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損人不利己的罷工 (自由社論)

長榮空服員罷工落幕。這場三年來第三次航空事業罷工,人數之眾、時間之長、衝擊之大,都創紀錄。整體來說,這次罷工高舉「反威權、爭尊嚴」旗號,結果卻是一場損人不利己、幾無贏家的罷工。

罷工是勞工爭取權益的手段,這是已被台灣社會接受的觀念。不過,航空屬公共服務的特許事業,牽涉廣大消費者,罷工應是「忍無可忍」的最後手段,不宜輕率啟動。從結果來看,據初步估算,這次罷工為空服員爭得一年三至五萬元飛勤獎金,卻可能失去十二萬元年終獎金;得不償失,十七天抗爭並未給勞工帶來實質利益。資方的損失更為明顯,營運、收益、商譽都受損,對乘客、旅遊業者的賠償正在進行,而罷工導致的員工對立分化、甚或霸凌的內憂外患是現在進行式。顯然,以簡單算術計,罷工結果對勞資雙方都不利。

廣大的公共利益,在這次罷工也明顯受害。據估計,罷工影響旅客二十八萬人次,班機取消、改班讓旅遊業者首當其衝,旅遊糾紛不僅涉及金錢和時間,連帶影響觀光消費。尤其這次罷工正值暑期旺季,工會以突襲式罷工試圖嚴厲打擊資方,大幅增添了社會成本。此外,長榮是股票上市公司,罷工導致股價下挫,股東投資人權益受創,連新制勞工退休基金也因此縮水。如果罷工有助公共利益,社會付出成本或勉強可稱「必要之惡」,這次罷工的得失顯非如此。

如今罷工落幕,不論從勞資關係和公共政策角度看,都不能讓事件船過水無痕,只有深切檢討調整,才能減少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罷工重演,避免經濟社會再度無端受害。

躁進的工會最應檢討。工會以勞工集體之力,為勞工爭取權益,師出有名;但如今不僅長榮空服員得不償失,拖累經濟社會,工會幹部面臨法律追訴,嚴重挫折工會形象及勞權運動。工會運作如策略、手法過於激進不務實,不但吃緊弄破碗,不能為勞工實質爭取到權益,難獲社會公眾支持,工會本身也不免越做越小;這是許多國家工會運動者的通病,這次長榮罷工的工會表現也沒例外。

我們的法律容許企業工會以外的職業工會、產業工會,參與發動罷工,助長了工會的冒進。有如國人所見,三次航空業罷工,都由外部工會主導參與;其結果,不僅二月間造成「長榮機師主導華航罷工」,這次也出現「外部工會煽動非長榮員工罷工投票」、「外人投票贊成罷工」的怪象。正因如此,罷工以搞工運、社運為主要考量,勞工權益淪為次要;空服員甚至被指為工運的棋子,其來有自。

民進黨政府的態度和作為,助長而非消弭航空業的勞資對立。華航三年前、今年初分別發生空服員及機師罷工事件,行政部門都以其在華航的相對多數官股強勢,迫使華航專業經營管理團隊退讓,甚至撤換人事,助長了外部工會的氣焰。

長榮是民營上市公司,照說勞資談判既已破裂而進入罷工階段,政府的角色是仲裁與協調,不宜介入,尤不可偏頗。但這次罷工顯示,民進黨政府既無以擺脫「進步」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勞動部的部會本位主義作祟,加上不願得罪工會的政治考量,仍在事件中向工會傾斜,向資方施壓;若非工會過於躁進、運作失當、扣留「三寶」、社會觀感不佳,罷工或難善了。

如今罷工落幕,訂定航空業罷工預告期,以降低罷工的經濟社會負面效應,無疑是各方最大的期盼;交通部如此呼籲,勞動部卻仍以「不宜躁進」保留。這其實是勞動部的最大問題,它一直把自己定位為「勞工部」,狹隘地自以為是為勞工服務,而未能衡平地從勞資雙方著眼,恰如其分做好「勞動部」職責。在配合週休二日的「一例一休」修法中,國人看到勞動部及民進黨政府陷於「進步」的迷思而導致經濟社會亂象;在近年連續的罷工,這一迷思不除,亂象難解。

持平而論,有這種「進步」迷思的不只民進黨人。本週進行民調的中國國民黨總統提名初選,有人主張「六歲以下孩子國家養」,也有人倡議「六十五歲以後長照國民年金付一半」,引發「社會主義」和「零到一百歲都給國家養」的冷嘲熱諷。然而,這些主張雖「進步」,絕不適合現今台灣;航空業罷工亂象,應讓國人更深切看到這一點。自由時報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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