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一月 18, 2021

人物

林志文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林志文﹝Bob Lin﹞有一個特殊的成長背景,使他無論與第一代或第二代相處,都能歡喜自如。 他是一個八歲到美國的小移民,而且是跟祖母單獨生活在一起。他說:「你能想像一個六十八歲的台灣阿嬤,帶著八歲的孫子,單獨在美國生活,是什麼樣的情景嗎?有些情況實在有意思,譬如說,我到學校唸書,英文看不懂,回家問阿嬤:『這字什麼意思?』阿嬤受過日本教育,趕緊查日英字典,再用台語解釋給我聽。這就是我們頭幾年在美國生活,時常發生的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這得從他的姓說起。林志文的父親是楊忠正先生,他的哥哥弟弟都姓楊,只有他姓林,因為他自出生後,就過繼給林家,繼承香火。原來志文是林秋菊的大姐秋棠的第二個兒子。林家三姐妹原本有個大哥,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日軍徵召陣亡。林家二老非常傷心,因此秋棠婚後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便成了林家的命根,自小和祖母住在花蓮。 一九六八年,寡居的祖母移民美國,帶著小志文同行。他們在秋菊阿姨家住了四年,個性獨立的祖母便帶著他搬到海德公園,單獨居住。兩年後,他的媽媽帶著哥哥來,和他們住一起。又過了兩年,弟弟也來了。 「爸爸是最後出來的一個,因為他在台灣電力公司上班,一直工作到退休。」志文說:「那些年,媽媽好辛苦,因為三個男孩經常把一個家,搞得天翻地覆。」 隨著環境不斷地變遷,志文的適應能力變得很強,同時也習慣周遭多元的文化。 他笑著說:「我們一家講好幾種語言,媽媽到芝加哥後,在日本人的教會當音樂總監,秋菊阿姨則一直在華人教會當音樂總監。我們在家講台灣話,用台語讀聖經、禱告、唱聖詩。但是祖母和爸爸、媽媽、甚至阿姨、姨丈講日本話,因為他們受日本教育。我和哥哥、弟弟、及表妹們講英語,因為我們在美國長大。」 「我從小就在一種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的環境下成長。」他接著說:「台灣人覺得我是美國人,因為我講美國腔的英語。美國人覺得我是台灣人,因為我有一張東方臉孔。第一代覺得我是第二代,因為我自小在美國長大。但美國法律認為我也是第一代,因為我不在美國出生。但這些對我都不是困擾。因為我瞭解我是一個台裔的美國青年,我以我的根為榮。」 長大後,多元的文化背景成了志文的獨特資產。他能講流利的台語,熟悉第一代的想法,與第一代們暢談無礙。在這同時,他也是第二代們的小哥哥,與第二代的孩子們玩在一起。 他自到芝加哥後,就年年跟著祖母、阿姨和姨丈參加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夏令會。就讀高中時,即開始帶領芝加哥教會的亞裔青少年團契。 一九八○年,基督徒夏令會的最後一次理事會在楊忠正家召開,決定將基督徒夏令會改為青少年夏令營。那年,志文二十歲,是香檳城伊利諾大學化學系大三的學生。 隔年,第一屆TAF夏令營創立,林志文帶領一大群芝加哥的青少年前來參加,帶給大家很大的鼓勵。 「但一直到一九八六年,」甫良姨丈說:「芝加哥的孩子們風聞到TAF夏令營可能停辦,公推他出面與第一代協調,大家才發現他是兩代之間的一個很好橋樑。以後,他的領導能力就深為第一代們所器重。」 展露領導才能 林志文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化學公司任職,同時繼續帶領芝城教會的亞裔青少年,也因此與全美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成為好朋友。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掌TAF會長後,經由林志文的介紹,邀請史密斯到TAF夏令營當講員。結果史密斯的演講深受大家喜愛,不僅隔年再度應邀到夏令營講演,並且在一九八九年時,應陳植哲會長之請託,為TAF作了一番全盤的評估。 當時,史密斯在報告中強調, TAF若能順利傳棒,未來大有發展可能。這項評估引起第一代們的探討。隔年,盧志華教授接任會長,開始啟用林志文、David Chiou、Andy Chen、Daniel Lu、 Hochi-Tsai和John Chen等多位第二代青年,擔任夏令營的輔導員和協調人等職務。 在這段期間,林志文本身也遭遇到一些人生的轉折。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最親愛的祖母蒙主恩召,帶給他無限哀思。在這之前,他因在公司的表現獲得肯定,被派往德州達拉斯,擔任分公司技術服務部的經理,因此離開自小長大的芝加哥。 他在達拉斯,遇到來自香港的凱西﹝Kathy﹞。兩人情投意合,進而締結連理,爾後生了兩個活潑可愛的兒子約書亞﹝Joshua﹞和馬太﹝Matthew﹞。 「可惜阿嬤沒有親眼看到志文結婚。」時隔多年,秋菊阿姨仍如此感嘆:「她如果看到愛孫娶了這麼一個好太太,替林家生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小壯丁,不知有多高興!」 「志文的長處是人緣好,講話很有說服力,深具協調的能力。他在九十年代,與行政能力很強的David Chiou形成很好的團隊,積極帶領夏令營的各種活動,以致激發更多學員的參與,對轉變中的TAF,發揮非常正面的影響。」甫良姨丈說。 林志文在二○○一年擔任TAF會長後,繼續提攜更年輕的後進,如Bernice Tsai、 Christian Shay、 Jessica Chang、丁怡賓﹝Lester Ding﹞、 Morris Lee 、林宜如﹝Carol Lin﹞等等。 「許多孩子很熱心,主動為夏令營提供不少好點子。」他說:「譬如Sylvia Chen 提議的『大哥哥姐姐』制度,由青年組的學員認養少年組和青少年組的學員為弟妹,一起野餐、談心,便是一個很溫馨的活動。」 「現在服務TAF的第二代大約比我年輕十多歲,」他笑了起來,說:「跟他們相比,我都快成上一輩了。我們的第二代很優秀,很多畢業於美國著名的大學,在社會上也很有成就。更可貴的是,他們都有一顆認同台美人的心和奉獻TAF的熱忱。」 TAF的四大主題 年輕一代接棒後,重新整理第一代的思維,然後以新的語言,有系統地表達出來。論述能力很強的林志文提起TAF的理念,明確地指出:「TAF的任務在教導身處台灣與美國文化交集的孩子們,能平衡兩種不同的文化,培養健全的人格,並以謙遜的態度服務人群,進而造福社會。」 他接著說,倫理價值、認同、溝通和領導能力是TAF夏令營的四大主題,每年強調一個主題,每四年輪換一次。 「這四個分別由歷任會長帶進的觀念,實則脈絡相通,裡外一貫的。」他進一步闡釋道:「首先從倫理價值開始。生活在美國,少數族裔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常有迷失的現象。因此我們要教導他們認識自己。先檢視自己的優點、缺點、喜好、特質與追求的方向,再學會接納自己、尊重自己,然後以同樣的態度接納別人、尊重別人。」 他舉自己的例子說:「譬如青少年時期,大家對外表都很敏感。眾所喜歡的體型都是高高瘦瘦,但我從小就長得胖胖壯壯,我怎麼辦?就是學會接納自己,告訴自己:長得不那麼酷,沒關係,我還有其他長處,祖母、媽媽、阿姨和許多人都愛我。建立自尊與自信後,才能以同樣的態度接納與尊重別人,這就是倫理價值。一個人有了正確的價值觀,為人處世就比較不受外界的影響。」 「瞭解自己後,再進一步探討自己的族裔認同。」林志文說:「台灣人認為我們是美國人,美國人認為我們是台灣人。許多台美孩子常在內心自問:我是什麼人?我要認同哪一個族群?在這關鍵時期,我們要教導他們認同台美人,接受台灣文化的優點與缺點,以台灣傳統為榮,建立起自己的族群尊嚴與信心。」 裝備自己後,再對外溝通。他說:「溝通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 代溝則是許多台灣人家庭都有的現象。到TAF夏令營的孩子,許多都吐露難與父母溝通的心聲,獲得許多共鳴。我們一直鼓勵孩子們多瞭解父母的文化背景,並加強自己的溝通技巧,如此不但能促進家庭和諧,更有助於自己日後的發展。」 有了自尊、自信與良好的溝通能力後,領導才能應運而生。志文強調說:「領導能力並不全然天生,後天亦可栽培。事實上,更重要的是領導人必須心存謙卑,具服務的熱忱,才能真正服務人群、貢獻社會,這就是『奴僕領導』的真正涵意。」 第三代的參與 在德州工作數年後,林志文的領導才能與多元的文化背景益受公司的器重,因此被升調至波士頓總部,擔任國際技術服務部經理。此後,他經常出差國外,時而日本、台灣,時而中國、香港,時而南美,經常繞著地球飛。 「幸好現在的科技很發達,即使在國外,我也能以電子郵件與大家聯絡,或在電話中規劃TAF事宜。」他說。 二○○三年,林志文卸任後,基於現實考量,TAF會長一職仍回到第一代身上,由密西根的黃啟仁接任,二○○五年則由芝加哥的林大成擔任。至於執行長一職則一直由第二代負責。二○○○年至二○○四年,由專攻企業管理的Bernice Tsai擔綱,二○○五年則由從事教育的Christine Shay接掌。至於理事會的四十多名理事,第一代與第二代兼而有之,但望在兩代合作之間,TAF得以順利傳承。 林志文卸下會長後,仍繼續擔任TAF的理事與執行委員。目前,他正與Bernice Tsai等人積極籌劃恢復夏令營的大專組,並且熱心組織TAF的「學友會」,希望從前參加過TAF的孩子能回「娘家」,共同在家庭營裡團員。 當年參加夏令營的那些天真淘氣的孩子,如今大都已成家立業、為人父母,他們的孩子甚至足以當TAF的學員。志文與凱西的兩個兒子,十二歲的約書亞和九歲的馬太,亦早已是TAF的第三代學員。 而當年的辛勤播種人,則已升格當阿公、阿嬤。卓甫良與林秋菊的長孫女安蕾亞﹝Andrea﹞、孫兒滿雄﹝Daniel﹞和小孫女富士﹝Deanna﹞,都是TAF的第三代學員。去年,十六歲的安蕾亞當上少年組的輔導員,令阿公、阿嬤非常開心與驕傲。 林健華的老三宗慶也於去年結婚,或許再過幾年,他們將在TAF夏令營與兒孫相見。這些從前的辛苦義工,如今已退居第二線,成為輕鬆的家庭營與會者。他們在營裡,快樂地與兒孫團聚,與老友重逢,並且望著一張張可愛的小臉,興奮地辨識究竟是誰家的孩子。 從卓甫良、林健華、到林志文,這一群在美國內陸的台灣人,本著對基督的信仰、對台灣的認同、與對台美傳承的使命,默默地播下TAF這粒芥菜子。時隔多年,終於萌芽,台灣人在美國的故事,就這麼一頁頁地寫下去。 楊遠薰

王敏昌

在歐美國家,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常見癌症,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都要拜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檢驗篩選法的出現,PSA也是目前最常見篩選前列腺病的診斷指標,已拯救無數男性。說起PSA的問世,其實是由台美人王敏昌博士研發,歷經十年有成,方能濟人救世。 王敏昌博士與夫人葉秀卿,至1995年退休後,就活躍於南加台美社團,演講、座談會、台灣選舉活動等地,常可看到他們賢伉儷熱情參與的身影。 王敏昌自今年4月,因在膽管發現癌細胞,由於位置不佳,醫生無法開刀割除,建議只能化療,研究癌症多年,他深知面臨生死關卡,PSA的貢獻,居功厥偉是其一生最大榮耀,家慈子孝,幸福圓滿; 但對母國台灣局勢憂心忡忡,「失望、不甘心啊… 」頻頻搖頭,難掩心中不捨。「但願有生之年看到台灣成為正常化的國家… 」從父親直到王敏昌本人的宿願,哎..怎麼如此艱難? 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PSA研發─男人前列腺救星 「名聲,只是『自我陶醉』。雖然有人侵佔我的研究成果,享受無上榮耀,實在不公平,但同僚都知道那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結晶,過了25年,仍沒被淘汰,反而越來越多人在用,我很光榮;至於名利富貴,過眼雲煙,唉..早已不在乎… 」王敏昌娓娓道出,多年不為人知的委屈。 王敏昌在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留學5年半,完成生化碩士及博士學位後,被許多實驗室高薪挖角,他決定前往最頂尖盛名,位於紐約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實驗室」(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工作,專研抗癌葯物;1975年,受邀轉至研究前列腺癌診斷,直至1984年研發成功,後來申請專利,至今成為普世最熱門之一的病症檢驗法。 說起1975年起,他一手促成PSA檢驗法的研究重大突破,10年煎熬時光,PSA(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早已成為發現男人前列腺病症的救星。 但王敏昌並未被公平對待,起源是當初X博士因為研究三年一無所成,因此邀請王,王敏昌重寫計劃書、研究方向、申請補助金、帶研究生進行實驗,一週七天,10年從頭忙到尾,但最後研究成果,掛名竟然是兩位作很少事的X博士及「長官」在前,自己排名被擠在他們之後。 PSA在發表成果後,聲名大噪、得到許多醫學獎項,但X博士獨享榮耀,並故意漠視真正的幕後英雄王敏昌。有時論文發表,王一看,差點昏倒,因為列入一堆不相關「長官」之名,而王的名字早被「稀釋」在10多位「研究者名單」之中。 面對吃相難看的「學術陷阱」,耿直地王敏昌無可奈何,決定離開學術生涯轉往工業界作事。索幸,申請專利權及專利金時,他的名字是無法被一筆帶過。 想到10年人生最黃金時期,日以繼夜地忙翻了,兒子與女兒成長期,無法正常陪伴,「女兒有一天要我陪她打羽毛球,竟然要求在車庫前打,為什麼? 因為她想讓鄰居知道,爸爸也有陪她一起玩… .兒子與女兒,坐車時常要我在巷口多轉幾圈,他們故意打開窗戶招手,只想讓鄰居知道爸爸有關心他們… 」王敏昌說道此,眼中飽含淚水,心疼啊! 日式家教─以父為榜樣 與王聊天,他最常談起的是父親王超英,因為其父東京工業大學畢業,返台受聘在台北工業學校(現今台北科技大學)教書,深受日本人及台灣子弟愛戴;同時父親也應是台灣早期第一位機械工程師,不論是高雄陳家經營的日本糖廠、木材廠、或是唐榮鐵工廠(前身)等工廠,都在其父掌舵下,轉虧為盈、大興利市。 1983年,王敏昌生於高雄鳳山,父王超英喜迎長子,當時也是家道頂峰,他回憶講道:「日據時代,全鳳山只有我們一家擁有地中海式洋房,與姐、妹和弟過得很愉快。但自從戰後,中國國民黨強佔台灣統治後,正是我們噩運開始。台灣頓時從現代化社會倒退嚕,墜入黑暗深淵。」 228事變、白色恐佈,王的父執輩的夢靨接踵而至;由於國民黨接收日本產業,官員素質低落,糖貿易是當年台灣的閃閃金磚,國民黨官員連煉個糖漿都沒法作成結晶,怎麼會懂什麼叫「工業鏈」? 日殖民時代,早能把甘蔗提煉成糖,直接送至港口一貫作業,這對國民黨是「天方夜譚」,最後只好請出王父出馬。 不諳中國官場作風,王父律己甚嚴的「日式教育」,講究清廉,公私分明,卻犯了國民黨高官「擋人財路」的官場大忌,1947年228爆發,王父首當其衝,官僚誣告被捕威脅。 王母散盡家財營救,不幸中的大幸是,王母營救有方,想盡辦法將其移送至法院審訊,而非憲警大隊,經半年關押後,終被判無罪釋放。聽說,當年很多家庭籌錢到欠債累累,仍救不回人,有的無力者,則只能眼睜睜看親人枉死。 王父半年出來後,已是人事全非,「當年,我父親與杜聰明博士組成『台灣理工學會』,當時留日人才超過2000多個會員參加,但228之後,私下查訪,只剩下100多人,全部失踪,台灣菁英都被殺害了;家父幸運的活下來,但友人們冤死喪命,他一直很心痛。」 留學─呼吸自由空氣 王敏昌身為長子,在父親嚴厲家教下,六年高雄中學後,順利考上台大化學系,於1961年畢業,服役後,1963年就考過托福申請加拿大艾伯特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讀,拿到博士學位。在加拿大求學,對王沖擊很大,受益匪淺;他舉例說明,向圖書館借書,不需身份証,超日週市不營業,大門敞開,顧客自由出入買貨,自動放錢;最令人溫心的是,嚴冬戶外零下20多度,寒冷難耐時,大可隨便敲人家的門,請求入屋取暖,主人有時還會奉上一杯咖啡,那種人情味,猶如「人間天堂」;與在台灣生活,由國民黨鐵腕統治高壓氣氛差太多了。 執子之手─牽手走天涯 1994年,王家搬來南加,有鑑於生化科技前途似錦,原本想回到老本行創業繼續研發;值盛年56歲時,因長期積勞成疾,導致心律不整,一個月3次跑急救室。夫人葉秀卿再也忍不住,放棄全新實驗室器材,逼老公保命退休,轉而把重心致力於台美人公益事務。 王敏昌非常感激多年來,夫人的無私付出,讓他無後顧之憂。當年在台大與小三年的學妹似曾相識,王當兵後,經長輩作媒,因為「門當戶對」、學識匹配,男才女貌,與隔條街鄰居台大外文系畢業的葉秀卿約會,看了第一部電影「真善美」,愛苗深重。半年內訂下終身之盟,於1966年碩士畢業馬上結婚,1967年,生了長子,後直到美國就業時又生下長女。 直至退休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陪伴兒女,享受天倫之樂;最關心的是台灣事務,夫婦倆積極參與FAPA、NATPA(台灣人教授協會)等組織,加強台美人公共事務交流;至於,台灣選舉自1996年每仗必役,回台助選兼投票,堅決保護台灣主權,也認識許多好友。 除了台美事務,王敏昌帶著牽手走天涯,「他帶我遊遍全世界,去年野火燒到我家後門,我們正在埃及玩,左鄰右舍都受波及燒毀,我家只燒掉一角落… ..」葉秀卿手足舞蹈地指著廚房牆角、並分享到世界遊歷的留影,夫婿整理的井井有條。 面對病魔,他背出聖經詩篇第23篇一段經典名句:「我雖然行過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靈魂、祢的杖,都會安慰引領我… 」安慰關心的親友。 文/記者林蓮華

愛兒福基金會 33歲林佳宏單打獨鬥行善8年

(記者林蓮華/洛杉磯報導)「 從這裡開始,讓愛傳出去」愛兒福基金會(Envision Life Foundation )在偏遠弱勢地區點燃教育薪火,原本單打獨鬥經過8年後,為讓更多兒童受惠,於10月 31日 (週三)創辦人林佳宏首度向僑界介紹自己的慈善大願,在規模日益增大的同時,盼認同的善心人士共襄盛舉,只要每個月20美元,讓更多貧困的兒童,能夠翻轉逆境。 今年33歲的林佳宏是台灣第1.5代的移民,和他對談超療癒,自己默默行善8年,援助逾萬包括柬埔寨、緬甸、花蓮、南非偏遠地區的兒童。「 每天早上一起床,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哇~今天又能夠改變一個人。」他多次興奮強調這個信念讓他撐過8年。 改變的力量,就從一個念頭開始,林佳宏在就讀阿凱迪亞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在ebay創業賺錢,當他的結拜兄弟因憂鬱症自殺身亡,在痛哭之餘才驚覺周圍很多的朋友在富裕的美國也都曾經想自殺,他選擇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系就讀,只為探索生命的意義,「幸福」究竟為何物? 25歲那一年,當大多年輕人都在找出人頭地的捷徑,林佳宏在2010年背著背包去了柬埔寨的潘島(Koh Pen),島上24個漁村每個月平均所得15-80元美金,極低的收入導致孩子們放棄升學到工廠賺錢。他在當地寺廟說想教英文和中文,住持全力支持,沒想到他和兩位朋友展開第一天教學,就來了400多個孩子,他當塲震撼悸動不已,孩子一雙雙渴望求知的眼神,翻轉了林佳宏的人生,他離開時和孩子約好「等我回來」。他回美國拚命賺錢後,沒多久依承諾回潘島在島上打造愛兒福教育中心, 培訓師資,發放物資及獎學金,開啟他一人立起的慈善志業。 林佳宏侃侃而談放映孩子蛻變的照片時閃放著神采奕奕的光采,他說:「這些孩子和我原本素不相識,但他們的成長,因為受到教育,未來翻轉了,他們的未來和我環環相扣,我因為他們感到幸福。」隨著孩子們的長大,需要更多的錢才能讀大學,林佳宏作貿易並掏出所有積蓄,設立四年全額獎學金,讓向上的孩子有幸讀完大學,投入職場脱貧或回鄉教書。潘島因為林佳宏無私的愛,正在改變中。 原本以為他只忙著援助柬埔寨,林佳宏腆靦笑言:「沒有啦~因為有了點經驗,我也去緬甸和尼泊爾、南非幫助他們當地兒童,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成立國際志工團訓練師資培訓讓志工教書,我們還組一個國際義診團到偏遠地區義診。另外,在花蓮我們也與新城國小等當地學校校長有意願的合作,訓練原住民鐵人三項,還有一日精進營。配合附近慈濟大學、康寧大學合作。」 他話鋒一轉,說明未來的另項計畫:「很多弱勢地區,人民也是有尊嚴的,他們不要施捨,他們要的是機會,小孩需要教育,大人需要工作。所以,我自己是做貿易的,我知道顧客要什麼,所以我想把原住民的手工藝,結合我認識設計朋友作出新潮的手工藝品。隨著台商前進東南亞設廠,我也常幫忙介紹工作。」之前,林佳宏都是和好朋友一起自掏腰包的做,連做8年,因為規模和觸角不斷增加,一年大部分時間待在柬埔寨及緬甸,目前有近百名各國專業人士參與志工公益行列。他開始考慮組織化的問題。 從18歲創業一心賺錢求成功的企圖心,隨著2010年成立愛兒福基金會,林家宏堅信成功的定義不再是年收入。唯有愛與分享,才能帶來幸福,在規模擴增,他決定實現心中的慈善藍圖,但是靠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他懇請大家共襄盛舉。 31日,他以多年經驗籌劃,分享未來的願景,基金會未來的關懷項目是以教育為本,整合六大區塊,第一,慈善,分為家訪、志工團隊 跟國際志工團。第二、設立教育中心,培養更多優秀的種子教師、複製教育成功經驗、志工深耕化。設立種子教師獎學金一年$1000元、清貧學助獎學金每月$20元。第三、培植中心-讓中輟生在校生與社會人士,得以學習一技之長。第四、教案合作,包括電腦版、應用語言班,又以中文與英文會話為主。第五、醫療 -定期舉辦眼科牙科中醫與西醫診。第六、發放物資-發放衣服、鞋子、書本、背包、文具、大米等。 八年來林佳宏以一人之力做國際貿易苦撐養育窮苦柬埔寨等地的子弟,唯一捐款人邱智正醫師捐出兩萬元,幫助興建教室也因為邱醫師腦癌突然過世而告終。故決定以邱智正醫師之名興建教室。 勸募部分,他說明主要是興建邱智正醫師教室、助學與大米捐贈,分為四項,A.$20捐贈孩童25公斤大米一個月。B.$20元一個學生上學一個月。C.$1000元,一名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D.興建教室$5000元。 如果大家想幫忙,歡迎捐款方式,Paypal: gro.n1610966107oisiv1610966107fle@e1610966107tanod1610966107, 若是支票,抬頭請寫Envision Life Foundation,寄至 713 W Duarte Rd., G-154, Arcadia, CA91006。捐款可以抵稅。 當天,美食專家林慧懿義助擔任基金會開發長及勸募說明活動主持人。出席有榮譽董事洪美蕊(內陸華人協會會長)魏純潔顧問(采風創意手工藝交流協會會長) 、劉冰(長青文化中心)創辦人、主持人今波、李恩慶顧問等。過去單打獨鬥,現在愛兒福基金會誠摯邀請僑界朋友的共襄盛舉。

范清亮 生物科技創業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曾經聽說在聖地牙哥有一群養白兔的台灣人,成功地創建生物科技公司,發了財,還一起營造台美社區。他們是些什麼人?如何養白兔致富?如何營造台美社區?這些都令人感到好奇。 一個四月天,來到風光明媚的聖地牙哥。蔚藍天空銜接著浩瀚的汪洋,白色浪花拍擊著嶙峋的海岸,風姿綽約的天堂鳥展露笑靨,佇立街頭。這真是一個上帝垂愛的城市。 在寬敞明亮的「台灣中心」裡,吳銘賢主任微笑地招認:「我們就是當年的養兔人,不過看起來不像富翁,倒像義工,對不對?」 「我們不只創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而是前後創建兩家,都很成功。但要談公司,得找范清亮﹝Chris﹞。他能講,又什麼都知道,可以告訴你一籮筐的故事。」另一養兔人陳秋山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群中要找范清亮,得往話聲最多、笑聲最大的地方找。在華府雙橡園,一場林昭亮與范雅志的音樂演奏會裡,見到了這位個性晴朗得如聖地牙哥璀璨天氣的養兔人。 他開口就說:「我的運氣很好。許多事情發生時,我都正好在場。機會掉下來,我就用雙手托住,並且加以發揮。」。       原籍新竹關西的范清亮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客家子弟。他不只運氣好,而且聰明勤勞、親切隨和、能說愛笑,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的求學過程一帆風順。中學唸建國中學,大學唸台大化學系,除了會唸書外,還會打球、玩橋牌、拉小提琴、懂得如何與人快樂相處。 「我的運氣真的很好。」他說:「大學畢業,別人當兵,操練得要死。我卻被分發到松山機場當預官。每天上班下班,晚上還教人拉小提琴,賺外快,學生一收十來個。你說,我好不好運?」 好運的事還很多。他繼續說:「當年,台南有個三B青少年交響樂團,台北也有個 廖年賦 先生,想辦『世紀交響樂團』。我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參加 廖 先生在頭城舉辦的音樂營,認識了一起拉小提琴的陳淑雲。她那年才十八歲,在文化學院唸大一,長得很可愛。暑假一結束,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你說,我運氣好不好?」我望著他身旁吟吟含笑、斯文秀氣的 范 太太,心裡不得不承認他確實運氣好。 六、七十年代,正是留學潮的熱門時期。范清亮服兵役時,即申請到普渡大學的獎學金。退了役,順利踏上留美之途。一九六九年夏天,他飛到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攻讀當時最熱門的生物化學。 七十年代的留學生活 他的留學生活亦充滿熱鬧與歡笑。他說:「我們當年在普渡,很熱衷打壘球。普渡大學因為理工科強,男生特別多。當時蔡嘉寅、胡勝正、陳昭地和陳唐山等人都在那裡。大夥人相約只要華氏四十度以上,就在球場見。那時,陳昭地最認真,天氣乍暖還寒時,他在前一晚就到處打電話問:明天打不打球?」 「打完球,大夥人一起開講,話題總離不開台灣。」他繼續說:「當年台灣的資訊很封閉,剛出來的學生聽到外面的人講台灣的事情,發覺很多都沒聽過。剛開始很驚嚇,不能接受。隨後經過一番激盪與思考,就反起國民黨來。我到普渡第一年被開導,第二年就主動加入開導新生的行列。」 一九七一年正月,保衛釣魚台運動在數十哩外的芝加哥轟轟烈烈地上演。范清亮說:「保釣對當時的留學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保釣時,台灣學生與統派立場一致,都反國民黨。保釣後,雙方國家認同不同,自然分開。此後,海外留學生分成台灣、統派與國民黨三派。台灣派的學生組織台灣同鄉會,凝聚力很強。」 那年,陳淑雲在文化學院唸大三。為免兩地相思苦,她乾脆情奔美國,當起年輕的 范 太太,然後在普渡大學繼續修學位。 「當留學生很窮,卻也窮開心。」她笑著說:「住在中西部的大學城,沒什麼花費,聚在一起打球也挺開心。我到普渡的第二年,中西部台灣人壘球大賽在普渡舉行,真是一件大事,因為我們得準備飯菜給五百個人吃!小鎮裡沒什麼像樣的中國餐館。即使有,我們也吃不起。」 「後來有人發現學校附近的瀑布下游有許多鯉魚,就發動大家去捉魚。一大群人在水中尖叫嘻笑,奮鬥了大半天,真的抓了許多魚回家。我們把魚放在浴缸裡,讓魚吐沙。隔天起來,再殺魚、清魚、炸魚。炸得滿屋子都是油煙,總算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鯉魚。開飯時,五百個人圍坐五十桌,每桌都有一道香噴噴的糖醋鯉魚。不花錢,但整整費了兩天功夫,大家都很得意。」談起往日趣事,斯文的陳淑雲忍不住咯咯大笑。 范清亮提起中西部壘球大賽,更是神采飛揚。他說:「那時所有球隊裡,最厲害的就是底特律的老仙隊。他們有國手級球員,又有制服,神氣得不得了。我們每次碰上他們,就手軟腳軟,氣勢短一截。他們一連蟬聯一、二十年的冠軍,直到第二代球隊興起,才把他們擊敗。」 范清亮在普渡大學歡喜度過四載。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生化博士學位,淑雲亦拿到藝術學士,兩人很有成就地離開印地安那,前往波士頓開拓前程。 到波士頓後,范清亮追隨前麻省理工學院﹝MIT﹞院長布朗﹝Gene Brown﹞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 從事 博士後研究。他笑著說:「我當時養了很多果蠅,作有關葉酸﹝Folic Acid﹞的研究。因為果蠅的眼睛是紅的,能製造一種與葉酸非常類似的元素。我調高實驗室冷凍庫的溫度,在裡面養果蠅,天天觀察。結果有時不小心,冷凍庫一開,果蠅飛了出來。哇,不得了,整個實驗室果蠅嗡嗡飛。要抓那些果蠅,真是一件頭痛的大事。」 在波士頓,他又結交不少好朋友,經常一起把酒論時政的夥伴有陳重信、張啟典、葉吉福等人。范清亮說:「在波士頓那四年,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譬如:蔣介石去世、台灣政論被停刊、白雅燦被捕等等。每次都讓我們情緒激動,高談闊論不已。」 一九七六年,國民黨政府派了六名中正理工學院的軍校生,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彈導向系統。時值越戰,美國各著名大學反戰風潮盛行。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質疑校方幫外國政府訓練軍事是否恰當,因此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座談會。會中邀請范清亮參與談話。 范清亮說,軍校學生兼負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素為台灣學生所不喜。他把握機會,在座談中高聲說:「台灣目前是一個獨裁的體制,學校幫助獨裁的政壇發展軍備,無異變相地欺壓台灣的百姓。」 此語一出,一位手持照相機的軍校生立刻起身,對他猛拍照,引起其他台灣學生的憤怒與不平,當場發生衝突。隔日,學校的報紙大幅報導這樁事件,並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活動詳加描述,更加刺激國民黨派與台灣派學生的對峙。此後數個月,雙方劍拔弩張,煙硝味甚濃。 范清亮是這場事件的主角,備受矚目。許多人為之喝采,但亦有人懷恨在心。他為防遭人暗算,特地買了一把噴霧槍,每晚獨自從實驗室走到停車場時,隨身攜帶,不敢大意。 此後,他的台灣意識益加堅定。原本不諳河洛話的他,開始習講河洛話。如今台語朗朗上口,也算當年努力的收穫。 救援「美麗島」政治犯 一九七七年,范清亮獲貝克門﹝Beckman﹞生物儀器公司聘用,到南加州的卡爾斯貝勒﹝Carlsbad﹞就職。全家遂由美國的東北角搬到西南岸,定居在四季如春的聖地牙哥。 七十年代後期,鑒於國民黨政府動輒逮捕異議人士,海外熱心鄉親組織「台灣人權協會」,聲援島內的民主運動。一九七八年,范清亮接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與島內民主人士展開密切聯繫。 隔年,「美麗島」雜誌全台發行,黨外勢力迅速擴展,與國民黨的對峙驟然緊張。 十二月十日 ,黨外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當晚,范清亮即接到施明德自高雄現場打來的電話,告以國民黨軍警已經採取鎮壓,並且使用催淚彈,一旦警方展開逮捕,海外必須趕緊救援。 次日,國民黨政府果然進行全島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殺氣騰騰。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海外鄉親憂心忡忡,惟恐他們被處極刑。身為人權會長,范清亮萬分火急地成立熱線,迅速展開救援。淑雲不分晝夜,與被捕人士的家屬電話聯絡,並將錄音傳給紐約的張楊宜宜,在紐約的「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不斷播出。當時全美各地的鄉親,都紛紛打電話到「台灣之音」,探詢最新的消息。 范清亮說:「那時,艾琳達的母親住在聖地牙哥,非常支持我們。艾琳達被國民黨驅逐出境,回到聖地牙哥時。我們動員許多鄉親到機場迎接,並就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引起廣泛矚目。後來艾琳達到其他城市,各地同鄉都沿用這個辦法,所以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公關與宣傳,都是在機場舉行。」 當時。他在普渡的老友陳唐山任職華府聯邦政府,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私交甚篤。他建議台灣人權協會發起同鄉寫信運動,向美國國會議員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與民主之事實。范清亮於是經由全美所有台灣人組織,全面發起寫信運動,得到非常熱烈的回應。 淑雲說:「那陣子,各地的簽名信如雪片般,不斷寄到我家。我把那些信整理影印,一張張地疊起來,從地上一直堆到比餐桌還高的地方。然後裝訂成冊,寄給華府的陳唐山,再送交甘迺迪參議員。當時甘迺迪參議員都驚嘆道: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陳情信!」 范清亮並且和郭清江、張倚石等數位熱心同鄉,聯袂到洛杉磯北美事務協調處呈遞抗議書。 「抗議的經過非常精彩。」他描述說:「我們十來個人到了協調處門口,就被擋駕。交涉不成,只好自行闖了進去。我進入後,即站在大廳中央,自口袋掏出一紙台灣人權協會的抗議聲明,大聲宣讀。」 「同行的伙伴見到牆上掛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巨幅相片,不禁怒從中來,衝上前動手就掀。結果火氣一來,他們見了其他東西,也一併劈哩叭啦地掃落。我的聲明尚未讀完,郭清江已在耳際大喊:『趕快逃!』我繼續正氣凜然地唸完最後一個字,然後把紙張往口袋一塞,拔腿就跑。」 「這個事件害得張倚石被警方起訴,連我辦公室的電話也被錄音調查。」事隔二十餘年,范清亮提起當年勇,猶不覺好笑。 但當時的心境確實悲憤悽苦。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身繫囹圄的林義雄家中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及一對雙胞女兒慘死亂刀下,惟一僥倖存活的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經過急救,幸告生還。奐勻出院後,媽媽方素敏帶她遠離那塊傷心的島嶼,隱身在舉目無親的南加州。 范清亮因是人權會長,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即經常與方素敏聯繫。在獲悉她們母女倆抵達南加州後,即和淑雲開車去看她們。 「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見到了方素敏與林奐勻。」淑雲說:「母女倆脆弱如驚弓之鳥,讓人看了,十分不忍。」 由於事前已有聯繫,儘管素昧平生,方素敏還是將惟一倖存的女兒託付給他們,自己黯然飛回台灣,收拾悲慘的殘局。范清亮夫婦帶著九歲的奐勻回到聖地牙哥,對外宣稱她是淑雲姐姐的女兒,安排她去上學。同時為了提防兇手追殺到聖地牙哥,范家特別安裝了保全系統。 淑雲說:「奐勻一是個很安靜、敏感又懂事的女孩,很得人疼。她和雅志﹝Felix﹞是很好的玩伴。記得有一回,兩個孩子要養寵物,我們一起去買天竺鼠。雅志要公的,奐勻要母的,只好各買一隻回家。沒想到天竺鼠繁殖得很快,不久生了一大堆,鼠籠越換越大。結果有時孩子餵食,忘了關門,天竺鼠跑了出來,藏在壁櫥裡、衣櫃中、地毯下,到處都是,可真不得了!全家搜天竺鼠搜得天翻地覆。」 奐勻在范家住了相當一段時日,直到林義雄的妹妹移居美國,才把她接了過去。但是范清亮夫婦收她當乾女兒,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奐勻和雅志都喜愛音樂,長大後,兩人在音樂上,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淑雲說:「後來奐勻到紐約唸書,遇到了一個很好的青年。兩人在紐約舉行婚禮,隨後一對新人和雙方家長都到聖地牙哥,在我們家舉行婚宴。我們都為她感到無限高興。」 飼養黃金白兔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定案後,范清亮卸下台灣人權協會長的職銜,開始有一點閒暇的時間。他喜歡打橋牌,週末常與幾個朋友搭擋打牌,太太們則聚在一起聊天。當時四個搭擋裡,除范清亮外,還有吳銘賢、陳秋山和陳文盛。 吳銘賢是范清亮的新竹同鄉,台大化工系畢業,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化工博士,從事進出口貿易。陳秋山畢業於師大物理系,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SD註1﹞的物理博士,從事運動器材生意。陳文盛是生化博士,在斯克利伯﹝Scripps﹞研究中心 從事 博士後研究。 那年,聖地牙哥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Hybritech﹝混種科技﹞剛剛成立,地方報紙諸多報導,引起他們的高度興趣。大家在牌桌上,一再談論生物科技公司的潛力與前景。正在這時,陳文盛與斯克利伯的合約即將屆滿,開始找事。他們遂決定共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由陳文盛經營。 大家說到做到,每家斥資五千美金,初步決定作限制黴﹝Restriction Enzyme﹞的研發。但不久,陳文盛在台灣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舉家遷台。范清亮只得親自下海,接掌一個尚未成形的公司。 他接手後,發覺限制黴的市場很有限,主張改作免疫化驗﹝Immuno Assay﹞的研究。他解釋說:「這種免疫化驗就是自兔子提煉血清,研發製成驗孕試劑用的抗體。因為要測知女人是否懷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驗尿。孕婦血液裡有一種HCG的荷爾蒙,會流到尿裡,我們就用抗體去測察尿裡是否有HCG。如果反應呈陽性,就是懷孕;反應呈陰性,便無懷孕。」 「這道理說來簡單,」他繼續說:「但因為人體裡有一種LH的荷爾蒙,與HCG非常類似,極易誤導,所以抗體很不好做。我們是很小的公司,必須作高難度的東西,才能和大公司競爭。」 一九八一年年底,范清亮、吳銘賢和陳秋山三對夫婦便在陳秋山的後院釘兔籠,開始養兔子。「因為陳家的後院毗連峽谷,兔屎掉在地上,就用水龍頭衝到峽谷去,很方便。」淑雲說。 陳家負責養兔子,其餘兩家週末過去幫忙。每次養五十隻,每隻都有編號。陳秋山笑著說:「我們養的是紐西蘭白兔,紅紅的眼睛,白茸茸的身子,很漂亮。兔子很乖,不吵也不叫,所以左鄰右舍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也養過羊,只是羊太會跑,根本抓不住。我們六個人排成一排,等羊跑過來,就一起向前撲,結果還是撲個空,讓羊跑掉,只好放棄。」吳銘賢哈哈笑道。 養了兔子後,注射HCG進入兔子裡,再抽取兔血。陳淑雲專門剃兔毛,范清亮負責注射HCG和抽取兔血,然後到吳銘賢的倉庫化驗。 「所謂化驗檯就是買兩扇門,下面加四根支柱就成了。一切克難,但化驗的過程絕不馬虎。」范清亮說。 「好的抗體靈敏度強,準確度高。兔子養了 一兩 個月後,就知道他們身上的抗體好不好。我們通常只留 一兩 隻好的,繼續觀察,其餘都要淘汰,另外再養一批新的。」他接著說。 問題是不好的兔子,如何淘汰?總不能兔籠一開,讓兔子四奔五散。為此,他們積極尋求解決兔子之道。朋友賴淑卿畢業於清大物理系,獲威斯康辛大學醫學生理碩士,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作心臟血管的研究,每天都要解剖兔子。他們於是向她請教有無快速處決兔子的方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啊,我一分鐘就可解決一隻兔子。」 養兔人一聽,心中大喜,連忙請她殺兔,並邀她入股。不久,賴淑卿成為公司的股東暨殺兔人。但殺死兔子只解決一半的問題,另一半的問題是如何棄置這些死兔? 他們為此在夜晚開車到處兜轉,最初想找個餐館的垃圾箱,偷偷丟棄。但繼則一想,畢竟不是長久之道。幾個臭皮匠終於勝過諸葛亮,有人想出錦囊妙計:把死兔餵給獅子和老虎!主意一提出,大家齊聲叫好。原來聖地牙哥有個很著名的動物園,養了許多獅子和老虎。他們立刻和動物園接洽,結果雙方皆大歡喜! 與此同時,他們繼續招股。一九八二年七月,籌到二十五萬美金,正式成立「太平洋生物科技﹝Pacific Biotech﹞公司」。范清亮在六月底辭去貝克門公司的職務, 七月一日 到新公司報到。從此全心掌舵,帶公司邁進新的領域。 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 「我的運氣實在很好。」范清亮喜孜孜地說:「公司成立不到三個星期,我們就發現第四○六號兔子的抗體非常好,靈敏度與準確度都很高。我抽了一些兔血,寄給幾家公司,都收到很好的回應。八月中,順利達成第一筆交易。有一家波士頓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出價十一萬美金,購買三十五CC的兔血,大家都興奮得不敢置信。」 因是第一筆生意,范清亮非常慎重。惟恐血清交快遞公司運送,萬一遺失,美夢成空。於是買了一個乾冰盒,內裝三十五CC兔血,親自拎著盒子,搭乘夜晚的飛機,隔晨抵達波士頓,當面交貨。當他取過一張支票,安穩地放在西裝口袋裡,走出門外,不禁吹著口哨,雀躍得直想飛上天。 「三十五CC只有這麼多。」他用手指稍稍比劃了一下,說:「就賣了十一萬美金,真的比黃金還值錢!」 養了一隻血液比黃金還值錢的白兔,猶如養了一隻會下金雞蛋的母雞,頓時大家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隻四○六號兔子的血清一共為我們賺進二十五萬美金。」范清亮笑著說:「但後來波士頓那家公司發現牠的血清有極小的瑕疵,便棄置不用。不過這時我們又發現另一隻兔子的血清更完美。我們自二○七號兔子血液提煉出來的血清,無論在靈敏度或準確度上,都無懈可擊。這隻兔子才是真正的黃金白兔!」。 這隻二○七號「黃金白兔」,確實為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牠的血清起碼賣了五十萬美金。接著,范清亮、吳銘賢與賴淑卿等人發現:購買血清的公司將之大量稀釋,加入放射性元素,便製成一盒盒的驗孕試劑,賣給醫院和實驗室,賺取更多的錢。不禁心想:這種錢,何不自己賺? 他們於是利用二○七號兔子的血清,日夜研發,終於製造出一種只需十幾分鐘、即可測出懷孕結果的試劑。他們的產品成了八十年代最前進的驗孕試劑,在醫界很受歡迎,從此打開市場,訂單源源不斷。 有了固定市場,公司邁向專業化。兔子改在農場養,僱專人負責養兔和殺兔。農場持續提供血清,工廠有效率製造驗孕試劑,行銷部門直銷醫院與實驗室,投資人年年獲取利潤,個個笑顏逐開。 「但生醫科技這一行日新月異。」范清亮說:「稍不留神,技術落在後面,市場就被搶走。一九八五年,正當我們慶幸產品領先同行之際,忽然市面出現一種僅需五分鐘、即可測出結果的試劑,很快地攫走了許多市場。驚慌之餘,我們趕緊加速研究,不久即製造出一種和對手產品類似、但效果更好的試劑,才把市場又搶了回來。」 由於驗孕試劑進步到五分鐘即測出結果,醫生們只要將樣品交護士檢驗,數分鐘後即可告知病人結果,並向保險公司報價,真是效率高又利潤好,因此紛紛使用。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銷售直線上升,營業額不斷呈倍數成長。不出幾年,公司遷入新的建築,員工增至兩百多人,研發人員達三、四十名,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但是新的挑戰持續出現。一九八七年九月,范清亮接到歐洲的一位朋友自寄來的最新驗孕試劑。看了之後,臉色全變。心想:「這還了得,我們的產品再不改進,市場馬上會被擊垮。」 原來在此之前,所有驗孕試劑都是多重步驟,而這個新的試劑竟是單一步驟。只要將一根試棒放進尿裡,數分鐘後取出,即可測知結果,實在太方便了!他心中一急,連忙飛到德國,探求此一產品的製作原料工廠。與此同時,聖地牙哥的公司亦加緊研發,卯勁衝刺。 「幸好五個月後,我們就製造出同樣單一步驟的試劑,再度保住了市場。」他欣慰地說。 在這種科技競賽的拉鋸戰中,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一路領先。一九八八年,范清亮榮獲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年度「最佳企業家獎」。一九九○年,全球著名的禮萊藥廠﹝Eli Lily﹞出高價,欲購買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經過一番評估,所有股東決議出售。然後個個分了一筆錢,歡天喜地晉身富豪階級。 穩德克診斷公司 依據契約,范清亮等人必須留在禮萊藥廠工作三年,以便公司順利轉移。合併之後,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變成禮萊的一個快速檢驗公司,由范清亮擔任總經理。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范清亮道:「因為我們過去白手起家,缺乏經營大公司的經驗。進入禮萊藥廠的大殿堂,才熟悉跨國大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確是一大收穫。」 一九九四年,禮萊藥廠為專注於製造藥品,決定拋售所有醫學儀器部門,太平洋快速檢驗公司亦名列拋售行列,范清亮此時已為禮萊服務五年,遂申請退休。 一向忙碌慣了的他確實享受了一小段難得的悠遊時光。但或許精力充沛,在家不到四個月,他又興起另創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念頭。當他開始撰寫企劃書,所有老夥伴立刻興致勃勃。於是原班人馬在一九九四年年底,再度成立第二家生物科技公司,取名穩德克診斷公司﹝Wyntek...

蔡清枝

2000年3月,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子」之姿,創下政黨輪替的歷史,台灣本土政權出頭天。 這個振奮台灣民眾的消息成為街坊鄰居最感興趣的話題─台灣人有自己的總統了!阿扁當總統了! 因為全省走透透助選而體力透支,卻同時因為阿扁當選而陷入亢奮情緒中的蔡清枝在勝選後回到洛杉磯,站在橙縣新港(Newport)先生的墓園前,告訴沒能親身體驗民主成果的先生,「台灣已經推翻國民黨的專制了!台灣人當總統啦!」 隨著海風吹拂,去世7年的先生,好像在風中對她微笑著,和蔡清枝一起見證這段屬於台灣的重要歷史。 台中女孩 為愛走天涯 蔡清枝,台中大甲人,在高雄長大,國小六年級全家搬遷到台北。實踐大學2年級時,蔡清枝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唸電機系的蔡維清,兩個人談起「60年代」的戀愛,直到蔡維清申請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同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4個月後,蔡維清連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都還沒考完,蔡清枝也收拾行囊奔赴美國,兩人在1965年公證結婚,蔡清枝成為「蔡太太」。 當時只有23、24歲的蔡清枝回憶,幅員廣闊的聖路易斯幾乎是德裔白人的天下,她和先生在中式餐廳裡簡單擺酒,請學校裡的華人留學生分享他們的喜悅,「全部都請來了,也才7、8個,加上我們兩個,連一桌都坐不滿。」 1965年後,華盛頓大學台籍留學生逐漸增加,包括吳聖騏、吳澧培與吳澧培的妹婿丁博均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就像在國外的兄弟姐妹般互相照顧。 除了在週末打壘球、橋牌,享受留學生活外,他們也發現,從前在台灣接受到的訊息,都是經過「加工再造」的二手消息,或是根本被封鎖,事實不得而知,「我們開始去探求真相、打抱不平,儘管當時身邊都是國民黨派來的spy(間諜),利用各種方法想知道我們在幹嘛,向黨中央打小報告,可是我們沒有人有一點點害怕。」 這個「小型同鄉會」漸漸在蔡清枝心中埋下台灣本土意識的種子。 波士頓 本土意識萌芽 每個人總有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在血液中竄流,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像是蔡清枝的正義感。 1970年,蔡清枝和蔡維清搬到台籍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波士頓,開始加入當地台灣同鄉會。她笑著說,小夫妻倆總是把超級市場的牛皮紙袋剪兩個眼睛,套在頭上參加東岸各大城市聲援台灣黨外運動的遊行,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都留下足跡。 沒多久,總部設在紐約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到波士頓邀請蔡維清、蔡清枝成為台獨聯盟祕密盟員,「他(張燦鍙)來了好多次,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 秘密盟員當然有「任務」,包括定期開會、討論台灣獨立之路、幫助聯盟在美國主流推廣台獨思想,「還要自己掏腰包支持聯盟。」 這個「秘密」到連蔡維清、蔡清枝的朋友、家人都無所悉的身分終究逃不過佈滿的國民黨spy眼線。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蔡清枝和蔡維清原本計畫1984年一起回台灣領養小孩,「去簽證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蔡維清已經成為黑名單的一員,根本回不去,我只好自己回去把兒子帶來。」 蔡清枝表示,也許是在雙十年華便移居美國,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感染,讓她在回顧台灣極權、高壓統治時,血液裡「天生有的基因」不斷告訴她要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本土,這些人生來就應該享受的天賦人權,「就是一骨子的正義感吧。」 為先生完成心願 蔡清枝和先生、兒子一家3口在1984年舉家遷移到加州濱海的地中海風城市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原本以為可以在度假勝地開始享受人生之際,蔡維清1992年竟然罹患癌症,隔年便撒手人寰。 先生過世後,蔡清枝和兒子南遷到南加州,在兒子到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唸大學後,蔡清枝繼續澆灌心中的「台灣本土種子」,前後加入聖東台灣同鄉會、FAPA洛杉磯分會、阿扁之友會、民進黨美西黨部等,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為了讓海外鄉親可以獲得台灣的第一手正確訊息,她也在2004年加入《美洲台灣日報》董事會。 從2000年開始,蔡清枝為台灣本土政權爭取代表權不遺餘力,「只要台灣有選舉,我一定回去助選,從南到北走透透,希望將在美國40年感受到自由、民主,傳達給台灣選民,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可以改變台灣的命運。」 身材嬌小,保持得十分勻稱的蔡清枝透露,其實每次回台灣助選都「超累、超辛苦」,尤其是下雨跑街,更是體力、耐力的挑戰,「但是不管再累,當我想到台灣這塊這麼美麗的地方,就覺得自己做的心甘情願,因為我要台灣越來越好,台灣人可以驕傲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大聲說,台灣最棒!」 沒有一路走來的先生陪伴在旁,蔡清枝確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她說,先生似乎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路,追求台灣本土的每一個過程,看著台灣成長茁壯。 文/記者朱乙真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陳黃群雁 護弱女英雄

總是掛著心滿意足的笑容,時時懷著感恩的心,當一個時時覺得自己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生活圓滿幸福,但工作卻是天天接觸「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嚴重的家暴婦女,陳黃群雁認為女人的幸福要自己掌握,在最壞的環境也要勇於突破。她笑著說:「爸媽最希望我當律師,但我覺得能無私不計酬勞地幫助弱勢者,人生會更有意義。」 野ㄚ頭吹小喇叭 展現音樂才華 「我是個野丫頭,從小就把爸爸的六法全書給分解掉,把法令一條條地撕下來當貼紙玩。唯一堅持地是要跟爸爸一樣,出國讀書。」陳黃群雁提到小時候,情不自禁地告白;出生自傑出的法律家庭,生於1970年的台北, 父親是早年留學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住在司法新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以司法有關,家中還有2個姐姐,因為是老么,所以幸運地比兩個姐姐多一份選擇自主權。 因為經濟能力很可以,從小就學鋼琴考入音樂班,不過比起每個女生彈鋼琴,吹小嗽叭比較炫,所以陳黃群雁選擇女生不愛的小喇叭,然後一路吹出寬廣的音樂之路,從小學到高中,她都是一枝獨秀,參加比賽,與其它男生較量,還是有本事拿冠軍,從小活潑又好動膽子大,陳黃群雁認識男同學的好哥兒們,養成她不服輸的個性,女人只要努力就有機會。 她最得意的戰事就是考入中山女高時,因為吹著一口嘹亮的喇叭絕技,學校樂儀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建中、北一女,代表去夏威夷比賽,不但又得金牌獎, 還得到個人honor band的獎項。 想做台大人,使她沒有選擇父親苦口婆心再三叮嚀的法律系,她放棄上其它學校的法律系,考上台大公共行政系,越讀越有趣;她認為,公共行政各國制度不一樣, 要觀察民情和政策分析,比法律條文要有趣多了,當她大三考過托福, 大四畢業就出國去實現小時夢想,去讀在美公共行政系前五名的紐約州立奧本尼大學攻讀碩士。 入選菁英計劃  深入紐約州政府核心 雖然是外國留學生在多項競爭條件不足下,陳黃群雁還是憑著藝高人膽大,以先聲奪人之勢,處處得到伯樂賞識;陳黃群雁展現強盛學習能力,由於政府很多方案都是學校老師擔任,被派到汽車監理處實習,當初連 EXCELL根本不會,後來竟成為全DMV最厲害的電腦高手, 為了融入主流交誼,天天都去買報紙學英文,抱著不計較與不比較的心態, 在眾多同屆畢業生中,獲選成為傑出實習生獎,第一個以外國學生又是唯一華裔女性得到的榮譽, 學校並代為指導爭取到州政府給獎學金,3年就讀完資格考,成為公共行政博士。 紐約州政府為裁培行政菁英,推出「管理公共實習生計劃」(PMA),教授推薦她,當時這場菁英計劃就400多人來自不同州參加,先初選出1百人,複選45個後, 決選是25個,監考官出的政策題目非常活絡,讓她印象深刻,經過9個月特考全程,她以一個外國學生沒想到能連闖五關成功,最後被紐約州政府中央預算局錄用,她是唯一外國女性,掌控上億預算並制定政策。 所謂PMA就是紐約州政府利用兩年訓練計劃培訓人才,擬以菁英方式栽培2年,提供快速升遷管道,是政府未來的高級主管。原本這一切美好成為紐約菁英的計劃,完全符合她熱愛挑戰的個性,卻因為一件阿美族山地服裝,人生時運機轉,嫁作洛城婦。 打扮成阿美族姑娘 巧遇好姻緣 雖然有一堆美國人再追,但爸媽不喜歡外國人,台灣921地震後,熱血沸騰想要為自己故鄉出點力,經學姐介紹去華盛頓的台灣同鄉會想要透過聯合國組織募款,她去借了一套阿美族服裝,穿著就去介紹台灣,此時婆婆媽媽紛紛打聽,當時成為幫忙找"夫家"大會,就這樣被介紹給洛城陳威宏律師,陳黃群雁從小就見到許多律師並不稀奇,能吸引她的竟是陳威宏喜歡跳各種國際標準舞,陳威宏能滿場飛跳,但人卻正派正直,勤奮又不奢華,就在自己也愛跳舞下,找到了好舞伴,兩人一年之內就結婚。 2001年是她生命另一個轉捩點,台大校友會理事一個都不認識下,只因為實在太太年輕,被大家抬愛選上2001年選台大校友會副會長, 亞太婦女中心又正在找管理非營利機構的執行長,當時預算還不到10萬,難以維持,急需找一個知道怎麼政府要錢的管理人,以她過去掌管上億元預算的能力,她很快地上任,現在該中心已有50萬美金,正式工作人員, 共有10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她要確保社工人員有最佳的服務品質和資源。 對亞太婦女中心多關心 當初是剛好是華裔,才有機會碰到第一個案子,永遠忘不了那位受家暴的婦人說:「終於,好像走在沙漠裡找到第一口水。」這使得陳黃雁對亞太婦女中心多了一份感情。 可是住進亞太婦女中心者,都是決心要離開暴力婚姻者,「家庭暴力有兩種,一種是打了讓人走,不要你了,但是打了又不讓人走才是最危險,這種婦女最需要錢也最走投無路。我們保護的對象就是後者居多,為了保護措施完善,丈夫無法找到,外人很難想像申請的複雜度要保護人身安全規定很多。」 有些個案她聽了之後就幫忙介紹律師,轉介社福利機構,或幫助找911;她說,從 2001年起到第5年,這4年半的成長,中心是隨時住滿,將近200多個家庭申請,但中心只能容納28個家庭 。她建議,遇到家庭暴力, 要懂得保護自己, 找適當時機求援。 陳黃群雁執著公共政策開花結果,被主流社會肯定,除了公共電視台KCET頒發「年度社區英雄獎」,也曾在2004年5月趙美心亞太裔傳統月獲頒「傑出婦女獎」,2004年國際獅子會公民獎,亞太裔傳統服務獎等多項獎座。她開心著說,「爸媽當時覺得夭壽噢,為什麼是在勸人離婚,後來經過多項獎座肯定後,父母欣然了解我一心要做為遭家庭暴力者的守護者的背後,其實是因為我希望每個女人都能像我一樣,擁有幸福。」 文/林蓮華

余忠村

在社團中看到余忠村,總是很謙和,細聲講話,笑口常開,沒有社團頭銜,人家笑稱他是「台美社團地下工作人員」,沒有頭銜的牽絆,他反而可以自在地默默耕耘。從學業最高峰博士轉業到藝術室內設計工作,他視為人生中最勇敢的事,晚年能夠參加台美社團,如願地在草根外交盡些心力,又能擔任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把所荒廢已久的博士專業真正地「學以致用」,而且收集的台灣文物,自己一肩扛起到處去各地圖書館展覽,介紹台灣文化,他深記成功高中校歌最後有句「建國大業要重頭做起,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深感遲暮之年總算做到,能為台灣故土奉獻,讓生活過得格外有意義。 爸爸‧老牛‧稻香 「我與父親一定是前世結的緣,從小就是爸爸的小跟班,若沒有跟上,我就會從早哭到晚,我小時候就很愛哭,也很雞婆愛管閒事"初中大家幫我起個綽號叫我阿婆"」。余忠村,1939年生於北投唭哩岸靠近石牌,世代務農,家中10個小孩5男5女,排行老八,是家中最小的么兒,小時候最愛哭,到了7歲都還要讓媽媽背著踱步,最喜歡的事就是跟爸爸一起到田間工作,一起看夕陽,父親常把他放在人力車上載著滿滿農作收成去趕集,他從小就很仰慕父親拉車快跑的背影,「有一次,我還記得父親帶我拉車去大稻埕,碰到一位洋人用照相機將父親拉車我坐車攝入鏡頭,並給我們一張價值不少的鈔票,這一張照片也許曾經出現在當時某個西洋雜誌上,讓人了解台灣文化,這一幕是我和父親在一起最美好的回憶。」他津津樂道地說著。 由於家中人口眾多,隨著哥哥成家立業,房舍已經不夠住,所以小學前,爸爸決定帶他去住牛舍,雖然牛舍只能點著媒油燈照明,而且還有牛尿,但牛是農家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家中的老牛全家大小愛護有加,早已成為家中一份子,所以和牛住在一起,余忠村覺得很自然,和牛同居的日子,一點也不委屈,爸爸每天都跟他有講不完地故事,與老牛相伴,余忠村一直住到上大學前。 余忠村小學時候成績就很好,4年級的導師就是大哥,和大哥差17歲,參加初中聯考,大哥替他填志願,大哥幫他填成功中學為第一志願,因為日據時代成功中學是給台灣小孩唸的,日本小孩讀建國中學,所以成功中學在台灣人心目中永遠是排名第一。而當年在鄉下余忠村能考上以第一志願在石牌算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不過考上成功初中後,每天得走半個小時然後再搭火車半個小時去上課,印象中每年颱風上課真的很辛苦;初中畢業後,又再考上成功高中,因為戶口的規定,他已不能坐火車,所以騎腳車再坐公車的度過三年。余忠村以就讀成功高中為榮,因為不僅是智識啟蒙的園地,也是同窗好友共同成長學習的地方,他不但開始接觸到城市生活,交了很多朋友,喜歡畫畫,高中時參加美術社,洛杉磯名醫陳惠亭就是當年的社長,FAPA執行長陳文彥、鄭英松教授、林宗光教授都是同屆同期的同學。初一開始,因為喜歡講虎姑婆的故事,又愛熱心雞婆服務,所以綽號“ 阿婆” ,當初在成功無人不曉。 摩登浪子博士生 大學考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看到大學的校舍比成功中學還小,當時很失望,所以沒有專心讀書,成績差強人意,那時候天天穿的很摩登,50年代流行的是粉油頭,叩叩鞋,服裝又喜歡自己設計,愛作怪又穿得很奇特,上課遲到早退,又愛跳舞參加派對,不太正經的樣子,太太李月英當年是同班同學,怎麼看余忠村就像小流氓,大學印象不怎麼襯合。 余忠村從小生在農村,讀書盡是中國地理歷史,直到當兵,演習打游擊戰部隊,行軍一路從桃園打到屏東,他才知道台灣還有南部,真正讓他驚訝知道台灣原來有這麼大。當兵後,想要出國,當時很流行,就讀成功高中戊班51個畢業,不但全部考上大學,一半以上選擇出國,讀博士學位就有20多個。 余忠村不能免俗也想出國,不過主要原因卻是在一句求職時遭人家奚落「地政系能做什麼?」 申請工作受挫後,剛好中興創立第一屆地政研究所,所以考上唸了兩年碩士學位,當時能拿到碩士,在石牌又是鳳毛鱗角,但他仍執意申請國外就讀。 唸大學時,余忠村回憶著,他已入社會幫三哥在天母做傢俱生意外銷,所以很早就接觸洋人,並交了不少朋友,讀研究所時太太終於覺得他是「浪子回頭」有點好印象,好同學作媒拉攏,後來就追求成功,1966年畢業,做了一年事就結婚, 1967年8月來美,申請猶他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系, 但到了學校之後, 結果直接轉景觀建築學系兼唸都市計劃系,後來又轉去密西根大學資源開發學系,並且在一邊在密西根州政府的自然資源部做助理企劃經濟分析師的工作,在密西根因為台灣同學多,他也開始參與很多同鄉會的工作,於1975年拿到博士學位。 經營高級藝廊 余忠村人生最冒險的事,竟是學業最高峰拿到博士,然後勇於放下,轉業到陌生但喜愛的藝術工作,過著他喜歡的創意藝術人生。 當初放棄學術路線,搬來洛杉磯,從頭開始,是因為喜歡這邊的天氣,他思考不管做教授或公司工作隨時會遭到解雇,而且對藝術方面興趣難以壓抑,還有三哥也希望能幫忙做傢俱生意外銷生意,所以他的產品有很多是自己設計及創意合成。 他拿出所學分析,決定走高級東方雅緻風,銷售對象是全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以他選擇在比弗利山莊開高級藝廊,他以東方的風味配合西方的空間實際尺吋需要,做了不少生意,中國開放後,一些中國紅衛兵破壞的文物,以低價外銷到歐美,他就利用這些具有古意的“ 廢物” ,經過巧手創意化腐朽為神奇,也因為創作關係,才有機會接觸當地演藝界人士的豪宅,也從中學習不少經驗,結交不少認識熱愛東方藝術的美國好友,一直到96年退休前都是與主流社會藝術界接觸。 心滿意足的義工生涯 滿60歲退休後,余忠村才有時間及機會開始接觸台美社團,第一次直接參與就是第一屆2000年的台美傳統週,當初他參加的台灣之友會是創辦單位之一,當時是林美里做社長,他持續圖書館台灣文物巡迴展至今仍保留到不同圖書館展出。不過從事設計多年的習慣,他初時參加台美人開會時有點水土不服,與主流社會開會是先建立藍圖就分頭執行,但與台美人開會是邊修邊蓋,後來也就慢慢習慣這樣的風氣。 他被推薦進入台灣之友會擔任理事,與現任會長泰德安得森認識,當初看法就認為台灣之友會應該是美國主流人士主導,發展擴及主流社會,所以推薦泰德安得森擔任副會長,並保持密切接觸。余忠村對台灣之友會的期望很高,就是進入美國主流,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西藏之友會規模那麼龐大,他們以很少數的西藏美人卻發展到美國許多重量人物會關注西藏文化與種族的生存,布希在訪中國前夕,還會特地接見達賴喇嘛,可見西藏之友會的舉足輕重,而且能發展到全世界。他認為,只要朝一點一滴的方向走,眼光放遠,心胸放大一點,台灣之友會大有可為。 他也很欽佩泰德安得森,因為他不懂華文和台灣話,但都會參加講座,他甚至還唸了很多的台灣與中國的報導,還參加台灣人獅子會,台灣人獅子會送他去台灣參觀2千年大選後,對台灣民主熱情印象很深刻,回國後他就希望能有第二個美國人像他一樣感動。也是因為安得森的介紹,余忠村能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如今已是第二屆。 他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後,才真正了解美國社會基層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了解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地方事務有高度自治權,但是財源50%透過不同的計劃和法案,由中央分配到地方實施,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監督由中央撥款,地方政府執行的進度,涉及的預算以前是8千萬,現在是4千萬,該會是全美國第二大的人力投資委員會,也因為如此,他有機會代表縣政府去美國各個地方參與縣政年會,接觸全國縣政代表了解各地政治運作,這是余忠村得到博士學位後,感受到自己成為美國的一員,又與大學研究所修習的課目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他感到很光榮也很欣慰。 當初參加傳統週時後發現要展覽時都沒有充足的文物,所以自己出錢出力收集, 發覺布袋戲及日常生活用品比較好收藏,回到台灣時就去三義收集台灣農村文物與生活用品,還有布袋戲偶、原住民衣物等,並且很認真地把收集品成寫成中英文說明,常常送到各地圖書館去展覽充份利用,他都是自己開車然後去接洽,只要圖書館有空間與日程表,在遠他都送去,由於反應很好,所以為了更新,反而越收集越多,晚年能又與藝術結合,而且發揚地是台灣傳統文物,對他們夫婦而言,二個孩子不用操心,生活精神都相當滿足,此生離鄉背井來到美國覺得非常有意義,總算不枉走一遭。 從大學起就喜歡與洋人做朋友,一向台灣意識強烈,對台灣社會關心,余忠村以向洋人朋友介紹台灣為榮,他認為,若是每個台美人能推展自己主流社會的人際網絡,即使是民間朋友都將會是支持台灣的強力後盾,他主張讓台美人第二代多多參與主導台美人事務,他們才有機會為台美人創造光榮歷史。 文/林蓮華

陳國昌 會計師的故事

台灣甫選完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綠營慘敗,許多支持綠營人士鬱卒內傷,尤其對於一路從戒嚴時期走過政黨輪替,出錢出力夢想台灣人終有出頭天的鄉親而言,縣市長版圖縮減,眼看2008年總統選舉就要到了,憂心忡忡之情溢於言表。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長陳國昌認為:「1981年,我進入一家機械公司工作,並沒有辦綠卡,老板嚴格出了名,他說要靠表現而定,但他也說:『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直以這個座右銘來鼓勵自己,就在幾年前,誰會想到國民黨會被推翻,最糟的時刻都挺過去了,現在更不能失志。只要目標清楚、理念堅定、努力不懈,給台灣一個機會,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從小就高度關心公眾事務 陳國昌,1953年出生於高雄市,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和弟弟,小學4年級唸苗栗,後來上了台中明道初中,到台北唸高中,大學唸台大,服預官役又在嘉義,所以對台灣各地充滿鄉土情懷,不過,因為父母家族來自彰化農村,許多親戚仍在彰化,老家還有一棟古厝,所以對彰化感情特別深;父親當年畢業於成大化工,終戰後,被美國美援會科技發展計劃送到美國深造,在美國的閱歷,讓爸爸大開眼界,所以爸爸總是殷殷期待身為長子的他,要把功課唸好來美國留學。 從小就有正義感,高度關心公眾事務,從小就是班長及服務股長,陳國昌在師大附中畢業投考第一志願就是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一心朝向外交官的志願目標前進,不過,大一時修胡佛教授的課,教授對國民黨體系違反憲法精神,從動員勘亂到違警罰法,大作批判,經過啟蒙老師的指點, 陳國昌開始思索發酵,台大大二當上政治系學會會長,30年前戒嚴時代,1973年他竟然第一個請來演講的校友就是因為「大學雜誌事件」成為言論自由代表人物的張俊宏,不但立刻被打回票,而且還被系主任連戰召去辦公室開導一番,他心理非常反彈,但連續照辦了幾個活動,包括去訪問立法院、市議會、中研院,都招到極度刁難,雖然成行但教官如影隨形;而後,為了邀請演講者暢所欲言,更是一再挑戰教官所謂維護校園安寧的尺度。 影響最大的事件應該是1973年12月台北市議員選舉,萬華火車站舉辦一場政見演講,請到康寧祥與黃信介為五虎將助選,他們侃侃而談陳述民主的理念,抨擊國民黨集權專制,當天下著濛濛細雨,但寒冷的冬夜卻澆不息陳國昌要爭取自由的熱情, 等到1975年年底,郭雨新選舉時廢票竟有8萬張,那種不公不義的悲憤,陳國昌的政治理念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黨外思想。 爸爸期待─ 赴美國留學 陳國昌希望完成爸爸的夢想,也嚮往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度,1978年,他決定前往堪薩斯州大學就讀企業管理碩士,第二年也馬上當了堪薩斯台灣同學會會會長,12月時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當時許信良與陳琬真都被困在美國,他馬上聯絡邀請來演講,當時是第一個海外團體有膽敢請他們,讓兩位心理溫暖的不得了。當時由於新聞被封瑣,想到為追求言論自由的人群被毆打逮捕,他們當年心急如焚的心情,恐怕不是現今愛隨口漫罵政府及總統的人士能體認得到。 1981年順利進入機械工廠做財務,當老板答應辦綠卡時,他想到需要2及3年,又衡量美國東方人想出頭天,靠的多是專業人士,會計師也許是一個好出路,他乾脆利用時間去UCLA讀會計13門課程,不但成績好還拿了個特優獎章,1984年考上執照。 為了兩年實習會計實務,所以進入會計界,開始與數字為伍的生活,那是個中型猶太人的事務所,有25位會計師,絕大多數是猶太裔,7年的工作讓他看到猶太裔民族習性重視教育又上進,但也很現實;7年內觀察,他不得不佩服此間猶太裔對母國以色列,團結一致的奉獻精神;跟著去了幾場猶太裔的籌款會,清楚看到他們非常團結明確直接要求國會議員支持以色列,猶太裔也有一個以色列公共事務會AIPAC,即使是政治性組織還不能減稅,每年仍然都可以募款到1千萬元以上。反觀 FAPA,可以減稅,但每年就為了經常費40萬元疲於奔命。 受了他們影響,他開始也與聖費南度選區的兩個議員的 Howard Berman和Howard McKeon接觸,也參加募款餐會,積極融入社區,雖然不是外交官,但他也展開為台灣發聲的草根國民外交生涯。 1991年終於自己開業,1992年第一件事被選為南加州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參加剛成立的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理事兼財務長。1992年之後黨外己經變成民進黨,他更積極參加很多抗議活動, FAPA傳遞民主聖火回台,從選省長、選市長、直選總統等重大選戰,不論身在海內外,他無役不與,他也感受到台藉社團開始活絡,氣勢如虹。 2001年是陳國昌參與社團活動的轉捩點,兒子就讀柏克萊大學,第二年女兒上UCLA,又當西北區同鄉會會長,眼看人生也將滿50歲,到了一個新的平台,他希望能積極迴饋社會,花費更多時間在會務,而賢內助林芳慧從台大法學院同學到現今事務所夥伴,也是他從事社會運動最好的靠山,得力助手。 2002年FAPA洛杉磯分會會長職位懸虛半年,FAPA接觸探詢意願,當時真是陷入長考,天人交戰,因為會計師事務所鼎盛,每天與稅務局、客戶、稅務法庭打交道實在很忙,同鄉會事情很單純,但FAPA任務非同小可,中國視為眼中釘,泛藍也抱有敵意,洛杉磯分會有18位國會議員,工作繁重可想而知, FAPA當初是要推翻威權統治,現在重點是為台灣爭取尊嚴,台灣外交處境甚為艱難,一定要有人接棒,所以他要做就得撩落去,肩負重責。但轉念一想,當時進台大不是就想當個外交官,雖然不是“ 官” ,但為台灣效力做草根外交,更有意義。 2002年正式接棒,第一任期的兩年都得到52個分會的最佳分會獎,又被連任並由FAPA全體委員推舉全美9位常務委員,當時洛杉磯分會2002年只有144繳費會員,2005年底已經超過320個會員,是目前FAPA最大的分會。 FAPA常務委員工作,每兩個月一次會,而且常常要到美國各地去開會,去NY、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又有18個議員,除了少數傳統上還有淵源之外,有的老議員都退休,大多數都沒有來往,所以他決定要在台美人與議員之間打好基礎,要以團隊共同參與,否則以後會長換人就無法接續。在任內三年總共面對面與議員談議題,總共有15位議員。 陳國昌提及,時代轉變,2002年正是FAPA轉型之際,過去中國封閉與美國對立,但現在不一樣,所以認知到不能只期望議員以民主理念支持台灣,還要把台灣的主流聲音反映,讓他們了解現狀,更重要的是體認到舊的台灣已經過去了,台灣現在是要建立完全正常獨立國家; 照理說,這不應該是太難的事,但中國提供的商機是源源不斷, 洛杉磯又是商機無限之處,議員要面對選民中對中國利益需求,誰都不願正面得罪,FAPA就得想辦法解套。 陳國昌對於FAPA洛杉磯分會有三個期望:「第一步就是要接觸,18位已有12位接觸過,第二步是利用事件來加重訴求,就像布希在京都稱讚台灣民主成就時,我馬上就立即把講稿送給議員; 第三步,是期望台美人多參加選區議員的活動,或者是連任募款餐會 很多人刻板印象 "主流就靠FAPA了", "募款給議員沒效";事實上, 議員也有他們的壓力,選票很重要,募款實力也很重要, 對議員來講,為他們募款會很感激;最近幫助贊助團體都是中國團體, 台美人又變成少數;現在是少了股參與衝勁, 鄉親對台灣政治人物慷慨解囊熱情如火,若能也把相當比例放在主流政治上,若是能體認到他們的重要性,也讓主流人物體認到台僑的支持, 也將是台僑在美國為台灣發揮貢獻的好所在。」 文/林蓮華

吳仲輝

FAPA OC 分會會長吳仲輝(Nick Wu) 吳仲輝(Nick Wu)先生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柑縣分會( FAPA OC)會長,也是FAPA Standing Committee 的委員。 吳仲輝出生於嘉義,大學畢業後才搬到台北市。吳仲輝的父親吳榮坤先生在日治時期赴日本留學,專攻化學。畢業後考得藥劑師執照,也曾在日本的一家肥料株式會社上班,二次大戰之後(1945~1946),因為日本情況很不好,為了不讓吳仲輝的阿公擔心,Nick的父親從日本返回台灣。 吳榮坤先生回到台灣,日語、台語都很輪轉,就是不會講北京話,雖有化學專業和藥劑師執照,但卻難以找工作,後來在嘉義高級工業學校擔任化學老師,一直任教到49歲過世為止。當時吳仲輝才15歲,剛好上高中一年級。 吳仲輝在嘉義中學畢業之後,考進中原理工學院(現在的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後1978年服完兵役,退伍不到一個月,吳仲輝就來到美國留學。吳仲輝說,他當時有幾個選擇,一個是Ohio,一個是North Carolina,另一個則是New Jersey,他一時也不知選擇哪一個地方,幸好他的一位化學老師畢業自NYU,他建議吳仲輝儘量選擇大都會地區的學校,所以他決定到New Jersey (Hoboken)的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念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1980)之後,加州San Jose和Irvine都有工作機會,當他到了Irvine,發覺Irvine環境真的很好,就在Irvine一家製造人工心臟瓣膜和心臟導管的公司任職。 1984年底,吳仲輝成家了。吳夫人宋素心是當年吳仲輝在中原理工學院系上唯一的女生。大學時期並未發展為情侶的感情,後來吳仲輝剛好回台灣,宋素心當時則在工業研究院任職,因為吳仲輝的工作和工研院有關係,與宋素心有了聯繫,最後締結良緣,結為連理。 雖然吳仲輝參與FAPA已經七、八年,但先前因為工作上有許多出差的任務,必須出國到歐洲、巴西或日本等地洽公,尤其在退休前兩三年,幾乎每個月都有海外的business trip,所以當時他只擔任FAPA-OC的副會長,因為怕影響了會務的推展。兩年前(2013)吳仲輝退休之後,才正式擔任會長的職務。吳仲輝說,他退休時59歲,正好還很有餘力替台灣人多做一點事。 吳仲輝說,FAPA已有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幾年Nick 擔任 board member,深深覺得,FAPA能夠持續運轉三十幾年,是因為會員、board members以及DC 辦公室裡的所有工作同仁,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台灣有熱情(passion)! FAPA 目前美、加有兩、三千位會員,全體上下,都自願為台灣推動草根外交而努力。Nick說︰我們看台灣的政論節目常常覺得生氣,但光生氣沒有用,我們要採取行動,合作、團結,形成一個集體的力量來發聲,這樣才會產生效果。 吳仲輝說,不管民進黨是否執政,FAPA在華府的工作都照樣推動。然而,在國民黨馬政府執政下,FAPA和台灣政府並無合作的可能;他希望小英若當選,FAPA未來能和蔡英文政府攜手合作,繼續為台灣的對美外交而努力,相信以後成果會更豐碩。 FAPA 最具成果的工作就是對美國國會的遊說,與美國行政部門的聯繫與溝通如何呢?針對這一點,吳仲輝說,其實這兩年來,FAPA總會長高龍榮就把這一項列為優先工作,而且已經打進美國國務院,與國務院的官員多所溝通,近兩年來至少已有五次。吳仲輝舉例說,2015年十二月上旬,高龍榮總會長和新選出的總會長Peter Chen (陳正義)以及DC 辦公室的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博士聯袂訪問國務院。 台灣人擔心2016年的台灣大選會不會出現2012年包道格那樣的站邊放炮影響選情,吳仲輝說,經過和國務院多次會談溝通,FAPA感受到美國政府在這一次台灣大選將謹守中立的立場。 談到台灣的選舉,吳仲輝說,兩週前他才剛從台灣回來(註︰Nick 接受本報訪問日期為2015年12月14日),他說2016年的台灣大選,看來泛綠陣營整體氣勢很好,不管是民進黨或是時代力量,都將大有斬獲。他認為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的機率應該在九成五以上,但他更希望泛綠陣營在立法院也能贏得過半席次,因為立法院過半,蔡英文執政才能順利進行改革。 吳仲輝也是台北市民,他說他會回台投票。 至於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否正在轉變?吳仲輝說,情況看起來也許不是很明顯,但美國和台灣的軍事交流增加,尤其蔡英文訪問美國華府受到的高規格接待,一方面當然是民進黨的努力,但也看得出來美國的政策正在轉變,美國十二月宣佈對台軍售就是很好的證明。尤其中國在南海爭端海域的行徑也讓美國很不爽快,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轉變縱然不是很明顯,但肯定是已經在進行修正。 吳仲輝說,FAPA一直都在推動美台高層官員的交流,他也認為將會有所突破,但是仍需要時間。 吳仲輝回憶,他和太太宋素心1984年結婚,夫妻相隨已經三十一年,有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就業,一個還在念研究所,都極出色。 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先生是早期國民黨內極為核心的人物,他服務於國防部,與郝柏村隔鄰而坐。周至柔擔任省府主席時,宋承緖出任周的主任秘書。岳丈姓宋,與宋楚瑜雖無親戚關係,但宋承緖先生與宋楚瑜的父親宋達將軍是很好的朋友,當年宋楚瑜家人從中國來台灣時,宋承緖先生曾予協助。所以吳仲輝結婚時,宋楚瑜也來參加婚禮,當時宋楚瑜是國民黨秘書長。 吳太太宋素心女士來自深藍的家庭,吳仲輝則是台灣意識極強的人,兩人當然經過長期的磨合。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算是比較自由派(liberal)的國民黨員。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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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雄

228辛酸血淚‧民主人權漫漫長路‧花朵終於綻放 「1947年3月的一個下午,從台北往南港的路上,有一婦人撐著傘慢慢地走著。那是一個下著細雨,冷風吹拂的陰雨天。只見這婦人逢人就問:「先生,請問叨位有人看到屍體?」終於問到一位擔著籃子賣菜的老人家。他說:「妳往前走約十五分鐘,在溪邊有些人聚集的所在就是。」到了那兒,有五、六人遠遠圍觀,橋邊有八具屍體,都是被國民黨軍隊所殺。有的被刺刀所殺,有的被槍彈所殺,屍體及地上都是血,慘不忍睹。這婦人看到這情景大哭出聲,丟下傘,跑上前去,一個又一個屍體仔細察看,卻都不是她的丈夫。 回程,這婦人感到筋疲力竭,卻又因奔波了一天沒找到丈夫的屍體,不禁湧出一絲希望,也許丈夫沒被殺,不久會回來。路上有些國民黨軍隊在檢查來往的行人及車輛,他們布帽子上有著青底白日的小徽章,路邊有輛軍用十輪大卡車,車上飄著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看到軍人,這婦人趕緊擦乾眼淚,但看到那面鮮紅的國旗就禁不住想起那些全身血跡的屍體,不由得顫抖起來。」 這是王克雄博士在他尚未出版的書稿裡的一段描述。那是69年前台灣228大屠殺的一個歷史場景,那位心急如焚的婦人就是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當時她才24歲;王克雄才兩歲九個月大,弟弟克紹則出生才3個月。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正是不幸在二二八大屠殺中被殺害的台灣人精英。遇害的王育霖檢察官當時只有27歲。父親蒙難之後,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含辛茹苦,獨力走過漫漫長路,撫養、栽培兩兄弟長大成人,正是台灣傳統賢妻良母、不向命運低頭的最佳典範!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日治時代從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大三就已通過司法官高等考試。他想要當檢察官,但檢察官有指揮警察等職權,日本人不願意讓台灣人擔任檢察官。所幸受到東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特別推薦,成為第一位在日本當檢察官的台灣人,且剛畢業就被分派到京都任職。 二次大戰結束後,王育霖與妻兒回到台灣,並在新竹地方法院任檢察官一職。他辦案勇於負責,毋枉毋縱、不懼權勢、不為利誘,在新竹任內辦了很多大案件,有走私、貪污、謀殺等。最後一宗聯合國救濟奶粉貪污案件,因為牽涉當時的新竹市市長郭紹宗(國民黨的陸軍少將),沒人願意接辦。王育霖檢察官不願見到貪官污吏逍遙法外,毅然承擔下來,並積極查訪證人,蒐集證據。不料卻因此而被迫辭職,暫時在台北建國中學教書,也擔任林茂生先辦的「民報」的法律顧問,並準備申請律師執照。當時他並沒有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活動,卻在1947年3月14日遭國民黨的軍隊押走,從此音訊杳然,天人永隔。王克雄博士說,他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極可能是被列在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所呈報的名冊中而遭陷害。也因為是違法殺人,所以國民黨殺人滅屍,不發還屍體,極不人道。 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台灣民間力量開始展開平反228、補償228受害者及遺屬的行動。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落成時,李登輝總統為「國民政府」1947年的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 不過,王克雄博士認為,二二八大屠殺應該負完全責任的是國民黨。 王克雄指出,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後,發表的〈南京國民政府宣言〉中說:「中國國民黨本其歷史上所負之使命,適應國家實際之需要,代行政權,而以治權授諸國民政府,設立五院…….。」換言之,五院必須受中國國民黨的指導及監督,落實以黨治國的專制統治。那時的國軍實質上是黨軍,軍帽上的國徽原本就是黨徽。軍中由中國國民黨政戰人員主導及監視,將官的任命也由國民黨安排,絕大部份的軍官是國民黨黨員。雖然1946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但到1947年12月25日才開始逐漸實施。因此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的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及經濟崩潰應由中國國民黨負責。事件發生時及後續有計劃地逮捕及殺害台灣人也是中國國民黨的責任。 王克雄說,國民政府有兩大特務組織:中統與軍統。中統在台灣主要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運作,內設調查室﹙亦稱調統室﹚及在各地佈置忠義調查員。 1947年2月28日凌晨,調查室就急電報告中統總部,總部的趙毓麟說:「我急報中統頭目葉秀峰,建議火速加派三個師開赴台灣。」3月12日中統局給蔣介石的情報指出:「9、10兩日國軍陸續開到,警察及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灣省黨部調查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可見中國國民黨收集非常多台灣人的名字,然後要警備總部處死他們。王育霖檢察官就是這樣成了二二八大屠殺的受難者。 ※※※ 王克雄博士是台南市人。他從小立志要當科學家,1963年畢業於台南一中,接著進入台灣大學電機系。大學畢業及當兵一年後,於1968年來美國留學。先在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電機碩士學位,然後在1975年獲取佛羅里達大學的電機博士學位。他專攻半導體探測器的研究。先在芝加哥的荷蘭 Philips 公司擔任X光光譜分析儀的研發。接著也在芝加哥的英國 EMI Medical公司從事X光電腦斷層掃描機器的研發。1979年搬來聖地牙哥在 Hughes Aircraft Company 研發火箭及轟炸機上的探測儀器。後來改行,成立大都會地產公司,主要做商業地產的投資與管理。 因為王克雄博士是二二八大屠殺的受害家屬,這一刻骨銘心的痛,促使他長年以來致力於二二八受難者的平反工作,王博士多次參加「美國二二八家屬返鄉團」,也擔任過團長,向李登輝總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法務部等單位一再陳情,幫忙促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的制定及訂定二月廿八日為國定假日。 王克雄博士指出,二二八大屠殺時遇害的有推事、檢察官、律師、醫師、教授、教師、牧師、畫家、國民大會代表、省參議員、縣參議員、巿參議員、企業家、報界人士等等。這些台灣人的菁英是被中國國民黨藉二二八事件,有計劃的殘酷捕殺的。 王克雄博士根據史料指出,蔣介石於1947年2月10日指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說:「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接著又指示陳儀徹查台獨言論。 由於蔣介石如此命令及授權,陳儀就到處抓人,胡作非為。1947年2月27日陳江邁事件引發騷亂後,2月28日陳儀宣佈戒嚴,當天也電告蔣介石。同時黨部、軍部、特務、報紙、廣播電臺、台灣人團體等的信息也都傳送到蔣介石那裏,結果蔣介石認定是「叛國及奪取政權」,並於3月3日命令江蘇崑山的駐軍出發「開台平亂」,也於3月5日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勿念。」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4日中央社的報導:「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復,全市商店開門營業。台省以及外省同胞,熙熙攘攘,面帶笑容。戲院及電影院均已營業,菜市、米市最形擁擠。」3月6日陳儀還向全台灣廣播:「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於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寬大的美德嗎?」 台灣人怎會料到,言猶在耳,只過了幾天,竟遭到「國軍」無情的屠殺,基隆港內外盡是浮屍,各地鮮血橫流! 3月13日,陳儀稱讚蔣介石說:「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慘案後,批判的聲音很多,但是台灣的軍政首長卻多人被蔣介石獎勵,無一人受罰。在多方面的壓力下,陳儀後來雖被調離台灣,不久卻升任蔣介石家鄉浙江省的省主席,可見他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要達到殺一儆百的兇狠目的。 王克雄沉痛指出︰中國國民黨當然須為其總裁蔣介石、陳儀﹙原任中央黨部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及其他殺害台灣人的從政黨員與軍官的血腥惡行負責! 王克雄說,二二八事件發生已六十九年,卻不見中國國民黨承認過錯及表示歉意。他要以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向中國國民黨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中國國民黨向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及全體台灣人民公開道歉謝罪。 二、公佈是誰主持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調查室?是誰提供台灣人精英的名冊給警備總部非法抓捕處決?名冊上有那些名字? 三、政府為二二八事件所付的賠償費,中國國民黨應該全數承擔,還款給國庫,否則由全體台灣人的納稅錢替國民黨賠償,並不符公平正義。 四、把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忠烈祠,用以紀念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八二三炮戰受難的官兵、以及未來護衛台灣而犧牲的英雄等。 ※※※ 王克雄談到2016年台灣大選時說,1月16日晚上,他在故鄉台南看台灣總統及立法委員的選舉開票,見證了中國國民黨的慘敗,及民主進步黨蠃得全面勝利;本土台灣人終於擊垮可惡的國民黨,漂亮地贏得台灣的總統府與立法院。他說,上帝真的護祐了台灣! 2016台灣總統與立委的大選,王克雄負責籌組「聖地牙哥小英後援會」,並於2015年12月20日回到台灣,更在2016年1月8日参加「海外小英後援會」。來自全球各地的後援會成員有一百六十多人,穿著鮮豔的綠色夾克,分乘五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南北奔波助選。綠營的選舉造勢現場都是人山人海,海外後援會的代表有時也上台亮相,台上台下不斷地高喊凍蒜,情緒高昂。 王克雄說,2016年大選的全面勝利,是最讓海內外台灣人驕傲的時刻,因為我們終於把在台灣無惡不作70餘年的國民黨政權,以和平的手段將之推翻,真是讓人額手稱慶! 王克雄博士長久以來就熱心服務台僑社團,他擔任過FAPA分會會長,也當過南加州南一中校友會會長,並一直負責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的募捐,到現在已連續十二年,每年獎助十位左右的應屆畢業生。 他參與發起「美國台灣研究院」,也是現任董事。「美國台灣研究院」主要工作是向美國的智庫提供台灣人的資料及觀點,曾經安排蔡英文博士與美國智庫的人士開座談會。 王克雄是現任的台美基金會董事長,負責「聖地牙哥台灣中心」的運作。「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極具規模,建物有 13,000平方英呎。「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是透過向台灣鄉親募款購買地產並經營這所台灣人的家。 王克雄與夫人淑惠女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王克雄的興趣廣泛,在事業、教會及台灣人事務之外,他喜歡寫作、攝影、看球賽、旅遊等。夫人淑惠有她自己的生意,經營Baskin-Robbins 31 冰淇淋店連續卅三年。他們育有一男一女,兩位都當醫生。王克雄說,他們最快樂的時間就是和六個孫子女玩在一起。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策劃 /黃樹人 文字整理)

葉思雅 珍藏半世紀 萬張黑膠CD無償捐台灣

曾在美國東岸的醫學中心擔任主管10多年、在婦產科領域享有學術聲譽,82歲的退休醫師葉思雅近日決定,將珍藏的上萬張古典音樂作品一次捐出,貢獻故鄉台灣。 葉思雅夫婦現居加州阿凱迪亞(Arcadia),近日與台南市許石音樂圖書館取得聯繫,準備將4350張黑膠唱片、6350張CD光碟唱片無償捐出。這對老夫妻歷經3個月整理,將大批珍藏品編列清單,等待移交的那一天。 「像是一種生命的延續」,一生熱愛音樂的葉思雅說。他最近一年聽力損失嚴重,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還得靠著太太張信惠從旁協助。而張信惠輕度中風20多年,行動多靠先生幫忙。 上萬件音樂專輯打包起來,超過100箱,為了符合國際的著作權規定,因應海關檢查,葉思雅夫婦在友人建議下,展開耗時3個月的大工程,為音樂作品建檔、列清單,每天工作8小時。 1967年赴美的葉思雅,回答問題時夾雜台語與英語,他說:「我知道這件事很大,但是做得到(doable)。」張信惠行動不便,只用一根手指敲鍵盤也要幫丈夫。這對結婚55年的夫妻同心,把滿室一起經歷青春歲月的音樂專輯,一張一張化成電腦上表單。 葉思雅說:「如果我們可以幫助下一輩,就像是我們生命的延續,所以不一定要有佛教的西天或基督教的天堂,只希望我們所活過的、接觸過的這些感動,能夠讓後代的人也能接受,那就足夠。」 葉思雅的職業生涯之外,音樂可說是生活的全部,就連半世紀之前夫妻結緣也是因為音樂。葉思雅念台大醫學系,課餘時間熱愛聲樂,張信惠就讀國立藝專,師從日本鋼琴家藤田梓,兩人相識相戀正是標準的夫唱婦隨。 台大醫科畢業之後,葉思雅帶著家人赴美,跟隨指導教授洪恩(Edward H. Hon)在耶魯大學從事研究。洪恩正是當時研究胎兒心跳的權威,發明了第一台胎兒監護器,機器還沒問世之前葉思雅就已經用過。 葉思雅說:「在台灣的時候,我看著教科書,上面的名字好像很遙遠,好像是神一樣的存在。但是我來到美國之後,發現這些教科書上的名字就在我的身邊。」 葉思雅到美國最大的感想就是,能夠接觸到世界各地的人,接觸到最新的醫學觀念,「一個新觀念要變成論文要3年,論文要變成教科書又要3年,但是你在這個環境裡,與人交談都能接觸到最新的觀念」。 醫學研究之餘,音樂是夫婦的共同興趣,當年他們住在新海芬市(New Haven)的耶魯大學城,離紐約2個小時車程,他們經常進城,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朝聖,從早聽到晚,午餐晚餐都沒吃。 而現在滿屋子、上萬張的音樂作品,就是在聽完音樂會之後,一點一點收集而來的寶貝。張信惠說:「我會規定,這一次可以買幾張,設下限制給他,現在想起來,這樣的生活真的很有趣。」 帶著這樣對醫學、音樂的熱情,葉思雅一路當到費城愛因斯坦醫學中心的婦產科主任退休。葉思雅在2002年以65歲的年紀退休,一方面在家照顧輕度中風的張信惠,一方面展開音樂教學的第二人生。 他最早是毛遂自薦,到費城的老人院教古典樂欣賞,一教就教了3年,「學生平均年齡78歲」。2005年搬回加州生活,在台美人社團「台灣會館」開課,指導合唱團學員認識古典樂。 從醫師變教師,葉思雅持續傳遞生命的熱情,他說:「我要讓學生知道,音樂家不是銅像,跟我們一樣都是人,有獨特的思想與感情,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 50年一張張收集來的唱片,現在無償捐給台灣,葉思雅不覺得可惜,因為他與太太手邊各自留了一張所謂的荒島音樂(Desert Island)度過餘生。談到這張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的舒伯特絃樂五重奏,葉思雅年邁的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中央社1004

張榮成 收藏家的故事

來自台灣、住在洛杉磯,收藏電影道具長達23年的張榮成,收藏的道具可能不下萬件,有些公司都還來向張榮成商借道具拍戲,也成為另類的投資。 自從知道可以透過拍賣收藏電影服裝與道具後,23年來,張榮成已買下不少電影的道具,從60年代的「賓漢」、「埃及豔后」,8、90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魔鬼大帝:真實謊言」一直到最近的「鋼鐵人」、「蜘蛛人」等超級英雄的電影道具,一應俱全。 張榮成指出,電影道具的價格並不一定,例如瑪麗蓮夢露在「七年之癢」中穿的經典禮服,目前已喊價到500萬美元,而他收藏的一件「星際大戰」道具,原本只花了250美元,但曾有人出價7500美元向他購買。 在張榮成的收藏中,有一套「末代皇帝」的服裝,張榮成說,雖然「末代皇帝」是由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但片中對服裝非常講究,用料與設計都十分精細。 此外,張榮成也收藏了「魔球」主角布萊德彼特在戲中穿過的褲子以及美國女星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曾穿過的熱褲與小可愛。 剛造訪台灣的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在「不可能的任務」第2集中,曾持有一本聖經,也是張榮成的收藏品。張榮成打開這本聖經,聖經中還有湯姆克魯斯在戲中使用的一台小電腦道具。張榮成說,這台小電腦是真的電腦,還可以使用。 在眾多收藏品中,張榮成說,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是他的最愛。不過張榮成也建議對電影道具有興趣的民眾,電影道具分很多種類,例如戲服可能不只一件,會有不同版本,因此可能得先了解相關的內容再出手。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王泰和的故事

維護台灣人權 推動建國 畢生致力於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王泰和先生 王泰和,本名王廷宜,1941年9月14日出生於高雄大樹鄉九曲堂,後遷居至大樹鄉小坪頂,這裡地屬自來水區,非常偏僻,王家人在此從事開墾的工作。在這個到隔壁鄰居家要走五分鐘,上小學到學校要走五十分鐘的山區小村莊,王泰和度過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涯。 回想起小時候的趣事,王泰和指出,當時常隨家中工人滿山亂竄,或者用蜂蜜糖罐抓猴子,或用煙燻抓兔子般大的山鼠,有時候也抓蛇。 加上家裡飼養近百隻羊,領頭羊為保護羊群,與人的角力常常發生,曾經他的姐姐被羊追得哇哇叫。這段快樂時光就在搬家到父親老家大甲後劃上句點,也成了王泰和永難忘懷的童年往事。 小學畢業後,到台北建國中學念初、高中;台北工專畢業後,王泰和進入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真理大學前身,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擔任助教及導師工作,隨後申請來美深造,卻陰錯陽差進入當時號稱為「台獨大本營」的Kansas State University,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王泰和笑稱,當時真的不知道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盛名,那時候一窮二白,連$25元的申請費都想省下來,在申請學校時只注意是不是「No Application Fee」。卻很幸運的拿到三個學校的Admission。其實當年先收到的是摩門教的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I-20。到校後才發現學校要求修很多宗教課程,相形之下,Kansas State University同意可以直攻碩士班,王泰和找上外籍學生顧問(Foreign Students Adviser),坦誠以告,楊百翰大學通情達理,同意讓他轉學,這才塵埃落定。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讓王泰和津津樂道。當年楊百翰大學來接機的中國同學會會長與副會長都來自台灣,彼此卻以英語溝通。王泰和好奇問他們怎麼沒有共同語言,言下之意是問他們為何不說國語(北京話),會長回答說她自己是嘉義人,說台語,副會長是苗栗人,說客語,現在人在美國,因此共同語言是英語。這種堅持讓初來乍到的王泰和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扛起行囊搭乘巴士轉到Kansas後,人生地不熟的王泰和茫然毫無頭緒。忽然想到以前建中同學的家教黃金來教授就在Kansas大學,於是拿起Yellow Page找到黃姓人家就撥了電話過去。電話簿上的名錄,姓黃的有三人,他按著順序撥打,非常幸運的,第一通電話就找到黃金來先生。黃先生接到電話知道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很高興,馬上開車來接他,隨即將他送往當時台灣同學會會長王康陸先生家中,也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王泰和笑稱︰ 這叫做「自投羅網」。 Kansas State Universty 取得碩士學後,王泰和轉赴紐約市政府教育局工作,同時也在紐約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ED)。1976年,獲美國Rockwell公司聘請,搬到洛杉磯。當時是卡特主政時期,公司專門研發B1轟炸機 (B1 Bomber),可惜的是之後美國國防部研發重心轉至隱形戰機 (B2 Bomber),Rockwell公司的研發工作終止,王泰和因此從航空業回歸到土木專科,轉業至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7年後自行創業,從事不動產投資與管理工作迄今。 王泰和積極參加各種台灣人活動,繼擔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幹事後,於1980年他出任人權會會長一職。多項職務中猶以台獨之聲主筆令他記憶深刻。 當年網絡並未如現在這麼方便,台獨之聲係利用電話拓展關係。王泰和當時負責寫一篇大約四分半鐘的稿子,由許世楷的妻子盧千惠錄音,當聽眾打電話進來,聽完預先錄好的稿子後,再留約半分鐘時間由聽眾發抒感想。盧千惠聲質優美,頗受聽眾喜愛常常有人要求與她會面。當時的政治氛圍肅殺,這些被稱為海外異議份子多是秘密從事這些工作,只有圈內少數人知道彼此身分。因此當收到許丕龍要求與講員會面時,大家不禁笑翻。主要是因為許世楷長年在日本教書,那年是來洛杉磯休假一年,才有機會邀請盧千惠獻聲。「這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王泰和說道。 提到當時的政治氛圍,王泰和不勝唏噓,周圍都是國民黨的「抓耙子」,稍有動作就通報回台,常常因此連累在台的親朋好友屢受騷擾。王泰和坦言,自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捨棄本名以王泰和之名號闖江湖。 台灣爆發高雄事件後,此間台灣人群情譁然,人權會因此發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台獨聯盟則隱於幕後操作,檯面上也只能看到同鄉會和人權會而已。當時王泰和仍在Edison上班,有一天一位FBI的Agent來找他,詢問他有關高雄事件後,洛杉磯出現六顆炸彈傳聞之事。他答稱:「根據媒體報導,我只知道有四顆炸彈,你說有六顆,還比我清楚,問我幹嘛? 」FBI的 Agent又問他,同志間有沒有比較特殊的連絡管道。當時台獨之聲機器,電話線路等都設在王泰和家,王泰和向他強調同志彼此間通常以電話聯絡感情,僅此而已。FBI Agent沒有獲得需要的資訊,禮貌地拿出一張名片,要求有事連絡後,悻悻然而歸。 事過境遷之後,王泰和才知道他自己的電話曾遭監聽,時間長達三年。台獨之聲當然也無法倖免。幸好當時大家言語間僅止於意見交換並未涉及暴力行動,所以大家方得全身而退。 王泰和熱心參與台灣人活動,歷任台獨聯盟與FAPA中央委員,也曾擔任過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副召集人。王泰和指出,當年美國國會擬針對台灣黑名單現象舉辦聽證會,人權會挺身蒐集黑名單資料,力促返台遭拒者現身,以便於聽證會上發表。當時估計約有千人左右遭黑名單影響無法返台。 1993年王泰和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正值郭倍宏李應元張燦鍙王康陸陳婉真等人陸續闖關返台之時,當時人權會向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協會 (AI,Amnesty...

韋傑里

「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

鄭錦家

從癌末重生,讓他更珍惜生命的福份 鄭錦家醫師出生於新竹,初中獲保送新竹二中,然後就讀新竹高中,高中畢業考上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台大畢業後服兵役一年,1971年被派到金門野戰部隊當軍醫官,當時金門和對岸的中國還相互「打砲」(宣傳砲),兩天一次,都有固定時間,所以也常須躲碉堡避砲彈。 鄭錦家退伍之後,即進入台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1972年結婚。在台大醫院服務兩年之後,於1974年來美,先在紐約Beekman-Downtown Hospital當實習醫師三年。Downtown Hospital正好在華爾街隔壁,從醫院樓上就可以看見世貿大樓(World Trade Center)。申請到該醫院服務時,院方告訴鄭醫師說,這所醫院所服務的社區,白天有五十萬人,晚間則只剩兩萬人。因為那是曼哈頓的世界財經中心及旅遊中心(紐約中央公園也在此處),白天有十條街禁止車輛進入,形成一個徒步區;然而下班後,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就變一座空城。 鄭錦家醫師說,實習醫師三年之後才能考試取得美國內科醫師的專科執照(其實1975年,也就是實習醫師一年之後,他已在賓州考取一般醫師執照,可以自己開業)。他在紐約一直服務到1977年,內科主任認為他很優秀,要升他為總住院醫師,但他覺得總住院醫師以行政工作為主,反而浪費了三年來所獲得的醫師業經驗,所以他沒有接受主任的offer,而是考取專科醫師執照後,申請到加州來。 鄭醫師在紐約服務的醫院,鄰近China Town,他下班後常到那邊溜躂,主任醫師也說,既然已經在紐約三年了,建議他到China Town 開業。不過China Town 治安並不理想,而且加州比較有發展空間,所以決定到加州。 鄭醫師來到加州後,先受聘於別位醫師的診所,但因為理念不一樣,四個半月後,辭去工作,就自己在Huntington Beach(Orange County)開業(內科)了,並同時在三家醫院急診室幫他們看診。鄭醫師從1977自己開業,一直執業到2007年,整整在他的診所服務病患30載。 2007年10月,由於糞便變黑,又鬧貧血,接受內視鏡的診斷,竟是末期胃癌! 當時在UC Irvine Medical Center檢查醫治,一位日裔醫生告訴他說,因為腫瘤已經太大了,無法根治,只能進行部份切除治療。鄭醫師覺得不是好辦法,有一位同事建議說,台灣胃癌的病例多,不如回台灣開刀。正好台北榮總的李副院長是鄭醫師的同學,李副院長要他立即回台灣,因為榮民總醫院外科吳秋文主任是台灣第一流的癌症治療醫生。國泰醫院黃院長也是鄭醫師的同學,也認為回台灣到榮總找吳醫師治療是很好的選擇。鄭醫師說,美國醫生對病情的推估面面俱到,他們認為開刀與不開刀的癒後情況都差不多,因為末期癌症病患如果開刀,有可能加速死亡,所以也是合理的評估。台灣的醫師比較勇敢,認為開刀還是有一絲希望,而且台灣醫師承襲日本醫學制度,刀法很細致。鄭醫師笑說︰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囉! 2007年11月6日,鄭錦家醫師被送進手術室。原本的預估是手術後兩個星期應該可以出院,卻沒想到住院住了兩個多月。鄭醫師接受八個多小時的手術,輸液8,500cc,胃部全切除,食道切除了一部份、脾臟切除、膽囊切除,是非常大的一次手術,結果因為衛生環境的關係,術後在恢復室就引起了敗血症(細菌跑進體內,穿破血管,在全身亂竄,是全身性的感染),接著又暴發下橫隔膜囊腫,還好用引流管把囊泡裡的膿引出體外,只是這個引流管就戴了兩個多月。敗血症又不時發作,症狀是發高燒、畏寒,身體像乩童一般,在病床上蹦跳。就這樣一路掙扎過來,也幸運的存活下來。 原本胃癌的治療程序是先化療,讓腫瘤萎縮,然後切除,再化療,以便斬草除根。不過鄭錦家醫師的狀況緊急,所以術前的化療沒做就進手術室,原本計劃完成手術兩個禮拜後接受化療,但不能有術後感染,所以一直到2008年1月12日出院後,才進行長達四個月的化療,先是在榮總做,因為鄭太太家在台南,所以後來回到台南,繼續在台南的成大附屬醫院接受化療。 四個月化療之後,情況很有進步,但已骨瘦如柴,不過終於可以搭飛機回來美國繼續靜養,而且持續在City of Hope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接受腫瘤內科專家閻雲(現為台北醫大校長)的追蹤治療,照了CT,檢查之後竟然一切安好,都沒再復發,至今(2015)年已經第九年。 鄭醫師病癒之後,現在體能極好,每週打兩次高爾夫球,打球他不坐車子,都是徒步,還要拖一個球具拖車,這樣邊走邊跑邊打球,許多以車代步的球友都沒他快。 鄭錦家醫師說,預防、維護及治療疾病的方法有四種︰ 第一就是食物要控制得好(diet),也包括食品安全。第二就是運動,因為運動會讓人心情愉快,對身心很有幫助。第三是壓力的紓解。第四是避免污染(pollution),污染有些是大環境的問題,很難避免,但不抽煙、避免二手煙或找個宜居的住所,都是個人可以選擇的。這四點做得到,一定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即使生病,也能舒緩病情。 鄭醫師說,有位知名的醫生寫了一本書,強調︰Nature is Healthy。每個人的飲食習慣大概十八歲以前就養成了,但最重要的原則是吃自然的食物。比如說,吃肉沒問題呀,但就應該避免加工的肉類食品像香腸等,牛肉若能選擇草食牛牛肉當然更理想。一般而言,不要吃精製的食品,像白麵、白鹽、白糖;儘量食用糙米、大量蔬果。要避免蔬果的污染,就不要吃經過process過的產品,若能在自家後院種植蔬果,是最為理想的有機食品;現在也有許多Farmer's Market,可以從那裡買到有機的蔬果,雖然貴了點,但對身體健康是絕對有助益的。鄭醫師說,生病是很痛苦的事,平時多注意飲食的健康,就能預防生病。 鄭醫師說,我們所稱的紅肉,包括(四隻腳的)牛肉、豬肉、羊肉等;白肉則包括(兩隻腳、有翅膀的)家禽肉等。至於魚類,現在由於污染嚴重,所以宜挑選mid-size 或小條的魚類食用;而購買時,避免買養殖(farmed)的魚,而是選擇遠洋捕撈(wild caught)的魚。像現在有許多鮭魚(Salmon)都是在海裡圍網養殖的,養殖業者餵食這些鮭魚甚麼東西(荷爾蒙、抗生素)我們都搞不清,所以選擇wild caught 還是比較明智。 鄭醫師說,他的飲食現在主要是蔬果,尤其是自己種的有機食品。他說,品質好的素食,其滋味和營養成分絕對勝於肉食,哈佛大學的研究已經一再證實了這一點。 鄭醫師說,現在和太太吃的三餐內容是不一樣的,他笑著說,他煮的太太不敢吃,太太煮的他覺得太rich也不敢吃。所以他們每天早上分班各自準備自己的三餐。鄭醫師說,他每天早上就把三餐的食物都準備好了,就用大同電鍋蒸煮。 回憶從癌末病患「重生」的歷程,鄭醫師很有感觸,因為像他這樣的病例能活過來,實在少之又少。他還記得2007年11月6日,他被榮總的護理人員從軟床換到硬床,那是進手術室前的準備,心中就知道大事不妙,他是佛教徒,就向佛祖說,若能從手術室活著回來,他至少要盡全力教大家懂得如何預防癌症、預防疾病、萬一生病了可以怎樣讓病情減輕。這是鄭醫師病中許的願。 2008年6月15日,康復後的鄭錦家醫師搭機返美,一週之後,他就到讀書會演講,並曾連續十次到Irvine 一所教會分享健康心得。鄭醫師說,他病後體重剩100磅,第一次演講到後頭腿都發抖了,只好坐著講,不過他告訴自己,第二次演講一定要站著講完,幾年下來,已經演講了一百多場,甚至搭遊輪遠遊時,他都曾在船上三次用英文演說,讓許多聽不懂華語的遊客也能分享他的心得。鄭醫師說,只要有人邀請,他都樂意分享。曾有一位癌患無法來聽演講,用電話還覺得不足,鄭醫師買了一台投影機(老式的投影機大而重,約有50磅),就背著投影機、電腦到那位病患家,用圖片與詳細的數字當面解說。 就這樣,演說分享防癌、抗癌心得與健康養生資訊,成了鄭錦家醫師的職志。 鄭醫師有兩個女兒,他說他真是有福氣,2008年6月15日回到美國,大女兒在那一年8月結婚,他看見了女兒成家,享受為人父母最大的喜悅。三年前,二女兒也結婚了。兩年前,大女兒生產,鄭醫師喜當阿公,八週之前(鄭醫師接受訪問的時間為2015年12月14日)二女兒也添了寶寶。 他說,病後這九年來,他有幸看兩個女兒成婚,又有兩個孫子承歡膝下。鄭錦家醫師讚嘆說︰「生命真美妙!」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主持 /黃樹人 文字整理)

毛平吉

先苦後甘 我是毛博士,筆名靜一。小時候別人喜歡喚我大頭吉仔,自認長相不錯,尚討人喜愛,我常常自稱旗山人。旗山神社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日本派來住持神社的大和尚是大藏大師。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代的文學與哲學家。來台之前,是東京帝大的名教授。 家母探聽到他需要一位小沙彌來幫他打理生活小節,她便帶我去拜見他。皇天不負苦人心,他答應留我在他身邊打雜。我每日要挑水,讓他盥洗,我會將他的拖鞋先放在胸前暖和,再讓他穿戴。他看我每早起床便朝氣蓬勃,努力完成應做的事情。下午我們二個都比較空閒,他就讓我博學於文,教我漢學,練習作文。 我本來就是好學的小孩,很快就有了高中程度的學識。好景不常,日本軍閥戰敗,向聯軍投降,造成所有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本來有意帶我一起回日本,但他也很民主,叫家母來表達她的意見。母親淚水汪汪邊哭邊求大師寬宏大量,同意把我留下來,好讓我們母子團聚。 大師是個很慈祥的宗教家,悲天憫人,毫不猶豫便爽快地答應她。就這樣,承神的保佑,我便順利留下來,跟母親過著春暉似深海的生活。 火車燒過的「生碳」,部分變為「土碳」後,尚可回收供民間鐵工廠打鐵之用。我從小沙彌「退休」下來,接著就帶著弟弟平定撿煤渣。我是8歲,他才6歲,都自願分擔父母的困苦家計,減輕他們被歧視的壓力。我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7點半之後就準備上學,弟弟留在家裡聽媽媽使喚。我學業一直保持優等,早上學校升旗典禮,都上台被表揚。我的表姊「雪子」指著我,告訴她的同學說,「她是我的表弟毛平吉」,深深的以我為榮。平定弟在校的功課平平,他幼稚的想法,要求我帶他上台一起被表揚。我告訴他這是校長的決定,我無能為力。他似懂非懂地點頭,表示瞭解,也就不再提起。 我們之後的日子,都照常規,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然後趕上學。下午放學以後,回家做「連碳」,有人定貨我們就送。有次旗尾豆油間,要我們送一百個,送到他們府上。貨送到他們家,是一位標緻的小姐出來檢收。她父親看我們兄弟忠厚、勤勉、有禮,就想把她嫁給我們兄弟的任何一個。但她已有男朋友,他是旗山私人診所醫師的公子,我們又輸了一截,要找誰嘆氣。 日子過得很呆板,就如此,我已升到六年級,很快就小學畢業,考上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就讀初級部,三年後,被保送升入高級部。我的功課一直保持很好,畢業時是第一名畢業生。唸職校的學生,要考大學,比起一般高中畢業生要難許多。 我家窮,沒有錢上台北報考台大,退其次只好留在台南考工學院。考試前一天我先到火車站的二等候車室,佔個位置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已是六點,到衛生室盥洗後,在車站前買粽子充飢,接著趕到學校應考。福神似是永遠保佑我,放榜時我竟然名列前茅。 大二時,因為我原本就唸工科,故可參加普考。考普考的學生大部分都高工畢業而已,而我已是大二的學生,因此考起來很容易就過關了。接著,大三時我便報考高考,神永遠跟我同在,一舉又高中榜首。誰能說,我不是幸運兒。媽媽知道了又說,你答應要唸個博士學位給我,你不能食言唉! 高考及格後,我便有資格在中學當教師。當時中學有高學歷的老師並不多,我便趁勢獲得教職。兼職教了一年書之後,母校高雄工業學校的校長,要我回母校教結構學與應用力學。剛好高雄女中欠缺高三數學老師,我便應聘擔任高三代數老師。教了數年,我又動心,報考公費留學,順利出國唸博士學位。 本來想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預力混凝土,但該校額外給的獎助金不多,我便轉學到密蘇里大學,爭取到增多50%以上的獎助金。讀書對我而言,不是一件難事。我在指導教授先尼博士(Dr. Senne)用心全力指導下,如期在四年之內完成學業。他介紹我到加州沙加緬度大學任教,但當時該校只有工業管理課有缺,我便開始擔任工業管理的課程。後來因田長霖教授擔任加大柏克萊大學的校長,他邀請我到該校任工業管理及管理經營的非工程課程。 後來他仙逝後,我就應多明尼肯大學校長芬克(Fink)的聘請,到該校擔任國際商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教授兼國際事務顧問(Advisor, Internation Program)。我們二校,後來就策略聯盟,成為合作密切的教育體系。我們合作已有12年,後來因為我罹患了二項重疾,就暫時退下教職,在家修養,請來專業護士Angela Yang全天候照顧我。她是留日的護理碩士,愛心與專業是她的強項。我的生命有一半是她幫我撿回來的。恩情大於天,永生感念。

卓甫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卓甫良﹝Bill Cho﹞是五十年代搭乘貨輪到美國的早期留學生。當時台灣經濟匱乏,對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出國留學是一條迢遙路。但他憑著毅力與努力,一步步朝目標前進,終於成為一個留學美國的核能工程師。 甫良來自花蓮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在苦澀的青少年期,即暗自仰慕教會裡一個家境很好又溫柔美麗的女孩,因此他不斷鞭策自己,希望日後有優異的表現,贏取伊人的芳心。 一九五○年,他考上第一屆台北工專土木科,離開自小長大的「後山」,來到繁榮的台北開眼界。兩年後,他自工專畢業,順利進基隆港務局服務。在港務局工作時,他常和大陸來的資深工程師在一起,因此知道出國留學是條通往升遷之路。但他亦明白公費出國的機會不會落到他頭上,因此回家找父母商量。幸好他的父母很開通,幫他籌到了六百塊美金的旅費。 「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甫良說:「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新台幣一千二,折合美金只有三十元。」 一九五六年十月,甫良開始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航行。他的第一站是到日本東京,因為他想見那個自年少即朝思暮想的女孩。這女孩叫林秋菊﹝Carol﹞,來自台灣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她的祖父是著名的漢文學者暨牧師林燕臣先生,執教於台南神學院的。她的伯父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而她的父親則是深受花蓮地方人士敬重的林安生醫師。 秋菊與她的兩個姐姐不僅身材窈窕、容貌美麗,並且很會唱歌、彈琴,是美籍宣教師彭蒙惠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天韻歌聲」的歌唱天使。 甫良說:「林家三姐妹是當時全花蓮最美麗的三個女孩。」 他與秋菊從小在花蓮的教會長大。一九五三年,秋菊經由彭蒙惠宣教師介紹下,與二姐秋霜一起到東京基督學院求學,並在「日本放送協會」實習。因此足足三年,甫良未見伊人。這次想趁出國之便,一償心願。 他果然在東京見到了秋菊。兩人一起到市區的一所華人教會作禮拜,隨後吃個簡便的午餐,甫良便告別心上人,匆匆搭乘火車到仙台,再轉搭招商局的「重慶號」貨輪,橫渡太平洋。這次相見雖然短暫,卻雙方互相許下愛的諾言。 兩星期後,他在奧立崗的波特蘭﹝Portland﹞上岸,然後搭乘灰狗車到南加州的帕莎迪那﹝Pasadena﹞,打工賺學費。 在南加州,他寄宿在朋友處,替人整理庭院;賺取工資。隔年春末,幸運地獲得一份空中測量的計算工作,一個月可拿四百美金。因此到了九月,他存到一千三百塊美金後,便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安娜堡﹝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過起期望已久的留學生活。 由於經濟短絀,他在密大求學期間,也曾一度休學,到芝加哥打半年工,再回校復學。如此到了一九五九年年底,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獲得密大結構力學學士學位,此後境遇否極泰來。 一九六○年初,他得到普若康﹝Procon﹞工程公司的聘用,前往芝加哥就職。那年年底,相思多年的女友秋菊翩然降臨,帶給他無限喜悅。更美妙的是三個星期後,他們就在秋菊即將任職的教會舉行婚禮。 「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祝福。」卓甫良說:「以我太太當時的條件,追求她的人何其之多,而她竟然願意嫁給我,這是多麼地福氣!結婚之後,我在受她的薰陶下,做事、說話都比以前溫柔許多。」 成立MFCF 秋菊自到芝加哥後,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歸正教會擔任音樂總監,兩人在教會附近賃屋而居。此後四年,甫良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在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究所修習碩士課程。他們亦相繼生下女兒慧麗與慧文,共建一個美滿的家庭。 甫良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換職到馬奇﹝A.G. Mckee﹞工程公司服務。一九六七年,秋菊亦換職到芝城北岸﹝North Shore﹞的一所華人教會擔任音樂指揮。這個變動無意竟帶給他們生活上很大的變遷。原來他們住海德公園時,一直在秋菊服務的華人教會作禮拜。搬到北岸後,甫良轉到共同使用一所教堂的日本人教會作禮拜。 他說:「在情誼上,我們能與華人教友們保持親密的關係。但在政治理念上,由於親歷二二八事件,目睹國民黨軍隊殘酷地屠殺害台灣人,我們很難與華人認同。所以搬到北岸後,我轉到日本人教會,而在內心裡,更希望能用台語,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崇拜上帝。」 正因為其他的台灣人基督徒也有這種渴求‧所以一九六七年年夏天,住在中西部的十餘戶家庭,包括芝加哥的卓甫良夫婦、愛荷華的陳植哲夫婦、明尼蘇達州的趙聰仁牧師等,共同在威斯康辛州日內瓦湖畔的青年營區,舉辦一個為期三天兩夜的靈修會,首開北美洲台灣人夏令會的先河。 卓甫良說:「當時每戶只繳象徵性的四十元,大家一起準備食物、探討信仰,大人小孩都很快樂。這個靈修會就這麼年年辦下去。後來,我們邀請宋泉盛、駱維仁等牧師來講道,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九七三年,我們正式成立『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MFCF註一﹞』,隨後陸續在芝加哥、愛荷華、底特律和托利多﹝Toledo﹞成立分會。」 MFCF連續辦十三年後,熱心參與的莊明哲教授與卓甫良等人認為必需變更夏令會的內容,以便作進一步的突破。因此在一九八○年十一月,MFCF理事們假芝加哥的楊忠正家,召開最後一次理事會,決定將基督徒靈修會變更為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服務的對象擴展至非基督徒的台灣人家庭,基金會的名稱亦因此更改成「台灣人協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通稱「TAF﹝塔夫﹞」。 播下芥菜子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卓甫良說:「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有過辦青少年夏令營的經驗。但我們決定效法耶穌的奴僕精神,嘗試培育第二代的台灣認同與領導能力。」 此後,奴僕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成為TAF的主軸,每個領導人都必須具有默默為人服務的精神。TAF成立時,大家公推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莊明哲教授為創會會長。莊教授為一傑出的精神科醫師,非常注重兩代之間的溝通,因此在他擔任會長的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TAF夏令營皆以「溝通」為主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的張信義醫師繼任第二任會長,主張加強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節目中增加不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認同」成為那兩年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擔任第三任會長,強調訓練第二代的領導能力,於是在往後兩年,「領導才能」遂成為夏令營的主題。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任第四任會長,認為一個人內在的倫理價值深深影響著其作為,因此主張重視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倫理價值觀。 「每任會長都很用心。」甫良笑著說:「結果,每人都為TAF帶進一些新觀念。」 一九八九年,第五任會長陳植哲博士邀請美國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Brad Smith﹞對TAF作一個全盤的評估。結果史密斯在報告中指出 :TAF深具有發展的潛力,關鍵在第二代是否能接班。這項評論帶給大家很大的鼓舞與思考。 「因此,盧志華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接任會長後,即開始啟用林志文﹝Bob Lin﹞等數位第二代,從事夏令營的事工。然而年輕一代的真正深入參與夏令營,則是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才開始的。」卓甫良又說。 TAF夏令營因為自力更生,經費有限,很多工作都由義工幫忙。尤其週一到週五,爸爸們上班,照顧孩子們的責任都落到媽媽們身上。當年,林秋菊、廖淑清、廖幸瑛等許多太太們都是長期的義工。 「照顧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秋菊說:「因為一大群孩子,正是處於生龍活虎的年紀,尤其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多來自美、加各地,年齡、文化背景皆相同的朋友,都非常興奮,經常徹夜聊天、歡鬧、不睡覺,相當令維持秩序的媽媽們頭疼。」 「但是大家朝夕相處了七天,都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接著說:「義工媽媽們都成了好朋友。孩子們更是熱情,每逢要分離,便互相擁抱、哭泣,難分難捨。往往來接孩子的父母等著上路,孩子們卻頻頻和這個、那個道不完的別離。每回看到這情景,就覺得再辛苦也值得。」 就這樣,望著孩子們的笑顏,許多辛勤的園丁年復一年,不斷播下培育下一 代認同台灣的種子。 傑出的核能工程師 一九六八年,卓甫良換職到另一家以興建核能發電廠聞名的沙金特與朗迪﹝Sargent & Laundy ﹞工程公司服務,從此跨進興建核電廠的新領域。 七十年代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黃金時期,甫良的公司光在伊利諾州,就興建了十三所核能發電廠。他因為連續解決一些不尋常的工程問題,受到公司的器重,職位一再被擢升。後來則轉到評估核電廠安全的新領域。 「幸虧我轉行得早。」他後來說:「因為一九七八年,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突然出事後,全球各地紛紛禁建核電廠,所有興建核電廠的工程公司都大量裁員。我因為已轉到核電廠安全評估部門,才逃過失業這一劫。」 儘管如此,有時工作上的一些人事,仍然令他感到困擾。因此在一九八七年,他向服務十八年的沙金特與朗迪公司請辭,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 但畢竟他的專業長才深受肯定,創業三年半後,伊利諾州政府的核能安全署特別聘他擔任全伊州核能安全的鑑定專家。所以往後十三年,卓甫良自芝加哥搬到春田鎮﹝Springfield﹞,負責全伊利諾十三所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評估。直到二○○二年年底,他屆滿七十歲,才申請退休。 「回顧這一生,我一共當了四十二年的工程師。」卓甫良有感而發地說:「其間得過不少獎,也受到許多肯定,然有些人事問題,讓我感到疲憊。從事MFCF與TAF的活動,我則有全然不同的感受。那種大家同心合力、一步一腳印地朝目標前進、在困難中互相扶持的情誼,至今仍令我十分珍惜。」   辛勤的園丁 自MFCF至TAF,連續二十幾年,卓甫良像個辛勤的園丁,默默地處理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行政工作。期間,他也目睹TAF幾度遇到危機,再化為轉機的過程。 他說,八十年代,參加TAF夏令營的台美孩子大量增加,遂發生學員紀律問題。一九八六年,他們發現有學員擅自在營區飲酒,甚感憂心,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夏令營。 但TAF夏令營可能停辦的風聲傳出後,一些每年都期盼參加夏令營的孩子都很難過。結果他們自己協商,公推年紀稍大的林志文與第一代溝通,同意制定行為準則,並將自我約束,嚴格遵守,TAF夏令營才又繼續辦下去。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九十年代。卓甫良說,有些第二代青年要求夏令營去除宗教色彩,產生兩代之間的對立。為此,他寫了許多信,規勸這些年輕人說,TAF從零到現在的規模,全都建立在對基督的信仰與「奴僕領導」的基石上;一旦去掉基本精神,TAF將是空的。結果在不斷溝通之後,老少兩輩建立共識,反倒成為好朋友。 「如今,當年參與TAF的一些孩子都已屆結婚年齡。」甫良說:「我們有時會收到TAF孩子們的喜帖,相約去參加婚禮。大家見了面,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甫良退休後,與秋菊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爾灣﹝Irvine﹞。他曾在一九九六年發起成立TAF家庭營,讓週末來接孩子的父母們一起享受參加夏令營的樂趣,往後形成對TAF很有贊助作用的家長組。 他除了繼續核能上的研究外,更以較多時間領悟靈命, 如今,他更設計「鷹翅團契」的網頁,隨時與老友保持密切聯繫;同時進一步著手籌組第一代的「營友會」,希望把過去的義工們找回來,大家一起在TAF夏令營團聚,重溫往日的情誼。 「當年係本著服事的心情,創辦MFCF與TAF。結果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帶給我許多珍貴的友誼,真可說是福杯滿滿。」他語重心長地說。 註一:「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英文全名為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oundation,簡稱MFCF。

洪珠美

在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有座遠近馳名的二層樓洋房「玉美堂」,那是台灣人聯合事務會(FAPA)洛杉磯分會首位女分會長,洪珠美的祖厝。「因為爺爺期望8個孩子成家後都住一起,所以親手設計這棟擁有20幾間房、4座大廚房的大宅院」,也讓洪珠美小時候有一堆近齡玩伴,從小就是孩子王。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與母親林玉嬌婚後生了4女1男,洪珠美是家中的第3個女兒。當小小的洪珠美出生後,家族壓力降到連生3女的母親身上,觀念新穎的洪家爺爺特為媳婦「解圍」。 「我出生後,爺爺特地到媽媽坐月子的房中探視,跟她舉例『恭喜抬也罔』的故事,強調新娘子是坐在轎子裏,讓男生抬在肩上出嫁的,英國統治者也是女王,安慰她『女兒很寶貴』」。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當過兩屆彰化縣縣議員,當年家中門庭若市,常常滿座都是賓客,愛聽大人「講古」的洪珠美成為在座唯一一位小女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更讓她成為同齡伙伴的守護天使。「我小時候會跟叔叔、堂兄弟去『打獵(打厝鳥仔)』,曾因小調皮被處罰,也常為受委屈的同伴主持公道、報不平」。 白色恐怖逼親人離散 洪調舜原是國民黨員,早年想求去卻被國民黨百番刁難,後來轉到台中中區合作社任職,又因不想收取賄賂,被公司「炒魷魚」。「我爸爸不想在政治界、金融界同流合污,他的為人處事影響我很深」,也造就日後洪珠美堅持正義之道。 「228事件發生時,唸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的姻舅剛新婚就被抓到『火燒島(綠島)』,一關就是15年,他們夫妻離散多年後才團員」。當時的洪珠美因年紀小記憶不深,但她永遠記得成長過程中,父親常在大家談論國是時舉起手指,說「噓,小心牆外有人偷聽」。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已移民美國的洪家大姊趕緊為父母辦理移民來美,其後除妹妹還在台灣外,洪珠美及大姊、二姊、弟弟都定居美國。「白色恐怖的陰影對台灣人民影響很深,現在拿美國護照的爸爸仍然很怕『管政治』」。 這樣遠離政治的洪父,1993年在洪珠美巧手安排下,「參與」協助台獨聯盟份子、「台灣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突破返台。隔年5月洪珠美的弟弟結婚,想返台告知祖先的父母一回到故鄉,隨即被當地分局派員「請」到警局作筆錄兩小時,當時洪父還差點回不了美國,縱使台灣早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 當時洪珠美也被警局叫去偵訊,事後因怕被竊聽,不敢在家中聯繫台獨聯盟成員。「因為有太多台灣人被毒殺、無故消失的例子,媽媽那時拒絕食用警局送來的午餐便當,更拒絕警車護送他們回家」。 這件「護送史明」的豐功偉業,讓洪珠美家人因不捨父親被警備總部「關切」轉而責罵洪珠美,只有當事人隻字未提。「爸爸從來沒有因這件事責備過我,他只說一句『這是良心要作的事』」。 留學生太太蛻變成專業房地產經理人 1967年,洪珠美未婚夫李成奎來美,攻讀猷他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1969年踏出國門的洪珠美也到達美國,兩人同年成婚,婚後生下3女1男。當時不諳英語的洪珠美,邊就讀猷他州summer school語言學校,邊在猷他醫院工作貼補生活費,還到鹽湖城社區中心擔任社區義工,甚至開班授課。 「我從一個對美國生活完全未知的留學生太太開始做起,學會幫先生理頭髮、開車,也體驗到擁有專業及學歷的台灣移民,因語言與文化障礙飽受歧視的悲哀」。1973年底,洪珠美一家人搬遷到南加州,隔年兩個女兒才4、5歲,擁有靜宜大學商學系學士學位的洪珠美又回復職業婦女生涯,在一家食品公司擔任助理會計,負責管理每月高達100多萬元的廠務支出。 「我一直不願意與美國社會脫節,不管是工作、參加社團或擔任義工」,幾年後,因孩子要求「please stay home with us」,洪珠美選擇在家陪孩子成長,直到最小的兒子滿8歲才回到職場,轉任專業的房地產經理人。 現在,洪珠美的老大是皮膚科醫師、老二學有專精,唯目前下落不明、曾是台美公民協會成員的老三,在密西根大學景觀設計系碩士班就讀,目前在非洲修實習學分、老四是唯一的兒子,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洪珠美甚至有兩位可愛的孫子,當上「阿嬤」。 出國開視野、逐漸接受「震撼教育」  來美國前,曾糾正堂兄「批評蔣介石是劊子手」的洪珠美,因為在猷他大學接觸「台灣青年雜誌」等海外刊物,讀到多篇談論台灣的文章,才醒悟當年被國民黨「洗腦」,反而加深她日後在海外積極推動台灣事務的決心。 「這種震撼是逐漸的,像我先生在1970年擔任猷他大學首屆台灣同鄉會會長,當年就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返台時都有人跟蹤,管區員警還質問丈夫的弟弟『你哥回來幹嘛』」。 因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洪珠美與夫婿李成奎齊力創辦「台灣之音」,以電話與台美鄉親互報故鄉消息,甚至接獲許多外州來電,「台美人集聚一點一滴的力量,用我們的方式幫助台灣」。 1986年,響應由台灣大學護理系高材生陳翠玉創辦發起的「婦女台灣民主運動」,擔任南加州召集人的洪珠美,逐步踏實推廣海外台灣事務;1988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成立,以「發揮婦女才能,關心台灣事務」為號召,每年靠伊媚兒(email)跟電話舉辦兩次小型聚會、一次大型年會,身為創會會員的洪珠美跟NATWA一起學習成長,並出任第20屆總會會長,帶領會眾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拒絕扁政府以台灣名義的入會申請」抗議活動。 「今年NATWA成立已經21年,不但有專為第二代設計的NATWA II、出版年刊,還創辦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海外的台灣姊妹都因此學習成長、參與公共決策及關心台灣事務,大家相當團結」。 曾任台獨聯盟洛杉磯支盟前支部長、NATWA前總會長、前洛杉磯分會長的洪珠美,現在則是FAPA洛杉磯分會長,成為該分會首位女會長。「每次擔當新職位,每次都有成長,我也期許自己『再挑戰』,積極與加州10多位國會議員密切聯繫,推廣我們共同的故鄉台灣」。 從備受呵護的台灣女兒,蛻變到獨立堅強的台美女性,洪珠美體認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也見證台灣民主的進步及膠著,更親自參與推動海外台灣運動。在美國奮鬥的台灣女兒洪珠美,為台灣發光的堅持永不中斷。文/陳美玲

許廷鑫

「擔任黨部主委六年做下來,我對民進黨的感情比公司還要深,公司我有能力左右它,但民進黨我只是個小螺絲釘,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小,但成為民進黨的一份子,反而有個使命感,至少在美西部分,從前主委耕耘接手後,我就立志要不負厚望,繼續努力打拚。」面對民進黨低靡氣氛,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許廷鑫有感而發。 對於陳總統被連番攻擊,民進黨是否急於切割與阿扁的關係,他不諱言,民進黨不會動到主帥,陳總統與民進黨是命運共同體,若確實有不法,當然會彈劾,但現在都是爆料,打了半天,沒法打到本人拖挎陳總統,証據到底在哪裡?其實,全都是二、三手傳播滿天飛。 不能因為不爽就動不動倒閣搞罷免,把過去民進黨爭民主自由取消戒嚴的抗爭,變成國民黨藉口,阿扁總統被罵成臭頭,也沒有關過任何一個人,台灣人民雪亮的眼睛,是不容欺瞞。許廷鑫不吐不快地說著。 他繼續侃侃而談,民進黨不能像以前擔任在野黨時衝撞體制,已經有執政包袱,民進黨執政要改革,就得回到體制內,人民給民進黨機會,但執政後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現在仍是朝小野大;結果支持者得面對角色紛歧,不罵又不爽,罵了又捨不得,搞得很鬱卒。他特別強調,其實,每次民進黨面對無理性抗爭,都是「冷處理」,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能再火上加油,所以民進黨非常自制,不會出來嗆聲、幹譙, 就是不要再製造對立。 民進黨不是任人踩,但也請支持綠營者心態要調整,一定要維持「當家」的準備,民進黨最後守著的是作為取得過半數的支持,要贏得台灣主流價值。 許廷鑫,這位年少時參加國民黨,與父親在立場上不斷起衝突爭執,一個五年級生,卻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一路看盡繁華初升背後隱藏的危機,到了國外成為支持本土政權,力爭台灣主權獨立,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的社團領袖。 少小離家 個性傷感 「12歲,少小離家,養成我個性較傷感,20歲以前,常會莫明的孤獨,如果重新選擇,我不會願意離家,最想要的是能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許廷鑫,1966年生,生於彰化鹿港小鎮,祖父時代經商,父親開鐵工廠,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生為家中長子,下有一弟一妹,小學讀鹿港國小,功課不錯,父親希望他北上求學,所以到台北市就讀建成國中。 父親很嚴格,又非常節儉。因為是中南部學生,對於北部學生的優越感,自己之外還得照顧年僅小一歲的弟弟,到台北生活實在太有壓力,但又不敢回鄉下,父親偶而生意來看看,母親更是少見,他每次想哭都不敢哭,被迫養成獨立果斷自主的個性。 高中聯考雖有成功中學程度,但作文考題「國中三年」,他狠狠地批判一番後,結果作文不到10分,只能考上復興高中,他決定再去報考台北商專財政稅務科,由於家中經商,順水推舟,在北商5年讀起來很輕鬆。 他把一半時間花在功課上,一半充實自己補英文,另外參加社團活動,認識很多朋友,是一生中最快樂的讀書時光,還特別去學珠算檢定二級通過,幫助他以後做生意數字反應很快,換算特別靈敏。 「出社會你就知道」 在學校十分活躍,大多數學生受到國民黨教育,相信教官的話,也是國民黨員,父親從以前支持反對運動,出錢出力,他頗不以為,每每與父親爭辯。他對中國史和文學人文,十分有興趣,雖然有疑問,但仍深信教本所讀。父親常笑著跟他說:「出社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他考上特官後入伍,擔任運輸兵排長,服役經驗,讓他徹底厭惡國民黨所作所為,原來駐地在林口時,他當負責監督採買,發現士官兵都很大方,攤販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後來吃到菜時,才知道很多買回來的都是人家不要的剩菜,他們曾經碰到每餐只有一味,炸白帶魚,連吃一個月,吃到營長翻桌。而每天兩萬元的伙食費,這錢A到哪裡呢? 他後來發現莒光日時,開會有很多贈品,黨部不可能撥經費,國民黨體系的就可以拿贈品,有些全額還被輔導長拿走,飽入私囊,有些巴結長官的卑裂手段,簡直是胡作非為,許多職業軍人喝得爛醉如泥,正科軍官根本是敢怒不敢言,看盡其間醜事,走後門歪風,許廷鑫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國民黨貪污腐敗的一面,他充份體會在醬缸文化中,「死幹活幹撤職查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的話,一一印証。 許廷鑫因為還是受到爸爸影響,讓他在軍中飽受精神折磨,直覺環境很變態,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常借刀殺人要他做壞事,若不從則被修理,或是被罵的連狗不如。 兵役頭一個下半年,曾有一次放假,中華路有鐵道,當時曾有衝動臥軌,感覺自己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過得像行屍走肉。他調適得很辛苦,唯一好處,就是堅持帶兵要帶心,如何讓底下的阿兵哥100人完全服從,當兵,讓他領悟到一段生存的哲學。 而另外的收獲則是,追到漂亮的老婆,當時夫人是台北商專班花,當時不敢追他,許一直處心積慮與她聯絡,在服兵役時展開熱烈的追求,因為用情很深,感情非常專一,終於追到手。現育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根留台灣 自創品牌 他也在心中早就有規劃退伍計劃,一直讀英文,晚上看書,決定考托福。但父親不放他去留學,因為家族企業需要他,5月退伍,他8月就開始出國,1989年就來美國,學著提著007皮包,由父親帶路,全球南北征戰。 由於父親開工廠,與伯父在台灣算是相當有實力,60年代,中部五金工廠的師父都是由父親公司訓練走出去再創業。 1960越戰開始,一直到1990年後,許的父親,就是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的一員,就像無數中小企業主,不會高深的英文,家庭即工廠,拿著007手提包就闖蕩各地,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去台灣,從有輕工業開始,父親就正逢外銷榮景第一波。 許廷鑫接手已是尾聲,他不但跑日本,歐洲,美洲,出差到各國趴趴走,1990年還曾去中國,參觀廣州交易會,那時中國才剛開始開放,他笑著說,「一開始心情是,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有多壞,真的嗎?結果,印証果然真的很壞,往後跑的更多,後來發覺簡直是浪費時間,太多不合理現象。台商在他們眼裡,是最可以被剝削的一群,共產黨根本不把台灣當國民看,以前是反國民黨,出國反而真的變成台獨。統一觀念完全消除,所以與父親再也不會爭執了。」 在中國沒有投資,父親更早去中國,發現不行後,決定放眼天下,許父一句話:「不要鎖國,更不要鎖在中國,國際觀不是只能在中國。」所以當很多同業為了人工更宜,紛紛前進中國,許家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根留台灣,多年不斷研發,控制成本,規模一直在擴大;經過多年,如今,爸爸在中國投資的朋友,倒的倒、散的散,或是乾脆改行。 但許廷鑫仗著第二代英文好,與歐美商界人士打交道久了,學了很多經驗,悟到與客人談判,不要作賤自己,而是要兩方互利。最好的作法是「市場導向」,看市場要什麼? 1983年美國、1990年在德國、2000年在墨爾本,設立分公司,都是跟著客人走。 許廷鑫在1990年接手後,為家族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由於父叔輩早期都是做OEM代工。父子倆都已有共識,許廷鑫要求父親給自己3個月,著手開始打自創品牌行銷,1990年以「GARDEN TALS」之名的各式花園藝品,前進歐美。 「不怕買貴,就怕賣不出去」,但年紀輕輕的許廷鑫在摸索絕對會犯錯,父親卻讓他花錢學經驗,代價很大,但經驗靠累積,終於他能主導進入K-MART,後來做了WAL-MART。 他分享這份經驗,逆向操作,「客人不是買便宜貨,而是買能賣出去的貨」。早期台灣人做法是以成本往上加,他則是倒算法,先定下價位,然後調查,倒回來一一減去到成本,不折不扣的市場導向。 另外,由於如何去創造客人的需要,不去抄襲,創造產品的觀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伸展敏銳觸角,掌握脈動,維持好的產品、品質、價格、服務、關係。 未來的規劃,他已想到轉型,所以在越南設廠,開發其它相關製造行業,手術刀,特殊金屬來取代中國,當然根還是留在台灣。他認為,大企業全球佈局,但自己做的是中小企業,所以習於做策略聯盟,相關行業集結,比較有競爭力,有錢大家賺。 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 「人生的規劃一點也沒有想法會在民進黨黨內擔任職務」許廷鑫回想著。 1990年代開始,就十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藉由胡維剛律師認識台美社團,但沒有時間參加,大部分是出錢、父親是創黨之後入黨。許廷鑫,是在1994年,才開始加入民進黨。1996年之後,生意穩定,從南長北扁開始積極投入,1998年左右,扁友會成立之後,又加入聖東同鄉會。 2000年出來選美西黨部評議委員,配合主委陳文石,2002年再選評議委員召集人,2004年陳文石鼓勵參選,林榮松醫師剛好榮任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要去辦美洲台灣日報。受到陳文石等長輩鼓勵,資歷淺,乳臭未乾小子,考慮再三,決心試試看,竟然就同額當選。 2004年上任主委,代表的最大意義,就是「世代交替」,前輩提拔,自己努力,民進黨給年青人一個機會,美西是海外最大的一個黨部指標地域,37歲,即要做就得全力以赴,才對得起大家。二年一任,今年他又連任一次。 但剛當上主委,他就面臨三合一選舉等之後,民進黨氣勢受挫,一直到今每況愈下,他則樂觀地說:「一個人在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麼能耐,越是困難, 能做的好才是功德。」他認為,大環境不利,越要有更堅定的立場,迎接挑戰。 他心中深深感謝絕多數的台美鄉親,沒有名利糾葛,豪無所求,仍熱情相挺,更顯得支持者可愛,看到支持者信任,日久見人心,雪中送炭。他認為,民進黨沒有灰心喪志的權力,民意支持,民進黨跌倒一定爬起來。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去。 文/記者林蓮華

張菊惠

2005年4月26日,星期二,天氣晴,連戰和平之旅,中正機場流血衝突‧‧‧ 6千多哩遠之外的洛杉磯,也是個晴天,張菊惠心裡卻在下雪。看著連戰在中國受到「紅地毯」的高規格接待,對照台灣機場受傷民眾的鮮血,想到自己曾經有家回不得的歲月,她的眼眶溼溼的,倏地,留下眼淚。 「我真的很難想像,也很難相信,這些人,當年的所謂『和賊不兩立』,拿所有莫須有罪名加到我們身上的,竟然笑容滿面,得意洋洋地站在他們口中『共匪的領土』。」這就是張菊惠,沒有激烈的言詞,沒有失去理性的漫罵,張菊惠以女性的柔軟沉痛地表達她的抗議和無奈。 莫名登上觀察名單 張菊惠,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兩蔣時代,即使人在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Nebraska)州的林肯市,她和先生李孔昭,仍然莫名奇妙在1970年,因為黃文雄在紐約刺殺蔣經國未遂,上了所謂的「觀察名單」,望斷歸鄉路。 「我和先生當時住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城裡,在那個離家好遠的地方,台灣學生和教授們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互相照顧,我們家也成了台灣留學生過年過節時聚會的地方,不論是農曆年、感恩節、聖誕節,常常有留學生冒著風雪開好幾小時的車到家裡來聚會,享受見面的歡喜與暢談的興奮,但是大家來我們家,都得把車停的老遠,不敢正大光明一起來,因為只要露出『群聚』的跡象,很容易就被貼上『圖謀不軌』的標籤。」 「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真的很瘋狂,大家也因此處在極度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張菊惠回憶,當時內州的足球比賽是大事,週末的州際比賽全城的人都穿上象徵代表隊伍的紅色衣服,滿天的紅汽球,大家大喊「Go!Big Red!」在全城歡欣鼓舞的氣氛中,張菊惠很興奮的拍了照,想寄給台灣的家人,她的朋友卻澆了她一盆冷水。「我的朋友說,妳敢嗎?妳確定嗎?台灣的情治單位又可以抓到機會,給妳冠上一個罪名,說妳親共,說妳是匪諜。」成大畢業後就到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攻讀碩士學位的張菊惠身處自由民主的美國,再和台灣互相對照,「我的感觸很深,對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也更加反感。」 在「觀察名單」上的張菊惠和李孔昭不但無法回台灣,連當時在成大擔任助教的弟弟也被迫辭去職務,父母親赴美同樣受到限制。後來李孔昭請內州的參議員寫信給蔣經國,經過多方交涉,家人才獲准可以來美。1982年,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解禁,讓張菊惠、李孔昭和兩個孩子得以回台灣。 張菊惠回想當時那個思鄉心切的自己,「我在飛機上滿是對台灣家人的想念,終於可以回到故鄉的喜悅卻在一下機場後消失殆盡。」她說,全家人一下飛機就被帶到航空警察局警衛室裡的小房間裡詢問,回到埔里老家後又有警察來要他們報戶口,讓她整個假期都是神經緊繃,覺得隨時有人在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直到回美國的飛機起飛離地那一剎那,張菊惠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一顆心,撫著胸口想「好佳在我們終於要平平安安的回美國了。」對張菊惠而言,這趟返鄉之旅,除了良多感觸,也更加了「台灣人要站起來」的想法。 移居美國 眼界大開 嘉義女中時期曾經因為教官的「業績」而莫名奇妙地成為國民黨青年黨員的張菊惠說,在那個一切被壓抑的年代,「愛台灣」的意識就像是一顆在沙漠中的種子,根本無法,也不知道該如何發芽,只是滿心直覺有些不對勁,直到移居美國,眼界大開,了解「民主、自由」原來是這麼回事,接著落腳洛杉磯,那顆小小的種子,被澆下甘霖,迅速成長茁壯。 1996年彭明敏競選總統,吳澧培成立「北美洲彭明敏謝長廷支援會」,張菊惠開始加入行列,從海外為台灣貢獻己力。也是從那次的總統大選開始,張菊惠成了「選舉空中飛人」,只要有選舉,她都想辦法回台灣投下神聖的一票。1998年阿扁連任台北市長失利,1999年達謝之旅在帕沙迪那(Pasadena)演講;2000年1月底呂秀蓮在洛杉磯為總統大選募款;2000年阿扁選上總統,政權交替;2002年吳淑珍「珍愛民主親善之旅」;2003年阿扁「欣榮之旅」;2004年蘇貞昌在南加州為阿扁連任造勢‧‧‧不論是在台灣或美國,張菊惠從來沒缺席。「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3月回台灣助選那次,那天晚上知道阿扁選上了,真的好高興,開心的整晚睡不著覺,覺得台灣終於可以站起來了,好像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2000年到現在,張菊惠說,台灣當然還有好多地方要進步,有時候連她也難免感到失望,擔心台灣未卜的前途。但是她知道,這是民主成長過程中的陣痛期,尤其是從前反共的現在反而親共的不得了,都是台灣進步階段中要學習、克服的難題。「給台灣時間,給台灣人多一點時間,我相信,真正民主自由的台灣,很快就會來臨。」 不只是對台灣充滿熱愛,感情豐富的張菊惠在職場上也是如此。雖然大學、研究所念的是建築,張菊惠卻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保險產業的領域,從此沒有再出來。對保險一竅不通的張菊惠從「訓練生」開始做起,自己看書找資料,自修得到理論基礎和專業知識;此外,她從來沒有把「客戶」當「客戶」;她把客戶當「朋友」。張菊惠說,對她而言,保險從來不是一個「事業」,而是幫助別人的方法,她從來不在乎自己有多少客戶,她在乎的是,她的「朋友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她總是陪客戶哭、陪客戶笑,成為客戶家庭中的一份子,「受到信任,是最好的回報。」 文/朱乙真

黃茂清

黃茂清律師在洛杉磯執業多年,是僑社名聲顯著的律師。他出生於台南市,在該地完成小學及初中教育。高中畢業於岡山中學,後考取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憶起那段青蔥歲月,黃茂清很難忘懷在馬祖服兵役的時光。1963年他被分發到馬祖高登島。那裡號稱最前線,可以目視對岸活動,島上沒有老百姓居住,三不五時還有「匪軍」上岸摸哨,有些充員兵常常莫名其妙就不見了,每星期都會發生一兩起。兩岸互射宣傳彈,但是雙方卻有單日我射,雙日對方射的不成文規定。 在馬祖時,發生了一件令黃茂清難以忘懷的事情。當時他是少尉行政官,掌管糧草以及資源事宜。輔導長對他很好,認為這個年輕人在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不太適宜,於是將他調到馬祖北竿。有一天他去另一個村莊找同學後趕著回營區,走在路上突然一顆宣傳彈就在他的面前爆開。「當時真是只差一步的距離,我就死在當場」,這可能是他的一個劫數,幸好逃過。另一個黃茂清生命中的坎苛發生在他小時候,他曾罹患霍亂,病了一兩個月才撿回一條命。 退伍後,黃茂清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岡山某中學任教,可是他志不在此,一年多後就考上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前身)記者一職。 台北是全國政經中樞,他知道在那裡才能有更好的發展,因此北上打拼一直是黃茂清堅持的目標。 身為法律人,黃茂清對自己的人生規劃非常明確,記者一職,僅只是邁向人生中另一個境界的墊腳石。他的努力不懈終於讓他在1966年如願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與此同時,他也通過激烈的中央信託局特考,成為信託局員工。如此過著忙忙碌碌、又上班又上課的日子,1969年他終於取得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 1970年黃茂清完成他的人生大事,他結婚了。婚後三個月,他放棄在台灣一片大好的局面,攜妻來美留學。對自己放棄信託局的「金飯碗」,家裡長輩頗不以為然。信託局屬國家行局,薪水高,福利好。黃茂清笑說,如果當初不離職,光18%就賺翻了。可是轉念一想,人如果無法放棄眼前的成果,就難有新的追求。所謂有捨才有得,就是這個道理。 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是黃茂清來美深造的學校。華盛頓大學的美式足球隊名聞遐邇,其他在醫學,人文科學方面的領域也不遑多讓。西雅圖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它有湖、有海、有山。從1970年到1975年,黃茂清在那裡取得比較法學博士Ph. D的學位。黃茂清解釋道,所謂Ph. D是指修習一定學分後,還要繳交一篇論文,經過五位教授考試,確認精通本科後方才授予,與JD僅只是修習學分並無論文要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黃茂清的博士論文以「貨櫃化對運輸的影響」為主題,闡述跨海運送貨物,裝箱後以貨櫃方式運送,抵達後無須拆箱,隨即以火車或汽車等陸運方式放射性轉運出去所造成的影響。這與黃茂清當初在中央信託局掌管的產物保險雖無絕對性關係,但多少有些相關。 取得博士學位後,黃茂清有意返台教書,一向很照顧他的Henderson教授建議,應該要有實務經驗,要更全面瞭解美國的司法運作,才能做個好老師。於是Henderson教授介紹黃茂清到舊金山他曾經任職過的律師事務所Graham & James上班。那是一家擁有300多名律師,在美西數一數二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黃茂清進去後,看到Graham & James裡那些年輕的律師同事們一個個意氣風發,自己的鬥志也油然而發,心想或許可以闖闖看,做個美國律師也不錯。 雖然心念已動,黃茂清還是遵循自己設定的目標,一年多過後就返台到母校東吳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教導法律研究所學生,兼帶法學院一些課程。他當時教授五門科目,雖然繁忙,然而五門課程當中有四門都是美國法律,這也是為什麼黃茂清雖然離開美國兩年,卻在返美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一試過關。教學相長,此之謂也。 為何會起心動念,返美參加律師考試?黃茂清說好勝心使然。回想起當年在Graham & James律師事務所時,不但待遇好,社會地位高,每每公司開派對,同事個個西裝筆挺,燕尾服、香檳、雞尾酒、跳舞,讓人不由得燃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慨。 返美後,黃茂清到一個古巴裔律師開設的律師事務所上班。該律師事務所號稱General Practice,意思就是不管是移民、商業、家庭案件,所有案件都接。結果律師自己挑好做的做,把難的麻煩的推給黃茂清。本著「勸和不勸離」的固有觀念,有一次黃茂清對來辦離婚的當事人勸了幾句,不料被老闆知悉,老闆很不高興,跟黃茂清說︰「David,我的生意要被你搞砸了,下月起,你自求多福吧!」 1979年,黃茂清決定自行開業,當年他是第一個開律師事務所的台灣人律師。 回顧生命中的數次轉折,身為基督徒的黃茂清充滿感恩。黃茂清表示,他自認並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每次生命中出現轉折時,總會有另一條道路展現在他的面前,讓他順利度過。這麼多的機運,只能說是上帝的恩典。 身為第一個自行開業的台灣人律師,黃茂清頓時熱門起來。許多台美人社團及團體紛至沓來,尋求法律協助。這些團體包括台灣會館、台美商會、柑縣台美商會、華商會、長輩會、蓬萊長青會以及校友會、教會等等。黃茂清大部分給予義務協助,只有少數部分收取工本費。 1994年,黃茂清號召十餘名台灣人律師成立「台美律師協會」。此乃由於1982年美國新移民法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台灣每年擁有二萬個移民名額。之後的十年內,台灣移民蜂擁而至。移民進來後相關的身份問題、開店營生、買房置產,各方面都需要法律協助。 為了擴大服務層面,黃茂清於1985年寫了一本「美國最新移民與實務」的書,暢銷海內外,更大範圍的打開他的知名度,演講、寫稿邀約不斷。1988年,鑒於自己年紀漸大,客戶年齡層也愈見提高,黃茂清將自己的工作重心漸漸轉移到生前信託與遺產繼承方面,又出了一本「生前信託」,同樣也獲得不俗的反響。 目前黃茂清在事業上處於「半退休」狀態。他解釋說,所謂半退休就是接案在精不在多,只專心做信託與遺產繼承。目前他的兩個律師女兒也都在事務所幫忙,她們也是只接受這類案件。黃茂清說,主要是因為孫子都還小,如此女兒們就可以兼顧家庭與事業。 如何讓小孩心甘情願留在身邊工作?黃茂清說有秘訣︰老婆大人成天在女兒面前念叨,千萬不要當律師,忙得要死還有很多社團會來找你當義工,推都推不掉等等。小孩都有叛逆心態, 聽到老媽這樣說,以為你看不起她,偏要做給你看,就成啦!黃茂清說,其實老婆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跟老爸走同一條路,這樣,父母子女更有共同話題, 親子關係更加親密。 談到另一半,黃茂清夫妻的恩愛有目共睹。黃茂清說愛她才要娶她,娶她就要負責,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老伴是很重要的。 黃太太出生於山東青島,父親是老蔣時代的公務員,家裡又是地主,因此共產黨來了就只能逃難。一路南逃,到了台灣,是典型的外省人。難得的是,黃太太卻有很強的台獨思想。為何會如此?黃茂清指出這是由生活體驗堆砌出來的。想當年,黃茂清申請出國留學時,曾遭到否決。官方的理由是既然已經在台大拿到碩士,幹嘛還要出去再念碩士。黃茂清情急之下轉請自己教授幫忙,打了一個電話後,馬上就准了。黃太太當時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反觀台灣人民,樸實正直,值得欣賞。當然,黃茂清笑著說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在華大念書時,黃茂清只拿到一年的福特獎學金,其餘年度只有免學費,太太也要去打工賺生活費。苦哈哈的兩人若稍有餘錢,就把錢藏在地毯下,號稱是他們的銀行。現在回想起在華大那些年,他們卻認為是一段最快樂甜蜜的時光。因為當時生活雖然不富裕,可是有追求的目標、有憧憬,人生充滿希望。 黃茂清兩個女兒均已結婚,女婿都很成才,兩個女兒各有兩個孩子。談到四個孫兒,黃茂清笑逐顏開。黃茂清說,人生苦短,60, 70年的歲月轉眼即過,在有生之年,有幸看到自己下一代,看到自己生命的傳承,實在是很幸運的事情。 回想自己的生命歷程,起起伏伏,轉折多變。黃茂清強調,在該當做出選擇時,就要下決定,旁人的意見聽聽就好,因為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問題和需要。決定之後,就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就沒有遺憾了。黃茂清說,他最幸運的就是太太永遠支持他的決定,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對於美國的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雖然他沒有投票給川普,但是他的當選已成事實,我們不能只是看衰他而已。借歐巴馬的話說,「川普的成功,就是美國的成功」。只是若川普仍然堅持保護主義,走孤立路線,將違反美國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美國以及世界都很不利。諸如他對回教國家的種族限制,墨西哥築牆之舉,都是排斥舉措,川普要了解,世界應該是共存共榮的合作關係,要求所有企業回歸美國,是違反常理的行為。 黃茂清語重心長的表示,由川普的這些行為來看,台灣要注意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台灣的將來只能靠自己,美國並不可靠。就像川普要求日韓增加軍費,台灣當然也不會例外。可見,自助方能人助,靠人扶起來是不可能的。 談到台灣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小英上任以來,國內台獨大老以及外國媒體屢傳批評聲浪,然而只要小英政府按照競選諾言在進行改革與建設,大家就不要操之過急,應該再給她一段時間。例如司法改革,她已經召集成員,正式啟動;例如經濟南向政策,必須要看國際局勢,適時調整方向與政策。這些都是需要時間體現成果。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人民太過急躁,徒然製造紛擾而已。 另外,黃茂清也期待蔡英文總統能再硬氣一點,有些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勇往直前去做,無須召開甚麼公聽會,浪費時間。但是政府的政策則需要讓人民了解,因此保持與人民的對話與溝通很重要,這才是全民之福。 黃茂清最後強調,他自1983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一直遵循著基督教兩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是謙卑,不管你有多利害,態度上都要謙卑,而且要認知這是上帝賜予的恩典。第二是博愛,要正視別人的痛苦。黃茂清以自己為例,當年在華大讀書時,曾到餐廳當服務生,有一個客人,給了他一份很大的小費,70年代的20元不是小錢,他非常高興,老婆也很快樂。鑒於此,他現在到餐廳用餐,給小費從不吝嗇,這也是一種將心比心吧!人生在世,無法預知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災難和痛苦,因此如果有信仰,就可以將感情交託給這個無形的力量,上帝會給予幫助。 對自己的一生,黃茂清懷抱感恩的心,他表示,自己無論在求學或事業上,碰到的人都對他很好,人生圓滿,萬事如意,感謝主! (文字整理:Edda)

賴淑遠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一步一腳印的精彩篇章 國泰銀行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 賴淑遠女士專訪 ◎本報記者/公孫樂 ◎圖 賴淑遠提供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副董事長賴淑遠,被洛杉磯商(業)報(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選為2015年洛縣(Los Angeles County) 13位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Most Influential Lender)之一。這份介紹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的專刊3月30日隨L. A. Business Journal一起發行。 賴淑遠為台灣台南上茄苳人,嘉義女中,台大畢業,現為國泰銀行商務發展/企業商貸部,主管商務發展的執行副總裁(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她曾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會長。賴淑遠在銀行界服務超過23年,曾是前萬通銀行資深副總裁。 賴淑遠 把鏡頭拉回到1958年,一位台灣鄉下的小女孩,赤著腳,不管是炎炎夏日腳下的沙石路有多燙、不管瑟瑟的冬天寒風把腳趾頭凍得紅腫疼痛,每天走半小時的路到小學上課。她就是賴淑遠,那時候她正值學齡,開始上學。 台南上茄苳是個農村,是八掌溪南部第一個村莊,火車不經過這裡,那時候,只有公路局普通車(直達車也不停)從省道經過。 賴淑遠小學念後壁小學,走路約需半個小時。當年沒鞋可穿,都是赤腳上學,鄉村路上都是沙石,夏天燙得要命,冬天則冷得腳趾頭都紅腫。一直到五年級時,媽媽買了一雙大號的塑膠鞋(媽媽說小孩長得快,要買大雙一點的),也有腳踏車可以騎,但是因為鞋子大,腳踏車又高,鞋子總會鬆脫下來,所以常常一路撿鞋子。 上中學時,賴淑遠必須走路15至20分鐘,從村裡走到省道,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嘉義火車站,然後再從火車站走20分鐘的路到嘉義女中上學。幸好後來有了一部腳踏車,寄放在車站附近同學的家裡,每天下了公路局車,先走五分鐘到同學家,騎腳踏車上學。就這樣初中和高中六年,賴淑遠在嘉義女中完成中學學業。 賴淑遠回憶說,那種草地所在,村裡的女孩子很少能夠念書的,通常女孩子六、七歲之後就要幫忙揀番薯、稻穀,切豬菜,養豬養雞、挑水等等,所以一般人都說女孩子不必念書。還好開西藥房的爸爸鼓勵六個兒女都去念書,所以在那個年代的鄉村裡能夠念書,是很幸運的事。當時賴淑遠的父親說,男孩女孩都念書去,但大學要念公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他負擔不起。 所以高中時,賴淑遠清晨四點鐘就起來念書,因為做惡夢都夢見考上淡江,但爸爸不讓她去念,因為私立大學太貴了。1970年,勤讀書的賴淑遠考上台大(第一志願台大商學系會計組),爸爸很高興,可是媽媽說,不是有一家學校念完以後當老師而且是免費的嗎?她指的是師大,還好爸爸跟母親說,台大更好呀。 其實賴淑遠一直夢想成為文學家,並曾發豪願要拿諾貝爾文學獎,高中選組的時候她想選讀乙組,以便考外文系或中文系。不過教她國文的老師說,念中文不好找頭路喔,而要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漫漫長路,不如選丁組,去念business的科系,以後就業比較容易。賴淑遠聽從老師的建議,改選丁組。就這樣,她這一生和 business 結下不解之緣。 賴淑遠談到她名字的一個小故事。她說當時父親要替她報戶口時,本來是取名「淑琬」,但阿公去填表時,因為「琬」台語發音和「遠」相同,他就填了「淑遠」,等父親發現,已經都登記好戶口了,於是「將錯就錯」就叫「賴淑遠」了。後來母親常開玩笑說,就因為取了「遠」為名,這個女兒就真的嫁得好遠好遠,到美國去了。 台大畢業(1974)後,賴淑遠先到宋作楠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兩年,1975年結婚後,夫婿賴聰域於1976年先行前來美國留學,賴淑遠當時已有了身孕。1978年賴淑遠也來美國深造,女兒則暫時留在台灣。 賴淑遠來到美國紐約Sunny Buffalo Sate University念MBA。當時只帶了四千元美金,學費就花去了一千九百多元,經濟非常拮据,只能和其他同樣窮苦的台灣留學生住在slum(貧民區),左鄰右舍都是窮人家的黑人住戶。念MBA時,賴淑遠生了第二胎,是個壯丁。有一天她下樓泡奶餵嬰兒,卻發現大門不見了,留在樓下的手提包被偷走了,她趕緊報警。警察告訴她說,這個地區治安太不好了,應該搬到好一點的地區才好,可是以當時留學生的情況,只能先求棲身,哪有能力住好一點的地方?當時她們住的是public housing,免水電費,房租也很便宜,所以不少台灣留學生也都住在那邊,不算孤單。 ▲賴聰域、賴淑遠夫婦和一對兒女合影。 賴淑遠念MBA時,也努力打工賺錢,除了當babysitter之外,還去餐館當waitress。有一天,廚師告訴她,希望她能一起合作開餐廳。賴淑遠說她是窮學生,哪有錢投資開餐廳?廚師告訴賴淑遠說不必出錢,他去買下餐廳,然後讓她拿去抵押貸款,再逐月還錢即可。結果賴淑遠就以一塊錢開了一家餐廳,而且還佔一半股權! 那位廚師不會英語,他說他觀察賴淑遠在餐館的工作表現,看到她英語流利、工作勤快、待人親切,所以他想,賴淑遠當餐廳經理,由她主理外場,他自己主理廚房料理,應是理想的搭檔。賴淑遠當時MBA剛念完,還沒取得working permit,卻又急需有收入,也就答應合作。 經營餐廳那一年,有一天,一位來吃飯的女士問賴淑遠,知不知道她是誰?原來她是一位有名的食評家,負責水牛城當地報紙的美食專欄。結果第二天報紙就登出圖文並茂的食評,盛讚餐廳服務好、餐點美味可口。 消息見報之後,不得了,連續幾個禮拜食客都大排長龍,堂食、外賣應接不暇,差點把賴淑遠累垮。 餐廳開了一年,因為夫婿賴聰域轉往耶魯大學攻博士學位(賴聰域是台大數學系畢業,來美原本在羅徹斯特大學念經濟,後來到耶魯攻讀投資、財務的博士學位),他們把餐廳賣了,賴淑遠終於也把已經四歲的女兒接來團聚。 賴淑遠回憶,當年經濟困窘,哪有錢回台灣探親看女兒,就連念MBA第二年的學費也張羅不出來,還好Sunny Buffalo 有financial...

吳告祖、林素敏

台美人物誌 系列報導-1 吉人天相,與死神擦身而過 1962年10月,吳告祖在啟程來美留學之前,因為忠於朋友的囑託,在最後一刻改變登船的港口,沒有從高雄登上台灣招商局的輪船「海張」號,卻幸運的與死神擦身而過,也開啟了他留學、就業及創業的精彩人生… 吳告祖先生是雲林四湖鄉人,高中畢業後就讀農業高等學校(中興大學前身)的農經系。高等學校畢業後,參加特考,並進入(省政府)建設廳的水利局服務,水利局是全台灣二十六個水利會的管理機關。 在水利局服務四年期間,因為住台北,經濟狀況不容許下班後有甚麼消遣和娛樂,所以都呆在住處讀書、念英文,準備出國留學。後來參加留學考試,取得留學資格,並申請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取得入學許可,準備於一九六二年十月離開台灣,來美留學。 吳告祖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結婚,當他即將啟程來美留學時,妻子林素敏也即將臨盆。 吳告祖原先已經訂好招商局輪船的船票(當時搭船來美的花費是五千元台幣,若搭飛機則要兩萬元,而且搭船可以攜帶很多的行李),十月中要從高雄登船出海;不過因為美國的朋友委託他購買一批台灣翻印的美國教科書,朋友聽說高雄港檢查較嚴,基隆港較寬鬆,建議吳告祖改由基隆登船。吳告祖為了順利替朋友完成買書的任務,出發前一個禮拜臨時請求改由基隆上船。結果這艘招商局的輪船從高雄出發之後竟在澎湖海域發生船難,人船失去蹤影,不知下落。(註︰根據史料的記載,吳告祖當年沒有搭上的這艘招商局的輪船是「海張」號,是招商局擁有的十艘美造自由輪中的一艘,1962年10月14日,「海張」輪載運礦沙及雜貨自高雄開往基隆,在澎湖海域失蹤,全船43人無人生還,成為懸案。) 這個轉折竟然讓吳告祖倖免於遇上船難,保住一命。回家等待改搭中華航運另一班船的船期,大兒子也在十月二十五日誕生。 吳告祖搭乘輪船經一個月的航行,抵達洛杉磯,一位以前在水利局的同事到Long Beach港口接他,暫住於USC附近,外號成為「白宮」的出租公寓。這棟出租公寓因為是白色建築(雖然已經多年沒油漆而顯得斑駁),公寓有三十幾個單身房,共用浴室,月租才二十五美元,大部份住戶都是台灣人(蔡同榮婚前當留學生時也是「白宮」的住戶之一,蔡同榮婚後則搬到「台灣村」去住。另外,張燦鍙及賴文雄也都曾住在「白宮」)。 安頓之後,他和其他的台灣留學生一樣,先打工存錢。朋友引介他先在洛杉磯La Cienaga的Lawry's the Prime Rib牛排館泡咖啡、切麵包,打工存錢。那時候打一天工賺二十塊美金,就等於在台灣一個月的薪水了(當時一美元兌四十六元台幣)。吳告祖在這間牛牌館打了兩三年的工。這期間,一位從奧克拉荷馬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因為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吳告祖也介紹他到同一個餐館打工。 吳告祖當時想,取得碩士學位的同鄉都找不到工作,他還去念甚麼農經碩士?於是下決心改念統計,到Cal  State 選修兩年的數學學分。由於想轉念統計,修完數學課程之後,1965年以台灣的學士資格申請到Oregon State統計系的碩士班。會到Oregon State念碩士是因為它的學費很便宜,三個 Quarters 才一百美元。吳告祖在Oregon State念了兩年,拿到統計碩士學位,也在1969年終於把太太和兒子接來美國團圓。 接妻兒來美團圓相當波折。當年許多留學生在就學期間就把太太接來美國,都很順利。吳告祖看到許多留美學生的太太來到美國之後都要去當車衣工賺錢,他想妻子要照顧兒子,而且當時她在台灣也在教書,所以沒有及早接妻兒過來。 吳告祖1967年念完碩士班,回到洛杉磯就業,並想接太太兒子來美,可是當時美國駐台灣的大使館獲悉吳告祖已經畢業,吳太太雖然很多次奔波於北港和台北之間申請來美簽證,卻都遭到刁難,拖了兩年不得要領。幸好吳告祖在Cal State的教授介紹他找國會議員出面協助,寫了信給大使館。結果吳太太立即收到大使館的電報通知,要她去辦理來美簽證。完成手續之後,領事親自送吳太太離開使館,並告訴她可以購買機票來美了。當時吳告祖的大兒子已經六歲。 夫妻團圓後,就搬到「白宮」附近的另一處出租公寓「台灣村」去住。「台灣村」是一個十六單位的出租公寓,裡面有十四戶是台灣人,所以大家自我標榜為「台灣村」。 吳告祖當時已在Van Nuys 的一家化驗公司任職,負責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他在這家公司服務了將近二十年直到退休。這期間吳告祖夫婦也投資旅館的經營和房地產,都有亮麗的成績。 吳告祖夫婦在美國團圓後,女兒和二兒子也先後出生。吳告祖的三位兒女均出人頭地,小兒子目前在洛杉磯的Police Academy 任教;女兒任職於NBC ,表現極為出色。大兒子先後取得電腦、電機及數學三個碩士學位,取得電腦博士學位服務於微軟公司,後來聽從父親的建議,放棄高薪職位,回家接掌吳告祖夫婦的房地產和旅館的事業,並娶妻生子,事業及家庭兩得意,兩老則功成身退,樂享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 吳告祖說,他在Santa Monica的住家離海很近,每天早晨和黃昏,夫妻兩人都會到海邊散步半個小時,怡情養性又健身。 吳告祖回憶說,1962年來到洛杉磯時,已經有了台灣同鄉會的組織,但那時候相當低調,因為怕遭到國民黨的眼線打報告。蔡同榮也曾經要吳告祖加入台獨聯盟,但是他因為考慮到還在國內的父親的處境,不想替父親惹來麻煩,因此沒有加入聯盟。 吳告祖說,他1962年來美,一直到1977年才返台,因為不知道這期間有沒有遭到國民黨抓耙仔打小報告,所以在取得美國國籍才回去探望親人。 吳告祖回憶起當年替一位在「白宮」居住的台灣同鄉「打報不平」的往事。他說,這位同鄉遭到同棟公寓的另一名台灣來的中國人欺侮,並威脅說要讓這位台灣同鄉「美國呆不了,台灣回不去」,這個人行徑非常囂張,也非常侮辱台灣人。(10-21-2015) 吳告祖知道這件事之後,便找了兩位身強體壯的朋友,到「白宮」那名欺負人的門前敲門,那個囂張的外省人來應門,這兩位同鄉問明了就是那個惡人,便海扁他一頓,替遭到霸凌的同鄉出了口氣。結果那個挨揍的住戶隔天趕緊搬離「白宮」,不敢再住下去。 吳告祖也回憶說,1970年代彭明敏教授曾來Cal Tech 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並演說,他們這一些台灣留學生也很團結,因為擔心彭教授遭到國民黨的抓耙子和同路人傷害,他們出動去現場保護彭教授。 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案發生後,吳告祖夫婦也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一樣,捐輸集資替黃文雄、鄭自才籌措保釋金。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黃信介、林義雄等多位黨外人士遭到逮捕並送軍法審判,海外台灣人極為憤怒,台獨聯盟發起了一人一信給國會議員甘迺迪和索拉茲。吳告祖一家也攘臂響應,吳太太林素敏更是自己重新打字,全家五人都簽署發信。當時台灣同鄉也跑到領事館去示威,艾琳達還帶了一桶紅漆去潑灑抗議。 吳太太說,甘迺迪和索拉茲曾表示,他們從沒有過為了單一事件收到這麼多的陳情函,他們非常感動。海外台灣同鄉的集體陳情和抗議,也讓國民黨政府不敢以死刑迫害這些黨外人士,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台灣同鄉為了感謝甘迺迪的拔刀相助,後來辦了一場盛大的千人募款餐會,為甘迺迪募到了十幾萬元。這場餐會,吳告祖夫婦也全程參與,見證了歷史。 展望台灣的前途,吳告祖夫婦滿懷樂觀,他們希望明年小英能夠順利當選,國會過半,台灣人自己做主。吳告祖更希望本土政權能夠長久執政,落實政策,實現正義,讓台灣建立起好的制度,才能長長久久。 他們說,台灣人已經覺醒了!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主持專訪‧黃樹人報導、攝影)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

陳薰洋 養鳥的故事

1935年出生於台南善化的陳薰洋,和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出生於一個清苦家庭,父親是台南糖廠甘蔗技術員,以糖廠微薄的薪水要養活包括陳薰洋以及一個哥哥和四個妹妹在內的一家八口人可以說是非常吃力。年輕的陳薰洋一大清早還得幫忙播種和餵豬,這些額外收入也是陳薰洋兄妹上學註冊費的來源,而從小就協助媽媽修補豬舍鳥舍,這些經驗也奠定陳薰洋後來成功經營養鳥事業的基礎。 聰明的陳薰洋一路念到台南一中,不過初二時發生的一件事,讓陳薰洋永生難忘。忘記帶註冊費的陳薰洋為了一時方便向同學借了錢來繳註冊費,想說改天再還就行了。不料借錢的事被父親知道後,重重的訓了他一頓。 這事件對陳薰洋日後的人生觀影響甚鉅,他回憶,從那件事以後「不再向人借錢」「我不追錢,錢也不來追我」,量入為出的人生觀。 赴西班牙留學 進入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就讀的陳薰洋,仍是每天清晨送報紙,下午當家教賺取生活費,就這樣讀了一年多,他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部分獎學金,不過在無法確定能夠負擔來美生活費的情形下,陳薰洋不得不忍痛放棄這個機會。 不過人生際遇很難說,很快的陳薰洋就得到下個機會。透過天主教于斌樞機主教的關係,1956年台灣取得一批前往西班牙留學獎學金名額,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的陳薰洋抱著試試的心理應考,幸運的考取少數開放的留學名額,因為其中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國民黨高官權貴子弟,錄取像陳薰洋這種農家子弟則頗有陪公子讀書的味道。 在經過數月西班牙語培訓後,陳薰洋一行31個留學生搭船經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穿過紅海,到達馬賽,歷經30天飄洋過海的旅程,29男2女終於抵達終點。面對陳薰洋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從國民黨「退股」 像許多那時的知識分子一樣,出國留學前陳薰洋也不情願的入了國民黨,因為不入黨等於就喪失眼前的求學機會。到了西班牙,很多權貴弟子輾轉又前往他國,而陳薰洋很快的就在剩餘的留學生中取得領導地位,只不過那也象徵他必須應付國民黨內莫名其妙的官僚氣息。 留學生的獎學金有限,當寒暑假宿舍關閉時,當時這批西班牙留學生只得自謀出入。剛好西班牙有部電影開拍需要大批華人臨時演員,對於經濟拮据的留學生是比不小的收入,大家自是躍躍欲試。可是當時西班牙大使黃少谷以片中有滿清結辨劇情,破壞中國人形象為由訓令留學生不得參加。 身為留學生代表的陳薰洋於是出面跟黃少谷交涉,表示如果大使館能夠照顧大家的生活,留學生自然不會去當臨時演員。黃少谷無法給與留學生承諾下,於是作出只要求陳薰洋不能參與電影演出的「掩耳盜鈴」的命令。無法接受這樣莫名其妙的決定,陳薰洋毅然決定要從國民黨「退股!」 短暫的台灣行腳 憑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陳薰洋在求學時代就開始在一家日本公司西班牙分公司兼職當翻譯,對於自己很有信心的陳薰洋就這樣在西班牙成家立業,一晃20年。 1975年,官拜公司業務經理,事業有成的陳薰洋卻決定攜家帶子返回台灣,主要是為了讓五個子女認識台灣家鄉、照顧年邁的母親以及接手岳父的事業,只是這個決定確讓已經習慣西班牙悠閒生活的老婆鬱鬱寡歡。三年後陳薰洋的妻子罹患卵巢癌,醫師診斷只剩7個月,陳薰洋於是決定效法「環遊世界80天」,帶著愛妻進行最後的跨洲旅行,讓老婆生前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當老婆過世後,陳薰洋決定帶著三男二女離開台灣。這時他做了一個一般人都覺得違背世俗的爭議決定,1978年6月30日他認識現任妻子美智,7月4日便決定結婚,而距離亡妻過世不過幾個月時間。這樣的覺得果然招到五個子女的強烈反彈,陳薰洋回憶,他那時回答「你要顧死的,我卻得顧活的!」 事實證明陳薰洋是對的,陳薰洋與妻子帶著包括前次婚姻的二男一女共八個子女來到洛杉磯定居。陳薰洋夫婦對於所有子女一視同仁,連帶的所有子女們也親如兄妹,至今30年開枝散葉,陳薰洋家族人口在洛杉磯已達30餘人,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末在各家輪流聚會,共享天倫。 養鳥事業 車庫開始 1978年來美之後,陳薰洋和老婆就靠著岳父大人200元美金購買的「一王四后」,最先是從車庫開始開啟他的養鳥事業。由於老婆小時候跟著父親學過養鳥,再加上陳薰洋從小修築鳥舍的經驗,由於市場的需求旺盛,再加上國外進口鳥隻遇到檢疫問題,使得陳薰洋的養鳥事業迅速茁壯,全盛時期陳薰洋還在聖地牙哥擁有5英畝的養鳥場,從1993年開始11年間每個禮拜陳薰洋來回洛杉磯和聖地牙哥三次。直到2004年覺得自己的體力無法再兼顧才將聖地牙哥農場脫手。 不過對於現在的陳薰洋夫婦而言,養鳥是個興趣也是能帶來現金的副業。對於希望靠著養鳥致富的朋友,陳薰洋也忠告,這是一份需要耐心、愛心和興趣的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體認,多半會以失敗收場。 平衡的人生觀 對於人生,陳薰洋自有一套獨特的哲學,學習經濟出身的他認為,運用經濟學的平衡理論,每個人都能尋求人生的平衡點,譬如年輕的時候該拼,年紀大時就可以稍享清福就是一種平衡;有錢不一定幸福,夠用就好。事情也沒有絕對,政治上的贊成反對往往就是這麼回事;對於家庭支出,陳薰洋更是預估自己每年的現金流量,量入為出,陳薰洋正在思考徵求「平衡人生俱樂部」會員,希望能將平衡的觀念帶給更多社區朋友。 文/劉孟儒

應天華 駕機環球一周

旅居洛杉磯的台灣飛行冒險家應天華7月底,以82天、2萬6000多英里的紀錄,與妻子陳小平共同完成環遊全球一週的創舉,也成為全球第一對駕駛單引擎飛機環繞地球一週的華人。 1980年代就曾參與台灣第一架自製飛機設計與製造的應天華,一直對飛行念念不忘。來到美國之後,儘管當時學開小飛機仍是天價,還是想盡辦法賺取學費,取得小飛機的駕駛執照。 會想開小飛機環繞地球一週,應天華說,這是每個飛行員的夢,他也一樣,夢想了一輩子,但真正開始落實,是在10年前。 但是真的開始做了之後,應天華說,這才知道有多麼不容易,光是買飛機他就前後買了3架,「總在買了之後才發現不符合自己需求」,2年前,買進現在駕駛的這架單引擎飛機,才總算是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不過,想駕駛小飛機環繞全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陪同應天華在天空飛翔82天的陳小平笑著說,「買飛機其實是最簡單的」,其後的行程規劃、取得各地航空站的降落許可、飛越領空許可、加油等,都是大問題。 應天華說,上了天才知道,再翔實完善的規劃,都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氣候是他們一路上最大的敵人。 他們兩人才剛到冰島,就碰上了讓全球航空業也無法解決的大問題—火山爆發,連波音大客機都上不了天,何況是應天華駕駛的小飛機。但停留在一地也不是辦法,應天華只好流浪在北歐的各大小機場,趁著火山灰不嚴重的空檔,一步步想辦法飛到非洲。 除了火山灰,應天華也曾碰到2次生死交關的重大危機,其中一次是在汶萊飛往柬埔寨的途中,遭遇大雷雨,飛機上的3套雷達導航系統全部失效,只能憑著平常累積的經驗與直覺,判斷飛行方向,當看到機場跑道時,陳小平說,整個人因為放鬆,攤在駕駛艙裡。 儘管有些風風雨雨,但這一路上應天華夫婦仍碰上很多好人。一個讓他很感謝的事就發生在故鄉台灣。他說當他們在桃園機場落地準備加油時,已經是深夜時分,身上沒有台幣的他們沒法支付油費,華航地勤二話不說立即代墊,讓他們非常感激。 82天、2萬6000多英里,走過26個國家,拍下3000多張珍貴照片,成為全世界第166位完成駕駛單引擎繞行地球一週的飛行員,更是華人圈第一,應天華謙虛地說,「剛好吧」,之前並不知道有沒有華人做過這樣的創舉,但能寫下記錄,他覺得真的很開心。中央社

廖國仲 紐約針織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廖國仲隻身到紐約法拉盛,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那時的法拉盛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來往的行人中,幾乎看不到黑人,也聽不到中國話,倒有一些日本人住在那裡,他的朋友打算在那裡開家日本食品店,這是他到美國謀生的第一站。 數年後,沒有資金與背景的廖國仲,憑著毅力與機緣,居然在紐約闖出名堂,變成一個成功的針織企業家。他曾在法拉盛擁有一片相當規模的針織廠,在曼哈坦擁有高級的陳列室,聘用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和行銷經理,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自己品牌「Wellmore」的廣告,同時在紐約Saks Fifth Avenue銷售名貴的針織衣服。 回首來時路,他說,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他曾經是個樂天知命的鄉下小學老師,因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黯然到台北求發展,基於天生的正義感,關懷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監禁的彭明敏教授,因緣際會,結識幾個朋友,牽引他到法拉盛來。 一步一腳印,奮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實,他說,「美國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做生意只要貨品好,交貨準時就做得成,個性不善周旋也行得通。」也許因為這樣的環境,做了三十多年生意,廖國仲仍然保有台灣農家子弟務實、爽朗、不計較與不宣揚的個性,紐約的同鄉提起他,都讚揚他長期大力支助台灣人運動卻始終不願為人知的作風,他們特訂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詩句贈予他。他的故事是一個刻苦奮鬥的台灣人在美國創業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則說明了台灣人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因。 鄉間的小學教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雲林縣西螺鎮人,家裡務農,自小喜歡繪畫,台南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崙背鄉崙背國校當美術老師。他年輕熱情有創意,任教期間,經常帶著學生們畫圖、演戲、舉辦各種活動,在地方很受歡迎,因此即使後來離開當地二、三十年,都還有很多學生和家長懷念那個活潑熱情的廖清讚老師。 他自己說,他在鄉下教書很快樂,在崙背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成親,當時並沒有想要到台北求發展,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竟因心臟病驟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只好黯然離開傷心的地方,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於是改名為廖國仲,希望就此否極泰來。 他後來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接著生兒育女,又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兼課,此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為了籌措旅費,曾經創下同時在五個地方兼職的紀錄,但是即使日子過得再忙,他都不會忘記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1964年,素被國民黨政府器重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刑,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國仲因為常和西螺的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由於程萬行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因而知悉彭教授的狀況。他對彭明敏的骨氣與膽識,深感佩服,也認為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該讓彭先生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在警探盤問監視下,到彭宅向彭明敏致敬。三十年後,彭明敏亦提起,當年在眾親友視政治犯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素昧平生而且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不畏被牽連,三番兩次去看他,令他無限感動。 繫上圍裙殺生魚 廖國仲到紐約後,先在曼哈坦小停幾個月,然後到法拉盛闖天下。那時,有對老夫婦在法蘭克林街開了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店,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這幾個人算是當年在法拉盛的台灣人拓荒者,黃石定也曾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當時,他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圍裙一繫,就開始殺生魚,切「殺西米」,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在美國取得居留權,也接妻兒來美。苑里籍的廖太太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功夫又細,到法拉盛不久,就到當時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夫妻倆胼手胝足,期盼在新大陸裡拓出一片天。這時,台灣有個朋友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年幼,上工不便,覺得如能在家自己做,就能照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出去碰運氣。 廖國仲在成衣界裡毫無人脈,只好打開電話簿,一家家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立刻帶著樣品去,幾次面談後,發現這種價碼高不高低不低的成衣很難找到市場,於是有人勸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高級女裝的市場大門在哪裡? 經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心想紐約是美國的時裝中心,最流行的時裝學校、時裝設計師和時裝雜誌都在這裡,街頭成衣製造廠和高級名品店林立,但願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的洋裝在我們店裡賣得很好,不知你們是否能織出同樣款式的針織衣服來?」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廖太太對著衣服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什麼花樣該織多少行,何處該收,何處該放。她費了一番功夫,用心織出兩件一模一樣的針織洋裝來。廖國仲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出奇地好。 僅僅兩種款式,訂單源源不斷。這兩種款式的針織女裝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大筆財路,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購買機器,聘請三、四十名員工,在自家的地下室織造,廖太太教授織法,並且負責品質管制。她說,他們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很高,他們曾經嘗試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他們也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到美國,在家閒著,就到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即熟能生巧。本著「貨品好,交貨準時」的兩大原則,廖國仲的針織事業越做越順當。 熨衣到天亮 他說起一件往事,道出一個移民者創業的辛勞。他說,從前他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婚到美國,一直和他保持聯絡,他在「大道」工作時,學生特地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感慨說:「廖老師在美國好辛苦,整天在殺魚!」後來廖國仲開了針織廠,略有規模,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主人立刻趕到地下室熨衣服,因為隔天要交貨,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那夜,廖國仲一直熨衣到天亮,隔晨,客人起床後,發現老師前晚為了陪他們,竟徹夜趕工,才知道創業真不是「辛苦」兩個字所能形容。 廖家和五十七街的服飾店合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衣服的款式也逐漸增多,後來同行看了眼紅,開始以較低的價格銷售類似的成品,廖國仲因此覺得有另拓市場的必要。他到「Saks Fifth Avenue」高級百貨公司探詢市場,該公司的採購員看樣品後,說:「你們的衣服很漂亮,可惜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隔年他再去,又得到同樣的答覆,這才領悟到原來那是推托之詞。 經過許多嘗試,他決定在曼哈坦開設服裝陳列室,直銷自己品牌的衣服。經人介紹,他先聘請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再由設計師介紹一位能幹的行銷經理,然後在設計、織造與行銷三方面密切配合下,推出自己品牌「Wellmore」的衣服,同時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廣告,市場的門因此大開,「Saks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大主顧。數年後,在針織界裡,Wellmore品牌的衣服幾可媲美名牌「St. John」,在市場上佔著一席地位。 在發展過程中,廖太太在技術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時裝設計師只畫圖,不織衣,如何織出他想像中的衣服,全憑廖太太本事。「美感本身很微妙,有些衣服看來類似,穿起來感覺卻不一樣」,廖太太說:「Wellmore品牌的衣服有胸線,看起來俏挺,穿起來合身,因此許多人喜歡。」 她接著說,她常常看著設計師畫出來的圖,思索著如何表達他所想要的型態與感覺,一件衣服織了又拆,改了又改是常事,但也有順手的時候。「有一回,真是福至心靈,」廖太太興奮地說,「設計師為一位選美皇后設計衣服,為了顯露小姐優美的腰線,特地設計一件中圍露出一個菱形大洞的禮服。我整天就想著那個菱形的大洞,後來坐在機器前,動手織起來,手氣竟是出奇地順,從頭到尾,沒有改過一針。」不久,她從電視上看到那位美國小姐穿著那件禮服亮相,真是漂亮,事後顧客也打電話來,說她對那件衣服滿意極了,讓廖太太覺得很驕傲。 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意興風發,亞洲移民一波波地湧進,商店一家家地開,房價也跟著節節上漲,街頭上,都聽得有人用台灣話交談,放眼望去,到處可見中文和韓文的招牌。廖國仲的事業也隨著法拉盛的興盛而發達,他在緬街旁的楓樹街(Maple Street)蓋了一片廠房,員工多達兩百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高達六、七百萬美金,同時也做些房地產投資。「美國是一個移民者的天堂」,這話雖然誇張,但對吃苦奮鬥的廖國仲來說,卻也不差。 善事一牛車 廖國仲的名字出了紐約,鮮少人知,但在紐約的台美社區裡,卻幾乎無人不曉。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他非常低調,曾經幫助過許多人,卻不願為人知。」「他不掛名任職,只在幕後出錢。」「他不過問社團的事,但只要是台灣人的活動,就大力捐助。」當然,還有人尊他是法拉盛台美人的開山祖之一。 與紐約台灣會館有淵源的人都知道,台灣會館從當初購買、整建,到後來的兩度「救會館」,廖國仲都是出錢最力的人之一。熱心台灣人運動的人也說,早期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紐約,廖國仲總是二話不說,就予支持,即使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他的針織事業已結束,卻也仍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連任兩年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長同時也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召集人的李正三因此特別訂製了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字句,頒給廖國仲。李正三說,廖國仲贊助台灣人運動,不是一日或一時,而是三十年不間斷,舉個例子說,彭明敏自1970年逃亡到美國,一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返台,二十三年間,廖國仲對彭先生精神與物質的關懷不曾中止;1996年,彭明敏在台灣競選總統時,廖國仲還特地擱置美國的事業,回台一年,當彭明敏競選辦公室的主任,他為人的重情義,可見一斑。 另一位曾經密切參與「海外組織」的同鄉說,當年「海外組織」為了遷黨回台,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企圖闖關回台,坐著飛機在美國、日本、台灣、香港、馬尼拉等地到處繞,廖國仲一直跟在身邊,就是負責財務事。許信良在美國流亡多年,許太太每個月都定時收到一位「善心者」寄去的生活費,這個「善心者」是誰?接近許信良的人,心裡都明白。 從事台灣人運動多年的黃再添說:「廖國仲慷慨解囊的行為有如現代的孟嘗君,但他本身從不宣揚。」他接著又說,台灣人裡就是有這種幕後大力出錢,卻不吭聲也不掛名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挺身做運動,就有人暗中支助,這就是台灣人運動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而廖國仲就是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之中的佼佼者。 廖國仲本人不提這些事,他只說,三十幾年前,他在台北時,眼見同鄉好友林中禮、林水泉在青春時就為台灣的民主坐牢,後來又看到風光一時的彭明敏教授為了台灣的前途坐監受禁,彭宅由昔日的門庭若市變到後來的門可羅雀,世態的炎涼使他深切地感到這些人為了台灣的前途,實在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他接著說,到美國後,他埋頭做生意,事業發展得很順利,可是每一想到那些冒著牢獄危險為台灣打拼的人,就覺得「即使借錢, 也要支援他們」,因此,他贊助過許多當年路過紐約的黨外人士們,心裡卻不曾期待有所回饋。他說:「有些同鄉對民進黨的一些人感到失望,覺得他們在美國時很親切,但一回到台灣,便變得遙不可及。其實,政治人物們在台灣都很忙,我不會去拜訪他們,所以不會失望。」不過,想了想,他又說:「如果我回台灣,我想我會去看林義雄先生。」 老猴畫漫畫 在紐約經營了二十七年的針織生意,由於這項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加上本身的健康情況不好,所以廖國仲在一次重病入院從生死邊緣拾回生命後,決定結束針織事業,做些自己想作的事情。 他說,大病一場後,他關 掉針織廠,和太太倆人相偕回台灣,看看從前住過的地方,見見久違的親朋故友,覺得很快樂,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夠走出死蔭幽谷,才能親眼看到民進黨執政,實現自己三、四十年來的願望。他也因此在2000年首度出任公職,擔任紐約地區的僑務委員。他說,就任以來,已經兩度回台參加僑務委員會議,並且和其他僑務委員幾度拜訪紐約中華公所,與傳統僑社作良性溝通,效果很好,希望今後能多做些服務僑民,連繫僑民與政府間的工作。 畫圖與關心台灣是他天生的兩個細胞,所以目前他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畫政治漫畫。他出生猴年,自己取個「老猴」的筆名,畫了不少反映台灣政治社會現象的漫畫。他勾勒人物傳神,幾個主角如李登輝、連戰、蕭萬長等,都能掌握人物的特點,讓人看了起會心的微笑;他漫畫的內容帶著幾分幽默,幾分諷刺,此外,還有濃郁的台灣心。藉著漫畫,他發抒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與對故鄉的情懷,作品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外,還自印成冊,與親朋共分享。 在法拉盛住了三十幾年,廖國仲覺得生活在此十分自在,站在緬街街頭,望著穿梭如織的車輛與熙來攘往的行人,他很高興地說:「住在這裡很方便呢!在廚房下鍋燒開水,再出去買豆腐,回來都來得及煮。想吃東西,只要走出去,大菜小吃,應有盡有。」 法拉盛畢竟是他這一生中居住最長久的地方,她曾經帶給他希望與財富,他也曾經望著她成長與發達。從雲林、台北到紐約,廖國仲一直認真地走這人生的路,一步一腳印,每個停點都是他的故鄉,每個故鄉都是他情感的所在,在人生的旅途中,他的事業或許有改變,但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卻永不移。

張信行與黃美星 醫師遇上聲樂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信行是個溫和敦厚的婦產科醫師,年輕時是媒人的最愛,但相過無數次親,姻緣卻遲遲不來。直到有一天,碰上「開心果」黃美星,人生都亮麗起來。 黃美星活潑熱情,夢想當聲樂家,但在人生舞台上,喜愛當小丑,博人開心。兩人婚後移居美國,對台灣產生新的認同,此後化熱情為衝勁,奉獻台美人社區,更致力為北加州的台灣會館催生。 他們是移民海外順利的一群,然在安和的環境中,不忘感恩與奉獻,所以得以與其他同鄉,共同涓涓滴滴地締創了海外的台僑社區。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搏感情」是黃美星的口頭禪。她每到一地,就認真地與週遭的人搏感情,盡量讓大家歡喜,也使自己開心。她說,年輕時天真浪漫,後來回首,才發覺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感情為出發,人生的路也因此充滿了溫馨。 美星天生好嗓門,在台北市女中和一女中唸書時,即有「黃鶯」之美稱。就讀師大音樂系時,她主修聲樂,相當仰慕當時甫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歌劇聲樂家曾道雄。 她說:「曾老師是第一個把整齣歌劇帶回台灣的人,不僅歌聲渾圓雄厚,而且風度翩翩,不知風靡了多少女生。我每次上曾老師的課,都得早早趕到教室,搶坐第一排的位子。」 美星大學畢業後,考進省立交響樂團當團員,隔年回母校北一女執教。和許多荳蔻年華的少女一樣,她心裡有一個綺麗的愛情夢。她說:「我媽媽是個藥劑師,在台北開了一家生意很好的藥局。媽媽有個開藥廠的好朋友,每回到我家,就稱讚我說:『美星好乖、好甜,給我當媳婦,好不好?』我信以為真,暗自編起美夢來。」 「直到有一天,赫然發現人家已經有女朋友,真是傷心欲絕。」她繼續說:「我躲在房裡,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決定相親。生平第一次相親,一天就看了六個,張醫師是當天見的最後一個。」 張信行向來給人好好先生的感覺。他原籍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當了兩年麻醉科醫師,隨後赴美國費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訓練。一九七三年,他學成歸國,除在台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教學,經常與恩師徐千田博士切磋琢磨外,也在哥哥開的婦產科醫院行醫。這樣的人選,豈不是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偏偏媒人磨破鞋,還牽不出一樁好姻緣。 一九七七年的農曆尾牙,醫院同仁照例圍桌吃「忘年會」,張醫師忽然接到故鄉媒人的電話,說有一個上好的女孩正在眼前,請他立刻到台北火車站旁的小美冰淇淋店相會。「趕快來,我得趕火車回彰化。」媒人吩咐道。 放下電話,張醫師匆忙外出。趕到火車站旁,看到一家咖啡店,鑽頭進去,裡面伸手不見五指。踅了出來,正愣頭愣腦之際,看到媒人在路旁朝他招手。他迎了過去,媒人簡單介紹身旁女孩幾句,就真的掉頭趕火車,回彰化去。 「僅這麼一次見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一見鐘情。」張信行說。 那晚依依道別後,他開始不斷地打電話給女孩。上午打,下午打,晚上也打;進手術房前打,出手術房後又打。 美星怕辜負人家的情意,一聽到電話鈴響,即衝出房門接。「媽媽怕我跌倒,特地找人到家裡裝分機。」她說:「房間裝,廚房裝,浴室也裝。我和張醫師在電話中盡情地聊,結果不到一星期,我們就決定結婚。」 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來起電,卻如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巧合得不得了。婚後,夫妻倆甜甜蜜蜜。張信行自行開業,美星增產報國,年年生孩子,三年連生三個。 她說:「我每生一個孩子,媽媽就替我請一個佣人,三年連請三個佣人。此外,煮飯、清洗,都另有人代勞。」 如此年輕好命的醫師娘,自然繼續追求音樂夢。一九七九年六月,黃美星在台北實踐堂開了一場盛大的獨唱會,一償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二年,張信行接受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市的亭克﹝Tinker﹞空軍醫院之聘請,全家移民美國。這項改變著實考驗了只會彈琴唱歌的美星,但後來她適應環境的能力,卻又令人刮目相看。 奧克拉荷馬的歲月 美星初抵奧克拉荷馬時,不會開車,全心在家照顧三個二至四歲的孩子。佣人沒了,家事一手包,孩子親手帶,居然也把一個家弄得井井有條,自己都覺驚訝。 張醫師怕她寂寞,訂了一份台灣公論報和一份太平洋時報給她看,結果這兩份報紙徹底改變了她的許多想法。 美星說:「我從小就很愛國。蔣介石去世時,我一想到民族救星沒了,台灣前途怎麼辦?不禁嚎啕大哭。到了美國,讀了這些報紙,才知道自己過去真是懵懂無知。我每回想到從前所忠誠的政府竟是如此一個不公不義的獨裁政權,就不禁熱血沸騰。所以此後,我常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和同鄉到家裡吃飯,希望藉機開導一些和我從前一樣無知的人。」 在她的熱心帶動下,奧克拉荷馬的同鄉越聚越熱絡,沉寂多年的台灣同鄉會也因此敗部復活。張信行說:「早在六十年代,陳唐山等人在奧克拉荷馬大學時,就成立了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但後來那些人相繼離去,奧州台灣同鄉會就日漸消沉。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們才又將之復活起來。」 奧克拉荷馬州幅員遼闊,張家座落在位置居中的奧克拉荷馬市,因此同鄉開會,或島內人士來訪,常在張家舉行。許多鄉親則從鄰近鄰鎮開一、兩小時,甚至兩、三小時的車前來與會。每次相聚,不到夜半不盡興。 美星說:「一些遠道來的朋友夜晚乾脆在我家打地舖,通霄聊天。隔日起來,吃了早點,進城買菜後,再回家。這種朋友相聚的喜悅,成了日後美麗的回憶。」 「即使孩子們也喜歡這種熱鬧。」她又說:「每次客人到達之前,他們就幫著吸塵、收拾房子。等大夥人吃過飯,他們又主動幫忙清洗碗盤。一家大小一起忙碌,後來想想,倒也十分甜蜜。」 一九八六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一﹞奧克拉荷馬分會正式成立。那年,他們邀請總會長彭明敏教授到奧城演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彭教授見面。」張信行說:「在此之前,我讀過他寫的《自由的滋味》,很受感動。那次演講會結束後,我和美星送他到機場。望著他踽踽獨行的背影,想到他為台灣所作的犧牲,不禁感到心痛。回頭一看,發現美星已淚流滿面。」 「此後,我們一直與彭教授保持密切的聯繫。」美星補充說:「即使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幫彭教授在北加州舉辦『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五十週年大會。」 一九八七年,「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出獄後造訪美國,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場公開演講,更讓台灣同鄉領受國民黨學生的霸道。 張醫師說:「我們本來已向奧城市立大學的藝術表演中心租好演講場地,不料海報貼出後第二天,校方即接到中國同學會誣指黃信介為一暴力份子的密告,通令所有場所不得借給台灣學生。我們被迫在倉促之間更改演講地點。幸好得到卜睿哲﹝Richard Bush﹞父親卜教授的幫助,才在學校附近的美以美教會借到場地。」 「但接著,我們在張貼變更地點海報時,又遭到國民黨職業學生的無理干涉。」他繼續說:「更過分的是當黃信介演講時,居然有十多位國民黨學生揮著旗子,一字排開、旁若無人地走上講台,干擾演講。其中一位女生更拿著照相機,公然向聽眾拍照,引起群眾的憤怒。」 這些惡行徒使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更加惡劣。美星在奧城的一位好朋友王明玉,同是醫生太太,彈得一手好琴,常在美星演唱時為之伴奏。美星說:「我們組台灣同鄉會時,邀請王明玉參加,她還不解地問:『有華人協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組台灣同鄉會?』沒想到經過這些事件,她對台灣的事情比我們更投入。她在一九八八年擔任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九年主辦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一九九○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後來更回台灣,與蔡同榮一起推行公投,爾後創辦民視,如今是民視的副總經理。說來,我是用跑的,她是用飛的。」 黃鶯出谷 美星住奧城期間,不忘充實自己。她自學會開車後,即請張醫師在晚間照顧孩子,自己驅車前往城中,拜師學聲樂。一九八五年,她正式進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研究所,修習歌劇。兩年後,取得歌劇碩士學位,此後即經常在台美人的音樂活動中公開演唱。 尤其隔年,張信行轉往北加州的華盛頓醫院行醫,全家搬到舊金山灣東南的福里曼特﹝Fremont﹞市。加州台灣人多,活動多,更賜予美星發揮才能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加州台灣同鄉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舉行台美人超大型音樂會,一共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音樂會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即由黃美星擔任。美星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當場留給眾人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一群加州同鄉為宣揚台灣文化,特別組台灣文化音樂團,到全美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黃美星亦參與其中。此行不僅使她的演唱技巧更臻成熟,同時亦使她與作曲家蕭泰然、文化醫生林衡哲等奠下深厚的情誼。 一九九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屆滿四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為攸關台灣前途的事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當時的FAPA北加州分會會長張雅美邀請黃美星協辦並主持晚間的音樂會。美星特別偕張醫師回台,邀請她在大學時所景仰的曾道雄老師前來演唱。 美星說:「曾老師寶刀未老,風采依舊。那晚他一連唱了十餘首歌,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尤其一首《我要再回去我的故鄉》,更讓全場為之落淚。因為那時黑名單尚未解除,許多人歸不得故鄉,聽到這首歌,觸景生情,淚流滿面。頓時會場一片飲泣聲,氣氛非常感傷。」 以歌聲詮釋感情,正是美星努力的目標。一九九二年七月,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在台北社教館舉辦一場「島國的旋律」,美星應邀在會中演唱蕭泰然的「遊子回鄉」、「蕃薯不驚落土爛」等歌曲,真情流露,也令不少人為之動容。 接著,南加州台灣聯合基金會連續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舉辦兩次「台灣文化之夜」。美星皆應邀演唱,奠下台美人聲樂家的形象。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後的深夜,音樂大師蕭泰然突然大動脈爆裂,生命岌岌可危。幸在緊要關頭,為林衡哲醫師發現,送醫搶救並進行重大手術,方拾回生命。行經死蔭幽谷的蕭泰然稍微康復之後,就決意為台灣寫下一部足以流傳久遠的交響詩。 他比照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半年後完成一部澎湃壯麗的《一九四七年序曲》。一九九四年七月,蕭泰然赴舊金山參加台灣文化節,隨身攜帶這部剛完成的樂曲手抄本。在同鄉鄧基碩家裡,他將該樂曲出示在座的同鄉看,並表示對一個作曲家而言,作品如未經公演,不算完成。他企盼這部具歷史意義的交響詩能在舊金山和台灣兩地首演。 當時在場的張信行夫婦深受感動,尤其美星更下決心要完成蕭老師的心願。為此,她整整奔走了一年,打過上千次的電話,也數度往返美、台兩地間。 策劃《一九四七年序曲》公演 「其間遇到許多挫折,心情常如同洗三溫暖。」黃美星說:「首先是接洽交響樂團的問題。大凡像舊金山這類國際級的交響樂團,行程早在兩年前便已排定。我退而求其次,接洽聖荷西交響樂團,但一問行情,便打退堂鼓。正當沮喪之際,忽然想起我三個孩子都參加的奧克蘭﹝Oakland ﹞青少年管絃樂團,水準不錯,每年都舉行公演,而且正計劃作遠東行。倘若他們公演時,能演奏《一九四七年序曲》,到遠東巡迴演出時,能加入台灣一程,豈不兩全其美?想到此,我就興奮起來,趕緊洽商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 「沒想到樂團董事會裡,有人認為這部樂曲涉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予以反對。」美星又說:「我們因此寄上柯喬治﹝George Kerr﹞在一九四七年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請他們閱讀。並且與鄧基碩夫婦一同出席他們的董事會,予以解釋答辯,議案才獲得通過。」 至於籌組百人合唱團,更費盡周折。因為蕭泰然仿照貝多芬的《第九樂章交響曲》,在《一九四七年序曲》的最後,以氣勢磅礡的《台灣翠青》百人大合唱作為結束,因此在加州和台北兩地,都得籌組百人合唱團。」 為了在台北組百人合唱團,美星特地回台灣,先後接洽了台大合唱團、愛樂合唱團和台北縣教師合唱團。她說:「因為《台灣翠青》的歌詞含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意,每次洽談時,對方都說沒問題。但等譜曲寄出後,對方即以微妙的理由,予以拒絕,可說一波數折。最後,才由林典謨長老的姪女蘇金鳳在台北率台灣合唱團和數所教會的唱詩班聯合演唱,問題才告解決。」 在北加州方面,則動員了所有熱心鄉親與教會人士。大家從籌組合唱團、練唱、演出,乃至拉廣告、賣門票,莫不同心協力,一起忙碌了好幾個月。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序曲》假奧克蘭的卡文賽門斯﹝Calvin Simmons﹞劇院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演。 當日,近兩千位的劇院座無虛席,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地詮釋了象徵台灣四百年奮鬥史的交響詩,黃美星感性地唱出「愛與希望」的主題曲,百人合唱團波濤壯瀾唱完《台灣翠青》,一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接下來,黃美星帶領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的團員飛到台北,於七月十日在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近三千個座位亦皆告爆滿,演奏的場面益加熾熱。結束時,作曲家蕭泰然、指揮衛斯肯尼﹝Wes Kenny﹞與女高音黃美星連袂謝場三次,接受觀眾異常熱烈的喝采。 「那種感覺實在美妙。」美星笑道:「創作者與表演者只要獲得觀眾的共鳴與喝采,所有幕後的辛勞都在剎那間拋諸腦後。」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美星日後無論主辦音樂會或其他活動,都頗嫻熟。二○○一年秋天,舊金山和約屆滿五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又邀請黃美星籌劃音樂會。美星再度邀請曾道雄老師到舊金山演唱。這回,曾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演出他所編寫的第一齣台灣本土歌劇:《稻草人與小偷》,氣氛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 忘情投入選戰 張信行夫婦自搬到北加州,即非常活躍於當地的台美人社區。張信行自一九九○年以後,即年年擔任不同社團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北加州東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TAFNC註二﹞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西區理事長、北加州台灣醫學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協志會會長、以及數屆的FAPA中央委員。 此外,他亦是一九九二年護送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回台的「彭明敏返鄉團」團員,一九九六年的「彭明敏競選總統後援會」、一九九八年的「南長北扁後援會」、二○○○與二○○四年的「陳水扁競選總統後援會」的北加州總召集人,目前的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會長、暨「海外阿扁之友會」副總召集人。 這些琳琅滿目的頭銜顯示出他的人氣與熱忱,同時也意含著他身旁有個幫他打點一切的好助手。事實上,溫和理性的張信行與性情中人的黃美星確是一對好搭擋。兩人裡外配合,在社區裡服務又散熱。美星的熱情與衝勁,大家有目共睹。她在二○○○年忘情挺扁的表現,迄今猶為朋友間的趣談。 那年,台灣總統競選白熱化,眼見連、宋分裂,台灣人第一次有當家作主的希望,綠派人士莫不情緒高漲,個個非常投入。 大選前一個月,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飛到北加州募款,美星為之主持募款餐會。她事先向經營珠寶業的「阿嬤」莊林素芳募得數十件珠寶,當晚全部披戴在身,然後站在舞台中央,使出丑角的本事。 她盡量讓大家笑呵呵,把場面拉得熱哄哄,再將身上的飾物一件件解下叫賣,讓大家在亢奮的氣氛中不斷喊價。每逢稍有冷場,便指點「密使」張醫師叫價。如此一個晚上下來,竟然為扁、呂陣營募到六十二萬美金,讓人嘖嘖稱奇。 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華文媒體一致看好宋楚瑜,把綠派人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那時,東森電視在北加州舉辦一場總統大選海外問答會,三黨各派代表答辯。相較於國、新二黨的重量級學者官員,民進黨派出一個學生模樣的蕭美琴,輕裝便服,表現卻有過之而無所不及,讓親綠的台僑十分驕傲。 會後,美星拉美琴到一旁,低聲問她吃飯沒?美琴答說吃了一個便當,美星心疼,遂和婦女會的春惠等姐妹們商量,臨時帶蕭美琴到阿嬤家吃宵夜。大夥人在那裡七嘴八舌,當然最關心的是如何拉抬阿扁的聲勢? 當時美琴回答:「若能遊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出面挺扁,將對選情大有助益。」 一句話說得美星躍躍欲試,真要把請李遠哲出面視為己任。其實她與李遠哲並無私交,僅在餐會見過面。但李遠哲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之前,長期任職柏克萊大學,與灣區不少科技人士熟識。而他的一位摯友正是信行與美星的朋友。 淚灑中研院 他們於是央請這位朋友回台勸李遠哲出面挺扁,同時由同鄉施天墩寫了一封敦請李遠哲挺扁的信,在灣區籲請同鄉聯署。 「結果這位朋友因故未能返台。」美星說:「我那時已回到台北,眼見選情緊繃,心裡非常著急。我同時聽說其實李遠哲並未親獲扁、呂二人的請託,於是自告奮勇,要當面呈遞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親筆函,請李遠哲出面挺扁。」 她繼續說:「我因此懇請這位朋友無論如何得安排我與李院長見一面。終於在大選前五日的上午,我在電話中與李遠哲談上話。他要我當日下午三點半到中研院院長室,願意接見我五分鐘。我放下電話,心急如火,因為我手頭尚無扁、呂兩人的親筆信。」 選戰正赤燄,如何在數小時內找到扁、呂兩位大人物,並且得到他們的親筆函,確實是一大挑戰。幸好美星這麼多年,在家裡招待過不少民進黨人士,認識一些人。她連續打了數個電話,獲悉呂秀蓮正在某處開會,連忙在同鄉郭漢甫的帶領下,火速趕往會議現場。 「進了大樓,只見門禁森嚴,會議室外有幾個人巡行。」美星說:「我認出其中一位就是不久前,隨呂秀蓮到北加州的隨扈,趕緊向他招招手。他聽我說明原委,立刻進去呈報。不久,呂秀蓮出來,引我到二樓辦公室。經過簡短交談,她取出一張沒有抬頭的白紙,寫下致李院長的短箋,交給我。我如獲至寶,趕緊飛奔另找阿扁去。」 她接著說:「阿扁那時正在另外一棟大樓召開國際記者會議。我趕到那裡,由李逸洋接見,在會客室裡等到記者會結束後,見到阿扁。阿扁表示感謝我的好意,請我繼續照原先的計劃進行,但他另有與李院長聯繫的管道。我因此沒有拿到阿扁的信。」 當日下午三點半,美星如約趕到中研院,在院長室見到了李遠哲博士。她先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發動募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委員會」賑災款額當面交給李院長,再遞上千人敦請李遠哲挺扁的聯署簽名信。李遠哲迅速瀏覽一下,裡面確實有不少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她再呈上呂秀蓮的親筆函。美星說:「李遠哲看信後,沉默不語。半?才道:『李登輝總統剛剛來過,才走。』我一聽,心想這下完了!李登輝是總統,位高權重,那時正極力為連戰輔選。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怎能與之相比?情急之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時腦子一片空白,只記得喊出內心最真誠的話:台灣需要你!只有你能救台灣!」 「李遠哲站在那裡,一言不發,毫無動靜。」她繼續說:「我像唱獨腳戲般,哭了一陣,猛然想起五分鐘早都過了,趕緊擦擦眼淚,準備告辭。這時,忽聽李遠哲開口道:『我希望再過兩天,會有一些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和我一起站出來,支持阿扁。』天哪,簡直峰迴路轉!我大喜過望,連聲道謝、再告辭。」 然後,如眾所知,大選前三天,李遠哲和殷琪、許文龍等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們出面挺扁。剎那間,阿扁聲勢水漲船高。數日後,他擊敗連、宋,當選台灣總統。 「台灣總算結束長期的外來統治,我們開心許久。」美星說:「其實阿扁執政,對我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我們為台灣所做的事,不過是海外僑民熱愛母國的真誠表現罷了。」 心心念念一間厝 北加州沿著舊金山灣一帶,通稱灣區﹝Bay Area﹞,亦稱矽谷,是全球尖端科技的搖籃。在繁華的七、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台灣人前往發展。三十年來,台灣鄉親沿著舊金山灣,成立了舊金山台灣同鄉會、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南灣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協志會、台灣婦女會和台灣長輩會等八大台灣人社團,聯合組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北加州儘管人才濟濟,獨缺台灣會館。早在房產不那麼貴的年代,還有人提。後來房價狂飆,成立會館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眼見北美其他城市如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聖地牙哥、溫哥華等地,都先後成立了台灣會館,一些同鄉心裡不免遺憾。 張信行說:「美星每次開車,見到一個好地點,就唸道:這地方用來當台灣會館,不知多好!」。 一些朋友也知道黃美星念念不忘台灣會館。二○○二年,她的好友媛仔和聖荷西迦南教會的陳德輝長老先後打電話給她說,若她願意出面號召籌組台灣會館,他們願助一臂之力。 「這兩人實在是會館的原始催生者。」美星說:「我因此開始?求有志之士,商討籌館事宜。不久,一群朋友常在我家開會,但談來談去,總因為涉及金額龐大,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 二○○三年正月,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長張祿生甫上任,即感慨說,聯合會都已成立三十年,還沒有一個「家」,每次會長換人,成堆的公產就得隨著會長搬遷。 「我們實在需要一間會館。」他打電話給美星說:「現在房租較疲,只要籌個三、五萬,租個一、兩千平方呎的地方,隔成三間:一間辦公室,一間大廳和一間貯藏室,會館不就成了?」 美星一聽,心裡快速盤算:若先找十個人,每人斥資兩千五,其餘三百、五百地募捐,要籌個三、五萬,應無太大困難。如此想著,便抓起電話,徵求十名願捐兩千五的善士。結果一天之內,就達到目標。 成立北加州台灣會館 一月底,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召開三十週年暨春節聯歡大會,將近千人參加。美星打鐵趁熱,將這十名善士的大名寫在一張紅紙,張貼在會場入口處。自己則拿著一疊籌組會館的傳單,站在門口,逐一分發。 晚會時,張祿生請黃美星上台報告會館籌備事宜,接著當場進行募款。鄉親的反應十分熱烈,那晚連認捐在內,一共募到三萬五千美金。 有了東風,萬事啟動。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委員會馬上成立,委員計有張信行、張祿生、陳德輝、陳光博、邱俊邦、李華林、林典謨、施天墩、石清正和翁嘉盛等十名,由張信行擔任召集人。他們隨後起草組織章程,向加州政府申請立案,並積極覓尋館址。 某日,張信行牙疼,到鎮上看牙醫。牙醫師吳銀鏤告訴他,該診所樓下目前空出,或可租來當會館,屋主是診所內另一位很有愛心的吳怡明牙醫師。 張信行下樓一看,該處佔地近三千平方呎,診所位於福里曼特市主要大道旁,交通方便,地點適中,停車場遼闊,倘若租金不太貴,倒是個理想的所在。他於是打電話給家中的執行長。美星行動力強,聽了之後,立刻趕來看地方,隨後聯絡籌委會的委員們看場所,然後即與吳怡明醫師搏起感情來。吳醫師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苦心,真的答應以僅夠維持費用的條件出租。如此順水推舟,雙方在數日內即簽下合同。 接下來,整修、粉刷、換地毯等事一一進行。每日都有義工前往幫忙,許多鄉親也慷慨捐贈辦公室傢俱、電腦、器具用品與各種裝飾品。一個半月後,金色的「台灣會館」四個大字堂堂正正地鏤在會館正面大牆上,也印在入口的玻璃大門上,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四月十七日,僑務委員長張富美自台北飛到北加州,參觀這個甫誕生的台灣會館。五月一日,會館正式啟用,插花、烹飪、吉他、國畫、元極舞、手工藝、人生講座、幼兒音樂、基礎數學等陸續開班,每日人進人出,充滿朝氣。 九月,北加州台灣會館舉行開幕茶會。當日秋高氣爽,館裡館外、連同停車場,都站滿了談笑風生的鄉親。數十年的盼望竟在短短數月內落實,真是天佑。 「會館成立迄今,每日都在進步中。」美星說:「尤其欣慰的是我們成立了台灣學校,肩負在海外傳播台灣精神與文化的任務。學校開課以來,班班皆滿,不少學生還是台美人的第三代。我們採通用拼音教學,不僅教中文、台語和客語,也教台灣文化,目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認同台灣與台美族裔。」 她接著說:「此外,我們也組了台灣會館合唱團。由大家所敬愛的宋泉盛牧師娘陳美滿擔任指揮,每兩星期在會館練唱一次。遇有節慶或活動,大家就上台表演,其樂無窮。」 「會館是大家的公厝,愈多人使用,愈能發揮功效。」張信行說:「我們目前還無法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大小瑣事,皆由熱心義工服務。目前希望會館能儘快制度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擁有一棟永久的會館。」 目前經常坐鎮會館的義工有黃美星、張麗雪、吳蘭君、李梅英、黃秋蘭、林賴翠珠、林春惠、林雪惠、王麗金以及一大群授課的老師們。美星時常一早到會館,開門、沖茶、煮咖啡、接電話、安排會館的種種活動,直到晚上的課全部結束,張醫師到館裡幫忙清理垃圾後,再相偕回家。 「會館是許多人的寶貝,我們用心呵護它,目的在讓人知道這裡有一個興旺的台僑社區,和有一個象徵台美人凝聚力的台灣會館。」美星說。 受祝福的人 美星的生活充滿熱鬧與忙碌。丈夫、孩子與朋友環繞身邊,有關台灣的事,則讓她馬不停蹄,不斷向前奔走。除了會館外,她經常主辦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與募款餐會,每天都有講不完的電話,要聯絡事誼、推銷門票,也要與人搏感情。 她說:「辦活動需要大家幫忙,所以平時得和人搏感情,活動才辦得起來。雖然現在網路很方便,但畢竟電話三分情,尤其要銷售音樂會或募款會門票,更得親自打電話。我曾幾度為了促銷音樂會的門票,坐在電話機旁,從早打到晚,連孩子們都說媽媽好瘋狂。」 「我和美星最感安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認同我們的理念。」張信行說:「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老大葛麗正式將全名更改為Gloria Taiwana Chang,就是加了一個「Taiwana ﹝台灣人﹞」的中間名,藉此表示她對台灣的認同,作為給我的慶生獻禮。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美星五十生日那天,張醫師要帶她到舊金山吃飯。全家難得進城,自然興奮。待她推門進餐廳的剎那,耳際突然響起「生日快樂!」的歡呼聲。原來所有親朋好友都聚在那裡,為她慶生。張醫師擁著她,稱她是他永遠最美麗的星星。 美星感動得熱淚盈眶。她說:「我實在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一生得到許許多多的祝福。有些人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舉辦這麼多活動。其實我的力量來源,就是感情兩個字。親情、愛情與友情都是敦促我作事的原動力。而台灣更是我所有感情的總合,所以我常為有關台灣的事,忙個不停。」 張信行說:「我年輕時,日夜以醫院為家,生活戰戰兢兢。和美星結婚後,才發覺人生還有許多層次。兩人到了美國,對故鄉有了嶄新的認同,因而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在服務社區、回饋故鄉上,反而覺得人生更完全、更有意義。」 當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年輕時僅是你儂我儂,在經過一番洗禮後,竟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張信行與黃美星是海外受到祝福的一群,難得的是他們能知足感恩,攜手付出,更為海外的台僑社會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故事。 楊遠薰

黃建舜 廣告才子的故事

走進IW Group副總裁及創意總監黃建舜(John Leewong)在西好萊塢的辦公室,一映入眼簾的就是牆上一排排的獎盃,對於從事廣告設計多年的黃建舜,得獎已經是家常便飯了。最近,他剛以一個戒煙公益廣告獲得亞美廣告聯盟(Asian American Advertising Federation)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 移民的美國夢 黃建舜的父母親在來自廣東台山,父親在1930年代首先來美,在舊金山外祖父開設的洗衣店工作。兩三年後,黃建順的父親因為不習慣舊金山較寒冷的天氣,決定南下聖地牙哥自立門戶,在目前的State Street和E Street交口開設自己的洗衣店。再將黃建舜的母親從台山接過來,全家就此在聖地牙哥落地生根。 跟一般華人移民的父母對望子成龍的期望相同,黃建舜的父母並不奢求子女繼承自己的小生意,但是也不太願意自己的子女走藝術的路子。黃建舜喜愛畫畫,但是以此為職業,對於他的父母來說,卻是不太能夠接受。 「多虧大哥站出來說服我的父母!」黃建舜大哥那時的女朋友,剛好有個從事商業藝術的朋友,因此大哥以自己對女朋友她朋友工作的了解,極力說服父母親,弟弟想要走的路,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一定惡是作劇!   「藝術學校的職員當時一定覺得這是一個惡作劇!幸好他們還是寄來了。」黃建舜笑著提到,他九歲時從大哥女朋友的朋友那邊拿到藝術學校的地址,就以歪七扭八的英文寫信跟洛杉磯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Art center School in Hancock)要求入學須知的目錄來研究。然而,就是靠這樣的決心,黃建舜日後順利的進入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的廣告設計系(Advertising Design)就讀。 至於為什麼選擇商業廣告藝術而不是純藝術(Fine Art)呢?黃建舜認為,在純藝術領域,每個人都可以對特定作品有自己的觀感、 然而廣告藝術訴求的是普羅大眾,能夠吸引越多觀眾的共鳴,越是成功的作品。那也是他所想走的路。 談到他這次的戒煙廣告得到亞美廣告聯盟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黃建舜表示,這個廣告的製作重點就是「要如何能讓人撥打熱線電話!」他說,在製作的這支廣告之前,IG Group的策略小組對亞洲人抽煙文化進行分析,由於亞裔的抽煙人口大部分是男性,亞裔男性相信,抽煙是一種男人可以隨心所欲控制的習慣,而不是癮頭。 因此,這篇公益廣告就是在描寫抽煙致命的吸引力(Temptation)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劇中的男主角不斷的躲避煙霧的襲擊,煙霧還是24小時如影隨形的攻擊著他。 「用功夫電影來強調亞裔的文化背景!」黃建舜表示,由於亞裔人口大多都有功夫或武術的文化背景,男主角以功夫來還擊,然而當功夫對抗抽煙都束手無策時,這時候再秀出戒煙熱線的電話號碼,這樣的隱喻更能引起亞裔人口的共鳴。 姑不論日後撥出時能否得到觀眾的共鳴,黃建舜的戒煙廣告無疑的先得到亞美廣告聯盟評審的青睞! 在藝術學校畢業後,黃建舜首先進入舊金山知名的 Cunninghum & Walsh 廣告公司進行廣告設計工作,之後又歷經多家知名廣告設計公司磨練,還當過自由廣告創意工作者。數年前,他一腳跨進了專門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領域。 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跟主流廣告有什麼不同?黃建舜以他先前在主流廣告公司工作的經驗,和目前專門從事亞裔廣告設計的差別的經驗。「主要在文化差異的研究!」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對於許多文化細節必須更重視。 由於廣告主受限於經費限制不可能針對每種族裔各拍一支廣告,因此如何在不同文化中異中求同,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從事少數族裔廣告的廣告公司,都有專門的策略小組,研究各族裔不同的文化。 舉凡選角、服裝、劇本,都要針對不同族裔的差異,層層考量,找出最大公約數,再行拍攝。黃建舜舉例,像他們最近拍一些亞裔廣告片,要前往印度的Bollwood進行選角拍攝,主要就是針對南亞裔的族群。他說,南亞裔族群,一般生活較為困難,印度Bollwood的電影向來有諷刺人生、但又充滿熱情,正是南亞裔族群希望藉由影像逃脫不愉快的日常生活。 所以他們針對南亞裔族群拍攝的廣告片,也需要帶入這樣的元素,例如透過大量的歌舞,詼諧的口白,再帶入廣告的中心主題。 熱情永遠最重要! 從事廣告創意幾十年,是否曾有才枯思竭的時候?黃建舜表示,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十分幸運的事。他一直是樂在工作,即使偶有疲累,只要到期日逼近,很自然的就能想出新的點子。 對於想要從事廣告設計的工作的華裔後進,他也勉勵,只要喜歡創意新點子和樂於享受廣告設計的挑戰,不管你是什麼族裔性別或是你的英文多麼差,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行裡面勝任愉快。多年前,他曾雇用一個跟隨丈夫來美的華裔女性,之前也曾從事廣告設計,來美以後由於語言因素無法找到好的工作。 黃建舜因為她對廣告設計的熱愛而雇用了他;多年之後,這位女性已成為洛杉磯另一家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熱情永遠是最重要的!」黃建舜這麼說。 文/記者劉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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