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十月 26, 2020

人物

林哲夫 愛與非暴力運動推手

楊遠薰 1946年秋天,十四歲的林哲夫走在淡江中學紅磚建築的迴廊,聽著埔頂鐘塔傳來的悠揚鐘聲,覺得這一切美妙得難以置信。 他生長在宜蘭羅東一個裁縫師的家庭,小學畢業後,因為家貧,無力升學,留在家裡打雜。如此過了兩年,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他的叔叔自上海歸來,見他資質聰穎,棄學可惜,乃提出贊助,讓他到台北唸書,才圓了這場升學夢。 淡江中學座落在淡水紅毛城旁的山腰,與隔鄰的純德女中同屬宣教師馬偕牧師創辦的學校。校舍全是西式的建築,校園十分優美,此外還有洋牧師與洋修女教授英文、音樂等課程,對林哲夫來說,這真是一所洋學堂。他陶醉在新的環境裡,感覺像進入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好景不常,第二個學期一開始,就發生了殘酷的228事件。不久,軍車開進學校,荷槍的軍人帶走他們敬愛的校長陳能通、化學老師盧園、純德女中訓導主任黃阿統與其他學生等多人。接著,他們的死訊傳來,恐懼的陰影立刻籠罩整個校園。那時的林哲夫才唸初一下學期,但已十五歲,對這場遽變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他學會沉默,也繼續用功,然唸到初三,因為叔叔經商失敗,面臨輟學的厄運。 「但是上帝疼我。」留著一絡長鬍子的林哲夫在六十多年後回憶這件事,微笑地說:「那時,加拿大一家教會裡的一些年約八十歲的姐妹們每人每星期節省五毛加幣,經第二代馬偕牧師娘的幫忙,資助八名台灣的清寒學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當時的淡中校長陳泗治非常照顧我,不僅給我這份獎學金,還讓我到他家吃三餐,並親自教我彈鋼琴,鼓勵我升學。這份溫情,讓我永誌於心。」 就這樣,他完成初中,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公費的師大理化系,一步一步地走向經濟獨立的路。 留學加拿大 林哲夫自師大畢業後,回淡江中學教了一年理化,便入伍服役。退役後,他回師大擔任一年的助教,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於1960年夏天赴加拿大留學。 「出國時,我的心情很豁達。」林哲夫說:「因為我當兵時,被分發到金門當預官。到金門不久,即發生823炮戰。炮戰期間,三度炸彈落在身邊,每次睜開眼,發現命又撿了回來。因為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往後覺得人生最需人幫助的階段已渡過,最危險的情境也經歷過,此後一無牽掛,應當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 於是此後,他追求理念,勇往直前。1960年夏,他抵達多倫多大學後不久,即認識在多大化工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黃義明,很快地與他成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倆收到自日本寄來的二十本《台灣青年》創刊號。兩人一讀,熱血澎湃,因為雜誌的內容正是他們過去一直想探求卻又無從得知的有關台灣的消息與論述。於是此後,黃義明、林哲夫、另外四名多大的學生及三名多城的鄉親便互相傳閱《台灣青年》,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台灣的事情。 1961年,他們發起成立多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陸續舉辦探討台灣歷史或唱台灣歌謠的活動,更在那年年底在多大舉辦《台灣之夜》,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的人士。 同年12月8日,加拿大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克斯( Brooks) 參議員在聯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這項言論令他們極感興奮,也開始用心研讀這方面的資料。 林哲夫笑著說:「我在多倫多大學主修核子物理,但卻花更多的時間在研讀台灣問題與從事台灣人運動上,所以博士學位就唸得比別人久一點。」 1963年,獲得化工博士的黃義明到滑鐵盧(Waterloo)大學教書。那年夏天,黃義明與仍在多大求學的吳居宏、林哲夫等三人共同發起台灣鄉親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郊遊,許多人報名參加。 當天,大家在美麗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風景區玩得十分盡興,回多倫多後,又一起到餐廳吃晚飯。用餐時,有人建議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以便日後經常聯誼。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眾人當場通過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簡稱TCA)」,推舉黃義明與鄭建駟為正副會長。 1964年春天,由於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他們進一步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Formosan League of Self-Determination) 」,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 那年9月24日,台大法學院的彭明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為國民黨政府逮捕,震驚海內外。在加拿大的這群台灣人聞之群情激昂,決定立刻展開救援工作。 他們將才成立半年的 「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接著,他們與彭明敏海外的兩個母校─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e)大學與法國的巴黎大學密切聯繫,並向加拿大與法國的外交部、司法部、加拿大民權同盟及加拿大的媒體發尋求支援,然後又要求美國國務卿、聯合國人權總署、國際法學學會(IJC)及方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心。 「當時打電報很貴。」林哲夫說:「一通發至瑞士或倫敦的電報要加幣52元,約略我兩個月的房租。但是為了營救彭教授等人,我們集資湊款,不惜一試,結果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當時發了兩通電報,」林哲夫又說:一通至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學會 (IJC),另一通至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結果,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將彭明敏列為該年度的政治良心犯,並指定瑞典分部負責營救。也因此,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第一站,即到瑞典。而國際法學學會則派一名理事到台北出席彭教授的調查庭。我們對這樣結果,都感到很興奮。」 1965年,黃義明、蔡明憲、林耀姍、洪全智和林哲夫等五人更在彭明敏案的宣判日,前往渥太華的台灣駐加拿大的大使館前示威,引起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 CBC )和各英、法文報紙的大幅報導。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當時,CBC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裡作長達五十分鐘的專題報導,不僅訪問黃義明教授,更撥國際電話訪問彭明敏,導致國民黨政府必須派高層官員到加國解釋溝通。」林哲夫說。 經過彭明敏案的抗議事件,林哲夫已成了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人物,只有將他鄉當家鄉。幸好,他在這時獲得一位牧師女兒的芳心,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哲欽(Sophia) 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郭馬西牧師的千金,生於新加坡,在日本長大,十六歲回台灣就讀北一女,爾後進台灣神學院研讀。她於1954年留學美國,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神學院攻讀宗教與教育。畢業後,她在俄亥俄州一所長老教會服務,然後在1966年經由姐姐的介紹,認識林哲夫,締下這樁美好的姻緣。婚後,兩人定居加拿大多倫多。 1968年,林哲夫終於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並在多倫多市區的萊爾森科技學院(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覓得助理教授職務,開始他往後長達二十七年的教授生涯。 踏破鐵鞋尋URM 精力充沛的林哲夫在萊爾森科技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的社區與教會。七十年代,他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加拿大本部主席,配合組織的政策,從事宣揚台灣意識的啟蒙工作。 其時,島內的民主意識正在滋長中,其蔓延的程度令國民黨政權感到不安。因此在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藉高雄事件,全面逮捕島內的異議人士,舉世為之嘩然。當時為防止這些民主鬥士被處以極刑,全球各地熱心鄉親即刻展開救援。曾參與營救彭明敏等良心犯的多倫多鄉親亦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營救。 這期間,林哲夫隸屬的教會因為領養施明德的二哥施明雄為關懷的對象,開始有教友對教會參與政治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林哲夫乃與一些理念較接近的會友另創多倫多台灣人聯合教會。 在美麗島事件審判期間,由於新教會缺乏牧師,身為教會委員的林哲夫便經常與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簡稱PCC) 總會聯絡,也因此與該會海外宣道部幹事羅伯特牧師(Rev. Earle Roberts)...

鄭錦家

從癌末重生,讓他更珍惜生命的福份 鄭錦家醫師出生於新竹,初中獲保送新竹二中,然後就讀新竹高中,高中畢業考上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台大畢業後服兵役一年,1971年被派到金門野戰部隊當軍醫官,當時金門和對岸的中國還相互「打砲」(宣傳砲),兩天一次,都有固定時間,所以也常須躲碉堡避砲彈。 鄭錦家退伍之後,即進入台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1972年結婚。在台大醫院服務兩年之後,於1974年來美,先在紐約Beekman-Downtown Hospital當實習醫師三年。Downtown Hospital正好在華爾街隔壁,從醫院樓上就可以看見世貿大樓(World Trade Center)。申請到該醫院服務時,院方告訴鄭醫師說,這所醫院所服務的社區,白天有五十萬人,晚間則只剩兩萬人。因為那是曼哈頓的世界財經中心及旅遊中心(紐約中央公園也在此處),白天有十條街禁止車輛進入,形成一個徒步區;然而下班後,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就變一座空城。 鄭錦家醫師說,實習醫師三年之後才能考試取得美國內科醫師的專科執照(其實1975年,也就是實習醫師一年之後,他已在賓州考取一般醫師執照,可以自己開業)。他在紐約一直服務到1977年,內科主任認為他很優秀,要升他為總住院醫師,但他覺得總住院醫師以行政工作為主,反而浪費了三年來所獲得的醫師業經驗,所以他沒有接受主任的offer,而是考取專科醫師執照後,申請到加州來。 鄭醫師在紐約服務的醫院,鄰近China Town,他下班後常到那邊溜躂,主任醫師也說,既然已經在紐約三年了,建議他到China Town 開業。不過China Town 治安並不理想,而且加州比較有發展空間,所以決定到加州。 鄭醫師來到加州後,先受聘於別位醫師的診所,但因為理念不一樣,四個半月後,辭去工作,就自己在Huntington Beach(Orange County)開業(內科)了,並同時在三家醫院急診室幫他們看診。鄭醫師從1977自己開業,一直執業到2007年,整整在他的診所服務病患30載。 2007年10月,由於糞便變黑,又鬧貧血,接受內視鏡的診斷,竟是末期胃癌! 當時在UC Irvine Medical Center檢查醫治,一位日裔醫生告訴他說,因為腫瘤已經太大了,無法根治,只能進行部份切除治療。鄭醫師覺得不是好辦法,有一位同事建議說,台灣胃癌的病例多,不如回台灣開刀。正好台北榮總的李副院長是鄭醫師的同學,李副院長要他立即回台灣,因為榮民總醫院外科吳秋文主任是台灣第一流的癌症治療醫生。國泰醫院黃院長也是鄭醫師的同學,也認為回台灣到榮總找吳醫師治療是很好的選擇。鄭醫師說,美國醫生對病情的推估面面俱到,他們認為開刀與不開刀的癒後情況都差不多,因為末期癌症病患如果開刀,有可能加速死亡,所以也是合理的評估。台灣的醫師比較勇敢,認為開刀還是有一絲希望,而且台灣醫師承襲日本醫學制度,刀法很細致。鄭醫師笑說︰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囉! 2007年11月6日,鄭錦家醫師被送進手術室。原本的預估是手術後兩個星期應該可以出院,卻沒想到住院住了兩個多月。鄭醫師接受八個多小時的手術,輸液8,500cc,胃部全切除,食道切除了一部份、脾臟切除、膽囊切除,是非常大的一次手術,結果因為衛生環境的關係,術後在恢復室就引起了敗血症(細菌跑進體內,穿破血管,在全身亂竄,是全身性的感染),接著又暴發下橫隔膜囊腫,還好用引流管把囊泡裡的膿引出體外,只是這個引流管就戴了兩個多月。敗血症又不時發作,症狀是發高燒、畏寒,身體像乩童一般,在病床上蹦跳。就這樣一路掙扎過來,也幸運的存活下來。 原本胃癌的治療程序是先化療,讓腫瘤萎縮,然後切除,再化療,以便斬草除根。不過鄭錦家醫師的狀況緊急,所以術前的化療沒做就進手術室,原本計劃完成手術兩個禮拜後接受化療,但不能有術後感染,所以一直到2008年1月12日出院後,才進行長達四個月的化療,先是在榮總做,因為鄭太太家在台南,所以後來回到台南,繼續在台南的成大附屬醫院接受化療。 四個月化療之後,情況很有進步,但已骨瘦如柴,不過終於可以搭飛機回來美國繼續靜養,而且持續在City of Hope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接受腫瘤內科專家閻雲(現為台北醫大校長)的追蹤治療,照了CT,檢查之後竟然一切安好,都沒再復發,至今(2015)年已經第九年。 鄭醫師病癒之後,現在體能極好,每週打兩次高爾夫球,打球他不坐車子,都是徒步,還要拖一個球具拖車,這樣邊走邊跑邊打球,許多以車代步的球友都沒他快。 鄭錦家醫師說,預防、維護及治療疾病的方法有四種︰ 第一就是食物要控制得好(diet),也包括食品安全。第二就是運動,因為運動會讓人心情愉快,對身心很有幫助。第三是壓力的紓解。第四是避免污染(pollution),污染有些是大環境的問題,很難避免,但不抽煙、避免二手煙或找個宜居的住所,都是個人可以選擇的。這四點做得到,一定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即使生病,也能舒緩病情。 鄭醫師說,有位知名的醫生寫了一本書,強調︰Nature is Healthy。每個人的飲食習慣大概十八歲以前就養成了,但最重要的原則是吃自然的食物。比如說,吃肉沒問題呀,但就應該避免加工的肉類食品像香腸等,牛肉若能選擇草食牛牛肉當然更理想。一般而言,不要吃精製的食品,像白麵、白鹽、白糖;儘量食用糙米、大量蔬果。要避免蔬果的污染,就不要吃經過process過的產品,若能在自家後院種植蔬果,是最為理想的有機食品;現在也有許多Farmer's Market,可以從那裡買到有機的蔬果,雖然貴了點,但對身體健康是絕對有助益的。鄭醫師說,生病是很痛苦的事,平時多注意飲食的健康,就能預防生病。 鄭醫師說,我們所稱的紅肉,包括(四隻腳的)牛肉、豬肉、羊肉等;白肉則包括(兩隻腳、有翅膀的)家禽肉等。至於魚類,現在由於污染嚴重,所以宜挑選mid-size 或小條的魚類食用;而購買時,避免買養殖(farmed)的魚,而是選擇遠洋捕撈(wild caught)的魚。像現在有許多鮭魚(Salmon)都是在海裡圍網養殖的,養殖業者餵食這些鮭魚甚麼東西(荷爾蒙、抗生素)我們都搞不清,所以選擇wild caught 還是比較明智。 鄭醫師說,他的飲食現在主要是蔬果,尤其是自己種的有機食品。他說,品質好的素食,其滋味和營養成分絕對勝於肉食,哈佛大學的研究已經一再證實了這一點。 鄭醫師說,現在和太太吃的三餐內容是不一樣的,他笑著說,他煮的太太不敢吃,太太煮的他覺得太rich也不敢吃。所以他們每天早上分班各自準備自己的三餐。鄭醫師說,他每天早上就把三餐的食物都準備好了,就用大同電鍋蒸煮。 回憶從癌末病患「重生」的歷程,鄭醫師很有感觸,因為像他這樣的病例能活過來,實在少之又少。他還記得2007年11月6日,他被榮總的護理人員從軟床換到硬床,那是進手術室前的準備,心中就知道大事不妙,他是佛教徒,就向佛祖說,若能從手術室活著回來,他至少要盡全力教大家懂得如何預防癌症、預防疾病、萬一生病了可以怎樣讓病情減輕。這是鄭醫師病中許的願。 2008年6月15日,康復後的鄭錦家醫師搭機返美,一週之後,他就到讀書會演講,並曾連續十次到Irvine 一所教會分享健康心得。鄭醫師說,他病後體重剩100磅,第一次演講到後頭腿都發抖了,只好坐著講,不過他告訴自己,第二次演講一定要站著講完,幾年下來,已經演講了一百多場,甚至搭遊輪遠遊時,他都曾在船上三次用英文演說,讓許多聽不懂華語的遊客也能分享他的心得。鄭醫師說,只要有人邀請,他都樂意分享。曾有一位癌患無法來聽演講,用電話還覺得不足,鄭醫師買了一台投影機(老式的投影機大而重,約有50磅),就背著投影機、電腦到那位病患家,用圖片與詳細的數字當面解說。 就這樣,演說分享防癌、抗癌心得與健康養生資訊,成了鄭錦家醫師的職志。 鄭醫師有兩個女兒,他說他真是有福氣,2008年6月15日回到美國,大女兒在那一年8月結婚,他看見了女兒成家,享受為人父母最大的喜悅。三年前,二女兒也結婚了。兩年前,大女兒生產,鄭醫師喜當阿公,八週之前(鄭醫師接受訪問的時間為2015年12月14日)二女兒也添了寶寶。 他說,病後這九年來,他有幸看兩個女兒成婚,又有兩個孫子承歡膝下。鄭錦家醫師讚嘆說︰「生命真美妙!」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主持 /黃樹人 文字整理)

蘇國雄與商夏惠 FAPA的故事

長老教會教徒世家 蘇國雄,生於1940年的台北新店,家裡有4個兄弟姐妹,是家中老么,日據時代祖父經營茶行,當時就是長老教會的虔誠基督徒,父親幫忙家中茶行兼做公務人員,但爸爸在他6歲那年,生病亡故,自此家道中落。 由於媽媽於長老教會司琴,外公又是第一代長老教會初期傳道,靠著彈一手好琴的一技之長,在長榮中學教書兼教鋼琴,一手撫養孩子們長大。 么子蘇國雄與媽媽很親,感恩媽媽的含辛茹苦,非常注重4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要孩子肯讀書,她總是無私的奉獻。他還記得每學期繳學費時,媽媽總是到處奔波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媽媽傳授的精神食糧,每天祈禱讀經,深植在孩子們心中,卻也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蘇國雄,小學功課就名列前矛,保送上建中。如今在南加仍印象有幾位同期的好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像林衡哲、南加州科工會會長周實。 後來,因為對三民主義頗有微詞,成績考得太差,考到成功大學土木系,為了貼補家用及學費,大學時代一直都在做家教。當年土木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他以第二名考上台電,因為成績優異被派發到台北總公司服務,當時這份工作可是人人欽羡的金飯碗。 在台電工作,當時台灣才剛有電腦,那時電腦總機就像一個房子一樣大,讀取資料還是用打卡片,當時遇到來自台大物理系助教商夏惠成為同期實習生,由於電腦當時很新的東西,蘇國雄憑其數學長才熱心幫助她,兩人互生好感。後來,才發現彼此哥哥是舊識,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兩人感情急劇升溫。 當時商夏惠一直想成為「楊振寧第二」,遂先去加拿大讀生物物理碩士,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此時蘇國雄愛相隨,隨即申請到美國留學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博士,夫人最後為愛也決定轉學申請同讀一所大學,兩人在1969年9月,結為連理。 蘇國雄事母至孝,留學省吃儉用,還把獎學金省下來,寄回給台灣媽媽,1970年9月生第一個女兒,1976年生下兒子,育有一兒一女。 創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 在科羅拉多州於1970年代,蘇國雄就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原本是只分享本地留學生,哪曉得外地口耳相傳後,導致供不應求。 1970年11月,每年台灣同鄉都會有感恩餐會,那時他們就與洪哲勝兩家,共印了兩百份,開了10多個小時,去堪薩斯赴會,結果彭明敏在逃到瑞典輾轉到美國,當天出現在會中,給同鄉大驚喜,也帶動餐會最高潮,蘇國雄分發200份「望春風」,那時登高一呼,「望春風」馬上就變成全美第一份留學生雜誌,鼓吹台灣民主自覺運動。 這是一段伉儷難忘的回憶,他說:「望春風」名字,當時是讀者投書命名,結果吳瑞信牧師投稿命名,雀屏中選。留學生當時課業非常繁忙,但一股使命感,全靠著愛故鄉的熱情,直做到畢業之後,才移交給其它州接棒。」 後來,畢業受聘到芝加哥做工程師,他提及,1972年,台灣威廉波特少棒隊奪得少棒冠軍,當時,很有趣的是,留學生開車10多個小時抵達之後,因為僑民壁壘分明,他們堅持自製許多旗幟,就是沒有拿中華民國國旗,為小將吶喊。 列入黑名單 1973年,因為工作關係,移居到南加州柑縣,當時一個房子只有5萬元,蘇國雄就很有生意頭腦,想要投資房地產。夫人要他永遠保持教學、學者、工程師的工作。但蘇國雄在1988年,堅持提早退休,轉行投資房地產。 雖然夫人有些不諒解,但蘇國雄卻慶幸得很,原來他本身是原子工程師,在90年代以後,同期同事最後遇到公司大裁員,及早退休的明智決定,讓他在房地產獲得不錯的經濟基礎,未來生活無憂。 蘇國雄雖然很活躍,但真正被列入黑名單,卻是1975年後,擔任一次台灣同鄉會聚會的主席,當時群眾相當多人,雖然大家很團結,但因為有白色恐佈、黑名單的陰影;蘇國雄笑著回憶著說:「很多人寧願出錢出力,也不願上台,在台上一排座椅空空蕩蕩,因為自己是主席,非上去不可,老實說,在台上感覺很孤單,心中卻可以體諒。」 一旦站在台上,他就已有覺悟,可能今生今世也回不了台灣,當時心很痛,卻也無奈,尤其在1984年,媽媽過世,其它兄姐都在,唯獨缺了蘇國雄申請回台被拒,想到媽媽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時時受到台北警察局關照,還得在電話中假意叮嚀不要插手政治,但他曉得媽媽心中是支持他的,媽媽了解么兒的心意。 但是媽媽生病,無法回去探望,連媽媽臨終都不能送行,蘇國雄非常自責地認為不孝,為了反獨裁集權,無法見到媽媽最後一眼,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1984年,無法忘情望春風的克難式雜誌,蘇國雄參與了另外一個文化事業,當時,由建中同學林衡哲發起,成立〈台灣出版社〉,出版台灣歷史、人物、文化的書籍,蘇國雄非常欽佩醫師林衡哲全心投入,自我犧牲,因而大力支持,成為股東。 剛開始時,賠得很慘,股東仍心甘情願力挺,林衡哲則是一直寄出新書,蘇國雄也看了30多本的好書,受到林衡哲的感召,這段人生美好的回憶得以延續,他預計未來要捐全套給台灣會館。 以為再也回不了台灣,在1988年代,戒嚴令解除,賢伉儷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竟是說「感謝上帝眷顧台灣」,自1968年出國留學後,蘇國雄20年後,迫不及待終於在1988年,第一次返回台灣,沒想到剛好在同學會上,竟然聽到電視新聞,蔣經國猝死。自此,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 共創FAPA柑縣分會 當初,1990年代,蘇國雄有鑑於美國國會勢力是友好台灣,他遂加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還加入CLUB 100,由於當時洛杉磯活動較少,地區相隔過遠,1997年,呂眾英從北加州搬到南加州後,在呂眾英的鼓勵下,遂移師到柑縣成立FAPA分會,成為主要創會會員。 2004-2005年接任會長,在會員共同努力下,從60多名增加到130多名。半年一次活動,NEWS LETTER定期出刊,2004年及2005年,並成為FAPA總會頒發最佳進步獎。之後,功成身退,交棒給楊東龍。 他與夫人也積極參與主流,以個人名義,出錢出力參加美國主流募款餐會,諸如國會眾議員羅拉巴克、卡克斯(Christopher Cox) 、 John Cambell、 ED Royce等募款餐會。有鑑於現今國會勢力,中國不斷滲透,對我方形勢不利,所以他一旦參加當地國會議員交好時,力推讓台灣能與美國簽定FTA(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他語重心長地說,再不快點做,情勢會對台灣更不利。 與夫人商夏惠,身為柑縣FAPA一員,他們感到引以為榮,在「2005年反分裂法」、「2006年爾灣姐妹市風波」時,此間成功地激發台僑合作總動員,共同捍衛台灣尊嚴。 蘇國雄為這兩個事件,還特地出馬重拾筆鋒投稿,尤其大女兒Connie是USC的大眾傳播碩士學位,會為父親潤稿,蘇國雄投了兩次柑縣紀事報(Orange Register),全部登出,在主流媒體為台灣權益發出不平之鳴。 「我自己最喜愛聖經中有提到一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之人,是象徵神的恩才成的】,歲月無情催人老,我們轉眼已垂垂老矣,以有限的餘命做最後的奉獻,取捨之間,不能不有所拿捏」蘇國雄說出自己希望有生之年,能發揮他有限但也是最大的價值,奉獻地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台灣。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王泰和的故事

維護台灣人權 推動建國 畢生致力於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王泰和先生 王泰和,本名王廷宜,1941年9月14日出生於高雄大樹鄉九曲堂,後遷居至大樹鄉小坪頂,這裡地屬自來水區,非常偏僻,王家人在此從事開墾的工作。在這個到隔壁鄰居家要走五分鐘,上小學到學校要走五十分鐘的山區小村莊,王泰和度過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涯。 回想起小時候的趣事,王泰和指出,當時常隨家中工人滿山亂竄,或者用蜂蜜糖罐抓猴子,或用煙燻抓兔子般大的山鼠,有時候也抓蛇。 加上家裡飼養近百隻羊,領頭羊為保護羊群,與人的角力常常發生,曾經他的姐姐被羊追得哇哇叫。這段快樂時光就在搬家到父親老家大甲後劃上句點,也成了王泰和永難忘懷的童年往事。 小學畢業後,到台北建國中學念初、高中;台北工專畢業後,王泰和進入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真理大學前身,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擔任助教及導師工作,隨後申請來美深造,卻陰錯陽差進入當時號稱為「台獨大本營」的Kansas State University,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王泰和笑稱,當時真的不知道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盛名,那時候一窮二白,連$25元的申請費都想省下來,在申請學校時只注意是不是「No Application Fee」。卻很幸運的拿到三個學校的Admission。其實當年先收到的是摩門教的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I-20。到校後才發現學校要求修很多宗教課程,相形之下,Kansas State University同意可以直攻碩士班,王泰和找上外籍學生顧問(Foreign Students Adviser),坦誠以告,楊百翰大學通情達理,同意讓他轉學,這才塵埃落定。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讓王泰和津津樂道。當年楊百翰大學來接機的中國同學會會長與副會長都來自台灣,彼此卻以英語溝通。王泰和好奇問他們怎麼沒有共同語言,言下之意是問他們為何不說國語(北京話),會長回答說她自己是嘉義人,說台語,副會長是苗栗人,說客語,現在人在美國,因此共同語言是英語。這種堅持讓初來乍到的王泰和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扛起行囊搭乘巴士轉到Kansas後,人生地不熟的王泰和茫然毫無頭緒。忽然想到以前建中同學的家教黃金來教授就在Kansas大學,於是拿起Yellow Page找到黃姓人家就撥了電話過去。電話簿上的名錄,姓黃的有三人,他按著順序撥打,非常幸運的,第一通電話就找到黃金來先生。黃先生接到電話知道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很高興,馬上開車來接他,隨即將他送往當時台灣同學會會長王康陸先生家中,也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王泰和笑稱︰ 這叫做「自投羅網」。 Kansas State Universty 取得碩士學後,王泰和轉赴紐約市政府教育局工作,同時也在紐約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ED)。1976年,獲美國Rockwell公司聘請,搬到洛杉磯。當時是卡特主政時期,公司專門研發B1轟炸機 (B1 Bomber),可惜的是之後美國國防部研發重心轉至隱形戰機 (B2 Bomber),Rockwell公司的研發工作終止,王泰和因此從航空業回歸到土木專科,轉業至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7年後自行創業,從事不動產投資與管理工作迄今。 王泰和積極參加各種台灣人活動,繼擔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幹事後,於1980年他出任人權會會長一職。多項職務中猶以台獨之聲主筆令他記憶深刻。 當年網絡並未如現在這麼方便,台獨之聲係利用電話拓展關係。王泰和當時負責寫一篇大約四分半鐘的稿子,由許世楷的妻子盧千惠錄音,當聽眾打電話進來,聽完預先錄好的稿子後,再留約半分鐘時間由聽眾發抒感想。盧千惠聲質優美,頗受聽眾喜愛常常有人要求與她會面。當時的政治氛圍肅殺,這些被稱為海外異議份子多是秘密從事這些工作,只有圈內少數人知道彼此身分。因此當收到許丕龍要求與講員會面時,大家不禁笑翻。主要是因為許世楷長年在日本教書,那年是來洛杉磯休假一年,才有機會邀請盧千惠獻聲。「這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王泰和說道。 提到當時的政治氛圍,王泰和不勝唏噓,周圍都是國民黨的「抓耙子」,稍有動作就通報回台,常常因此連累在台的親朋好友屢受騷擾。王泰和坦言,自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捨棄本名以王泰和之名號闖江湖。 台灣爆發高雄事件後,此間台灣人群情譁然,人權會因此發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台獨聯盟則隱於幕後操作,檯面上也只能看到同鄉會和人權會而已。當時王泰和仍在Edison上班,有一天一位FBI的Agent來找他,詢問他有關高雄事件後,洛杉磯出現六顆炸彈傳聞之事。他答稱:「根據媒體報導,我只知道有四顆炸彈,你說有六顆,還比我清楚,問我幹嘛? 」FBI的 Agent又問他,同志間有沒有比較特殊的連絡管道。當時台獨之聲機器,電話線路等都設在王泰和家,王泰和向他強調同志彼此間通常以電話聯絡感情,僅此而已。FBI Agent沒有獲得需要的資訊,禮貌地拿出一張名片,要求有事連絡後,悻悻然而歸。 事過境遷之後,王泰和才知道他自己的電話曾遭監聽,時間長達三年。台獨之聲當然也無法倖免。幸好當時大家言語間僅止於意見交換並未涉及暴力行動,所以大家方得全身而退。 王泰和熱心參與台灣人活動,歷任台獨聯盟與FAPA中央委員,也曾擔任過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副召集人。王泰和指出,當年美國國會擬針對台灣黑名單現象舉辦聽證會,人權會挺身蒐集黑名單資料,力促返台遭拒者現身,以便於聽證會上發表。當時估計約有千人左右遭黑名單影響無法返台。 1993年王泰和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正值郭倍宏李應元張燦鍙王康陸陳婉真等人陸續闖關返台之時,當時人權會向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協會 (AI,Amnesty...

林炳南

位於柔似蜜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常常會看到一位像是里長伯的長輩在巡頭巡尾,他就是受到會館上上下下敬愛,德高望重的林炳南,立志要把餘生奉獻給會館,做永遠的義工,這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已把台灣會館當成家,進進出出的社團人士就像親友一樣疼惜。 超愛唱歌、又會表演魔術、會館演出缺什麼角色,只要他幫得上忙,人家敢開口,他一定義不容辭撩落去又演又唱。 他也很愛說笑又會自我調侃,雖然有時放出冷笑話,大家要他解釋再三,他也會不厭其煩的說道大家會心一笑。也許,他不是很完美,但一位85歲的老人家,無怨無悔的不求名利做頭做尾,沒有人敢再苛求,只有對他充滿無限敬意。 林炳南一本正經地說:「會館對我是精神糧食,感謝王桂榮先生捐贈台灣會館,因為我是住在會館附近,經過太太鼓勵才有機會參加,餘生想要奉獻給台灣社會和台灣社團。」 日據時代  意氣風發少年時 1920年日據時代,生於彰化田中鎮, 5個兄弟姐妹,林炳南是老大, 剛好就住在鎮上鐵路火車站的出口大路上,家中經濟算不錯,讀到高等科(初中),就找到一份在員林台鳳會社的工作,專門負責日本軍用品的庫存、材料、出納等庶務,後來表現優異,就到日本衙役所(現今的鎮公所)做指導員,管理糧食生產、糧食面積收獲量的計算,並做皇民奉公會,當時差不多20歲,雖然在打太平洋戰爭,他覺得當時社會很安寧、治安好、人民又守規矩,表面形式上日本還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有點遺憾就是日本政府對理番政策處理不當發生霧社事件;還記得「始政40週年」時曾參加奉公青年團到台北一遊,那是青年時最高興的時刻。 國民政府時代  自營裝璜生意 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敗,向美國投降等於宣布終戰,當時沒看過中國兵,在彰化田中鎮第一次看到國民黨阿兵哥時嚇一跳,怎麼看起來像在跑路,打贏的兵怎麼像是在逃難,反而戰敗的日本兵卻嚴守紀律,堅持整齊裝束。里長(保正)說要抬豬慶祝"台灣回歸祖國",他看到阿兵哥的行徑後,堅決說沒必要。 當時換成中國國民黨剛來台,社會簡直像是無政府狀態,也有很多人被修理,還好平常他人緣不錯才保住沒有被整慘;當時25歲,他決定轉業,做肥皂化工,不過碰到舊台幣時代,物資波動劇烈, 4萬舊台幣換一1元新台幣,一日三番,大家難以維生,他聽人家說,在中國他們就這樣亂搞,結果到台灣還是搞出通貨澎脹,肥皂化工也做不下去了,民不聊生。 台灣經過228事變與白色恐佈,林炳南知道決不能有明顯政治傾向,他自己有5個孩子,包括3個女兒、2個兒子,他要養家糊口,扛起一家重擔,就像一般尋常百姓,只要能平安過活,政治氣壓在低都得熬過去,他唯一能堅持的就是不願再涉入政治有關的工作。 等待情勢穩定後,乾脆在家裡開起裝璜之家,一做就做了30多年,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貪污文化,各路招數,他全程領教過;林炳南受日本教育,一板一眼,當時真的很不習慣,他說,以塌塌米為例,當初接洽的公職人員,不但把報價抬高,而且公然就要給一半回扣,真是有夠離譜,後來也就見怪不怪。 移民來美  台灣會館找到心的歸宿 因為女兒依親來美移民,如今20多年,當時退休後含貽弄孫,生活過的很自由愜意,島內還在黨外戒嚴時代,但他終於可以在美國安全解放,關心起台灣時勢,但當時仍不是積極參加社團抗議活動。 1999年透過辦公室友人介紹,才正式來台灣會館幫忙,當時有鄉親提供免費的卡拉ok設備,所以愛唱歌的林炳南,就設立了卡拉ok俱樂部,一開始只有幾位會員,到如今已經開2班,會員至少維持在20幾位左右,一轉眼己成立6年。他也負責一些會館的室內設計建議、也幫助去採購,修理地板,什麼活他都可以插上一手;他說,是為了健康快樂,因為在異鄉找到心的歸宿。 陳喜一是卡拉OK俱樂部成員,他盛讚阿伯很公正親切,以他的年紀唱的相當好,而且隊員有發生誤會,他都可以圓滿化解,俱樂部不但發揮台灣文化,也讓鄉親一解鄉愁感恩,喚起台灣意識。 董事長林榮松、義工黃艾美、陳建銘滿口褒揚,在他們心理,林炳南就像台灣會館裡有個老爸爸,風雨無阻騎著單車天天來巡巡看, 很熱心地把會館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與一般義工不同,就是他用心又很用力,自動自發,後輩的義工沒法呷伊比 。 住在附近的公寓,騎車只要6分鐘,他開心在會館裡認識很多朋友,又可常常聽演講。不過他也衷心地說出他的願望,希望董事對義工要有愛心及重視,會館擴建是很好的方向,希望台灣會館興隆百世。 文/林蓮華

毛平吉

先苦後甘 我是毛博士,筆名靜一。小時候別人喜歡喚我大頭吉仔,自認長相不錯,尚討人喜愛,我常常自稱旗山人。旗山神社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日本派來住持神社的大和尚是大藏大師。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代的文學與哲學家。來台之前,是東京帝大的名教授。 家母探聽到他需要一位小沙彌來幫他打理生活小節,她便帶我去拜見他。皇天不負苦人心,他答應留我在他身邊打雜。我每日要挑水,讓他盥洗,我會將他的拖鞋先放在胸前暖和,再讓他穿戴。他看我每早起床便朝氣蓬勃,努力完成應做的事情。下午我們二個都比較空閒,他就讓我博學於文,教我漢學,練習作文。 我本來就是好學的小孩,很快就有了高中程度的學識。好景不常,日本軍閥戰敗,向聯軍投降,造成所有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本來有意帶我一起回日本,但他也很民主,叫家母來表達她的意見。母親淚水汪汪邊哭邊求大師寬宏大量,同意把我留下來,好讓我們母子團聚。 大師是個很慈祥的宗教家,悲天憫人,毫不猶豫便爽快地答應她。就這樣,承神的保佑,我便順利留下來,跟母親過著春暉似深海的生活。 火車燒過的「生碳」,部分變為「土碳」後,尚可回收供民間鐵工廠打鐵之用。我從小沙彌「退休」下來,接著就帶著弟弟平定撿煤渣。我是8歲,他才6歲,都自願分擔父母的困苦家計,減輕他們被歧視的壓力。我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7點半之後就準備上學,弟弟留在家裡聽媽媽使喚。我學業一直保持優等,早上學校升旗典禮,都上台被表揚。我的表姊「雪子」指著我,告訴她的同學說,「她是我的表弟毛平吉」,深深的以我為榮。平定弟在校的功課平平,他幼稚的想法,要求我帶他上台一起被表揚。我告訴他這是校長的決定,我無能為力。他似懂非懂地點頭,表示瞭解,也就不再提起。 我們之後的日子,都照常規,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然後趕上學。下午放學以後,回家做「連碳」,有人定貨我們就送。有次旗尾豆油間,要我們送一百個,送到他們府上。貨送到他們家,是一位標緻的小姐出來檢收。她父親看我們兄弟忠厚、勤勉、有禮,就想把她嫁給我們兄弟的任何一個。但她已有男朋友,他是旗山私人診所醫師的公子,我們又輸了一截,要找誰嘆氣。 日子過得很呆板,就如此,我已升到六年級,很快就小學畢業,考上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就讀初級部,三年後,被保送升入高級部。我的功課一直保持很好,畢業時是第一名畢業生。唸職校的學生,要考大學,比起一般高中畢業生要難許多。 我家窮,沒有錢上台北報考台大,退其次只好留在台南考工學院。考試前一天我先到火車站的二等候車室,佔個位置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已是六點,到衛生室盥洗後,在車站前買粽子充飢,接著趕到學校應考。福神似是永遠保佑我,放榜時我竟然名列前茅。 大二時,因為我原本就唸工科,故可參加普考。考普考的學生大部分都高工畢業而已,而我已是大二的學生,因此考起來很容易就過關了。接著,大三時我便報考高考,神永遠跟我同在,一舉又高中榜首。誰能說,我不是幸運兒。媽媽知道了又說,你答應要唸個博士學位給我,你不能食言唉! 高考及格後,我便有資格在中學當教師。當時中學有高學歷的老師並不多,我便趁勢獲得教職。兼職教了一年書之後,母校高雄工業學校的校長,要我回母校教結構學與應用力學。剛好高雄女中欠缺高三數學老師,我便應聘擔任高三代數老師。教了數年,我又動心,報考公費留學,順利出國唸博士學位。 本來想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預力混凝土,但該校額外給的獎助金不多,我便轉學到密蘇里大學,爭取到增多50%以上的獎助金。讀書對我而言,不是一件難事。我在指導教授先尼博士(Dr. Senne)用心全力指導下,如期在四年之內完成學業。他介紹我到加州沙加緬度大學任教,但當時該校只有工業管理課有缺,我便開始擔任工業管理的課程。後來因田長霖教授擔任加大柏克萊大學的校長,他邀請我到該校任工業管理及管理經營的非工程課程。 後來他仙逝後,我就應多明尼肯大學校長芬克(Fink)的聘請,到該校擔任國際商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教授兼國際事務顧問(Advisor, Internation Program)。我們二校,後來就策略聯盟,成為合作密切的教育體系。我們合作已有12年,後來因為我罹患了二項重疾,就暫時退下教職,在家修養,請來專業護士Angela Yang全天候照顧我。她是留日的護理碩士,愛心與專業是她的強項。我的生命有一半是她幫我撿回來的。恩情大於天,永生感念。

傅舟山

「我的名字『舟山』不是因為詩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典故,而是因為爸爸懷念他的家鄉『舟山群島』」傅舟山父親傅登賢是中國浙江人,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就先到台灣,創辦台北知名的「敘香園」餐廳、經商40年,而母親施秀蝙則為道地的台灣南投人,年輕時候到台北做事,與傅登賢相識、共組家庭。 「我並不是小留學生,我們全家在1990年移民美國時,我已經23歲了」,在台灣畢業於東南工專機械科的傅舟山隨家人剛到美國時,全家先到北加州矽谷落腳、掌管家族旅館事業,然後才搬到洛杉磯定居。 「為了打入美國社會,我選擇轉行從商,首先到離家近的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主修財務、拿到專業文憑」,於1996年大學畢業的傅舟山,隔年就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跟前輩們學習,也讓年紀輕輕的傅舟山擁有很長時間的社團經驗。 2000年,為培養下一代台美人、預防商會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當時的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李木通有遠見地成立「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而已有幾年商會經驗的傅舟山則受邀出任青商部顧問,開始從「學習者」變成「主導者」,也奠定日後成為歷任「最年輕會長」的契機。 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 「在台灣時,爸媽都認為『經商在家裡學就好』,所以期望我在求學時代選擇較實用的機械工程學科」,與一般受保護的台灣學生不同,認為「學生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追求「實用取向」的傅舟山在專二、17歲那年開始在華國飯店打工,之後也在自家餐廳「敘香園」實習、長達2年半。 到美國後,傅舟山在就讀大學期間也跟其他同學一樣選擇「半工半讀」,一方面減少家中負擔,另一方面也從學生時代開始累積、培養社會經驗。「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了」,傅舟山在大學數年間,連續通過房地產、保險,以及證券等3種執照考試,奠定日後從商的基礎。 剛開始移民美國,傅家就像一般剛移民的華裔家庭,本來想從事餐飲業,但因傅舟山深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專業最重要」,他自己也喜歡金融商業領域,旋即放棄家族熟悉的餐飲、旅館事業,選擇從事有興趣、有發展性的金融與房地產。 曾在投資銀行做事、協助銀行上市的傅舟山,擁有金融、房地產、證券等8張相關執照,並於2001年任職「總公司在紐約華爾街、分公司在洛杉磯」的投顧公司,經常往返兩地;其後,因科技股出現泡沫化,傅舟山轉任財務諮詢顧問,現則為美國統一證券公司資深副總裁。 台灣是我的根 「我不是台美人第2代,而是台美人第1.5代」,認為自己觀念很「台灣」、保有華人傳統思想,像是做事負責、認真、能吃苦,又因在美國再度接受高等教育,與美國人士溝通無礙、容易與之共事的傅舟山表示,因他吸收上代經驗、瞭解上代想法,不但可以免除台灣社團「青黃不接」的窘境,也可勝任上代、第2代台美人的溝通橋樑。 「我是家中的獨子,理應照顧爸媽,三代同堂也是傳統台美人的特色之一」,現居核桃市的傅舟山認為,「這就是華人優良的傳統孝道」;而強調「台灣是我的根」,傅舟山指出,除二姐隨姊夫在中國經商外,其餘兩個姊姊都住在附近,每逢週末就像一般台灣家庭一樣舉行家庭聚會,現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的大姊夫李樹人也經常出席,一家三代和樂融融。 在愛情長跑7年後,傅舟山與在台灣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再回美國就業的太太朱菲菲結婚,婚後5年;而婚前從事教職的朱菲菲,現在仍是阿罕布拉市學區小學的全科教師。 2007年,傅舟山千金Tiffany出生,由對「姓名學」研究頗專精的洛杉磯台美商會前會長、現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詹凱臣取名為「傅玉安」。 「我只期望,女兒能作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儘管傅舟山私下曾期望女兒日後成為「收入極高的專業人才」,但仍是個想讓女兒隨興趣自由發展的開明爸爸,「唯一要求的是,女兒要能學好自己家族的母語」,因此,傅家人在家中都說華語,但來自中國浙江的爺爺負責「上海話教學」、會說福佬話的奶奶則負責「台語會話」。 對台灣經濟深具信心 以往每年都會返台探親、觀光的傅舟山,這兩年因女兒出生減少返台次數,但根據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有值得投資的金融公司,「雖然經濟與政府政策有關,但大環境的變化更是重要」,像是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可以說是比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化還嚴重」;而在大環境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一向靈活的台商也會隨著政策變化作適當調整,比如大陸台商已經開始轉移到越南投資。 1997年、29歲那年加入商會,歷經2000年副財務長、2001年副秘書長、2003年與2004年分別擔任當時會長詹凱臣、楊信的秘書長、2005年至2007年接下副會長,以及2006年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跟隨當時的總會長楊信、秘書長詹凱臣身邊學習,現在也擔任總商會北美諮詢委員的傅舟山強調,「我是跟商會一起成長的」,他很感激商會給予年輕人學習的機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不是聯誼會,而是真正能學習的非營利組織」,在「世代交替」理念下接任新會長的傅舟山,期許商會能走入新紀元,包括「加強商會基礎」,舉辦各式講座、參加北美與世界總會活動;「與主流接軌、融入主流」,參與聖蓋博商會、羅斯密商會等加州商會、提昇互動、獲得最應得及最全面的福利;「提昇會員福利」、與會員簽訂互惠合作計劃,以及鼓勵下代台美人參與商會會務等,尤其希望成立數年的青商部能蓬勃發展,以期達到商會「永續經營」的目標。 「人在外地,不需把黨派分得那麼清楚,反而會造成分裂;比如海外的猶太人選擇善用團體力量、善用民族優勢,就能增加影響力」,傅舟山認為,團結將會產生更大力量、影響當地社會,也將為台灣族裔帶來福利;因此,對於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商會一定會支持政府,不管藍、綠」,傅舟山強調,「最重要的是告訴下代子弟『你是台灣人』」。 保有華裔傳統、融合美國文化,身為「台美人第1.5代」,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的傅舟山將持續致力成為「最佳橋樑」,讓台商、台灣之名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文/ 陳美伶

廖述宗 芝大教授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生命的執著 廖述宗教授在三十幾歲時,即發表一系列卓越的男性荷爾蒙研究論文,揚名國際生化界。 他在一九八○年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成為當時海外人士與島內民主鬥士接觸的前鋒。 他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盡力引介高科技產業到台灣,希望與有志之士共同建設台灣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是一個典型的早期台灣留學生,睿智、勤奮、深思、熱情,對台灣尤其充滿期許。 一個五月天,我與這位傑出的的生化學家漫步在芝加哥大學的校園,聆聽當年如何從一個追求知識的青年,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生命科學家,然後又成為一個威權時代的政治異議者,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執行者,覺得他的人生真是豐富,難怪他會一再強調「成功的意義,不在終點,而在過程」。 啟蒙的歲月 廖述宗於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台南,父親是著名畫家廖繼春。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妹。童年時,他的父親在台南長榮教會學校教美術,母親在家開了一家叫「文藝社」的文具店,個性體貼的他從小就常幫著母親煮飯、做家事、看店、賣文具。 「我的父親是個沉默溫和的人,」廖述宗說:「他的熱情全都表現在繪畫上,對孩子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他對我的影響可說無形而深遠,我後來在科學上的創造與發見,即源自他在藝術上的臆想與發揮。」 述宗自小喜歡觀察一切有生命、會蠕動的東西。他養了很多蠶,看著幼蠶變大蠶,再作繭成蛹,破繭化作蝶,覺得生命實在奇妙。小學三年級時,他遇到一位非常崇尚自由的日本老師,名叫星襄一,經常帶著學生們到樹林裡上課,更加啟發他對大自然的喜愛。 就讀台南一中初二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機大舉轟炸台南,他眼見房子被炸,災民哀嚎,難民爭相疏散,敏銳的心靈充滿了對戰爭的驚悸與厭惡。接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他目睹一批批的國軍如散兵游勇,漫無法紀,作出一連串侵害百姓權益的行為,內心又不禁痛恨、失望。 唸高一時,由於他的父親應聘到甫成立的台中師範當美術科主任,述宗乃隨著家人搬到台中,轉學至台中一中。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血腥的大屠殺如夢魘般,在他腦裡揮之不去。 廖述宗說:「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苦悶的時代與黑色的政治陰影使他成為一個深思的青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思索生命的意義,並且非常同情貧苦弱勢的人。 邁向科學之路 一九四九年,廖述宗自台中一中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台大農化系。他說:「因為台大只有動物系、植物系,卻沒有生化系,所以我選擇既要唸生物,也要唸化學的農化系為第一志願。」 事實上,他還一度與醫學系結緣,卻自動放棄。原來他升大二的那年暑假,參加轉系考試,以第一名轉進醫學系。但結果只去上了三天課,他便打退堂鼓。 他笑著說:「因為當時一位教動物學的老先生要學生在三天內,背下兩百多根人體骨骼的名稱。我覺得我的腦袋不能全用來背記東西,所以又轉回農化系。時隔這麼多年,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唸了農化,我的發展更加海闊天空。」 他在農化系的出色表現使他從大三起,便在何芳陔教授的研究室當研究助理,從事木耳的研究。服兵役時,他參加全國高等考試,高中狀元。退役後,他回台大農化研究所深造,獨自研創一套用化學液體培植蘑菇的方法,深受重視。這篇論文不僅使他獲得台大碩士學位,並且亦得到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 I T註三)的優渥獎學金,於一九五六年踏上留學之途。 那年秋天,滿腔壯志的廖述宗抵達芝加哥,心中暗自希望數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即返鄉服務。沒想到一開始,便遇到挫折。他到伊利諾理工學院生物系報到後,系主任海德克﹝Hedrick﹞博士告訴他,他所培植的蘑菇太小,沒有經濟價值,因此這項研究計劃已被取消,但系裡改派他到另一個更大更有名的研究小組工作。 原來該系已有幾個博士和碩士先後發表論文,證實密西根湖的湖水含有抗生素。在抗生素奇貨可居的年代,若能自湖水提煉,真是一大福音。因此系裡已在密西根湖畔,建造一座自湖水提煉抗生素的試驗工廠,準備派廖述宗去管理。但在去之前,他必須先在實驗室學會提煉抗生素的方法。 他們的做法是將湖水放進離子交換器,分離出抗生素後,濾掉其他,再用溶劑將抗生素洗出來。聽來不難,問題是廖述宗無論怎麼做,都做不出想要的結果,令他十分困惑。隨著日子一天天消逝,他的信心逐漸減少,到後來只好作捲舖蓋的打算。 他向系主任坦承做不出結果,但在宣告失敗之前,希望系主任和他一起作一次實驗,以便瞭解癥結之所在。海德克博士覺得這要求合理,於是捲起袖子,動手和他一起作實驗。 不料兩人做了三個月,竟還沒作出結果。後來,廖述宗獲准調閱前人的實驗記錄,仔細加以比較,總算發現原因。原來前人的實驗並沒有測量離子交換器流出來的液體酸鹼度。換句話說,細菌被殺死,是液體本身帶酸性的緣故,不是湖水裡含有抗生素。 這項發見令系主任大驚失色。因為這表示整個研究計劃的前提是錯誤的,試驗工廠必須關掉,龐大的研究計劃亦將終止。 「當時實在不知該喜,還是該憂。」廖述宗說:「喜的是証明我的實驗是對的,拾回一點信心。憂的是我才到一個新地方,便攪壞了人家整個計劃,處境很尷尬。思慮再三,覺得不如離去,但系主任反而挽留我。他說系裡其實很感激我的發見,因為與其投下更多的資本,不如趁早結束。」 後來,他請系主任寫推薦函,讓他轉學。由於廖述宗曾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一篇有關核酸結構的論文,所以不久便接到康乃爾大學一位哈利﹝Robert Holley﹞教授的來信,表示要收他當學生,並且願意提供獎學金。廖述宗高興異常,趕緊回覆,表示即將前往。 這位當時正在從事最新核酸﹝nucleic acid﹞研究的哈利博士後來以在核酸方面的重大成就,獲得一九六八年的諾貝爾獎。但命運之神卻使廖述宗無緣與之相會,反倒奇妙地將他留在芝加哥,展開另一頁燦爛的學術生涯。 誤闖芝大 一九五七年夏末,廖述宗正打點行李,準備前往紐約的綺色佳﹝Ithaca﹞之際,一位朋友勸他說,離開芝加哥之前,不妨到近在咫尺的芝加哥大學走一走。廖述宗亦覺得有道理。自己在芝加哥住了一年,每日關在實驗室裡,不曾到外頭探個究竟,最起碼也該到聞名遐邇的芝大見識一下。 於是他找個風和日麗天,獨自搭車到海德公園。進了芝大校園,他到處晃蕩,但見一棟棟哥德式建築宏偉如城堡,校園碧草如茵,鐘聲悠揚,確實有學術氣氛。 徜徉一陣,他走進生化系大樓,看見一間辦公室門外掛著系主任伊凡斯﹝Earl Evans﹞博士的名牌,一時興起,便舉拳敲門。 也算巧合,伊凡斯博士親自應門。他不但開門讓廖述宗進去,還坐下來和他談話,並且帶他參觀實驗室。廖述宗受寵若驚,覺得這人實在親切,於是滿心歡喜地謝了又謝,便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料到了下午五點鐘,他竟接到伊凡斯博士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再到芝大一趟。滿頭霧水的他不便拒絕,隔日便依約前往。 他到了系主任辦公室,伊凡斯博士要他逕自到「明美﹝Ben May﹞癌症研究中心」,見一位塔拉萊﹝Paul Talalay﹞教授。廖述宗遵照指示,找到塔拉萊博士。這位塔拉萊博士也真絕,二話不說,便遞了一件實驗衣給廖述宗,兩人便開始動手做實驗。 如此一忙,忙到下午四點鐘。塔拉萊博士請他喝茶,並交給他一份資料,要他回去好好研讀。廖述宗愣了一下,心想這其中一定有誤會,趕緊解釋道:他到芝大不過是探訪,過兩日,他就要啟程赴康乃爾大學,攻讀生化博士學位。 「什麼?」這下輪到塔拉萊博士錯愕了。他說:「你不是要到這裡來唸書嗎?我們昨天還特別為你開了會,討論要給你的獎學金和研究項目呢!」 提起這段往事,廖教授迄今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說:「當年可能我的英語太差,他們誤以為我要到芝大唸書,見我的表現還不錯,就決定收我。」 就這麼一個奇妙的機緣,廖述宗沒經過入學申請,便直接進芝大生化研究所,而且此後一輩子都在芝大,並與恩師哈更斯教授﹝Charles Huggins﹞結下半生緣。 癌症化療之父─哈更斯博士 哈更斯博士﹝Dr. Charles Huggins﹞是一九六六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今的癌症化學治療之父。他於一九二七年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參與醫學院的創立,並且出任泌尿科主任。 他於一九四一年發現癌細胞必須倚賴荷爾蒙方能成長,主張以去除男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攝護腺癌,結果成為全球治療癌症的先驅。接著,他主張以去除女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乳癌,也很成功。時過一甲子,這些治療方法至今仍是醫學界治療癌症的正統方式,哈更斯博士因此被稱為「癌症化療之父」。 哈更斯教授在一九五○年獲得阿拉巴馬州的明美先生的捐贈,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成立「明美癌症研究中心」,延聘全球最優秀、最富創意的年輕學者,從事各種基礎醫學的研究。結果不出數年,該中心便成為舉世馳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當廖述宗在一九五七年進入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時,哈更斯博士已是醫界和學界的泰斗。「他待人很親切,毫無大師的架子。」廖教授說:「他時常在下午四點鐘到我的實驗室看我,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你今天有什麼發現?』。發見(Discovery) 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他的名言:『發現是我們的本分』成了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人人奉行的圭臬。」 一九六一年,廖述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為哈更斯博士所延聘。此後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互相切磋琢磨。「哈更斯博士一直工作到九十一歲才退休,我們一共相處四十年。」 廖教授緬懷地說:「他治學的嚴謹、對學術的執著、注重思考與創造的作風,都是我的楷模。他是我終身的良師與益友。」 廖述宗也因為哈更斯教授的關係,認識了生化界另一大師李卓皓博士。他說:「執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李卓皓博士是哈更斯教授的好朋友。他每次到芝加哥,一定到芝大拜會哈更斯博士,我們也因此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李卓皓博士在一九六九年訪問哈更斯教授的一件逸事,至今猶為廖述宗所樂談。他說:「李博士那年回台籌設生化研究所。有一天,他突然到芝大探望哈更斯教授。哈更斯教授把他留在七樓的辦公室,自己下樓來找我,對我說:『李博士要請你回台工作,請你對他說不,好不好?』說完,他轉身上樓。果然半小時後,李卓皓來找我,邀我回台工作,我客氣地婉拒了。」 就這樣,廖述宗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直到今日。他的辦公室正前方始終掛著一幅「發見是我人之本分」的字畫,左邊牆壁則高懸著哈更斯博士的巨幅照片。大師沉思的眼神,彷彿在昭示世人:「科學是無止境地求真與發現,人類的進步乃是思考與創造的結果。」 男性荷爾蒙研究的先驅 廖述宗自到芝大後,即如璞玉遇到名匠,不斷琢磨,日益發光。他在芝大的第一年,便發現一種奇異的新酵素。他將之純化,並研究其功能,不久便完成了博士論文。 接著,他從事其他三種不同的研究,皆有嶄新的發現,也因此發表了數篇受人矚目的論文。一九六○年,他開始從事男性荷爾蒙的研究。當科學家們尚不知核酸在何處能產生何種功能的時候,他即指出男性荷爾蒙主要在細胞核內,促進核酸的形成。這篇論文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後,成為科學界「荷爾蒙基因學」的先趨。 他接著在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一個非常創新的發現。當時,科學家們認為男性荷爾蒙的睪固酮﹝testosterone﹞在睪丸?形成後,即經由血管輸送到各器官,產生作用。但廖述宗卻發見睪固酮本身不會產生作用,必須經由一種五甲位還原酵素(註四)轉變成二氫睪固酮(註五),並且與另一特殊的細胞核受體﹝nuclear receptor﹞結合,才能產生作用。 由於當時的科學界尚無男性荷爾蒙活化的概念,因此這項非常創新的理論起初不被美國的權威學者所接受。論文寄出後,整整七個月,不見刊登。一九六七年春,他將這篇論文寄到英國的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立刻獲得重視,旋即刊出。論文發表後,馬上引起巨大的迴響,全球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般飛來,並紛紛尋求研究上的協助。 因為這項發現開啟了科學界研究荷爾蒙的新方向,一些依男性荷爾蒙滋生的疾病如攝護腺癌、禿頭、青春痘等後來皆得以獲得治療。所以直到一九九○年十月,這篇論文尚且被美國的「科學論文統計組織」評選為該月「科學界引述最多」的一篇經典之作。 廖述宗那時才三十七歲,即已是聞名國際的生化學者。往後四十年,他每兩、三年,便都有一項重大的發現問世,因此大師地位始終屹立不搖。他在生化界的許多領域包括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受體、抗男性荷爾蒙、抗男性荷爾蒙受體、陰陽人的謎思、治療攝護腺癌的研究與方法上,皆是同行的先驅,每年都有各國的學者到他的研究室進修,而且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國際著名的專家。 至於他發現的「五甲位還原酵素抑制劑」因能抑制男性荷爾蒙在皮膚及攝護腺等組織的活性,導致後來默克﹝Merck﹞藥廠開發出兩種新藥,一是治療攝護腺腫大的婆羅斯卡﹝Proscar﹞,另一是治療禿頭的婆羅貝西﹝Propecia﹞。這兩種藥品每年的銷售量都達數十億美金,為默克藥廠帶來巨大的利潤。 九十年代以後,廖教授在綠茶與草藥上,亦有獨特的研究。他發現綠茶裡的EGCG具有重要的藥理作用,可以用來治療肥胖、青春痘、及某些癌症。但是製作綠茶時,不得發酵;飲用綠茶時,亦需注意一些方法,才能保留EGCG的成分。為此,他經常應邀至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地,講述飲用綠茶的好處與方法。 晚近這些年,他在對抗老人癡呆症﹝Alzheimer﹞與膽固醇的研究上,亦有許多驚喜的突破。他發現有一種LXR的調節物,無論在中風、血管阻塞、心肌梗塞、或老人癡呆症、某些癌症及發炎的形成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若能開發成藥品,將對增進人類的健康,有著無比重大的貢獻。 他得過許多學術卓越獎,包括荷爾蒙研究的最高榮譽平卡斯﹝Pincus﹞獎,以及國人比較熟悉的台美基金會科技獎、杜聰明醫學獎、李卓皓生化獎等等。此外,他長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註六)的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重要科學期刊與研究基金的審核委員,但廖教授對這些榮譽,始終以平常心看待之。 他說,他一生重視的,主要只有兩個信念:一是身為哈更斯博士的信徒,他深信科學研究的目的在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二是身為台灣人,他深信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為故鄉作更大的奉獻。 芝大的大家長 廖述宗儘管表現優異,人緣亦佳,但在追求女朋友方面,卻相當保守。他笑著說:「在我的年代,台灣就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整個台大,誰和誰約會,大家都知道。」 幸好他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在這方面幫他許多忙。他的母親林瓊仙女士出自豐原望族,是彰化高女第一屆畢業生,平時熱心公益,亦擅長幫人作媒。當她眼望兒子即將拿到美國博士,尚未見到準媳婦,不免想助一臂之力。 某日,她聽到一位同鄉的女兒即將赴芝加哥大學留學,連忙邀約述宗的三舅媽一起登門造訪。廖媽媽見了女孩,滿心歡喜,趕緊打開皮包,取出一樣小東西,請小姐帶給她的兒子。小姐不便推託,到了芝大,即打電話給廖述宗。此後兩人一見如故,花前月下,儷影成雙,一九六○年,他們便在芝大的教堂結婚。 年輕的廖太太叫郭淑卿,有一張圓圓的笑臉,常給人歡喜的感覺。她自東京神學院畢業後,即到芝大神學院深造。廖述宗因此以為準岳父一定是名牧師,直到快結婚了,才知道原來就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暨慈善家郭頂順先生。 由於兩人都好客,他們婚後乃經常邀請芝大的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當年常在廖家作客的林秋鴻回憶說:「記得一九六一年的除夕夜,我們幾個窮學生在廖教授家過年。那時,師母已經大腹便便,仍和廖教授在廚房忙個不停。忽然間,陣痛起來,廖教授連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晚,他們的老大慈瑛便誕生了。」 小家庭成長得很快,短短幾年間,老二慈芬、老三慈明、和老四慈卿相繼出世。淑卿兩隻手帶四個小娃娃,日夜忙得團團轉。廖述宗那時的研究也正有重大的發現,因此亦頗覺分身乏術。但儘管生活忙碌,他們仍不忘照顧學生。大夥人春天郊遊、夏天野餐、秋天採蘋果、冬天溜冰,除夕夜請學生們到家吃年夜飯,儼然像個大家庭。 芝大的台灣學生越聚越多,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組織「芝大台灣同學會」。由於學生社團需要請一名教職員當顧問。廖教授是大家公認的不二人選,因此往後許多年,他擔任芝大台灣同學會的顧問,形同芝大台灣學生的大家長。 當時每逢過年過節或同學會聚餐,他即清晨載著學生到?菜大賣場,買一整車的菜回家。然後大夥人在廖家一起切切剁剁,煮出一大堆食物來。若到端午,廖教授夫婦更是通霄包粽子,一包數百個,至少讓每人都能嚐到一個。 「當年為了讓大家有潤餅捲吃,廖師母回台灣時,還特地去學擦潤餅皮。」現在是皮膚科專家的梁德明醫師回憶說。 其時的芝加哥是美國的第二大城,也是台灣人的主要聚集處。芝城同鄉在一九五六年即成立中西部台灣同鄉會,一九七○年更發展成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到了八十年代,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每次開年會,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若有島內人士來演講,更達七、八百人。要找一個可容這麼多人開會的地方,絕非易事。那些年,便常由廖教授出面,向芝大租借國際學舍。若是輪到由芝大台灣同學會主辦,那更為了準備數百人吃的晚餐,忙得人仰馬翻。 「那年頭,大家都沒錢,不可能到館子叫菜,菜全都自己做。結果每個人都分配到工作。李遠哲在芝大時,也做過滷肉等東西。」廖述宗笑著說。 熱鬧的生活充滿美好的回憶,卻也暗藏一些難言的傷痛。國民黨在海外的特務非常活躍,舉凡帶有「台灣」兩個字的社團,皆被密切監視。因此社團裡的活躍份子大都上了黑名單,望斷歸鄉路。廖述宗也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三十年,至於何時被列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只待發現時,方覺傷痛在心頭。 知識份子的良知 廖述宗首度發現自己上了黑名單,是出國將近十年的時候。一九六五年,他應錢思亮校長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回台大講學時。那時,他與淑卿已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女兒。因為雙方父母都沒見過孫女,夫妻倆便興致勃勃地帶三個一至四歲的小娃娃回故鄉。 不料他們在東京欲登上回台的華航班機時,即遭機上特務阻擋。特務以三個小女孩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有共產黨徒之虞,不准她們上機。一家五口因此被迫在東京停留兩天,經過冗長的交涉,才得以回到台灣。在台期間,他亦遭特務跟隨,這時他心裡明白,此後回鄉將是一條迢遙路。 果然一九七六年,他的父親廖繼春在台北病逝,他申請回台奔喪,竟無法獲得簽證。「有許多年,我獨自一人時,每當想起自己連人子的最後一份責任都無法盡到,就不禁淚流滿面。」廖教授黯然地說。 無論如何,他對台灣始終有一份切不斷的情感。他在成長過程中,一再目擊國民黨無比殘酷地對待異己,因此學會噤若寒蟬的保身之道。出國之後,他沉浸在芝大自由的學術氣氛中,不禁為苦難的故鄉感到悲哀。他期盼有朝一日,台灣能脫離外來的獨裁統治,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 七十年代,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迅速增高,抗爭的過程亦充滿驚濤駭浪。廖述宗和許多海外同鄉一樣,密切注視島內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驟然發生,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接踵而至。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島內充滿肅殺氣氛,海外關心的鄉親莫不憂心如焚。經過數日的憂慮與思考,廖述宗終於決定出面,採取積極的救援行動。 他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普渡大學的蔡嘉寅教授共同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教授們,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聯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譴責國民黨政府濫捕異議人士的惡行,並且力主被捕人士應獲公平與公開的司法審判。 這項呼籲立刻獲得熱烈的回應。短短幾天內,一百三十七位台灣人教授參與連署。廖教授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籌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關懷島內的民主運動。」 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廖述宗、林靜竹、孫錦德、商文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等十六名教授聚集在芝大的國際學舍,召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籌備會。會中,大家公推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負責起草章程、召開成立大會。 會議後不到兩星期的二月二十八日,廖述宗忽然接到台灣來的緊急電話,驚惶地告以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林母及一對雙胞女兒皆被亂刀殺死,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正在緊急救護中的情事。打電話的人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非常害怕這種謀殺連環發生,每家將逐一遭殃,因此亟盼外界趕緊伸出援手。 放下電話,廖述宗心痛如絞,難以相信在這年代竟然還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片刻後,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中華民國領事館,激動地對裡面的人說:「你們再殺下去,我們全體台灣人都會站起來,用武力對付你們!」 領事館的人尚未接到台灣的通知,僅表示這事不可能發生。但一小時後,他們打電話給廖教授,表示對林宅血案深感遺憾,並對教授協會獲得消息之迅速,感到驚訝。 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廖述宗接著通知美國有關單位與主要的台灣人社團,共同商量救援之道,同時努力為教授協會催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正式成立。八月九日,第一屆會員大會假芝大「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會議室召開。四十多位與會人士一致推選廖述宗教授為創會會長,並選出張富美、張旭成和蔡丁財等為區域理事,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陳炳杞和賴義雄為一般理事。 廖教授擔任會長這一年,率領教授協會馬不停蹄地關懷「美麗島」事件的審判、策劃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並且成立台灣核能發電廠設置評估與B型肝炎預防的委員會,進行調查與探討等等。 就在他的會長任期即將屆滿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廖教授突然又接到一個令人心慟的電話,這回被告以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一位年輕教授陳文成攜妻兒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隔日陳屍台大校園的消息。 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廖教授打電話給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塞爾特﹝Cyert﹞博士,告以陳文成博士係他殺,不是自殺。塞爾特博士起初不相信,因為他自國民黨官方得到不同的訊息。但經廖教授解釋後,他開始懷疑台灣的官方之詞,因此同意進行調查。 接著,廖教授召開教授協會理事會,成立關懷陳文成案件臨時小組。他並且在芝加哥聘請到一位很有人權思想的法醫克爾遜那﹝Robert Kirschner﹞醫師,進行驗屍的研究。與此同時,塞爾特校長亦在匹茲堡聘到另一位法醫魏克特﹝Cyvil Wecht﹞醫師,到台灣進行實地的驗屍。 兩位美國法醫經過一番審慎的檢驗,共同提出一份嚴謹的報告,指出陳文成博士不是自殺,而是在世時被毆打、墜樓致死。 「陳文成博士的遇害,在海外引起極大的憤怒。」廖述宗說:「大家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長期惡行忍無可忍,因此教授協會決定出面予以揭發。」 教授協會於是積極動員各地會員,主動與美國媒體聯繫,分別揭發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各大校園的活動與黑名單的事情,令美國主流十分驚訝,紛紛表示不可思議。此後,國民黨特務的行徑亦較前稍微收歛。 一九八一年八月,廖述宗卸下會長職務後,轉任教授協會總部執行理事,繼續協助推展會務。當時島內人士縱使出了國,也不敢與海外的異議份子接觸,惟恐回台被逮捕、判刑。教授協會因此決定打破僵局,致力推動海內外交流。 一九八二年春,教授協會首創先例,邀請黨外監委尤清、立委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和國民黨籍立委紀政等五人到美國參加在田納西州舉辦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暨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這在當時是項突破性的大新聞。被邀的這五個人敢不敢來?能不能來?回去之後,會不會以違反動員勘亂時期戒嚴條例,被處以重刑?都是無法確知的謎題。但後來這五個人不但全都來了,而且所到之處,皆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迎。他們的言論與行蹤,皆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回台之後,又平安無事,可說是功成圓滿地達成使命,打破過往的僵局。 一趟破冰之旅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教授協會決定再接再厲,進一步推派代表回台,與國民黨高層進行溝通。但誰是此行的最適當的人選?大家不作二想,一致公推廖述宗教授。 問題是廖教授長期名列黑名單, 過去尚且無法回台為父奔喪,何以此時能公然回台,順利完成任務? 時隔二十多年,廖教授方才透露,一九八二年的八月台灣行,係李卓皓博士推薦,由台灣大學發邀請函,請他在一項由台大主辦的國際生化研討會上發表學術演講,他因此得以國際學者身份入境台灣。 回到台灣後,他經由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的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會面。在會見蔣彥士時,意外獲得與省主席李登輝晤面的機會,因而有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他描述與蔣彥士見面的情形說,那是一次難忘的會晤。八月九日上午,他在清華大學沈君山教授的陪同下,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在會客室接見他們後,就一直坐在一張罩著絨布的座椅上,雙手握緊扶把,上身挺直,看來很僵硬,也很奇怪。 廖述宗開門見山就林義雄家血案及陳文成命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他接著又說:「政府應讓赴美訪問的官員和學生,有參加台灣同鄉會的自由。」 蔣彥士問:「台灣同鄉會是否仍被一些對政府不友善的人所把持?」 廖述宗答:「台灣同鄉會是一個依民主程序運作的組織,幹部由會員選出,決策尊重多數決定,政府應該尊重這樣的一個民主組織。」 蔣彥士再問:「為什麼教授協會的名稱要冠上『台灣人』三個字?『台灣人』的定義是什麼?」 廖述宗答:「凡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奉獻的人都是台灣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因為會員來自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意願,因此冠用『台灣人』的名稱比用籠統的『中國人』名詞要恰當。」 如此針鋒相對三、四回合,氣氛稍微緩和後,兩人才開始就釋放島內政治犯、撤除海外校園特務、以及向美購買軍備等議題,逐項討論。談話中,雙方立場迥異,心防甚深,但至少有了雙向溝通。 突然間,蔣彥士問廖述宗:「你想不想見李登輝?」 「如果有機會,當然想。」廖述宗答。 這話說完不到數秒鐘,突然跑出一名侍衛,大聲問:「什麼事?」 蔣彥士道:「找李登輝。」 侍衛恭敬地答:「是。」隨即退下。 目睹這一幕,廖述宗突然有所恍悟,背脊不由發涼。原來絨布下的沙發扶把上有按鈕,蔣彥士手指一按,侍衛立刻跑出來。 「難怪他的雙手一直緊握扶把,全身坐得畢直。」廖述宗自忖道:「這地方真是機關重重,我若出言不遜,惹他惱怒,恐怕無法挺著腰,走著出去。」 八十年代會晤李登輝 那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蔣彥士聯絡到省主席李登輝。李登輝表示有事正忙,但歡迎廖述宗到他在台北的官邸談談。 兩天後,廖述宗依約到省主席在台北的官邸,拜會李登輝。時值颱風過境,李主席要外出視察災情。兩人在客廳裡,用了一點水果,談了幾分鐘話,李登輝請廖述宗改日到中興新村看他。 數日後,廖述宗搭乘被通告的火車班次,抵達台中。一進車站,省府司機已在等候,專程送他到中興新村。他在省府主席會客室裡,見到李登輝。兩人小談一陣,已是黃昏,李主席說:「到我家坐吧!」 廖述宗不置可否,乃隨著省主席搭乘座車到官邸。進了客廳,他坐在沙發,大略環顧四周。畢竟一省之長,客廳佈置得相當雅致,几上有桌巾,沙發上有椅罩。 李夫人出來應客,三人喝了幾口茶,談了幾句話。突然,李登輝起身,揮手往裡一指,說:「我們到那裡坐吧。」 廖述宗不明究裡,起身尾隨。走到廚房,見桌椅全無罩蓋,忽覺此處大概沒有竊聽器,不由自在起來。三人傍著餐桌坐下,十分親切。李登輝詢問海外台灣人的種種,廖述宗詳細解說。談話間,見李登輝認真聆聽,自己亦放下心防,痛快暢談一番。 此後,廖述宗對李登輝有了嶄新的認識與評價,以後即使李登輝高居總統,身兼國民黨主席,說過無數次兩岸統一的話,廖述宗始終相信李登輝是真正的台灣人,深具台灣心,有朝一日會對台灣很有貢獻,後來果然證實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支援「美麗島」受難家屬 經過這趟破冰之旅,廖述宗回美國後,發表一連串回台觀感的言論,令國民黨高層相當不悅。一九八三年年底,台灣舉行「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大選。多位受刑者家屬披甲上陣,各界莫不寄予密切關注。廖教授亦申請回台觀察選舉,但被拒絕入境。 他隨後經由美國國務院官員從中斡旋,方取得入台簽證。行前,國務院官員特別與他見面,告以不久前,菲律賓才發生阿奎諾抵馬尼拉機場即遭槍斃之事,勸他考慮再三。廖述宗答以明知山有虎,他亦要向虎山行。 隨後,他找了律師,立下遺囑,與淑卿及親近友人約好聯絡暗號,並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報備,然後再度踏上故土。 「當時桃園中正機場尚未完全建好,旅客得在停機坪下機。」廖教授說:「當飛機停妥,一位荷槍的憲兵即上機,要所有旅客暫留原位。等找到我時,要我先下飛機。我拿著行李,在他尾隨下,一步步走下階梯,心想: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刻了!幸好什麼事都沒發生。」 他在台北與張旭成、陳榮耀等教授會合。三人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觀選團」名義,從北到南,觀察選舉,沿途並拜訪每個「美麗島」參選人的競選總部。他們所到之處,皆有記者隨行;所發表的言論,經由媒體披載,亦深受各界重視。 大選結果,大部分「美麗島」受難家屬候選人如方素敏、許榮淑、周清玉等皆高票當選,在在顯示人民用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表示台灣的民主運動將繼續進行,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大大鬆了一口氣。 選舉過後,廖述宗在台北參加一個小型的餐宴。席間,除了姻親劉明、作家楊逵、監委尤清外,還有兩名年輕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交談之中,廖教授覺得兩位年輕人很有台灣心,又有才氣,誠屬難得,便邀請他們日後到美國訪問。這兩名律師便是當時的政壇新秀陳水扁與謝長廷。 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隔年四月,陳水扁果然造訪美國。他在芝加哥的一場演講中,當眾表示一定要突破島內禁忌,發起組黨運動。回台後,他果真在「蓬萊島」雜誌發表一系列宣揚組黨的文章,其中一篇因為批評國民黨籍學者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引起馮滬祥到法院控告其毀謗,隨後打起聞名的「七字官司」。 後來台灣法院第一審判決毀謗罪成立,「蓬萊島」雜誌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和總編輯李逸洋三人皆被處刑一年。這時,在美國的廖述宗向陳水扁建議,由教授協會評審馮滬祥的著作,作為其繼續上訴的根據。陳水扁乃將所有的資料寄給廖述宗。 一九八五年二月,教授協會正式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和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他們一共同花了四個月時間,寫出了一份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以翻譯代替著作,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等等,證明陳水扁指稱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確有其事實的根據。 然而台灣高等法院卻置教授協會之報告於不顧,在一九八六年五月「蓬萊島」案二審定讞,依舊判決陳水扁等人有罪,惟將刑期從一年減至八個月。 這段期間,陳水扁禍不單行。他競選台南縣長,不幸失利;太太吳淑珍又遭政治車禍,半身不遂。廖述宗在阿扁夫婦遭受困阨之際,始終與之密切聯繫,並曾一度欲安排吳淑珍到美國就醫。提起這些往事,廖教授笑著說:「當年力挺阿扁、關懷阿珍,只是基於人道與正義,哪曾想到阿扁日後會當總統?」 這話道出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心聲。當年大家忙著救援,根本無暇思量日後的得失。只要民主人士信守台灣人的立場,便力挺到底;一旦發現有人變節,便痛心難過。廖述宗與教授協會的同仁當年也正懷著這樣的心情,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提倡海內外交流,並且宣揚台灣文化。 他們的努力獲得許多人的肯定、支持與幕後的經濟支援。當時由他經手的慈淵﹝又名C.Y.Fund﹞、川流和傳明等三筆基金分別贊助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其中包括資助島內多名學者與研究生到美國進修,幫助出獄後的林義雄到美、英、日等國考察,贊助蕭泰然出版音樂專集「台灣人的詩篇」等等。 這些基金的主要來源直到二○○○年政黨輪替後,才逐漸為人所知。他們分別是北加州的顏永財與莊和子夫婦、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休士頓的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以及其他一些熱心的人。廖教授說,在促進台灣邁向民主的過程中,許多人都是無名的貢獻者。大家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奉獻,方使海內外台灣人的運動得以繼續進行。 高科技產業化 廖述宗自一九八六年起,即參與現代高科技產業化的運作。那年,芝大商學院成立一所「拱門﹝ARCH﹞」發展公司,由商學院副院長拉札陸斯﹝Steven Lazarus﹞擔任總裁。目標在將芝加哥大學及其所屬的阿岡(Argonne)國家研究所的科學研究成果開發成商品,並且培育該校的企業管理人才。 「拱門」創立時,廖教授即與之聯繫,告以日後為幫助台灣發展科技,希望有機會到該公司學習。「拱門」的經理在們與廖教授晤談後,發現彼此理念接近,遂聘他為科技顧問,此後展開密切合作。 一九九二年,。「拱門」採取教授的建議,脫離芝加哥大學,成為一獨立「拱門」創投公司,合作的對象由原先的芝加哥大學與阿岡國家研究所,擴大至全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與國家研究所。 「拱門」創投在成立的第一階段裡,需要三千萬資金。廖教授運用人脈,幫公司籌到一半的資金。此後,公司營運非常順利,目前擁有一百多家子公司,研發的項目包括光線管理、超導技術、生物遺傳因子、奈米超微陶瓷原料、高級離子交流劑、、、等等,都是全球最新的科技產品。 「拱門」最大的特色就是產品全都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廖教授說,他參與「拱門」的運作,主要是為吸取經驗與累積人脈,以便幫助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過去,廖教授對台灣的科技政策,時有批評。他說,長期以來,台灣偏向引進別的國家已經研發好或即將研發好的技術,表面看來很繁榮,實際如同插花一樣,經過一段時日,技術轉移到勞資更低廉的國家,花就凋零,科技還是沒進步。 「台灣要發展科學,必須注重基礎科學,從根紮起。」他語重心長地表示:「要開發科技產業,也必須從科技的種子期或幼苗期即進行研發。惟有培植出繁茂的科技樹,才能結出豐碩的科技果實。」 因此,教授協會在一九九四年回台召開年會時,廖教授即與彭百顯立委共同主持一個「科技應用與商業化」的座談會,邀請當時的財經首長蕭萬長、江丙坤、梁國樹和工研院的史欽泰、紀國鐘等人與會,共同檢討台灣的科技政策,商討未來的發展。 此後,教授協會不斷建議台灣政府,有計劃地發展高科技產業。二○○○年之後,隨著民進黨執政,海外的台籍科技人才逐漸受到重視,廖教授亦時常偕同「拱門」的經理團隊往返台、美兩地間,希望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業如生物、醫技、光學、奈米、光學等等,引進台灣。各地教授協會的會員亦紛紛成立「台灣人科技協會」,直接或間接貢獻所長,期盼共同將台灣的產業,推向高科技的領域。(待續) 畢生的願望 二○○一年,廖教授和一些具台灣心的朋友在美、台兩地共創一家叫安乃仁﹝Anagen﹞的生物科技公司,將他畢生研究的成果,包括對抗攝護腺癌、老人癡呆症、血管阻塞、心肌梗塞、膽固醇、甚至治療禿頭、青春痘、減肥等,逐步開發成藥品。 他希望藉這公司的發展,推動台灣的生醫科技;其所開發出來的藥品,造福全體人類;至於公司的盈餘,則用來增進台灣社會的福祉。 「這公司一定有前景,因為研究的成果非常好,開發出來的藥品也一定會很好。」他很有信心地說。 「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公司賺錢。」他繼續解釋道:「因為一項科技從實驗室的研究到開發成產品、以至成功打進消費者市場,需要許多年功夫。我的餘年有限,但只要方向正確,我就一直向前邁進。我的人生哲學是成功在過程,不在終點。」 日暮時分,我和廖教授一起自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下樓,出了芝大附屬醫院,橫過馬路,再度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芝大校園。望著翠綠的四方院,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他展露出童騃的笑顏,說:「我對我的人生很滿意。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體貼的太太、不虞匱乏生活,還有這麼好的工作環境,讓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創造、發現與研究。這樣的人生,夫復何求?」 我好奇地問:「當今的台灣總統、副總統,乃至不少閣員、機關首長,當年都曾求助於您,或為您的賓客,難道您不想回台灣,高居要職?」 他聽了,哈哈笑道:「我這輩子不當官,也不當長。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當了一年的教授協會會長。這四、五十年來,我的名片頭銜始終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廖述宗』。」 「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他接著說:「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獨立、民主、進步、有品質、有尊嚴的國家。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將我的熱情、心力與研究成果奉獻給台灣。」 暮靄裡,我側過頭,看到的是一張認真的臉、一副執著的眼神、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家、一個永遠的廖教授。(end)  

韋傑里

「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

鄭信傳、魏妙圭

有緣人就在眼前! 鄭信傳醫師1968年來美,1974年返台探親,擬順便完成終身大事。家裡長輩費盡心思,找來16個相親對象,讓他仔細挑選。那晚,他踏進媒人家裡。這位熱心的媒人是鄭醫師阿姨的好朋友,住在永和。鄭醫師坐下後,媒人拿了一本相簿讓他翻閱,鄭醫師翻了翻,覺得沒有哪個人特別讓他注意,意態闌珊之際,突然注意到咖啡桌底下還有一本相簿。順手一翻,就看到一位姑娘特別吸引人。他馬上跟媒人說”我要看這個”,媒人笑著說,這本是自家的家庭相簿,不是用來相親的。在鄭醫師的堅持下,照片中的佳人魏妙圭的二姑,也就是媒人婆,同意幫他詢問妙圭的意向。 當鄭醫師終於見到魏妙圭本人,他形容自己當時猶帶時差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和行禮如儀走馬看花般見過的其餘幾位姑娘,鄭醫師早已知道自己心之所向。 魏妙圭當時有談得來但並未獲家庭認可的男性友人,站在命運分叉口,一趟關西之旅,卻讓她明白冥冥中自有定數。魏妙圭說鄭醫師帶她去關西摸骨,鄭醫師留在門外,她一人入內,摸骨師父摸完骨就說「姻緣到了,對方是外國回來的技術人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鄭醫師身上,他說,摸骨師父說他的另一半出身教育世家。與魏妙圭的家庭狀況也不謀而合。 鄭信傳醫師是新竹人,新竹中學畢業後考上台北醫學院,是第一屆學生。畢業後於榮總擔任外科醫師。當時美國亟需醫療人才,對醫生赴美就業等規定非常寬鬆,因此許多醫師紛紛赴美。鄭醫師也在這一波「留美潮」中,於1968年赴美,通過外國醫師ECFMG的檢定考試後,接受芝加哥一家醫院邀請,擔任實習醫師。第二年,獲Savannah Georgia Hospital聘請,前往就職,接著再轉到辛辛那提,在那裏完成實習訓練,拿到正式醫師執照。職業生涯於是穩定下來。之後又分別於辛辛那提Jewish Hospital 以及 Providence Hospital任職,擔任外科醫師,迄十年前退休為止。 生活穩定之後,成家的念頭油然而生。鄭醫生返台娶得美人歸,躊躇滿志;沒想到嬌妻魏妙圭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魏妙圭跟著丈夫返抵辛辛那提之後,為了早日適應美國的生活,於是到語言學校上課。班上有一位來自台灣、畢業於建中的同學。閒聊中,同學告訴她,他們家在州立大學旁買了一棟房子,房間分租給學生,租金收入除了繳貸款之外,連他們的生活費都可以cover,是很不錯的投資。一語驚醒夢中人,魏妙圭這才發現,在美國買房子還可以貸款。回家後,她趕忙跟鄭醫師說,買房可以貸款,那我們也買房吧! 當時小倆口租住於公寓中,加上鄭醫師訓練期結束,收入增加,買房子順理成章。兩人買了房子之後還有幾萬元的存餘。魏妙圭再接再勵,又在州大旁買了一棟有17個units的公寓,1976年買入時才花了23萬美元,二年後 以「屋主自售」方式賣了33萬。兩個月後她們獲悉,同一棟公寓,新屋主居然又賣了,賣了37萬。 鄭醫師回憶說,當時因為通貨膨脹之故,貸款利息高居不下,自9%,10%一路飆升,民眾紛紛追捧,以致整個房地產市場強強滾,時機很好,賺錢非常容易。對於魏妙圭的認準時機,善於理財,鄭醫師給予高度肯定。 房地產投資旗開得勝,讓魏妙圭信心倍增,打定主意要繼續朝此方向經營。期間,曾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建中同學建議要與他們合作投資,他願意只佔10%,並且擔負管理之責。當時在魏妙圭身邊的經紀與律師紛紛勸阻,專家們認為,對方還是學生,資金缺乏,不但現金拿不出手,到銀行辦貸款還要兩夫妻為他背書。既然他們兩人自己有足夠資金,根本沒有必要讓外人參與。魏妙圭認為專家言之有理,採納建言,只讓同學擔任管理之職。其後因他表現未盡人意,雙方終於終止合作。其後,魏妙圭購買的公寓,通常都會留一間公寓,免費給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居住,但要求負管理公寓之責。 1991年,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有意購置永久會館,可是一方面同鄉會沒有固定收入,另一方面口袋金額有限,即使買了會館,後續的房地產稅,水電費和維修等費用,也是令人頭疼。就在大家束手無策之際,當時身為同鄉會幹事的魏妙圭,主動提供自己Shopping Center 其中一間大約2000呎的空間供同鄉會使用,命名為辛辛那提台灣會館。魏妙圭這個Shopping Center 位置適中,地點很好,會員們非常高興,對魏妙圭夫妻的慷慨,紛紛表示感謝。目前辛辛那提台灣會館設置有卡拉OK,橋牌室,舉凡幹事會議或是70人左右的聚會,都會選擇到會館來辦,使用率非常高。如果人數再多,就會到附近一間教堂去。不過辛辛那提同鄉近年來陸續遷出,人數自高峰時期的大約200人已經降至不到100戶,年會時加上學生才大約有120-150人左右。 1993年,魏妙圭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秘書長,1994年擔任人權會會長。1995年透過曾秋雄推薦,獲邀與郭重國搭檔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正副會長,並且不負眾望,順利當選。兩年後,魏妙圭登記參選全美會會長,孰知休士頓的林又新突然跳出加入選戰,令魏妙圭頗感困擾。魏妙圭表示,她素來不喜競爭,本來以為無人出來,她才決定參選。不過既然戰鼓已催,魏妙圭也不畏戰,她決定全力以赴加入戰局,爭取最後勝利。 鑒於魏妙圭在兩年副會長任內認真打拼,全美走透透,成績有目共睹,她對選戰結果非常樂觀。然而,全美會的選舉制度卻讓魏妙圭勝利的果實化為烏有。 魏妙圭指出,當時全美會的選舉分為兩個周末投票,本來理當兩周都投好票後再一起開票。可是全美會卻在第一周投好票就開票。結果第一周開出來的票呈一面倒趨勢,魏妙圭在所有地區都呈現大幅度的領先。當時就有耳語出現,說妙圭一定會贏,林又新是台獨聯盟的人,不要讓他輸太多,很難看。在多方運作之下,第二周的票就翻盤了,最終林又新以五票之差贏了選舉。事後,有人戲稱林又新為「五票會長」。 魏妙圭回想起當初的情景,慨然說自己其實對名利的追求並不熱衷,只是覺得選舉制度太不公平,缺乏合理性,這是應該改進的地方。 其實,魏妙圭也是台獨聯盟的成員,但為何厚此薄彼?魏妙圭指出,事後她才得知,她被貼了標籤,說是屬於張燦鍙一派,林又新則有住在Dallas的張信堂等大老鼎力相助。說到最後,其實兩組候選人都是出自台獨聯盟,只是派系不同而已。 談到已經過世的林又新,魏妙圭表示,選舉結果也並非不能接受,林又新做得也不錯,至少圓了他擔任全美會會長的心願。 講到魏妙圭和台獨聯盟的淵源,不得不提張燦鍙。有一年張燦鍙到辛辛那提,透過曾秋雄表示要邀請魏妙圭加入台獨聯盟。魏妙圭聞訊受寵若驚,想不出自己何德何能,能讓張燦鍙關注並邀請入盟。當時魏妙圭在家裡為他們開了個歡迎會,正式加入台獨聯盟。 令人惋惜的是好聚卻未能好散。2000年阿扁當選後,妙圭經扁友會,葉宜津與芝加哥經文處三個單位推薦,獲邀擔任僑務委員。當時台獨聯盟並無明文規定不可接受政府任職,加上聖地牙哥同屬台獨聯盟系統的王克雄也獲任命,在妙圭委決不下之時,芝加哥辦事處來電催促索要資料。強調當下兩位人選,另一位係自薦爭取,但辦事處認為妙圭在選舉期間不但身為陳水扁總統競選海外部副總幹事,又屢次返台為綠營政治人物站台助選,本身在美又曾擔任過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以及台灣同鄉會副會長,並且成立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心,資歷最齊備,經歷最完整, 是不二人選。妙圭終於點頭答應。不料嗣後即接獲台獨聯盟開除通知。 在擔任八年僑務委員期間,妙圭奔波於美國與台灣之間,忙得不亦樂乎。2004年擔任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監事長,2004年再度為扁助選,奉吳澧培資政召喚,返台整整一個月,辦了「海內外團結之夜」,當晚總統副總統親自蒞臨,吸引了三、四萬人到場參加,盛況空前。2006年與吳澧培資政合辦「台美中國際關係研討會」,與會者囊括台灣政商名流,令人目不暇給。2006年參與海外志工團返台助選,2009年擔任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再轉任幹事至今。2012年和2016年亦均出任海外小英後援會重要幹部,同時也擔任新北市與辛辛那提姐妹市委員會委員。妙圭為故鄉台灣付出相當多的心力,令人敬佩。 去年夏天,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舉辦時,適逢台灣立院法召開臨時會,沒有辦法邀請重量級立法委員過來助陣。擔任副召集人的妙圭,還是在艱困情況下安排了最令人滿意的食宿與節目,令與會同鄉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提起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就讓大家想起一件匪夷所思的插曲。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竟然曾由一個上海人出任。為甚麼會造成這種情況?妙圭表示,純粹是陰錯陽差使然。有一位嫁給上海人的台灣同鄉向妙圭訴苦,說自己來到辛辛那提後不容易交到朋友, 剛好有一年要選舉新幹事,妙圭因此有意將她引進同鄉會,讓這位同鄉擴大生活圈,也多認識一些人。沒想到在年會開會中,那位同鄉突然提議,說她的先生比她更有時間,希望改提她的先生擔任幹事。大家難以拒絕,只好勉為其難答應讓他成為三位新幹事之一。接著開幹事會議分配工作,又有突發狀況。妙圭解釋,同鄉會編制有七位幹事,三位新幹事當中要有一位負責姐妹市,一位當會計,還有一位則是候任會長。未料原先承諾要出任會長的幹事改變主意,說只願意當會計,另一位負責姊妹市的幹事也已談妥,剩下的就只有候任會長一職。當時同鄉會也相當躊蹴,那位當選新幹事的先生表示「不介意」當會長,還說同鄉會會章裡規定只有「認同台灣」,並未要求「效忠台灣」,他認同台灣,因此有資格出任會長。 「外國人」出任會長的後續效應馬上顯現。首當其衝的就是夏令會的運作。對會刊設計,該會長要求可以放台灣地圖,但不能用綠色,他認為這樣「政治色彩太濃」。封面要放台灣正副總統玉照,他也持反對意見。開籌備會時,他要求用北京話溝通,字體要用簡體字,如此與大家格格不入,漸行漸遠,終於招致同鄉抵制,他也自感無趣,慢慢退出同鄉會活動。 對於自己的奉獻,妙圭無怨無悔,她強調說,自己雖然人微言輕,但是只要有能力,就盡力而為。倒是自己的三個寶貝兒子,年齡不小卻仍舊單身,讓想抱孫樂享天年的鄭信傳醫師和妙圭乾著急。 鄭信傳醫師和妙圭的大兒子現年40歲,電腦科系畢業,目前留在辛辛那提幫助父母管理產業。二兒子39歲,經過嚴苛的訓練後,目前在洛杉磯擔任麻醉科醫師。小兒子36歲,密西根建築科系畢業,拿了碩士學位,目前也在洛杉磯工作。 對未來媳婦有何要求?兩夫妻很開明,表示只要兒子看對眼就好。 四十幾年前,留學生鄭信傳回台灣因為「看對眼」,和魏妙圭締結良緣,成就了美滿的婚姻、成功的事業,而且還傾力為台美人社區及母國台灣的福祉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一起見證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台灣本土的蔡英文政府再次執政。 至於在美國成長的第二代,他們的對象和婚事,顯然讓人生旅途上身經百戰,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的鄭信傳和魏妙圭這對父母有些束手無策,原來「看對眼」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但他們樂觀堅信,有緣人終究會出現在兒子們的眼前,就像他們的父母親一樣! (文字整理:Edda )

楊信 白手起家的故事

這是一個典型勵志、白手起家的故事。 彰化埔心鄉下的窮孩子楊信(Jackson Yang),從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木珠坐墊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小小的垃圾桶更讓事業到顛峰。簡單不過的家庭日常用品奠定了事業版圖,楊信卻依然保有台灣農村孩子的純真和羞澀,對自己被稱為「台商創業楷模」,楊信搔搔頭,露出害羞、靦腆笑容說,其實是「小兵立大功」。 只要努力 美國錢淹膝蓋 「人家說『台灣錢淹腳目』,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錢,才是真的淹腳目,市場潛力無窮大,只要努力,到處是機會,淹到膝蓋都有可能。」 站在托倫斯(Torrance)市面積16萬呎的「Seville Classics」倉庫裡,看著起重機來回穿梭的楊信,認為自己從1986年至今將近20年的「美國經驗」,是「事業第二春」。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是為了子女教育舉家遷移,想辦身分而成立公司,現在已經成為橫跨美、亞、歐三洲的集團,包括副總統呂秀蓮、星雲法師、前駐美代表程建人等台灣首長都曾經到Seville Classics參訪。 對楊信來說,到美國的發展是「無心插柳」。「1984年暑假,我和太太帶著孩子到美國渡假,沒想到孩子們對美國印象大好,覺得這裡簡直是天堂,就不想回台灣了。」楊信和太太柯巧玲,因為不想讓孩子承受台灣升學壓力,決定由柯巧玲先帶著5個孩子赴美,楊信則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內(人)在美(國)」,過了兩年空中飛人的生活,1986年到美國來和家人會合。 兩個小兵立大功  當時在台灣以經營國際貿易闖出一番天地的楊信到美國來,因為環境和台灣完全不同,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後來覺得買東西進美國,賣給當地市場的貿易應該蠻有作為,決定拿台灣做貿易的經驗,試著在美國創業。「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應該賣什麼呢?」楊信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週末到跳蚤市場擺地攤了解美國市場及消費者口味,每一、兩個月到台灣、中國挑東西進美國賣,東試試,西嘗嘗,時機終於來臨。 楊信說,有一次回台灣,他發現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座位上都有一個木珠坐墊,忽然靈光一現!「我想,美國什麼沒有,就是車多,但是卻沒有類似的產品,應該很不錯!」念頭一起,楊信心一橫,買了2,000個木珠坐墊,付了10,000元美金,帶回美國交給負責業務的老美,卻被澆了一頭冷水。 「老美業務跟我說,楊先生,這是你們老中的東西啦,美國人不愛的!我就想,那不行呀,我東西都買了,怎麼辦?」不信邪的楊信決定再出去擺地攤,並以自己作為「真人實證」,以「涼爽」、「按摩」為兩大功用推銷,「沒想到一個周末下來,竟然賣得很好,一天幾十條沒問題,原本5塊美金成本的坐墊,我可以叫價到15美元!」楊信後來跟老美業務說起大賣的情形,「他也很驚訝,就說,好吧,那我去試試看。」 楊信把坐墊取了個「舒適珠」(Comfortbeads)的名字,設計精美硬紙盒作包裝,貼上舒適珠擺在車墊上的圖片,寫明功能,定價12.99美元。老美業務也爭取到東岸一家20間連鎖居家生活用品店「上架兩星期」的試用期。 「東西送出去之後,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在美國的第一次出擊能成功。」上架一個星期之後,楊信就接到客戶的電話,希望能夠立刻補貨,並且訂下長期訂單,「因為賣得太好了,連他們都覺得意外。」楊信放下電話,立刻買了張到中國的機票,尋找合作工廠。 這個「舒適珠」,三年內在全美國賣了1,000萬條,讓楊信賺進到美國後的第一筆錢,奠定事業基礎。 1997年,楊信在日本一家頂級日用品百貨店見到荷蘭公司出產的腳踏板不銹鋼垃圾桶,將他的事業推向高峰。 垃圾桶,大部分人覺得基本、簡單到再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楊信眼裡卻是無窮的希望。他將歐洲生產的頂級、昂貴不銹鋼垃圾桶拿到台灣生產,降低成本;將原本是大師級的設計品普及到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的價格範圍,打入美國市場;加上大兒子發揚光大,將垃圾桶當藝術品包裝,設計成各種不同的造型,配合近年來興起的極簡時尚風,短短4年間年營業額達到一年5,000萬美元。 現在,Seville已經是美國不銹鋼垃圾桶的領導品牌,也是多家大型連鎖賣場的上游廠商,包括好市多(Costco)、標的百貨(Target)、Bed Bath & Beyond、山姆俱樂部(Sam’ s Club)、沃爾瑪(Walmart)都是主要買家。 楊信透露,美國家庭裡的不銹鋼垃圾桶,有80%以上,都是從這裡出去的,桶子上都有「Seville」的招牌。 從不銹鋼垃圾桶延伸,楊信看好金屬展示架市場,全力衝刺,成為這幾年的發展主力。他說,這個每層可以承受300磅的金屬架簡單組裝、堅固耐用,無論是家庭、學校、辦公室,處處都用得上,「民生必需品,或許聽起來不太起眼,卻可以像滑水的鴨子,慢慢游,遠遠游。」 目前,金屬展示架每個星期要進30個貨櫃,銷售量每個月都還在增加,市場佔有率,大約是全美的50%。 不計成本 根留台灣 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經由電視新聞的畫面,人在洛杉磯的楊信感同身受,決定為自己的故鄉做些事。不在乎要多花5-10%的成本,楊信將在中國的不銹鋼垃圾桶生產線移回台灣,響應政府「根留台灣」,2002年5月開始實施的「006688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擴大案」之後,在彰濱工業區、台南工業區都設有工廠,「我們現在所有的不銹鋼垃圾桶都是從台灣坐船來的,一個星期大約有100個貨櫃,百分百的『made in Taiwan』。」 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家庭的財力支持,楊信從一個得吃地瓜便當、赤腳趴趴走的鄉下小孩,成為今天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老闆。 1944年出生在彰化埔心鄉下的楊信,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那時候真的窮得不得了,故事講起來,家裡小孩都不相信,覺得我在編故事。」 楊信說,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物資缺乏的年代,農村裡的情況更糟糕,窮到連唸書的錢都沒有,每學期開學前,他就見母親到處借錢,讓小孩交學費,等一年兩季的稻米收割,留下一點點白米,其他的全都拿去賣錢,才能還清借款。「所以,雖然家裡種田,每次中午吃便當,卻是我最難為情的時候,別人打開盒蓋是白米,我的便當裡卻都是地瓜。」 父親在49歲過世時,楊信還是個孩子,靠著母親種田,將兄弟姐妹拉拔長大。回憶起父親過世,楊信仍滿是惆悵。他說,那時候太窮了,連醫生都請不起,所以也不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因,只記得父親在臨終前,小楊信曾經跑去問爸爸想要吃什麼,大楊信眼眶濕濕地說,「我父親告訴我,『好想吃蘋果』。」 初中畢業後,楊信想要趕快減輕母親的負擔,高中唸了一學期,就跑到台北和同鄉學起「作生意」。「我從一人小公司開始,租了個只有三、四張榻榻米大的辦公室,沒有電話,只有一張桌子。」楊信以國際貿易為目標,搭上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潮流,直到42歲時移民美國。 跨足金融界 分享秘笈 國際貿易起家的楊信,近來也逐漸跨足到不同領域。11月中在南加州羅蘭崗開幕的「大通銀行」,是楊信進軍金融界的第一步。被推舉為董事長的楊信說,其實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幫助更多年輕人。 「看見最近幾年華資銀行紛紛被大集團併購,實在是蠻可惜的,從銀行出發,我覺得是個對社區很好的回饋。」 他認為,在金融往來的過程中,可以和企業界的年輕華裔接觸,除了可以優惠的貸款幫助這些有心創業的小夥子,也可以將我們滿身的『武林秘笈』傳授給他們,讓台美人可以在美國新大陸,真正落地生根,實現美國夢。」 楊信的「兩個夢想」 楊信說,他現在有兩個夢想,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回饋南加社區。 第一代台灣移民在兒女逐漸成家立業之後,也漸漸進入退休年紀,楊信希望建一個全方位的銀髮族社區,從生活各個面向及專業的醫療照護,可以串串門子、結伴旅遊,一起以愉快的心情,享受生活。 另外,受了吳尊賢的《人生七十》、《人生八十》兩本書的影響,楊信覺得能夠留給子孫的智慧和人生體驗,遠比有形的金錢珍貴,所以他計畫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協會」,協助有意在美國創業的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並且收集在美國起家的台灣移民的成功故事,集結成冊,成為無價的紀錄,讓後代子子孫孫,都可以記得好久以前,爺爺奶奶們到美國來的點滴。(朱乙真)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羅福全與毛清芬 回首來時路

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張榮成 收藏家的故事

來自台灣、住在洛杉磯,收藏電影道具長達23年的張榮成,收藏的道具可能不下萬件,有些公司都還來向張榮成商借道具拍戲,也成為另類的投資。 自從知道可以透過拍賣收藏電影服裝與道具後,23年來,張榮成已買下不少電影的道具,從60年代的「賓漢」、「埃及豔后」,8、90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魔鬼大帝:真實謊言」一直到最近的「鋼鐵人」、「蜘蛛人」等超級英雄的電影道具,一應俱全。 張榮成指出,電影道具的價格並不一定,例如瑪麗蓮夢露在「七年之癢」中穿的經典禮服,目前已喊價到500萬美元,而他收藏的一件「星際大戰」道具,原本只花了250美元,但曾有人出價7500美元向他購買。 在張榮成的收藏中,有一套「末代皇帝」的服裝,張榮成說,雖然「末代皇帝」是由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但片中對服裝非常講究,用料與設計都十分精細。 此外,張榮成也收藏了「魔球」主角布萊德彼特在戲中穿過的褲子以及美國女星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曾穿過的熱褲與小可愛。 剛造訪台灣的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在「不可能的任務」第2集中,曾持有一本聖經,也是張榮成的收藏品。張榮成打開這本聖經,聖經中還有湯姆克魯斯在戲中使用的一台小電腦道具。張榮成說,這台小電腦是真的電腦,還可以使用。 在眾多收藏品中,張榮成說,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是他的最愛。不過張榮成也建議對電影道具有興趣的民眾,電影道具分很多種類,例如戲服可能不只一件,會有不同版本,因此可能得先了解相關的內容再出手。

梁政吉 台美社團老兵

遇到不公不義,就直言不諱,遇到歪曲壓迫,就慷慨陳詞;別惹他,緊縮眉頭,梁政吉會用中、英、台、客語,毫不客氣地反駁,堅定立場發表他的見解,有人說他很"嗆"。「對,我就是欣賞自己,有這麼個優點,還好沒有早生10多年,否則我一定會變成228事件或是白色恐佈的受難者。」 台美客家社團的指標人物,梁政吉說著:「出來做事,才知道國民黨政府時代,特權蠻橫,為非作歹的事層出不窮。所以當時就有反國民黨的心情,但什麼是民主?那時還真是一點都不知道,更別提維護台灣主權意識、客家人出頭天的概念。」梁政吉回憶著。 梁政吉雖然因為正義感,在年輕時代就算是個"反骨"份子,但隨著抗議的腳步,一路走來,他越來越清晰自己在意什麼?自己的定位、人生價值是在美國參加台美社團後,才豁然開朗。 「客家團結一條心、硬頸正義來傳承、台灣前途看客家、萬代子孫庇福蔭」梁政吉這首與好友一起作的打遊詩,隨口用客家話吟頌,煞是好聽,而那份從容,也顯示他胸有成竹的信念。 機械工程高才 梁政吉,1941年,生於苗栗頭屋,世代耕茶,從小生在茶園,家族以種茶維生,在梁政吉的童年時代,美麗的家園有後龍溪的支流,山谷雲煙繚繞,每天除了上課來回要走路2個小時之外,都要幫忙農事,但採茶、拔花生、蕃薯、採甘蔗、芭樂,反而是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還有到溪裡抓蝦、抓魚、游泳,過著典型的"摸蛤仔兼洗褲"逍遙日子。 考上新竹初中就離開家園,後來又考上竹南高中後,最後考上當年的台北工專機械系。當預備軍官在空軍崗山服役後,因表現優異,受到長官賞識,頻邀入國民黨,但他予以婉拒。1965年參加留考通過,然後再去就業考試,很快地,考上高雄鍊油廠,被分配在機械部工作,經過同事的介紹,認識夫人吳榮珠,媒灼之言,1968年結婚。育有一男一女,老大梁博立、女兒梁凱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他已是含貽弄孫,兩個孫兒女的阿公。 在煉油廠工作時,是梁政吉的第一個工作,內部官僚氣息嚴重,還有些長官貪污枉法太離譜,一位長官甚至把新的油漕切成八片當廢料賣,中飽私囊,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生性梗直,實在看不下去了,既然無法同流合污,讓他萌生離開的念頭。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讓他很失望,就是當年選高雄市長由楊金虎對決陳武璋,煉油廠行政不中立,竟然不讓楊金虎來拜票,還好無黨藉的楊金虎最後仍然當選,他當時深感台灣有一股反國民黨力量開始在萌芽,他慎重決定棄高薪,出國留學去。 1970年,獨身前往密西西比大學留學,讀工程,專攻機械化工,後來拿到碩士。1972年,來到洛杉磯,同時家人也來美團聚。第一個工作,在C.F. Braun配管工程公司,然後又到Parson工程顧問公司,專作機械工程,期間參與煉油廠設計,作石油化學配管流程;還有做過礦產設計、銅礦的開發、及沙烏地阿拉伯開發石油工程、也曾經設計阿拉斯加採油配管工作。 1980年, 梁政吉看到加州汽車旅館方興未艾,所以也參與了開發房地產、建築及經營汽車旅館,目前仍保留一些至今。1999年,他判斷移民第一代長者,年事越來越高,所以決定開保健中心,現在擁有兩家保健中心,著名的亞凱迪亞保健中心、松柏保健中心,就是梁政吉苦心經營,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事業。 1970年代來南加州時,因為離鄉背井,而且愛台心理念一致,梁政吉參加第一個台美社團,就是南加州台灣同鄉會。以後,雖然不是基督徒教友,但也因為認同他們的理念,常去長老教會禮拜。也因為支持台獨聯盟,所以集會上也常看到他的身影。至於反國民黨,爭取台灣人主權運動集會,更不在話下,吶喊抗議,是既出錢又出力。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人發起支持「艾德華甘迺迪競選總統」運動,那時是台美人最團結的時刻 ,當時一個月薪水約一千元,但很多人就捐出一個月薪水。他露出嚮往之情:「我好懷念那時的戰友。」他點名說,當年活躍的伙伴,有些回台報效國家,像是郭清江、謝清志、張燦洪、蔡同榮。有些已經凋零、退隱或是轉戰舞台,像是陳銓仁、鄭德和、或是許和瑞、江百顯、邱勝宗、丁昭聲等人。 「台美社團一再培植新秀不遺餘力,但我相信當年的老戰將們,心中也很清楚,夢想還未完成,所以期盼他們不要再隱居了,能趕快再回來台美社團,發揮他們的知識及影響力,大家一起來打拚。」梁政吉衷心地期盼著。 梁政吉也特別難忘是,每逢大型選舉,他就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們,組成「海外客家返鄉助選團」,到處去拜票,流利的客語、又唱山歌、又呼口號、兼發傳單,長年擔任海外客家助選團領隊,全力助選的熱情,也讓更多客家人士動容,重新思考,在台灣生長客家人的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梁政吉以洛杉磯宏觀電視新聞記者的身份,進入陳由豪記者會,在會場「一鳴驚人」的質問陳由豪:有關623億貸款掏空台灣之實,卻成為中國報稅大戶,如何向台灣人民交待?當場令陳由豪氣極敗壞,出言不遜。 事實上,梁政吉在1980年代,就已是個媒體投資者,由王桂榮等人發起,為了能讓台灣人也有個發聲筒,遂集資共同經營「亞洲商報」,不過不是經營不善,而是最後因為孫慶餘揭發陳鼓應到中國,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統派,引起官司訴訟,才停刊吹熄燈號。骨子裡,梁政吉常常仍然存著對媒體選擇性不實扭曲的報導,氣憤填膺。所以有機會被聘為無給職記者,他仍然十分開心,總算是一償宿願,也有機會為台灣傳聲。 梁政吉在台美社團,過去總是屬於大聲吶喊、默默付出的一群,在一群台美人想建立台灣會館時,他就已經成為大力支持者,創館一直擔任捐錢募款的董事,直到2004年擔任副董事長。2006年後,就離開董事職位,因為,他有另外一個目標要衝刺。 客家社團擺第一 「我還是永遠繼續支持台灣會館,那是台美人的家,也是活動文化的中心。但因為2005年去巴西參加全球客家懇親大會後,發現唾液腺有腫廇,雖然是良性,但開刀後,但現在沒有口水,醫生囑咐不能太勞累,所以我只能選擇一邊,台灣會館人才濟濟,募款較多,我想心思集中在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梁政吉解釋著。 客家社團太重要了,尤其是南加州,他熱切地說著,過去客家人士都把自己當成台灣的客人,沒有把自己當成台灣的主人,尤其主體性上,迷失在自己到底應該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在認同上出了問題,這也是客家人的危機。也因為這樣的矛盾,不但傷到台灣前途,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打手,而不自知,更不清楚帶來的嚴重性。 「在台灣的客家族群以往就不被重視,邊緣化,客家人心理會有些自卑」梁政吉陳述著,客家人很多過去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外界有時也故意以訛傳訛,造成對客家人誤解的刻板印象。因此只要有心人士摸頭、說好話、施以小惠、加上親中媒體洗腦,或是利益攏絡,就容易高興「忘了自己是誰?」而忽視自己的立場,有時不是故意"出賣",而是根本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利用了。 客家人最被提起的是「硬頸精神」,但在梁政吉眼中,硬頸已不復存在,他認為,堅持主體性,明辨是非、不為迎合小利犧牲大我、不畏強權,才有夠格被稱為"硬頸"。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已經成立20多年,梁政吉是在1980年代才加入,20多年來,社團內部也曾充滿過矛盾、爭執、分道揚鑣等危機,但最後都是安然度過,已經十分穩定,甚至成為與台灣接觸頻繁的互動窗口。 社團內部大家有志一同,「愛台灣、愛客家」,他說,「順序不要搞錯了,要把國家主體放在族群利益之上,因為有台灣,才有台灣客家人,尤其是台灣現在處境艱難,若出賣台灣利益,怎麼對得台灣客家後代的永續發展?」梁政吉搖著頭說,台灣最大的危機,是部分台灣人民不認同台灣,自己生長的國家。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對文化推展十分重視,社團自己有合唱團,包括傳統山歌、現代客家音樂,過去指揮吳美貞苦心經營三年半,帶這群原本是五音不全,空有滿腔熱血的客家鄉親,花費心思調教,如今已成為每年固定有演唱會,受邀到各地演出的客家合唱團。 他也歡迎大家上網查詢全美台灣客家會網址http://www.twhakkausa.com,欲知更多客家事,裡面還介紹許多客家其它連鎖網站。 文/林蓮華

賴淑遠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一步一腳印的精彩篇章 國泰銀行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 賴淑遠女士專訪 ◎本報記者/公孫樂 ◎圖 賴淑遠提供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副董事長賴淑遠,被洛杉磯商(業)報(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選為2015年洛縣(Los Angeles County) 13位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Most Influential Lender)之一。這份介紹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的專刊3月30日隨L. A. Business Journal一起發行。 賴淑遠為台灣台南上茄苳人,嘉義女中,台大畢業,現為國泰銀行商務發展/企業商貸部,主管商務發展的執行副總裁(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她曾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會長。賴淑遠在銀行界服務超過23年,曾是前萬通銀行資深副總裁。 賴淑遠 把鏡頭拉回到1958年,一位台灣鄉下的小女孩,赤著腳,不管是炎炎夏日腳下的沙石路有多燙、不管瑟瑟的冬天寒風把腳趾頭凍得紅腫疼痛,每天走半小時的路到小學上課。她就是賴淑遠,那時候她正值學齡,開始上學。 台南上茄苳是個農村,是八掌溪南部第一個村莊,火車不經過這裡,那時候,只有公路局普通車(直達車也不停)從省道經過。 賴淑遠小學念後壁小學,走路約需半個小時。當年沒鞋可穿,都是赤腳上學,鄉村路上都是沙石,夏天燙得要命,冬天則冷得腳趾頭都紅腫。一直到五年級時,媽媽買了一雙大號的塑膠鞋(媽媽說小孩長得快,要買大雙一點的),也有腳踏車可以騎,但是因為鞋子大,腳踏車又高,鞋子總會鬆脫下來,所以常常一路撿鞋子。 上中學時,賴淑遠必須走路15至20分鐘,從村裡走到省道,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嘉義火車站,然後再從火車站走20分鐘的路到嘉義女中上學。幸好後來有了一部腳踏車,寄放在車站附近同學的家裡,每天下了公路局車,先走五分鐘到同學家,騎腳踏車上學。就這樣初中和高中六年,賴淑遠在嘉義女中完成中學學業。 賴淑遠回憶說,那種草地所在,村裡的女孩子很少能夠念書的,通常女孩子六、七歲之後就要幫忙揀番薯、稻穀,切豬菜,養豬養雞、挑水等等,所以一般人都說女孩子不必念書。還好開西藥房的爸爸鼓勵六個兒女都去念書,所以在那個年代的鄉村裡能夠念書,是很幸運的事。當時賴淑遠的父親說,男孩女孩都念書去,但大學要念公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他負擔不起。 所以高中時,賴淑遠清晨四點鐘就起來念書,因為做惡夢都夢見考上淡江,但爸爸不讓她去念,因為私立大學太貴了。1970年,勤讀書的賴淑遠考上台大(第一志願台大商學系會計組),爸爸很高興,可是媽媽說,不是有一家學校念完以後當老師而且是免費的嗎?她指的是師大,還好爸爸跟母親說,台大更好呀。 其實賴淑遠一直夢想成為文學家,並曾發豪願要拿諾貝爾文學獎,高中選組的時候她想選讀乙組,以便考外文系或中文系。不過教她國文的老師說,念中文不好找頭路喔,而要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漫漫長路,不如選丁組,去念business的科系,以後就業比較容易。賴淑遠聽從老師的建議,改選丁組。就這樣,她這一生和 business 結下不解之緣。 賴淑遠談到她名字的一個小故事。她說當時父親要替她報戶口時,本來是取名「淑琬」,但阿公去填表時,因為「琬」台語發音和「遠」相同,他就填了「淑遠」,等父親發現,已經都登記好戶口了,於是「將錯就錯」就叫「賴淑遠」了。後來母親常開玩笑說,就因為取了「遠」為名,這個女兒就真的嫁得好遠好遠,到美國去了。 台大畢業(1974)後,賴淑遠先到宋作楠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兩年,1975年結婚後,夫婿賴聰域於1976年先行前來美國留學,賴淑遠當時已有了身孕。1978年賴淑遠也來美國深造,女兒則暫時留在台灣。 賴淑遠來到美國紐約Sunny Buffalo Sate University念MBA。當時只帶了四千元美金,學費就花去了一千九百多元,經濟非常拮据,只能和其他同樣窮苦的台灣留學生住在slum(貧民區),左鄰右舍都是窮人家的黑人住戶。念MBA時,賴淑遠生了第二胎,是個壯丁。有一天她下樓泡奶餵嬰兒,卻發現大門不見了,留在樓下的手提包被偷走了,她趕緊報警。警察告訴她說,這個地區治安太不好了,應該搬到好一點的地區才好,可是以當時留學生的情況,只能先求棲身,哪有能力住好一點的地方?當時她們住的是public housing,免水電費,房租也很便宜,所以不少台灣留學生也都住在那邊,不算孤單。 ▲賴聰域、賴淑遠夫婦和一對兒女合影。 賴淑遠念MBA時,也努力打工賺錢,除了當babysitter之外,還去餐館當waitress。有一天,廚師告訴她,希望她能一起合作開餐廳。賴淑遠說她是窮學生,哪有錢投資開餐廳?廚師告訴賴淑遠說不必出錢,他去買下餐廳,然後讓她拿去抵押貸款,再逐月還錢即可。結果賴淑遠就以一塊錢開了一家餐廳,而且還佔一半股權! 那位廚師不會英語,他說他觀察賴淑遠在餐館的工作表現,看到她英語流利、工作勤快、待人親切,所以他想,賴淑遠當餐廳經理,由她主理外場,他自己主理廚房料理,應是理想的搭檔。賴淑遠當時MBA剛念完,還沒取得working permit,卻又急需有收入,也就答應合作。 經營餐廳那一年,有一天,一位來吃飯的女士問賴淑遠,知不知道她是誰?原來她是一位有名的食評家,負責水牛城當地報紙的美食專欄。結果第二天報紙就登出圖文並茂的食評,盛讚餐廳服務好、餐點美味可口。 消息見報之後,不得了,連續幾個禮拜食客都大排長龍,堂食、外賣應接不暇,差點把賴淑遠累垮。 餐廳開了一年,因為夫婿賴聰域轉往耶魯大學攻博士學位(賴聰域是台大數學系畢業,來美原本在羅徹斯特大學念經濟,後來到耶魯攻讀投資、財務的博士學位),他們把餐廳賣了,賴淑遠終於也把已經四歲的女兒接來團聚。 賴淑遠回憶,當年經濟困窘,哪有錢回台灣探親看女兒,就連念MBA第二年的學費也張羅不出來,還好Sunny Buffalo 有financial...

黃茂清

黃茂清律師在洛杉磯執業多年,是僑社名聲顯著的律師。他出生於台南市,在該地完成小學及初中教育。高中畢業於岡山中學,後考取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憶起那段青蔥歲月,黃茂清很難忘懷在馬祖服兵役的時光。1963年他被分發到馬祖高登島。那裡號稱最前線,可以目視對岸活動,島上沒有老百姓居住,三不五時還有「匪軍」上岸摸哨,有些充員兵常常莫名其妙就不見了,每星期都會發生一兩起。兩岸互射宣傳彈,但是雙方卻有單日我射,雙日對方射的不成文規定。 在馬祖時,發生了一件令黃茂清難以忘懷的事情。當時他是少尉行政官,掌管糧草以及資源事宜。輔導長對他很好,認為這個年輕人在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不太適宜,於是將他調到馬祖北竿。有一天他去另一個村莊找同學後趕著回營區,走在路上突然一顆宣傳彈就在他的面前爆開。「當時真是只差一步的距離,我就死在當場」,這可能是他的一個劫數,幸好逃過。另一個黃茂清生命中的坎苛發生在他小時候,他曾罹患霍亂,病了一兩個月才撿回一條命。 退伍後,黃茂清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岡山某中學任教,可是他志不在此,一年多後就考上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前身)記者一職。 台北是全國政經中樞,他知道在那裡才能有更好的發展,因此北上打拼一直是黃茂清堅持的目標。 身為法律人,黃茂清對自己的人生規劃非常明確,記者一職,僅只是邁向人生中另一個境界的墊腳石。他的努力不懈終於讓他在1966年如願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與此同時,他也通過激烈的中央信託局特考,成為信託局員工。如此過著忙忙碌碌、又上班又上課的日子,1969年他終於取得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 1970年黃茂清完成他的人生大事,他結婚了。婚後三個月,他放棄在台灣一片大好的局面,攜妻來美留學。對自己放棄信託局的「金飯碗」,家裡長輩頗不以為然。信託局屬國家行局,薪水高,福利好。黃茂清笑說,如果當初不離職,光18%就賺翻了。可是轉念一想,人如果無法放棄眼前的成果,就難有新的追求。所謂有捨才有得,就是這個道理。 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是黃茂清來美深造的學校。華盛頓大學的美式足球隊名聞遐邇,其他在醫學,人文科學方面的領域也不遑多讓。西雅圖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它有湖、有海、有山。從1970年到1975年,黃茂清在那裡取得比較法學博士Ph. D的學位。黃茂清解釋道,所謂Ph. D是指修習一定學分後,還要繳交一篇論文,經過五位教授考試,確認精通本科後方才授予,與JD僅只是修習學分並無論文要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黃茂清的博士論文以「貨櫃化對運輸的影響」為主題,闡述跨海運送貨物,裝箱後以貨櫃方式運送,抵達後無須拆箱,隨即以火車或汽車等陸運方式放射性轉運出去所造成的影響。這與黃茂清當初在中央信託局掌管的產物保險雖無絕對性關係,但多少有些相關。 取得博士學位後,黃茂清有意返台教書,一向很照顧他的Henderson教授建議,應該要有實務經驗,要更全面瞭解美國的司法運作,才能做個好老師。於是Henderson教授介紹黃茂清到舊金山他曾經任職過的律師事務所Graham & James上班。那是一家擁有300多名律師,在美西數一數二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黃茂清進去後,看到Graham & James裡那些年輕的律師同事們一個個意氣風發,自己的鬥志也油然而發,心想或許可以闖闖看,做個美國律師也不錯。 雖然心念已動,黃茂清還是遵循自己設定的目標,一年多過後就返台到母校東吳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教導法律研究所學生,兼帶法學院一些課程。他當時教授五門科目,雖然繁忙,然而五門課程當中有四門都是美國法律,這也是為什麼黃茂清雖然離開美國兩年,卻在返美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一試過關。教學相長,此之謂也。 為何會起心動念,返美參加律師考試?黃茂清說好勝心使然。回想起當年在Graham & James律師事務所時,不但待遇好,社會地位高,每每公司開派對,同事個個西裝筆挺,燕尾服、香檳、雞尾酒、跳舞,讓人不由得燃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慨。 返美後,黃茂清到一個古巴裔律師開設的律師事務所上班。該律師事務所號稱General Practice,意思就是不管是移民、商業、家庭案件,所有案件都接。結果律師自己挑好做的做,把難的麻煩的推給黃茂清。本著「勸和不勸離」的固有觀念,有一次黃茂清對來辦離婚的當事人勸了幾句,不料被老闆知悉,老闆很不高興,跟黃茂清說︰「David,我的生意要被你搞砸了,下月起,你自求多福吧!」 1979年,黃茂清決定自行開業,當年他是第一個開律師事務所的台灣人律師。 回顧生命中的數次轉折,身為基督徒的黃茂清充滿感恩。黃茂清表示,他自認並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每次生命中出現轉折時,總會有另一條道路展現在他的面前,讓他順利度過。這麼多的機運,只能說是上帝的恩典。 身為第一個自行開業的台灣人律師,黃茂清頓時熱門起來。許多台美人社團及團體紛至沓來,尋求法律協助。這些團體包括台灣會館、台美商會、柑縣台美商會、華商會、長輩會、蓬萊長青會以及校友會、教會等等。黃茂清大部分給予義務協助,只有少數部分收取工本費。 1994年,黃茂清號召十餘名台灣人律師成立「台美律師協會」。此乃由於1982年美國新移民法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台灣每年擁有二萬個移民名額。之後的十年內,台灣移民蜂擁而至。移民進來後相關的身份問題、開店營生、買房置產,各方面都需要法律協助。 為了擴大服務層面,黃茂清於1985年寫了一本「美國最新移民與實務」的書,暢銷海內外,更大範圍的打開他的知名度,演講、寫稿邀約不斷。1988年,鑒於自己年紀漸大,客戶年齡層也愈見提高,黃茂清將自己的工作重心漸漸轉移到生前信託與遺產繼承方面,又出了一本「生前信託」,同樣也獲得不俗的反響。 目前黃茂清在事業上處於「半退休」狀態。他解釋說,所謂半退休就是接案在精不在多,只專心做信託與遺產繼承。目前他的兩個律師女兒也都在事務所幫忙,她們也是只接受這類案件。黃茂清說,主要是因為孫子都還小,如此女兒們就可以兼顧家庭與事業。 如何讓小孩心甘情願留在身邊工作?黃茂清說有秘訣︰老婆大人成天在女兒面前念叨,千萬不要當律師,忙得要死還有很多社團會來找你當義工,推都推不掉等等。小孩都有叛逆心態, 聽到老媽這樣說,以為你看不起她,偏要做給你看,就成啦!黃茂清說,其實老婆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跟老爸走同一條路,這樣,父母子女更有共同話題, 親子關係更加親密。 談到另一半,黃茂清夫妻的恩愛有目共睹。黃茂清說愛她才要娶她,娶她就要負責,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老伴是很重要的。 黃太太出生於山東青島,父親是老蔣時代的公務員,家裡又是地主,因此共產黨來了就只能逃難。一路南逃,到了台灣,是典型的外省人。難得的是,黃太太卻有很強的台獨思想。為何會如此?黃茂清指出這是由生活體驗堆砌出來的。想當年,黃茂清申請出國留學時,曾遭到否決。官方的理由是既然已經在台大拿到碩士,幹嘛還要出去再念碩士。黃茂清情急之下轉請自己教授幫忙,打了一個電話後,馬上就准了。黃太太當時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反觀台灣人民,樸實正直,值得欣賞。當然,黃茂清笑著說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在華大念書時,黃茂清只拿到一年的福特獎學金,其餘年度只有免學費,太太也要去打工賺生活費。苦哈哈的兩人若稍有餘錢,就把錢藏在地毯下,號稱是他們的銀行。現在回想起在華大那些年,他們卻認為是一段最快樂甜蜜的時光。因為當時生活雖然不富裕,可是有追求的目標、有憧憬,人生充滿希望。 黃茂清兩個女兒均已結婚,女婿都很成才,兩個女兒各有兩個孩子。談到四個孫兒,黃茂清笑逐顏開。黃茂清說,人生苦短,60, 70年的歲月轉眼即過,在有生之年,有幸看到自己下一代,看到自己生命的傳承,實在是很幸運的事情。 回想自己的生命歷程,起起伏伏,轉折多變。黃茂清強調,在該當做出選擇時,就要下決定,旁人的意見聽聽就好,因為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問題和需要。決定之後,就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就沒有遺憾了。黃茂清說,他最幸運的就是太太永遠支持他的決定,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對於美國的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雖然他沒有投票給川普,但是他的當選已成事實,我們不能只是看衰他而已。借歐巴馬的話說,「川普的成功,就是美國的成功」。只是若川普仍然堅持保護主義,走孤立路線,將違反美國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美國以及世界都很不利。諸如他對回教國家的種族限制,墨西哥築牆之舉,都是排斥舉措,川普要了解,世界應該是共存共榮的合作關係,要求所有企業回歸美國,是違反常理的行為。 黃茂清語重心長的表示,由川普的這些行為來看,台灣要注意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台灣的將來只能靠自己,美國並不可靠。就像川普要求日韓增加軍費,台灣當然也不會例外。可見,自助方能人助,靠人扶起來是不可能的。 談到台灣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小英上任以來,國內台獨大老以及外國媒體屢傳批評聲浪,然而只要小英政府按照競選諾言在進行改革與建設,大家就不要操之過急,應該再給她一段時間。例如司法改革,她已經召集成員,正式啟動;例如經濟南向政策,必須要看國際局勢,適時調整方向與政策。這些都是需要時間體現成果。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人民太過急躁,徒然製造紛擾而已。 另外,黃茂清也期待蔡英文總統能再硬氣一點,有些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勇往直前去做,無須召開甚麼公聽會,浪費時間。但是政府的政策則需要讓人民了解,因此保持與人民的對話與溝通很重要,這才是全民之福。 黃茂清最後強調,他自1983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一直遵循著基督教兩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是謙卑,不管你有多利害,態度上都要謙卑,而且要認知這是上帝賜予的恩典。第二是博愛,要正視別人的痛苦。黃茂清以自己為例,當年在華大讀書時,曾到餐廳當服務生,有一個客人,給了他一份很大的小費,70年代的20元不是小錢,他非常高興,老婆也很快樂。鑒於此,他現在到餐廳用餐,給小費從不吝嗇,這也是一種將心比心吧!人生在世,無法預知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災難和痛苦,因此如果有信仰,就可以將感情交託給這個無形的力量,上帝會給予幫助。 對自己的一生,黃茂清懷抱感恩的心,他表示,自己無論在求學或事業上,碰到的人都對他很好,人生圓滿,萬事如意,感謝主! (文字整理:Edda)

吳月美 客家阿妹 華府律師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照人。」在維州費爾費克斯﹝Fairfax﹞市的羅文﹝Rowan﹞律師事務所裡,啜飲吳月美律師親自泡的茶,不禁想起客家山歌「食茶」的意境。 吳月美是現任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也是華府地區的一位優秀辯護律師。她說,從小到大,常有人說她看來不像中國人,問她究竟是什麼人?她總回答:她是台灣客家人。 我望著她,秀麗的外表帶著樸實,明亮的眼睛流露著堅毅,身上確實散發出客家女性的氣息。但她晢白的膚色與比較明顯的五官,又似乎帶點混合的感覺。在實際人生裡,她確實住過許多地方,混合著多元的文化。但不管身居何處,她總以身為客家阿妹為榮。 來自客家庄 吳月美的母親是日本人。她說:「媽媽十八歲時嫁給父親,此後成為一輩子的客家媳婦。我是十個孩子裡的老六,七個女兒裡的老五。也就是說,在我之前,媽媽已經生了四個女兒。照祖母的想法,我一落地,就該送人的。但是媽媽堅持所有孩子都要自己養,而且都要受教育,所以我很幸運地在溫馨的環境下長大。」 由於大姐是小學老師,小月美五歲就上學。一上學,便年年名列前茅。她說:「因為媽媽不識字,深感不便,所以希望每個女兒都唸書,以後可以做『拿皮包』的工作。」 她接著說:「我爸爸是苗栗泰安鄉警察局的分局長,無論在客家人或台灣人裡,職位都算高的。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地做事,這態度也影響著孩子。我們都規規矩矩,惟恐做錯事,會連累爸爸丟官。」 初中畢業,她同時考上新竹師範與苗栗高中。媽媽要她讀師範,以後當老師。她卻想讀大學,後來答應母親要學醫,才進苗栗高中就讀。然而後來卻因常陪母親上天主堂,與洋神父、洋修女接觸後,對西方事務很感好奇,於是在高三時,轉到文法組。大專聯招後,進了東吳大學政治系。 月美回憶說:「那年的一個颱風天,我家後院的香茅油工廠煙囪倒下,壓壞了我家的豬舍,賠了一些錢。我就拿著這筆錢到東吳註冊,以後全靠獎學金和姐姐們的幫忙,唸完大學。」 月美在政治系唸了一年,因為想當法官,隔年轉進法律系。東吳的法學課程相當紮實,學生要唸滿五年,才能畢業。月美在法律系表現相當出色,從而累積不少信心。 然而她大學畢業,報考司法官特考,卻名落孫山。她說:「我的總分其實超過錄取標準,但民事訴訟一科只拿六十九分。那科必須考七十分以上,才能及格。僅此一分之差,飲恨落榜。後來回想,如果我是活躍的國民黨員,也許有不同的結果。」 原來她在高三時,導師要她加入國民黨,她不願意卻不敢推託,勉強入了黨,等上了大學,卻藉故連續三次不去開會,從此不再接獲任何通知。在蔣家威權的時代,年輕人加入國民黨,顯然對前途有利。她的退黨是否關係司法官考試?無從得知,僅止臆測。 失望之餘,她回苗栗中學教書,並且在新竹耕莘神學院擔任研究助理。一年後,同時獲得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的東西文化獎學金與維吉尼亞大學法律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她選擇了後者,於一九六七年夏天,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飛到美國,踏上另一個人生旅途。 異國姻緣 維吉尼亞大學座落於傑佛遜總統的故鄉查拉特斯維爾﹝Charlottesville﹞鎮,離首都華府約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吳月美抵達風景優美的維大後,方知她是該校法律研究所的第一個外國女學生。 開學後不久,有兩個維大的台灣學生迎新,邀請她和其他新生一起到他們的住所聚餐。吃飯時,一位與他們同住的美國青年老往他們瞧。不久,他遞了一張紙條給月美,上面寫著「羅文」兩個字,說這是他的中文名字,兩個人於是聊了起來。 他告訴月美,他原先在維大唸太空工程,大三暑假,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中文,回來後,改唸亞洲研究。他的老師依他的姓Rowan,給他取了『羅文』的中文名字。」 「接著他問我父親做什麼?」月美說:「我據實回答後,他即談起蔣介石的政權。這時,那兩個台灣學生傳來一張紙條,寫道:『不要和老外談政治,他們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這便是我與羅文認識的經過。」 兩人逐漸有了交往,感情上升。隔年,羅文大學畢業,被徵召入伍,不久被派至越南打越戰。臨行前,他向月美求婚。月美相當遲疑,畢竟嫁給一個美國人,在保守的客家圈裡,並不多見。何況她原先的計劃是拿到碩士後,即回東吳教書。 然而兒女私情剪不斷,理還亂。一九六九年,月美獲得碩士學位,反倒留在華府南郊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鎮當研究助理。她希望藉此遠離父母和羅文,自己想個透徹。 這期間,她不斷經由通信,與父親討論異國婚姻的種種。羅文亦趁休假自越南到台灣,拜會吳家父母。終於在一九七○年,羅文退了役,兩人獲得雙方父母的祝福,締下了異國姻緣。 千里行腳 月美結婚前,收到羅文的姑媽送給她一項很別致的禮物,那就是送她到華府一所著名的語言學校,學習六個月的德語。 「羅文的姑媽嫁給一位德國的企業家,自己沒有孩子,視羅文為己出。」月美說:「羅文從九歲開始,便常在寒暑假到德國。所以我們結婚後,便一起到德國唸書。」 隨著這樣的機緣,這位客家阿妹婚後隨著夫婿,行腳天涯。一九七○年秋天,他們抵達德國紐倫堡﹝Nurenburg﹞。羅文在紐倫堡大學修習中國文學,月美旁聽一些法律課程,同時學習德語,也學做些德國菜。 一年後,羅文申請進芝加哥大學,攻讀亞洲文學博士。兩人回美國,在芝城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住了四年。這段期間,月美除了在芝大選課外,還在芝大的人文科學院擔任行政助理。 一九七五年,羅文修完博士課程,偕月美到日本學日語,兩人住在東京。在那裡,月美生下老大,取名和生。她在家照顧娃娃之餘,還學做日本的鐮倉雕與切畫。羅文在東京大學研習日文,並且在日本公司兼當工業翻譯,賺點外快。 那年暑假,月美帶著娃娃回美國探親,無意間獲得貴人指點,因而踏進法律之門。她說,有一天,她捧著一本《我的法庭生涯》,穿過華府法院前的公園。有人望她一眼,隨後追了上來,問她為什麼讀這本書?她說因為自己唸法律,喜歡讀法律方面的書。 簡單交談幾句後,那人問她在哪高就?月美答以人住東京,正在找事。那人隨即掏出一張紙,寫下東京一家律師樓的地址,要她到那裡試試看,隨後掉頭走了。 「我此後沒有再看過他。」月美笑著說:「但就像天神差來指點我似的,我按照他寫的地址去找,果然找到了八木與松田﹝Yagi & Mazada﹞律師事務所,面談之後,就被錄用了。」 這就是她獲得在日本的律師樓工作的經過。一九七七年,羅文又有驛動,這回他們到德國的杜塞道夫﹝Duesseldorf﹞。羅文進日立﹝Hitachi﹞株式會社服務,月美在家產下老二,取名德生。不久,她亦進另一家叫日商岩井﹝Nisho Iwaii﹞的日本商社服務。 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政府宣佈與中國建交,打開長期禁錮的鐵幕之門。一些西方企業欲到中國開發市場,其中瑞士鋁業公司中意羅文,聘他到中國開拓市場,但到北京之前,得先到瑞士受訓三個月。羅文對中國甚感好奇,乃欣然答應。 趁羅文到瑞士受訓,月美帶著兩個兒子回到台灣,與親人團聚。她並且在東吳大學兼一門課,一償多年想回母校教書的心願。 兩岸去來 在台灣期間,月美住在台北妹妹的家,將兩個兒子送到幼稚園學中文。不出兩個月,孩子竟能將「床前明月光」的唐詩朗朗上口,令月美聽了,十分欣喜,心想台灣現在的幼兒教育比從前的反共八股要活潑多了。 幾個月後,她帶兩個金髮的小男孩到北京,與羅文團聚。時為一九八○年春,中國的四人幫正在審判中,充滿了緊張的政治氣氛。一日,一家四口搭乘一部計程車,行經天安門廣場,只見到處高掛著毛澤東的巨幅照片。這時,一直凝望窗外的和生突然指著毛澤東的照片,大聲喊道:「爸爸,爸爸,那個肥肥胖胖的人是誰?」 「那是毛主席。」羅文壓低嗓門答。 「毛主席是誰?」孩子打破砂鍋問到底。 「就是毛澤東主席。」羅文答。 「喔!打倒毛澤東!打倒共產黨!」和生忽然揮著手臂握著拳大喊道。 羅文趕緊摀住孩子的嘴,月美心想:「我的天,誰說台灣已經不教反共八股了?瞧這孩子講得多順口。」 這時,兩個大人一抬頭,瞥見前頭計程車司機咧嘴而笑,方才鬆了一口氣。 住北京期間,月美在北京第二外國語言學院教英文,並且在科學研究所講解法律,孩子送到北京第一幼兒園上學。一九八○年夏天,月美經西方友人介紹,認識了拿教授休假年、正在北京進行多項商業談判的哈佛大學教授柯恩﹝Jerry Cohen﹞博士。她隨後成了柯恩博士在中國的助理,任職北京的庫德特﹝Coudert Brother﹞律師事務所,完成早期的中外合資經營法與稅法,並參與北京洲際大飯店及長城飯店的建築與經營協商,從而獲得許多寶貴的法律經驗。 當時是國、共不兩立的年代,兩岸對峙非常緊張。月美來回兩岸,行蹤自得十分低調。她說,全家第一次從北京回台灣,在機場等候行李時,一位警察即在身旁走來走去。聽得和生、德生兩兄弟正咭哩咕嚕地以北京話對講,冷不防,他拍了一下和生的肩膀,道:「嗨,小朋友。」 「幹啥,同志?」和生捲著舌頭答。 月美一驚,不敢回頭,後來還是羅文出面解了圍。待回到妹妹家,侄兒子秉良與和生同年,過去玩在一塊兒,這回見了表弟,即說:「和生,你的國語怎麼這麼奇怪,哪裡學的?」 「北京學的。秉良,我是北京第一幼兒園的小朋友。」和生操著北京腔答。 「北京?中國啊?」秉良大聲問。 「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生有問必答。 「啊!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秉良喊道。 「你別胡說,秉良,我們要統一台灣。」和生一板一眼地回答。 這段對白後來成了吳月美的招牌笑話。每回她說起這些童言,便引得哄堂大笑。這是惟有長期生活在國共對抗年代的人,才能體會的笑話。 一九八四年,計劃中的中國十項工業完全停頓,瑞士鋁業在中國的拓展未如理想,乃欲派羅文前往香港和新加坡拓展業務。但羅文決定帶全家回美國,這才結束四海漂泊的日子。 回憶這段歲月,月美說:「我把這些經歷視為人生的無價資產。因為它開闊我的視野與胸襟,對我日後的處世與承辦業務,有很大的幫助。」 律師生涯 回美國後,他們定居維吉尼亞。羅文自行開設國際貿易公司,月美繼續法律生涯。她說:「萬事起頭難。我雖有柯恩博士的推薦函,然欲進美國的律師樓工作,仍然相當困難。但我不氣餒,終於進了阿諾波特﹝Arnold Porter﹞律師事務所。這是一家很有名氣的人權律師樓,在麥考錫﹝McCathy﹞年代,曾為不少被誣為共產黨的人辯護。」 在阿諾波特律師樓,月美專門處理國際貿易和反傾銷的案件。兩年後,她換職到聯邦司法部刑事組,專門處理引渡案件。任職聯邦政府期間,她經手過名噪一時的江南案與馬可仕案的涉案人引渡,也學到不少出庭辯護的準備經驗,同時更下決心,要考美國的律師執照。因此她盡量在繁忙的工作與瑣碎的家務間,抽空準備考試。聰穎加上努力,她在一九八七年順利通過維吉尼亞州的律師特考,取得執業執照。然後,她進入費爾費克斯市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迎接更新的挑戰。 月美說:「維吉尼亞是一個很傳統的地方,律師這一行可說是白人和男士的天下。我是一個講英語帶外國腔的東方女性,如何贏取客戶信任、代表客戶出庭,如何在法官與陪審團面前陳述有力、幫客戶打贏官司,都是一連串的挑戰。」 「但我從不以語言困難或種族不同作為退縮的藉口。」她繼續說:「每次出庭前,我都極力充分準備。答辯時,盡量針對要點。許多年後,一位法官私下對我說,他第一次看到我出庭,都替我緊張,但同時心想:這位東方女律師敢出庭,一定對案子很有把握。」 「事實上,我自己在陳述或辯護時,都注意到法官和檢察官很用心聽我講話,因此更小心地把道理說清楚。結果我為客戶爭取了很多權益。這就是我將缺點化為優勢的作法。」 她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後,即自行開業。開業的最初十年,她志願當法院指派為窮人辯護的律師,一方面增加自己出庭的經驗,另方面也算服務社會。 她說:「美國境內非法移民很多,驅逐出境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從一次又一次的出庭中,累積了許多經驗與信心。」 如此一步一腳印,吳月美自力奮發,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律師。更難得的是,她還幫助丈夫進入司法界。 她解釋說:「全美國只有兩州准許由師徒制,報考律師考試,維吉尼亞州即為其中之一。所謂師徒制,就是具有大學學位、經律師工會審核通過的人,得以拜有執照的律師為師,依規定上課。每週上課二十小時,每學期上課兩個半月,一年上四個學期。每學期通過考試後,再繼續新的課程。如此經過三年﹝現在需要四年﹞,修完法學院必修課程後,就能報考律師資格考試。」 一九九二年,羅文結束貿易公司,正思考去向之際,月美勸他不妨研習法律。他答應了,此後即到月美的律師樓學習。兩人遂由夫妻變成師徒,依照州規上課。持續三年,羅文果真通過維州律師考試,亦成為一名執業律師。 不過上進心很強的羅文,有時仍不免以非科班出身為憾。因此他在二○○○年時,到德國柏林大學,修習法學課程。他後來獲得柏大法學碩士,並考過柏林律師執照,才回美國繼續執業。 因此目前在費爾費克斯市的一棟專業大樓裡,月美與羅文共同擁有一間律師樓。兩人結縭三十載,攜手行遍天涯。從前夫唱婦隨,爾後婦唱夫隨,也算一對在異中努力求同、共創未來的異國鴛鴦。 重續客家緣 月美婚後因為四海為家,甚少刻意尋找自己的客家根。一九九○年,她在華府地區安頓後,認識了擔任「華府客家同鄉會」會長的林正剛和林瑛惠夫婦。在他倆熱心招呼下,她加入客家會,從而認識劉永斌等多位客家鄉親。此後逢年過節,大家相聚,講客家話、談故鄉情,倍感親切。 八十年代,美國一些主要大城如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芝加哥、休士頓、達拉斯等地的客家會紛紛成立。華府客家會亦於一九八三年設立,歷經李彥輝、彭森明、丘應楠、呂堯基、彭賢森、蔡希科等會長,傳至林正剛,已是第七屆,其宗旨標榜聯繫鄉誼、宣揚客家文化、與不涉及政治。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客家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亦應關懷台灣的前途與民主。因此美東地區一些客家鄉親於一九八七年的七月四日,假在麻州大學舉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成立了「美東台灣客家同鄉會」。該會宗旨為支持台灣民主、關心客家福祉、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和諧、並增進全體台灣人的利益。 其時,大家推選賓州的陳秋鴻博士為創會會長。隔年,華府的劉永斌繼任第二任會長,與南加州的楊貴運教授共同聯合各地客家,在加州成立「全美台灣客家會」,公推楊貴運為創會會長。該會宗旨除涵蓋美東台灣客家會的宗旨外,更昭示要提高台灣之國際地位。 爾後,全美客家會與美東客家會合作,年年邀請台灣傑出的客籍人士如鍾肇政、林光華、李永熾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全美主要城市,為各地客家會帶來了高潮。 一九九二年,劉永斌繼郭成隆之後,接任第三任全美客家會會長;林正剛繼馮健宏、鍾應冬、葉吉福之後,擔任第六屆美東客家會會長。兩人同在華府,皆以吳月美這位優秀的客家阿妹為榮,因此每次舉辦活動,都邀請她到大會演講,成為月美接觸區域性與全美性客家會的開始。 月美從前在苗栗唸書,即經常在全校師生面前朗讀或演講。如今對客家鄉親講解法律常識,如同回到過去,神色自若,侃侃而談。她的專業形象與謙和態度,很快獲得客家鄉親的好感。 她除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外,還有一項講笑話的特長。她說,她在維大唸書時,指導教授送給她一本笑話集,她很喜歡,以後便開始學這種美式的幽默。後來當了律師,經常接觸人性的黑暗面,發覺講講笑話,實有助生活的調劑。 她的笑話使她成為一個在各種場合都受歡迎的人。許多時候,她上台幽默一下,大家都開懷大笑。因此參加了幾次客家會後,她在客家圈裡便累積一些知名度。 一九九五年,她首次擔任華府客家會會長,隔年蟬聯一任。然後在二○○四與二○○五年,她當選全美台灣客家會第九屆會長,成為第一位女性全美客家會會長。 認同新故鄉 目前,全美台灣客家會一共有十七個分會。吳月美說,客家族群儘管人數不很多,政治意見卻很分歧,有些偏藍,有些挺綠;有的參加台灣同鄉會,有的參加台灣同鄉聯誼會;此外,南部客家與北部客家也有意識型態的差別。 在藍綠糾葛下,會長如何處理敏感的政治事情?月美說:「我盡量以公平、公開的方式,推動總會業務。如果會員間有意見衝突,則以總會的宗旨與章程為依歸,以多數決為原則。」 她舉例說:「譬如二○○五年三月,全美台灣客家會加入其他台灣人社團,向國際發聲,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的不合理。因為我們總會的宗旨即表明維護台灣權益,提高台灣國際地位;而且本會在第七任會長張祿生教授任內,已正式加入『世界台灣人大會』,所以與其他社團聯合舉辦活動,合情合理。我認為凡事盡量朝法、理、情三方面著想,就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紛擾。」 當會長期間,吳月美盡量常與各分會聯繫,使總會成分會與台灣間的橋樑。她並且提供法律服務,為客家會申請免稅社團資格,籌建客家會基金。至於二○○五年的懇親大會,原先預定在華府舉行,後來為慶祝巴西客家活動中心落成,移師聖保羅,與南美鄉親合辦「全美洲客家懇親會」。 她說:「在巴西同鄉的精心安排下,這次的懇親大會辦得非常成功。全球各地前往與會的鄉親達近千人,美國去了一百六十名,行政院客委會主委羅文嘉也帶了一百餘人從台灣來,與我們一起開會。大家的士氣,都很高昂。」 在這次懇親大會裡,大家對客家的延續,亦有熱烈的討論。吳月美說,與會鄉親咸認為客委會成立四年來,確實認真推廣客家語文,爭取客家權益,對提昇客家地位,產生正面的影響。 她接著表示,客家受到重視,建立信心後,族群隱形化的危機自然會消除。她個人甚難理解隱形客家人的心理,但主張現代客家應該「認同新故鄉,創造新客家」。 她說,認同新故鄉其實與認同自己的客家血源沒有衝突。客家人散居全球,無論在台灣、美國、巴西或其他各地,都應認同居住地為自己的家鄉,關心當地,奉獻社會,才會獲得別人的注意與重視。 她又說:「在這方面,美國的猶太人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他們一方面積極參與美國社會,另方面不忘猶太的根源,結果整個族群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客家與猶太人相比,實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尤其在奉獻社會公益方面,更需作更大的努力。」 創造新客家 至於如何創造新客家?吳月美說:「就是保留好的客家傳統,去除不合時宜的習俗,注入建設性的精神,成為一個現代的客家人。譬如,客家人勤勞節儉、認真負責的習慣,就值得保留。客家人談婚嫁,男方要給女方家長一筆錢,造成許多困擾,這種習俗最好不要再沿用。除了發展自我,客家人也當幫助別人,對社會有貢獻,才會是個受人尊重的新客家。」 長期身為法律人,吳月美講話脈絡清楚。她說,其實自己並沒什麼大哲理,只是小時受父母的教導與兄姐的影響,覺得為人處世當認真誠懇。以後遊走各地,每到一處,總盡量學習,並積極與當地社會接觸。如遇困難,不放棄;受到挫折,也勉勵自己莫喪志。人生的路,就這麼一步一步走出來。 她接著說:「我因為對自己有信心,對事情持正面的看法,所以一些無謂的事就不那麼困擾我。譬如,我小時候常聽大人講,福佬人瞧不起客家人,可是我到台北,接觸福佬人後,覺得福佬人並沒有對我不好。」 「又如我在維吉尼亞當律師,在同行裡算是異數。但因為我經常代表客戶出庭,大家習以為常,自然尊重我的存在。再如我不懂河洛話,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一樣安然自如。去年,我參加美東夏令會舉辦的第一屆講笑話大賽,在滿堂講河洛話的人當中,仍被評為第一。當然這只是好玩,但相信只要認同台灣,福、客家本是一家,語言不是障礙。」 「人與人相處,本就是一門學問。」月美又說:「我們當律師的人,經常看到強者凌駕弱者的情況,也盡量為弱勢爭權益。但在集權或威權的地方,人權不受保障,律師也無用武之地。惟有在民主的體系下,少數族群才比較受到重視。台灣現在已開始注重族群和諧,重視少數權益,就是進步的現象。我們生活在民主體系下的客家,應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並且宣揚客家文化,延續客家精神,便是創造新客家的涵義。」 在吳月美律師事務所裡,喝著一杯又一杯她親泡的茶,聽著現代客家女性暢談法律、客家與人生,再想起客家山歌「食茶」唱的:「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妹情」,不禁感到時代縱有改變,客家阿妹純情如昔,「煞猛拼」的精神依舊,堅韌的客家族群綿延不絕。

王敏昌

在歐美國家,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常見癌症,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都要拜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檢驗篩選法的出現,PSA也是目前最常見篩選前列腺病的診斷指標,已拯救無數男性。說起PSA的問世,其實是由台美人王敏昌博士研發,歷經十年有成,方能濟人救世。 王敏昌博士與夫人葉秀卿,至1995年退休後,就活躍於南加台美社團,演講、座談會、台灣選舉活動等地,常可看到他們賢伉儷熱情參與的身影。 王敏昌自今年4月,因在膽管發現癌細胞,由於位置不佳,醫生無法開刀割除,建議只能化療,研究癌症多年,他深知面臨生死關卡,PSA的貢獻,居功厥偉是其一生最大榮耀,家慈子孝,幸福圓滿; 但對母國台灣局勢憂心忡忡,「失望、不甘心啊… 」頻頻搖頭,難掩心中不捨。「但願有生之年看到台灣成為正常化的國家… 」從父親直到王敏昌本人的宿願,哎..怎麼如此艱難? 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PSA研發─男人前列腺救星 「名聲,只是『自我陶醉』。雖然有人侵佔我的研究成果,享受無上榮耀,實在不公平,但同僚都知道那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結晶,過了25年,仍沒被淘汰,反而越來越多人在用,我很光榮;至於名利富貴,過眼雲煙,唉..早已不在乎… 」王敏昌娓娓道出,多年不為人知的委屈。 王敏昌在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留學5年半,完成生化碩士及博士學位後,被許多實驗室高薪挖角,他決定前往最頂尖盛名,位於紐約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實驗室」(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工作,專研抗癌葯物;1975年,受邀轉至研究前列腺癌診斷,直至1984年研發成功,後來申請專利,至今成為普世最熱門之一的病症檢驗法。 說起1975年起,他一手促成PSA檢驗法的研究重大突破,10年煎熬時光,PSA(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早已成為發現男人前列腺病症的救星。 但王敏昌並未被公平對待,起源是當初X博士因為研究三年一無所成,因此邀請王,王敏昌重寫計劃書、研究方向、申請補助金、帶研究生進行實驗,一週七天,10年從頭忙到尾,但最後研究成果,掛名竟然是兩位作很少事的X博士及「長官」在前,自己排名被擠在他們之後。 PSA在發表成果後,聲名大噪、得到許多醫學獎項,但X博士獨享榮耀,並故意漠視真正的幕後英雄王敏昌。有時論文發表,王一看,差點昏倒,因為列入一堆不相關「長官」之名,而王的名字早被「稀釋」在10多位「研究者名單」之中。 面對吃相難看的「學術陷阱」,耿直地王敏昌無可奈何,決定離開學術生涯轉往工業界作事。索幸,申請專利權及專利金時,他的名字是無法被一筆帶過。 想到10年人生最黃金時期,日以繼夜地忙翻了,兒子與女兒成長期,無法正常陪伴,「女兒有一天要我陪她打羽毛球,竟然要求在車庫前打,為什麼? 因為她想讓鄰居知道,爸爸也有陪她一起玩… .兒子與女兒,坐車時常要我在巷口多轉幾圈,他們故意打開窗戶招手,只想讓鄰居知道爸爸有關心他們… 」王敏昌說道此,眼中飽含淚水,心疼啊! 日式家教─以父為榜樣 與王聊天,他最常談起的是父親王超英,因為其父東京工業大學畢業,返台受聘在台北工業學校(現今台北科技大學)教書,深受日本人及台灣子弟愛戴;同時父親也應是台灣早期第一位機械工程師,不論是高雄陳家經營的日本糖廠、木材廠、或是唐榮鐵工廠(前身)等工廠,都在其父掌舵下,轉虧為盈、大興利市。 1983年,王敏昌生於高雄鳳山,父王超英喜迎長子,當時也是家道頂峰,他回憶講道:「日據時代,全鳳山只有我們一家擁有地中海式洋房,與姐、妹和弟過得很愉快。但自從戰後,中國國民黨強佔台灣統治後,正是我們噩運開始。台灣頓時從現代化社會倒退嚕,墜入黑暗深淵。」 228事變、白色恐佈,王的父執輩的夢靨接踵而至;由於國民黨接收日本產業,官員素質低落,糖貿易是當年台灣的閃閃金磚,國民黨官員連煉個糖漿都沒法作成結晶,怎麼會懂什麼叫「工業鏈」? 日殖民時代,早能把甘蔗提煉成糖,直接送至港口一貫作業,這對國民黨是「天方夜譚」,最後只好請出王父出馬。 不諳中國官場作風,王父律己甚嚴的「日式教育」,講究清廉,公私分明,卻犯了國民黨高官「擋人財路」的官場大忌,1947年228爆發,王父首當其衝,官僚誣告被捕威脅。 王母散盡家財營救,不幸中的大幸是,王母營救有方,想盡辦法將其移送至法院審訊,而非憲警大隊,經半年關押後,終被判無罪釋放。聽說,當年很多家庭籌錢到欠債累累,仍救不回人,有的無力者,則只能眼睜睜看親人枉死。 王父半年出來後,已是人事全非,「當年,我父親與杜聰明博士組成『台灣理工學會』,當時留日人才超過2000多個會員參加,但228之後,私下查訪,只剩下100多人,全部失踪,台灣菁英都被殺害了;家父幸運的活下來,但友人們冤死喪命,他一直很心痛。」 留學─呼吸自由空氣 王敏昌身為長子,在父親嚴厲家教下,六年高雄中學後,順利考上台大化學系,於1961年畢業,服役後,1963年就考過托福申請加拿大艾伯特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讀,拿到博士學位。在加拿大求學,對王沖擊很大,受益匪淺;他舉例說明,向圖書館借書,不需身份証,超日週市不營業,大門敞開,顧客自由出入買貨,自動放錢;最令人溫心的是,嚴冬戶外零下20多度,寒冷難耐時,大可隨便敲人家的門,請求入屋取暖,主人有時還會奉上一杯咖啡,那種人情味,猶如「人間天堂」;與在台灣生活,由國民黨鐵腕統治高壓氣氛差太多了。 執子之手─牽手走天涯 1994年,王家搬來南加,有鑑於生化科技前途似錦,原本想回到老本行創業繼續研發;值盛年56歲時,因長期積勞成疾,導致心律不整,一個月3次跑急救室。夫人葉秀卿再也忍不住,放棄全新實驗室器材,逼老公保命退休,轉而把重心致力於台美人公益事務。 王敏昌非常感激多年來,夫人的無私付出,讓他無後顧之憂。當年在台大與小三年的學妹似曾相識,王當兵後,經長輩作媒,因為「門當戶對」、學識匹配,男才女貌,與隔條街鄰居台大外文系畢業的葉秀卿約會,看了第一部電影「真善美」,愛苗深重。半年內訂下終身之盟,於1966年碩士畢業馬上結婚,1967年,生了長子,後直到美國就業時又生下長女。 直至退休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陪伴兒女,享受天倫之樂;最關心的是台灣事務,夫婦倆積極參與FAPA、NATPA(台灣人教授協會)等組織,加強台美人公共事務交流;至於,台灣選舉自1996年每仗必役,回台助選兼投票,堅決保護台灣主權,也認識許多好友。 除了台美事務,王敏昌帶著牽手走天涯,「他帶我遊遍全世界,去年野火燒到我家後門,我們正在埃及玩,左鄰右舍都受波及燒毀,我家只燒掉一角落… ..」葉秀卿手足舞蹈地指著廚房牆角、並分享到世界遊歷的留影,夫婿整理的井井有條。 面對病魔,他背出聖經詩篇第23篇一段經典名句:「我雖然行過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靈魂、祢的杖,都會安慰引領我… 」安慰關心的親友。 文/記者林蓮華

施興國 與台加文化中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婚後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們本著溫和敦厚的心,長期奉獻社區,後來更與熱心鄉親共創台加文化協會﹝TCCS,簡稱「台加」註一﹞,服務九十年代小留學生風潮盛行時,大批移居溫哥華的台灣新移民。 「台加」在眾人的努力下,如今會員多達三千戶,而且擁有自資興建的「台灣文化中心」,每年舉辦逾五百場的活動,堪稱海外最蓬勃的一個台僑中心。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節目長達兩夜三天,更是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台加』的成功,是許多力量的結合。」施興國說:「好比建築聖殿,需要許多石頭奠基一樣,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塊罷了。」 「建築聖殿的石頭是活的。」廖純如說:「我因為長期投入『台加』,不斷成長,生命亦因此而豐富。」 八角亭的孩子 施興國生長在崙背鄉與二崙鄉交界的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村民都務農。 他笑著說:「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校開學或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過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就一起結伴走路上學。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經在上課。我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了大半天,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他繼續說:「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掝著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到我家前,必須經過一條大水溝,鬧過鬼。冬天天黑得早,又沒路燈,兩旁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我每次走到那裡,就心裡發毛,嚇得一路跑回家。」 施興國是九個孩子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及打零工維生。他說:「父母都很忙,沒有時間管我們,上不上學都無所謂。有時老師看不到整村的孩子,會到村裡找學生。」 這樣的環境,居然也出了個留美博士,有些難以相信。「不是一個,是兩個。」興國說:「我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大恩人。我唸小學四年級時,導師劉志芳作家庭訪問,看到我家的情形,就對我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我和弟弟住到他家,他願照顧我們。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我和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與弟弟一直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他在老師教導下,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然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大學唸成大化學系,一路平順地走出來。他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兩年,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獎學金,於一九六八年秋天赴美留學。 許多年後,他緬懷地說:「劉老師是一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為人很熱誠。當年弟弟年紀小,老師還收他當養子。劉老師在台灣生活三、四十年,始終沒有成家,一直到兩岸開通後,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世間就有這樣好的人,而我和弟弟竟得到這麼好的人的照顧,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是二崙鄉一個醫生的女兒,原本有著快樂的童年,不幸在她五歲時,父親突然以匪諜罪名被捕,從此一家生活在憂慮與被歧視的陰影中。 她說,她的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二崙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的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且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父親很有愛心。」她繼續說:「他眼見當時農村的相當貧困,許多鄉下人生了病,不敢看醫生,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共同成立健保組織。每家一年繳費二十元,可全年看病免費,並自農會領取藥物,可說是現在的醫療健保。沒想到因此引起政府的疑忌,所有相關人員皆被冠以匪諜的罪名,集體被捕。」 時為一九五一年,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純如說:「初審結果,父親被判七年。鄉人非常憤慨,集體陳情。二審判決,刑期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十五年。這對受難者及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純如在成長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她回憶說:「我唸小學時,爸爸在景美的古坑監獄服刑。從二崙到古坑,是段迢遠勞頓的路途。媽媽每次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去探監,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大家一早起來,自二崙搭乘客運到西螺,再轉車到斗南,然後搭火車到台北,再坐三輪車到親戚家。借宿一夜後,一行人清晨搭著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經過重重關卡,媽媽不斷分送東西給警衛和獄卒。等見到爸爸時,帶去的東西已經剩下無幾。至今,我每想起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食物的情景,還忍不住會掉眼淚。」 「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日,我們再去探監,發現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純如唸小學時,還是個孩子,相當活潑,功課很好。只是當同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時,就傷心得一路哭回家。她的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因此盡量送他們到外地唸書。 後來,純如轉學到彰化民生國小,初中考上彰化女中,高中就讀台北第二女中。她說:「我唸彰女時,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是誰,感覺很輕鬆,表現也很出色,初中三年都當班長。但唸高中時,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敏感?向起來。」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廖萬督醫師在古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移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一九六四年,在整整服滿十二年刑後,廖醫師終於獲准出獄。 純如說:「父親在獄中研究針灸,很有心得。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父親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特別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他一向體貼貧窮的人,常說『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我當時不太明白這道理,等後來經歷較多的人生後,才深深體會到其中的意義。」 一九七○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兩個月後,純如告別她當時不甚眷戀的故鄉,飛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 施興國個性隨和,自一九六八年抵達林肯﹝Lincoln﹞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後,即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及陳炳杞教授家作客。後來,一夥人一起組內布拉斯加台灣同鄉會。 「出外靠朋友。」施興國說:「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留學,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每年感恩節,隔州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會都會邀請鄰近幾州的鄉親一起聚餐。我們每次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因為那種同鄉見面的喜悅,很令人回味。」 純如初抵美國時,不太習慣留學生的刻苦生活,但不久便感染到大夥兒相聚的快樂,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她說:「有一次,我們在堪薩斯的感恩節大聚餐裡,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家父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景仰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不久,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卻發現自己懷了孕,兩人憂喜交加。純如說:「「當時其實憂慮勝於喜悅。因為我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我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怎麼辦?」 後來,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飛到德國。結果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到處旅遊,真是喜出望外。 「我當時猛然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確實天無絕人之路。」純如說:「此後,我遇到事情,就不那麼患得患失了。」 天涯為客 他們在德國,亦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從而認識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陳錦芳等一些留歐學生,大家互相照應,不覺寂寞。當時,留歐學生正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時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熱心的人便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來。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通霄話台灣,充滿了年輕的熱情與興奮。 施興國在德國作了三個月研究後,即回內布拉斯加大學。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物理化學博士,隨後帶著妻女到加拿大東岸,在渥太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早春的渥太華風景非常美麗,但見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景致如畫,我們安頓之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就決定在加拿大定居。」純如說。 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期間,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他們在波昂時,添了一名小壯丁,也熱心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其時常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話題總離不開台灣。 一九七七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正當夫妻倆熱心服務留德同鄉之際,突然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因此全家匆忙返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換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困境。身為莘莘學子,他希望在大學裡教書,但那時他所專攻的物理化學相當冷門,教授出缺的機會微乎其微;回台灣或許是一條出路,無奈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 輾轉思慮的結果,他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學術界,離開渥太華,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開著一部老爺車,載著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即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真是視野茫茫,前途茫茫。他小心翼翼地握著駕駛盤,在冰天雪地中徐徐前進。如此走走停停,足足跋涉一個月,方才安抵溫哥華。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然而旖旎的風光填不飽一家大小的肚子。施興國到處找事。其時電腦方興,需才孔急,他在溫哥華西南的維多利亞﹝Victoria﹞島覓得一份電腦程式設計的工作。此後一年多,週日住在島上,週末才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純如提起初到溫哥華的日子,說:「我們到溫哥華沒幾天,行李都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讓人聞之泣血。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示威,含淚的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的繼續熱心服務同鄉。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兩年擔任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他說:「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我擔任同鄉會長時,有一次,剛辦完四天三夜的露營後,便匆匆趕到加拿大最大的德拉斯﹝Telus﹞電信公司應徵工作。面試時,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告訴他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接著和我談起一些社團服務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錄用我,並且讓我擔任主管的職位,真是天公疼憨人。」 搬到溫哥華後,由於兩個孩子已上小學,純如希望自己亦能擁有一片天。一九八三年,可愛的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取得凱蒂貓禮品的專賣與批發權。回溫哥華後,她即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同時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作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無到有,全都自己摸索。」純如說:「經營期間,無論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都自己一手包辦。結果從處理各種事務中,我得到經驗與信心。」 然而即使工作再忙碌,純如依舊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也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由於她的一對子女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異,又乖巧有禮,因此許多新移民都紛紛向她請教有關子女教育的各種問題。純如一再不厭其煩地回答之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進大學。其所開的課程包括複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申請美國大學必考的SAT測驗,並提供所有申請大學的資訊等等。她的子女都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成了最好的招牌。至於施興國博士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為人謙和又有耐心,因此雖然補習班不曾登過廣告,登門求教的人還是很多。 純如笑著說:「十餘年來,我們至少幫助了兩、三百名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和家長們都很高興。每年春天,我們還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各大學,每次參加的人都很多。」 成立「台加文化協會」 九十年代的台灣乘著電子電腦新興科技的風潮,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一時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在經濟空前繁榮下,島內亦颳起了「小留學生」風潮。不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都紛紛把孩子往國外送,頓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可見新興台僑的蹤跡,聲稱為子女的教育而移民。其中,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往返台灣方便,成了「教育移民」的最愛。一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帶著青少年的台灣家庭便一波波地湧向溫哥華。 眼見新移民快速地增加,原本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一九九○年,林宗義教授出面,邀請張邦良、施興國、楊正昭、蔣敏一等八戶熱心同鄉,在家聚會。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他們決定分頭招募會員,每戶招募五戶,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的協會。。 果然數個月後的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戶台僑家庭共同在溫哥華的東寧書院創立「台加文化協會」。會中,大家推選德高望重的林宗義教授為創會理事長,隨後由賴佑哲秘書長起草章程,並向加拿大政府註冊登記。 「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廖純如見補習班的對面有一間辦公室空出,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自己隨時當義工。與此同時,理事長林宗義向日本的熱心企業家郭榮桔先生募到一萬美金的種子基金,溫哥華的兩位同鄉陳大川與蔣敏一各捐兩萬加幣,其他十多位創始人各捐一千加幣,成為初步經營,「台加」的基本經費。「台加」遂聘請蔡澄洲為總幹事,正式營運。那年年底,「台加」獲得聯邦政府的免稅資格,相當有助日後的募款。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帶著孩子前來唸書的家長們閒居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服務新移民。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帶領大家賞玩溫哥華的好山好水。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生意興隆。 施興國笑著說:「尤其每年十月,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真是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夠維持「台加」的基本開銷。「台加」的辦公室亦已由原先小小的五百平方呎搬到柔以斯站﹝Joyce Station﹞的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地方。理事們進一步思考舉辦其他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與。 廖純如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經常舉辦有關如何申請大學和美、加教育制度的講座。「結果每一場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純如笑著說。 然而不少「教育移民」因為對子女高度期待,加上東西文化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為此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亦深受歡迎。 此外,為服務陪孩子唸書的媽媽們,「台加」陸續開辦英語、電腦、插花、陶藝、太極、韻律、瑜珈,甚至投資、報稅等各式各樣的班,可說人氣興旺。,「台加」的會員亦從一九九○年的四十戶,增加至一九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二戶,再增加至一九九三年的五百八十戶,一九九四年的八百七十五戶,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四年,施興國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後,即深感原先的場地不敷使用,而且他一上任,即接到租金即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於是另覓新址。他們最後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大了兩倍,於是歡喜搬新家。 籌建「台灣文化中心」 「台加」喬遷之日,喜氣洋洋。理事長施興國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們參加。當日,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辛普森議員﹝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當眾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此語既出,令大家面面相觀,驚喜又錯愕。不久,建築師林正輝的父親林昭仁老先生公開表示,他願意捐出一畝農地,作為建館用地。這項允諾無異是一注強心劑,大家立刻興致勃勃地築起建厝夢。 建築師林正輝首先繪出一份夢想的藍圖,「台加」將之印成精美的小冊子,四處分送。接著,四十多位熱心的鄉親共同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他們計劃在兩年內,籌措兩百萬加幣,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作為加拿大西岸的台僑公厝。 「此後兩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進行。」籌委會共同主任委員之一的施興國博士說:「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熾熱的氣氛,非常令人感動。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當時的情況確是積少成多,集掖成裘。」 「有了錢,我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他接著說:「這才發現林老先生要捐的農地,無法變更成建地,我們只好另外覓地。等開始看地,才知道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一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錢是否被籌委會的人污掉了,否則怎會毫無動靜?這種黑鍋我們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他繼續說:「最後總算經由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l Anderson﹞的幫忙,我們在二○○○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使用空間約四千五百平方呎,裡面有活動大廳、餐廳、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等等。完工時的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則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施興國欣慰地說。 推廣「台灣文化節」 隨著「台加」的成長,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亦愈來愈具規模。一九九○年,東寧書院的陳慧中邀請作曲家蕭泰然到溫哥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台灣作曲家之夜」,首開介紹台灣音樂給加拿大主流社會之先河。隔年,陳慧中在溫哥華劇院﹝Play House﹞舉辦「台灣作曲家鋼琴樂展」,再度引起矚目。 此後連續三年,「台加」皆與東寧書院合辦「台灣作曲家樂展」,規模逐漸擴大。一九九四年,他們除了舉辦三場音樂會外,並增加文化講座,將音樂展擴展為藝術文化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台加」便獨力承辦這項藝文活動,正式定名為「台灣文化節」,並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週末舉行。首屆的台灣文化節由許建立擔任總策劃,節目除介紹呂泉生的音樂外,還推出原住民歌舞、影片欣賞與文化講座等,吸引了約五千名的觀眾。 一九九六年,「台加」邀請小提琴家林昭亮與梆笛家陳中申在音樂會中演奏,再度掀起高潮。此外,他們並在溫哥華市中心的羅伯森﹝Robson﹞廣場舉辦台灣美食與歌謠大賽,造成盛況。 一九九七年,「台加」推出金希文的音樂作品,並在戶外廣場表演歌仔戲,吸引了壯觀的人潮。一九九八年,「台加」以客家文化為主軸,推出台灣文化節。一九九九年,他們復以茶藝、茶道、音樂、攝影與美食等,呈現多元的台灣文化;二○○○年,更以「蝴蝶的故鄉」,詮釋台灣的蛻變。 如此自一九九八年以後,台灣文化節年年都被遴選為加拿大傑出文化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上萬的人潮,展出的期間長達三天兩夜,成為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至於台灣文化中心自開幕以來,亦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當今的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曾蒞臨參觀。此外,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而且文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變得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乃主動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真是天佑『台加』!」廖純如高興地說。 蛻變的蝴蝶 純如本身對「蝴蝶的蛻變」這項主題尤有深刻的感受。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她,曾像一隻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婚後,她在興國的引導下,逐漸接觸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天性。往後,她經由不斷地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尤其長期投入「台加」,更讓她挖掘自己前所未知的才能。 「台加」成立後,她每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用心整理帳目。「台加」成立後的最初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純如娟秀工整的筆跡記錄;每一筆項目的進出,都有明確的交待。她的真誠、和善與不計較,使她成為一個很好的義工。隨著「台加」的成長,她負責的事越來越多,尤其在輔導青少年與策劃婦女節目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純如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還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因而產生不少親子衝突,結果造成有些孩子常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造成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台加』因此舉辦許多有益青少年身心的活動,也開辦電腦、英語、作文等課業班,盡量引導成長中的孩子往正常的方向發展。此外,我們也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她的關懷與親切贏得許多孩子與家長的信任,「施媽媽」之名不逕而傳。在開導苦悶的青少年過程中,她亦發現一個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因此她亦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等,獲得許多婦女的支持。 「因為經常到處演講、諮商、策劃與協調,我本身也在不斷成長中。」純如說:「我從一個害羞內向的人,變成一個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因而深深感到建築聖殿,固然需要石頭奠基,拙樸的石頭也因為不斷地琢磨,而發亮起來。」 賞鳥外交 天公疼憨人,二○○三年二月,在熱鬧滾滾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年會摸彩中,廖純如高中頭獎,得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這張機票使她能夠隨著興國,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向在社區忙個不停的施興國夫婦,如今成了消遙的觀鳥人?「其實,就是想為台灣做點國民外交。」施興國微笑答道。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的那些年,為了啟發同胞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生態知性之旅,吸引了眾多同鄉的興趣。其中有一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豐富的鳥類知識。我們因此請他擔任『台加』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我也從這些賞鳥活動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觀鳥常識。」 興國繼續說:「廖世卿老師在一九九四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等他在二○○二年重返溫哥華時,我正好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便開始籌劃一個『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他繼續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甚表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也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聆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座談的成功,他們再接再厲舉辦「台灣賞鳥行」。二○○三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由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及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這真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方才知道原來台灣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在台期間,他們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因此二○○三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聯合在溫哥華主辦第二屆「台加鳥展」時,特別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鳥展之後,戴副主委並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 二○○四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不久,世界鳥盟在網站鼓勵鳥友前往台灣賞鳥,並決定於二○○五年在台灣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半路出家的觀鳥人施興國等雀躍不已。 小屋的春天 微寒的四月天,綿綿春雨後,櫻樹尚吐豔,落紅已滿地。溫哥華尋常陌巷裡,施家樸實的小屋中,圍著一張方桌,砌一壺熱茶,施興國與廖純如愉悅地暢談往事,也輪流傾吐感觸。 純如說:「我們的屋子雖小,卻很溫暖。結婚這麼多年,我們沒有發過財,也沒好好想過要發財。但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就有春天。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滿足簡單的生活,各自追求自己理想。華維﹝Margaret﹞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博士,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授。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任職於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CBC﹞。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與快樂。」 興國說:「我有時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寒如小草,幸虧得到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我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如鄉人期待那樣,當高官或賺大錢,但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身的經歷、滿筐的情誼與許多人的尊重,就是最大的財富。」 純如說:「我當年在台灣,時常感到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非常不公平,因而內心抑鬱,一旦出了國,便不想再回去。幸好興國引導我走出陰霾,讓我從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中,見到陽光。當我走過那暗長的甬道,對世俗的名利與金錢,就不那麼在意了。」 她接著說:「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也得到一點金錢賠償。我將之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委託『台加』和『慈林基金會』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希望藉此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也勉勵大家能化哀怨為包容,化苦難為愛心,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興國說:「我現在所擁有的,都超過從前的想像。如今我與純如回台灣,看到老家改建成樓房,哥哥們住的房子比我的大,開的車子比我的新,就覺得很高興。從前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如今不但可以自由往返故鄉,並且能夠投票選總統,甚至看到人民用選票結束外來的威權統治,真覺無比興奮。我們在海外為母國打拼,看到台灣日有進步,就覺得很安慰。」 走出小屋,春猶料峭,我不禁思索著「一枝草一點露」的含意。一枝寒微的草,靠著一點露的滋潤,就能生存。這大地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過多少卑微困苦的人。其中有的成長茁壯後,竟成為營建社區的奠基石,多麼地耐人尋味! 註一:「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

追憶鄭寶鼎博士(王漢平)

幾天前收到台美史料中心的電郵,稱鄭寶鼎博士於9/20/2020 11:50 病逝,當時我和太太兩人都不敢相信,雖然有兩三年沒有和他連絡,一向身體不錯的他,怎會一下子往生?在當前惡作劇,假消息猖獗之際,我並不太把它當真,也不願意相信它是真的,直到隔天和一兩位好友溝通後才知道鄭寶鼎博士 Bob 確實離開我們了,實在令人不捨。 十幾年前在柑縣台灣同鄉會的一個活動裡認識了 Bob,當時他從紐澤西搬來加州不久,當天沒和他做太多的交談,只記得他彬彬有禮,對我笑笑的說,將來有很多事情需要請你和鄉親們幫忙,希望能安排個時間和鄉親們坐下來談談。 之後在一次聚會裡,了解他有個基金會,已在全美數大城市設有台美社區獎學金,一年一度在各城市頒獎鼓勵高中應屆畢業生,每年有10位得獎者,一個學校只限一個名額,由於得獎學生不限於台美人,這也是此台美社區獎學金對主流社會的貢獻,當然Bob 也因此積極的在我們柑縣創立了社區獎學金,自2004年開始, 每年都在六月舉行頒獎典禮,連續辦了十一年,得獎的學生已有超過百位以上,繼柑縣之後,Bob 在洛杉磯也設立了同性質的台美人社區講學金。 其實Bob對台美人的熱心及奉獻不止於獎學金,他有一個更偉大的構想,原來他們搬到加州之前就開始收集台美人資料,以追朔台美人的足跡的計劃,成為台美人族群歷史的一部份。他在紐澤西州時就已默默的收集了很多與台美人有關的寶藏,包括書籍、報章雜誌、圖畫,各地同鄉會的活動記錄、動物標本、古董等等,真是包羅萬象,後來我也把我的私存咱柑縣台灣同鄉會自1987年成立一直到2017每年的年刊拜託Bob替我收存在他的圖書室。 Bob 在電子業界做得很成功,搬到加州後不久即退休,把事業交給他的公子經營,其實他退休的另一個目的(或許是主要原因)是要專心於台美人資料的收集,難怪他每天都得打很多電話到處溝通,尋找資料,資料也就越積越多。Bob 因此萌生念頭要買個足夠他用的辦公大樓,然而,當時柑縣的房地產沒有很多選擇,經過一段時間後,2014年初,Bob決定在爾灣Von Karman Ave. 及McGaw Ave. 附近暫時租了一大約5000平方英尺的辦公室,正式取名台美史料中心 (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記得Bob在開幕式時詳細介紹該中心成立的過程,目的及未來的展望,也表示希望將來該中心能演變成為一個台美人史料博物館,所有資金都由他自己負擔,由此可見Bob的理想,抱負及對台美人公益的熱心。當天有近百人來參與,也有許多有興趣的鄉親後來都變成義工。 如眾所知,Bob是位很低調的人,然而他也有積極的一面,他不放過記錄每一位台美人踪跡機會,他辦公室準備了很多填寫資料的表格,每位鄉親訪客,一進辦公室,只要Bob看到,就會被他拉去填寫,每次他看到我,也都問我有沒有拿到新資料,這麼積聚下來,到目前已有近3000 台美人在台美史料中心“登記有案”。 史料中心成立後第一件事就是整理 Bob幾年來收集的資料,從報章雜誌開始,每天總有三至四位鄉親好幾個小時的在Bob的指導下照時間整理、分類,然後是各類各樣的書籍,有的資料確實非常古老了,甚至有霉味,像我這種有過敏問題的人真還不能支持太久呢。 Bob租的地方不算小,在他辦公室的後面有個很寬敞的倉庫間,除了書報、雜誌、刊物等儲存在圖書室以外,他把倉庫的一部份他用來展示他的其他收藏品,包括各地同鄉會的T-恤、帽子、各種活動用的旗子等等,剩下的空間,他也不會忘記台美人鄉親們的需要,就很慷慨的借給鄉親們做活動,不但不收費,還投資了不少機器設備,由我替他組裝了一套相當完整的音響及視聽系統,鄉親們曾利用此機會在這裡組起很多活動, 如座談會、讀書會、專題演講、合唱團、金桔會、排舞俱樂部、卡拉OK愛頌俱樂部等等,尤其排舞俱樂部及愛頌俱樂部,每個禮拜一次的聚會從沒間斷,很感激的是當時鄭太太總是在百忙之中來參加排舞同樂,也參加過愛頌唱歌,Bob就是比較低調,較少參加這種活動,但他還特意請人替我們做了個舞台,真是由衷感激不盡。 除了他自己陳設些收藏品以外,Bob真正有用到這個多用途禮堂就是2014年的台美人社區獎學金的頒獎典禮,當時來參加的得獎學生及家長外,還有許多朋友及柑縣政要人士也來觀禮,全部來賓也有近百人參與。 由於Bob的計劃進行得很快,於2016春夏天間,為了台美史料中心的需要,他在爾灣Jamboree & Alton Blvd 附近買了一更大面積的大樓,繼續追求他為台美人族群收集歷史踪跡的願望,然而大概因為辦公室空間建構的不同,鄉親的活動也沒有辦法繼續在Bob 的大樓裡舉辦,因此,我們和 Bob見面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少,雖然有些鄉親偶然還是會去拜訪 Bob,大部份的消息還是經由史料中心的月刊或其網站得來的。 Bob是一位很嚴肅、很認真、很誠懇又熱心的人,對台美人的社區做過多少的貢獻,如各社區獎學金的設立,各地同鄉會的捐款,台美人活動的支持,史料中心的設立,枚不勝舉,回憶過去與他相處,一個禮拜至少見兩次面,使我非常的懷念,沒想到他往生的消息是來的這麼突然,他的離開是我們所有台美人的損失,大家都會思念他的,祝福他在上天好好安息,也希望鄭太太及家人節哀。(作者為南加台僑)1001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阿母許劉富從小就教兩兄弟,做人要外柔內剛,少說話多做事,觀念要實行到底,目標要實踐到底。奉行媽媽的話,許賢三及許正雄兩兄弟加入台美社團時,大多也是輕聲細語,很有人緣,1994年,柑縣台美商會會長是許賢三,三哥竟然能邀請到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白樂崎到家裡與鄉親開會見面,這可是空前頭一遭,AIT官員親訪南加台美社團,轟動一時。不過,更有趣的是,之後交接會長,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哥哥交棒給弟弟,由許正雄擔任新會長,成為南加社團一段美談。許正雄以一曲《Crazy Love》為自己人生增添繽紛色彩,細細品味愛的真諦。 許正雄醫師,1943年生於日據時代彰化,家有5兄弟3個姐妹,排行老四,爸爸在日據時代就是銀行界經理, 到了終戰後仍受聘任職彰化銀行經理,父親個性非常公正親和力強而且脾氣又好不得失人,雖然兩袖清風但卻得到業界地方人士的尊敬,幼時爸爸常常輪調,所以許正雄全家住過彰化,搬遷過嘉義、台南、台中。 從小功課平平,在嘉義大同國小五年級因為是新生沒有朋友,發奮認真讀書,沒想到小學畢業得到市長獎最高榮譽,除了得以進入台南初中,也讓他初嚐到只要努力耕耘一定有收獲的道理,台南人文化氣息濃郁也重人情味,尤其點心很多, 所以許正雄對台南情有獨鍾,連結婚時都立志非娶台南老婆不可。 高中時爸爸又調職到台中,所以只好再去投考台中一中,不過人生第一個轉捩點發生了,當時大家都在拚聯考,興趣放兩邊,學生以成績至上,但西洋流行歌曲入境席捲台灣,就讀高中的許正雄當時煞到波安卡的《黛安娜》和《Crazy Love》時,就愛跟著哼唱,過去是為分數而死讀書,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有愛唱歌的天份,當年廣播電台是最普遍的娛樂,常舉辦西洋歌曲歌友會,個性保守內向又膽小的許正雄,興之所致,在高二鼓起勇氣報名歌友會,由大哥陪同去參加演唱,當他對著麥克風拉開嗓子唱《Crazy Love》時,主持人對這位少年仔讚賞有加,激發起許正雄唱西洋歌曲的信心, 而這份熱愛就一直維到現在。 大學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當時就去半工半讀,不過這份半工,竟然是受邀去台中南夜夜總會客串演出,因為波安卡(Paul Anka)、耐爾史達卡(Neil Sedaka)的經典名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加上清新的學生氣質,馬上聲名遠播,還被其它夜總會挖角,所以他的打工晚上還得趕場去聯美大飯店、台中酒店駐唱;白天上課,晚上唱歌跑場,這份學生王子的歌星工作,並沒有讓他荒廢學業,功課依然過關畢業。 不僅於此,學校畢業時第一份工作就是馬不停蹄地被應聘到台南大飯店演唱,當時他是有名的學士歌星,與當代名歌星夏心、謝雷成為好朋友。台下不但有許多粉絲,而且許多美艷歌手也對他青睞有加。 當時在那個保守時代, 一位牙醫師竟然不務本業跑去夜總會唱歌, 大家都覺得非常訝異不解,但爸爸和媽媽思想非常開通, 曉得這是興趣, 而且信任自己的孩子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不會受到污染,果然他是沒有荒廢學業,也沒有染上煙酒嫖賭,對於紅男綠女都不為所動, 就是因為愛唱歌忠於表演,直到高雄鐵路醫院牙科部住院醫師時,仍然是白天做牙醫,晚上跑場子,這對許正雄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珍貴的人生經歷。 近水樓台先得月 當時心儀台南著名的牙醫師劉清,是南台灣牙醫師第一把交椅,所以想盡辦法爭取到該診所實習,因為名師督導很嚴格,他終於體悟到做牙醫的樂趣,但是工作過重,所以不得不在畢業四年後息歌,專心做牙醫師,從此就告別舞台生涯。 劉清醫師及夫人都是從小到日本留學,家教修養非常好,他們育有兩個女兒,長得都很漂亮,從沒有戀愛經驗的許正雄,對大女兒頗有好感,但是一直不敢表達,經過幾年相處,在岳母贊同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示愛,由於他看起來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劉家根本不知道他可是一位著名的駐唱歌星,不過老實的許正雄竟然沒有用他磁性嗓音獻唱加分;反而是長女劉淑娟欣賞許正雄敬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性情溫和,待人有禮的風采,決定3年愛情培養成熟後共結連理。雖然差7歲,但生日是同月同日生。許正雄一直很感激劉家,慶幸有福氣能娶到一個好"家後",他來生還希望能再結良緣。 與許賢三手足情深 學成之後就到高雄創業,一帆風順,許正雄有一位哥哥在美國,平常戀家又不愛出遠門,但美國哥哥許賢三一直鼓勵趁年輕時一定要進修,所以他又再一次鼓起勇氣,離家背井, 於1974年隻身來美,到紐約讀書打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與三嫂很重兄弟情義,不但悉心照顧,持續精神鼓勵加上經濟援助。 許正雄回憶說:「哥哥嫂嫂他們也是留學生而且也在打工,但他們捨不得讓我打工,只要我讀書, 其它的多是由他們在照應我,由於牙醫學費很貴,所以三哥把他們積蓄已久要買公寓的錢,全部挪來給我做學費,在異鄉讀書非常辛苦,但哥哥嫂嫂的溫情卻溫暖我的心,他們的疼愛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恩情。」 1978年,許正雄終於在波士頓的Tufts 牙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苦盡甘來;當時三哥許賢三不但對人重義氣,也是一位愛台人士,身為會計師,卻熱心投入社團,出錢出力,最後還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當時的許正雄只知道拚命讀書,對社團並沒有投入,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畢業後,在紐澤西猶太牙醫師診所工作三年,受到他的賞識,對於台灣人勤奮工作負責任的熱誠,令他們印象深刻,找到工作後,太太終於可以帶著大女兒來美國依親。 不過,還是三哥有遠見,認為身在亞熱帶的台灣人,在東部冰天雪地還是不適合,所以他們兄弟倆決定鼓起勇氣西遷到洛杉磯。但是加州牙醫師執照不接受其它州的執照,雖然已有東部13州的執照,許正雄仍需重頭應考,最困難的是病人臨床考試要自己準備,在加州人生地不熟,所以考試時還得把病患"空運"來洛杉磯考試,經過幾回合苦戰,終於拿到執照。現在回想起來,能沐浴在加州陽光,這裡有親切的台美社團,鄉親的人情味,都是一種享受。 1981年他們找到柑縣地域正中央Garden Grove開業,兄弟情深,決定一起打拚,三哥是會計師事務所,許正雄是牙醫診所就仳鄰而居,內部還可以相通,隨時上班都可以串門子;不只這樣,他們連住宅都要買在一起,一樣是仳鄰而居。對於到3月就要過百歲的老母許劉富,他們也是一起侍俸。母親每天跟著兩個兒子去上班,診所還有一間她的專屬辦公室,她沒事就幫忙招呼客人,可是個活招牌。 和氣生財 重情義承諾 由於經驗豐富而且對病人很有愛心,注重醫德醫術兼顧,所以從本來自己一人擔當,許正雄到現在已經有5位醫師,6位護士,算是牙醫界難得的規模,他注重醫術高超外,對於醫院氣氛強調溫暖和氣,因為他記得一句台灣俗語「和氣生財」;最令許正雄榮耀的是有兩位美國辦公室行政助理從開業至今,已經追隨他25年,還有一位助手是台灣戴太太也在診所工作20年。許正雄待他們如家人一樣,非常重情義,對於員工利益分享也從不吝嗇。 說起辦公室特色,除醫術外,不僅是華人就診,許多主流人士甚至口耳相傳,攜家帶眷只要牙齒有毛病就會來看診,對許正雄非常信任,很多20多年的老病患把他當朋友一樣看待。有一位老病患,寧願開8個小時來找許正雄就診,也不願換醫師,忠誠度百分百。 當然,對於看牙醫會緊張的病人,他也有一個撇步,愛唱歌的許正雄自己錄製一捲CD留念,當患者聽到由操刀的牙醫師親自錄製的老歌旋律,恐懼頓時融解。從事醫療生涯30多年,每天對著病患的一口爛牙,就算抱怨連連,許正雄從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極盡照護安撫,就是希望解除他們要命的牙病。 許正雄以他的經驗鼓勵年輕人,認為做工作一定要找出樂趣,而且要學會樂在其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是在誠心服務幫助大眾,不能太計較以金錢大小衡量工作,才不會覺得疲累無力感,所以他也從來沒想過要退休。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許正雄在南加開業沒多久就加入社團服務,以台美商會及醫師公會為主,1988年榮任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師公會的會長,1993年後擔任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同年也是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在前經文處長李宗儒拜訪柑縣的歡迎會上,問及參加社團榮任會長要務最多的人士,當時大家調查後直指許正雄,讓他覺得自己的服務熱誠受到肯定。 許正雄雖然是注重家庭生活,但是事實上,他在診所及社團上花了太多時間,有時他難免會覺得對太太和2個女兒感到抱歉,但是太太很賢慧,不但全力支持也讓他無後顧之憂。 所以在擔任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後,他最後決定接下全美總會重任,由於這是第一位牙醫師擔負重責,所以他深知任重道遠。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台美醫師們5月20日到日內瓦嗆聲支援台灣加入WHO觀察員第10度叩關,決定以「寧可不要熊貓也要WHO」訴求支持,認為中國要是疼惜台灣,應該是幫助台灣入會,而不只是送熊貓; Taiwan For WHO的百位宣達團,已經接受報名,可以只去嗆聲,也可以一起參加會後的旅遊團。 許正雄解釋今年工作重點,包括1.要加強寄信及文宣給會員或僑民,凝聚共識。2.在2月19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研討會,嚴明WHO對台灣的重要性。3. 會出一份特刊,省思台灣過去與WHO的關係及貢獻,將特刊印成中英文廣發給各國相關組織及海內外僑民。4.希望組織百人宣達團5月21、22日到日內瓦嗆聲。5.持續由醫師協會舉辦國際醫療義診團準備到中南美洲進行義診,促進草根外交。6.邀請第二代年輕醫師入會參與,現在僑委會正研擬年青醫師返台訪問團的計劃。 身為台福教會的虔誠基督徒,堅守基督徒的信誓,學習服務奉獻,許正雄最欣賞的一篇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愛的真諦。愛,不是只有男歡女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博大寬容和平。人總是有錯誤,要學習原諒他人無心之錯,常常保持喜樂,凡事感恩。不只在家庭、事業、還有社團,甚至對台灣的疼惜會越益堅強。 文/林蓮華

陳黃群雁 護弱女英雄

總是掛著心滿意足的笑容,時時懷著感恩的心,當一個時時覺得自己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生活圓滿幸福,但工作卻是天天接觸「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嚴重的家暴婦女,陳黃群雁認為女人的幸福要自己掌握,在最壞的環境也要勇於突破。她笑著說:「爸媽最希望我當律師,但我覺得能無私不計酬勞地幫助弱勢者,人生會更有意義。」 野ㄚ頭吹小喇叭 展現音樂才華 「我是個野丫頭,從小就把爸爸的六法全書給分解掉,把法令一條條地撕下來當貼紙玩。唯一堅持地是要跟爸爸一樣,出國讀書。」陳黃群雁提到小時候,情不自禁地告白;出生自傑出的法律家庭,生於1970年的台北, 父親是早年留學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住在司法新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以司法有關,家中還有2個姐姐,因為是老么,所以幸運地比兩個姐姐多一份選擇自主權。 因為經濟能力很可以,從小就學鋼琴考入音樂班,不過比起每個女生彈鋼琴,吹小嗽叭比較炫,所以陳黃群雁選擇女生不愛的小喇叭,然後一路吹出寬廣的音樂之路,從小學到高中,她都是一枝獨秀,參加比賽,與其它男生較量,還是有本事拿冠軍,從小活潑又好動膽子大,陳黃群雁認識男同學的好哥兒們,養成她不服輸的個性,女人只要努力就有機會。 她最得意的戰事就是考入中山女高時,因為吹著一口嘹亮的喇叭絕技,學校樂儀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建中、北一女,代表去夏威夷比賽,不但又得金牌獎, 還得到個人honor band的獎項。 想做台大人,使她沒有選擇父親苦口婆心再三叮嚀的法律系,她放棄上其它學校的法律系,考上台大公共行政系,越讀越有趣;她認為,公共行政各國制度不一樣, 要觀察民情和政策分析,比法律條文要有趣多了,當她大三考過托福, 大四畢業就出國去實現小時夢想,去讀在美公共行政系前五名的紐約州立奧本尼大學攻讀碩士。 入選菁英計劃  深入紐約州政府核心 雖然是外國留學生在多項競爭條件不足下,陳黃群雁還是憑著藝高人膽大,以先聲奪人之勢,處處得到伯樂賞識;陳黃群雁展現強盛學習能力,由於政府很多方案都是學校老師擔任,被派到汽車監理處實習,當初連 EXCELL根本不會,後來竟成為全DMV最厲害的電腦高手, 為了融入主流交誼,天天都去買報紙學英文,抱著不計較與不比較的心態, 在眾多同屆畢業生中,獲選成為傑出實習生獎,第一個以外國學生又是唯一華裔女性得到的榮譽, 學校並代為指導爭取到州政府給獎學金,3年就讀完資格考,成為公共行政博士。 紐約州政府為裁培行政菁英,推出「管理公共實習生計劃」(PMA),教授推薦她,當時這場菁英計劃就400多人來自不同州參加,先初選出1百人,複選45個後, 決選是25個,監考官出的政策題目非常活絡,讓她印象深刻,經過9個月特考全程,她以一個外國學生沒想到能連闖五關成功,最後被紐約州政府中央預算局錄用,她是唯一外國女性,掌控上億預算並制定政策。 所謂PMA就是紐約州政府利用兩年訓練計劃培訓人才,擬以菁英方式栽培2年,提供快速升遷管道,是政府未來的高級主管。原本這一切美好成為紐約菁英的計劃,完全符合她熱愛挑戰的個性,卻因為一件阿美族山地服裝,人生時運機轉,嫁作洛城婦。 打扮成阿美族姑娘 巧遇好姻緣 雖然有一堆美國人再追,但爸媽不喜歡外國人,台灣921地震後,熱血沸騰想要為自己故鄉出點力,經學姐介紹去華盛頓的台灣同鄉會想要透過聯合國組織募款,她去借了一套阿美族服裝,穿著就去介紹台灣,此時婆婆媽媽紛紛打聽,當時成為幫忙找"夫家"大會,就這樣被介紹給洛城陳威宏律師,陳黃群雁從小就見到許多律師並不稀奇,能吸引她的竟是陳威宏喜歡跳各種國際標準舞,陳威宏能滿場飛跳,但人卻正派正直,勤奮又不奢華,就在自己也愛跳舞下,找到了好舞伴,兩人一年之內就結婚。 2001年是她生命另一個轉捩點,台大校友會理事一個都不認識下,只因為實在太太年輕,被大家抬愛選上2001年選台大校友會副會長, 亞太婦女中心又正在找管理非營利機構的執行長,當時預算還不到10萬,難以維持,急需找一個知道怎麼政府要錢的管理人,以她過去掌管上億元預算的能力,她很快地上任,現在該中心已有50萬美金,正式工作人員, 共有10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她要確保社工人員有最佳的服務品質和資源。 對亞太婦女中心多關心 當初是剛好是華裔,才有機會碰到第一個案子,永遠忘不了那位受家暴的婦人說:「終於,好像走在沙漠裡找到第一口水。」這使得陳黃雁對亞太婦女中心多了一份感情。 可是住進亞太婦女中心者,都是決心要離開暴力婚姻者,「家庭暴力有兩種,一種是打了讓人走,不要你了,但是打了又不讓人走才是最危險,這種婦女最需要錢也最走投無路。我們保護的對象就是後者居多,為了保護措施完善,丈夫無法找到,外人很難想像申請的複雜度要保護人身安全規定很多。」 有些個案她聽了之後就幫忙介紹律師,轉介社福利機構,或幫助找911;她說,從 2001年起到第5年,這4年半的成長,中心是隨時住滿,將近200多個家庭申請,但中心只能容納28個家庭 。她建議,遇到家庭暴力, 要懂得保護自己, 找適當時機求援。 陳黃群雁執著公共政策開花結果,被主流社會肯定,除了公共電視台KCET頒發「年度社區英雄獎」,也曾在2004年5月趙美心亞太裔傳統月獲頒「傑出婦女獎」,2004年國際獅子會公民獎,亞太裔傳統服務獎等多項獎座。她開心著說,「爸媽當時覺得夭壽噢,為什麼是在勸人離婚,後來經過多項獎座肯定後,父母欣然了解我一心要做為遭家庭暴力者的守護者的背後,其實是因為我希望每個女人都能像我一樣,擁有幸福。」 文/林蓮華

陳瑞斌 鋼琴家的故事

「以前台灣駐外單位不太重視台灣音樂家,我到國際比賽、表演時,僅有當時的駐歐代表魏武煉、駐日代表許水德曾主動提供協助、關心。」但之後,隨著台灣政府、駐外單位對於台灣音樂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重視,海外這些「台灣之光」也逐漸廣為人知、受到支持,陳瑞斌對此也樂見其成。 「台灣的音樂家,幾乎全靠『個人努力』;因此,在台灣這樣的人口比率中,能出現目前這些國際知名音樂家,算是很難能可貴。」除個人天賦外,同樣也對音樂下足功夫的陳瑞斌,也期望下代學習音樂的台灣人,能更團結、獲得更順利的音樂道路。 「我希望兩個人(台灣音樂家)在一起不止『5 + 5』,而是『5 X 5』,也期望各行各業、海內外的台灣人能將格局放大、放眼全世界。」摒棄經紀公司商業考量,以純粹藝術交流為主的陳瑞斌,衷心期望台灣音樂家能團結、合作,共同將台灣音樂、文化帶到世界的舞台。 多場世界巡迴演出 「若能以音樂得到主流認同,將是(台灣)很好的機會。」身為「首位受邀到東歐參與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陳瑞斌帶著精湛琴藝到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多國表演,獲得廣泛迴響。 「我到處表演,主因是讓主流瞭解台灣、讓接觸者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藝術家』,而這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陳瑞斌則舉行多場「巡迴世界」的演出,琴聲遍傳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 「台灣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籌碼。」同時,陳瑞斌選擇代表台灣文化、形容台灣的音樂作品「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Ballde)等曲目進行編曲,並以推廣台灣文化為目標。 其中,「福爾摩沙敘事曲」為台灣作曲家黃惠鈴作品,涵蓋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台灣人音樂元素,而身兼「高雄文化大使」、「台南榮譽市民」的陳瑞斌將改編「愛河暢想曲」成為「鋼琴獨奏版」,並於1月27日在台灣高雄、台南等地巡迴演出,屆時將「以10指彈出多部樂團之聲,展現台灣人多元的特色」。 「音樂可接觸(touch)人的心,也將使從未接觸過台灣、到過台灣的外國人瞭解台灣。」成功以音樂交流為管道,締造「音樂外交」的陳瑞斌,已逐步將台灣之名帶到世界。 「爸媽都從事跟音樂相關的工作,也讓我跟弟弟、妹妹從小就練習鋼琴。」陳瑞斌的父親陳振德是台南永康人,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當了老師,也在教書期間帶過合唱團,母親張惠美則在家中教授「家庭鋼琴」,上門求學的學生不斷。 「我有記憶時,就在鋼琴上了。」陳瑞斌從5歲開始練琴,6歲時就提早入學,隨即參加生平首場正式比賽「台灣全國鋼琴比賽」。 「我還記得彈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那次,陳瑞斌得到第3名,從此開啟他「參加無數次鋼琴比賽、獲獎連連」的國小生涯。 「現在只有我,走過頭了。」除了陳瑞斌走在「音樂專業」的路上外,唸過音樂班的弟弟、妹妹則在學校畢業後,紛紛如父所願從事教職;其中,小2歲的弟弟瑞賢在跟隨陳瑞斌的腳步到奧地利留學、主修中提琴,而差3歲的妹妹彥竹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波士頓攻讀音樂碩士。 三手鋼琴  造就天才 「當初為了最小的弟弟要練琴,爸爸從留學日本的醫師手上,轉手買了那台『從日本買的二手琴』。」幾年後,那台象牙鍵盤的「三手琴」就成為陳瑞斌的「練習伙伴」,讓小小年紀的他得以參加多次鋼琴比賽,抱回無數獎座、獎牌。 「我『半年』學一次鋼琴,因為叔叔半年才回台南一次,其他時間都是『土法煉鋼』。」陳瑞斌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那位畢業於藝術專門學校「最小的叔叔」陳振明,也讓陳瑞斌每半年接受一次專業的鋼琴指導。 「平時,爸爸則要求我每天練琴,還要將練習的琴聲錄起來,好讓他回家後檢查。」也因此造就陳瑞斌「邊看無聲電視、邊練琴」的功力,並以天賦與努力在鋼琴比賽中過關斬將。 「那時,因為台灣有兵役限制,一定要有『證明』,政府才會發予學生護照。」陳瑞斌在12歲那年參加國家「天才兒童」考試、幸運過關,並獲取公費留學的機會。 隻身赴歐洲留學 1981年,13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正式生」;而在15歲、弟弟瑞賢也到奧地利唸書之前,陳瑞斌都是獨自生活、練琴,造就他「小小年紀便獨立自主」的本事。 「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3到4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3個月才能收到。」因當年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與家人無法緊密聯繫的陳瑞斌除隻身唸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外,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人的演唱。 「除非中央社發新聞回台灣,不然家人鮮少得知我何時比賽、得了什麼獎。」除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外,也因駐外單位少、魚雁往返不易,使得陳瑞斌的家人後來「習慣」從報紙上得知他的近況。 16歲獲國際大獎 曾獲得多座國際大賽獎項的陳瑞斌,首座國際大獎是「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國際鋼琴大賽獎」,從此開始他「越飛越遠」、參加更多國際大賽的大學生涯。 「8年制的大學生活裡,我獲得18座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Beethoven)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史特瑞沙(Stresa)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第20屆貝里尼(Bellini)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獎、義大利羅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美國國際Gina Bachauer鋼琴大賽獎、法國A. Roussel獎、以色列魯賓斯坦(Rubinstein)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同時,陳瑞斌也以「第一名」特優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並獲得「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文憑。 「1992年,將近10年沒回台灣的我,因為一通總統府的電話邀約,才再度踏上暌違已久的故鄉台灣。」當時,陳瑞斌的音樂成績非凡,不僅獲得國際注目,也獲得當時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欣賞,特地邀請他參與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的演出。 文/ 陳美伶

楊遠薰 我的三十一歲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響應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活動 我的三十一歲是美好的,因為在思想與認同上,我走出了鬱鬱的叢林,覓尋到自己的天空;在生活領域裡,我擁有一個丈夫、一對兒女、一棟洋房和兩部車子,覺得很滿足。 然而在這之前的一年,我經歷了陳文成命案的震撼與白色校園恐怖的困擾,內心十分紛亂。 我的丈夫阿加與陳文成同齡,在經歷上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1981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阿加拿到博士學位四年,在美國的一所州立大學執教。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正計劃帶她回台探親。 七月初,陳文成的命案驟然發生,在台北的公公婆婆立刻打電話來,勸我們取消台灣行。他們說,國民黨在美國各大學的特務向來猖狂;阿加年紀輕輕即當上大學教授,容易招忌,況且他胸無城府,講話不避嫌,恐怕上了黑名單,都還不自覺。 我誠為陳文成的事件難過,卻也覺得公公婆婆的操心有點過度。但為不拂逆他們的好意,我們修改計劃,由我單獨帶著小女兒在秋季回台灣。 那年十月,出國四年半、首度返抵國門的我在踏進桃園國際機場的剎那,真是無比雀躍。但很快地,疑慮便取代了喜悅。 我遞上護照後不久,關務員即大聲要我站到黃線後面去。那時尚無電腦,我瞥見玻璃窗內的辦事員翻閱一本很大的名冊 ,然後看看我的護照,又望望我,又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抱著小女兒靜靜地候立。 在等待中,我有點疑惑,卻又自忖「成分」不錯,應無問題。我畢業政大,高考及格,出國前是中央級的公務員,出國後不參加政治活動,近年更在家事、尿布與奶瓶間打轉,心想黑名單怎麼輪,也輪不上我。 總算,辦事員揮手要我上前,盤問一陣我在台的戶籍與地址後,便放了行。但接下來的行李檢查也很詭異。我的衣物一件件地被翻攪,連嬰兒的紙尿布都一片片地被拆開再折回,好似裡面暗藏海洛因。我心覺有異,卻不便說什麼。 待出了關,家人蜂擁而上,頭一句話便埋怨道:「怎麼這麼慢?跟妳同機的人早都出來了!」 我決定讓久別重逢的喜悅沖淡心中的疑慮,便和家人嘻哈地歡笑。當晚在台北家裡,一夥人聊至半夜方就寢。隔晨,遲醒的我才起床,母親便跨進房。 她把房門帶上,正色地問:「告訴我,妳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沒有啊。」我睡眼惺忪,滿臉茫然地回答。 「今天一大早,管區警察就找上門。」媽媽說。 「真的?」我的一顆心迸地往下沉。 「他說:『楊太太,妳的女兒是不是從美國回來了?』,我心裡詫異他怎麼如此消息靈通,卻不動聲色地回答:『是啊,她還在睡覺。你找她有事?要我叫她起來嗎?』」 「他怎麼說?」 「他說:『不用,不用,我只是過來打個招呼,明後天再來。』說著,便走了。奇怪,他怎麼知道妳回來?是不是所有國外回來的都受到這樣的查詢?」 「我也不知道。」我愣愣地回答,心裡很不舒服,繼而想著:「難到真如公公婆婆所言,被校園特務密報了?」 當天晚上,爸媽請公公婆婆與家人一起到外面餐館用餐,禮遇親家, 也為我洗塵。 我公公那年正好應邀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住在老爺飯店裡的一間套房;那天餐前特地與婆婆拎著糕餅,先到我家拜訪。 兩家的親家與親家姆互相寒暄一陣、又逗了小孫女後,便坐下來話家常。談著談著,竟談到了阿加與陳文成。 「你知道嗎?親家,」素不多言的公公說:「陳文成去世前三日,到中央研究院演講,我們還一起聊天、吃飯。」 「真的?」家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真的,」我婆婆搶著說:「他 (我公公) 那天下班回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所裡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無論身材、體型或講話的口氣,都很像阿加。他的名字叫陳文成。」 「喂,等等。」母親霍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陽台前,把所有朝外的落地玻璃門與窗戶全都關上,再踅回沙發坐下。我看在眼裡,覺得他們上一輩的人確實對政治具有高度敏感性。 「陳文成那天到所裡作學術演講。」公公說:「我在他講完之後,趨前和他握手,說他講得很好。他一看到我的名字,立刻說:『許教授,我沒上過您的課,但讀過您寫的書。』」 「我望著他那張方方的臉、聰明的眼神與壯壯的身材,覺得很像阿加,便問起他的年紀,沒想到竟與阿加同齡!我又問他打不打壘球?因為阿加很喜歡打壘球。他很爽朗地回答:『打啊,壘球是我最喜愛的一個運動。』真是巧合!我們就這麼聊著,還一起吃了飯。」公公說。 這時,客廳裡一片靜穆。 「三天後,我去參加一位晚輩的婚禮。」公公接著說下去:「筵席中,同桌的人談起當天發生的一起離奇命案,說有一位美國回來的年輕教授陳屍台大校園。我越聽越覺不對勁,就請他們把那人的名字寫在紙上給我看,結果竟是『陳文成』!我擱了筷子,覺得再也嚥不下任何一口飯菜,隨後便提早回家了。」 「親家,」父親神情凝重地問:「你覺得陳文成可能自殺嗎?」 「絕對不可能。」講話一向保守的公公以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在中央研究院時的神情相當自信、爽朗,還談未來的計劃。一個即將自殺的人,不可能是那樣子的。」 「那些國民黨的特務真沒良心!」婆婆這時恨恨地說:「他們為了每個月多拿一些錢,就不顧人家死活,按月報幾個名字上去。我們住美國大學城的人都曉得這情形,對某些有職業學生嫌疑的人也特別警覺。那些 做那種喪天害理的事的人以後不得好死。」 靜坐一旁聆聽的我這時才恍悟到為什麼公公婆婆在電話裡一再叮嚀:「阿加不要回來。」公公早年執教台大數學系二十年,歷經台大醫學院教授被捕的政治案件;爾後執教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多年,亦目睹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橫行,因此對學界的政治議題十分警覺。他與婆婆本能地想保護阿加,然在越洋電話中,恐遭竊聽,不敢講得太露骨。 我那次停留台灣的三個星期裡,警察一共造訪我家三次,每次都旁敲側擊地問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母親的解讀是警方在警告我,要我明白我的行蹤已被注意。我則認為警察待我還算客氣,判斷我可能僅上灰名單,不是黑名單,真正有問題的,應是阿加。 我靜靜地回想: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只參加「台灣同鄉會」,不參加「中國同學會」。二是每逢過年過節或暑假,我們常邀請台灣來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極可能其中有人密報阿加批評國民黨的言論。 我逐一過濾那些到過我家的學生臉孔,覺得有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十分可疑。他講話一向閃爍,也不怎麼與其他到我家的台灣學生融入,但每次都不請自來,也每次都到台灣同鄉會去。 此後,我每一想起校園特務的密報,心頭便如有一把火在燃燒,越想越憤怒。然在無法宣吐的情況下,又只得將怒火壓抑在心中。因此一回到美國的家,我便全盤向阿加傾訴。 他聽後氣得破口大罵,罵國民黨政府、罵校園特務、罵那坑人的制度。 我望著他那張漲紅的臉,不禁說道:「還好你沒回台灣,否則依你這個性,若被抓到警備總部,準會被打死。」 「他們若拷打我,我就讓他們打到死!」他滿臉不妥協地叫嚷著。 「嘿,你若成了陳文成,我豈不成了陳素貞?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說罷,我猛然打個寒顫,發覺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因為特務就在我們的身邊! 我忽然有放聲大哭的衝動。 那夜,子夜夢醒,我想起陳文成的遭遇,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三十一歲,多麼美好的年紀!在許多留學生還在唸研究所的階段,他已經拿博士學位、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執教,並且擁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與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該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那本是一趟歡天喜地的返鄉之旅,竟落得如此悲慘恐怖的下場,究竟是誰的錯? 我再也無法入眠,便起身披衣,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沉思。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在政治認同的理智與情感間拔河。初到美國的第一年,我一聽到人家謾罵國民黨,便覺十分刺耳,甚至難過。逐漸地,我發覺對方講的也有幾分道理,但要否定自己既定的想法,畢竟十分痛苦,於是我開始迴避會引起爭議的政治議題,也不參加相關的活動。 但接下來連續發生的美麗島大逮捕、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猶如一顆顆重量級的炸彈爆發,炸得我不得不正視事件的發展,並探討問題的所在。我越探討,越覺得從前被灌輸的許多觀念是扭曲的,甚至連時時掛在口裡的「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說法都值得懷疑。 那夜,我悲哀地想著:這是什麼世界,居然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定位,豈不太不可思議?那夜,我為自己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混淆而哭泣。 一進入十一月,北國的雪花紛飛,積雪越來越厚。我的心境亦如 寒冬,籠罩著一層蕭瑟。不知不覺地,我送走了苦悶的1981年,踏入我的即將三十一歲的新的一年。 正月底的一個早晨,雪後初晴,天空豁然開朗。我佇立窗前,仰望白雲舒展的晴空,難以想像幾小時前猶是風雪交加的夜晚。我把雙手放在腹部,撫摸腹裡的一個新的生命,感到一陣喜悅。我回過頭,望著頭髮繫著粉紅蝴蝶結的小女兒正快樂地在起居室裡玩積木,心底湧起一抹無名的感動。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我要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們的心裡沒有特務的陰影,也沒有國家認同的混亂。」 剎那間,我忽然覺得為什麼我要讓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著我?台灣海峽那邊的疆域叫中國,這邊的島嶼叫台灣。我來自台灣,生活在美國,我認同台灣,也認同美國,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讓我掙扎良久無法出脫? 就在那瞬間,我走出了古老的中國與龍的傳人的桎梏,擁抱了台灣與美國的天空,心情亦如大雪新霽般地開朗。 我隨後走進了美國的社會與台美人的社區。在美國公司工作多年後,我陸續寫下一系列海外台灣人的故事,也出版了兩本台美人的書,作為我對三十一歲時所作的認同的回饋。 回首前塵,我的三十一歲是我的新生,也是我躍向另一個嶄新人生的起點。(end) 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

應天華 駕機環球一周

旅居洛杉磯的台灣飛行冒險家應天華7月底,以82天、2萬6000多英里的紀錄,與妻子陳小平共同完成環遊全球一週的創舉,也成為全球第一對駕駛單引擎飛機環繞地球一週的華人。 1980年代就曾參與台灣第一架自製飛機設計與製造的應天華,一直對飛行念念不忘。來到美國之後,儘管當時學開小飛機仍是天價,還是想盡辦法賺取學費,取得小飛機的駕駛執照。 會想開小飛機環繞地球一週,應天華說,這是每個飛行員的夢,他也一樣,夢想了一輩子,但真正開始落實,是在10年前。 但是真的開始做了之後,應天華說,這才知道有多麼不容易,光是買飛機他就前後買了3架,「總在買了之後才發現不符合自己需求」,2年前,買進現在駕駛的這架單引擎飛機,才總算是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不過,想駕駛小飛機環繞全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陪同應天華在天空飛翔82天的陳小平笑著說,「買飛機其實是最簡單的」,其後的行程規劃、取得各地航空站的降落許可、飛越領空許可、加油等,都是大問題。 應天華說,上了天才知道,再翔實完善的規劃,都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氣候是他們一路上最大的敵人。 他們兩人才剛到冰島,就碰上了讓全球航空業也無法解決的大問題—火山爆發,連波音大客機都上不了天,何況是應天華駕駛的小飛機。但停留在一地也不是辦法,應天華只好流浪在北歐的各大小機場,趁著火山灰不嚴重的空檔,一步步想辦法飛到非洲。 除了火山灰,應天華也曾碰到2次生死交關的重大危機,其中一次是在汶萊飛往柬埔寨的途中,遭遇大雷雨,飛機上的3套雷達導航系統全部失效,只能憑著平常累積的經驗與直覺,判斷飛行方向,當看到機場跑道時,陳小平說,整個人因為放鬆,攤在駕駛艙裡。 儘管有些風風雨雨,但這一路上應天華夫婦仍碰上很多好人。一個讓他很感謝的事就發生在故鄉台灣。他說當他們在桃園機場落地準備加油時,已經是深夜時分,身上沒有台幣的他們沒法支付油費,華航地勤二話不說立即代墊,讓他們非常感激。 82天、2萬6000多英里,走過26個國家,拍下3000多張珍貴照片,成為全世界第166位完成駕駛單引擎繞行地球一週的飛行員,更是華人圈第一,應天華謙虛地說,「剛好吧」,之前並不知道有沒有華人做過這樣的創舉,但能寫下記錄,他覺得真的很開心。中央社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許廷鑫

「擔任黨部主委六年做下來,我對民進黨的感情比公司還要深,公司我有能力左右它,但民進黨我只是個小螺絲釘,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小,但成為民進黨的一份子,反而有個使命感,至少在美西部分,從前主委耕耘接手後,我就立志要不負厚望,繼續努力打拚。」面對民進黨低靡氣氛,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許廷鑫有感而發。 對於陳總統被連番攻擊,民進黨是否急於切割與阿扁的關係,他不諱言,民進黨不會動到主帥,陳總統與民進黨是命運共同體,若確實有不法,當然會彈劾,但現在都是爆料,打了半天,沒法打到本人拖挎陳總統,証據到底在哪裡?其實,全都是二、三手傳播滿天飛。 不能因為不爽就動不動倒閣搞罷免,把過去民進黨爭民主自由取消戒嚴的抗爭,變成國民黨藉口,阿扁總統被罵成臭頭,也沒有關過任何一個人,台灣人民雪亮的眼睛,是不容欺瞞。許廷鑫不吐不快地說著。 他繼續侃侃而談,民進黨不能像以前擔任在野黨時衝撞體制,已經有執政包袱,民進黨執政要改革,就得回到體制內,人民給民進黨機會,但執政後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現在仍是朝小野大;結果支持者得面對角色紛歧,不罵又不爽,罵了又捨不得,搞得很鬱卒。他特別強調,其實,每次民進黨面對無理性抗爭,都是「冷處理」,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能再火上加油,所以民進黨非常自制,不會出來嗆聲、幹譙, 就是不要再製造對立。 民進黨不是任人踩,但也請支持綠營者心態要調整,一定要維持「當家」的準備,民進黨最後守著的是作為取得過半數的支持,要贏得台灣主流價值。 許廷鑫,這位年少時參加國民黨,與父親在立場上不斷起衝突爭執,一個五年級生,卻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一路看盡繁華初升背後隱藏的危機,到了國外成為支持本土政權,力爭台灣主權獨立,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的社團領袖。 少小離家 個性傷感 「12歲,少小離家,養成我個性較傷感,20歲以前,常會莫明的孤獨,如果重新選擇,我不會願意離家,最想要的是能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許廷鑫,1966年生,生於彰化鹿港小鎮,祖父時代經商,父親開鐵工廠,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生為家中長子,下有一弟一妹,小學讀鹿港國小,功課不錯,父親希望他北上求學,所以到台北市就讀建成國中。 父親很嚴格,又非常節儉。因為是中南部學生,對於北部學生的優越感,自己之外還得照顧年僅小一歲的弟弟,到台北生活實在太有壓力,但又不敢回鄉下,父親偶而生意來看看,母親更是少見,他每次想哭都不敢哭,被迫養成獨立果斷自主的個性。 高中聯考雖有成功中學程度,但作文考題「國中三年」,他狠狠地批判一番後,結果作文不到10分,只能考上復興高中,他決定再去報考台北商專財政稅務科,由於家中經商,順水推舟,在北商5年讀起來很輕鬆。 他把一半時間花在功課上,一半充實自己補英文,另外參加社團活動,認識很多朋友,是一生中最快樂的讀書時光,還特別去學珠算檢定二級通過,幫助他以後做生意數字反應很快,換算特別靈敏。 「出社會你就知道」 在學校十分活躍,大多數學生受到國民黨教育,相信教官的話,也是國民黨員,父親從以前支持反對運動,出錢出力,他頗不以為,每每與父親爭辯。他對中國史和文學人文,十分有興趣,雖然有疑問,但仍深信教本所讀。父親常笑著跟他說:「出社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他考上特官後入伍,擔任運輸兵排長,服役經驗,讓他徹底厭惡國民黨所作所為,原來駐地在林口時,他當負責監督採買,發現士官兵都很大方,攤販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後來吃到菜時,才知道很多買回來的都是人家不要的剩菜,他們曾經碰到每餐只有一味,炸白帶魚,連吃一個月,吃到營長翻桌。而每天兩萬元的伙食費,這錢A到哪裡呢? 他後來發現莒光日時,開會有很多贈品,黨部不可能撥經費,國民黨體系的就可以拿贈品,有些全額還被輔導長拿走,飽入私囊,有些巴結長官的卑裂手段,簡直是胡作非為,許多職業軍人喝得爛醉如泥,正科軍官根本是敢怒不敢言,看盡其間醜事,走後門歪風,許廷鑫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國民黨貪污腐敗的一面,他充份體會在醬缸文化中,「死幹活幹撤職查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的話,一一印証。 許廷鑫因為還是受到爸爸影響,讓他在軍中飽受精神折磨,直覺環境很變態,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常借刀殺人要他做壞事,若不從則被修理,或是被罵的連狗不如。 兵役頭一個下半年,曾有一次放假,中華路有鐵道,當時曾有衝動臥軌,感覺自己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過得像行屍走肉。他調適得很辛苦,唯一好處,就是堅持帶兵要帶心,如何讓底下的阿兵哥100人完全服從,當兵,讓他領悟到一段生存的哲學。 而另外的收獲則是,追到漂亮的老婆,當時夫人是台北商專班花,當時不敢追他,許一直處心積慮與她聯絡,在服兵役時展開熱烈的追求,因為用情很深,感情非常專一,終於追到手。現育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根留台灣 自創品牌 他也在心中早就有規劃退伍計劃,一直讀英文,晚上看書,決定考托福。但父親不放他去留學,因為家族企業需要他,5月退伍,他8月就開始出國,1989年就來美國,學著提著007皮包,由父親帶路,全球南北征戰。 由於父親開工廠,與伯父在台灣算是相當有實力,60年代,中部五金工廠的師父都是由父親公司訓練走出去再創業。 1960越戰開始,一直到1990年後,許的父親,就是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的一員,就像無數中小企業主,不會高深的英文,家庭即工廠,拿著007手提包就闖蕩各地,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去台灣,從有輕工業開始,父親就正逢外銷榮景第一波。 許廷鑫接手已是尾聲,他不但跑日本,歐洲,美洲,出差到各國趴趴走,1990年還曾去中國,參觀廣州交易會,那時中國才剛開始開放,他笑著說,「一開始心情是,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有多壞,真的嗎?結果,印証果然真的很壞,往後跑的更多,後來發覺簡直是浪費時間,太多不合理現象。台商在他們眼裡,是最可以被剝削的一群,共產黨根本不把台灣當國民看,以前是反國民黨,出國反而真的變成台獨。統一觀念完全消除,所以與父親再也不會爭執了。」 在中國沒有投資,父親更早去中國,發現不行後,決定放眼天下,許父一句話:「不要鎖國,更不要鎖在中國,國際觀不是只能在中國。」所以當很多同業為了人工更宜,紛紛前進中國,許家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根留台灣,多年不斷研發,控制成本,規模一直在擴大;經過多年,如今,爸爸在中國投資的朋友,倒的倒、散的散,或是乾脆改行。 但許廷鑫仗著第二代英文好,與歐美商界人士打交道久了,學了很多經驗,悟到與客人談判,不要作賤自己,而是要兩方互利。最好的作法是「市場導向」,看市場要什麼? 1983年美國、1990年在德國、2000年在墨爾本,設立分公司,都是跟著客人走。 許廷鑫在1990年接手後,為家族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由於父叔輩早期都是做OEM代工。父子倆都已有共識,許廷鑫要求父親給自己3個月,著手開始打自創品牌行銷,1990年以「GARDEN TALS」之名的各式花園藝品,前進歐美。 「不怕買貴,就怕賣不出去」,但年紀輕輕的許廷鑫在摸索絕對會犯錯,父親卻讓他花錢學經驗,代價很大,但經驗靠累積,終於他能主導進入K-MART,後來做了WAL-MART。 他分享這份經驗,逆向操作,「客人不是買便宜貨,而是買能賣出去的貨」。早期台灣人做法是以成本往上加,他則是倒算法,先定下價位,然後調查,倒回來一一減去到成本,不折不扣的市場導向。 另外,由於如何去創造客人的需要,不去抄襲,創造產品的觀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伸展敏銳觸角,掌握脈動,維持好的產品、品質、價格、服務、關係。 未來的規劃,他已想到轉型,所以在越南設廠,開發其它相關製造行業,手術刀,特殊金屬來取代中國,當然根還是留在台灣。他認為,大企業全球佈局,但自己做的是中小企業,所以習於做策略聯盟,相關行業集結,比較有競爭力,有錢大家賺。 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 「人生的規劃一點也沒有想法會在民進黨黨內擔任職務」許廷鑫回想著。 1990年代開始,就十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藉由胡維剛律師認識台美社團,但沒有時間參加,大部分是出錢、父親是創黨之後入黨。許廷鑫,是在1994年,才開始加入民進黨。1996年之後,生意穩定,從南長北扁開始積極投入,1998年左右,扁友會成立之後,又加入聖東同鄉會。 2000年出來選美西黨部評議委員,配合主委陳文石,2002年再選評議委員召集人,2004年陳文石鼓勵參選,林榮松醫師剛好榮任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要去辦美洲台灣日報。受到陳文石等長輩鼓勵,資歷淺,乳臭未乾小子,考慮再三,決心試試看,竟然就同額當選。 2004年上任主委,代表的最大意義,就是「世代交替」,前輩提拔,自己努力,民進黨給年青人一個機會,美西是海外最大的一個黨部指標地域,37歲,即要做就得全力以赴,才對得起大家。二年一任,今年他又連任一次。 但剛當上主委,他就面臨三合一選舉等之後,民進黨氣勢受挫,一直到今每況愈下,他則樂觀地說:「一個人在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麼能耐,越是困難, 能做的好才是功德。」他認為,大環境不利,越要有更堅定的立場,迎接挑戰。 他心中深深感謝絕多數的台美鄉親,沒有名利糾葛,豪無所求,仍熱情相挺,更顯得支持者可愛,看到支持者信任,日久見人心,雪中送炭。他認為,民進黨沒有灰心喪志的權力,民意支持,民進黨跌倒一定爬起來。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去。 文/記者林蓮華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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