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九月 19, 2019

人物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毛平吉

先苦後甘 我是毛博士,筆名靜一。小時候別人喜歡喚我大頭吉仔,自認長相不錯,尚討人喜愛,我常常自稱旗山人。旗山神社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日本派來住持神社的大和尚是大藏大師。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代的文學與哲學家。來台之前,是東京帝大的名教授。 家母探聽到他需要一位小沙彌來幫他打理生活小節,她便帶我去拜見他。皇天不負苦人心,他答應留我在他身邊打雜。我每日要挑水,讓他盥洗,我會將他的拖鞋先放在胸前暖和,再讓他穿戴。他看我每早起床便朝氣蓬勃,努力完成應做的事情。下午我們二個都比較空閒,他就讓我博學於文,教我漢學,練習作文。 我本來就是好學的小孩,很快就有了高中程度的學識。好景不常,日本軍閥戰敗,向聯軍投降,造成所有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本來有意帶我一起回日本,但他也很民主,叫家母來表達她的意見。母親淚水汪汪邊哭邊求大師寬宏大量,同意把我留下來,好讓我們母子團聚。 大師是個很慈祥的宗教家,悲天憫人,毫不猶豫便爽快地答應她。就這樣,承神的保佑,我便順利留下來,跟母親過著春暉似深海的生活。 火車燒過的「生碳」,部分變為「土碳」後,尚可回收供民間鐵工廠打鐵之用。我從小沙彌「退休」下來,接著就帶著弟弟平定撿煤渣。我是8歲,他才6歲,都自願分擔父母的困苦家計,減輕他們被歧視的壓力。我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7點半之後就準備上學,弟弟留在家裡聽媽媽使喚。我學業一直保持優等,早上學校升旗典禮,都上台被表揚。我的表姊「雪子」指著我,告訴她的同學說,「她是我的表弟毛平吉」,深深的以我為榮。平定弟在校的功課平平,他幼稚的想法,要求我帶他上台一起被表揚。我告訴他這是校長的決定,我無能為力。他似懂非懂地點頭,表示瞭解,也就不再提起。 我們之後的日子,都照常規,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然後趕上學。下午放學以後,回家做「連碳」,有人定貨我們就送。有次旗尾豆油間,要我們送一百個,送到他們府上。貨送到他們家,是一位標緻的小姐出來檢收。她父親看我們兄弟忠厚、勤勉、有禮,就想把她嫁給我們兄弟的任何一個。但她已有男朋友,他是旗山私人診所醫師的公子,我們又輸了一截,要找誰嘆氣。 日子過得很呆板,就如此,我已升到六年級,很快就小學畢業,考上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就讀初級部,三年後,被保送升入高級部。我的功課一直保持很好,畢業時是第一名畢業生。唸職校的學生,要考大學,比起一般高中畢業生要難許多。 我家窮,沒有錢上台北報考台大,退其次只好留在台南考工學院。考試前一天我先到火車站的二等候車室,佔個位置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已是六點,到衛生室盥洗後,在車站前買粽子充飢,接著趕到學校應考。福神似是永遠保佑我,放榜時我竟然名列前茅。 大二時,因為我原本就唸工科,故可參加普考。考普考的學生大部分都高工畢業而已,而我已是大二的學生,因此考起來很容易就過關了。接著,大三時我便報考高考,神永遠跟我同在,一舉又高中榜首。誰能說,我不是幸運兒。媽媽知道了又說,你答應要唸個博士學位給我,你不能食言唉! 高考及格後,我便有資格在中學當教師。當時中學有高學歷的老師並不多,我便趁勢獲得教職。兼職教了一年書之後,母校高雄工業學校的校長,要我回母校教結構學與應用力學。剛好高雄女中欠缺高三數學老師,我便應聘擔任高三代數老師。教了數年,我又動心,報考公費留學,順利出國唸博士學位。 本來想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預力混凝土,但該校額外給的獎助金不多,我便轉學到密蘇里大學,爭取到增多50%以上的獎助金。讀書對我而言,不是一件難事。我在指導教授先尼博士(Dr. Senne)用心全力指導下,如期在四年之內完成學業。他介紹我到加州沙加緬度大學任教,但當時該校只有工業管理課有缺,我便開始擔任工業管理的課程。後來因田長霖教授擔任加大柏克萊大學的校長,他邀請我到該校任工業管理及管理經營的非工程課程。 後來他仙逝後,我就應多明尼肯大學校長芬克(Fink)的聘請,到該校擔任國際商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教授兼國際事務顧問(Advisor, Internation Program)。我們二校,後來就策略聯盟,成為合作密切的教育體系。我們合作已有12年,後來因為我罹患了二項重疾,就暫時退下教職,在家修養,請來專業護士Angela Yang全天候照顧我。她是留日的護理碩士,愛心與專業是她的強項。我的生命有一半是她幫我撿回來的。恩情大於天,永生感念。

黃森元

「法官應超脫於黨派!」一生浸淫於法律世界的黃森元在他位於托倫斯的寓所評論扁嫂吳淑珍案的承審法官時如是說。黃森元是旅美法律專家,活躍於大洛杉磯台灣社團多年,早年並曾任太平洋時報社社長。 曲折求學生涯 出生於日治時代末期的黃森元是嘉義市人,小學受了5年日本教育,就在即將畢業之際,黃森元因為罹患瘧疾,不得已休學一年,好不容易病勢痊癒,已經面臨初中考試。為了避免之前休學學業的荒廢對黃森元在升學考試減到最低,在父親建議下決定報考嘉義商職初中部,並且順利考取,走入一條曲折的升學路。 高中時黃森元唸的是嘉義農校高中部,在農校裡缺乏升學壓力。當時的黃森元對課業也不在乎,上課常常不是看小說就是打瞌睡,直到他遇到數學老師許保村。黃森元回憶,許保村老師是一個剛畢業的年輕教員,由於看老師年輕,黃森元對許保村的課也是愛上不上。 直到一次隨堂小考後,許保村對上課常打混的黃森元成績如此之佳大為驚訝,特地把他叫來詢問他是否有意報考大學。「我不考,我爸不會反對;我要考,我媽也不會反對」因此許保村不但幫黃森元進行特別補習,並介紹嘉義中學老師幫其複習其他科目。 就在老師的幫忙下,黃森元在畢業後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師範學院數學系及行政專科(後改制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地政行政系。他選擇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黃森元回憶,當時台大法律前後期同學包括司法院長翁岳生、立法委員蔡同榮、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駐日代表許世楷及陳隆志、陳繼盛、施啟揚與前副總統連戰等,可謂人才濟濟。 承審叛亂案 黃森元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適值823砲戰的年代入伍擔任軍法官,在接近退伍之際碰到一個棘手的案件。一個來自廣東梅縣的軍官在非執勤時以「台灣最黑暗的地方是總統府;反攻令一下要將槍轉向台灣」等等牢騷被以叛亂罪告發。 身為承審檢察官黃森元,深知雖然這只是簡單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都不該起訴,但是在當年的白色恐怖時代不起訴是有可能惹禍上身。在不願意違背良心下,黃森元請教大學時代的恩師,後來擔任大法官的洪遜欣。洪遜欣告訴他「明哲保身」。黃森元於是決定在他承辦的期間對此案採以拖待變的方式處理,一直到他退伍。 短暫新光年代 退伍後,黃森元曾嘗試報考律師,但卻因為中學時代史地的根基不佳,使他在國家考試中以些微分數差距飲恨。就在他思考未來的路時,新光集團的創辦人吳火獅透過恩師洪遜欣正尋找大學畢業的人才;洪遜欣告訴黃森元,之前服役未起訴叛亂案件很可能對他未來在司法界的前途有很大的影響,不如轉往企業界發展。 當年吳火獅的新光實業正值大舉招募年輕大學畢業生,黃森元是同期四個進入新光的大學生之一,他的表現也深受吳火獅賞識,在受訓八個月後直接被吳火獅派為新光的總務主任。 赴日深造 在新光3年總務主任期間,黃森元雖然深受器重,薪水也不斷三級跳。但是他常常興起繼續鑽研法律的夢想。他認為目前的工作雖然穩定有前途,但是同樣一成不變的總務工作「五年後,十年後又如何?」「趁著還單身沒有包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黃森元興起了赴日留學的計畫。 他的想法受到家人的全面反對,認為他放棄既有的社會地位和在新光不錯的前途去留學是「頭殼壞去」,然而不顧這些反對,黃森元在1962年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前往日本留學,並成為大阪大學法學部第一個外國留學生。 黃森元鑽研的是行政法學,「台灣的行政法與憲法因為出路少,所以無人喜歡研究,這是我當初修讀行政法的主因。」,在日本求學期間,他也對日本訓練行政官員一絲不茍的文化印象深刻;黃森元表示,相對而言,國民黨主政的台灣行政系統則是紅包文化充斥,令人感嘆。 不願意加入政黨 畢生鑽研法律,黃森元深深認為法律必須超脫於黨派之外,尤其是法官不應該加入政黨或參加政黨活動。研習法律的他也因此決定不參加任何政黨。他甚至表示,在國民黨主政年代加入國民黨的法官都應該被停職,否則違反憲法第80條規定的法院必須超乎黨派的原則。 太平洋時報社長 黃森元於1967年移民來美,當時由於美國對律師考試的資格限於公民。黃森元只好放棄有朝一日能精通台、美、日三國法律的夢想,開始經商生涯,然而他在閒暇之餘也關心洛杉磯地區台灣社團活動,並於1988年出任剛創刊一年的太平洋時報社長。 在太平洋時報篳路藍縷的日子,黃森元為當時的報社拮据的資金東奔西走,然而在1988年11月接受心臟檢查發現冠狀動脈問題後,緊急開刀,不得已辭去社長職務。但是為了讓旅美台灣人圓一份自己報紙的夢想,黃森元病勢稍癒後,不顧醫師警告,又於1990年初回任社長。 黃森元每個禮拜七天都到報社報到,為太平洋時報改制日報努力奔走,籌措資金。但在該年10月太平洋時報剛發行日報試刊號後不久,黃森元又因為心臟疾病送醫急救,在醫院昏迷了9天之久,撿回一條命的黃森元目前仍有腦瘤的疾病在身,在醫生和家人的關心下只好逐漸淡出社團活動。 雖然因為心臟和腦部疾病,不能再像以前以樣隨一旅行奔走。黃森元仍然以其豐富的法律學養和一支健筆在報章上針對台美時事發表意見。最近並出版「現代國家的本質」,內容檢討「國民黨黨產的法律問題」,黃森元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文章發表,喚起民眾了解國民黨黨產不合理,以及可能透過法律解決的途徑,期待這個影響台灣政治不公不義的毒瘤早日摘除。(劉孟儒)

葉李麗貞 心理治療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葉李麗貞與葉國勢是一對六十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夫婦,兩人一生勤勞認真,在美國奮鬥四十載,事業雖有起伏,對台灣的愛心卻始終不變。早年,他們參與過「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與「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成立,也曾為了保釋「四二四刺蔣事件」的黃文雄與鄭自財,抵押過房子。晚年,懷著「立足美國,關懷台灣」的心情,力倡「台美公民協會」,輔導第二代踏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成立民進黨美南黨部,積極為陳水扁助選,一生的願望就是希望看到台灣人能夠當家作主。 公元2000年5月2 0日,葉李麗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大典,激動地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為總統,感慨終生的願望總算達成,但愛侶卻已辭世,「這就是人生。」她感嘆道。 生長在時代邊緣 「我是一個生長在時代邊緣的人,小學唸的是日文,初中時逢戰爭,然後變成中國的時代,中文靠自己摸索,英文靠聽收音機跟著趙麗蓮學,一生都在不斷學習中。」葉李麗貞說,「我現在作心理治療的對象大多數是美國人,每個月至少做兩場以上的英語演講,人家問我這條路怎麼走出來的?我說全靠上帝的祝福與努力,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只是不斷地嘗試與學習。」 目前是休士頓婚姻與家庭治療專家的葉李麗貞提起往事說:「我有一些過往的經歷,說出來,你們會覺得那是遙遠時代的故事,可是卻都是活生生的事實,這些經歷讓我在年輕時就體會到台灣若要有前途,一定要獨立自主。」 「我是經過二二八事件的人,那年,我十五歲,在台北唸書,父親在基隆擁有礦山,開採煤礦。事件發生後,台北不平靜,父親派人到台北接我和母親搭黃包車回基隆,一路上,很多台灣人攔路要修理『阿山仔』,為我們帶路的人不斷地朝路邊喊:『這是田寮港李頭家的家眷,是好人,請讓過!』。到家後,妹妹的小學老師已經躲到家裡來,他是外省人,藏匿在我家比較安全。」 「父親那時是基隆市推選出來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數日後,他要到台北公會堂開會。他的車子從基隆開向台北,一出八堵山洞,就被專程自台北趕來通告的公司職員攔住,那人說:『頭家,頭家,公會堂去不得,台北已經開始抓人了,趕快逃!』,父親探聽情形後,立刻調轉車頭,往山區方向逃,同時派人通知家人趕快躲藏。」 「我們一時也不知該躲到何處,正好隔壁住的是幫我們煮飯的歐巴桑,住在一棟日本宿舍裡,就把母親、我和兩個妹妹藏在塌塌米與地面之間的隔層,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股霉味。不久,荷著長槍和刺刀的軍人就來了,我們躲藏在塌塌米下,都聽得到他們耀武揚威的走動聲、翻攪聲和吆喝聲。」 「我們在陰暗的隔層裡藏了兩天,有好心的人安排母親住進基隆的傳染病隔離醫院,我和大妹佯裝看護,也跟著住進傳染病醫院,小妹被送到鄉下,一直等到時局平靜後才回家。父親因為名列黑名單,不敢回家,派人交涉的結果,得以兩大布袋裝得滿滿的鈔票換取自由,對方並且指定鈔票要送到基隆碼頭。」 「當時要找人背兩大袋鈔票到基隆碼頭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害怕,惟恐布袋一卸下,尚未轉身,就被槍斃掉。還好那時送鈔票去的人平安地回來,父親也因此得以回家,這就是生活在沒有法治社會下的悲哀。」 後來,李麗貞唸了第一屆的台北護理學校,畢業後在1956年,獲得「聯合國基金會」的獎學金,到波士頓深造,是當時極少數的台灣女留學生之一。她以聖經上的賢德婦人路得(Ruth)為英文名字,後來大家都習慣稱她Ruth。 在波士頓唸書的第一年聖誕節,學校放假,她搭火車到紐約找朋友,正好一群早期的留學生正在籌組「East Coast Formosan Club」,Ruth不但參加了籌備會議,並且也參加了成立大會。「那時看到那麼多台灣學生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聽到一些前所未聞的台灣獨立的言論,覺得既親切又興奮,會後和幾個朋友一起逛紐約市,也很開心。」 留學美國期間,她常參加國際學舍的活動,認識了一些韓國學生,他們對她說:「韓國和台灣從前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戰後韓國獨立了,為什麼台灣不獨立?」她心裡想:「是啊,為什麼台灣不獨立?能夠當家作主多麼好。」這種企盼台灣獨立的想法此後深植在心中,但她回台灣後不敢對別人說,連家人也不提,因為怕父母擔心,後來就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就是葉國勢,他很同意她的看法。 在波士頓唸了一年又一個夏天的護理,她回台灣,到台南護校教書,因為單身在台南,就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裡。那時也因為還想找機會出國唸書,就不作結婚之想。有個朋友的弟弟同樣從台北南下,在成大唸書,時常找幾個同學到她那裡串門子,他們大都小她五歲左右,稱她為「李姐」,她當他們是弟弟,一夥人在一起聊天唱台灣歌,覺得很快樂。 「那時,有一個瘦瘦的大男孩每次都來,人長得斯斯文文的,也不多話,我覺得他不錯,就介紹學校的一位助教給他,可是每次看電影,他都買三張票,實在莫名其妙。」Ruth說。 暑假一到,她就回家,那時她家已經搬到台北。有一天,這個家住台南白河的男孩到台北找同學,然後結伴到她家玩。離去後,Ruth的母親說:「我覺得這個男孩對妳有意思。」她心裡想:「可能嗎?他比我小五歲!」 不久,她收到他的信,讀了之後,整個人都愣住了,這是一封求婚信,信上說:「如果妳信仰的上帝存在的話,那麼我已經為了這件事,向祂祈禱了好幾個月。」 這就是當年葉國勢向李麗貞求婚的經過,那時,葉國勢在成大電機系唸大四。「他那麼年輕,沒有事業基礎,沒有社會地位,當然也沒有錢,如何當我的結婚對象?」但她不便直接拒絕,想了想,對他說:「我和其他女孩一樣,也希望找一個比自己強的人,可以撒撒嬌。」他說:「我們不妨試試看。」就這樣,兩人正式交往了一年,結果緣到份成,終於成立了小家庭。 栗子街的房子 1963年,葉國勢到佛羅里達大學(Univ. of Florida)深造,十個月後,李麗貞帶著一對稚齡兒女,以醫護人員應聘的身份到美國和丈夫團聚。不久,國勢取得佛大電機工程的碩士學位,在紐約找到工作,全家搬到與紐約一水相隔的新澤西,安頓在紐渥克東部,介於哈得遜(Hudson)河和柏塞(Passaic)河之間的康尼(Kearny)。 葉國勢是一個勤快認真的人,白天過哈得遜河到紐約上班,晚上回澤西,就趕到紐渥克的紐澤西理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這段期間,他們在康尼的栗子(Chestnut)街買了一棟可容兩個家庭住的兩層樓房子,在當時大多數是留學生的台灣人圈裡,算是少數有家有工作有房子的人,因此經常請一些學生到家裡吃飯。大夥人聚在一起,熱鬧滾滾,話題總離不開台灣的政治。 不久,張燦鍙一家也搬到東部,租他們的樓上住,栗子街的這棟房子隨後竟成了籌組「世界台獨聯盟」的地方。Ruth那時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往後許多年,這個「Kearny, NJ」的信箱竟成為美國台獨聯盟和「台獨月刊」的對外聯絡地址。 「那時候,無論寄發宣傳文件,或製作傳單、標語,都在地下室進行。家裡常有客人,每次吃飯時間到了,我看到一屋子人,就淘米煮大鍋飯,八至十個人圍一桌吃飯是常事。」Ruth說,「後來,洪哲勝和鄭紹良也來了,最初住在我家,後來才搬到附近。當時看到一些人為了獨立工作,學業、事業都擱一邊,義無反顧地『潦』下去,覺得那種情操真美。」 六十年代後期,紐約是台灣人風雲際會的地方,留學生在各地學成後,就到紐約找工作。初抵紐約,常苦無棲身之處,葉國勢和幾位有心同鄉就在曼哈坦的百老匯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了兩三間公寓,讓有需要的學生居住。後來更進一步在百老匯與一二二街的交會處,合資買下了一棟古舊的「台灣樓」,保留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使用,這就是最早的「台灣會館」的雛形。 1970年,在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叫「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葉國勢在1969至1970年時擔任該會的會長。當時的有志之士以整合各地的獨立運動為要務,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的籌備會議遂於1969年9月20日在紐約召開,直接促成1970年元月一日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成立,當時張燦鍙、蔡同榮、葉國勢等人都是出席WUFI成立大會的元老。 「我們那時生活的重心都放在關心台灣,」Ruth說,「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抵達紐約時,我和一些朋友都到布拉薩旅館前示威。當天飄著雨,我走在遊行隊伍中間,忽然聽到『碰!』的一聲,並不明白發生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天大地大的『刺蔣事件』。」 「四二四事件」在美國的台灣人之間掀起了極大的震撼。當時保釋黃文雄與鄭自財需要二十萬美金,在大多數是窮學生的時代,這真是一筆天文數字。葉國勢和另外一位新澤西的同鄉黃呈嘉為此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李麗貞在銀行裡開設一個專戶,接受各地的捐款。她說:「那時捐款的情況非常踴躍,匯來的款額有十塊、二十塊,也有一塊、五塊,留學生的經濟能力很薄弱,但大家都竭盡所能地想要幫忙,那種熱情真令人感動,所以我到現在都一直相信台灣人一定會贏。」 積少成多,眾志成城,大家果真籌到足夠款額將黃文雄與鄭自財保釋出來,他們覺得很欣慰。夏天裡,全家開了部車前往密西根的安那堡(Ann Arbor),探視年初甫從瑞典抵達美國的彭明敏教授。熟料在密西根時,竟接到黃呈嘉的緊急電話,告知黃、鄭兩人已經棄保而逃,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開車徹夜趕回紐澤西收拾殘局。當時心想:保釋金一定會被沒收,只是不知房子是否立刻被查封? 後來經由一位美國朋友的幫忙,輾轉獲悉法院尚未登記保釋的房子,連忙將房子廉價出售,在很短時間內,匆匆搬離紐澤西,到休士頓另闢天地。提起這段往事,Ruth笑著說:「後來還有人建議將栗子街的那棟房子買回來呢!說那是『世界台獨聯盟』的發源地。」。 波浪起伏的人生 葉國勢到休士頓後,很快地找到工程師的工作,在紐澤西理工大學的博士課程已經修完,卻因搬家失去了拿學位的機會。Ruth重拾職場生涯,晚上到醫院當護士,白天到大學裡修習心理學等課程,計劃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結果一唸就是十年。 她解釋說:「一般碩士只需修三十幾個學分,但要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需要修滿七十二個學分,實習一年,累積三千小時的個案經驗,才能考執照。我從四十歲開始修課,一直唸到五十歲,才拿到專業資格。」 「我們搬到休士頓後的那些年,家庭成長得很順利,夫妻兩人都做事,也努力存錢,有了積蓄就投資房地產,陸陸續續買了好幾棟房子。後來公司派國勢到南韓,我跟著他到韓國生活了三年。再回休士頓時,國勢決定辭掉公司職務,出來創業,他一直很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 「時值八十年代初期,國勢作衛星天線的生意,第一年賺到一些錢,感到興奮,不料第二年就碰到休士頓大衰頹,石化業全面崩盤,整個城市像一座死城,機場都鮮少人出入,到處都看到商店關門,連Holiday Inn都收不到錢。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事業勉強撐到第三年,就撐不下去了,只好宣告破產,房子全都沒了,多年積蓄也化為烏有,一切回歸於零。」 「破產時,休士頓一片蕭條,他找不到工作,為了生活,我們搬到達拉斯(Dallas)去,奮鬥半生,年值半百,一切從頭開始,這就是人生。」Ruth繼續說。 「初抵達拉斯,經濟情況很困窘,不過上帝也沒讓我們欠缺,一對子女成長得很好,夫妻倆互相扶持,本身還有生活能力,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現實,重新出發。」 那時,Ruth已經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執照,卻無發展的機會,為了生計,她到一家精神病院當夜班護士。醫院裡,有些病人情緒不穩定,半夜睡不著,吵吵鬧鬧,她對不安的病人說:「不要吵,我陪你講話。」於是她以心理治療的方式,和病人對談,談了一陣子後,病人逐漸安詳,然後睡著。 一個月後,值班的醫師開始問:「為什麼這個月這麼安靜?為什麼晚上沒有人打電話來要開安眠藥?是哪個護士在值班?」院方說:「來了一個亞裔的護士。」因此,醫師找她去談話,一談之下,才知道她受過完整的心理治療訓練,因此讓她在醫院裡兼做心理治療的工作。 她需要更多表現的機會,才能爭取到個案(Cases)。萬事起頭難,尤其身為外國移民,又是中年的東方女性,當然困難重重,可是Ruth說:「我絕不躲在家裡哀嘆,我要站起來,走出去。」 「怎麼走出去法?」我問。 她說:「要自己創造機會,表現給人家看啊!機會不會平白自天而降。」那陣子,她每天看報紙,尋找機會,有一天看到一則越南青少年犯罪的新聞,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對辦案的警察說:「這些孩子們需要心理輔導,希望你們不要把他們送進監獄就了事。」然後她自我介紹,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這樣,她接下了輔導觸犯法律的越南青少年的案件,她聽不懂越南話,他們也不會說英語,彼此靠畫圖溝通。結果八個星期的團體治療做下來,她贏取了這些孩子們的信任,成果非常好,媒體記者都來採訪她。接著,她舉辦「東西接觸」和「代溝」等座談,深受社區的重視,如此一步一步地紮下了信譽與根基。 在達拉斯住了兩年,休士頓的景氣慢慢回甦,葉國勢原先服務的公司又請他回去工作,Ruth在達拉斯的個案一時無法結束,因此有一年的時間,她兩地跑,一個星期裡,三天在達拉斯,四天在休士頓。有了許多個案經驗,她在休士頓的事業發展得很快。 「目前,我諮商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美國人,每個顧客都喜歡我,因為我是真正用『心』在服務。」充滿信心的Ruth說:「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在工作時,我從不覺得累,只有回到家,才感到疲倦。」 1989年五月,他們從達拉斯搬回休士頓,正慶幸兩個人的工作重上軌道時,葉國勢卻發現得了第三期的胃癌,治癒的希望很渺茫。當時大家的心頭都攏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幸虧得到休士頓良醫李雅彥的幫助,得以迅速進入「安德遜治癌中心」進行手術。手術之後,國勢竟像奇蹟般地獲得痊癒。 「那時,雅彥請了最好的醫師替國勢開刀,結果國勢撿回了生命,但沒想到替他麻醉的醫師以及李雅彥醫師後來竟都先他而去。」Ruth感嘆地說。 這一次的手術讓葉國勢多活了十年,大病重癒的他特別珍惜親情,開始幫忙作家事,在家裡學著吸塵、清掃和作菜,也用較多的時間和子女談話,還主動要照顧孫子。Ruth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台灣男人大都不作家事的,兩個孩子小的時候,他都不曾替孩子換過尿布,後來居然樂意替孫子換尿布,實在不簡單,雖然有時他都把尿布穿反了。」 年逾六十的Ruth事業倒是越做越出色,她的個案越接越多,後來又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督導員(Supervisor)資格,開始督導見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諮商患者。因此在她的診所裡,時常可見實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在那裡工作。 自1990年起,Ruth在休士頓的報紙「台灣鄉訊」開闢「路得信箱」,以專家的觀點,解答一般移民的生活疑難,很受歡迎。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台灣公論報」上推出「婦女信箱」時,主持人阿香(吳美芬)就常向她請教,阿香說:「Ruth的觀察很細微,回答很中肯,建議常有一點即醒的功效,讓人受益非淺。」 走入主流 他們在休士頓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活躍在休城的台美人社區當中。期間曾因名列黑名單,遭到至親過世不得回台奔喪的悲劇,也曾經因為看法與部分同鄉有異而導致別人的誤解,但這些都不足以影響他們對故鄉的熱愛與關懷。 自從1970年搬到休士頓後,他們就聯合當地熱心的同鄉,繼續推展台灣人運動,葉國勢並且在1977至1979年間,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與此同時,他們也熱心於教會的侍奉。Ruth在初中時就讀淡水女學,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來受洗為教徒,國勢也在婚後篤信基督,兩人住休士頓時,與一些熱心的同信共同成立「休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服事教會。葉國勢並且在1982年至1984年期間,擔任「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會長,從事教會之間的協調與對外的拓展事工。 1992年,台灣已經解嚴,黑名單卻未解除,Ruth因為父親在台灣病得非常嚴重,急欲回台探親,但卻備受刁難。她說:「出國三十年,因為名列黑名單,一直沒有辦法回台灣。母親在病危中,一再囑咐我不要回去,她說她不要看到我被捕下獄。母親去逝時,我人在韓國,雖然近在咫尺,家人卻極力勸阻我回台灣。不久,婆婆也過逝了,國勢的家人也不要他冒險回台奔喪。」 「1992年,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想到長年別離,不得謀面,不久又將死別,非常哀痛。那時見台灣的情勢已有轉變,於是申請回台簽證,居然獲准,連忙買了張機票,儘快飛回台灣,企盼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誰知一到桃園機場,就被警察扣押起來,我說我有入台的簽證,他們說那是誤發,硬把我拘留,要遣送我回美國。那時睽違多年的家人都到機場接我,就是沒有辦法接我回家,我打電話到處求援,直到蔡同榮和葉菊蘭趕來,才把我保釋出去。等我趕到父親病床時,他已經昏迷,我一直叫著他,他睜開眼睛,望著我,嘴角牽動了一下,總算知道我回家了,然後闔眼辭世。」提起這段搥心肝的往事,葉李麗貞非常傷感,同時也很氣憤國民黨政權的不合人道。 接下來的1993年,休城發生了兩件事情,引起部分同鄉對他倆的誤解。那年,葉國勢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在休城「台灣人活動中心」召開年會,正當滿堂同鄉熱鬧進行晚晏之際,休士頓「北美事務協調處」處長楊進添突然到臨,當場引起軒然大波。有些同鄉指責會長未照會理事,即擅自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與會。Ruth說:「國勢並沒有邀請楊進添,是他自己買票來的,既然來了,就是我們的客人。」至於楊進添是否事先照會過葉國勢?Ruth說,她不知道,國勢不願多加解釋,但她後來意識到國勢已經逐漸認為台灣人不應該再逃避與台灣政府的接觸,因此受到許多同鄉的指摘。 那次年會後不久,Ruth計劃製作一系列探討親子關係的錄音帶,以幫助一些移民家庭的親子關係。她聯合休城多位姐妹如葉錦如、吳美惠等,以座談討論的方式進行錄音,有台語發音,也有北京話發音。當時需要一筆製作經費,她到處募款,卻總差一些,有人建議她向僑務委員會申請補助。她覺得這項節目有益於所有台灣來的移民,向台灣政府申請贊助亦無不妥,因此,她去申請並且獲得僑委會的一筆補助,親子關係錄音帶得以順利製作,但她卻因此背上「失去原則」的黑鍋。 進入九十年代,她已開始感到台美人應與主流社會積極接觸,於是和一些熱心的同鄉在1990年時共組「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TACL)」,出任創會理事,積極輔導第二代服務美國社區。她說,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十年,他們朝思暮想的都是台灣的事情,即使法律上歸化成美國公民,心理上也仍難適應,一直到在美國生活了比在台灣還長的歲月後,才體認到應該向這個社會認同,因此積極鼓勵第二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1994年,葉國勢擔任「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的會長,繼續朝踏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方向努力。 1999年,台灣展開總統選舉前哨戰,眼見國民黨分裂,連宋揚鑣,葉國勢覺得這是台灣人爭取執政的千載難逢好機會,於是出面招募百人聯署,在休城成立「民進黨海外美南黨部」,全力挺扁。那年十二月,他接受台灣政府的聘請,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之一。 數個星期後,正當台灣總統選戰進行得如荼似火之際,不料葉國勢竟在家中悄然過世,去世之前,沒有任何徵兆。葉李麗貞說:「下午三點多,我從辦公室打電話回家,還和他講話,五點多回到家,卻發現他安然坐在起居室裡的坐倚上長眠。我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突發的事實!」 結縭四十載,自認有上帝的依靠,有兩人的互相扶持,足以應付人生的風風雨雨,沒想到老伴竟然不告長別,讓素來堅強的Ruth哀痛不能自已。 2000年五月二十日,她單獨回台灣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當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成為台灣總統時,她的內心無限激動,心裡不停地說:「國勢,國勢,我們打拼了三十多年,總算看到台灣人當家作主了,可惜你竟無法活著看到這一刻。」 葉國勢去世後,葉李麗貞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盡量以專長服務美南僑民。她說:「過去國民黨執政,我們痛恨被歧視,今日民進黨執政,我們應該敞開胸懷,接納更多的人,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她又說:「經過這麼多人這麼長久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輪到台灣人執政,我們應當用心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成果,不該再內耗自己有限的資源。」 對葉李麗貞來說,人生是不斷的再出發,而她是迎接挑戰的強者。在經歷許多人生的波浪,處理過無數的專業個案後,她曾一度以為自己能夠坦然承擔人生的一切,惟獨面對廝守四十年的老伴驟然離去,仍有掩不住的失落。「這就是人生。」她無奈但平靜地說。 註:「台美公民協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簡稱TACL。

林幸隆

1980年代,那時台灣獨立民主改革運動風起雲湧,搬到加州住在聖地牙哥後,林幸隆就積極參加同鄉會,反正有台灣名稱的社團統統去都參加,舉凡台獨聯盟、FAPA、同鄉會、網球協會、台美商會等,聖地牙哥社團處處可見其活躍的身影。 當時為了要讓沉重的政治議題,以簡明扼要的訴求,打動人心;林幸隆決定不斷自我挑戰,編劇自導自演,還學口技、答嘴鼓、脫口秀,全是無師自通,說學逗唱樣樣精,沒想到大受歡迎,受邀到全美同鄉會表演,"田土伯" 獨樹一格,自此在台藉社團名聲透透。 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 田土伯,林幸隆,生於1943年的雲林縣土庫鎮,父母皆務農,家中有8兄弟,排行老六,媽媽一直想生個女兒,但生了8個兒子還沒生出來才放棄。從小種田、種水果、種蕃薯,任何農作物都難不倒他,直到唸大學時,寒暑假都還得下田,使得他人到中年取了個藝名叫「田土伯」以示他對土地那份深厚的感情。 父親為了養8個孩子, 生活相當辛苦, 49歲就撒手西歸,父親走時,田土伯才是小學生,母親為了8個壯丁,天一亮就要下田工作,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小小年紀他謹記在心,母親教誨要認真讀書才能出人頭地,才不用下田作牛作馬,所以功課一直名列前矛。 親戚為了惜才,就把他送到長榮中學讀初中,該校是教會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林幸隆當時很喜歡音樂唱聖詩,還得到歌唱比賽冠軍。因為有美國傳教士擔任老師,所以初中時不但廣泛涉獵藝術,英文水準也打下好基礎。 回到故鄉讀虎尾高中順利考上淡江大學讀航空測量,那時大學生最想出國留學,他也不能免俗,紛紛報考,結果不但高考特考通過,公費留學及自費留學也通通考過關。「當時若是自費留學,就要賣田地,借錢買機票,還得繳交5千元保証金。台灣囝仔卡無這款經濟能力,所以大家拚命考公費,1970年,我申請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身上連百元都湊不齊,就勇闖美國。現代囝仔可能無法想像卡早咱的艱苦!」想起那段苦日子,他有感而發的說著。 在美國專攻土地測量畢業後就去考執照,結果一連考上加州、內華達、亞力桑那州,土地測量是一門比土木工程師還要專精的工作,在美國甚受敬重,華盛頓及林肯總統以前也是測量師,為人必需清廉正直誠實精準。 取得土地測量師執照,主要工作是定地界,後來還在美國政府機構工作近30年,負責核發地藉圖及建築執照,直至今年才退休,馬上又被土地開發顧問公司聘請任顧問,飄洋過海來美國,沒想到仍是與土地離不開,"田土伯"名聲,果然是名符其實。 偷柑仔換來一段良緣 林幸隆在讀淡江大學時,因為農村出身,很喜歡訪問農家,台北縣大屯山下是他最受踏青之處,有一天他走著又累又餓,看到農場結實纍纍有夠漂亮的柑仔,忍不住就伸手去偷採柑仔,哪曉得當場就被主人活逮,人贓俱獲。第一次做"賊仔"就被抓,那時讀大三,若是送到警局就會被開除,他只好求這位阿伯網開一面,由於主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要他做工抵償,給點教訓。 林幸隆依約上工,哪曉得一看,發現阿伯的女兒美若天仙,名叫"真美"人如其名,一見鍾情,他立刻自動決定每週都上山來做長工,當時真美才初三;沒錯,她正是東方白長篇小說筆下「真美的百合」的女主角,而她口中的林哥哥,大她7歲的正是男主角林幸隆。 「她實在生得水噹噹又可愛,兩個紅腮像水密桃一樣,個性沒有受到都市污染,就像山中一朵百合花,當時很多淡江老師和學生都在追她,為了等她到高三畢業,怕被別人追走,我整整做了三年長工,每週都去看她,風雨無阻。」因為太多小男生想要追求山中的小百合,而且都買零食去賄賂百合真美最敬重的林哥哥,林幸隆為愛是一邊吃零食,又很緊張地一邊圍堵情敵的熱情攻勢。 看過「真美的百合」的讀者都知道,真美的父親是228政治犯,林幸隆自認為運氣好,因為就算很多人呷意,但膽敢娶政治犯的女兒還是沒幾個,靠著一身出色的農技,為了討好未來的岳父大人,他把南部水果苗拿到北部山上種,結果老丈人農場各式水果都有,他在農場工作能力高,一人做兩人份,晚上又做真美的家教,教英文數學。為了真美,他更是發憤圖強讀書,他所努力做的一切,為的是要讓小百合不再受苦,許她一個幸福的未來。 不過,林幸隆一片痴情,以其出類拔萃的表現,對於親友說媒送上門的議員、銀行家或醫生的千金,或是送上樓房嫁妝的地主女兒,他都一一婉拒,一點也不曾動心,他在初見真美時,就已經決定要娶她為妻,但論及婚嫁時,沒想到家人還是極力反對;最主要是真美家沒有嫁妝外,而且父親是228政治犯,在當時可是個大忌。 當時他最敬愛的阿母擔心斷送兒子的前途,頻頻阻止這門親事,為了不讓他黑白娶甚至以放棄家產相逼,沒想到愛到入骨的林幸隆,說什麼也不肯放,就這樣等到真美長大了,他迫不及待地娶進門。 真美雖然家中不富有,但事母至孝,當時林幸隆的母親因為重病被送入養老院時骨瘦如柴,她執意把婆婆接回美國親手伺奉,228的不幸印記,在真美的善良孝順及時代變遷下,終於消彌於無形。 真美純樸溫婉的個性,生下一兒一女,至始至終陪伴著林哥哥,讓林幸隆自覺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發揚台灣文化為職志   如果去造訪田土伯位於靠近聖地牙哥的家園,會被其1畝地上種滿了綠竹筍,台灣水果,包括荔枝、蓮霧、紅甘蔗、黑玉米、甘藷及各種青菜給嚇一跳,若是再看地上有50幾隻台灣土雞走來走去,恐怕會錯覺置身在台灣農舍裡。沒錯,田土伯就是身體力行,每天下田耕作不忘本,他忙的全是道地的台灣種。當初他買下那塊地,大家都笑他買個破爛房子是憨大呆,如今已增資不少,田土伯說:「一心想用自己的方式愛台灣,沒想到愛台灣還可以賺錢。」 田土伯不只農事厲害,由於小學寒暑假就得跟著總舖師辦桌打工,所以伶俐的他,婚喪喜慶的宴席也都難不倒,來了美國,他就常親自下廚招待鄉親,曾經最高記錄是五台巴士光臨,母親壽宴他也親手料理在菜園辦了10幾桌,讓賓客重溫台灣辦桌文化,也算是一絕。  「我希望有一天帶團回台灣,表演咱傳統優秀文化給下一代人看,只有恢復那樣的文化,才會讓台灣人愛這片土地。」 現在是台語演說家,但田土伯從小其實很木訥,在有耳無嘴的時代,鄉下小孩被教得不敢講話,小學六年級因為功課好被老師派去參加演講比賽,一上台「反共復國」的主題才一開頭,他就緊張的尿褲子成為笑柄,自此他對表演是連想都不敢想。 直到留學時,在美國大學時才了解溝通及表現自己是非常重要,所以特別去拿演講課,老師鼓勵去參加演講比賽,沒想到他以“ 功夫” 為主題,把他在台灣看到的太極拳加上望春風的曲調,耍得虎虎生風,一舉拿下英文演講冠軍的寶座,還登上當地報紙頭條,這份成就也成為他個性的轉捩點,從此建立自信心。 後來學校要他開功夫課,他知道那兩三下子是絕對撐不了場面,速速拒絕,不過,他改口要教他們華人料理,他把台灣總舖師的功夫教美國人是綽綽有餘,果然一樣受到熱烈歡迎。 「現在退休了,我要開始實現我的夢想,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結合第二代台美人菁英來表演舞蹈一齣百老匯秀,表現台灣特色介紹多元文化的珍貴,呵呵!我還想拿東尼獎(百老匯的奧斯卡)噢!」其實他不但自己有這樣夢想,也感染到兒子,田土伯的兒子從小就是天才兒童,本來讀醫學院綽綽有餘,但每次看到爸爸在台上說學逗唱,又愛說笑,他也想走上這一行,老師鼓勵他要發揮才能,當醫生太可惜,結果兒子棄醫從藝,阿媽及家人認為做戲仔有什麼出路,以後找不到太太,會窮一輩子。但是田土伯力排眾議,事實証明,孩子在戲劇天地揮灑自如,如今在紐約百老匯當藝術總監,從事音樂劇寫作。 為了達成夢想,田土伯細細品味生活體驗,平常認真收集台灣俗語,地理文化,他自掏腰包,自編自導,自己製作道具及布景,然後把同鄉好友全拉下水,一起又演又跳,他編導過10多部話劇歌舞劇,從生澀粗糙一磨再磨,戲味越來越精緻,得到很高的評價,劇的特色除了本土化,把台灣人情味表露無遺,看了戲的人都會淚中帶笑,笑中帶淚;其中以"咱攏是出外人、流浪到台北、人力車伕之戀"都曾轟動一時。最近推出"一隻草一點露",也深獲好評。 孩子雖然已經很美國人,但是也有台灣心,身為父親的田土伯有個願望想跟兒子合作,要成為百老匯劇導演,「有一天我要登上百老匯舞台,讓全世界都了解台灣有這麼美的文化,東尼獎是我最大的願夢,致辭時我一定會大聲說我以身為台灣人為榮。哈哈!」田土伯豪氣干雲地說著,人最快樂就是有夢相隨。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劉真真 我的台獨路程

自從日本戰敗之後我的台獨思想已經確定,1945年那時我只有九歲,我就決定我們應該自己當家作主,做台灣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國人。 開啟我這個思想的是我的父親,他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博士,他由中學就到日本同志社念書,大學到美國的South Dakota,得了學士學位之後,到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念醫學院,畢業後到上海擔任輔旦大學的醫學院生物系主任,後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寄生蟲學,所以他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都相當的了解。 日本宣布戰敗之後他就主張台灣應該由聯合國托管,我雖然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但是每天聽他講就心裡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國兵進入台灣之後更深深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希望的社會和國家。 中國兵在台灣的行為惡劣,殺人強姦搶劫,又經過228,我親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師(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背後掛一個牌子,寫「土匪叛徒」後游街示眾,並沿路打鼓,號召市民到公園見證叛亂者的下場。士兵叫湯先生在公園大樹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槍托打他,以腳踢他,然後當場開槍,並且三天不准親屬收屍,用以示眾,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這種野蠻不人道的行為讓我痛恨入骨,正如電影上早年野蠻國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紀親自看到了。 我父親和母親共同在青年路開一個青峰醫院,母親是東京女子醫學院畢業的,醫院的大門從來沒有關,不論外面有沒有人,因為病人隨時都會進來看病。但自從國民黨來了之後,店裡的東西一件一件遺失,後來連牆上的電燈泡也不見了,這是日本時代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國民黨統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壞到頂點。 有一天父親憤怒的從外面回來說「今天真衰,遇到一個中國兵,把我的自行車,手表,和鋼筆都搶走了」,那支Parker的鋼筆是Indiana University畢業時學校送的紀念品,我父親非常珍惜它,從不離身,也不讓我們碰。他的心愛的鋼筆就這樣被一個爛兵搶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後有一天半夜警察來到我家,說是要戶口檢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從夢中叫醒,馬上帶走,不准他們換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經過幾天的詢問才知道他們被關在台北監獄,是什麼罪名也不清楚。消息傳來說只要拿兩條黃金來就可以放高齡的阿公,我媽媽到處去向親戚借錢,這時就有里長帶當地的軍頭來我家,要求看我們的房子,軍頭還一間一間房間點頭稱讚,說「這間房間正適合我的兒子,這間給我女兒用,這間我們夫婦用最好」,好像馬上要搬進來。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帶了七個小孩,一直哀求,也無動於衷,軍頭以戰勝者的姿態掦長離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親又是留美的醫師,我們的房子是依據他在美國的樣式設計的,很大而且適服,裡面有抽水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設備,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個軍頭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親和阿公被捕之後,馬上叫里長帶他來,準備要搬進來。所幸我有一個阿姑是中國嶺南大學畢業,姑丈是她同班同學的中國人,在台北認識了一些大官,開始找門路,同時我媽媽也借到了錢,交了二條黃金之後,阿公就被放出來了,經過幾個禮拜,交了更多的金條,我爸爸也回來了,軍頭也沒有再來找我們麻煩。 後來開始實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參加市長選舉,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脅,叫他不要參選,最後他就放棄了。 我爸爸的一個葉姓朋友想參加市長選舉,爸爸借給他二萬元,被政府知道了,國民黨要阻止他參選,沒有成功,他們就來找我爸爸麻煩。不久有兩個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來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來不敢見他們,他們就要我們一定要轉告爸爸次日到火車站對面的西湖冰果店見面,借機會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學畢業後我的未婚夫因為生病無法服兵役,兵役科幾個月就來一次召集令。有一個軍官自己推薦要幫忙,每一次見面一定要在餐廳並且要他拿錢去付款,這種貪瀆的事讓他下決心,要離開這種黑暗的國家。 中國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軍官,到小兵,能貪就貪,能搶就搶,他們自己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根本沒有法治的精神,也沒有公平正義。 我天生喜歡仗義執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國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在台灣受到中學大學的教育,看透虛偽文化的毒害,來到美國看到這種開放的社會真是如魚得水,馬上就加入了台灣人的集會,積極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凡有反對國民黨的遊行我們一家五口一定參加,從小孩還不會走路就背在身上參加遊行,由紐約,到華府,到匹茲堡,到溫哥華及西雅圖,我們都沒有缺席。 由各地來的反對黨人士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總是討論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使台灣更進步,社會更公平,因此我們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茲堡當教授時認識了陳文成博士,他是我們同郷會的成員,幾次一起開車去華府遊行,也在校園裡參加研討會,舉辦演講會等活動。有一次許信良要來演講,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他臨時不能來,我們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去,只好按時間集會,其間陳文成的一些言論都被打小報告回去了,他說了很多國民黨的惡行,並且批評政府。於是在1981年,當他帶妻子和剛才出生的孩子去台灣見阿公阿嫲時,就被警方拘捕並且拷刑致死,丟屍在他的母校台大圖書館前面。 那時我們已經離開匹茲堡搬到西雅圖,文成兄還打電話來說他要回台灣看父母,我們勸他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回去,他說他沒有做錯事情,不會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這個新岀生的孫子,他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決定回去了。 他說在台灣時有一次坐公交車,有人想把他推下車,旁邊正好有一輛車快速開過,如果他被推下車一定會被快車壓死,幸好他身體強壯沒有被推下。國民黨在製造意外事件失敗後,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約談,從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國民黨政府一直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卡那基美隆,也請美國專家去驗屍,結論是他殺。而且一個剛剛做爸爸,年輕有為的教授怎麼可能會自殺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後的今天還是一個懸案。 我的先生很熱心同鄉會的事情,每到一個地方就被推為同鄉會的會長,又參加台獨聯盟及台灣公共事務會、人權會等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早把他看作眼中釘,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單。 1977年他的母親在台大醫院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他的妹妹從台北打越洋電話來,叫他趕快回去,國民黨卻拒絕給他簽證,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台灣看他母親最後一面。 當時聽到電話我們馬上開幾小時的車子去芝加哥辦事處申請簽證,處長出來談話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問他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要悔過,我先生在醫學院當教授,做事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悔過呢,處長說「你自己做什麼事情你應該知道,自己招來。」我的先生說「我做了很多事,哪裡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們的意。」 談判很久都沒有結果,後來處長做一個下台階,就說「大概是你交了壞朋友吧。」我先生說「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裡知道哪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壞人,你說出來吧。」處長也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們卻拿不出證據,最後還是不肯給我們簽證。等我們回家之後他才打電話來說可以給我們簽證,叫我們去拿,那時他母親已經過世,趕回台北已經太遲了,這種沒有人性的做法實在可惡。 1983年,他父親在台北去世,也沒有辦法拿到簽證,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處理後事。當時我因為要照顧小孩,沒有時間去做檯面上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被國民黨的特務發現,才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當「世台會」(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時候,我們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參加,但是只有我和兩個小兒子有簽證,我先生從一九六五年到達美國就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過回台加簽或入境簽證的許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了。但是沒想到剛剛進大學一年級的大兒子David高高興興地拿了美國護照到西雅圖辦事處申請簽證,辦事處處長問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處長聽到他可能去參加「世台會」,父親又是台獨份子,就拒絕了他的申請。對一個在自由國家長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這樣不公不義的政府,也讓他體會到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及無法無理無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帶兩個小孩子去台灣參加世台會,本來可以全家高高興興一起去渡假、並且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卻變成一家分二處的遺憾。在台灣的阿公、阿嬤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兒子及長孫。 1988年,我的幾個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單,我們幾個太太都還有簽證,所以我們就決定一起回去台灣。其中吳秀惠醫師簽證有些問題,她也比較出名,是檯面上的人物。我們五個人一起搭同一班飛機,到達台北機場之後吳醫師被攔下來,在機場被盤問幾小時之後,被留在機場過一夜,第二天頭一班飛機就被送出去,不准她進入台灣境內。這種完全沒有人權的惡行只有國民黨才做得出來。 在還沒有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就跟幾個朋友交代,並且寫保證書交給她們存著,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遇到什麼意外,請一定要向美國官方通報,調查死因,為的是不要像陳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國民黨宣傳說是畏罪自殺。那時的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連林義雄的母親和幼兒都會殺,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殘酷無情到了極點。 我們四個比較沒有名氣的就安全入境,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和我,被當地的同鄉接到家裡去,一路上都被跟蹤,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由派的報上登載有四位台獨女將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團體都請我們去演講。我們起初不敢答應,因為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只會照顧家庭,不會演講也沒有上過台。但是負責的人向我們保證,我們根本不必演講,只要站在台上讓民眾看看就可以了。事後證明果然如此,民眾想看的是哪一種人會公開反對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 在我的故鄉台南市,演講會就在台南神學院的大禮堂,全場坐得滿滿,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師到處問劉真真在哪裡,他專程來看我,記憶中的我是十幾歲,是他的幾百個學生之一,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他當然不會認得我這個五十歲的婦人,等找到我時他熱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謝我對台獨運動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動。演講會之後很多郷親來對我們說,原來台獨份子都是這麼高雅文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種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對很多同鄉來說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的台獨份子吧,和他們的想像差很大,可見國民黨政權欺騙大眾的技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正好遇到法院開庭審判台獨案的許曹德及蔡有全,我們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聽席的最前面,當法官說台獨有罪時我們四個人都站起來,大聲地說「我們也主張台獨,請把我們抓起來」,法官一時錯愕,不知所措。後來只好說「你們到對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獨思想本來就沒有罪,可是國民黨要他演這場戱,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們當現行犯抓起來。 和我們同時回台的還有陳翠玉女士,她是台大護理學校的創辦人及首任的校長,退休出國之後就被列入黑名單,她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城市的辦事處都得不到簽證,最後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幾歲的她跑了半個地球回到故鄉,就病倒了。我們聽到消息馬上去台大醫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監視,每一個訪客都被監視,國民黨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護理之母這樣的對待實在太殘酷了,在我們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們在台灣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讓便衣忙了一陣子,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鬆了一口氣吧。等我們出海關的時候我們四人所有的護照簽證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蓋上「取消」,"cancel",我們回家的路也就從此斷了。那時我高齡的母親還在台灣,每想到此就熱淚滿面,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鄉回不得,有母親見不得,對蔣政權來說這算什麼,他們把老兵帶到台灣來不也是同樣撕裂千萬家庭嗎? 之後我又幾次到西雅圖辦事處去申請簽證,他們都不肯給我。一個出生在台灣比國民黨還早在台灣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這種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實在令人氣憤。有一次我去申請被拒絕之後,氣憤之下把辦事處牆上的青天白日國旗撕下來踏在地上,這種影相全部被錄下來,當時辦事處大廰都有一個錄像機專門在監視反動分子。所以我就變成西雅圖的頭號黑名單人士了,每個新來的處長都會得到有關我的簡報,之後他們換了一個有玻璃框的國旗,掛得很高,我也沒有辦法再拉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參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總統一家人參加,總統辦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就問他對於國民黨政府這種沒有人道的作法,不讓我回去我的故鄉看我的母親,他能不能幫助我。他只說這是各國的內政問題他沒有辦法干涉,會場有一些聽眾也很同情,跑來安慰我。 幾年之後阿扁總統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來西雅圖,我把黑名單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問辦事處處長關於這件事,他指著我們問處長:「你認為陳醫師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嗎?你有什麼證據嗎?」處長答非所問地推卻責任,說是國內的問題。陳水扁立委答應要去立法院詢問,黑名單的問題才被國內重視。我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招待立委全家並且安排他的兒子陳致中去參覌製造飛機的工廠,他當時是十幾歲的男孩子,對於飛機非常有興趣,我那時正在波音公司就職當工程師。 在美國居住五十幾年中除了關心美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關心台灣的政治,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太黑暗,社會太不公平。依我這種愛打抱不平的個性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跳出來,可以安慰的是台灣年輕的一代已經跳出來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國民黨殺光。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是讓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灣這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我也很高興地能參與,雖然貢獻不多,但也沒有袖手旁觀。夢想的台灣共和國還沒有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人民一定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把中華民國這個爛國家丟進歷史! 劉真真 2015年12月7日於西雅圖

黃及時

◆知子莫若父—談愛子黃文谷的從政之路 美洲台灣日報董事長黃及時的大公子黃文谷(Steven Haung)醫師,日前高票當選聖馬利諾(San Marino)市議員,成為台美人第二代參與主流政治的新典範。 黃文谷的父親黃及時先生是美洲台灣日報的董事長,談及愛子,果然「知子莫若父」,黃董事長娓娓道來,介紹了這位令父親 驕傲的傑出台美人新政治明星。 聖馬利諾市因為居民有許多都是專業人士如醫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經濟能力強,聖馬利諾成了優質的住宅區。聖馬利諾市地不大,住戶也不多,小而美,再加上學區好,學生素質佳,也讓房價扶搖直上。 提到愛子黃文谷參選聖馬利諾市議員,世界日報在選前還報導說,黃文谷沒有當選的可能。黃及時說,其實當時的現任市長Eugene Sun,因為本身是房地產仲介,在任職其間就因為藉職位之便取得利益而遭到當地英文報紙批判而不被看好。San Marino Tribune, Pasadena的Star News以及 Outlook都多有揭露和批評。黃及時笑著說,看來世界日報不懂英語,才會做出那樣的報導。 黃及時說,選舉期間,在City Club, Rotary 等等主流社團舉辦的政見公聽會時,黃文谷就被問到,他能給聖馬利諾帶來甚麼?黃文谷說,他從1981年到現在,已經在聖馬利諾住了三十五年,早年父親定居聖馬利諾,他在聖市長大,成年後,自己也在聖馬利諾購屋安居,兩代都是聖市的居民,所以深知聖馬利諾市需要的是甚麼。 黃文谷醫師不但在台美人社團如台美公民協會、台灣會館等都深度參與(他是現任台灣會館董事長),頗有成績;他在極年輕時就擔任華人牙醫學會會長,大家都知道他勤於任事,也很能做事。不但如此,他在聖馬利諾市也擔任過華人協會董事,更積極參與聖市主流社會的各種團體和活動如City Club, Rotary Club,他也是聖馬利諾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外聘委員之一,對聖馬利諾市的建設規劃知之甚詳,所以主流社區都知道黃文谷的能力與熱忱,從而鼓勵他出來參選市議員。黃文谷醫師的參政,是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 聖馬利諾市議員本次改選兩席,一席就是2014年6月向華人鄰居院子丟狗屎的當時的市長Dennis Kneier,另外一席則是華裔市長Eugene Sun(孫渝今)。Dennis 因為丟狗屎事件,早就被主流媒體三振出局;而Eugene Sun 則是遭質疑藉職務之便圖利自己的房地產事業。 這次改選共有五位角逐者,結果黃文谷和另一位白人律師Steve Talt當選。黃及時說,黃文谷當選,應該歸功於他有一支強而有力的娘子軍競選團隊,而黃文谷在競選期間一步一腳印,逐家拜票,也是努力有成。 更讓人感動的是,許多不住在聖馬利諾的台灣鄉親,為了力挺台灣人第二代能夠當選聖馬利諾市議員,都熱心主動打電話給住在聖市的親朋好友,替黃文谷拉票。而台灣會館的朋友替他辦了一場籌款會,黃爸爸也說,黃文谷深深表示感謝! ◆黃家的政治DNA—台灣的民意代表 黃文谷醫師從政,如果回溯到他的父祖輩,其實他們的家族就是台灣的政治世家。 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是台灣企業家、政治人物,曾任高雄市商業會理事長、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後代表中國國民黨在商業團體當選為第一屆第一、二、三次增額立法委員,一直到他78歲,決定退休,黃及時才帶著妻兒來美國,讓黃文谷在美國接受教育,成家立業。 黃及時說,他父親有一本著作「和風細雨」,點出他個人行事按部就班,人生順遂,即便碰上困難也都只有細雨而已。黃綿綿也曾希望兒子黃及時接棒,繼續他的政治事業,不過黃及時有他個人的人生規劃,沒有涉足台灣的政治圈,而是帶家人前來美國。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的阿公林迦,人們喜歡膩稱他「西迦伯」,林迦英俊高大,長像與黃種人不大一樣。戰後國民黨來台,他受命擔任鹽埕區長。林迦的兒子,也就是黃及時的岳父林瓊瑤,曾擔任高雄參議會議員(那時候才三十幾歲),當時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則是參議會議長。二二八事件之後,林瓊瑤感於時局,退出政壇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陳啟川當市長,力勸林瓊瑤出來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結果以極高票當選。 黃及時與林孟淑結婚時,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尚未當選立委,岳丈也還未當選國代。黃及時有了第三個孩子之後,兩老才出來參選民意代表。所以,黃及時笑說,他和太太的喜結連理並非甚麼「政治婚姻」。他說,他父親和「丈人公」林迦有一個共同的事業,那就是高雄國際戲院,黃及時的父親是董事長,「丈人公」則是常務董事,應該是這層關係才成就了黃及時的婚事。 說來黃及時的岳父家確實是個政治世家,丈人林瓊瑤是國大代表,小姨子林孟貴是監察委員,小舅子林孟丹是高雄市議員、國大代表。 不過,黃及時對參政的興趣並不大,1981年他先帶著妻子兒女來美國,著眼於兒女的教育,他自己則台美兩地跑,繼續他自己在台灣的事業。不過兒女漸漸長大,1984年,太太林孟淑說,小孩大了,她一個人照顧不了,要不孩子們都帶回台灣,要不他就來美國定居。他詢問子女的意見,小孩在美國如魚得水,堅拒回去台灣,於是他少數服從多數,就這樣在美國定居了下來。 ◆黃及時的夢—把「中華民國」註銷 黃及時小學讀鹽埕國小,中學就讀高雄中學,大學念淡江商學系。大學畢業時為1963年,服完兵役之後,1964在公司上班一年,1965則到日本受訓,學日語、學做生意,了解國際貿易事務及管理紡織工廠。紡織與國際貿易是黃及時的本行。 黃及時說,紡織業實在辛苦,他當總經理,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都是上班時間,實在已經超載,於是他和當董事長的父親商量,辭去總經理,轉換跑道,從事建築業。黃及時經營紡織廠時,已經開始從事一些不動產的買賣以及建屋的案子,他覺得蠻有可為。不過,真正投入建築和房地產開發之後才發現比管理紡織廠更忙,根本沒有週末,人家休假時,才更是售屋的好時機。 不過,由於黃及時的堅持及追求最高的建築品質,絕不偷工減料,因此他的建案很有口碑,連建築師都說黃及時蓋的房子品質讓人放心,他們也都特地來向他買房。黃及時說,他父親的一位顧問曾經告訴他,蓋房子是要住一世人的,人不在了,房子還在,所以絕不能偷工減料,才能讓房子持久、耐久。他謹記這一番話,來美國從事建築開發事業,一直就是秉持這一個原則,絕不在品質上讓步。 黃及時也因為從事國際貿易,全世界走透透,許多別人沒去過、不敢去的地方他都已經去過,像是中東的回教國家杜拜他簡直像「走灶腳」一般,連阿拉伯語都能講上幾句了。 黃及時定居美國之後,從事房地產業。但黃及時做的房地產業和一般人買motel經營或轉手不一樣,他專門建 condominium, pud, apartments,以及motel。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五年前過世,黃及時感性的說,他娶孟淑是他的福氣。黃及時說,孟淑雖是富家千金,但為人非常內斂、又極賢慧,失去她,讓他非常思念。他說孟淑給他太多的支持和鼓勵。他加入台灣日報經營團隊,雖然知道是賠錢的事業,但賢妻卻是背後支撐他的力量,贊同他參與這一個有理想的事業。 黃及時說,他的岳丈林瓊瑤當年也經營過一個賠錢的文化事業,叫三信出版社,孟淑一定是受到父親的啟發,所以對文化事業即使賠錢也願意付出,實在很有乃父之風。 黃及時說,兒子黃文谷能有今天的成績,實際上也是太太孟淑苦心栽培的結果,當年就是因為太太的鼓勵,黃文谷才參與台美公民協會,並進一步參與台美人社團,服務社區。黃及時和林孟淑育有兩男一女,黃文谷(Steven)是老大,老二黃文瑜(Gary)目前也定居美國,女兒文慈(Gloria)是美國的會計師,不過婚後隨夫家回台灣定居,所以黃及時每年都會回台灣探視女兒並省親、掃墓。 黃及時說,當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他一直很感慨,心想只能當美國人啦。不過2016年的選情看起來小英很有勝算,讓台灣人又燃起希望。然而他也提醒,國民黨長久以來就是奧步特多的外來獨裁政權,台灣人一定要戒慎恐懼,謹防國民黨出奧步。黃及時說,他甚至擔心馬英九是不是會在選前向共產黨投降呢! 黃及時說,1968年開始,他就拿著「車輪牌」的護照走遍世界各地,但他覺得這本車輪牌護照讓他深受侮辱。他說,有一次去到埃及開羅,他持有有效簽證,也通過了移民官的檢查,才走到機場門口要搭車,卻又被叫回去,要他到一個小房間裡,官員坐在較高處的桌子後面,他則像犯人一般站在低處。官員就問︰「你來幹甚麼?」黃及時說他來開羅有兩個目的,一是做生意,一是觀光,要來看金字塔。結果那位官員拿了一張名單,說︰「你若在這份名單裡,你就能入境」。黃及時說他絕不會是名單裡的一員。官員說,「那你可以走了」。 黃及時說,他不但覺得受辱,而且非常擔心自己是否有危險,他當時身上帶有五千美元,立即在機場買了一張飛杜拜的機票,離開開羅,簡直像逃難一樣。他說,車輪牌護照所帶給他的不安全感莫此為甚。他也曾在入境巴黎時,被刁難了六個小時才獲通關。他說,若和其他日本人同機,過海關時,日本人都順利通關,他持車輪牌護照就要被刁難、要紅包。這個「中華民國」讓黃及時年輕為事業打拼時,常遭到挫折與受辱,所以他一直希望台灣人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把「中華民國」註銷,讓台灣人拿台灣護照,昂首闊步走遍世界而不受到歧視與排斥!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主持 /黃樹人 文字整理)

李信億 開創美東新天地

美國紐約富頓集團總裁李信億從台灣的TAFA房地產公司,到1983年移民美國,設立TDC公司及富頓集團(F & T Group),成為以商業地產為主的亞裔領先龍頭公司。 棄法從商的他因應這波華爾街金融風暴,則以「做生意有順風、也會碰到逆勢;處逆境時,更要想辦法逆勢而上」,做為他的教戰守則。他說,台商發展美洲大陸業務,商機與眼光很重要,穩健則更為要緊。 談起李信億,他與紐約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都市開發,似乎脫離不了關係。在法拉盛,說起Michael Lee,更是無人不知。 「紐約時報」報導,法拉盛的變化是:皇后區變臉 從小型亞洲店舖轉到高檔商店(Changing Face ofQueens:From Small Asian Shops to High-EndStores),法拉盛的蛻變可見一斑。 從法拉盛市中心,7號地鐵40分鐘可以到曼哈坦的時報廣場(Time Square);長島快速鐵路15分鐘到中城賓州車站(Penn. Station),鄰近不遠有拉瓜迪亞國際機場(LaGuardia Airport);再花30分鐘車程可到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Airport),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讓它的商業活動愈來愈頻繁。 事實上,經過20餘年蛻變,法拉盛已從一個皇后區北方小鎮,發展到現今20餘萬人的都會型態,也是每天10萬人通勤的重要交通樞紐;其中有一半人口來自兩岸三地及南韓,讓它被外界稱為「亞洲城」,在美國東岸更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飛越皇后大廈 法拉盛新地標 站在2008年上半年開張的「飛越皇后」(QueensCrossing)大廈頂樓、富頓集團的企業總部會議室裡,望著拉瓜迪亞國際機場繁忙的班機起降,這位來自台南縣鄉下的醫生子弟李信億,勾勒出心中的法拉盛建設藍圖。李信億剛開始從事地產開發時,以住宅大樓為主,後來逐漸轉往商業大樓發展,過去30年買土地、進行開發,已與他劃上等號。 富頓集團目前在大法拉盛地區完成的主要開發案,包括王子街商務大樓、法拉盛購物中心,以及象徵法拉盛新地標的飛越皇后大樓等。隨著這些知名建物一一完成啟用,富頓集團橫跨房地產、開發、物產管理、併購、建築設計的金字招牌,更是響叮噹。 集團同時收購了飛越皇后大樓旁邊,高達五英畝的大型公有停車場,未來計劃繼續開發為高級住宅和商業綜合區-Flushing Commons,以引進高檔的零售商店為主。 Flushing Commons由富頓旗下的TDC國際開發公司(TD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LC)與洛克斐勒集團開發公司(Rockefeller Group DevelopmentCorporation)共同合作。這項大規模開發案,早已被外界視為法拉盛再一次「變臉」的靈魂計畫,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更把此案視為大都會球隊(Mets)搬到法拉盛之後的另一件盛事! 不過,金融風暴衝擊下,望著辦公室牆壁上斗大的「神」字,李信億小心翼翼地說,這項計畫「必須謹慎,一步步走下去」,不能操之過急;「風頭上,企業要能知變通,不能硬幹」,一切伺機而動。 棄法從商打拚 版圖跨美中台 輔大法律系畢業的李信億,棄法從商,從一個小台商到現今法拉盛開發大戶,事業版圖橫跨美、中、台三地,除了法拉盛諸多開發案外,富頓集團與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為投資顧問的房地產基金共同合作,開發中國大陸南京市的「南京世界貿易中心」,已在去年11月正式奠基。 南京世界貿易中心是富頓在南京、也是中國大陸境內開發的第一個以世貿中心概念,集購物中心、跨國辦公大樓、酒店式公寓、品牌展銷中心、高科技會議中心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大型商業地產項目。 為拓展事業版圖,李信億從美國紐約著名的地產開發公司鐵獅門公司(Tishman Speyer Properties)挖角梅爾(Michael Meyer)到TDC國際開發公司擔任總經理,同時聘請知名的Margulies Hoelzli Architecture建築事務所,替富頓把脈建築構圖。 景氣差,富頓採取守勢,謹慎或緩步處理FlushingCommons等開發案,但李信億也有進攻之道。他說,攻守之間步伐要穩、要拿捏清楚。面對這波號稱1930年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富頓集團除了組織架構進行必要調整外,更在危機中尋求商機。 推e888計畫...

許正龍

台灣茶葉世界一級棒,偶然機會,許正龍聽到一場易經的演講,徹底改變他對茶葉在美國的行銷看法,所謂入境隨俗,他恍然大悟,台灣老人茶搬來美國是行不通。易經有三易,簡易、變易、交易的奧妙,被他東學西用,果然在美國茶業界開創一片天。 許正龍,生於1953年台灣新竹關西,關西是當年茶葉王國,日據時代最多時有140多個茶工廠,黃家是製茶世家,母親在生第五胎時,答應這胎送給阿媽家族留香火,勤勞的客家媳婦即使懷胎9月仍照送點心去茶園,結果竟然在茶園分娩,這個孩子從阿媽姓,他就是許正龍,一出生就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許正龍回憶,他從小就在茶工廠工作,從小浸淫在茶的天地裡。別人玩彈珠之時,他玩的是茶籽。一路與茶為伍中長大,當時就讀建中時就受到大哥影響,立了個心願,猶記得當時讀台大法律的哥哥,本已爭取公費留法,結果父親硬把他留下來接手生意,後來大哥發現台灣的茶葉一直掌握在茶號與外商手中,反而最辛苦的茶農與茶工廠的利潤非常少,大哥希望兄弟齊打拚,另闢門路把台灣茶葉帶上世界舞台,當初第一波就是與中國爭日本、北非、突尼西亞市場。立志就是要做茶商。 當時建中全班同學大多想要讀醫生或法律,只有許正龍選擇讀台大經濟,還把把所有時間都去學國貿及加強外文能力,晚上不參加派對,乖乖為家族打點國外生意。他說,70年代,是台灣傳統產業和手工藝品的黃金時期,「義大利創新,日本跟進,台灣佔據市場」成為國際模式,兄長們決定運用流利外文,跳過日本,直接到歐洲展銷會拿最新產品概念,當時, 台灣正從發展中國家蛻變,就是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外貿小尖兵,在貿易前線上衝鋒陷陣,打下台灣良好的外匯基礎。 許正龍與父親黃崇誰,不但長得很像,生肖與血型星座都一樣,所以個性想法都很接近,父子關係親密不已,許正龍並把父親為茶葉無私奉獻的精神,視為偶像。他舉例,台灣日據前大多種植安溪烏龍茶,後來日本把台灣當做紅茶基地,取代印度。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鼓勵「炒菁綠茶」賺外匯,與中國對抗,當年農業時代,台灣是南糖北茶,父親在茶業界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60年代,人工較貴,日本後來內需蒸菁綠茶,開始向東南亞找尋基地,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彈性佳反應快,隨時配合世界趨勢的商機。許正龍父親決定先進口1部蒸菁機,讓兩家機械工廠分解後,馬上機械工廠拷貝完成,半年製成400部,分散到台灣各地茶農,台灣頓時馬上又拿下茶葉王國寶座,製茶又好又快,造成日本製茶業者惶恐,為加以區隔台灣綠茶被日本稱為“ 新茶” 。許正龍相信,台灣生命力超強,就是緣自於各行各業有許多像他爸爸一樣的熱心人士,一種使命感,以整體性長期思考,願意把技術開放,讓台灣得以生存。 因為父親長的就像個慈祥不倒翁,後積勞成疾,59歲早逝,日本茶葉界就叮嚀大哥把父親的外號“ 惠美壽” 取為品牌,在日本“ 惠美壽” 就是彌勒佛之意,自此茶葉外銷之外,他們終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哥哥希望歐美市場由許正龍來開發,所以許正龍服役之後就出國,繞了很多國家,決定在美國紮根,並發現茶葉庫存最好的地點就是洛杉磯,所以就移民到洛城。在咖啡當道的美國市場,茶葉永遠只是個小配角。 當時許正龍是純粹生意人,考量第一就是要開發市場,把茶葉賣出去,至於茶藝文化,根本沒放在心裡。首先,他突破餐館建立賣茶飲茶習慣。利用不同的品牌經營不同的市場,分類化之後,迅速在各種行業紮根。美國30幾萬個咖啡店,當時茶是無法獨立出來,他心想,就讓茶葉寄生在其它商品行銷管道。 直到1991年,在日本有一個「茶與健康」的研討會,綠茶抗癌有益健康的報導,一經披露,綠茶馬上成為搶手貨,許正龍想在美國當個茶葉達人,就覺悟必需有全套的教學系統,茶葉才能建立專業形象。 1994年,每天他到各地去發傳單,說自己可以"講茶",但反應不好,好不容易亞凱迪亞高中願意開放機會,讓他第一次上課講茶,當時慒懂不知,實在不知所云。不過,個性樂觀進取的許正龍,只要各族裔的邀約,他一定會去講,從錯誤中學習,一直修正,他最後能從美國各族裔的民族特性,深入淺出地介紹茶葉資訊,現在每堂課,都是高朋滿座,大家聽聽的津津有味。 1995年,已略有心得及知名度的許正龍,創立了"茶易"教室,綜合易經的道理,他先以「簡易」開始,就是簡單容易上手為原則,美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衛生,環保,社區參與。所以他體會到不能以賣茶的心態介紹茶,他要以分享資訊才能介入到多元族裔文化,找到更廣的茶之路。 尤其10年前,加州人與亞太文化就密切關連,所以講茶時,藉由推廣茶的文化,其它族裔可以體現到東方文化。後來,為了增加趣味性,所以他利用易經中講求變化的「變易」,在基礎知識教導後,他開始鼓勵讓大家自創"個性茶",調配自己喜愛的口味,6種基本茶,混配比例就可以有上百種變化,滿足不同人種的需要,這使得茶葉不再是高高在上,擺脫過於拘謹限制的形象,茶顯得更親切。 第三階段,易經"交易",主要是讓品茶者充分領會細緻的品茗,並心得資訊分享,這就像是宋朝蘇東坡文人學者的"鬥茶",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被他發揚光大。 他舉例,為了台灣茶易,他學習全世界茶葉的特性,甚至挑戰各地茶師一起來"鬥茶",在茶師比茶時,茶杯並未注明茶葉名稱,許正龍洋洋得意地說,結果每次都是台灣清香烏龍茶最受歡迎,香氣襲人,口感香醇,而台灣的澎風茶(東方美人)會排在第4、5名。他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為台灣爭光,"鬥茶",是許正龍的拿手絕活,他榮幸能把來自台灣的茶揚名海外。 1990年代以前,美國真正的茶園只有南卡羅娜州一處,許正龍已感到茶葉時代將來臨,在加州建立第一個茶業加工廠,萬物從0到1最難,許正龍賣的是觀念和知識。1996年,他成立了美國高級茶葉推廣協會,2001年,美國茶葉協會非常欣賞而予以購併。他成為一位茶博士,現在的美國知名的咖啡或餐飲連鎖店,全都到該會受訓練。甚至,後來,許正龍還有二位學生,各一位醫師與律師放棄美國職業,到台灣去賣茶。台灣在科技產業,有很好的成就,但台灣傳統農業,茶葉在美國推的可是頂呱呱,台灣出產全世界最好的茶,已無庸置疑。 永遠的客家志工 「沒有志工,任何活動都辦不成。」身為客家人,許正龍坦言,在台灣過去環境裡,會對自己是客家身份而驕傲是不可能。直到1985年開始參加社團,由於在海外,更能感受到客家文化即將凋零,有一次,參加李木通等人固定舉辦多年的「成功人生座談會」,印象深刻。啟發他在2001年1月也成立「客家與生活座談會」,完全以客家人士為主,每一個月最後週五,成員來自不同的客家會,利用座談會比較能接觸不同客家鄉親。由於客家鄉親不太會"開會",感謝溫惠雄,洪珠美的先生,他們一直給予鼓勵並指導。這樣的月會,一直持續至今。 許正龍參加台灣傳統週,他也想承擔一些責任,他想客家文化的呈現,最明顯不同的特色就是語言及音樂,所以後來為了做音樂性質活動,並把志工制度化,於2003年成立「三合水工作坊」,成員每週日會面一次,討論台灣新的創作歌曲,平日與客委會等文化機構,產生密切聯繫,剛開始他們要求自己演唱客家歌曲,從2005年「阿爸的風吹」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認為受到侷限甚至會有盲點,客家音樂要推廣出去, 勢必就要非客家人傳播。所以他們開始想要拓展更多人士演出客家音樂,所以2006年,三合水工作坊轉型到製作策劃,轉而挖掘各路音樂人才,製作出今年感人肺腑的精緻客家音樂演出「五月介風鈴」。 除了邀請各族群欣賞學習客家文化,他更珍惜客家鄉親第二代。他訓練志工們是以新加坡航空服務員為標準,大家都非常欣賞三合水的志工優異表現。提到三合水的下一步,最新想法就是要籌劃「台灣最動人的聲音」,許正龍解釋,台灣民謠四大板塊,恆春民謠、嘉南民謠、蘭陽民謠、北客民謠,他希望找到最原始的音樂素材,再請年輕音樂家先聽最原始的旋律,鼓勵年輕世代創作,並找各個社團負責人 一起共襄盛舉,唱出原鄉原味。只要提到茶及客家文化,創意十足地許正龍,總有停不了的夢想。 文/記者林蓮華

鍾宜君 陶藝家的故事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1398&prev=1422&next=1390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博士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 她說:「我的每一件作品事實上都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故事在其中,我的目標是要將大自然的美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十年的研發,鍾宜君的作品如今已在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鳳凰城、拉斯維加斯與堪薩斯…等城市展出,也被一些公立機構與私人所蒐藏。 「捏泥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越發感性地說:「妳知道嗎?當我在搓揉泥土時,常會不自而然地想著:台灣人就像大地的泥,樸拙堅韌,不管外來的政權如何蹂躪,它的本質始終不變,而且越經搓磨,越顯現內在的光芒。」 我聽了,為之一怔。一個十五歲就離開台灣、走向一個全然白人世界的女孩,原以為台灣從此在她生命中走遠了,孰料經過一番追尋,她找到了認同,從此將故鄉的情感烙在她的心懷,化作手中的靈與秀,呈現在她一個個精緻的作品中。 鍾宜君,一個捏泥的女孩,透過陶藝,道出一個海外新世代台灣人的心聲。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李彥禎和張由吏

我倆本各天一方,緣來飛進鴛鴦林;雙飛雙棲天地間,同甘共苦渡此生。 一、從一條浴巾說起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每次我沖浴後,不久或第二天,我專用的浴室的門邊的横桿上一定有人掛上一條乾淨柔軟清香的浴巾(圖二),讓我下次可使用。這樣細心的體貼,不但讓我擦拭身體時感到溫馨舒適,而且心裡感到非常甜蜜欣喜。奇怪的是,六丶七年來掛巾是那麼神不知鬼不覺,我竟連一次也沒逮到掛巾人。這不是我不知道是誰掛的,用膝蓋想都知道,當然是我太太張由吏做的,因自六丶七年前我們從北卡州搬到南加州有號稱人間天堂的「那久那有村」(Laguna Woods Village)的二房二浴的小屋以來,我們幾乎形影不離,沒有多少訪客,絶對沒有吃飽無代誌做的第三人來偷偷做。老實說,表面上這是輕而易舉,骨子裡意義卻很深重。舉例說,有時生口角發悶氣不相理睬,但浴巾照掛不誤,表示她心中仍有我、關心我,使甜蜜滲入心窩,非言語可盡敍。 ▲圖二 近兩三年來她突發奮猛做提包丶帽子丶沙發墊丶綴布(Quilt)等,不但嬴得無數人的稱讚,而且把這些精心的成品佈置整個小屋增加不少美感。突然,我靈機一動,覺得也該「投桃報李」做已獲得的享受的一點回應。於是,每天起床後,我自動把一條她自認最得意最心愛的綴布床飾(圖三)舖上我們床單上,讓她高興。我們做這些事都沒宣布或討論,祇是心照不宣,靈犀相通暗中去做而已。大概人生相處半世紀以上,心靈的磨合已夠的人,彼此不需要太多的言語便能溝通了,特別一起是嚐過酸丶甜丶苦丶馨人生滋味的夫妻。 ▲圖三 二、故事的開始 人的結緣,不論是誰,都有一段故事。我們當然也不例外。 我很幸運一生有許多情義投合的知心朋友。其中最難忘的是一群中學時的「狗兄狗弟」或所謂的「死黨」。我們不但常聚在一起玩丶一齊騎腳踏車上下學,天南地北的無所不談,也偶而做些打抱不平的俠義行為。我們非常天真浪漫丶自由快樂,盡情享受一生難再的青春期。有一天在閒聊中,忽然有人提議要給我介紹一位最「適配」的女生給我,並說第二天可能就可見到她。第二天早晨車沿公園路行進,忽然有人驚呼,她來了,要我仔細看。等閃身而過,大家迫不急待,馬上七嘴八舌急問看得怎樣,認識嗎?印象如何?我說我以前完全沒見過她,也不知她是誰,但看起來她長得蠻清秀丶端莊丶精神飽滿,走路穩重有力……,他們聞言異口同聲說,對啦,她的綽號就叫有力,真名實姓叫張由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她,聽到她的名字。此後,幾乎每天的話題都圍繞在張由吏身上。話題一打開,他們說我們兩人有很多類似的地方,譬如,我們從小學到中學都當班長,早晚升降隊伍的指揮⋯(我們不同校而各自在中正丶仁愛國小及屏女丶屛中)但我們的關係始終僅停留在上學途中相閃或僅在口上練兵而已,一點進展也沒有,因我們都不知如何接觸她,也不知她的住處。所以,我們祗有空歡喜、乾著急,直到幾個月後,救國團無意中幫個大忙。原來救國團在寒假舉辦南部七縣市各校級長在高雄中學冬令營。我們不但見了面也談過話。(圖四)(在此之前,張由吏或許還不知道世上有我這個人的存在。)可是,救國團搭了橋後,便撒手什麼都不管了。這比以前尚未認識她時更糟糕,因以前沒見面沒談話,沒有強烈「想伊」的壓力,現在情況變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何況有時隔了許多天還難得瞥見。簡直被折磨得快瘋了。後來,真的「瘋」了,我竟然無視社會的禁忌及不顧校規,「毋驚死」寫信到學校去。信寄出二丶三星期了竟如石沉大海,沒任何回應。我直覺事情「大條」了,恐怕闖出禍來,害她被責罰。我感到痛苦又懊悔,非常難過。有一天,「綠衣人」意外地遞給我一封字體娟秀有力的信,嚇得我混身顫抖。我心中暗念;判決書終於寄來了。我記不記得全文怎麼説,但永遠忘不了下列幾句話⋯…教官把我叫到她辦公室,拿出你的信,問我許多莫名奇妙的問題,我全據實以答,末了她説,看來你們兩人很純潔,各種表現都不錯,我不懲罰你們,但今後要格外小心⋯…。後來林瓊英姊(現今巴地摩爾Baltimore台灣婦女會會長)告訴我,你是她堂弟的好朋友,品學不錯,應該沒⋯」從此門禁解嚴,我們開始來往,享受青春期最難得的喜悅。 ▲圖四:早年冬令營,左營春秋閣。 前排中李彥禎,二排左五張由吏。 三、難忘的記憶 人生最感刺激丶最難忘,莫過年少時的狂妄,我們就有過這一段。 我是生長在一個非常自由放任的家庭。母親非常勤儉又溫和,從不打駡子女。父親雖生氣時聲大如陳雷公,但基本上他的公務已夠他忙,不大管我們,祇當有時他喝醉回家便召集全家大小,折筷子,講團結,訓話一番。其實,他心軟如泥,常為動人故事而眼濕落淚。有了這背景,我就喜歡什麼就做什麼。 有一天,心血來潮,我們招來幾個好弟兄妹,包括尚在小學的妹妹,雪玟,雪芬,由京,及尚未上學的由美等約十名,騎腳踏車從屏東市經里港到二丶三十公里外旗山去拜訪我的舅舅。吃過著名的旗山枝仔冰後,我們沿著下淡水溪河畔打道回府。途中無預期遇到很大的雨。我們無處可躱,祗好攤開一塊大塑膠布,由幾個男生執著四角,讓冷得發抖的小妺們穿著男生的外衣躲在其中。好不容易等到雨勢稍退,我們便急急忙忙趕路,希望在天黑前趕到大條路,即高屏公路。 那是極不容易的事,因路窄又長,後座又載著小妹。幸好老天保佑,我們不但如期趕到,而且順利找到一家小吃店。老闆見我們一群像逃難似的小可憐,又冷又餓又倦,特別煮給每人一大碗又熱騰騰丶香噴噴的米粉來慰勞大家。在進食中,眼見黑幕漸垂,擔心下段旅程難走,我趕快打電向父親求援。二十幾分後,父親騎摩托車到達。他一進門看到我們狼狽又緊張的窘熊,卻精神飽滿安好,便一言不發催我們馬上上路,他在後面照燈。當年的屛東下淡水溪橋大概在全台僅次於西螺大橋的長橋」,橋面上仍留有凹陷的鉄軌如不小心可能會被絆倒,是非常危險的,尤其在夜間騎腳踏車。一路上我們小心翼翼,鴉雀無聲,但心中惦惦不安,擔心回到家後,會被秋後算帳。沒想到一到家,父親母親都意外地溫和又關心地向我們:「很高興你們平安回來,你們辛苦一整天都累吧?趕快洗澡睡覺去。」我們聞言馬上轉身連頭都不敢回轉奔跑而去。我們雖然慶幸逃過第一關,但從第二天起,我們心裡都「剉咧等」(怕著等)不知何時大難臨頭。四丶五天過去了,一點動靜都沒有,好像事情從沒發生過似的,直到有有一天我一人獨坐客㕔時,父親悄悄坐過來,笑著問: 「可不可以談談那天你們驚天動地的歷險記的感想?」 我緊張地説:「很感謝爸那晚來帶領我們回家,不然,天那麼黑,我們可能回不來。」 父親説:「還有嗎?」 我挺上腰,頓了一下道:「老實說,那天的行動太衝動太倉促,沒什麼計劃及完整的準備,以致出了那麼大紕漏。實在很對不起,請原諒。」 「結論呢?」父親望著我再問。 「改過自新,不再重犯!」彼此稍停頓一下,我問父親: 「那麼,您有什麼感想?」父親想了一下才説: 「那晩去接你們的途中,我一直思考如何處理你們這群驚弓之鳥。等到我看到你們的様子雖然窘急尷尬,但都平安,精神很好。我知道你們那時的心情要趕快安全回家,休息。所以,決定與其教訓譴責,不如包容諒解。最令我欣慰的是,你在處理這次危機的穩重有度,我覺得你已長大了⋯」 我聽了第一次在父親面前流下感動的眼淚。經過這事件後,我恍然領悟父親二十幾歲便榮登銀行經理的寶座,他所服務過的銀行都政通人和,業績卓越,絕不是偶然的,十分令我敬佩,也成為我日後為人處事的榜樣。 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特地打電話給雪玟丶雪芬丶由京及由美,問她們是否仍記得上述的經歷,她們都不約而同說,豈止記得,簡直終身刻骨難忘。談到歷險記,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大談驟雨丶冷抖丶摸黑丶緊張、包容⋯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當年才五丶六歲的由美,至今仍歷歴如畫,記得她當年全程七、八小時坐鍾信夫兄的後座一聲也沒哀,並在大雨中仍能悠哉悠哉觀賞潺潺流過腳底的雨水而不緊張,其耐性丶冷靜,及記憶實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呀!半世紀前發生的事,今天大家仍活著談論共同的回憶是多麼令人興奮,多麼難能可貴呀!這個一去永不回的青春快樂時光是萬金買不到換不回的。 四,苦難.考驗 人的出生都要經過陣痛、疼痛。人生的旅程也會遇到苦難丶考驗。 高中畢業生第一個面臨的難關就是升學考試─偏重記憶/死背/猜題的考試。當年升學考試競爭非常激烈,居住南部或偏遠的地區常因缺乏有時效的資訊丶考場又遠離丶交通不便而吃大虧,升學率較落後。如果第一關沒順利通過,以後諸事就困難重重。我們雖都是高中直升生,卻因「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雙雙跌跤沒上最好的名校,而各自汰至私立中原的物理系及淡江的外文系,異常失望丶傷心。我家有兄弟姊妹八人,父親在金融界服務,經濟上勉強過得去。由吏家有六姊弟,父親因個性耿直清廉不同流合汚,而被排拒到山地鄉當建設課長。雖當了「番王」,收入並不豐,又無恆產,平時應付開門七件事己幾乎捉襟見肘了。第一學期東集西籌勉強應付過,但第二學期便無法以繼,毫無選擇餘地,下旗返鄉「吃家己」,不似同班同學許忠政(現許氏人參董事長)有辨法轉學到台大,及黃蘭君(當年政界紅人黃朝琴的女兒)能不愁昂貴的學費。由於沒有顯赫的家世,又缺乏高學歷專長,再加上社會對女性的歧視,要在小城市找一個理想的職業,簡直比登天還難。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她自己摸索找到幾個強差人意的工作,如在屏東西瓜大王處當管帳,在補習班刻鋼板,當小學代課老師,及當屏東民立廣播電台當廣播員(看在校時屢次得演講比賽冠軍,及小學老師的推薦才獲選。)做一段時間後,她覺得這種仰人鼻息又沒創意的工作不合她的興趣。她要以自己的才藝開創自己的事業。當她告訴她父親想去學裁縫時,她父親勃然大怒道:「早知妳要去做女工,妳上到小學就夠了。」但他卻提不出其他辦法。她堅信貧窮不是絶境,祇要有信心,有智慧,鍥而不捨,一定可以成功走出一條路來。於是,她下決心要靠自己,闖天下。沒錢上裁縫學校,她就向書局訂購有關裁縫方面的中丶日文的期刊、専科書自己研究。學理丶技巧上有問題就請教附近一位好心的女裁縫師;日文看不太懂就請教母親。把家裡的餐桌當裁剪桌,把舊衣拆開研究其結構/縫法,把舊報紙用來裁畫裁剪,再把一部古董縫紉機搬到客廳練習車衣。如此日夜苦學勤練,無師自通後,她就大膽踏出來開設「藝美裁縫社」謀生了。許多昔日的師丶友聞訊紛紛到店來看她。當看到店那麼小又簡陋,有些人表示憤憤不平說:「妳那麼優秀竟然龍困淺灘到此地步,好可憐,好令人心痛呀!」由吏回應說:「謝謝大家的關心。我雖窮困但絶不放棄一缐希望。我需要大家的關心及鼓勵,但絕不是可憐。我將很努力,絶不讓大家失望。」由吏抱定「誠信悅服」(即誠實待人,信用第一,喜悅心情,服務人群)的宗旨開始創業的第一步。由吏雖初出茅廬,但做事非常認真,一點也不含糊,總全力做得盡善盡美讓客人心滿意足而歸。舉例來說,當年流行穿百褶裙。做這種裙不但需要非常專業丶細心,及耐性。換句話說,在製作前,測算必須精準,熨工必須精巧,否則一出錯將前功盡棄。當年熨斗是用碳燒,不是用電,很不方便,而屏東太陽大店面小,非常悶熱,熨一件需數小時,熨完一件常滿頭是汗,非常難受。這種艱辛高難度的工作祗有由吏願做能做。她曾創下一天做五件的最高紀錄,而名揚遠近。如此,慘淡經營數年,生意蒸蒸日上,漸入佳境,終於能擡頭站起來了。 我在中原理工學院的學業平均雖不差還是甲等,我對物理興趣卻不高,且自認無特殊才華,加上由吏與我天南地北相隔,見面不易,非常痛苦。於是,我决定改組重考,而考進成大外文系。老實說,我對文學雖感興趣,但對外文並没什麼大興趣或天份。我之所以來成大主要是我較喜歡在自由廣大的天空遨翔,而不願拘束於小室裡團轉。但坦白說,骨子裡還是想接近由吏呀!至今回想,當年實在也够痴,情狂了。但,如無當年,何能有今日?我們都心甘情願,何悔之有。 ▲圖五 有人常說「畢業即失業」,但對我來說卻剛畢業即受騙,且栽在一位朋友手中。原來,在我快退伍時,在大學低我一屆的老鍾,忽然跑來向我求救說,他的一門主科恐不能過關而不能畢業,而她太太快臨盆,而且在台北有一個很好的職位在等他。如他不能畢業則問題太大了,希望我能代向我熟悉的教授求情。我們雖不是很熟悉但曽同屬成大棒球校隊,總不能見難不助。不久,老鍾興高采烈跑來感謝我說他已畢業了,馬上要去台北上班,並說他的人際關係很好,一定可幫我找到很好的工作,勸我不要留在小城市那是沒有什麼前途的。果然,不久來信要我寄資料給他,並說快了,請準備。我一向對朋友很忠心又信任的,對完全沒利害關係的他完全沒有疑慮,直到很久了,一向對我完全放任信任的父母看不下去要我親赴台北查證。結果,找不到那家公司也找不到老鍾,原來是一場騙局。(詳情可讀我的拙作「有愛無淚」中的「人生的第一課」)正當我傍徨不知所措之際,有一天在街上忽遇高中導師朱春生老師。他知道我的困境後馬上主動向校長丶教務主任推薦,(謝天謝地沒有人向我索紅包,而我當年還不知學界已有此陋習。)讓我在開學前吊上車尾,進了母校屏東中學執教三年。在這三年中,我完成人生三大事:1. 與相戀十年的張由吏結婚,2. 生男育女,3. 到美國留學。 五、離台赴美 長在溫室裡的樹是長不高大?留學去! 1960年代的台灣政局是緊繃,留學潮正洶湧澎湃,大専畢業生無論貧富賢庸都想盡辦法往外留學去,我當然也不例外。 但「 留學」對學文、法、社會科者不啻是「流血」的代名詞,因為獎學金少或缺,功課重又難,打工時長錢少又繁重。我就讀的北卡大(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一UNC)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於1795),學費較低,但我不是州民,須多付3倍。我辛辛苦苦帶來的美金三千元(在屛中教師一個月的本薪才九百台幤,不到美金三十元。三千美元是集縮衣節食,補習收入,及父兄資助而來。)頂多僅夠支持一年而已,而學校要求我二年一氣呵成。我是來此改修社會工作系,須修完54學分。我揑揑薄錢包,便馬上向學校請休一年,摸摸鼻子很知趣地到紐約與老同學兼難兄難弟的林正堅會合打工,「流血」去。我還幸運沒被逼到油煙迷漫丶人聲吵雜的餐館去洗碗,而在乾淨丶上軌道的日本禮品店工作。但我每天得站8小時,下班後又得趕上課(為取得I-20),課後再搭地鐵半小時走路十分鐘才抵家。往往抵家已超過十點,已差不多飢疲交迫了。然後還要洗米煮飯,洗菜切菜炒菜等等。然後才稍輕鬆與室友聊天,祭五臟廟。之後,如有餘力再寫家書,思思念念或吐吐苦水。我們四人合租相擠的公寓是座落紐約市較貧困的布魯克林區(Brooklyn),房東吝嗇刻薄,在嚴寒的冬天,室內溫度不低於華氏50度是不開暖氣的,這對來自亞熱帶的我們無異住在氷室內。這時我們皆領悟到一句名言:「有錢無錢娶某好過年」。但此時此景,四個落難的羅漢腳,除了乾擁冷被,夫復何為? 六,冬去春來 正當我們面臨生活困境,心情低落時,忽然發現有兩位「天使」住在我們的樓上一一陳柳江醫生及夫人洪美和。他們不但平時關照,常載我們購買生活補給品,並且每個週日帶我及林正堅到紐澤西徐華醫生家做禮拜。在那裡我們認識了林華山醫生及夫人劉碧珠等一群可敬的基督徒。我深受感動而受洗。最令我終身難忘的是當我要回UNC,陳柳江醫生竟然主動請假與已懷孕的洪美和夫人(圖六),開車載我回校並幫我安頓下來。半年後,他們得知由吏不久將來美與我團聚,又主動把載我南下的那部車贈送給我說,沒車等於沒腳,上課工作都會困難。這等愛心及友誼,四十多年來每憶及或談起他們,我們都不禁眼濕,太感激了。 ▲圖六:在UNC,左起:洪美和丶陳柳江、李彥禎。 1971年春,由吏提早來美是得益於台灣留學生接眷政䇿的修改,從須等二年改為一年。在機場接到身僅帶$5元,消瘦的她,心中萬分憐惜丶歉疚。一丶二年來她要工作及撫養二個稚兒實在太辛苦了。没想到,她來美第二天,她堅持馬上去附近看顧别人的小孩,賺點錢貼補。她說她要來美前有人勸她不要來以免增加生活負擔,她要証明她不是來吃軟飯的。她馬上學開車,而且在二三星期內便拿到駕駛執照。接着,她自己開車到處去找工作。她告訴我她找到一家似乎很適合她,但因她初來,英語尚不行恐不被接受。於是我們相袂去找老闆說,她有他們所需要技術,衹是英文尚有點困難,如能讓免費工作一星期,如還不行,她會自動離開。結果當天下午去接由吏時,年輕的老闆,Ralph,笑嘻嘻跑出來告訴我,由吏就是他們好久都找不到的first pattern maker (第一手樣品製作者)。她不必再試,可即日就上班。以後的最初幾年,同樣的情況一再重演,她也常在一試後,人家都再也不放她走。由於我們不願與小孩長期分離,我們儘快要把他們連帶照顧他們的外祖母一起接來。要達到這目標,我下完課,由吏下完班,便都各自趕到餐館當侍者,及西裝店改衣服。約十點回到家,由吏準備晚餐及第二天的早丶午餐,我則準備功課常至三更半夜。如此,夙夜匪懈,岳母終能攜帶子孫飄洋過海於1972年1月飛來團聚。(岳母一生勤勞,謙虛,有禮,省吃儉用,把家整理得乾乾淨淨,條條不紊。從來不出遠門,又不懂英文卻能帶二孫子來美。然後她又從英文文盲變成眾孫英文26字母的啟蒙師,並以八十多歲之高齢通過改籍美國公民的考試。真令人佩服。) 七、我的社會工作 1972年5月15日,即行畢業典後的第二天,我便到北卡東部的小城Kinston(人口三萬多)的一個智障(Mental Retardation -MR)中心一一Caswell Center報到當社會工作者。這是我早年對自己的期許,要在我精華的人生歲月之中,對人間最不幸又最無助的人群服務。北卡有四個MR中心,専門收容智商低無法獨立自立的智障者。Caswell Center是1914年設立,北卡最大的中心,有居民1800名,有員工丶專業人員約一千人來照顧其基本生活起居,舒解家庭及社會所面臨的困境。起初這些做為僅基於人道的考量,很少顧及到人性的尊嚴,人權的保障,直到1963年甘乃迪總統有親人的切身之痛,而設立新法全面保護丶照顧這不幸丶被遺棄丶被遺忘的人(約佔6%的人口)。此後,智障者所受的待遇才舖天蓋地獲得十足的改革。老實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那麼多智障的人聚集生活在一起,也由衷地感佩美國人如此人道丶細心丶慷慨地照顧他們。(當時美國花在他們身上一年一人$35,000 元,比我的年薪多二丶三倍。)他們的食丶衣丶住丶行丶教育丶職訓丶健康丶娯樂都被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一般正常家庭的小孩還強得多,又比早年我在台灣看到的可憐的智障,獨自被關被隔離在喑無天日丶髒臭濕冷的地牢小屋丶吃殘飯餘肴,到處被羞辱追打⋯有如天壤之別。現在政府要把他們真正當人看,要尊重他們丶教育他們丶訓練他們,使他們能在有生之年再回歸社會丶重享天倫之樂。為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及社會丶家庭的期待,我以最大的愛心對待他們如自己的子弟,透過無數耐心的接觸丶訪問,逐漸消除他們與家人及社會的隔絕,進而融合在一起。每當我看到這些子弟露出天真無邪的笑容,家人歡樂地擁抱,及社會人士友善的接納,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刻。 六年後,為讓我自己的小孩能獲得較合適的教育環境,而決定要搬到北卡文化、政治、經濟中心的首府Raleigh,及台灣人匯集的地方。在感人依依不捨的惜別會上,我的上司、同仁給我不少的慰勉,譽我可能是Caswell Center史上把那麼多居民,家庭,及社會拉近融合的第一個外國來的社會工作者,並問我是如何做到的?我靦腆地說:「大概是我的戇膽及愛心吧!」 八、申請綠卡的挫折 留學生要在美國長期工作,必須要先獲得永久居留權。 我在Caswell 工作有18個月的實習期,但據說外國社會工作者要申請永遠居留權很難。於是聽律師的話以由吏的専業申請綠卡。本來一切順利的,卻在面談時被打回票,因由吏己隨我換工作而離開原申請的僱主了。對此,我們失望又傍徨,為此,由吏不得已再重新申請。Kinston是小城似無此機會,祗好到95哩外的Durham去工作,於每週一至週五離家工作,非常不安又辛苦。幸好,朋友主動幫忙丶給予方便,如此持續不斷6個月。有一天,忽然福從天降在信箱裡收到寄來的綠卡。譲我們喜開望外,雀躍三丈。,我們終於能永久留在培育我們,造福我們的美麗美國了。當由吏提出辭呈時,老闆,Walker,才發現這段期間由吏的實況,而感動欽佩不已。他很不捨由吏的離開因她是幾十年來最好的裁縫師/幫手。回想來真奇,半年前我們本來找附近別的地方,卻買錯報紙,而歪打正著意外找上黑人Walker,沒想到Walker那麼熱心幫忙申請到綠卡。他不但改變我們的命運,並且無意中引導她走上此後的行業一一改衣専門店。這是或許是上帝的恩典及帶領吧! 由吏回到Kinston ,我馬上設法在我們縫紉部找工作,但該主任Kennedy總推三阻四不接納。祇好先到別的部門照護居民。有一天我和中心的秘魯裔總頭(Superintendent)在打網球時,他問候由吏近況,我據實以答。他聞言說,「我曽聽說過由吏的才幹。她真的被放錯職位了,我會馬上處理。」幾天後由吏果然便接到通知,要她馬上去縫紉部上班。再過幾天,Kennedy親自打電話給我:「由吏真能幹又認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開玩笑説:「妳不是說她英文不行嗎?不能勝任嗎?」她尷尬地説:「別再開玩笑了,現在一點問題都沒有了。」此後把由吏當成她的左右手,把設計特殊軀體的衣服或其他疑難症的艱難工作全由她負責解決。往後更又疼惜由吏如親生女兒,想送她上州立大學深造。由吏因距離過遠而婉拒後,又主動替她申請到北卡第一個設計師的頭銜,讓她從此擁有冷暖氣單獨的辦公室,五年後由吏與我決定搬離出去闖天下,Kenndy馬上很體貼帶一些衣服及現金200元説:「我相信以妳才藝一定會成功。這個小意思僅表開頭采向妳祝賀開張大吉,萬事如意。」說完緊緊抱住我們每一個人,非常不捨。此後,她有空就來看我們,我們有機會到海邊玩也一定順路拜訪她。我們繼續彼此關心來往直到她逝世。蒙她的福,由吏的生意從第一天就一直客人源源不斷地來,正如當年在屛東創業時一樣。相信在天之靈的她一定感到很欣慰。我們從遙遠的台灣來到美國與她結下如此深厚的情誼是何等有幸丶感念呀! 九、轉業、創業 我的新工作是在Murdoch Center,規模僅次於Caswell Center,居民約一千人。當初設立時有隔離的用意而設在偏遠的鄉區。我被分派到智障又眼盲的單位,照理工作更為複雜丶困難,但由於設備齊全,愛心十足大家都很快樂。舉個例,S初來中心時,可能因好動卻不能看見,情緒不穩,時常胡閙,就像著名的海倫凱勒小時因聾啞盲感到極端痛苦丶忿怒不可理喻,那樣難予管教,直到有一天無意中被一具玩具鋼琴所懾服,她竟無師自通不斷地彈出美妙的音樂來。大家都很驚喜,她也高興得手舞足蹈,不停地歡叫。從此,她似著魔似的每天在音樂室內大彈其琴大唱其歌自得其樂。(看起來儼然是名家演奏,雖然其曲難解,其詞不清。)有一天,我們把這位名符其實的「天才」鋼琴家送到電視台表演,她大出鋒頭而成聞人。S 的智商不高,口齒不清,常辭不達意,講話時,常身子前後擺動,手常握著或摸著對方。有一次,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手摸著我的臉,樣子非常誠懇丶純真丶溫柔地向我說:「I love you.」我一時怔住,感動良久。誰說智障者無知覺丶無情感,一無可取?我與智障者相處十年,深感他們純真的本性及可愛的人性,有時甚至勝於常人哩! 想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早年因發燒過度而成智障的表妹,亦有奇才。她平時講話不太靈精有點儍乎乎的,但一旦有人掉了東西找不到時,她便很快把東西找出來或指出來。有人說她可以當偵探協助警察找回失物。我來美10年第一次回台。當我抵家時第一遇到竟是我這表妹。我家人告訴我她己很久沒來我家,但那幾天她卻忽然出現並且口口聲聲説:「沙拉(我的日本名)要回來了。」沒人見到她也沒人告訴她,她如何知道的?此後數年,這種事一直重演,直到她過世,真是神奇極了。但,最令我不解的是,她僅僅對我及家妹雪玟如此。是不是她小時候,我倆最關照她,而成靈犀相通?我在Caswell時有位智商才30多的Henry,他居然不經思索馬上說出幾年幾月幾日是星期幾,而且百無一失,非常精準。後來我們把他送到阿里桑納大學去讓專家研究。智障者中有天才,或天才者中有智障?造物者真神奇! 由吏自抵美的第一天到1978年搬到Raleigh之前,可説工作不斷,但全是替別人打工,自己還沒創業。但要創業談何容易?除了需要資金/人力外,有時還需要運氣。為尋找地點好又便宜的店面非常困難我們已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有一天,我們在一家小Mall閒逛,遇到一個工人打扮,毫不顯眼的中年人。他得知我們的意圖及困境後,馬上向我們保説一星期後,你們在這裡會有一個店面。深談後才知道他是這Mall的主人,對台灣來的人很有好感,認為都是勤儉丶誠信的人。果然他信守承諾,在走廊末端,布料行的玻璃牆邊,搭起兩道簡易木板牆,圍出298呎連屋頂都沒有的小店面租給由吏。兩星期後由吏單槍匹馬上任了一一開創了日後成為北卡州最具規模的改衣業「王國」。 我是在北卡州政府服務滿十年後,應由吏的請求才正式全時加入她的改衣行業,因她已忙得快透不過氣來了。在此之前,除週末丶晚間稍事幫忙外,我對做生意是一知半解,又無大經驗。但,我緊緊記住台語一句名言:「有様學樣,沒樣,自己想」,再憑一身戇膽,滿腦子的奇思怪想,及有極堅強的靠山便開始橫衝直撞了。我上任後,秉持最初的理念:誠信悅服,加上「 更合適丶更迅速丶更省錢」的口號及行動,不斷地生長丶壯大直到比最原先的店面的八倍大,並賣起男裝來。接著來在Mall前面購地建一棟約3500呎全磚的獨立屋,並增設乾洗店。然後又在北Raleigh,西邊的Gardner增設二間改衣及一間乾洗店。我們的客源除了廣大的群眾,我們還有數家大百貨公司如Hudson Belk,J.C. Penny’s,Nostrum,Republic of Banana...

楊惠喬

楊惠喬女士是洛杉磯台美人僑社的「大姊頭」,她的歷練豐富,對台美人貢獻良多。 楊惠喬1970年來美,1971年與鄭德和(生前曾任台灣獨立聯盟中央委員、台獨聯盟美國本部財務長)先生結褵。 楊惠喬說,鄭德和會和她結良緣,因為他覺得惠喬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樣,因為一般女孩對政治都敬而遠之,惠喬卻是「蝦米攏唔驚」的奇女子,就是這點特質,讓他們成為人生的伴侶。 楊惠喬在台灣念台南女中時,就閱讀過雷震先生出版的雜誌「自由中國」,她就告訴導師,指出國民黨選舉時都買票作票,導師則勸阻她,要她先別管這些事;而惠喬的一位學姊就因為在周記寫過對當局不滿,就被抓去綠島坐牢,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她就已經很有反對意識。 鄭德和曾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的財務長,1985年曾陪張燦鍙主席赴歐洲募款,楊惠喬當然就協助先生處理本地事務,也成為台獨聯盟裡的重要成員,同時也是FAPA的中央委員。 1978年,蔣經國要就任「總統」時,鄭德和和楊惠喬就開車到北加州的舊金山參加台灣人的示威活動,他們夫婦之外,兩個孩子(兒子鄭丁榮,女兒鄭伊純)也一起出動,在示威現場還發生和反示威者(國民黨人或中國人)衝突打鬥的場面。 1985年(11月22日),鄭德和先生因為肝癌辭世,當時兒子十二歲、女兒十歲,楊惠喬說,先生過世前後,聯盟的兄弟姊妹都大力幫忙,讓她度過最艱難的時刻。 當時鄭德和夫婦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One Hour Photo,德和過世,合夥人卻迷信而表示不願意再合夥,說要完全獨資經營,可是楊惠喬當時沒有其他收入,不願退出,合夥人最後把股份賣給惠喬的朋友,惠喬繼續經營這家店。 雖然遭逢喪夫的傷慟,但楊惠喬很堅強,不但從艱困中走過,而且還繼續德和的志業,在聯盟裡無私的奉獻,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 楊惠喬於1985年11月29日寫的「泣德和,哀感謝」一文中說︰「德和,安息吧!我會盡心盡力的敎養咱們的孩子,使他們長大後能如你一樣擁有一顆善良、肯犧牲的心,也能如你一般的有對台灣故鄉的愛與關切。雖然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但是我會好好的走下去。」 德和過世後,樂觀向上的惠喬沒有怨天尤人,從以前的幕後參與、默默奉獻走向幕前,並於1986年接下了南加州人權會會長的職務,1987年擔任台獨聯盟總部中央委員。 三十年歲月流逝,惠喬姊愛台灣的心一點都沒有變,這漫長的路,她確實一步一步踏實地走了過來。 《台灣公論報》創辦於1981年,前八年報社設於紐約長島,1989年遷至加州洛杉磯十年,1998年遷至加州聖地牙哥。 1996年,楊惠喬在台灣公論報擔任編輯、總編輯,最後接任社長的職務,編輯部就設在Temple City。 當時公論報每月虧損五千美元,台獨聯盟主席為補這個資金缺口疲於奔命,惠喬見狀挺身而出,自告奮勇,擔負起募款重任,事後證明也頗見成效。惠喬笑說這是公論報30年經營期間,唯一一段稍有盈餘的時間。 提起當時如何為公論報募款?惠喬可是使出十八般武藝,看到黃茂清律師出了一本書,惠喬主動與黃律師聯絡,提供銷售平台,協助賣書也為報社賺取佣金。看到李昂出書「北港香爐人人插」,因陳文茜「對號入座」引起一些紛擾,李昂遭受打壓,惠喬主動與她連絡,邀請她來洛杉磯,擔任公論報募款餐會主講人。李昂不但爽快答應,還極有義氣的攜帶了一百本書來洛杉磯義賣,對公論報財務的挹注,不無小補。據惠喬了解,當時加拿大也有其他單位邀請她去演講,李昂則表明態度,已經答應公論報,如果要去加拿大也得等洛杉磯之行過後。李昂當年的演講會在洛杉磯,聖地牙哥和達拉斯舉辦了三場,獲得極大反響。 提起公論報由興至衰,以至於三十年慶時黯然停刊,惠喬表現出難捨之情。惠喬多次為公論報的長遠發展做出規劃,建議購置辦公室,可惜未被接受,否則光是房地產的增值,就可以讓公論報進可攻退可守。建議未獲採納,惠喬退而求其次,建議在台灣會館租辦公室,也遭否決。1998年,劉清白擔任發行人任內,《台灣公論報》由洛杉磯遷至聖地牙哥。結果辛苦積累的四萬資金就花費殆盡,讓惠喬徒呼負負。 公論報遷離洛杉磯後,惠喬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在台灣人權會、台美基金會以及台灣之友會的活動,並曾為台美基金會編撰1999年年刊,見證了當年頒獎的盛況。最讓她津津樂道的是,Far Eastern Economy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於1997年10月專訪楊惠喬,當時人在日本的金美齡看見報導非常高興,表示很難得能在國際媒體看到台獨聯盟的旗幟。 2000年,惠喬投入台美人傳統周的活動,這是台美人傳統周的濫觴,當時係由李英偉擔任召集人,由此促成台美社團的大團結,也讓台美人認識到這個活動重要的意義。隔年2001年,基於資源的考量,由台灣會館接手主辦,初始召集社團也將前一年的盈餘轉交予台灣會館,接棒努力,持續至今,成為台美人的年度盛事。 2010年5月,以台灣之友會為主導,惠喬邀請台灣殘障人士組成的舞蹈團「鳥與水」來美公演。該團團員人數近二十人,加上所攜道具很多,惠喬不辭辛勞,所有接洽事宜,包括旅館、表演場地等事事親力親為,表演取得極大成功,惠喬也深感與有榮焉。 台灣之友會(Friends of Taiwan)成立於1999年,是惠喬近十餘年來重點參與的社團。台灣之友會首任會長由林美里出任,隨後就由Ted Anderson接任,直到Anderson 92歲正式宣告退休為止。2016年11月12日,台灣之友會特別舉辦歡送大會向他致謝;美洲台灣日報也以他的專訪報導列印裱裝,於當天的大會致贈給他,表彰他為台美人所做的奉獻。惠喬指出,Anderson夫妻都極為熱心台灣人事務,台灣之友會每月舉行Board Meeting,他高齡的妻子也都會跟著出席。如今Ted Anderson退休,Anderson夫人仍自告奮勇,自願為台灣之友會擔任會計,管理財務。 提及Anderson與台灣的淵源,惠喬指出,2000年選舉期間,他曾獲獅子會邀請赴台。2004年由台灣之友會組團返台觀選。當時是民進黨執政期間,他再度赴台參訪,還到總統府獲副總統呂秀蓮接見,同時參訪許多政府部會,但從未與阿扁碰過面。直至阿扁入獄,基於他對人權的極度重視,二度專程赴台探視阿扁,這種有情有義的表現,令人動容。 惠喬出生於台南市一個詩書世家。父親是詩人,獲獎無數,心胸開闊,對小孩的教育採開放方式,看到好的書冊電影,就會鼓勵小孩去讀去看。長期薰陶之下,家裡兄弟姊妹,大弟是畫家,小弟在日本當牙醫師,應林衡哲委託,翻譯日本一位逾百歲的老醫生的書,姐姐曾在公論報有一個專欄,叫「美居絮談」,各擁一片天。惠喬的一兒一女均已結婚成家,事業順利,美中不足的是都還沒有小孩,想當阿嬤還有得等! 談到台灣的政治形勢,楊惠喬對蔡英文寄予厚望。惠喬說,2012年選舉時,她大力敦促親朋好友返鄉投票。當時她曾買了一本蔡英文的書「洋蔥炒蛋」,讀完後對蔡英文有更全面的認識。書中提到,蔡英文在倫敦念書時,曾令教授們頭痛,討論要不要破格頒給她兩個博士學位,最後以「一個半」的博士學位結束懸念。當她為台灣政府坐上談判桌時,冷靜自持的態度與思路,屢屢為台灣爭得最高的利益。惠喬指出,這次大選,因為蘇貞昌放棄纏鬥的睿智之舉,讓民進黨的蔡英文取得總統大位,並在國會席次上取得驕人成績,得以完全執政,這是全民之福,是台灣人盼了許久才獲得的勝利果實,大家應該珍惜。 惠喬一生為台灣獨立打拼,希望台灣有一天能不再受制於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對於蔡丁貴教授預言,台灣能在2020年獨立建國,惠喬表示,這個願望能否達成,外要考慮國際形勢,內要團結一致。對於現在國內小黨林立,彼此掣肘,反而變成扯後腿的局面,惠喬表示憂心。 很多人都說不願涉足政治,但惠喬語重心長表示,不是你願不願意涉足,而是政治早就已經融到你的衣食住行當中,無法逃避。台灣人要勇敢面對挑戰,努力爭取,才是讓自己、讓台灣安身立命,永保安康的不二法門。 文:Edda

許忠政與許聖美 許氏人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許聖美參加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年會,與一大群活潑的姐妹們在一起時,總是安安靜靜微笑看熱鬧,與大夥人一起出遊,也顯得歡喜自如和氣安詳。她與丈夫許忠政常給人質樸誠懇、厚道務實的感覺,這對被華文媒體稱為「花旗參大王」的夫妻,或許覺得保持低調是他們比較自在的生活方式。 早年,他們在台灣是一對社會工作者,從事兒童福利與社區工作。到美國唸書後,因緣際會到五大湖畔的威斯康辛工作,無意中看到參農們種植花旗參,進而投入買參、賣參與種參的行業,經過多年的胼手胝足,終於建立一個產銷全球的「許氏參業集團」。他們的故事在敘述一對勤勞刻苦謙和務實的台灣人夫妻如何在美國同甘共苦奮鬥有成的人生。 因社工結緣 許聖美和許忠政交往時,聖美的父親對許忠政的印象是:「他的個性外向,看起來可能更適合做生意。」她知道這是不贊成的意思,因為在台大醫院行醫而且在醫學院執教的許瑞雲教授一直希望女兒嫁個醫生或學者,做生意看來不像個安穩的行業,何況兩人都姓許。 聖美不願忤逆父親的意思,但又放不下這份感情。從小她就是個安靜乖巧的女孩,功課很好。小學時,老師要她當班長,她惶恐地推辭,後來經過老師一再鼓勵,才硬著頭擔當,發覺自己也能做得不錯。長大後,原本希望唸護理,卻因大專聯考的分發誤打誤撞進了台大農推系,心裡倒不曾想過日後要推廣農業。 大學畢業後,她到基督教的「兒童福利基金會(CCF)」工作,關懷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子們。這段期間,認識了同樣來自長老教會作基督教社會工作的許忠政,兩人情投意合。 當時在躊躇的情況下,她曾請教沒有當醫生娘的三姨,問她對婚姻的看法。三姨說:「我雖然沒有像妳媽媽及妳二姨那樣嫁給醫生,不過我們夫妻的感情很好,婚姻也很美滿。」這些話增加她不少信心,只希望假以時日,父母會改變心意。 許忠政來自澎湖白沙島瓦硐村的一個農家,在家裡十四個小孩中排行第十。幼時家境困苦,不僅三餐常吃地瓜乾,而且因為澎湖風沙大,草木難生長,家裡沒柴燒飯,他得去撿牛糞,把牛糞貼在牆壁上曬乾,再拿來當柴燒。他說,他一直撿牛糞撿到唸初二為止,並且因為上了初中,應學校老師的要求,父親才去買了一雙球鞋給他,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當時又因為家裡是全村僅有的三、五戶基督徒家庭之一,時常受到村民的另眼相看,所以從小他就立志長大後要走出白沙島。 高一那年暑假,為了鼓勵澎湖的學生投考軍校,老師帶著十幾個澎湖的孩子到台北參觀軍校。一天晚上大約十一點鐘,他在街上看到幾個北一女中的學生在等公車時,還就著路燈看書。心想人家名校的學生都這麼用功,他一個鄉下孩子如果不加倍努力,怎麼可能考上大學? 這個啟示改變了他的人生,回到白沙島後,他發憤用功,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考上淡江大學,成為全村第二個大學生。接著,因為嚮往台大,在淡江唸了兩年,參加轉學考試,終於如願考進了台大外文系,成為許聖美的同校同學。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基於信仰與愛心,他到「台灣基督教福利會」的社會福利部工作。其後三年,從事過社區衛生、飲水、婦幼、以及關懷烏腳病患者等社會事工。一九六九年,申請到留美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大學(Univ. of Denver)攻讀社會工作學碩士。 隔年,許聖美也到了美國。兩人經過多年的交往與不斷的祈禱,總算得到雙方父母的祝福,高高興興地結了婚。由於許忠政在丹佛大學唸書的第二年領的是威斯康辛州政府提供的獎學金,畢業後必須到威州服務。所以在1971年,他拿到碩士學位後,即和聖美兩人起程前往威斯康辛州的芳都拉克(Fond du Lac)。他在州政府的社會局家庭服務司工作,許聖美則去唸她一直想唸的護理。 那時,許忠政負責威州七個縣的兒童福利,必須經常開車到轄區內的大鄉小鎮探訪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童們。他在僕僕風塵馳騁於大道小路間,無意中看到幾個參農們正在種植威州盛名的「綠金(Green Gold)」,心中感到震撼,也感到好奇。 威州見「綠金」 原來威斯康辛特產花旗參,當地人稱為「綠金」,一些德國和波蘭的後裔世代賴種此為生。許忠政在1973年第一次看到一大片高約一呎多、紅果實綠寬葉生意盎然的參田時,不禁愣住。心想這個在台灣常聽說的一級補的昂貴東西竟然是自己居住地的特產,不知效果如何? 他先買了兩磅寄回澎湖給體弱又患有胃病的母親服用。六個月後,家人來信說效果奇佳,請他再寄一些回去。他繼則一想,此處既是參的產地,附近又沒有幾戶華人,自己獨得地利,何不作點向華人銷售花旗參的郵購生意?那時,美國的郵購事業正興,他開始用心研究花旗參的種種與郵購的辦法,然後在1974年和許聖美共同創立「許氏人參企業公司」,從事小額的花旗參買賣。 他們第一次只買了十八磅花旗參,兩人動手修剪,分批包裝,在華文報紙刊登廣告後,接受訂貨。結果十八磅很快地賣完,信心大增,於是繼續購進更多的花旗參,也大量寄發傳單給在美國的華人家庭,生意逐漸擴大。 許聖美這時已在醫院當護士,郵購公司就設在自家地下室,夫妻倆下班後,勤兼副業。1975年,許忠政買了三百磅花旗參寄到台灣,讓剛自軍中退役的弟弟去銷售,自己則到美國各地的中國城接洽批發事宜,結果兩邊都進行得很順利,他開始考慮全面投入花旗參事業。 當時,許聖美懷著老大,大腹便便。許忠政決定辭掉州政府的工作出來創業時,雙方親人都反對,只有聖美心想:既然丈夫有他的理想,就該讓他去嘗試,至少自己在醫院還有一份工作,可以養活全家。就這樣,他們毅然賣掉在芳都拉克的房子,全家搬到威州北部盛產花旗參的沃沙(Wausau),迎接新的生活。 他們的老大在1976年出世,那年年底,許忠政已經初步建立起花旗參的銷售網,銷售量達一萬多磅。外文系畢業的他講得一口流暢的英語,加上多年的社工經驗與本身的親和個性,使他能很快地和人熟稔。他常在買參的時候,和參農們聊天,一邊獲取花旗參的知識,一邊留意種參的方法,心裡隱隱約約存著一幅更大的遠景。 這時的許聖美除了上班與照顧幼兒外,也幫著做郵購生意。她說,那些年,每次聽到電話鈴響,就趕緊把孩子趕到另外一個房間玩,再關起門來接電話談生意,以免被對方聽到孩子的聲音,覺得不夠專業。 聖美做事仔細,為人親切,在電話中和許多顧客建立了友誼。直到現在,公司的業務已經擴展許多,郵購單位仍歸她負責。她說,她後來參加NATWA的年會和其他的活動,都是顧客們在電話中通知她的。 十年苦撐 1978年,他們作了一個更關鍵性的決定,買了160英畝的農場,正式當起參農來。原來沃沙和哈爾濱同樣位於北緯四十五度,都是最適合種參的地方。中國東北的人參屬熱性,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屬涼性,功效略有不同。他們相信這種補而不燥的花旗參會有很大的潛在市場。 於是懷著生產「綠金」的美夢,這對來自亞熱帶島國的年輕夫妻開始在這冬季漫漫白雪茫茫一望無際的大地耕作起來。他們雇請了一個美國人,三個人摸索著種參。 許聖美說,花旗參必須種植在處女地,所以種參之前,要先整地。因為種參的土地如果太黏,根會爛掉,總得帶點沙質,參根才會伸長。栽參的種子也必須先和沙摻雜,埋在外面沙坑裡一段時日後,才會爆芽。所以在栽種人參以前,必須先花費一年的功夫整理土地,也就是先檢掉石粒,改變土質,使其酸鹼鬆軟得宜,然後再撒上爆芽的熟種子,經過一個白雪覆蓋的冬季,才能看到參苗長出。參苗長出後,要連續生長四年,才能收成。換句話說,一切順利的話,種參至少得先投資五年,才能見到首批收成。 回憶第一次種參的經驗,許忠政說,那時好不容易等到隔年春天,結果發現長出來的參苗竟不到原先播種的一半,原來種子被蝸牛吃掉了,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因為花旗參的種子很貴,一磅要七十五塊美金,撒在地上如同在撒金,光種幾畝地就已經耗掉不少本錢,當時看到那情景,實在難過得想哭。 「很多經驗都是在挫折中獲得。」他接著說,「種子播下後,要蓋上一層乾草。第一年沒有經驗,草舖得不夠厚,結果參田裡長出雜草來,既不能噴灑除草劑,也不能使用除草機,只能用兩手拔,在那遼闊的參田裡,真是拔草拔得苦不堪言。」 「參是一種極嬌嫩的植物,不能直接照日,所以參苗一長出,就得立刻在參田上搭遮蔭棚,讓陽光稀稀疏疏地洒下來,參才會長得好」。許聖美說,「搭遮蔭棚的成本固然很高,何時搭棚更是一大學問。搭得太早,天氣轉冷,下起雪來,棚架承擔不了雪的負荷,會塌下來。搭得太晚,參已經見到陽光,會被曬死。所以每年四、五月,天氣乍暖還寒時,就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作最正確的判斷。」 參長到第二、三年時,會有葉枯病、爛根病等情形發生,這是為什麼種參必須使用處女地的原因。一則種過參的土地容易感染病菌,導致參得病,二則參成長時所需要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已被用盡,所以種過參的土地不能再使用。 總而言之,培植這種成長緩慢又嬌嫩的「綠金」,真得小心呵護,不僅勞力密集,資本也相當可觀。一英畝的參種下來,得花上三、四 萬的美金,偏偏這些年參價在激烈競爭下頻頻下跌,說來參農的生活也真不容易,許忠政感慨地說。 在等待收成的那些年,由於老二和老三相繼出世,許聖美一身兼數職。除了照顧三個幼兒,兼作郵購生意,週末在醫院上班外,也常到農場幫忙農事。「那些年,日子過得真辛苦。」她說,「我們常把孩子們帶到田裡去,大人作農事,小孩就在參田上玩。三個兒子倒也因此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性,稍大後都會自動到農場幫忙或替自己的公司作事。」。 自小刻苦耐勞的許忠政常常在參田裡一做就是十幾個小時。他說,種植花旗參是上天賜給他的最大考驗,他一切從頭學起,花了許多錢買經驗與教訓,辛苦熬過五、六年後,才逐漸掌握到種參的技術。等到農場能夠收支平衡良性運轉時,也已經苦撐過十年。在這段漫長困阨的歲月裡,陪伴他在北國渡過天寒地凍時光的,就是他的妻子和三個稚齡的兒子。 苦盡甘來 辛苦耕種了許多年,他們在1982年總算有了頭批收成,內心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這時的「許氏人參」亦遷入一個5,000平方呎的辦公室,開始有了公司的規模。 接下來幾年,許忠政把握住全球經濟發展的八十年代,積極開拓外銷市場。一方面陸續到日本、英國和澳洲等地參加國際健康食品展覽,另方面在1984年將公司全面電腦化,加強郵購的時效。這時的他將目標放在建設公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集團。 1985年,「許氏人參」在洛杉磯設立分公司,整個公司聘用的員工增至十五個人。1986年,許忠政獲得威州「州長外銷業績優秀獎」。1987年,他們興建了第一座加工廠,面積達7,500平方呎,首次做到生產、加工、製造、包裝、銷售一貫作業的「產銷一條龍」的地步。此後,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 1989年,他們增購了三百多英畝的參田,開始嘗試「半野山參」的種植。1990年,斥資興建第二座新廠房,面積4,500平方呎。這年,許忠政眼見全球風行健康食品,立刻掌握商機,適時推出花旗參茶和花旗參糖,結果產品一上市就供不應求。他再接再厲,繼續推出現代包裝的花旗參精、鮮蜂王漿、花旗參蜂王漿等一系列健康食品,都受到顧客的歡迎。 1991年,「許氏參業集團」分別在紐約和香港設立分公司,經營批發、零售和外銷等業務。接著,在馬來西亞成立一家獨立的子公司,專營花旗參、野參、各種人參、以及如冬蟲夏草、燕窩等各種高級中藥的加工與批發。此外,他們繼續在威斯康辛增購參田。那年,許忠政獲得了「沃沙地區傑出中小企業獎」。 1992年,他們繼續增建另一座新廠房,面積達9,100平方呎。這時的「許氏人參」已經在華人圈裡打響招牌,各地的主要中文媒體都有他們的廣告,華人經營的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裡,也都有他們的貨品陳列。 同年,他們獲得美國聯邦商業局頒發的「全美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夫妻倆歡歡喜喜地到白宮玫瑰園領獎。這時,英文名字叫Paul Hsu的許忠政在威州早已樹立聲望。自1981年起,他連續被前後三任州長聘為外銷顧問,每次州長要到遠東訪問,都邀請他同行。 積數年開拓市場的經驗,許忠政認為人口廣眾,素來視人參為高級補品的中國,應該有很大的銷售潛力,因此鎖定中國為主要的開發市場。自1992年起,「許氏人參」陸續在江蘇張家港、浙江寧波和廣東普寧等地成立合資公司,從事原料加工與批發的業務。1995年,又在南京設立獨資公司,統籌全中國的銷售與業務管理。同時,他們也在舊金山和溫哥華兩地設立分公司,拓展美西和加拿大的市場。 1995年,許忠政獲得聯邦農業部頒發的「亞裔農夫特優獎」,再度到華府領獎。他在短短三年間,兩度榮獲得聯邦政府的頒獎,誠為殊榮,卻也實至名歸。因為那時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年產量已由1974年的十五萬磅增至1995年的兩百萬磅,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產於沃沙地區,而許氏農場的年產量更居沃沙地區參產量的翹楚。至於威州的外銷農產品中,1980年時,花旗參排行第十一,1995年時已躍居為第二位,僅次於乳牛胚胎的出口,而「許氏參業集團」的年銷售量則佔全州總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以如此優秀的業績,連續榮獲聯邦的「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與「農夫特優獎」,實在受之無愧。 許忠政無疑地是行銷方面的一流好手。他密切注視時代潮流的趨向,隨時留意顧客購買的品味,不斷地開發新的產品。往往在舊產品銷路漸緩之際,新的產品已經上市,確保公司的產品能夠繼續吸引顧客的興趣。 在追隨科技方面,他也一直站在最前端。1996年,他在南京首創「越洋郵購」,讓顧客能在美國訂貨,在南京直接取貨。1999年,首創公司網頁,讓「許氏人參」的產品能在網路上和顧客見面,2000年,再度更新網站,讓顧客能夠直接從網路訂貨。他處處以服務顧客為優先,以致多年來,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許氏人參」的產品銷售始終領先同行。 「許氏參業集團」發展迄今,除了種植、加工和銷售花旗參外,還經銷各種人參、野參、半野參,以及各種與人參有關的產品如花旗參茶、花旗參糖等。近幾年,更發展一系列的健康食品如深海魚油、大豆卵磷脂、鯊魚軟骨、魚蛋白、葡萄子、山桑子、北芑、燕窩、干貝、當歸、淮山、銀杏等,琳琳總總。幾乎各種階層、各種行業的男女老少都是他們服務行銷的對象。 經過二十年的奮鬥,這對首創台灣人在美國植參墾荒紀錄的夫婦,終於建立起理想中的參業王國。 誠信與寬容 在威斯康辛生活了三十年,或許得利於當地淳樸的民風與田園的景觀,許忠政夫婦始終保持著台灣舊社會的傳統美德,他們勤勞節儉、質樸務實,而且待人誠懇,常喜歡以「種田人」自居。 他們尤其認為做生意應該信守「誠信」的原則。由於花旗參的效用較吉林參、高麗參和加拿大參為高,價格也較貴,有些商人因此出售假冒的花旗參。許忠政對於出售或摻雜偽貨的行為非常反感,所以特地和威州的花旗參農總會共同設計出一種老鷹的商標與註冊的字號,讓消費者能夠很快地辨出真偽。 他接著說,1994年,上海發起打假運動,檢查人員曾經拆開四十八磅的「許氏人參」產品,發現每一根都是貨真價實的花旗參,深感驚訝。因為在那同時,他們檢查的其他二十幾家品牌裡,有許多家廠商都因為摻假而被吊銷執照。 許聖美自公司創立以來,一直負責公司的會計與人事。雖是獨資公司,她仍恪守公司制定的規則,凡事公私分明。她說,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她向公司借用了兩天的旅行車,結果還車時,照樣付給公司租金,連會計都感覺詫訝。她認為如果自己作個好榜樣,員工們比較不會隨意浮報帳目或濫用公司的東西。 對於公司的員工,她採取尊重與寬容的態度。她說,往往薪水給得比別處稍高,福利比較好,遇有特殊情況,則予關懷,因此絕大部份員工都在公司工作很久,他們的忠誠就是公司的資產。 「許氏參業集團」目前在全球擁有三百多名員工。沃沙總部的員工裡,約有三分之一是美國人,三分之一是華人,另有三分之一是寮國人。「因此,人家常笑稱我們的公司是個小型的聯合國。」她笑著說。 威斯康辛州有不少寮國人,大都在寮國赤化之際移民而來,許多都是辛勤的農夫。許氏農場在農忙期,時常雇用一、兩百名寮國人,幫忙除草、收成與採種。聖美說:「人參收成時,我們用機器收割,來回收了兩趟後,就讓員工們去挖採,採到的和公司平分,這也是算一種公司與員工分享的辦法。」 目前擁有一千英畝參田,身為所謂「花旗參大王」的妻子,許聖美有著難得的隨和與親切。她在訪談中,表示最欣慰的是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與三個都能依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努力求發展的兒子。 她說,二、三十年來,她和許忠政既是夫妻也是同事,「可是,我們很少爭執。」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她很認真地說:「真的,我們很少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有時對事情難免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提出來討論,所以幾乎沒有吵架。」或許在她的心底,她始終記得當年三姨對她說的話:即使沒有嫁給醫生,只要夫妻感情很好,生活就會過得美滿。 她最欣喜的是三個兒子都有很好的成長。她說,孩子們出生長大時,正是公司創業與拓展的時期,雖然夫妻兩人都很忙,但都盡量安排輪流照顧孩子。許忠政燒得一手好菜,如果他先回到家,就立刻下廚作飯,連帶地也訓練出三個會燒菜的兒子。 她接著說,孩子們因為體恤父母的辛勞,凡事都能自動自發。她記得老大身上總是多帶一本書,因為每回要去接他時,就接到顧客的電話,等談妥事情再趕去,已經遲到許多,孩子總是靜靜地看書等候,從不抱怨。後來他到威斯康辛州大唸商學院,無論暑假實習或畢業後就業,都特別受到公司的器重與同仁的歡迎。老三從小就很自律,做事很有計劃,高中畢業時是全年級的第一名,目前在西北大學唸醫科。老二出生時,因為生產有困難,出生後智力略顯不足,但他一直都很乖。她花最多的時間在老二身上,後來他也唸到高中畢業,在別人的公司上班,平時在自己的公司裡,也很樂意幫忙。 近幾年,公司已經制度化,許聖美比較能抽空外出參加活動。去年,她和NATWA的姐妹們一起回台灣,與「彭婉如基金會」的會員們合開「台美婦女論壇」,並且拜會陳水扁總統和呂秀蓮副總統。在拜會兩位國家首長時,NATWA呈獻的禮物就是許聖美贈送的花旗參。其實,許聖美心裡更感到高興的是見到昔日的老同學貴為現在的副總統。 原來許聖美和呂秀蓮是北一女中初中的同班同學。「那時,呂秀蓮當風紀股長,我當清潔股長。她每次上台都講得頭頭是道,很有氣派,我就只知道埋頭努力掃地。」許聖美笑著說。回憶少年時光,她覺得很有趣,有的人從小就有大志向,努力開拓自己的路。有的人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後來,連自己都詫異怎會走上如今這條路。而她,就是屬於後者。 當年在台灣,她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會到美國拓荒墾殖種植人參。說來一切像場夢,但卻又是如此真真實實的人生。當年,兩個年輕的戀人,憑著一份執著,一起到寒冷的北方,在湖泊遍佈風景優美的遼闊草原裡,建立起家園,也建立起理想中的企業王國。如今走過艱辛,慶幸能夠共享成果。但望在未來,兩人自參業人生退休後,亦能互相扶持,重拾年輕時的熱情,重作一些社會工作。 楊遠薰  

林元清

在南加州只要提到聖瑪俐諾市,大家都會想到該市是個花木扶梳、擁有美國一流知名的杭庭頓圖書館、模範城市高水準的住宅區。對於華人而言,可能還不甚清楚該市創立是由兩位赫赫有名的家族組成,一位是鋼鐵大王杭庭頓,一位是二次大戰名將巴頓將軍,不過對於當地出現一位首位華裔市長而且又是有名的骨科醫師的林元清,現在又是民選官員會長,華人可能還對他比較熟悉。 這位台灣囝仔,至今仍是謙和有禮,愛心不落人後,不論是對病人、選民、社團人士或是災民,他都會想要伸出溫暖的手緊緊握住。 受父親影響最大 林元清,生於南投縣集集鎮,家中3男3女,長子,父親當時是衛生所主任,不過從小就是個上山下海活蹦亂跳的孩子,「望子成龍」的老爸決定小學二年級就送他到台北,後來爸爸媽媽又不放心,舉家就北上,聽說西門國小不錯,學孟母三遷搬到信義路開了一間信安醫院,專治氣喘,林元清很爭氣考上初中建中,當時住家只有他現在一個辦公室大小,6個小孩和爸媽一起排排擠在榻榻米上。 林元清一生受到父親影響最大,他說:「我們家是從福建搬到集集已是第6代,爸爸一生都很努力,從小就是孤兒,小時候嘴巴化膿感染集集沒有診所肯收,只好用走的到彰化基督教醫院,那裡有位洋人醫師幫他流引並開刀,那時他就知道醫術真的能救人,13歲做礦工與賣麵,看到廈門醫院召考,就認真讀書,考上5年訓練,自此與醫術結緣,確定直做到72歲。後來退休來美,現在98歲了,我們都好感恩那位洋醫師。」 林元清坦誠,小時候就很好動,根本閒不下來,功課也是吊車尾,班上54名他就排在第52名,但體育成績超優,高二至高三暑假,看到爸爸很擔憂,所以心一橫,就把頭髮剃光,放一桶水,開始苦讀,如果累了就把腳放在冰水裡,滋一聲就醒了,繼續k書,他最懷念的是媽媽總會給他一個水煮蛋補一補,他有一個慈祥溫暖的媽媽,媽媽的菜永遠是最香的,只可惜幾年前過逝了。 絕對不要做骨科 林元清回憶,大學順利考上台北醫學院,他很努力讀書,但也很努力運動,最愛打足球、橄欖球,還有別小看他,他可是個柔道高手,還擔任柔道隊隊長帶隊打到全國第二名,只輸了體專,救國團活動則是專挑海上戰鬥營;當時高年級要臨床實習時,被派到空軍醫院做實習,看到病患截肢和細菌感染很臭,他心想,什麼科都可以做,就是絕對不要做骨科。 在當兵時他還在金門教老百姓柔道,他們會煮蚵仔線回贈,這使得他對台灣這塊土地,有太多美好的溫情回憶,當完兵到耕莘醫院做住院醫師實習,一心想準備回去幫忙爸爸的信安診所,結果他的同學都申請去美國,他也一時興起申請看看,結果沒想到巴爾的摩醫院通過申請。 1973年6月抵美到巴爾的摩,帶了兩卡皮箱,其中一箱就是塞滿生力麵,身上還有300美金就來了,當他第一天進入巴爾的摩醫院,發現台灣醫學與美國還差一段距離時,他驚覺台灣囝仔決不能被人看扁,所以他幾乎都睡在圖書館,開刀之前一定要到實體解剖室,先對實體(身後捐贈者)做過一遍,然後才會去做手術,因此奠定很好的基礎,有些連老師都沒開過的,也叫他試試看,但因為實體都實驗過了,所以都能漂亮過關,做到讓老外刮目相看,在500多個申請者才有4至5個錄取進入全美最頂尖的霍浦金斯大學,去受骨外科住院醫師三年訓練,至此從剛開始排拒骨科,命運注定他得面對一輩子要與"骨頭"為伍了。 畢業完後,想回台灣奉獻,但一回去發現醫療設備還有一段距離,所以想搬來洛杉磯做中繼站,可以常常回去台灣,準備伺機在回去教書,可是陸續有4個孩子,要回台就比較困難,不能回台灣服務是有點遺憾,他說:「過去就讓它過去,在南加服務華人,一樣也可以有土親人親的感受,所以現在每一天都過得很珍惜。」 信安醫院在美落地生根 談起夫人出身嘉義的林何玉珠,林元清就滿是欣賞與感激,他說當初在空軍總醫院實習,太太就在裡面做護士,當初她也是很多人追,結婚前幾天才剛滿33週年,感激是來自於她甘心相夫教子,對家中三男一女每個小孩都照顧的很好,讓他無後顧之憂,對父母非常孝順,當初來美國後4個月才依親來美國,生活非常節儉,小孩又有2個,後來買了房子,第一次投資就賺了一萬元,好高興,至此,了解有土斯有財不是沒道理;從剛開始搬到聖瑪俐諾,省吃儉用的謹慎投資,太太功勞最大,她總是能看準市場投資房地產並管理得當。 爸媽是佛教徒,參與慈濟義工,但太太和全家受洗為基督徒,平時就非常重視家庭倫理觀念,所以去年還得了一份家庭榮譽價值獎的殊榮,也曾得過最佳公民獎。 不過,即使在南加享有骨科權威的盛譽,他心理還是有一個夢想,那就是爸爸的信安醫院,年輕時曾想著要回台灣幫爸爸擴大營業,如今已在美國紮根,父親退休後也來美國一起住,所以若讓爸爸看到他的信安醫院在美國落地生根,不曉得有多好,林元清與太太心理時時盤算著;總算在3年前,他們著手進行,籌劃良久終於在5日開幕,當日官蓋雲集,盡見林元清的好人緣,爸爸內歛的性格,卻也掩不住以兒子為榮的喜悅。 許多病患看林元清醫師門診,可能都會被他的親切有禮,關懷備至的態度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因為患者過多,要等他就得長長的排隊,難免有些抱怨,但他總是深諳柔道至極精髓 以柔克剛所以許多患者還是喜歡看他的門診。而他如今有8位合夥骨科醫師團隊,各有所長,獨當一面,可說是南加最堅強的骨科陣容。 他在台灣921大地震時,南投集集重創,他也是放下一切就回去台灣協助救災工作,今年南亞海嘯,他是在1月9日和多位愛心醫師許明彰、耳鼻喉科醫生杜友情、腫瘤暨內科醫生紀初薌、護士黃松壽5位華裔醫護人員,特別到斯里蘭卡協助災民,由於面對天災人禍的劇變,看到災民生離死別的悲慟,林元清對生命的態度,更加謙卑。這或許是他仁心醫術之外還兼具一份俠骨柔情的原因。 對於居住在聖瑪俐諾市已有20多年,孩子長大了,都做阿公級,從政並不是他原本規劃之路,但華人若能參政,也許較能切入主流社會,為華人爭取應有權益,就這樣他試著選選看,沒想到挾其平日熱心公益又具專業的威望一舉就成功選上,至此走上民選官員之路,於去年還與其他華裔民選官員組成CEO協會;今年更帶隊去做兩岸交流。他總認為,政治脫不了人情,所以彼此若能各退一步,以互相體諒的心,坐下來心平氣和溝通,常就能化干戈為玉帛,但兩岸政治何時才能以柔克剛,大家好好談一談,他還是滿心懷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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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雄

228辛酸血淚‧民主人權漫漫長路‧花朵終於綻放 「1947年3月的一個下午,從台北往南港的路上,有一婦人撐著傘慢慢地走著。那是一個下著細雨,冷風吹拂的陰雨天。只見這婦人逢人就問:「先生,請問叨位有人看到屍體?」終於問到一位擔著籃子賣菜的老人家。他說:「妳往前走約十五分鐘,在溪邊有些人聚集的所在就是。」到了那兒,有五、六人遠遠圍觀,橋邊有八具屍體,都是被國民黨軍隊所殺。有的被刺刀所殺,有的被槍彈所殺,屍體及地上都是血,慘不忍睹。這婦人看到這情景大哭出聲,丟下傘,跑上前去,一個又一個屍體仔細察看,卻都不是她的丈夫。 回程,這婦人感到筋疲力竭,卻又因奔波了一天沒找到丈夫的屍體,不禁湧出一絲希望,也許丈夫沒被殺,不久會回來。路上有些國民黨軍隊在檢查來往的行人及車輛,他們布帽子上有著青底白日的小徽章,路邊有輛軍用十輪大卡車,車上飄著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看到軍人,這婦人趕緊擦乾眼淚,但看到那面鮮紅的國旗就禁不住想起那些全身血跡的屍體,不由得顫抖起來。」 這是王克雄博士在他尚未出版的書稿裡的一段描述。那是69年前台灣228大屠殺的一個歷史場景,那位心急如焚的婦人就是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當時她才24歲;王克雄才兩歲九個月大,弟弟克紹則出生才3個月。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正是不幸在二二八大屠殺中被殺害的台灣人精英。遇害的王育霖檢察官當時只有27歲。父親蒙難之後,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含辛茹苦,獨力走過漫漫長路,撫養、栽培兩兄弟長大成人,正是台灣傳統賢妻良母、不向命運低頭的最佳典範!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日治時代從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大三就已通過司法官高等考試。他想要當檢察官,但檢察官有指揮警察等職權,日本人不願意讓台灣人擔任檢察官。所幸受到東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特別推薦,成為第一位在日本當檢察官的台灣人,且剛畢業就被分派到京都任職。 二次大戰結束後,王育霖與妻兒回到台灣,並在新竹地方法院任檢察官一職。他辦案勇於負責,毋枉毋縱、不懼權勢、不為利誘,在新竹任內辦了很多大案件,有走私、貪污、謀殺等。最後一宗聯合國救濟奶粉貪污案件,因為牽涉當時的新竹市市長郭紹宗(國民黨的陸軍少將),沒人願意接辦。王育霖檢察官不願見到貪官污吏逍遙法外,毅然承擔下來,並積極查訪證人,蒐集證據。不料卻因此而被迫辭職,暫時在台北建國中學教書,也擔任林茂生先辦的「民報」的法律顧問,並準備申請律師執照。當時他並沒有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活動,卻在1947年3月14日遭國民黨的軍隊押走,從此音訊杳然,天人永隔。王克雄博士說,他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極可能是被列在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所呈報的名冊中而遭陷害。也因為是違法殺人,所以國民黨殺人滅屍,不發還屍體,極不人道。 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台灣民間力量開始展開平反228、補償228受害者及遺屬的行動。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落成時,李登輝總統為「國民政府」1947年的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 不過,王克雄博士認為,二二八大屠殺應該負完全責任的是國民黨。 王克雄指出,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後,發表的〈南京國民政府宣言〉中說:「中國國民黨本其歷史上所負之使命,適應國家實際之需要,代行政權,而以治權授諸國民政府,設立五院…….。」換言之,五院必須受中國國民黨的指導及監督,落實以黨治國的專制統治。那時的國軍實質上是黨軍,軍帽上的國徽原本就是黨徽。軍中由中國國民黨政戰人員主導及監視,將官的任命也由國民黨安排,絕大部份的軍官是國民黨黨員。雖然1946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但到1947年12月25日才開始逐漸實施。因此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的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及經濟崩潰應由中國國民黨負責。事件發生時及後續有計劃地逮捕及殺害台灣人也是中國國民黨的責任。 王克雄說,國民政府有兩大特務組織:中統與軍統。中統在台灣主要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運作,內設調查室﹙亦稱調統室﹚及在各地佈置忠義調查員。 1947年2月28日凌晨,調查室就急電報告中統總部,總部的趙毓麟說:「我急報中統頭目葉秀峰,建議火速加派三個師開赴台灣。」3月12日中統局給蔣介石的情報指出:「9、10兩日國軍陸續開到,警察及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灣省黨部調查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可見中國國民黨收集非常多台灣人的名字,然後要警備總部處死他們。王育霖檢察官就是這樣成了二二八大屠殺的受難者。 ※※※ 王克雄博士是台南市人。他從小立志要當科學家,1963年畢業於台南一中,接著進入台灣大學電機系。大學畢業及當兵一年後,於1968年來美國留學。先在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電機碩士學位,然後在1975年獲取佛羅里達大學的電機博士學位。他專攻半導體探測器的研究。先在芝加哥的荷蘭 Philips 公司擔任X光光譜分析儀的研發。接著也在芝加哥的英國 EMI Medical公司從事X光電腦斷層掃描機器的研發。1979年搬來聖地牙哥在 Hughes Aircraft Company 研發火箭及轟炸機上的探測儀器。後來改行,成立大都會地產公司,主要做商業地產的投資與管理。 因為王克雄博士是二二八大屠殺的受害家屬,這一刻骨銘心的痛,促使他長年以來致力於二二八受難者的平反工作,王博士多次參加「美國二二八家屬返鄉團」,也擔任過團長,向李登輝總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法務部等單位一再陳情,幫忙促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的制定及訂定二月廿八日為國定假日。 王克雄博士指出,二二八大屠殺時遇害的有推事、檢察官、律師、醫師、教授、教師、牧師、畫家、國民大會代表、省參議員、縣參議員、巿參議員、企業家、報界人士等等。這些台灣人的菁英是被中國國民黨藉二二八事件,有計劃的殘酷捕殺的。 王克雄博士根據史料指出,蔣介石於1947年2月10日指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說:「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接著又指示陳儀徹查台獨言論。 由於蔣介石如此命令及授權,陳儀就到處抓人,胡作非為。1947年2月27日陳江邁事件引發騷亂後,2月28日陳儀宣佈戒嚴,當天也電告蔣介石。同時黨部、軍部、特務、報紙、廣播電臺、台灣人團體等的信息也都傳送到蔣介石那裏,結果蔣介石認定是「叛國及奪取政權」,並於3月3日命令江蘇崑山的駐軍出發「開台平亂」,也於3月5日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勿念。」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4日中央社的報導:「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復,全市商店開門營業。台省以及外省同胞,熙熙攘攘,面帶笑容。戲院及電影院均已營業,菜市、米市最形擁擠。」3月6日陳儀還向全台灣廣播:「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於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寬大的美德嗎?」 台灣人怎會料到,言猶在耳,只過了幾天,竟遭到「國軍」無情的屠殺,基隆港內外盡是浮屍,各地鮮血橫流! 3月13日,陳儀稱讚蔣介石說:「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慘案後,批判的聲音很多,但是台灣的軍政首長卻多人被蔣介石獎勵,無一人受罰。在多方面的壓力下,陳儀後來雖被調離台灣,不久卻升任蔣介石家鄉浙江省的省主席,可見他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要達到殺一儆百的兇狠目的。 王克雄沉痛指出︰中國國民黨當然須為其總裁蔣介石、陳儀﹙原任中央黨部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及其他殺害台灣人的從政黨員與軍官的血腥惡行負責! 王克雄說,二二八事件發生已六十九年,卻不見中國國民黨承認過錯及表示歉意。他要以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向中國國民黨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中國國民黨向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及全體台灣人民公開道歉謝罪。 二、公佈是誰主持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調查室?是誰提供台灣人精英的名冊給警備總部非法抓捕處決?名冊上有那些名字? 三、政府為二二八事件所付的賠償費,中國國民黨應該全數承擔,還款給國庫,否則由全體台灣人的納稅錢替國民黨賠償,並不符公平正義。 四、把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忠烈祠,用以紀念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八二三炮戰受難的官兵、以及未來護衛台灣而犧牲的英雄等。 ※※※ 王克雄談到2016年台灣大選時說,1月16日晚上,他在故鄉台南看台灣總統及立法委員的選舉開票,見證了中國國民黨的慘敗,及民主進步黨蠃得全面勝利;本土台灣人終於擊垮可惡的國民黨,漂亮地贏得台灣的總統府與立法院。他說,上帝真的護祐了台灣! 2016台灣總統與立委的大選,王克雄負責籌組「聖地牙哥小英後援會」,並於2015年12月20日回到台灣,更在2016年1月8日参加「海外小英後援會」。來自全球各地的後援會成員有一百六十多人,穿著鮮豔的綠色夾克,分乘五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南北奔波助選。綠營的選舉造勢現場都是人山人海,海外後援會的代表有時也上台亮相,台上台下不斷地高喊凍蒜,情緒高昂。 王克雄說,2016年大選的全面勝利,是最讓海內外台灣人驕傲的時刻,因為我們終於把在台灣無惡不作70餘年的國民黨政權,以和平的手段將之推翻,真是讓人額手稱慶! 王克雄博士長久以來就熱心服務台僑社團,他擔任過FAPA分會會長,也當過南加州南一中校友會會長,並一直負責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的募捐,到現在已連續十二年,每年獎助十位左右的應屆畢業生。 他參與發起「美國台灣研究院」,也是現任董事。「美國台灣研究院」主要工作是向美國的智庫提供台灣人的資料及觀點,曾經安排蔡英文博士與美國智庫的人士開座談會。 王克雄是現任的台美基金會董事長,負責「聖地牙哥台灣中心」的運作。「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極具規模,建物有 13,000平方英呎。「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是透過向台灣鄉親募款購買地產並經營這所台灣人的家。 王克雄與夫人淑惠女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王克雄的興趣廣泛,在事業、教會及台灣人事務之外,他喜歡寫作、攝影、看球賽、旅遊等。夫人淑惠有她自己的生意,經營Baskin-Robbins 31 冰淇淋店連續卅三年。他們育有一男一女,兩位都當醫生。王克雄說,他們最快樂的時間就是和六個孫子女玩在一起。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策劃 /黃樹人 文字整理)

范清亮 生物科技創業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曾經聽說在聖地牙哥有一群養白兔的台灣人,成功地創建生物科技公司,發了財,還一起營造台美社區。他們是些什麼人?如何養白兔致富?如何營造台美社區?這些都令人感到好奇。 一個四月天,來到風光明媚的聖地牙哥。蔚藍天空銜接著浩瀚的汪洋,白色浪花拍擊著嶙峋的海岸,風姿綽約的天堂鳥展露笑靨,佇立街頭。這真是一個上帝垂愛的城市。 在寬敞明亮的「台灣中心」裡,吳銘賢主任微笑地招認:「我們就是當年的養兔人,不過看起來不像富翁,倒像義工,對不對?」 「我們不只創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而是前後創建兩家,都很成功。但要談公司,得找范清亮﹝Chris﹞。他能講,又什麼都知道,可以告訴你一籮筐的故事。」另一養兔人陳秋山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群中要找范清亮,得往話聲最多、笑聲最大的地方找。在華府雙橡園,一場林昭亮與范雅志的音樂演奏會裡,見到了這位個性晴朗得如聖地牙哥璀璨天氣的養兔人。 他開口就說:「我的運氣很好。許多事情發生時,我都正好在場。機會掉下來,我就用雙手托住,並且加以發揮。」。       原籍新竹關西的范清亮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客家子弟。他不只運氣好,而且聰明勤勞、親切隨和、能說愛笑,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的求學過程一帆風順。中學唸建國中學,大學唸台大化學系,除了會唸書外,還會打球、玩橋牌、拉小提琴、懂得如何與人快樂相處。 「我的運氣真的很好。」他說:「大學畢業,別人當兵,操練得要死。我卻被分發到松山機場當預官。每天上班下班,晚上還教人拉小提琴,賺外快,學生一收十來個。你說,我好不好運?」 好運的事還很多。他繼續說:「當年,台南有個三B青少年交響樂團,台北也有個 廖年賦 先生,想辦『世紀交響樂團』。我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參加 廖 先生在頭城舉辦的音樂營,認識了一起拉小提琴的陳淑雲。她那年才十八歲,在文化學院唸大一,長得很可愛。暑假一結束,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你說,我運氣好不好?」我望著他身旁吟吟含笑、斯文秀氣的 范 太太,心裡不得不承認他確實運氣好。 六、七十年代,正是留學潮的熱門時期。范清亮服兵役時,即申請到普渡大學的獎學金。退了役,順利踏上留美之途。一九六九年夏天,他飛到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攻讀當時最熱門的生物化學。 七十年代的留學生活 他的留學生活亦充滿熱鬧與歡笑。他說:「我們當年在普渡,很熱衷打壘球。普渡大學因為理工科強,男生特別多。當時蔡嘉寅、胡勝正、陳昭地和陳唐山等人都在那裡。大夥人相約只要華氏四十度以上,就在球場見。那時,陳昭地最認真,天氣乍暖還寒時,他在前一晚就到處打電話問:明天打不打球?」 「打完球,大夥人一起開講,話題總離不開台灣。」他繼續說:「當年台灣的資訊很封閉,剛出來的學生聽到外面的人講台灣的事情,發覺很多都沒聽過。剛開始很驚嚇,不能接受。隨後經過一番激盪與思考,就反起國民黨來。我到普渡第一年被開導,第二年就主動加入開導新生的行列。」 一九七一年正月,保衛釣魚台運動在數十哩外的芝加哥轟轟烈烈地上演。范清亮說:「保釣對當時的留學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保釣時,台灣學生與統派立場一致,都反國民黨。保釣後,雙方國家認同不同,自然分開。此後,海外留學生分成台灣、統派與國民黨三派。台灣派的學生組織台灣同鄉會,凝聚力很強。」 那年,陳淑雲在文化學院唸大三。為免兩地相思苦,她乾脆情奔美國,當起年輕的 范 太太,然後在普渡大學繼續修學位。 「當留學生很窮,卻也窮開心。」她笑著說:「住在中西部的大學城,沒什麼花費,聚在一起打球也挺開心。我到普渡的第二年,中西部台灣人壘球大賽在普渡舉行,真是一件大事,因為我們得準備飯菜給五百個人吃!小鎮裡沒什麼像樣的中國餐館。即使有,我們也吃不起。」 「後來有人發現學校附近的瀑布下游有許多鯉魚,就發動大家去捉魚。一大群人在水中尖叫嘻笑,奮鬥了大半天,真的抓了許多魚回家。我們把魚放在浴缸裡,讓魚吐沙。隔天起來,再殺魚、清魚、炸魚。炸得滿屋子都是油煙,總算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鯉魚。開飯時,五百個人圍坐五十桌,每桌都有一道香噴噴的糖醋鯉魚。不花錢,但整整費了兩天功夫,大家都很得意。」談起往日趣事,斯文的陳淑雲忍不住咯咯大笑。 范清亮提起中西部壘球大賽,更是神采飛揚。他說:「那時所有球隊裡,最厲害的就是底特律的老仙隊。他們有國手級球員,又有制服,神氣得不得了。我們每次碰上他們,就手軟腳軟,氣勢短一截。他們一連蟬聯一、二十年的冠軍,直到第二代球隊興起,才把他們擊敗。」 范清亮在普渡大學歡喜度過四載。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生化博士學位,淑雲亦拿到藝術學士,兩人很有成就地離開印地安那,前往波士頓開拓前程。 到波士頓後,范清亮追隨前麻省理工學院﹝MIT﹞院長布朗﹝Gene Brown﹞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 從事 博士後研究。他笑著說:「我當時養了很多果蠅,作有關葉酸﹝Folic Acid﹞的研究。因為果蠅的眼睛是紅的,能製造一種與葉酸非常類似的元素。我調高實驗室冷凍庫的溫度,在裡面養果蠅,天天觀察。結果有時不小心,冷凍庫一開,果蠅飛了出來。哇,不得了,整個實驗室果蠅嗡嗡飛。要抓那些果蠅,真是一件頭痛的大事。」 在波士頓,他又結交不少好朋友,經常一起把酒論時政的夥伴有陳重信、張啟典、葉吉福等人。范清亮說:「在波士頓那四年,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譬如:蔣介石去世、台灣政論被停刊、白雅燦被捕等等。每次都讓我們情緒激動,高談闊論不已。」 一九七六年,國民黨政府派了六名中正理工學院的軍校生,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彈導向系統。時值越戰,美國各著名大學反戰風潮盛行。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質疑校方幫外國政府訓練軍事是否恰當,因此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座談會。會中邀請范清亮參與談話。 范清亮說,軍校學生兼負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素為台灣學生所不喜。他把握機會,在座談中高聲說:「台灣目前是一個獨裁的體制,學校幫助獨裁的政壇發展軍備,無異變相地欺壓台灣的百姓。」 此語一出,一位手持照相機的軍校生立刻起身,對他猛拍照,引起其他台灣學生的憤怒與不平,當場發生衝突。隔日,學校的報紙大幅報導這樁事件,並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活動詳加描述,更加刺激國民黨派與台灣派學生的對峙。此後數個月,雙方劍拔弩張,煙硝味甚濃。 范清亮是這場事件的主角,備受矚目。許多人為之喝采,但亦有人懷恨在心。他為防遭人暗算,特地買了一把噴霧槍,每晚獨自從實驗室走到停車場時,隨身攜帶,不敢大意。 此後,他的台灣意識益加堅定。原本不諳河洛話的他,開始習講河洛話。如今台語朗朗上口,也算當年努力的收穫。 救援「美麗島」政治犯 一九七七年,范清亮獲貝克門﹝Beckman﹞生物儀器公司聘用,到南加州的卡爾斯貝勒﹝Carlsbad﹞就職。全家遂由美國的東北角搬到西南岸,定居在四季如春的聖地牙哥。 七十年代後期,鑒於國民黨政府動輒逮捕異議人士,海外熱心鄉親組織「台灣人權協會」,聲援島內的民主運動。一九七八年,范清亮接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與島內民主人士展開密切聯繫。 隔年,「美麗島」雜誌全台發行,黨外勢力迅速擴展,與國民黨的對峙驟然緊張。 十二月十日 ,黨外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當晚,范清亮即接到施明德自高雄現場打來的電話,告以國民黨軍警已經採取鎮壓,並且使用催淚彈,一旦警方展開逮捕,海外必須趕緊救援。 次日,國民黨政府果然進行全島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殺氣騰騰。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海外鄉親憂心忡忡,惟恐他們被處極刑。身為人權會長,范清亮萬分火急地成立熱線,迅速展開救援。淑雲不分晝夜,與被捕人士的家屬電話聯絡,並將錄音傳給紐約的張楊宜宜,在紐約的「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不斷播出。當時全美各地的鄉親,都紛紛打電話到「台灣之音」,探詢最新的消息。 范清亮說:「那時,艾琳達的母親住在聖地牙哥,非常支持我們。艾琳達被國民黨驅逐出境,回到聖地牙哥時。我們動員許多鄉親到機場迎接,並就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引起廣泛矚目。後來艾琳達到其他城市,各地同鄉都沿用這個辦法,所以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公關與宣傳,都是在機場舉行。」 當時。他在普渡的老友陳唐山任職華府聯邦政府,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私交甚篤。他建議台灣人權協會發起同鄉寫信運動,向美國國會議員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與民主之事實。范清亮於是經由全美所有台灣人組織,全面發起寫信運動,得到非常熱烈的回應。 淑雲說:「那陣子,各地的簽名信如雪片般,不斷寄到我家。我把那些信整理影印,一張張地疊起來,從地上一直堆到比餐桌還高的地方。然後裝訂成冊,寄給華府的陳唐山,再送交甘迺迪參議員。當時甘迺迪參議員都驚嘆道: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陳情信!」 范清亮並且和郭清江、張倚石等數位熱心同鄉,聯袂到洛杉磯北美事務協調處呈遞抗議書。 「抗議的經過非常精彩。」他描述說:「我們十來個人到了協調處門口,就被擋駕。交涉不成,只好自行闖了進去。我進入後,即站在大廳中央,自口袋掏出一紙台灣人權協會的抗議聲明,大聲宣讀。」 「同行的伙伴見到牆上掛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巨幅相片,不禁怒從中來,衝上前動手就掀。結果火氣一來,他們見了其他東西,也一併劈哩叭啦地掃落。我的聲明尚未讀完,郭清江已在耳際大喊:『趕快逃!』我繼續正氣凜然地唸完最後一個字,然後把紙張往口袋一塞,拔腿就跑。」 「這個事件害得張倚石被警方起訴,連我辦公室的電話也被錄音調查。」事隔二十餘年,范清亮提起當年勇,猶不覺好笑。 但當時的心境確實悲憤悽苦。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身繫囹圄的林義雄家中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及一對雙胞女兒慘死亂刀下,惟一僥倖存活的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經過急救,幸告生還。奐勻出院後,媽媽方素敏帶她遠離那塊傷心的島嶼,隱身在舉目無親的南加州。 范清亮因是人權會長,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即經常與方素敏聯繫。在獲悉她們母女倆抵達南加州後,即和淑雲開車去看她們。 「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見到了方素敏與林奐勻。」淑雲說:「母女倆脆弱如驚弓之鳥,讓人看了,十分不忍。」 由於事前已有聯繫,儘管素昧平生,方素敏還是將惟一倖存的女兒託付給他們,自己黯然飛回台灣,收拾悲慘的殘局。范清亮夫婦帶著九歲的奐勻回到聖地牙哥,對外宣稱她是淑雲姐姐的女兒,安排她去上學。同時為了提防兇手追殺到聖地牙哥,范家特別安裝了保全系統。 淑雲說:「奐勻一是個很安靜、敏感又懂事的女孩,很得人疼。她和雅志﹝Felix﹞是很好的玩伴。記得有一回,兩個孩子要養寵物,我們一起去買天竺鼠。雅志要公的,奐勻要母的,只好各買一隻回家。沒想到天竺鼠繁殖得很快,不久生了一大堆,鼠籠越換越大。結果有時孩子餵食,忘了關門,天竺鼠跑了出來,藏在壁櫥裡、衣櫃中、地毯下,到處都是,可真不得了!全家搜天竺鼠搜得天翻地覆。」 奐勻在范家住了相當一段時日,直到林義雄的妹妹移居美國,才把她接了過去。但是范清亮夫婦收她當乾女兒,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奐勻和雅志都喜愛音樂,長大後,兩人在音樂上,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淑雲說:「後來奐勻到紐約唸書,遇到了一個很好的青年。兩人在紐約舉行婚禮,隨後一對新人和雙方家長都到聖地牙哥,在我們家舉行婚宴。我們都為她感到無限高興。」 飼養黃金白兔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定案後,范清亮卸下台灣人權協會長的職銜,開始有一點閒暇的時間。他喜歡打橋牌,週末常與幾個朋友搭擋打牌,太太們則聚在一起聊天。當時四個搭擋裡,除范清亮外,還有吳銘賢、陳秋山和陳文盛。 吳銘賢是范清亮的新竹同鄉,台大化工系畢業,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化工博士,從事進出口貿易。陳秋山畢業於師大物理系,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SD註1﹞的物理博士,從事運動器材生意。陳文盛是生化博士,在斯克利伯﹝Scripps﹞研究中心 從事 博士後研究。 那年,聖地牙哥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Hybritech﹝混種科技﹞剛剛成立,地方報紙諸多報導,引起他們的高度興趣。大家在牌桌上,一再談論生物科技公司的潛力與前景。正在這時,陳文盛與斯克利伯的合約即將屆滿,開始找事。他們遂決定共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由陳文盛經營。 大家說到做到,每家斥資五千美金,初步決定作限制黴﹝Restriction Enzyme﹞的研發。但不久,陳文盛在台灣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舉家遷台。范清亮只得親自下海,接掌一個尚未成形的公司。 他接手後,發覺限制黴的市場很有限,主張改作免疫化驗﹝Immuno Assay﹞的研究。他解釋說:「這種免疫化驗就是自兔子提煉血清,研發製成驗孕試劑用的抗體。因為要測知女人是否懷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驗尿。孕婦血液裡有一種HCG的荷爾蒙,會流到尿裡,我們就用抗體去測察尿裡是否有HCG。如果反應呈陽性,就是懷孕;反應呈陰性,便無懷孕。」 「這道理說來簡單,」他繼續說:「但因為人體裡有一種LH的荷爾蒙,與HCG非常類似,極易誤導,所以抗體很不好做。我們是很小的公司,必須作高難度的東西,才能和大公司競爭。」 一九八一年年底,范清亮、吳銘賢和陳秋山三對夫婦便在陳秋山的後院釘兔籠,開始養兔子。「因為陳家的後院毗連峽谷,兔屎掉在地上,就用水龍頭衝到峽谷去,很方便。」淑雲說。 陳家負責養兔子,其餘兩家週末過去幫忙。每次養五十隻,每隻都有編號。陳秋山笑著說:「我們養的是紐西蘭白兔,紅紅的眼睛,白茸茸的身子,很漂亮。兔子很乖,不吵也不叫,所以左鄰右舍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也養過羊,只是羊太會跑,根本抓不住。我們六個人排成一排,等羊跑過來,就一起向前撲,結果還是撲個空,讓羊跑掉,只好放棄。」吳銘賢哈哈笑道。 養了兔子後,注射HCG進入兔子裡,再抽取兔血。陳淑雲專門剃兔毛,范清亮負責注射HCG和抽取兔血,然後到吳銘賢的倉庫化驗。 「所謂化驗檯就是買兩扇門,下面加四根支柱就成了。一切克難,但化驗的過程絕不馬虎。」范清亮說。 「好的抗體靈敏度強,準確度高。兔子養了 一兩 個月後,就知道他們身上的抗體好不好。我們通常只留 一兩 隻好的,繼續觀察,其餘都要淘汰,另外再養一批新的。」他接著說。 問題是不好的兔子,如何淘汰?總不能兔籠一開,讓兔子四奔五散。為此,他們積極尋求解決兔子之道。朋友賴淑卿畢業於清大物理系,獲威斯康辛大學醫學生理碩士,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作心臟血管的研究,每天都要解剖兔子。他們於是向她請教有無快速處決兔子的方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啊,我一分鐘就可解決一隻兔子。」 養兔人一聽,心中大喜,連忙請她殺兔,並邀她入股。不久,賴淑卿成為公司的股東暨殺兔人。但殺死兔子只解決一半的問題,另一半的問題是如何棄置這些死兔? 他們為此在夜晚開車到處兜轉,最初想找個餐館的垃圾箱,偷偷丟棄。但繼則一想,畢竟不是長久之道。幾個臭皮匠終於勝過諸葛亮,有人想出錦囊妙計:把死兔餵給獅子和老虎!主意一提出,大家齊聲叫好。原來聖地牙哥有個很著名的動物園,養了許多獅子和老虎。他們立刻和動物園接洽,結果雙方皆大歡喜! 與此同時,他們繼續招股。一九八二年七月,籌到二十五萬美金,正式成立「太平洋生物科技﹝Pacific Biotech﹞公司」。范清亮在六月底辭去貝克門公司的職務, 七月一日 到新公司報到。從此全心掌舵,帶公司邁進新的領域。 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 「我的運氣實在很好。」范清亮喜孜孜地說:「公司成立不到三個星期,我們就發現第四○六號兔子的抗體非常好,靈敏度與準確度都很高。我抽了一些兔血,寄給幾家公司,都收到很好的回應。八月中,順利達成第一筆交易。有一家波士頓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出價十一萬美金,購買三十五CC的兔血,大家都興奮得不敢置信。」 因是第一筆生意,范清亮非常慎重。惟恐血清交快遞公司運送,萬一遺失,美夢成空。於是買了一個乾冰盒,內裝三十五CC兔血,親自拎著盒子,搭乘夜晚的飛機,隔晨抵達波士頓,當面交貨。當他取過一張支票,安穩地放在西裝口袋裡,走出門外,不禁吹著口哨,雀躍得直想飛上天。 「三十五CC只有這麼多。」他用手指稍稍比劃了一下,說:「就賣了十一萬美金,真的比黃金還值錢!」 養了一隻血液比黃金還值錢的白兔,猶如養了一隻會下金雞蛋的母雞,頓時大家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隻四○六號兔子的血清一共為我們賺進二十五萬美金。」范清亮笑著說:「但後來波士頓那家公司發現牠的血清有極小的瑕疵,便棄置不用。不過這時我們又發現另一隻兔子的血清更完美。我們自二○七號兔子血液提煉出來的血清,無論在靈敏度或準確度上,都無懈可擊。這隻兔子才是真正的黃金白兔!」。 這隻二○七號「黃金白兔」,確實為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牠的血清起碼賣了五十萬美金。接著,范清亮、吳銘賢與賴淑卿等人發現:購買血清的公司將之大量稀釋,加入放射性元素,便製成一盒盒的驗孕試劑,賣給醫院和實驗室,賺取更多的錢。不禁心想:這種錢,何不自己賺? 他們於是利用二○七號兔子的血清,日夜研發,終於製造出一種只需十幾分鐘、即可測出懷孕結果的試劑。他們的產品成了八十年代最前進的驗孕試劑,在醫界很受歡迎,從此打開市場,訂單源源不斷。 有了固定市場,公司邁向專業化。兔子改在農場養,僱專人負責養兔和殺兔。農場持續提供血清,工廠有效率製造驗孕試劑,行銷部門直銷醫院與實驗室,投資人年年獲取利潤,個個笑顏逐開。 「但生醫科技這一行日新月異。」范清亮說:「稍不留神,技術落在後面,市場就被搶走。一九八五年,正當我們慶幸產品領先同行之際,忽然市面出現一種僅需五分鐘、即可測出結果的試劑,很快地攫走了許多市場。驚慌之餘,我們趕緊加速研究,不久即製造出一種和對手產品類似、但效果更好的試劑,才把市場又搶了回來。」 由於驗孕試劑進步到五分鐘即測出結果,醫生們只要將樣品交護士檢驗,數分鐘後即可告知病人結果,並向保險公司報價,真是效率高又利潤好,因此紛紛使用。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銷售直線上升,營業額不斷呈倍數成長。不出幾年,公司遷入新的建築,員工增至兩百多人,研發人員達三、四十名,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但是新的挑戰持續出現。一九八七年九月,范清亮接到歐洲的一位朋友自寄來的最新驗孕試劑。看了之後,臉色全變。心想:「這還了得,我們的產品再不改進,市場馬上會被擊垮。」 原來在此之前,所有驗孕試劑都是多重步驟,而這個新的試劑竟是單一步驟。只要將一根試棒放進尿裡,數分鐘後取出,即可測知結果,實在太方便了!他心中一急,連忙飛到德國,探求此一產品的製作原料工廠。與此同時,聖地牙哥的公司亦加緊研發,卯勁衝刺。 「幸好五個月後,我們就製造出同樣單一步驟的試劑,再度保住了市場。」他欣慰地說。 在這種科技競賽的拉鋸戰中,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一路領先。一九八八年,范清亮榮獲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年度「最佳企業家獎」。一九九○年,全球著名的禮萊藥廠﹝Eli Lily﹞出高價,欲購買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經過一番評估,所有股東決議出售。然後個個分了一筆錢,歡天喜地晉身富豪階級。 穩德克診斷公司 依據契約,范清亮等人必須留在禮萊藥廠工作三年,以便公司順利轉移。合併之後,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變成禮萊的一個快速檢驗公司,由范清亮擔任總經理。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范清亮道:「因為我們過去白手起家,缺乏經營大公司的經驗。進入禮萊藥廠的大殿堂,才熟悉跨國大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確是一大收穫。」 一九九四年,禮萊藥廠為專注於製造藥品,決定拋售所有醫學儀器部門,太平洋快速檢驗公司亦名列拋售行列,范清亮此時已為禮萊服務五年,遂申請退休。 一向忙碌慣了的他確實享受了一小段難得的悠遊時光。但或許精力充沛,在家不到四個月,他又興起另創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念頭。當他開始撰寫企劃書,所有老夥伴立刻興致勃勃。於是原班人馬在一九九四年年底,再度成立第二家生物科技公司,取名穩德克診斷公司﹝Wyntek...

學養深厚的台獨運動人格者~鄭紹良博士 (林衡哲)

  近代台灣人追求台灣人獨立自主的運動中,出現不少人格崇高的人物,例如黃彰輝、高俊明牧師、台獨聯盟的黃昭堂、周烒明醫師、民進黨的盧修一、江鵬堅等,他們都是近代台獨運動的典範人物,不管是學問或人格特質都是第一流的台灣人,至於我所認識的鄭紹良,不但是人格者,同時又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以及先進的科技智慧,我們的友誼是君子之交淡若水式的,雖然不常見面,但卻是心靈上的知己之交。他雖然是道道地地的台灣澎湖人,1960年赴美留學,先後取得西維吉尼亞大學土木系碩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航空機械工程博士,但是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卻是濃厚的日本紳士的味道。鄭紹良先生主持的活動以及他給我介紹的重要人物,給我一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豐富了我的人生與志業。 我在1968年到紐約接受醫師訓練時,跟本沒有台灣意識,大約在1970年參加同鄉會,聽了五位博士(包括周烒明、陳隆志等),才覺悟自己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並且認同《台灣獨立》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當時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柯賢明是我建中同學,他邀請我做同鄕會醫藥顧問,起先我不敢接受,後來考量很久,才勉強接受。那時看《台獨月刊》都有一奌心裡毛毛的感覺。1970年發生黃文雄、鄭自才槍擊蔣經國的英勇事件,震驚海外台灣人,此事因槍枝來源問題,帶來聯盟路線分歧,這時,鄭紹良先生挺身出任1971年聯盟主席,適時避免聯盟分裂,再讓聯盟重生,這種臨危不亂,挺身而出的精神,令人敬佩。 擔任獨盟主席時,完成二件歷史性大事 鄭紹良於1971年擔任臺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時,完成了二件歷史性的大事:(1)他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開會當天,在會場前發動著名的鎖錬示威活動, 以此 象徵台灣人在台灣的處境,受到《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的重視,並以圖文大幅報導。 (2)1972年在紐約著名的馬里遜廣場希爾頓飯店,舉辦1200人《彭明敏民眾大會》,這是彭明敏逃離國民黨魔掌,經由瑞典,第一次在美國辦《民眾大會》,那天由鄭紹良主席親自陪同彭明敏進入會場,全場士氣高昂,充滿台灣人出頭天的氣氛,大會由鄭紹良介紹彭教授後,彭教授發表逃脫臺灣之後,第一場石破天驚、震撼全場的演講,演講會之後,彭教授帶領將近一千人,走到聯合國廣場示威,要求台灣加入联合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下海參加遊行。 不久彭明敏教授在柯喬治協助下,1972年出版他的英文傳記《The Taste of Freedom》,此書對我台灣政治意識的覺醒影響頗大,不久我又讀到吳濁流《 無花果》對我的台灣文化意識的啓蒙也很大,此書也是我從《中國人》,轉變為《台灣人》認同的関鍵書籍,更讓我瞭解《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我本來想找五位志同道合的醫生朋友,翻譯彭教授《自由的滋味》,也許是受鄭紹良的影響,那時是我革命精神最昂揚的時刻,每天醫院下班,聽完貝多芬《愛格蒙特序曲》(愛格蒙特是荷蘭獨立英雄),就開始翻譯《自由的滋味》第五章,終於在一個月後完成此書第五章的翻譯。鄭紹良在西雅圖華大獲博士學位後,在美國最大飛機製造公司波因就職,那時他在西雅圖創立《台灣同鄕會》,在他旗下名將如雲,例如沈富雄、陳芳明、孫慶餘、來自荷蘭的台灣女婿Gerrit等,因此在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時,西雅圖同鄉的抗議活動,辦得非常成功,鄭紹良幕後的影響力,應居首功。 在南加共同催生《台灣出版社》,讓《自由的滋味》成為暢銷書 1980年初我從紐約搬到南加州行醫,鄭紹良也由西雅圖波因公司,轉到南加州航太公司上班,因此我們時常有連絡,特別有彭明敏教授來南加州訪問時,我們就有機會歡聚會晤,常常聊到不知東方之既白。1983年10月31日,我在南加州爾灣市成立《台灣出版社》,準備出版一系列的台灣禁書,鄭紹良馬上加入我們股東同仁的行列,(但是鄭紹良在作獨盟主席時,從來沒有要求我加入他們的組織),1984年3月15日,當《台灣出版社》推出三本國府禁書:(1)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2)無花果(3)自由的滋味(彭明敏著)時,收到書時,鄭紹良很高興地給我來電鼓勵,並且大力推銷給所有他認識的親朋好友,《自由的滋味》後來在台美人中暢銷四千本,鄭紹良的推薦,居功厥偉。 《美麗島事件》之後,許信良等要在洛杉磯創刊《美麗島週報》,那時海外二支健筆陳芳明與孫慶餘,由西雅圖飛來洛杉磯,投入素昧平生的許信良催生的《美麗島週報》,成為早期最重要的二支健筆,鄭紹良多少扮演了居中協調的角色,那時陳芳明為了要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這本臺灣獨立運動的經典名著,在《美麗島週刊》上連載,就邀請他太太莊瑞穗把此書翻譯成漢文,因為是戒嚴時代,因此用筆名林美惠發表。此書除了第五章之外,全是她的流暢的譯筆,後來臺灣解嚴之後,出了很多版本,都是採用我們二人的翻譯版本。 介紹文化戰友吳澧培,大家共同開創南加州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 鄭紹良夫婦剛搬來南加州不久,他就在他家介紹我認識,一位我未來的台灣文化戰友吳澧培先生,他在阿拉斯加州做當地國家銀行副總裁,正想來台美人最多的洛杉磯萬通銀行發揮長才,吳澧培也是彭明敏的多年好友,也是我的宜蘭中學同屆同學林義雄的知已。不久吳澧培果然來洛杉磯擔任多年萬通銀行董事長,把萬通轉虧為盈,並且推動台灣民主運動不遺餘力,每次台灣政黨輪替,他都居功厥偉,因此陳水扁和蔡英文都邀請他做總統府資政。但是對我而言,他就是單純的台灣文化戰友,我在1986年在洛杉磯催生《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以提升海外台灣人的文化水準為宗旨。第一任會長吳西面,他邀請不少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來海外表演例如邱垂真等,並且在1987年創刊《太平洋時報》目前這份報紙仍然以網路型式存在)。我擔任第二任會長時,催生了三首蕭泰然協奏曲,並推向國際樂壇。後來吳澧培成為我的接班人,他邀請好友彭明敏、李鴻禧、林義雄、苦苓等來演講,轟動一時,我跟蕭泰然、吳澧培等人合作主持十屆《台灣文化之夜》以及十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每一次吳澧培領導下的萬通銀行都會全力配合,而鄭紹良夫婦祗要他們人在洛杉磯,都會來參加我與吳澧培合作的台灣文化盛會,留下永恆甜美的回憶。 返台後,介紹誠品創辦人吳清友和日本德州會創辦人德田虎雄 因為鄭紹良做過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因此他成為國府的大黑名單人物,有家歸不得,直到1992年李登輝徹底解決黑名單,鄭紹良才陪伴彭明敏一起返台,他大力幫忙彭教授競選1996年台灣總統,雖然沒有當選,但是已經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跡,此後鄭紹良就留在台灣,推動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產業,他的夫人黃美玲本來是洛杉磯兒童醫院實驗診斷科主任,位高權重,待遇也高,最後也放棄美國事業,隨夫返台服務。 1997年我這個小黑名單人物,也返台在門諾醫院做小兒科主任,我在門諾醫院最大的貢獻,不是在醫療方面,而是在黃勝雄院長支持下,辦了24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與24場《台灣廿世紀代表性人物系列》,企圖在花東地區催生《台灣文化復興運動》,雖然沒有成功,但是至少影響了《慈濟醫院》,後來也邀請蕭泰然、楊文信、蘇顯達等去做精彩的演出,那時鄭紹良夫婦,偶而也會來我們門諾醫院,參加音樂會或演講會。 1999年我在台北催生《望春風出版社》時,不知何故,我們並没有邀請紹良兄做股東同仁,但透過他的介紹,而認識的二位人物:(1)吳清友,(2)日本德田虎雄;對《望春風出版社》幫助極大。大約在《望春風出版社》成立不久,鄭紹良特別邀請我到誠品敦南店,介紹我認識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先生,那一天我們三人大概聊了二個小時,吳先生還請我們在誠品一家餐廳吃午餐,當紹良兄介紹我給吳先生時,他特別提起我是《新潮文庫》催生者,現在正在主持《望春風文庫》,那時吳清友先生特別感謝我當年催生了《新潮文庫》,他說他在初中時,是不喜歡讀書的頑皮少年,當時讀了《新潮文庫》出版的《史懷哲傳》和鄭泰安譯《文明的哲學》(史懷哲著),才開始受到啓蒙,開始追尋人生的意義;1989年因為患《Marfan Symdrome》,心臟開刀後,才決心創辦他心目中理想的書店《誠品書店》,當時我也告訴他,過去催生《新潮文庫》,是介紹西方文化來台灣,現在催生《望春風文庫》是讓台灣人認同自己台灣文化,並且早日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我說我們最近要出版《望春風文庫》第一本《蕭泰然的音樂世界》,而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也是患《Marfan Symdrome》,也二度心臟開刀,我們當天就決定在誠品敦南店舉行新書發表會,新書發表會那天蓋冠雲集,鄭紹良與吳清友也惠然光臨,那天我也介紹蕭泰然與吳清友認識,他們二位病友同病相憐,頗有相見恨晚之感,2001年3月17日,蕭泰然在誠品敦南店做了一場坐無虛席的精彩演講《台灣音樂與我》時,吳清友也默默地坐在台下聆聽。 透過鄭紹良、李永得幫忙,順利在誠品為台灣歷史人物留影 後來透過鄭紹良的関係,誠品給我們《望春風出版社》租金半價,因此在2001年和2003年,在台灣史懷哲陳五福女兒陳倫美女士,做《望春風出版社》董事長時,分別在誠品敦南店舉辦《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系列講座十場,以及《當代台灣傑出女性講座》十場,甚至跟公視經理李永得合作,留下永恆的歷史性的DVD。這些我們都必須歸功於重視文化的鄭紹良兄的幫忙。而吳清友也多少在幕後默默地照顧《望春風文庫》,因此我們早期的書《蕭泰然的音樂世界》《高俊明牧師傳》《福爾摩沙的呼喚》《歐巴尼傳》等在誠品都賣的不錯。 後來透過鄭紹良、黃美玲夫婦的介紹,他們陪我和前衛生署長凃醒哲一起在2004年到日本東京,去拜會日本醫界改革者德田虎雄,窮苦出身的德田虎雄,立志習醫,並在21年之內,建立了多達二百間的醫療機構,名叫《德州會》,《扶弱挫惡》是他的人格基調,因此對鄭紹良夫婦從事台獨民主運動,不時給予精神和物資上最誠摯的支持,當紹良兄介紹我與凃醒哲與德田虎雄認識時,他已經是《漸凍人》但是頭腦仍然非常清醒,仍然充滿理想與信心,他不但想要改革日本的醫療環境,也想改革全世界的醫療環境,因此他也很想把他的改革理念傳來臺灣,為此他拿出一筆基金,要求我們《望春風出版社》,翻譯了他的五本著作《母親的力量》等。此本自傳可以說是一本最好的勵志經典之作,新書發表會時,透過鄭紹良夫婦的幫忙,邀請到德田虎雄夫人和女兒,從日本遠道來台大校友會館參加新書發表會,那天台灣醫界的理想主義者:陳永興、黃勝雄、賴其萬、沈富雄、謝博生、張信義、林哲男、陳滋彥等都來,當然最重要的貴賓就是無任所大使的鄭紹良、黃美玲夫婦,他們不但給《母親的力量》寫了一篇精彩的序,也在演講中,把《德田虎雄醫療改革精神—-以病人為中心的思想》介紹給聽眾,那天二百多位聽眾,都留下美好的台、日二國精神合作的永恆印記。 鄭紹良兄未完成的三大理想 最後一次跟他長談大約在二年前,他認為台灣不但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更要推動三種運動:(1)新台灣憲法運動(取代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2)台灣正名運動(以《台灣》取代《中華民國》,以《西元》取代《民國》,以《台灣航空》取代《中華航空》等);(3)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建立多元豐富的台灣主體性文化。(他主張吸收日本、中國、歐美文化的精髓,去蕪存菁,融合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多元的台灣文化。)鄭紹良兄對日本文化、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的瞭解超過台面上的很多台灣政治人物,但是他始終以《台灣人》而自豪,不會說他是文化上的日本人或中國人,不管在血統、政治、文化、經濟的認同上,他可以説是徹底的認同他是《臺灣人》,他在2019年8月16日以85高齡因心臟病突發而去逝在音樂之都維也納,象徵他終身都在追求他的文化理想。 台灣最近增加了不少新的政黨,不管是《民進黨》、《時代力量》、《一邊一國行動黨》、《喜樂島公投正名黨》或《台灣民眾黨》,祇要他們都以鄭紹良兄的三個理想為目標,我的政黨票就會投給他們,至於想和中國簽《和平條約》的中國國民黨,希望能早日退出臺灣的政治舞台,自動離開台灣,到中國大陸去享受 習大大的中國夢吧!(2019年8月28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

王耀廷

在日本的統治下,王耀廷在台灣台中市出生;5歲那年,全家搬回父親的故鄉鹿港,而王耀廷長大後即就讀鹿港初中。 「我父親王賜連是個詩人,『三步即成一首詩』,他們也很要求我們的教育、文學與藝術學習。」當時擔任台中地區通議官(即翻譯官)的王耀廷父親,專為日本政府、台灣人搭起溝通的橋樑,而母親陳眛則為溪湖地主之女,出身於大戶人家。 後來,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不僅實施幣制、三七五減租,隨即亦發生「白色恐怖」228事件、黃順興事件,而當時王耀廷大哥王乃信就讀台中一中,喜愛唸書,卻無故被政府送進監牢,牢獄生活前後長達25年。 「父親為了營救大哥,幾乎全台奔走、散盡家產,但還是沒辦法救出大哥。」同年,王耀廷二哥罹患盲腸炎,因在過節期間,病情遭到延誤身亡,得年僅16歲;受到雙重打擊的父親自此積勞成疾,使王家頓失歡樂,家道中落。 「因為不敢考聯考,所以選擇師範學院。」王耀廷因大哥之故,父母要求他放棄聯考,改念「安全」的師範學院,亦使王耀廷走上「教育」之途。 「當時,考取師範學院比上台大還難,學校還貼大字報慶賀呢!」在全部考生將近2860名,僅錄取280名的激烈競爭下,王耀廷考取台中師範學院,也是80位鹿港初中畢業生裏面,僅4名考取師範學院的學生之一。 多項「最年輕」記錄王耀廷貫徹愛的教育 畢業後的王耀廷年方19歲,原想到深山教書,後來還是接受學校分派到台中力行國小教書,同時擔任出納、會計,亦在21歲時當上總務課長,「當時,我是全台灣最年輕的總務課長。」 教書3年間,連連獲得「優良教師」殊榮的王耀廷選擇繼續升學,並保送至師範大學就讀童子軍教育系;「大學畢業後,我轉到省立板橋中學擔任初中部的導師、科任老師,還兼任行政職,然後再去當兵。」 「當完兵時,因為有轉行從商的念頭,我選擇就讀淡江大學的外國語言學系、輔修國際貿易系。」2年即畢業的王耀廷,被台北市民生國中延攬為訓育組長,並在28歲那年轉任台北縣永和市的竹林中學訓導主任,時為最年輕的訓導主任。 當時的校風嚴謹,在校學生若吸煙、跳舞被校方發現,即被記大過。但處事與人不同,對學生實施愛的教育、絕不打學生的王耀廷,卻常在學生被逼走投無路時,為學生開啟一扇門。 「那時學生被記3個大過就會被退學,我記得有個中將的兒子,因抽煙已經被學校記2個大過了;在第3次被發現時,中將還親自到學校關切。」校長將此重責交予王耀廷處理,選擇為學生留條退路的王耀廷即對家長說:「抽煙對學生的健康不好,這次我不記過,請帶孩子回家慎重說明。」 另外一次,台北市刑警大隊隊長的兒子被校方抓到「持刀械打架」,校方經明確調查、記過後,學生回家卻向父親跪著哭訴冤枉,使刑警大隊隊長怒氣沖沖地到學校興師問罪。 校長委請王耀廷出面,在王耀廷的理性、條列說明下,刑大隊長不僅息怒,還向校方道歉。「我把所有的人證、物證,還有學生的自白書拿給刑大隊長看,他才瞭解是孩子為了脫罪,用苦肉計撒謊。」 音樂結緣  與謝秀緞鶼鰈情深 王耀廷妻子謝秀緞為其台中師院學妹,在校即擔任隊長、區隊長,為校園風雲人物,但兩人並不相識;王耀廷在力行國小教書後,剛畢業的謝秀緞也分派到該校,但兩人仍未相識。 「原本都是我負責放課間音樂的,有一天有事由別人代勞。當時,我聽見音樂換成『少女的祈禱』,好奇詢問同事是誰選的音樂?這才認識秀緞。」這一問,使同事半年多的學長、學妹得以相識,進而相戀。 後來,王耀廷妻子謝秀緞也保送師大音樂系,來美國後則獲得南加大音樂碩士,並考取加州教師資格;在王耀廷創業開公司、創立台灣學校時,妻子謝秀緞都是他最得力、最能幹的助手。 兒子Wilson數學傑出 「我們的兒子Wilson數學很行,在2001年得到全美傑出數學成就獎,當時也有多家報紙採訪過他。」現年25歲、在United Health Care擔任精算師的王唯昇得自父母「會唸書」的天分,在就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數學系大二那年,即獲得社區學者獎,畢業時則為全校第2名、該學院第1名,成績優異。 棄教從商 繞一圈仍擔任校長 王耀廷在政治大學研修教育學分時,當時的教授已經90多歲了。「老教授說我的面相很好,有『校長』相,自此同學都戲稱我為『王校長』。」 1975年到美國的王耀廷,先到台灣榮泰電子分公司任職,並在1979年與妻子創業成立「Brico International(後改名為「Brico King」)」進出口貿易公司;而在1995年退休的王耀廷將公司交由弟弟、姊姊經營,轉任具有33年歷史的世界華商銀行(LA national Bank)董事,其後擔任台灣會館董事。 「台灣學校跟中文學校是不一樣的,我們本者『回饋鄉親』、不營利的原則開設課程,並用我們的語言服務鄉親。」2006年,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台灣學校成立,由董事王耀廷擔任校長,並開設台語班、華語班,以及電腦班等課程。 「在北加州,他們已經有15個台灣學校,而學生最少為200人,很具規模。」秉持著「盡量不用會館經費」的原則,王耀廷積極尋找官方資源,並致力擴大台灣學校的規模。 「現在,進入第2年的台灣學校全部學生加活動社團人數,大約300多位,也吸引日本人、美國人、墨西哥人念華語班,而台語班也有一些日本學生。」王耀廷希望建立起台灣學校的行政、會計制度,並期望將來能以「三合一教學」,即用客家語、北京語,以及台語上課。 當時年少春杉薄,一頭栽進教育界,曾經誨人無數。從老師到商賈,再回老本行。現在,內行人做內行事,王校長臨退休之年,仍雄心未泯。服務鄉親的熱忱,與給人一種赤子之心的印象,也許與大學學的是童子軍教育有關吧!

李雅彥 醫者的形象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雅彥的性情真誠,體型碩壯,聲音宏亮,做事充滿傻勁,走到那裡,都受到矚目。」這是休士頓同鄉一般對李雅彥醫師的形容。 李雅彥是一個傑出的神經放射科醫師,他在1997年十二月回台探親時,不幸因為胰臟炎突發,病逝台北,享年五十三歲。他生前贊助過許多音樂、藝術、文化和社會工作者,也長期服務休士頓的台美社區,因此,他的驟然離去,令許多人思念與惋惜。有人形容他像棵大樹,庇蔭許多人;有人形容他像座山,讓很多人有所倚靠;還有更多的人懷念他的真摯可愛,形容他是一個永遠不失「赤子之心」的人。 他的太太葉錦如說:「思念雅彥是哀傷的,但是談起他,就會想起許多好笑的事。他是一個認真、快樂、充滿風趣的人。」 午後的冬日照亮一屋子,也照亮壁上雅彥的照片,那是一張有著自信眼神和快樂笑容的臉孔,不是俊美,卻讓人感到親切。 他生長在杏林之家,父親李廷霖博士是台北著名的開業醫生,家境富裕。「雅彥生來就好命,他自小聰明,深得父母寵愛,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五個弟妹,從小就是一個孩子王。」我翻閱著雅彥的紀念文集,錦如在旁娓娓敘述著。 他的弟弟說,大哥從前常帶他們偷溜出去看電影,偷賭紙牌,到大直摸蚌,在颱風大水過後,撈成桶成桶的鯽魚,顯然,童年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妹妹說,大哥唸建中初中時,因為和同學一起檢舉老師課外補習洩露試題,差點被踢出校門,不過他不在乎,高中又考上建中,繼續在南海路晃三年。 他的大學同學說,雅彥唸台北醫學院醫科時,騎著一部Yamaha 500CC的摩托車呼嘯來去,考試時,喝整箱的可樂,開通宵的夜車。他還愛打網球,從大一起,就拜教練學藝,經常泡在網球場裡。他也摔柔道,曾經在柔道比賽中摔傷,引起腎臟出血。他的柔道勁友許世模醫師說:「雅彥是有趣的,與他生活的經驗是快樂的、歡喜的。」 雅彥年輕時的志向是要當一名卓越的好醫師,因此在仁愛醫院當一年半的住院醫師後,於1973年到美國深造。先在南巴爾的摩(Baltimore)綜合醫院實習一年,再到馬里蘭州的華盛頓郡立醫院放射科當三年的住院醫師。1977年,轉往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大學,接受進一步的神經放射線科訓練。1979年,應聘到德州州立大學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同時服務於貝勒醫院(Baylor Medical Center)。 1982年,他被休士頓著名的「安德遜癌症治療中心(M. D. Anderson)」網羅,在診斷影象(Diagnostic Imaging)部任神經放射線科醫師,不久即因表現優異被擢升為頭、頸部門的主任。據賞識他的道得醫師(Dr. Gerald Dodd)說:「李醫師是一個始終以病人的福祉為優先的好醫師,他為人正直誠實,不偽裝,不做作,如果發現某人或某事有錯,就直言不諱。」 和雅彥非常接近的資深神經放射線科專家華萊斯醫師(Dr. Sidney Wallace)則說:「李醫師不僅在專業領域裡是同儕中的佼佼者,並且是個非常愛家愛鄉的人。他常到我的辦公室來,暢談台灣的一切,並且以錦如能參加聯合國的『世界婦女大會』為榮。」 雅彥的學術生涯相當順利,他在1985年升任德州大學醫學院的副教授,繼於1990年升任正教授。他對頸部及腦底腫瘤的藥物治療,以及腦受傷後腦細胞的分子變化與恢復,都有相當的研究,發表了近百篇的論文。 身為醫師,雅彥難能可貴地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1993年,他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會長時,率領教授訪問團回台參加「台灣醫學教育研討會」。在會中,他大力評擊台灣醫界的紅包文化,力陳醫德教育的重要,他說:「醫師應該參與社會改革,不該只做一名醫術高明,只會賺錢的名醫」。這種仗義執言的作風,深獲醫界前輩李鎮源教授的賞識,後來雅彥病危時,李院士特地前往探視,並且在雅彥逝世後,表示深深的惋惜。 雅彥並且是個很有愛心的人。休士頓同鄉如有得到癌症的,都經過他的熱心安排,以「李醫師親戚」的名義,在「安德遜治癌中心」優先掛診求治。因此,醫院的同事都說:「李醫師有一個很大的家庭,幾乎所有台灣來的病人,都是他的親戚。」後來,四處前來的台灣病人越來越多,他就組織一個「關懷中心」,服務有病前來求治的台灣鄉親。在醫者形象上,他確實做到年輕時自我期許的,成為一個具有「仁心仁術」的好醫師。 劉明的啟發 雅彥個性坦率,做事直接,連追求結婚對象,都不拐彎抹角。他二十九那年,在華盛頓郡立醫院當住院醫師時,心中有一個美麗女孩的形影,覺得該是結婚的時候了,於是搭機回台灣,把心儀的對象告訴父母。他的爸媽非常贊成,連忙拜託女孩的父親把台大哲學系畢業,那時正在加拿大唸特殊教育的女兒電召回台灣。 結果,葉錦如說,她奉父命搭機回台。「一下飛機,就看到雅彥陪著最疼我的外祖母在機場接我,兩個星期後,我們就結婚了。」 「一切就是這麼簡單,我留在台灣辦手續到美國,加拿大的學業就這麼放棄了。後來,孩子們問我們怎麼結合的?我說,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雅彥不喜歡這個說法,他說他是想了很久才向我求婚的。」錦如笑著回憶道,「其實我們以前就認識,彼此都有好感,只是沒有機會進一步發展。後來經過雙方父母的撮合,就結婚了,婚後兩人也相處得不錯。」 接著,錦如轉身找了兩張舊照片出來,說:「妳看,我們結婚時,雅彥多麼瘦。他從小就是個大塊頭,可是結婚時很瘦,他的家人笑他為了結婚,才故意餓瘦的。後來,我到了美國,他又胖了起來。」 錦如的父親葉英Kung(方方土)教授是雅彥北醫的老師,兩人非常投合,至於丈母娘和祖母看這個直腸子的女婿,也是越看越得意。他和錦如是受祝福的一對,他愛太太,也全心擁抱太太的家庭,尤其仰慕錦如外公劉明的為人。 劉明原名劉傳明,是北台灣的礦業王,年輕時畢業於東京藏前高等工業學校(即東京工業大學的前身),回台後,在新店、基隆一帶開礦致富。他仗義疏財,關心社會改革,更常贊助文化事業,二次大戰後,曾積極贊助朱昭陽在台北創辦延平大學,深為社會民眾所稱道。 劉明多金,引起保安人員的覬覦,在白色恐怖的時代,以「資匪」的罪名被誣下獄,最初欲被判死刑,後來劉家的人到處奔波,才改判十年的徒刑。 1950年,劉明被捕時,美麗的妻子束手無策,大女兒已經出嫁,懷孕在身,經常回家幫忙處理家中的巨變,應付種種冷酷的現實。而當年,那個在腹中的嬰兒,就是現在的葉錦如。 劉明在獄中服刑八年三個月後出獄,健康與財富都受影響,但關懷社會的心依然不變。1989年,為聲援蔡有全、許曹德的台獨案,還以八十八歲的高齡走上街頭。李雅彥結婚以後,耳濡目染,非常景仰錦如外公的熱愛台灣與贊助文教的風範,因此在事業稍微穩定之後,就以劉明的本名劉傳明為名,成立「傳明基金會」,大力贊助具有台灣意識的音樂、藝術、文化和社會工作者。 「傳明基金會」在過去許多年裡,贊助過許多對象。大致說來,有林衡哲醫師的「台灣文庫」出版社,蕭泰然的「台灣人的詩篇」音樂專集,朱真一醫師的「客家文化語言」及「賴和醫學服務獎」,「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台灣論壇」,李鎮源教授的「刑法一○○聯盟」與「台灣醫界聯盟」,林義雄的「慈林基金會」,吳樹民的「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以及休士頓的「蔡正隆基金」和「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等等。此外,具有台灣意識的藝文從事者如陳來興、林央敏等多人拜訪休士頓時,都受到雅彥夫婦的熱誠招待支助。 錦如說,雅彥到處捐助,有些甚至在他過逝後,收到別人的謝函才知道。有一次,她收到謝聰敏的太太邱幸香女士的來函,才知道在1986年,謝聰敏和許信良、林水泉闖關回台失敗,經濟發生困難時,雅彥匯去一筆不小的款額,表示要幫助他們日後出書。謝太太在信中說,這些年,她感念在心,經常想著日後若有機會,要將這筆錢再捐出來,讓劉明和雅彥的精神繼續傳下去。這些事情讓錦如感到溫暖,也頗以丈夫和外公的作風為榮。 社區的靈魂人物 「叫我雅彥就好,不要叫我李醫師。」雅彥常對人這麼說,對他而言,只要具有台灣意識,對台灣人事務熱心的人,都可以當作朋友,他就是這麼「阿沙力」。 休士頓的台灣同鄉在過去二十年間,發展一個凝聚力很強的的台美社區,李雅彥的家庭事實上和休城的台美社區一起成長。1979年,他們搬到休士頓時,大女兒正牙牙學語,二女兒才誕生,三年後,兒子在休士頓出生。他們的小家庭很快地融入休士頓興旺的台美社區裡,雅彥的個性親切豪爽,活動力強,對公益事業又熱心,很自然地成為社區的領導人物。 1985年,蔡正隆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為了傳授第二代母語與文化,提議創辦一所「台灣語文學校」。獲得理事會通過後,委託郭珠貞理事籌劃此事。郭珠貞的丈夫廖明徵是葉錦如的姨丈郭東星先生的好朋友,兩家時有往來。郭珠貞說,當雅彥獲悉她要辦「台灣語文學校」後,隨即登門造訪,以不具名的方式,捐出一筆款額,奠定大家辦學校的信心。 「台灣語文學校」成立後,李家的三個孩子都是台語學校的學生,葉錦如當了創校時的家長會長,李雅彥則連續當了六年的校務委員。在同鄉的印象中,雅彥像個孩子王,他教孩子們上「台灣文化」課時,帶他們做紅龜粿;辦園遊會時,他演布袋戲;他更組織一隊少棒隊,每星期六上完台語學校後,就帶著一大群孩子到公園打棒球。打球之餘,更愛在球場邊和其他的家長們開講,只要談起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他圓圓的臉就充滿了真摯與熱情,往往越講越興奮。 除了活躍台語學校外,雅彥也熱心同鄉會的活動。前台灣同鄉會的會長楊朝諭說,辦活動時,有李醫師在,就安心許多。譬如1986年,有一艘台灣貨輪在休士頓港口因債務糾紛被扣押,船員被困在船上,生活成問題,同鄉會決定攜帶食物和慰問金去慰問。當時聽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已經送去五百美元,雅彥隨即表示要「壓過去」,正因為他的解囊,同鄉會才得以送上六百美元的慰問金。 又如1988年,FAPA發動「台灣民主聖火長跑」,「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正猶豫是否舉行時,雅彥一口氣買下五百美金的恤衫,送給參加長跑者,使這項活動得以順利在休城舉行。 那些年,台灣的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美國,每到休城,雅彥都熱心支助。「五二○農民事件」發生後,他開始同情弱勢族群,熱心支持台灣的農運、工運和社運。對富裕環境中成長的雅彥來說,接觸社會基層不僅是內心正義感的延伸,並且是一種新的經驗與學習,使他往後更能安然自如地走入群眾。 雅彥的個性不僅積極,並且具有前瞻性。他在一般休城同鄉都還不敢有夢的年代,就已經作起「擁有一間台灣會館」的夢,並且身體力行,力促美夢成真。1987年,他出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理事時,即提議籌建台灣會館,然後自己到處去看地,認真思考建館的事宜。 1988年,雅彥接任台灣同鄉會的會長後,隨即在同鄉會賬戶裡設立一個建館專戶,正式發起建館募款運動。他想出了不少籌錢的辦法,譬如在同鄉會中義賣食物,一塊五毛地累積。他也推銷謝里法和廖修平的畫,抽取佣金當建館的經費。他還印製了一大疊花花綠綠的建館彩券,賣給有志作伙建館的伙伴們。後來,他甚至更進一步率眾集資購買了一塊六畝的建館用地。 在這同時,為了讓贊助者享有減稅的益處,「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準備申請美國免稅財團法人的501C(3)資格。可是理事會和會計師商量的結果,會計師建議另外成立一個提倡台灣傳統文化的基金會比較適宜,於是休士頓同鄉在1988年共同成立了「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三年後,該基金會順利取得美國國稅局的501C(3)資格。 1991年,同鄉莊承業獲悉休城西南區有一家育幼中心正在出售,覺得那是興建台灣會館的理想場所,於是邀請建館籌備委員們前往評估。大家看過之後,認為無論價格、地點或建築都非常理想,問題只在如何籌募東風。後來經過多次會商,大家決定以「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名義發動建館募款。 當時,募款委員們也不確定能夠募到多少錢,只希望能有更多像李雅彥這樣熱心的人出現,因此擬定一個捐款辦法,凡是捐款一萬美金者,得以在一間教室的門口懸掛捐款人的姓名。結果在短短三個月內,籌委會竟募到十三個一萬元,以及更多的一千、五百和一百、五十等等,一共募到了二十六萬多美金,因此能夠順利購買那家待售的育幼中心,將之改建成休城台灣同鄉的「公厝」,取名為「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在整個籌募建館的過程中,李雅彥一直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休城同鄉說,當年若沒有李醫師極力催生,不斷發起籌建台灣會館的種種活動,很可能就沒有現在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赤子之心 雅彥的作風真誠坦率,毫無架勢,讓人感到親切,許多朋友追憶他時,都形容他是一個永遠不失「赤子之心」的人。 休士頓的同鄉李席舟回憶說,他搬到休士頓不久,即聽說休城有一位慷慨奉獻的李醫師,可是「初識雅彥,我上下打量,左看右看,實在不像是醫師,夏天時常穿短褲著便服,在同鄉會幫忙搬桌椅,倒像是台灣鄉下的『草地人』。」 錦如的弟弟葉治平教授說,有一次,一群工運農運的黨工造訪休城,在台灣同鄉會裡看到雅彥,直覺地認為他同屬勞動階層,打算爭取他加入勞工運動組織,交談後,才發現他竟是醫學院的教授,不禁稱他是「最不像醫生的醫生」。 雅彥童心未泯,搜藏了許多漫畫書和棒球明星的卡片,每逢子侄輩們來訪,就和他們分享寶藏,贏得小輩們無限羨慕。他又大方肯割愛,高興起來,就贈送幾本漫畫書或幾張棒球明星卡片給對方,讓孩子們視為珍寶,所以朋友林承芳說:「我的兒子最喜歡到錦如家了,因為雅彥叔叔有許多好東西。」 他愛打網球,每星期日上午是他和同鄉們打球的時間。同鄉鄭耀洲說,要是前晚下了雨,雅彥就整晚睡不安穩,天未亮,即打電話給吳連山,要他去看球場水乾了沒?他的球技精湛,對新加入的人,總是說:「球技好壞沒有關係,但要有台灣意識和社會正義心的人,才和伊打。」 鄭耀洲接著說,1991年,錦如當同鄉會理事,負責中秋節晚會的節目,雅彥設計「狀元餅」的遊戲,讓一大群人玩得熱鬧滾滾,結果十一歲的Simon高中「狀元頭」,雅彥當眾把Simon舉得高高的,一張嘴笑得合不攏的模樣,令人懷念。 葉錦如在1995年當「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會長,在休士頓召開年會。晚會中,有幾個男士被拉上台跳扭扭舞,心寬體胖的雅彥也在其中拼命地扭,他後來對朋友說:「我上台去,就是要讓錦如歡喜,也要讓大家開心。」 1996年,李雅彥擔任「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會長,當時,基金會以「台灣」的名義參加休城的「亞美節」。為了展示台灣文物,他把家中收藏的台灣文物全都拿出來,還在會中演布袋戲,做竹筷槍,教人踢毽子等等,可說使出了渾身的解數。 那年,休士頓舉辦「騎野牛大賽(Rodeo)」,同鄉余惠順知道會場裡有一個攤位被退掉,提議基金會租攤位賣春捲。雅彥覺得這是替基金會賺錢的好機會,於是聯絡眾同鄉做春捲。錦如說:「那次,我們一大群人切了好多肉,剁了好多菜,忙了好幾天,準備了像小山般的春捲,結果攤位卻意外地冷清。偶而有人光顧,一大群博士和醫生們立刻迎上前去,又是笑臉鞠躬,又是殷勤服務,那樣子,想起來就好笑。後來春捲剩了一大堆,大家分著回去吃,吃了好久才吃完。以後大家每次提到這件事,就笑個不停。」倒是余惠順覺得過意不去,她說:「這一回的義賣真失敗,但是李醫師一點都沒怨言,還免費招待同鄉去參觀Rodeo。伊本人真勤儉,但是為別人為台灣,伊真慷慨。」 「雅彥自奉甚儉,我曾經和他一起搭機回台灣,才知道他都坐經濟艙。並且自己還從機場搭巴士回台北,因為他不願勞駕人接機,也捨不得搭計程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許重義教授說,「我們一起到高雄演講,他想買一套鄉土文化的影帶,都要問好幾家,才買到一套打折扣的。還有一回,我到休士頓,和他在一起,他正好需要買一雙拖鞋,結果也見他挑揀最便宜的。他自己這麼節省,但對公益事的捐款,卻大方得令人折服。」 前「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的校長林秋成說,他的孩子和李家的孩子年紀相仿,時常在一起玩。「有一次,兩家一起去郊遊,雅彥為了省錢,剪下報紙的『肯德基炸雞』的折價券(coupon),買炸雞給大家吃。看他自己這麼省,但對公益的事情卻毫不吝惜地解囊,真覺得感動。」 「他的個性豪爽,做事卻意想不到的細心。」同鄉簡忠松回憶說:「1988年時,雅彥擔任同鄉會長,我們一起編『鄉訊』,我做事講求效率,他則面面俱到,無論文章品質,打字的正確,或編輯的美觀,都要求得非常仔細。」 「雅彥很重情義。」休城老友葉明霞說:「他對正隆非常的好,一直關心著他的健康。正隆病危時,他和錦如天天去看他,正隆離去後,他們一直照顧著我。只是我從沒想到,他竟和正隆一樣,走得那麼早。」   未完成的夢 走進李家寬廣的大廳,圓形的拱廊高雅別緻,上好的櫻木散發出釉色的光澤,這是棟建築非常考究的房子。「我的公公一直希望我們住個好地方,所以幾年前蓋了這棟屋子,從建築設計到屋內裝備,雅彥都用了很多心思。感覺上,他的形影一直在那裡,所以他走了以後,我對所有的擺設,都不忍變動。」錦如說:「雅彥的能力很強,對家裡很照顧,我們習慣以他當靠山。然後,他匆匆走了,我一下子要學很多從前他包辦的事情,覺得很辛苦。」 「雅彥的人生很積極,他一直有著明確的目標,努力朝著目標努力前進。假如是社區的事,他也會發動社區裡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來推動理念,完成目標。」錦如繼續說:「幾年前,他到台灣山地參觀原住民的部落回來,一直說要辭掉美國的工作,回台灣為原住民服務。他計劃網羅一群志趣相投的醫師,成立一個山地醫療中心,並且希望成立一個原住民工藝品中心,保留原住民的文化。」 「那時,我要求他給我一些時間,至少等我們的小兒子上了大學後再回去。」她接著說:「我趁這段期間,也趕快做一些準備。我到休士頓大學唸了一個社會工作的碩士學位,準備再過兩年半,兩個人一起回台灣,我做社會工作,他做山地醫療服務。我們後半段的人生藍圖都已經畫好了,只是沒想到生命的樂章竟嘎然中止,留我一個人怔立在舞台,不知如何是好。」 屋裡一片寂靜,氣氛帶著幾分傷感,過了好一會兒,錦如才鎮靜下來,恢復談話。她說:「那是1997年的聖誕假期,我們一起回台北,參加表妹的婚禮。喜宴裡,大家還一團歡喜,沒料到隔天清晨,雅彥忽然腹痛得大叫,我和爸爸連忙送他到台北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急診。到醫院後不久,他就昏迷過去,醫生診斷出是急性胰臟炎,馬上組成醫療小組,全力搶救。往後的兩個星期裡,他的病情起起伏伏,卻再也沒有醒過來。很多人來看他,我的腦子一片昏亂,只是不住地想:雅彥,雅彥,你不能就這樣離去,你要為原住民服務的夢還沒有實現呢!」 「我根本不曾預料過這種事,事情發生後,心頭很茫然,家人叫我怎麼做,我就照著做。在台北辦完雅彥的後事,我回到休士頓,參加休城同鄉為雅彥舉行的追悼會,看到一張張哀傷又熟悉的臉孔,心想:雅彥一向是在他們當中的,為什麼,為什麼我沒有把他活活地帶回來?」 「我的父母特地來陪我住一陣子,等送他們回去,我從機場回到家的那天下午,面對空蕩蕩的房子,開始想到:沒有雅彥,我及我的孩子們往後的日子該怎麼過?我不禁放聲大哭,哭得肝腸寸斷。」 幸好,錦如有很親近的子女,有很照顧她的雙方家庭,還有關心她的弟妹和一群熱心的朋友,她繼續活躍在休士頓的社工團體和台美人的社區之中。她的妹妹葉郁如在「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裡,籌設了一個很完備的「李雅彥醫師圖書館」。對休城許多人來說,李雅彥的音容是鮮明活潑的。 漫步在李家扶疏的後院裡,望著池裡雅彥飼養的彩色錦鯉,聽著錦如說:「雅彥其實是一個很好命的人,他如果不走得那麼快,應該可以實現更多的夢。」我不禁心想:「雅彥的人生實在很豐富,他有夢,也努力去實現夢;他慷慨付出,也擁有許多;他待人真誠,也令人懷念;他是一個快樂的富有的人。」   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全名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NATPA。 楊遠薰  

楊一哲 傳道人的故事

前進美國打天下 我從小叛逆性甚強。當學生時,若不同意老師所講的,便與他們辯駁,因而常跟老師撕破臉。所以即使我考試考得再好,到期末,老師仍將我的操行打不及格,我去找老理論,也沒有用。 年少的我,已深覺得在台灣沒有我這種人生存的餘地,所以從中學起就立志有一天要出國。 長大後看到電視、電影中乘風破浪、四海遨遊的畫面,心中很羨慕,想學開船。父親卻說:「即使你有錢買船也沒用,因為船還沒開出去,海防部隊就把你抓回來了!」 當時深覺得人生在世怎麼如此不自由,連自己所賺來的錢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花用,因而一心想要離開那個處處受限制的環境。 我姊姊曉美拿到美國公民之後,立刻替我辦身分,一九七五年我便拿到綠卡來美了。 當時我「芳齡」二十七,年輕力壯、孤家寡人一個。 窮困潦倒赴波城 家父是醫生,所以我從小就生長於富裕的環境中,出國前幾年更是無所事事、恣意玩樂。 出國前夕,家父對我說:「阿哲!你不可能一輩子依賴父母啊!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怎麼辦?」 家父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但卻深深剌傷了我的心。個性好強的我,遂下定決心靠自己活下去。因此當家父問我:「你有錢嗎?」我知道他準備了一筆錢要讓我出國,但基於好勝的心理,我告訴他:「我有錢!」 事實上我並沒有什麼錢,買完機票身上祇剩下四百元美金。 在洛杉磯停留一晚,不知怎的掉了二百元。 然後直奔賓州費城我堂叔楊彰師醫師的家,因為家姊雖曾來美,但已返台了。 到了費城,心身俱疲,整日在堂叔家睡覺。堂叔對這位初來異地的晚輩照顧有加。當時他因工作必須搬到南卡羅萊那州,就要我跟他一起搬去,叫我先安心學好語文,再去修喜歡的課,學費、吃住、零用錢等他都會負責。 我一聽這話,心想:我在台靠父母尚可,來美靠叔叔,不好意思,但是不便對叔叔說。 剛好有一位在台結識的朋友告知,已在波士頓為我找到工作,我便趁機當辭,要離開叔叔家。 叔叔有兩部車,一部是自動排檔,一部是手排檔。叔叔先將自排車開去南卡,嬸嬸不會開手排中,我遂充當了一陣子司機。 後來我問他們這部手排車要如何處理,他們經討論後決定賣掉。當時我心裡很想要買,卻又不知價錢,就陪嬸嬸去舊車買賣店估價,約值一千二百元。既已知道行情,我便向叔叔、嬸嬸表示要買那部車,但要到年底才能付車款。 叔叔一聽便要把車免費送給我,我堅持不肯,最後以八百元讓給我。我說,車我先拿,錢則等到年底再付。臨去之前我因在叔叔家住了兩月,不好意思,便買了一些東西送他小孩。所以當我車開到波士頓,身上僅剩美金五十元七角,另外還欠了八百元的債。 虎落平陽被犬欺 到了波士頓,才知道朋友為我找的工作已被別人捷足先登。如今,這個「好命子」的我,竟然成為淪落異鄉的流浪漢。 可是我不願讓家人知道我現在祇剩下五十元七角,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此後我就住在車子裡,麥當勞是我的廁所,哈佛大學的學生宿舍是我的浴室。 我開始打工。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餐館當bus-boy(跑堂,負責擦桌子、端茶水),即waiter (侍者,負責帶位、上菜)的助手,是中國餐館裡最基層的員工。老問娘告訴我工資是一小時五毛錢,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是兩塊多,我告訴老闆娘,這差距太大了,要我如何生活?吃頓麥當勞就要一塊多了。可是老闆娘說侍者會分一些小費給我們,我想想聊勝於無,就上工了。 作我「上司」的那位侍者是廣東人,不會說國語,而且歧視台灣同胞。我不會說廣東話,祇好和他比手劃腳。第一天我工作了十多個小時,通常跑堂可分得百分二十的小費,且是每天拆帳,可是他老兄分給我二毛五分錢,而且侮辱性地往地下一丟,要我彎腰蹲身去撿。 我沒有去撿,直接老闆說我不做了,要她付我薪水。臨走時我撂下一句話:「中國人圈子很小,我們會再碰面的!」然後擺出很強悍的架勢走了出去,其實當時我身上沒錢,英文又不好,心中虛得不得了。 棲身人貧民窟 當時已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決定要先找個落腳地,否則冬天到了我不凍死街頭才怪。 我由報紙找到一處房子,才二十塊錢一個月,興沖沖跑去一看,才知是座落於可怕的黑人區。在七○年代,黑人區比今日更怕。 我戰戰兢兢地按址叩門,出來一個面貌猙獰的黑老大。我指著報紙屋廣告,用破英語胡亂說了幾句,他便叫我跟他走。 走到一條窄巷,他手一指,兩邊各一排格局很有氣派,卻已沒落破敗的樓房,叫我任選一間。 我仔細一看,全是三層樓的房子,可是窗子都用木板釘了起來。我就挑了惟一一間尚有玻璃窗戶的房子。 他看我開車來,問那是否是我的車,我說:「是!」。他說:「你的車一定要正對著你住的門口停放。」然後他拿一枝粉筆在我住的那戶門上簽名。他告訴我,這簽名世界上祇有兩個人可以擦掉,一是我,一是他。我每個月初一要給他二十元現金,但他不會給我收據。若到初四我還沒付房租,他就來把名字擦掉。只要簽字還在,我自己或我的車出了任何事,儘管找他。簽字若不在,會發生什麼事,誰也不知道! 當晚住進去才發現沒電也沒水,我只好再去找房東老大。他指著前院的水龍頭,拿個桶子叫我要多少自己提。我問:「電呢?」他叫我去買一支露營燈。 當時我心想,不管如何總比沒地方住好,便找了一堆舊報紙,加上姊姊留下來的幾條舊毯子,打算在這破舊空屋中打個地舖過夜,明早好去找工作。 美哉,美國發財夢! 當夜,躺在黑暗的房間中,只見一道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原來是對街加油的大霓虹燈在旋轉。 我想到叔叔每次都加Mobil的油,而且都用Charge card。他曾告訴我:「在美國用Charge card,就代表你是個有信用的人。」 當我似乎看到Mobil的霓虹燈都畫滿「$」的記號。我立志,有一天一定要拿Mobil的Charge card,日後一定要賺很多錢,讓老爸刮目相看。 隨後又想到今天在餐館受人侮辱的情形,不由得氣憤填膺,可是氣又什麼用?我在台灣並不是沒讀過書,不料來到美國,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真的沒有半點本事!不禁懷疑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我的美國發財夢?轉念又想:「我何必這麼辛苦?一通電話,爸爸馬上就會把錢匯來!」 然而好勝的我卻不甘心如此。靠父親太沒面子了,靠朋友更沒面子! 上帝不會丟棄我 正心亂如麻之間,突然有一個意念出現--信靠上帝吧!因為上帝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十三:5)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初中時也曾悔改決志過,但多年來當浪子,幾乎忘了上帝。不料上帝卻沒有忘記我! 突然間我眼淚直流,想到這位偉大的上帝,不論智力、財力及勢力,都是地上的父親所無法比擬的,於是我跪下來禱告:「上帝啊!我知道我過去成為浪子離開?,但我也知道?永遠不會捨棄我,我若回頭來就近?,我相信?必接納我成為?的兒子。我再一次將自己和我在這兒所受的委屈交在?手中,那些侮辱我的人,主啊!求?赦免他們。」 禱告後,我心中充滿喜樂,隨即倒地而睡。平常我是個很難入睡的人,這次竟一下子就睡著了。 舊報紙上找來工作 第二天一早醒來,突然在我身下墊的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是一家電子公司徵裝配工人,工資一小時二塊半。 循址找去,經面談後,他們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好高興! 能找到一個全職工作,對當時的我而言已是一大突破了,我存著感恩的心賣力地工作,因為這工作是在我禱告完一覺醒來後第一眼看到的工作,而且過期的舊報紙上看到的,我認為是上帝為我所預備的。 在這家有六、七十名員工的公司裡,我做得非常勤奮,上司十分賞識我,兩個星期後工資便由一小時二塊半升到四塊。我很高興,白乖乖上班,晚上則讀聖經。 如此過了一個月,我想既有固定收入,應該另覓住處了。朋友告訴我哈佛大學附近專租給學生的一棟房子,閣樓尚有空位,我便以一個月一百三十五元租下,差不多是我的四分之一的薪水。 做了一段時間,我向上帝禱告: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如果光是做個裝配工人,實在沒啥意思。但我不敢奢求什麼,祇是將心中的感受向上帝吐露而已。 起來,去找你老闆 過了兩天,我在裝配線上,瞥見我的猶太老闆在小辦公室中煩躁不安地走來走去,不時又有外面來的人與他緊張地商量事情。 到了下午,我忽然感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我覺得似真似幻,不知是怎麼回事,於是又繼續工作。可是才過一下子,又是那個聲音:「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 我便作了禱告:「主啊!若這聲音不是出於?,求?讓我能定下心來工作。」 禱告完那聲音更明確了:「去!去幫助你的老闆!」 「去」的感覺強烈地升上來,我又一次向上帝禱告:「主啊!我相信這感覺是出於你!」 於是我便走到老闆那裡問他:「我能幫你什麼」 老闆見我祇是個小工人而已,便對我說:「沒有什麼你可以做的,回去工作吧!」我一回去剛坐下,那聲音又來了:「再去!」 我祇好又站起來去跟老闆說:「湯姆!我相信你的困難我可以幫忙!」 「你怎麼知道我有困難?」他說。 「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我說。 「你在台灣唸什麼?」他問。 「我讀建築!」 他一聽臉色就變了,說:「去去去,不要來煩我!」我也不知道讀建築有什麼不對,但看他一副兇相,祇好回去。 可是才走到一半,一股力量迫使我又回頭,對他說:「湯姆,你知道嗎?我的電機比我的建築內行多了!」 他聽了這話,便叫一個技工印了一份文件跟我解釋,他自己懶得再理我。 夢中所得的設計圖 這位技工解釋,那是一份GE(通用)公司讓我們承包生產的變壓器,簽約在某個時限之前交貨,否則要被罰款。可是我們的貨交出去卻被打回票,因為設計完全失敗,無法發生功能。 老闆請了很多專家來幫忙,至今仍無法設計出來,期限祇剩下十三天,即使今天設計出來,也必須二十四小時拚命趕工才能生產所需的數量。上回產品被打回來的成本無法回收,這回答若再失敗,公司一定破產。 我看了設計圖,也看不懂,便把圖折起來,告訴我的頂頭上司說我要回家設計東西,他一聽是老闆給的圖,也不敢說什麼話。 我回去左看右看也一頭霧水,就如此左思右想了兩天。 第二夜剛睡著,腦中突然閃出一幅設計圖,我立刻跳起來將記憶猶新的圖畫下來,跑到老闆那兒告訴他:「我答應幫你忙,我已經做到了。」 其實,原設計沒有錯,祇是有個小鐵片要換另一種質料。他立刻找一位技師來聽我解說,覺得有點道理便馬上製作一個樣品送到GE,問他們是否合格。GE回答可以,可是離限期祇剩十天。 老闆便向朋友、同行調借大批工人日夜三班瘋狂趕工,終於在最後一天趕出來了。 職位跳升三級 此次公司雖沒賺到錢,但卻逃過一劫沒有垮掉,我則由基層工人「坐直昇機」升到技師,薪水由一小時四元跳到九元。 以前技師檢驗都會通過的設計圖,到我這兒都被打回去了,設計師很氣,問我到底哪裡設計錯了?我告訴他:設計沒錯,只是不夠精簡。可以用一個螺絲串聯的,就不必花三個螺絲,如此可加速生產速度,又可省下筆成本。 這位設計師本身也是股東之一,公司賺錢他也賺錢,覺得我言之成理,採納之後果然不錯。這件事大老闆知道了,便叫我不要故技師,改做工程師,所以時薪又由九元跳到十二元。 如此短短的三個月,我的薪水和職位三級跳,到最後升到首席工程師,任何設計師的東西,若沒經我簽字就不能上線生產。 到那年(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我的經濟已大大充裕了,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無比。 為賞雪險些喪命 波士頓的冬天,說來就來。一九七五年聖誕前夕,突然下了一場暴風雪,我這台灣土包子第一次看見飄雪,興奮不已。說了一句:「感謝主!」便開中出去欣賞美麗的雪景。 我傻傻地祇穿了一件很薄的襯衫,收音機一直播放著暴風雪的消息,呼籲人們趕快回家,可是我聽不太懂,祇顧著欣賞粉妝玉琢的雪景。 我只求幽靜空曠,特意避開大道往小徑開,也不知開了多久、多遠,突然間車子不動了。 因我對機械有些常識,便下車打算要修,打開引擎蓋一看,臉都綠了,原來是timing belt(點火皮帶)斷了,若沒有零件,技術再怎麼爐火純青,也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何況我只有一支螺絲起子! 我祇好到路邊攔車,本來暴風雪天車子就少,而且不知為什麼就是沒人肯停下來幫忙。 主啊!救我命脫離死亡! 我冷得受不了,祇好躲回車上,可是車上也一樣冷。我心知肚明,如果睡著了,必死無疑,我便向上帝禱告。 禱告完心生一計:何不將車子放火燒了?如此便有消防車來救援。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打火機或火柴。 以前我在台灣有吸煙的習慣,但來美之後重歸上帝就戒掉了。我便向上帝抱怨:「上帝啊!我以前是個煙槍,隨時口袋一摸都有火柴,如今我戒煙了,卻因此而要了我的小命!你的慈愛在哪裡?」 隨即我發覺自己幾乎要昏睡過去,便趕緊向上帝懺悔:「上帝啊!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若是你的心意,我願意回天家,但我在世上好像還沒達成什麼目標,有點不甘心啊!」 好的撒瑪利亞人 突然有人敲打我的車窗,我的車已被大雪所覆蓋,可是那人用手撥去窗上的雪,我則由裡面將玻璃上已結冰的水氣拭掉。 窗上出現了一張黑人的臉! 從前的經驗及在台灣所聽到的傳聞,我第一個意念便是--「這個黑人要來搶我!」可是轉念又想:「有什麼好搶的,我的命都快沒了!」於是把窗子搖下來很兇地問道:「你要幹什麼?」 不料他卻用很溫柔的聲音說:「趕快到我的車子裡來,我車子裡面是很溫暖的。」 我見他如此誠懇,便把車門打開,他將我扶到他車內,我一吹暖氣,這才「回了魂」。 他問我如何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路都被雪蓋住了。我告訴他地址,他似乎對我住的地區不熟悉,一面看地圖一面開著車子慢慢找路。 途中他問我知不知道這是場很大的暴風雪?路上都沒有人影了!我告訴他我一直試著要攔車找人協助,但沒人肯停車幫忙。 他看看我,說:「Son(小伙子)!你要知道你穿著這麼單薄的衣服,在這種天氣下在路邊攔車,你若是過路人,你會停下來嗎?這個社會愈來愈不好,加上這種時候大家都急著要回去,暴風雪天沒人有心情去關心別人的事。你就不要去怨恨那些人了!」 「那你為什麼不怕我是壞人呢?」我問。 「假若沒有我的上帝允許,沒有人能傷害得了我!」 我隨即問他:「你是做甚麼的?」他說他是個牧師,我一聽當場眼淚便掉下來了。 我又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他告訴我,他在家中看報紙,感到很不平安,老是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兒,便打開電視,見到大風雪的報導,說是好幾條公路都關閉了。 這時好像有個聲音叫他:「出去!出去!」他便向上帝禱告:「我不道要去那兒,請?掌管我的方向盤。」便一路隨意開,可是當他看到我的車時,馬上感到裡面有人,也立即明白這就是上帝要他出來的目的。所以他停車查看,就這樣找到我。我聽得淚眼模糊,感恩不盡。 由這次經歷,讓我再次體悟到生死全操在上帝手中,在台灣自以為登山下海無所不能,此時更加確知沒有上帝,我什麼都不能。 認識吳慧淑 四個月內結婚 在我當時參加的教會中有一位吳光勇弟兄,他知道我的奮鬥史,也知道我祖父楊招義牧師在台灣中南部教會中十分受人敬重。他認為我出身主僕家族,不會是壞人,於是想將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堂妹吳慧淑介紹給我。 我們在一九七六年二月14日情人節認識,同年六月一日結婚,中間僅有三個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由整個過程來看,上帝的安排既奇妙又不容置疑,我們結婚時,雙方一點都沒有猶疑,婚後迄今也一點都沒有後悔,因為我們自始至終都彼此真誠相待,毫無虛假。這是上帝在我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蹟。 金錢、事奉苦抉擇 在加拿大結了婚,九個月後綠卡下來,慧淑便來美國,她來美時我工作已有相當成就。公司由我初進去當裝配工人時的五十多人,到七年後我當副總經理時已達四百多人,但我卻想要辭職。在要辭職前好幾個月,我就告知老闆,護他儘快找一個人取代的職務。 我為什麼要走呢?我想離開的最大原因,是我對事奉上是愈來愈有負擔,所以打算開公司做自己的生意,如此時間較自由,在教會事奉更方便。 我辭職經營修車廠迄今,收入平均算來,並不輸給當時老闆為留下我所開出的優厚薪資與福利。而且自己當老闆,時間自由,又因為多事奉,靈命較之以往又增長更多;同時在英語上,也因為要去遷就客戶而非如昔日別人來遷就我,所以進步不少。 由這些經歷,我看見上帝如何一步一節地帶領我。衪先讓我完全依靠衪,然後再讓我有機會去比較金錢與服事何者重要?當我選擇服事重於金錢後,衪的賜福便如泉水般湧入,這結果便導致我今日願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 一失足幾成千古恨 在這二十年的美國生活中,除了上求在暴風雪中被黑人牧師救活之外,尚有三次蒙神拯救死裡逃生的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辭去電子公司副總經理職位後,出來經營汽車修護廠。起初是四個人合股,後來各自分開經營。就在這尋找新修車廠期間,我二姐要由波士頓遷往加州,她有一輛福特一千六百CC的小車,我答應幫她開去,車後又拖了一個租來的貨櫃,將她所有的家當都裝在裡面。 我想藉此機會到加州度假,便偕妻子慧淑一起駕中穿越美國。 有一天早上到達猶他州的Bryce Canyon(布色列峽谷),突然大雪紛飛,將整個山谷都蓋滿了。因為那不是假日,整個公園似乎祇有我和我太太兩人,我們停下來在一處風景點拍照。我認為我站那兒十分安全,因為離懸崖看來大約尚有二十呎。 為了取角度,便往旁邊稍稍移了幾步,突然間我腳底塌陷,整個人摔了下去,雙臂大大張開,攀在冰橋上,祇露出一個頭在崖邊。原來,懸崖是成鋸齒狀,但因白雪覆蓋,所以看不出腳底是實地還是冰雪,而我剛才正好踩在一道雪橋上。 懸身萬丈危崖 懸身於萬丈深淵之上,我的頭開始發昏,慧淑驚惶地要走過來,我怕雪橋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高,大叫:「不要過來!」慧淑問我該怎麼辦?我問她車上有沒有繩子?她說沒有。我想了一下,便叫她開去找人來救我。可是這樣一來一回費時頗久,萬一我的體溫把雪橋融掉了,怎麼辦? 突然間我想到上帝,便懇切禱告:「上帝啊!我若這樣子摔下去,慧淑會一輩子很難過,而且警方也 謀殺親夫的嫌疑罪名把她搞得慘不堪言。求你存留我的性命吧!」 禱告後,我頭腦異常清晰,想到三月天的雪並不太硬,再這樣下去必被我體溫給融化,所以就開始用手指頭抓著冰雪一吋吋地橫向攀動,儘量避免去震動雪塊。終於我看一塊石頭,便伸出一隻手力一抓,就在這一縣間,雪橋轟然崩落,我只剩一隻手露在崖邊。 那次真是上帝的恩典,在千釣一髮之際將我救回。 游泳健將滅頂 一九八六年,我去泰北參加短期宣教,因結婚以來從未帶 太太度密月,也不曾慰勞過她,於是藉此次短宣回來時,在夏威夷補度密月旅行十天。 到了夏威夷,我們沒參加旅行團,自己租車到處玩。有一次我們開到一處人跡較少的海邊,那裡浪濤洶洶,有些人在衝浪,多半是當地人而非觀光客。他們的衝浪板比一般大二倍,而且還有條繩子綁在手,我本想租衝浪板來試試,但租不到,祇好游泳。 我是游泳健將,慧叔卻是旱鴨子,就坐在海灘椅上和一位老太太聊天。我想雖然浪很大,但我祇游一下子而已,應該沒關係,誰知一下水馬上發現根本不能游,浪太大了,沒辦法換氣。當發現不對勁,掉頭要游回去,卻被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拖離岸邊。我的體力開始不支,便搖手大喊救命,不料慧淑以為我是在跟她打招呼,還很高興地跟我揮揮手。 我心想糟了,我一定要游回去,可是愈游愈遠,我就向上帝禱告:「上帝啊!求?別讓我這樣死去。上次我若死了,慧淑雖有麻煩,但內心比較不會感到愧疚;這次我向她求救,她卻跟我說『嗨!』我回天家沒關係,但她留在世上會內疚一輩子的。」 海底行軍的啟示 禱告完忽然有兩句話由耳朵灌進來:「你的潛水技術不是比游泳好嗎?」、「水裡比水上安靜得多」,是用國語說的。 我聽了忽然醒悟,的確沒錯,我潛水技術不錯,可以閉氣三分鐘之久。於是我向上帝禱告說:「我決定要潛水回去,但我不知方向,求?帶領我回到岸上。」 我一禱告完便沉到水底,四肢並用在海底爬行,等到腳可以踩到底了,就站起來吸兩口氣,浪又打過來了,便潛下去再爬,感覺上彷彿有十分鐘之後,終於讓我爬到岸上,回慧淑身旁坐著。 那天陽光很強烈,慧淑沒注意到我整個臉都變白了,我一來怕她煩惱,二來也怕她把我送到醫院,破壞了得來不易的夏威夷假期,所以不敢告訴她發生什麼事,祇在一旁喘氣。 她問:「你怎麼不再去游泳?」我回答了:「不要,沒有意思!」她以為我是因為沒有衝浪板而覺得沒有意思,還說要去借衝浪板給我玩,我說:「不用了!我要回去了!」 她莫名奇妙,不知道我為什麼才來一下便要走,但也祇有跟著走。我當時已渾身無力,幾乎不能走到停車場,但為了不讓她發現,就把手搭在她肩上,「親熱」地倚著她前進。 我一邊開車,一邊頭暈目眩,看到路邊家麥當勞,就說要進去。慧淑有點生氣,出來密月旅行才玩一下便要回去,然後又是吃麥當勞!其實我祇是想喝水而已,一進去點一杯特大號可樂,一口氣灌完便離開,回到旅館倒頭直睡到第二天。 我一直沒有將此事告訴慧淑,直到回波士頓的第二星期,教會中有個禱告會,主持人問大家有什麼感恩的事,我這才說出來,慧淑也才恍然大悟我那天為何舉止怪異。 惡客臨門 大約是一九八八年吧!因為冬季天黑得早,平時晚上七點修車廠關了門我就走了,但那天剛好教會的周弟兄來找我聊天,聊到將近八點才離去。 在聊天時我便看到有個戴著雪帽、雪面罩的人在等公車,祇露出兩個眼睛來。因為天氣很冷,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周弟兄走後,我轉身收拾東西,這時我由鏡子裡看到那個等公車的蒙面人走了過來。店外有一台賣可樂的機器,我以為他要買可樂,不疑有他。 我正在紿賬,那人突然闖進來,兇狠地低聲咆哮:「不要動,我的刀已經頂在你腰上。」我瞥見一柄又長又亮的刀,感覺那人體格極其魁梧,相形之下,他像大金剛,我像小猴子。 這歹徒對修車廠的格局似乎十分熟悉,他命令我:「進你辦公室!」因為我現金都放在辦公室,而辦公室的鑰匙則繫在腰上,當我伸手到腰間拿鑰匙時,我先告訴他我現在是要拿鑰匙,以免他誤以為我是要拿武器殺了我。 正當此時,我心裡想,我雖然曾練到跆拳道三段,但辮公室裡面空間太狹小,無法施展拳腳,而且依那人的體格,我若一有異動,脖子必定被他扭斷。 我又想,若進了辦公室,這人搶了錢捅我一刀,然後割斷電話線,將我鎖在辦公室中,他便有充分的時間逃跑,而我則會流血至死。再者,此時我已想起這凶神惡煞是誰了。他並不是第一次作案,最近在這地區已是第四次。前天一個加油站的老闆娘才被他刺死,廣播電視上一直在提醒民眾小心防備。 我知道,我若被這冷血凶手押進辦公室,鐵定會沒命的。求生的本能,使鄉在短短幾步路中,極其懇切地呼求上帝。 恐怖對峙 就在那電光石火中的幾秒鐘內,上帝讓我有了個主意。 我辦公室的門是彈簧門,平時推門而入時,它會們自動反彈回來。於是當我走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的那一瞬間,就猛然用全身的重量撞擊門扇,整個人隨著這一撞之力撲進辦公中,脫離了那歹徒的刀尖,並且藉門扇的強勁反彈把他撞了出去,狠摔在地。 我心裡明白,以此人的體格,一下子就會爬起來,而且辦公室的門一下子便會被他撞開,所以我不能躲在辦公室,遂立刻再推門衝出去。 他正好從地上站起來,我便躍過一輛待修的黑色金龜車,與他繞著車身捉迷藏。他很聰明,知道出口祇有一個便始終堵在出口處,不讓我逃掉。 那時天色已暗,我們祇能隱約地看到對方,我唯一佔優勢的是地形、地物比他熟悉。 正緊張萬分地與他對峙之際,忽然間電話鈴響了,我知道是我太太慧淑的電話,因為我該回去,慧淑打電話來查探。我心中很急,卻沒辦法去接,但又怕我若不接,等一下慧淑會來找我。五分鐘後,電話鈴聲又響了,我心中更急,怕她等一下真來了。 力拚歹徒 我心中一面默禱,腳不經意間踢到一支實心長鐵棍,是修車時用來撐起重物的工具。 說時遲那時快,我一腳挑起鐵棍,緊握在手,趁他不注意時跳上金龜車頂,舉棍猛力往下扎砸,一棍便把他擊倒了。 我將棍子往旁邊一丟,準備打電話給警察。我原以為我跆拳道三段,一掌擊可破三塊的功力,加上又是用鐵棍,這人必定只剩半條命。不料當我才拿起電話,他老兄居然站了起來,而且立刻近身。我嚇了一大跳,便立即飛起身來給他一記跳踢。練跆拳的人都知道,這一招絕不可隨便用,因為若一擊不中,自己可能會受傷;若踢中了,對方可能會喪命。 結果這一腿踢中,他又倒下去,我以為我又贏了,電話才拿起來,他竟又站了起來,我那時真像是見了鬼似的,正準備再奮力一博,卻見他往外要逃,我便知道,他必然受傷不輕,立刻撲上前去「刷!」地一聲將他的面罩拉下,看清楚他的模樣,以備向警方指認。由於用力極猛,把他頭髮連頭皮扯下了一片,霎時鮮血淋漓。 他奪門而逃,我追上去又一個跳踢,他整個人摔出店外,撞上路邊公車牌的鐵桿,當場把那鐵桿撞彎。我以為這一撞之威,一定會讓他不省人事了。 豈知我才第三次拿起電話,他又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不要命往街上衝,頓時路上煞車聲、喇叭聲四起。我可是還要老命的,不敢在車陣中全力追逐,讓他給跑了。 我打電話報警,警官趕來之後,聽了我的報告,似乎不大相信,可是現場刀子、鐵棍、頭罩及被我扯下來的頭髮連帶頭皮等證物俱在,他們不由得半信半疑。警官作了筆錄,建議我找保險公司賠償損失。 主又救了我! 後來慧淑告訴我,她打電話給我,響了好多聲沒人接,就知道我一定有麻煩了。但她記得我曾告訴她,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壞人,我叫她跑的時候,她就要立該飛奔,不必管我,如此我們倆都有活命的機會,否則我為了保護她,到頭來兩人都不免喪命。 因此她雖然很急,卻沉他氣沒立刻趕來,只是穿好外出冬衣,手拿汽車鑰匙,一邊為我禱告,一邊打電話報警。警車據報,就在我與兇漢對峙的那段時間內,來我店外巡了一趟,卻見不到裡面有任何不尋常的動靜,遂又開走了,壞人逃跑之後,我報了警,警察通知太太,她早已一切就緒,幾分鐘之後就趕到了。 我們以為此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不料一個星期之後,警方要我到州立醫院指認嫌犯。其實在我未去之前,警方已經知道此人即是與我打鬥的人。他們告訴我這人是賓州監獄終生監禁犯,不久之前逃獄,一路搶了十九次,殺死、殺傷數人。 他在我手上受傷之後,肋骨斷了四根,不敢到當地大醫院求醫,跑到新布什州(New Hampshire)一家小醫院,可是因為當地設備不足,醫生要將他轉回麻州救治,他死也不肯,醫生叫警衛攔他,他雖然受傷那麼重,合四名警衛之力還是抓不住他,醫生祇好給他一記麻醉針,這才把他五花大綁送過來。 警方看我竟能擊敗他,把我當成了英雄,對我禮遇得不得了。警官又說此人以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足球隊員,我當下開玩笑地回了一句:「我以前是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員!」其實我內心知道,我是在幾乎不可能之中,搶回一條老命,是主又救了我! 我求問主:「主啊,你三番二次讓我死裡逃生,我能為你做什麼?」 「同情」或是「異象」? 話說一九八六年,李秀全牧師邀請我一道去泰北參加短期宣道,我認為傳福音是件美事,便欣然前往。到了泰北,與王季雄宣教士配搭事奉,才發現那邊的生活極度貧困,我覺得他們彷彿是被遺忘在地球最偏遠的角落的一群棄兒。 回美國後,每次看見餐桌上的牛排,便想到這塊牛排相當於泰北難民一家四口三天的伙食費。 我告訴我太太慧淑,如果我去泰北,除了傳福音還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改善他們的生活。 說也奇怪,當我跟慧淑說過這些話之後,竟然做夢到泰北,幫人修車時也想到泰北,反正一天到晚都拂不掉「泰北」兩個字。只要一聽到有人來自泰國,耳朵便豎起來聽看看他是否提泰北? 我當時以為這是出於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日子久了便自然淡忘了,於是不然意。 但是很奇妙的事發生了,我愈想把泰北忘掉,便愈加地思念泰北,夢得更多、想得更多。這時我開始有點緊張了,心想:「難道上帝真的要我去服事他們嗎?」 你何苦那麼傻? 前思後想,衡量再三,決定還是不去為妙。 回想當初在台灣和初到波士頓時在黑人區空屋地板上所做的美國夢,幾乎已百分之百實現了。 以美國社會標準來說,我雖然還不能算是大富翁,但就享受和使用的角度來說,卻有錢有閒,稱心如意。我有別墅小木屋可休憩,有遊艇可到處遨遊,又有好多張Charge card,不只可以加Mobil的油,還可以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幹嘛要去落後貧窮的泰北,苦哈哈地做宣教士? 然而心中雖如此想,泰北的異象卻仍不斷地盤旋在我腦中。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拚命地想要將思量轉移到別的事物上,但卻仍繞回「泰北」,我便知道上帝真的要我去那兒,但心中卻十分不甘心就此投降,還是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排除。 正當我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趕走」時,突然李牧師來找我,要我八九年再去泰北短宣,不知何故,當時我竟然很生氣地說:「要去你自己去,我沒那麼多時間,也沒那麼多錢跟你去!」李牧師不知道我為啥莫名其妙地發脾氣,就說:「你不去就不去,不要發脾氣嘛!」 可是李牧師一行八九年去泰北短宣期間,有天晚上我睡不著覺,偷偷地起床向上帝禱告:「主啊!如果你不願意將泰北異象從我腦海挪掉,我願意順服,可是我要與?約定--從今以後我楊一哲不跟任何人講泰北,如果?真的要我去泰北,求你指示我太太,由她主動提出要去泰北傳福音的決定。」 我如此禱告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每次提到泰北,慧淑理都不理,毫無興趣!所以我認為這是給上帝的一個難題,說不定因此可以逃掉呢!八九年李秀全牧師自泰北短宣回來,說在泰北工場上事奉多年的王季雄弟兄要他帶給我一句話:「你們來短宣非常的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當時我好像被上帝當頭棒喝,可是轉念又想:反正我跟衪已有言在先了!所以我依然抗拒上帝呼召,繼續等待衪感動慧淑來提議夫妻一同去泰北宣教。 最痛苦的一頓飯 八九年,王季雄宣教士受邀擔任我們教會差傳年會的講員,我很不想見他,可是為了回報八六年泰北短宣時所受的照顧,便很勉強地邀李牧師一起在一位教會弟兄開的餐廳請他吃飯。 當晚發生一件很奇怪且不該發生的事。原來這位弟兄每當知有人為傳道人設宴請客,必定早就將桌位準備好,可是那天他居然把時間記成是第二天,只好請我們稍候片該,讓他騰出桌位。 就在等的時候,王季雄突然跟我說:「楊一哲,我有話跟你談。」 「我要跟你單獨談!」他說。 這下我緊張了,心想,我與他自八六年認識迄今並無深交,他要跟我單獨談什麼呢?可是人家已指名要跟我單獨談,我祇好硬著頭皮答應,於是兩人坐到一個角落去。 「我雖然在泰北做了這麼多年,可是我一直有個感覺,上帝有更大的異象要給我。上帝可能要帶我進入更偏遠的深山之中,為那兒更困苦的人民開創一番新天地,可能是辦教育或做些公共設施,但是我人手不足,我需要你!」他說。 我一聽,差點跳了起來,眼淚也快掉下來了。我知道這是上帝繼李牧師之後第二次派人來呼召我,可是我仍然硬著心一句話也不說,只敷衍道:「等異象清楚了再說!」 那頓飯吃得好痛苦,彷彿熬了千年之久。回到家我向上帝禱告:「主啊!這沒有嘛!我是要我太太來告訴我,而不是其他人!」 王季雄回去之後,李牧師告訴我九○年教會又有泰北短宣隊,問我是否參加?我回答:「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九○年短宣結束,李牧師又替王季雄帶了一句話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我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但仍與上帝玩拖延戰術,堅持要等我太太慧淑主動表示願意去泰北才肯順服。 千方百計推拖 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李秀全牧師又邀請王季雄當講員,我心中開始緊張,很想將我太太帶到別的地方,不讓她去聽泰北的異象,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藉口,加上慧淑的個性也不是那麼容易說走就走。 日子到了,我堅持不去參加差傳年會,縱然以前曾大聲疾呼勸人說要成為一個好基督徒,一定要參加差傳年會,可是事到如今,也顧不得了。 我終於想到一計,請教會的鍾弟兄在差傳年會的第一晚來我家教我中文電腦,且以一時無法學完為由而逃避參加差傳年會,我太太慧淑只好很不高興地自己帶了鍾弟兄的太太去參加差傳年會。 當我看時間已來不及去參加聚會時,突然變成「天才兒童」,一下子中文電腦諸多難題都通了,鍾弟兄十分驚訝。其實我早都會了,於是便坐在那兒和鍾弟兄聊天等她們回來,一方面盤算一下明天要找什麼藉口來推拖。 於是我想到裝病,且不能太早裝,要等到快去差傳年會時才開始裝,如此慧淑便會給我吃止痛藥。主意既定,便安心地聊天。 你正是那個約拿! 第二天早上起來,心想中午要裝病,慧淑必定一個去聚會,沒人煮午餐給我吃,所以早上要吃飽一點,於是便說:「太太,我好久沒有吃煎餅了,妳可不可以弄給我吃?」我才坐到餐桌拿起刀叉對著煎餅一刀劃下去,突然慧淑冒出一句話來:「昨天晚上你沒去參加差傳年會多可惜啊!我想我們應該去泰北傳福音。」 我整個人愣住了,心中卻依然跟上帝強辯道:「上帝啊!這不算啦!『我想』跟『我要』是不一樣的,?的中文比我好,應該知『想』跟『要』是兩回事!」 如此想,心中舒坦了些,便把煎餅往口一放,不料慧淑馬上又冒出第二句話來:「一哲!我認為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 頓時,我口中的煎餅哽在喉嚨,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眼淚差一點掉下來,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卻又絞盡腦汁急著找出一些理由來頑抗。 就在我故作鎮定狀時,突然腦中現一些圖畫。首先出昨夜來教我電腦的鐘弟兄臉,接著一條船。頓時我心中明白過來了,這是約拿乘坐來逃避上帝呼召的船。 第三幅畫又出現了,是一條張開巨口的大魚。這時我心中開始害怕,默想著約拿的記事,終於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禱告說:「上帝啊!我願意順服你,今天決定不裝病,乖乖去參加差傳年會。」 一說完,喉嚨中的煎餅馬上吞下去了,於是我又祈:「今天下午我去參加差傳年會,求你讓我看到一幅畫,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並且讓我覺得值得獻身,我便完全順服!」 佤邦的異象震撼了我心 當天特會中,王季雄分享泰北異象時,我發現他所描述的不是我以前從許多多宣教報導中所知道的泰北,也不是我六八年去過的泰北,更不是電影或小說中的「金三角」或「異域」,而是更深入泰緬邊境的山區。 在那兒有一百萬人過著原始農業生活,未曾接受福音的佤族,他們住在緬甸境內,但卻不受緬甸政府的管轄,是個自治區。他們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卻祇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因與中國雲南居民通婚而會說華語。兩三年前眾頭領才討論決定以中文為其文字,遂找王季雄來協助他們辦學校,並答應讓王季雄自由傳福音,這便是八九年王季雄來波士頓時,在餐廳中想跟我分享的異象。上帝告訴我,「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徒二十二:4) 當時我坐在那兒,知道這是上帝回答了我,衪讓我看到一百萬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民,我俯伏在上來面前,說:「我從前風聞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伯四二:5)我願意順服你的差遣,求你繼續帶領我,掌管我。」 求兩個印證 從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聽完王季雄的異象分享,回到家便告訴慧淑:「妳說的沒錯,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可是下一步該怎麼做?」慧淑回答說:「先跟王季雄談談!」於是我打電話到李秀全牧師家,希望明天能跟王季雄談,可是排不出時間,祇安排我們夫婦送他到機場,在車上談。 在車上我與王季雄分享這幾的經歷,這才得知從一九八六年與他在泰北同工後一直到我順服的這一天,王季雄一直認定我是上帝要差來幫助他的人,他每天不間斷地為我到泰北宣道之事禱告,難怪我連作夢都夢到泰北! 送王季雄上飛機後,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我告訴他由於事關重大,我向上帝求五個印證。其中我認為最不可能的兩件是:得到我母親和岳父母的祝福,以及有機會親自到佤邦自治區去觀察一番。 媽媽的祝福 因父親已過世,我又是獨子,加上母親身體不好,一年送急診十多次。八八年已是如此,近幾年心臟病又加重,我根本不可能將她帶去緬甸山區那滿是瘧蚊又沒東西吃的地方去受苦。因此我向上帝求讓我母親及我岳父母都能全力支持我們。 我寫信給王季雄時是九二年十一月,聖誕節快到時,我想是時候了。有天晚上吃飯時,我數度欲語還休,突然心生一計,便將我寫給王季雄的信函副本拿給母親看,上面提到我決定去泰北的事及求五個印證的始末。 媽媽看完後神色如常,把信折起來,交還給我,也沒講話。不料,兩天後我母親突然說了一句:「我想你今天做這個決定,是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我怔了一下:「什麼禱告?!」 原來那年年初我曾在台語教會傳講了一篇有關宣教異象的信息,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希望能將宣教異象帶入台語教會,結果卻毫無回應,讓我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然而今日我發現上帝實在是聽禱告的神,衪用那篇講道改變了我母親。 媽說:「你那篇道,我聽了十分感動,回家以後一直到凌晨都睡不著,祇有起身向上帝禱告:『主啊!我一輩子沒有教過我兒子全時間事奉,不料他卻對上帝的事工如此熱心。主啊!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你還要他嗎?如果你還要他,那麼這個兒子是你的!』」 我母親說:「這是我開的支票,上帝現在要兌現了。」 岳父母的祝福 真奇妙,當夜十一點多,家中電話突然響起。慧淑跟我一樣,不敢告訴她父母親,便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已四十多歲,再不出來服事主恐怕沒機會了。這一夜,在電話上,岳父母分別跟慧淑說話,關心我們倆在那兒的生活,最後岳父說:「去吧!帶著父母親的祝福去吧!」 這不是上帝誰能辦到!感謝主,最難的印證已過了一關。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難關。慧淑還沒去過泰北,而新的泰北工場--佤邦自治區,我自已也沒有見過。 我向上帝禱告說:「在一年內我要帶慧淑到我們即將事奉的工場看一看,如果在那時你對我們的感動沒有改變,主啊!我們一定順服。」 霉飯配辣椒 九三年九月泰北雨季時,我們來到泰緬邊境的佤邦自治區,這是當地氣候最糟、蚊子最多的季節。 本來預算停留九天,結果才去了兩天,我們就決定不來這兒事奉。 第一天是在王季雄新創辦的頗具雛形的「興邦學校」吃飯。小的學生十人一桌,大一點的學生八人一桌,老師是貴賓,六人一桌。 菜一端上來,是一盤高麗菜炒辣椒,味道非常鹹,加上一大鍋湯,湯裡沒什麼料,就這樣子十個、八個人吃。 雨天下來,菜色不是高麗菜便是茄子,再不就是南瓜;湯則是油菜湯或佛手瓜湯,要不然便是冬瓜湯,唯一的好處是白飯隨你吃。 但所謂「白飯」,卻沒有一粒米是完整的,全是別人不要的碎碴碴。第一頓反我竟可從碗中挑出十一隻小甲蟲,我太太則在一旁發出咬石頭的聲音,因為飯中有很多與米粒一模一樣的小白石頭,而且又有一股很難聞的蟑螂屎的味道,我加一大團辣椒,整碗紅通通地嚥下肚去,而慧淑是不吃辣的,要吃下這碗飯可就難上加難啦!據王季雄說,學校的伙食,已遠遠超出一般佤邦人民的平均水準,對孩子們而言,簡直是天堂了!所以小孩來了以後都很怕被送回家,不管年齡多小。 據悉,到九四年,這些從五、六歲到十幾歲的學生已達四百多個,全是離鄉背井。有人從阰部步行了一、兩個月才來到學校,有些身體較差的就病死在路上。成績優異都,四、五月間由王季雄帶隊返鄉探望家人一、兩天,其餘就留校勞動。 至於氣候,溫度約華氏一百度左右,每天下大雨,雨點大又沒風,一下就下兩、三個鐘頭,校園頓時積水成河。 蚊子極多,我們塗了防蚊藥膏,又配戴聲波驅蚊器,又點蚊香,如此三管齊下,慧淑的腳仍被叮了約一百個包。那蚊子十分厲害,咬人時無聲無息,讓人防不勝防,而這些蚊子都是會傳染瘧疾的。 第三天晚上,我與慧淑討論,決定還是不要到泰北來傳福音了,如此辛苦,怎生了得! 準備打退堂鼓 因為這回只是來觀察的,並未被安排太多工作,剛巧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短宣隊來了,我便與他們配搭事奉。 第四天慧淑突然病倒了,送到短宣隊的醫生那兒診治,居然說沒病,可是她卻頭昏、嘔吐、無法進食,後來診斷為「水土不服」。這病不是短時間能好的,至少也要休養兩、三個月,所以她祇好躺在宿舍不能動了。 第八天我們要去山上作醫療傳道,慧淑生病無法同行,我便對她說:「今天是第八天,我跟他們上山,今晚在山上過夜,明天下山後我們提了行李就走,再也不要回來了。」慧淑說:「好!」 那張痛苦的小臉 通往山上的途中,會經過一個醫療站,前兩天學校送了一個發高燒的學生去休息,我們打算先到醫療站看看那個學生,然後再到山上去醫治其他的人。這是由於學校人手不足,一有病患,只好送到一間茅屋,讓他「自求多福」,也免得傳染別人。 不料短宣隊的醫生一看,說這孩子若不趕快送到文明地區去急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死定了。問題是,我們若要上山就不能下山,但若上了山,這小孩便死定了。若送這小孩下山,則我們預做的山上那三百多個病人又怎麼辦?頓時我感到人的軟弱無能。 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還是將這小孩先送下山,正當他們要將他搬上車時,我看到孩子痛苦的臉,立刻又想到兩天前有個人誤踩地雷送醫療站,醫生立該將他的腿鋸掉包紮好,至今沒人再提那個斷腳的人,彷彿那種事已是家常便飯。 我心中十分地不平,又想起兩天前那張痛苦的臉,不禁跟上帝抱怨起來了--「神啊?世界上所有的生靈,不論是君王或乞丐,在?面前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為甚麼在生存條件上卻有如此不同的差別待遇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此時突然有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這樣,我還能差遣誰呢?」聽到那句話,我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想到,當我看到此地環境這麼惡?便想打退堂朝,是何等自私與可憐! 於是我立即回答:「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頓時彷彿有一股暖流從頭頂澆灌下來,直透全身,我所有的壓力立刻消失,內心充滿喜樂。 叫妳起來行走 那時正好有部卡車要回學校,我就搭便車回去。一到學校我立刻三步併兩步跑去找慧淑,想跟她說明這一切,並希望我們夫妻能在這兒同工。 她根本沒有預期我會忽然回來,而且又冒冒失失地告訴她我決定要在泰北作工。我原以為她會驚訝地詢問我為什麼,結果驚訝的卻是我!她居然很平靜地回答:「我知道!」 原來她在靜養時,向上帝禱告說:「主啊!如果從八六八年感動一哲到如今的那個感動是出於你,求你醫治我的病,讓我立即起來參與服事,請用事實來告訴我,你要我在這裡服事。」 禱告完,慧淑也不知道上帝真的醫治了她。等她起來走路時才發覺她體力一直在恢復,甚至可以走泥巴路,因此她聽到我說的話,她就知道上帝要我們在佤邦服事。 請紀念我們 目前我們回到美國變賣產業、傳遞異象,並盼望我們在九五年六月間回到泰北服事,最晚不要拖到九五年年底。李秀全牧師則已早我一步,在九四年底自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離職,加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在泰北及其他東南亞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巡迴宣教工作。在這期間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到神學院作半年到一年的進修,請讀者們為我們迫切代禱。

張信行與黃美星 醫師遇上聲樂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信行是個溫和敦厚的婦產科醫師,年輕時是媒人的最愛,但相過無數次親,姻緣卻遲遲不來。直到有一天,碰上「開心果」黃美星,人生都亮麗起來。 黃美星活潑熱情,夢想當聲樂家,但在人生舞台上,喜愛當小丑,博人開心。兩人婚後移居美國,對台灣產生新的認同,此後化熱情為衝勁,奉獻台美人社區,更致力為北加州的台灣會館催生。 他們是移民海外順利的一群,然在安和的環境中,不忘感恩與奉獻,所以得以與其他同鄉,共同涓涓滴滴地締創了海外的台僑社區。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搏感情」是黃美星的口頭禪。她每到一地,就認真地與週遭的人搏感情,盡量讓大家歡喜,也使自己開心。她說,年輕時天真浪漫,後來回首,才發覺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感情為出發,人生的路也因此充滿了溫馨。 美星天生好嗓門,在台北市女中和一女中唸書時,即有「黃鶯」之美稱。就讀師大音樂系時,她主修聲樂,相當仰慕當時甫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歌劇聲樂家曾道雄。 她說:「曾老師是第一個把整齣歌劇帶回台灣的人,不僅歌聲渾圓雄厚,而且風度翩翩,不知風靡了多少女生。我每次上曾老師的課,都得早早趕到教室,搶坐第一排的位子。」 美星大學畢業後,考進省立交響樂團當團員,隔年回母校北一女執教。和許多荳蔻年華的少女一樣,她心裡有一個綺麗的愛情夢。她說:「我媽媽是個藥劑師,在台北開了一家生意很好的藥局。媽媽有個開藥廠的好朋友,每回到我家,就稱讚我說:『美星好乖、好甜,給我當媳婦,好不好?』我信以為真,暗自編起美夢來。」 「直到有一天,赫然發現人家已經有女朋友,真是傷心欲絕。」她繼續說:「我躲在房裡,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決定相親。生平第一次相親,一天就看了六個,張醫師是當天見的最後一個。」 張信行向來給人好好先生的感覺。他原籍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當了兩年麻醉科醫師,隨後赴美國費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訓練。一九七三年,他學成歸國,除在台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教學,經常與恩師徐千田博士切磋琢磨外,也在哥哥開的婦產科醫院行醫。這樣的人選,豈不是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偏偏媒人磨破鞋,還牽不出一樁好姻緣。 一九七七年的農曆尾牙,醫院同仁照例圍桌吃「忘年會」,張醫師忽然接到故鄉媒人的電話,說有一個上好的女孩正在眼前,請他立刻到台北火車站旁的小美冰淇淋店相會。「趕快來,我得趕火車回彰化。」媒人吩咐道。 放下電話,張醫師匆忙外出。趕到火車站旁,看到一家咖啡店,鑽頭進去,裡面伸手不見五指。踅了出來,正愣頭愣腦之際,看到媒人在路旁朝他招手。他迎了過去,媒人簡單介紹身旁女孩幾句,就真的掉頭趕火車,回彰化去。 「僅這麼一次見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一見鐘情。」張信行說。 那晚依依道別後,他開始不斷地打電話給女孩。上午打,下午打,晚上也打;進手術房前打,出手術房後又打。 美星怕辜負人家的情意,一聽到電話鈴響,即衝出房門接。「媽媽怕我跌倒,特地找人到家裡裝分機。」她說:「房間裝,廚房裝,浴室也裝。我和張醫師在電話中盡情地聊,結果不到一星期,我們就決定結婚。」 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來起電,卻如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巧合得不得了。婚後,夫妻倆甜甜蜜蜜。張信行自行開業,美星增產報國,年年生孩子,三年連生三個。 她說:「我每生一個孩子,媽媽就替我請一個佣人,三年連請三個佣人。此外,煮飯、清洗,都另有人代勞。」 如此年輕好命的醫師娘,自然繼續追求音樂夢。一九七九年六月,黃美星在台北實踐堂開了一場盛大的獨唱會,一償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二年,張信行接受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市的亭克﹝Tinker﹞空軍醫院之聘請,全家移民美國。這項改變著實考驗了只會彈琴唱歌的美星,但後來她適應環境的能力,卻又令人刮目相看。 奧克拉荷馬的歲月 美星初抵奧克拉荷馬時,不會開車,全心在家照顧三個二至四歲的孩子。佣人沒了,家事一手包,孩子親手帶,居然也把一個家弄得井井有條,自己都覺驚訝。 張醫師怕她寂寞,訂了一份台灣公論報和一份太平洋時報給她看,結果這兩份報紙徹底改變了她的許多想法。 美星說:「我從小就很愛國。蔣介石去世時,我一想到民族救星沒了,台灣前途怎麼辦?不禁嚎啕大哭。到了美國,讀了這些報紙,才知道自己過去真是懵懂無知。我每回想到從前所忠誠的政府竟是如此一個不公不義的獨裁政權,就不禁熱血沸騰。所以此後,我常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和同鄉到家裡吃飯,希望藉機開導一些和我從前一樣無知的人。」 在她的熱心帶動下,奧克拉荷馬的同鄉越聚越熱絡,沉寂多年的台灣同鄉會也因此敗部復活。張信行說:「早在六十年代,陳唐山等人在奧克拉荷馬大學時,就成立了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但後來那些人相繼離去,奧州台灣同鄉會就日漸消沉。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們才又將之復活起來。」 奧克拉荷馬州幅員遼闊,張家座落在位置居中的奧克拉荷馬市,因此同鄉開會,或島內人士來訪,常在張家舉行。許多鄉親則從鄰近鄰鎮開一、兩小時,甚至兩、三小時的車前來與會。每次相聚,不到夜半不盡興。 美星說:「一些遠道來的朋友夜晚乾脆在我家打地舖,通霄聊天。隔日起來,吃了早點,進城買菜後,再回家。這種朋友相聚的喜悅,成了日後美麗的回憶。」 「即使孩子們也喜歡這種熱鬧。」她又說:「每次客人到達之前,他們就幫著吸塵、收拾房子。等大夥人吃過飯,他們又主動幫忙清洗碗盤。一家大小一起忙碌,後來想想,倒也十分甜蜜。」 一九八六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一﹞奧克拉荷馬分會正式成立。那年,他們邀請總會長彭明敏教授到奧城演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彭教授見面。」張信行說:「在此之前,我讀過他寫的《自由的滋味》,很受感動。那次演講會結束後,我和美星送他到機場。望著他踽踽獨行的背影,想到他為台灣所作的犧牲,不禁感到心痛。回頭一看,發現美星已淚流滿面。」 「此後,我們一直與彭教授保持密切的聯繫。」美星補充說:「即使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幫彭教授在北加州舉辦『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五十週年大會。」 一九八七年,「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出獄後造訪美國,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場公開演講,更讓台灣同鄉領受國民黨學生的霸道。 張醫師說:「我們本來已向奧城市立大學的藝術表演中心租好演講場地,不料海報貼出後第二天,校方即接到中國同學會誣指黃信介為一暴力份子的密告,通令所有場所不得借給台灣學生。我們被迫在倉促之間更改演講地點。幸好得到卜睿哲﹝Richard Bush﹞父親卜教授的幫助,才在學校附近的美以美教會借到場地。」 「但接著,我們在張貼變更地點海報時,又遭到國民黨職業學生的無理干涉。」他繼續說:「更過分的是當黃信介演講時,居然有十多位國民黨學生揮著旗子,一字排開、旁若無人地走上講台,干擾演講。其中一位女生更拿著照相機,公然向聽眾拍照,引起群眾的憤怒。」 這些惡行徒使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更加惡劣。美星在奧城的一位好朋友王明玉,同是醫生太太,彈得一手好琴,常在美星演唱時為之伴奏。美星說:「我們組台灣同鄉會時,邀請王明玉參加,她還不解地問:『有華人協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組台灣同鄉會?』沒想到經過這些事件,她對台灣的事情比我們更投入。她在一九八八年擔任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九年主辦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一九九○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後來更回台灣,與蔡同榮一起推行公投,爾後創辦民視,如今是民視的副總經理。說來,我是用跑的,她是用飛的。」 黃鶯出谷 美星住奧城期間,不忘充實自己。她自學會開車後,即請張醫師在晚間照顧孩子,自己驅車前往城中,拜師學聲樂。一九八五年,她正式進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研究所,修習歌劇。兩年後,取得歌劇碩士學位,此後即經常在台美人的音樂活動中公開演唱。 尤其隔年,張信行轉往北加州的華盛頓醫院行醫,全家搬到舊金山灣東南的福里曼特﹝Fremont﹞市。加州台灣人多,活動多,更賜予美星發揮才能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加州台灣同鄉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舉行台美人超大型音樂會,一共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音樂會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即由黃美星擔任。美星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當場留給眾人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一群加州同鄉為宣揚台灣文化,特別組台灣文化音樂團,到全美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黃美星亦參與其中。此行不僅使她的演唱技巧更臻成熟,同時亦使她與作曲家蕭泰然、文化醫生林衡哲等奠下深厚的情誼。 一九九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屆滿四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為攸關台灣前途的事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當時的FAPA北加州分會會長張雅美邀請黃美星協辦並主持晚間的音樂會。美星特別偕張醫師回台,邀請她在大學時所景仰的曾道雄老師前來演唱。 美星說:「曾老師寶刀未老,風采依舊。那晚他一連唱了十餘首歌,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尤其一首《我要再回去我的故鄉》,更讓全場為之落淚。因為那時黑名單尚未解除,許多人歸不得故鄉,聽到這首歌,觸景生情,淚流滿面。頓時會場一片飲泣聲,氣氛非常感傷。」 以歌聲詮釋感情,正是美星努力的目標。一九九二年七月,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在台北社教館舉辦一場「島國的旋律」,美星應邀在會中演唱蕭泰然的「遊子回鄉」、「蕃薯不驚落土爛」等歌曲,真情流露,也令不少人為之動容。 接著,南加州台灣聯合基金會連續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舉辦兩次「台灣文化之夜」。美星皆應邀演唱,奠下台美人聲樂家的形象。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後的深夜,音樂大師蕭泰然突然大動脈爆裂,生命岌岌可危。幸在緊要關頭,為林衡哲醫師發現,送醫搶救並進行重大手術,方拾回生命。行經死蔭幽谷的蕭泰然稍微康復之後,就決意為台灣寫下一部足以流傳久遠的交響詩。 他比照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半年後完成一部澎湃壯麗的《一九四七年序曲》。一九九四年七月,蕭泰然赴舊金山參加台灣文化節,隨身攜帶這部剛完成的樂曲手抄本。在同鄉鄧基碩家裡,他將該樂曲出示在座的同鄉看,並表示對一個作曲家而言,作品如未經公演,不算完成。他企盼這部具歷史意義的交響詩能在舊金山和台灣兩地首演。 當時在場的張信行夫婦深受感動,尤其美星更下決心要完成蕭老師的心願。為此,她整整奔走了一年,打過上千次的電話,也數度往返美、台兩地間。 策劃《一九四七年序曲》公演 「其間遇到許多挫折,心情常如同洗三溫暖。」黃美星說:「首先是接洽交響樂團的問題。大凡像舊金山這類國際級的交響樂團,行程早在兩年前便已排定。我退而求其次,接洽聖荷西交響樂團,但一問行情,便打退堂鼓。正當沮喪之際,忽然想起我三個孩子都參加的奧克蘭﹝Oakland ﹞青少年管絃樂團,水準不錯,每年都舉行公演,而且正計劃作遠東行。倘若他們公演時,能演奏《一九四七年序曲》,到遠東巡迴演出時,能加入台灣一程,豈不兩全其美?想到此,我就興奮起來,趕緊洽商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 「沒想到樂團董事會裡,有人認為這部樂曲涉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予以反對。」美星又說:「我們因此寄上柯喬治﹝George Kerr﹞在一九四七年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請他們閱讀。並且與鄧基碩夫婦一同出席他們的董事會,予以解釋答辯,議案才獲得通過。」 至於籌組百人合唱團,更費盡周折。因為蕭泰然仿照貝多芬的《第九樂章交響曲》,在《一九四七年序曲》的最後,以氣勢磅礡的《台灣翠青》百人大合唱作為結束,因此在加州和台北兩地,都得籌組百人合唱團。」 為了在台北組百人合唱團,美星特地回台灣,先後接洽了台大合唱團、愛樂合唱團和台北縣教師合唱團。她說:「因為《台灣翠青》的歌詞含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意,每次洽談時,對方都說沒問題。但等譜曲寄出後,對方即以微妙的理由,予以拒絕,可說一波數折。最後,才由林典謨長老的姪女蘇金鳳在台北率台灣合唱團和數所教會的唱詩班聯合演唱,問題才告解決。」 在北加州方面,則動員了所有熱心鄉親與教會人士。大家從籌組合唱團、練唱、演出,乃至拉廣告、賣門票,莫不同心協力,一起忙碌了好幾個月。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序曲》假奧克蘭的卡文賽門斯﹝Calvin Simmons﹞劇院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演。 當日,近兩千位的劇院座無虛席,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地詮釋了象徵台灣四百年奮鬥史的交響詩,黃美星感性地唱出「愛與希望」的主題曲,百人合唱團波濤壯瀾唱完《台灣翠青》,一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接下來,黃美星帶領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的團員飛到台北,於七月十日在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近三千個座位亦皆告爆滿,演奏的場面益加熾熱。結束時,作曲家蕭泰然、指揮衛斯肯尼﹝Wes Kenny﹞與女高音黃美星連袂謝場三次,接受觀眾異常熱烈的喝采。 「那種感覺實在美妙。」美星笑道:「創作者與表演者只要獲得觀眾的共鳴與喝采,所有幕後的辛勞都在剎那間拋諸腦後。」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美星日後無論主辦音樂會或其他活動,都頗嫻熟。二○○一年秋天,舊金山和約屆滿五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又邀請黃美星籌劃音樂會。美星再度邀請曾道雄老師到舊金山演唱。這回,曾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演出他所編寫的第一齣台灣本土歌劇:《稻草人與小偷》,氣氛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 忘情投入選戰 張信行夫婦自搬到北加州,即非常活躍於當地的台美人社區。張信行自一九九○年以後,即年年擔任不同社團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北加州東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TAFNC註二﹞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西區理事長、北加州台灣醫學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協志會會長、以及數屆的FAPA中央委員。 此外,他亦是一九九二年護送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回台的「彭明敏返鄉團」團員,一九九六年的「彭明敏競選總統後援會」、一九九八年的「南長北扁後援會」、二○○○與二○○四年的「陳水扁競選總統後援會」的北加州總召集人,目前的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會長、暨「海外阿扁之友會」副總召集人。 這些琳琅滿目的頭銜顯示出他的人氣與熱忱,同時也意含著他身旁有個幫他打點一切的好助手。事實上,溫和理性的張信行與性情中人的黃美星確是一對好搭擋。兩人裡外配合,在社區裡服務又散熱。美星的熱情與衝勁,大家有目共睹。她在二○○○年忘情挺扁的表現,迄今猶為朋友間的趣談。 那年,台灣總統競選白熱化,眼見連、宋分裂,台灣人第一次有當家作主的希望,綠派人士莫不情緒高漲,個個非常投入。 大選前一個月,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飛到北加州募款,美星為之主持募款餐會。她事先向經營珠寶業的「阿嬤」莊林素芳募得數十件珠寶,當晚全部披戴在身,然後站在舞台中央,使出丑角的本事。 她盡量讓大家笑呵呵,把場面拉得熱哄哄,再將身上的飾物一件件解下叫賣,讓大家在亢奮的氣氛中不斷喊價。每逢稍有冷場,便指點「密使」張醫師叫價。如此一個晚上下來,竟然為扁、呂陣營募到六十二萬美金,讓人嘖嘖稱奇。 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華文媒體一致看好宋楚瑜,把綠派人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那時,東森電視在北加州舉辦一場總統大選海外問答會,三黨各派代表答辯。相較於國、新二黨的重量級學者官員,民進黨派出一個學生模樣的蕭美琴,輕裝便服,表現卻有過之而無所不及,讓親綠的台僑十分驕傲。 會後,美星拉美琴到一旁,低聲問她吃飯沒?美琴答說吃了一個便當,美星心疼,遂和婦女會的春惠等姐妹們商量,臨時帶蕭美琴到阿嬤家吃宵夜。大夥人在那裡七嘴八舌,當然最關心的是如何拉抬阿扁的聲勢? 當時美琴回答:「若能遊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出面挺扁,將對選情大有助益。」 一句話說得美星躍躍欲試,真要把請李遠哲出面視為己任。其實她與李遠哲並無私交,僅在餐會見過面。但李遠哲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之前,長期任職柏克萊大學,與灣區不少科技人士熟識。而他的一位摯友正是信行與美星的朋友。 淚灑中研院 他們於是央請這位朋友回台勸李遠哲出面挺扁,同時由同鄉施天墩寫了一封敦請李遠哲挺扁的信,在灣區籲請同鄉聯署。 「結果這位朋友因故未能返台。」美星說:「我那時已回到台北,眼見選情緊繃,心裡非常著急。我同時聽說其實李遠哲並未親獲扁、呂二人的請託,於是自告奮勇,要當面呈遞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親筆函,請李遠哲出面挺扁。」 她繼續說:「我因此懇請這位朋友無論如何得安排我與李院長見一面。終於在大選前五日的上午,我在電話中與李遠哲談上話。他要我當日下午三點半到中研院院長室,願意接見我五分鐘。我放下電話,心急如火,因為我手頭尚無扁、呂兩人的親筆信。」 選戰正赤燄,如何在數小時內找到扁、呂兩位大人物,並且得到他們的親筆函,確實是一大挑戰。幸好美星這麼多年,在家裡招待過不少民進黨人士,認識一些人。她連續打了數個電話,獲悉呂秀蓮正在某處開會,連忙在同鄉郭漢甫的帶領下,火速趕往會議現場。 「進了大樓,只見門禁森嚴,會議室外有幾個人巡行。」美星說:「我認出其中一位就是不久前,隨呂秀蓮到北加州的隨扈,趕緊向他招招手。他聽我說明原委,立刻進去呈報。不久,呂秀蓮出來,引我到二樓辦公室。經過簡短交談,她取出一張沒有抬頭的白紙,寫下致李院長的短箋,交給我。我如獲至寶,趕緊飛奔另找阿扁去。」 她接著說:「阿扁那時正在另外一棟大樓召開國際記者會議。我趕到那裡,由李逸洋接見,在會客室裡等到記者會結束後,見到阿扁。阿扁表示感謝我的好意,請我繼續照原先的計劃進行,但他另有與李院長聯繫的管道。我因此沒有拿到阿扁的信。」 當日下午三點半,美星如約趕到中研院,在院長室見到了李遠哲博士。她先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發動募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委員會」賑災款額當面交給李院長,再遞上千人敦請李遠哲挺扁的聯署簽名信。李遠哲迅速瀏覽一下,裡面確實有不少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她再呈上呂秀蓮的親筆函。美星說:「李遠哲看信後,沉默不語。半?才道:『李登輝總統剛剛來過,才走。』我一聽,心想這下完了!李登輝是總統,位高權重,那時正極力為連戰輔選。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怎能與之相比?情急之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時腦子一片空白,只記得喊出內心最真誠的話:台灣需要你!只有你能救台灣!」 「李遠哲站在那裡,一言不發,毫無動靜。」她繼續說:「我像唱獨腳戲般,哭了一陣,猛然想起五分鐘早都過了,趕緊擦擦眼淚,準備告辭。這時,忽聽李遠哲開口道:『我希望再過兩天,會有一些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和我一起站出來,支持阿扁。』天哪,簡直峰迴路轉!我大喜過望,連聲道謝、再告辭。」 然後,如眾所知,大選前三天,李遠哲和殷琪、許文龍等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們出面挺扁。剎那間,阿扁聲勢水漲船高。數日後,他擊敗連、宋,當選台灣總統。 「台灣總算結束長期的外來統治,我們開心許久。」美星說:「其實阿扁執政,對我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我們為台灣所做的事,不過是海外僑民熱愛母國的真誠表現罷了。」 心心念念一間厝 北加州沿著舊金山灣一帶,通稱灣區﹝Bay Area﹞,亦稱矽谷,是全球尖端科技的搖籃。在繁華的七、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台灣人前往發展。三十年來,台灣鄉親沿著舊金山灣,成立了舊金山台灣同鄉會、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南灣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協志會、台灣婦女會和台灣長輩會等八大台灣人社團,聯合組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北加州儘管人才濟濟,獨缺台灣會館。早在房產不那麼貴的年代,還有人提。後來房價狂飆,成立會館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眼見北美其他城市如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聖地牙哥、溫哥華等地,都先後成立了台灣會館,一些同鄉心裡不免遺憾。 張信行說:「美星每次開車,見到一個好地點,就唸道:這地方用來當台灣會館,不知多好!」。 一些朋友也知道黃美星念念不忘台灣會館。二○○二年,她的好友媛仔和聖荷西迦南教會的陳德輝長老先後打電話給她說,若她願意出面號召籌組台灣會館,他們願助一臂之力。 「這兩人實在是會館的原始催生者。」美星說:「我因此開始?求有志之士,商討籌館事宜。不久,一群朋友常在我家開會,但談來談去,總因為涉及金額龐大,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 二○○三年正月,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長張祿生甫上任,即感慨說,聯合會都已成立三十年,還沒有一個「家」,每次會長換人,成堆的公產就得隨著會長搬遷。 「我們實在需要一間會館。」他打電話給美星說:「現在房租較疲,只要籌個三、五萬,租個一、兩千平方呎的地方,隔成三間:一間辦公室,一間大廳和一間貯藏室,會館不就成了?」 美星一聽,心裡快速盤算:若先找十個人,每人斥資兩千五,其餘三百、五百地募捐,要籌個三、五萬,應無太大困難。如此想著,便抓起電話,徵求十名願捐兩千五的善士。結果一天之內,就達到目標。 成立北加州台灣會館 一月底,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召開三十週年暨春節聯歡大會,將近千人參加。美星打鐵趁熱,將這十名善士的大名寫在一張紅紙,張貼在會場入口處。自己則拿著一疊籌組會館的傳單,站在門口,逐一分發。 晚會時,張祿生請黃美星上台報告會館籌備事宜,接著當場進行募款。鄉親的反應十分熱烈,那晚連認捐在內,一共募到三萬五千美金。 有了東風,萬事啟動。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委員會馬上成立,委員計有張信行、張祿生、陳德輝、陳光博、邱俊邦、李華林、林典謨、施天墩、石清正和翁嘉盛等十名,由張信行擔任召集人。他們隨後起草組織章程,向加州政府申請立案,並積極覓尋館址。 某日,張信行牙疼,到鎮上看牙醫。牙醫師吳銀鏤告訴他,該診所樓下目前空出,或可租來當會館,屋主是診所內另一位很有愛心的吳怡明牙醫師。 張信行下樓一看,該處佔地近三千平方呎,診所位於福里曼特市主要大道旁,交通方便,地點適中,停車場遼闊,倘若租金不太貴,倒是個理想的所在。他於是打電話給家中的執行長。美星行動力強,聽了之後,立刻趕來看地方,隨後聯絡籌委會的委員們看場所,然後即與吳怡明醫師搏起感情來。吳醫師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苦心,真的答應以僅夠維持費用的條件出租。如此順水推舟,雙方在數日內即簽下合同。 接下來,整修、粉刷、換地毯等事一一進行。每日都有義工前往幫忙,許多鄉親也慷慨捐贈辦公室傢俱、電腦、器具用品與各種裝飾品。一個半月後,金色的「台灣會館」四個大字堂堂正正地鏤在會館正面大牆上,也印在入口的玻璃大門上,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四月十七日,僑務委員長張富美自台北飛到北加州,參觀這個甫誕生的台灣會館。五月一日,會館正式啟用,插花、烹飪、吉他、國畫、元極舞、手工藝、人生講座、幼兒音樂、基礎數學等陸續開班,每日人進人出,充滿朝氣。 九月,北加州台灣會館舉行開幕茶會。當日秋高氣爽,館裡館外、連同停車場,都站滿了談笑風生的鄉親。數十年的盼望竟在短短數月內落實,真是天佑。 「會館成立迄今,每日都在進步中。」美星說:「尤其欣慰的是我們成立了台灣學校,肩負在海外傳播台灣精神與文化的任務。學校開課以來,班班皆滿,不少學生還是台美人的第三代。我們採通用拼音教學,不僅教中文、台語和客語,也教台灣文化,目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認同台灣與台美族裔。」 她接著說:「此外,我們也組了台灣會館合唱團。由大家所敬愛的宋泉盛牧師娘陳美滿擔任指揮,每兩星期在會館練唱一次。遇有節慶或活動,大家就上台表演,其樂無窮。」 「會館是大家的公厝,愈多人使用,愈能發揮功效。」張信行說:「我們目前還無法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大小瑣事,皆由熱心義工服務。目前希望會館能儘快制度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擁有一棟永久的會館。」 目前經常坐鎮會館的義工有黃美星、張麗雪、吳蘭君、李梅英、黃秋蘭、林賴翠珠、林春惠、林雪惠、王麗金以及一大群授課的老師們。美星時常一早到會館,開門、沖茶、煮咖啡、接電話、安排會館的種種活動,直到晚上的課全部結束,張醫師到館裡幫忙清理垃圾後,再相偕回家。 「會館是許多人的寶貝,我們用心呵護它,目的在讓人知道這裡有一個興旺的台僑社區,和有一個象徵台美人凝聚力的台灣會館。」美星說。 受祝福的人 美星的生活充滿熱鬧與忙碌。丈夫、孩子與朋友環繞身邊,有關台灣的事,則讓她馬不停蹄,不斷向前奔走。除了會館外,她經常主辦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與募款餐會,每天都有講不完的電話,要聯絡事誼、推銷門票,也要與人搏感情。 她說:「辦活動需要大家幫忙,所以平時得和人搏感情,活動才辦得起來。雖然現在網路很方便,但畢竟電話三分情,尤其要銷售音樂會或募款會門票,更得親自打電話。我曾幾度為了促銷音樂會的門票,坐在電話機旁,從早打到晚,連孩子們都說媽媽好瘋狂。」 「我和美星最感安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認同我們的理念。」張信行說:「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老大葛麗正式將全名更改為Gloria Taiwana Chang,就是加了一個「Taiwana ﹝台灣人﹞」的中間名,藉此表示她對台灣的認同,作為給我的慶生獻禮。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美星五十生日那天,張醫師要帶她到舊金山吃飯。全家難得進城,自然興奮。待她推門進餐廳的剎那,耳際突然響起「生日快樂!」的歡呼聲。原來所有親朋好友都聚在那裡,為她慶生。張醫師擁著她,稱她是他永遠最美麗的星星。 美星感動得熱淚盈眶。她說:「我實在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一生得到許許多多的祝福。有些人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舉辦這麼多活動。其實我的力量來源,就是感情兩個字。親情、愛情與友情都是敦促我作事的原動力。而台灣更是我所有感情的總合,所以我常為有關台灣的事,忙個不停。」 張信行說:「我年輕時,日夜以醫院為家,生活戰戰兢兢。和美星結婚後,才發覺人生還有許多層次。兩人到了美國,對故鄉有了嶄新的認同,因而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在服務社區、回饋故鄉上,反而覺得人生更完全、更有意義。」 當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年輕時僅是你儂我儂,在經過一番洗禮後,竟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張信行與黃美星是海外受到祝福的一群,難得的是他們能知足感恩,攜手付出,更為海外的台僑社會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故事。 楊遠薰

吳澧培 南加銀行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吳澧培三十五歲才到美國,對未來不抱太大夢想。他說:「當時只想求個生活,照顧妻兒,對台灣有期待,如此而已。」 事實上在他消極的前半生,不曾夢想自己會成為叱吒風雲的銀行家。「當初進銀行,是為了博取女友母親的歡心,沒想到婚沒結成,倒走上數鈔票這一行。」他笑著說:「我的人生實由許多陰錯陽差造成。」時勢創造英雄,英雄掌握時機。他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Alaska) 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是資深副總裁。他在1982年接掌萬通銀行時,銀行濱臨破產邊緣,但經他掌舵十八載,成立分行二十一家,年利潤逾四千萬,資產總額達二十五億美金。他化腐朽為傳奇的本事,令人稱羨。晚近自金融界退休的吳澧培致力奉獻故鄉。他創辦福爾摩莎基金會,為改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到處奔波。秉著福爾摩莎的夢想,他繼續燃燒生命的火燄,散出無盡的熱忱。 消極苦悶的過去晚春,驅車上山訪吳澧培,走到山窮疑無路,就到他的住處。吳董的寓所沒有想像中的氣派,但也不失花木扶疏舒適雅致。「我們自到加州,就一直住這裡,沒有搬過。」吳太太輕聲地說。她是個嫻嫻靜靜的女性,自己操持家事,也給客人奉茶。客廳裡,吳澧培逸趣橫生地暢談過去,爽朗的笑語中,夾雜著綣綣念舊的情愫。他說:「我唸台大經濟系時,態度消沉又經常翹課,班上沒幾個同學記得起我。」 他的消極與成長的環境有關。1934年生的吳澧培是彰化大城鄉人。「一個鳥不下蛋的地方。」他笑道:「彰化的姑娘都怕嫁到大城鄉來。因為大城位在濁水溪之北的海口處,土地非常貧瘠,水稻種不起來,只能種甘蔗與蕃薯,」吳家在當地是大地主,因為涉及二林蔗農事件,田產賣掉一大半,家境日衰。吳澧培的父親自台中一 中畢業後,一心想到日本留學,無奈身為長子,被祖父留在鄉間照顧田產,為此一直引以為憾。「我爸爸很嚮往中國。」吳澧培說:「日本投降那天,他身穿禮服,頭戴禮帽,在大街上手足舞蹈,興奮異常。可是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將他的希望摧毀殆盡。」 更慘的事情還在後頭。二二八之後,吳澧培與二哥在台中一 中唸書。有一天,唸高一的二哥竟以參加讀書會的罪名被捕,猶如晴天霹靂。「我爸爸為了救兒子,不惜變賣絕大多數田產去疏通,結果錢都被騙光,二哥亦整整坐了十二年的牢。這件事對全家的打擊非常大,爸爸從此自我關閉,甚少外出,家中的經濟全靠大哥在鄉間賣藥維生。」他說。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吳澧培自是對社會不滿,又覺無力改變,態度十分消沉。相對地,他有幾個自台中一中到台大的朋友卻對社會改革充滿了熱忱。當時,謝聰敏唸法律,賴文雄唸政治,鄭紹良由經濟轉土木,加上他四個臭皮匠經常湊在一起談天說地論時政。賴文雄與謝聰敏都是彭明敏的學生,時常談起彭教授,連帶地,大家都對彭教授非常景仰。大學畢業,一心想遁隱塵世的吳澧培到選擇山間教書。但他只在竹山初中教了一年英語,旋即轉到基隆一家商職任教。在基隆時,與一位昔日大學同窗密切交往,初嚐戀愛的滋味。由於女孩的母親嫌教書的沒出息,他就奮發圖強考進彰化銀行,希望捧個金飯碗,討未來丈母娘的歡心。 「剛進彰銀時,被分發到雲林縣斗六鎮。」吳澧培說:「我在那裡苦苦捱了半年,想盡辦法調到台北,心想這下可以成親了吧?於是登門求婚。沒想到女孩的母親說我沒有房子,更說我有兩顆金牙齒,不好看。真把我氣炸了!當初若不喜歡我,何不早說,害我憨憨跑了一百回轉,到頭來還挨了一場悶棍!」提起往事,吳董還是有牢騷。堂堂男子漢,自尊心受到傷害,吳澧培當下發誓:從此不上女家門!主意既定,率然擲出「哀的美敦書」,對女孩說:「要,就跟我走;不,就從此一刀兩斷。」可惜女孩缺乏他的勇氣,只好讓吳澧培獨抱米酒矸,吞食失戀的苦果。 難兄難弟好牽成 幸好人生柳暗花明。吳澧培的摯友賴文雄是台中人,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找不到事,去賣鴨蛋。後來系主任彭明敏惜才,聘他回台大當講師,又幫他申請到一份赴美留學的獎學金,十分令人羨慕。吳澧培因此替賴文雄餞行。席間,見賴兄愁容滿面,百思不解,便問何故?賴文雄道:「因為家中父母乏人照顧,何況有個妹妹,還小姑獨處。」「這有什麼難?」吳澧培一聽,順口便答:「找不到人,找我好了。」孰料三日後,賴文雄來找他,開口就說:「你的求婚已被接受。」 「什麼?」吳澧培叫了起來:「哪有這種事?」但接下來是當年他在賴家進進出出經常見到的小妹妹秀珠確實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久真的成了他的妻子。 婚後的吳澧培住在彰化銀行宿舍裡,賴文雄與鄭紹良已相繼出國,難兄弟裡剩下一個謝聰敏,其時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擔任日文編輯,三天兩頭就往他那裡跑。「謝聰敏的個性積極,想法前進,膽子很大。」吳澧培說:「1964年中秋節清早七點多,他來敲我家門,說今天要發表宣言了。當時懷孕六個月的秀珠有出血的現象,我正急著送她到醫院,便約聰敏晚上一起吃飯再談。結果他那晚一直沒出現,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隔天,吳澧培打電話到謝聰敏的辦公室,一個陌生的聲音用台語問他叫什麼名字?是謝的什麼人?他警覺地掛了電話。稍後,他到謝聰敏的住所探望,有人過來和他寒暄。談話時,瞥見那人西褲底下露出一雙憲兵的皮鞋,他虛與委蛇一番,便匆匆離去。 數日後,他探聽到彭教授和魏廷朝相繼失蹤,心想下一個被抓的對象可能就是他。因為當時銀行職員的存款利息較高,謝聰敏有五萬塊錢存在他的銀行帳戶裡。「我太太每天都在哭,我也感到憲兵的吉普車隨時會開來抓我。」吳澧培說。他打定主意,被約談時,一概佯稱不知情,並且所有的供詞都一致。結果在謝聰敏的起訴書中有一段寫道:「謝的五萬元叛亂資金寄在『不知情』的吳某人處。」他也因此在1964年的「台灣自救宣言」事件中僥倖開罪。但是吳澧培逃過了牢獄之災,卻逃不過被跟蹤。往後,為了避免情治人員起疑,他故意生活得很萎靡。每日下班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渾渾噩噩混了兩三年,深覺不是辦法,便想出國。他於是辭掉銀行工作,一邊在貿易公司打工,一邊積極申請美國的大學。他說:「當時出國的主要途徑就是留學。我離開學校已經十年,如有學校要收我,便是萬幸。」 因此他一收到堪薩斯海斯堡(Fort Hays) 州立大學的入學許可後,立刻告別妻兒,踏上留美之途。1968年正月,他在洛杉磯入境。第一次出國,搭了十幾小時飛機,頭昏昏腦沉沉,見到老友賴文雄來接他,自是歡喜。賴文雄一接過他手中的行李,便要他把手舉起來。「做什麼?」吳澧培莫名其妙舉起一隻手,只見賴文雄唸唸有詞,然後要他?句「同意」。他的手一放下,賴文雄就說:「你已宣誓入盟了。」「你說什麼?」吳澧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原來那時賴文雄擔任台灣獨立聯盟的組織部長,正積極招兵買馬。所以吳澧培踏上美國的第一日,便步上了黑名單的不歸路。接下來,賴文雄說要給他一部可賣一百塊美金的老爺車,要他去打工搞革命。吳澧培這下已經清醒,回道:「我的頭?還沒壞。我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正殷殷切切等我唸完書去做事,接他們到美國來,豈可一下飛機就變卦?」於是數日後,逕自搭機飛往堪薩斯的海斯堡。 阿拉斯加的歷練 到了海斯堡,吳澧培發覺小鎮寂寂,幾乎見不到其他台灣人。而且年紀一大把,唸起洋書來,實在很辛苦。他說:「我講英語,人家聽不懂。人家講英語,我也聽不懂。考試成績發下來,全班殿後。」虎落平陽沒法度,只好拿出台灣人的絕招:愛拼才會贏!他發憤苦讀,結果只花一年功夫,就拿到企業管理碩士,開始找事。他知道自己謀職條件不佳,但仍到處投石問路。有一天,在學校的就業輔導室裡,讀到一則廣告,有一家阿拉斯加的銀行正在徵尋一位懂英、日、中文,又有實際銀行經驗的人。「這豈不是在找我?」他心中一喜,連忙寄信去應徵。原來1968年時,勘油專家在阿拉斯加發現了北美最大的油田。一時,荒蕪已久的大冰原立刻成了石化人員的紛沓之地。金融是經濟的指標,該州最大的阿拉斯加國家銀行遂準備擴大國際業務部門,開始招募人才。就這樣,好運落到吳澧培頭上。對吳澧培來說,只要在美國有立足之地,哪怕天涯海角他都去。於是1969年五月,他帶著甫從台灣來的妻小抵達安克拉 (Anchorages)市,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單位報到。 「阿拉斯加的確冷。」吳澧培?:「五月天,還飄著雪。兩個亞熱帶來的兒子分別是兩歲和四歲,一看到戶外皚皚白雪,就吵著要出去玩。可是出去不到兩分鐘,又哭著跑進來,說是凍得受不了。」他接著說:「初到阿拉斯加,身上背著五、六千元負債。以後整整兩年,全家省吃儉用,不上館子,夫妻倆都上班,才把債還清。」吳太太因為會說日語,很順利地在安克拉國際機場的免稅商店找到工作。「那時日本旅客很多,生意很好。」她說。倒是吳澧培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報到後,方知阿拉斯加正發生環保訴訟,油田開採計劃被延宕,銀行的國際部門亦停止擴充,他因此被安置在會計部門裡當一名財務分析員,成了銀行裡惟一的東方行員。當財務分析員得向上司做口頭報告。吳澧培說:「因為英語不好,我只好每天帶工作回家,晚上在家寫好稿子,隔天拿到公司唸。當時銀行總裁是會計師出身,曾經當過安克拉市長,對下屬要求非常嚴格。結果會計長被他罵跑,我的頂頭上司也跟著辭職。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總裁有問題,就由我這個新兵去擋駕。有一天,他步出辦公室時,突然回頭對我說:『Li, you got answers on everything, don’ t you?』。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抬頭看我,因為這話出自他口中,是一句非常難得的讚美之詞。」 接下來,吳澧培寫的兩份增進銀行利潤報告書都獲的老總的賞識。他被公開表揚,職位亦連續被擢昇。幾年內,升了數次,到第四年,已經當上銀行副總裁兼會計長。到第六年,又升上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CFO),負責銀行的會計、財務與投資部門,正式參與銀行的營運。1973年,阿拉斯加的油田經過五年的纏訟,終於獲准開採,石油公司開始興建一條長達一千兩百公里的油管。隨著大批工程人員的到來,整個阿拉斯加一片勃發。金融跟著經濟走,吳澧培主掌的銀行隨著大發利市。那些年,阿拉斯加國家銀行的成長率每年皆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資產回收率亦居同行之冠,「東方吳」的聲名因此遠近馳名。1977年,眼見油管工程即將竣工,吳澧培主張銀行應採縮緊策略,與仍力主擴充的總裁意見不合,遂萌去意。這時,一家總部設在費爾貝克 市(Fairbanks)的阿拉斯加北方銀行(Alaska National Bank of North)總裁穆考斯基(Murkoski)先生聽到風聲,隨即派了一架飛機接吳澧培全家到費爾貝克市觀光,對他百般延攬。 吳澧培於是在1978年加入阿拉斯加北方銀行,擔任執委會主委(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他上任後,發現這家表面看來還賺錢的銀行其實內部充滿危機。因為銀行在油管興建時期,大量貸款給工程人員購買活動屋,等油管竣工,貸款人一走了之,就留下許多呆帳,無從處理。吳澧培衡量情勢後,斷然採取幾項重大措施。一是將員工從四百多名裁至兩百餘名。二是處理呆帳,釐定新的放款政策。三是將營運中心從北方的費爾貝克市遷至南方的安克拉市。 在他大力整頓下,銀行很快恢復正常營運。1980年,穆考斯基總裁投身政界,當選聯邦參議員,銀行總裁的職務遂由吳澧培接任。「人生有時實在很諷刺。」談到此,吳澧培有感而發地說:「我在台灣的銀行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行員,出來時還是小行員。到了語言、文化與人種都有岐異的美國,同樣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時卻是資深副總裁。後來換一家銀行服務,不到兩年時間,竟坐上了總裁的寶座。」 接掌萬通一路發 阿拉斯加北方銀行在吳澧培領導下,業務蒸蒸日上,但不久內部發生人事糾紛,讓吳澧培頗感處境困難。正好董事會裡有一位董事是Win航空公司的總裁,甫合併總部設在洛杉磯的西方航空公司 (Western Airline),乃邀請吳澧培至西方航空公司工作。1981年年底,吳澧培果然辭去阿拉斯加北方銀行的總裁職務,準備到西方航空公司就職。就在啟程前夕,忽然接到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打來的電話,說他有銀行方面的事務,要專程從洛杉磯到阿拉斯加向他求教。吳澧培說:「您不用來,我明天就到洛杉磯去。」兩人遂約好在洛城見面。原來1980年時,台南幫吳修齊與吳尊賢的幾個在美國的子女夥同一些台僑在洛杉磯成立了全美第一家台資銀行,取名「萬國通商銀行(General Bank of Commerce)」。成立之初,資本六百六十萬,隔年賠掉兩百二十萬,第三年預計將賠四百萬。眼見資本即將蝕光,一群少東們急著找高手搶救。 吳澧培這時已到西方航空公司報到,擔任總裁顧問,正為新公司面臨的困境謀思解決之道。他解釋說:「那時美國航空保護法剛解禁,大小航空公司都競相殺價爭搶生意,偏偏石油價格又連續狂飆,所以每家航空公司莫不咬緊牙關極力苦撐。」 針對公司的財務危機,吳澧培提出一份扭轉乾坤的報告書。他首先建議將員工由一萬五千名裁至七千多名,其次將轉運中心由偏南的洛杉磯遷至位置較適中的鹽湖城,同時加強資金的管理等等。總裁依這些建議行事,竟使公司在短短半年間轉虧為盈。與此同時,萬國通商銀行仍在泥沼中掙扎。就吳澧培而言,台灣是他的根,經營銀行是他的本行,主持台資銀行正是他想要做的事。因此幾經協商,終於在1982年五月接受萬通董事會之聘,正式擔任萬通銀行總裁。他接掌時,萬通有兩家分行,資產總額約八千萬,資本則幾近告罄。吳澧培因此要求董事會增資八百二十萬,銀行正式易名為「萬通銀行(General Bank )」。 他接著進行改革,首先將銀行的貸款與核款部門分開,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其次關閉兩家分行中的中國城分行,留住新僑聚集的蒙特利 (Monterey...

許廷鑫

「擔任黨部主委六年做下來,我對民進黨的感情比公司還要深,公司我有能力左右它,但民進黨我只是個小螺絲釘,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小,但成為民進黨的一份子,反而有個使命感,至少在美西部分,從前主委耕耘接手後,我就立志要不負厚望,繼續努力打拚。」面對民進黨低靡氣氛,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許廷鑫有感而發。 對於陳總統被連番攻擊,民進黨是否急於切割與阿扁的關係,他不諱言,民進黨不會動到主帥,陳總統與民進黨是命運共同體,若確實有不法,當然會彈劾,但現在都是爆料,打了半天,沒法打到本人拖挎陳總統,証據到底在哪裡?其實,全都是二、三手傳播滿天飛。 不能因為不爽就動不動倒閣搞罷免,把過去民進黨爭民主自由取消戒嚴的抗爭,變成國民黨藉口,阿扁總統被罵成臭頭,也沒有關過任何一個人,台灣人民雪亮的眼睛,是不容欺瞞。許廷鑫不吐不快地說著。 他繼續侃侃而談,民進黨不能像以前擔任在野黨時衝撞體制,已經有執政包袱,民進黨執政要改革,就得回到體制內,人民給民進黨機會,但執政後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現在仍是朝小野大;結果支持者得面對角色紛歧,不罵又不爽,罵了又捨不得,搞得很鬱卒。他特別強調,其實,每次民進黨面對無理性抗爭,都是「冷處理」,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能再火上加油,所以民進黨非常自制,不會出來嗆聲、幹譙, 就是不要再製造對立。 民進黨不是任人踩,但也請支持綠營者心態要調整,一定要維持「當家」的準備,民進黨最後守著的是作為取得過半數的支持,要贏得台灣主流價值。 許廷鑫,這位年少時參加國民黨,與父親在立場上不斷起衝突爭執,一個五年級生,卻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一路看盡繁華初升背後隱藏的危機,到了國外成為支持本土政權,力爭台灣主權獨立,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的社團領袖。 少小離家 個性傷感 「12歲,少小離家,養成我個性較傷感,20歲以前,常會莫明的孤獨,如果重新選擇,我不會願意離家,最想要的是能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許廷鑫,1966年生,生於彰化鹿港小鎮,祖父時代經商,父親開鐵工廠,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生為家中長子,下有一弟一妹,小學讀鹿港國小,功課不錯,父親希望他北上求學,所以到台北市就讀建成國中。 父親很嚴格,又非常節儉。因為是中南部學生,對於北部學生的優越感,自己之外還得照顧年僅小一歲的弟弟,到台北生活實在太有壓力,但又不敢回鄉下,父親偶而生意來看看,母親更是少見,他每次想哭都不敢哭,被迫養成獨立果斷自主的個性。 高中聯考雖有成功中學程度,但作文考題「國中三年」,他狠狠地批判一番後,結果作文不到10分,只能考上復興高中,他決定再去報考台北商專財政稅務科,由於家中經商,順水推舟,在北商5年讀起來很輕鬆。 他把一半時間花在功課上,一半充實自己補英文,另外參加社團活動,認識很多朋友,是一生中最快樂的讀書時光,還特別去學珠算檢定二級通過,幫助他以後做生意數字反應很快,換算特別靈敏。 「出社會你就知道」 在學校十分活躍,大多數學生受到國民黨教育,相信教官的話,也是國民黨員,父親從以前支持反對運動,出錢出力,他頗不以為,每每與父親爭辯。他對中國史和文學人文,十分有興趣,雖然有疑問,但仍深信教本所讀。父親常笑著跟他說:「出社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他考上特官後入伍,擔任運輸兵排長,服役經驗,讓他徹底厭惡國民黨所作所為,原來駐地在林口時,他當負責監督採買,發現士官兵都很大方,攤販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後來吃到菜時,才知道很多買回來的都是人家不要的剩菜,他們曾經碰到每餐只有一味,炸白帶魚,連吃一個月,吃到營長翻桌。而每天兩萬元的伙食費,這錢A到哪裡呢? 他後來發現莒光日時,開會有很多贈品,黨部不可能撥經費,國民黨體系的就可以拿贈品,有些全額還被輔導長拿走,飽入私囊,有些巴結長官的卑裂手段,簡直是胡作非為,許多職業軍人喝得爛醉如泥,正科軍官根本是敢怒不敢言,看盡其間醜事,走後門歪風,許廷鑫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國民黨貪污腐敗的一面,他充份體會在醬缸文化中,「死幹活幹撤職查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的話,一一印証。 許廷鑫因為還是受到爸爸影響,讓他在軍中飽受精神折磨,直覺環境很變態,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常借刀殺人要他做壞事,若不從則被修理,或是被罵的連狗不如。 兵役頭一個下半年,曾有一次放假,中華路有鐵道,當時曾有衝動臥軌,感覺自己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過得像行屍走肉。他調適得很辛苦,唯一好處,就是堅持帶兵要帶心,如何讓底下的阿兵哥100人完全服從,當兵,讓他領悟到一段生存的哲學。 而另外的收獲則是,追到漂亮的老婆,當時夫人是台北商專班花,當時不敢追他,許一直處心積慮與她聯絡,在服兵役時展開熱烈的追求,因為用情很深,感情非常專一,終於追到手。現育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根留台灣 自創品牌 他也在心中早就有規劃退伍計劃,一直讀英文,晚上看書,決定考托福。但父親不放他去留學,因為家族企業需要他,5月退伍,他8月就開始出國,1989年就來美國,學著提著007皮包,由父親帶路,全球南北征戰。 由於父親開工廠,與伯父在台灣算是相當有實力,60年代,中部五金工廠的師父都是由父親公司訓練走出去再創業。 1960越戰開始,一直到1990年後,許的父親,就是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的一員,就像無數中小企業主,不會高深的英文,家庭即工廠,拿著007手提包就闖蕩各地,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去台灣,從有輕工業開始,父親就正逢外銷榮景第一波。 許廷鑫接手已是尾聲,他不但跑日本,歐洲,美洲,出差到各國趴趴走,1990年還曾去中國,參觀廣州交易會,那時中國才剛開始開放,他笑著說,「一開始心情是,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有多壞,真的嗎?結果,印証果然真的很壞,往後跑的更多,後來發覺簡直是浪費時間,太多不合理現象。台商在他們眼裡,是最可以被剝削的一群,共產黨根本不把台灣當國民看,以前是反國民黨,出國反而真的變成台獨。統一觀念完全消除,所以與父親再也不會爭執了。」 在中國沒有投資,父親更早去中國,發現不行後,決定放眼天下,許父一句話:「不要鎖國,更不要鎖在中國,國際觀不是只能在中國。」所以當很多同業為了人工更宜,紛紛前進中國,許家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根留台灣,多年不斷研發,控制成本,規模一直在擴大;經過多年,如今,爸爸在中國投資的朋友,倒的倒、散的散,或是乾脆改行。 但許廷鑫仗著第二代英文好,與歐美商界人士打交道久了,學了很多經驗,悟到與客人談判,不要作賤自己,而是要兩方互利。最好的作法是「市場導向」,看市場要什麼? 1983年美國、1990年在德國、2000年在墨爾本,設立分公司,都是跟著客人走。 許廷鑫在1990年接手後,為家族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由於父叔輩早期都是做OEM代工。父子倆都已有共識,許廷鑫要求父親給自己3個月,著手開始打自創品牌行銷,1990年以「GARDEN TALS」之名的各式花園藝品,前進歐美。 「不怕買貴,就怕賣不出去」,但年紀輕輕的許廷鑫在摸索絕對會犯錯,父親卻讓他花錢學經驗,代價很大,但經驗靠累積,終於他能主導進入K-MART,後來做了WAL-MART。 他分享這份經驗,逆向操作,「客人不是買便宜貨,而是買能賣出去的貨」。早期台灣人做法是以成本往上加,他則是倒算法,先定下價位,然後調查,倒回來一一減去到成本,不折不扣的市場導向。 另外,由於如何去創造客人的需要,不去抄襲,創造產品的觀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伸展敏銳觸角,掌握脈動,維持好的產品、品質、價格、服務、關係。 未來的規劃,他已想到轉型,所以在越南設廠,開發其它相關製造行業,手術刀,特殊金屬來取代中國,當然根還是留在台灣。他認為,大企業全球佈局,但自己做的是中小企業,所以習於做策略聯盟,相關行業集結,比較有競爭力,有錢大家賺。 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 「人生的規劃一點也沒有想法會在民進黨黨內擔任職務」許廷鑫回想著。 1990年代開始,就十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藉由胡維剛律師認識台美社團,但沒有時間參加,大部分是出錢、父親是創黨之後入黨。許廷鑫,是在1994年,才開始加入民進黨。1996年之後,生意穩定,從南長北扁開始積極投入,1998年左右,扁友會成立之後,又加入聖東同鄉會。 2000年出來選美西黨部評議委員,配合主委陳文石,2002年再選評議委員召集人,2004年陳文石鼓勵參選,林榮松醫師剛好榮任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要去辦美洲台灣日報。受到陳文石等長輩鼓勵,資歷淺,乳臭未乾小子,考慮再三,決心試試看,竟然就同額當選。 2004年上任主委,代表的最大意義,就是「世代交替」,前輩提拔,自己努力,民進黨給年青人一個機會,美西是海外最大的一個黨部指標地域,37歲,即要做就得全力以赴,才對得起大家。二年一任,今年他又連任一次。 但剛當上主委,他就面臨三合一選舉等之後,民進黨氣勢受挫,一直到今每況愈下,他則樂觀地說:「一個人在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麼能耐,越是困難, 能做的好才是功德。」他認為,大環境不利,越要有更堅定的立場,迎接挑戰。 他心中深深感謝絕多數的台美鄉親,沒有名利糾葛,豪無所求,仍熱情相挺,更顯得支持者可愛,看到支持者信任,日久見人心,雪中送炭。他認為,民進黨沒有灰心喪志的權力,民意支持,民進黨跌倒一定爬起來。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去。 文/記者林蓮華

陳隆豐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這是咱的厝,你看,環境多麼清幽,建築多麼美麗,這『台灣會館』四個字的扁額還是特地從台灣運來的。」陳隆豐律師一談起紐約的「台灣會館」,有著掩不住的欣慰與驕傲。當年尋尋覓覓一間屋,困難重重中買下改建,後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在即將被拍賣的前夕,竟然化險為夷,其間經歷過的酸甜苦辣,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已經記不住多少時候,他的心情隨著會館的狀況起起伏伏。 猶記當年,會館面臨財務困難時,他曾感慨說:「為了會館,我幾乎所有的人情都賣盡。」而今,望著人氣興旺的會館,他說:「這座會館不知牽繫著多少台灣人的心,每一想到許多人為了救會館,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從心底湧起無限溫暖,咱台灣人真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麼原因,使陳隆豐和紐約台灣會館如此結緣?他說,當年到「東園」餐廳參加建館籌備餐會時,只是想單純地提供自己的專業知識,沒料到後來竟被選為建館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既然受人之托,就全力以赴。如今想起來,自從到紐約,在建會館之前,他已經多次為同鄉聚會覓尋場地,年復一年,「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一直深深烙在心坎裡,也因此當大夥兒熱血沸騰地討論籌建事宜時,他就在其中。 「話說從前」,陳律師一提起三十多年前,他到美國留學及其後發生的種種,就像在敘述一部美東台灣人發展的歷史。當年一群窮留學生如何晃到紐約,興高采烈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以及後來如何想要擁有自己「一間厝」的故事,就在他滔滔不絕的述說中展開。 一打螃蟹十二人分 陳隆豐在1965年抵達費城,唸賓州大學(Univ. of .Pennsylvania)的法學研究所。他有個狀元哥哥陳隆志,從小到大,一直頂著第一名的光環長大,從佳里興國小到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一路獨領風騷。陳隆豐因此循著二哥的軌跡前進,同樣唸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大學時,相繼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和一般行政人員高考及格,然後服完兵役,到美國長春藤盟校唸研究所。 費城地靈人傑,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同時也是台灣獨立思想的萌芽處。五十年代中期,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等人在此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n,簡稱3F)」組織,首倡台灣獨立思想。不過,晚到將近十年的陳隆豐,無緣與這些前輩相攀,倒是當時在賓大Walton商學研究所唸博士學位的羅福全成為台灣學生們的龍頭老大。 陳隆豐說,羅福全是當時的「有錢」學生之一,他從日本來,指導教授給他高額的研究助理獎學金,他又已經結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樣親切好客,他們家於是變成一群台灣留學生的窩。舉個例子說,一般人買一打螃蟹,總是兩個人分幾天吃完,可是羅福全和毛清芬如果買螃蟹,一定打電話把朋友們都找過去,每個人都吃到一隻螃蟹,這就是當年他們如果有一點好東西就一起分享的情形。 在賓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陳隆豐到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繼續攻讀法學博士。當時,美東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仿照紐約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的型態,也組織了一個「East Coast Formosan Club」,選定每年聖誕節前的周末,大家聚在一起過節、聊天,解鄉愁。 那時,紐約的台灣人大都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因此早先租用附近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會,後來人數漸多,就一直使用哥大旁的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非常熱鬧。當時大多數人都是單身的男學生,偶有幾個小姑獨處的台灣小姐參加,就成了眾男生們爭相追求的對象。 陳隆豐在賓州大學唸書時,每年都在聖誕節前晃到紐約湊熱鬧,興致勃勃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覺得很有歸屬感。後來拿到碩士,到紐約大學唸博士班時,更因著地利,成為「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熱心跑腿。他在1968年,還獨當一面編起「鄉訊」來。 古舊一棟「台灣樓」 當時,很少有台灣家庭在紐約市內住得起寬敞的公寓,因此一些窮學生到了紐約,便為住處煩惱。有些熱心的同鄉於是在曼哈坦的百老匯(Broadway)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兩、三間公寓,供留學生居住。後來進一步地,由葉國勢、黃石定、蔡啟東和張燦鍙等人合組公司共同貸款,在與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買下「Broadway 3115號」的公寓大樓,這就是當年聞名的「台灣樓」。他們出租大部份的房間,留下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讓一些初到紐約的同鄉們暫時居住,同鄉邱文宗夫婦還當過大樓的管理員。 「這棟『台灣樓』雖然破舊,卻曾是許多風雲人物初到紐約的棲身處。」陳隆豐笑著說,不過那時因為缺乏購屋的專業知識,買下後,才發現大樓實在太老舊,水管與暖氣的問題很多,因此花了不少錢修理。又過了幾年,因為房子的毛病太多,維修費很貴,又乏人管理,加上同鄉們多已學成業就,不再需要這種臨時的住處,於是在1975年,在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將台灣同鄉會承租的公寓歸還給「台灣樓」公司,不久,「台灣樓」的股東們將這棟建築還給貸款公司,結束了紐約台灣人的第一個「家」。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型態持續了許多年,到了1970年有了一些改變。1970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海外台灣人運動發展的關鍵年。一月裡,「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在紐約正式宣告成立。四月中,刻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下榻的紐約布拉薩旅館(Plaza Hotel)前,遭到兩名台灣學生鄭自財與黃文雄的行刺,雖然無恙,卻大大震撼了海內外。也在這年,彭明敏成功地逃離台灣,經由瑞典,輾轉到紐約。 同樣在1970年,「全美台灣同鄉會(TAA)」在華府註冊登記,「East Coast Formosan Club」於是改組,依地區各自成立紐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費城、巴爾的摩和華府等台灣同鄉會,全部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七十年代,隨著島內民主呼聲的升高,海外台灣人的凝聚力越來越強,同鄉會的組織也不斷地成長茁壯。 陳隆豐對早期的台灣同鄉會有許多美麗的回憶。他說,那時參加同鄉會的都是些窮學生,成家的人很少,有家庭的很照顧單身的學生。記得那時,有位在Borden做事的王博士,常請大家吃他們公司的冷凍食物,還有個羅介川嫂很會擦潤餅皮,所以同鄉會聚餐都有潤餅可吃,不過那時沒有甜花生粉,只好用花生醬替代,大家照樣吃得津津有味。也在那時,方菊雄和黃靜枝夫婦租的公寓常常人滿為患,大家常在那裡開會聊天到半夜。那年頭,大家都沒錢,記得當時柯喬治(George Kurr)寫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的書,同鄉們想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一問廣告費,竟要六千美金,聽起來像天文數字。 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前途越來越關心。1971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前夕,彭明敏假紐約Statler Hilton旅館舉辦了一場「民眾大會」,將近兩千人參加,真是盛況空前,而陳隆豐就是這場盛會中的司儀。 隨著聚會人數的躍增,國際學舍的容量早就不敷使用,於是陳隆豐開始熱心地替「紐約台灣同鄉會」尋找更理想的聚會地點。他找到一家座落於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的中學,也就是目前Hunter College的附屬高中,供同鄉會開會使用。1973年,方菊雄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康寧祥到紐約訪問,就在這家中學舉行演講,再度擠滿人潮,造成轟動。在七十年代的上半期,「紐約台灣同鄉會」就經常租用這個地方聚會。 隔年,方菊雄以「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的身份,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FTA)」的成立大會,同時允下隔年要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台會」的承諾。次年,方菊雄卸下會長職務,力薦陳隆豐接任,同時將舉辦「世台會」的責任交給繼任的陳隆豐會長去實現。 為了讓「世台會」辦得體面些,陳隆豐又開始找場地,這回他在紐約大學租到開會場地。「那次世台會辦得可真成功!」他興奮地說:「記得那時李正三在帝國大廈旁開一家『元祿壽司』,我們每天中午都向他訂了三、四百個便當,最後一個晚上,與會的人將近兩千,中共特地派人來鬧事,結果帶頭的人被同鄉追趕得從紐約大學的大樓陽台跳下去,那時大家情緒的高昂,可見一斑。」 1975年,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時,覺得Hunter College附屬高中的場地不夠大,又另外找了一家華格納高中(Senator...

吳仲輝

FAPA OC 分會會長吳仲輝(Nick Wu) 吳仲輝(Nick Wu)先生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柑縣分會( FAPA OC)會長,也是FAPA Standing Committee 的委員。 吳仲輝出生於嘉義,大學畢業後才搬到台北市。吳仲輝的父親吳榮坤先生在日治時期赴日本留學,專攻化學。畢業後考得藥劑師執照,也曾在日本的一家肥料株式會社上班,二次大戰之後(1945~1946),因為日本情況很不好,為了不讓吳仲輝的阿公擔心,Nick的父親從日本返回台灣。 吳榮坤先生回到台灣,日語、台語都很輪轉,就是不會講北京話,雖有化學專業和藥劑師執照,但卻難以找工作,後來在嘉義高級工業學校擔任化學老師,一直任教到49歲過世為止。當時吳仲輝才15歲,剛好上高中一年級。 吳仲輝在嘉義中學畢業之後,考進中原理工學院(現在的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後1978年服完兵役,退伍不到一個月,吳仲輝就來到美國留學。吳仲輝說,他當時有幾個選擇,一個是Ohio,一個是North Carolina,另一個則是New Jersey,他一時也不知選擇哪一個地方,幸好他的一位化學老師畢業自NYU,他建議吳仲輝儘量選擇大都會地區的學校,所以他決定到New Jersey (Hoboken)的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念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1980)之後,加州San Jose和Irvine都有工作機會,當他到了Irvine,發覺Irvine環境真的很好,就在Irvine一家製造人工心臟瓣膜和心臟導管的公司任職。 1984年底,吳仲輝成家了。吳夫人宋素心是當年吳仲輝在中原理工學院系上唯一的女生。大學時期並未發展為情侶的感情,後來吳仲輝剛好回台灣,宋素心當時則在工業研究院任職,因為吳仲輝的工作和工研院有關係,與宋素心有了聯繫,最後締結良緣,結為連理。 雖然吳仲輝參與FAPA已經七、八年,但先前因為工作上有許多出差的任務,必須出國到歐洲、巴西或日本等地洽公,尤其在退休前兩三年,幾乎每個月都有海外的business trip,所以當時他只擔任FAPA-OC的副會長,因為怕影響了會務的推展。兩年前(2013)吳仲輝退休之後,才正式擔任會長的職務。吳仲輝說,他退休時59歲,正好還很有餘力替台灣人多做一點事。 吳仲輝說,FAPA已有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幾年Nick 擔任 board member,深深覺得,FAPA能夠持續運轉三十幾年,是因為會員、board members以及DC 辦公室裡的所有工作同仁,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台灣有熱情(passion)! FAPA 目前美、加有兩、三千位會員,全體上下,都自願為台灣推動草根外交而努力。Nick說︰我們看台灣的政論節目常常覺得生氣,但光生氣沒有用,我們要採取行動,合作、團結,形成一個集體的力量來發聲,這樣才會產生效果。 吳仲輝說,不管民進黨是否執政,FAPA在華府的工作都照樣推動。然而,在國民黨馬政府執政下,FAPA和台灣政府並無合作的可能;他希望小英若當選,FAPA未來能和蔡英文政府攜手合作,繼續為台灣的對美外交而努力,相信以後成果會更豐碩。 FAPA 最具成果的工作就是對美國國會的遊說,與美國行政部門的聯繫與溝通如何呢?針對這一點,吳仲輝說,其實這兩年來,FAPA總會長高龍榮就把這一項列為優先工作,而且已經打進美國國務院,與國務院的官員多所溝通,近兩年來至少已有五次。吳仲輝舉例說,2015年十二月上旬,高龍榮總會長和新選出的總會長Peter Chen (陳正義)以及DC 辦公室的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博士聯袂訪問國務院。 台灣人擔心2016年的台灣大選會不會出現2012年包道格那樣的站邊放炮影響選情,吳仲輝說,經過和國務院多次會談溝通,FAPA感受到美國政府在這一次台灣大選將謹守中立的立場。 談到台灣的選舉,吳仲輝說,兩週前他才剛從台灣回來(註︰Nick 接受本報訪問日期為2015年12月14日),他說2016年的台灣大選,看來泛綠陣營整體氣勢很好,不管是民進黨或是時代力量,都將大有斬獲。他認為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的機率應該在九成五以上,但他更希望泛綠陣營在立法院也能贏得過半席次,因為立法院過半,蔡英文執政才能順利進行改革。 吳仲輝也是台北市民,他說他會回台投票。 至於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否正在轉變?吳仲輝說,情況看起來也許不是很明顯,但美國和台灣的軍事交流增加,尤其蔡英文訪問美國華府受到的高規格接待,一方面當然是民進黨的努力,但也看得出來美國的政策正在轉變,美國十二月宣佈對台軍售就是很好的證明。尤其中國在南海爭端海域的行徑也讓美國很不爽快,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轉變縱然不是很明顯,但肯定是已經在進行修正。 吳仲輝說,FAPA一直都在推動美台高層官員的交流,他也認為將會有所突破,但是仍需要時間。 吳仲輝回憶,他和太太宋素心1984年結婚,夫妻相隨已經三十一年,有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就業,一個還在念研究所,都極出色。 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先生是早期國民黨內極為核心的人物,他服務於國防部,與郝柏村隔鄰而坐。周至柔擔任省府主席時,宋承緖出任周的主任秘書。岳丈姓宋,與宋楚瑜雖無親戚關係,但宋承緖先生與宋楚瑜的父親宋達將軍是很好的朋友,當年宋楚瑜家人從中國來台灣時,宋承緖先生曾予協助。所以吳仲輝結婚時,宋楚瑜也來參加婚禮,當時宋楚瑜是國民黨秘書長。 吳太太宋素心女士來自深藍的家庭,吳仲輝則是台灣意識極強的人,兩人當然經過長期的磨合。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算是比較自由派(liberal)的國民黨員。Nick...

愛兒福基金會 33歲林佳宏單打獨鬥行善8年

(記者林蓮華/洛杉磯報導)「 從這裡開始,讓愛傳出去」愛兒福基金會(Envision Life Foundation )在偏遠弱勢地區點燃教育薪火,原本單打獨鬥經過8年後,為讓更多兒童受惠,於10月 31日 (週三)創辦人林佳宏首度向僑界介紹自己的慈善大願,在規模日益增大的同時,盼認同的善心人士共襄盛舉,只要每個月20美元,讓更多貧困的兒童,能夠翻轉逆境。 今年33歲的林佳宏是台灣第1.5代的移民,和他對談超療癒,自己默默行善8年,援助逾萬包括柬埔寨、緬甸、花蓮、南非偏遠地區的兒童。「 每天早上一起床,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哇~今天又能夠改變一個人。」他多次興奮強調這個信念讓他撐過8年。 改變的力量,就從一個念頭開始,林佳宏在就讀阿凱迪亞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在ebay創業賺錢,當他的結拜兄弟因憂鬱症自殺身亡,在痛哭之餘才驚覺周圍很多的朋友在富裕的美國也都曾經想自殺,他選擇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系就讀,只為探索生命的意義,「幸福」究竟為何物? 25歲那一年,當大多年輕人都在找出人頭地的捷徑,林佳宏在2010年背著背包去了柬埔寨的潘島(Koh Pen),島上24個漁村每個月平均所得15-80元美金,極低的收入導致孩子們放棄升學到工廠賺錢。他在當地寺廟說想教英文和中文,住持全力支持,沒想到他和兩位朋友展開第一天教學,就來了400多個孩子,他當塲震撼悸動不已,孩子一雙雙渴望求知的眼神,翻轉了林佳宏的人生,他離開時和孩子約好「等我回來」。他回美國拚命賺錢後,沒多久依承諾回潘島在島上打造愛兒福教育中心, 培訓師資,發放物資及獎學金,開啟他一人立起的慈善志業。 林佳宏侃侃而談放映孩子蛻變的照片時閃放著神采奕奕的光采,他說:「這些孩子和我原本素不相識,但他們的成長,因為受到教育,未來翻轉了,他們的未來和我環環相扣,我因為他們感到幸福。」隨著孩子們的長大,需要更多的錢才能讀大學,林佳宏作貿易並掏出所有積蓄,設立四年全額獎學金,讓向上的孩子有幸讀完大學,投入職場脱貧或回鄉教書。潘島因為林佳宏無私的愛,正在改變中。 原本以為他只忙著援助柬埔寨,林佳宏腆靦笑言:「沒有啦~因為有了點經驗,我也去緬甸和尼泊爾、南非幫助他們當地兒童,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成立國際志工團訓練師資培訓讓志工教書,我們還組一個國際義診團到偏遠地區義診。另外,在花蓮我們也與新城國小等當地學校校長有意願的合作,訓練原住民鐵人三項,還有一日精進營。配合附近慈濟大學、康寧大學合作。」 他話鋒一轉,說明未來的另項計畫:「很多弱勢地區,人民也是有尊嚴的,他們不要施捨,他們要的是機會,小孩需要教育,大人需要工作。所以,我自己是做貿易的,我知道顧客要什麼,所以我想把原住民的手工藝,結合我認識設計朋友作出新潮的手工藝品。隨著台商前進東南亞設廠,我也常幫忙介紹工作。」之前,林佳宏都是和好朋友一起自掏腰包的做,連做8年,因為規模和觸角不斷增加,一年大部分時間待在柬埔寨及緬甸,目前有近百名各國專業人士參與志工公益行列。他開始考慮組織化的問題。 從18歲創業一心賺錢求成功的企圖心,隨著2010年成立愛兒福基金會,林家宏堅信成功的定義不再是年收入。唯有愛與分享,才能帶來幸福,在規模擴增,他決定實現心中的慈善藍圖,但是靠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他懇請大家共襄盛舉。 31日,他以多年經驗籌劃,分享未來的願景,基金會未來的關懷項目是以教育為本,整合六大區塊,第一,慈善,分為家訪、志工團隊 跟國際志工團。第二、設立教育中心,培養更多優秀的種子教師、複製教育成功經驗、志工深耕化。設立種子教師獎學金一年$1000元、清貧學助獎學金每月$20元。第三、培植中心-讓中輟生在校生與社會人士,得以學習一技之長。第四、教案合作,包括電腦版、應用語言班,又以中文與英文會話為主。第五、醫療 -定期舉辦眼科牙科中醫與西醫診。第六、發放物資-發放衣服、鞋子、書本、背包、文具、大米等。 八年來林佳宏以一人之力做國際貿易苦撐養育窮苦柬埔寨等地的子弟,唯一捐款人邱智正醫師捐出兩萬元,幫助興建教室也因為邱醫師腦癌突然過世而告終。故決定以邱智正醫師之名興建教室。 勸募部分,他說明主要是興建邱智正醫師教室、助學與大米捐贈,分為四項,A.$20捐贈孩童25公斤大米一個月。B.$20元一個學生上學一個月。C.$1000元,一名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D.興建教室$5000元。 如果大家想幫忙,歡迎捐款方式,Paypal: gro.n1568881005oisiv1568881005fle@e1568881005tanod1568881005, 若是支票,抬頭請寫Envision Life Foundation,寄至 713 W Duarte Rd., G-154, Arcadia, CA91006。捐款可以抵稅。 當天,美食專家林慧懿義助擔任基金會開發長及勸募說明活動主持人。出席有榮譽董事洪美蕊(內陸華人協會會長)魏純潔顧問(采風創意手工藝交流協會會長) 、劉冰(長青文化中心)創辦人、主持人今波、李恩慶顧問等。過去單打獨鬥,現在愛兒福基金會誠摯邀請僑界朋友的共襄盛舉。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蔡清枝

2000年3月,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子」之姿,創下政黨輪替的歷史,台灣本土政權出頭天。 這個振奮台灣民眾的消息成為街坊鄰居最感興趣的話題─台灣人有自己的總統了!阿扁當總統了! 因為全省走透透助選而體力透支,卻同時因為阿扁當選而陷入亢奮情緒中的蔡清枝在勝選後回到洛杉磯,站在橙縣新港(Newport)先生的墓園前,告訴沒能親身體驗民主成果的先生,「台灣已經推翻國民黨的專制了!台灣人當總統啦!」 隨著海風吹拂,去世7年的先生,好像在風中對她微笑著,和蔡清枝一起見證這段屬於台灣的重要歷史。 台中女孩 為愛走天涯 蔡清枝,台中大甲人,在高雄長大,國小六年級全家搬遷到台北。實踐大學2年級時,蔡清枝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唸電機系的蔡維清,兩個人談起「60年代」的戀愛,直到蔡維清申請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同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4個月後,蔡維清連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都還沒考完,蔡清枝也收拾行囊奔赴美國,兩人在1965年公證結婚,蔡清枝成為「蔡太太」。 當時只有23、24歲的蔡清枝回憶,幅員廣闊的聖路易斯幾乎是德裔白人的天下,她和先生在中式餐廳裡簡單擺酒,請學校裡的華人留學生分享他們的喜悅,「全部都請來了,也才7、8個,加上我們兩個,連一桌都坐不滿。」 1965年後,華盛頓大學台籍留學生逐漸增加,包括吳聖騏、吳澧培與吳澧培的妹婿丁博均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就像在國外的兄弟姐妹般互相照顧。 除了在週末打壘球、橋牌,享受留學生活外,他們也發現,從前在台灣接受到的訊息,都是經過「加工再造」的二手消息,或是根本被封鎖,事實不得而知,「我們開始去探求真相、打抱不平,儘管當時身邊都是國民黨派來的spy(間諜),利用各種方法想知道我們在幹嘛,向黨中央打小報告,可是我們沒有人有一點點害怕。」 這個「小型同鄉會」漸漸在蔡清枝心中埋下台灣本土意識的種子。 波士頓 本土意識萌芽 每個人總有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在血液中竄流,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像是蔡清枝的正義感。 1970年,蔡清枝和蔡維清搬到台籍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波士頓,開始加入當地台灣同鄉會。她笑著說,小夫妻倆總是把超級市場的牛皮紙袋剪兩個眼睛,套在頭上參加東岸各大城市聲援台灣黨外運動的遊行,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都留下足跡。 沒多久,總部設在紐約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到波士頓邀請蔡維清、蔡清枝成為台獨聯盟祕密盟員,「他(張燦鍙)來了好多次,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 秘密盟員當然有「任務」,包括定期開會、討論台灣獨立之路、幫助聯盟在美國主流推廣台獨思想,「還要自己掏腰包支持聯盟。」 這個「秘密」到連蔡維清、蔡清枝的朋友、家人都無所悉的身分終究逃不過佈滿的國民黨spy眼線。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蔡清枝和蔡維清原本計畫1984年一起回台灣領養小孩,「去簽證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蔡維清已經成為黑名單的一員,根本回不去,我只好自己回去把兒子帶來。」 蔡清枝表示,也許是在雙十年華便移居美國,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感染,讓她在回顧台灣極權、高壓統治時,血液裡「天生有的基因」不斷告訴她要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本土,這些人生來就應該享受的天賦人權,「就是一骨子的正義感吧。」 為先生完成心願 蔡清枝和先生、兒子一家3口在1984年舉家遷移到加州濱海的地中海風城市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原本以為可以在度假勝地開始享受人生之際,蔡維清1992年竟然罹患癌症,隔年便撒手人寰。 先生過世後,蔡清枝和兒子南遷到南加州,在兒子到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唸大學後,蔡清枝繼續澆灌心中的「台灣本土種子」,前後加入聖東台灣同鄉會、FAPA洛杉磯分會、阿扁之友會、民進黨美西黨部等,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為了讓海外鄉親可以獲得台灣的第一手正確訊息,她也在2004年加入《美洲台灣日報》董事會。 從2000年開始,蔡清枝為台灣本土政權爭取代表權不遺餘力,「只要台灣有選舉,我一定回去助選,從南到北走透透,希望將在美國40年感受到自由、民主,傳達給台灣選民,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可以改變台灣的命運。」 身材嬌小,保持得十分勻稱的蔡清枝透露,其實每次回台灣助選都「超累、超辛苦」,尤其是下雨跑街,更是體力、耐力的挑戰,「但是不管再累,當我想到台灣這塊這麼美麗的地方,就覺得自己做的心甘情願,因為我要台灣越來越好,台灣人可以驕傲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大聲說,台灣最棒!」 沒有一路走來的先生陪伴在旁,蔡清枝確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她說,先生似乎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路,追求台灣本土的每一個過程,看著台灣成長茁壯。 文/記者朱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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