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拒與周恩來握手的歷史之謎 (譚慎格)

譚慎格

John J. Tkacik

我對美國現任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chael Pompeo)近來成為中國汙衊詆毀的對象深表同情,以此為開場白,我將在下文中鋪陳對已故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典型在夙昔的緬懷。

中國大外宣 攻訐龐皮歐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說法,龐皮歐國務卿是「人類公敵」,是「毒性大發」的外交官,是「政治病毒」的「超級傳播者」,是「陰暗心理」的「造謠者」。我試圖從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本月一日刊登的一篇過度亢奮的分析報導中,一一找到所有的引語,但我後來放棄了。我想這些「突破做人底線」的攻訐,應該八九不離十。然而,華盛頓郵報這篇報導的主要缺失,是照單全收地複述中國點名「龐皮歐汙衊中國隱瞞疫情」,包括「編造病毒是武漢實驗室洩漏」。龐皮歐國務卿的確批評中國不遺餘力,但最後一件事顯然是惡意曲解。因此,我將此視為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CPD)執行的另外一起成功的「大外宣」(中國對外宣傳大佈局)任務。

中共中宣部的假訊息辦公室對龐皮歐國務卿的辱罵,讓我不禁會心一笑。不久前,我將中共刻意散播假訊息的行為,做為中國談判策略的一種手法加以研究,卻意外發現多年前的一件歷史公案─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根本不存在、子虛烏有的迷因(meme)─但大多數研究美中關係的歷史學家,卻堅持認為真有其事。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龐皮歐國務卿名聞遐邇的前輩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順道一提,杜勒斯是唯一一位訪問過台灣的美國國務卿。的確,杜勒斯的政策深刻影響了台灣的現代史發展,但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台北竟然連一座杜勒斯的雕像也沒有。他是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是人性尊嚴和高貴品格的典範,也可能是美國現代史上最能幹的國務卿。

散播假訊息 令人回想歷史公案

杜勒斯也是亞洲民主的堅定捍衛者;他致力於保護台灣;而且就像龐皮歐國務卿一樣,杜勒斯強烈反對共產主義,尤其是中國的共產主義。

故事發生在杜勒斯去世一年後的一九六○年,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設法說服美國作家愛德加.史諾 (毛澤東稱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無視美國對中國的禁運,執意前往這個「人民共和國」報導所謂的「大河彼岸」。這是一場精心策劃、從未給予外國人的無上禮遇,史諾的旅途與當時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The Great Leap Forward)運動完全隔絕。為了確保史諾與中國的悲慘現實絕緣,周恩來總理動用自己的專屬火車載著史諾周遊中國各地,周恩來本人還在往返北京與北方旅遊區之間的四節藍色豪華軟墊鉑爾曼列車上,花了十二個小時陪伴史諾。史諾的主要導遊是留學美國的經濟學家冀朝鼎博士,他直到一九四九年都是中共潛伏在蔣介石政府裡頭最重要的金融特務。

周恩來誤導美作家 抱怨杜勒斯

一九六○年八月一個暖和的夜晚,周總理在火車上設宴款待史諾時,將話題轉到已故的杜勒斯國務卿身上。一九五四年在日內瓦舉行的朝鮮半島與印度支那會談期間,周恩來曾與杜勒斯置身同一間會議室。

當時,周恩來向史諾透露,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杜勒斯國務卿「讓他嚇了一跳…他提前進入會議室的休息室。除了杜勒斯之外,沒有其他人在場,而杜勒斯只是這場會議的『觀察員』。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很自然地伸出手來。杜勒斯卻將雙手交叉在背後,搖了搖頭,便離開了休息室。周恩來現在想起這件事,反應還是很激烈。」

這段軼聞是周恩來親口道來,然後由冀博士以英語轉述給史諾聽的。杜勒斯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安詳離世,已經無法得知他對此事有何評論。一九六一年,史諾非法訪問中國的遊記出版後,這個故事立刻成為美國媒體爭相報導的題材。直到今天,此事仍被信以為真。

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志得意滿的周總理向當時訪問中國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抱怨杜勒斯那年在日內瓦的怠慢。「你知道有一次杜勒斯不願和我握手嗎?」他對季辛吉說:「這不是很奇怪嗎?」季辛吉回答說:「這真是太過分了,總理先生。」

令人驚訝的是,周總理在日內瓦的助手、當時擔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的王炳南(Wang Bingnan)大使,在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回憶錄中透露:「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顯然,王大使並不知道這個謊言出自他的老長官,因為王大使堅稱,「在整個會議期間」,他始終在周總理左右,而且基於共產黨的紀律,周總理絕對不可能落單。「我們代表團從不和美國代表團聚在一起。總理非常審慎和嚴謹。杜勒斯是堅決反共的頭子,總理從來就沒想去和他握手。」

虛構外交風波 最終還是被揭穿

最後,王大使對這段真假莫辨的往事做出論斷:「包括尼克森和季辛吉在內的一些美國人,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提到這麼一件事,但他們實際上是以訛傳訛。」可見,虛構的歷史完全掩蓋了事實的真相。

想當然耳,虛構這起外交風波的目的,是不擇手段地企圖在美國媒體上將杜勒斯國務卿,刻畫成一個粗魯無禮的鄉巴佬,將周總理代表的中國塑造成受害的一方。

王大使還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到幾天前談判桌上的另一個事件。當時,美國代表團的副團長、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lter S. Robertson)闡明美國的立場,而周總理試圖加以破壞。「羅伯遜先生」,周恩來怒斥道,「我們在中國是認識的,我了解你。」王炳南回憶說:「總理這些話講得很厲害,搞得羅伯遜面紅耳赤。」

王炳南後來解釋共產黨人為什麼要發動這些人身攻擊:「總理對這些問題觀察敏銳,考慮仔細,並善於抓住機會做工作。」

數十年來,台灣的政治人物心知肚明,「中國共產黨」以這種惡毒的刻薄言辭攻擊個別對手,主要目的就是瓦解他們與中國談判的能力。當外國談判對手試圖與中方接觸時,他們內部協調的壓力也會因此升高。這是一種有點微妙,但也非常高明的伎倆。

人身攻擊是中共談判的特製武器

簡而言之,「人身攻擊」是中共挑選談判對手的特製武器。他們讓外國對手相信,代表團裡的某個或另一個成員根本無法與中國打交道;因此,外國代表團被迫面臨改變其談判陣容的壓力。中共卻絲毫不受影響。黨內紀律意味著他們代表團裡的「白臉」(good cops)和「黑臉」(bad cops),都是精心安排好的角色;「黑臉」是執法者,「白臉」則是「人質」,如果對手代表不肯妥協,他們就會遭殃。

龐皮歐國務卿,還有更重要的美國總統川普,都應該將中國這種人身攻勢視為一種經過驗證的談判策略。擊敗它的最好辦法,就是無視它─或者還有更好的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自由時報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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