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與謊言的拔河(洪博學)

洪博學

台灣很多名嘴動不動就有一堆內幕,其實,全部吹牛,民主國家政治透明度高,能夠訴諸文字,寫在報紙,進入電視網路,就沒有內幕可言,就算有內幕,也會有吹哨人,就如同曾是川普好友的波頓先生,把華府內的所見所聞,以及川普的私下言行舉動,付諸文字,是否可信,只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吹哨者捍衛真相

吹哨人在民主國家有兩種待遇,一種是賺進鈔票的深喉嚨,另一種是官司纏身的爆料者,但是,在獨裁專制國家就不同了,獨裁專制政府,對言論自由視為寇讎,把真相揭發認為對權力汙衊,「武漢瘟疫」爆發初期,中國李文亮醫師被視為吹哨者之一,最後卻以死亡收攤,沒有榮耀。

李文亮比較幸運,沒有進入黑牢,就先染病而死,後來不少中國公民記者為了揭發真相,現在人也不見了,更少人聞問,通常,吹哨者所面對就是死亡的追殺,或者是黑獄的囚牢,一直到現在,中國,俄羅斯以及中東的阿拉伯,非洲幾個軍事政府,仍被評為全世界對記者最不友善的國家,他們下筆時,肩膀上宛若千斤重擔,生活在真相和謊言之間拔河。

1929年,蘇聯獨裁者史達林奪權成功,開始對托洛斯基團派進行血腥大清洗,並藉此進行「五年計畫」,在各地推動集體農場,根據統計,集體農場計畫在1933年來到20萬個,許多富農土地被沒收,反對史達林的政治菁英,不是被屠殺,或者進入監獄,情節比較輕,就被趕入集體農場從事勞動。

1931年,烏克蘭推動集體農場「五年計畫」,許多被清洗下放的黨幹部,以及地主,為了用無言反抗,以沒有農事經驗理由,拒絕下田,結果造成嚴重農糧歉收,1933年,大饑荒終於爆發,估計單單在烏克蘭,就死亡500萬人,蘇聯把這段大饑荒悲劇隱密不報,反而大事宣揚五年計劃成功,蘇聯轉型變成工業國家,但是,英國獨立記者葛里斯強生不相信蘇聯政府的報導,偽裝成農民偷偷潛入烏克蘭,把這段飢荒餓死人,以至人吃人的悲劇故事,寫了下來,去年,波蘭導演賀蘭把這段故事拍成電影,名稱叫做,《普立茲記者》,去年金馬獎放映時,名稱改為「雪地裡的真相」,今年六月,該電影已經在台灣上映。

《普立茲記者》電影問世

葛里斯的爆料吹哨,引起蘇聯共產黨不滿,開始派出KGB殺手跟蹤葛里斯強生,葛里斯強生有一年派往蒙古採訪,卻在途中遭到暗殺,兇手沒有找到,但是各方相信,這個暗殺事件的幕後主導就是蘇聯。

影評人看好這部電影,很可能拿下奧斯卡,這部電影對蘇聯的描寫很像1981年的《烽火赤焰萬里情》,《烽火》這部電影的素材是「蘇共奪權成功的前十天」,這部電影,被稱為窺探蘇維埃共產黨如何崛起最好的電影,一直到目前,普丁執政之下,俄羅斯還是獨裁進化版,報導真相的記者常常被打壓甚至失蹤,中國更是記者的墳場,幾乎沒有所謂言論自由可言。

比起葛里斯強生,生活在台灣的記者算是幸運,對於吹哨人來說,頂多就是司法的纏訟。

言歸正題,剛剛又收到台北地院的通知,自從去年在《民報》發表〈無知是通往奴役的道路〉一文,已經纏訟至今,被紅色媒體利用司法追殺之下,心情不會太好,但是,你不應對,拒絕出庭的話,又會落下藐視司法的罪名,紅色媒體集團多的是金錢,可以請很多律師整你,你還必須搭上高鐵,戴上口罩,自己花錢到法院被問話,朋友總是嘲笑我「自找麻煩」。

說來也是,我反省了一下,2018年選後,紅色媒體以造神方式,製造老韓的所謂「韓流」旋風,一個國台辦操控的媒體,配上一位「假庶民」,沒有真才實學的政客,居然把台灣選民搞到暈頭轉向,我的文章其實不算爆料,只是自己所看所聞的真實描述,卻會讓紅色媒體寢食不安,訴諸司法追殺的原因,其實是不知不覺成為「吹哨者」腳色。

我的文章是台灣最早對紅色「認知作戰」方法,提出警告,文章轉傳引起迴響之後,接下來,才有大學生以及公民團體的自由「轉台運動」,緊跟著才有館長和時代力量的「623反紅媒運動」上場,在大雨中,公民團體喚醒人民對紅色媒體滲透的重視,坦白說,這場運動來自我的吹哨,也間接使民進黨政府在2020年大選中勝利,我的吹哨子行為,換到老韓總統夢的破滅,最後老韓高雄市長寶座也被罷免,部分台灣人民從紅色媒體洗腦中覺醒,我自認已經做到公共知識份子的責任了,我無法像葛里斯強生,對抗蘇共政權那樣偉大,但是,作為自由人,我選擇了良知,在台灣言論自由之地,以文字接受司法纏訟,總比被暗殺來的好。

我把這篇文章當作法庭上「刑事陳報狀」,不知道,台灣的法官看得懂嗎?(自由作家)民報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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