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供銷社談中國經濟向左轉(楊宗新)

 

中共廿大中,供銷總社負責人梁惠玲當選中央委員,會後供銷社宣布大舉招考工作人員,加以不久前啟動的社區食堂,這些舉動令人聯想到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公社

供銷社源於韓戰期間的民生農糧匱乏,因而透過集體方式生產銷售,對中共在文革期間仍能維持統治權,功不可沒。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後,供銷體系重要性頓失,面臨轉型危機,甚至一度以我國農會為學習對象。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之際,基層供銷社的鄉鎮覆蓋率只有五十六%,二○一八年迅速攀升至九十五%,目前推測已涵蓋全境近四萬個鄉鎮。

這種集體經濟的復興,可從以下幾層面解釋。在經濟層面,中國歷經卅多年快速成長後,工業化紅利即將用盡,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均上升,多項經濟指標出現警訊,外資亦開始撤離,導致失業率上升,引發一波波官民衝突、社會動亂。為對抗停滯性通貨膨脹,中國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並重啟物資控管,對外做足與他國貿易競爭準備、對內避免中產階級貧窮化。

政治層面,是政府將經濟權力下放後,出現了阿里巴巴、騰訊等巨型私營企業,馬雲等企業鉅子成為青年崇拜對象,甚至出言批評政策,政府權威受到挑戰,過去賴以為財源及人事安插管道的國有企業也式微。面對市場自由化反造成「令不出中南海」局面,習近平上任後強調「國進民退」,鼓勵政府及國企對經濟的干預,試圖將遭地方及私企瓜分的權力重新集中。

社會層面,則是糧食危機的浮現。改革開放後,人口向都市集中,農村成為貧窮象徵,集約農業下的糧食產量也始終不足以自給。二○一九年美中貿易衝突發生,美國限縮大豆、玉米出口,並調漲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糧食安全成雙方角力重點;此外二○二○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堅持清零政策至今,封城、封路之舉嚴重影響物流,農產品難以運抵城市,價格大幅上漲。

重啟計畫經濟,固能於短期內對資源做出合理配置,卻也可能造成市場僵化、創業意願降低、外資撤離等弊端,與改革開放路線背道而馳,顯示中國經濟正走一種閉關鎖國的內循環模式。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自由時報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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