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十一月 16, 2018

台美人物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陳國昌 會計師的故事

台灣甫選完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綠營慘敗,許多支持綠營人士鬱卒內傷,尤其對於一路從戒嚴時期走過政黨輪替,出錢出力夢想台灣人終有出頭天的鄉親而言,縣市長版圖縮減,眼看2008年總統選舉就要到了,憂心忡忡之情溢於言表。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長陳國昌認為:「1981年,我進入一家機械公司工作,並沒有辦綠卡,老板嚴格出了名,他說要靠表現而定,但他也說:『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直以這個座右銘來鼓勵自己,就在幾年前,誰會想到國民黨會被推翻,最糟的時刻都挺過去了,現在更不能失志。只要目標清楚、理念堅定、努力不懈,給台灣一個機會,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從小就高度關心公眾事務 陳國昌,1953年出生於高雄市,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和弟弟,小學4年級唸苗栗,後來上了台中明道初中,到台北唸高中,大學唸台大,服預官役又在嘉義,所以對台灣各地充滿鄉土情懷,不過,因為父母家族來自彰化農村,許多親戚仍在彰化,老家還有一棟古厝,所以對彰化感情特別深;父親當年畢業於成大化工,終戰後,被美國美援會科技發展計劃送到美國深造,在美國的閱歷,讓爸爸大開眼界,所以爸爸總是殷殷期待身為長子的他,要把功課唸好來美國留學。 從小就有正義感,高度關心公眾事務,從小就是班長及服務股長,陳國昌在師大附中畢業投考第一志願就是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一心朝向外交官的志願目標前進,不過,大一時修胡佛教授的課,教授對國民黨體系違反憲法精神,從動員勘亂到違警罰法,大作批判,經過啟蒙老師的指點, 陳國昌開始思索發酵,台大大二當上政治系學會會長,30年前戒嚴時代,1973年他竟然第一個請來演講的校友就是因為「大學雜誌事件」成為言論自由代表人物的張俊宏,不但立刻被打回票,而且還被系主任連戰召去辦公室開導一番,他心理非常反彈,但連續照辦了幾個活動,包括去訪問立法院、市議會、中研院,都招到極度刁難,雖然成行但教官如影隨形;而後,為了邀請演講者暢所欲言,更是一再挑戰教官所謂維護校園安寧的尺度。 影響最大的事件應該是1973年12月台北市議員選舉,萬華火車站舉辦一場政見演講,請到康寧祥與黃信介為五虎將助選,他們侃侃而談陳述民主的理念,抨擊國民黨集權專制,當天下著濛濛細雨,但寒冷的冬夜卻澆不息陳國昌要爭取自由的熱情, 等到1975年年底,郭雨新選舉時廢票竟有8萬張,那種不公不義的悲憤,陳國昌的政治理念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黨外思想。 爸爸期待─ 赴美國留學 陳國昌希望完成爸爸的夢想,也嚮往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度,1978年,他決定前往堪薩斯州大學就讀企業管理碩士,第二年也馬上當了堪薩斯台灣同學會會會長,12月時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當時許信良與陳琬真都被困在美國,他馬上聯絡邀請來演講,當時是第一個海外團體有膽敢請他們,讓兩位心理溫暖的不得了。當時由於新聞被封瑣,想到為追求言論自由的人群被毆打逮捕,他們當年心急如焚的心情,恐怕不是現今愛隨口漫罵政府及總統的人士能體認得到。 1981年順利進入機械工廠做財務,當老板答應辦綠卡時,他想到需要2及3年,又衡量美國東方人想出頭天,靠的多是專業人士,會計師也許是一個好出路,他乾脆利用時間去UCLA讀會計13門課程,不但成績好還拿了個特優獎章,1984年考上執照。 為了兩年實習會計實務,所以進入會計界,開始與數字為伍的生活,那是個中型猶太人的事務所,有25位會計師,絕大多數是猶太裔,7年的工作讓他看到猶太裔民族習性重視教育又上進,但也很現實;7年內觀察,他不得不佩服此間猶太裔對母國以色列,團結一致的奉獻精神;跟著去了幾場猶太裔的籌款會,清楚看到他們非常團結明確直接要求國會議員支持以色列,猶太裔也有一個以色列公共事務會AIPAC,即使是政治性組織還不能減稅,每年仍然都可以募款到1千萬元以上。反觀 FAPA,可以減稅,但每年就為了經常費40萬元疲於奔命。 受了他們影響,他開始也與聖費南度選區的兩個議員的 Howard Berman和Howard McKeon接觸,也參加募款餐會,積極融入社區,雖然不是外交官,但他也展開為台灣發聲的草根國民外交生涯。 1991年終於自己開業,1992年第一件事被選為南加州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參加剛成立的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理事兼財務長。1992年之後黨外己經變成民進黨,他更積極參加很多抗議活動, FAPA傳遞民主聖火回台,從選省長、選市長、直選總統等重大選戰,不論身在海內外,他無役不與,他也感受到台藉社團開始活絡,氣勢如虹。 2001年是陳國昌參與社團活動的轉捩點,兒子就讀柏克萊大學,第二年女兒上UCLA,又當西北區同鄉會會長,眼看人生也將滿50歲,到了一個新的平台,他希望能積極迴饋社會,花費更多時間在會務,而賢內助林芳慧從台大法學院同學到現今事務所夥伴,也是他從事社會運動最好的靠山,得力助手。 2002年FAPA洛杉磯分會會長職位懸虛半年,FAPA接觸探詢意願,當時真是陷入長考,天人交戰,因為會計師事務所鼎盛,每天與稅務局、客戶、稅務法庭打交道實在很忙,同鄉會事情很單純,但FAPA任務非同小可,中國視為眼中釘,泛藍也抱有敵意,洛杉磯分會有18位國會議員,工作繁重可想而知, FAPA當初是要推翻威權統治,現在重點是為台灣爭取尊嚴,台灣外交處境甚為艱難,一定要有人接棒,所以他要做就得撩落去,肩負重責。但轉念一想,當時進台大不是就想當個外交官,雖然不是“ 官” ,但為台灣效力做草根外交,更有意義。 2002年正式接棒,第一任期的兩年都得到52個分會的最佳分會獎,又被連任並由FAPA全體委員推舉全美9位常務委員,當時洛杉磯分會2002年只有144繳費會員,2005年底已經超過320個會員,是目前FAPA最大的分會。 FAPA常務委員工作,每兩個月一次會,而且常常要到美國各地去開會,去NY、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又有18個議員,除了少數傳統上還有淵源之外,有的老議員都退休,大多數都沒有來往,所以他決定要在台美人與議員之間打好基礎,要以團隊共同參與,否則以後會長換人就無法接續。在任內三年總共面對面與議員談議題,總共有15位議員。 陳國昌提及,時代轉變,2002年正是FAPA轉型之際,過去中國封閉與美國對立,但現在不一樣,所以認知到不能只期望議員以民主理念支持台灣,還要把台灣的主流聲音反映,讓他們了解現狀,更重要的是體認到舊的台灣已經過去了,台灣現在是要建立完全正常獨立國家; 照理說,這不應該是太難的事,但中國提供的商機是源源不斷, 洛杉磯又是商機無限之處,議員要面對選民中對中國利益需求,誰都不願正面得罪,FAPA就得想辦法解套。 陳國昌對於FAPA洛杉磯分會有三個期望:「第一步就是要接觸,18位已有12位接觸過,第二步是利用事件來加重訴求,就像布希在京都稱讚台灣民主成就時,我馬上就立即把講稿送給議員; 第三步,是期望台美人多參加選區議員的活動,或者是連任募款餐會 很多人刻板印象 "主流就靠FAPA了", "募款給議員沒效";事實上, 議員也有他們的壓力,選票很重要,募款實力也很重要, 對議員來講,為他們募款會很感激;最近幫助贊助團體都是中國團體, 台美人又變成少數;現在是少了股參與衝勁, 鄉親對台灣政治人物慷慨解囊熱情如火,若能也把相當比例放在主流政治上,若是能體認到他們的重要性,也讓主流人物體認到台僑的支持, 也將是台僑在美國為台灣發揮貢獻的好所在。」 文/林蓮華

吳告祖、林素敏

台美人物誌 系列報導-1 吉人天相,與死神擦身而過 1962年10月,吳告祖在啟程來美留學之前,因為忠於朋友的囑託,在最後一刻改變登船的港口,沒有從高雄登上台灣招商局的輪船「海張」號,卻幸運的與死神擦身而過,也開啟了他留學、就業及創業的精彩人生… 吳告祖先生是雲林四湖鄉人,高中畢業後就讀農業高等學校(中興大學前身)的農經系。高等學校畢業後,參加特考,並進入(省政府)建設廳的水利局服務,水利局是全台灣二十六個水利會的管理機關。 在水利局服務四年期間,因為住台北,經濟狀況不容許下班後有甚麼消遣和娛樂,所以都呆在住處讀書、念英文,準備出國留學。後來參加留學考試,取得留學資格,並申請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取得入學許可,準備於一九六二年十月離開台灣,來美留學。 吳告祖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結婚,當他即將啟程來美留學時,妻子林素敏也即將臨盆。 吳告祖原先已經訂好招商局輪船的船票(當時搭船來美的花費是五千元台幣,若搭飛機則要兩萬元,而且搭船可以攜帶很多的行李),十月中要從高雄登船出海;不過因為美國的朋友委託他購買一批台灣翻印的美國教科書,朋友聽說高雄港檢查較嚴,基隆港較寬鬆,建議吳告祖改由基隆登船。吳告祖為了順利替朋友完成買書的任務,出發前一個禮拜臨時請求改由基隆上船。結果這艘招商局的輪船從高雄出發之後竟在澎湖海域發生船難,人船失去蹤影,不知下落。(註︰根據史料的記載,吳告祖當年沒有搭上的這艘招商局的輪船是「海張」號,是招商局擁有的十艘美造自由輪中的一艘,1962年10月14日,「海張」輪載運礦沙及雜貨自高雄開往基隆,在澎湖海域失蹤,全船43人無人生還,成為懸案。) 這個轉折竟然讓吳告祖倖免於遇上船難,保住一命。回家等待改搭中華航運另一班船的船期,大兒子也在十月二十五日誕生。 吳告祖搭乘輪船經一個月的航行,抵達洛杉磯,一位以前在水利局的同事到Long Beach港口接他,暫住於USC附近,外號成為「白宮」的出租公寓。這棟出租公寓因為是白色建築(雖然已經多年沒油漆而顯得斑駁),公寓有三十幾個單身房,共用浴室,月租才二十五美元,大部份住戶都是台灣人(蔡同榮婚前當留學生時也是「白宮」的住戶之一,蔡同榮婚後則搬到「台灣村」去住。另外,張燦鍙及賴文雄也都曾住在「白宮」)。 安頓之後,他和其他的台灣留學生一樣,先打工存錢。朋友引介他先在洛杉磯La Cienaga的Lawry's the Prime Rib牛排館泡咖啡、切麵包,打工存錢。那時候打一天工賺二十塊美金,就等於在台灣一個月的薪水了(當時一美元兌四十六元台幣)。吳告祖在這間牛牌館打了兩三年的工。這期間,一位從奧克拉荷馬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因為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吳告祖也介紹他到同一個餐館打工。 吳告祖當時想,取得碩士學位的同鄉都找不到工作,他還去念甚麼農經碩士?於是下決心改念統計,到Cal  State 選修兩年的數學學分。由於想轉念統計,修完數學課程之後,1965年以台灣的學士資格申請到Oregon State統計系的碩士班。會到Oregon State念碩士是因為它的學費很便宜,三個 Quarters 才一百美元。吳告祖在Oregon State念了兩年,拿到統計碩士學位,也在1969年終於把太太和兒子接來美國團圓。 接妻兒來美團圓相當波折。當年許多留學生在就學期間就把太太接來美國,都很順利。吳告祖看到許多留美學生的太太來到美國之後都要去當車衣工賺錢,他想妻子要照顧兒子,而且當時她在台灣也在教書,所以沒有及早接妻兒過來。 吳告祖1967年念完碩士班,回到洛杉磯就業,並想接太太兒子來美,可是當時美國駐台灣的大使館獲悉吳告祖已經畢業,吳太太雖然很多次奔波於北港和台北之間申請來美簽證,卻都遭到刁難,拖了兩年不得要領。幸好吳告祖在Cal State的教授介紹他找國會議員出面協助,寫了信給大使館。結果吳太太立即收到大使館的電報通知,要她去辦理來美簽證。完成手續之後,領事親自送吳太太離開使館,並告訴她可以購買機票來美了。當時吳告祖的大兒子已經六歲。 夫妻團圓後,就搬到「白宮」附近的另一處出租公寓「台灣村」去住。「台灣村」是一個十六單位的出租公寓,裡面有十四戶是台灣人,所以大家自我標榜為「台灣村」。 吳告祖當時已在Van Nuys 的一家化驗公司任職,負責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他在這家公司服務了將近二十年直到退休。這期間吳告祖夫婦也投資旅館的經營和房地產,都有亮麗的成績。 吳告祖夫婦在美國團圓後,女兒和二兒子也先後出生。吳告祖的三位兒女均出人頭地,小兒子目前在洛杉磯的Police Academy 任教;女兒任職於NBC ,表現極為出色。大兒子先後取得電腦、電機及數學三個碩士學位,取得電腦博士學位服務於微軟公司,後來聽從父親的建議,放棄高薪職位,回家接掌吳告祖夫婦的房地產和旅館的事業,並娶妻生子,事業及家庭兩得意,兩老則功成身退,樂享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 吳告祖說,他在Santa Monica的住家離海很近,每天早晨和黃昏,夫妻兩人都會到海邊散步半個小時,怡情養性又健身。 吳告祖回憶說,1962年來到洛杉磯時,已經有了台灣同鄉會的組織,但那時候相當低調,因為怕遭到國民黨的眼線打報告。蔡同榮也曾經要吳告祖加入台獨聯盟,但是他因為考慮到還在國內的父親的處境,不想替父親惹來麻煩,因此沒有加入聯盟。 吳告祖說,他1962年來美,一直到1977年才返台,因為不知道這期間有沒有遭到國民黨抓耙仔打小報告,所以在取得美國國籍才回去探望親人。 吳告祖回憶起當年替一位在「白宮」居住的台灣同鄉「打報不平」的往事。他說,這位同鄉遭到同棟公寓的另一名台灣來的中國人欺侮,並威脅說要讓這位台灣同鄉「美國呆不了,台灣回不去」,這個人行徑非常囂張,也非常侮辱台灣人。(10-21-2015) 吳告祖知道這件事之後,便找了兩位身強體壯的朋友,到「白宮」那名欺負人的門前敲門,那個囂張的外省人來應門,這兩位同鄉問明了就是那個惡人,便海扁他一頓,替遭到霸凌的同鄉出了口氣。結果那個挨揍的住戶隔天趕緊搬離「白宮」,不敢再住下去。 吳告祖也回憶說,1970年代彭明敏教授曾來Cal Tech 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並演說,他們這一些台灣留學生也很團結,因為擔心彭教授遭到國民黨的抓耙子和同路人傷害,他們出動去現場保護彭教授。 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案發生後,吳告祖夫婦也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一樣,捐輸集資替黃文雄、鄭自才籌措保釋金。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黃信介、林義雄等多位黨外人士遭到逮捕並送軍法審判,海外台灣人極為憤怒,台獨聯盟發起了一人一信給國會議員甘迺迪和索拉茲。吳告祖一家也攘臂響應,吳太太林素敏更是自己重新打字,全家五人都簽署發信。當時台灣同鄉也跑到領事館去示威,艾琳達還帶了一桶紅漆去潑灑抗議。 吳太太說,甘迺迪和索拉茲曾表示,他們從沒有過為了單一事件收到這麼多的陳情函,他們非常感動。海外台灣同鄉的集體陳情和抗議,也讓國民黨政府不敢以死刑迫害這些黨外人士,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台灣同鄉為了感謝甘迺迪的拔刀相助,後來辦了一場盛大的千人募款餐會,為甘迺迪募到了十幾萬元。這場餐會,吳告祖夫婦也全程參與,見證了歷史。 展望台灣的前途,吳告祖夫婦滿懷樂觀,他們希望明年小英能夠順利當選,國會過半,台灣人自己做主。吳告祖更希望本土政權能夠長久執政,落實政策,實現正義,讓台灣建立起好的制度,才能長長久久。 他們說,台灣人已經覺醒了!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主持專訪‧黃樹人報導、攝影)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

黃呈嘉 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299&prev=-1&next=295 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在學校很有名氣。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 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執行秘書。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廖國仲 紐約針織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廖國仲隻身到紐約法拉盛,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那時的法拉盛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來往的行人中,幾乎看不到黑人,也聽不到中國話,倒有一些日本人住在那裡,他的朋友打算在那裡開家日本食品店,這是他到美國謀生的第一站。 數年後,沒有資金與背景的廖國仲,憑著毅力與機緣,居然在紐約闖出名堂,變成一個成功的針織企業家。他曾在法拉盛擁有一片相當規模的針織廠,在曼哈坦擁有高級的陳列室,聘用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和行銷經理,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自己品牌「Wellmore」的廣告,同時在紐約Saks Fifth Avenue銷售名貴的針織衣服。 回首來時路,他說,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他曾經是個樂天知命的鄉下小學老師,因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黯然到台北求發展,基於天生的正義感,關懷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監禁的彭明敏教授,因緣際會,結識幾個朋友,牽引他到法拉盛來。 一步一腳印,奮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實,他說,「美國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做生意只要貨品好,交貨準時就做得成,個性不善周旋也行得通。」也許因為這樣的環境,做了三十多年生意,廖國仲仍然保有台灣農家子弟務實、爽朗、不計較與不宣揚的個性,紐約的同鄉提起他,都讚揚他長期大力支助台灣人運動卻始終不願為人知的作風,他們特訂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詩句贈予他。他的故事是一個刻苦奮鬥的台灣人在美國創業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則說明了台灣人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因。 鄉間的小學教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雲林縣西螺鎮人,家裡務農,自小喜歡繪畫,台南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崙背鄉崙背國校當美術老師。他年輕熱情有創意,任教期間,經常帶著學生們畫圖、演戲、舉辦各種活動,在地方很受歡迎,因此即使後來離開當地二、三十年,都還有很多學生和家長懷念那個活潑熱情的廖清讚老師。 他自己說,他在鄉下教書很快樂,在崙背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成親,當時並沒有想要到台北求發展,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竟因心臟病驟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只好黯然離開傷心的地方,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於是改名為廖國仲,希望就此否極泰來。 他後來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接著生兒育女,又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兼課,此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為了籌措旅費,曾經創下同時在五個地方兼職的紀錄,但是即使日子過得再忙,他都不會忘記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1964年,素被國民黨政府器重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刑,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國仲因為常和西螺的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由於程萬行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因而知悉彭教授的狀況。他對彭明敏的骨氣與膽識,深感佩服,也認為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該讓彭先生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在警探盤問監視下,到彭宅向彭明敏致敬。三十年後,彭明敏亦提起,當年在眾親友視政治犯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素昧平生而且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不畏被牽連,三番兩次去看他,令他無限感動。 繫上圍裙殺生魚 廖國仲到紐約後,先在曼哈坦小停幾個月,然後到法拉盛闖天下。那時,有對老夫婦在法蘭克林街開了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店,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這幾個人算是當年在法拉盛的台灣人拓荒者,黃石定也曾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當時,他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圍裙一繫,就開始殺生魚,切「殺西米」,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在美國取得居留權,也接妻兒來美。苑里籍的廖太太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功夫又細,到法拉盛不久,就到當時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夫妻倆胼手胝足,期盼在新大陸裡拓出一片天。這時,台灣有個朋友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年幼,上工不便,覺得如能在家自己做,就能照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出去碰運氣。 廖國仲在成衣界裡毫無人脈,只好打開電話簿,一家家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立刻帶著樣品去,幾次面談後,發現這種價碼高不高低不低的成衣很難找到市場,於是有人勸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高級女裝的市場大門在哪裡? 經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心想紐約是美國的時裝中心,最流行的時裝學校、時裝設計師和時裝雜誌都在這裡,街頭成衣製造廠和高級名品店林立,但願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的洋裝在我們店裡賣得很好,不知你們是否能織出同樣款式的針織衣服來?」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廖太太對著衣服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什麼花樣該織多少行,何處該收,何處該放。她費了一番功夫,用心織出兩件一模一樣的針織洋裝來。廖國仲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出奇地好。 僅僅兩種款式,訂單源源不斷。這兩種款式的針織女裝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大筆財路,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購買機器,聘請三、四十名員工,在自家的地下室織造,廖太太教授織法,並且負責品質管制。她說,他們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很高,他們曾經嘗試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他們也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到美國,在家閒著,就到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即熟能生巧。本著「貨品好,交貨準時」的兩大原則,廖國仲的針織事業越做越順當。 熨衣到天亮 他說起一件往事,道出一個移民者創業的辛勞。他說,從前他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婚到美國,一直和他保持聯絡,他在「大道」工作時,學生特地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感慨說:「廖老師在美國好辛苦,整天在殺魚!」後來廖國仲開了針織廠,略有規模,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主人立刻趕到地下室熨衣服,因為隔天要交貨,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那夜,廖國仲一直熨衣到天亮,隔晨,客人起床後,發現老師前晚為了陪他們,竟徹夜趕工,才知道創業真不是「辛苦」兩個字所能形容。 廖家和五十七街的服飾店合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衣服的款式也逐漸增多,後來同行看了眼紅,開始以較低的價格銷售類似的成品,廖國仲因此覺得有另拓市場的必要。他到「Saks Fifth Avenue」高級百貨公司探詢市場,該公司的採購員看樣品後,說:「你們的衣服很漂亮,可惜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隔年他再去,又得到同樣的答覆,這才領悟到原來那是推托之詞。 經過許多嘗試,他決定在曼哈坦開設服裝陳列室,直銷自己品牌的衣服。經人介紹,他先聘請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再由設計師介紹一位能幹的行銷經理,然後在設計、織造與行銷三方面密切配合下,推出自己品牌「Wellmore」的衣服,同時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廣告,市場的門因此大開,「Saks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大主顧。數年後,在針織界裡,Wellmore品牌的衣服幾可媲美名牌「St. John」,在市場上佔著一席地位。 在發展過程中,廖太太在技術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時裝設計師只畫圖,不織衣,如何織出他想像中的衣服,全憑廖太太本事。「美感本身很微妙,有些衣服看來類似,穿起來感覺卻不一樣」,廖太太說:「Wellmore品牌的衣服有胸線,看起來俏挺,穿起來合身,因此許多人喜歡。」 她接著說,她常常看著設計師畫出來的圖,思索著如何表達他所想要的型態與感覺,一件衣服織了又拆,改了又改是常事,但也有順手的時候。「有一回,真是福至心靈,」廖太太興奮地說,「設計師為一位選美皇后設計衣服,為了顯露小姐優美的腰線,特地設計一件中圍露出一個菱形大洞的禮服。我整天就想著那個菱形的大洞,後來坐在機器前,動手織起來,手氣竟是出奇地順,從頭到尾,沒有改過一針。」不久,她從電視上看到那位美國小姐穿著那件禮服亮相,真是漂亮,事後顧客也打電話來,說她對那件衣服滿意極了,讓廖太太覺得很驕傲。 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意興風發,亞洲移民一波波地湧進,商店一家家地開,房價也跟著節節上漲,街頭上,都聽得有人用台灣話交談,放眼望去,到處可見中文和韓文的招牌。廖國仲的事業也隨著法拉盛的興盛而發達,他在緬街旁的楓樹街(Maple Street)蓋了一片廠房,員工多達兩百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高達六、七百萬美金,同時也做些房地產投資。「美國是一個移民者的天堂」,這話雖然誇張,但對吃苦奮鬥的廖國仲來說,卻也不差。 善事一牛車 廖國仲的名字出了紐約,鮮少人知,但在紐約的台美社區裡,卻幾乎無人不曉。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他非常低調,曾經幫助過許多人,卻不願為人知。」「他不掛名任職,只在幕後出錢。」「他不過問社團的事,但只要是台灣人的活動,就大力捐助。」當然,還有人尊他是法拉盛台美人的開山祖之一。 與紐約台灣會館有淵源的人都知道,台灣會館從當初購買、整建,到後來的兩度「救會館」,廖國仲都是出錢最力的人之一。熱心台灣人運動的人也說,早期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紐約,廖國仲總是二話不說,就予支持,即使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他的針織事業已結束,卻也仍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連任兩年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長同時也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召集人的李正三因此特別訂製了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字句,頒給廖國仲。李正三說,廖國仲贊助台灣人運動,不是一日或一時,而是三十年不間斷,舉個例子說,彭明敏自1970年逃亡到美國,一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返台,二十三年間,廖國仲對彭先生精神與物質的關懷不曾中止;1996年,彭明敏在台灣競選總統時,廖國仲還特地擱置美國的事業,回台一年,當彭明敏競選辦公室的主任,他為人的重情義,可見一斑。 另一位曾經密切參與「海外組織」的同鄉說,當年「海外組織」為了遷黨回台,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企圖闖關回台,坐著飛機在美國、日本、台灣、香港、馬尼拉等地到處繞,廖國仲一直跟在身邊,就是負責財務事。許信良在美國流亡多年,許太太每個月都定時收到一位「善心者」寄去的生活費,這個「善心者」是誰?接近許信良的人,心裡都明白。 從事台灣人運動多年的黃再添說:「廖國仲慷慨解囊的行為有如現代的孟嘗君,但他本身從不宣揚。」他接著又說,台灣人裡就是有這種幕後大力出錢,卻不吭聲也不掛名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挺身做運動,就有人暗中支助,這就是台灣人運動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而廖國仲就是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之中的佼佼者。 廖國仲本人不提這些事,他只說,三十幾年前,他在台北時,眼見同鄉好友林中禮、林水泉在青春時就為台灣的民主坐牢,後來又看到風光一時的彭明敏教授為了台灣的前途坐監受禁,彭宅由昔日的門庭若市變到後來的門可羅雀,世態的炎涼使他深切地感到這些人為了台灣的前途,實在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他接著說,到美國後,他埋頭做生意,事業發展得很順利,可是每一想到那些冒著牢獄危險為台灣打拼的人,就覺得「即使借錢, 也要支援他們」,因此,他贊助過許多當年路過紐約的黨外人士們,心裡卻不曾期待有所回饋。他說:「有些同鄉對民進黨的一些人感到失望,覺得他們在美國時很親切,但一回到台灣,便變得遙不可及。其實,政治人物們在台灣都很忙,我不會去拜訪他們,所以不會失望。」不過,想了想,他又說:「如果我回台灣,我想我會去看林義雄先生。」 老猴畫漫畫 在紐約經營了二十七年的針織生意,由於這項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加上本身的健康情況不好,所以廖國仲在一次重病入院從生死邊緣拾回生命後,決定結束針織事業,做些自己想作的事情。 他說,大病一場後,他關 掉針織廠,和太太倆人相偕回台灣,看看從前住過的地方,見見久違的親朋故友,覺得很快樂,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夠走出死蔭幽谷,才能親眼看到民進黨執政,實現自己三、四十年來的願望。他也因此在2000年首度出任公職,擔任紐約地區的僑務委員。他說,就任以來,已經兩度回台參加僑務委員會議,並且和其他僑務委員幾度拜訪紐約中華公所,與傳統僑社作良性溝通,效果很好,希望今後能多做些服務僑民,連繫僑民與政府間的工作。 畫圖與關心台灣是他天生的兩個細胞,所以目前他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畫政治漫畫。他出生猴年,自己取個「老猴」的筆名,畫了不少反映台灣政治社會現象的漫畫。他勾勒人物傳神,幾個主角如李登輝、連戰、蕭萬長等,都能掌握人物的特點,讓人看了起會心的微笑;他漫畫的內容帶著幾分幽默,幾分諷刺,此外,還有濃郁的台灣心。藉著漫畫,他發抒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與對故鄉的情懷,作品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外,還自印成冊,與親朋共分享。 在法拉盛住了三十幾年,廖國仲覺得生活在此十分自在,站在緬街街頭,望著穿梭如織的車輛與熙來攘往的行人,他很高興地說:「住在這裡很方便呢!在廚房下鍋燒開水,再出去買豆腐,回來都來得及煮。想吃東西,只要走出去,大菜小吃,應有盡有。」 法拉盛畢竟是他這一生中居住最長久的地方,她曾經帶給他希望與財富,他也曾經望著她成長與發達。從雲林、台北到紐約,廖國仲一直認真地走這人生的路,一步一腳印,每個停點都是他的故鄉,每個故鄉都是他情感的所在,在人生的旅途中,他的事業或許有改變,但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卻永不移。

羅福全與毛清芬 回首來時路

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傅舟山

「我的名字『舟山』不是因為詩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典故,而是因為爸爸懷念他的家鄉『舟山群島』」傅舟山父親傅登賢是中國浙江人,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就先到台灣,創辦台北知名的「敘香園」餐廳、經商40年,而母親施秀蝙則為道地的台灣南投人,年輕時候到台北做事,與傅登賢相識、共組家庭。 「我並不是小留學生,我們全家在1990年移民美國時,我已經23歲了」,在台灣畢業於東南工專機械科的傅舟山隨家人剛到美國時,全家先到北加州矽谷落腳、掌管家族旅館事業,然後才搬到洛杉磯定居。 「為了打入美國社會,我選擇轉行從商,首先到離家近的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主修財務、拿到專業文憑」,於1996年大學畢業的傅舟山,隔年就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跟前輩們學習,也讓年紀輕輕的傅舟山擁有很長時間的社團經驗。 2000年,為培養下一代台美人、預防商會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當時的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李木通有遠見地成立「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而已有幾年商會經驗的傅舟山則受邀出任青商部顧問,開始從「學習者」變成「主導者」,也奠定日後成為歷任「最年輕會長」的契機。 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 「在台灣時,爸媽都認為『經商在家裡學就好』,所以期望我在求學時代選擇較實用的機械工程學科」,與一般受保護的台灣學生不同,認為「學生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追求「實用取向」的傅舟山在專二、17歲那年開始在華國飯店打工,之後也在自家餐廳「敘香園」實習、長達2年半。 到美國後,傅舟山在就讀大學期間也跟其他同學一樣選擇「半工半讀」,一方面減少家中負擔,另一方面也從學生時代開始累積、培養社會經驗。「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了」,傅舟山在大學數年間,連續通過房地產、保險,以及證券等3種執照考試,奠定日後從商的基礎。 剛開始移民美國,傅家就像一般剛移民的華裔家庭,本來想從事餐飲業,但因傅舟山深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專業最重要」,他自己也喜歡金融商業領域,旋即放棄家族熟悉的餐飲、旅館事業,選擇從事有興趣、有發展性的金融與房地產。 曾在投資銀行做事、協助銀行上市的傅舟山,擁有金融、房地產、證券等8張相關執照,並於2001年任職「總公司在紐約華爾街、分公司在洛杉磯」的投顧公司,經常往返兩地;其後,因科技股出現泡沫化,傅舟山轉任財務諮詢顧問,現則為美國統一證券公司資深副總裁。 台灣是我的根 「我不是台美人第2代,而是台美人第1.5代」,認為自己觀念很「台灣」、保有華人傳統思想,像是做事負責、認真、能吃苦,又因在美國再度接受高等教育,與美國人士溝通無礙、容易與之共事的傅舟山表示,因他吸收上代經驗、瞭解上代想法,不但可以免除台灣社團「青黃不接」的窘境,也可勝任上代、第2代台美人的溝通橋樑。 「我是家中的獨子,理應照顧爸媽,三代同堂也是傳統台美人的特色之一」,現居核桃市的傅舟山認為,「這就是華人優良的傳統孝道」;而強調「台灣是我的根」,傅舟山指出,除二姐隨姊夫在中國經商外,其餘兩個姊姊都住在附近,每逢週末就像一般台灣家庭一樣舉行家庭聚會,現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的大姊夫李樹人也經常出席,一家三代和樂融融。 在愛情長跑7年後,傅舟山與在台灣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再回美國就業的太太朱菲菲結婚,婚後5年;而婚前從事教職的朱菲菲,現在仍是阿罕布拉市學區小學的全科教師。 2007年,傅舟山千金Tiffany出生,由對「姓名學」研究頗專精的洛杉磯台美商會前會長、現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詹凱臣取名為「傅玉安」。 「我只期望,女兒能作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儘管傅舟山私下曾期望女兒日後成為「收入極高的專業人才」,但仍是個想讓女兒隨興趣自由發展的開明爸爸,「唯一要求的是,女兒要能學好自己家族的母語」,因此,傅家人在家中都說華語,但來自中國浙江的爺爺負責「上海話教學」、會說福佬話的奶奶則負責「台語會話」。 對台灣經濟深具信心 以往每年都會返台探親、觀光的傅舟山,這兩年因女兒出生減少返台次數,但根據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有值得投資的金融公司,「雖然經濟與政府政策有關,但大環境的變化更是重要」,像是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可以說是比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化還嚴重」;而在大環境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一向靈活的台商也會隨著政策變化作適當調整,比如大陸台商已經開始轉移到越南投資。 1997年、29歲那年加入商會,歷經2000年副財務長、2001年副秘書長、2003年與2004年分別擔任當時會長詹凱臣、楊信的秘書長、2005年至2007年接下副會長,以及2006年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跟隨當時的總會長楊信、秘書長詹凱臣身邊學習,現在也擔任總商會北美諮詢委員的傅舟山強調,「我是跟商會一起成長的」,他很感激商會給予年輕人學習的機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不是聯誼會,而是真正能學習的非營利組織」,在「世代交替」理念下接任新會長的傅舟山,期許商會能走入新紀元,包括「加強商會基礎」,舉辦各式講座、參加北美與世界總會活動;「與主流接軌、融入主流」,參與聖蓋博商會、羅斯密商會等加州商會、提昇互動、獲得最應得及最全面的福利;「提昇會員福利」、與會員簽訂互惠合作計劃,以及鼓勵下代台美人參與商會會務等,尤其希望成立數年的青商部能蓬勃發展,以期達到商會「永續經營」的目標。 「人在外地,不需把黨派分得那麼清楚,反而會造成分裂;比如海外的猶太人選擇善用團體力量、善用民族優勢,就能增加影響力」,傅舟山認為,團結將會產生更大力量、影響當地社會,也將為台灣族裔帶來福利;因此,對於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商會一定會支持政府,不管藍、綠」,傅舟山強調,「最重要的是告訴下代子弟『你是台灣人』」。 保有華裔傳統、融合美國文化,身為「台美人第1.5代」,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的傅舟山將持續致力成為「最佳橋樑」,讓台商、台灣之名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文/ 陳美伶

張榮成 收藏家的故事

來自台灣、住在洛杉磯,收藏電影道具長達23年的張榮成,收藏的道具可能不下萬件,有些公司都還來向張榮成商借道具拍戲,也成為另類的投資。 自從知道可以透過拍賣收藏電影服裝與道具後,23年來,張榮成已買下不少電影的道具,從60年代的「賓漢」、「埃及豔后」,8、90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魔鬼大帝:真實謊言」一直到最近的「鋼鐵人」、「蜘蛛人」等超級英雄的電影道具,一應俱全。 張榮成指出,電影道具的價格並不一定,例如瑪麗蓮夢露在「七年之癢」中穿的經典禮服,目前已喊價到500萬美元,而他收藏的一件「星際大戰」道具,原本只花了250美元,但曾有人出價7500美元向他購買。 在張榮成的收藏中,有一套「末代皇帝」的服裝,張榮成說,雖然「末代皇帝」是由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但片中對服裝非常講究,用料與設計都十分精細。 此外,張榮成也收藏了「魔球」主角布萊德彼特在戲中穿過的褲子以及美國女星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曾穿過的熱褲與小可愛。 剛造訪台灣的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在「不可能的任務」第2集中,曾持有一本聖經,也是張榮成的收藏品。張榮成打開這本聖經,聖經中還有湯姆克魯斯在戲中使用的一台小電腦道具。張榮成說,這台小電腦是真的電腦,還可以使用。 在眾多收藏品中,張榮成說,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是他的最愛。不過張榮成也建議對電影道具有興趣的民眾,電影道具分很多種類,例如戲服可能不只一件,會有不同版本,因此可能得先了解相關的內容再出手。

愛兒福基金會 33歲林佳宏單打獨鬥行善8年

(記者林蓮華/洛杉磯報導)「 從這裡開始,讓愛傳出去」愛兒福基金會(Envision Life Foundation )在偏遠弱勢地區點燃教育薪火,原本單打獨鬥經過8年後,為讓更多兒童受惠,於10月 31日 (週三)創辦人林佳宏首度向僑界介紹自己的慈善大願,在規模日益增大的同時,盼認同的善心人士共襄盛舉,只要每個月20美元,讓更多貧困的兒童,能夠翻轉逆境。 今年33歲的林佳宏是台灣第1.5代的移民,和他對談超療癒,自己默默行善8年,援助逾萬包括柬埔寨、緬甸、花蓮、南非偏遠地區的兒童。「 每天早上一起床,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哇~今天又能夠改變一個人。」他多次興奮強調這個信念讓他撐過8年。 改變的力量,就從一個念頭開始,林佳宏在就讀阿凱迪亞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在ebay創業賺錢,當他的結拜兄弟因憂鬱症自殺身亡,在痛哭之餘才驚覺周圍很多的朋友在富裕的美國也都曾經想自殺,他選擇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系就讀,只為探索生命的意義,「幸福」究竟為何物? 25歲那一年,當大多年輕人都在找出人頭地的捷徑,林佳宏在2010年背著背包去了柬埔寨的潘島(Koh Pen),島上24個漁村每個月平均所得15-80元美金,極低的收入導致孩子們放棄升學到工廠賺錢。他在當地寺廟說想教英文和中文,住持全力支持,沒想到他和兩位朋友展開第一天教學,就來了400多個孩子,他當塲震撼悸動不已,孩子一雙雙渴望求知的眼神,翻轉了林佳宏的人生,他離開時和孩子約好「等我回來」。他回美國拚命賺錢後,沒多久依承諾回潘島在島上打造愛兒福教育中心, 培訓師資,發放物資及獎學金,開啟他一人立起的慈善志業。 林佳宏侃侃而談放映孩子蛻變的照片時閃放著神采奕奕的光采,他說:「這些孩子和我原本素不相識,但他們的成長,因為受到教育,未來翻轉了,他們的未來和我環環相扣,我因為他們感到幸福。」隨著孩子們的長大,需要更多的錢才能讀大學,林佳宏作貿易並掏出所有積蓄,設立四年全額獎學金,讓向上的孩子有幸讀完大學,投入職場脱貧或回鄉教書。潘島因為林佳宏無私的愛,正在改變中。 原本以為他只忙著援助柬埔寨,林佳宏腆靦笑言:「沒有啦~因為有了點經驗,我也去緬甸和尼泊爾、南非幫助他們當地兒童,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成立國際志工團訓練師資培訓讓志工教書,我們還組一個國際義診團到偏遠地區義診。另外,在花蓮我們也與新城國小等當地學校校長有意願的合作,訓練原住民鐵人三項,還有一日精進營。配合附近慈濟大學、康寧大學合作。」 他話鋒一轉,說明未來的另項計畫:「很多弱勢地區,人民也是有尊嚴的,他們不要施捨,他們要的是機會,小孩需要教育,大人需要工作。所以,我自己是做貿易的,我知道顧客要什麼,所以我想把原住民的手工藝,結合我認識設計朋友作出新潮的手工藝品。隨著台商前進東南亞設廠,我也常幫忙介紹工作。」之前,林佳宏都是和好朋友一起自掏腰包的做,連做8年,因為規模和觸角不斷增加,一年大部分時間待在柬埔寨及緬甸,目前有近百名各國專業人士參與志工公益行列。他開始考慮組織化的問題。 從18歲創業一心賺錢求成功的企圖心,隨著2010年成立愛兒福基金會,林家宏堅信成功的定義不再是年收入。唯有愛與分享,才能帶來幸福,在規模擴增,他決定實現心中的慈善藍圖,但是靠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他懇請大家共襄盛舉。 31日,他以多年經驗籌劃,分享未來的願景,基金會未來的關懷項目是以教育為本,整合六大區塊,第一,慈善,分為家訪、志工團隊 跟國際志工團。第二、設立教育中心,培養更多優秀的種子教師、複製教育成功經驗、志工深耕化。設立種子教師獎學金一年$1000元、清貧學助獎學金每月$20元。第三、培植中心-讓中輟生在校生與社會人士,得以學習一技之長。第四、教案合作,包括電腦版、應用語言班,又以中文與英文會話為主。第五、醫療 -定期舉辦眼科牙科中醫與西醫診。第六、發放物資-發放衣服、鞋子、書本、背包、文具、大米等。 八年來林佳宏以一人之力做國際貿易苦撐養育窮苦柬埔寨等地的子弟,唯一捐款人邱智正醫師捐出兩萬元,幫助興建教室也因為邱醫師腦癌突然過世而告終。故決定以邱智正醫師之名興建教室。 勸募部分,他說明主要是興建邱智正醫師教室、助學與大米捐贈,分為四項,A.$20捐贈孩童25公斤大米一個月。B.$20元一個學生上學一個月。C.$1000元,一名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D.興建教室$5000元。 如果大家想幫忙,歡迎捐款方式,Paypal: gro.n1542356098oisiv1542356098fle@e1542356098tanod1542356098, 若是支票,抬頭請寫Envision Life Foundation,寄至 713 W Duarte Rd., G-154, Arcadia, CA91006。捐款可以抵稅。 當天,美食專家林慧懿義助擔任基金會開發長及勸募說明活動主持人。出席有榮譽董事洪美蕊(內陸華人協會會長)魏純潔顧問(采風創意手工藝交流協會會長) 、劉冰(長青文化中心)創辦人、主持人今波、李恩慶顧問等。過去單打獨鬥,現在愛兒福基金會誠摯邀請僑界朋友的共襄盛舉。

陳文石

◎楊平猷 陳文石畫室裡的見聞 您見過這樣一面勳章嗎?這是我在陳文石工作室裏所看到的< 海華榮譽金質獎章> ,由台灣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表揚海外台僑有特殊貢獻者所頒發的最高金質榮譽。再看一看手上這一本二零零八年,他任職台灣會館董事長及文化節召集人時,所留下的簡潔而清楚的圖文紀錄< 二零零八年,洛杉磯台灣文化節活動紀念册> ,同時憶想當年,我也曾帶領著洋女婿共襄盛舉,所看到的那種令同胞震撼的壯觀場面。依洛杉磯消防局的統計,兩天下來達十萬多人次,可謂盛況空前,是台灣同胞在洛城活動場面最大的一次。也聆聽當時他如何企劃,如何籌募經費,如何聯繫與協調社團與文化團體,如何尋找人潮場地,如何放下藍綠牆內對壘思維;共推台灣主體文化宣揚,如何邀請台灣國內重要技藝組織,如何吸引主流媒體的興趣,如何三更半夜聯結南加州中英文主流媒體洛杉磯時報採訪的文宣工作等林林總總,這也是我過去從大哥處對陳文石先生的生命狀態所能印象的部分。他呼籲好友一齊活躍於台僑社團與國際間,為政治、民權、及文化,出點子、出錢,賣力奔跑為台灣流汗三數十年,這樣的金質殊榮,並不讓我訝異,而他那種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成就現況的生命特質而創造出來的傳奇事蹟,才是讓我讚嘆與興趣要點,很多故事當可另闢多層主題來描述。 而陳兄繪畫生活的部份,在參觀了畫室,見了客廳與廊道所展掛的與諸多畫冊上所留印的畫作 再加上他的故事述說,才免除了對他這方面的一無所知,也是我這次專訪的目的。 畫家陳文石,一九四三年生於宜蘭鄉下。 童幼無知時即好塗鴉,四合院的白灰牆壁與曬榖場,處處都是他的繪畫天地,越畫越有模樣,成為村坊讚譽的小畫家,也得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因此從小就有自信立志當畫家。稍長父親即不在,家境困頓但他傻勁不減,志向不偏,小學時的美術比賽總是第一。 初中畢業,母親賣了首飾完成他的心願,讓他入學高中復興美術工藝學校,他當時感恩得痛哭流涕。讀了一學期就為負擔家計而放棄,投入一家美術工藝社任職,頗得當時先輩的愛護與指導, 學得一手日本膠彩寫生畫法。十六歲那年,一副[含露珠的玫瑰花],畫出陽光照在花上晨露的美感,入選台陽美展,更加足他的信心。此後也陸續參展全省(國) 美展。這段期間拜淡水陳敬輝老師為師,並到李石樵畫室習畫 , 過去省展或台陽展是台灣學子成為主體藝術家成績被肯定的標竿,青少年紀即有這等實力,是我所望塵莫及。 實力有了,然差了個學歷。二十二歲那年,他再入學[復興美術工藝學校]成了高齡學生。為了兼差工讀,非常辛苦,遲到早退曠課之間,學校也給他特別的通融。課餘畫了很多臨摹籣竹梅菊四君子,在衡陽路擺畫攤。四君子筆劃少,他練得一手落筆精準韻味十足的技法, 畫起來又快又有意境,很得日本觀光客的青睞,銷售良好,收入豐厚。 陳文石是個聰慧善巧勇敢,卻也是個生性活躍多變,不能滿足於現況的人。當然我門可以理解這是許多藝術家多彩的特質。有了機緣,改做室內裝潢,他看準了規格化家俱設計,台北許多高級辦公大樓(如華航),都是他的手筆之作。 有了經濟基礎,多了世面人脈,他不能忘懷年幼時期的立志 藝術家,三十歲考入師大藝術系,還是半工半讀,三十五歲任教於文化大學。當時旅日的台僑商人邱永漢[棄獨返台], 邱先生在日本的成就非凡,是陳文石學習的對象,就自薦從邱學習,再經邱先生的指導與提攜合作,事業更加規模。 師大期間,他從李石樵與廖繼春學了不少繪畫本事,打下傳統西畫的基礎與技法。這時台灣的民主意識開始萌芽,他的自由創作意識也淳淳欲動,那種從日本輾轉移植來台的印象派以來的中古巴黎繪畫思想與風潮,對他又成為一種僵硬的現況,不能得到滿足,為了追求更前衛的藝術主流思想,他放棄了一切事業成就,移民來美。 這時段所有移民來美的台灣精英,都得從基層開始,他也從油漆工起家,並入學Pasadena Art Center 開始現代最先進的藝術視窗,與跨入主流藝壇的基礎訓練。之後,又在UCLA, Pomona University與South Pacific university等校學習,而飯食的工作也轉為建築商。 從這段校園浸泡中,他學到了快速發現美感,快速掌握美感的技法。同時體察美國的藝術生態,深覺藝術表現和他的社會動脈相關,並與文化精神相表裡,更體認了民主自由才是培育藝術家精良創作的溫床,只有活潑自由的思考與外緣接觸,才能激勵自己,反觀自己的血液本質,建立自身的文化命脈,創造自己的嶄新藝術。而過去在台灣時期,自己的養成教育,卻在社會政治獨裁,愚民教化中進行,台灣島民藝術家,侷限在既有的限定範圍模式內。時值海外精英呼應故鄉民主聲浪,集成的反對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成為台僑的主流思想,一向熱血奔騰的他,把這看成是改變台灣藝術生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不惜一切的也投入這一行列,花錢出力奔波於政經文化改革的呼喊中,希望故鄉的藝術文化早日轉型,而自己的藝術思想也跟著理想與趨勢轉變。 自由思想開啟之後,台胞對血緣文化根源的思維也在釐清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耳語在親朋間開始流傳。這時的陳文石也體認了台灣藝術的重新開展,要從認識根源開始,建立本土文化,建立本土藝術。他發現先祖唐山公來台,是移植了唐山資源與和文化,而在與先住民的通婚歷史中,及過去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的留滯期間,在血緣及文藝建築上也早有融合,加上日本人的統治方便,台灣本土其實已有相當的島國特殊文化風貌,從廟會、年畫、慶典民俗用品、布花、包裝紙,原來被說成俗裏俗氣的,其實所表現出來的是,豐富、憨厚、多情、明朗綺麗的美感。在過去歐洲大師的畫面上,曾有相似的手法成為風格,因此,他把童年記憶中的故事,重新肯定,成為他此時畫作的滋養,故鄉民俗軌跡,提供他充分的創作源泉。這是他所謂的[根傳統文化期],相信這種血緣文化歸屬感提供的溫馨,帶給他生命相當的滿足,而且都表現在繪畫中。 一九九零年,為了吸取更多故鄉的滋潤,實質沐浴其中,他又毅然結束美國的業務,鮭魚返鄉。回台後,除了繼續對故鄉政治藝術文化提供更多的關懷與貢獻,也投資金融,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公司,想培育人才,為理想盡心力。 未料,此時的故鄉,外匯存底攀高,民權抬頭,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逐步轉型,民主與進步畸形的認知與定義,社會倫理黨政倫理也轉型,人人想做主,人人想出頭,演變成林立的山頭。各級政爭不斷,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亂象叢生,到處叫囂,商場揮霍。一切看似雜亂又像有序,加上新的都市興起建設,氣象萬千,顯現新生的爆發力與堅強,而卻處處不得調和,再也找不到他童年印象中淳樸的風韻。原本濃密溫馨的歸屬感一時落空,這時他以跳動式的手法作畫,畫些風景及事物,或諷刺話題企圖表達內心的感受。但失落與不適應造成的內心爭紮,令他無法作畫,身不得已,又一次提起行囊,雲遊而去。 說是雲遊而去,但是和台灣這樣的母子臍帶關係,割之不斷,愛台之情抹之不去,失望之餘又有一美感的發現。 原來台灣四面環海,先民冒險來台後,不論通商鹽漁,和海構成不解的因緣。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海禁,使人們對四週最親近的海洋非常陌生,直到民主的崛起及科技生活的趨勢,國民對台灣地緣週邊,有了進一步的試探,環境學抬頭,海洋學識才有了深一層了解。 台灣位處亞熱帶,是菲律賓板塊與雲貴板塊擠壓上升,所造成的零碎地形島嶼。高山深海 多變的畸形地貌及生態景觀,加上親潮、黑潮海水冷熱交錯,造成珊瑚環繞,魚群滋生,是世界三大魚種最多地區。這瑰麗美妙神秘的水世界,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是陳文石再度升起憧憬感動,對故鄉引發希望的地方,於是在台美之間遊走的他,畫魚,畫出瑰麗,畫出希望 畫出[美魚系列]。 洛杉磯十號公路往東,入亞歷桑那州第二個城市Quartz[石英市],每年二月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寶石礦展,展出各種原礦寶石及其半加工品。那年陳文石參觀時,發現這些原石深藏於地下,開採後的粗糙頑石,經切割研磨後,變成夢幻瑰麗燦爛的寶石,讓他省悟到一個人必須經過磨練才能成器的自古流傳的人生哲理。這樣的啟示,引導他進入一個不曾體會過的嶄新視野和冥想世界,讓他從中得到平靜,得以深思,並灑脫自在的創作。又由於原石研磨後顯現的炫麗色澤與奇異的圖結構,啟發他進入一層過去未曾開發的心靈層次,無意識的抽象世界,讓他採取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型元素與鮮麗的色彩組合,來表現與轉化純粹的空間意境。這樣的表現方式,表達了生命最初的原始生命型態,更把欣賞者更引入神秘而自由的想像空間,這段二零零零年初期的這類畫作,為陳文石的[太初之探討系列]。 一直以來,國際股市不良炒作,二零零八年金融泡沫爆破,一夕間,全世界財富蒸發資產萎縮,美國為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為了對抗人民幣不良匯率及國家財務赤字,大量印製美鈔與中國的如法泡製抗衡。因果循環,美鈔氾濫,幣值下貶,人民財產稀釋,產業營運失靈,失業率上升,民心浮動,這些成為陳文石內心關注的對象。藝術離不開社會,藝術離不開生活,他的畫作思想與主題,又一次轉向,投注在世界人民腰帶的重心。這時技法一變,改用綜合媒材,變成有如實體浮雕式的立體繪畫,,為此時[金融危機系列]的代表,在台灣人[鄉情畫展]中展出,這樣的世間關懷方式,令人感懷於心。 綜觀陳文石一生,圍繞著稚童時期立下的志願前進,而且以他的聰明善巧一直圍繞著主流社會的板塊挺進,以社會的利益前進。但他常常引以為憾的是,在藝術的創作中,他沒能創造出一種沒有人表現過更特殊的繪畫方式。不是嗎?我們都近七十了,我們都沒有做到,沒在美術史上創造出刮目的看點,因為那只是少數人的運好得到上帝的眷顧。但我們都在藝術的領域做過努力,付出了良心,也在畫面上表達的美感中,令自己及親朋好友得到喜悅的回報。雖然在世間的流程中微不足道,但這就是藝術的價值,藝術的貢獻。 依佛教的觀點,良善的心就是美心,美心不只是能整理出美好的畫面秩序,人們為社會付出不求回報所做出種種的努力,而且在這種努力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起怨言,只是努力設法解決直到完成,是需要智慧,這樣的動作就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藝術品。檢視陳文石的文化活動,除了自己的多次畫展成功之外,比如捐贈油畫給宜蘭文化中心,策劃北美畫家聯展,推動北美文藝協會,推薦李石樵得人文獎,出資成立李石樵美術館,推動全僑和平民主聯盟活動,還有大洛杉磯台灣文化節大型活動。三數十年間忙進忙出,就是服務,服務就是社會的主流板塊,這些結局的完美,就是世間完美的藝術。陳文石雖未蓋棺,而[海華金質獎]就是論定,是台灣人藝術家或社會運動家之中最高的榮耀,卻不是多數藝術家所能做到,我由衷的鼓掌, 他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們祈禱上蒼,再給他十年,他願意繼續為社會,為藝術努力,相信上帝會默准,給他機會,阿們! 0711

鍾宜君 陶藝家的故事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1398&prev=1422&next=1390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博士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 她說:「我的每一件作品事實上都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故事在其中,我的目標是要將大自然的美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十年的研發,鍾宜君的作品如今已在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鳳凰城、拉斯維加斯與堪薩斯…等城市展出,也被一些公立機構與私人所蒐藏。 「捏泥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越發感性地說:「妳知道嗎?當我在搓揉泥土時,常會不自而然地想著:台灣人就像大地的泥,樸拙堅韌,不管外來的政權如何蹂躪,它的本質始終不變,而且越經搓磨,越顯現內在的光芒。」 我聽了,為之一怔。一個十五歲就離開台灣、走向一個全然白人世界的女孩,原以為台灣從此在她生命中走遠了,孰料經過一番追尋,她找到了認同,從此將故鄉的情感烙在她的心懷,化作手中的靈與秀,呈現在她一個個精緻的作品中。 鍾宜君,一個捏泥的女孩,透過陶藝,道出一個海外新世代台灣人的心聲。

李柏毅

「自閉兒,不是精神病、不是白痴、不是廢物,他們也需要鼓勵,也需要疼惜,需要愛。」 美麗優雅的簡靜惠發出內心的肺腑之言,在她臉上散發著盡是母愛的慈暉,即使明知她背後一定遭受太多的辛酸、挫折、無奈、甚至嘲諷,但身為一個自閉兒的母親,因為愛與信仰,讓她變得堅強,化作最堅強的保護傘,次子李柏毅終能一一破解長年的咀咒,敲開藝術之門,他每次畫作展覽只有唯一的主題,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也是他人生最好的寫照。 細細品味欣賞李柏毅的畫作,就能了解,思想僵化有限的人把他看成自閉兒,其實,他的世界是不懂得取悅人,忠於自己,超凡的原創力,他其實是世上最自在的人,而那份不拘的自由,真的令人稱羡不已。 向自閉症奮戰漫長路 簡靜惠是台北著名的明星西餐咖啡廳老板簡錦椎的掌上明珠,與現擔任工程師的李永碩結為連理時,大家視為金童玉女,才子佳人,夫家是一個在美國台灣移民的傳統大家庭,生下活潑可愛的老大,以往千金大小姐,手忙腳亂又措手不及的懷了第二胎。 1989年,出生的李柏毅,活潑可愛,討人喜歡,可是直到18個月左右,父母才警覺到柏毅有不尋常的狀況,各方面的學習能力沒有成長進步,還喪失原本有的簡單口語能力,柏毅開始畏生,不願接觸人群,常常哭叫喊鬧。經專家診斷,是「自閉症」,而且極有可能沒有辦法溝通,一輩子失去平衡能力。 這個晴天霹靂,讓原本是想「望子成龍」的喜悅,頓時墜入猶如地獄深淵,從小一帆風順的李永碩畢業於南加州史丹佛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的李永碩成長過程可說是人人稱羨,首度承擔了外在的重大壓力,除了不能接受無情的事實,心中也難掩忿怒及沮喪的情緒。過了好幾個月才開始強迫適應想到如何幫助孩子成長。 簡靜惠在傳統觀念的折磨下,天天只能忍受外在怪責,暗地卻是柏毅只要一哭鬧,她也就跟著傷心地嚎啕大哭。不過,天天以淚洗面,只會讓孩子病況惡化,做為母親可以選擇把孩子丟棄到教養所、可以無助怨天尤人,但簡靜惠決定選擇一條最艱難的仗來打,她誓言要讓柏毅快樂地成長,讓他站起來。從此,父母倆就開始與柏毅走上向自閉症奮戰的漫漫長路。 「自閉症,是一輩子的殘障,沒有葯可以醫治,一定要有長期抗戰的決心。」李永碩原本是長老教會,在痛苦絕望中,他們終於找到生命依靠的力量,用信仰面對一切。李柏毅,17歲,現就讀Village Glen School,11年級的特殊班。 柏毅,2歲時,臉上一滴水都不能碰到,否則大哭大鬧不罷休,媽媽天天就陪他泡在浴盆中,每次水溫保持在80度左右,讓他克服碰水的障礙,從家中的浴缸,走到游泳池,媽媽經年累月地一步步陪伴,對其它小朋友而言,再簡單不過的動作,對他卻難如登天,但就像「阿甘正傳」的阿甘一樣,只要讓他學會,他就專心一意的做到,他現在是游泳健將,尤其是長距離,只要大家叫他游,他就會游啊游,所以他曾被邀請參加2008年奧運選手游泳訓練,但被家人婉拒,因為只是單純希望讓他想像化身成為水中魚兒的快樂就好。 曾被判定可能會失衡而無法站立,簡靜惠在遍尋各種資料後,發現騎馬也許對柏毅有幫助,5歲左右,就開著來回3個小時的車程,去特殊訓練馬場,每次只能訓練半個小時,他是被放在馬鞍上,漸漸訓練出平衡感,而學會如何走路。因此可以發現柏毅小時候的畫作,最多的主角就是各式各樣的馬。 滑雪也是如此,柏毅最愛穿著黃色雪衣,在鬆軟的雪堆裡訓練平衡感,如今他滑雪的技術也相當厲害,不可小歔。 柏毅雖然帶著難以彌補的缺陷來到人世,但上帝也為他打開了一扇窗,他的專心耐力,他的繪畫奇才,若不是做父母的堅信「自閉兒的殘障(Disability)往往正是他們的天賦(Ability)所在。」他們若不專心尋求,很容易就錯失上帝美好的旨意,還好他們沒有錯失上帝的祝福,渾然天成的藝術才能─天才畫家。 天才小畫家 「我常想,柏毅的誕生是上帝給我們帶來的禮物? 還是上帝藉著我們的託顧帶給藝術界的禮物。」簡靜惠說著。 遠在4歲時,父母還在奮鬥該怎麼對付自閉症時,他們發現只要畫畫,柏毅就自得其樂,更神奇的是,別人只會畫一張,柏毅對於同一個靈感,他可以一畫再畫,越畫越好,別的小孩是用嘴巴講話,柏毅似乎是用畫圖表達他的心聲,只要他接收的映象,就有著過目不忘的記憶力。 柏毅既然喜歡畫畫,父母決定開放家裡的牆壁讓他盡情“ 塗鴉” ,當初只是想讓他歡喜就好,所以畫滿了就粉刷,粉刷過了又再畫滿,無限寬廣的創作空間,直到柏毅唸到8歲,有一天教會同樣也是畫家的李淑櫻決定跟簡靜惠說「你該帶孩子去鑑定一下,因為他的畫真的很特別;」 當時的李永碩與簡靜惠,因為住在UCLA醫學中心附近,主觀上認為,受過高等教育,一廂情願認為一定沒問題,但隨著每個月5千元的花費,不管是正統療法還是偏方都試過了,家長身心飽受折磨,正準備放棄時,尤其情況時好時壞,常常生病,幾乎走不下去了。 他們最後決定聽從建議,去聽聽鑑定專家怎麼說,結果專家給柏毅一連串的試煉後,結論是「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天才,未來極有可能成為大師級人物,你們唯一絕對不能做的事,就是請專門的美術老師來教他,他愛怎麼畫就讓他怎麼畫!」 自閉兒,與天才小畫家其實只是一線之隔,他們倆緊記著專家的交待,學區還特別送李柏毅去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學習,簡靜惠開始收集他所有的畫作,一一整理存檔,小心翼翼地保持讓他自由,不受任何美術教條的限制。 李永碩更是只要一有空,就帶著全家出遊,藉由旅行,讓柏毅在自然狀況下,吸取靈感,不強求,只是提供資源與機會;柏毅看過畢卡索及梵谷的畫後,結果其記下的街景,入物,田野風光,展現了極其相似原創的風格。而每每他對有感觸的情景,就會過目不忘,拿起畫布揮灑自如,不僅栩栩如生,而且許多情景,猶如躍至第三度空間,立體熱鬧的不得了。若是仔細欣賞,就不得不佩服他化腐朽為神奇的天賦。 繪畫的傑出表現被教師專家所肯定,除了獲獎無數,作品也深受到主流的重視。 柏毅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即參與學區各項檢定,代表學區參賽贏得佳績,連續六年在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期間也參與過公開的展出活動,不僅如此,柏毅於1999年11月間獲洛杉磯時報(L.A. Times)選出「傑出孩童」(Remarkable Kids),以具有藝術天份的特質與其他正常孩子並駕其驅。 2004年,還被非常盛名的藝術公司BGH邀請開個展,而其作品還被收集珍藏,也有些大公司訂購他的畫作來佈置辦公室;為了幫助需要殘障的兒童,美國自閉症協會還將他的畫印出整套的卡片,目前銷售成績全美已超過一萬份。在參加台北大稻埕的個展時,他的畫作也被高價購買。光是去年,就受邀參加8個畫展。 此次受邀柑縣傳統週的展出,最主要是由於自閉兒童的溝通能力有限,簡靜惠說,為了不讓柏毅對語言產生混淆,家中一律以英文做為溝通方式,但他們也不忘教育孩子飲水思源,常常帶著一家人回台灣,展開文化歷史之旅,因為柏毅回台灣之後,非常愛台灣,那裡的濃濃人情味,布偶戲,哈雷機車,台灣美食,令他懷念不已,爸媽故鄉也是他的家,他很開心能夠在橙僑中心展出,也許沒有豪華的產地,沒有高級的雞尾酒會,但是那是要給台灣鄉親看的,也是送給媽媽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發揮阿甘精神 助人至上 簡靜惠認為,全國有千分之二比例的自閉兒童,家長往往過於急切引導孩子口語溝通的能力,卻忽略他們可能嘗試用其他管道表達訊息,因而埋沒了殘障兒童具備的天賦。家長要多聽、多看、多學,找專家協助,才能找出最合適的治療課程。如果走對了,雖然辛苦,但每天都會有深刻的美好感受。就像以前一部電影阿甘正傳,自閉症的孩子其實潛能無限。 面對家中的殘障兒童,簡靜惠認為,在家人的心目中,柏毅是個非常正面、快樂的小孩,熱愛他所做的每件事,即使學習力較一般人緩慢,但是全力以赴的行事作風卻是在一般孩子身上難看到的。他們就是個最好的例子,所以家長最重要的是給予平等學習的機會,雖然特殊孩童各方面學習能力較為緩慢,但是他們也許能像柏毅一樣成為「勤能補拙」的孩子,不要讓病痛剝奪殘障孩童健康快樂的學習機會。 雖然柏毅的藝術天份逐漸廣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但是李永碩夫婦卻不希望將柏毅的天份作為商業賺錢的工具,歷年來每一幅作品都屬非賣品,李永碩說,藉著柏毅的創作力量將不會放棄任何可以幫助別人的機會,例如真愛家庭協會主動邀請展出柏毅個人的畫展、製作卡片或舉辦座談會等,希望能夠借助柏毅成長的過程輔助其他華裔殘障者家庭。 陪同柏毅走過了十三年自閉症的成長過程,李永碩夫婦表示,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柏毅的未來他們盡量給予協助及規劃,為柏毅成立基金會,有關柏毅畫作介紹,可到www.lelandlee.com網站上搜尋。而此次在橙僑中心的展出將到20日截止,歡迎前來橙僑中心  2901 W. Mac Arthur Blvd. #115, Santa Ana, CA 92704 參觀欣賞。 身為母親,簡靜惠希望大家能用愛來體會"我兒柏毅"的畫,更期盼那繽紛的色彩,能與大家分享柏毅單純的喜樂。  文/林蓮華

杜國清 台灣文學國際化推手

聖塔芭芭拉是美國知名海灘風景區,若是下次到此地一遊,千萬得逛進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的優美校園內,去找找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博士。跟他聊聊台灣文學及台灣研究中心,杜國清總會精神奕奕地說,明明就有不輸作家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力作,台灣的海洋文學不但被長久埋沒,更別提要走上國際舞台。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台灣文學翻成英譯,杜國清大可當個輕鬆教授,但一股使命感,使他義無反顧一頭裁入「台灣文學國際化」之路,而經過7年的培養,他已建立一群資深學者團隊,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足夠的經費,不能再等了,只能自己啟動撩落去囉。 台灣文學 世界文學界遺珠之憾 中國文學在美國的東亞學術研究領域是顯學,但若論及研究台灣文學,文學界才剛起步而已,聖塔芭芭拉加州州立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是全美現今唯一研究台灣文學學術研究機構,在杜國清教授一手策劃並以推動有關台灣學術研究,積極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英譯、以及台灣研究者間的學術交流,在全美已有相當權威的地位。 杜國清說:「台灣文學國際視野的確立,必須敞開胸懷,廣幅度地思考、型塑、呈現台灣文學內涵時,得找出世界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元素。更需基於『台灣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之一環』的體認,努力而有計畫地對世界顯示台灣文學具有的特殊性格和精神。」他認為,台灣文學曾經長期被漠視甚至被限制,但不代表就沒有好作家或令人激賞的作品。 而台灣文學最引人入勝之處,就在於深受海洋影響的島國風情,卻又因為歷史背景導致各種族群移民不斷的交雜融合,深具多元文化特色。使得台灣文學可以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構成了台灣文學研究的最終定位和評價時具有國際視野的一個理論基礎。 校長兼撞鐘 大小事全包 別懷疑杜國清博士的說法,旅居美國多年,他可是位才情洋溢的傑出詩人,特別專精於美國艾略特,日本西?順三郎,中國李賀,公認的三大經典詩人的研究,在台灣研究中心建立前,他已是學界著名能貫通東西文學的比較學者。在他漫長而堅毅的學術研究歷程中,同時兼備有明晰的台灣文學「本土觀和國際觀」,常有十分獨特的見解,是極具宏觀遠見的一位學者。 放著輕鬆教授不做,現在身兼「校長兼撞鐘」的杜國清教授是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底下有一位助手,除了平日教學外,幾乎以中心為家,因為沒有足夠經費請其它人手,所以他必需自己擔任行政、總務、翻譯及書寫評論,甚至惱人的帳單都得親力而為,而最吃重的是他還要進入書海親自翻譯台灣文學英譯的工作及舉辦學術交流活動,可謂鉅細靡遺大小事全包了。 他分析,為了加強國際間對台灣文化的瞭解,及促進台灣文學的研究為宗旨,該校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原則,就定位為文化研究、學術立場、國際視野,透過此三面向構成的三稜鏡來檢視和探索台灣文學其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觀。 三大願景 苦心孤詣著手進行 杜國清長期以來不斷在思索,苦心孤詣著手進行的,則是根源於自身致力於推廣台灣文學,為了紮根深植美國的理念,他內心的高度使命感,以實現包括以下三大願景為長遠任務:1.定期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活動,台灣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台灣研究演講系列,以及台灣作家短期訪問等;2.出版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的英譯作品,尤其是台灣主要作家代表作的英譯單行本、以及中英對照的作品選集;3.編輯出版有關台灣研究的英文著作,主要對象是美國大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所完成的台灣研究的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 該校自 1996 年以來,與文建會合作出版半年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致力於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介紹給英語讀者,以促進從國際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一直至今,成效斐然。 2002年「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設立,讓中心規模終於形成,她是由聖地亞哥的台美基金會五位有識之士,決定捐贈一筆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設立「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捐贈者表示他們提供贊助希望該校成為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國際中心。 為了促進台灣文學的國際研究與英文翻譯交流,甫於9月24-25日舉辦的「台灣文學與英譯國際研討會」,相當圓滿成功。這次研討會加強該校台灣研究中心與國際學者、研究生與台灣文學翻譯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學者與翻譯者聚集一堂,互相吸取經驗,集思廣益,以便進一步推動台灣文學英譯工作。 杜國清維持相當地辛苦,但他總是樂觀以對,充滿信心:「我們相信,在『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基礎上,有一天我校將成為台灣研究的專門出版機構,一個名符其實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國際中心。」 召募台灣研究基金 為永續發展 由於加州大學近年財務刪減,預算緊縮,杜教授為思考其永續運作,以免人事變遷被裁撤,所以開始推動「台灣研究基金」的設立,在未來,他希望退休之前,能夠募到2百萬美元做基金,實現該中心三大願景的長遠任務。 杜國清深謀遠慮,雖然現今受到該校楊祖佑校長及院長的鼎力支持,但學校受大環境經濟影響,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預算仍只有25%是來自學校,其它必需自己爭取籌款。杜國清教授希望有足夠的基金能夠捐贈該校並指名台灣研究基金,校方自然會讓中心永續發展。 杜國清提及,由於學校是個非營利機構,所以捐款者都可以有証明,該基金是透過校方會計制度統一管理,具有強而有力的公信度,不論多寡,希望此間僑民鄉親能熱心捐募,甚至企業若能支持台灣學術研究,願意贊助更是衷心感激。2百萬不是個小數目,但他希望細水長流,每年都有人願意捐募,經過10年、20年終究可以達成,他笑著說,屆時就可以安心退休,把棒子交給後輩,高枕無憂,在美國,台灣文學不會消失,而且將屹立不搖。 杜國清教授很客氣地表示,他準備了介紹台灣研究中心的資料及企劃書。若是有讀者願意捐款,他深深感激,表示支票請寄給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但需指明用在台灣研究中心的「台灣研究基金」,抬頭請寫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簡寫UC Regents),底下註明存入” Center for Taiwan Study Account (Taiwan Studies Endowment)(簡寫CTS Account),住址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CA 93106。校方收到後會寄收據証明以徵公信。若有任何疑問或欲知詳情,可以找台灣研究中心805-893-5101或805-893-8835。 記者林蓮華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周正烜

周正烜在聖蓋博市的事務所,一進門就是一整面牆的感謝狀和表揚狀,謝謝他擔任義工,協助移民解決法律問題;或是表揚他在移民改革上不計分文的加入遊說組織,希望爭取移民權益。 羅耀拉(Loyola)法學院畢業後,周正烜沒有到畢業生擠破頭的知名律師事務所上班,而是進入在波莫那(Pomona)的聯邦法律援助所任職。 沒有令人羨慕的收入,他的工作是幫助無法負擔律師費用的中低收入戶,甚至是非法移民,解決法律問題。 「我記得有一回,一個付不出房租的房客被房東趕,房客找到法援所來,希望我們幫他。那我就得到他家去看啦!他就提醒我,一定要穿長袖長褲才去,因為他家超髒,如果沒有把全身包好,可能會被跳蚤咬得滿身。」 「結果,真的是那樣耶!」 另外一次,是一個因為家暴受害婦女希望法援所幫她爭取離婚,周正烜擔任律師,必須代表婦女出庭。 他說,在法庭上,他見到婦女同樣也是西語裔的丈夫,一隻眼睛還戴著黑眼罩,惡狠狠的瞪著他,「還真的蠻嚇人的!」 在法律援助所的體驗,加深周正烜一向以來「支持弱勢」的想法,讓他參與更多沒有酬勞的義務工作,也堅定他以移民法領域為主的專業理想。因為移民法對他而言,創造的是「win-win-win」三贏的皆大歡喜。 第一贏是委託他的客戶可以實現美國夢,留在美國新大陸;第二贏是他自己,可以獲得酬勞;第三贏是美國政府,多了一個納稅人。 「對我來說,幫助別人,好像比賺大錢還重要,也更能讓我快樂,這也是從我爸爸學來的金錢觀─只要少花,就可以少賺。」 這就是周正烜。 認識周正烜的人,都會覺得「這人超不像『律師』!」他總是笑到眼睛瞇成一條線,不疾不徐,非常溫和的,把快樂、舒服的氛圍,帶到他在的地方。 想當計程車司機  誤打誤撞成律師 周正烜是台灣70年代「小留學生」的典型代表。10歲時和媽媽、妹妹移民美國,留下當時仍在執業的醫師爸爸,「我爸就是那時候做流行的空中飛人啦!」 他回憶,當時下飛機的第一站,是已經在美國的舅舅舅帶他們到「丁胖子」吃早餐,「有豆漿、燒餅,我根本不覺得是在美國!」樂觀的天性,加上小小年紀的學習潛能,周正烜很快就適應美國的生活。 加大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與修辭學雙學士畢業後,怕「血」的周正烜知道自己不可能繼承爸爸和爺爺懸壺濟世的使命;數學、科學成績都不好,也不能專研理工,「大概是我媽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血液在身上吧!就決定去念法律。」誤打誤撞,周正烜因此進入這個讓他無法忘情的領域。 不過他透露,小時候自己做想做的,可是開著小黃車大街小巷跑的計程車司機! 他記得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有一回和外婆、姨婆一起在台北搭計程車,外婆隨口問他長大以後想當什麼,「我就說,我想當計程車司機,因為可以把每個人載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又可以自由自在的開車,很棒耶!」 「沒想到姨婆一聽,罵我沒志氣!惹得開車的司機先生火氣全來,就把我們趕下車了!」 成家立業 台灣會館是媒人 去年10月,周正烜和認識3年的女朋友結婚,妻子是南加州華文電視台的資深記者盧意,盧意曾經說,最喜歡抱著周正烜的感覺,「很像抱著一隻大熊,超有安全感。」 周正烜透露,他和太太認識,還得拜台灣會館之賜。 當時他們一個是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的會長,一個是電視台記者;後來,一票記者和他成了好朋友,下班就到他家玩,他和盧意才有進一步的接觸,發現這個女孩好開朗,也和他一樣超級愛笑。 他開始請花店每天送一束沒有屬名的鮮花到盧意的辦公室,「她根本不知道送花的是誰。」 直到有一天,鮮花上附了一張「紅心2」撲克牌,盧意才曉得,是喜歡變魔術逗她開心的周正烜,他因此贏得美人心;一年多後,周正烜選在去年兒童節,在迪士尼樂園向交往一年多的盧意求婚,完成終身大事。 樂天的周正烜笑著說,現在他最開心的,是當太座的「小跟班」,陪主跑好萊塢的盧意到處採訪,幫她照相留下紀錄,或是跟著老婆到媒體試映會,搶先體驗還沒上映的新電影。 文/朱乙真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李淑櫻 彩繪抽象人生

李淑櫻(Nami Lee) 的歡喜笑容, 是她用彩筆沾著五彩繽紛的顏色一圈一圈,生生不息地圈出生命泉源,也圈到自已的臉上,笑容就掛在她的臉上,再也摘不下來, 即使女人再多愁霾憂鬱,但她仍壓住了心底苦楚,頂直了腰竿,在藝術中瀟灑笑傲江湖。 李淑櫻的畫不難理解,但當您了解這些畫,是來自她面對人生最大困境站起來的最大支柱,你不免多看幾眼,因為在別人看來的苦澀,在她的抽象畫是真的把具像抽了又抽,抽出味道,抽出道理,抽到內在,李淑櫻畫抽象人生,給人生作了一個框, 自己在裡底用五彩來扮戲! 爸爸曾當選二任南投縣長 李淑櫻,1945年生於終戰時代尾聲,7個小孩,排行老五,2男5女,從小就希望她能美如櫻花般的珣爛,從小備受疼愛,阿公李春盛是草屯望族仕紳,還曾經榮登日本人寫台灣誌百大人物時佔有一席之地,外公吳賜斌是清代秀才也是著名的國畫家;日據時代,爸爸李國楨年輕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回來當記者,李淑櫻記得在6歲時,終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爸爸被派任做南投縣長,是少數倍受重用的台藉菁英,第二屆他又以政績卓著高票當選連任;家境富裕的爸爸在任內相當賣力,南投盛產竹子本來只是拿來做雞籠,李國禎就聘藝術家顏水龍教當地手工藝,竹子搖身一變成為工藝品外銷熱門貨,結果原本市政虧損累累轉虧為盈,也特別重視教育,在原本交通不發達的南投縣深山內廣設小學及中學。 在李淑櫻心目中爸爸是永遠的英雄,但也有落難之時,市長任期結束後被調去做檢驗局局長,本來這是個大肥缺,但因為爸爸留日所受的教育,公正不阿的脾氣及提出太多改革措施,與官場現實衝突,後來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雖然被冤枉,但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一定要討個公道,10多年來父親從旺族官場的佼佼者,變成自力更生的雞農,爭的就是要還以清白的骨氣。 初中畢業考上高中,但是父親看她手工精巧及廚藝了得,逼她去讀新娘學校,希望她嫁個好人家,結果考上台中家職,三年來新娘該會的十八般武藝,她通通名列前矛,頻頻得獎;有一天學校功課規定做雞絲面,媽媽吳美玉覺得太好吃, 央求傳授,當時1960年代,李淑櫻萬萬沒想到媽媽會把她教的雞絲麵發揚光大,成就一番事業,全台遠近馳名到處銷售,後來還開烹飪班授課,媽媽被農復會聘請做烹飪老師,誠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用酸甜苦辣繪畫人生 小學生活多采多姿,和藝術無關,一直到初中,李淑櫻才真正與繪畫結緣,原來有次上美術課時,被人稱巫婆的老師,特別賞識為她上課,但是因為老師太愛打牌下不了牌桌,所以乾脆就拿了一堆畫冊教她去模擬,李淑櫻也很為難,只好硬著頭皮一直畫,但是也因為模擬畫冊擴展自己的視野,開始進入繪畫的天地;參加多項比賽得獎後,因為太優秀,高中專門為學校做壁報及花車,不讀書但又愛調皮搗蛋,老師一句話「你難道甘心一輩子只做個"新娘子"嗎?」,李淑櫻私底下開始思考,決定報考美術系,但老師們認為她外務太多根本考不上,但教務主任對於她的上進心認為值得鼓勵報考,她決定報考師大美術系及藝專。 成績揭曉,教學組長充滿了抱歉內疚,因為組長認為她根本考不上大學,所以自動將師大美術系去掉,結果害得她只好留在藝專讀書,不過個性樂觀的她,後來才體會師大是以培養師資為主,藝專是訓練專業,唯有在藝專才能真正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畫畫。念及於此,其實最後她是充滿感謝那位自作主張的教學組長。 可是在台灣作專業畫家實在無法維生,所以她還是去修了教育學分,畢業後就回母校雙十初中教書;當時因為對美術的喜好想更進一步去武藏野大學進修,但是因為愛情,她選擇了地走入家庭。 她的前夫,是小學同學兼青梅竹馬,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及擁有深厚的音樂造詣,當時大家都稱他們為金童玉女,李淑櫻前夫的聲音非常美妙,除了工作認真,也常去教會服務,許多事到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感動,當時是一段甜美的戀情,在前夫父親的牽線下,個性開朗美麗大方的她終於與英俊瀟灑多才多藝的前夫,並結連理,過了一段非常甜密的婚姻生活,當時公公臥病在床,與婆婆一起悉心照顧,畫畫作品較少,但一直都不願間斷,也生了一男一女。 公公去世後,1976年,移民來美,前夫過去是在逢甲做客座講師及顧問公司,甚至當了鏍絲廠廠長,決定來美發展長才,對小孩教育也很好,孩子從讀幼稚園就受到美國很好的教育;前夫也是個愛台灣故鄉的熱心人士,為了幫助他達成心願,李淑櫻決心也要插手政治。因為當年政府戒嚴時期,沒有一點膽識及勇氣,是絕不能踫政治,最好有耳無嘴否則極易惹禍上身。 李淑櫻前夫到了洛杉磯也是在長老教會做司會,當時為了美麗島事件,全台美社團團結一致做禱告,還記得教會玻璃還被人家打破,當時做司儀的前夫,策劃能力很強,表現傑出因而在台美社團嶄露頭角,很多活動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夫妻雙雙的身影。 大家也都知道淑纓喜歡畫圖,所以邀請幫忙做刊物的封面或海報,她笑著說,當時沒有什麼電腦製作,全部都是要用手工,又遭家中婆婆生病,她常常是一隻蠟燭兩頭燒,但能以自己專才為台灣社團盡一份心力,為了台灣故鄉,她總是很開心全家大小同心協力總動員為社團做事。那是第一次感覺畫畫不只是藝術,一張畫作其實可以說出很多故事。 常捐贈畫作義賣募款 她最開心的就是,TACL台美公民協會想要設立獎學金,她透過義賣自己的愛作,感受到一幅畫竟然三次義賣, 畫畫受到鄉親疼惜一直標購再捐出,純粹是為了要幫台美人第二代設立獎學金,「 這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除了肯定自己畫畫功力,相對要求自己未來更要精益求精,所以後來又到美國學校修學分,修了抽象畫、雕塑、彩繪玻璃,最重要是學到藝術創作要有心也要用心。」 最難忘的是,因為228事件發生時自己很小,所以印象228事件是很可怕的事, 但在美國第一次參加紀念228事件時,李淑櫻被派負責做Banner,一邊做一邊細細體會台灣人受到的壓制,鄉親們一直要到異鄉才敢說出來的228,是需要平反的,無辜受難者的英靈不能白白犧牲掉,現代人唯有要用更多心力去愛惜台灣才能添補這份傷痕留下來的遺憾。 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盡力做時卻會充滿感動。 自此,李淑櫻畫畫已進入不同階段,畫以載道,畫畫感情更豐富充滿隱喻也更有目標,至今她已經以蕃薯落土不怕爛,代代生生不息而創作女人系列,還有生命系列、宗教系列,她每次一唱到 “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畫作裡就會出現台灣是富裕的,要保護它愛惜它的衝動。 曾任台美藝術協會會長 台美藝術學會是1994年創立,被推薦已參與11年, 負責文宣工作, 每年至少一次展出,主要目的是請專業可以幫助業餘切磋,在 2004年, 邀請協會9位畫家到巴黎展覽,深受好評;去年60歲是生命的豐收期,擔任會長期間,2005年時受到國際著名的畫家陳景榮教授的幫忙透過其兄弟, 試試看巴春季沙龍結果沒想到入選在法國巴黎參展2週。 又由聖路易斯台灣之友會主辦一場台日美交流展,以台灣及日本同步展出,包括 5月傳統週戀戀台灣情,台日美藝術交流, 6月在台美藝術學會年度展覽,9月到10返台巡迴展一切都非常成功,在台灣展覽時為支持李登輝學校, 群策會選畫特地選了兩張義賣,李淑櫻感到非常開心, 2006年卸下會長職務,希望能專心在教會服務。 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 發現老公出軌相信是每個女人的最痛,李淑櫻在1994年發現可疑,但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連至親好友都沒有講,等著他回頭,可是當對方決定什是最好,1997年,抱著祝福心態決定放他走;原本想要白頭偕老,不論是有錢或貧窮, 走不到最後也是很無奈,婚姻變天,她開始領略在人生路上的坎坷,事情發生時,上帝都有隱藏的意旨,也許在別人眼裡是困境,但在困境卻可以接受挑戰學習美好,自己的人生才能像彩虹般的斑爛。 1999年以前,除了義工及畫展, 並沒有機會工作,婚變時,當自己要走出來時, 一點信心也沒有,既害怕又擔心,她很感謝吳西面因為當婚變時,太平洋時報給一個機會學習讓她磨練寫作。 她記得媽媽說,「眼淚是沒有用的,不能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所以就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當時有些人勸其離開熟悉的環境回台灣治療情傷, 但因為兒女都在這邊,這裡有可愛的台美人及許多熟悉的社團,留在這裡繼續盡一份力量,才不辜負愛護台灣的誓願。現在她最希望現在是眼科醫師的女兒楊亞文能有個好的歸宿,找到如意郎君。 文/林蓮華

楊信 白手起家的故事

這是一個典型勵志、白手起家的故事。 彰化埔心鄉下的窮孩子楊信(Jackson Yang),從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木珠坐墊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小小的垃圾桶更讓事業到顛峰。簡單不過的家庭日常用品奠定了事業版圖,楊信卻依然保有台灣農村孩子的純真和羞澀,對自己被稱為「台商創業楷模」,楊信搔搔頭,露出害羞、靦腆笑容說,其實是「小兵立大功」。 只要努力 美國錢淹膝蓋 「人家說『台灣錢淹腳目』,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錢,才是真的淹腳目,市場潛力無窮大,只要努力,到處是機會,淹到膝蓋都有可能。」 站在托倫斯(Torrance)市面積16萬呎的「Seville Classics」倉庫裡,看著起重機來回穿梭的楊信,認為自己從1986年至今將近20年的「美國經驗」,是「事業第二春」。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是為了子女教育舉家遷移,想辦身分而成立公司,現在已經成為橫跨美、亞、歐三洲的集團,包括副總統呂秀蓮、星雲法師、前駐美代表程建人等台灣首長都曾經到Seville Classics參訪。 對楊信來說,到美國的發展是「無心插柳」。「1984年暑假,我和太太帶著孩子到美國渡假,沒想到孩子們對美國印象大好,覺得這裡簡直是天堂,就不想回台灣了。」楊信和太太柯巧玲,因為不想讓孩子承受台灣升學壓力,決定由柯巧玲先帶著5個孩子赴美,楊信則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內(人)在美(國)」,過了兩年空中飛人的生活,1986年到美國來和家人會合。 兩個小兵立大功  當時在台灣以經營國際貿易闖出一番天地的楊信到美國來,因為環境和台灣完全不同,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後來覺得買東西進美國,賣給當地市場的貿易應該蠻有作為,決定拿台灣做貿易的經驗,試著在美國創業。「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應該賣什麼呢?」楊信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週末到跳蚤市場擺地攤了解美國市場及消費者口味,每一、兩個月到台灣、中國挑東西進美國賣,東試試,西嘗嘗,時機終於來臨。 楊信說,有一次回台灣,他發現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座位上都有一個木珠坐墊,忽然靈光一現!「我想,美國什麼沒有,就是車多,但是卻沒有類似的產品,應該很不錯!」念頭一起,楊信心一橫,買了2,000個木珠坐墊,付了10,000元美金,帶回美國交給負責業務的老美,卻被澆了一頭冷水。 「老美業務跟我說,楊先生,這是你們老中的東西啦,美國人不愛的!我就想,那不行呀,我東西都買了,怎麼辦?」不信邪的楊信決定再出去擺地攤,並以自己作為「真人實證」,以「涼爽」、「按摩」為兩大功用推銷,「沒想到一個周末下來,竟然賣得很好,一天幾十條沒問題,原本5塊美金成本的坐墊,我可以叫價到15美元!」楊信後來跟老美業務說起大賣的情形,「他也很驚訝,就說,好吧,那我去試試看。」 楊信把坐墊取了個「舒適珠」(Comfortbeads)的名字,設計精美硬紙盒作包裝,貼上舒適珠擺在車墊上的圖片,寫明功能,定價12.99美元。老美業務也爭取到東岸一家20間連鎖居家生活用品店「上架兩星期」的試用期。 「東西送出去之後,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在美國的第一次出擊能成功。」上架一個星期之後,楊信就接到客戶的電話,希望能夠立刻補貨,並且訂下長期訂單,「因為賣得太好了,連他們都覺得意外。」楊信放下電話,立刻買了張到中國的機票,尋找合作工廠。 這個「舒適珠」,三年內在全美國賣了1,000萬條,讓楊信賺進到美國後的第一筆錢,奠定事業基礎。 1997年,楊信在日本一家頂級日用品百貨店見到荷蘭公司出產的腳踏板不銹鋼垃圾桶,將他的事業推向高峰。 垃圾桶,大部分人覺得基本、簡單到再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楊信眼裡卻是無窮的希望。他將歐洲生產的頂級、昂貴不銹鋼垃圾桶拿到台灣生產,降低成本;將原本是大師級的設計品普及到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的價格範圍,打入美國市場;加上大兒子發揚光大,將垃圾桶當藝術品包裝,設計成各種不同的造型,配合近年來興起的極簡時尚風,短短4年間年營業額達到一年5,000萬美元。 現在,Seville已經是美國不銹鋼垃圾桶的領導品牌,也是多家大型連鎖賣場的上游廠商,包括好市多(Costco)、標的百貨(Target)、Bed Bath & Beyond、山姆俱樂部(Sam’ s Club)、沃爾瑪(Walmart)都是主要買家。 楊信透露,美國家庭裡的不銹鋼垃圾桶,有80%以上,都是從這裡出去的,桶子上都有「Seville」的招牌。 從不銹鋼垃圾桶延伸,楊信看好金屬展示架市場,全力衝刺,成為這幾年的發展主力。他說,這個每層可以承受300磅的金屬架簡單組裝、堅固耐用,無論是家庭、學校、辦公室,處處都用得上,「民生必需品,或許聽起來不太起眼,卻可以像滑水的鴨子,慢慢游,遠遠游。」 目前,金屬展示架每個星期要進30個貨櫃,銷售量每個月都還在增加,市場佔有率,大約是全美的50%。 不計成本 根留台灣 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經由電視新聞的畫面,人在洛杉磯的楊信感同身受,決定為自己的故鄉做些事。不在乎要多花5-10%的成本,楊信將在中國的不銹鋼垃圾桶生產線移回台灣,響應政府「根留台灣」,2002年5月開始實施的「006688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擴大案」之後,在彰濱工業區、台南工業區都設有工廠,「我們現在所有的不銹鋼垃圾桶都是從台灣坐船來的,一個星期大約有100個貨櫃,百分百的『made in Taiwan』。」 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家庭的財力支持,楊信從一個得吃地瓜便當、赤腳趴趴走的鄉下小孩,成為今天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老闆。 1944年出生在彰化埔心鄉下的楊信,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那時候真的窮得不得了,故事講起來,家裡小孩都不相信,覺得我在編故事。」 楊信說,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物資缺乏的年代,農村裡的情況更糟糕,窮到連唸書的錢都沒有,每學期開學前,他就見母親到處借錢,讓小孩交學費,等一年兩季的稻米收割,留下一點點白米,其他的全都拿去賣錢,才能還清借款。「所以,雖然家裡種田,每次中午吃便當,卻是我最難為情的時候,別人打開盒蓋是白米,我的便當裡卻都是地瓜。」 父親在49歲過世時,楊信還是個孩子,靠著母親種田,將兄弟姐妹拉拔長大。回憶起父親過世,楊信仍滿是惆悵。他說,那時候太窮了,連醫生都請不起,所以也不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因,只記得父親在臨終前,小楊信曾經跑去問爸爸想要吃什麼,大楊信眼眶濕濕地說,「我父親告訴我,『好想吃蘋果』。」 初中畢業後,楊信想要趕快減輕母親的負擔,高中唸了一學期,就跑到台北和同鄉學起「作生意」。「我從一人小公司開始,租了個只有三、四張榻榻米大的辦公室,沒有電話,只有一張桌子。」楊信以國際貿易為目標,搭上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潮流,直到42歲時移民美國。 跨足金融界 分享秘笈 國際貿易起家的楊信,近來也逐漸跨足到不同領域。11月中在南加州羅蘭崗開幕的「大通銀行」,是楊信進軍金融界的第一步。被推舉為董事長的楊信說,其實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幫助更多年輕人。 「看見最近幾年華資銀行紛紛被大集團併購,實在是蠻可惜的,從銀行出發,我覺得是個對社區很好的回饋。」 他認為,在金融往來的過程中,可以和企業界的年輕華裔接觸,除了可以優惠的貸款幫助這些有心創業的小夥子,也可以將我們滿身的『武林秘笈』傳授給他們,讓台美人可以在美國新大陸,真正落地生根,實現美國夢。」 楊信的「兩個夢想」 楊信說,他現在有兩個夢想,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回饋南加社區。 第一代台灣移民在兒女逐漸成家立業之後,也漸漸進入退休年紀,楊信希望建一個全方位的銀髮族社區,從生活各個面向及專業的醫療照護,可以串串門子、結伴旅遊,一起以愉快的心情,享受生活。 另外,受了吳尊賢的《人生七十》、《人生八十》兩本書的影響,楊信覺得能夠留給子孫的智慧和人生體驗,遠比有形的金錢珍貴,所以他計畫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協會」,協助有意在美國創業的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並且收集在美國起家的台灣移民的成功故事,集結成冊,成為無價的紀錄,讓後代子子孫孫,都可以記得好久以前,爺爺奶奶們到美國來的點滴。(朱乙真)

余忠村

在社團中看到余忠村,總是很謙和,細聲講話,笑口常開,沒有社團頭銜,人家笑稱他是「台美社團地下工作人員」,沒有頭銜的牽絆,他反而可以自在地默默耕耘。從學業最高峰博士轉業到藝術室內設計工作,他視為人生中最勇敢的事,晚年能夠參加台美社團,如願地在草根外交盡些心力,又能擔任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把所荒廢已久的博士專業真正地「學以致用」,而且收集的台灣文物,自己一肩扛起到處去各地圖書館展覽,介紹台灣文化,他深記成功高中校歌最後有句「建國大業要重頭做起,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深感遲暮之年總算做到,能為台灣故土奉獻,讓生活過得格外有意義。 爸爸‧老牛‧稻香 「我與父親一定是前世結的緣,從小就是爸爸的小跟班,若沒有跟上,我就會從早哭到晚,我小時候就很愛哭,也很雞婆愛管閒事"初中大家幫我起個綽號叫我阿婆"」。余忠村,1939年生於北投唭哩岸靠近石牌,世代務農,家中10個小孩5男5女,排行老八,是家中最小的么兒,小時候最愛哭,到了7歲都還要讓媽媽背著踱步,最喜歡的事就是跟爸爸一起到田間工作,一起看夕陽,父親常把他放在人力車上載著滿滿農作收成去趕集,他從小就很仰慕父親拉車快跑的背影,「有一次,我還記得父親帶我拉車去大稻埕,碰到一位洋人用照相機將父親拉車我坐車攝入鏡頭,並給我們一張價值不少的鈔票,這一張照片也許曾經出現在當時某個西洋雜誌上,讓人了解台灣文化,這一幕是我和父親在一起最美好的回憶。」他津津樂道地說著。 由於家中人口眾多,隨著哥哥成家立業,房舍已經不夠住,所以小學前,爸爸決定帶他去住牛舍,雖然牛舍只能點著媒油燈照明,而且還有牛尿,但牛是農家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家中的老牛全家大小愛護有加,早已成為家中一份子,所以和牛住在一起,余忠村覺得很自然,和牛同居的日子,一點也不委屈,爸爸每天都跟他有講不完地故事,與老牛相伴,余忠村一直住到上大學前。 余忠村小學時候成績就很好,4年級的導師就是大哥,和大哥差17歲,參加初中聯考,大哥替他填志願,大哥幫他填成功中學為第一志願,因為日據時代成功中學是給台灣小孩唸的,日本小孩讀建國中學,所以成功中學在台灣人心目中永遠是排名第一。而當年在鄉下余忠村能考上以第一志願在石牌算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不過考上成功初中後,每天得走半個小時然後再搭火車半個小時去上課,印象中每年颱風上課真的很辛苦;初中畢業後,又再考上成功高中,因為戶口的規定,他已不能坐火車,所以騎腳車再坐公車的度過三年。余忠村以就讀成功高中為榮,因為不僅是智識啟蒙的園地,也是同窗好友共同成長學習的地方,他不但開始接觸到城市生活,交了很多朋友,喜歡畫畫,高中時參加美術社,洛杉磯名醫陳惠亭就是當年的社長,FAPA執行長陳文彥、鄭英松教授、林宗光教授都是同屆同期的同學。初一開始,因為喜歡講虎姑婆的故事,又愛熱心雞婆服務,所以綽號“ 阿婆” ,當初在成功無人不曉。 摩登浪子博士生 大學考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看到大學的校舍比成功中學還小,當時很失望,所以沒有專心讀書,成績差強人意,那時候天天穿的很摩登,50年代流行的是粉油頭,叩叩鞋,服裝又喜歡自己設計,愛作怪又穿得很奇特,上課遲到早退,又愛跳舞參加派對,不太正經的樣子,太太李月英當年是同班同學,怎麼看余忠村就像小流氓,大學印象不怎麼襯合。 余忠村從小生在農村,讀書盡是中國地理歷史,直到當兵,演習打游擊戰部隊,行軍一路從桃園打到屏東,他才知道台灣還有南部,真正讓他驚訝知道台灣原來有這麼大。當兵後,想要出國,當時很流行,就讀成功高中戊班51個畢業,不但全部考上大學,一半以上選擇出國,讀博士學位就有20多個。 余忠村不能免俗也想出國,不過主要原因卻是在一句求職時遭人家奚落「地政系能做什麼?」 申請工作受挫後,剛好中興創立第一屆地政研究所,所以考上唸了兩年碩士學位,當時能拿到碩士,在石牌又是鳳毛鱗角,但他仍執意申請國外就讀。 唸大學時,余忠村回憶著,他已入社會幫三哥在天母做傢俱生意外銷,所以很早就接觸洋人,並交了不少朋友,讀研究所時太太終於覺得他是「浪子回頭」有點好印象,好同學作媒拉攏,後來就追求成功,1966年畢業,做了一年事就結婚, 1967年8月來美,申請猶他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系, 但到了學校之後, 結果直接轉景觀建築學系兼唸都市計劃系,後來又轉去密西根大學資源開發學系,並且在一邊在密西根州政府的自然資源部做助理企劃經濟分析師的工作,在密西根因為台灣同學多,他也開始參與很多同鄉會的工作,於1975年拿到博士學位。 經營高級藝廊 余忠村人生最冒險的事,竟是學業最高峰拿到博士,然後勇於放下,轉業到陌生但喜愛的藝術工作,過著他喜歡的創意藝術人生。 當初放棄學術路線,搬來洛杉磯,從頭開始,是因為喜歡這邊的天氣,他思考不管做教授或公司工作隨時會遭到解雇,而且對藝術方面興趣難以壓抑,還有三哥也希望能幫忙做傢俱生意外銷生意,所以他的產品有很多是自己設計及創意合成。 他拿出所學分析,決定走高級東方雅緻風,銷售對象是全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以他選擇在比弗利山莊開高級藝廊,他以東方的風味配合西方的空間實際尺吋需要,做了不少生意,中國開放後,一些中國紅衛兵破壞的文物,以低價外銷到歐美,他就利用這些具有古意的“ 廢物” ,經過巧手創意化腐朽為神奇,也因為創作關係,才有機會接觸當地演藝界人士的豪宅,也從中學習不少經驗,結交不少認識熱愛東方藝術的美國好友,一直到96年退休前都是與主流社會藝術界接觸。 心滿意足的義工生涯 滿60歲退休後,余忠村才有時間及機會開始接觸台美社團,第一次直接參與就是第一屆2000年的台美傳統週,當初他參加的台灣之友會是創辦單位之一,當時是林美里做社長,他持續圖書館台灣文物巡迴展至今仍保留到不同圖書館展出。不過從事設計多年的習慣,他初時參加台美人開會時有點水土不服,與主流社會開會是先建立藍圖就分頭執行,但與台美人開會是邊修邊蓋,後來也就慢慢習慣這樣的風氣。 他被推薦進入台灣之友會擔任理事,與現任會長泰德安得森認識,當初看法就認為台灣之友會應該是美國主流人士主導,發展擴及主流社會,所以推薦泰德安得森擔任副會長,並保持密切接觸。余忠村對台灣之友會的期望很高,就是進入美國主流,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西藏之友會規模那麼龐大,他們以很少數的西藏美人卻發展到美國許多重量人物會關注西藏文化與種族的生存,布希在訪中國前夕,還會特地接見達賴喇嘛,可見西藏之友會的舉足輕重,而且能發展到全世界。他認為,只要朝一點一滴的方向走,眼光放遠,心胸放大一點,台灣之友會大有可為。 他也很欽佩泰德安得森,因為他不懂華文和台灣話,但都會參加講座,他甚至還唸了很多的台灣與中國的報導,還參加台灣人獅子會,台灣人獅子會送他去台灣參觀2千年大選後,對台灣民主熱情印象很深刻,回國後他就希望能有第二個美國人像他一樣感動。也是因為安得森的介紹,余忠村能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如今已是第二屆。 他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後,才真正了解美國社會基層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了解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地方事務有高度自治權,但是財源50%透過不同的計劃和法案,由中央分配到地方實施,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監督由中央撥款,地方政府執行的進度,涉及的預算以前是8千萬,現在是4千萬,該會是全美國第二大的人力投資委員會,也因為如此,他有機會代表縣政府去美國各個地方參與縣政年會,接觸全國縣政代表了解各地政治運作,這是余忠村得到博士學位後,感受到自己成為美國的一員,又與大學研究所修習的課目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他感到很光榮也很欣慰。 當初參加傳統週時後發現要展覽時都沒有充足的文物,所以自己出錢出力收集, 發覺布袋戲及日常生活用品比較好收藏,回到台灣時就去三義收集台灣農村文物與生活用品,還有布袋戲偶、原住民衣物等,並且很認真地把收集品成寫成中英文說明,常常送到各地圖書館去展覽充份利用,他都是自己開車然後去接洽,只要圖書館有空間與日程表,在遠他都送去,由於反應很好,所以為了更新,反而越收集越多,晚年能又與藝術結合,而且發揚地是台灣傳統文物,對他們夫婦而言,二個孩子不用操心,生活精神都相當滿足,此生離鄉背井來到美國覺得非常有意義,總算不枉走一遭。 從大學起就喜歡與洋人做朋友,一向台灣意識強烈,對台灣社會關心,余忠村以向洋人朋友介紹台灣為榮,他認為,若是每個台美人能推展自己主流社會的人際網絡,即使是民間朋友都將會是支持台灣的強力後盾,他主張讓台美人第二代多多參與主導台美人事務,他們才有機會為台美人創造光榮歷史。 文/林蓮華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鄭炳全

母校就在卡崔娜風災靠墨西哥灣的密西西比大學,鄭炳全比其它台美人對災情感到更憂心,他一本正經地說,「當年讀書的獎學金就是來自那裡的鴉片及大麻」,有沒有搞錯? 他忙著解釋,紐奧良平常是避寒的旅遊勝地,每年或多或少都有颱風,這次五級颶風實在太厲害,還好朋友說母校應該沒事,27歲時讀書,連續7年,曾在如今淹水的沼澤區採集植物標本,那邊有很多蛇;他回憶著,密西西比大學有個很好的生葯學系,其中散佈五個農場,專門種植鴉片及大麻,系裡有世界各國20個研究生,當時糊里糊塗申請就來了,才發現主要功課是觀察世界各國的鴉片在美國生長的情形,因為在台灣對植物的熟悉,結果被教授指定做植物標本,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當年獎學金真的就是靠鴉片與大麻賺來的。 為什麼會那麼喜歡「拈花惹草」?他說,老家就很多花花草草,其實原本對建築有興趣,但因為身體關係,在媽媽勸說下,就和舅舅一樣,選擇北醫葯劑系就讀,北醫成立1960年,大學入學是1962年,當初四週都是稻田,而且沒有設備,學葯用植物的書也少得可憐,只好鼓勵自己有陽光就可以做研究,跟了恩師那琦教授到處去研究,為此畢業被學校留任,他還寫了一本「生葯學實驗教程」,詳述自然葯物抽取的技術,奠定北醫葯學基礎。 大學畢業後,當初很懷疑自己個性如此活潑,有能耐可以成為科學家嗎? 所以決定試探自己,結果他真的留在學校,進駐實驗室,整天與實驗為伍,晚上就睡在實驗桌,連續18個月,就為了証明自己應該是適合科學之路。 鄭炳全,出生於台灣嘉義市,生於1942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葯劑系,中國文化大學葯用植物學碩士,密西西比大學生葯學碩士及博士,曾任教師講師、副教授及美國太平洋時報社長,曾以筆名如流和佛蘭克林,寫著文章,散見國內外報章雜誌。 擁有獨一無二完美駝背 相對於一般人對殘疾避諱的態度,鄭炳全相當的健康侃侃而談,他解釋,當時美軍空炸嘉義,結果附近有個糖廠,美軍都以為那是軍事基地,炸個沒完,只好疏散到鄉下,當時生存條件不好,在 2歲半得到小兒麻痺症,左腳肌肉萎縮,脊椎嚴重側彎,1歲之前罹患就不會有事,但3歲之後就可能不會走路,還好自己還能來去自如,他樂觀地分析著,媽媽在入學時為此還把他改名鄭炳全,就是希望他能事事周全,很幸運地是在學校因為個性很開朗,所以朋友很多,不但沒有被欺負,反而人緣最好,還有膽嗆聲誰敢欺侮他;他總是樂觀精神面對,絕大部分也不認為自己有殘障,他認為老天是公平的,因為自己的殘缺,結果得到很多的愛。 當時在實驗室可是很多機會,有很多漂亮美眉,不過老婆王以台對我最好,太太到現在都不嫌棄我,唯獨會常管我。生下獨子,過了這麼多年,又有孫子,我太幸福了。」鄭炳全心滿意足地笑著,當年來美國後才魚雁往返並論及婚嫁,他拿了碩士之後就迫不及待回台結婚,夫人就是小學妹,當時鄭炳全是講師,也算是師生戀,王以台功課特別好又到實驗室常幫忙,夫人對他特別情有所鍾,鄭炳全得意地說著,未來他著手要寫一本回憶錄完美的駝背,記錄自己殘而不障的心路過程。 無心插柳柳成蔭  向台灣進口葯業挑戰成功 鄭炳全開玩笑認為,自己還好身體有些限制轉而酷愛文藝,否則太帥了,恐怕很難安份守己;因為父親在嘉義有個國樂社,參加了70年,受到長輩的薰陶,北醫頭兩年他很愛玩,一手創辦了「杏聲合唱團」(Sing Song),當時是因為他優美的歌喉,同學起哄成立,結果該合唱團不但是北醫第一個學生社團,沒想到而後越來越壯大,培養學醫者對音樂的興趣,至今仍常常奪得全台合唱冠軍。 另一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可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拿到博士之後回去北醫教書,又被新竹聯合研究所當顧問,他主張醫葯分業,那裡的主任問及台灣是否可能自製治葯工業? 是1977年,班上有70個學生,當時他做個調查,學生們都想當業務員去賣葯,不願做研究或呆在葯局裡;原來當年台灣是進口葯,賣葯是收回扣高利潤的肥缺;所以他帶著20多個學生做調查,把葯品原料及加工或成品的資料,去跟?生署及國外資料核對,整理出了3本書,其中一本名為進口葯品總覽,沒想到就此掀起滔天大浪,因為他把各進口廠商葯品的數量及價格全都曝了光, 所以10家進口商出了1百萬收買法院告這本書,當時共同出版人張博夫代打,他則又被美國聘回到學校研究。 這對鄭炳全人生有很大影響,因為他把研究放一邊,就開始研究美國葯業,認為沒道理,在美國只要在REDBOOK就可以查出來的葯品價格,台灣的進口商卻以高出10倍至20倍價格在賣,當時又沒有健保,難怪常常有個家人生場病,就會弄到傾家當產,還得賣女兒去酒家償病債;他開始在報紙上公開提倡進口葯品不應獨家壟斷,公開向媒體疾呼;全台灣一年之內有5百篇討論這件事,因為消費者都被曚在鼓裡,後來進口商只好屈服,同意以3倍半價錢批發, 無形中降低社會大眾的醫葯負擔。心裡很開心,而且首次感受到向保守社會挑戰成功。 第一任太平洋日報社長及專欄作家 因為加州是第一州開放給外國人考葯劑師,鄭炳全決定搬來加州,但考過後,租了房子只剩下180元,太太是到UCLA當病理檢驗師,因為朋友開葯局需要有人管理,80年代就在阿罕布拉開了個葯局維生,到現在26年了。 很多人都覺得博士來開葯局很可惜,雖然曾經有點後悔,但他喜歡這裡台美人多,他決定把所知見聞寫成書,能把葯物知識傳給台美人就很開心。 對台灣政治啟蒙,源自228事件,當時鄭炳全只有5歲左右,印象卻很深刻,看到國民黨阿兵哥一排在街口對空鳴槍,喊著不可以出來,開始要捉人,父親有許多朋友是嘉義的菁英份子都被連累或死或關,父親自此就警戒要有耳無嘴,但從以前就感到全嘉義市都始終不屈服高壓統治,但較深地感觸是到密西西比大學, 當時有40多位台灣來的留學生,大家慢慢敢秀出自己政治立場而開始分隔; 來到洛杉磯,當初就接觸很多台灣移民,當時有個亞洲商報,孫慶餘任主編,因為登了廣告而結緣,偶而還發表文章, 但因為陳鼓應事件加上許多報紙如雨後春筍冒出,亞洲商報就結業;他提及,「幾個同鄉是再聽到陳永興醫師演講, 一人一萬元辦自己的報紙,我就跟著去報名,後來發現聰明的都不願掛名,笨笨的我就莫名奇妙地被推為掛名社長,當時為堅持不能放中華民國日期還去溝通良久。原以為能列入黑名單,會覺得成為烈士很光榮,結果竟然沒有,真是可惜。」 原來當初國民黨政府已經要開放報禁,當時第一年就有2千個訂戶,維持至今,直到現在9月底要慶祝1千期,這也是鄭炳全人生一大樂事。前後9年在太平洋日報、台灣公論報、與新亞週末固定都寫專欄,介紹生活中必備的醫葯常識,針對葯品的觀念,新療法等分別介紹,並從葯師生活點滴中,表達對大自然的哲學,幾本著作回到台灣銷售,賣得不錯也算是暢銷作家。現在正在忙的是由台美人筆會辦台美文藝,一年出一本散文與小說。 他總是對台灣一直抱持樂觀,台灣不會沉下去,從農業獨裁社會到高科技民主社會,是需要時間,他希望大家再給台灣多一點時間。(林蓮華)

林炳南

位於柔似蜜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常常會看到一位像是里長伯的長輩在巡頭巡尾,他就是受到會館上上下下敬愛,德高望重的林炳南,立志要把餘生奉獻給會館,做永遠的義工,這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已把台灣會館當成家,進進出出的社團人士就像親友一樣疼惜。 超愛唱歌、又會表演魔術、會館演出缺什麼角色,只要他幫得上忙,人家敢開口,他一定義不容辭撩落去又演又唱。 他也很愛說笑又會自我調侃,雖然有時放出冷笑話,大家要他解釋再三,他也會不厭其煩的說道大家會心一笑。也許,他不是很完美,但一位85歲的老人家,無怨無悔的不求名利做頭做尾,沒有人敢再苛求,只有對他充滿無限敬意。 林炳南一本正經地說:「會館對我是精神糧食,感謝王桂榮先生捐贈台灣會館,因為我是住在會館附近,經過太太鼓勵才有機會參加,餘生想要奉獻給台灣社會和台灣社團。」 日據時代  意氣風發少年時 1920年日據時代,生於彰化田中鎮, 5個兄弟姐妹,林炳南是老大, 剛好就住在鎮上鐵路火車站的出口大路上,家中經濟算不錯,讀到高等科(初中),就找到一份在員林台鳳會社的工作,專門負責日本軍用品的庫存、材料、出納等庶務,後來表現優異,就到日本衙役所(現今的鎮公所)做指導員,管理糧食生產、糧食面積收獲量的計算,並做皇民奉公會,當時差不多20歲,雖然在打太平洋戰爭,他覺得當時社會很安寧、治安好、人民又守規矩,表面形式上日本還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有點遺憾就是日本政府對理番政策處理不當發生霧社事件;還記得「始政40週年」時曾參加奉公青年團到台北一遊,那是青年時最高興的時刻。 國民政府時代  自營裝璜生意 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敗,向美國投降等於宣布終戰,當時沒看過中國兵,在彰化田中鎮第一次看到國民黨阿兵哥時嚇一跳,怎麼看起來像在跑路,打贏的兵怎麼像是在逃難,反而戰敗的日本兵卻嚴守紀律,堅持整齊裝束。里長(保正)說要抬豬慶祝"台灣回歸祖國",他看到阿兵哥的行徑後,堅決說沒必要。 當時換成中國國民黨剛來台,社會簡直像是無政府狀態,也有很多人被修理,還好平常他人緣不錯才保住沒有被整慘;當時25歲,他決定轉業,做肥皂化工,不過碰到舊台幣時代,物資波動劇烈, 4萬舊台幣換一1元新台幣,一日三番,大家難以維生,他聽人家說,在中國他們就這樣亂搞,結果到台灣還是搞出通貨澎脹,肥皂化工也做不下去了,民不聊生。 台灣經過228事變與白色恐佈,林炳南知道決不能有明顯政治傾向,他自己有5個孩子,包括3個女兒、2個兒子,他要養家糊口,扛起一家重擔,就像一般尋常百姓,只要能平安過活,政治氣壓在低都得熬過去,他唯一能堅持的就是不願再涉入政治有關的工作。 等待情勢穩定後,乾脆在家裡開起裝璜之家,一做就做了30多年,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貪污文化,各路招數,他全程領教過;林炳南受日本教育,一板一眼,當時真的很不習慣,他說,以塌塌米為例,當初接洽的公職人員,不但把報價抬高,而且公然就要給一半回扣,真是有夠離譜,後來也就見怪不怪。 移民來美  台灣會館找到心的歸宿 因為女兒依親來美移民,如今20多年,當時退休後含貽弄孫,生活過的很自由愜意,島內還在黨外戒嚴時代,但他終於可以在美國安全解放,關心起台灣時勢,但當時仍不是積極參加社團抗議活動。 1999年透過辦公室友人介紹,才正式來台灣會館幫忙,當時有鄉親提供免費的卡拉ok設備,所以愛唱歌的林炳南,就設立了卡拉ok俱樂部,一開始只有幾位會員,到如今已經開2班,會員至少維持在20幾位左右,一轉眼己成立6年。他也負責一些會館的室內設計建議、也幫助去採購,修理地板,什麼活他都可以插上一手;他說,是為了健康快樂,因為在異鄉找到心的歸宿。 陳喜一是卡拉OK俱樂部成員,他盛讚阿伯很公正親切,以他的年紀唱的相當好,而且隊員有發生誤會,他都可以圓滿化解,俱樂部不但發揮台灣文化,也讓鄉親一解鄉愁感恩,喚起台灣意識。 董事長林榮松、義工黃艾美、陳建銘滿口褒揚,在他們心理,林炳南就像台灣會館裡有個老爸爸,風雨無阻騎著單車天天來巡巡看, 很熱心地把會館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與一般義工不同,就是他用心又很用力,自動自發,後輩的義工沒法呷伊比 。 住在附近的公寓,騎車只要6分鐘,他開心在會館裡認識很多朋友,又可常常聽演講。不過他也衷心地說出他的願望,希望董事對義工要有愛心及重視,會館擴建是很好的方向,希望台灣會館興隆百世。 文/林蓮華

吳月美 客家阿妹 華府律師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照人。」在維州費爾費克斯﹝Fairfax﹞市的羅文﹝Rowan﹞律師事務所裡,啜飲吳月美律師親自泡的茶,不禁想起客家山歌「食茶」的意境。 吳月美是現任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也是華府地區的一位優秀辯護律師。她說,從小到大,常有人說她看來不像中國人,問她究竟是什麼人?她總回答:她是台灣客家人。 我望著她,秀麗的外表帶著樸實,明亮的眼睛流露著堅毅,身上確實散發出客家女性的氣息。但她晢白的膚色與比較明顯的五官,又似乎帶點混合的感覺。在實際人生裡,她確實住過許多地方,混合著多元的文化。但不管身居何處,她總以身為客家阿妹為榮。 來自客家庄 吳月美的母親是日本人。她說:「媽媽十八歲時嫁給父親,此後成為一輩子的客家媳婦。我是十個孩子裡的老六,七個女兒裡的老五。也就是說,在我之前,媽媽已經生了四個女兒。照祖母的想法,我一落地,就該送人的。但是媽媽堅持所有孩子都要自己養,而且都要受教育,所以我很幸運地在溫馨的環境下長大。」 由於大姐是小學老師,小月美五歲就上學。一上學,便年年名列前茅。她說:「因為媽媽不識字,深感不便,所以希望每個女兒都唸書,以後可以做『拿皮包』的工作。」 她接著說:「我爸爸是苗栗泰安鄉警察局的分局長,無論在客家人或台灣人裡,職位都算高的。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地做事,這態度也影響著孩子。我們都規規矩矩,惟恐做錯事,會連累爸爸丟官。」 初中畢業,她同時考上新竹師範與苗栗高中。媽媽要她讀師範,以後當老師。她卻想讀大學,後來答應母親要學醫,才進苗栗高中就讀。然而後來卻因常陪母親上天主堂,與洋神父、洋修女接觸後,對西方事務很感好奇,於是在高三時,轉到文法組。大專聯招後,進了東吳大學政治系。 月美回憶說:「那年的一個颱風天,我家後院的香茅油工廠煙囪倒下,壓壞了我家的豬舍,賠了一些錢。我就拿著這筆錢到東吳註冊,以後全靠獎學金和姐姐們的幫忙,唸完大學。」 月美在政治系唸了一年,因為想當法官,隔年轉進法律系。東吳的法學課程相當紮實,學生要唸滿五年,才能畢業。月美在法律系表現相當出色,從而累積不少信心。 然而她大學畢業,報考司法官特考,卻名落孫山。她說:「我的總分其實超過錄取標準,但民事訴訟一科只拿六十九分。那科必須考七十分以上,才能及格。僅此一分之差,飲恨落榜。後來回想,如果我是活躍的國民黨員,也許有不同的結果。」 原來她在高三時,導師要她加入國民黨,她不願意卻不敢推託,勉強入了黨,等上了大學,卻藉故連續三次不去開會,從此不再接獲任何通知。在蔣家威權的時代,年輕人加入國民黨,顯然對前途有利。她的退黨是否關係司法官考試?無從得知,僅止臆測。 失望之餘,她回苗栗中學教書,並且在新竹耕莘神學院擔任研究助理。一年後,同時獲得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的東西文化獎學金與維吉尼亞大學法律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她選擇了後者,於一九六七年夏天,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飛到美國,踏上另一個人生旅途。 異國姻緣 維吉尼亞大學座落於傑佛遜總統的故鄉查拉特斯維爾﹝Charlottesville﹞鎮,離首都華府約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吳月美抵達風景優美的維大後,方知她是該校法律研究所的第一個外國女學生。 開學後不久,有兩個維大的台灣學生迎新,邀請她和其他新生一起到他們的住所聚餐。吃飯時,一位與他們同住的美國青年老往他們瞧。不久,他遞了一張紙條給月美,上面寫著「羅文」兩個字,說這是他的中文名字,兩個人於是聊了起來。 他告訴月美,他原先在維大唸太空工程,大三暑假,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中文,回來後,改唸亞洲研究。他的老師依他的姓Rowan,給他取了『羅文』的中文名字。」 「接著他問我父親做什麼?」月美說:「我據實回答後,他即談起蔣介石的政權。這時,那兩個台灣學生傳來一張紙條,寫道:『不要和老外談政治,他們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這便是我與羅文認識的經過。」 兩人逐漸有了交往,感情上升。隔年,羅文大學畢業,被徵召入伍,不久被派至越南打越戰。臨行前,他向月美求婚。月美相當遲疑,畢竟嫁給一個美國人,在保守的客家圈裡,並不多見。何況她原先的計劃是拿到碩士後,即回東吳教書。 然而兒女私情剪不斷,理還亂。一九六九年,月美獲得碩士學位,反倒留在華府南郊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鎮當研究助理。她希望藉此遠離父母和羅文,自己想個透徹。 這期間,她不斷經由通信,與父親討論異國婚姻的種種。羅文亦趁休假自越南到台灣,拜會吳家父母。終於在一九七○年,羅文退了役,兩人獲得雙方父母的祝福,締下了異國姻緣。 千里行腳 月美結婚前,收到羅文的姑媽送給她一項很別致的禮物,那就是送她到華府一所著名的語言學校,學習六個月的德語。 「羅文的姑媽嫁給一位德國的企業家,自己沒有孩子,視羅文為己出。」月美說:「羅文從九歲開始,便常在寒暑假到德國。所以我們結婚後,便一起到德國唸書。」 隨著這樣的機緣,這位客家阿妹婚後隨著夫婿,行腳天涯。一九七○年秋天,他們抵達德國紐倫堡﹝Nurenburg﹞。羅文在紐倫堡大學修習中國文學,月美旁聽一些法律課程,同時學習德語,也學做些德國菜。 一年後,羅文申請進芝加哥大學,攻讀亞洲文學博士。兩人回美國,在芝城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住了四年。這段期間,月美除了在芝大選課外,還在芝大的人文科學院擔任行政助理。 一九七五年,羅文修完博士課程,偕月美到日本學日語,兩人住在東京。在那裡,月美生下老大,取名和生。她在家照顧娃娃之餘,還學做日本的鐮倉雕與切畫。羅文在東京大學研習日文,並且在日本公司兼當工業翻譯,賺點外快。 那年暑假,月美帶著娃娃回美國探親,無意間獲得貴人指點,因而踏進法律之門。她說,有一天,她捧著一本《我的法庭生涯》,穿過華府法院前的公園。有人望她一眼,隨後追了上來,問她為什麼讀這本書?她說因為自己唸法律,喜歡讀法律方面的書。 簡單交談幾句後,那人問她在哪高就?月美答以人住東京,正在找事。那人隨即掏出一張紙,寫下東京一家律師樓的地址,要她到那裡試試看,隨後掉頭走了。 「我此後沒有再看過他。」月美笑著說:「但就像天神差來指點我似的,我按照他寫的地址去找,果然找到了八木與松田﹝Yagi & Mazada﹞律師事務所,面談之後,就被錄用了。」 這就是她獲得在日本的律師樓工作的經過。一九七七年,羅文又有驛動,這回他們到德國的杜塞道夫﹝Duesseldorf﹞。羅文進日立﹝Hitachi﹞株式會社服務,月美在家產下老二,取名德生。不久,她亦進另一家叫日商岩井﹝Nisho Iwaii﹞的日本商社服務。 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政府宣佈與中國建交,打開長期禁錮的鐵幕之門。一些西方企業欲到中國開發市場,其中瑞士鋁業公司中意羅文,聘他到中國開拓市場,但到北京之前,得先到瑞士受訓三個月。羅文對中國甚感好奇,乃欣然答應。 趁羅文到瑞士受訓,月美帶著兩個兒子回到台灣,與親人團聚。她並且在東吳大學兼一門課,一償多年想回母校教書的心願。 兩岸去來 在台灣期間,月美住在台北妹妹的家,將兩個兒子送到幼稚園學中文。不出兩個月,孩子竟能將「床前明月光」的唐詩朗朗上口,令月美聽了,十分欣喜,心想台灣現在的幼兒教育比從前的反共八股要活潑多了。 幾個月後,她帶兩個金髮的小男孩到北京,與羅文團聚。時為一九八○年春,中國的四人幫正在審判中,充滿了緊張的政治氣氛。一日,一家四口搭乘一部計程車,行經天安門廣場,只見到處高掛著毛澤東的巨幅照片。這時,一直凝望窗外的和生突然指著毛澤東的照片,大聲喊道:「爸爸,爸爸,那個肥肥胖胖的人是誰?」 「那是毛主席。」羅文壓低嗓門答。 「毛主席是誰?」孩子打破砂鍋問到底。 「就是毛澤東主席。」羅文答。 「喔!打倒毛澤東!打倒共產黨!」和生忽然揮著手臂握著拳大喊道。 羅文趕緊摀住孩子的嘴,月美心想:「我的天,誰說台灣已經不教反共八股了?瞧這孩子講得多順口。」 這時,兩個大人一抬頭,瞥見前頭計程車司機咧嘴而笑,方才鬆了一口氣。 住北京期間,月美在北京第二外國語言學院教英文,並且在科學研究所講解法律,孩子送到北京第一幼兒園上學。一九八○年夏天,月美經西方友人介紹,認識了拿教授休假年、正在北京進行多項商業談判的哈佛大學教授柯恩﹝Jerry Cohen﹞博士。她隨後成了柯恩博士在中國的助理,任職北京的庫德特﹝Coudert Brother﹞律師事務所,完成早期的中外合資經營法與稅法,並參與北京洲際大飯店及長城飯店的建築與經營協商,從而獲得許多寶貴的法律經驗。 當時是國、共不兩立的年代,兩岸對峙非常緊張。月美來回兩岸,行蹤自得十分低調。她說,全家第一次從北京回台灣,在機場等候行李時,一位警察即在身旁走來走去。聽得和生、德生兩兄弟正咭哩咕嚕地以北京話對講,冷不防,他拍了一下和生的肩膀,道:「嗨,小朋友。」 「幹啥,同志?」和生捲著舌頭答。 月美一驚,不敢回頭,後來還是羅文出面解了圍。待回到妹妹家,侄兒子秉良與和生同年,過去玩在一塊兒,這回見了表弟,即說:「和生,你的國語怎麼這麼奇怪,哪裡學的?」 「北京學的。秉良,我是北京第一幼兒園的小朋友。」和生操著北京腔答。 「北京?中國啊?」秉良大聲問。 「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生有問必答。 「啊!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秉良喊道。 「你別胡說,秉良,我們要統一台灣。」和生一板一眼地回答。 這段對白後來成了吳月美的招牌笑話。每回她說起這些童言,便引得哄堂大笑。這是惟有長期生活在國共對抗年代的人,才能體會的笑話。 一九八四年,計劃中的中國十項工業完全停頓,瑞士鋁業在中國的拓展未如理想,乃欲派羅文前往香港和新加坡拓展業務。但羅文決定帶全家回美國,這才結束四海漂泊的日子。 回憶這段歲月,月美說:「我把這些經歷視為人生的無價資產。因為它開闊我的視野與胸襟,對我日後的處世與承辦業務,有很大的幫助。」 律師生涯 回美國後,他們定居維吉尼亞。羅文自行開設國際貿易公司,月美繼續法律生涯。她說:「萬事起頭難。我雖有柯恩博士的推薦函,然欲進美國的律師樓工作,仍然相當困難。但我不氣餒,終於進了阿諾波特﹝Arnold Porter﹞律師事務所。這是一家很有名氣的人權律師樓,在麥考錫﹝McCathy﹞年代,曾為不少被誣為共產黨的人辯護。」 在阿諾波特律師樓,月美專門處理國際貿易和反傾銷的案件。兩年後,她換職到聯邦司法部刑事組,專門處理引渡案件。任職聯邦政府期間,她經手過名噪一時的江南案與馬可仕案的涉案人引渡,也學到不少出庭辯護的準備經驗,同時更下決心,要考美國的律師執照。因此她盡量在繁忙的工作與瑣碎的家務間,抽空準備考試。聰穎加上努力,她在一九八七年順利通過維吉尼亞州的律師特考,取得執業執照。然後,她進入費爾費克斯市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迎接更新的挑戰。 月美說:「維吉尼亞是一個很傳統的地方,律師這一行可說是白人和男士的天下。我是一個講英語帶外國腔的東方女性,如何贏取客戶信任、代表客戶出庭,如何在法官與陪審團面前陳述有力、幫客戶打贏官司,都是一連串的挑戰。」 「但我從不以語言困難或種族不同作為退縮的藉口。」她繼續說:「每次出庭前,我都極力充分準備。答辯時,盡量針對要點。許多年後,一位法官私下對我說,他第一次看到我出庭,都替我緊張,但同時心想:這位東方女律師敢出庭,一定對案子很有把握。」 「事實上,我自己在陳述或辯護時,都注意到法官和檢察官很用心聽我講話,因此更小心地把道理說清楚。結果我為客戶爭取了很多權益。這就是我將缺點化為優勢的作法。」 她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後,即自行開業。開業的最初十年,她志願當法院指派為窮人辯護的律師,一方面增加自己出庭的經驗,另方面也算服務社會。 她說:「美國境內非法移民很多,驅逐出境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從一次又一次的出庭中,累積了許多經驗與信心。」 如此一步一腳印,吳月美自力奮發,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律師。更難得的是,她還幫助丈夫進入司法界。 她解釋說:「全美國只有兩州准許由師徒制,報考律師考試,維吉尼亞州即為其中之一。所謂師徒制,就是具有大學學位、經律師工會審核通過的人,得以拜有執照的律師為師,依規定上課。每週上課二十小時,每學期上課兩個半月,一年上四個學期。每學期通過考試後,再繼續新的課程。如此經過三年﹝現在需要四年﹞,修完法學院必修課程後,就能報考律師資格考試。」 一九九二年,羅文結束貿易公司,正思考去向之際,月美勸他不妨研習法律。他答應了,此後即到月美的律師樓學習。兩人遂由夫妻變成師徒,依照州規上課。持續三年,羅文果真通過維州律師考試,亦成為一名執業律師。 不過上進心很強的羅文,有時仍不免以非科班出身為憾。因此他在二○○○年時,到德國柏林大學,修習法學課程。他後來獲得柏大法學碩士,並考過柏林律師執照,才回美國繼續執業。 因此目前在費爾費克斯市的一棟專業大樓裡,月美與羅文共同擁有一間律師樓。兩人結縭三十載,攜手行遍天涯。從前夫唱婦隨,爾後婦唱夫隨,也算一對在異中努力求同、共創未來的異國鴛鴦。 重續客家緣 月美婚後因為四海為家,甚少刻意尋找自己的客家根。一九九○年,她在華府地區安頓後,認識了擔任「華府客家同鄉會」會長的林正剛和林瑛惠夫婦。在他倆熱心招呼下,她加入客家會,從而認識劉永斌等多位客家鄉親。此後逢年過節,大家相聚,講客家話、談故鄉情,倍感親切。 八十年代,美國一些主要大城如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芝加哥、休士頓、達拉斯等地的客家會紛紛成立。華府客家會亦於一九八三年設立,歷經李彥輝、彭森明、丘應楠、呂堯基、彭賢森、蔡希科等會長,傳至林正剛,已是第七屆,其宗旨標榜聯繫鄉誼、宣揚客家文化、與不涉及政治。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客家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亦應關懷台灣的前途與民主。因此美東地區一些客家鄉親於一九八七年的七月四日,假在麻州大學舉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成立了「美東台灣客家同鄉會」。該會宗旨為支持台灣民主、關心客家福祉、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和諧、並增進全體台灣人的利益。 其時,大家推選賓州的陳秋鴻博士為創會會長。隔年,華府的劉永斌繼任第二任會長,與南加州的楊貴運教授共同聯合各地客家,在加州成立「全美台灣客家會」,公推楊貴運為創會會長。該會宗旨除涵蓋美東台灣客家會的宗旨外,更昭示要提高台灣之國際地位。 爾後,全美客家會與美東客家會合作,年年邀請台灣傑出的客籍人士如鍾肇政、林光華、李永熾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全美主要城市,為各地客家會帶來了高潮。 一九九二年,劉永斌繼郭成隆之後,接任第三任全美客家會會長;林正剛繼馮健宏、鍾應冬、葉吉福之後,擔任第六屆美東客家會會長。兩人同在華府,皆以吳月美這位優秀的客家阿妹為榮,因此每次舉辦活動,都邀請她到大會演講,成為月美接觸區域性與全美性客家會的開始。 月美從前在苗栗唸書,即經常在全校師生面前朗讀或演講。如今對客家鄉親講解法律常識,如同回到過去,神色自若,侃侃而談。她的專業形象與謙和態度,很快獲得客家鄉親的好感。 她除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外,還有一項講笑話的特長。她說,她在維大唸書時,指導教授送給她一本笑話集,她很喜歡,以後便開始學這種美式的幽默。後來當了律師,經常接觸人性的黑暗面,發覺講講笑話,實有助生活的調劑。 她的笑話使她成為一個在各種場合都受歡迎的人。許多時候,她上台幽默一下,大家都開懷大笑。因此參加了幾次客家會後,她在客家圈裡便累積一些知名度。 一九九五年,她首次擔任華府客家會會長,隔年蟬聯一任。然後在二○○四與二○○五年,她當選全美台灣客家會第九屆會長,成為第一位女性全美客家會會長。 認同新故鄉 目前,全美台灣客家會一共有十七個分會。吳月美說,客家族群儘管人數不很多,政治意見卻很分歧,有些偏藍,有些挺綠;有的參加台灣同鄉會,有的參加台灣同鄉聯誼會;此外,南部客家與北部客家也有意識型態的差別。 在藍綠糾葛下,會長如何處理敏感的政治事情?月美說:「我盡量以公平、公開的方式,推動總會業務。如果會員間有意見衝突,則以總會的宗旨與章程為依歸,以多數決為原則。」 她舉例說:「譬如二○○五年三月,全美台灣客家會加入其他台灣人社團,向國際發聲,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的不合理。因為我們總會的宗旨即表明維護台灣權益,提高台灣國際地位;而且本會在第七任會長張祿生教授任內,已正式加入『世界台灣人大會』,所以與其他社團聯合舉辦活動,合情合理。我認為凡事盡量朝法、理、情三方面著想,就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紛擾。」 當會長期間,吳月美盡量常與各分會聯繫,使總會成分會與台灣間的橋樑。她並且提供法律服務,為客家會申請免稅社團資格,籌建客家會基金。至於二○○五年的懇親大會,原先預定在華府舉行,後來為慶祝巴西客家活動中心落成,移師聖保羅,與南美鄉親合辦「全美洲客家懇親會」。 她說:「在巴西同鄉的精心安排下,這次的懇親大會辦得非常成功。全球各地前往與會的鄉親達近千人,美國去了一百六十名,行政院客委會主委羅文嘉也帶了一百餘人從台灣來,與我們一起開會。大家的士氣,都很高昂。」 在這次懇親大會裡,大家對客家的延續,亦有熱烈的討論。吳月美說,與會鄉親咸認為客委會成立四年來,確實認真推廣客家語文,爭取客家權益,對提昇客家地位,產生正面的影響。 她接著表示,客家受到重視,建立信心後,族群隱形化的危機自然會消除。她個人甚難理解隱形客家人的心理,但主張現代客家應該「認同新故鄉,創造新客家」。 她說,認同新故鄉其實與認同自己的客家血源沒有衝突。客家人散居全球,無論在台灣、美國、巴西或其他各地,都應認同居住地為自己的家鄉,關心當地,奉獻社會,才會獲得別人的注意與重視。 她又說:「在這方面,美國的猶太人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他們一方面積極參與美國社會,另方面不忘猶太的根源,結果整個族群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客家與猶太人相比,實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尤其在奉獻社會公益方面,更需作更大的努力。」 創造新客家 至於如何創造新客家?吳月美說:「就是保留好的客家傳統,去除不合時宜的習俗,注入建設性的精神,成為一個現代的客家人。譬如,客家人勤勞節儉、認真負責的習慣,就值得保留。客家人談婚嫁,男方要給女方家長一筆錢,造成許多困擾,這種習俗最好不要再沿用。除了發展自我,客家人也當幫助別人,對社會有貢獻,才會是個受人尊重的新客家。」 長期身為法律人,吳月美講話脈絡清楚。她說,其實自己並沒什麼大哲理,只是小時受父母的教導與兄姐的影響,覺得為人處世當認真誠懇。以後遊走各地,每到一處,總盡量學習,並積極與當地社會接觸。如遇困難,不放棄;受到挫折,也勉勵自己莫喪志。人生的路,就這麼一步一步走出來。 她接著說:「我因為對自己有信心,對事情持正面的看法,所以一些無謂的事就不那麼困擾我。譬如,我小時候常聽大人講,福佬人瞧不起客家人,可是我到台北,接觸福佬人後,覺得福佬人並沒有對我不好。」 「又如我在維吉尼亞當律師,在同行裡算是異數。但因為我經常代表客戶出庭,大家習以為常,自然尊重我的存在。再如我不懂河洛話,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一樣安然自如。去年,我參加美東夏令會舉辦的第一屆講笑話大賽,在滿堂講河洛話的人當中,仍被評為第一。當然這只是好玩,但相信只要認同台灣,福、客家本是一家,語言不是障礙。」 「人與人相處,本就是一門學問。」月美又說:「我們當律師的人,經常看到強者凌駕弱者的情況,也盡量為弱勢爭權益。但在集權或威權的地方,人權不受保障,律師也無用武之地。惟有在民主的體系下,少數族群才比較受到重視。台灣現在已開始注重族群和諧,重視少數權益,就是進步的現象。我們生活在民主體系下的客家,應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並且宣揚客家文化,延續客家精神,便是創造新客家的涵義。」 在吳月美律師事務所裡,喝著一杯又一杯她親泡的茶,聽著現代客家女性暢談法律、客家與人生,再想起客家山歌「食茶」唱的:「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妹情」,不禁感到時代縱有改變,客家阿妹純情如昔,「煞猛拼」的精神依舊,堅韌的客家族群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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