健則更為要緊。 談起李信億,他與紐約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都市開發,似乎脫離不了關係。在法拉盛,說起Michael Lee,更是無人不知。 「紐約時報」報導,法拉盛的變化是:皇后區變臉 從小型亞洲店舖轉到高檔商店(Changing Face ofQueens:From Small Asian Shops to High-EndStores),法拉盛的蛻變可見一斑。 從法拉盛市中心,7號地鐵40分鐘可以到曼哈坦的時報廣場(Time Square);長島快速鐵路15分鐘到中城賓州車站(Penn. Station),鄰近不遠有拉瓜迪亞國際機場(LaGuardia Airport);再花30分鐘車程可到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Airport),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讓它的商業活動愈來愈頻繁。 事實上,經過20餘年蛻變,法拉盛已從一個皇后區北方小鎮,發展到現今20餘萬人的都會型態,也是每天10萬人通勤的重要交通樞紐;其中有一半人口來自兩岸三地及南韓,讓它被外界稱為「亞洲城」,在美國東岸更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飛越皇后大廈 法拉盛新地標 站在2008年上半年開張的「飛越皇后」(QueensCrossing)大廈頂樓、富頓集團的企業總部會議室裡,望著拉瓜迪亞國際機場繁忙的班機起降,這位來自台南縣鄉下的醫生子弟李信億,勾勒出心中的法拉盛建設藍圖。李信億剛開始從事地產開發時,以住宅大樓為主,後來逐漸轉往商業大樓發展,過去30年買土地、進行開發,已與他劃上等號。 富頓集團目前在大法拉盛地區完成的主要開發案,包括王子街商務大樓、法拉盛購物中心,以及象徵法拉盛新地標的飛越皇后大樓等。隨著這些知名建物一一完成啟用,富頓集團橫跨房地產、開發、物產管理、併購、建築設計的金字招牌,更是響叮噹。 集團同時收購了飛越皇后大樓旁邊,高達五英畝的大型公有停車場,未來計劃繼續開發為高級住宅和商業綜合區-Flushing Commons,以引進高檔的零售商店為主。 Flushing Commons由富頓旗下的TDC國際開發公司(TD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LC)與洛克斐勒集團開發公司(Rockefeller Group DevelopmentCorporation)共同合作。這項大規模開發案,早已被外界視為法拉盛再一次「變臉」的靈魂計畫,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更把此案視為大都會球隊(Mets)搬到法拉盛之後的另一件盛事! 不過,金融風暴衝擊下,望著辦公室牆壁上斗大的「神」字,李信億小心翼翼地說,這項計畫「必須謹慎,一步步走下去」,不能操之過急;「風頭上,企業要能知變通,不能硬幹」,一切伺機而動。 棄法從商打拚 版圖跨美中台 輔大法律系畢業的李信億,棄法從商,從一個小台商到現今法拉盛開發大戶,事業版圖橫跨美、中、台三地,除了法拉盛諸多開發案外,富頓集團與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為投資顧問的房地產基金共同合作,開發中國大陸南京市的「南京世界貿易中心」,已在去年11月正式奠基。 南京世界貿易中心是富頓在南京、也是中國大陸境內開發的第一個以世貿中心概念,集購物中心、跨國辦公大樓、酒店式公寓、品牌展銷中心、高科技會議中心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大型商業地產項目。 為拓展事業版圖,李信億從美國紐約著名的地產開發公司鐵獅門公司(Tishman Speyer Properties)挖角梅爾(Michael Meyer)到TDC國際開發公司擔任總經理,同時聘請知名的Margulies Hoelzli Architecture建築事務所,替富頓把脈建築構圖。 景氣差,富頓採取守勢,謹慎或緩步處理FlushingCommons等開發案,但李信億也有進攻之道。他說,攻守之間步伐要穩、要拿捏清楚。面對這波號稱1930年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富頓集團除了組織架構進行必要調整外,更在危機中尋求商機。 推e888計畫...

駱家輝

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在機場拎著背包、親自點咖啡的畫面被路人拍到,一時令中國人為之著迷。他們從沒看過這麼不氣派的官員。 駱家輝和全家人一起在大使官邸亮相,會見中國媒體。不會說華語的駱家輝致詞說,他是中國移民的孩子,但他代表的美國官方身分,就是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的價值觀;他將運用包括微博在內的一切傳播工具,向世界傳播在中國的任務,與擁有各種傳播工具的中國朋友,包括博友,交流這些價值觀和機會。 駱家輝一下飛機,讓中國人看傻了眼,堂堂一個駐中國大使,居然還自己大包小包提著行李,駱家輝的老婆是台灣第2代移民,她特別用中文發表談話,希望拉近和中國民眾的距離。 駱家輝才剛下飛機,一家人各自拎著大包小包的這一幕,讓中國民眾看傻了眼。飛到北京擔任美國駐京大使,駱家輝自己背著大背包,手上還要提著筆電還有西裝外套,太太也很辛苦,一肩背著紅色的超大包包,雙手還差點沒空牽女兒。 日前駱家輝在美國西雅圖機場獨自買咖啡的照片,已經在他露面之前,在中國被廣泛轉發,許多中國人在博客發言表示,不相信會有如此隨和的官員。這個問題也在昨天的記者會上被問及,但駱家輝並沒有正面回應。 美聯社報導,在華盛頓州經商的華裔美國人唐朝暉12日於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眼尖發現駱家輝站在星巴克櫃台,用iPhone捕捉到這個鏡頭。駱家輝是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首位華裔美國人。 唐朝暉覺得巧遇駱家輝實在是酷斃了,就把照片上傳新浪微博。他萬萬沒想到這一PO,居然被轉貼4萬次,還引來數以千計回覆文。 他說:「這在中國完全無法想像。就連低階官員也是咖啡來伸手,並有他人代勞提包。」唐朝暉還補充,駱家輝原本拿著某種優惠券或招待券,但店家不收,改以信用卡付帳。 唐朝暉是網路廣告公司AdSage執行長。他從西雅圖飛往矽谷途中,巧遇正要赴中國走馬上任的駱家輝。 美國前任商務部長駱家輝上週末抵達北京履新,拎著自己的行李、乘坐尋常商務車,完全沒有海外中國高官慣見的派頭和排場。 1名新浪微博用戶在回應駱家輝平民式作風時說,「我國官員已經習慣了奢侈的生活型態」。國營新華社稱他為美國的「背包客」。新浪微博是中國最風行的微網誌。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攜妻子、兒女亮相大使官邸。他向到場的140多位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的演講,並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由於駱家輝不會講華語,所以除了開場的問好外,他的演講由美國同事翻譯。 駱家輝在演講中回顧了今年中美多次高層互訪,並對即將來訪的副總統拜登表示歡迎。駱家輝還特意提到了他個人身份的關鍵詞,即中國移民之子和代表美國價值觀。 在回答記者有關他的華裔血統問題時,駱家輝說:「在個人層面上,能作為中國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國 -我出生的土地,以及我的家庭珍視的美國價值觀,站在你們面前,我感到既謙卑又榮幸」。駱家輝說,「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以及我本人,都代表著美國,也代表著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 簡短的演講和問答後,駱家輝邀請百餘位媒體記者到大使官邸後院,分享茶點。駱家輝一家人出現時,再次遭到記者圍堵。有記者問駱家輝在西雅圖機場使用優惠券被拒,是否因為走進了山寨咖啡店,駱家輝笑言不是。 駱家輝還說,來中國之前,他和妻子進行了採購,除了衣服外,還買了一些中國食品。他說,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歡中國食物。 他表示,目前正在給孩子們挑選學校,他和妻子都傾向於讓孩子們上國際學校,但會讓孩子學習中文。在記者們的包圍中,駱家輝被要求和妻子親吻,駱家輝隨後在妻子唇上輕啜一下。突然有人又喊,「再來一次」,李蒙則掩面而笑。0819

韋傑里

「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

陳瑞斌 鋼琴家的故事

「以前台灣駐外單位不太重視台灣音樂家,我到國際比賽、表演時,僅有當時的駐歐代表魏武煉、駐日代表許水德曾主動提供協助、關心。」但之後,隨著台灣政府、駐外單位對於台灣音樂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重視,海外這些「台灣之光」也逐漸廣為人知、受到支持,陳瑞斌對此也樂見其成。 「台灣的音樂家,幾乎全靠『個人努力』;因此,在台灣這樣的人口比率中,能出現目前這些國際知名音樂家,算是很難能可貴。」除個人天賦外,同樣也對音樂下足功夫的陳瑞斌,也期望下代學習音樂的台灣人,能更團結、獲得更順利的音樂道路。 「我希望兩個人(台灣音樂家)在一起不止『5 + 5』,而是『5 X 5』,也期望各行各業、海內外的台灣人能將格局放大、放眼全世界。」摒棄經紀公司商業考量,以純粹藝術交流為主的陳瑞斌,衷心期望台灣音樂家能團結、合作,共同將台灣音樂、文化帶到世界的舞台。 多場世界巡迴演出 「若能以音樂得到主流認同,將是(台灣)很好的機會。」身為「首位受邀到東歐參與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陳瑞斌帶著精湛琴藝到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多國表演,獲得廣泛迴響。 「我到處表演,主因是讓主流瞭解台灣、讓接觸者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藝術家』,而這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陳瑞斌則舉行多場「巡迴世界」的演出,琴聲遍傳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 「台灣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籌碼。」同時,陳瑞斌選擇代表台灣文化、形容台灣的音樂作品「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Ballde)等曲目進行編曲,並以推廣台灣文化為目標。 其中,「福爾摩沙敘事曲」為台灣作曲家黃惠鈴作品,涵蓋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台灣人音樂元素,而身兼「高雄文化大使」、「台南榮譽市民」的陳瑞斌將改編「愛河暢想曲」成為「鋼琴獨奏版」,並於1月27日在台灣高雄、台南等地巡迴演出,屆時將「以10指彈出多部樂團之聲,展現台灣人多元的特色」。 「音樂可接觸(touch)人的心,也將使從未接觸過台灣、到過台灣的外國人瞭解台灣。」成功以音樂交流為管道,締造「音樂外交」的陳瑞斌,已逐步將台灣之名帶到世界。 「爸媽都從事跟音樂相關的工作,也讓我跟弟弟、妹妹從小就練習鋼琴。」陳瑞斌的父親陳振德是台南永康人,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當了老師,也在教書期間帶過合唱團,母親張惠美則在家中教授「家庭鋼琴」,上門求學的學生不斷。 「我有記憶時,就在鋼琴上了。」陳瑞斌從5歲開始練琴,6歲時就提早入學,隨即參加生平首場正式比賽「台灣全國鋼琴比賽」。 「我還記得彈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那次,陳瑞斌得到第3名,從此開啟他「參加無數次鋼琴比賽、獲獎連連」的國小生涯。 「現在只有我,走過頭了。」除了陳瑞斌走在「音樂專業」的路上外,唸過音樂班的弟弟、妹妹則在學校畢業後,紛紛如父所願從事教職;其中,小2歲的弟弟瑞賢在跟隨陳瑞斌的腳步到奧地利留學、主修中提琴,而差3歲的妹妹彥竹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波士頓攻讀音樂碩士。 三手鋼琴  造就天才 「當初為了最小的弟弟要練琴,爸爸從留學日本的醫師手上,轉手買了那台『從日本買的二手琴』。」幾年後,那台象牙鍵盤的「三手琴」就成為陳瑞斌的「練習伙伴」,讓小小年紀的他得以參加多次鋼琴比賽,抱回無數獎座、獎牌。 「我『半年』學一次鋼琴,因為叔叔半年才回台南一次,其他時間都是『土法煉鋼』。」陳瑞斌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那位畢業於藝術專門學校「最小的叔叔」陳振明,也讓陳瑞斌每半年接受一次專業的鋼琴指導。 「平時,爸爸則要求我每天練琴,還要將練習的琴聲錄起來,好讓他回家後檢查。」也因此造就陳瑞斌「邊看無聲電視、邊練琴」的功力,並以天賦與努力在鋼琴比賽中過關斬將。 「那時,因為台灣有兵役限制,一定要有『證明』,政府才會發予學生護照。」陳瑞斌在12歲那年參加國家「天才兒童」考試、幸運過關,並獲取公費留學的機會。 隻身赴歐洲留學 1981年,13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正式生」;而在15歲、弟弟瑞賢也到奧地利唸書之前,陳瑞斌都是獨自生活、練琴,造就他「小小年紀便獨立自主」的本事。 「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3到4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3個月才能收到。」因當年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與家人無法緊密聯繫的陳瑞斌除隻身唸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外,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人的演唱。 「除非中央社發新聞回台灣,不然家人鮮少得知我何時比賽、得了什麼獎。」除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外,也因駐外單位少、魚雁往返不易,使得陳瑞斌的家人後來「習慣」從報紙上得知他的近況。 16歲獲國際大獎 曾獲得多座國際大賽獎項的陳瑞斌,首座國際大獎是「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國際鋼琴大賽獎」,從此開始他「越飛越遠」、參加更多國際大賽的大學生涯。 「8年制的大學生活裡,我獲得18座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Beethoven)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史特瑞沙(Stresa)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第20屆貝里尼(Bellini)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獎、義大利羅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美國國際Gina Bachauer鋼琴大賽獎、法國A. Roussel獎、以色列魯賓斯坦(Rubinstein)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同時,陳瑞斌也以「第一名」特優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並獲得「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文憑。 「1992年,將近10年沒回台灣的我,因為一通總統府的電話邀約,才再度踏上暌違已久的故鄉台灣。」當時,陳瑞斌的音樂成績非凡,不僅獲得國際注目,也獲得當時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欣賞,特地邀請他參與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的演出。 文/ 陳美伶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懷念光輝學長 (林壽英)

今年(2020年) 四月十三日中午,我突然接到住在 Troy , Michigan的好朋友 Wendy (詹文女)的電郵說,她心愛的夫婿林光輝,不幸因在最近感染了武漢肺炎 (Corona virus) ,於復活節當天 (四月十二日)在當地的醫院 (Troy Beaumont Hospital) 蒙主召歸、安息主懷。得知這個意外的消息,外子與我都非常震驚、傷感,真是難以置信、也難於接受。 四年前(2016年) 的四月底,林光輝、文女夫婦來北加州東灣,參加第二十八届北美洲臺灣婦女會 (NATWA) 在 Milpitas舉行的年會。我們非常高興有機會再見面相聚,當時,光輝學長看起來,行動言語雖有點缓慢,但身體很是健康,和藹可親如昔。光輝親切的容顏似乎還在眼前,怎麼說走就走了呢?如此匆促,連一聲道別都沒有,令人非常不捨、難過。 林光輝、文女夫婦是我們的學長,也是外子 (楊茂嘉) 與我於1967年九月九日在支加哥北郊的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結婚時,充當我們家長的好朋友。婚禮當天, 光輝作為The Father of the Bride把我 Give Away嫁出去,文女更是慷概地把她前一年和光輝結婚時,所穿的新娘禮服借給我穿。他們給我和茂嘉的溫馨情誼,讓我們永懷心堪。 1968年,光輝從西北大學拿到土木工程的博士學位後,便和擁有Purdue University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文女一起搬往 Michigan州 Detroit的...

張信行與黃美星 醫師遇上聲樂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信行是個溫和敦厚的婦產科醫師,年輕時是媒人的最愛,但相過無數次親,姻緣卻遲遲不來。直到有一天,碰上「開心果」黃美星,人生都亮麗起來。 黃美星活潑熱情,夢想當聲樂家,但在人生舞台上,喜愛當小丑,博人開心。兩人婚後移居美國,對台灣產生新的認同,此後化熱情為衝勁,奉獻台美人社區,更致力為北加州的台灣會館催生。 他們是移民海外順利的一群,然在安和的環境中,不忘感恩與奉獻,所以得以與其他同鄉,共同涓涓滴滴地締創了海外的台僑社區。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搏感情」是黃美星的口頭禪。她每到一地,就認真地與週遭的人搏感情,盡量讓大家歡喜,也使自己開心。她說,年輕時天真浪漫,後來回首,才發覺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感情為出發,人生的路也因此充滿了溫馨。 美星天生好嗓門,在台北市女中和一女中唸書時,即有「黃鶯」之美稱。就讀師大音樂系時,她主修聲樂,相當仰慕當時甫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歌劇聲樂家曾道雄。 她說:「曾老師是第一個把整齣歌劇帶回台灣的人,不僅歌聲渾圓雄厚,而且風度翩翩,不知風靡了多少女生。我每次上曾老師的課,都得早早趕到教室,搶坐第一排的位子。」 美星大學畢業後,考進省立交響樂團當團員,隔年回母校北一女執教。和許多荳蔻年華的少女一樣,她心裡有一個綺麗的愛情夢。她說:「我媽媽是個藥劑師,在台北開了一家生意很好的藥局。媽媽有個開藥廠的好朋友,每回到我家,就稱讚我說:『美星好乖、好甜,給我當媳婦,好不好?』我信以為真,暗自編起美夢來。」 「直到有一天,赫然發現人家已經有女朋友,真是傷心欲絕。」她繼續說:「我躲在房裡,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決定相親。生平第一次相親,一天就看了六個,張醫師是當天見的最後一個。」 張信行向來給人好好先生的感覺。他原籍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當了兩年麻醉科醫師,隨後赴美國費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訓練。一九七三年,他學成歸國,除在台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教學,經常與恩師徐千田博士切磋琢磨外,也在哥哥開的婦產科醫院行醫。這樣的人選,豈不是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偏偏媒人磨破鞋,還牽不出一樁好姻緣。 一九七七年的農曆尾牙,醫院同仁照例圍桌吃「忘年會」,張醫師忽然接到故鄉媒人的電話,說有一個上好的女孩正在眼前,請他立刻到台北火車站旁的小美冰淇淋店相會。「趕快來,我得趕火車回彰化。」媒人吩咐道。 放下電話,張醫師匆忙外出。趕到火車站旁,看到一家咖啡店,鑽頭進去,裡面伸手不見五指。踅了出來,正愣頭愣腦之際,看到媒人在路旁朝他招手。他迎了過去,媒人簡單介紹身旁女孩幾句,就真的掉頭趕火車,回彰化去。 「僅這麼一次見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一見鐘情。」張信行說。 那晚依依道別後,他開始不斷地打電話給女孩。上午打,下午打,晚上也打;進手術房前打,出手術房後又打。 美星怕辜負人家的情意,一聽到電話鈴響,即衝出房門接。「媽媽怕我跌倒,特地找人到家裡裝分機。」她說:「房間裝,廚房裝,浴室也裝。我和張醫師在電話中盡情地聊,結果不到一星期,我們就決定結婚。」 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來起電,卻如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巧合得不得了。婚後,夫妻倆甜甜蜜蜜。張信行自行開業,美星增產報國,年年生孩子,三年連生三個。 她說:「我每生一個孩子,媽媽就替我請一個佣人,三年連請三個佣人。此外,煮飯、清洗,都另有人代勞。」 如此年輕好命的醫師娘,自然繼續追求音樂夢。一九七九年六月,黃美星在台北實踐堂開了一場盛大的獨唱會,一償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二年,張信行接受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市的亭克﹝Tinker﹞空軍醫院之聘請,全家移民美國。這項改變著實考驗了只會彈琴唱歌的美星,但後來她適應環境的能力,卻又令人刮目相看。 奧克拉荷馬的歲月 美星初抵奧克拉荷馬時,不會開車,全心在家照顧三個二至四歲的孩子。佣人沒了,家事一手包,孩子親手帶,居然也把一個家弄得井井有條,自己都覺驚訝。 張醫師怕她寂寞,訂了一份台灣公論報和一份太平洋時報給她看,結果這兩份報紙徹底改變了她的許多想法。 美星說:「我從小就很愛國。蔣介石去世時,我一想到民族救星沒了,台灣前途怎麼辦?不禁嚎啕大哭。到了美國,讀了這些報紙,才知道自己過去真是懵懂無知。我每回想到從前所忠誠的政府竟是如此一個不公不義的獨裁政權,就不禁熱血沸騰。所以此後,我常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和同鄉到家裡吃飯,希望藉機開導一些和我從前一樣無知的人。」 在她的熱心帶動下,奧克拉荷馬的同鄉越聚越熱絡,沉寂多年的台灣同鄉會也因此敗部復活。張信行說:「早在六十年代,陳唐山等人在奧克拉荷馬大學時,就成立了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但後來那些人相繼離去,奧州台灣同鄉會就日漸消沉。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們才又將之復活起來。」 奧克拉荷馬州幅員遼闊,張家座落在位置居中的奧克拉荷馬市,因此同鄉開會,或島內人士來訪,常在張家舉行。許多鄉親則從鄰近鄰鎮開一、兩小時,甚至兩、三小時的車前來與會。每次相聚,不到夜半不盡興。 美星說:「一些遠道來的朋友夜晚乾脆在我家打地舖,通霄聊天。隔日起來,吃了早點,進城買菜後,再回家。這種朋友相聚的喜悅,成了日後美麗的回憶。」 「即使孩子們也喜歡這種熱鬧。」她又說:「每次客人到達之前,他們就幫著吸塵、收拾房子。等大夥人吃過飯,他們又主動幫忙清洗碗盤。一家大小一起忙碌,後來想想,倒也十分甜蜜。」 一九八六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一﹞奧克拉荷馬分會正式成立。那年,他們邀請總會長彭明敏教授到奧城演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彭教授見面。」張信行說:「在此之前,我讀過他寫的《自由的滋味》,很受感動。那次演講會結束後,我和美星送他到機場。望著他踽踽獨行的背影,想到他為台灣所作的犧牲,不禁感到心痛。回頭一看,發現美星已淚流滿面。」 「此後,我們一直與彭教授保持密切的聯繫。」美星補充說:「即使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幫彭教授在北加州舉辦『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五十週年大會。」 一九八七年,「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出獄後造訪美國,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場公開演講,更讓台灣同鄉領受國民黨學生的霸道。 張醫師說:「我們本來已向奧城市立大學的藝術表演中心租好演講場地,不料海報貼出後第二天,校方即接到中國同學會誣指黃信介為一暴力份子的密告,通令所有場所不得借給台灣學生。我們被迫在倉促之間更改演講地點。幸好得到卜睿哲﹝Richard Bush﹞父親卜教授的幫助,才在學校附近的美以美教會借到場地。」 「但接著,我們在張貼變更地點海報時,又遭到國民黨職業學生的無理干涉。」他繼續說:「更過分的是當黃信介演講時,居然有十多位國民黨學生揮著旗子,一字排開、旁若無人地走上講台,干擾演講。其中一位女生更拿著照相機,公然向聽眾拍照,引起群眾的憤怒。」 這些惡行徒使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更加惡劣。美星在奧城的一位好朋友王明玉,同是醫生太太,彈得一手好琴,常在美星演唱時為之伴奏。美星說:「我們組台灣同鄉會時,邀請王明玉參加,她還不解地問:『有華人協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組台灣同鄉會?』沒想到經過這些事件,她對台灣的事情比我們更投入。她在一九八八年擔任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九年主辦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一九九○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後來更回台灣,與蔡同榮一起推行公投,爾後創辦民視,如今是民視的副總經理。說來,我是用跑的,她是用飛的。」 黃鶯出谷 美星住奧城期間,不忘充實自己。她自學會開車後,即請張醫師在晚間照顧孩子,自己驅車前往城中,拜師學聲樂。一九八五年,她正式進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研究所,修習歌劇。兩年後,取得歌劇碩士學位,此後即經常在台美人的音樂活動中公開演唱。 尤其隔年,張信行轉往北加州的華盛頓醫院行醫,全家搬到舊金山灣東南的福里曼特﹝Fremont﹞市。加州台灣人多,活動多,更賜予美星發揮才能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加州台灣同鄉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舉行台美人超大型音樂會,一共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音樂會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即由黃美星擔任。美星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當場留給眾人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一群加州同鄉為宣揚台灣文化,特別組台灣文化音樂團,到全美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黃美星亦參與其中。此行不僅使她的演唱技巧更臻成熟,同時亦使她與作曲家蕭泰然、文化醫生林衡哲等奠下深厚的情誼。 一九九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屆滿四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為攸關台灣前途的事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當時的FAPA北加州分會會長張雅美邀請黃美星協辦並主持晚間的音樂會。美星特別偕張醫師回台,邀請她在大學時所景仰的曾道雄老師前來演唱。 美星說:「曾老師寶刀未老,風采依舊。那晚他一連唱了十餘首歌,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尤其一首《我要再回去我的故鄉》,更讓全場為之落淚。因為那時黑名單尚未解除,許多人歸不得故鄉,聽到這首歌,觸景生情,淚流滿面。頓時會場一片飲泣聲,氣氛非常感傷。」 以歌聲詮釋感情,正是美星努力的目標。一九九二年七月,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在台北社教館舉辦一場「島國的旋律」,美星應邀在會中演唱蕭泰然的「遊子回鄉」、「蕃薯不驚落土爛」等歌曲,真情流露,也令不少人為之動容。 接著,南加州台灣聯合基金會連續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舉辦兩次「台灣文化之夜」。美星皆應邀演唱,奠下台美人聲樂家的形象。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後的深夜,音樂大師蕭泰然突然大動脈爆裂,生命岌岌可危。幸在緊要關頭,為林衡哲醫師發現,送醫搶救並進行重大手術,方拾回生命。行經死蔭幽谷的蕭泰然稍微康復之後,就決意為台灣寫下一部足以流傳久遠的交響詩。 他比照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半年後完成一部澎湃壯麗的《一九四七年序曲》。一九九四年七月,蕭泰然赴舊金山參加台灣文化節,隨身攜帶這部剛完成的樂曲手抄本。在同鄉鄧基碩家裡,他將該樂曲出示在座的同鄉看,並表示對一個作曲家而言,作品如未經公演,不算完成。他企盼這部具歷史意義的交響詩能在舊金山和台灣兩地首演。 當時在場的張信行夫婦深受感動,尤其美星更下決心要完成蕭老師的心願。為此,她整整奔走了一年,打過上千次的電話,也數度往返美、台兩地間。 策劃《一九四七年序曲》公演 「其間遇到許多挫折,心情常如同洗三溫暖。」黃美星說:「首先是接洽交響樂團的問題。大凡像舊金山這類國際級的交響樂團,行程早在兩年前便已排定。我退而求其次,接洽聖荷西交響樂團,但一問行情,便打退堂鼓。正當沮喪之際,忽然想起我三個孩子都參加的奧克蘭﹝Oakland ﹞青少年管絃樂團,水準不錯,每年都舉行公演,而且正計劃作遠東行。倘若他們公演時,能演奏《一九四七年序曲》,到遠東巡迴演出時,能加入台灣一程,豈不兩全其美?想到此,我就興奮起來,趕緊洽商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 「沒想到樂團董事會裡,有人認為這部樂曲涉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予以反對。」美星又說:「我們因此寄上柯喬治﹝George Kerr﹞在一九四七年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請他們閱讀。並且與鄧基碩夫婦一同出席他們的董事會,予以解釋答辯,議案才獲得通過。」 至於籌組百人合唱團,更費盡周折。因為蕭泰然仿照貝多芬的《第九樂章交響曲》,在《一九四七年序曲》的最後,以氣勢磅礡的《台灣翠青》百人大合唱作為結束,因此在加州和台北兩地,都得籌組百人合唱團。」 為了在台北組百人合唱團,美星特地回台灣,先後接洽了台大合唱團、愛樂合唱團和台北縣教師合唱團。她說:「因為《台灣翠青》的歌詞含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意,每次洽談時,對方都說沒問題。但等譜曲寄出後,對方即以微妙的理由,予以拒絕,可說一波數折。最後,才由林典謨長老的姪女蘇金鳳在台北率台灣合唱團和數所教會的唱詩班聯合演唱,問題才告解決。」 在北加州方面,則動員了所有熱心鄉親與教會人士。大家從籌組合唱團、練唱、演出,乃至拉廣告、賣門票,莫不同心協力,一起忙碌了好幾個月。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序曲》假奧克蘭的卡文賽門斯﹝Calvin Simmons﹞劇院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演。 當日,近兩千位的劇院座無虛席,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地詮釋了象徵台灣四百年奮鬥史的交響詩,黃美星感性地唱出「愛與希望」的主題曲,百人合唱團波濤壯瀾唱完《台灣翠青》,一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接下來,黃美星帶領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的團員飛到台北,於七月十日在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近三千個座位亦皆告爆滿,演奏的場面益加熾熱。結束時,作曲家蕭泰然、指揮衛斯肯尼﹝Wes Kenny﹞與女高音黃美星連袂謝場三次,接受觀眾異常熱烈的喝采。 「那種感覺實在美妙。」美星笑道:「創作者與表演者只要獲得觀眾的共鳴與喝采,所有幕後的辛勞都在剎那間拋諸腦後。」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美星日後無論主辦音樂會或其他活動,都頗嫻熟。二○○一年秋天,舊金山和約屆滿五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又邀請黃美星籌劃音樂會。美星再度邀請曾道雄老師到舊金山演唱。這回,曾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演出他所編寫的第一齣台灣本土歌劇:《稻草人與小偷》,氣氛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 忘情投入選戰 張信行夫婦自搬到北加州,即非常活躍於當地的台美人社區。張信行自一九九○年以後,即年年擔任不同社團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北加州東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TAFNC註二﹞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西區理事長、北加州台灣醫學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協志會會長、以及數屆的FAPA中央委員。 此外,他亦是一九九二年護送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回台的「彭明敏返鄉團」團員,一九九六年的「彭明敏競選總統後援會」、一九九八年的「南長北扁後援會」、二○○○與二○○四年的「陳水扁競選總統後援會」的北加州總召集人,目前的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會長、暨「海外阿扁之友會」副總召集人。 這些琳琅滿目的頭銜顯示出他的人氣與熱忱,同時也意含著他身旁有個幫他打點一切的好助手。事實上,溫和理性的張信行與性情中人的黃美星確是一對好搭擋。兩人裡外配合,在社區裡服務又散熱。美星的熱情與衝勁,大家有目共睹。她在二○○○年忘情挺扁的表現,迄今猶為朋友間的趣談。 那年,台灣總統競選白熱化,眼見連、宋分裂,台灣人第一次有當家作主的希望,綠派人士莫不情緒高漲,個個非常投入。 大選前一個月,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飛到北加州募款,美星為之主持募款餐會。她事先向經營珠寶業的「阿嬤」莊林素芳募得數十件珠寶,當晚全部披戴在身,然後站在舞台中央,使出丑角的本事。 她盡量讓大家笑呵呵,把場面拉得熱哄哄,再將身上的飾物一件件解下叫賣,讓大家在亢奮的氣氛中不斷喊價。每逢稍有冷場,便指點「密使」張醫師叫價。如此一個晚上下來,竟然為扁、呂陣營募到六十二萬美金,讓人嘖嘖稱奇。 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華文媒體一致看好宋楚瑜,把綠派人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那時,東森電視在北加州舉辦一場總統大選海外問答會,三黨各派代表答辯。相較於國、新二黨的重量級學者官員,民進黨派出一個學生模樣的蕭美琴,輕裝便服,表現卻有過之而無所不及,讓親綠的台僑十分驕傲。 會後,美星拉美琴到一旁,低聲問她吃飯沒?美琴答說吃了一個便當,美星心疼,遂和婦女會的春惠等姐妹們商量,臨時帶蕭美琴到阿嬤家吃宵夜。大夥人在那裡七嘴八舌,當然最關心的是如何拉抬阿扁的聲勢? 當時美琴回答:「若能遊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出面挺扁,將對選情大有助益。」 一句話說得美星躍躍欲試,真要把請李遠哲出面視為己任。其實她與李遠哲並無私交,僅在餐會見過面。但李遠哲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之前,長期任職柏克萊大學,與灣區不少科技人士熟識。而他的一位摯友正是信行與美星的朋友。 淚灑中研院 他們於是央請這位朋友回台勸李遠哲出面挺扁,同時由同鄉施天墩寫了一封敦請李遠哲挺扁的信,在灣區籲請同鄉聯署。 「結果這位朋友因故未能返台。」美星說:「我那時已回到台北,眼見選情緊繃,心裡非常著急。我同時聽說其實李遠哲並未親獲扁、呂二人的請託,於是自告奮勇,要當面呈遞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親筆函,請李遠哲出面挺扁。」 她繼續說:「我因此懇請這位朋友無論如何得安排我與李院長見一面。終於在大選前五日的上午,我在電話中與李遠哲談上話。他要我當日下午三點半到中研院院長室,願意接見我五分鐘。我放下電話,心急如火,因為我手頭尚無扁、呂兩人的親筆信。」 選戰正赤燄,如何在數小時內找到扁、呂兩位大人物,並且得到他們的親筆函,確實是一大挑戰。幸好美星這麼多年,在家裡招待過不少民進黨人士,認識一些人。她連續打了數個電話,獲悉呂秀蓮正在某處開會,連忙在同鄉郭漢甫的帶領下,火速趕往會議現場。 「進了大樓,只見門禁森嚴,會議室外有幾個人巡行。」美星說:「我認出其中一位就是不久前,隨呂秀蓮到北加州的隨扈,趕緊向他招招手。他聽我說明原委,立刻進去呈報。不久,呂秀蓮出來,引我到二樓辦公室。經過簡短交談,她取出一張沒有抬頭的白紙,寫下致李院長的短箋,交給我。我如獲至寶,趕緊飛奔另找阿扁去。」 她接著說:「阿扁那時正在另外一棟大樓召開國際記者會議。我趕到那裡,由李逸洋接見,在會客室裡等到記者會結束後,見到阿扁。阿扁表示感謝我的好意,請我繼續照原先的計劃進行,但他另有與李院長聯繫的管道。我因此沒有拿到阿扁的信。」 當日下午三點半,美星如約趕到中研院,在院長室見到了李遠哲博士。她先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發動募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委員會」賑災款額當面交給李院長,再遞上千人敦請李遠哲挺扁的聯署簽名信。李遠哲迅速瀏覽一下,裡面確實有不少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她再呈上呂秀蓮的親筆函。美星說:「李遠哲看信後,沉默不語。半?才道:『李登輝總統剛剛來過,才走。』我一聽,心想這下完了!李登輝是總統,位高權重,那時正極力為連戰輔選。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怎能與之相比?情急之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時腦子一片空白,只記得喊出內心最真誠的話:台灣需要你!只有你能救台灣!」 「李遠哲站在那裡,一言不發,毫無動靜。」她繼續說:「我像唱獨腳戲般,哭了一陣,猛然想起五分鐘早都過了,趕緊擦擦眼淚,準備告辭。這時,忽聽李遠哲開口道:『我希望再過兩天,會有一些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和我一起站出來,支持阿扁。』天哪,簡直峰迴路轉!我大喜過望,連聲道謝、再告辭。」 然後,如眾所知,大選前三天,李遠哲和殷琪、許文龍等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們出面挺扁。剎那間,阿扁聲勢水漲船高。數日後,他擊敗連、宋,當選台灣總統。 「台灣總算結束長期的外來統治,我們開心許久。」美星說:「其實阿扁執政,對我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我們為台灣所做的事,不過是海外僑民熱愛母國的真誠表現罷了。」 心心念念一間厝 北加州沿著舊金山灣一帶,通稱灣區﹝Bay Area﹞,亦稱矽谷,是全球尖端科技的搖籃。在繁華的七、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台灣人前往發展。三十年來,台灣鄉親沿著舊金山灣,成立了舊金山台灣同鄉會、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南灣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協志會、台灣婦女會和台灣長輩會等八大台灣人社團,聯合組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北加州儘管人才濟濟,獨缺台灣會館。早在房產不那麼貴的年代,還有人提。後來房價狂飆,成立會館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眼見北美其他城市如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聖地牙哥、溫哥華等地,都先後成立了台灣會館,一些同鄉心裡不免遺憾。 張信行說:「美星每次開車,見到一個好地點,就唸道:這地方用來當台灣會館,不知多好!」。 一些朋友也知道黃美星念念不忘台灣會館。二○○二年,她的好友媛仔和聖荷西迦南教會的陳德輝長老先後打電話給她說,若她願意出面號召籌組台灣會館,他們願助一臂之力。 「這兩人實在是會館的原始催生者。」美星說:「我因此開始?求有志之士,商討籌館事宜。不久,一群朋友常在我家開會,但談來談去,總因為涉及金額龐大,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 二○○三年正月,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長張祿生甫上任,即感慨說,聯合會都已成立三十年,還沒有一個「家」,每次會長換人,成堆的公產就得隨著會長搬遷。 「我們實在需要一間會館。」他打電話給美星說:「現在房租較疲,只要籌個三、五萬,租個一、兩千平方呎的地方,隔成三間:一間辦公室,一間大廳和一間貯藏室,會館不就成了?」 美星一聽,心裡快速盤算:若先找十個人,每人斥資兩千五,其餘三百、五百地募捐,要籌個三、五萬,應無太大困難。如此想著,便抓起電話,徵求十名願捐兩千五的善士。結果一天之內,就達到目標。 成立北加州台灣會館 一月底,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召開三十週年暨春節聯歡大會,將近千人參加。美星打鐵趁熱,將這十名善士的大名寫在一張紅紙,張貼在會場入口處。自己則拿著一疊籌組會館的傳單,站在門口,逐一分發。 晚會時,張祿生請黃美星上台報告會館籌備事宜,接著當場進行募款。鄉親的反應十分熱烈,那晚連認捐在內,一共募到三萬五千美金。 有了東風,萬事啟動。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委員會馬上成立,委員計有張信行、張祿生、陳德輝、陳光博、邱俊邦、李華林、林典謨、施天墩、石清正和翁嘉盛等十名,由張信行擔任召集人。他們隨後起草組織章程,向加州政府申請立案,並積極覓尋館址。 某日,張信行牙疼,到鎮上看牙醫。牙醫師吳銀鏤告訴他,該診所樓下目前空出,或可租來當會館,屋主是診所內另一位很有愛心的吳怡明牙醫師。 張信行下樓一看,該處佔地近三千平方呎,診所位於福里曼特市主要大道旁,交通方便,地點適中,停車場遼闊,倘若租金不太貴,倒是個理想的所在。他於是打電話給家中的執行長。美星行動力強,聽了之後,立刻趕來看地方,隨後聯絡籌委會的委員們看場所,然後即與吳怡明醫師搏起感情來。吳醫師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苦心,真的答應以僅夠維持費用的條件出租。如此順水推舟,雙方在數日內即簽下合同。 接下來,整修、粉刷、換地毯等事一一進行。每日都有義工前往幫忙,許多鄉親也慷慨捐贈辦公室傢俱、電腦、器具用品與各種裝飾品。一個半月後,金色的「台灣會館」四個大字堂堂正正地鏤在會館正面大牆上,也印在入口的玻璃大門上,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四月十七日,僑務委員長張富美自台北飛到北加州,參觀這個甫誕生的台灣會館。五月一日,會館正式啟用,插花、烹飪、吉他、國畫、元極舞、手工藝、人生講座、幼兒音樂、基礎數學等陸續開班,每日人進人出,充滿朝氣。 九月,北加州台灣會館舉行開幕茶會。當日秋高氣爽,館裡館外、連同停車場,都站滿了談笑風生的鄉親。數十年的盼望竟在短短數月內落實,真是天佑。 「會館成立迄今,每日都在進步中。」美星說:「尤其欣慰的是我們成立了台灣學校,肩負在海外傳播台灣精神與文化的任務。學校開課以來,班班皆滿,不少學生還是台美人的第三代。我們採通用拼音教學,不僅教中文、台語和客語,也教台灣文化,目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認同台灣與台美族裔。」 她接著說:「此外,我們也組了台灣會館合唱團。由大家所敬愛的宋泉盛牧師娘陳美滿擔任指揮,每兩星期在會館練唱一次。遇有節慶或活動,大家就上台表演,其樂無窮。」 「會館是大家的公厝,愈多人使用,愈能發揮功效。」張信行說:「我們目前還無法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大小瑣事,皆由熱心義工服務。目前希望會館能儘快制度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擁有一棟永久的會館。」 目前經常坐鎮會館的義工有黃美星、張麗雪、吳蘭君、李梅英、黃秋蘭、林賴翠珠、林春惠、林雪惠、王麗金以及一大群授課的老師們。美星時常一早到會館,開門、沖茶、煮咖啡、接電話、安排會館的種種活動,直到晚上的課全部結束,張醫師到館裡幫忙清理垃圾後,再相偕回家。 「會館是許多人的寶貝,我們用心呵護它,目的在讓人知道這裡有一個興旺的台僑社區,和有一個象徵台美人凝聚力的台灣會館。」美星說。 受祝福的人 美星的生活充滿熱鬧與忙碌。丈夫、孩子與朋友環繞身邊,有關台灣的事,則讓她馬不停蹄,不斷向前奔走。除了會館外,她經常主辦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與募款餐會,每天都有講不完的電話,要聯絡事誼、推銷門票,也要與人搏感情。 她說:「辦活動需要大家幫忙,所以平時得和人搏感情,活動才辦得起來。雖然現在網路很方便,但畢竟電話三分情,尤其要銷售音樂會或募款會門票,更得親自打電話。我曾幾度為了促銷音樂會的門票,坐在電話機旁,從早打到晚,連孩子們都說媽媽好瘋狂。」 「我和美星最感安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認同我們的理念。」張信行說:「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老大葛麗正式將全名更改為Gloria Taiwana Chang,就是加了一個「Taiwana ﹝台灣人﹞」的中間名,藉此表示她對台灣的認同,作為給我的慶生獻禮。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美星五十生日那天,張醫師要帶她到舊金山吃飯。全家難得進城,自然興奮。待她推門進餐廳的剎那,耳際突然響起「生日快樂!」的歡呼聲。原來所有親朋好友都聚在那裡,為她慶生。張醫師擁著她,稱她是他永遠最美麗的星星。 美星感動得熱淚盈眶。她說:「我實在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一生得到許許多多的祝福。有些人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舉辦這麼多活動。其實我的力量來源,就是感情兩個字。親情、愛情與友情都是敦促我作事的原動力。而台灣更是我所有感情的總合,所以我常為有關台灣的事,忙個不停。」 張信行說:「我年輕時,日夜以醫院為家,生活戰戰兢兢。和美星結婚後,才發覺人生還有許多層次。兩人到了美國,對故鄉有了嶄新的認同,因而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在服務社區、回饋故鄉上,反而覺得人生更完全、更有意義。」 當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年輕時僅是你儂我儂,在經過一番洗禮後,竟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張信行與黃美星是海外受到祝福的一群,難得的是他們能知足感恩,攜手付出,更為海外的台僑社會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故事。 楊遠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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