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對岸金錢支助犯什麼罪?(吳景欽)

吳景欽

自稱中國間諜的王立強於澳洲投誠,也牽扯出創新公司之總裁夫妻,是否違反國安法的疑雲,就待檢方儘速調查與釐清。惟從此事件,卻引發一個問題,即對中國以金錢支助台灣的宗廟、團體,甚至是政黨或候選人,到底會犯什麼罪?

由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針對兩岸人民的權利義務,必須以法律,即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規範,故中國就被界定為大陸地區,而非屬外國。依循如此的脈絡,就會造成刑法外患罪章裡,涉及通謀外國、敵國而危害國家存立的犯罪,完全無法適用於對岸人士。故於立法院上個會期,即於刑法增加第115條之1,將外患罪的適用地區、對象,也擴及於中國、香港、澳門,甚至是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不過如此的增訂,卻仍有問題存在。因在外患罪章裡,有法定刑最重可判處死刑的通敵罪,而因所謂敵國,乃屬浮動的概念,故於目前的法律條文及官方文書裡,並未將任何國家,甚至對岸明列為敵對勢力下,外患罪裡有關通敵罪的法條,實就無適用之餘地。

拿對岸金錢無法處以外患罪

其次,在外患罪章裡,除了通敵的犯罪類型外,即是以洩漏或刺探國防機密罪為最重要。惟若個人或團體,僅是單純接受對岸的金錢,並未有任何刺探或交付國防機密的行為,實難進入外患罪的處罰範疇。而唯一有可能者,就是在接受對岸金錢的同時,私與其為約定必須政府授權的事項,依刑法第113條,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是此條文於今年修正時,增加私與約定卻未對國家安全造成損害之處罰,且到底要與對岸約定什麼樣的內容,並未明文,就有違明確性,致使此罪的宣示意義重於實質。

故此次王立強所衍生出的案件,恐僅能論以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項,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意圖危害國安發展組織罪。而此罪,雖也將對岸、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等地區列入處罰範疇,但對於國家安全、社會安定、操控、發展等等之用語,仍顯得模糊,致於適用時必須相當小心。也因此,此案雖事涉國家安全,卻也不能忽略當事人正當程序的保障,更不能僅以海外人士的片面之詞,即來認定有罪。

可依政治現獻金法處罰

所以,就台灣的公職候選人,若真有接受對岸金錢利益,最直接的處罰依據,恐來自於政治獻金法。因根據政治現獻金法第7條第1項第8款,政黨或候選人,是不能接受來自於對岸的政治獻金,違反者,甚至依據政治獻金髮第25條第1項,還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此刑罰,卻有諸多例外不罰的情況。首先,根據第15條第1項,候選人若發現有對岸的獻金,若於發現後返還,或於返還不能時繳回國庫,都不會有任何觸犯刑罰的問題。

再來,即便事後被發現收受有對岸獻金,也未返還或繳回國庫,但依據政治獻金法第25條第3項,只要候選人能證明已盡了查證義務,仍屬於不罰的例外情況。而證諸現實面,對岸若要捐助候選人政治獻金,不可能公然以中國的組織、團體或公司名義為之,可能會透過各種在地的公司與團體或個人來捐贈,這就必然造成查核的困難。

也因此,是否僅以形式來認定是否為對岸資金,確實有檢討之空間。惟即便以實質關聯來認定是中國資金,卻也不能因此推斷候選人即觸犯政治獻金法的刑罰規定,畢竟,就候選人來說,其並無公權力,自不可能去洞悉此資金的背後來源,故只要候選人能提出有查證之事實,即應屬免責範圍,以免使執法機關落入政治打壓工具之口實,至於因此所查出的對岸資金來源,實得賴國安與情治機關,進一步去追尋。惟有如此,才能在人權保障與國家安全間取得平衡。(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主任)民報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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