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恩師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黃國雄)

前總統李登輝。

李前總統是台灣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卓越政治經營者,也是一位傑出經濟學者。1972年當蔣經國上任行政院長時,李總統即被延攬為行政院政務委員,負責制定重要的農業政策,這是他從學界轉移到政界的里程碑。從政前,李總統任職於農復會,並兼台灣大學敎職。筆者在台大農經研究所進修期間,有幸當過他的學生。除修習他的授課外,他也是我的碩士論文評鑑委員。畢業後,我繼續留校當助教,並在課餘擔任他的長子憲文時為初三學生的家庭教師。隨後我赴美進修並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統計碩士及農經博士。我曾回台大農經系執教,那時李總統尚供職於農復會,曾撥款贊助我的研究計劃。嗣後我應聘任職於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處,專責應用計量經濟方法,研究有關食品需求的經濟問題。緬懷恩師治學嚴謹及熱誠栽培後輩,倍加景仰。本文旨在回顧有關他的思想與信仰的脈絡,以及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一、思想與信仰的脈絡

李總統在1943年於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即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就讀。戰後他於1946年返台,轉學進入台灣大學,畢業於農業經濟系。他的基礎教養階段深受戰前日本教育的影響。李總統在他所著的「武士道解題」一書中指出:明治維新時代,新渡戶稻造所著的「武士道」對他的人生影響深遠。他認為武士道精神的最重要德目:仁愛、忠義與誠信等,是日本人的精神和道德規範,也是他政治哲學的根本,及支持他政治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後盾。

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武士後裔的基督徒,專攻農業經濟。他曾負責規劃台灣製糖業,對台灣農業的貢献,跟建造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的八田與一齊名。後來他出任國際聯盟副祕書長,對日本貢獻良多,曾被記念印在日本五千円紙幣的頭像。李總統說他選擇京都大學專攻「農業經濟」,主要是受到新渡户哲學理念與人格的影響。當時他認為農業改革將是中國未來的關鍵問題,並且希望有一天能奉獻自己,前往中國東北地區 (當年的滿州國) 服務,因為那裡有很多京都帝大的校友。

除此之外,李總統在高等學校時的歷史老師鹽見薫,曾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讓他印象深刻。他說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深加鑽研,他想把馬克思經濟學應用到農業的可行性;這也是他到京都帝大選擇主修農業經濟的另一背景因素。李總統的抱負無非是學成後,如何解決農業的問題,讓百姓眾生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李總統在青年時期曾研讀孫文的「三民主義」,非常尊崇孫文的卓越思想,以及他積極宣揚「天下為公」的理念。他認同民生主義中「地權分配」的問題。他的家是小地主,孩提時期,看到佃農們為了能繼續承租農田,年中及年底都會到自己家裡來送禮。他們一意討好,甚至苦苦哀求繼續承租的情況,讓他感到疑惑與不平。他認為地主繼承祖先土地,卻不事耕作,只坐收地租,過著富裕的生活是不對的。因此大學剛畢業時,他曾以「給予勞動者土地」的立場在各地巡迴演講。

李總統在台灣大學時相當活躍,不願閉門苦讀,而不問世事。他提議成立學生自治會,自己還擔任農學院的理事長,負責指揮學生運動。他曾經與幾位朋友合夥經營二手書店,他提供了逾七百冊日本出版岩波文庫的藏書,賣到一本也不剰,但不久這間書店就關門了。他還與這些合夥的朋友組織一個讀書會叫做「新民主協會」。然而朋友中有一位是共產黨員,後來這個讀書會被共產黨吸收成為外圍組織,他隨即與這個讀書會斷絕關係。李總統年青時富有理想、抱負與滿腔熱誠。但是他也因此被國民黨列為長期監控的對象。

李總統於1968年自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返國復職於農復會。隔年六月某天清晨,沒有預警地被帶到警備總部約談,時間長達17個小時。之後每天一早就被叫去,到了晚上才放回來,持續約談了一個禮拜才結束,雖未遭羈押,但情況相當恐怖。據警總表示,由於李總統年輕時熱衷馬克思主義,並參加讀書會的記錄,必須加以調查,但是為何會受到這樣待遇?誰主使這次約談?當時是一個迷。

李總統由於夫人曾文惠女士的影響,1961 年在基督教聚會所受洗成為基督徒。他說自己是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倖存者,總算平安地度過白色恐怖時代。但是歷經動盪不安時期,一連串的人生轉折,讓他覺得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他成為基督徒後,在精神上有進一步超越的機會,以「我是不是我的我」,而是「基督在我裡面」的看法為中心。身為虔誠的基督徒,他理解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有關「愛」的意涵。他認為唯有愛,才能設身處地為人民著想,不求私利去完成人民付託的使命。他從過去充滿強烈自我意識的態度,轉變為能時刻關愛他人。他常引用聖經中愛的訓示:「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認為它是從事政治需要的藝術。當解決政治問題時,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徑,在多元的社會必須考量各種因素,選擇迂迴務實的方法,作出最妥善的處理。

李總統深切地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當蔣經國去世那天晚上八點,作為副總統的他依憲法宣誓繼任總統。他說那天晩上睡不着覺,於是起身與太太作祈禱後,翻開聖經讀到詩篇第七十三篇第23至24 節:「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裡」,這段經文給他很大的鼓勵。他雖然繼任總統,但却處於極端孤立的處境,既沒有自已的班底與派系可以當後盾,又無法命令軍隊,更掌控不了情治機關。要如何推動政務及重大改革,只有依靠上帝,透過祈禱才有勇氣與智慧來渡過這些難關。他深信上帝一定會與他同在,引導他克服一切的困難,實現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目標。

1995年,李總統訪問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在康大歐林講座向師生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歷史性演說。他指出臺灣已實現「主權在民」的政治體系。他強調他的執政是傾聽全國同胞的需求,而民衆最關切的,就是民主與經濟發展。民主必須包含對個人自由及社會公義的尊重,以及個人能夠直接影響國事的参與感。經濟發展不僅是為了追求財富與繁榮,還必須包括均富理念的實踐。李總統在其他的論述中,他觀察到台灣隨著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瀰漫著功利主義與投機心理,失去互相包容與彼此尊重。於是他提倡「心靈改革」,透過教育、文化復興等措施來彰顯社會正義、重建社會倫理。

二、經濟發展的貢獻

李總統作為經濟學者,著作等身,對於台灣農業經濟的問題都有精闢的分析。他多年來處理有關農業、農民與農村問題的經驗,是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1952年,李總統首次赴美,到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受教於後來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舒玆(T.W. Schultz)教授。他非常贊同舒玆教授所提出:研究農業問題不能只就農業範圍內謀求解決,需要重視農、工部門整體分析的概念。他在翌年得碩士學位,返回台灣擔任台灣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1957年,李總統開始在農復會就職,從事研究工作長達12年,期間也兼任台灣大學教職。

李總統於1965年再度赴美在康乃爾大學深造,1968年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1895-1960」,翌年獲得美國農經學會年度最佳論文獎,享譽國際農經學界。這篇論文是有關農、工部門間資本的流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戰後台灣農業在總體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農業把就業人口移至其他產業,以滿足日益增加的勞動需求,而且還要為推動工業化提供充分的食物與原料,以滿足增加的人口與新興產業的需要。經由農業部門購買力的增加,以擴展工業品的國內市場,如此累積充足的資本來幫助工業的發展。又擴充農產品出口,為工業化換取更多的資本財進口。這些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可提供經濟開發中國家的參考。

李總統從康乃爾大學學成返國後,有一天在經濟學者王作榮家作客時,認識蔣經國的子弟兵王昇。之後他也有機會與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煥相識。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經由王昇與李煥的推薦約見李總統,表示要聽取他對農村問題的看法。當時台灣農業疲弱不振,農村人口也開始減少而發生嚴重的問題。李總統當天侃侃而談,提出如何解決農業生產不足、農村人口大量外移、農地過於便宜等農民所面臨極大的困境,讓蔣經國印象深刻。

李總統在1970年受邀參加國民黨的第十屆四中全會,他就「加速農村建設」議題提出解決農村問題的方向,得到蔣經國十分的讚賞。蔣經國跟李總統面談,有意借重他的專長,並且勸他加入國民黨。李總統終於了解,年前最後一次被警備總部的約談,臨去之際,審訊官説:「敢用你這樣的人,大概也只有蔣經國吧!」是因為蔣經國考慮要用他所採取的洗清程序,所以警備總部開始調查「李登輝的過去」,並且查證他的「思想傾向」是否有問題。李總統在1971年正式成為國民黨黨員,展開他置身於體制內來改革台灣的這條路。關於入黨事,正如他在「餘生」一書,第43頁所說:「心情是五味雜陳。不喜歡國民黨,對政治毫無野心。對於經過白色恐怖時代的我來說,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我潛意識裡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李總統(時年49歲)以政務委員入閣,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閣員,負責處理農業問題。他說能獲得蔣經國重用可能因為他的「日本特質」:對工作有責任感,誠實做事,不說謊。而且不必擔心他會躁進對政策的實施。蔣經國對李總統評價甚佳,據最近解密的蔣經國日記中有記載:「李登輝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是可以培植的人才。」

李總統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六年期間,以農經專長致力於農業政策的擬定。他的基本的政策理念和作法就是以保障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同時確保工業化的順利發展。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當時台塑公司遊說行政院修訂法律,企圖在某縣以每甲四萬元的價錢,購買四千甲土地。當時政府內部只有他一個人,反對放寬農地買賣的修訂法案。倘若該法案修改成功,他相信台塑和其他企業跟進,很有可能將購買十萬甲以上的農地,迫使五十萬農民離開農業。以當時的財政、經濟和社會狀況,無法救濟或吸收釋放出來的農業人口。而且任憑農地自由買賣,將淪為投機變更為工業和住宅用地,導致地價暴漲,失業人口增加及惡化社會問題。他說服蔣經國維持農地購買的原本法案。

在協助蔣經國推動農業改革的這段過程,李總統提出了不少重要措施,後來經過行政院核定實施。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在他入閣的隔年即廢除「肥料換穀」政策。當時肥料換穀制度已運作25年,政府獨佔了農地所需的肥料生產,農民被迫以穀物交換。而交換的比例又對農民不利,因此有必要改變這種任由政府壓榨的原始市場模式。其他農業改革,例如他主張廢除田賦復徵敎育捐,放寬農業貸款條件,改革農產運銷成立農業生產專業區,建立農業工業區等策施,對加速農村建設幫助甚多。

1981年,蔣經國指定李總統出任台灣省省主席。在省主席任內,他提倡「八萬農業大軍」來復興農業。他規劃從八十九萬農戶中,培養八萬戶的「核心農家」,將其子弟送往農業專科學校,學習最新的農業技術以提高生產力。放寬農地使用,讓他們籌組農業公司,以便進行大現模的企業經營。又他在省主席期間,引進區域發展觀念,促進農業改革及城鄉的平衡發展。同時運用他的農業專業知識,推行稻田轉作,改進農產品運銷。這些政策對台灣農業長期發展頗有建樹。

對於一般經濟,李總統也有前贍性的看法。台灣解嚴後,傳統產業如成衣、製鞋、家電、玩具等轉移到中國,接著是外移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致使「中國製造」在全球市場取代了「台灣製造」。面對中共的敵意,台灣處理兩岸經濟的往來,採取「戒急用忍」的政策是有必要的。李總統主張開創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新時代。不要把產業重心轉移到中國,而是確立以台灣為重心,擴大向全球開放,引進全球資源、資金、技術、人才。然後進一步發揮台灣產業創新能力的競爭優勢,提升台灣的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社會、環境與國民生活品質的新戰略。

三、結語

李前總統的職場出身於台灣農林廳及農復會,長年在台灣大學等學府兼任教職,是典型的學者與行政技術官僚,對台灣農業發展有傑出的貢獻。李總統自從1972年被蔣經國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以來,1978年就任台北市長,1981年轉任台灣省省主席,1984年當選第七任副總統,1988年蔣經國病逝後,他繼任總統及國民黨主席。他說自己沒有政治野心,在歷史因緣際會下,走上從政之路,進而擔任國家的元首,這是歷史的偶然。

任職總統的十二年期間,他秉持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與基督教的信仰,成功地帶領台灣住民經歷了一連串民主化改革過程:終止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及政黨輪替時的政權和平轉移。他破除萬難而不流一滴血地讓台灣政治體制,從軍事獨裁轉變成為民主體制。結果威權體制瓦解,社會經濟也日趨自由化、多元化,這是台灣首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即所謂「寧靜革命」,堪稱是他畢生最大的榮耀,也因身為推動者而獲得「台灣民主之父」的美譽。這就是他對台灣人民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今後我們應該繼承他的意志,繼續努力捍衛台灣人民享有自由與民主的幸福,以告慰他在天之靈。(作者為美國農業部退休資深經濟研究員、南加Laguna Woods 台僑)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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