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李登輝 (南鄉泰)

南鄉泰

幾年前四月中旬,返台參加台大醫學院畢業四十週年同學會之後,經由同窗好友引介得有一難得的機會參見他。當天下午趕抵淡水,搭乘電梯到達頂樓,因為約定時間剛好,走入寬敞簡樸的會客室時,他老人家巳經在那邊等候。逆光之下只見一位巨人佇立在前,一時看不清楚他的臉色表情,心裡因敬畏而有些膽怯,還好握手之後,即時傳來一股誠厚堅實而有受到尊重的感覺;沒想到他老人家會是那麼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談笑之間,雖威嚴有加,卻完全沒有一點架子,不像以前自己與先父對談時,備受壓力的感覺。(後來從照片中,發現我不知何時竟然蹺腳起來,真是失禮)。

不記得是如何打開話匣,他矍爍奕奕,侃侃而談,有時幾乎是開懷暢談。當時室內只有蔡醫師,我內人,我與他共四人。但主要是我隔著小茶几與他聆听對談。他知道我是醫師,就先從偏頭痛談起,以最新的醫學知識發現,加入他個人的見解,所談的內容,頭頭是道而非一般人云我云,令我醫學專業的人,也為之汗顏不已。畢竟是貨真價實的學者出身,是“真正的”高級知識份子,處處流露出睿智博學,思維高超。談話中,可以感覺到他老人家正是智慧高,經驗足,見識深,有遠見,有個性,有深度; 就像西塞羅說的充滿智慧,思想,以及判斷能力的政治家。他看來氣象從容,胸有成竹,思慮澄澈,談論真誠; 既是極為理智,又是性情中人,理性與感性平衡,恰到好處。有仰之彌高的長者風範,有品格高尚的君子氣度,有堅持原則,充滿信心的領袖氣質與膽識,誠重厚實,心胸正大,才能把世間一切明白看透,自我奉献,不計毀譽。 (作者註:反觀一些其他政界人士,不只無人達到其水準,而且差之千里,相去遠甚。這些人愚鈍奸巧,權謀陰險,奴卑投機,膽識不足,不忠不義,不誠不信,不智不勇。都是只求個人功利名位,而不知氣節廉恥之徒。)

我認為不要說台灣政壇,無人可以相背,就是當今全世界的政治領導人物,除了自已專業知識之外,相信也很少有人對於文學,哲學甚至歷史,科學有如此深入的見解與修養; 我為他感到無比的驕傲,也為台灣人有這麼一位世界級的國寶人物而感到榮幸; 說是當今第一流的政治思想家,亦當之無愧。最奇怪的是,我感覺見了他之後、什麼人都不值得我見了。

由於約會倉促敲定,我自已準備不及,只能會談而不是採訪。有些題目不便深入,而只能適可而止。幾年前,我曾經有過促成台灣三巨頭(李鎮源、李登輝、彭明敏)世紀會談的念頭,而特別想知道他們三位台灣近代史上的巨人對於人生的看法以及對台灣前途的展望。

以下是從談話中以及參考他最近三篇重要著作(我是不是我的我,武士道,新時代台灣人),整理出來的東西,希望與大家分享他的人生觀以及政治理念。

1.李登輝的人生觀及內發性行為的原動力

他開始談及他的人生觀演化的心路歷程; 他從小就因生活相對優益,反而形成不會太計較物質享受的性格。年輕時候,為了消除自我而自願做清潔廁所的工作,在忍耐辛苦及骯髒中磨練成長,以達成自我超越。(作者註: 這種自我奉獻,克己鍛練的功夫實踐,想到做到,實非一般尋常人能夠做到。)

他說小時候,雖然因感受性強而容易衝動,但卻傾於內向內省;喜歡思考,尋求答案。因此自幼廣泛閱讀哲學,文學的著作,接觸古今東西先哲思想。顯然地,他很懷念當時的教育環境,讓他能夠自由思想,而在思考抽象概念與精神中成長。 一方面因接受德育修身並認為社會必須有公義而嚮往武士道精神。 他在高等學校期間,受到鈴木大拙及西田幾多郎的影響,迷上禪學,喜歡打坐修禪,領悟到臨濟錄中 “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的道理。 他認為禪是人類在超越語言與表現範圍的思想領域中,藉由冥想達到某種境界的努力。 他希望藉由修禪,擺脫現實知覺情感的糾纏,而悟覺所有現象背後的真理,以深化自已的意識;也就是讓自已的想法進入更深奧, 更有見地,更寬容的境界。他認為人生終極目的便是淨化自己的靈魂,通過哲學思索,擺脫束縛,層層超昇靈我,進而追求無我的境界。

在此同時透過岩波文庫,醉心於哥德,尼釆,叔本華,康德,黑格爾,卡萊爾等等西洋的文學與哲學思想。他把哲學當成不只是知識學習項目,而是希望從人生經驗中,深入思索体會,嘗試實踐。他說這些心得至今仍是他最重要的判斷指針。(作者註:相信不少人也曾涉讀這些著作,但是真正能了解其中精髓者不多,更遑論能身体力行,躬親實踐了。)

他特別提到青春時代精神思考影響最大的三本書是哥德的浮士德,倉田百三的出家與其弟子,以及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衣裳哲學(Sartor Resartus)。他個人容易熱情衝動,十分欣賞忠於自己的感情,誠實做人而不偽善的精神。後來從新渡戶稻造的卡萊爾衣裳哲學講義中,終於深深地体會從永遠的否定昇華、發展到永遠的肯定的過程與意涵。也因此經由新渡戶稻造的著作與影響,更進一步瞭解武士道的真義與精神,並決定攻讀農業經濟。

另外,中學時代從他祖母去世而深刻地想到什麼是死亡?什麼是人生?一連串的問題讓他開始不斷地思索自己是誰?人為什麼要活著,人生的意義為何?最後深知人之必死為理所當然,而死亡絕不只是肉体的消失而已; 從而悟覺死亡的意義在於如何活下去。他認為真正的生死觀應該是,藉由了解死亡的意義,讓我們對於生命價值有更深刻的体會,從而知道如何行為,發揮生命的價值。他深深覺得人唯有克服並超越死這個問題,才能認真面對並掌握生。一個人如果不能抱著必死決心,就不可能完成艱鉅的任務。換言之,唯有澈底追求死的意義與價值,才能開創光輝燦爛的生,而抵達生命最高境界的彼岸。

這段時期年輕的他,可以說是典型的唯心論者,神遊於形而上學之中,自得其樂。但有時也困惑於只談理論而無具体行動; 他認為理性唯有靠實踐,才是真理性,知識也唯有與學習者心靈同化,顯現於品行之上,方為真知識。其後經過二次大戰的洗禮,親身目睹終戰後,國家因戰爭遭受嚴重的破壞,物質窮困貧乏,人們為了生存而掙扎的慘境之後,自己從主觀的唯心論轉變成為客觀的唯物論者,不再為形而上學所束縛,而特別關心實際生活的社會民生問題。後來台灣經濟狀況好轉之後,開始感到內心空虛,無法從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一方面覺得唯物論的觀念與想法過度被純理性侷限,與實踐有相當大的距離,而且顯然的,理性不能解決一切。 於是只有求助於超越自我的東西,希望能追尋其主客觀矛盾的原因以及解決的方法。歷經多年徬徨,心靈掙扎,最後終於從信仰基督得以將內心的軟弱而轉變像保羅 “我是基督在內的我”一樣,而成為“我是不是李登輝的我”。他說他這樣做絕非迷信,強調一切是信仰的問題。信仰不是一種純粹理性,沒有必要完全從理性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他認為除了身体與精神之外,可能還存有更高層次的東西。 信仰是實踐的問題,做的問題,相信的問題。信仰幫他塑成完整的人生觀進而達到無我的超然境界,從而以先驅開創者的立場,思考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也因此內心由軟弱轉変堅強,不怕攻擊打壓,不計毀譽,抱負使命感,為台灣做事而奉獻自己。

他提到自己為什麼要了解,學習武士道精神?為什麼會希望以此為基本進行心靈改革?主要是因為武士道精神在於強調公義,並且以誠信、忠義、仁愛等德育,嚴格修己,認真實踐。從他個人求道体驗過程中,他認為這些對於人格思想的修練,道德的觀念的培養,真理價值的探索,有極大的助益。他根據新渡戶稻造的著作 “武士道”,參考東西文化,引經據典加以闡釋,並提出他個人的見解。

他認為武士道嚴以律己,重視名譽甚於生命。武士道重誠信然諾,一言九鼎,決不言行不一,不信口開河。武士道主張慈悲與寬容,謙讓殷勤,尊重他人。武士道把忠義放在各種人倫最高位階,強調當仁不讓,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並認為見義不為非勇也。武士道最忌諱行為卑劣,違反義理; 最看不起巧言令色,缺乏羞恥心不知反省,還拼命指責別人之徒,還有空口說白話,睜眼說瞎話,打高空而不腳踏實地的行為。 (作者註:現今台灣到處充斥這種空有教育沒有教養的無恥之徒。) 他個人認為只要是人,都應該誠實,正直,具有榮譽感,廉恥心;並認為誠比仁還重要,無誠不物。
真正的武士以聖職者自勉,做人行為高尚而不言利,自當率先垂範,躬行實踐,付諸行動,全力以赴,一切盡其在我,而不歸咎於人。

他說自已是漢民族後代,可以了解並且同意新渡戶提到儒家思想是武士道最重要的淵源之一的說法,他個人認為惟有徹底了解儒教,而且實踐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理念,才能真正掌握武士道。可惜中國人早已習慣於言行不一。

他認為今日台灣,教育改革還是最重要的,但必須進一步推動心靈精神改革,而武士道精神正是道德修身,鍛鍊品性成長的基本,可以培育智慧與德性兼具的君子及有正確價值觀的領袖人物。

他一直感覺武士道精神,是他政治哲學的根本,是支持他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後盾。他一生中,在真理的探索,觀念的培養,人格的修練上,深深受武士道精神與價值觀的感召及影響。在武士道架構之下,他原本對權力沒有興趣,內心所想,無非是如何讓百姓眾生生活更富足更幸福而已。他所做所為都不是為了私利或私欲,而完全是為了公。他認為唯有心懷公義,有為實現公義,自我犧牲的心理準備與氣概,才為成為真正的領導人。因此後來他就任總統十二年之間,無時無刻抱是必死的決心,把自已奉献給國家,始終一貫地朝理想奮進。他還特別提到目前台灣情勢實在令人憂心,若繼續這樣下去,好不容易建立的台灣自由民主体制可能一夕崩潰。他認為見義不為非勇也,他之所以繼續為台灣領導奮鬥,無非是為國為民,沒有任何政治野心;義無反顧的武士道精神,應該就是這樣實踐。

他還提到一次霧中登觀音山頂時,突然發現自已驚險地獨立於山脊上的經驗; 當時生死無人可以相助,從而体悟到一個人能依靠屹立於世間者,只有是自已一雙強健的腳。也就是說,生死存亡之際,只能靠自己。同樣地,今天台灣所能依靠的,也是自已的氣魂與毅力,絕對不能把國家安危託付別人。(作者註:台灣目前軍購案的僵局,實令人悲痛憤怒!)

二.李登輝對於台灣未來的政治理念

他說台灣四佰多年來,是一部移民與殖民交錯的歷史。早期移民也有曾經存在與現在不同性質的族群矛盾; 諸如原漢對立,漳泉械鬥,閩客紛爭。 後來這種移民身份區分,隨著日本殖民政權的出現而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外來者的統治與既在者被統治關係。不幸的是兩蔣時期,政府極權統治作風幾等於日據時代殖民政策的延伸;仍把既在的台灣人民當成被殖民者,造成大陸遷台的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台灣人民之間的族群隔閡,其結果使台灣人民感受到外來統治政權雖不同,但非主体化的殖民作法則一。因而讓許多既在者,深深感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同時在威權恐佈統治之下,許多生為台灣人,也曾有過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這是一段無法否認歷史的見証。

二二八之後,省籍情結和族群問題以新的形式,長期困擾台灣社會的融洽與整合。一方面外來政權的跟隨者獨享統治的特權與利益,而被統治者則在恐怖戒嚴的政策之下,只能逆來順受,茍且偷生。這時雖然有嚴重的族群分裂及隔閡的存在事實,但在威權統治之下,卻不浮上表面。長期被壓制的不公與不自由,造成被統治的原居民心中不滿與反抗,也醞醸著矛盾對立的族群情結。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一九八八年兩蔣時代告終之後,他大力推展民主政治改革,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一九九一年國大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立法院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總統直接選舉;舊時代政治結構所造成的族群隔閡,在民主演進中逐漸改変而似有些日益冰釋的跡象。但是一些舊時統治階級卻因深箇封建的法統思想及逐漸喪其失特權與既得之利益,而有無法適應或拒絕接受的負面反彈。身為國家總統,他深知台灣必須團結,國家前途才有希望。他因為預感並憂慮到民主社會多元化,重新洗牌的結果,可能發生族群對立與分裂的衝突表面化,於是為了緩解省籍情結以及適應未來,乃於一九九二年底正式提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繼之又於一九九五年提出具有社會公民意識的社區共同体的概念; 希望經由社會改革與心理改革,打破封建思想與舊社會体制,呼籲來自不同省籍,不同地區的人,要凝聚一個堅強的居民共識。事實上,他可以說是最早關切此一問題而希望促進族群融合的第一人。

然而由於政治利益考量以及大中華主義情結作祟,每逢選舉或政局變動,族群情結便被有心政客媒体煽起利用,動員族群對立,導致以族群劃分的人造區塊,惡化到帶有敵我矛盾性質的對壘,針鋒相對,對於台灣政局穩定,造成極大傷害。一九九八年市長選舉時,為了消弭族群分裂的危機,他再度特意揭櫫新台灣人的使命以凝聚共識;不幸卻又被政客扭曲利用,媒体庸俗污蔑化。二000年之後,族群問題因政權轉換而加劇,加上中國存在的因素,新台灣人主義也逐漸淡化,後來終至銷聲匿跡。

不過他認為不管怎樣,歷史的傷痕終須療癒,他說我們不需要把歷史悲劇的責任,過度地擴大到所有外省人身上,而希望大家應該以相互的愛心與寬容走出陰影。他說本省人要能体諒外省人被驅離中國的生存焦慮,外省人要能体諒本省人在歷史中形成的主体意識,彼此能夠從此化除疑忌,讓二二八不再是悲情的哭牆,而是鏡子,也是警鐘,時時提醒跨越悲情,為了台灣的未來,携手同心,彼此疼惜,徹底融合。他認為在台灣,族群問題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徹底解決。我們必須建構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充實主權在民的實質內涵,深化民主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投票行為及選舉運動而已。進而以公民意識與社區意識,打破傳統的地緣和血緣,取代劃地自限,消極保守的族群情結,集合自由意志的個人,以民主方式團結台灣。 台灣不僅要成為民主共和國,更要成為民主人共和國,徹底實現主權在民的理念。

他提醒大家注意到,歷史上台灣在一六八四年到一八九五年的二佰餘年期間,曾經與中國同為清國的一部分 (清國於一六四四年併吞中國,一六八四年併吞台灣 ) ,馬關條約之後早已分道揚鑣。一九五一年簽署舊金山和約,台灣主權未定,台灣從未屬中國。所以有人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虛構的。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不屬於中國,是無庸置疑的。而事實上,對岸的中國人也把所有來自台灣人民全部視為台胞。所以他認為所有台灣居民,大家共同生活在台灣這麼多年,台灣才是大家感情的歸宿,認同台灣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應該的。對所有居住在台灣的台灣人民而言,台灣早已從他鄉変成為故鄉了。他呼籲大家,不分來台先後,都應毫不遲疑地認同這塊土地,揚棄被宰制一個世代的漂流意識,並且把台灣意識逐步化為實体,當家作主,自由決定我們自已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我們自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經營台灣,開創新局。

他認為對於台灣不同階段的歷史過程,包括不愉快的殖民經驗,都是構成台灣之所以為今日台灣的要素及推動力。 對之既要有批判,也要有超越悲情的肯定,不應也不必予以全盤否定。他還提醒大家面對台灣的未來,不能單以主觀抽象模式進行思考,而必須遵守客觀理性的規律。 他認為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是歷史演進的特殊場所,也是我們自歷史承擔的不可逃避的生存空間與過程。不過,時代的任務已經完成,最近民意測驗顯示、越來越多的人自認是台灣人,這種認同不以族群省籍為區分,而是基於與人們息息相關的共同生活場所–台灣這個地方。這是大家應當認知接受的。

他認為我們是一個確確實實有別於中國,禍福安危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体。因此台灣不必談論與中國進行所謂統一(作者註: 他在武士道書中曾提及:我個人至今其實都沒有說過絕對反對統一之類的話),而應該依據主權在民,民主自決的原則,將認同台灣的意志轉化為正名,制憲的動力,勇敢開創台灣的新時代,完成以台灣為主体的正常國家。

還有,他認為台灣已經通過民主改革成為民主國家之後,沒有任何具有說服力的理由,還要走回民族國家的建國道路。他說 “民主的寧靜革命”也証實比 “脫殖民化的台灣民族運動”論述更為有效,台灣的共同体意職,必須是 “民主的”而不是 “民族的”。因為以台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抗衡,力量懸殊; 但是以民主台灣與封建中國對抗,就完全不一樣了。台灣今天應當像美國一樣,(作者註: 只有美國人而沒有美國民族),不需要再去建構台灣民族,我們是在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社會中自由結合的狀態,在民主制度之下,公民是基於對民主理念的服膺而選擇共同生活於此地的,而非以地緣,血緣等非民主因素隨機或勉強湊合的。

最後,他認為現在是發揮不認輸,不怕苦的台灣精神,建構超越內部矛盾的 “新時代台灣人”的時候了。他說的新時代台灣人是現今所有實際生活於台灣的人。這群居民,大家對生活目標擁有主觀理性需求,追求自由的意志,從事心靈改革,更新意識思想,經過融合凝聚而逐漸形成認同並具有台灣意識的主体覺醒。所謂台灣意識是建立在台灣人民歷史生活經驗與精神互動的結合,然後加上民主的公民意識,社會意識,結晶成為以台灣為主体出發的思維方式,並認知以台灣生命共同体為優先考量的精神。 他期望由此可以激發國民內心的覺醒,產生對台灣這一土地的愛心與責任感,凝聚為共同福祉奮鬥的信心與意志。

他反對刻板地以來台先後作為判別台灣人的標準,而以認同這塊土地,維護台灣優先,認同民主價值,來定義新時代台灣人。新時代台灣人不用依人口比例作主從之分別,也不以人口佔多數的族群為主建構台灣民族,而是一視同仁,平等看待所有成員的公民身份。新時代台灣人以人為起點,確立以台灣為主体的奮鬥意志,以台灣為中心,自我肯定開創新文化,進行教育改革,社會改造,行政革新,文化提升,以期健全社會架構,重建社會倫理,建立慈悲的資本主義,以公平正義,深入社會底層,重視弱勢族群,重現民主,自主,多元,開放,充滿人文關懷的和諧社會。使人人享有國家主人的地位,讓所有公民都具備起碼的生活安全和人性尊嚴,大家同心建造完全屬於自己的公平正義的民主社會,和美麗的自由家園。

他的結論是,經過四佰多年,台灣意識不應再是移民社會無助的寄託,而是具体生活經驗激發的家園意識,社會意識,國家意識; 像南非一樣,我們想自已當家做主,是沒有什麼不對而且是應該的。今天在台灣,不論先來後到,大家都是承擔這些歷史遺緒的新時代台灣人,大家都是移民,佔有同樣重要的位置。我們要有當家作主的責任感,迎接台灣未來多族群,同命運的時代,共同建立有尊嚴,有文明的國家。

這時候,談話已經約近兩個鐘頭,快下午五點了,意猶未盡。蔡醫師暗示應該結束告辭,雖然李總統說不要緊,後來我因為考慮其他侍從人員的不方便,真想開口問說可以不可以讓我請吃晚飯,終因顧及可能造成不便而沒有提出。臨行,他老人家還送我約十多公斤的書,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及一些群策會的研究報告。

Napoleon說過: The heart of a statesman must be in his head. 他老人家博學睿智,信念堅定,高瞻遠矚,憂國憂民,就像一座燈塔,也像警鐘。我個人認為很多人沒有真正地了解他,甚至還誤解他; 所以決定不厭其詳地寫了這篇文章。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人民,尤其泛藍人士以及所謂知識份子,能夠很理性而且耐心地讀他有關的著作,從而了解李登輝的人生觀以及他的政治理念。 (海外台灣人筆會會長)  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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