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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June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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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良、黃根深 UCLA的那些日子

與談人︰李木通、劉天良、黃根深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1966~1972在UCLA)和劉天良(1965~1968在UCLA)、黃根深(1967~1970在UCLA)都是半世紀前曾在UCLA 留學的台灣學生。他們在兩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成長、就學甚至就業之後,分別來到美國留學,因為對台灣的愛和對民主的追求,讓他們在UCLA有了交集,也共同為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貢獻了五十年,終於見到國民黨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土崩瓦解,台灣第一位本土的女總統誕生,本土政黨完全執政,真是起伏跌宕的半個世紀!2016年3月9日,他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有談不完的話題。

讀書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李木通說,1966年來到UCLA,參加了同校台灣留學生所舉辦的迎新會,這個迎新會正是劉天良所主辦。

劉天良回憶說,他在1965年9月進UCLA念研究所,當時隻身一人,沒有人迎新,非常孤單,所以隔年(1966年)他就主動發起舉辦迎新會,也就是李木通進到UCLA的那一年,那是UCLA的台灣囝仔頭一次一起舉辦類似同鄉會及同學會的活動。那時候黃根深已經在洛杉磯,所以也都一起參加活動,參與了很多事務。那一次的活動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在國民黨眼中是不容許的,劉天良說,那是個無理、荒謬的政權!在台灣,從中國逃過來的人可以有山東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等的社團,但台灣囝仔到海外留學,卻容不得有個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的組織,讓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的台灣人互相照顧、交流。所以那時候開始舉辦這樣的活動,就是一條不歸路,而台灣同學會就在這次舉辦迎新會的活動中自然而然成形。

李木通說,六十年代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讀書會,會員輪流上台報告讀書心得,除了劉天良、黃根深、李木通之外,還有陳嶄新、王秋森、陳松楨等成員。劉天良說,讀書會的意義深遠,因為後來和UCLA、USC的台灣同學會的成員逐漸形成大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劉天良說,讀書會其實也是後來生活座談會的前身。劉天良當同鄉會長,因為大家都關心台灣,劉天良就提議,大家都各有所學、各有專長,何不將自己的所學所長拿來分享,提升大家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後來促成了生活座談會。劉天良說,生活座談會再發展為現在的「台美人論壇」,這就是它的脈絡與傳承。

李木通說,生活座談會現在好幾個台灣人的社區都還有。劉天良也說,南加州因為有生活座談會這樣的交流論壇,培養了不少能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台灣人領袖,除了李木通、黃根深之外,曾參加生活座談會的人,像郭清江、謝清志、王秋森、蘇育德、蔡滄波、江昭儀等人後來也都回台灣並有所貢獻。

李木通也說,他自己參加生活座談會實在獲益良多,因為在生活座談會上,必需上台講述,並有人給予指正,獲得了上台演說的實際經驗。

劉天良說,他認為世界的頂尖學校,應該協助學生學習溝通(communication)和系統(system)的觀念,這正是生活座談會所推動的兩個翅膀,台灣尤其要注重這兩個翅膀。劉天良說,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他也曾經到溫哥華去成功地「推銷」了這兩個觀念,也曾經在東京用video 發表過這個理念。他希望台灣的教育界也能夠加強這兩部份的教育和訓練。

他說,因為生活座談會的歷練,他在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才能升任section manager,也是台灣人員工裡的第一個。正是因為有溝
通能力和系統觀念,才能和整個團隊合作無間。

劉天良說,人類因為溝通出了問題而導致的禍害,比起疾病還要可怕。而台灣人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系統觀念也比較薄弱。所以亂變、變亂層出不窮,他因此也一直在大力推動強化台灣人這兩個「翅膀」。有這兩個翅膀,才能和別人一起飛,而且飛在最前頭。

李木通也同意說,台灣人往往比較內向,不善於上台高談闊論,如果能具備這兩種能力,一定對工作、事業都很有幫助。

黃根深則說,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他參與很多,他負責文書方面的事務,比如發通知、編製newsletter等等。1969年在 Rancho Park Golf Club 辦台灣同鄉會活動時,參加的人就多達兩百人左右。李木通說他也記得該項活動,那時候李木通夫婦都參加了活動,黃根深還邀李木通夫人寫了一篇參與活動的感想,登載在newsletter上。

劉天良回憶說,台灣同鄉會成形後,1967年有一期UCLA的校刊登出一篇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投稿,引起討論,很多人都說是劉天良寫的。劉天良笑說大家都賴給他了。

黃根深說,當時候台灣同鄉會是陳銓仁(陳隆、陳堅的大哥,已過世)在主持的,主要都是他在聯絡、協調,後來才由許和瑞接棒,1967年當了會長。所以若溯及源頭,陳銓仁應是創會會長。

劉天良說,許和瑞當了三年的會長,後來就有人批評說這樣有點像蔣介石了。其實那時候當會長是「殺頭生意」,少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當會長的。由於劉天良在同鄉會很熱心參與各種活動,所以1971年被推選為會長。

劉天良回憶說,UCLA有一個東方圖書館,裡面陳列有「中央日報」、「人民日報」、日本的雜誌,林林總總。劉天良說,當時他很天真的認為,來到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應該甚麼都可以看,都可以參考,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絡杉磯的領事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徘徊走動,有一次劉天良翻閱「人民日報」,卻見該國民黨官員在瞪著他看,令人極度不安而且憤怒。劉天良說,當年那就他們這些駐外官員的工作,但他就是不能理解,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學府裡,我們竟然還是不能自由地閱讀圖書館裡所陳列的各種資訊。

李木通回應說,歷史真是捉弄人,當年看「人民日報」會被國民黨的領事「點油作記號」;可是今天的國民黨官員可能反而要說「人民日報」是必讀刊物呢!為了統治台灣人,國民黨可以從反共變親共,這種轉變太諷刺了!也太侮辱台灣人了!

劉天良感嘆,台灣人是被當奴隸看待的,簡直比美國當年黑奴的遭遇還要淒慘。

黃根深當時負責出版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通訊 Formosan Newsletter。黃根深說,那時候留學生念理工的佔絕大多數,像他念文科的很少,所以「舞文弄墨」、畫圖等都他一人獨撐,寫、編、印、摺、貼郵票、寄發,校長兼撞鐘。除了newsletter之外,也出版了同鄉會的通訊錄,現在都成了台美人活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歡迎台灣金龍少棒隊

黃根深還記得,台灣金龍少棒隊1969年來美國比賽獲世界冠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也很盛大。他說那是他參與同鄉會以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次的歡迎會是在許和瑞會長任內的事,劉天良是該歡迎會的主持人。劉天良回憶說,為了歡迎並獎勵這些台灣少棒選手,同鄉會為每一位選手準備了一份禮物,那是一支筆和20元美金。當時領隊謝國城(謝南強的父親,謝南強是UCLA企管博士)依照球隊人員名單,逐一唱名,上台接受許和瑞會長頒給禮物,最後有兩位隨團記者,因為同鄉會只準備禮物給球員,並不包含記者,記者上台沒有禮物,讓謝國城非常緊張,一直敦促同鄉會給個甚麼禮物,生怕得罪了這兩個記者。

李木通也回憶說,那時候同鄉會會參與歡迎少棒隊,因為領隊謝國城是謝南強的父親,大家願意出力相助。台灣的少棒隊出國比賽時,經費根本沒著落,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比賽時,謝南強呼籲UCLA的同學,請大家在少棒選手打完球從威廉波特來洛杉磯時,提供小朋友住宿,每個家庭招待兩位選手。李木通也允諾招待兩位小客人。不過,金龍少棒隊獲得冠軍獎杯,大大出了名,結果錢就來了,然後台灣同鄉會的盛情就遭排擠了。

劉天良也說,當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國民黨官方就不打算讓台灣同鄉會招待小國手們,要把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但由於台灣同鄉會表示,若被排擠在外,將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才同意讓台灣同鄉會在China Town 舉辦一場歡迎會。

李木通感慨說,少棒出國比賽,先是不給經費,還得洛杉磯的台灣同鄉熱心出面承擔招待和歡迎的費用和住宿家庭;然而得了冠軍,國民黨當局就前恭後倨,要一腳把台灣同鄉會踢開,實在非常勢力,也非常可惡!

黃根深也說,那次的確是海外台灣人愛鄉精神發揮的極致,出錢出力,畢生難忘!

劉天良說,金龍少棒隊的教練吳敏添在洛杉磯歡迎會後,聽說和幾位鄉親到聖塔莫妮卡慶功喝酒,回台灣後就遭到處分,沒再能當棒球教練了。李木通說,按國民黨政府的思維,去和「台獨分子」喝酒,這還得了!

李木通說,後來台灣少棒隊來美國比賽,因為都在東部(威廉波特),許多台灣人都會在球場舉牌「這是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向全世界宣示,也會惹來中國人的暴力相向。

台獨聯盟及抓耙仔

李木通說,他來UCLA念書時,蔡同榮、賴文雄都已在USC,也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

劉天良說,1965年5月,他來到美國,趁還沒開學,曾去拜訪賴文雄,他那時候已經知道賴文雄是「台獨人士」。他到賴文雄家的時候,在客廳就碰見後來被人指為「間諜」的那位仁兄。隨後,劉天良也認識了蔡同榮。

劉天良說,黃根深先前提到的1969年Rancho Park 那一場兩百人人參加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因為出席的同鄉太熱情了,蔡同榮事後打電話給劉天良,形容那次活動的盛況真是「空前絕後」。蔡同榮那天身上別了一枚「I love Formosa」的徽章,當晚他帶了百枚徽章到會場義賣,一掃而空,連他身上別著的那一枚也拿下來賣了!

劉天良說,蔡同榮讚他很優秀,還拿了台獨聯盟的入會表給他,邀他加入台獨聯盟;後來還要李隆吉帶陳隆志到Gardena劉天良住處遊說他加入,不過劉天良並沒加入台獨聯盟。

劉天良說,他確實是頗有顧慮,因為他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的,而當年也還希望來美之後,還能有機會回去見到父母親。不過即便如此小心,1971年劉天良被推舉擔任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的同一年,劉天良已經無法回台奔母喪。

黃根深回憶說,1966年11、12月時,當時他住在USC附近,和一群台灣留學生同住在一棟出租的公寓,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和住在那裡的賴文雄認識並來往,賴文雄並在1967年介紹黃根深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就在組織裡負責編印newsletter「Formosa gram」。

當年台獨聯盟在USC開的會都是密秘舉行的,開會的人包括有賴文雄、蔡同榮、張燦鍙、王秋森、陳松真、黃根深、許和瑞以及那位後來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的人。這一密秘會議一個月開一次會。黃根深編寫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Formosa gram」兩期,這期間,每次的密秘會議,都會遭人打小報告給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果就有調查人員到黃根深在台灣的家去搜集他的資料。他說,雖然沒有證據,但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姜XX是抓耙仔,姜當時也是UCLA的學生。黃根深說,後來他就沒再聽到有姓姜的這名留學生的消息。

黃根深說,家人告訴他有關調查局人員到家裡搜集資料的事,黃根深覺悟到已經不能回台灣了。黃根深後來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念書,期間母親過世,他也無法回台奔母喪。雖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波折,黃根深這五十年來仍然是台獨聯盟的成員。
李木通回憶說,1967年,蔡同榮邀他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也都熟稔,也常常和這一群人做伙。

李木通說,這一些人裡面,姜XX和他頗為親近,因為當時都住在UCLA 的同一棟公寓,所以常有往來。李木通說,他當時也很天真,對姜沒任何疑慮;但後來有人警告李木通說,這個人要注意,李木通在驚訝之餘,回想和這個人交往的過程、互動以及和姜xx的太太的交談等等,才發覺事有事有蹊蹺。姜的太太常常告訴李木通說她沒有安全感。姜也常常在和李木通談話時接到來電,就跑到遠遠的地方小聲講電話。這個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領事館人員很熟,而且是「萬年學生」,總是念不畢業。他還聲稱在一家待遇很好的美國輪椅公司工作,收入優渥,但是卻沒看見他有上班的跡象。李木通說,國民黨給錢當然優渥啦!

李木通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姜xx是賴文雄、蔡同榮等人相當信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因此之故,李木通離開聯盟,不再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

李木通說,二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因為要籌組開設銀行,聽說股東裡面就有姜xx這個人;再過不久,就聽聞他已經過世了。
黃根深也回憶說,當年的台灣留學生都窮得很,也很節儉,不過姜xx卻很有錢,確實也令人感覺特別不同。黃根深說,他在編newsletter期間,也曾向賴文雄提過可能有內鬼,可是當時賴文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李木通也說,這件事對他個人及家人也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他的弟弟服兵役,常無故被叫去出操,並要他說明他的哥哥在做些甚麼事。李木通回台簽證也一直被拒絕,一直到1983年,李木通的祖母過世,李木通再去申請簽證,只獲得一次回台簽證。後來再要去申請簽證,當時的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或秘書?)令狐榮達告訴李木通說︰「上次已經讓你回去了啊!」意思是已經給了極大的恩賜似的。

黃根深說,1971年他離開洛杉磯前往愛荷華大學念書,在學校裡就有人傳言「不可和黃根深這個人來往,因為這個人是台獨」。黃根深說,他在愛荷華是初來乍到的人,怎麼就有人知道他是台獨?顯然國民黨的抓耙仔情報是互通的。黃根深說,那時候台灣留學生被打小報告的事例太多「太流行了」。李木通說,當然,因為那時候的職業學生很多!

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出台灣,1971年曾來過洛杉磯(註︰1971年2月 18、19 日,彭明敏來洛杉磯參加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那是彭明敏逃亡後首度在洛杉磯公開露面。

李木通和劉天良都說,在USC為彭明敏教授舉辦的歡迎會在晚上,聚會地點相當神秘,他們都是到了會場附近,才有人指示並引導到會場。李木通回憶說,彭教授和大家見面時說,台灣人要強一點,我們的勢如果壓過國民黨,這樣台灣就能獨立。歲月如梭,到現在已經都快五十年了。

劉天良說,他在UCLA念商學院,院長Neil Jacoby 曾是艾森豪總統經濟顧問之一,他和台灣有很特別的淵源。因為台灣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其實是這位院長當年協助擘劃的。國民黨大言不慚說是他們的德政,實際上都是接受美援並聽美國這邊的指揮在實施的,Jacoby在他的著作裡也曾提及。

劉天良說,1967年在商學院念書時,就曾經邀請Neil Jacoby 向台灣同學們演講。演講那天晚上,張燦鍙還特地從Pasadena趕到UCLA來聽他的演說。不過,演講會上也有聽眾當場質問Neil Jacoby 為何支持蔣介石政權。

至於職業學生的問題,劉天良說,那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事。劉天良在台灣是念成大外文系,來UCLA 念書時轉念商學院,所以頭一科要補修的就是經濟學,那時候他班上有一位台大經濟學碩士的外省人留學生,因為UCLA也要他補修經濟學。第一次期中考後,韓裔的助教說,「你這位台大經濟碩士怎麼念得比他這個非本科系的人還差?」

劉天良說,那個時候有不少藉著各種管道進入大學的特權學生,一旦出來美國,原形就畢露了,這實在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大弊端。

劉天良說,1965年,剛好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德(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來UCLA ,劉天良還特地跑到商學院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這位參議員,向他控訴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惡行,那是來美國留學頭一年就鼓起勇氣和美國參議員通電話的寶貴經歷。

不平則鳴的劉天良

劉天良說,他1946年上小學,因為國民黨軍隊來了,他的學校被佔用(一年級在雙連),二年級時劉天良還得從雙連步行到很遠的大龍峒那邊的學校上學。開學之後,學校要學生買習字簿,劉天良拿到的習字簿,前面好幾頁已被撕去。劉天良拿去向老師(姓高)抗議。劉天良說,他就是這個個性,即使是小學二年級,就會不平則鳴。

後來,念台中師範的哥哥,年底從台中回來,不知道大哥如何得知他向老師抗議習字簿的事,大哥告誡劉天良,「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劉天良初中念師大附中,高中念大同中學,考進成大外文系。

提到「年輕人愛講話才會惹事」,劉天良回憶說,成大畢業服兵役時,他是台南附近第九新兵訓練中心的排長。有一期來自高雄、屏東的新兵入伍,他們也都取得軍服。頭一個放假的週末,新兵都很興奮回家度假。可是週日晚收假後,林姓連長告訴劉天良,他排上有一名阿兵哥需要關禁閉,因為那位阿兵哥軍服的前胸的口袋竟沒蓋子。劉天良說,軍服是連裡發給他的,口袋沒有蓋怎麼處罰阿兵哥呢?連長生氣的說︰「這你不用管!」堅持要關阿兵哥禁閉。劉天良認為太無理,跑去向營長報告並求情,結過這是「越級報告」。當晚阿兵哥就寢後,連長就在連部對劉天良發飆。劉天良也只好把連長的飆罵當成狗吠火車,不當一回事了。

劉天良於1963年7月底服完兵役退伍,UCLA 給劉天良的入學許可是九月開學,劉天良於是趕緊辦理出國的手續。那時候出國留學要照X光,劉天良就到附近的馬偕醫院照了X光片。第二天去,醫院說片子丟了,結果重照,隔天再去,院方說有點問題。劉天良不敢置信,隔天再與畢業自台北帝大醫學院的哥哥去醫院看片子,馬偕的副院長黃文矩(無醫科畢業)陪兩人在燈前看X光片,劉天良的大哥說,片子看不出來有鈣化等問題呀,只是副院長一直沉默不語。

由於院方堅持X光片顯示「有問題」,劉天良不但出不了國,還得服用醫院提供的藥物,並不時要再照X光驗證。劉天良只能和UCLA聯繫,說明暫時無法出國就學,UCLA同意讓他的就學許可延期。

這期間,劉天良只好去找工作,幸好老天保佑,劉天良獲得一家日本商社的工作。要進日本商社時也一樣要照X 光,結果顯示這邊一點問題也沒有。於是1964年初進入這家位於台北南京西路,叫「丸紅」的日本公司上班。

那一年四月份,一位中國人(外省人)來到公司辦公室,向劉天良的同事吳秀惠說,要她轉告劉天良,年輕人愛講話才會惹事,但只要給他六千元,他就能替劉天良解決出國的問題。

劉天良說,把幾個場景拼湊起來看,這個中國人(外省人)怎麼知道他不能出國?馬偕醫院那邊的資訊怎麼會流入這個人手裡?而六千元可不是小數目!劉天良的父母親靠賣魚維生,每天也不過賺四十元,劉天良自己月薪一千八,每天也約六十元而已,哪有辦法拿六千元去讓那個傢伙喬事情?

劉天良也在這段上班的時間認識了他的牽手(黃久香)。劉太太在兩人結婚之前,因為是護士,所以辦出國手續到加拿大工作,兩人後來在美國結婚。

在日本商社工作一年之後(1965),劉天良終於獲准出國了。當劉天良到區公所辦理相關手續時,區公所的人告訴他說,要出國念書或做生意就是要「照步來」!不然就會有麻煩。也就是說,那個年代每個關卡就是要給錢才能好辦事。

1965年元月,劉天良因為準備出國,辭去工作,五月份順利離開台灣來美國留學。

來到UCLA原先念的是MBA,但劉天良想到自己是「外國人」,在美國誰會䀻他當經理?當時(1965)電腦科系正要起飛,劉天良就從machine language 開始轉行學電腦(MS, Computer Science),也因為010101....這個奇妙的數字,才醒悟台灣人在中國文化的教育下1不是1、0不是0的真象。

劉天良1968年6月從UCLA取得碩士學位後,很幸運7月就找到第一份工作,進入NCR(National Cash Register)服務。劉天良說,在UCLA曾修過System Analysis 和System Simulation ,所以就在NCR做System Simulation & Modeling的工作,也對系統的觀念有更深一層的領會。1972年,NCR搬遷到聖地牙哥,劉天良隨公司到聖地牙哥工作了一年,1973年回洛杉磯,進Douglas Aircraft工作,1981年一度又到Northrop工作了四年,1985年再回Douglas服務。

劉天良說,系統分析工作讓他獲益良多,他認為台灣的大學應該普遍推廣這一門課。他說,小自加油站、銀行,大到一個國家,都是一個系統。系統分析的觀念和應用在日本、歐美各國都已經廣泛地應用在各行各業及機構。台灣的教育若能從高中開始教導學生系統分析的概念,從problem definition、搜集資料、資料分析、解釋現狀,然後找出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樣對個人和國家的未來都會有極大的幫助。

劉天良有一子二女。兒子排行老大,現在在Highway Patrol 當警官,負責快速道路(express way)和收費道路(toll freeway)。大女兒Julia 在Torrance本田(Honda)公司服務,小女兒Lena 在聖塔莫妮卡從事補教事業。劉天良現在樂當阿公,女兒Julia的兩個小孩承歡膝下。

劉天良說,60年代來到美國留學,相當羨慕日本來的學生,因為他們學成之後,都可以回去回饋母國,貢獻所長;台灣的許多留學生卻有家不能歸。現在回頭看,過去24年,韓國人的國力已經飛速進步,台灣卻還在「九二共識」裡扯不清,大家還在那裡團團轉。一就是一、零就是零,觀念要清清楚楚;事實與意見是不一樣的,不能混在一起;而國民黨一直以來的「集體主義」專制一定要打破,不然動不動就被他們用「共識」來呼嚨人民,實在是台灣的不幸!

死於白色恐怖「莫須有」罪名的哥哥

劉天良一共有五個兄弟,他排行第五。二哥劉天生大他20歲,是台北帝大醫科畢業的高材生,三哥大劉天良10歲,由於國民黨的三七五減租、四萬換一元等等的政策,弄得劉天良家裡經濟狀況很差,三哥只好去念台中師範。

二二八發生時(1947),三哥才17歲,後來進到台中師範念音樂系,1949年的四六事件【見附註】發生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在台北、台中抓人。這事件中台灣人的先輩文學家楊逵也被牽涉在內。劉天良的三哥在台中師範念書時,和楊逵等人都有來往。劉天良的哥哥就是國民黨政府在台中逮捕的四個人之一。哥哥四月份被抓,本來六月就可畢業,但關到年底才獲釋,也因此未能在那一年畢業。獲釋後,雖然向教育廳等有關機關申請復學,想補足未完成的兩個月,都不得要領,也因此無法擔任正式的教職,幸好台中有學校請他去當國民學校的代理教員。但到了1952年,元月一日,劉天良的三哥因為放假回來台北,結果就被當局帶走,天人永隔。劉天良的三哥因為被國民黨當局指控他參加「讀書會」,於1952年八月二十四日遭到槍決,得年22歲。
劉天良說,和他三哥一起被捕的共有七人,都被判10年徒刑,但公文上呈到蔣介石手上,他哥哥等四個人被蔣介石批文「死可也」,另三人則改為15年徒刑。

劉天良說,那個時代台灣有許多的冤、假、錯案,他的哥哥是日治時代的人,對中文是生疏的,而戰後國民黨帶來台灣的老師也都是中國人,被指控說是參與讀書會,正是白色恐怖莫須有的受害者。因為那時候國民黨當局鼓勵檢舉,檢舉的人有賞,甚至可以分到被檢舉人的財產,這就是罪惡的來源!

劉天良說,他去拜訪過那三位被關了十五年的倖存者,所謂的「讀書會」根本就是莫須有的罪名,他們幾位被捕者都只是初中的同學,後來也各分東西,哪來讀書會?劉天良說,他哥哥是被他同校的一位名叫蘇坤煌的學生「舉報」的,因為舉報別人會獲得獎賞,而且國民黨是利用台灣人舉報台灣人,好狠!他說,從那個年代起,台灣年輕男子死亡率非常的高,國民黨的Genocide 罪行是非常明白的歷史事實!

「參加救火」半世紀的黃根深

黃根深1937年生,雖然過去在台灣並不相識,但和1941年生的李木通都是台北艋胛人,小學也都念雙園小學。黃根深家住後車站龍山寺附近,小學念雙園小學,初中念復興,高中念泰北,考進師範大學美術系,大學畢業後在金門服兵役。因為念完師大要先教書,退伍之後到台中東勢的學校教了一年書,又到基隆中學教了一年,再到台北大同中學教了一年,才於1965年9月出國來美,到德州念書。但來美國之後三個月,父親不幸過世,黃根深只好休學,於1966年一月來洛杉磯打工賺錢,也和洛杉磯的台灣留學生很有往來,參加了前述的讀書會、台鄉會、台獨聯盟等的活動。

黃根深說,在師大念書時,竟然軍訓需要補修,或許也是年輕氣盛,說話不小心被舉報,遭到軍訓教官的惡整。而師大畢業服兵役,被派到金門去。

(李木通說他則是入伍服預官役後兩個月,就因為部隊調動,到馬祖的高射砲部隊服役。)

黃根深說,初來美國那個階段很辛苦。當年出國來美讀書要繳「保證金」,黃根深家境並不富裕,所以保證金是父母親向親戚朋友借來的。父親突然過世之後,黃根深只好先把借的錢還了,停下課業到洛杉磯打工。他來到洛杉磯時,口袋裡只剩下220元美金。

黃根深於洛杉磯認識了未來的夫人,兩人於1969年結婚。黃根深於1971年離開洛杉磯,把在UCLA 選的課程學分轉到到愛荷華大學繼續學業,於1973年取得藝術碩士學位,並在田那西州的University of Memphis 任教,長達31年。2014年退休之後,黃根深重回洛杉磯定居養老。

黃根深在大學教書期間,時間較有餘裕,所以參與了很多台灣人的活動,他寫了一篇長文「參加救火」,就是紀錄過去參與台灣人運動的往事,因為台灣人運動是要解救台灣的災難,參與台灣人的民主運動,也就像參與救火一般。他在這篇專文列舉了十項他參與過的「救火」行動。

這十項包括台灣通訊(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愛荷華大學的台灣人、台灣人社團logo的設計(大部份台美人社團的會徽都出是黃根深教授繪製)、台灣公論報(台灣公論報頁面上的插圖、漫畫都出自黃根深教授)、世界台人美術展覽(他在美東夏令會、美西下令會主辦過兩次的台灣人畫展)、台美人權協會(1982就參加了全美人權會,1987年擔任會長)、王育德研究獎助學金、台灣人權獎、王康陸人權獎、鄭南榕紀念獎、張義雄美術獎助金、美西夏令會(黃根深復活了美西夏令會)等,不管是積極參與、或是創建奠基,都少不了他。

黃根深教授還常常寫文章或以讀者投書的方式,在Time雜誌、Wall Street Journal、Los Angeles Time以及Memphis的地方性英文報紙發表意見和看法。

黃根深參與多年的台美人權協會事務,2003年,有一場「海外台灣人自覺與認同」的座談會在台灣舉行,黃根深代表人權會回台灣參加了該次盛會,講述海外台灣人人權活動的歷史,後來黃根深也將該次會議上發表的意見集成一冊。(add 書的照片)
黃根深教授夫婦育有一子,從MIT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是Lincoln Bells 的科學家之一。

附註︰
【歷史資料︰四六事件-維基百科】
四六事件起於1948年,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主體,串聯國立臺灣大學所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以「救苦、救難、救饑荒」為主的學生運動。當時除了不少大陸的學生來台灣在台大與師大就讀,而且當時台灣不少的知識份子都有社會主義政治傾向,引發政府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動。

1949年3月20日晚上9點15分左右,臺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大安橋附近時,被中山路(一說中正東路)員警謝延長以違反交通規則攔下,雙方發生衝突。兩名學生被毒打一頓,並於10點左右押往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今大安分局)拘押。之後臺大與師院數百名學生知道此事,包圍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聲援同學,並提出五項要求:
一、嚴懲肇事人員。
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
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
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
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

警方只得釋放兩名學生。3月21日,臺大與師院的學生選派代表前往台北市警察局總局請願,陪同請願的學生與民眾超過1000人並包圍警局,致使警方在群眾壓力下被迫道歉,引發當局高度關切,認定校園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與滲透。3月29日,台大法學院舉辦營火晚會,消息傳到當時派任臺灣的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陳誠決定鎮壓學生運動、下令當時擔任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緝拿「主謀份子」。

1949年4月6日,軍警便包圍臺灣大學宿舍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利用餐桌、椅擋住樓梯口,並且向軍警摔東西的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並以卡車運走學生;其中師範學院自治會主席周慎源雖然逃脫,但是據說不久後在清鄉中也遭到殺害。當天共有100多名學生遭逮捕入獄,其中有7名學生被捕後槍決。

時任臺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臺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警告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傅斯年極力保全涉案學生;少數遭逮捕的學生如顏世鴻等,傅斯年也要求軍警不得上手銬,並保留他們學籍,希望他們將來有機會復學。因此台大在四六事件中受創較輕。

而其他學校,如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則高度配合政府,甚至協同軍警一同前往逮捕學生。師範學院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由劉真任主任委員兼代院長,後接任校長。許壽裳生前好友謝似顏(時任臺灣省立臺灣師範學院體育教授兼主任)會同林本、王德昭、黃肅秋等多位教授搶救學生,被當局解聘。

之後除了部分涉入的學生遭到逮捕、槍決的命運,臺灣省政府命令師範學院停課,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師範學院與臺灣大學都被大力「整頓」一番,校方實行軍事化的管理,校園戒嚴正式開始。一般認為,四六事件是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策劃 訪談/黃樹人 錄影、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