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九月 21, 2018

台美人物

謝敏川 新澤西傳教人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謝敏川牧師的心裡有著一幅畫,十五年來,他像個辛勤的園丁,孜孜不息地犛田、鋤草、照顧花苗,欣喜地望著心中的花圃慢慢成形。 自從1986年八月,他應聘到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牧會後,就懷著一個想法:他不僅要服務教會會友,也要服務台灣鄉親。他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也希望這所教會成為紐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就任以後,他敞開教會的大門,歡迎鄉親們在教會舉辦多種活動,以致在那個敏感的年代,被人貼上「台獨教會」的標幟,讓一些心存疑忌的人裹足不前。但是謝敏川牧師說:「我們以這標幟為榮,我們的愛心表現將是信仰的最好見證。」 行經多年,新澤西的台灣鄉親們說:「如果你要上教堂,就到新布朗斯維克市的台美長老教會去,那是一間愛的教會。」 這是敘述一個長老教會的牧師如何經過美麗島事件的餘盪,到美國傳教的故事。他希望建立一個「紐澤西台美社區中心」的憧憬,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引導大家不斷向前邁進。 蹣跚傳道路 謝牧師年輕時並不想當牧師,他甚至數度抗拒,但上天奇妙的安排讓他不得不臣服。他生長在台中龍井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自幼失怙,四、五歲時,得了重病,母親向神禱告,求主讓兒子病愈,她要把兒子獻給主,讓他長大後為主作工。可是等他長大後,覺得為主傳教是母親的意志,非他自己所願,於是抗拒唸神學院。 但是這種抗拒的意識越來越強時,竟無端生起病來。到醫院就醫後,暫時順服主意,進入台南神學院就讀。唸到大二,想到神職生涯太辛苦,計劃輟學,沒想到又生起病。進醫院開刀後,只好乖乖地回神學院繼續唸下去。 大四時,覺得實在唸不下去了,這回打定主意另謀人生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又再度生病入院開刀,然後順服地唸完神學院,接受分發去傳道。他說,剛傳教的那幾年,意志也不堅定,每遇到挫折,就有離職的念頭。一直到有一年,出差到菲律賓開會,半夜在旅館裡,忽然胃出血,虛弱中,他跪下來,發自內心地向神懺悔。自此以後,結束心頭掙扎,心甘情願地侍奉主。 他又說,就讀台南神學院時,記得有一個學期修習佈道課,老師要他們到街頭佈道。他就在一個星期日,拿著一本聖經,站在台南市最熱鬧的「三角利巴」,大聲講起道來。那時熙來攘往的行人都對他投以異樣的眼光,當他是瘋子。一天下來,自己也覺心灰意懶,不知如何再撐下去。後來和同學商量後,大家決定下回五、六個人一起出動,先合唱聖詩,再輪流講道,結果士氣大為提高,他也因此體會到團隊比個人更能發揮力量。 畢業後,他被分發到台南學甲、安平一帶傳道。一年後,在安平教會受按立封牧,然後到成功大學附近的東寧教會牧會,從事校園的宣教工作。後來,台南區的長老教會、衛理公會、聖公會和台南神學院等四個單位共同成立一個「基督教大專院校服務中心」,請他當中心的主任。此後,他從事了十一年的大專院校宣教工作。 1974年,謝牧師獲得赴美進修的機會。當時,台南神學院院長宋泉盛博士鼓勵他唸神學以外的學科。他於是到紐澤西的羅格斯州立大學(Rutgers Univ.)唸社會學研究所。在美國兩年的留學生活不僅大大擴展了他的視野,也改變了他日後的傳教生涯。 他到紐澤西後,發現該州中部有一個剛成立的台美團契,就常去作禮拜。原來早在1972年,中澤西有一群台灣人基督徒包括謝穎男、駱維仁、高天香、李敏修、李武雄、連水元夫婦等多人,每個月都借用謝穎男牧師服務的美國人教會聚會兩次。同一時期,服務於「紐約聖經公會」的郭得列牧師也在其Kendall Park的寓所定期帶領查經。 1974年的復活節,兩處的台灣人基督徒首次在普林斯頓的納瑟(Nassau)長老教堂聯合禮拜,此後每兩星期聚會一次,這就是當時的台美團契。那年十一月,台美團契遷到金斯頓(Kingston)長老教會,開始每星期日定期禮拜,會友人數大約三十多人。 謝牧師在羅大學唸書時,常和一些台灣學生如黃晉文、王守義、黃榮貞、鄭再榮和陳東亮等人在一起。這些不是基督教徒的學生喜歡提出一些挑戰基督教義的問題,引以為快,謝牧師不以為意。星期日,謝牧師要到台美團契作禮拜,沒有車,得勞駕這些弟兄們送他去。這些「鐵齒仙」通常一路抬槓地送他到教會後,就站在教堂外面聊天,等他作完禮拜,再一路開車抬槓回去。 如此經過兩年,謝牧師束裝回台,這些弟兄也陸續完成學業,大都留在澤西工作。1986年,謝牧師受聘回澤西主持台美長老教會時,竟意外地發現往昔的「鐵齒仙」一個個受洗為基督徒,有些還當了長老,令他十分感動。 動盪的年代 1976年夏天,謝敏川在羅格斯州立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後,即回台灣,在台南神學院執教。隔年,兼任「基督教亞洲教會協會」的提名委員。稍後,又擔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URM)」的在台負責人。在他負責台灣URM的十年期間,URM對台灣的社會與民主作了不少貢獻。 謝牧師說,URM是一個幫助訓練草根社會運動者的組織,本來亞洲教協每年撥兩萬美金的經費給台灣的URM,後來台灣的URM和加拿大的CUT合作,由台灣方面安排勞工、環保、婦運、學運和原住民等社會運動者到加拿大接受訓練,加拿大方面則由多倫多教會的林哲夫負責舉辦「社運訓練營」。為此,謝牧師將亞洲教協每年補助台灣URM的經費移交給多倫多教會,作為舉辦「社運訓練營」的經費。 在當時政治高壓的環境裡,就經由這種方式,得以培養許多深具台灣意識的草根運動者,間接貢獻台灣的民主運動。謝牧師一直從事URM的工作,一直到1986年赴美前,才將職責交給林宗正牧師接任。 1977年,謝敏川牧師受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副書記,開始與高俊明總幹事共事,並且參與那年八月「人權宣言」的簽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連續發表「國事聲明與建議」及「我們的呼籲」兩項重大聲明以後,已經備受情治單位的監視,但總會不為所懼,復於1977年8月16日三度發表島內最前進的聲明-「人權宣言」,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的住民決定,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回憶當年連署這份聲明的心情,謝牧師說:「當時,大家都做了最壞的打算,每個人都事先寫好遺書,再以非常嚴肅的心情,在這份聲明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因為那時任何人只要觸及『台灣獨立』四個字,便可能被控以觸犯顛覆叛亂罪,被處極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重刑。」 接下來的1979年,山雨欲來風滿樓,全島瀰漫著緊張的氣氛,終於在年底發生了高雄事件,國民黨政府藉機進行大逮捕,台南神學院院長蕭清芬博士亦被約談,並被暗示該校多名師生皆有問題。一時捕的捕,逃的逃,到處風聲鶴唳。隔年年初,逃亡中的施明德落網,逮捕箭頭立刻指向長老教會的人士。接著林文珍長老、施瑞雲祕書、以及多名牧師和教友們都陸續被捕,教會人人心頭凝重。 1980年,謝敏川牧師被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副議長。他說,那些年是長老教會最困難的歲月,面對不斷演變的情勢,總會的幹部們隨時開會研討對策,個個身覺肩負重任。 那年,謝牧師因為與西雅圖的一家美國人教會有為期三個月的交換牧師計劃,就在四月中飛抵西雅圖。當他剛向服務的教會報到時,就接到台北打來的緊急電話,告知高俊明牧師已被逮捕,頓時心情下沉。他認為他有動員國際人士,緊急聲援高牧師的責任,可是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異鄉,他該怎麼做? 與服務的教會牧師商量後,他們隔天一早作了一個肅穆的長禱,然後開始打電話給所有可能聯絡上的人。他們也必須儘快召開記者招待會,幸好這時有人介紹一個與美國媒體關係很好,又很瞭解高雄事件來龍去脈的人給他。這個人就是荷蘭籍的韋傑里(Garrit van der Wees),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有一個台灣籍的妻子陳美津,夫妻倆都很富正義感。心焦如焚的謝牧師見了他倆,猶見天兵,立刻將記者招待會的事情交給他們。 謝牧師本人則立刻和普世教協、亞洲教協、美國長老教會總會、以及「台灣人自決會」的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等人取得聯繫。當時,黃彰輝牧師和美國長老教會亞洲宣教部的Dr. Thurber兩人當面囑託謝牧師,要他回台後務必傳達一項重要的訊息,就是絕對不能讓在獄中的高俊明牧師辭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的職務。他們說,一旦高俊明牧師不再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幹事,國民黨對他的所有指控都將變成個人犯罪,國際人士也將失去聲援他的正當理由。 七月中,銜著使命的謝牧師返台,卻意外地發現國民黨已經透過管道,傳播高俊明牧師若辭去總幹事將會被釋放的消息。部分教會人士為求高牧師早日出獄,主張總幹事一職應由他人取代。謝牧師此時的心情非常沉重,除了一方面儘速到監獄探望高牧師,當面傳達黃彰輝牧師及國際友人的意旨外,另方面更與總會裡看法相同的同事們極力護衛高牧師的總幹事職務。 1981年,謝敏川牧師升任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在任期間,不僅極力穩住浩劫後的教會內部局勢,更經常與總會的代理總幹事陪同國際教會的人士赴土城看守所探望高俊明牧師,在監獄裡進行守聖餐的儀式。 回憶這段往事,謝牧師特別感念當年併肩奮鬥的同事們如商正宗、林宗正、王南傑、林正宏、鄭兒玉、蕭清芬、王憲治、林培宗等牧師,郭大衛、包佩玉等宣教師,張宗豪長老,以及許多年輕熱血的神學院學生和畢業生們。 他說,當年有許多年輕的牧師和傳道們都本著不顧自身安危,也不欲人知的態度,投入台灣人運動,彼此之間都存著「一旦出事,要互相照顧彼此家後」的默契。那時,也有人徹夜不眠地付印好幾萬份的台獨重要宣傳文件,在天將亮之際,開車從北到南,一路分送投寄,為的只是想替自己的鄉土盡一分心力。如今美麗島事件已成煙雲,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對謝牧師來說,畢生難忘。 謝牧師繼續在台南神學院執教,直到1984年,為了增加傳教經驗,才受聘到台中柳原教會牧會。他在台中時,與教友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隔年夏天,一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夫婦安靜地到教會作禮拜,參加查經等活動。一個星期後,他們對謝牧師說,他們是「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聘牧委員會的陳淮崇和何文英,請問謝牧師是否願意到美國傳教? 紐澤西是謝牧師當年留學的地方,從前認識的人大都還在,何況到美國傳教也是為主服務,所以當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的李欽若長老正式和他接洽時,他欣然同意,但言明必須等到柳原教會找到繼任的牧師。 隔年,坐牢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出獄,謝敏川牧師在台中柳原教會為高牧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台灣區感謝禮拜」,參加的人擠滿了柳原教會的教堂與庭院,氣氛非常感人。在感謝禮拜後,因為柳原教會已覓到繼任的牧師,謝牧師遂在1986年的八月飛抵紐澤西,開始他的北美的傳教生涯。 新澤西傳教 紐澤西的台美長老教會在1986年時,仍然借用僻靜的金斯頓教堂作禮拜,會友大約六十人。聘牧之後,教會希望成長,鑒於金斯頓教堂的設施有限,面臨著遷址的問題。當時一部分人提議購地自建教堂,另外大部分的人則主張借用較大的美國人教會。 謝牧師就任後,用心觀察教會的狀況,發覺教友們散居四面八方,星期日才開車前來聚會,平時不易舉辦教會活動。教會裡有多位向心力很強的長老們如陳東亮、劉怡和、余秀美、謝慶賢、陳淮崇、黃晉文、廖愛信、劉照男、江德欽等,對牧師很照顧也很尊重,然而一般教友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對教義的詮釋都有待整合,加上教會的人力與財力也很有限。所以謝牧師認為與其竭盡所能,興建一間只供星期日作禮拜的小教堂,毋寧多用心力在整合會友們的信仰、認同與對外宣教事務上。 他的意見獲得普遍支持,於是多方覓尋,終於在1989年七月遷入新布朗斯維克市的第一歸正教堂。新遷入的教堂不僅交通方便,而且毗鄰羅格斯州立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對曾經從事校園宣教的謝牧師來說,是一個很理想的地點。遷堂的那年年底,會友人數已增至一百人。 接著,謝牧師擬定宣教方針,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盡量與當地的台灣同鄉接觸。1987年,由「紐澤西台灣同鄉會」、「關懷台灣基金會」和「台美長老教會」三個單位聯合主辦的「紐澤西台語學校」正式成立,這是聯繫台美教會和台灣同鄉之間的首座橋樑。 台語學校的校址設在台美教會內,由謝敏川牧師開班教授羅馬字白話文訓練師資。當時不少同鄉為了讓孩子學母語,特地在星期日開車送孩子到教會上課,但不想進教堂作禮拜,於是三三兩兩站在樹下講話。有些教友因此不高興,向謝牧師抱怨,謝牧師笑而聽之。 那些年,台灣的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美國,同鄉們苦無場地舉辦演講,謝牧師歡迎鄉親們使用教堂舉辦活動。當演講會進行時,有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教友站在場外講話,同鄉認為他們不關心故鄉,也向牧師抱怨,謝牧師亦笑而聽之。 逐漸地,站在樹下聊天的台語學校的家長們慢慢走進教堂聽道,其中有多位後來並且受洗為基督徒,教會的教友們在無形中增強台灣意識,與同鄉間的關係漸行密切。 紐澤西毗鄰紐約,公司林立,資訊業和製藥業尤其發達,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台灣移民。新來的移民比較需要語言上和生活上的幫忙,因此謝牧師有時會接到州政府社會局的電話,請他去協助一些語言無法溝通的東方移民,他總是盡力而為。到後來,服務的項目包括翻譯、社會服務、婚姻與家庭諮商等,琳琳總總。謝牧師因此增加和台灣來的移民接觸的機會,開始邀請他們到台美長老教會。 他同時也發現台美教會裡有不少音樂專才。有主修指揮或聲樂者,也有主修鋼琴或小提琴者,業餘的愛樂者亦不少,於是鼓吹教會舉辦音樂會。台美教會因此在1987年和1991年時,由沈新欽長老指揮,分別舉辦了兩次大型的慈善音樂會,吸引了滿堂聽眾。他們並且將賣票的所得悉數捐給美國的「Habitat for Humanity」、New Brunswick and Raritan Housing Corp」和台灣的「彩虹小組」,作為關懷美國與台灣社會的行動表現。此外,教會的聖歌隊有時也赴美國人的教會、紐約台灣會館、或第一歸正教會演唱,努力與社區互動交流。 引導會友滋長靈性是牧師牧會的主要責任,台美教會平時設有成人主日學與分區查經,每年還開設兩期神學進修班,此外並且在夏天舉辦靈休會。牧會得力於毗鄰普林斯頓神學院和杜魯大學(Drew Univ.)神學研究所的地利,同時也得力於謝牧師的善於照顧後進,每年都有一些優秀的台灣牧師和神學生們到此進修,並且到台美教會為會友們服務。這些年輕的神學生和牧師們無論主持主日學或帶領查經,都能引經據典地引導會友,增進大家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此外,台美教會有時亦邀請神學院的神學教授們到教會授課,俾益會友甚多。 社會服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精髓,台美教會延續這種精神,服務的項目包括與美國教會合辦的「無家者避難所」、「Soup Kitchen」和「Food Bank」等,同時在台美社區裡成立「長春學苑」,服務鄉親,讓許多退休後到美國依親的長輩們能夠繼續追求新知,並且擁有自己的交誼空間。 在紐澤西牧會,一晃已過十五載。謝牧師說,在此牧會,他感到最高興的是看到許多會友擁有很好學歷與專業,卻不自滿,對人的態度很謙和,對他人不同的意見也很能尊重。他說:「教會是人的組合,很多時候對事情難免會有不同的看法,在看法分歧時,如何化分歧為和諧是教會興衰的關鍵點。我們的教會因為會友們大都能心存謙讓,顧全大局,所以教會才會持續成長。」 成立「台美社區中心」 許多年來,謝牧師最喜歡的一段經文就是腓立比書第二章:「要以耶穌基督作榜樣:他原有上帝的本質,卻沒有濫用跟上帝同樣的特權。相反地,他自願放棄一切,取了奴僕的本質。他成為人,以人的形體出現。他自甘卑微,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說,作為一個傳道人,耶穌這種高貴的本質,謙遜的心懷,與不變的愛心一直是他心中的一盞明燈。 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經過多年的發展,會友已逾兩百人,因此,謝牧師認為建堂的時機已經成熟。邁入新世紀,他的心中有一個嶄新的規劃,那就是希望在布朗斯維克(Brunswick)的地方覓得一塊數公畝的土地,不僅興建一座台美教會的教堂,並且希望發展成新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他說,如同「猶太人中心」般,他理想中的教堂不僅在星期日供作主日崇拜,並且希望平時能夠開放給同鄉舉辦音樂會、演講會或同鄉會等活動。教堂旁當有廚房與多重用途的大廳,作為會友和鄉親們交誼與共享愛餐的地方。兩側廂房和地下室的多間教室可當作主日學教室,也可當作為台語學校、長春學苑、及青少年的才藝教室。 社區中心還必須附設幼兒室,及遊戲與運動的場所,俾便孩子們有活動的空間。此外,還必須設有圖書室,謝牧師特別強調說,圖書室裡除了提供心靈成長的書籍外,也要陳列有關台灣的文物。他希望這個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同時也將成為第二代子弟尋根的「台美文化中心」。 第二代的宗教與文化傳承素為謝牧師所關心。為此,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前後聘請了第二代牧師殷理理、神學生Jimmy Huang 和Kenny Liu等帶領青少年團契。自1998年起,更聘請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的林天仁(Tony Lin)為副牧,專事青少年的牧會。 身為馬偕牧師的曾外孫,六歲隨父母移民阿根廷,及長到美國唸高中和大學的林天仁牧師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北京話、英語和西班牙語,並且修習德文、法文和希伯來文等多種語文,充滿了熱情與抱負。他目前正積極吸收紐澤西的台美第二代,拓展台美青年團契。在謝牧師的心中,他著實希望看到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能夠成為台美青少年心靈成長與文化認同的地方。 此外,基於從前在台灣從事URM的經驗,謝牧師的心裡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希望與鄰近的大學合作,在紐澤西舉辦短期的「社工訓練營」,讓台灣從事社會工作和草根運動的人能夠到美國接受訓練。因此他說,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還應備有宿舍,以便提供到此接受訓練的人的住宿。 與謝牧師一席談,發覺他對未來真是充滿了憧憬,但是他耐心地解釋心中的藍圖說:「這些理想並非空中樓閣,我相信只要我們有熱誠有恆心,將目標分成數個階段,一步一步地做,一點一滴地完成,理想就會實現。」 他接著說:「事實上,硬體的興建固然重要,但是軟體的建設更不容忽視。我們誠然希望興建一座美麗的教堂,但更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我們盼望在紐澤西成立一個台美社區中心,但更盼望這是一個有高尚品質、謙沖為懷與充滿愛心的社區。」 懷著宗教的情懷與美麗的夢想,謝敏川牧師在澤西的牧會辛勤又起勁,他的理想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尚待台美長老教會的會友與社區的鄉親們共同努力,迎上前去。 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原名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  

蘇國雄與商夏惠 FAPA的故事

長老教會教徒世家 蘇國雄,生於1940年的台北新店,家裡有4個兄弟姐妹,是家中老么,日據時代祖父經營茶行,當時就是長老教會的虔誠基督徒,父親幫忙家中茶行兼做公務人員,但爸爸在他6歲那年,生病亡故,自此家道中落。 由於媽媽於長老教會司琴,外公又是第一代長老教會初期傳道,靠著彈一手好琴的一技之長,在長榮中學教書兼教鋼琴,一手撫養孩子們長大。 么子蘇國雄與媽媽很親,感恩媽媽的含辛茹苦,非常注重4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要孩子肯讀書,她總是無私的奉獻。他還記得每學期繳學費時,媽媽總是到處奔波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媽媽傳授的精神食糧,每天祈禱讀經,深植在孩子們心中,卻也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蘇國雄,小學功課就名列前矛,保送上建中。如今在南加仍印象有幾位同期的好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像林衡哲、南加州科工會會長周實。 後來,因為對三民主義頗有微詞,成績考得太差,考到成功大學土木系,為了貼補家用及學費,大學時代一直都在做家教。當年土木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他以第二名考上台電,因為成績優異被派發到台北總公司服務,當時這份工作可是人人欽羡的金飯碗。 在台電工作,當時台灣才剛有電腦,那時電腦總機就像一個房子一樣大,讀取資料還是用打卡片,當時遇到來自台大物理系助教商夏惠成為同期實習生,由於電腦當時很新的東西,蘇國雄憑其數學長才熱心幫助她,兩人互生好感。後來,才發現彼此哥哥是舊識,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兩人感情急劇升溫。 當時商夏惠一直想成為「楊振寧第二」,遂先去加拿大讀生物物理碩士,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此時蘇國雄愛相隨,隨即申請到美國留學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博士,夫人最後為愛也決定轉學申請同讀一所大學,兩人在1969年9月,結為連理。 蘇國雄事母至孝,留學省吃儉用,還把獎學金省下來,寄回給台灣媽媽,1970年9月生第一個女兒,1976年生下兒子,育有一兒一女。 創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 在科羅拉多州於1970年代,蘇國雄就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原本是只分享本地留學生,哪曉得外地口耳相傳後,導致供不應求。 1970年11月,每年台灣同鄉都會有感恩餐會,那時他們就與洪哲勝兩家,共印了兩百份,開了10多個小時,去堪薩斯赴會,結果彭明敏在逃到瑞典輾轉到美國,當天出現在會中,給同鄉大驚喜,也帶動餐會最高潮,蘇國雄分發200份「望春風」,那時登高一呼,「望春風」馬上就變成全美第一份留學生雜誌,鼓吹台灣民主自覺運動。 這是一段伉儷難忘的回憶,他說:「望春風」名字,當時是讀者投書命名,結果吳瑞信牧師投稿命名,雀屏中選。留學生當時課業非常繁忙,但一股使命感,全靠著愛故鄉的熱情,直做到畢業之後,才移交給其它州接棒。」 後來,畢業受聘到芝加哥做工程師,他提及,1972年,台灣威廉波特少棒隊奪得少棒冠軍,當時,很有趣的是,留學生開車10多個小時抵達之後,因為僑民壁壘分明,他們堅持自製許多旗幟,就是沒有拿中華民國國旗,為小將吶喊。 列入黑名單 1973年,因為工作關係,移居到南加州柑縣,當時一個房子只有5萬元,蘇國雄就很有生意頭腦,想要投資房地產。夫人要他永遠保持教學、學者、工程師的工作。但蘇國雄在1988年,堅持提早退休,轉行投資房地產。 雖然夫人有些不諒解,但蘇國雄卻慶幸得很,原來他本身是原子工程師,在90年代以後,同期同事最後遇到公司大裁員,及早退休的明智決定,讓他在房地產獲得不錯的經濟基礎,未來生活無憂。 蘇國雄雖然很活躍,但真正被列入黑名單,卻是1975年後,擔任一次台灣同鄉會聚會的主席,當時群眾相當多人,雖然大家很團結,但因為有白色恐佈、黑名單的陰影;蘇國雄笑著回憶著說:「很多人寧願出錢出力,也不願上台,在台上一排座椅空空蕩蕩,因為自己是主席,非上去不可,老實說,在台上感覺很孤單,心中卻可以體諒。」 一旦站在台上,他就已有覺悟,可能今生今世也回不了台灣,當時心很痛,卻也無奈,尤其在1984年,媽媽過世,其它兄姐都在,唯獨缺了蘇國雄申請回台被拒,想到媽媽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時時受到台北警察局關照,還得在電話中假意叮嚀不要插手政治,但他曉得媽媽心中是支持他的,媽媽了解么兒的心意。 但是媽媽生病,無法回去探望,連媽媽臨終都不能送行,蘇國雄非常自責地認為不孝,為了反獨裁集權,無法見到媽媽最後一眼,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1984年,無法忘情望春風的克難式雜誌,蘇國雄參與了另外一個文化事業,當時,由建中同學林衡哲發起,成立〈台灣出版社〉,出版台灣歷史、人物、文化的書籍,蘇國雄非常欽佩醫師林衡哲全心投入,自我犧牲,因而大力支持,成為股東。 剛開始時,賠得很慘,股東仍心甘情願力挺,林衡哲則是一直寄出新書,蘇國雄也看了30多本的好書,受到林衡哲的感召,這段人生美好的回憶得以延續,他預計未來要捐全套給台灣會館。 以為再也回不了台灣,在1988年代,戒嚴令解除,賢伉儷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竟是說「感謝上帝眷顧台灣」,自1968年出國留學後,蘇國雄20年後,迫不及待終於在1988年,第一次返回台灣,沒想到剛好在同學會上,竟然聽到電視新聞,蔣經國猝死。自此,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 共創FAPA柑縣分會 當初,1990年代,蘇國雄有鑑於美國國會勢力是友好台灣,他遂加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還加入CLUB 100,由於當時洛杉磯活動較少,地區相隔過遠,1997年,呂眾英從北加州搬到南加州後,在呂眾英的鼓勵下,遂移師到柑縣成立FAPA分會,成為主要創會會員。 2004-2005年接任會長,在會員共同努力下,從60多名增加到130多名。半年一次活動,NEWS LETTER定期出刊,2004年及2005年,並成為FAPA總會頒發最佳進步獎。之後,功成身退,交棒給楊東龍。 他與夫人也積極參與主流,以個人名義,出錢出力參加美國主流募款餐會,諸如國會眾議員羅拉巴克、卡克斯(Christopher Cox) 、 John Cambell、 ED Royce等募款餐會。有鑑於現今國會勢力,中國不斷滲透,對我方形勢不利,所以他一旦參加當地國會議員交好時,力推讓台灣能與美國簽定FTA(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他語重心長地說,再不快點做,情勢會對台灣更不利。 與夫人商夏惠,身為柑縣FAPA一員,他們感到引以為榮,在「2005年反分裂法」、「2006年爾灣姐妹市風波」時,此間成功地激發台僑合作總動員,共同捍衛台灣尊嚴。 蘇國雄為這兩個事件,還特地出馬重拾筆鋒投稿,尤其大女兒Connie是USC的大眾傳播碩士學位,會為父親潤稿,蘇國雄投了兩次柑縣紀事報(Orange Register),全部登出,在主流媒體為台灣權益發出不平之鳴。 「我自己最喜愛聖經中有提到一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之人,是象徵神的恩才成的】,歲月無情催人老,我們轉眼已垂垂老矣,以有限的餘命做最後的奉獻,取捨之間,不能不有所拿捏」蘇國雄說出自己希望有生之年,能發揮他有限但也是最大的價值,奉獻地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台灣。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賴英慧

「我從小到大就喜歡護理工作,愛跟病人聊天,小時候嚮往參加和平工作隊、四健會,最想當一輩子志工;在美國投入台僑社團,全是因緣際會、雞婆的個性,才結下不解之緣。」現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賴英慧自謙『雞婆』,事實是她的慈祥及熱情,讓接觸到的每個人都如沐春風。 立志當「南丁格爾」 南加台僑社團眾多,各擁一片天,賴英慧的好人緣,常得擔任穿針引線的角色。說起親和力的源頭,她認為應該是從小就立志想當個「南丁格爾」,直到現在已屆退休年齡,仍然兼職在醫院從事喜歡的護理工作,早上5點45分起床上班,也不以為苦。 賴英慧學護士時,就嚮往成為國際和平工作隊的志工。1971年護校畢業後,擔任農復會、紅十字會護士。原本,父親在公賣局工作但想推廣台灣農業,於是1972年舉家移民巴西種洋菇、梧桐樹。為充實未來志工生涯,賴英慧仍留在台灣,由於課業優異,在中台醫專教書後,決定來美國闖天下,於1974年申請護士簽証,隻身前來美國。 為了當志工,賴認為需要累積經驗,透過朋友介紹,芝加哥有3家醫院向她招手,她飛到芝加哥時,中台醫專護理主任恰巧出差來美,順便就帶哥哥接機。 由於這位「哥哥」當時已經35歲,堪薩斯州立大學電機系畢業,在芝加哥任工程師,原本抱著不婚主義,但他有個弟弟和賴英慧的弟弟是同學,「哥哥」就靠著妹妹與賴英慧是同事,靠著兩方弟弟又是同學的多層關係,兩人有聊不完的話題。 很快地,哥哥就墬入愛河,深信這就是「千里姻緣來相聚」,迫不及待地求婚,賴英慧在攻勢凌厲的追求下,她說:「我當時認為此生不會再碰到這麼成熟體貼的男人,『糊里糊塗』地結婚了。」 賴英慧談到夫婿林本晃時,仍洋溢著幸福甜蜜的表情,要套她一點羅曼史,嬌羞地堅稱就是「糊里糊塗」啦… 那和平工作隊志願呢? 她嘆口氣不免遺憾,兩難抉擇,只能先放一邊,因此她至今從未放棄護理工作,善待病人,「南丁格爾」的夢仍在燃燒著。 賢伉儷投入台僑社團 由於結婚沒多久就生下2個女兒,大女兒1975年、二女兒1976年,分別呱呱落地,走入家庭及工作一直忙著,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印第安納週末時,幾家台灣鄉親一起作台灣小吃解鄉愁。當年,大家都十分關心台灣政局,想念台灣心情,使得他們一群人,開始對台灣實際情況做深入的探討,過去被洗腦根深地固,許多真相是到了美國才搞清楚,這讓賴英慧相當震驚,對台灣鄉情的投入,自此開竅。 1977年10月,因為夫婿工作關係搬來加州洛杉磯,住在聖費南多地區6年。然後又移住柑縣,最後在托倫斯定居。目前,兩個女兒已結婚,有3個孫子女,最難得的是與公婆一直住,四代和樂融融。   1987-2000年,在托倫斯紀念醫院全職工作,期間還身兼FAPA會長、台美公民協會會長、TUF會長,當時實在是忙翻了。由於參加台僑社團,隨時掌握最新動向,賴英慧總喜歡與病人交談時,介紹台灣的人事物,這為她帶來很大的樂趣。 參加台僑社團,賴英慧其實深受夫婿林本晃影響,在許多主辦座談會及專題演講,都可看到賢伉儷熱心的身影,由於夫婿林本晃生性低調,對她而言,他除了是愛侶,也是人生中最佳的良師益友。 賴英慧人生中另一個「意外」,就是創辦《台灣日報》,當時因為媒體甚少重視台僑心聲,所以雖然沒有雄厚的財力,她仍支持林本晃的決定,與另外10位董事一同開發屬於台僑一個公正的媒體園地。 但創業維艱,眼看報紙印刷賠錢最厲害,而且印刷品管一直出問題,林對印刷一點也不懂,但看到其它董事太忙,所以決心扛下重擔,一個人「校長兼撞鐘」,盯緊印刷,甚至將休旅車開到印刷廠當「宿舍」,最後印刷步上正軌時,林居功厥偉。 賴英慧嘆氣地說道:「當時很多僑社都說《台灣日報》撐不到半年就玩完。但現在已經第五年了。與太平洋週報,成為台灣鄉親重要資訊管道;僑民都講媒體很重要,但支持不是那麼雄厚,受到不景氣影響,股東滿腔熱血也會有挫折,但理念不會被打敗,所以請鄉親大大伸出援手,實質的支持我們自己的報紙。」 榮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   1998年做創會董事至今,去年6月接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成為眾多台僑社團的大家長,她提及:「再倒退20年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我會做到這個職務,當「董事長」噢;社團太多人能力都比我強,我只是有點雞婆而已。不過,做會館的董事長,最歡喜的是不用付薪水外,大家深具使命感,志同道合,從溝通尋找『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契機,一起出錢出力為台灣做事情。」 台灣會館是台灣僑民的精神堡壘、文化展示及活動場所。但只做為一個會館,是無法滿足大家的需求。所以上任後,她也希望在歷任董事長辛苦耕耘完成許多階段任務下,自己也能有所作為,完成一項歷史任務。 除了年度盛事台灣傳統週的各項活動外,另外,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選在2010年1月初開始宣傳,台灣會館會由台美公民協會等社團為主推廣,將考慮如何動員組織,實質投入協助政府進行普查登記,也會鼓吹台灣移民應在來自何地及種族的項目上,勾【其它】選項,填上「Taiwanese或Taiwan」。 她另一個心願是,有心重建第一代台美人移民奮鬥史,從收集歷史資料開始踏出第一步,她說:「不像猶太人有宗教做後盾,台灣會館是以認同台灣國家為共識,如何與休士頓、洛杉磯、紐約聯線整合共同完成歷史回顧,使我們的第二代知道台灣移民與中國移民不同在哪裡?希望這樣的傳承工作,能抛磚引玉、集思廣益達成。 文/記者林蓮華

賴弘典 紐約牙醫師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賴弘典醫師是一個基督徒,問他最喜歡的聖經章節是哪一段?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上主已經指示我們什麼是善。他要求我們的是: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數十年來,這段經文像他腳前的一盞燈,照亮了他的人生路。 他自1972年到紐約曼哈坦的中城開業行醫後,將近三十年,幾乎參與了所有紐約大大小小的台灣人活動,他說:「從搬桌椅,貼郵票,到出錢出力,什麼都做,就像是一個憨人。」如果他寫下了「憨人日記」,那麼這本「憨人」記事該是一頁頁的紐約台灣人活動史。 「從以前的對抗國民黨,到現在的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我們總以微薄的力量,挑戰強大的壓制勢力。很多時候,感覺很挫折,有時像走在隧道,看不見盡頭;有時像在敲石壁,怎麼敲都敲不開。」他說:「但也有時,陽光卻從石縫中照射,帶來希望。」 在任何時候,「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這節經文一直是他的信仰,也是他力量的泉源。 躊躇少年行   1965年,他到日本唸書時,政治思想是一片空白。籍貫嘉義大林的賴弘典,生長在一個昔日地主的家庭。父親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回台灣後,先後在糖廠和中學服務,面對的是一個土地被徵收、謀職有侷限的現實環境,看到的是一個貪污腐敗、矮化台灣人的政府,不滿的言論洋溢自然在生活之中,只是當時這些言論似乎對他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他從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畢業後,服完兵役,即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口腔外科。他說:「初抵日本時,看到東京車站旁,矗立著日本共產黨的巨大招牌,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日本正鬧學潮,學生們在校園裡搭帳蓬,公然和學校對抗。自小在戒嚴法控制下長大的他看到這情景,覺得很不可思議,同時也詫異日本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自由,能夠發表不滿政府的言論。 第二年,學潮鬧得更厲害,學生霸佔了東京大學的研究室和實驗室,影響到上課和做研究的進度,他只好申請到美國唸書。在拿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後,他就到美國深造。 初到美國,他先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唸微生物和生化研究所,1969年,拿到碩士學位後,轉往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前往水牛城(Buffalo)的途中,他先到紐約市工作半年,賺取一些學費。這期間,和林吟珍小姐結了婚,兩人結伴到水牛城唸書。 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期間,他們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如林尚武、陳阿火等人在一起,過著熱鬧的留學生活。印象裡,有一年,林尚武在台灣同學會的晚會裡表演節目,挑根扁擔,唱著「燒肉粽」的歌,非常精彩。那段時日,他們經常談論台灣的事情,彼此的台灣意識也在無形中萌芽滋長。 傾聽先知的聲音 1971年,台灣的國際地位顯著改變,先是台灣退出聯合國,繼是尼克森即將與中國「外交正常化」,許多人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那年12月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一次發表震撼島內外的「國是聲明與建議」,聲明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建議政府革新內政,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這項聲明無異對施行高壓統治的國民黨政權提出正面的挑戰。 當賴弘典從「教會公報」裡讀到這項聲明時,內心起了很大的震撼。「這真是先知的聲音,」他說:「在那個被嚴密控制的時代,他們能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現象,說一般人所不敢說的聲音,令人由衷佩服。」同時,他也擔憂著高俊明牧師等人的安危,所以經常閱讀「教會公報」,關心在國民黨監視下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 也在這年,他的事業有順利的進展,先是取得牙醫的博士學位,然後通過牙醫師的資格考試,到紐約開業。他說:「天公疼憨人,當時曼哈坦的房價還沒有那麼貴,我的診所就設在中城三十六街麥狄遜(Madison)大道與公園大道之間的一棟大樓裡,沒想到後來那裡的房價漲得寸土寸金。我因為在日本唸過書,會說一些日本話,所以來找我的病人中有許多日本人,還有一些美國人,倒是沒什麼台灣來的。」 「這樣倒好,上班下班互不相關,」他笑著說,「我的病人都不知道我下班後做些什麼事,而台灣人圈裡也很少人知道我上班時做些什麼。」 當時,紐約人才濟濟,黃武東牧師也在紐約牧會,主持恩惠教會,賴弘典全家都到那裡作禮拜,和同一教會的方菊雄教授志同道合,兩人在七、八十年代一起從事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後來賴太太都稱他們倆人是「一對憨人,家裡的事不做,公家的事忙得團團轉。」 那時在教會裡,經常聽到國民黨壓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事情。1973年,黃武東牧師、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和林宗義博士等人共同發起「台灣人自決會」,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賴弘典和方菊雄都義不容辭地加入。 那年夏天,他們也一起參加「台灣人基督徒退休會」。早在1970年的八月,紐約台灣人基督徒在歐炯雄的召集下,首次在賓州鄉下的Downington野營區舉辦退休會,氣氛非常好。第二年在許希哲的召集下,在紐約上州的Highland Lake營區繼續召開,吸引了一些非基督徒參加。第三年同樣在Highland Lake舉行,賴弘典一家正好搬到紐約,第一次去參加,留下深刻的印象。 隔年,基督徒退休會由方菊雄主辦,方菊雄同時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遂將教會與同鄉會的活動合在一起辦,主辦了1973年「第四屆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及第一藉美東台灣同鄉夏令會」,聲勢大為壯大。兩年後,正式改名為「美東台灣人夏令會(TAC/EC)」,延續迄今,成為一年一度海外台灣人最大的聚會。 隨著紐約台灣人活動的增多,賴弘典的社區生活益加豐富,舉凡「台灣同鄉會」、「民眾大會」、郭雨新競選總統支援會、康寧祥演講會等琳琳總總,他都是基本會員之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75年十一月再度發出勇敢的呼聲:「我們的呼籲」,抗議國民黨政府沒收台語白話文聖經及禁止長老教會參與普世教協的組織,主張教會應以愛心說誠實話,積極關心台灣的政治前途。1977年八月,三度發表宣言:「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些宣言帶給賴弘典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他景仰那些無畏高壓政權,發出正義呼聲的牧長們,也深深認為作為一個基督徒,除了禮讚上帝外,應具有實踐信仰的使命。此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的金句常在他心底迴響,讓他能夠無怨無悔地從事台灣人運動達三十年。 參與台灣人運動 1976年,他在林尚武引介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此後經常下班關了診所大門,就搭地鐵到下城的獨盟「咖啡室」當義工。他說,當時獨盟主要在做思想啟蒙的工作,經常寄宣傳文件給各地同鄉,他幫忙貼郵票、標籤、整理通訊地址等等。在「咖啡室」裡,常遇到洪哲勝、王康陸、陳南天、林振昌、黃再添和張燦鍙等人,有時也看到蔡同榮。後來,他發現這種整理貼印的工作可以帶回家做,就領了工作回家「打工」。 那些年,島內的民主鬥士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海外熱心份子於是組織「台灣人權會」,從事政治犯的救援工作。1978年,賴弘典醫師擔任「台灣人權會」紐約分會的會長,除了關懷島內政治人物外,還嘗試舉辦軟性活動來淡化獨盟的強硬色彩。當時,他委託羅福全的太太毛清芬與許瑞峰的太太戴惠美等多位女士,在恩惠教堂的地下室開花展,為人權會募款,結果約有上百個同鄉前來觀賞,氣氛非常熱烈,整個花展為台灣人權會募到將近三千元的基金,那時算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後來,島內的抗爭形勢益形高漲,終於爆發了1979年底的「高雄事件」,隨後全島展開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海外的人都憂心忡忡地互探島內的事情,紐約的張楊宜宜於是在皇后區成立「台灣之音」,隨時報導最新的台灣消息。 「台灣之音」成立時,賴弘典就幫忙搬運錄音機,裝置電台設備,一有空就到電台當義工。「台灣之音」成立後,歷經施明德的逃亡與被捕,二二八林義雄家的血案,美麗島受難人的軍法審判,高俊明牧師等教會人士的被捕,以至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的遇害,每個事件都扣緊鄉親心絃,以致收聽率非常地高。 隨後,獨盟在皇后區的長島城(Long Island City)發行「台灣公論報」,也很缺乏人手,賴弘典於是常在週末或假日時開車去幫忙。他說,當時大家都沒有報務經驗,只憑著一股欲傳達台灣人心聲的熱血,就摸索著辦報。其時住在新澤西的毛清芬經常單程搭一、兩小時的車到報社上班,老李、小李、廖愛華和王康陸等人也常在那裡工作。時隔多年,他很高興地看到這份報紙不僅迄今仍繼續發行,並且成為海外台灣人主要的喉舌之一。 1979年後期,早先成立的「台灣人自決會」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應該重視外交工作,因此宣佈解散,改與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郭雨新等人密切配合,共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進行國會的遊說。賴弘典也在此時成為FAPA的會員,並且在八十年代初期擔任FAPA紐約分會的會長。1990年後,還兩度擔任FAPA的中央委員。 在推展台灣人運動期間,賴弘典覺得在美國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醫師,經濟能力比較強,但態度卻比較保守,以致未能發揮力量。他於是思考籌組「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藉同業間的聯誼,提升醫師們對台灣的關心。這個構想得到紐約的許登龍、許左龍、陳坤海和楊次雄等醫師的贊同,並且得到新澤西的許盛男、樊豐忠、黃正雄、吳郁彬、楊征東、林嘉男、王清貞和陳文宏等醫師的支持,於是在1984年十月假曼哈坦東四十街的萬壽宮飯店成立「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周烒明醫師與楊次雄醫師籌劃全國性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邀請他們加入。「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於是在李汝城任會長期間,變成「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紐約分會。 也同樣在1984年,紐約的台灣人想要在紐約籌建北美洲第一間台灣會館,在黃再添召集下,各路英雄群集在東園餐廳,商討台灣會館的建館籌備事宜。兩個星期後,第一次的籌備會議就是在賴弘典醫師的診所召開,當時選出陳隆豐為建館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積極進行覓館與募款事宜。整個建館過程中,賴弘典是執委會的委員,也是建館的股東之一。「紐約台灣會館」落成迄今,他長期擔任會館的常務理事,目前則是會館的副理事長。 細數從前,賴醫師說,猶記那些年,下班後常有許多台灣人的會要開,所以兒子對他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開會」。太太當然也有怨言,卻也無可奈何,只好稱他是「憨人」。在`這段埋頭苦幹的歲月裡,看到台灣的時局日益變化,海外的台灣人運動逐漸成長,內心也有無限的欣慰。 化憂悶為歡喜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漧,樹木真青翠的路邊;有時咱遇著大憂悶流眼淚,如經過大風浪的苦海,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這首聖詩是賴醫師喜愛的一首歌,鼓舞他歷經許多挫折時光。 1986年,走過沉悶漫長的奮鬥過程,海外台灣人的運動開始看到希望。那年,由賴弘典醫師擔任總召集人所主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是一個歡喜的聚會。那次的美東夏令會由「紐約台灣同鄉會」、紐約的台語教會以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聯合舉辦,在康乃爾大學進行,一共吸引了兩千六百名同鄉參加,創下了美東夏令會參加人數的最高峰。 據當年在康乃爾大學協助主辦夏令會的高龍榮博士說,綺色佳是一個居民僅一萬人左右的大學城,開夏令會的那三天,小鎮裡突然多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當地都變成新聞,身為地主的「綺色佳台灣同學會」成員們也因此忙得好幾天不分晝夜。 那年,服刑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甫出獄,初次到美東夏令會演講,許多基督徒都慕名前來。高牧師演講的主題:「咱的路-自愛、自律、自救」,即取自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其後兩天,他並以「使憂悶變歡喜」和「一群勇士」為佈道主題,勉勵台灣人基督徒應如初期教會的使徒般,同心合意創造公義與愛心的社會。 美麗島事件的受難人呂秀蓮亦剛出獄,應邀到夏令會演講。她在1974年首次參加美東夏令會時,曾被人質疑為國民黨特務而當場淚灑會場,如今受難歸來,受到英雄般地熱烈歡迎。 當時,海外台灣人社團林立,晚間的政治討論會熱鬧滾滾,討論會主持人徐福棟特別在大會手冊上公布「政治討論會施行細則」,態度之慎重,可見一斑。也在那年,「海外組織」的許信良、謝聰敏與林水泉在夏令會裡信誓旦旦聲明一定要闖關回台,然後像壯士出征般地接受同鄉的歡送。 回憶往事,賴弘典說,在那之前,從事台灣人運動像走在漫長的黑暗隧道中,看不見盡頭,一般人聽到「台灣獨立」四個字,不但避之惟恐不及,就是看到社團上有「台灣」兩個字,也裹足不前。爾後,曙光出現,島內的組黨、解嚴、廢除黑名單,一一達成,令人無限興奮。至於千禧年聽到陳水扁當選總統時的感受,賴弘典醫師笑著說:「一時興奮得心理都調適不過來!只覺得能夠親眼看到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就很高興。同時也慶幸自己在建國的道路上,曾經舖上一、兩粒小石子。」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早在1966年,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呈現危機時,義大利的代表即提出「兩個中國」的方案,然而遭到當時的蔣總統以「漢賊不兩立」的堅硬立場斷然拒絕,導致台灣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隨後喪失一切應有的國際地位。 1991年,為求打破外交困境,民進黨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主張,獲得海內外台灣人的熱烈響應。為了回應島內的主張,「民進黨美東黨部」執行長黃再添在1992年召開「紐約台灣人社團聯合會議」,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CATUN)」,開始展開長期艱難的使命。 CATUN成立迄今已十年,其中賴弘典當了八年的召集人。「面對中國無所不在的壓力,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非常困難,那種感覺像在敲石壁,不但敲不開,而且直接嚐到又硬又冷的閉門羹。」賴醫師說。 但是明知困難重重,該做的還是得做,在黃再添和賴弘典等人策劃下,CATUN每年都舉辦大型的活動,希望提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1993年,舉行「聖火長跑」,在曼哈坦最南端的巴特力公園(Battery Park),面對象徵民主獨立的自由女神,點燃聖火,然後由同鄉傳遞火炬,接力跑到聯合國前。 自1994年起迄今,CATUN幾乎每年都發起大規模的千人大遊行。於是南起華府,北迄波士頓,住在維吉尼亞、馬里蘭州、賓州、紐約、紐澤西、康乃狄克、麻薩諸塞等各州的熱心台灣鄉親,或開車、或搭乘火車、或集體搭乘大巴士,紛紛進入紐約城。大家聚集在聯合國前的哈瑪紹廣場,表明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決心。然後列隊遊行穿越曼哈坦,沿途散發傳單,一直走到哈得遜河旁,在中國領事館前抗議後再解散。 此外,CATUN並在1995年時假紐約林肯中心舉辦「台灣文化之夜-二十世紀台灣交 響樂展」,邀請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與台灣同鄉們共同欣賞台灣樂曲。當晚,由小提琴家胡乃元、梆笛演奏家陳中申、及布魯克林愛樂交響樂團精彩演出了江文也、郭芝苑、馬水龍、賴德和和許常惠等台灣作曲家的作品,吸引了兩千五百名聽眾如癡如醉的聆賞。 1996年,基於「紐約時報」登出一則美國欠繳聯合國一億六千萬會費的新聞,並謂每個美國公民需付四點四美元,方能抹消赤字,於是CATUN發起「UN欠東風,小錢立大功」的活動,蒐集眾多同鄉捐贈的四點四元支票,隨同大家的簽名函,寄給聯合國的秘書處,結果該處因為中國代表權的關係,將所有的支票及簽名信退回,讓CATUN直接嚐到閉門羹。 1997年,CATUN舉辦「台灣安全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的戰略專家及學者假紐約台灣會館商討「台海的安全與戰略」等問題。 「做了近三十年的台灣人運動,最高興的莫過於看到有更多的後起之秀出來接棒。」賴醫師說:「現在年輕的一代如許伯丞、蘇宏志、蔡岳廷、陳惠華等,都很優秀。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熱情與希望,也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猶記當年初抵美國時,口袋裡僅有一百二十五塊美金,而今經濟無憂,家庭與事業都很美滿,實在很滿足。如果說,年輕時憑著一股愛鄉愛土的熱情,投入台灣人的運動,是一種『憨人』行為的話,那麼天公是疼『憨人』的。」賴弘典醫師如此說。 註1:「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簡稱TAC/EC。 註2:「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全名Committee for 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CATUN。 楊遠薰 

駱家輝

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在機場拎著背包、親自點咖啡的畫面被路人拍到,一時令中國人為之著迷。他們從沒看過這麼不氣派的官員。 駱家輝和全家人一起在大使官邸亮相,會見中國媒體。不會說華語的駱家輝致詞說,他是中國移民的孩子,但他代表的美國官方身分,就是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的價值觀;他將運用包括微博在內的一切傳播工具,向世界傳播在中國的任務,與擁有各種傳播工具的中國朋友,包括博友,交流這些價值觀和機會。 駱家輝一下飛機,讓中國人看傻了眼,堂堂一個駐中國大使,居然還自己大包小包提著行李,駱家輝的老婆是台灣第2代移民,她特別用中文發表談話,希望拉近和中國民眾的距離。 駱家輝才剛下飛機,一家人各自拎著大包小包的這一幕,讓中國民眾看傻了眼。飛到北京擔任美國駐京大使,駱家輝自己背著大背包,手上還要提著筆電還有西裝外套,太太也很辛苦,一肩背著紅色的超大包包,雙手還差點沒空牽女兒。 日前駱家輝在美國西雅圖機場獨自買咖啡的照片,已經在他露面之前,在中國被廣泛轉發,許多中國人在博客發言表示,不相信會有如此隨和的官員。這個問題也在昨天的記者會上被問及,但駱家輝並沒有正面回應。 美聯社報導,在華盛頓州經商的華裔美國人唐朝暉12日於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眼尖發現駱家輝站在星巴克櫃台,用iPhone捕捉到這個鏡頭。駱家輝是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首位華裔美國人。 唐朝暉覺得巧遇駱家輝實在是酷斃了,就把照片上傳新浪微博。他萬萬沒想到這一PO,居然被轉貼4萬次,還引來數以千計回覆文。 他說:「這在中國完全無法想像。就連低階官員也是咖啡來伸手,並有他人代勞提包。」唐朝暉還補充,駱家輝原本拿著某種優惠券或招待券,但店家不收,改以信用卡付帳。 唐朝暉是網路廣告公司AdSage執行長。他從西雅圖飛往矽谷途中,巧遇正要赴中國走馬上任的駱家輝。 美國前任商務部長駱家輝上週末抵達北京履新,拎著自己的行李、乘坐尋常商務車,完全沒有海外中國高官慣見的派頭和排場。 1名新浪微博用戶在回應駱家輝平民式作風時說,「我國官員已經習慣了奢侈的生活型態」。國營新華社稱他為美國的「背包客」。新浪微博是中國最風行的微網誌。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攜妻子、兒女亮相大使官邸。他向到場的140多位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的演講,並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由於駱家輝不會講華語,所以除了開場的問好外,他的演講由美國同事翻譯。 駱家輝在演講中回顧了今年中美多次高層互訪,並對即將來訪的副總統拜登表示歡迎。駱家輝還特意提到了他個人身份的關鍵詞,即中國移民之子和代表美國價值觀。 在回答記者有關他的華裔血統問題時,駱家輝說:「在個人層面上,能作為中國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國 -我出生的土地,以及我的家庭珍視的美國價值觀,站在你們面前,我感到既謙卑又榮幸」。駱家輝說,「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以及我本人,都代表著美國,也代表著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 簡短的演講和問答後,駱家輝邀請百餘位媒體記者到大使官邸後院,分享茶點。駱家輝一家人出現時,再次遭到記者圍堵。有記者問駱家輝在西雅圖機場使用優惠券被拒,是否因為走進了山寨咖啡店,駱家輝笑言不是。 駱家輝還說,來中國之前,他和妻子進行了採購,除了衣服外,還買了一些中國食品。他說,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歡中國食物。 他表示,目前正在給孩子們挑選學校,他和妻子都傾向於讓孩子們上國際學校,但會讓孩子學習中文。在記者們的包圍中,駱家輝被要求和妻子親吻,駱家輝隨後在妻子唇上輕啜一下。突然有人又喊,「再來一次」,李蒙則掩面而笑。0819

黃蔡瑞雲

跨越日本時代到國民黨執政,為女兒移民來美在參加台灣長輩會後,才開始投入台美人活動,92歲的黃蔡瑞雲越老越開花,在各種支持台灣本土活動中總會看到這位長者身影,不論是抗議中不落人後的聲嘶力竭,或是台美歡慶活動中默默在台下的加油打氣,她的出現,頓時讓所有人變得年輕起來,她自稱是小人物不足道也,但許多人卻是以她為代表,尊敬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對台美社區的重要貢獻。 不過,她石破天驚首次透露,人生仍有遺憾,少女時代錯過留日去讀醫生、緣盡情未了的初戀情人、到晚年要活得自在快樂希望大家能尊重她。一齣東方白的長篇小說由民視改編成連續劇「浪淘沙」中女主角丘雅信的故事,勾起她塵封已久的心思,當時若是一念之間做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黃蔡瑞雲,生於1914年日據時代,雲林縣北港鎮人,從小被人收做養女,養父母十分疼愛聰明伶俐的阿雲,小學讀書成績就是名列前茅,畢業考上台南二女中,當年日本人統治,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北港小鎮從沒有一個女孩能考上城裡的初中,為了歡送這位北港才女,小鎮是放鞭炮大肆慶祝。 阿雲年紀雖小,志氣比天大,她不但想嫁給醫生,還想自己做醫生,所以打拚讀書,宿舍晚間熄燈火,她就跑到便所,藉著微弱的燈火啃書到深更夜露才會罷休。阿雲在台南初女讀了4年,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少女,面白如雪,氣質出眾。 當時有兩位追求者互相較勁,一位是自己深愛的初戀情人,但那個年代,就像浪淘沙的女主角一樣,不能與同姓結婚,兩人只因為都姓蔡,感情再深,也只能淚眼汪汪,無奈分手。當她後來得知,初戀情人在車禍中喪生,緣已盡心雖痛,但直到老了才敢對他的思念,勇敢說出口。 另一位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與養父世交,家世豐厚,在對方惜才的心態下,這位顏家公子十分傾心阿雲,雙方家人有意促成佳偶良緣,並送他們到日本讀醫學院。阿雲得知,自己家中經濟不允許,一旦嫁人就可以出國去讀自己嚮往已久的醫學院,心理歡喜的不得了;但命運弄人,就在出國前夕,養母病倒了,養女必需報答父母恩,哪能就此一走了之,阿雲決定放棄她的醫生夢,守在養母身旁。這位無緣的情人,後來獨身到日本去讀政治,回台從政,但礙於社會禮教,阿雲直到接了他病亡惡耗,也只能為他默禱。 當時日本人統治的台灣社會,能讀書家裡有錢的就去讀醫生,家中小康貧困者就去讀師專。阿雲決定去讀師專趕快去做老師,早點入社會賺錢養家。在分發北港小學時,每天都要騎腳踏車,有一日腳踏車地鍊子掉了,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時,一位高大的帥哥老師出現「英雄救美」,這位才學淵博,又會唱歌彈鋼琴,體育細胞一級棒的男子黃週圍,後來以猛烈的攻勢,終於擄獲阿雲的心。 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投襲珍珠港後,美國三不五時來台轟炸,此時已育有5個子女的黃蔡瑞雲,不只拖大抱小的躲防空洞,還要帶學生躲空襲警報,日日都是戰戰競競的生活著,直到美國丟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以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她和其它島民一樣,歡天喜地,等著中國軍隊上岸。 然而親眼看見,中國軍隊進入台灣後,腳穿草鞋,擔的是廚具鍋碗瓢盆,連水龍頭是什麼都不知道,她驚訝萬分,當時純樸的台灣人,還會幫他們找理由,恐怕是8年抗戰不得已,但後來看到大陸來的人行為舉止,在嚴守紀律守法的日本教育下,他們開始感嘆傷心,尤其是經過228血洗事件,然後一下子溢進來一倍的人口,這些外省人有的是不錯,但政府卻看不起台灣人,接連白色恐佈,逮捕台藉菁英,自此黃周圍夫婦看透透,為了養家糊口,就算再不滿,剛烈的黃周圍也得忍著,這是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黃周圍受了4個月的訓練後,由教職改調為台南市政府的教育科長,看似升官,當年5個子女加上公婆,一共九個頭嘴,米價一日三市,公務員薪水買米都不夠,只好吃蕃薯簽,生活苦不堪言,本來有一些儲蓄,可以是舊台幣4萬元換新台幣一元,儲蓄用完了,所以阿雲又得出來做教員幫助生活家用。 黃蔡瑞雲當時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外省老師前一晚受訓,她第二天就得現學現賣教"國語",有時語音是對是錯,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聽久了就能適應這番"台灣國語"。不過,最令她感恩的是,當年只剩台南郊外一個國小缺,又沒錢買腳踏車,所以認命了,只得每天早晨6點開始慢跑到郊外去教書,連續4個月每天跑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長距離慢跑鍛練,讓她晚年身體還能如此健壯。 差點成白色恐佈犧牲者 1970年代初期,台灣反對政治力量開始凝聚,雖然還在白色恐佈時代,黃周圍在退休之後,再也按耐不住,竟然向天借膽,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蔣經國,直言台灣只有獨立才有出路,這封信不得了,家裡馬上來了一堆特務,東搜西查,翻箱倒櫃,當然也把黃周圍給抓走了,關了一個禮拜,還是黃蔡瑞雲到處奔走,拜託唯一的外省朋友當時是中華日報總編,這位國民黨大頭人物發現黃周圍並沒有結群成黨,又是一位老人,不致罪大惡極,要求他寫悔過書,才肯放人。 黃蔡瑞雲回憶,當時白色戒嚴時代,眼看反共無望,由於黃周圍的兄長是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化協會蔡培火的幕僚,所以黃周圍受到蔡培火、還有組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影響很深。到了國民黨時代,反骨但也得向現實低頭。 為了女兒黃淑英移民到美國,黃蔡瑞雲台灣與美國兩地跑,兩人在美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子孫滿堂,但台灣接著後期還發生陳文成事件與林義雄家人被謀殺,他們總覺得為身為台灣人而悲傷,而先生在20年前病逝,完全沒有看到台灣真正民主化,尤其國民黨變天,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黃周圍無緣看到,讓她也是覺得悵然若失。 洛杉磯台灣長輩會會長 晚年雖然兒孫各自成家,一身奉獻給家庭的黃蔡瑞雲,待在密西根冬天實在太冷了,聽到洛杉磯台灣移民多,而且有一個台灣人的長輩會,1983年從朋友處聽到洛杉磯要蓋長輩會館及老人公寓,她決定離開兒孫,隻身前來洛杉磯安享天年;當時台灣長輩會為了讓台灣移民長者能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所以在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倡建老人公寓,歷經萬般波折,在他的堅持,長輩會終於在艾爾蒙地現址,購得6萬呎,興建58個單位的公寓,而其中一股就是由黃蔡瑞雲投資。 住在長輩會的鶴園,當時還沒有台灣會館,許多台美社團都是在長輩會辦公室辦活動,長輩會一直是默默支持台藉社團,出錢出力,而且不計名利,尤其當年幾位會長無私的奉獻,是此間社團十分仰重的社團。 2005年到黃蔡瑞雲在做了多年理事後,被推舉為會長候選人,結果高票當選,一生都是幕後的支持者,臨到90歲才被長輩們推到幕前擔任會長。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反分裂法、又是風災又是水災募款,難為她一把年紀,天天各處奔波,許多後輩,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能負荷得了,結果因為她的出現,長輩會只要參加各式台美大型活動,鎂光燈總是對她閃個不停,實在是90歲長者的出現,馬上所有活動,台美人第一代及第二代頓時間變成祖孫三代,全部台籍僑領都變年輕了。 不過,由於做一任會長,實在太累了,子女的央求,她決定做一任就好,後來由陳永全會長接任;雖然對長輩會有濃厚的感情,而且交了許多好友,但是卻因為一件摯友的背叛,說長道短又對她做了一些傷心事,她近日顯得非常悶悶不樂,也常勸自己公益自在人心,凡事要忍耐。 除了盡量參加長輩會每月例會,她受台灣建國促進會之邀,決定去支持他們每週六在洛僑中心的「台灣正名運動」,她笑著說,今日(11日)又下雨又下冰雹,都沒把這些人給打退,三年了,看他們每週持續的抗議,以前跟他們對罵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這些憨人的毅力,所以她希望能再次「以老賣老」走上街頭,當那些不只是向他們豎起大姆指的人士,或是給他們白眼冷嘲熱諷的人士,看到長輩會一些老阿嬤們都還那麼賣力地搖旗吶喊,圖的是什麼? 憨人要的不過是「反侵略、愛台灣」,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阿嬤,加油噢!(林蓮華巷)

傅舟山

「我的名字『舟山』不是因為詩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典故,而是因為爸爸懷念他的家鄉『舟山群島』」傅舟山父親傅登賢是中國浙江人,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就先到台灣,創辦台北知名的「敘香園」餐廳、經商40年,而母親施秀蝙則為道地的台灣南投人,年輕時候到台北做事,與傅登賢相識、共組家庭。 「我並不是小留學生,我們全家在1990年移民美國時,我已經23歲了」,在台灣畢業於東南工專機械科的傅舟山隨家人剛到美國時,全家先到北加州矽谷落腳、掌管家族旅館事業,然後才搬到洛杉磯定居。 「為了打入美國社會,我選擇轉行從商,首先到離家近的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主修財務、拿到專業文憑」,於1996年大學畢業的傅舟山,隔年就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跟前輩們學習,也讓年紀輕輕的傅舟山擁有很長時間的社團經驗。 2000年,為培養下一代台美人、預防商會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當時的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李木通有遠見地成立「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而已有幾年商會經驗的傅舟山則受邀出任青商部顧問,開始從「學習者」變成「主導者」,也奠定日後成為歷任「最年輕會長」的契機。 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 「在台灣時,爸媽都認為『經商在家裡學就好』,所以期望我在求學時代選擇較實用的機械工程學科」,與一般受保護的台灣學生不同,認為「學生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追求「實用取向」的傅舟山在專二、17歲那年開始在華國飯店打工,之後也在自家餐廳「敘香園」實習、長達2年半。 到美國後,傅舟山在就讀大學期間也跟其他同學一樣選擇「半工半讀」,一方面減少家中負擔,另一方面也從學生時代開始累積、培養社會經驗。「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了」,傅舟山在大學數年間,連續通過房地產、保險,以及證券等3種執照考試,奠定日後從商的基礎。 剛開始移民美國,傅家就像一般剛移民的華裔家庭,本來想從事餐飲業,但因傅舟山深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專業最重要」,他自己也喜歡金融商業領域,旋即放棄家族熟悉的餐飲、旅館事業,選擇從事有興趣、有發展性的金融與房地產。 曾在投資銀行做事、協助銀行上市的傅舟山,擁有金融、房地產、證券等8張相關執照,並於2001年任職「總公司在紐約華爾街、分公司在洛杉磯」的投顧公司,經常往返兩地;其後,因科技股出現泡沫化,傅舟山轉任財務諮詢顧問,現則為美國統一證券公司資深副總裁。 台灣是我的根 「我不是台美人第2代,而是台美人第1.5代」,認為自己觀念很「台灣」、保有華人傳統思想,像是做事負責、認真、能吃苦,又因在美國再度接受高等教育,與美國人士溝通無礙、容易與之共事的傅舟山表示,因他吸收上代經驗、瞭解上代想法,不但可以免除台灣社團「青黃不接」的窘境,也可勝任上代、第2代台美人的溝通橋樑。 「我是家中的獨子,理應照顧爸媽,三代同堂也是傳統台美人的特色之一」,現居核桃市的傅舟山認為,「這就是華人優良的傳統孝道」;而強調「台灣是我的根」,傅舟山指出,除二姐隨姊夫在中國經商外,其餘兩個姊姊都住在附近,每逢週末就像一般台灣家庭一樣舉行家庭聚會,現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的大姊夫李樹人也經常出席,一家三代和樂融融。 在愛情長跑7年後,傅舟山與在台灣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再回美國就業的太太朱菲菲結婚,婚後5年;而婚前從事教職的朱菲菲,現在仍是阿罕布拉市學區小學的全科教師。 2007年,傅舟山千金Tiffany出生,由對「姓名學」研究頗專精的洛杉磯台美商會前會長、現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詹凱臣取名為「傅玉安」。 「我只期望,女兒能作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儘管傅舟山私下曾期望女兒日後成為「收入極高的專業人才」,但仍是個想讓女兒隨興趣自由發展的開明爸爸,「唯一要求的是,女兒要能學好自己家族的母語」,因此,傅家人在家中都說華語,但來自中國浙江的爺爺負責「上海話教學」、會說福佬話的奶奶則負責「台語會話」。 對台灣經濟深具信心 以往每年都會返台探親、觀光的傅舟山,這兩年因女兒出生減少返台次數,但根據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有值得投資的金融公司,「雖然經濟與政府政策有關,但大環境的變化更是重要」,像是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可以說是比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化還嚴重」;而在大環境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一向靈活的台商也會隨著政策變化作適當調整,比如大陸台商已經開始轉移到越南投資。 1997年、29歲那年加入商會,歷經2000年副財務長、2001年副秘書長、2003年與2004年分別擔任當時會長詹凱臣、楊信的秘書長、2005年至2007年接下副會長,以及2006年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跟隨當時的總會長楊信、秘書長詹凱臣身邊學習,現在也擔任總商會北美諮詢委員的傅舟山強調,「我是跟商會一起成長的」,他很感激商會給予年輕人學習的機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不是聯誼會,而是真正能學習的非營利組織」,在「世代交替」理念下接任新會長的傅舟山,期許商會能走入新紀元,包括「加強商會基礎」,舉辦各式講座、參加北美與世界總會活動;「與主流接軌、融入主流」,參與聖蓋博商會、羅斯密商會等加州商會、提昇互動、獲得最應得及最全面的福利;「提昇會員福利」、與會員簽訂互惠合作計劃,以及鼓勵下代台美人參與商會會務等,尤其希望成立數年的青商部能蓬勃發展,以期達到商會「永續經營」的目標。 「人在外地,不需把黨派分得那麼清楚,反而會造成分裂;比如海外的猶太人選擇善用團體力量、善用民族優勢,就能增加影響力」,傅舟山認為,團結將會產生更大力量、影響當地社會,也將為台灣族裔帶來福利;因此,對於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商會一定會支持政府,不管藍、綠」,傅舟山強調,「最重要的是告訴下代子弟『你是台灣人』」。 保有華裔傳統、融合美國文化,身為「台美人第1.5代」,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的傅舟山將持續致力成為「最佳橋樑」,讓台商、台灣之名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文/ 陳美伶

許正龍

台灣茶葉世界一級棒,偶然機會,許正龍聽到一場易經的演講,徹底改變他對茶葉在美國的行銷看法,所謂入境隨俗,他恍然大悟,台灣老人茶搬來美國是行不通。易經有三易,簡易、變易、交易的奧妙,被他東學西用,果然在美國茶業界開創一片天。 許正龍,生於1953年台灣新竹關西,關西是當年茶葉王國,日據時代最多時有140多個茶工廠,黃家是製茶世家,母親在生第五胎時,答應這胎送給阿媽家族留香火,勤勞的客家媳婦即使懷胎9月仍照送點心去茶園,結果竟然在茶園分娩,這個孩子從阿媽姓,他就是許正龍,一出生就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許正龍回憶,他從小就在茶工廠工作,從小浸淫在茶的天地裡。別人玩彈珠之時,他玩的是茶籽。一路與茶為伍中長大,當時就讀建中時就受到大哥影響,立了個心願,猶記得當時讀台大法律的哥哥,本已爭取公費留法,結果父親硬把他留下來接手生意,後來大哥發現台灣的茶葉一直掌握在茶號與外商手中,反而最辛苦的茶農與茶工廠的利潤非常少,大哥希望兄弟齊打拚,另闢門路把台灣茶葉帶上世界舞台,當初第一波就是與中國爭日本、北非、突尼西亞市場。立志就是要做茶商。 當時建中全班同學大多想要讀醫生或法律,只有許正龍選擇讀台大經濟,還把把所有時間都去學國貿及加強外文能力,晚上不參加派對,乖乖為家族打點國外生意。他說,70年代,是台灣傳統產業和手工藝品的黃金時期,「義大利創新,日本跟進,台灣佔據市場」成為國際模式,兄長們決定運用流利外文,跳過日本,直接到歐洲展銷會拿最新產品概念,當時, 台灣正從發展中國家蛻變,就是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外貿小尖兵,在貿易前線上衝鋒陷陣,打下台灣良好的外匯基礎。 許正龍與父親黃崇誰,不但長得很像,生肖與血型星座都一樣,所以個性想法都很接近,父子關係親密不已,許正龍並把父親為茶葉無私奉獻的精神,視為偶像。他舉例,台灣日據前大多種植安溪烏龍茶,後來日本把台灣當做紅茶基地,取代印度。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鼓勵「炒菁綠茶」賺外匯,與中國對抗,當年農業時代,台灣是南糖北茶,父親在茶業界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60年代,人工較貴,日本後來內需蒸菁綠茶,開始向東南亞找尋基地,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彈性佳反應快,隨時配合世界趨勢的商機。許正龍父親決定先進口1部蒸菁機,讓兩家機械工廠分解後,馬上機械工廠拷貝完成,半年製成400部,分散到台灣各地茶農,台灣頓時馬上又拿下茶葉王國寶座,製茶又好又快,造成日本製茶業者惶恐,為加以區隔台灣綠茶被日本稱為“ 新茶” 。許正龍相信,台灣生命力超強,就是緣自於各行各業有許多像他爸爸一樣的熱心人士,一種使命感,以整體性長期思考,願意把技術開放,讓台灣得以生存。 因為父親長的就像個慈祥不倒翁,後積勞成疾,59歲早逝,日本茶葉界就叮嚀大哥把父親的外號“ 惠美壽” 取為品牌,在日本“ 惠美壽” 就是彌勒佛之意,自此茶葉外銷之外,他們終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哥哥希望歐美市場由許正龍來開發,所以許正龍服役之後就出國,繞了很多國家,決定在美國紮根,並發現茶葉庫存最好的地點就是洛杉磯,所以就移民到洛城。在咖啡當道的美國市場,茶葉永遠只是個小配角。 當時許正龍是純粹生意人,考量第一就是要開發市場,把茶葉賣出去,至於茶藝文化,根本沒放在心裡。首先,他突破餐館建立賣茶飲茶習慣。利用不同的品牌經營不同的市場,分類化之後,迅速在各種行業紮根。美國30幾萬個咖啡店,當時茶是無法獨立出來,他心想,就讓茶葉寄生在其它商品行銷管道。 直到1991年,在日本有一個「茶與健康」的研討會,綠茶抗癌有益健康的報導,一經披露,綠茶馬上成為搶手貨,許正龍想在美國當個茶葉達人,就覺悟必需有全套的教學系統,茶葉才能建立專業形象。 1994年,每天他到各地去發傳單,說自己可以"講茶",但反應不好,好不容易亞凱迪亞高中願意開放機會,讓他第一次上課講茶,當時慒懂不知,實在不知所云。不過,個性樂觀進取的許正龍,只要各族裔的邀約,他一定會去講,從錯誤中學習,一直修正,他最後能從美國各族裔的民族特性,深入淺出地介紹茶葉資訊,現在每堂課,都是高朋滿座,大家聽聽的津津有味。 1995年,已略有心得及知名度的許正龍,創立了"茶易"教室,綜合易經的道理,他先以「簡易」開始,就是簡單容易上手為原則,美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衛生,環保,社區參與。所以他體會到不能以賣茶的心態介紹茶,他要以分享資訊才能介入到多元族裔文化,找到更廣的茶之路。 尤其10年前,加州人與亞太文化就密切關連,所以講茶時,藉由推廣茶的文化,其它族裔可以體現到東方文化。後來,為了增加趣味性,所以他利用易經中講求變化的「變易」,在基礎知識教導後,他開始鼓勵讓大家自創"個性茶",調配自己喜愛的口味,6種基本茶,混配比例就可以有上百種變化,滿足不同人種的需要,這使得茶葉不再是高高在上,擺脫過於拘謹限制的形象,茶顯得更親切。 第三階段,易經"交易",主要是讓品茶者充分領會細緻的品茗,並心得資訊分享,這就像是宋朝蘇東坡文人學者的"鬥茶",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被他發揚光大。 他舉例,為了台灣茶易,他學習全世界茶葉的特性,甚至挑戰各地茶師一起來"鬥茶",在茶師比茶時,茶杯並未注明茶葉名稱,許正龍洋洋得意地說,結果每次都是台灣清香烏龍茶最受歡迎,香氣襲人,口感香醇,而台灣的澎風茶(東方美人)會排在第4、5名。他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為台灣爭光,"鬥茶",是許正龍的拿手絕活,他榮幸能把來自台灣的茶揚名海外。 1990年代以前,美國真正的茶園只有南卡羅娜州一處,許正龍已感到茶葉時代將來臨,在加州建立第一個茶業加工廠,萬物從0到1最難,許正龍賣的是觀念和知識。1996年,他成立了美國高級茶葉推廣協會,2001年,美國茶葉協會非常欣賞而予以購併。他成為一位茶博士,現在的美國知名的咖啡或餐飲連鎖店,全都到該會受訓練。甚至,後來,許正龍還有二位學生,各一位醫師與律師放棄美國職業,到台灣去賣茶。台灣在科技產業,有很好的成就,但台灣傳統農業,茶葉在美國推的可是頂呱呱,台灣出產全世界最好的茶,已無庸置疑。 永遠的客家志工 「沒有志工,任何活動都辦不成。」身為客家人,許正龍坦言,在台灣過去環境裡,會對自己是客家身份而驕傲是不可能。直到1985年開始參加社團,由於在海外,更能感受到客家文化即將凋零,有一次,參加李木通等人固定舉辦多年的「成功人生座談會」,印象深刻。啟發他在2001年1月也成立「客家與生活座談會」,完全以客家人士為主,每一個月最後週五,成員來自不同的客家會,利用座談會比較能接觸不同客家鄉親。由於客家鄉親不太會"開會",感謝溫惠雄,洪珠美的先生,他們一直給予鼓勵並指導。這樣的月會,一直持續至今。 許正龍參加台灣傳統週,他也想承擔一些責任,他想客家文化的呈現,最明顯不同的特色就是語言及音樂,所以後來為了做音樂性質活動,並把志工制度化,於2003年成立「三合水工作坊」,成員每週日會面一次,討論台灣新的創作歌曲,平日與客委會等文化機構,產生密切聯繫,剛開始他們要求自己演唱客家歌曲,從2005年「阿爸的風吹」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認為受到侷限甚至會有盲點,客家音樂要推廣出去, 勢必就要非客家人傳播。所以他們開始想要拓展更多人士演出客家音樂,所以2006年,三合水工作坊轉型到製作策劃,轉而挖掘各路音樂人才,製作出今年感人肺腑的精緻客家音樂演出「五月介風鈴」。 除了邀請各族群欣賞學習客家文化,他更珍惜客家鄉親第二代。他訓練志工們是以新加坡航空服務員為標準,大家都非常欣賞三合水的志工優異表現。提到三合水的下一步,最新想法就是要籌劃「台灣最動人的聲音」,許正龍解釋,台灣民謠四大板塊,恆春民謠、嘉南民謠、蘭陽民謠、北客民謠,他希望找到最原始的音樂素材,再請年輕音樂家先聽最原始的旋律,鼓勵年輕世代創作,並找各個社團負責人 一起共襄盛舉,唱出原鄉原味。只要提到茶及客家文化,創意十足地許正龍,總有停不了的夢想。 文/記者林蓮華

賴淑遠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一步一腳印的精彩篇章 國泰銀行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 賴淑遠女士專訪 ◎本報記者/公孫樂 ◎圖 賴淑遠提供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副董事長賴淑遠,被洛杉磯商(業)報(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選為2015年洛縣(Los Angeles County) 13位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Most Influential Lender)之一。這份介紹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的專刊3月30日隨L. A. Business Journal一起發行。 賴淑遠為台灣台南上茄苳人,嘉義女中,台大畢業,現為國泰銀行商務發展/企業商貸部,主管商務發展的執行副總裁(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她曾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會長。賴淑遠在銀行界服務超過23年,曾是前萬通銀行資深副總裁。 賴淑遠 把鏡頭拉回到1958年,一位台灣鄉下的小女孩,赤著腳,不管是炎炎夏日腳下的沙石路有多燙、不管瑟瑟的冬天寒風把腳趾頭凍得紅腫疼痛,每天走半小時的路到小學上課。她就是賴淑遠,那時候她正值學齡,開始上學。 台南上茄苳是個農村,是八掌溪南部第一個村莊,火車不經過這裡,那時候,只有公路局普通車(直達車也不停)從省道經過。 賴淑遠小學念後壁小學,走路約需半個小時。當年沒鞋可穿,都是赤腳上學,鄉村路上都是沙石,夏天燙得要命,冬天則冷得腳趾頭都紅腫。一直到五年級時,媽媽買了一雙大號的塑膠鞋(媽媽說小孩長得快,要買大雙一點的),也有腳踏車可以騎,但是因為鞋子大,腳踏車又高,鞋子總會鬆脫下來,所以常常一路撿鞋子。 上中學時,賴淑遠必須走路15至20分鐘,從村裡走到省道,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嘉義火車站,然後再從火車站走20分鐘的路到嘉義女中上學。幸好後來有了一部腳踏車,寄放在車站附近同學的家裡,每天下了公路局車,先走五分鐘到同學家,騎腳踏車上學。就這樣初中和高中六年,賴淑遠在嘉義女中完成中學學業。 賴淑遠回憶說,那種草地所在,村裡的女孩子很少能夠念書的,通常女孩子六、七歲之後就要幫忙揀番薯、稻穀,切豬菜,養豬養雞、挑水等等,所以一般人都說女孩子不必念書。還好開西藥房的爸爸鼓勵六個兒女都去念書,所以在那個年代的鄉村裡能夠念書,是很幸運的事。當時賴淑遠的父親說,男孩女孩都念書去,但大學要念公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他負擔不起。 所以高中時,賴淑遠清晨四點鐘就起來念書,因為做惡夢都夢見考上淡江,但爸爸不讓她去念,因為私立大學太貴了。1970年,勤讀書的賴淑遠考上台大(第一志願台大商學系會計組),爸爸很高興,可是媽媽說,不是有一家學校念完以後當老師而且是免費的嗎?她指的是師大,還好爸爸跟母親說,台大更好呀。 其實賴淑遠一直夢想成為文學家,並曾發豪願要拿諾貝爾文學獎,高中選組的時候她想選讀乙組,以便考外文系或中文系。不過教她國文的老師說,念中文不好找頭路喔,而要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漫漫長路,不如選丁組,去念business的科系,以後就業比較容易。賴淑遠聽從老師的建議,改選丁組。就這樣,她這一生和 business 結下不解之緣。 賴淑遠談到她名字的一個小故事。她說當時父親要替她報戶口時,本來是取名「淑琬」,但阿公去填表時,因為「琬」台語發音和「遠」相同,他就填了「淑遠」,等父親發現,已經都登記好戶口了,於是「將錯就錯」就叫「賴淑遠」了。後來母親常開玩笑說,就因為取了「遠」為名,這個女兒就真的嫁得好遠好遠,到美國去了。 台大畢業(1974)後,賴淑遠先到宋作楠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兩年,1975年結婚後,夫婿賴聰域於1976年先行前來美國留學,賴淑遠當時已有了身孕。1978年賴淑遠也來美國深造,女兒則暫時留在台灣。 賴淑遠來到美國紐約Sunny Buffalo Sate University念MBA。當時只帶了四千元美金,學費就花去了一千九百多元,經濟非常拮据,只能和其他同樣窮苦的台灣留學生住在slum(貧民區),左鄰右舍都是窮人家的黑人住戶。念MBA時,賴淑遠生了第二胎,是個壯丁。有一天她下樓泡奶餵嬰兒,卻發現大門不見了,留在樓下的手提包被偷走了,她趕緊報警。警察告訴她說,這個地區治安太不好了,應該搬到好一點的地區才好,可是以當時留學生的情況,只能先求棲身,哪有能力住好一點的地方?當時她們住的是public housing,免水電費,房租也很便宜,所以不少台灣留學生也都住在那邊,不算孤單。 ▲賴聰域、賴淑遠夫婦和一對兒女合影。 賴淑遠念MBA時,也努力打工賺錢,除了當babysitter之外,還去餐館當waitress。有一天,廚師告訴她,希望她能一起合作開餐廳。賴淑遠說她是窮學生,哪有錢投資開餐廳?廚師告訴賴淑遠說不必出錢,他去買下餐廳,然後讓她拿去抵押貸款,再逐月還錢即可。結果賴淑遠就以一塊錢開了一家餐廳,而且還佔一半股權! 那位廚師不會英語,他說他觀察賴淑遠在餐館的工作表現,看到她英語流利、工作勤快、待人親切,所以他想,賴淑遠當餐廳經理,由她主理外場,他自己主理廚房料理,應是理想的搭檔。賴淑遠當時MBA剛念完,還沒取得working permit,卻又急需有收入,也就答應合作。 經營餐廳那一年,有一天,一位來吃飯的女士問賴淑遠,知不知道她是誰?原來她是一位有名的食評家,負責水牛城當地報紙的美食專欄。結果第二天報紙就登出圖文並茂的食評,盛讚餐廳服務好、餐點美味可口。 消息見報之後,不得了,連續幾個禮拜食客都大排長龍,堂食、外賣應接不暇,差點把賴淑遠累垮。 餐廳開了一年,因為夫婿賴聰域轉往耶魯大學攻博士學位(賴聰域是台大數學系畢業,來美原本在羅徹斯特大學念經濟,後來到耶魯攻讀投資、財務的博士學位),他們把餐廳賣了,賴淑遠終於也把已經四歲的女兒接來團聚。 賴淑遠回憶,當年經濟困窘,哪有錢回台灣探親看女兒,就連念MBA第二年的學費也張羅不出來,還好Sunny Buffalo 有financial...

蔡清枝

2000年3月,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子」之姿,創下政黨輪替的歷史,台灣本土政權出頭天。 這個振奮台灣民眾的消息成為街坊鄰居最感興趣的話題─台灣人有自己的總統了!阿扁當總統了! 因為全省走透透助選而體力透支,卻同時因為阿扁當選而陷入亢奮情緒中的蔡清枝在勝選後回到洛杉磯,站在橙縣新港(Newport)先生的墓園前,告訴沒能親身體驗民主成果的先生,「台灣已經推翻國民黨的專制了!台灣人當總統啦!」 隨著海風吹拂,去世7年的先生,好像在風中對她微笑著,和蔡清枝一起見證這段屬於台灣的重要歷史。 台中女孩 為愛走天涯 蔡清枝,台中大甲人,在高雄長大,國小六年級全家搬遷到台北。實踐大學2年級時,蔡清枝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唸電機系的蔡維清,兩個人談起「60年代」的戀愛,直到蔡維清申請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同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4個月後,蔡維清連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都還沒考完,蔡清枝也收拾行囊奔赴美國,兩人在1965年公證結婚,蔡清枝成為「蔡太太」。 當時只有23、24歲的蔡清枝回憶,幅員廣闊的聖路易斯幾乎是德裔白人的天下,她和先生在中式餐廳裡簡單擺酒,請學校裡的華人留學生分享他們的喜悅,「全部都請來了,也才7、8個,加上我們兩個,連一桌都坐不滿。」 1965年後,華盛頓大學台籍留學生逐漸增加,包括吳聖騏、吳澧培與吳澧培的妹婿丁博均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就像在國外的兄弟姐妹般互相照顧。 除了在週末打壘球、橋牌,享受留學生活外,他們也發現,從前在台灣接受到的訊息,都是經過「加工再造」的二手消息,或是根本被封鎖,事實不得而知,「我們開始去探求真相、打抱不平,儘管當時身邊都是國民黨派來的spy(間諜),利用各種方法想知道我們在幹嘛,向黨中央打小報告,可是我們沒有人有一點點害怕。」 這個「小型同鄉會」漸漸在蔡清枝心中埋下台灣本土意識的種子。 波士頓 本土意識萌芽 每個人總有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在血液中竄流,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像是蔡清枝的正義感。 1970年,蔡清枝和蔡維清搬到台籍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波士頓,開始加入當地台灣同鄉會。她笑著說,小夫妻倆總是把超級市場的牛皮紙袋剪兩個眼睛,套在頭上參加東岸各大城市聲援台灣黨外運動的遊行,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都留下足跡。 沒多久,總部設在紐約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到波士頓邀請蔡維清、蔡清枝成為台獨聯盟祕密盟員,「他(張燦鍙)來了好多次,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 秘密盟員當然有「任務」,包括定期開會、討論台灣獨立之路、幫助聯盟在美國主流推廣台獨思想,「還要自己掏腰包支持聯盟。」 這個「秘密」到連蔡維清、蔡清枝的朋友、家人都無所悉的身分終究逃不過佈滿的國民黨spy眼線。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蔡清枝和蔡維清原本計畫1984年一起回台灣領養小孩,「去簽證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蔡維清已經成為黑名單的一員,根本回不去,我只好自己回去把兒子帶來。」 蔡清枝表示,也許是在雙十年華便移居美國,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感染,讓她在回顧台灣極權、高壓統治時,血液裡「天生有的基因」不斷告訴她要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本土,這些人生來就應該享受的天賦人權,「就是一骨子的正義感吧。」 為先生完成心願 蔡清枝和先生、兒子一家3口在1984年舉家遷移到加州濱海的地中海風城市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原本以為可以在度假勝地開始享受人生之際,蔡維清1992年竟然罹患癌症,隔年便撒手人寰。 先生過世後,蔡清枝和兒子南遷到南加州,在兒子到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唸大學後,蔡清枝繼續澆灌心中的「台灣本土種子」,前後加入聖東台灣同鄉會、FAPA洛杉磯分會、阿扁之友會、民進黨美西黨部等,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為了讓海外鄉親可以獲得台灣的第一手正確訊息,她也在2004年加入《美洲台灣日報》董事會。 從2000年開始,蔡清枝為台灣本土政權爭取代表權不遺餘力,「只要台灣有選舉,我一定回去助選,從南到北走透透,希望將在美國40年感受到自由、民主,傳達給台灣選民,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可以改變台灣的命運。」 身材嬌小,保持得十分勻稱的蔡清枝透露,其實每次回台灣助選都「超累、超辛苦」,尤其是下雨跑街,更是體力、耐力的挑戰,「但是不管再累,當我想到台灣這塊這麼美麗的地方,就覺得自己做的心甘情願,因為我要台灣越來越好,台灣人可以驕傲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大聲說,台灣最棒!」 沒有一路走來的先生陪伴在旁,蔡清枝確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她說,先生似乎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路,追求台灣本土的每一個過程,看著台灣成長茁壯。 文/記者朱乙真

盧主義 與三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已是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一切猶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幾個朋友認識。」盧主義說:「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一行人於是搭了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大家沿著市場街,緩緩步向宏偉的市府大樓。時值中秋節,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林榮勳遞給我僅有的一塊月餅,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餅,心底無限溫馨。」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遐邇的獨立大樓就在不遠處,即使望不見,那著名的自由鐘彷若無聲地敲打著他們的心。四個月後的一九五六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註一﹞」,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留學生 盧主義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到美國留學,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當時聽說一位國民黨大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那年的役男特准未當兵即可出國。盧主義把握這機會,央請宣教師孫雅各﹝ James Dickson﹞牧師為之介紹,獲得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入學許可,便趕在年底匆匆出國。其時,他已考上人人羨慕的台大醫學院,卻只唸了三個月,即瀟洒地揮一揮衣袖走了。 「我生長在一個抑鬱的年代。」盧主義說:「我讀港﹝Minato﹞小學時,看到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覺得很失望。唸初中時,又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深感台灣人很可憐,始終當二等公民。讀到初二,遭逢二二八事件,親歷血腥恐怖的大屠殺。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政治陰影。那時真希望有機會能出國透透氣,也見見世面。」 他的父親盧牧童在台南作食品生意,是府城最古老的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因為望子成龍,就積極支持他出國,因此盧主義成了早期的台灣人小留學生。 他在十二月抵達天寒地凍的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起新奇忙碌又帶點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也姓盧,同樣經孫牧師介紹而來,但與盧主義沒有親戚關係。這個盧建和畢業台中一中,父親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由於兩人同在馬卡里斯特學院,很快成了好朋友。 一日,主義在圖書館唸書,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著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主義一口氣讀完,覺得意猶未盡,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索有關台灣的書報。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一九四七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讀後情緒非常激動,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由於志在學醫,一九五五年,主義大學未畢業,獲得費城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即在九月抵達費城。他到費城之前,先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代為介紹費城的同鄉。因此他到費城後不久,即有楊東傑醫師拜訪,和那晚難忘的聚會。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聚在一起。他們當中,楊東傑最年長,盧主義最年輕,林榮勳最早到費城。其中楊東傑、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皆來自醫生家庭,曾一起賃屋而居,也曾共同在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交情相當親密。 林榮勳畢業台大政治系,於一九五二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他就讀台大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九四九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 陳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他在台灣時,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與軍中同袍合組樂團,在蔣介石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攻讀國際關係。他抵達費城後,即與林榮勳住一起,政治想法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 楊東傑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大學,一九四七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惡劣。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相當活躍,後來當上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楊醫師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後,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台獨運動亦不陌生。 林錫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自台大化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即到新墨西哥大學深造。一九五五年,他取得化學碩士後,即轉往費城的賓大,繼續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每聚在一起,就猛烈批評國民黨。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便提議成立倡導台獨理念的組織。但畢竟革命是殺頭的行業,大家的心頭都有許多顧忌,所以此話一提出,便引起不同的議論。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當時,林榮勳與陳以德攻讀政治與國際關係,論起時政,自是侃侃而談。而盧主義自認也讀過不少有關台灣的論述,辯起論來,亦理直氣壯。主義說:「幸好每逢遇到僵局時,就有老大哥的楊東傑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在爭論中,他們也激盪出不少共識。盧主義喜歡投稿,那年十二月,他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支持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免日後台灣淪入共產黨手中。此文獲得刊登,大大鼓舞了眾人的士氣。盧主義這時再提出組織事宜,終獲其他人的相繼同意。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在費城共同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是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是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了明尼蘇達的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則邀請他在台中一中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在那提倡台獨具有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可說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 一月間,他們在寄出首期「三F」通訊,正式宣告組織成立,並揭櫫其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此後兩年,「三F」一共發行十一期通訊。通常盧主義編輯,林榮勳、陳以德和主義三人撰稿。稿子寫好後,交給陳以德的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但不久,盧主義與楊東傑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錫湖的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十分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這麼困難中,逐漸散播出去。 這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台灣民主獨立黨」的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那年正月底,盧主義寫信給廖文毅,告以美國「三F」成立,希望與之合作。 不久,廖文毅回函,希望「三F」派兩名代表,以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建議台灣宜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刻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著自己的去路問題。他自「三F」成立後,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州﹝Montana﹞的國家公園打工,獨自在寂靜的山區裡反覆思考,終於決定放棄醫學,轉讀政治。他說:「我當時覺得倘若台灣的優秀人才都讀醫,萬一台灣真的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何以治國?」 也因此,盧主義過完暑假,沒有回到費城,反倒北上明州,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市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習政治。 但顯然地,他的父親對他二度離開醫學院非常不諒解。在盛怒之下,斷絕其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修較多的課,日子過得如走馬燈。但在團團轉的生活中,他仍繼續編寫通訊,宣揚台獨的理念。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六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他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收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求學的盧建和突然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三F」的事情。隔日,兩人遂到明尼阿波里斯的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主義與建和必須向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終於讓調查員相信「三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因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三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無可否認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所有「三F」的成員是一大衝擊。大家對「三F」的未來,議論紛紛。那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過了六年。事情的發展與原先的計劃顯然大有差異,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顧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就讀。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準備要到紐約打工。赴紐約之前,他先回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開會。 一九五七年年底,「三F」的八個成員在會議中,對組織的未來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三F」改為學術社團,盧主義則力主繼續獨運。他說,「三F」如今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獨運,但組織需要變更名稱。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正月一日,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向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發表《中國死巷》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一九六○年十月,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歲月。 二月間,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三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主義在發刊詞中,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權利,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立論鏗鏘有力。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界的矚目。 盧主義解釋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外交季刊】為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印尼副總統哈塔﹝Mohammad Hatta ﹞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是全球一時之碩彥,。 其二,此文乃第一次台灣人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其三,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就法律觀點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歸屬為何,因此台灣地位實際未定。 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的反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變成可笑的神話。 至於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而蔣介石的政權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軍隊與特務統治島民的的外來政權。在政治上,台灣已長期與中國分離,台灣人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盧主義又說,此文係根據他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改寫而成。依當時明大之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提交論文,才能畢業。一九五七年秋天,盧主義以探討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竟因此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的第一名,使他非常興奮。 他於是懷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將這篇論文寄到美國的【外交季刊】。不久,他收到編輯的回函,指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他因此改寫兩次,終於獲得採納。 「該文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刊出。」主義接著說:「但後來編輯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篇蘇俄元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臨時需要刊出,所以此文延至春季方登。結果這篇文章在四月發表後,據說蔣介石震怒異常,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所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獨盟同志們皆雀躍萬分,誠如盟員楊基焜所說:「在那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談論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主義感到驕傲。」 與西方學者筆戰 自《中國死巷》一文在【外交季刊】刊登後,盧主義信心大增,往後勤磨筆劍。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進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就讀。不久,他在另一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連續讀到四篇有關台灣的文章,認為有必要回應。 這四篇論文分別由澳洲的大學教授林賽﹝Michael Lindsay﹞、英國前外交部長西利﹝Denis Healy﹞、哈佛大學的中國權威費正清﹝John Fairbank﹞以及澳洲評論員華納﹝Denis Warner﹞所撰,各自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前途。其中,林賽教授在《台灣的前途》一文,肯定陳誠治台的治績與土地改革的成果。華納在《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文,指稱台灣人對國家前途無定見,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日後將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繼續維持與中國分治的事實。 盧主義因此撰寫《台灣人知道要什麼》一文,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共和】刊出,作為回應。他指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人民無生命與自由的威脅,相信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接著敏銳地批評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說,一九四九年國府施行的「三七五減租」,表面上農民受惠,實則政府獲利。因為農民承租土地的租金,雖然由農作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五,但因政府壓抑糧價,強迫農民以稻米低價換取糧食局供應的高價肥料,農民實際得不償失。 至於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對地主的變相剝削。因為地主被迫只能保留三公頃的二等級水田,其餘農地必須售予政府,售價是主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政府以七成的「米糧債券」和三成的國營企業股票作為支付。結果當地主以債券兌換米糧時,政府給的是非常劣質的米糧;所領取的國營企業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所以地主深蒙土地改革之害,農民亦未受惠,只有政府是最大的贏家。 此文刊出後,國府駐華府全權公使朱撫松奉命為文反駁,【新共和】的編輯將之轉給盧主義。兩人的對答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新共和】刊出。結果四十年後,盧主義方發現,前總統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於探討台灣土地改革方面,有不少論點與他當年的見解不謀而和。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此外,日本的王育德等人於一九六○年在東京發行【台灣青年】刊物,盧主義亦寫信與之聯繫,雙方互有往來。 喜遇海倫 一九五九年秋天,聽說有兩名護士自台灣抵達費城,林錫湖在家舉辦迎新餐會,盧主義專程自紐澤西的普林斯頓趕來。 五十年代,女留學生鳳毛麟角,倒有一些護士應聘出國就業,成了眾多男生追求的對象。那日,在喧嘩的餐會裡,生性害羞的盧主義靜靜站在一旁,凝視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後來,他向朋友打聽,才發現他所傾慕的對象並非原先慕名前來的護士,而是一位剛到賓大 唸社會學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Helen﹞,同樣來自台南,父親也做生意。 主義不由一喜,心想這緣份來得可真巧,於是提起勇往直前的作風,殷勤追求,果然旗開得勝。四個月後,小姐書也不唸,心甘情願嫁他當家庭主婦。 時隔半世紀,在賓州蘭斯德爾鎮﹝Landsdale﹞,盧家典雅的客廳裡,海倫指著正面大牆一楨放大的照片,笑盈盈地說:「當年就是被他這個樣子迷住的。」 照片裡的青年頭髮濃密,五官俊美,沉思凝視的神情令人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難道這是主義? 「是啊,他年輕時就是這個樣子。」海倫含笑答。 她接著說:「我大學畢業,嚮往外面的世界,對父親說,我要到美國唸書。父親只問了一句:『需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數字,他真的給了我那麼多錢。臨出國前,母親問道:『女孩子唸那麼多書,回來找不到對象,怎麼辦?』我順口答:『那就不回來了!』沒想到一語成籤,後來真的很多年回不了故鄉。有時想想,實在愧對父母。那年頭,黑市換美金,還是五十塊台幣換一塊美金呢!」 她又說:「我父親在台南開一家製麵工廠,家裡一直僱用許多人。我在家時,幾乎不曾下過廚。婚後,家事一竅不通。煮飯作菜,還是主義和其他留學生太太教我的。剛結婚時,也沒有金錢的概念,等真正捉襟見肘了,才學著一分一角地算著用。」 主義婚後大抵稱心如意。那年五月,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事務學碩士,攜海倫回費城老巢,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博士學位。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將全副心神放在獨立運動上。 其時,台灣留美的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人士亦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後隨著組織顯著成長,獨盟主席的選舉亦趨白熱化。 揮淚告別獨立運動 一九六○年是盧主義生命的分水嶺。他從年初的喜獲愛侶,年中的榮獲名校碩士學位,到年底的一場跌得遍體鱗傷的選舉,箇中感受,非他人所能揣測。 那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一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縱使往事如煙,創疤已生厚繭,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地挑選簡短的字句,盡量輕淡地將這事帶過。 他說,當時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之角逐。選舉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的錯綜複雜,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日,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願接受事實,計劃中的全美會會長選舉遂告流產。兩項選舉,讓我對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非常失望,更因為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極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繼續留在獨盟,但心情時浮時沉。他發覺現實與理想之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自身難以掌控。如此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春,他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決定退出獨運。 他說:「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分析自己,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我最感難以釋懷的是大家都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如果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 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裡,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由於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一門很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他從入門精算員做起,過起上、下班的生活。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數學。」主義解釋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譬如要計算養老年金的給付,必須先熟悉政府的法令、公司的退休制度、員工的薪水、支薪的週期與服務的期限等等,然後計算多少年後,每個週期,公司應給付多少等等。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能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便算十分順利。」 到賓州信託工作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小鎮,每天搭火車上、下班,規律地在人生的另一個軌道上衝刺。 他說:「辦公室的行政工作很多,每天加班,往往回到家,都已燈火通明。週末得整理庭園。有數年,我們住在一片四英畝的房地,四周全是樹林,我每個週末都在砍樹、鋸樹。」 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一層層地向上爬。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了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一九七八年,他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隱居賓州小鎮數十年,共同營建出一個安穩且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盧主義退出獨運後不久,賓大又來了一個熱心的留學生。唸經濟的羅福全開朗又熱情,太太毛清芬很會照顧其他的學生。他們夫婦倆加上一個古道熱腸的王博文,很快又將費城的台灣人活動帶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繼起,台灣人運動還是不停地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這時已紛紛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一九五六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在一九六○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紐堡茲﹝New...

楊遠薰 我的三十一歲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響應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活動 我的三十一歲是美好的,因為在思想與認同上,我走出了鬱鬱的叢林,覓尋到自己的天空;在生活領域裡,我擁有一個丈夫、一對兒女、一棟洋房和兩部車子,覺得很滿足。 然而在這之前的一年,我經歷了陳文成命案的震撼與白色校園恐怖的困擾,內心十分紛亂。 我的丈夫阿加與陳文成同齡,在經歷上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1981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阿加拿到博士學位四年,在美國的一所州立大學執教。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正計劃帶她回台探親。 七月初,陳文成的命案驟然發生,在台北的公公婆婆立刻打電話來,勸我們取消台灣行。他們說,國民黨在美國各大學的特務向來猖狂;阿加年紀輕輕即當上大學教授,容易招忌,況且他胸無城府,講話不避嫌,恐怕上了黑名單,都還不自覺。 我誠為陳文成的事件難過,卻也覺得公公婆婆的操心有點過度。但為不拂逆他們的好意,我們修改計劃,由我單獨帶著小女兒在秋季回台灣。 那年十月,出國四年半、首度返抵國門的我在踏進桃園國際機場的剎那,真是無比雀躍。但很快地,疑慮便取代了喜悅。 我遞上護照後不久,關務員即大聲要我站到黃線後面去。那時尚無電腦,我瞥見玻璃窗內的辦事員翻閱一本很大的名冊 ,然後看看我的護照,又望望我,又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抱著小女兒靜靜地候立。 在等待中,我有點疑惑,卻又自忖「成分」不錯,應無問題。我畢業政大,高考及格,出國前是中央級的公務員,出國後不參加政治活動,近年更在家事、尿布與奶瓶間打轉,心想黑名單怎麼輪,也輪不上我。 總算,辦事員揮手要我上前,盤問一陣我在台的戶籍與地址後,便放了行。但接下來的行李檢查也很詭異。我的衣物一件件地被翻攪,連嬰兒的紙尿布都一片片地被拆開再折回,好似裡面暗藏海洛因。我心覺有異,卻不便說什麼。 待出了關,家人蜂擁而上,頭一句話便埋怨道:「怎麼這麼慢?跟妳同機的人早都出來了!」 我決定讓久別重逢的喜悅沖淡心中的疑慮,便和家人嘻哈地歡笑。當晚在台北家裡,一夥人聊至半夜方就寢。隔晨,遲醒的我才起床,母親便跨進房。 她把房門帶上,正色地問:「告訴我,妳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沒有啊。」我睡眼惺忪,滿臉茫然地回答。 「今天一大早,管區警察就找上門。」媽媽說。 「真的?」我的一顆心迸地往下沉。 「他說:『楊太太,妳的女兒是不是從美國回來了?』,我心裡詫異他怎麼如此消息靈通,卻不動聲色地回答:『是啊,她還在睡覺。你找她有事?要我叫她起來嗎?』」 「他怎麼說?」 「他說:『不用,不用,我只是過來打個招呼,明後天再來。』說著,便走了。奇怪,他怎麼知道妳回來?是不是所有國外回來的都受到這樣的查詢?」 「我也不知道。」我愣愣地回答,心裡很不舒服,繼而想著:「難到真如公公婆婆所言,被校園特務密報了?」 當天晚上,爸媽請公公婆婆與家人一起到外面餐館用餐,禮遇親家, 也為我洗塵。 我公公那年正好應邀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住在老爺飯店裡的一間套房;那天餐前特地與婆婆拎著糕餅,先到我家拜訪。 兩家的親家與親家姆互相寒暄一陣、又逗了小孫女後,便坐下來話家常。談著談著,竟談到了阿加與陳文成。 「你知道嗎?親家,」素不多言的公公說:「陳文成去世前三日,到中央研究院演講,我們還一起聊天、吃飯。」 「真的?」家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真的,」我婆婆搶著說:「他 (我公公) 那天下班回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所裡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無論身材、體型或講話的口氣,都很像阿加。他的名字叫陳文成。」 「喂,等等。」母親霍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陽台前,把所有朝外的落地玻璃門與窗戶全都關上,再踅回沙發坐下。我看在眼裡,覺得他們上一輩的人確實對政治具有高度敏感性。 「陳文成那天到所裡作學術演講。」公公說:「我在他講完之後,趨前和他握手,說他講得很好。他一看到我的名字,立刻說:『許教授,我沒上過您的課,但讀過您寫的書。』」 「我望著他那張方方的臉、聰明的眼神與壯壯的身材,覺得很像阿加,便問起他的年紀,沒想到竟與阿加同齡!我又問他打不打壘球?因為阿加很喜歡打壘球。他很爽朗地回答:『打啊,壘球是我最喜愛的一個運動。』真是巧合!我們就這麼聊著,還一起吃了飯。」公公說。 這時,客廳裡一片靜穆。 「三天後,我去參加一位晚輩的婚禮。」公公接著說下去:「筵席中,同桌的人談起當天發生的一起離奇命案,說有一位美國回來的年輕教授陳屍台大校園。我越聽越覺不對勁,就請他們把那人的名字寫在紙上給我看,結果竟是『陳文成』!我擱了筷子,覺得再也嚥不下任何一口飯菜,隨後便提早回家了。」 「親家,」父親神情凝重地問:「你覺得陳文成可能自殺嗎?」 「絕對不可能。」講話一向保守的公公以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在中央研究院時的神情相當自信、爽朗,還談未來的計劃。一個即將自殺的人,不可能是那樣子的。」 「那些國民黨的特務真沒良心!」婆婆這時恨恨地說:「他們為了每個月多拿一些錢,就不顧人家死活,按月報幾個名字上去。我們住美國大學城的人都曉得這情形,對某些有職業學生嫌疑的人也特別警覺。那些 做那種喪天害理的事的人以後不得好死。」 靜坐一旁聆聽的我這時才恍悟到為什麼公公婆婆在電話裡一再叮嚀:「阿加不要回來。」公公早年執教台大數學系二十年,歷經台大醫學院教授被捕的政治案件;爾後執教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多年,亦目睹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橫行,因此對學界的政治議題十分警覺。他與婆婆本能地想保護阿加,然在越洋電話中,恐遭竊聽,不敢講得太露骨。 我那次停留台灣的三個星期裡,警察一共造訪我家三次,每次都旁敲側擊地問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母親的解讀是警方在警告我,要我明白我的行蹤已被注意。我則認為警察待我還算客氣,判斷我可能僅上灰名單,不是黑名單,真正有問題的,應是阿加。 我靜靜地回想: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只參加「台灣同鄉會」,不參加「中國同學會」。二是每逢過年過節或暑假,我們常邀請台灣來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極可能其中有人密報阿加批評國民黨的言論。 我逐一過濾那些到過我家的學生臉孔,覺得有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十分可疑。他講話一向閃爍,也不怎麼與其他到我家的台灣學生融入,但每次都不請自來,也每次都到台灣同鄉會去。 此後,我每一想起校園特務的密報,心頭便如有一把火在燃燒,越想越憤怒。然在無法宣吐的情況下,又只得將怒火壓抑在心中。因此一回到美國的家,我便全盤向阿加傾訴。 他聽後氣得破口大罵,罵國民黨政府、罵校園特務、罵那坑人的制度。 我望著他那張漲紅的臉,不禁說道:「還好你沒回台灣,否則依你這個性,若被抓到警備總部,準會被打死。」 「他們若拷打我,我就讓他們打到死!」他滿臉不妥協地叫嚷著。 「嘿,你若成了陳文成,我豈不成了陳素貞?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說罷,我猛然打個寒顫,發覺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因為特務就在我們的身邊! 我忽然有放聲大哭的衝動。 那夜,子夜夢醒,我想起陳文成的遭遇,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三十一歲,多麼美好的年紀!在許多留學生還在唸研究所的階段,他已經拿博士學位、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執教,並且擁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與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該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那本是一趟歡天喜地的返鄉之旅,竟落得如此悲慘恐怖的下場,究竟是誰的錯? 我再也無法入眠,便起身披衣,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沉思。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在政治認同的理智與情感間拔河。初到美國的第一年,我一聽到人家謾罵國民黨,便覺十分刺耳,甚至難過。逐漸地,我發覺對方講的也有幾分道理,但要否定自己既定的想法,畢竟十分痛苦,於是我開始迴避會引起爭議的政治議題,也不參加相關的活動。 但接下來連續發生的美麗島大逮捕、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猶如一顆顆重量級的炸彈爆發,炸得我不得不正視事件的發展,並探討問題的所在。我越探討,越覺得從前被灌輸的許多觀念是扭曲的,甚至連時時掛在口裡的「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說法都值得懷疑。 那夜,我悲哀地想著:這是什麼世界,居然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定位,豈不太不可思議?那夜,我為自己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混淆而哭泣。 一進入十一月,北國的雪花紛飛,積雪越來越厚。我的心境亦如 寒冬,籠罩著一層蕭瑟。不知不覺地,我送走了苦悶的1981年,踏入我的即將三十一歲的新的一年。 正月底的一個早晨,雪後初晴,天空豁然開朗。我佇立窗前,仰望白雲舒展的晴空,難以想像幾小時前猶是風雪交加的夜晚。我把雙手放在腹部,撫摸腹裡的一個新的生命,感到一陣喜悅。我回過頭,望著頭髮繫著粉紅蝴蝶結的小女兒正快樂地在起居室裡玩積木,心底湧起一抹無名的感動。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我要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們的心裡沒有特務的陰影,也沒有國家認同的混亂。」 剎那間,我忽然覺得為什麼我要讓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著我?台灣海峽那邊的疆域叫中國,這邊的島嶼叫台灣。我來自台灣,生活在美國,我認同台灣,也認同美國,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讓我掙扎良久無法出脫? 就在那瞬間,我走出了古老的中國與龍的傳人的桎梏,擁抱了台灣與美國的天空,心情亦如大雪新霽般地開朗。 我隨後走進了美國的社會與台美人的社區。在美國公司工作多年後,我陸續寫下一系列海外台灣人的故事,也出版了兩本台美人的書,作為我對三十一歲時所作的認同的回饋。 回首前塵,我的三十一歲是我的新生,也是我躍向另一個嶄新人生的起點。(end) 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

應天華 駕機環球一周

旅居洛杉磯的台灣飛行冒險家應天華7月底,以82天、2萬6000多英里的紀錄,與妻子陳小平共同完成環遊全球一週的創舉,也成為全球第一對駕駛單引擎飛機環繞地球一週的華人。 1980年代就曾參與台灣第一架自製飛機設計與製造的應天華,一直對飛行念念不忘。來到美國之後,儘管當時學開小飛機仍是天價,還是想盡辦法賺取學費,取得小飛機的駕駛執照。 會想開小飛機環繞地球一週,應天華說,這是每個飛行員的夢,他也一樣,夢想了一輩子,但真正開始落實,是在10年前。 但是真的開始做了之後,應天華說,這才知道有多麼不容易,光是買飛機他就前後買了3架,「總在買了之後才發現不符合自己需求」,2年前,買進現在駕駛的這架單引擎飛機,才總算是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不過,想駕駛小飛機環繞全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陪同應天華在天空飛翔82天的陳小平笑著說,「買飛機其實是最簡單的」,其後的行程規劃、取得各地航空站的降落許可、飛越領空許可、加油等,都是大問題。 應天華說,上了天才知道,再翔實完善的規劃,都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氣候是他們一路上最大的敵人。 他們兩人才剛到冰島,就碰上了讓全球航空業也無法解決的大問題—火山爆發,連波音大客機都上不了天,何況是應天華駕駛的小飛機。但停留在一地也不是辦法,應天華只好流浪在北歐的各大小機場,趁著火山灰不嚴重的空檔,一步步想辦法飛到非洲。 除了火山灰,應天華也曾碰到2次生死交關的重大危機,其中一次是在汶萊飛往柬埔寨的途中,遭遇大雷雨,飛機上的3套雷達導航系統全部失效,只能憑著平常累積的經驗與直覺,判斷飛行方向,當看到機場跑道時,陳小平說,整個人因為放鬆,攤在駕駛艙裡。 儘管有些風風雨雨,但這一路上應天華夫婦仍碰上很多好人。一個讓他很感謝的事就發生在故鄉台灣。他說當他們在桃園機場落地準備加油時,已經是深夜時分,身上沒有台幣的他們沒法支付油費,華航地勤二話不說立即代墊,讓他們非常感激。 82天、2萬6000多英里,走過26個國家,拍下3000多張珍貴照片,成為全世界第166位完成駕駛單引擎繞行地球一週的飛行員,更是華人圈第一,應天華謙虛地說,「剛好吧」,之前並不知道有沒有華人做過這樣的創舉,但能寫下記錄,他覺得真的很開心。中央社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陳培德 發明家的故事

對於陳培德來說,創造發明就好像呼吸一樣,是在自然也不過的事。每天生活中看見的事務,他都不斷的思索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小時候在鄉下路邊看到一隻公雞吃掉有毒的蜈蚣,他就開始探討為什麼公雞會不怕蜈蚣毒,經過一番試驗,他成功的從公雞唾液中萃取出解毒液;這種對事物的好奇心,也使他在14歲時就以擠牙膏機獲得發明專利。 他說「每天看到任何東西,就會好奇的思考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解法!」,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造就了陳培德至今曾擁有世界各大發明展的無數肯定以及上千個各國專利。 警察生涯 旗山高中畢業之後,陳培德因為體能良好,得到教官推薦保送空軍官校,卻因父親反對而未能圓飛官夢想。陳培德因此進入警官學校,之後在警察系統裡一路晉升,這一做就是10年。 1970年代,台灣的十大建設啟動,高雄被規劃為重工業發展中心,陳培德已經是高雄小港分局副局長。不同於一般人從媒體上看到的十大建設,陳培德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工安意外、圍標、搓圓仔湯,導因於公共工程的偷工減料,他對此深惡痛絕,因此在簽發使用執照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由於當時中鋼中船中油等十大建設的幹部都是軍方將領轉職,許多警界長官都規勸陳培德:不要擋人財路,之後任台灣省警務處長的長官陳壁也曾勸他「年輕人,圓滑一點!」。 陳培德雖然自認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但是在眾多壓力下,他覺得家人受到威脅,因此稱病辭去副局長的職務。 1973年輾轉來到美國後,一身厥然的陳培德以經營汽車旅館和開錄影帶店開始開創他的事業,本著台灣人勤奮節儉的美德,每天敲敲打打修理冷氣、冰箱和錄影設備是他不可少的工作,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又重拾少年時代的發明家夢想。 在此同時,他也在閒暇時在「中華之聲」電台兼任主持人,由於言論不見於當道,這也讓他名列台灣黑名單,多年不能返國。 一點鐘哲學 1990年,陳培德在太平洋時報擔任發行經理時,因搬運重物不慎受傷,在病床上躺了好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深深覺得每天等死也不是辦法。也悟出了所謂「一點鐘哲學」。他說,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浪費時間的傾向,要是每個人每天能利用可能浪費掉的一點鐘的時間,拿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年之後就會看出很大的不同。 病好後,陳培德身體力行這項哲學,將工作閒暇的時間,都拿來進行他最愛的發明工作。從1996年後,更將所有精力專注於他的發明事業,這段時間也是他的創造發明的黃金時期。 綜觀他的一些發明,都是生活上的小東西,像免乾電池手電筒、流蘇蒼蠅拍等,都是以這樣的哲學出發而設計出的產品。 根據多年的發明經驗,陳培德悟出一些道理。發明要先問市場,而不是專利。 「將你的點子向與你在路口一起等紅綠燈的行人提起,如果能讓他心動,那就是個可行的好發明」他強調,沒有辦法商品化的專利,一點用處都沒有。 陳培德也歸納出好的發明的三個特點。那就是「經濟性」「實用性」「進步性」,也就是新的發明,一般要比舊有的產品可以賣得更便宜、更方便消費者使用,以及能促進社會生活的改進。如果不難滿足這三個要點,則發明出來的產品,不管再怎麼fancy,科技再怎麼先進,也不太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發明的產品不需要大,通常是越簡單越好!」要期待自己的發明空前絕後、無懈可擊是不切實際的。陳培德最得意的「流蘇蒼蠅拍」,曾在瑞士發明展得獎。      事實上,製作成本低廉的蒼蠅拍歷年來已經在世界各地銷售了數百萬支。 對大公司敬而遠之 陳培德雖然有許多的發明,但是卻對大公司購買他的專利權敬而遠之,主要是之前不少次上當受騙的經驗。擁有衣服快速烘乾的專利的他,曾讓某家電大廠對這個專利非常有興趣,在簽約的時刻,他不經意的問這公司的代表,何時準備生產;「當市場有威脅時,我們就會開始生產!」這句話讓陳培德為之氣結,當場把到手的支票撕了。 「我寧願不賺大錢,也不能讓這種阻礙社會進步的事發生!」這是陳培德對發明的看法。 關於各國的發明環境,陳培德指出,美國對於保護發明人的確做得比較好。他說,台灣和中國採「先登記主義」,這讓發明人必須千方百計防止自己的發明點子被盜用,因為只要先被登記,一切就完了;相較之下,美國採「先發明主義」 ,也就是「你在路上隨便找個人跟他講你的點子」這樣就行了,兩者相較,也難怪美國是發明家的天堂。 美國華人發明協會 陳培德在1980年時在洛杉磯創辦美國華人發明協會,主要是有感於發明人一般單打獨鬥,很多時候都會吃虧,不如結合成一個團體,大家互通有無,集思廣益,定期發出會務刊物。發展自今,至今華人發明協會已經有 40個分會,足跡不止遍布美國,世界也有不少國家有華人發明協會的會員。 陳培德表示,好的發明是將生活中的不方便,想辦法轉變成產品。所以,「懶人才能發明!」,太勤勞的人往往刻苦耐勞,任何工作都只靠著雙手萬能,反而是懶人比較有誘因來從事創造發明。他鼓勵大家一起來發明,就從周遭的環境開始做起。 文/劉孟儒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陳文石

◎楊平猷 陳文石畫室裡的見聞 您見過這樣一面勳章嗎?這是我在陳文石工作室裏所看到的< 海華榮譽金質獎章> ,由台灣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表揚海外台僑有特殊貢獻者所頒發的最高金質榮譽。再看一看手上這一本二零零八年,他任職台灣會館董事長及文化節召集人時,所留下的簡潔而清楚的圖文紀錄< 二零零八年,洛杉磯台灣文化節活動紀念册> ,同時憶想當年,我也曾帶領著洋女婿共襄盛舉,所看到的那種令同胞震撼的壯觀場面。依洛杉磯消防局的統計,兩天下來達十萬多人次,可謂盛況空前,是台灣同胞在洛城活動場面最大的一次。也聆聽當時他如何企劃,如何籌募經費,如何聯繫與協調社團與文化團體,如何尋找人潮場地,如何放下藍綠牆內對壘思維;共推台灣主體文化宣揚,如何邀請台灣國內重要技藝組織,如何吸引主流媒體的興趣,如何三更半夜聯結南加州中英文主流媒體洛杉磯時報採訪的文宣工作等林林總總,這也是我過去從大哥處對陳文石先生的生命狀態所能印象的部分。他呼籲好友一齊活躍於台僑社團與國際間,為政治、民權、及文化,出點子、出錢,賣力奔跑為台灣流汗三數十年,這樣的金質殊榮,並不讓我訝異,而他那種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成就現況的生命特質而創造出來的傳奇事蹟,才是讓我讚嘆與興趣要點,很多故事當可另闢多層主題來描述。 而陳兄繪畫生活的部份,在參觀了畫室,見了客廳與廊道所展掛的與諸多畫冊上所留印的畫作 再加上他的故事述說,才免除了對他這方面的一無所知,也是我這次專訪的目的。 畫家陳文石,一九四三年生於宜蘭鄉下。 童幼無知時即好塗鴉,四合院的白灰牆壁與曬榖場,處處都是他的繪畫天地,越畫越有模樣,成為村坊讚譽的小畫家,也得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因此從小就有自信立志當畫家。稍長父親即不在,家境困頓但他傻勁不減,志向不偏,小學時的美術比賽總是第一。 初中畢業,母親賣了首飾完成他的心願,讓他入學高中復興美術工藝學校,他當時感恩得痛哭流涕。讀了一學期就為負擔家計而放棄,投入一家美術工藝社任職,頗得當時先輩的愛護與指導, 學得一手日本膠彩寫生畫法。十六歲那年,一副[含露珠的玫瑰花],畫出陽光照在花上晨露的美感,入選台陽美展,更加足他的信心。此後也陸續參展全省(國) 美展。這段期間拜淡水陳敬輝老師為師,並到李石樵畫室習畫 , 過去省展或台陽展是台灣學子成為主體藝術家成績被肯定的標竿,青少年紀即有這等實力,是我所望塵莫及。 實力有了,然差了個學歷。二十二歲那年,他再入學[復興美術工藝學校]成了高齡學生。為了兼差工讀,非常辛苦,遲到早退曠課之間,學校也給他特別的通融。課餘畫了很多臨摹籣竹梅菊四君子,在衡陽路擺畫攤。四君子筆劃少,他練得一手落筆精準韻味十足的技法, 畫起來又快又有意境,很得日本觀光客的青睞,銷售良好,收入豐厚。 陳文石是個聰慧善巧勇敢,卻也是個生性活躍多變,不能滿足於現況的人。當然我門可以理解這是許多藝術家多彩的特質。有了機緣,改做室內裝潢,他看準了規格化家俱設計,台北許多高級辦公大樓(如華航),都是他的手筆之作。 有了經濟基礎,多了世面人脈,他不能忘懷年幼時期的立志 藝術家,三十歲考入師大藝術系,還是半工半讀,三十五歲任教於文化大學。當時旅日的台僑商人邱永漢[棄獨返台], 邱先生在日本的成就非凡,是陳文石學習的對象,就自薦從邱學習,再經邱先生的指導與提攜合作,事業更加規模。 師大期間,他從李石樵與廖繼春學了不少繪畫本事,打下傳統西畫的基礎與技法。這時台灣的民主意識開始萌芽,他的自由創作意識也淳淳欲動,那種從日本輾轉移植來台的印象派以來的中古巴黎繪畫思想與風潮,對他又成為一種僵硬的現況,不能得到滿足,為了追求更前衛的藝術主流思想,他放棄了一切事業成就,移民來美。 這時段所有移民來美的台灣精英,都得從基層開始,他也從油漆工起家,並入學Pasadena Art Center 開始現代最先進的藝術視窗,與跨入主流藝壇的基礎訓練。之後,又在UCLA, Pomona University與South Pacific university等校學習,而飯食的工作也轉為建築商。 從這段校園浸泡中,他學到了快速發現美感,快速掌握美感的技法。同時體察美國的藝術生態,深覺藝術表現和他的社會動脈相關,並與文化精神相表裡,更體認了民主自由才是培育藝術家精良創作的溫床,只有活潑自由的思考與外緣接觸,才能激勵自己,反觀自己的血液本質,建立自身的文化命脈,創造自己的嶄新藝術。而過去在台灣時期,自己的養成教育,卻在社會政治獨裁,愚民教化中進行,台灣島民藝術家,侷限在既有的限定範圍模式內。時值海外精英呼應故鄉民主聲浪,集成的反對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成為台僑的主流思想,一向熱血奔騰的他,把這看成是改變台灣藝術生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不惜一切的也投入這一行列,花錢出力奔波於政經文化改革的呼喊中,希望故鄉的藝術文化早日轉型,而自己的藝術思想也跟著理想與趨勢轉變。 自由思想開啟之後,台胞對血緣文化根源的思維也在釐清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耳語在親朋間開始流傳。這時的陳文石也體認了台灣藝術的重新開展,要從認識根源開始,建立本土文化,建立本土藝術。他發現先祖唐山公來台,是移植了唐山資源與和文化,而在與先住民的通婚歷史中,及過去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的留滯期間,在血緣及文藝建築上也早有融合,加上日本人的統治方便,台灣本土其實已有相當的島國特殊文化風貌,從廟會、年畫、慶典民俗用品、布花、包裝紙,原來被說成俗裏俗氣的,其實所表現出來的是,豐富、憨厚、多情、明朗綺麗的美感。在過去歐洲大師的畫面上,曾有相似的手法成為風格,因此,他把童年記憶中的故事,重新肯定,成為他此時畫作的滋養,故鄉民俗軌跡,提供他充分的創作源泉。這是他所謂的[根傳統文化期],相信這種血緣文化歸屬感提供的溫馨,帶給他生命相當的滿足,而且都表現在繪畫中。 一九九零年,為了吸取更多故鄉的滋潤,實質沐浴其中,他又毅然結束美國的業務,鮭魚返鄉。回台後,除了繼續對故鄉政治藝術文化提供更多的關懷與貢獻,也投資金融,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公司,想培育人才,為理想盡心力。 未料,此時的故鄉,外匯存底攀高,民權抬頭,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逐步轉型,民主與進步畸形的認知與定義,社會倫理黨政倫理也轉型,人人想做主,人人想出頭,演變成林立的山頭。各級政爭不斷,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亂象叢生,到處叫囂,商場揮霍。一切看似雜亂又像有序,加上新的都市興起建設,氣象萬千,顯現新生的爆發力與堅強,而卻處處不得調和,再也找不到他童年印象中淳樸的風韻。原本濃密溫馨的歸屬感一時落空,這時他以跳動式的手法作畫,畫些風景及事物,或諷刺話題企圖表達內心的感受。但失落與不適應造成的內心爭紮,令他無法作畫,身不得已,又一次提起行囊,雲遊而去。 說是雲遊而去,但是和台灣這樣的母子臍帶關係,割之不斷,愛台之情抹之不去,失望之餘又有一美感的發現。 原來台灣四面環海,先民冒險來台後,不論通商鹽漁,和海構成不解的因緣。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海禁,使人們對四週最親近的海洋非常陌生,直到民主的崛起及科技生活的趨勢,國民對台灣地緣週邊,有了進一步的試探,環境學抬頭,海洋學識才有了深一層了解。 台灣位處亞熱帶,是菲律賓板塊與雲貴板塊擠壓上升,所造成的零碎地形島嶼。高山深海 多變的畸形地貌及生態景觀,加上親潮、黑潮海水冷熱交錯,造成珊瑚環繞,魚群滋生,是世界三大魚種最多地區。這瑰麗美妙神秘的水世界,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是陳文石再度升起憧憬感動,對故鄉引發希望的地方,於是在台美之間遊走的他,畫魚,畫出瑰麗,畫出希望 畫出[美魚系列]。 洛杉磯十號公路往東,入亞歷桑那州第二個城市Quartz[石英市],每年二月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寶石礦展,展出各種原礦寶石及其半加工品。那年陳文石參觀時,發現這些原石深藏於地下,開採後的粗糙頑石,經切割研磨後,變成夢幻瑰麗燦爛的寶石,讓他省悟到一個人必須經過磨練才能成器的自古流傳的人生哲理。這樣的啟示,引導他進入一個不曾體會過的嶄新視野和冥想世界,讓他從中得到平靜,得以深思,並灑脫自在的創作。又由於原石研磨後顯現的炫麗色澤與奇異的圖結構,啟發他進入一層過去未曾開發的心靈層次,無意識的抽象世界,讓他採取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型元素與鮮麗的色彩組合,來表現與轉化純粹的空間意境。這樣的表現方式,表達了生命最初的原始生命型態,更把欣賞者更引入神秘而自由的想像空間,這段二零零零年初期的這類畫作,為陳文石的[太初之探討系列]。 一直以來,國際股市不良炒作,二零零八年金融泡沫爆破,一夕間,全世界財富蒸發資產萎縮,美國為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為了對抗人民幣不良匯率及國家財務赤字,大量印製美鈔與中國的如法泡製抗衡。因果循環,美鈔氾濫,幣值下貶,人民財產稀釋,產業營運失靈,失業率上升,民心浮動,這些成為陳文石內心關注的對象。藝術離不開社會,藝術離不開生活,他的畫作思想與主題,又一次轉向,投注在世界人民腰帶的重心。這時技法一變,改用綜合媒材,變成有如實體浮雕式的立體繪畫,,為此時[金融危機系列]的代表,在台灣人[鄉情畫展]中展出,這樣的世間關懷方式,令人感懷於心。 綜觀陳文石一生,圍繞著稚童時期立下的志願前進,而且以他的聰明善巧一直圍繞著主流社會的板塊挺進,以社會的利益前進。但他常常引以為憾的是,在藝術的創作中,他沒能創造出一種沒有人表現過更特殊的繪畫方式。不是嗎?我們都近七十了,我們都沒有做到,沒在美術史上創造出刮目的看點,因為那只是少數人的運好得到上帝的眷顧。但我們都在藝術的領域做過努力,付出了良心,也在畫面上表達的美感中,令自己及親朋好友得到喜悅的回報。雖然在世間的流程中微不足道,但這就是藝術的價值,藝術的貢獻。 依佛教的觀點,良善的心就是美心,美心不只是能整理出美好的畫面秩序,人們為社會付出不求回報所做出種種的努力,而且在這種努力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起怨言,只是努力設法解決直到完成,是需要智慧,這樣的動作就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藝術品。檢視陳文石的文化活動,除了自己的多次畫展成功之外,比如捐贈油畫給宜蘭文化中心,策劃北美畫家聯展,推動北美文藝協會,推薦李石樵得人文獎,出資成立李石樵美術館,推動全僑和平民主聯盟活動,還有大洛杉磯台灣文化節大型活動。三數十年間忙進忙出,就是服務,服務就是社會的主流板塊,這些結局的完美,就是世間完美的藝術。陳文石雖未蓋棺,而[海華金質獎]就是論定,是台灣人藝術家或社會運動家之中最高的榮耀,卻不是多數藝術家所能做到,我由衷的鼓掌, 他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們祈禱上蒼,再給他十年,他願意繼續為社會,為藝術努力,相信上帝會默准,給他機會,阿們! 0711

黃森元

「法官應超脫於黨派!」一生浸淫於法律世界的黃森元在他位於托倫斯的寓所評論扁嫂吳淑珍案的承審法官時如是說。黃森元是旅美法律專家,活躍於大洛杉磯台灣社團多年,早年並曾任太平洋時報社社長。 曲折求學生涯 出生於日治時代末期的黃森元是嘉義市人,小學受了5年日本教育,就在即將畢業之際,黃森元因為罹患瘧疾,不得已休學一年,好不容易病勢痊癒,已經面臨初中考試。為了避免之前休學學業的荒廢對黃森元在升學考試減到最低,在父親建議下決定報考嘉義商職初中部,並且順利考取,走入一條曲折的升學路。 高中時黃森元唸的是嘉義農校高中部,在農校裡缺乏升學壓力。當時的黃森元對課業也不在乎,上課常常不是看小說就是打瞌睡,直到他遇到數學老師許保村。黃森元回憶,許保村老師是一個剛畢業的年輕教員,由於看老師年輕,黃森元對許保村的課也是愛上不上。 直到一次隨堂小考後,許保村對上課常打混的黃森元成績如此之佳大為驚訝,特地把他叫來詢問他是否有意報考大學。「我不考,我爸不會反對;我要考,我媽也不會反對」因此許保村不但幫黃森元進行特別補習,並介紹嘉義中學老師幫其複習其他科目。 就在老師的幫忙下,黃森元在畢業後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師範學院數學系及行政專科(後改制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地政行政系。他選擇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黃森元回憶,當時台大法律前後期同學包括司法院長翁岳生、立法委員蔡同榮、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駐日代表許世楷及陳隆志、陳繼盛、施啟揚與前副總統連戰等,可謂人才濟濟。 承審叛亂案 黃森元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適值823砲戰的年代入伍擔任軍法官,在接近退伍之際碰到一個棘手的案件。一個來自廣東梅縣的軍官在非執勤時以「台灣最黑暗的地方是總統府;反攻令一下要將槍轉向台灣」等等牢騷被以叛亂罪告發。 身為承審檢察官黃森元,深知雖然這只是簡單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都不該起訴,但是在當年的白色恐怖時代不起訴是有可能惹禍上身。在不願意違背良心下,黃森元請教大學時代的恩師,後來擔任大法官的洪遜欣。洪遜欣告訴他「明哲保身」。黃森元於是決定在他承辦的期間對此案採以拖待變的方式處理,一直到他退伍。 短暫新光年代 退伍後,黃森元曾嘗試報考律師,但卻因為中學時代史地的根基不佳,使他在國家考試中以些微分數差距飲恨。就在他思考未來的路時,新光集團的創辦人吳火獅透過恩師洪遜欣正尋找大學畢業的人才;洪遜欣告訴黃森元,之前服役未起訴叛亂案件很可能對他未來在司法界的前途有很大的影響,不如轉往企業界發展。 當年吳火獅的新光實業正值大舉招募年輕大學畢業生,黃森元是同期四個進入新光的大學生之一,他的表現也深受吳火獅賞識,在受訓八個月後直接被吳火獅派為新光的總務主任。 赴日深造 在新光3年總務主任期間,黃森元雖然深受器重,薪水也不斷三級跳。但是他常常興起繼續鑽研法律的夢想。他認為目前的工作雖然穩定有前途,但是同樣一成不變的總務工作「五年後,十年後又如何?」「趁著還單身沒有包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黃森元興起了赴日留學的計畫。 他的想法受到家人的全面反對,認為他放棄既有的社會地位和在新光不錯的前途去留學是「頭殼壞去」,然而不顧這些反對,黃森元在1962年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前往日本留學,並成為大阪大學法學部第一個外國留學生。 黃森元鑽研的是行政法學,「台灣的行政法與憲法因為出路少,所以無人喜歡研究,這是我當初修讀行政法的主因。」,在日本求學期間,他也對日本訓練行政官員一絲不茍的文化印象深刻;黃森元表示,相對而言,國民黨主政的台灣行政系統則是紅包文化充斥,令人感嘆。 不願意加入政黨 畢生鑽研法律,黃森元深深認為法律必須超脫於黨派之外,尤其是法官不應該加入政黨或參加政黨活動。研習法律的他也因此決定不參加任何政黨。他甚至表示,在國民黨主政年代加入國民黨的法官都應該被停職,否則違反憲法第80條規定的法院必須超乎黨派的原則。 太平洋時報社長 黃森元於1967年移民來美,當時由於美國對律師考試的資格限於公民。黃森元只好放棄有朝一日能精通台、美、日三國法律的夢想,開始經商生涯,然而他在閒暇之餘也關心洛杉磯地區台灣社團活動,並於1988年出任剛創刊一年的太平洋時報社長。 在太平洋時報篳路藍縷的日子,黃森元為當時的報社拮据的資金東奔西走,然而在1988年11月接受心臟檢查發現冠狀動脈問題後,緊急開刀,不得已辭去社長職務。但是為了讓旅美台灣人圓一份自己報紙的夢想,黃森元病勢稍癒後,不顧醫師警告,又於1990年初回任社長。 黃森元每個禮拜七天都到報社報到,為太平洋時報改制日報努力奔走,籌措資金。但在該年10月太平洋時報剛發行日報試刊號後不久,黃森元又因為心臟疾病送醫急救,在醫院昏迷了9天之久,撿回一條命的黃森元目前仍有腦瘤的疾病在身,在醫生和家人的關心下只好逐漸淡出社團活動。 雖然因為心臟和腦部疾病,不能再像以前以樣隨一旅行奔走。黃森元仍然以其豐富的法律學養和一支健筆在報章上針對台美時事發表意見。最近並出版「現代國家的本質」,內容檢討「國民黨黨產的法律問題」,黃森元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文章發表,喚起民眾了解國民黨黨產不合理,以及可能透過法律解決的途徑,期待這個影響台灣政治不公不義的毒瘤早日摘除。(劉孟儒)

陳國昌 會計師的故事

台灣甫選完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綠營慘敗,許多支持綠營人士鬱卒內傷,尤其對於一路從戒嚴時期走過政黨輪替,出錢出力夢想台灣人終有出頭天的鄉親而言,縣市長版圖縮減,眼看2008年總統選舉就要到了,憂心忡忡之情溢於言表。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長陳國昌認為:「1981年,我進入一家機械公司工作,並沒有辦綠卡,老板嚴格出了名,他說要靠表現而定,但他也說:『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直以這個座右銘來鼓勵自己,就在幾年前,誰會想到國民黨會被推翻,最糟的時刻都挺過去了,現在更不能失志。只要目標清楚、理念堅定、努力不懈,給台灣一個機會,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從小就高度關心公眾事務 陳國昌,1953年出生於高雄市,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和弟弟,小學4年級唸苗栗,後來上了台中明道初中,到台北唸高中,大學唸台大,服預官役又在嘉義,所以對台灣各地充滿鄉土情懷,不過,因為父母家族來自彰化農村,許多親戚仍在彰化,老家還有一棟古厝,所以對彰化感情特別深;父親當年畢業於成大化工,終戰後,被美國美援會科技發展計劃送到美國深造,在美國的閱歷,讓爸爸大開眼界,所以爸爸總是殷殷期待身為長子的他,要把功課唸好來美國留學。 從小就有正義感,高度關心公眾事務,從小就是班長及服務股長,陳國昌在師大附中畢業投考第一志願就是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一心朝向外交官的志願目標前進,不過,大一時修胡佛教授的課,教授對國民黨體系違反憲法精神,從動員勘亂到違警罰法,大作批判,經過啟蒙老師的指點, 陳國昌開始思索發酵,台大大二當上政治系學會會長,30年前戒嚴時代,1973年他竟然第一個請來演講的校友就是因為「大學雜誌事件」成為言論自由代表人物的張俊宏,不但立刻被打回票,而且還被系主任連戰召去辦公室開導一番,他心理非常反彈,但連續照辦了幾個活動,包括去訪問立法院、市議會、中研院,都招到極度刁難,雖然成行但教官如影隨形;而後,為了邀請演講者暢所欲言,更是一再挑戰教官所謂維護校園安寧的尺度。 影響最大的事件應該是1973年12月台北市議員選舉,萬華火車站舉辦一場政見演講,請到康寧祥與黃信介為五虎將助選,他們侃侃而談陳述民主的理念,抨擊國民黨集權專制,當天下著濛濛細雨,但寒冷的冬夜卻澆不息陳國昌要爭取自由的熱情, 等到1975年年底,郭雨新選舉時廢票竟有8萬張,那種不公不義的悲憤,陳國昌的政治理念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黨外思想。 爸爸期待─ 赴美國留學 陳國昌希望完成爸爸的夢想,也嚮往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度,1978年,他決定前往堪薩斯州大學就讀企業管理碩士,第二年也馬上當了堪薩斯台灣同學會會會長,12月時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當時許信良與陳琬真都被困在美國,他馬上聯絡邀請來演講,當時是第一個海外團體有膽敢請他們,讓兩位心理溫暖的不得了。當時由於新聞被封瑣,想到為追求言論自由的人群被毆打逮捕,他們當年心急如焚的心情,恐怕不是現今愛隨口漫罵政府及總統的人士能體認得到。 1981年順利進入機械工廠做財務,當老板答應辦綠卡時,他想到需要2及3年,又衡量美國東方人想出頭天,靠的多是專業人士,會計師也許是一個好出路,他乾脆利用時間去UCLA讀會計13門課程,不但成績好還拿了個特優獎章,1984年考上執照。 為了兩年實習會計實務,所以進入會計界,開始與數字為伍的生活,那是個中型猶太人的事務所,有25位會計師,絕大多數是猶太裔,7年的工作讓他看到猶太裔民族習性重視教育又上進,但也很現實;7年內觀察,他不得不佩服此間猶太裔對母國以色列,團結一致的奉獻精神;跟著去了幾場猶太裔的籌款會,清楚看到他們非常團結明確直接要求國會議員支持以色列,猶太裔也有一個以色列公共事務會AIPAC,即使是政治性組織還不能減稅,每年仍然都可以募款到1千萬元以上。反觀 FAPA,可以減稅,但每年就為了經常費40萬元疲於奔命。 受了他們影響,他開始也與聖費南度選區的兩個議員的 Howard Berman和Howard McKeon接觸,也參加募款餐會,積極融入社區,雖然不是外交官,但他也展開為台灣發聲的草根國民外交生涯。 1991年終於自己開業,1992年第一件事被選為南加州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參加剛成立的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理事兼財務長。1992年之後黨外己經變成民進黨,他更積極參加很多抗議活動, FAPA傳遞民主聖火回台,從選省長、選市長、直選總統等重大選戰,不論身在海內外,他無役不與,他也感受到台藉社團開始活絡,氣勢如虹。 2001年是陳國昌參與社團活動的轉捩點,兒子就讀柏克萊大學,第二年女兒上UCLA,又當西北區同鄉會會長,眼看人生也將滿50歲,到了一個新的平台,他希望能積極迴饋社會,花費更多時間在會務,而賢內助林芳慧從台大法學院同學到現今事務所夥伴,也是他從事社會運動最好的靠山,得力助手。 2002年FAPA洛杉磯分會會長職位懸虛半年,FAPA接觸探詢意願,當時真是陷入長考,天人交戰,因為會計師事務所鼎盛,每天與稅務局、客戶、稅務法庭打交道實在很忙,同鄉會事情很單純,但FAPA任務非同小可,中國視為眼中釘,泛藍也抱有敵意,洛杉磯分會有18位國會議員,工作繁重可想而知, FAPA當初是要推翻威權統治,現在重點是為台灣爭取尊嚴,台灣外交處境甚為艱難,一定要有人接棒,所以他要做就得撩落去,肩負重責。但轉念一想,當時進台大不是就想當個外交官,雖然不是“ 官” ,但為台灣效力做草根外交,更有意義。 2002年正式接棒,第一任期的兩年都得到52個分會的最佳分會獎,又被連任並由FAPA全體委員推舉全美9位常務委員,當時洛杉磯分會2002年只有144繳費會員,2005年底已經超過320個會員,是目前FAPA最大的分會。 FAPA常務委員工作,每兩個月一次會,而且常常要到美國各地去開會,去NY、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又有18個議員,除了少數傳統上還有淵源之外,有的老議員都退休,大多數都沒有來往,所以他決定要在台美人與議員之間打好基礎,要以團隊共同參與,否則以後會長換人就無法接續。在任內三年總共面對面與議員談議題,總共有15位議員。 陳國昌提及,時代轉變,2002年正是FAPA轉型之際,過去中國封閉與美國對立,但現在不一樣,所以認知到不能只期望議員以民主理念支持台灣,還要把台灣的主流聲音反映,讓他們了解現狀,更重要的是體認到舊的台灣已經過去了,台灣現在是要建立完全正常獨立國家; 照理說,這不應該是太難的事,但中國提供的商機是源源不斷, 洛杉磯又是商機無限之處,議員要面對選民中對中國利益需求,誰都不願正面得罪,FAPA就得想辦法解套。 陳國昌對於FAPA洛杉磯分會有三個期望:「第一步就是要接觸,18位已有12位接觸過,第二步是利用事件來加重訴求,就像布希在京都稱讚台灣民主成就時,我馬上就立即把講稿送給議員; 第三步,是期望台美人多參加選區議員的活動,或者是連任募款餐會 很多人刻板印象 "主流就靠FAPA了", "募款給議員沒效";事實上, 議員也有他們的壓力,選票很重要,募款實力也很重要, 對議員來講,為他們募款會很感激;最近幫助贊助團體都是中國團體, 台美人又變成少數;現在是少了股參與衝勁, 鄉親對台灣政治人物慷慨解囊熱情如火,若能也把相當比例放在主流政治上,若是能體認到他們的重要性,也讓主流人物體認到台僑的支持, 也將是台僑在美國為台灣發揮貢獻的好所在。」 文/林蓮華

黃瑞宗

「我要健康,也要快樂,要有健康,才有快樂,快樂土風舞社,加油..加油..加油..」、「Happy Go, Health Go, Happy Dancers Go..Go..Go..快樂加油, 健康加油, 快樂的舞者加油」,不論是在台灣會館、國小、社區中心的舞池中,黃瑞宗熱情聲嘶力竭地帶動唱,他總是動不動就哈哈大笑,樂不可支,身懷近3百首土風舞秘笈,在南加黃瑞宗一心一意想把土風舞推廣到社區,與同好不遺餘力到處開課,即使生意做的再大,他心目中,能一輩子快樂地跳舞歌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從小就愛表現出鋒頭 黃瑞宗,1955年生於苗栗,家有10個兄弟姐妹,7男3女,排行老九,父親是公務員,但50出頭早逝,從小媽媽就十分辛苦拉拔10個孩子長大成人;從小就喜歡唱歌,表現慾超強,小學就開始擔任班長、糾察隊長,因為聲音很大又任學校司儀,童年演講、辯論比賽都是獨佔螯頭;初中搬到台北讀書,高中就讀新莊高中,大學考上輔大統計系。 他回憶:「那個年代能考上大學,同學大多是家中第一個或是村裡佼佼者,唸大學要自己摸索;但我不同,因為哥哥姐姐都考上大學,讀輔大時他們就七嘴八舌建議很多各種社團活動,在大學解放後,成績都是低空略過,但是社團活動從沒有少過,參加都是和歌舞有關係,土風舞、合唱團、還有現代舞蹈社等等。」 黃瑞宗,大一大二積極參加社團,大三就開始出師,為了迴饋社區,他親自去新莊及板橋社區辦很多活動,當地工廠多,所以為未婚男女徵友的活動,他特別在行,天生積極也樂觀外向,喜歡與人交往,超高的親和力,藉由帶動唱,搞群眾心理,不但當了紅娘到處牽線,也練就出一身帶活動的好功夫。 小時候家庭經濟關係無法學樂器,但喜歡音樂律動,他笑著說因為太愛出鋒頭的心理,所以比別人更容易吸收土風舞菁華,那個時代是土風舞最興盛時代,但欠缺師資,在眾多的條件因緣際會下,大三就已經出去教舞,還應邀到處去趕場,土風舞是世界民俗舞蹈,能做到趕場通常最普遍流行的都要有上百隻會跳的舞。為了學舞,那時候什麼地方有聯歡會,他一定到向其它舞者請益偷師,所以這當中就學會了3百支各國舞蹈,人家教了他之後,他首先到處去收集音樂,並且把所有舞步一一寄下整理存檔,並且寫成專屬的土風舞講義,因為會跳與會教又是另一回事,會跳只要音樂就可以同樂,但教舞一定要有本事"說清楚還得跳到人家完全明白",黃瑞宗不但要當社團開心果,也是社團靈魂人物。   白手起家非洲闖天下 退伍後,黃瑞宗在台灣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頂多是個工讀生,就因為哥哥在中華開發公司被派到非洲象牙海岸工作,聽說當地可以賺到錢,退伍馬上就出國跑去非洲做生意,他自認為,有種錢最好賺而且只要三個條件,就是人要集中、人要多、而且要笨(獲得資訊較少)。 他分析,50年以前,台灣人做生意天涯海角趴趴走,而且趕流行一窩峰,開始是菲律賓,後來跑巴西南美洲,之後又到西非,最後才跑中國大陸投資,近年越南、柬埔寨興起,他是屬於趕上非洲那一波的台灣生意人;他說:「那時台灣商人不是拎著一隻007手提箱,就是拉著2隻皮箱闖天下,007手提箱的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生意人,2隻皮箱則是深入險境移民撈金的冒險家。」 由於仗著大學學了一年法語,1981年,黃瑞宗決定進軍非洲,到了象牙海岸才知道那點法文,根本沒辦法應付,但只要想起老爸老媽憑著公務員窮薪水養活十個孩子,連出國到非洲機票是借錢來的,說什麼也不能回去,就憑著不怕死的衝勁,當時象牙海岸只有10多家台灣人及一些農工隊,雄心萬丈的企圖心,他就比手劃腳整個非洲跑,到處去搭便車,從台灣進口成衣、電扇、縫衣機、達新牌塑膠衣櫥、鞋子,然後到處放帳賣貨再收錢,結果一待就是10年。 黃瑞宗提及:「當年真是憨膽,什麼人都相信,有些中盤商一放帳就一兩百萬,雖然也有時會碰到倒債的霉運,但社團帶來豐富的領導經驗及待人處世的模式,累積下來的磨練,在商場上完全得以發揮,也很快適應生活;非洲有兩種語系,英語系的非洲人非常衝,但法語系比較浪漫純真,我大都做法語系的非洲國家生意,所以在非洲賺了很多錢,而且也過得很快樂充實。」 28歲回去台灣,因為弟妹班上有個同學,當時他們就想撮合但不了了之,31歲時再回去台灣一次,結果聽聞她也還沒有結婚,在大家極力拉攏下,見面4次沒想到兩人情投意合難分難捨,通話4個月就結婚,黃瑞宗得意地把太太曾淑璧拐去非洲,後來因為小孩的關係,最後還是決定移民美國,他說道在非洲是沒有第二代或第三代,大家都是過客一個踏腳板,大多數人只是想賺點錢後就離開。 ◎不埋頭苦幹 要抬頭苦幹 來了美國之後,1991年,到紐約,還是憑著一股衝勁,但有眼不識泰山,自恃以前在非洲的經驗,但到了美國就吃足了苦頭,他說:「做生意一定要抬頭苦幹千萬不能埋頭苦幹, 到美國投資都不順,來了兩年虧了很多錢,就是因為沒有遵守商業原則,了解環境再出動,而且急著想一步登天。」 跌跌撞撞之後,不但損失銀兩,整個心情更是盪到谷底,家庭氣氛也不對,後來他轉念一想決定從自己改變做起,所以訂定家庭遊戲,只要家中有一人喊出"大笑三聲",所有家人一定就要大笑三聲,全家就整天搞遊戲哈哈哈大笑,從此心情就開朗起來,後來公司還特別取名為“ Maxmile” (Maxmine + Smile)希望能” Makes you Smile“ 。 十年的法語底子,到了英語系國家就英雄無用武之地,黃瑞宗眼見兩個寶貝女兒漸漸長大,所以轉而想做點華人生意,頭腦就動到幼教事業,為了在美國發揚台灣文化事業,他一口氣代理台灣當時幼教正蓬勃發展的幼福、國語日報、信誼基金會、漢聲等兒童文物,全拿下美國總代理權,想到台灣都能賣得嚇嚇叫,美國一定更有錢途;所以特別創辦全美國唯一討論0-12歲兒童教育的中文雜誌「全程幼教」,全程地提供全面的幼教資訊。 有人說想害一個人就去教他辦雜誌或辦報紙,當時黃瑞宗可不這麼想,他把目錄雜誌化,用精美的創意把產品精緻化,一心想創立兒童天地做教育,內容十分豐富,身為主編充滿各種點子,以大企業方式大手筆經營,每一次兩萬份經銷全美,總共三期, 印制雜誌下來就20多萬美金,結果哪曉得僑民都要免費卻不肯訂貨,所以一下就虧了30多萬美金,後來檢討一下,因為華人不多又不集中,而且華人又很精,完全違背他認定的賺錢法則,只好草草收攤。 不過,拚命三郎的黃瑞宗,總覺得天無絕人之路,1992年,他看準台灣開始流行電腦字典,因為哥哥在無敵集團上班,為了要做生意,他決定與紐約的哥哥一東一西各立據點,所以1993年才搬來洛杉磯,因為移民越越多電腦辭典生意做得又是轟轟烈烈,但一到美西又忘記了教訓,想到台灣電器產業走勢強勁,決定又要再異地發揚台灣連鎖業,為了走台灣全國連鎖電器路線 ,後來真的就又花大筆資金在美西開了無敵聯鎖店,但是電器很難與老美競爭,所以最高峰曾有10多家,高潮起伏,但現在就維持在兩家,而且認命集中做電腦辭典。 眼看已是40多歲,生活平穩過得去,他決定還是老實重拾他的最愛─土風舞,1998年,去參加林先生的土風舞社,後來又與方興成立了南加土風舞社,一兩年之後,決心發展帶動南加土風舞風氣,再出來自創核桃土風舞社,後來又創辦了柔似密快樂土風舞社在台灣會館,在去年首創爾灣土風舞社,隨著團員增多,內部團員有的意見分裂後,就另起爐灶,雖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他轉念一想土風舞社卻因禍得福,現在洛縣附近就有8個土風舞社,想到與方興從開始合作發揚,接著越來越多同好加入陣容,土風舞終於在南加發芽茁壯;現在他要到爾灣柑縣去播種。預計以柑縣人口應該要有2個土風舞社。 未來還想到主流提倡土風舞社,有鑑於台灣後來就是後繼無人,他希望南加土風舞能源遠流長,所以他也想創辦小羚羊土風舞,讓土風舞魅力重現,他一點都不認為土風舞的趣味會趕不上現在青少年的嘻哈風。  ◎想成立一個快樂的舞者之家 許多土風舞同好都知道黃瑞宗有2個大夢,第一個想要在南加創辦舞者之家,是一個以跳舞的主題活動中心,有兩個大廳,大廳可以容納千人,也有有200人中小型教室,前迪斯可舞廳與社交舞中心,自從華美冰宮及南海岸爾灣文化中心落成之後,他更有信心,認為離夢想不遠了;希望70歲之前,能以台美人之姿,看到"舞者之家"落成,在裡面的各式舞者都能快樂地跳舞。  第二個希望有機會能夠成立台灣快樂志訓營,提供一個營地給各種志工訓練,他認為,這個夢想不但是迴饋回台灣,而且極為需要,也比較好實現。 至於,大家很熟悉已發行第19期洛杉磯華人商業區地圖免費贈送也是由他發起,作為迴饋社區的服務,最近,他也在生活電台做主持人,教導大家學英語的技巧,每週四晚上8點。腦子隨時充滿各種點子,他始終堅信,人不能決定生命長度,但夢想可以讓生命拓展它的寬度,正如他最喜愛送人的禮物,馬克杯子上印有戰勝自己,全力以赴,天下無敵。 文/林蓮華

陳薰洋 養鳥的故事

1935年出生於台南善化的陳薰洋,和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出生於一個清苦家庭,父親是台南糖廠甘蔗技術員,以糖廠微薄的薪水要養活包括陳薰洋以及一個哥哥和四個妹妹在內的一家八口人可以說是非常吃力。年輕的陳薰洋一大清早還得幫忙播種和餵豬,這些額外收入也是陳薰洋兄妹上學註冊費的來源,而從小就協助媽媽修補豬舍鳥舍,這些經驗也奠定陳薰洋後來成功經營養鳥事業的基礎。 聰明的陳薰洋一路念到台南一中,不過初二時發生的一件事,讓陳薰洋永生難忘。忘記帶註冊費的陳薰洋為了一時方便向同學借了錢來繳註冊費,想說改天再還就行了。不料借錢的事被父親知道後,重重的訓了他一頓。 這事件對陳薰洋日後的人生觀影響甚鉅,他回憶,從那件事以後「不再向人借錢」「我不追錢,錢也不來追我」,量入為出的人生觀。 赴西班牙留學 進入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就讀的陳薰洋,仍是每天清晨送報紙,下午當家教賺取生活費,就這樣讀了一年多,他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部分獎學金,不過在無法確定能夠負擔來美生活費的情形下,陳薰洋不得不忍痛放棄這個機會。 不過人生際遇很難說,很快的陳薰洋就得到下個機會。透過天主教于斌樞機主教的關係,1956年台灣取得一批前往西班牙留學獎學金名額,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的陳薰洋抱著試試的心理應考,幸運的考取少數開放的留學名額,因為其中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國民黨高官權貴子弟,錄取像陳薰洋這種農家子弟則頗有陪公子讀書的味道。 在經過數月西班牙語培訓後,陳薰洋一行31個留學生搭船經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穿過紅海,到達馬賽,歷經30天飄洋過海的旅程,29男2女終於抵達終點。面對陳薰洋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從國民黨「退股」 像許多那時的知識分子一樣,出國留學前陳薰洋也不情願的入了國民黨,因為不入黨等於就喪失眼前的求學機會。到了西班牙,很多權貴弟子輾轉又前往他國,而陳薰洋很快的就在剩餘的留學生中取得領導地位,只不過那也象徵他必須應付國民黨內莫名其妙的官僚氣息。 留學生的獎學金有限,當寒暑假宿舍關閉時,當時這批西班牙留學生只得自謀出入。剛好西班牙有部電影開拍需要大批華人臨時演員,對於經濟拮据的留學生是比不小的收入,大家自是躍躍欲試。可是當時西班牙大使黃少谷以片中有滿清結辨劇情,破壞中國人形象為由訓令留學生不得參加。 身為留學生代表的陳薰洋於是出面跟黃少谷交涉,表示如果大使館能夠照顧大家的生活,留學生自然不會去當臨時演員。黃少谷無法給與留學生承諾下,於是作出只要求陳薰洋不能參與電影演出的「掩耳盜鈴」的命令。無法接受這樣莫名其妙的決定,陳薰洋毅然決定要從國民黨「退股!」 短暫的台灣行腳 憑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陳薰洋在求學時代就開始在一家日本公司西班牙分公司兼職當翻譯,對於自己很有信心的陳薰洋就這樣在西班牙成家立業,一晃20年。 1975年,官拜公司業務經理,事業有成的陳薰洋卻決定攜家帶子返回台灣,主要是為了讓五個子女認識台灣家鄉、照顧年邁的母親以及接手岳父的事業,只是這個決定確讓已經習慣西班牙悠閒生活的老婆鬱鬱寡歡。三年後陳薰洋的妻子罹患卵巢癌,醫師診斷只剩7個月,陳薰洋於是決定效法「環遊世界80天」,帶著愛妻進行最後的跨洲旅行,讓老婆生前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當老婆過世後,陳薰洋決定帶著三男二女離開台灣。這時他做了一個一般人都覺得違背世俗的爭議決定,1978年6月30日他認識現任妻子美智,7月4日便決定結婚,而距離亡妻過世不過幾個月時間。這樣的覺得果然招到五個子女的強烈反彈,陳薰洋回憶,他那時回答「你要顧死的,我卻得顧活的!」 事實證明陳薰洋是對的,陳薰洋與妻子帶著包括前次婚姻的二男一女共八個子女來到洛杉磯定居。陳薰洋夫婦對於所有子女一視同仁,連帶的所有子女們也親如兄妹,至今30年開枝散葉,陳薰洋家族人口在洛杉磯已達30餘人,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末在各家輪流聚會,共享天倫。 養鳥事業 車庫開始 1978年來美之後,陳薰洋和老婆就靠著岳父大人200元美金購買的「一王四后」,最先是從車庫開始開啟他的養鳥事業。由於老婆小時候跟著父親學過養鳥,再加上陳薰洋從小修築鳥舍的經驗,由於市場的需求旺盛,再加上國外進口鳥隻遇到檢疫問題,使得陳薰洋的養鳥事業迅速茁壯,全盛時期陳薰洋還在聖地牙哥擁有5英畝的養鳥場,從1993年開始11年間每個禮拜陳薰洋來回洛杉磯和聖地牙哥三次。直到2004年覺得自己的體力無法再兼顧才將聖地牙哥農場脫手。 不過對於現在的陳薰洋夫婦而言,養鳥是個興趣也是能帶來現金的副業。對於希望靠著養鳥致富的朋友,陳薰洋也忠告,這是一份需要耐心、愛心和興趣的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體認,多半會以失敗收場。 平衡的人生觀 對於人生,陳薰洋自有一套獨特的哲學,學習經濟出身的他認為,運用經濟學的平衡理論,每個人都能尋求人生的平衡點,譬如年輕的時候該拼,年紀大時就可以稍享清福就是一種平衡;有錢不一定幸福,夠用就好。事情也沒有絕對,政治上的贊成反對往往就是這麼回事;對於家庭支出,陳薰洋更是預估自己每年的現金流量,量入為出,陳薰洋正在思考徵求「平衡人生俱樂部」會員,希望能將平衡的觀念帶給更多社區朋友。 文/劉孟儒

廖國仲 紐約針織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廖國仲隻身到紐約法拉盛,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那時的法拉盛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來往的行人中,幾乎看不到黑人,也聽不到中國話,倒有一些日本人住在那裡,他的朋友打算在那裡開家日本食品店,這是他到美國謀生的第一站。 數年後,沒有資金與背景的廖國仲,憑著毅力與機緣,居然在紐約闖出名堂,變成一個成功的針織企業家。他曾在法拉盛擁有一片相當規模的針織廠,在曼哈坦擁有高級的陳列室,聘用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和行銷經理,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自己品牌「Wellmore」的廣告,同時在紐約Saks Fifth Avenue銷售名貴的針織衣服。 回首來時路,他說,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他曾經是個樂天知命的鄉下小學老師,因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黯然到台北求發展,基於天生的正義感,關懷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監禁的彭明敏教授,因緣際會,結識幾個朋友,牽引他到法拉盛來。 一步一腳印,奮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實,他說,「美國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做生意只要貨品好,交貨準時就做得成,個性不善周旋也行得通。」也許因為這樣的環境,做了三十多年生意,廖國仲仍然保有台灣農家子弟務實、爽朗、不計較與不宣揚的個性,紐約的同鄉提起他,都讚揚他長期大力支助台灣人運動卻始終不願為人知的作風,他們特訂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詩句贈予他。他的故事是一個刻苦奮鬥的台灣人在美國創業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則說明了台灣人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因。 鄉間的小學教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雲林縣西螺鎮人,家裡務農,自小喜歡繪畫,台南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崙背鄉崙背國校當美術老師。他年輕熱情有創意,任教期間,經常帶著學生們畫圖、演戲、舉辦各種活動,在地方很受歡迎,因此即使後來離開當地二、三十年,都還有很多學生和家長懷念那個活潑熱情的廖清讚老師。 他自己說,他在鄉下教書很快樂,在崙背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成親,當時並沒有想要到台北求發展,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竟因心臟病驟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只好黯然離開傷心的地方,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於是改名為廖國仲,希望就此否極泰來。 他後來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接著生兒育女,又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兼課,此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為了籌措旅費,曾經創下同時在五個地方兼職的紀錄,但是即使日子過得再忙,他都不會忘記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1964年,素被國民黨政府器重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刑,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國仲因為常和西螺的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由於程萬行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因而知悉彭教授的狀況。他對彭明敏的骨氣與膽識,深感佩服,也認為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該讓彭先生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在警探盤問監視下,到彭宅向彭明敏致敬。三十年後,彭明敏亦提起,當年在眾親友視政治犯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素昧平生而且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不畏被牽連,三番兩次去看他,令他無限感動。 繫上圍裙殺生魚 廖國仲到紐約後,先在曼哈坦小停幾個月,然後到法拉盛闖天下。那時,有對老夫婦在法蘭克林街開了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店,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這幾個人算是當年在法拉盛的台灣人拓荒者,黃石定也曾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當時,他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圍裙一繫,就開始殺生魚,切「殺西米」,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在美國取得居留權,也接妻兒來美。苑里籍的廖太太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功夫又細,到法拉盛不久,就到當時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夫妻倆胼手胝足,期盼在新大陸裡拓出一片天。這時,台灣有個朋友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年幼,上工不便,覺得如能在家自己做,就能照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出去碰運氣。 廖國仲在成衣界裡毫無人脈,只好打開電話簿,一家家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立刻帶著樣品去,幾次面談後,發現這種價碼高不高低不低的成衣很難找到市場,於是有人勸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高級女裝的市場大門在哪裡? 經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心想紐約是美國的時裝中心,最流行的時裝學校、時裝設計師和時裝雜誌都在這裡,街頭成衣製造廠和高級名品店林立,但願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的洋裝在我們店裡賣得很好,不知你們是否能織出同樣款式的針織衣服來?」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廖太太對著衣服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什麼花樣該織多少行,何處該收,何處該放。她費了一番功夫,用心織出兩件一模一樣的針織洋裝來。廖國仲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出奇地好。 僅僅兩種款式,訂單源源不斷。這兩種款式的針織女裝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大筆財路,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購買機器,聘請三、四十名員工,在自家的地下室織造,廖太太教授織法,並且負責品質管制。她說,他們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很高,他們曾經嘗試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他們也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到美國,在家閒著,就到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即熟能生巧。本著「貨品好,交貨準時」的兩大原則,廖國仲的針織事業越做越順當。 熨衣到天亮 他說起一件往事,道出一個移民者創業的辛勞。他說,從前他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婚到美國,一直和他保持聯絡,他在「大道」工作時,學生特地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感慨說:「廖老師在美國好辛苦,整天在殺魚!」後來廖國仲開了針織廠,略有規模,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主人立刻趕到地下室熨衣服,因為隔天要交貨,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那夜,廖國仲一直熨衣到天亮,隔晨,客人起床後,發現老師前晚為了陪他們,竟徹夜趕工,才知道創業真不是「辛苦」兩個字所能形容。 廖家和五十七街的服飾店合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衣服的款式也逐漸增多,後來同行看了眼紅,開始以較低的價格銷售類似的成品,廖國仲因此覺得有另拓市場的必要。他到「Saks Fifth Avenue」高級百貨公司探詢市場,該公司的採購員看樣品後,說:「你們的衣服很漂亮,可惜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隔年他再去,又得到同樣的答覆,這才領悟到原來那是推托之詞。 經過許多嘗試,他決定在曼哈坦開設服裝陳列室,直銷自己品牌的衣服。經人介紹,他先聘請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再由設計師介紹一位能幹的行銷經理,然後在設計、織造與行銷三方面密切配合下,推出自己品牌「Wellmore」的衣服,同時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廣告,市場的門因此大開,「Saks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大主顧。數年後,在針織界裡,Wellmore品牌的衣服幾可媲美名牌「St. John」,在市場上佔著一席地位。 在發展過程中,廖太太在技術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時裝設計師只畫圖,不織衣,如何織出他想像中的衣服,全憑廖太太本事。「美感本身很微妙,有些衣服看來類似,穿起來感覺卻不一樣」,廖太太說:「Wellmore品牌的衣服有胸線,看起來俏挺,穿起來合身,因此許多人喜歡。」 她接著說,她常常看著設計師畫出來的圖,思索著如何表達他所想要的型態與感覺,一件衣服織了又拆,改了又改是常事,但也有順手的時候。「有一回,真是福至心靈,」廖太太興奮地說,「設計師為一位選美皇后設計衣服,為了顯露小姐優美的腰線,特地設計一件中圍露出一個菱形大洞的禮服。我整天就想著那個菱形的大洞,後來坐在機器前,動手織起來,手氣竟是出奇地順,從頭到尾,沒有改過一針。」不久,她從電視上看到那位美國小姐穿著那件禮服亮相,真是漂亮,事後顧客也打電話來,說她對那件衣服滿意極了,讓廖太太覺得很驕傲。 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意興風發,亞洲移民一波波地湧進,商店一家家地開,房價也跟著節節上漲,街頭上,都聽得有人用台灣話交談,放眼望去,到處可見中文和韓文的招牌。廖國仲的事業也隨著法拉盛的興盛而發達,他在緬街旁的楓樹街(Maple Street)蓋了一片廠房,員工多達兩百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高達六、七百萬美金,同時也做些房地產投資。「美國是一個移民者的天堂」,這話雖然誇張,但對吃苦奮鬥的廖國仲來說,卻也不差。 善事一牛車 廖國仲的名字出了紐約,鮮少人知,但在紐約的台美社區裡,卻幾乎無人不曉。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他非常低調,曾經幫助過許多人,卻不願為人知。」「他不掛名任職,只在幕後出錢。」「他不過問社團的事,但只要是台灣人的活動,就大力捐助。」當然,還有人尊他是法拉盛台美人的開山祖之一。 與紐約台灣會館有淵源的人都知道,台灣會館從當初購買、整建,到後來的兩度「救會館」,廖國仲都是出錢最力的人之一。熱心台灣人運動的人也說,早期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紐約,廖國仲總是二話不說,就予支持,即使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他的針織事業已結束,卻也仍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連任兩年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長同時也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召集人的李正三因此特別訂製了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字句,頒給廖國仲。李正三說,廖國仲贊助台灣人運動,不是一日或一時,而是三十年不間斷,舉個例子說,彭明敏自1970年逃亡到美國,一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返台,二十三年間,廖國仲對彭先生精神與物質的關懷不曾中止;1996年,彭明敏在台灣競選總統時,廖國仲還特地擱置美國的事業,回台一年,當彭明敏競選辦公室的主任,他為人的重情義,可見一斑。 另一位曾經密切參與「海外組織」的同鄉說,當年「海外組織」為了遷黨回台,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企圖闖關回台,坐著飛機在美國、日本、台灣、香港、馬尼拉等地到處繞,廖國仲一直跟在身邊,就是負責財務事。許信良在美國流亡多年,許太太每個月都定時收到一位「善心者」寄去的生活費,這個「善心者」是誰?接近許信良的人,心裡都明白。 從事台灣人運動多年的黃再添說:「廖國仲慷慨解囊的行為有如現代的孟嘗君,但他本身從不宣揚。」他接著又說,台灣人裡就是有這種幕後大力出錢,卻不吭聲也不掛名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挺身做運動,就有人暗中支助,這就是台灣人運動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而廖國仲就是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之中的佼佼者。 廖國仲本人不提這些事,他只說,三十幾年前,他在台北時,眼見同鄉好友林中禮、林水泉在青春時就為台灣的民主坐牢,後來又看到風光一時的彭明敏教授為了台灣的前途坐監受禁,彭宅由昔日的門庭若市變到後來的門可羅雀,世態的炎涼使他深切地感到這些人為了台灣的前途,實在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他接著說,到美國後,他埋頭做生意,事業發展得很順利,可是每一想到那些冒著牢獄危險為台灣打拼的人,就覺得「即使借錢, 也要支援他們」,因此,他贊助過許多當年路過紐約的黨外人士們,心裡卻不曾期待有所回饋。他說:「有些同鄉對民進黨的一些人感到失望,覺得他們在美國時很親切,但一回到台灣,便變得遙不可及。其實,政治人物們在台灣都很忙,我不會去拜訪他們,所以不會失望。」不過,想了想,他又說:「如果我回台灣,我想我會去看林義雄先生。」 老猴畫漫畫 在紐約經營了二十七年的針織生意,由於這項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加上本身的健康情況不好,所以廖國仲在一次重病入院從生死邊緣拾回生命後,決定結束針織事業,做些自己想作的事情。 他說,大病一場後,他關 掉針織廠,和太太倆人相偕回台灣,看看從前住過的地方,見見久違的親朋故友,覺得很快樂,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夠走出死蔭幽谷,才能親眼看到民進黨執政,實現自己三、四十年來的願望。他也因此在2000年首度出任公職,擔任紐約地區的僑務委員。他說,就任以來,已經兩度回台參加僑務委員會議,並且和其他僑務委員幾度拜訪紐約中華公所,與傳統僑社作良性溝通,效果很好,希望今後能多做些服務僑民,連繫僑民與政府間的工作。 畫圖與關心台灣是他天生的兩個細胞,所以目前他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畫政治漫畫。他出生猴年,自己取個「老猴」的筆名,畫了不少反映台灣政治社會現象的漫畫。他勾勒人物傳神,幾個主角如李登輝、連戰、蕭萬長等,都能掌握人物的特點,讓人看了起會心的微笑;他漫畫的內容帶著幾分幽默,幾分諷刺,此外,還有濃郁的台灣心。藉著漫畫,他發抒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與對故鄉的情懷,作品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外,還自印成冊,與親朋共分享。 在法拉盛住了三十幾年,廖國仲覺得生活在此十分自在,站在緬街街頭,望著穿梭如織的車輛與熙來攘往的行人,他很高興地說:「住在這裡很方便呢!在廚房下鍋燒開水,再出去買豆腐,回來都來得及煮。想吃東西,只要走出去,大菜小吃,應有盡有。」 法拉盛畢竟是他這一生中居住最長久的地方,她曾經帶給他希望與財富,他也曾經望著她成長與發達。從雲林、台北到紐約,廖國仲一直認真地走這人生的路,一步一腳印,每個停點都是他的故鄉,每個故鄉都是他情感的所在,在人生的旅途中,他的事業或許有改變,但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卻永不移。

陳瑞斌 鋼琴家的故事

「以前台灣駐外單位不太重視台灣音樂家,我到國際比賽、表演時,僅有當時的駐歐代表魏武煉、駐日代表許水德曾主動提供協助、關心。」但之後,隨著台灣政府、駐外單位對於台灣音樂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重視,海外這些「台灣之光」也逐漸廣為人知、受到支持,陳瑞斌對此也樂見其成。 「台灣的音樂家,幾乎全靠『個人努力』;因此,在台灣這樣的人口比率中,能出現目前這些國際知名音樂家,算是很難能可貴。」除個人天賦外,同樣也對音樂下足功夫的陳瑞斌,也期望下代學習音樂的台灣人,能更團結、獲得更順利的音樂道路。 「我希望兩個人(台灣音樂家)在一起不止『5 + 5』,而是『5 X 5』,也期望各行各業、海內外的台灣人能將格局放大、放眼全世界。」摒棄經紀公司商業考量,以純粹藝術交流為主的陳瑞斌,衷心期望台灣音樂家能團結、合作,共同將台灣音樂、文化帶到世界的舞台。 多場世界巡迴演出 「若能以音樂得到主流認同,將是(台灣)很好的機會。」身為「首位受邀到東歐參與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陳瑞斌帶著精湛琴藝到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多國表演,獲得廣泛迴響。 「我到處表演,主因是讓主流瞭解台灣、讓接觸者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藝術家』,而這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陳瑞斌則舉行多場「巡迴世界」的演出,琴聲遍傳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 「台灣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籌碼。」同時,陳瑞斌選擇代表台灣文化、形容台灣的音樂作品「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Ballde)等曲目進行編曲,並以推廣台灣文化為目標。 其中,「福爾摩沙敘事曲」為台灣作曲家黃惠鈴作品,涵蓋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台灣人音樂元素,而身兼「高雄文化大使」、「台南榮譽市民」的陳瑞斌將改編「愛河暢想曲」成為「鋼琴獨奏版」,並於1月27日在台灣高雄、台南等地巡迴演出,屆時將「以10指彈出多部樂團之聲,展現台灣人多元的特色」。 「音樂可接觸(touch)人的心,也將使從未接觸過台灣、到過台灣的外國人瞭解台灣。」成功以音樂交流為管道,締造「音樂外交」的陳瑞斌,已逐步將台灣之名帶到世界。 「爸媽都從事跟音樂相關的工作,也讓我跟弟弟、妹妹從小就練習鋼琴。」陳瑞斌的父親陳振德是台南永康人,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當了老師,也在教書期間帶過合唱團,母親張惠美則在家中教授「家庭鋼琴」,上門求學的學生不斷。 「我有記憶時,就在鋼琴上了。」陳瑞斌從5歲開始練琴,6歲時就提早入學,隨即參加生平首場正式比賽「台灣全國鋼琴比賽」。 「我還記得彈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那次,陳瑞斌得到第3名,從此開啟他「參加無數次鋼琴比賽、獲獎連連」的國小生涯。 「現在只有我,走過頭了。」除了陳瑞斌走在「音樂專業」的路上外,唸過音樂班的弟弟、妹妹則在學校畢業後,紛紛如父所願從事教職;其中,小2歲的弟弟瑞賢在跟隨陳瑞斌的腳步到奧地利留學、主修中提琴,而差3歲的妹妹彥竹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波士頓攻讀音樂碩士。 三手鋼琴  造就天才 「當初為了最小的弟弟要練琴,爸爸從留學日本的醫師手上,轉手買了那台『從日本買的二手琴』。」幾年後,那台象牙鍵盤的「三手琴」就成為陳瑞斌的「練習伙伴」,讓小小年紀的他得以參加多次鋼琴比賽,抱回無數獎座、獎牌。 「我『半年』學一次鋼琴,因為叔叔半年才回台南一次,其他時間都是『土法煉鋼』。」陳瑞斌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那位畢業於藝術專門學校「最小的叔叔」陳振明,也讓陳瑞斌每半年接受一次專業的鋼琴指導。 「平時,爸爸則要求我每天練琴,還要將練習的琴聲錄起來,好讓他回家後檢查。」也因此造就陳瑞斌「邊看無聲電視、邊練琴」的功力,並以天賦與努力在鋼琴比賽中過關斬將。 「那時,因為台灣有兵役限制,一定要有『證明』,政府才會發予學生護照。」陳瑞斌在12歲那年參加國家「天才兒童」考試、幸運過關,並獲取公費留學的機會。 隻身赴歐洲留學 1981年,13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正式生」;而在15歲、弟弟瑞賢也到奧地利唸書之前,陳瑞斌都是獨自生活、練琴,造就他「小小年紀便獨立自主」的本事。 「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3到4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3個月才能收到。」因當年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與家人無法緊密聯繫的陳瑞斌除隻身唸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外,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人的演唱。 「除非中央社發新聞回台灣,不然家人鮮少得知我何時比賽、得了什麼獎。」除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外,也因駐外單位少、魚雁往返不易,使得陳瑞斌的家人後來「習慣」從報紙上得知他的近況。 16歲獲國際大獎 曾獲得多座國際大賽獎項的陳瑞斌,首座國際大獎是「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國際鋼琴大賽獎」,從此開始他「越飛越遠」、參加更多國際大賽的大學生涯。 「8年制的大學生活裡,我獲得18座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Beethoven)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史特瑞沙(Stresa)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第20屆貝里尼(Bellini)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獎、義大利羅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美國國際Gina Bachauer鋼琴大賽獎、法國A. Roussel獎、以色列魯賓斯坦(Rubinstein)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同時,陳瑞斌也以「第一名」特優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並獲得「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文憑。 「1992年,將近10年沒回台灣的我,因為一通總統府的電話邀約,才再度踏上暌違已久的故鄉台灣。」當時,陳瑞斌的音樂成績非凡,不僅獲得國際注目,也獲得當時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欣賞,特地邀請他參與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的演出。 文/ 陳美伶

楊信 白手起家的故事

這是一個典型勵志、白手起家的故事。 彰化埔心鄉下的窮孩子楊信(Jackson Yang),從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木珠坐墊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小小的垃圾桶更讓事業到顛峰。簡單不過的家庭日常用品奠定了事業版圖,楊信卻依然保有台灣農村孩子的純真和羞澀,對自己被稱為「台商創業楷模」,楊信搔搔頭,露出害羞、靦腆笑容說,其實是「小兵立大功」。 只要努力 美國錢淹膝蓋 「人家說『台灣錢淹腳目』,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錢,才是真的淹腳目,市場潛力無窮大,只要努力,到處是機會,淹到膝蓋都有可能。」 站在托倫斯(Torrance)市面積16萬呎的「Seville Classics」倉庫裡,看著起重機來回穿梭的楊信,認為自己從1986年至今將近20年的「美國經驗」,是「事業第二春」。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是為了子女教育舉家遷移,想辦身分而成立公司,現在已經成為橫跨美、亞、歐三洲的集團,包括副總統呂秀蓮、星雲法師、前駐美代表程建人等台灣首長都曾經到Seville Classics參訪。 對楊信來說,到美國的發展是「無心插柳」。「1984年暑假,我和太太帶著孩子到美國渡假,沒想到孩子們對美國印象大好,覺得這裡簡直是天堂,就不想回台灣了。」楊信和太太柯巧玲,因為不想讓孩子承受台灣升學壓力,決定由柯巧玲先帶著5個孩子赴美,楊信則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內(人)在美(國)」,過了兩年空中飛人的生活,1986年到美國來和家人會合。 兩個小兵立大功  當時在台灣以經營國際貿易闖出一番天地的楊信到美國來,因為環境和台灣完全不同,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後來覺得買東西進美國,賣給當地市場的貿易應該蠻有作為,決定拿台灣做貿易的經驗,試著在美國創業。「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應該賣什麼呢?」楊信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週末到跳蚤市場擺地攤了解美國市場及消費者口味,每一、兩個月到台灣、中國挑東西進美國賣,東試試,西嘗嘗,時機終於來臨。 楊信說,有一次回台灣,他發現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座位上都有一個木珠坐墊,忽然靈光一現!「我想,美國什麼沒有,就是車多,但是卻沒有類似的產品,應該很不錯!」念頭一起,楊信心一橫,買了2,000個木珠坐墊,付了10,000元美金,帶回美國交給負責業務的老美,卻被澆了一頭冷水。 「老美業務跟我說,楊先生,這是你們老中的東西啦,美國人不愛的!我就想,那不行呀,我東西都買了,怎麼辦?」不信邪的楊信決定再出去擺地攤,並以自己作為「真人實證」,以「涼爽」、「按摩」為兩大功用推銷,「沒想到一個周末下來,竟然賣得很好,一天幾十條沒問題,原本5塊美金成本的坐墊,我可以叫價到15美元!」楊信後來跟老美業務說起大賣的情形,「他也很驚訝,就說,好吧,那我去試試看。」 楊信把坐墊取了個「舒適珠」(Comfortbeads)的名字,設計精美硬紙盒作包裝,貼上舒適珠擺在車墊上的圖片,寫明功能,定價12.99美元。老美業務也爭取到東岸一家20間連鎖居家生活用品店「上架兩星期」的試用期。 「東西送出去之後,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在美國的第一次出擊能成功。」上架一個星期之後,楊信就接到客戶的電話,希望能夠立刻補貨,並且訂下長期訂單,「因為賣得太好了,連他們都覺得意外。」楊信放下電話,立刻買了張到中國的機票,尋找合作工廠。 這個「舒適珠」,三年內在全美國賣了1,000萬條,讓楊信賺進到美國後的第一筆錢,奠定事業基礎。 1997年,楊信在日本一家頂級日用品百貨店見到荷蘭公司出產的腳踏板不銹鋼垃圾桶,將他的事業推向高峰。 垃圾桶,大部分人覺得基本、簡單到再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楊信眼裡卻是無窮的希望。他將歐洲生產的頂級、昂貴不銹鋼垃圾桶拿到台灣生產,降低成本;將原本是大師級的設計品普及到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的價格範圍,打入美國市場;加上大兒子發揚光大,將垃圾桶當藝術品包裝,設計成各種不同的造型,配合近年來興起的極簡時尚風,短短4年間年營業額達到一年5,000萬美元。 現在,Seville已經是美國不銹鋼垃圾桶的領導品牌,也是多家大型連鎖賣場的上游廠商,包括好市多(Costco)、標的百貨(Target)、Bed Bath & Beyond、山姆俱樂部(Sam’ s Club)、沃爾瑪(Walmart)都是主要買家。 楊信透露,美國家庭裡的不銹鋼垃圾桶,有80%以上,都是從這裡出去的,桶子上都有「Seville」的招牌。 從不銹鋼垃圾桶延伸,楊信看好金屬展示架市場,全力衝刺,成為這幾年的發展主力。他說,這個每層可以承受300磅的金屬架簡單組裝、堅固耐用,無論是家庭、學校、辦公室,處處都用得上,「民生必需品,或許聽起來不太起眼,卻可以像滑水的鴨子,慢慢游,遠遠游。」 目前,金屬展示架每個星期要進30個貨櫃,銷售量每個月都還在增加,市場佔有率,大約是全美的50%。 不計成本 根留台灣 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經由電視新聞的畫面,人在洛杉磯的楊信感同身受,決定為自己的故鄉做些事。不在乎要多花5-10%的成本,楊信將在中國的不銹鋼垃圾桶生產線移回台灣,響應政府「根留台灣」,2002年5月開始實施的「006688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擴大案」之後,在彰濱工業區、台南工業區都設有工廠,「我們現在所有的不銹鋼垃圾桶都是從台灣坐船來的,一個星期大約有100個貨櫃,百分百的『made in Taiwan』。」 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家庭的財力支持,楊信從一個得吃地瓜便當、赤腳趴趴走的鄉下小孩,成為今天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老闆。 1944年出生在彰化埔心鄉下的楊信,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那時候真的窮得不得了,故事講起來,家裡小孩都不相信,覺得我在編故事。」 楊信說,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物資缺乏的年代,農村裡的情況更糟糕,窮到連唸書的錢都沒有,每學期開學前,他就見母親到處借錢,讓小孩交學費,等一年兩季的稻米收割,留下一點點白米,其他的全都拿去賣錢,才能還清借款。「所以,雖然家裡種田,每次中午吃便當,卻是我最難為情的時候,別人打開盒蓋是白米,我的便當裡卻都是地瓜。」 父親在49歲過世時,楊信還是個孩子,靠著母親種田,將兄弟姐妹拉拔長大。回憶起父親過世,楊信仍滿是惆悵。他說,那時候太窮了,連醫生都請不起,所以也不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因,只記得父親在臨終前,小楊信曾經跑去問爸爸想要吃什麼,大楊信眼眶濕濕地說,「我父親告訴我,『好想吃蘋果』。」 初中畢業後,楊信想要趕快減輕母親的負擔,高中唸了一學期,就跑到台北和同鄉學起「作生意」。「我從一人小公司開始,租了個只有三、四張榻榻米大的辦公室,沒有電話,只有一張桌子。」楊信以國際貿易為目標,搭上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潮流,直到42歲時移民美國。 跨足金融界 分享秘笈 國際貿易起家的楊信,近來也逐漸跨足到不同領域。11月中在南加州羅蘭崗開幕的「大通銀行」,是楊信進軍金融界的第一步。被推舉為董事長的楊信說,其實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幫助更多年輕人。 「看見最近幾年華資銀行紛紛被大集團併購,實在是蠻可惜的,從銀行出發,我覺得是個對社區很好的回饋。」 他認為,在金融往來的過程中,可以和企業界的年輕華裔接觸,除了可以優惠的貸款幫助這些有心創業的小夥子,也可以將我們滿身的『武林秘笈』傳授給他們,讓台美人可以在美國新大陸,真正落地生根,實現美國夢。」 楊信的「兩個夢想」 楊信說,他現在有兩個夢想,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回饋南加社區。 第一代台灣移民在兒女逐漸成家立業之後,也漸漸進入退休年紀,楊信希望建一個全方位的銀髮族社區,從生活各個面向及專業的醫療照護,可以串串門子、結伴旅遊,一起以愉快的心情,享受生活。 另外,受了吳尊賢的《人生七十》、《人生八十》兩本書的影響,楊信覺得能夠留給子孫的智慧和人生體驗,遠比有形的金錢珍貴,所以他計畫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協會」,協助有意在美國創業的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並且收集在美國起家的台灣移民的成功故事,集結成冊,成為無價的紀錄,讓後代子子孫孫,都可以記得好久以前,爺爺奶奶們到美國來的點滴。(朱乙真)

鄭炳全

母校就在卡崔娜風災靠墨西哥灣的密西西比大學,鄭炳全比其它台美人對災情感到更憂心,他一本正經地說,「當年讀書的獎學金就是來自那裡的鴉片及大麻」,有沒有搞錯? 他忙著解釋,紐奧良平常是避寒的旅遊勝地,每年或多或少都有颱風,這次五級颶風實在太厲害,還好朋友說母校應該沒事,27歲時讀書,連續7年,曾在如今淹水的沼澤區採集植物標本,那邊有很多蛇;他回憶著,密西西比大學有個很好的生葯學系,其中散佈五個農場,專門種植鴉片及大麻,系裡有世界各國20個研究生,當時糊里糊塗申請就來了,才發現主要功課是觀察世界各國的鴉片在美國生長的情形,因為在台灣對植物的熟悉,結果被教授指定做植物標本,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當年獎學金真的就是靠鴉片與大麻賺來的。 為什麼會那麼喜歡「拈花惹草」?他說,老家就很多花花草草,其實原本對建築有興趣,但因為身體關係,在媽媽勸說下,就和舅舅一樣,選擇北醫葯劑系就讀,北醫成立1960年,大學入學是1962年,當初四週都是稻田,而且沒有設備,學葯用植物的書也少得可憐,只好鼓勵自己有陽光就可以做研究,跟了恩師那琦教授到處去研究,為此畢業被學校留任,他還寫了一本「生葯學實驗教程」,詳述自然葯物抽取的技術,奠定北醫葯學基礎。 大學畢業後,當初很懷疑自己個性如此活潑,有能耐可以成為科學家嗎? 所以決定試探自己,結果他真的留在學校,進駐實驗室,整天與實驗為伍,晚上就睡在實驗桌,連續18個月,就為了証明自己應該是適合科學之路。 鄭炳全,出生於台灣嘉義市,生於1942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葯劑系,中國文化大學葯用植物學碩士,密西西比大學生葯學碩士及博士,曾任教師講師、副教授及美國太平洋時報社長,曾以筆名如流和佛蘭克林,寫著文章,散見國內外報章雜誌。 擁有獨一無二完美駝背 相對於一般人對殘疾避諱的態度,鄭炳全相當的健康侃侃而談,他解釋,當時美軍空炸嘉義,結果附近有個糖廠,美軍都以為那是軍事基地,炸個沒完,只好疏散到鄉下,當時生存條件不好,在 2歲半得到小兒麻痺症,左腳肌肉萎縮,脊椎嚴重側彎,1歲之前罹患就不會有事,但3歲之後就可能不會走路,還好自己還能來去自如,他樂觀地分析著,媽媽在入學時為此還把他改名鄭炳全,就是希望他能事事周全,很幸運地是在學校因為個性很開朗,所以朋友很多,不但沒有被欺負,反而人緣最好,還有膽嗆聲誰敢欺侮他;他總是樂觀精神面對,絕大部分也不認為自己有殘障,他認為老天是公平的,因為自己的殘缺,結果得到很多的愛。 當時在實驗室可是很多機會,有很多漂亮美眉,不過老婆王以台對我最好,太太到現在都不嫌棄我,唯獨會常管我。生下獨子,過了這麼多年,又有孫子,我太幸福了。」鄭炳全心滿意足地笑著,當年來美國後才魚雁往返並論及婚嫁,他拿了碩士之後就迫不及待回台結婚,夫人就是小學妹,當時鄭炳全是講師,也算是師生戀,王以台功課特別好又到實驗室常幫忙,夫人對他特別情有所鍾,鄭炳全得意地說著,未來他著手要寫一本回憶錄完美的駝背,記錄自己殘而不障的心路過程。 無心插柳柳成蔭  向台灣進口葯業挑戰成功 鄭炳全開玩笑認為,自己還好身體有些限制轉而酷愛文藝,否則太帥了,恐怕很難安份守己;因為父親在嘉義有個國樂社,參加了70年,受到長輩的薰陶,北醫頭兩年他很愛玩,一手創辦了「杏聲合唱團」(Sing Song),當時是因為他優美的歌喉,同學起哄成立,結果該合唱團不但是北醫第一個學生社團,沒想到而後越來越壯大,培養學醫者對音樂的興趣,至今仍常常奪得全台合唱冠軍。 另一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可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拿到博士之後回去北醫教書,又被新竹聯合研究所當顧問,他主張醫葯分業,那裡的主任問及台灣是否可能自製治葯工業? 是1977年,班上有70個學生,當時他做個調查,學生們都想當業務員去賣葯,不願做研究或呆在葯局裡;原來當年台灣是進口葯,賣葯是收回扣高利潤的肥缺;所以他帶著20多個學生做調查,把葯品原料及加工或成品的資料,去跟?生署及國外資料核對,整理出了3本書,其中一本名為進口葯品總覽,沒想到就此掀起滔天大浪,因為他把各進口廠商葯品的數量及價格全都曝了光, 所以10家進口商出了1百萬收買法院告這本書,當時共同出版人張博夫代打,他則又被美國聘回到學校研究。 這對鄭炳全人生有很大影響,因為他把研究放一邊,就開始研究美國葯業,認為沒道理,在美國只要在REDBOOK就可以查出來的葯品價格,台灣的進口商卻以高出10倍至20倍價格在賣,當時又沒有健保,難怪常常有個家人生場病,就會弄到傾家當產,還得賣女兒去酒家償病債;他開始在報紙上公開提倡進口葯品不應獨家壟斷,公開向媒體疾呼;全台灣一年之內有5百篇討論這件事,因為消費者都被曚在鼓裡,後來進口商只好屈服,同意以3倍半價錢批發, 無形中降低社會大眾的醫葯負擔。心裡很開心,而且首次感受到向保守社會挑戰成功。 第一任太平洋日報社長及專欄作家 因為加州是第一州開放給外國人考葯劑師,鄭炳全決定搬來加州,但考過後,租了房子只剩下180元,太太是到UCLA當病理檢驗師,因為朋友開葯局需要有人管理,80年代就在阿罕布拉開了個葯局維生,到現在26年了。 很多人都覺得博士來開葯局很可惜,雖然曾經有點後悔,但他喜歡這裡台美人多,他決定把所知見聞寫成書,能把葯物知識傳給台美人就很開心。 對台灣政治啟蒙,源自228事件,當時鄭炳全只有5歲左右,印象卻很深刻,看到國民黨阿兵哥一排在街口對空鳴槍,喊著不可以出來,開始要捉人,父親有許多朋友是嘉義的菁英份子都被連累或死或關,父親自此就警戒要有耳無嘴,但從以前就感到全嘉義市都始終不屈服高壓統治,但較深地感觸是到密西西比大學, 當時有40多位台灣來的留學生,大家慢慢敢秀出自己政治立場而開始分隔; 來到洛杉磯,當初就接觸很多台灣移民,當時有個亞洲商報,孫慶餘任主編,因為登了廣告而結緣,偶而還發表文章, 但因為陳鼓應事件加上許多報紙如雨後春筍冒出,亞洲商報就結業;他提及,「幾個同鄉是再聽到陳永興醫師演講, 一人一萬元辦自己的報紙,我就跟著去報名,後來發現聰明的都不願掛名,笨笨的我就莫名奇妙地被推為掛名社長,當時為堅持不能放中華民國日期還去溝通良久。原以為能列入黑名單,會覺得成為烈士很光榮,結果竟然沒有,真是可惜。」 原來當初國民黨政府已經要開放報禁,當時第一年就有2千個訂戶,維持至今,直到現在9月底要慶祝1千期,這也是鄭炳全人生一大樂事。前後9年在太平洋日報、台灣公論報、與新亞週末固定都寫專欄,介紹生活中必備的醫葯常識,針對葯品的觀念,新療法等分別介紹,並從葯師生活點滴中,表達對大自然的哲學,幾本著作回到台灣銷售,賣得不錯也算是暢銷作家。現在正在忙的是由台美人筆會辦台美文藝,一年出一本散文與小說。 他總是對台灣一直抱持樂觀,台灣不會沉下去,從農業獨裁社會到高科技民主社會,是需要時間,他希望大家再給台灣多一點時間。(林蓮華)

1991年海霸王事件 郭正光用計全身而退(陳如媜)

80年代末期,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獨盟人物,前仆後繼闖關回台,形成一股浪潮,他們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被關,一連串可歌可泣的事蹟,造就了後來的台灣民主。 其中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在1989年闖關成功的故事,最為轟動,至今猶被津津樂道,郭倍宏並在公開助選後安全返美,給國民黨政府重重甩了一個大巴掌。 當時(1989年11月22日),郭倍宏現身於盧修一和周慧瑛在中和縣體育場,聯合舉辦的選舉造勢晚會,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演講後大批警察一湧而上準備抓他,此時全場燈光突滅,待燈光再亮時,現場數千人都戴起寫有「黑名單」的面具,郭倍宏也在全場「黑名單」掩護下,順利脫身。 1991年10月20日的海霸王事件,同樣驚心動魄,那年8月返台的郭倍宏,和已潛回台灣發展組織一年的李應元相繼被捕,對獨盟士氣造成不小的打擊,但當時闖關目的就是要抗議黑名單、突顯其荒謬,獨盟同志都有被抓的心理準備,原先計畫10月要在台灣本部成立大會的決議不變,仍照常舉行,政府也佈下天羅地網要捉拿這些台獨要犯,美國回去的王康陸當場被抓,休士頓的郭正光則幸運全身而退。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建立電腦自動警示系統,將黑名單資料全部存檔,只要輸入生年月日,就會出現中英文姓名,入境時便會被海關請入小房間盤查,縱使改名也能查到,闖關變得非常困難,從1990年起再也無人成功,郭倍宏就是如此在機場被認出,並被關進土城看守所。 郭正光是任職於休士頓太空中心NASA的科學家,也是郭倍宏任美國台獨聯盟主席、李應元為副主席時的中常委兼文宣部主委,他向來足智多謀,善於文筆,白天上班,晚上致力獨盟工作,並為《公論報》專欄寫文章,宣揚台獨理念。 為了突破封鎖闖關返台,郭正光殫心竭慮日夜苦思,終於想出一條妙計:用新的身分申請新的美國護照。他不僅改名換姓,還改頭換面,留起鬍子改變容貌,同時變更生辰日期,用新的中文名:陳中明、英文名Michael Chen去申請新護照,順利拿到新護照後,為避開休士頓當地,還特地飛到洛杉磯台灣使館去辦台灣簽證,當一切就緒,想到終於可以見到因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鄉、15年不見的父母與家人,忍不住心情激動熱淚盈眶。 郭正光新護照照片(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本來面目(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提早於9月30日返台,先秘密與家人相見,後赴台中拜訪陳婉真等人,並吸收新同志拓展組織,名歌手王明哲就在那時加入,郭正光甚至還接受《自立晚報》記者專訪,宣揚海外黑名單人士如飛蛾撲火般闖關回台,無懼生死、不怕坐牢的勇氣與信念,要讓國民黨政權知道,黑名單政策關不住海外台灣人的思想,也阻止不了他們的決心。 10月19日,獨盟成立大會前一天,郭正光已闖關回台,並將出席大會的消息在各大媒體曝光,他成為全國通緝要犯,大鬍子照片登上所有媒體頭版;20日在海霸王餐廳舉行的成立大會,風聲鶴唳、氣氛緊張,郭正光的座車在外面繞了幾圈,看到每個出入口都有許多警察和便衣情治人員站崗,先行下車勘查的同志也回報「今天天氣很壞」,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聯絡暗語,意思是指「有危險、最好不要出現」,但後來聽到王康陸秘書長已進場,郭正光決定跟進、不退縮,他朗笑吟誦古詩「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然後從容進場。但在門口卻未遭到阻攔盤問,原來當天他已經剃掉鬍子,戴上假髮並塗黑面容,貌似印度人,與報上照片完全不同,因此瞞過警方耳目。 郭正光走進會場,受到全場如雷的掌聲歡迎,大家爭相與他握手拍肩,他上台後,摘掉假髮露出面目,群眾更是又笑又叫、拍手叫絕,正當他要開口致詞時,台下一陣騷動,只聽到「警察來了!警察來了!」,數百個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衝進場內,郭正光立刻躲進廁所更衣,在警察的敲門聲中,他戴著廚房員工的三角帽出現,冒稱是餐廳員工,就此逃過警方追捕,此時與會者,被警察和特務團團包圍,警方拿著王康陸和郭正光的照片比對,王康陸很快就被認出,被捕時還滿面笑容,郭正光則幸運逃過,警方甚至翻開天花板找尋他的蹤跡,但因他刮掉鬍子,改變容貌,竟成為「漏網之魚」。 不過,後來警方反覆重播現場錄影帶檢視,總算找到郭正光的真實樣貌,第二天他在機場出境時被攔下,被帶到調查局審問了7、8個鐘頭,調查局並將他的護照,送到美國在台協會(AIT)查詢是否假護照,經AIT證明是合法護照,AIT並告知調查局說他並未犯法,調查局無權拘捕美國公民,最後當局只好以「不受歡迎人物」的名義將他驅逐出境;在送往機場的路上,調查局人員的態度完全兩樣,私下向他訴苦說昨日被他逃走,長官大發雷霆,害他們看了一晚的錄影帶,才找出他的真面目,郭正光這才知道調查局早已混入台獨組織,當天得以進入海霸王錄影蒐證。 後來調查局仍不死心,通報美國國務院,誣指郭正光是「恐怖份子」,郭正光回美後,國務院曾派一位聯邦調查局女性幹員,到他工作的太空中心約談,問他台獨聯盟為何種組織,郭正光告訴對方,台獨聯盟成員多數擁有美國各大名校博士、碩士學歷,追求的是台灣的自由民主獨立,郭正光反問對方,到底她覺得台獨聯盟是非法恐怖組織,還是台灣的那個政權有問題?對方一笑離開,此後他也不再受到質疑。 這段真實歷史,恍若007電影般高潮不斷、精彩刺激,郭正光曾在2015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演講中追溯,當時全場起立向他致敬,個人直到去年方有機會與他訪談,對談中發現他為人謙虛,總不忘提到別人的好;他說,其實那天還有兩位同志在場:芝加哥的林明哲和紐約的陳榮芳,因事前他們的名字並未曝光,所以不在搜捕名單內,他們和王康陸共3人先飛到菲律賓,從當地搭船出海,再在公海換台灣漁船,自宜蘭偷渡上岸,過程比闖關更辛苦。 郭正光雖謙稱自己很「幸運」,不過從他事前周詳縝密的計畫,更換新護照、變裝易容,到大膽闖關、臨危不亂,可知絕非靠「幸運」兩個字達成,而是要有高度的智慧與謀略,才能完成任務。 郭正光也很幽默,他形容闖關成功回台灣,就好像安打上一壘;走進海霸王大門沒被攔下,好比盜壘成功;驚險逃離海霸王,就如安全上三壘;可惜最後在機場,遭到本壘前封殺,幸虧最終結果有驚無險。他笑稱,別人都是「非法」闖關,自己可是拿合法證件、「合法闖關」的第一人,當時追捕他的消息,連上全國包括電視與報紙媒體頭條新聞3天,老爸還驕傲的向友人炫耀「我兒子比李登輝還出名」。 詢及面對危險關頭,害不害怕?郭正光表示,加入獨盟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盟友同志都不怕被抓,認為被抓是光榮,像王康陸被捕,面露笑容慷慨赴義,就非常令人敬佩;郭正光表示,自己走進海霸王時也同樣豪情萬丈,當下心情正如荊軻刺秦的寫照:「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回顧過去,台獨鬥士莫不智勇雙全,若沒有他們的犧牲奮鬥,就沒有今天的台灣,他們的故事將千古流傳,值得在史書留下一筆,特此為之記。(資深媒體工作者)民報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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