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的是自信 不是警訊(何瑞恩)

何瑞恩

最近幾個月來,有關台灣命運的末日預言層出不窮,令人眼花撩亂。前美國官員一直預測中國將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歷史學家和大戰略家將台灣的緊張情勢,比擬為當年的蘇伊士運河、敦克爾克(Dunkirk)、古巴或科威特。一本知名雜誌甚至將台灣描述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台灣防疫沉著 遠遠領先世界

與此同時,COVID-19(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後,台灣恢復正常生活的速度,遠遠超越世界上幾乎其他任何地方。台灣的領導者,尤其是蔡英文總統,始終保持冷靜沉著。台灣的經濟持續暢旺。而且,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也獲得更廣泛的重視;最近全球半導體短缺告急,讓世界各國的領導者深刻意識到,台灣及其企業在推動全球經濟向前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台灣的現實生活與許多不在台灣的人的焦慮感形成強烈對比,為何會出現這種奇怪的落差?這種恐慌多半必須歸咎於北京當局在追求其野心時,展現躁進的咄咄逼人姿態。中國在台灣周邊的武力恫嚇愈來愈囂張。北京當局還踐踏香港的自治權,在中印邊境逞強鬥狠,升高在南海的軍事和民兵侵擾,而且持續擴大投資可用於攻打台灣的軍事投射能力。

某些西方分析家擔心,台灣民眾對中國持續擴張的軍事力量不夠警覺。他們認為,一般民眾若對台灣面臨的威脅有更深刻的體認,或許可以為增加防禦能力的投資打造更堅強的政治後盾。然而,這些論點往往忽略一個事實,即儘管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過去二十年裡變得更為強大,台灣的國防開支在政府總預算中所佔的比例,卻始終維持不變。換句話說,如果僅止於口頭警告,不太可能促動台灣增加國防開支。

許多歷史學家和大戰略家都習慣尋找歷史上的類似案例,來解釋台灣當前的困境。這會導致扭曲的歷史類比。與此同時,大思想家們也經常只是將台灣當成強權對抗的客體,未能正視其二三○○萬人民的意見,才是決定台灣未來的關鍵因素。

強調台灣弱點 是在幫助北京

不過,這些見解上的差異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已。那些強調台灣的弱點而不提供建設性補救措施的人,正在幫助北京削弱台灣人民對其未來前景的心理建設。他們也提高了台灣的風險係數,可能減損台灣吸引外資和人才的能力。北京當然樂見台灣感到孤立且不堪一擊。北京企圖灌輸一種認知,即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獲得安全、繁榮和尊嚴的唯一途徑,是與中國大陸統一,或者至少必須採取行動,拉近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幸好蔡英文總統和拜登總統對這些動因了然於胸。兩位領袖處理兩岸議題已經累積數十年的豐富經驗。他們對當前情勢有各自的判斷。雙方都對彼此的意圖深具信心。他們都不會為北京提供可以訴諸武力的藉口。在應對北京的惡行所帶來的挑戰時,兩人都將謹守分寸、深思熟慮,而且彼此協調。

日本首相菅義偉上個月訪問白宮時,與拜登總統共同發出明確訊號,表明美日兩國對維護台灣海峽穩定的重視。他們的聯合聲明強調台海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這是自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以來,台灣首次出現在美日領袖聯合聲明之中。 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經濟體對於台灣的重要性建立共識,有助於破解任何企圖孤立台灣的詭計。

雖然美國高層官員強調,美國並未尋求與中國進行「新冷戰」(new Cold War),或有意與中國正面衝突,但美國近幾個月來仍在台灣周邊維持穩定的軍事存在。這種姿態反映出美國在極力克制與北京直接對立的同時,仍決心維持亞洲地區的自由開放,確保其對夥伴和盟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

儘管這些努力並沒有解決台灣的問題,卻為台灣的領導者提供了強化自身立場的空間。正如我在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同事卜睿哲(Richard Bush)在其重量級新書「艱難的選擇: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Difficult Choices: Taiwan’s Quest for Security and the Good Life,暫譯)中所指出的,台灣必須設法克服若干重大障礙。這些措施包括編列更多政府預算以滿足社會與安全需求、能源改革、司法轉型、強化經濟競爭力,以及加強政治團結以應對來自北京的壓力等。

台灣加強實力 也能貢獻國際

台灣還可以對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做出貢獻,從綠能科技到打擊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防範大流行傳染病到婦女賦權(empowerment)等等。台灣在加強自身實力和解決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方面愈成功,它就愈不容易受到中國的脅迫。畢竟,台灣人民對自己的未來掌握主動權。而台灣的經驗未來可以成為值得歷史學家探討的案例。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自由時報0515

Facebook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