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業三次罷工的民意變化 (廖文綺)

自從二○一六年華航空姐罷工事件迄今,短短三年台灣航空業已經歷三次罷工,社會大眾的聲浪卻從三年前的聲援力挺,到如今的冷漠以待,何也?

台灣民情普遍敦厚,當華航空姐最初以改善過勞的職場環境為由、機師亦以疲勞駕駛綁著飛安問題,訴諸社會公評時,我們往往以安全至上、珍惜員工的想法,認同資方該給員工合理的對待;同時,更由於台灣長年來勞資地位懸殊,我們也期待華航罷工可以稍稍平衡勞資不對等的情況,促使勞權意識抬頭,間接提升整體的勞動條件。

可惜三年過去,結果是失望的。除了航空業擁有罷工權,大多數的職場勞權依然慘淡,反之工會的訴求一步步高升,從過去拒絕過勞的口號,到今次罷工,癥結點是赤裸裸的津貼利益與董事席次。然而檢視華航跟長榮的財報,就知道航空業並非穩定的高利產業。華航在一四、一五連兩年虧損,一六年EPS賺了一塊後,就碰上罷工事件,此後三年的財報表現遠不如長榮,但好在是公股事業,有政府依靠;惟長榮乃民營機構,更具風險意識,若日後油價飆漲,則又是一筆成本負擔,故怎能任由工會開價索求?

桃園工會無視資方提供的勞動條件已優於多數同業的事實、無視企業經營須多方面權衡利弊,在多次的罷工行動中堅持不比照國外的罷工預告期,以突襲的手段,將數萬名消費者的權益拉扯進談判漩渦,令人感嘆。長此以往內耗傷害,最後賠上的,還是台灣整體的競爭力。

(作者為國文老師、作家)自由時報0624

Facebook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