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與台灣命運(譚慎格)

譚慎格

(John J. Tkacik)

《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王景弘著,台北︰玉山社,二○二一年,二六八頁,定價新台幣四五○元。

在這篇書評的開頭,我想提一下與傳奇人物「熾熱的愛」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y)有關的典故,他那性感迷人的嗓音、熱力四射的舞蹈律動和充滿男子氣概的帥氣外表,讓他在一九五七年成為世界上第一位「搖滾巨星」。所有美國少女都為他神魂顛倒。唯一的例外是卡蘿爾.伯內特(Carol Burnett)。伯內特女士的熱門金曲《我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痴狂》(I made a fool of myself for John Foster Dulles)是一首抒情歌曲,講述的是一個「只是瘋狂愛慕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年輕女子的故事,卻出乎意料地成為「普里斯萊熱」(Presleymania)的解藥。有趣的是,這張每分鐘四十五轉的單曲唱片,讓現年八十九歲的伯內特女士打入國際藝壇,紅了整整七十年。

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現在,傑出的美國籍台灣記者兼歷史學家王景弘,也對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任內沉默寡言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給予含蓄許多但也同樣擲地有聲的讚譽。在《1949大流亡︰美國外交檔案密錄》(1949,The Great Exile:The Secrets from America’s Diplomatic Archives)和《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Taiwan and The Great Powers)等著作中,王景弘引人入勝地鋪陳了台灣從飽受戰亂蹂躪的獨裁統治中浴火重生,成為印度—太平洋地區最成功的民主國家的過程。王景弘的《杜勒斯與台灣命運》提出一個問題做為開場白︰「為什麼一個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麥克阿瑟將軍為主要公路命名的國家,卻沒有一個知名地標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名?正是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我們知道,原因是蔣介石不喜歡杜勒斯。或許這種感覺是互相的。杜勒斯否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台灣擁有主權,並要求蔣介石承諾以和平方式「反攻大陸」。

令人驚訝的是,杜勒斯和他的家族先輩們與中國和台灣都有重要歷史淵源。杜勒斯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是美國總統哈里遜(Benjamin Harrison, 1889-1893)的國務卿,一八九五年被滿清王朝聘為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參與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和約談判。在福斯特的建議下,李鴻章設法保護清廷的滿洲故土不被割讓給日本,而是將台灣交給日本人。一九五五年,杜勒斯在參議院的閉門聽證會上表示︰「我認為台灣的主權在一八九五年已經歸屬日本。當時就是我外公去了台北,他是一八九五年將地契交給日本的人之一。」

一九○七年,老福斯特再次被滿清皇帝聘為顧問,做為中國代表團的高階成員參加「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外公福斯特僱用他的愛孫杜勒斯,在普林斯頓大學升上四年級前的那個暑假,擔任中國代表團的法語翻譯。

主權「懸而未決」的啟發

在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Peace Treaty)中,杜勒斯的姨父(也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國務卿)羅伯特.藍辛(Robert Lansing)也同樣內舉不避親,邀請他的律師外甥加入美國代表團,讓年輕的杜勒斯起草美國對戰後賠償問題的立場。在凡爾賽,年輕的杜勒斯目睹英國和法國踐踏威爾遜總統希望從鄂圖曼帝國解放的領土「自決」的草案條款;戰敗的土耳其被迫放棄對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但歐洲列強扣留了這些地方人民的主權。法國和英國擅自接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安排的「委任」(mandates)統治(託管),這些國家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主權「懸而未決」。(三十年後,當智慧隨著年齡增長的杜勒斯在對付《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規定的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時,便是受到這種法律遁詞的啟發。)

對杜勒斯來說,在凡爾賽對戰爭法律、戰後賠償和戰敗國重建方面的相關歷練,後來證明極為受用。杜勒斯經常前往歐洲旅行,從事商務仲介,熟悉銀行和金融業務,使他成為美國傑出的國際律師。在一九二○年代,杜勒斯透過指導美國在歐洲的直接投資,以及為歐洲的金融機構提供匯兌和貨幣政策方面的建議而致富。

王景弘在書中強調,杜勒斯雖然是一位成功、富有、具有影響力的律師,但他也是美國最受尊敬的宗教信徒之一。他傳承了在長老教會擔任牧師的父親,志願為教會提供法律服務,並展現他的組織才能。在整個司法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位虔誠而慷慨好施的慈善家。一九三七年,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邀請他主持一個工作小組,評估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但未能成行。反而是在一九三八年,杜勒斯以身為基督徒的個人名義,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穿越太平洋,途經香港進入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在漢口與蔣介石會面,不久漢口便在十月落入日軍之手。杜勒斯的一位傳記作家約翰.羅賓遜.畢爾(John Robinson Beal)說,「杜勒斯的結論是,蔣介石是一位真誠的中國愛國者,只是受到他無法控制的勢力所控制而身不由己。」這種印象影響了杜勒斯此後的政策。一直到一九五○年代,杜勒斯寫了很多關於國際和平與正義的文章。雖然他同情無知的中國人民,但即使日本可能在戰爭中被擊敗,他對於中國人民的未來並不樂觀。令他痛心的是,國共內戰的悲劇印證了他的悲觀。

到了一九五○年,當蔣介石在中國全面潰敗,他的政權流亡台灣之後,美國爆發一連串以台灣為焦點的外交政策爭議(杜魯門總統一九五○年的第一個聲明是「美國對福爾摩沙地位的政策」)。美國人爭論「誰失去中國」,誰又將丟掉台灣。為了安撫共和黨的反對意見,杜魯門任命共和黨最傑出的國際主義者杜勒斯擔任國務院的「顧問」,負責與戰敗的日本談判多邊和平條約。然而,杜勒斯很快就發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解決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關於前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分歧︰台灣會被拱手讓給毛澤東的共產黨,還是美國應該介入?到了六月,杜勒斯飛往東京,就在北韓揮軍入侵南韓當天,直接從麥克阿瑟將軍口中得到答案。麥帥態度堅決─絕對不能放棄台灣。一夜之間,一度袖手旁觀的杜魯門政府變成與麥克阿瑟同一陣線。

舊金山和約未決定台灣地位

一九五○年九月,在韓戰如火如荼之際,杜魯門總統授予杜勒斯「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全權負責談判對日和平條約。王景弘描述了杜勒斯與英國和其他四十五個國家的外交折衝,這些國家取消邀請兩個「中國」參與條約磋商。英國人認為,國民黨政府顯然並未統治中國大陸;杜勒斯則堅稱,共產中國在朝鮮半島捲入與聯合國的血腥戰爭,顯然缺乏愛好和平的必要資格。

在杜勒斯的幕後運作下,舊金山和約的最終文本「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條約本身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地位。」杜勒斯還與日本首相(吉田茂)達成一項秘密諒解,即日本已經放棄對台灣的主權,此後在該問題上沒有任何法律權利。杜勒斯隨後慷慨地表示,日本可以在簽訂和約後自行決定與兩個「中國」的哪一個打交道,台北或是北京。

結果,日本選擇了台北。不過,這個選擇背後有許多複雜的因素。

七十年前的上週,即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東京簽署了另外一份「台北和約」,但日本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並辯稱東京沒有立場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雖然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大為光火,但他還是在杜勒斯的運籌帷幄下被迫低頭。

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成為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當時,他不動聲色但堅定地主張,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合法「管轄」,但不承認其主權。在一次秘密的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解釋道,當台北和約「在立法院審議時,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George Yeh)對情勢做出以下描述︰『這些島嶼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但它們並非我們所有。』」杜勒斯補充說,「現在,你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了。」

台澎對美利益至關重要

一九五五年一月,杜勒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閉門批准聽證會上護送《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過關,他似乎對台灣的主權懸而未決相當滿意。民主黨參議員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問到美國在台灣的利益。杜勒斯國務卿回應道︰「我們說,福爾摩沙島和澎湖列島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確保它掌握在友好陣營的手中…兩個中國政權爭論的法律問題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應該置於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民主黨參議員基佛沃(Estes Kefauver)質問他︰「在我看來,我們為了決定這個島嶼屬於誰,已經浪費很長一段時間…請問你做了什麼?」杜勒斯回答說︰「我們什麼也沒做。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現況再好不過。」

在《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中,王景弘忠實地刻畫了這位歷任美國國務卿中最幹練、最有創意、最堅守原則的國際法踐行者的才華,他塑造了美國的對台政策。這些政策透過《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延續至今。王景弘在台灣的讀者可能不會「瘋狂愛慕」這位已故的國務卿,但他們肯定會對杜勒斯為台灣在廿一世紀的存立和成功所做的貢獻心懷感激。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自由時報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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