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政治憂慮(歐陽書劍)

經濟歸經濟?當然不可能。社經環境穩定才能專心發展經濟,政治則是維持穩定的關鍵因素。因此,投資人密切觀察香港反送中事件的變化,不只在乎衝突是否擴大,更關注事件的平息方式。政治力藉由資源的分配,已無時無刻不在改變社經環境;而決策機制一旦轉換,經濟基本面也可能隨之改變。

香港反送中不是經濟事件,導火線也非經濟因素,但香港的金融市場受到普遍性的壓抑,不僅股市受挫,連結美元的港幣,也有隨著人民幣走弱的壓力,各國投資人更屏息以待抗爭結果,不諱言有移出資金的準備。做為國際理財及重要金融中心的香港,經濟發展正受政治力左右。

希望經濟能夠跳脫政治紛擾而自由發展,是庶民的想望,也非絕對錯誤的主張;不管是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或鴻海前董座郭台銘提出的「經濟進,政治出」,因此都能獲得部分認同;但是,卻只有在政治真空時才能實現。除非政治考零分,否則不會認為台灣發展經濟不必在意外來政治的進入威嚇,因為中國無時無刻不在動用政治力的干擾;香港即使不是鏡子,也是例子。

從政治學的分支,演變成政治經濟學,再到經濟學,經濟學科的獨立,可能是專業分工的結果;不過,經濟學家也總是無法壓抑自己談及政治。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一九七○年間,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少有低於四%者,但一九七○年代開始波動加劇,美國且有三年陷入衰退,當時不少人只歸因於能源價格的不穩定,經濟學家明斯基(Hyman P. Minsky)在其知名的著作中則提出:將不利事件視為外部邪惡力量所造成,可以滿足政客尋找壞蛋或代罪羔羊的需求,但無助於解決問題。

經濟的未來,由經濟的現在往下走;政治無時不想要介入操縱景氣,可能審慎或魯莽,或者專業或獨裁,但其決策方式常影響效果的正負面。經濟危機可能來自經濟本身,或者受政治、社會問題導引,政客經常不急於思考解決問題,而是先想著如何脫身。

看清政治的本質,才能把政治因素融入經濟的分析中;而紛亂環境,則常是檢驗理論的好機會。經濟學家凱因斯在一九三六年發表知名作品「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因而促成經濟學從古典學派著重資源配置的理性分析,另闢總體分析,走向經濟政策的研究方向。關心政經情勢的他,在評論一九二六年英國國會內自由黨與工黨可能結合對抗保守黨的合縱連橫時,曾指出「人類的政治問題結合了三件事:經濟效率、社會正義及個人自由」。

三件事卻總有矛盾之處。凱因斯認為經濟效率需要批評、防患與專業的知識,社會正義有賴無私與愛情般的熱情,而個人自由則來自容忍、寬容,並能推崇多樣化與獨立性的優越,能將沒有阻礙的機會讓給志向遠大的傑出人才。無產階級政黨最可能有第二項特質,但經濟效率與個人自由的達成,則有賴經濟個人主義與社會自由為後盾。

沒有完美的政治主張與策略。當政客以經濟為藉口煽動民粹,往往不是在為經濟發展添加柴薪,反而是把目標放在經濟以外的地方;競選政治職位,而不談政治,可能嗎?更諷刺的是,當政治環境愈穩定,反有愈多人相信「經濟歸經濟」的主張;而在獨裁或威權的環境中,卻有不少人認同攀附政治階梯,才能獲得經濟利益的道理,信仰的是「經濟不歸經濟」。自由時報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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