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九月 19, 2018

台美人物

施興國 與台加文化中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婚後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們本著溫和敦厚的心,長期奉獻社區,後來更與熱心鄉親共創台加文化協會﹝TCCS,簡稱「台加」註一﹞,服務九十年代小留學生風潮盛行時,大批移居溫哥華的台灣新移民。 「台加」在眾人的努力下,如今會員多達三千戶,而且擁有自資興建的「台灣文化中心」,每年舉辦逾五百場的活動,堪稱海外最蓬勃的一個台僑中心。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節目長達兩夜三天,更是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台加』的成功,是許多力量的結合。」施興國說:「好比建築聖殿,需要許多石頭奠基一樣,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塊罷了。」 「建築聖殿的石頭是活的。」廖純如說:「我因為長期投入『台加』,不斷成長,生命亦因此而豐富。」 八角亭的孩子 施興國生長在崙背鄉與二崙鄉交界的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村民都務農。 他笑著說:「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校開學或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過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就一起結伴走路上學。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經在上課。我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了大半天,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他繼續說:「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掝著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到我家前,必須經過一條大水溝,鬧過鬼。冬天天黑得早,又沒路燈,兩旁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我每次走到那裡,就心裡發毛,嚇得一路跑回家。」 施興國是九個孩子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及打零工維生。他說:「父母都很忙,沒有時間管我們,上不上學都無所謂。有時老師看不到整村的孩子,會到村裡找學生。」 這樣的環境,居然也出了個留美博士,有些難以相信。「不是一個,是兩個。」興國說:「我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大恩人。我唸小學四年級時,導師劉志芳作家庭訪問,看到我家的情形,就對我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我和弟弟住到他家,他願照顧我們。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我和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與弟弟一直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他在老師教導下,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然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大學唸成大化學系,一路平順地走出來。他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兩年,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獎學金,於一九六八年秋天赴美留學。 許多年後,他緬懷地說:「劉老師是一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為人很熱誠。當年弟弟年紀小,老師還收他當養子。劉老師在台灣生活三、四十年,始終沒有成家,一直到兩岸開通後,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世間就有這樣好的人,而我和弟弟竟得到這麼好的人的照顧,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是二崙鄉一個醫生的女兒,原本有著快樂的童年,不幸在她五歲時,父親突然以匪諜罪名被捕,從此一家生活在憂慮與被歧視的陰影中。 她說,她的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二崙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的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且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父親很有愛心。」她繼續說:「他眼見當時農村的相當貧困,許多鄉下人生了病,不敢看醫生,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共同成立健保組織。每家一年繳費二十元,可全年看病免費,並自農會領取藥物,可說是現在的醫療健保。沒想到因此引起政府的疑忌,所有相關人員皆被冠以匪諜的罪名,集體被捕。」 時為一九五一年,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純如說:「初審結果,父親被判七年。鄉人非常憤慨,集體陳情。二審判決,刑期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十五年。這對受難者及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純如在成長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她回憶說:「我唸小學時,爸爸在景美的古坑監獄服刑。從二崙到古坑,是段迢遠勞頓的路途。媽媽每次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去探監,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大家一早起來,自二崙搭乘客運到西螺,再轉車到斗南,然後搭火車到台北,再坐三輪車到親戚家。借宿一夜後,一行人清晨搭著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經過重重關卡,媽媽不斷分送東西給警衛和獄卒。等見到爸爸時,帶去的東西已經剩下無幾。至今,我每想起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食物的情景,還忍不住會掉眼淚。」 「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日,我們再去探監,發現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純如唸小學時,還是個孩子,相當活潑,功課很好。只是當同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時,就傷心得一路哭回家。她的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因此盡量送他們到外地唸書。 後來,純如轉學到彰化民生國小,初中考上彰化女中,高中就讀台北第二女中。她說:「我唸彰女時,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是誰,感覺很輕鬆,表現也很出色,初中三年都當班長。但唸高中時,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敏感?向起來。」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廖萬督醫師在古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移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一九六四年,在整整服滿十二年刑後,廖醫師終於獲准出獄。 純如說:「父親在獄中研究針灸,很有心得。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父親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特別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他一向體貼貧窮的人,常說『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我當時不太明白這道理,等後來經歷較多的人生後,才深深體會到其中的意義。」 一九七○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兩個月後,純如告別她當時不甚眷戀的故鄉,飛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 施興國個性隨和,自一九六八年抵達林肯﹝Lincoln﹞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後,即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及陳炳杞教授家作客。後來,一夥人一起組內布拉斯加台灣同鄉會。 「出外靠朋友。」施興國說:「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留學,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每年感恩節,隔州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會都會邀請鄰近幾州的鄉親一起聚餐。我們每次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因為那種同鄉見面的喜悅,很令人回味。」 純如初抵美國時,不太習慣留學生的刻苦生活,但不久便感染到大夥兒相聚的快樂,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她說:「有一次,我們在堪薩斯的感恩節大聚餐裡,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家父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景仰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不久,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卻發現自己懷了孕,兩人憂喜交加。純如說:「「當時其實憂慮勝於喜悅。因為我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我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怎麼辦?」 後來,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飛到德國。結果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到處旅遊,真是喜出望外。 「我當時猛然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確實天無絕人之路。」純如說:「此後,我遇到事情,就不那麼患得患失了。」 天涯為客 他們在德國,亦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從而認識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陳錦芳等一些留歐學生,大家互相照應,不覺寂寞。當時,留歐學生正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時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熱心的人便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來。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通霄話台灣,充滿了年輕的熱情與興奮。 施興國在德國作了三個月研究後,即回內布拉斯加大學。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物理化學博士,隨後帶著妻女到加拿大東岸,在渥太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早春的渥太華風景非常美麗,但見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景致如畫,我們安頓之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就決定在加拿大定居。」純如說。 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期間,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他們在波昂時,添了一名小壯丁,也熱心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其時常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話題總離不開台灣。 一九七七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正當夫妻倆熱心服務留德同鄉之際,突然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因此全家匆忙返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換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困境。身為莘莘學子,他希望在大學裡教書,但那時他所專攻的物理化學相當冷門,教授出缺的機會微乎其微;回台灣或許是一條出路,無奈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 輾轉思慮的結果,他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學術界,離開渥太華,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開著一部老爺車,載著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即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真是視野茫茫,前途茫茫。他小心翼翼地握著駕駛盤,在冰天雪地中徐徐前進。如此走走停停,足足跋涉一個月,方才安抵溫哥華。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然而旖旎的風光填不飽一家大小的肚子。施興國到處找事。其時電腦方興,需才孔急,他在溫哥華西南的維多利亞﹝Victoria﹞島覓得一份電腦程式設計的工作。此後一年多,週日住在島上,週末才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純如提起初到溫哥華的日子,說:「我們到溫哥華沒幾天,行李都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讓人聞之泣血。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示威,含淚的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的繼續熱心服務同鄉。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兩年擔任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他說:「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我擔任同鄉會長時,有一次,剛辦完四天三夜的露營後,便匆匆趕到加拿大最大的德拉斯﹝Telus﹞電信公司應徵工作。面試時,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告訴他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接著和我談起一些社團服務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錄用我,並且讓我擔任主管的職位,真是天公疼憨人。」 搬到溫哥華後,由於兩個孩子已上小學,純如希望自己亦能擁有一片天。一九八三年,可愛的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取得凱蒂貓禮品的專賣與批發權。回溫哥華後,她即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同時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作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無到有,全都自己摸索。」純如說:「經營期間,無論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都自己一手包辦。結果從處理各種事務中,我得到經驗與信心。」 然而即使工作再忙碌,純如依舊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也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由於她的一對子女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異,又乖巧有禮,因此許多新移民都紛紛向她請教有關子女教育的各種問題。純如一再不厭其煩地回答之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進大學。其所開的課程包括複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申請美國大學必考的SAT測驗,並提供所有申請大學的資訊等等。她的子女都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成了最好的招牌。至於施興國博士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為人謙和又有耐心,因此雖然補習班不曾登過廣告,登門求教的人還是很多。 純如笑著說:「十餘年來,我們至少幫助了兩、三百名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和家長們都很高興。每年春天,我們還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各大學,每次參加的人都很多。」 成立「台加文化協會」 九十年代的台灣乘著電子電腦新興科技的風潮,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一時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在經濟空前繁榮下,島內亦颳起了「小留學生」風潮。不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都紛紛把孩子往國外送,頓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可見新興台僑的蹤跡,聲稱為子女的教育而移民。其中,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往返台灣方便,成了「教育移民」的最愛。一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帶著青少年的台灣家庭便一波波地湧向溫哥華。 眼見新移民快速地增加,原本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一九九○年,林宗義教授出面,邀請張邦良、施興國、楊正昭、蔣敏一等八戶熱心同鄉,在家聚會。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他們決定分頭招募會員,每戶招募五戶,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的協會。。 果然數個月後的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戶台僑家庭共同在溫哥華的東寧書院創立「台加文化協會」。會中,大家推選德高望重的林宗義教授為創會理事長,隨後由賴佑哲秘書長起草章程,並向加拿大政府註冊登記。 「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廖純如見補習班的對面有一間辦公室空出,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自己隨時當義工。與此同時,理事長林宗義向日本的熱心企業家郭榮桔先生募到一萬美金的種子基金,溫哥華的兩位同鄉陳大川與蔣敏一各捐兩萬加幣,其他十多位創始人各捐一千加幣,成為初步經營,「台加」的基本經費。「台加」遂聘請蔡澄洲為總幹事,正式營運。那年年底,「台加」獲得聯邦政府的免稅資格,相當有助日後的募款。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帶著孩子前來唸書的家長們閒居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服務新移民。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帶領大家賞玩溫哥華的好山好水。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生意興隆。 施興國笑著說:「尤其每年十月,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真是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夠維持「台加」的基本開銷。「台加」的辦公室亦已由原先小小的五百平方呎搬到柔以斯站﹝Joyce Station﹞的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地方。理事們進一步思考舉辦其他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與。 廖純如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經常舉辦有關如何申請大學和美、加教育制度的講座。「結果每一場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純如笑著說。 然而不少「教育移民」因為對子女高度期待,加上東西文化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為此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亦深受歡迎。 此外,為服務陪孩子唸書的媽媽們,「台加」陸續開辦英語、電腦、插花、陶藝、太極、韻律、瑜珈,甚至投資、報稅等各式各樣的班,可說人氣興旺。,「台加」的會員亦從一九九○年的四十戶,增加至一九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二戶,再增加至一九九三年的五百八十戶,一九九四年的八百七十五戶,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四年,施興國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後,即深感原先的場地不敷使用,而且他一上任,即接到租金即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於是另覓新址。他們最後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大了兩倍,於是歡喜搬新家。 籌建「台灣文化中心」 「台加」喬遷之日,喜氣洋洋。理事長施興國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們參加。當日,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辛普森議員﹝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當眾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此語既出,令大家面面相觀,驚喜又錯愕。不久,建築師林正輝的父親林昭仁老先生公開表示,他願意捐出一畝農地,作為建館用地。這項允諾無異是一注強心劑,大家立刻興致勃勃地築起建厝夢。 建築師林正輝首先繪出一份夢想的藍圖,「台加」將之印成精美的小冊子,四處分送。接著,四十多位熱心的鄉親共同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他們計劃在兩年內,籌措兩百萬加幣,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作為加拿大西岸的台僑公厝。 「此後兩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進行。」籌委會共同主任委員之一的施興國博士說:「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熾熱的氣氛,非常令人感動。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當時的情況確是積少成多,集掖成裘。」 「有了錢,我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他接著說:「這才發現林老先生要捐的農地,無法變更成建地,我們只好另外覓地。等開始看地,才知道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一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錢是否被籌委會的人污掉了,否則怎會毫無動靜?這種黑鍋我們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他繼續說:「最後總算經由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l Anderson﹞的幫忙,我們在二○○○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使用空間約四千五百平方呎,裡面有活動大廳、餐廳、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等等。完工時的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則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施興國欣慰地說。 推廣「台灣文化節」 隨著「台加」的成長,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亦愈來愈具規模。一九九○年,東寧書院的陳慧中邀請作曲家蕭泰然到溫哥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台灣作曲家之夜」,首開介紹台灣音樂給加拿大主流社會之先河。隔年,陳慧中在溫哥華劇院﹝Play House﹞舉辦「台灣作曲家鋼琴樂展」,再度引起矚目。 此後連續三年,「台加」皆與東寧書院合辦「台灣作曲家樂展」,規模逐漸擴大。一九九四年,他們除了舉辦三場音樂會外,並增加文化講座,將音樂展擴展為藝術文化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台加」便獨力承辦這項藝文活動,正式定名為「台灣文化節」,並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週末舉行。首屆的台灣文化節由許建立擔任總策劃,節目除介紹呂泉生的音樂外,還推出原住民歌舞、影片欣賞與文化講座等,吸引了約五千名的觀眾。 一九九六年,「台加」邀請小提琴家林昭亮與梆笛家陳中申在音樂會中演奏,再度掀起高潮。此外,他們並在溫哥華市中心的羅伯森﹝Robson﹞廣場舉辦台灣美食與歌謠大賽,造成盛況。 一九九七年,「台加」推出金希文的音樂作品,並在戶外廣場表演歌仔戲,吸引了壯觀的人潮。一九九八年,「台加」以客家文化為主軸,推出台灣文化節。一九九九年,他們復以茶藝、茶道、音樂、攝影與美食等,呈現多元的台灣文化;二○○○年,更以「蝴蝶的故鄉」,詮釋台灣的蛻變。 如此自一九九八年以後,台灣文化節年年都被遴選為加拿大傑出文化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上萬的人潮,展出的期間長達三天兩夜,成為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至於台灣文化中心自開幕以來,亦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當今的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曾蒞臨參觀。此外,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而且文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變得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乃主動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真是天佑『台加』!」廖純如高興地說。 蛻變的蝴蝶 純如本身對「蝴蝶的蛻變」這項主題尤有深刻的感受。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她,曾像一隻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婚後,她在興國的引導下,逐漸接觸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天性。往後,她經由不斷地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尤其長期投入「台加」,更讓她挖掘自己前所未知的才能。 「台加」成立後,她每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用心整理帳目。「台加」成立後的最初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純如娟秀工整的筆跡記錄;每一筆項目的進出,都有明確的交待。她的真誠、和善與不計較,使她成為一個很好的義工。隨著「台加」的成長,她負責的事越來越多,尤其在輔導青少年與策劃婦女節目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純如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還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因而產生不少親子衝突,結果造成有些孩子常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造成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台加』因此舉辦許多有益青少年身心的活動,也開辦電腦、英語、作文等課業班,盡量引導成長中的孩子往正常的方向發展。此外,我們也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她的關懷與親切贏得許多孩子與家長的信任,「施媽媽」之名不逕而傳。在開導苦悶的青少年過程中,她亦發現一個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因此她亦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等,獲得許多婦女的支持。 「因為經常到處演講、諮商、策劃與協調,我本身也在不斷成長中。」純如說:「我從一個害羞內向的人,變成一個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因而深深感到建築聖殿,固然需要石頭奠基,拙樸的石頭也因為不斷地琢磨,而發亮起來。」 賞鳥外交 天公疼憨人,二○○三年二月,在熱鬧滾滾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年會摸彩中,廖純如高中頭獎,得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這張機票使她能夠隨著興國,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向在社區忙個不停的施興國夫婦,如今成了消遙的觀鳥人?「其實,就是想為台灣做點國民外交。」施興國微笑答道。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的那些年,為了啟發同胞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生態知性之旅,吸引了眾多同鄉的興趣。其中有一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豐富的鳥類知識。我們因此請他擔任『台加』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我也從這些賞鳥活動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觀鳥常識。」 興國繼續說:「廖世卿老師在一九九四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等他在二○○二年重返溫哥華時,我正好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便開始籌劃一個『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他繼續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甚表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也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聆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座談的成功,他們再接再厲舉辦「台灣賞鳥行」。二○○三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由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及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這真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方才知道原來台灣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在台期間,他們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因此二○○三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聯合在溫哥華主辦第二屆「台加鳥展」時,特別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鳥展之後,戴副主委並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 二○○四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不久,世界鳥盟在網站鼓勵鳥友前往台灣賞鳥,並決定於二○○五年在台灣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半路出家的觀鳥人施興國等雀躍不已。 小屋的春天 微寒的四月天,綿綿春雨後,櫻樹尚吐豔,落紅已滿地。溫哥華尋常陌巷裡,施家樸實的小屋中,圍著一張方桌,砌一壺熱茶,施興國與廖純如愉悅地暢談往事,也輪流傾吐感觸。 純如說:「我們的屋子雖小,卻很溫暖。結婚這麼多年,我們沒有發過財,也沒好好想過要發財。但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就有春天。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滿足簡單的生活,各自追求自己理想。華維﹝Margaret﹞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博士,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授。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任職於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CBC﹞。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與快樂。」 興國說:「我有時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寒如小草,幸虧得到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我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如鄉人期待那樣,當高官或賺大錢,但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身的經歷、滿筐的情誼與許多人的尊重,就是最大的財富。」 純如說:「我當年在台灣,時常感到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非常不公平,因而內心抑鬱,一旦出了國,便不想再回去。幸好興國引導我走出陰霾,讓我從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中,見到陽光。當我走過那暗長的甬道,對世俗的名利與金錢,就不那麼在意了。」 她接著說:「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也得到一點金錢賠償。我將之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委託『台加』和『慈林基金會』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希望藉此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也勉勵大家能化哀怨為包容,化苦難為愛心,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興國說:「我現在所擁有的,都超過從前的想像。如今我與純如回台灣,看到老家改建成樓房,哥哥們住的房子比我的大,開的車子比我的新,就覺得很高興。從前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如今不但可以自由往返故鄉,並且能夠投票選總統,甚至看到人民用選票結束外來的威權統治,真覺無比興奮。我們在海外為母國打拼,看到台灣日有進步,就覺得很安慰。」 走出小屋,春猶料峭,我不禁思索著「一枝草一點露」的含意。一枝寒微的草,靠著一點露的滋潤,就能生存。這大地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過多少卑微困苦的人。其中有的成長茁壯後,竟成為營建社區的奠基石,多麼地耐人尋味! 註一:「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

楊貴運 客家大老的故事

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貴運教授是台灣客家界的大老。他在七十年代創立加州「台灣客家會」,八十年代創立「全美台灣客家會」,九十年代創立「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其在客家界的地位,可見一斑。 楊教授在台灣時,長期為人師表;到美國後,擔任慕博﹝Mobile﹞石化公司的研究主管;退休後,成為非常叫座的抗老化學演講家,經常應邀四處演講。他元氣充沛,言語風趣,音響如鐘,領袖氣質溢於言表。在訪談中,他對福、客情結與客家心懷尤其有精闢的剖析,相當引人深思。 童年的夢想 初夏到南加州的帕羅柏地﹝Palos Verdes﹞鎮拜訪楊貴運,彷彿作了一趟賞心悅目的休閒之旅。從他座落在太平洋岸邊的屋子望出去,但見海天相連,一片蔚藍,令人心曠神怡。 眼望絕佳景色,耳傾聽楊教授講述生平際遇,不禁覺得他真是人如其名,貴人好運,有些際遇令人羡慕。 他說:「我生長在中壢的一個農家,從小覺得種田很苦,希望過不同的生活。我童年的夢想,就是希望唸完國校高等科,進公所當工友,以後升任職員,就可以穿皮鞋、騎腳踏車上班。」 他繼續說:「我喜歡讀書,父親卻覺得我藉故偷懶,常生我的氣。我小學畢業,得了全校第一名。老師到家裡勸父親讓我升學。父親說,家裡沒錢。老師說,若讓我到台北唸三年的開南商職,畢業後可到銀行或農會上班。母親一聽,趕緊說,她要到山上幫阿姨採茶,讓我讀書。就這樣,帶著母親的愛心與堅持,我走上了與莊稼人不同的人生路。」 他順利考上開南商職,此後每天清晨四點多,即帶了便當,趕搭五點零三分中壢開往台北的火車上學。一個學期後,他是兩百名新生中的第一名。又過了一年,有一天,他意外聽到級任導師對人說,他教了三十多年書,從沒看過這麼優秀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拿第一。 「我的級任導師叫松本權市,是個日本人,待我非常好。」楊貴運說:「他見我每天得搭四、五小時的車上、下學,就讓我住到他家,一住就是三年,直到高中畢業。他並且建議我轉學到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日後方能升大學。就這樣,又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九四四年,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戰情逼緊,大量徵兵。楊貴運自台北二中畢業,即被徵召入伍,幸好沒被送往南洋當砲灰,而是藏在台灣北部山區當情報兵。隔年八月,日本投降,他脫下大和帝國的軍服,下了山,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開始推行北京話。楊貴運因在開南商職學過北京話,因此到中壢農校教國語。教書期間,眼見昔日同學一個個唸大學,心裡很不服氣。隔年終於等到機會,師範大學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不僅學雜費全免,並且可領公費。他立刻報名,考上理化系,成為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白色的陰影 楊貴運就讀師大期間,覺得功課不甚挑戰,日子過得很輕鬆。但一九四九年發生的「四六事件」,在他心頭蒙上一層濃濃的陰影。 他說:「我當時唸大三,住師大第一宿舍。四月五日那天,一位外省朋友突然勸我當晚不要住校,我不明所以,未加理會。不料睡到半夜,忽然被吵雜的聲音驚醒。一大群荷槍的軍人把我們一個個扣上手銬,吆喝推壓地塞進吉普車,開到不知名的地方。 「每個人都很驚惶。我在擁擠的牢獄裡,渡過心悸的十八天,終被放了出來。但有些同學被判以匪諜的罪名,從此下落不明。這是台灣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此後人人噤若寒蟬。」他說。 大學臨畢業前,楊貴運獲悉將被聘任當助教,心裡一高興,就回鄉過暑假。不料到了八月,尚未接到聘書,心覺有異,乃北上查詢,這才發現助教一職已被人暗中擠掉,他被改分發到成功中學教書。 他心裡非常失望。謀事要靠關係,他卻天真地不知情,這時想起從前通車苦,乾脆連分發也不要,就回中壢農校教書。 「其實看開些,我在家鄉教書也不錯。」他說:「我在中壢農校,很受學生和同事們的歡迎。當時,我們有三個年輕的老師常在一起,人家笑稱三隻烏鴉,一天到晚聒聒叫。但是有一天,三隻烏鴉中的兩隻突然失蹤,剩下一隻,亦告消聲。」 他很感傷地說:「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有一天,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學校。我那兩位朋友在眾目睽睽下,被憲兵帶走。兩人後來都被槍斃了,實在很可憐。其中一位在被槍決前,藏了一封信在衣領裡,他的太太領屍後才發現。信上寫道:他並沒有反對政府,只是被一位惡鬼所害,此生無法照顧妻兒,盼太太自求多福。」 「我當時因為怕被牽連,不敢去看他們的家人。」楊貴運說:「我並且在他倆出事後,加入國民黨,以求自保。過了許多年,在一次師大舉辦的中學教員訓練班裡,我無意中碰到這位朋友的太太。她告訴我,她自己進修,通過中學教員檢定考試,獨力撫養遺孤。」 「又過了許多年」他繼續說:「她和我聯絡。告訴我那封信的事情,並且把影本寄給我。我影印一份,寄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真是一個恐怖的年代、恐怖的回憶。」 缺乏官運 自那事發生後,楊貴運謹言慎行,積極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五二年夏天,他獲得獎學金,到賓州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成為桃園縣第一個拿護照出國的人。 他說:「當飛機起飛的剎那,我心頭都輕鬆起來。到了美國,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真正嚐到自由的滋味。」 在賓大求學期間,楊貴運一方面嚮往美國的自由與學術氣息,另方面卻掛念在台灣的親人。因為他在中壢教書時,結婚成家、生了一兒一女。出國後,留在家鄉的太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身體不好,令他掛慮。因此在賓大修了一年課後,他便匆匆返台,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回來拿學位。 他回台灣後不久,即到師大當講師,不久升任副教授。當時留學的人少,他是少數喝過洋墨水的人之一,因此被推薦至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也蒙蔣介石召見。 「不過,我就是沒有官運。」他笑著說:「蔣介石召見我時,問我要做什麼?我說我喜歡教書。結果一出門,就被隨行的人罵傻瓜,說我不會趁機求個一官半職。後來,與我同期受訓的人,個個都當官,只有我一人始終當輔導員。但當時全台灣的機關首長,都是外省人;即連中學校長,也沒有一個台灣人。」 「有一次,教育廳長吳兆棠找我,說他想提拔客家人,要請我當副廳長。」他接著說:「但是人事發表前一天,他忽然重病入院,昏迷不醒,一週後去世,我的任命案就此沒有下文。後來李煥接任教育廳長,台灣人更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因為覺得留在台灣沒什麼前途,楊教授一邊教書,一邊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六三年,他獲得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第二度到美國求學。此後幸運之神眷顧他,機會接踵而至。 新天新地 楊貴運二度越洋留學時,已經四十二歲。許多人在這年紀出國,都因語文障礙,發展受到限制。但他資質聰穎,人際關係亦佳,很快便衝破瓶頸。 他說,初抵美國,他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註冊。三個月後,因為指導教授換學校,他隨著轉至聖塔芭芭拉校區﹝U.C. Santa Babara﹞,攻讀化學博士。 唸了兩年多,眼見十六歲的兒子將屆兵役年齡,惟恐出不了國,楊貴運便找指導教授商量,希望出去做事,以便接全家到美國。結果指導教授放他一馬,給他一個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方便他找事。 果然不久,他就進了洛杉磯的慕博石油化學公司當研究員,令人羨慕。慕博是著名的跨國大公司,在台灣的分公司名字叫「慕華﹝Mobil China﹞」,主管與國民黨高層的交情非常好,結果由公司一發函,楊太太瑞蓮不久即帶著六個孩子順利出境。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家八口在洛杉磯歡喜團圓。最初,大夥人住在租來的公寓裡,確嫌擁擠。楊貴運因為已有工作,可向銀行貸額,便開始覓屋。 洛城的房子貴,他們看來看去,最後在城外東郊的蒙特利公園買下一棟院子很大的房子。一家大小歡天喜地搬進去,慶幸美國夢如此迅速實現,沒料到好運還在後頭。 「這個房子真是買對了。」楊教授喜孜孜地說:「當時的蒙特利公園只是一個寧靜的小鎮,都是些住家。我們搬進去後一年多,鎮上忽然出現許多黃面孔,而且越來越多。原來那時台灣的移民潮剛開始,蒙特利公園成了新移民的最愛,房價因此頻頻上漲。我們在那裡住了八年,房價漲了四倍。趁著時機好,我們另外換了一棟大房子。」 福星高照 在工作上,楊貴運亦一帆風順。由於講得一口好日語,公司派他負責遠東方面的業務。他工作之暇,補寫論文,兩年後,拿到博士學位。然後自一九七一年起,即經常出差日本,處理日本分公司的業務。 一九七四年,慕博公司在日本安裝海底油管,發生油管生銹的技術性問題,無意竟賜給他表現才華的機會。 楊教授說:「有一天,我與同事午餐,聊到油管生銹的問題,忽然靈感從中而生。隨後,我研發出一套抗氧的方法,簡要地說,就是用鋅粉電鍍油管,使其不生銹。」 「這方法不但成功地解決了公司的油管安置問題,」他接著說:「往後日本興建北海道隧道與四國大橋,都應用這原理。我因此獲得公司的最高研究榮譽獎,獎金是一萬股的慕博股票,職位並被擢升為遠東作業部門的副主管。」 好運來了,擋也擋不住。他獲獎時,慕博股票每股美金八元,後來上漲至美金三十元,他將之脫售,轉做其他投資。七、八十年代,加州房產光漲不跌,他把握時機,先後與人合夥興建公寓、投資活動房屋,都獲得很好的利潤。 「但是孩子們陸續完成學業後,我就不再做這些風險性的投資了。」楊貴運笑著說:「我在一九七八年自日本調回加州本部,升為公司研究部門主任。也在南加大開了一門課,重溫教書樂。當時,孩子還在身邊,我假日常帶他們到帕羅柏地的海邊玩,覺得這一帶風景美極了,乃決定在這裡養老。」 他繼續說:「結果我從公司退休後,就到這裡買地,成為第二個在這裡蓋房子的人。無意房子蓋好後,前後左右便大興土木,逐漸發展成高級的海邊別墅區。有時想想,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很好。」 「其實,我們移民美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又說:「結果我的孩子全都是加州州立大學的畢業生,每個人有很好的發展。六個孩子裡,三個當醫生,一個當建築師,一個當電腦工程師,另一個是中學的副校長。美國所帶給我們的,比我們當初夢想的,還要多許多,我與內人都很滿足。」 也因此,楊貴運經常以無爭的態度,服務台美人社區。他盡力促進福、客和諧,努力推動台灣客家會,也傳授養生保健之道,希望鄉親們健康又長壽。 楊貴運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到美國留學時,年紀較一般學生大,又當過多年的老師,自然流露出老大哥的氣息。隨後,他進大公司服務,待遇好、房子大、家有賢妻,又善於照顧後進,因此家中經常高朋座滿。 他說:「當年蔡同榮、張燦鍙、賴文雄、李木通,以及後來的許信良、郭雨新等許多人,都常在我家開講。我的河洛話就是這樣學的。而且除了加州的朋友外,我從前教過的學生或桃園的鄉親一到美國,就來找我。所以我家裡經常熱鬧滾滾。」 「一九六五年,蔡同榮在南加大唸研究所時,成立了美西台灣同鄉會。」他接著說:「幾年後,找我當會長。我說我的河洛話講不好,不適合當同鄉會長,乾脆來組『台灣客家會』好了。當時社團名稱只要帶有『台灣』兩個字,便引起注目。別人不敢做,我就來做。」 於是在一九七○年,楊貴運與梁政吉等人共同在洛杉磯創立「台灣客家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隔年,他們在舊金山召開第一屆大會,果然一群人有備而來,不斷提出挑釁。 他說:「他們在會場氣勢洶洶地責問:為什麼客家會要冠上『台灣』兩個字?我說我們從台灣來,標榜台灣名,有什麼不對?他們繼續纏鬧,我最後把袖子一捲,說:『怎樣,要打架,就上來!』他們才悻悻離開。」 鬧劇結束了,他也上了黑名單。他說:「有許多年,母親思念我,眼淚汨汨流。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主管是日本天皇的親戚,建議我以曾當日本兵為由,申請歸化為日本籍。結果不到三個月,我便拿到日本護照。」 一九七三年,楊貴運以日本名字持日本護照,入境台灣。他的母親趕到機場相會。母子抱頭,喜極而泣。 「可是我入境後,還是被約談。」他說:「警總的人說,根據資料,我在一次討論會裡,有人問道:『台灣退出聯合國,護照不能用,怎麼辦?』時,我回答說:『改成台灣國,不就得了?』可見我具有台獨思想。問題是警總的人怎麼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說些什麼話?可見國民黨的特務無所不在。結果我那次回去,無論搭火車或到大學演講,都被跟蹤。」 他接著說:「我一向主張民主,反對極權,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應該關心台灣。我有一個學生叫劉永斌,許多理念與我不謀而合。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府聯邦政府服務,經常與我聯繫。一九八八年,他擔任美東台灣客家會會長時,我們就決定一東一西,聯合籌組『全美台灣客家會』。」 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加州洛杉磯成立,大家公推楊貴運教授為創會會長。楊教授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假紐約台灣會館舉辦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幹事會議,並於一九九○年與美東客家會合作,邀請客籍作家鍾肇政、政界人士林光華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美國各大城,奠下全美台灣客家會的基礎。 第二任會長郭成隆任內,連續兩年分別在加州大學和紐約康乃爾大學舉辦客家文化座談會。第三任會長劉永斌接任後,率先於一九九二年在德州的加維斯頓﹝Galveston﹞舉辦第一屆懇親大會,開創客家會舉辦懇親大會的先例。 第四任會長陳明真博士則於一九九四年邀請台灣鄉音博古藝術團巡迴全美各大城,復於一九九五年率領客家訪問團回台參訪,首開海內外客家交流之風氣。 「每位會長都為台灣客家會增添一些內涵。」楊貴運說:「第五任的鍾博史會長則在一九九六年假德州休士頓大學,舉辦第一屆客家文化夏令會,相當成功。以後演變成一年舉辦懇親大會、一年舉辦文化夏令會的形式。」 他接著說:「當時,范振宗任新竹縣長,與我很熟,一直敦促我在海外成立世界台灣客家會,並表示將盡力支援。因此我們開始積極籌劃。」 一九九七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假德州達拉斯舉辦的第三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懇親大會上正式成立,楊貴運教授再度被大家公推為創會會長。他三度榮膺任海外三個重要客家會的創會會長,奠下其在客家界的大老地位。 弱勢族群 客家在島內,傳統上是泛藍的票源,在海外也較少參與台灣同鄉會。許多客家自組客家會,還有些客家與外省人、及親國民黨的福佬人共組的「台灣同鄉聯誼會」,意識型態比較偏藍。 對這些情況,楊貴運教授表示,近年來,因為民進黨政府相當重視客家的問題,情勢已有了顯著的改變。在他寬敞明亮的客廳裡,他特別就客家的習性、思維、過往的情結與現在的轉變,作一番剖析。 他說:「客家人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生活環境,所以有一些特有的習性。譬如,客家祖先為了避難,一再遷徙。每到一個地方,都必須低姿態地與原先住在那裡的人共生存,所以客家人很能忍。客家長輩總教導子女要『忍氣留財』,就是說爭不過人家,就得忍;忍得住氣,才留得住錢財。」 「但是忍久了,也有『硬頸』的問題。」他繼續說:「所謂硬頸,就是執拗、固執。有些客家人遭受一連串挫折後,就乾脆什麼都不管,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如眾所周知的許信良,就多少有這種性格。」 客家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聰明、勤勞、語言能力強、但對公共事務較冷漠。楊教授解釋說,客家祖先因為較晚到台灣,平地被福佬人佔了,只好到靠山的丘陵開墾,生活很苦,自然養成刻苦、勤勞、節儉的習慣。客家子弟若出外謀生,必須學習主流社會的語言,因此一般客家的語言能力都比較強。 「同時因為長期居於弱勢,客家人潛意識裡多少都有自卑感,因此容易依附主流。」他繼續說:「此外,久了之後,也難免有客家隱形化的情形發生。譬如在日本時代,日本話講得好的,看起來和日本人差不多,就認同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京話講得好的、或和外省人結婚的客家,也常常認同外省人。還有更多在平地長大,河洛話講得道地的客家,看起來就像福佬人。如果自己不說,別人也不知道他們有客家血緣。」 「舉個例子說,」楊教授笑道:「有一次,民主運動領袖郭雨新在我家吃飯。我岳母煮了一鍋梅菜湯,他連喝好幾口,突然冒出一句客家話,說:『好久沒嚐到這麼道地的家鄉菜了。』我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是客家人?』他說:『是啊。』你看,同是客家人,對方不說,我也不曉得。」 「還有一次,我讀彭明敏的書。書中提到他的祖父住在客家庄,我當時就猜想彭明敏是一個客家人。後來見了面,便當面問他是不是客家人?果然被我猜中了。你看,台灣最勇敢、最具前瞻性的『台灣自救宣言』的三個作者,就有兩個﹝彭明敏與魏朝廷﹞是客家人,誰說客家人沒有革命的精神?」 福客情結 至於所謂的福、客情結,是否與歷史有關?對這說法,楊教授倒很快地否認。他說:「一百多年前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對現代人已不具任何意義。至於原鄉情懷,不能全說沒有,但畢竟相當少數。客家人到台灣,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南部客家早在一六二○年即到高屏,北部客家大約晚了五十年,也到台灣超過三百年,都早已認定自己是台灣人。」 「過去,客家確有投票給國民黨的傾向。」他繼續說:「因為客家是農業族群,家長對族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國民黨統治台灣,一方面以高壓戒嚴控制人民,另方面以懷柔手段籠絡地方頭人,這種統治方法對家長制的農業族群和頭目制的山地部落,非常有效。後來雖然時代改變,但客家人老實,孩子不願違背父親的意思,如果父親是校長、老師、警察或公務員,子女通常不會把票投給綠派。」 「如若有所謂的福、客情結,應該是地理與語言的因素。因為客家大都群居在傍山的地方,很少與福佬人接觸,不會講河洛話。孩子們到學校,學的是官方語言,因此與日本人、外省人沒有語言問題,反倒與講河洛話的福佬人有語言的差異。」 「這種情況到了海外,更加明顯。海外的台灣人因為反國民黨,不願講也不愛聽北京話,以致聽不懂河洛話的客家人參加台灣同鄉會,很不方便。開口講話,又因講北京話,不免招到不知情的人的白眼或噓聲,因此不少客家人參加幾次台灣同鄉會後,便逐漸少去。」 「當然,也有一些客家人覺得與外省人沒有語言障礙,並且都是少數族群,心態比較接近,就自然聚在一起。」楊教授又說:「事實上,關心台灣、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客家人很多。當年許信良在海外為民主打拼時,就獲得許多客家鄉親的支持,可惜他後來令人失望。」 客家情懷 「尊重少數族群,是解決福、客心結的最好辦法。」楊貴運教授說。他指出,陳水扁在一九九六年當選台北市長後,即重用客家人、重視客家權益,結果四年後,台北市的藍色客家票源就有了明顯的鬆動。 二○○○年,阿扁入主總統府後,立刻積極推動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二○○一年六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立客委會的法律條文後,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正式設立。隨後,客委會陸續推出一系列提倡客家語言與文化的方案,包括在各客家縣市積極提倡客家語言、推廣客家文化,成立客家電台與電視台,在大學裡成立客家研究與客家學院,籌劃興建屏東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等等,逐一實施,對長期處於弱勢的客家族群,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現在回台灣,在台北車站都聽到有人講客家話。」他說:「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因為我們客家人很自卑,一向不敢在大庭廣眾講自己的語言。這些年,客家選票獲得重視,地位提高,自信心自然增強,對公共事務也熱衷起來,許多想法與作法就都有了明顯的轉變。你看,二○○四年的總統大選,南部高屏六堆的客家幾都支持阿扁,北部桃竹苗三縣的客家票也有很多流向綠營。」 「這種情況也反應到海外。今年二月,我們在巴西聖保羅召開全美洲客家懇親會。客委會主委羅文嘉親率一百餘位鄉親,專程自台灣來,和我們一起開全程的會,大家士氣都很高昂。羅文嘉在會場宣佈將爭取民進黨提名,競選台北縣長,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呼。客家人長期居於劣勢,如今看到後生抬頭,興奮之情,難以抑制。長此以往,客家選票將不再是泛藍的天下。」 楊教授又說:「只要大家都具台灣心,互相尊重,語言將不是大障礙。我們南加州的客家會就常與台灣同鄉會一起舉辦活動,美東也有一些客家人經常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但假如對方有不週全的地方,我們也該提出,讓對方有改善的機會。譬如民進黨在二○○○年執政後,海外僑務委員改選,居然沒有一個客家人。我因此向陳總統反應,結果現在不僅僑務委員、連僑選立委,都有客家名額。客家受到重視,信心提高,族群隱形化的現象自然會改善。」 養生之道 楊貴運講話爽朗樂觀,生活也充滿了陽光。他住在天空蔚藍的南加州,天天居家觀海、聽濤、游泳、打網球、研究養生學,因此年逾八十,猶面色紅潤,步履矯健。 他是目前很受歡迎的一個養生學演講者。他笑著表示,研究養生學,亦係偶然。一九八○年,他在日本工作時,有一天讀到一則新聞,說靜崗縣產茶,當地小孩過胖,父母在飯裡拌綠茶粉,讓孩子連吃六個月,居然減肥成功。 當時他正想減輕體重,於是好奇地如法炮製。每天吃早點時,在牛奶和麥片裡拌些綠茶粉。連吃一星期,覺得舌尖甘潤。繼續食用,發覺不但體重減輕,而且視力大增,連頭髮都變黑了,感覺真是美妙。 他於是開始研讀有關綠茶的文章。有一天讀到一篇蘇俄學者的論文,說綠茶裡含有許多EGCG,只要掌握這成份,一些重大的病症皆有可能獲得治療。他本身唸化學,便開始研究綠茶的成份,隨後在一九八二年應邀至日本靜崗縣,在老化研究學會上發表飲用綠茶的好處,頗受重視。 「此後,我以自身當實驗,進一步研究抗老化學。」楊教授說:「每有心得,就記下來,與親朋好友分享。後來,南加州長輩會請我去演講。講了兩次,聽眾由四十人變成一百人。接著,別的社團也請我去講,本來聽眾預定一百人,屆時變成兩百人,場場爆滿。」 「我講課很輕鬆,大家一邊笑一邊聽。」他興奮地說:「每次講完,大家便發問個沒停。我每回印了一大疊講義,都不夠分。」 保健之道,人人愛聽,尤其他有一些秘方,聽來神妙,吃了無害。譬如吃菊萵苣﹝Endive﹞治白內障,吃B6和B12治偏頭症,吃大蒜治咳嗽,飯前吃烤蘋果能減肥等等,讓個個聽得聚精會神。後來,不只美國,連台灣、日本、哥斯達黎加和巴西,都有人請他去演講。這次在聖保羅的客家懇親會裡,他連講兩場,其中一場聽眾達七百多人,讓他越講越起勁。 他說:「我不收費,也不賣藥,純粹和大家分享。只要別人有興趣,能受益,我就開心。除了保健外,我還勸人要心胸開闊,樂觀為懷,歡喜與人相處,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我這輩子與世無爭,結果運氣都不錯。」楊教授笑著說:「年輕時,自認沒有官運,以教書為志。沒想到過了六十,僑務委員、國策顧問的職銜都飛到頭上。其實我真正希望的是客家能受到重視,福、客能和諧相處,大家共同愛台灣,人人健康又長壽。」 面對豁達的楊教授,想起客家山歌唱的:「可比命好長桐樹,順順序序無比指。」若人人知足樂觀如楊教授,個個當可有著歡喜自如的好晚年。

黃茂清

黃茂清律師在洛杉磯執業多年,是僑社名聲顯著的律師。他出生於台南市,在該地完成小學及初中教育。高中畢業於岡山中學,後考取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憶起那段青蔥歲月,黃茂清很難忘懷在馬祖服兵役的時光。1963年他被分發到馬祖高登島。那裡號稱最前線,可以目視對岸活動,島上沒有老百姓居住,三不五時還有「匪軍」上岸摸哨,有些充員兵常常莫名其妙就不見了,每星期都會發生一兩起。兩岸互射宣傳彈,但是雙方卻有單日我射,雙日對方射的不成文規定。 在馬祖時,發生了一件令黃茂清難以忘懷的事情。當時他是少尉行政官,掌管糧草以及資源事宜。輔導長對他很好,認為這個年輕人在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不太適宜,於是將他調到馬祖北竿。有一天他去另一個村莊找同學後趕著回營區,走在路上突然一顆宣傳彈就在他的面前爆開。「當時真是只差一步的距離,我就死在當場」,這可能是他的一個劫數,幸好逃過。另一個黃茂清生命中的坎苛發生在他小時候,他曾罹患霍亂,病了一兩個月才撿回一條命。 退伍後,黃茂清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岡山某中學任教,可是他志不在此,一年多後就考上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前身)記者一職。 台北是全國政經中樞,他知道在那裡才能有更好的發展,因此北上打拼一直是黃茂清堅持的目標。 身為法律人,黃茂清對自己的人生規劃非常明確,記者一職,僅只是邁向人生中另一個境界的墊腳石。他的努力不懈終於讓他在1966年如願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與此同時,他也通過激烈的中央信託局特考,成為信託局員工。如此過著忙忙碌碌、又上班又上課的日子,1969年他終於取得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 1970年黃茂清完成他的人生大事,他結婚了。婚後三個月,他放棄在台灣一片大好的局面,攜妻來美留學。對自己放棄信託局的「金飯碗」,家裡長輩頗不以為然。信託局屬國家行局,薪水高,福利好。黃茂清笑說,如果當初不離職,光18%就賺翻了。可是轉念一想,人如果無法放棄眼前的成果,就難有新的追求。所謂有捨才有得,就是這個道理。 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是黃茂清來美深造的學校。華盛頓大學的美式足球隊名聞遐邇,其他在醫學,人文科學方面的領域也不遑多讓。西雅圖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它有湖、有海、有山。從1970年到1975年,黃茂清在那裡取得比較法學博士Ph. D的學位。黃茂清解釋道,所謂Ph. D是指修習一定學分後,還要繳交一篇論文,經過五位教授考試,確認精通本科後方才授予,與JD僅只是修習學分並無論文要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黃茂清的博士論文以「貨櫃化對運輸的影響」為主題,闡述跨海運送貨物,裝箱後以貨櫃方式運送,抵達後無須拆箱,隨即以火車或汽車等陸運方式放射性轉運出去所造成的影響。這與黃茂清當初在中央信託局掌管的產物保險雖無絕對性關係,但多少有些相關。 取得博士學位後,黃茂清有意返台教書,一向很照顧他的Henderson教授建議,應該要有實務經驗,要更全面瞭解美國的司法運作,才能做個好老師。於是Henderson教授介紹黃茂清到舊金山他曾經任職過的律師事務所Graham & James上班。那是一家擁有300多名律師,在美西數一數二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黃茂清進去後,看到Graham & James裡那些年輕的律師同事們一個個意氣風發,自己的鬥志也油然而發,心想或許可以闖闖看,做個美國律師也不錯。 雖然心念已動,黃茂清還是遵循自己設定的目標,一年多過後就返台到母校東吳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教導法律研究所學生,兼帶法學院一些課程。他當時教授五門科目,雖然繁忙,然而五門課程當中有四門都是美國法律,這也是為什麼黃茂清雖然離開美國兩年,卻在返美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一試過關。教學相長,此之謂也。 為何會起心動念,返美參加律師考試?黃茂清說好勝心使然。回想起當年在Graham & James律師事務所時,不但待遇好,社會地位高,每每公司開派對,同事個個西裝筆挺,燕尾服、香檳、雞尾酒、跳舞,讓人不由得燃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慨。 返美後,黃茂清到一個古巴裔律師開設的律師事務所上班。該律師事務所號稱General Practice,意思就是不管是移民、商業、家庭案件,所有案件都接。結果律師自己挑好做的做,把難的麻煩的推給黃茂清。本著「勸和不勸離」的固有觀念,有一次黃茂清對來辦離婚的當事人勸了幾句,不料被老闆知悉,老闆很不高興,跟黃茂清說︰「David,我的生意要被你搞砸了,下月起,你自求多福吧!」 1979年,黃茂清決定自行開業,當年他是第一個開律師事務所的台灣人律師。 回顧生命中的數次轉折,身為基督徒的黃茂清充滿感恩。黃茂清表示,他自認並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每次生命中出現轉折時,總會有另一條道路展現在他的面前,讓他順利度過。這麼多的機運,只能說是上帝的恩典。 身為第一個自行開業的台灣人律師,黃茂清頓時熱門起來。許多台美人社團及團體紛至沓來,尋求法律協助。這些團體包括台灣會館、台美商會、柑縣台美商會、華商會、長輩會、蓬萊長青會以及校友會、教會等等。黃茂清大部分給予義務協助,只有少數部分收取工本費。 1994年,黃茂清號召十餘名台灣人律師成立「台美律師協會」。此乃由於1982年美國新移民法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台灣每年擁有二萬個移民名額。之後的十年內,台灣移民蜂擁而至。移民進來後相關的身份問題、開店營生、買房置產,各方面都需要法律協助。 為了擴大服務層面,黃茂清於1985年寫了一本「美國最新移民與實務」的書,暢銷海內外,更大範圍的打開他的知名度,演講、寫稿邀約不斷。1988年,鑒於自己年紀漸大,客戶年齡層也愈見提高,黃茂清將自己的工作重心漸漸轉移到生前信託與遺產繼承方面,又出了一本「生前信託」,同樣也獲得不俗的反響。 目前黃茂清在事業上處於「半退休」狀態。他解釋說,所謂半退休就是接案在精不在多,只專心做信託與遺產繼承。目前他的兩個律師女兒也都在事務所幫忙,她們也是只接受這類案件。黃茂清說,主要是因為孫子都還小,如此女兒們就可以兼顧家庭與事業。 如何讓小孩心甘情願留在身邊工作?黃茂清說有秘訣︰老婆大人成天在女兒面前念叨,千萬不要當律師,忙得要死還有很多社團會來找你當義工,推都推不掉等等。小孩都有叛逆心態, 聽到老媽這樣說,以為你看不起她,偏要做給你看,就成啦!黃茂清說,其實老婆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跟老爸走同一條路,這樣,父母子女更有共同話題, 親子關係更加親密。 談到另一半,黃茂清夫妻的恩愛有目共睹。黃茂清說愛她才要娶她,娶她就要負責,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老伴是很重要的。 黃太太出生於山東青島,父親是老蔣時代的公務員,家裡又是地主,因此共產黨來了就只能逃難。一路南逃,到了台灣,是典型的外省人。難得的是,黃太太卻有很強的台獨思想。為何會如此?黃茂清指出這是由生活體驗堆砌出來的。想當年,黃茂清申請出國留學時,曾遭到否決。官方的理由是既然已經在台大拿到碩士,幹嘛還要出去再念碩士。黃茂清情急之下轉請自己教授幫忙,打了一個電話後,馬上就准了。黃太太當時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反觀台灣人民,樸實正直,值得欣賞。當然,黃茂清笑著說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在華大念書時,黃茂清只拿到一年的福特獎學金,其餘年度只有免學費,太太也要去打工賺生活費。苦哈哈的兩人若稍有餘錢,就把錢藏在地毯下,號稱是他們的銀行。現在回想起在華大那些年,他們卻認為是一段最快樂甜蜜的時光。因為當時生活雖然不富裕,可是有追求的目標、有憧憬,人生充滿希望。 黃茂清兩個女兒均已結婚,女婿都很成才,兩個女兒各有兩個孩子。談到四個孫兒,黃茂清笑逐顏開。黃茂清說,人生苦短,60, 70年的歲月轉眼即過,在有生之年,有幸看到自己下一代,看到自己生命的傳承,實在是很幸運的事情。 回想自己的生命歷程,起起伏伏,轉折多變。黃茂清強調,在該當做出選擇時,就要下決定,旁人的意見聽聽就好,因為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問題和需要。決定之後,就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就沒有遺憾了。黃茂清說,他最幸運的就是太太永遠支持他的決定,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對於美國的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雖然他沒有投票給川普,但是他的當選已成事實,我們不能只是看衰他而已。借歐巴馬的話說,「川普的成功,就是美國的成功」。只是若川普仍然堅持保護主義,走孤立路線,將違反美國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美國以及世界都很不利。諸如他對回教國家的種族限制,墨西哥築牆之舉,都是排斥舉措,川普要了解,世界應該是共存共榮的合作關係,要求所有企業回歸美國,是違反常理的行為。 黃茂清語重心長的表示,由川普的這些行為來看,台灣要注意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台灣的將來只能靠自己,美國並不可靠。就像川普要求日韓增加軍費,台灣當然也不會例外。可見,自助方能人助,靠人扶起來是不可能的。 談到台灣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小英上任以來,國內台獨大老以及外國媒體屢傳批評聲浪,然而只要小英政府按照競選諾言在進行改革與建設,大家就不要操之過急,應該再給她一段時間。例如司法改革,她已經召集成員,正式啟動;例如經濟南向政策,必須要看國際局勢,適時調整方向與政策。這些都是需要時間體現成果。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人民太過急躁,徒然製造紛擾而已。 另外,黃茂清也期待蔡英文總統能再硬氣一點,有些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勇往直前去做,無須召開甚麼公聽會,浪費時間。但是政府的政策則需要讓人民了解,因此保持與人民的對話與溝通很重要,這才是全民之福。 黃茂清最後強調,他自1983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一直遵循著基督教兩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是謙卑,不管你有多利害,態度上都要謙卑,而且要認知這是上帝賜予的恩典。第二是博愛,要正視別人的痛苦。黃茂清以自己為例,當年在華大讀書時,曾到餐廳當服務生,有一個客人,給了他一份很大的小費,70年代的20元不是小錢,他非常高興,老婆也很快樂。鑒於此,他現在到餐廳用餐,給小費從不吝嗇,這也是一種將心比心吧!人生在世,無法預知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災難和痛苦,因此如果有信仰,就可以將感情交託給這個無形的力量,上帝會給予幫助。 對自己的一生,黃茂清懷抱感恩的心,他表示,自己無論在求學或事業上,碰到的人都對他很好,人生圓滿,萬事如意,感謝主! (文字整理:Edda)

吳永吉

陳東榮 醫學的進展,越來越好,但也越來越昂貴,越深奧,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國家的窮人,不一定就因此受惠。所以他要以 “更好, 更便宜,更便捷" (Better,Cheaper and Faster) 的三個原則,來研發醫學技術及用品。惟有這種”弱勢醫學” (Medicine for Disadvantaged) ,才能真正為人類造福。吳永吉就以他的這種”弱勢醫學” 觀,為世界各地的窮人,地雷受害者,帶著一袋愛心走天涯。 據說,埃及有個說法,人的成功需要兼具兩個條件。第一, “您的一生快不快樂? 第二您有沒有給別人帶來快樂?" 有了財富或地位的人,假如沒有替別人帶來快樂就不算成功,一個無所奢求的窮人以乞來的食物與他人分享,卻也可以是成功。從這兩個條件,來檢驗一個人生的意義及成就,的確簡單真實多了。 吳永吉是我高醫醫科第九屆(M68)的同學。從我認識他起,就覺得他是一位很有天份, 很忙碌的人。在大學以前, 他就很喜愛繪畫及雕塑,讀了很多藝術書籍,拜了在台灣最出名的雕塑家楊英風為師。為了減少家庭的負擔,他半工半讀, 兼了兩個家教。他曽經找了我們幾位同學,大家輪流翻譯美國最出名之一的醫學史書,"西洋醫學史"。每期連載在林今開主編的"台灣醫界"上,可惜十幾期後,就因為經費關係中斷了。否則,也許今天我們可以有一本名著的譯本做紀念。 他除了補習收入之外,就是靠替人雕塑 。有一次他替台灣的海軍陸戰隊,雕塑了一件勇猛的蛙人雕像,塑在營地, 得到了好幾個月的生活費。1968年,他在高醫畢業,進入了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的骨科,接受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在骨科的訓練中,他體會到,台灣有這麼多的意外傷害,骨科可以把骨折接回去,把傷口醫好,但是對傷者活動及功能的復健,卻有力不從心之感。1971年,他來到美國的芝加哥,進入庫克縣立醫院(Cook County Hospital),當了外科實習醫師,接着就進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醫學院的復健醫學系,接受了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1975年,他加入了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Chicago)。西北大學的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24年來在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年的評鑑中,一直是美國復健醫學的最優秀中心。他在這中心的20年時間,不但在臨床上,幫助了許多病人復健,裝義肢,他也研發設計了很多簡單,低成本,高普及化的醫療技術及用品。包括一種很簡單,便宜,又不需要手套, 就能自己使用的導尿管。讓許多半身不遂的患者,不必依靠䕶士或別人,可以自已處理。結果成了醫療器材中的暢銷品。他也設計了一種截肢手術後的斷肢端處理方法,使患者傷口復原更快更好。還有一個讓無法說話的病人,可以與別人溝通的對話方法。 他最重要的一項發明,就是一項漸漸被發展中國家廣泛應用的簡易義肢模具製造法。「真空成型」(dilatancy) 的義肢製作技術是他在西北大學義肢矯具教學研究中心(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osthetics-Orthotics Center,NUPOC)...

李柏毅

「自閉兒,不是精神病、不是白痴、不是廢物,他們也需要鼓勵,也需要疼惜,需要愛。」 美麗優雅的簡靜惠發出內心的肺腑之言,在她臉上散發著盡是母愛的慈暉,即使明知她背後一定遭受太多的辛酸、挫折、無奈、甚至嘲諷,但身為一個自閉兒的母親,因為愛與信仰,讓她變得堅強,化作最堅強的保護傘,次子李柏毅終能一一破解長年的咀咒,敲開藝術之門,他每次畫作展覽只有唯一的主題,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也是他人生最好的寫照。 細細品味欣賞李柏毅的畫作,就能了解,思想僵化有限的人把他看成自閉兒,其實,他的世界是不懂得取悅人,忠於自己,超凡的原創力,他其實是世上最自在的人,而那份不拘的自由,真的令人稱羡不已。 向自閉症奮戰漫長路 簡靜惠是台北著名的明星西餐咖啡廳老板簡錦椎的掌上明珠,與現擔任工程師的李永碩結為連理時,大家視為金童玉女,才子佳人,夫家是一個在美國台灣移民的傳統大家庭,生下活潑可愛的老大,以往千金大小姐,手忙腳亂又措手不及的懷了第二胎。 1989年,出生的李柏毅,活潑可愛,討人喜歡,可是直到18個月左右,父母才警覺到柏毅有不尋常的狀況,各方面的學習能力沒有成長進步,還喪失原本有的簡單口語能力,柏毅開始畏生,不願接觸人群,常常哭叫喊鬧。經專家診斷,是「自閉症」,而且極有可能沒有辦法溝通,一輩子失去平衡能力。 這個晴天霹靂,讓原本是想「望子成龍」的喜悅,頓時墜入猶如地獄深淵,從小一帆風順的李永碩畢業於南加州史丹佛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的李永碩成長過程可說是人人稱羨,首度承擔了外在的重大壓力,除了不能接受無情的事實,心中也難掩忿怒及沮喪的情緒。過了好幾個月才開始強迫適應想到如何幫助孩子成長。 簡靜惠在傳統觀念的折磨下,天天只能忍受外在怪責,暗地卻是柏毅只要一哭鬧,她也就跟著傷心地嚎啕大哭。不過,天天以淚洗面,只會讓孩子病況惡化,做為母親可以選擇把孩子丟棄到教養所、可以無助怨天尤人,但簡靜惠決定選擇一條最艱難的仗來打,她誓言要讓柏毅快樂地成長,讓他站起來。從此,父母倆就開始與柏毅走上向自閉症奮戰的漫漫長路。 「自閉症,是一輩子的殘障,沒有葯可以醫治,一定要有長期抗戰的決心。」李永碩原本是長老教會,在痛苦絕望中,他們終於找到生命依靠的力量,用信仰面對一切。李柏毅,17歲,現就讀Village Glen School,11年級的特殊班。 柏毅,2歲時,臉上一滴水都不能碰到,否則大哭大鬧不罷休,媽媽天天就陪他泡在浴盆中,每次水溫保持在80度左右,讓他克服碰水的障礙,從家中的浴缸,走到游泳池,媽媽經年累月地一步步陪伴,對其它小朋友而言,再簡單不過的動作,對他卻難如登天,但就像「阿甘正傳」的阿甘一樣,只要讓他學會,他就專心一意的做到,他現在是游泳健將,尤其是長距離,只要大家叫他游,他就會游啊游,所以他曾被邀請參加2008年奧運選手游泳訓練,但被家人婉拒,因為只是單純希望讓他想像化身成為水中魚兒的快樂就好。 曾被判定可能會失衡而無法站立,簡靜惠在遍尋各種資料後,發現騎馬也許對柏毅有幫助,5歲左右,就開著來回3個小時的車程,去特殊訓練馬場,每次只能訓練半個小時,他是被放在馬鞍上,漸漸訓練出平衡感,而學會如何走路。因此可以發現柏毅小時候的畫作,最多的主角就是各式各樣的馬。 滑雪也是如此,柏毅最愛穿著黃色雪衣,在鬆軟的雪堆裡訓練平衡感,如今他滑雪的技術也相當厲害,不可小歔。 柏毅雖然帶著難以彌補的缺陷來到人世,但上帝也為他打開了一扇窗,他的專心耐力,他的繪畫奇才,若不是做父母的堅信「自閉兒的殘障(Disability)往往正是他們的天賦(Ability)所在。」他們若不專心尋求,很容易就錯失上帝美好的旨意,還好他們沒有錯失上帝的祝福,渾然天成的藝術才能─天才畫家。 天才小畫家 「我常想,柏毅的誕生是上帝給我們帶來的禮物? 還是上帝藉著我們的託顧帶給藝術界的禮物。」簡靜惠說著。 遠在4歲時,父母還在奮鬥該怎麼對付自閉症時,他們發現只要畫畫,柏毅就自得其樂,更神奇的是,別人只會畫一張,柏毅對於同一個靈感,他可以一畫再畫,越畫越好,別的小孩是用嘴巴講話,柏毅似乎是用畫圖表達他的心聲,只要他接收的映象,就有著過目不忘的記憶力。 柏毅既然喜歡畫畫,父母決定開放家裡的牆壁讓他盡情“ 塗鴉” ,當初只是想讓他歡喜就好,所以畫滿了就粉刷,粉刷過了又再畫滿,無限寬廣的創作空間,直到柏毅唸到8歲,有一天教會同樣也是畫家的李淑櫻決定跟簡靜惠說「你該帶孩子去鑑定一下,因為他的畫真的很特別;」 當時的李永碩與簡靜惠,因為住在UCLA醫學中心附近,主觀上認為,受過高等教育,一廂情願認為一定沒問題,但隨著每個月5千元的花費,不管是正統療法還是偏方都試過了,家長身心飽受折磨,正準備放棄時,尤其情況時好時壞,常常生病,幾乎走不下去了。 他們最後決定聽從建議,去聽聽鑑定專家怎麼說,結果專家給柏毅一連串的試煉後,結論是「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天才,未來極有可能成為大師級人物,你們唯一絕對不能做的事,就是請專門的美術老師來教他,他愛怎麼畫就讓他怎麼畫!」 自閉兒,與天才小畫家其實只是一線之隔,他們倆緊記著專家的交待,學區還特別送李柏毅去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學習,簡靜惠開始收集他所有的畫作,一一整理存檔,小心翼翼地保持讓他自由,不受任何美術教條的限制。 李永碩更是只要一有空,就帶著全家出遊,藉由旅行,讓柏毅在自然狀況下,吸取靈感,不強求,只是提供資源與機會;柏毅看過畢卡索及梵谷的畫後,結果其記下的街景,入物,田野風光,展現了極其相似原創的風格。而每每他對有感觸的情景,就會過目不忘,拿起畫布揮灑自如,不僅栩栩如生,而且許多情景,猶如躍至第三度空間,立體熱鬧的不得了。若是仔細欣賞,就不得不佩服他化腐朽為神奇的天賦。 繪畫的傑出表現被教師專家所肯定,除了獲獎無數,作品也深受到主流的重視。 柏毅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即參與學區各項檢定,代表學區參賽贏得佳績,連續六年在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期間也參與過公開的展出活動,不僅如此,柏毅於1999年11月間獲洛杉磯時報(L.A. Times)選出「傑出孩童」(Remarkable Kids),以具有藝術天份的特質與其他正常孩子並駕其驅。 2004年,還被非常盛名的藝術公司BGH邀請開個展,而其作品還被收集珍藏,也有些大公司訂購他的畫作來佈置辦公室;為了幫助需要殘障的兒童,美國自閉症協會還將他的畫印出整套的卡片,目前銷售成績全美已超過一萬份。在參加台北大稻埕的個展時,他的畫作也被高價購買。光是去年,就受邀參加8個畫展。 此次受邀柑縣傳統週的展出,最主要是由於自閉兒童的溝通能力有限,簡靜惠說,為了不讓柏毅對語言產生混淆,家中一律以英文做為溝通方式,但他們也不忘教育孩子飲水思源,常常帶著一家人回台灣,展開文化歷史之旅,因為柏毅回台灣之後,非常愛台灣,那裡的濃濃人情味,布偶戲,哈雷機車,台灣美食,令他懷念不已,爸媽故鄉也是他的家,他很開心能夠在橙僑中心展出,也許沒有豪華的產地,沒有高級的雞尾酒會,但是那是要給台灣鄉親看的,也是送給媽媽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發揮阿甘精神 助人至上 簡靜惠認為,全國有千分之二比例的自閉兒童,家長往往過於急切引導孩子口語溝通的能力,卻忽略他們可能嘗試用其他管道表達訊息,因而埋沒了殘障兒童具備的天賦。家長要多聽、多看、多學,找專家協助,才能找出最合適的治療課程。如果走對了,雖然辛苦,但每天都會有深刻的美好感受。就像以前一部電影阿甘正傳,自閉症的孩子其實潛能無限。 面對家中的殘障兒童,簡靜惠認為,在家人的心目中,柏毅是個非常正面、快樂的小孩,熱愛他所做的每件事,即使學習力較一般人緩慢,但是全力以赴的行事作風卻是在一般孩子身上難看到的。他們就是個最好的例子,所以家長最重要的是給予平等學習的機會,雖然特殊孩童各方面學習能力較為緩慢,但是他們也許能像柏毅一樣成為「勤能補拙」的孩子,不要讓病痛剝奪殘障孩童健康快樂的學習機會。 雖然柏毅的藝術天份逐漸廣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但是李永碩夫婦卻不希望將柏毅的天份作為商業賺錢的工具,歷年來每一幅作品都屬非賣品,李永碩說,藉著柏毅的創作力量將不會放棄任何可以幫助別人的機會,例如真愛家庭協會主動邀請展出柏毅個人的畫展、製作卡片或舉辦座談會等,希望能夠借助柏毅成長的過程輔助其他華裔殘障者家庭。 陪同柏毅走過了十三年自閉症的成長過程,李永碩夫婦表示,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柏毅的未來他們盡量給予協助及規劃,為柏毅成立基金會,有關柏毅畫作介紹,可到www.lelandlee.com網站上搜尋。而此次在橙僑中心的展出將到20日截止,歡迎前來橙僑中心  2901 W. Mac Arthur Blvd. #115, Santa Ana, CA 92704 參觀欣賞。 身為母親,簡靜惠希望大家能用愛來體會"我兒柏毅"的畫,更期盼那繽紛的色彩,能與大家分享柏毅單純的喜樂。  文/林蓮華

陳文石

◎楊平猷 陳文石畫室裡的見聞 您見過這樣一面勳章嗎?這是我在陳文石工作室裏所看到的< 海華榮譽金質獎章> ,由台灣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表揚海外台僑有特殊貢獻者所頒發的最高金質榮譽。再看一看手上這一本二零零八年,他任職台灣會館董事長及文化節召集人時,所留下的簡潔而清楚的圖文紀錄< 二零零八年,洛杉磯台灣文化節活動紀念册> ,同時憶想當年,我也曾帶領著洋女婿共襄盛舉,所看到的那種令同胞震撼的壯觀場面。依洛杉磯消防局的統計,兩天下來達十萬多人次,可謂盛況空前,是台灣同胞在洛城活動場面最大的一次。也聆聽當時他如何企劃,如何籌募經費,如何聯繫與協調社團與文化團體,如何尋找人潮場地,如何放下藍綠牆內對壘思維;共推台灣主體文化宣揚,如何邀請台灣國內重要技藝組織,如何吸引主流媒體的興趣,如何三更半夜聯結南加州中英文主流媒體洛杉磯時報採訪的文宣工作等林林總總,這也是我過去從大哥處對陳文石先生的生命狀態所能印象的部分。他呼籲好友一齊活躍於台僑社團與國際間,為政治、民權、及文化,出點子、出錢,賣力奔跑為台灣流汗三數十年,這樣的金質殊榮,並不讓我訝異,而他那種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成就現況的生命特質而創造出來的傳奇事蹟,才是讓我讚嘆與興趣要點,很多故事當可另闢多層主題來描述。 而陳兄繪畫生活的部份,在參觀了畫室,見了客廳與廊道所展掛的與諸多畫冊上所留印的畫作 再加上他的故事述說,才免除了對他這方面的一無所知,也是我這次專訪的目的。 畫家陳文石,一九四三年生於宜蘭鄉下。 童幼無知時即好塗鴉,四合院的白灰牆壁與曬榖場,處處都是他的繪畫天地,越畫越有模樣,成為村坊讚譽的小畫家,也得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因此從小就有自信立志當畫家。稍長父親即不在,家境困頓但他傻勁不減,志向不偏,小學時的美術比賽總是第一。 初中畢業,母親賣了首飾完成他的心願,讓他入學高中復興美術工藝學校,他當時感恩得痛哭流涕。讀了一學期就為負擔家計而放棄,投入一家美術工藝社任職,頗得當時先輩的愛護與指導, 學得一手日本膠彩寫生畫法。十六歲那年,一副[含露珠的玫瑰花],畫出陽光照在花上晨露的美感,入選台陽美展,更加足他的信心。此後也陸續參展全省(國) 美展。這段期間拜淡水陳敬輝老師為師,並到李石樵畫室習畫 , 過去省展或台陽展是台灣學子成為主體藝術家成績被肯定的標竿,青少年紀即有這等實力,是我所望塵莫及。 實力有了,然差了個學歷。二十二歲那年,他再入學[復興美術工藝學校]成了高齡學生。為了兼差工讀,非常辛苦,遲到早退曠課之間,學校也給他特別的通融。課餘畫了很多臨摹籣竹梅菊四君子,在衡陽路擺畫攤。四君子筆劃少,他練得一手落筆精準韻味十足的技法, 畫起來又快又有意境,很得日本觀光客的青睞,銷售良好,收入豐厚。 陳文石是個聰慧善巧勇敢,卻也是個生性活躍多變,不能滿足於現況的人。當然我門可以理解這是許多藝術家多彩的特質。有了機緣,改做室內裝潢,他看準了規格化家俱設計,台北許多高級辦公大樓(如華航),都是他的手筆之作。 有了經濟基礎,多了世面人脈,他不能忘懷年幼時期的立志 藝術家,三十歲考入師大藝術系,還是半工半讀,三十五歲任教於文化大學。當時旅日的台僑商人邱永漢[棄獨返台], 邱先生在日本的成就非凡,是陳文石學習的對象,就自薦從邱學習,再經邱先生的指導與提攜合作,事業更加規模。 師大期間,他從李石樵與廖繼春學了不少繪畫本事,打下傳統西畫的基礎與技法。這時台灣的民主意識開始萌芽,他的自由創作意識也淳淳欲動,那種從日本輾轉移植來台的印象派以來的中古巴黎繪畫思想與風潮,對他又成為一種僵硬的現況,不能得到滿足,為了追求更前衛的藝術主流思想,他放棄了一切事業成就,移民來美。 這時段所有移民來美的台灣精英,都得從基層開始,他也從油漆工起家,並入學Pasadena Art Center 開始現代最先進的藝術視窗,與跨入主流藝壇的基礎訓練。之後,又在UCLA, Pomona University與South Pacific university等校學習,而飯食的工作也轉為建築商。 從這段校園浸泡中,他學到了快速發現美感,快速掌握美感的技法。同時體察美國的藝術生態,深覺藝術表現和他的社會動脈相關,並與文化精神相表裡,更體認了民主自由才是培育藝術家精良創作的溫床,只有活潑自由的思考與外緣接觸,才能激勵自己,反觀自己的血液本質,建立自身的文化命脈,創造自己的嶄新藝術。而過去在台灣時期,自己的養成教育,卻在社會政治獨裁,愚民教化中進行,台灣島民藝術家,侷限在既有的限定範圍模式內。時值海外精英呼應故鄉民主聲浪,集成的反對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成為台僑的主流思想,一向熱血奔騰的他,把這看成是改變台灣藝術生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不惜一切的也投入這一行列,花錢出力奔波於政經文化改革的呼喊中,希望故鄉的藝術文化早日轉型,而自己的藝術思想也跟著理想與趨勢轉變。 自由思想開啟之後,台胞對血緣文化根源的思維也在釐清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耳語在親朋間開始流傳。這時的陳文石也體認了台灣藝術的重新開展,要從認識根源開始,建立本土文化,建立本土藝術。他發現先祖唐山公來台,是移植了唐山資源與和文化,而在與先住民的通婚歷史中,及過去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的留滯期間,在血緣及文藝建築上也早有融合,加上日本人的統治方便,台灣本土其實已有相當的島國特殊文化風貌,從廟會、年畫、慶典民俗用品、布花、包裝紙,原來被說成俗裏俗氣的,其實所表現出來的是,豐富、憨厚、多情、明朗綺麗的美感。在過去歐洲大師的畫面上,曾有相似的手法成為風格,因此,他把童年記憶中的故事,重新肯定,成為他此時畫作的滋養,故鄉民俗軌跡,提供他充分的創作源泉。這是他所謂的[根傳統文化期],相信這種血緣文化歸屬感提供的溫馨,帶給他生命相當的滿足,而且都表現在繪畫中。 一九九零年,為了吸取更多故鄉的滋潤,實質沐浴其中,他又毅然結束美國的業務,鮭魚返鄉。回台後,除了繼續對故鄉政治藝術文化提供更多的關懷與貢獻,也投資金融,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公司,想培育人才,為理想盡心力。 未料,此時的故鄉,外匯存底攀高,民權抬頭,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逐步轉型,民主與進步畸形的認知與定義,社會倫理黨政倫理也轉型,人人想做主,人人想出頭,演變成林立的山頭。各級政爭不斷,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亂象叢生,到處叫囂,商場揮霍。一切看似雜亂又像有序,加上新的都市興起建設,氣象萬千,顯現新生的爆發力與堅強,而卻處處不得調和,再也找不到他童年印象中淳樸的風韻。原本濃密溫馨的歸屬感一時落空,這時他以跳動式的手法作畫,畫些風景及事物,或諷刺話題企圖表達內心的感受。但失落與不適應造成的內心爭紮,令他無法作畫,身不得已,又一次提起行囊,雲遊而去。 說是雲遊而去,但是和台灣這樣的母子臍帶關係,割之不斷,愛台之情抹之不去,失望之餘又有一美感的發現。 原來台灣四面環海,先民冒險來台後,不論通商鹽漁,和海構成不解的因緣。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海禁,使人們對四週最親近的海洋非常陌生,直到民主的崛起及科技生活的趨勢,國民對台灣地緣週邊,有了進一步的試探,環境學抬頭,海洋學識才有了深一層了解。 台灣位處亞熱帶,是菲律賓板塊與雲貴板塊擠壓上升,所造成的零碎地形島嶼。高山深海 多變的畸形地貌及生態景觀,加上親潮、黑潮海水冷熱交錯,造成珊瑚環繞,魚群滋生,是世界三大魚種最多地區。這瑰麗美妙神秘的水世界,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是陳文石再度升起憧憬感動,對故鄉引發希望的地方,於是在台美之間遊走的他,畫魚,畫出瑰麗,畫出希望 畫出[美魚系列]。 洛杉磯十號公路往東,入亞歷桑那州第二個城市Quartz[石英市],每年二月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寶石礦展,展出各種原礦寶石及其半加工品。那年陳文石參觀時,發現這些原石深藏於地下,開採後的粗糙頑石,經切割研磨後,變成夢幻瑰麗燦爛的寶石,讓他省悟到一個人必須經過磨練才能成器的自古流傳的人生哲理。這樣的啟示,引導他進入一個不曾體會過的嶄新視野和冥想世界,讓他從中得到平靜,得以深思,並灑脫自在的創作。又由於原石研磨後顯現的炫麗色澤與奇異的圖結構,啟發他進入一層過去未曾開發的心靈層次,無意識的抽象世界,讓他採取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型元素與鮮麗的色彩組合,來表現與轉化純粹的空間意境。這樣的表現方式,表達了生命最初的原始生命型態,更把欣賞者更引入神秘而自由的想像空間,這段二零零零年初期的這類畫作,為陳文石的[太初之探討系列]。 一直以來,國際股市不良炒作,二零零八年金融泡沫爆破,一夕間,全世界財富蒸發資產萎縮,美國為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為了對抗人民幣不良匯率及國家財務赤字,大量印製美鈔與中國的如法泡製抗衡。因果循環,美鈔氾濫,幣值下貶,人民財產稀釋,產業營運失靈,失業率上升,民心浮動,這些成為陳文石內心關注的對象。藝術離不開社會,藝術離不開生活,他的畫作思想與主題,又一次轉向,投注在世界人民腰帶的重心。這時技法一變,改用綜合媒材,變成有如實體浮雕式的立體繪畫,,為此時[金融危機系列]的代表,在台灣人[鄉情畫展]中展出,這樣的世間關懷方式,令人感懷於心。 綜觀陳文石一生,圍繞著稚童時期立下的志願前進,而且以他的聰明善巧一直圍繞著主流社會的板塊挺進,以社會的利益前進。但他常常引以為憾的是,在藝術的創作中,他沒能創造出一種沒有人表現過更特殊的繪畫方式。不是嗎?我們都近七十了,我們都沒有做到,沒在美術史上創造出刮目的看點,因為那只是少數人的運好得到上帝的眷顧。但我們都在藝術的領域做過努力,付出了良心,也在畫面上表達的美感中,令自己及親朋好友得到喜悅的回報。雖然在世間的流程中微不足道,但這就是藝術的價值,藝術的貢獻。 依佛教的觀點,良善的心就是美心,美心不只是能整理出美好的畫面秩序,人們為社會付出不求回報所做出種種的努力,而且在這種努力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起怨言,只是努力設法解決直到完成,是需要智慧,這樣的動作就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藝術品。檢視陳文石的文化活動,除了自己的多次畫展成功之外,比如捐贈油畫給宜蘭文化中心,策劃北美畫家聯展,推動北美文藝協會,推薦李石樵得人文獎,出資成立李石樵美術館,推動全僑和平民主聯盟活動,還有大洛杉磯台灣文化節大型活動。三數十年間忙進忙出,就是服務,服務就是社會的主流板塊,這些結局的完美,就是世間完美的藝術。陳文石雖未蓋棺,而[海華金質獎]就是論定,是台灣人藝術家或社會運動家之中最高的榮耀,卻不是多數藝術家所能做到,我由衷的鼓掌, 他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們祈禱上蒼,再給他十年,他願意繼續為社會,為藝術努力,相信上帝會默准,給他機會,阿們! 0711

劉富理 夫唱婦隨為神謀事

正道神學院院長劉富理出生於台南一個傳道人的家庭,祖父劉南於1910年代就皈依信主,影響所及劉富理的家族都為虔誠的教徒。劉富理的父親也就把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劉富理的大哥奉獻給教會,希望他將來擔任牧師。 劉富理雖然也是個虔誠教徒,但年輕時並未計畫從事傳道的工作,直到大學時代的一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當年就讀中原理工學院土木系的劉富理,在大四第一學期時,在期末土壤力學工程的考試中忘了在考卷上填上名字。 和他交情向來不錯的助教認出了他的筆跡,順便好心的告訴他有一題答錯,讓他改答案。劉富理在遲疑一下後改了答案,卻從此良心不安,一直將這件事掛念在心。 劉富理回憶,在大四第二學期,他參加靈修會遇見一位劉宋淑賢講員。他將這件事告訴劉宋淑賢講員,講員告訴他唯一的讓自己心安的方法便是認罪。劉富理趕忙跑去找土壤力學助教;助教卻認為他是多此一舉。 劉富理因此含淚讀聖經,翻到希伯來書第12章第1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劉富理頓時感覺他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感覺那時比中了獎券還更快樂!」 大學畢業傳福音 家族反對 即將大學畢業,不確定自己該從事土木工程專業或是傳福音的劉富理,在讀了彼得後書第1章第10節「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福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劉富理從這裡頓悟決定畢業後要傳福音。 只是這樣的決定受到不少家族成員反對,特別是負擔他大學四年學費,期望劉富理繼承事業的叔叔,而祖父亦認為家族每一代有一個傳道人(指劉富理兄長)已經夠了,也表示反對;只有母親贊成他從事傳福音的工作。 1963年,劉富理在軍中當兵時收到一張朋友寄的卡片,上面引用了約翰福音20章 21節「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從此堅定了他傳福音的信念。 1975年8月 牧養台福教會 劉富理在退伍後,進入台南神學院進修三年,並於1967年回到母校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宗教哲學講師。1968年,劉富理獲得亞州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曼谷攻讀結構工程力學。畢業後應東海大學吳德耀校長邀請,前往東海大學擔任校牧,負責輔導學生心理,並在工學院教授工程力學。 1974年 ,劉富理赴美繼續深造,前往洛杉磯帕沙迪納的Fuller 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在Fuller 神學院唸書之際,受邀前往那時剛成立不久的台福教會證道受到肯定。1975年8月,台福教會正式邀請劉富理擔任牧師,他於11月正式接任,一邊讀書,一邊牧養教會。 1970年代起,隨著洛杉磯華人的增加,台福教會的規模也快速成長,分別於1979年成立台福東安教會,1980年成立台福南灣教會,1982年成立台福聖谷教會、柑縣教會及台福基督教總會。 1986年,劉富理回到台灣中原大學參加「世界華人福音大會」,正逢台灣「大家樂」賭博及青少年飆車活動盛行,感嘆為了錢而扭曲的台灣社會,只有2.7%的台灣人信主,有如「千萬靈魂飆向永遠的死亡! 」劉富理和台福弟兄因而求禱「願許有生之年看到百萬同胞歸主!」 正道神學院 美加神學會正會員 在教會不斷的往各地擴張之際,宣教人才的不足一直困擾著台福教會。台福總會此決定在1989年設立台福神學院(目前改名稱為正道神學院),一開始在南帕沙迪納的Highlands Park,後又搬到William Carey的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直到1996年才買下在艾爾蒙地市的校址,校務也蒸蒸日上。 1994年,正道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副會員,1999年正道神學院成為正會員,在當時也是北美第一個亞裔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會員;時至今日,正道神學院仍是美加神學學會唯一的華裔神學院,每期培養學生100名,參與各種延伸課程學生則有2600名。 1974年,劉富理的大女兒純純在台灣出生17天就被檢測出心臟病,為避免赴美深造的劉富理擔心,夫人王仁美幾個月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當時台灣醫療並不如今日先進,在美國的劉富理得知女兒生病的消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教會到處打聽心臟病醫師,輾轉得知一位同是台灣來的教會朋友劉明祝的夫婿David Westinghouse是洛杉磯著名心臟內科醫師。透過 Westinghouse醫師的協助,王仁美帶著才幾個月大的純純很快的從台灣來到美國,並被介紹前往休士頓由著名醫師Cooley進行開刀手術。 「患難臨到,神在此前面開路!」劉富理常想,要是他在出國前就知道女兒的病情可能因此放棄出國;是否能認識救活純純的醫師,實在很難說,只能說一切有神在前面引路。 夫唱婦隨 為神謀事 談到自己的婚姻,劉富理對夫人王仁美可以說是欽佩不已。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王仁美從1981年開始在神學院進修,直到1992年獲得碩士。劉富理認為夫人拿到的碩士學位比自己拿到的哲學博士學位還要有價值,因為在王仁美進修的這段時間,她不僅要照護年邁的公婆及父母四人,還要帶領四個女兒,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如今王仁美除了在台福教會幫助教會姊妹多年,也開始在正道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兩個人可以說是夫唱婦隨。 「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是劉富理一生的職志。他發願為主服侍、擔任傳福音的工作,並教導神學院的學生。為了授課傳道,劉富理的足跡不僅遍佈北美,也散及五大洲。今年一月份他在巴西、三月份前往華盛頓特區、六月將到德國,而九月將回到台灣傳道授課。 「只要還能做下去,我就會繼續做!」劉富理這樣表示。 文/記者劉孟儒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許忠政與許聖美 許氏人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許聖美參加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年會,與一大群活潑的姐妹們在一起時,總是安安靜靜微笑看熱鬧,與大夥人一起出遊,也顯得歡喜自如和氣安詳。她與丈夫許忠政常給人質樸誠懇、厚道務實的感覺,這對被華文媒體稱為「花旗參大王」的夫妻,或許覺得保持低調是他們比較自在的生活方式。 早年,他們在台灣是一對社會工作者,從事兒童福利與社區工作。到美國唸書後,因緣際會到五大湖畔的威斯康辛工作,無意中看到參農們種植花旗參,進而投入買參、賣參與種參的行業,經過多年的胼手胝足,終於建立一個產銷全球的「許氏參業集團」。他們的故事在敘述一對勤勞刻苦謙和務實的台灣人夫妻如何在美國同甘共苦奮鬥有成的人生。 因社工結緣 許聖美和許忠政交往時,聖美的父親對許忠政的印象是:「他的個性外向,看起來可能更適合做生意。」她知道這是不贊成的意思,因為在台大醫院行醫而且在醫學院執教的許瑞雲教授一直希望女兒嫁個醫生或學者,做生意看來不像個安穩的行業,何況兩人都姓許。 聖美不願忤逆父親的意思,但又放不下這份感情。從小她就是個安靜乖巧的女孩,功課很好。小學時,老師要她當班長,她惶恐地推辭,後來經過老師一再鼓勵,才硬著頭擔當,發覺自己也能做得不錯。長大後,原本希望唸護理,卻因大專聯考的分發誤打誤撞進了台大農推系,心裡倒不曾想過日後要推廣農業。 大學畢業後,她到基督教的「兒童福利基金會(CCF)」工作,關懷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子們。這段期間,認識了同樣來自長老教會作基督教社會工作的許忠政,兩人情投意合。 當時在躊躇的情況下,她曾請教沒有當醫生娘的三姨,問她對婚姻的看法。三姨說:「我雖然沒有像妳媽媽及妳二姨那樣嫁給醫生,不過我們夫妻的感情很好,婚姻也很美滿。」這些話增加她不少信心,只希望假以時日,父母會改變心意。 許忠政來自澎湖白沙島瓦硐村的一個農家,在家裡十四個小孩中排行第十。幼時家境困苦,不僅三餐常吃地瓜乾,而且因為澎湖風沙大,草木難生長,家裡沒柴燒飯,他得去撿牛糞,把牛糞貼在牆壁上曬乾,再拿來當柴燒。他說,他一直撿牛糞撿到唸初二為止,並且因為上了初中,應學校老師的要求,父親才去買了一雙球鞋給他,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當時又因為家裡是全村僅有的三、五戶基督徒家庭之一,時常受到村民的另眼相看,所以從小他就立志長大後要走出白沙島。 高一那年暑假,為了鼓勵澎湖的學生投考軍校,老師帶著十幾個澎湖的孩子到台北參觀軍校。一天晚上大約十一點鐘,他在街上看到幾個北一女中的學生在等公車時,還就著路燈看書。心想人家名校的學生都這麼用功,他一個鄉下孩子如果不加倍努力,怎麼可能考上大學? 這個啟示改變了他的人生,回到白沙島後,他發憤用功,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考上淡江大學,成為全村第二個大學生。接著,因為嚮往台大,在淡江唸了兩年,參加轉學考試,終於如願考進了台大外文系,成為許聖美的同校同學。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基於信仰與愛心,他到「台灣基督教福利會」的社會福利部工作。其後三年,從事過社區衛生、飲水、婦幼、以及關懷烏腳病患者等社會事工。一九六九年,申請到留美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大學(Univ. of Denver)攻讀社會工作學碩士。 隔年,許聖美也到了美國。兩人經過多年的交往與不斷的祈禱,總算得到雙方父母的祝福,高高興興地結了婚。由於許忠政在丹佛大學唸書的第二年領的是威斯康辛州政府提供的獎學金,畢業後必須到威州服務。所以在1971年,他拿到碩士學位後,即和聖美兩人起程前往威斯康辛州的芳都拉克(Fond du Lac)。他在州政府的社會局家庭服務司工作,許聖美則去唸她一直想唸的護理。 那時,許忠政負責威州七個縣的兒童福利,必須經常開車到轄區內的大鄉小鎮探訪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童們。他在僕僕風塵馳騁於大道小路間,無意中看到幾個參農們正在種植威州盛名的「綠金(Green Gold)」,心中感到震撼,也感到好奇。 威州見「綠金」 原來威斯康辛特產花旗參,當地人稱為「綠金」,一些德國和波蘭的後裔世代賴種此為生。許忠政在1973年第一次看到一大片高約一呎多、紅果實綠寬葉生意盎然的參田時,不禁愣住。心想這個在台灣常聽說的一級補的昂貴東西竟然是自己居住地的特產,不知效果如何? 他先買了兩磅寄回澎湖給體弱又患有胃病的母親服用。六個月後,家人來信說效果奇佳,請他再寄一些回去。他繼則一想,此處既是參的產地,附近又沒有幾戶華人,自己獨得地利,何不作點向華人銷售花旗參的郵購生意?那時,美國的郵購事業正興,他開始用心研究花旗參的種種與郵購的辦法,然後在1974年和許聖美共同創立「許氏人參企業公司」,從事小額的花旗參買賣。 他們第一次只買了十八磅花旗參,兩人動手修剪,分批包裝,在華文報紙刊登廣告後,接受訂貨。結果十八磅很快地賣完,信心大增,於是繼續購進更多的花旗參,也大量寄發傳單給在美國的華人家庭,生意逐漸擴大。 許聖美這時已在醫院當護士,郵購公司就設在自家地下室,夫妻倆下班後,勤兼副業。1975年,許忠政買了三百磅花旗參寄到台灣,讓剛自軍中退役的弟弟去銷售,自己則到美國各地的中國城接洽批發事宜,結果兩邊都進行得很順利,他開始考慮全面投入花旗參事業。 當時,許聖美懷著老大,大腹便便。許忠政決定辭掉州政府的工作出來創業時,雙方親人都反對,只有聖美心想:既然丈夫有他的理想,就該讓他去嘗試,至少自己在醫院還有一份工作,可以養活全家。就這樣,他們毅然賣掉在芳都拉克的房子,全家搬到威州北部盛產花旗參的沃沙(Wausau),迎接新的生活。 他們的老大在1976年出世,那年年底,許忠政已經初步建立起花旗參的銷售網,銷售量達一萬多磅。外文系畢業的他講得一口流暢的英語,加上多年的社工經驗與本身的親和個性,使他能很快地和人熟稔。他常在買參的時候,和參農們聊天,一邊獲取花旗參的知識,一邊留意種參的方法,心裡隱隱約約存著一幅更大的遠景。 這時的許聖美除了上班與照顧幼兒外,也幫著做郵購生意。她說,那些年,每次聽到電話鈴響,就趕緊把孩子趕到另外一個房間玩,再關起門來接電話談生意,以免被對方聽到孩子的聲音,覺得不夠專業。 聖美做事仔細,為人親切,在電話中和許多顧客建立了友誼。直到現在,公司的業務已經擴展許多,郵購單位仍歸她負責。她說,她後來參加NATWA的年會和其他的活動,都是顧客們在電話中通知她的。 十年苦撐 1978年,他們作了一個更關鍵性的決定,買了160英畝的農場,正式當起參農來。原來沃沙和哈爾濱同樣位於北緯四十五度,都是最適合種參的地方。中國東北的人參屬熱性,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屬涼性,功效略有不同。他們相信這種補而不燥的花旗參會有很大的潛在市場。 於是懷著生產「綠金」的美夢,這對來自亞熱帶島國的年輕夫妻開始在這冬季漫漫白雪茫茫一望無際的大地耕作起來。他們雇請了一個美國人,三個人摸索著種參。 許聖美說,花旗參必須種植在處女地,所以種參之前,要先整地。因為種參的土地如果太黏,根會爛掉,總得帶點沙質,參根才會伸長。栽參的種子也必須先和沙摻雜,埋在外面沙坑裡一段時日後,才會爆芽。所以在栽種人參以前,必須先花費一年的功夫整理土地,也就是先檢掉石粒,改變土質,使其酸鹼鬆軟得宜,然後再撒上爆芽的熟種子,經過一個白雪覆蓋的冬季,才能看到參苗長出。參苗長出後,要連續生長四年,才能收成。換句話說,一切順利的話,種參至少得先投資五年,才能見到首批收成。 回憶第一次種參的經驗,許忠政說,那時好不容易等到隔年春天,結果發現長出來的參苗竟不到原先播種的一半,原來種子被蝸牛吃掉了,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因為花旗參的種子很貴,一磅要七十五塊美金,撒在地上如同在撒金,光種幾畝地就已經耗掉不少本錢,當時看到那情景,實在難過得想哭。 「很多經驗都是在挫折中獲得。」他接著說,「種子播下後,要蓋上一層乾草。第一年沒有經驗,草舖得不夠厚,結果參田裡長出雜草來,既不能噴灑除草劑,也不能使用除草機,只能用兩手拔,在那遼闊的參田裡,真是拔草拔得苦不堪言。」 「參是一種極嬌嫩的植物,不能直接照日,所以參苗一長出,就得立刻在參田上搭遮蔭棚,讓陽光稀稀疏疏地洒下來,參才會長得好」。許聖美說,「搭遮蔭棚的成本固然很高,何時搭棚更是一大學問。搭得太早,天氣轉冷,下起雪來,棚架承擔不了雪的負荷,會塌下來。搭得太晚,參已經見到陽光,會被曬死。所以每年四、五月,天氣乍暖還寒時,就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作最正確的判斷。」 參長到第二、三年時,會有葉枯病、爛根病等情形發生,這是為什麼種參必須使用處女地的原因。一則種過參的土地容易感染病菌,導致參得病,二則參成長時所需要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已被用盡,所以種過參的土地不能再使用。 總而言之,培植這種成長緩慢又嬌嫩的「綠金」,真得小心呵護,不僅勞力密集,資本也相當可觀。一英畝的參種下來,得花上三、四 萬的美金,偏偏這些年參價在激烈競爭下頻頻下跌,說來參農的生活也真不容易,許忠政感慨地說。 在等待收成的那些年,由於老二和老三相繼出世,許聖美一身兼數職。除了照顧三個幼兒,兼作郵購生意,週末在醫院上班外,也常到農場幫忙農事。「那些年,日子過得真辛苦。」她說,「我們常把孩子們帶到田裡去,大人作農事,小孩就在參田上玩。三個兒子倒也因此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性,稍大後都會自動到農場幫忙或替自己的公司作事。」。 自小刻苦耐勞的許忠政常常在參田裡一做就是十幾個小時。他說,種植花旗參是上天賜給他的最大考驗,他一切從頭學起,花了許多錢買經驗與教訓,辛苦熬過五、六年後,才逐漸掌握到種參的技術。等到農場能夠收支平衡良性運轉時,也已經苦撐過十年。在這段漫長困阨的歲月裡,陪伴他在北國渡過天寒地凍時光的,就是他的妻子和三個稚齡的兒子。 苦盡甘來 辛苦耕種了許多年,他們在1982年總算有了頭批收成,內心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這時的「許氏人參」亦遷入一個5,000平方呎的辦公室,開始有了公司的規模。 接下來幾年,許忠政把握住全球經濟發展的八十年代,積極開拓外銷市場。一方面陸續到日本、英國和澳洲等地參加國際健康食品展覽,另方面在1984年將公司全面電腦化,加強郵購的時效。這時的他將目標放在建設公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集團。 1985年,「許氏人參」在洛杉磯設立分公司,整個公司聘用的員工增至十五個人。1986年,許忠政獲得威州「州長外銷業績優秀獎」。1987年,他們興建了第一座加工廠,面積達7,500平方呎,首次做到生產、加工、製造、包裝、銷售一貫作業的「產銷一條龍」的地步。此後,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 1989年,他們增購了三百多英畝的參田,開始嘗試「半野山參」的種植。1990年,斥資興建第二座新廠房,面積4,500平方呎。這年,許忠政眼見全球風行健康食品,立刻掌握商機,適時推出花旗參茶和花旗參糖,結果產品一上市就供不應求。他再接再厲,繼續推出現代包裝的花旗參精、鮮蜂王漿、花旗參蜂王漿等一系列健康食品,都受到顧客的歡迎。 1991年,「許氏參業集團」分別在紐約和香港設立分公司,經營批發、零售和外銷等業務。接著,在馬來西亞成立一家獨立的子公司,專營花旗參、野參、各種人參、以及如冬蟲夏草、燕窩等各種高級中藥的加工與批發。此外,他們繼續在威斯康辛增購參田。那年,許忠政獲得了「沃沙地區傑出中小企業獎」。 1992年,他們繼續增建另一座新廠房,面積達9,100平方呎。這時的「許氏人參」已經在華人圈裡打響招牌,各地的主要中文媒體都有他們的廣告,華人經營的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裡,也都有他們的貨品陳列。 同年,他們獲得美國聯邦商業局頒發的「全美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夫妻倆歡歡喜喜地到白宮玫瑰園領獎。這時,英文名字叫Paul Hsu的許忠政在威州早已樹立聲望。自1981年起,他連續被前後三任州長聘為外銷顧問,每次州長要到遠東訪問,都邀請他同行。 積數年開拓市場的經驗,許忠政認為人口廣眾,素來視人參為高級補品的中國,應該有很大的銷售潛力,因此鎖定中國為主要的開發市場。自1992年起,「許氏人參」陸續在江蘇張家港、浙江寧波和廣東普寧等地成立合資公司,從事原料加工與批發的業務。1995年,又在南京設立獨資公司,統籌全中國的銷售與業務管理。同時,他們也在舊金山和溫哥華兩地設立分公司,拓展美西和加拿大的市場。 1995年,許忠政獲得聯邦農業部頒發的「亞裔農夫特優獎」,再度到華府領獎。他在短短三年間,兩度榮獲得聯邦政府的頒獎,誠為殊榮,卻也實至名歸。因為那時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年產量已由1974年的十五萬磅增至1995年的兩百萬磅,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產於沃沙地區,而許氏農場的年產量更居沃沙地區參產量的翹楚。至於威州的外銷農產品中,1980年時,花旗參排行第十一,1995年時已躍居為第二位,僅次於乳牛胚胎的出口,而「許氏參業集團」的年銷售量則佔全州總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以如此優秀的業績,連續榮獲聯邦的「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與「農夫特優獎」,實在受之無愧。 許忠政無疑地是行銷方面的一流好手。他密切注視時代潮流的趨向,隨時留意顧客購買的品味,不斷地開發新的產品。往往在舊產品銷路漸緩之際,新的產品已經上市,確保公司的產品能夠繼續吸引顧客的興趣。 在追隨科技方面,他也一直站在最前端。1996年,他在南京首創「越洋郵購」,讓顧客能在美國訂貨,在南京直接取貨。1999年,首創公司網頁,讓「許氏人參」的產品能在網路上和顧客見面,2000年,再度更新網站,讓顧客能夠直接從網路訂貨。他處處以服務顧客為優先,以致多年來,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許氏人參」的產品銷售始終領先同行。 「許氏參業集團」發展迄今,除了種植、加工和銷售花旗參外,還經銷各種人參、野參、半野參,以及各種與人參有關的產品如花旗參茶、花旗參糖等。近幾年,更發展一系列的健康食品如深海魚油、大豆卵磷脂、鯊魚軟骨、魚蛋白、葡萄子、山桑子、北芑、燕窩、干貝、當歸、淮山、銀杏等,琳琳總總。幾乎各種階層、各種行業的男女老少都是他們服務行銷的對象。 經過二十年的奮鬥,這對首創台灣人在美國植參墾荒紀錄的夫婦,終於建立起理想中的參業王國。 誠信與寬容 在威斯康辛生活了三十年,或許得利於當地淳樸的民風與田園的景觀,許忠政夫婦始終保持著台灣舊社會的傳統美德,他們勤勞節儉、質樸務實,而且待人誠懇,常喜歡以「種田人」自居。 他們尤其認為做生意應該信守「誠信」的原則。由於花旗參的效用較吉林參、高麗參和加拿大參為高,價格也較貴,有些商人因此出售假冒的花旗參。許忠政對於出售或摻雜偽貨的行為非常反感,所以特地和威州的花旗參農總會共同設計出一種老鷹的商標與註冊的字號,讓消費者能夠很快地辨出真偽。 他接著說,1994年,上海發起打假運動,檢查人員曾經拆開四十八磅的「許氏人參」產品,發現每一根都是貨真價實的花旗參,深感驚訝。因為在那同時,他們檢查的其他二十幾家品牌裡,有許多家廠商都因為摻假而被吊銷執照。 許聖美自公司創立以來,一直負責公司的會計與人事。雖是獨資公司,她仍恪守公司制定的規則,凡事公私分明。她說,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她向公司借用了兩天的旅行車,結果還車時,照樣付給公司租金,連會計都感覺詫訝。她認為如果自己作個好榜樣,員工們比較不會隨意浮報帳目或濫用公司的東西。 對於公司的員工,她採取尊重與寬容的態度。她說,往往薪水給得比別處稍高,福利比較好,遇有特殊情況,則予關懷,因此絕大部份員工都在公司工作很久,他們的忠誠就是公司的資產。 「許氏參業集團」目前在全球擁有三百多名員工。沃沙總部的員工裡,約有三分之一是美國人,三分之一是華人,另有三分之一是寮國人。「因此,人家常笑稱我們的公司是個小型的聯合國。」她笑著說。 威斯康辛州有不少寮國人,大都在寮國赤化之際移民而來,許多都是辛勤的農夫。許氏農場在農忙期,時常雇用一、兩百名寮國人,幫忙除草、收成與採種。聖美說:「人參收成時,我們用機器收割,來回收了兩趟後,就讓員工們去挖採,採到的和公司平分,這也是算一種公司與員工分享的辦法。」 目前擁有一千英畝參田,身為所謂「花旗參大王」的妻子,許聖美有著難得的隨和與親切。她在訪談中,表示最欣慰的是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與三個都能依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努力求發展的兒子。 她說,二、三十年來,她和許忠政既是夫妻也是同事,「可是,我們很少爭執。」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她很認真地說:「真的,我們很少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有時對事情難免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提出來討論,所以幾乎沒有吵架。」或許在她的心底,她始終記得當年三姨對她說的話:即使沒有嫁給醫生,只要夫妻感情很好,生活就會過得美滿。 她最欣喜的是三個兒子都有很好的成長。她說,孩子們出生長大時,正是公司創業與拓展的時期,雖然夫妻兩人都很忙,但都盡量安排輪流照顧孩子。許忠政燒得一手好菜,如果他先回到家,就立刻下廚作飯,連帶地也訓練出三個會燒菜的兒子。 她接著說,孩子們因為體恤父母的辛勞,凡事都能自動自發。她記得老大身上總是多帶一本書,因為每回要去接他時,就接到顧客的電話,等談妥事情再趕去,已經遲到許多,孩子總是靜靜地看書等候,從不抱怨。後來他到威斯康辛州大唸商學院,無論暑假實習或畢業後就業,都特別受到公司的器重與同仁的歡迎。老三從小就很自律,做事很有計劃,高中畢業時是全年級的第一名,目前在西北大學唸醫科。老二出生時,因為生產有困難,出生後智力略顯不足,但他一直都很乖。她花最多的時間在老二身上,後來他也唸到高中畢業,在別人的公司上班,平時在自己的公司裡,也很樂意幫忙。 近幾年,公司已經制度化,許聖美比較能抽空外出參加活動。去年,她和NATWA的姐妹們一起回台灣,與「彭婉如基金會」的會員們合開「台美婦女論壇」,並且拜會陳水扁總統和呂秀蓮副總統。在拜會兩位國家首長時,NATWA呈獻的禮物就是許聖美贈送的花旗參。其實,許聖美心裡更感到高興的是見到昔日的老同學貴為現在的副總統。 原來許聖美和呂秀蓮是北一女中初中的同班同學。「那時,呂秀蓮當風紀股長,我當清潔股長。她每次上台都講得頭頭是道,很有氣派,我就只知道埋頭努力掃地。」許聖美笑著說。回憶少年時光,她覺得很有趣,有的人從小就有大志向,努力開拓自己的路。有的人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後來,連自己都詫異怎會走上如今這條路。而她,就是屬於後者。 當年在台灣,她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會到美國拓荒墾殖種植人參。說來一切像場夢,但卻又是如此真真實實的人生。當年,兩個年輕的戀人,憑著一份執著,一起到寒冷的北方,在湖泊遍佈風景優美的遼闊草原裡,建立起家園,也建立起理想中的企業王國。如今走過艱辛,慶幸能夠共享成果。但望在未來,兩人自參業人生退休後,亦能互相扶持,重拾年輕時的熱情,重作一些社會工作。 楊遠薰  

林炳南

位於柔似蜜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常常會看到一位像是里長伯的長輩在巡頭巡尾,他就是受到會館上上下下敬愛,德高望重的林炳南,立志要把餘生奉獻給會館,做永遠的義工,這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已把台灣會館當成家,進進出出的社團人士就像親友一樣疼惜。 超愛唱歌、又會表演魔術、會館演出缺什麼角色,只要他幫得上忙,人家敢開口,他一定義不容辭撩落去又演又唱。 他也很愛說笑又會自我調侃,雖然有時放出冷笑話,大家要他解釋再三,他也會不厭其煩的說道大家會心一笑。也許,他不是很完美,但一位85歲的老人家,無怨無悔的不求名利做頭做尾,沒有人敢再苛求,只有對他充滿無限敬意。 林炳南一本正經地說:「會館對我是精神糧食,感謝王桂榮先生捐贈台灣會館,因為我是住在會館附近,經過太太鼓勵才有機會參加,餘生想要奉獻給台灣社會和台灣社團。」 日據時代  意氣風發少年時 1920年日據時代,生於彰化田中鎮, 5個兄弟姐妹,林炳南是老大, 剛好就住在鎮上鐵路火車站的出口大路上,家中經濟算不錯,讀到高等科(初中),就找到一份在員林台鳳會社的工作,專門負責日本軍用品的庫存、材料、出納等庶務,後來表現優異,就到日本衙役所(現今的鎮公所)做指導員,管理糧食生產、糧食面積收獲量的計算,並做皇民奉公會,當時差不多20歲,雖然在打太平洋戰爭,他覺得當時社會很安寧、治安好、人民又守規矩,表面形式上日本還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有點遺憾就是日本政府對理番政策處理不當發生霧社事件;還記得「始政40週年」時曾參加奉公青年團到台北一遊,那是青年時最高興的時刻。 國民政府時代  自營裝璜生意 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敗,向美國投降等於宣布終戰,當時沒看過中國兵,在彰化田中鎮第一次看到國民黨阿兵哥時嚇一跳,怎麼看起來像在跑路,打贏的兵怎麼像是在逃難,反而戰敗的日本兵卻嚴守紀律,堅持整齊裝束。里長(保正)說要抬豬慶祝"台灣回歸祖國",他看到阿兵哥的行徑後,堅決說沒必要。 當時換成中國國民黨剛來台,社會簡直像是無政府狀態,也有很多人被修理,還好平常他人緣不錯才保住沒有被整慘;當時25歲,他決定轉業,做肥皂化工,不過碰到舊台幣時代,物資波動劇烈, 4萬舊台幣換一1元新台幣,一日三番,大家難以維生,他聽人家說,在中國他們就這樣亂搞,結果到台灣還是搞出通貨澎脹,肥皂化工也做不下去了,民不聊生。 台灣經過228事變與白色恐佈,林炳南知道決不能有明顯政治傾向,他自己有5個孩子,包括3個女兒、2個兒子,他要養家糊口,扛起一家重擔,就像一般尋常百姓,只要能平安過活,政治氣壓在低都得熬過去,他唯一能堅持的就是不願再涉入政治有關的工作。 等待情勢穩定後,乾脆在家裡開起裝璜之家,一做就做了30多年,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貪污文化,各路招數,他全程領教過;林炳南受日本教育,一板一眼,當時真的很不習慣,他說,以塌塌米為例,當初接洽的公職人員,不但把報價抬高,而且公然就要給一半回扣,真是有夠離譜,後來也就見怪不怪。 移民來美  台灣會館找到心的歸宿 因為女兒依親來美移民,如今20多年,當時退休後含貽弄孫,生活過的很自由愜意,島內還在黨外戒嚴時代,但他終於可以在美國安全解放,關心起台灣時勢,但當時仍不是積極參加社團抗議活動。 1999年透過辦公室友人介紹,才正式來台灣會館幫忙,當時有鄉親提供免費的卡拉ok設備,所以愛唱歌的林炳南,就設立了卡拉ok俱樂部,一開始只有幾位會員,到如今已經開2班,會員至少維持在20幾位左右,一轉眼己成立6年。他也負責一些會館的室內設計建議、也幫助去採購,修理地板,什麼活他都可以插上一手;他說,是為了健康快樂,因為在異鄉找到心的歸宿。 陳喜一是卡拉OK俱樂部成員,他盛讚阿伯很公正親切,以他的年紀唱的相當好,而且隊員有發生誤會,他都可以圓滿化解,俱樂部不但發揮台灣文化,也讓鄉親一解鄉愁感恩,喚起台灣意識。 董事長林榮松、義工黃艾美、陳建銘滿口褒揚,在他們心理,林炳南就像台灣會館裡有個老爸爸,風雨無阻騎著單車天天來巡巡看, 很熱心地把會館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與一般義工不同,就是他用心又很用力,自動自發,後輩的義工沒法呷伊比 。 住在附近的公寓,騎車只要6分鐘,他開心在會館裡認識很多朋友,又可常常聽演講。不過他也衷心地說出他的願望,希望董事對義工要有愛心及重視,會館擴建是很好的方向,希望台灣會館興隆百世。 文/林蓮華

毛平吉

先苦後甘 我是毛博士,筆名靜一。小時候別人喜歡喚我大頭吉仔,自認長相不錯,尚討人喜愛,我常常自稱旗山人。旗山神社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日本派來住持神社的大和尚是大藏大師。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代的文學與哲學家。來台之前,是東京帝大的名教授。 家母探聽到他需要一位小沙彌來幫他打理生活小節,她便帶我去拜見他。皇天不負苦人心,他答應留我在他身邊打雜。我每日要挑水,讓他盥洗,我會將他的拖鞋先放在胸前暖和,再讓他穿戴。他看我每早起床便朝氣蓬勃,努力完成應做的事情。下午我們二個都比較空閒,他就讓我博學於文,教我漢學,練習作文。 我本來就是好學的小孩,很快就有了高中程度的學識。好景不常,日本軍閥戰敗,向聯軍投降,造成所有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本來有意帶我一起回日本,但他也很民主,叫家母來表達她的意見。母親淚水汪汪邊哭邊求大師寬宏大量,同意把我留下來,好讓我們母子團聚。 大師是個很慈祥的宗教家,悲天憫人,毫不猶豫便爽快地答應她。就這樣,承神的保佑,我便順利留下來,跟母親過著春暉似深海的生活。 火車燒過的「生碳」,部分變為「土碳」後,尚可回收供民間鐵工廠打鐵之用。我從小沙彌「退休」下來,接著就帶著弟弟平定撿煤渣。我是8歲,他才6歲,都自願分擔父母的困苦家計,減輕他們被歧視的壓力。我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7點半之後就準備上學,弟弟留在家裡聽媽媽使喚。我學業一直保持優等,早上學校升旗典禮,都上台被表揚。我的表姊「雪子」指著我,告訴她的同學說,「她是我的表弟毛平吉」,深深的以我為榮。平定弟在校的功課平平,他幼稚的想法,要求我帶他上台一起被表揚。我告訴他這是校長的決定,我無能為力。他似懂非懂地點頭,表示瞭解,也就不再提起。 我們之後的日子,都照常規,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然後趕上學。下午放學以後,回家做「連碳」,有人定貨我們就送。有次旗尾豆油間,要我們送一百個,送到他們府上。貨送到他們家,是一位標緻的小姐出來檢收。她父親看我們兄弟忠厚、勤勉、有禮,就想把她嫁給我們兄弟的任何一個。但她已有男朋友,他是旗山私人診所醫師的公子,我們又輸了一截,要找誰嘆氣。 日子過得很呆板,就如此,我已升到六年級,很快就小學畢業,考上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就讀初級部,三年後,被保送升入高級部。我的功課一直保持很好,畢業時是第一名畢業生。唸職校的學生,要考大學,比起一般高中畢業生要難許多。 我家窮,沒有錢上台北報考台大,退其次只好留在台南考工學院。考試前一天我先到火車站的二等候車室,佔個位置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已是六點,到衛生室盥洗後,在車站前買粽子充飢,接著趕到學校應考。福神似是永遠保佑我,放榜時我竟然名列前茅。 大二時,因為我原本就唸工科,故可參加普考。考普考的學生大部分都高工畢業而已,而我已是大二的學生,因此考起來很容易就過關了。接著,大三時我便報考高考,神永遠跟我同在,一舉又高中榜首。誰能說,我不是幸運兒。媽媽知道了又說,你答應要唸個博士學位給我,你不能食言唉! 高考及格後,我便有資格在中學當教師。當時中學有高學歷的老師並不多,我便趁勢獲得教職。兼職教了一年書之後,母校高雄工業學校的校長,要我回母校教結構學與應用力學。剛好高雄女中欠缺高三數學老師,我便應聘擔任高三代數老師。教了數年,我又動心,報考公費留學,順利出國唸博士學位。 本來想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預力混凝土,但該校額外給的獎助金不多,我便轉學到密蘇里大學,爭取到增多50%以上的獎助金。讀書對我而言,不是一件難事。我在指導教授先尼博士(Dr. Senne)用心全力指導下,如期在四年之內完成學業。他介紹我到加州沙加緬度大學任教,但當時該校只有工業管理課有缺,我便開始擔任工業管理的課程。後來因田長霖教授擔任加大柏克萊大學的校長,他邀請我到該校任工業管理及管理經營的非工程課程。 後來他仙逝後,我就應多明尼肯大學校長芬克(Fink)的聘請,到該校擔任國際商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教授兼國際事務顧問(Advisor, Internation Program)。我們二校,後來就策略聯盟,成為合作密切的教育體系。我們合作已有12年,後來因為我罹患了二項重疾,就暫時退下教職,在家修養,請來專業護士Angela Yang全天候照顧我。她是留日的護理碩士,愛心與專業是她的強項。我的生命有一半是她幫我撿回來的。恩情大於天,永生感念。

周正烜

周正烜在聖蓋博市的事務所,一進門就是一整面牆的感謝狀和表揚狀,謝謝他擔任義工,協助移民解決法律問題;或是表揚他在移民改革上不計分文的加入遊說組織,希望爭取移民權益。 羅耀拉(Loyola)法學院畢業後,周正烜沒有到畢業生擠破頭的知名律師事務所上班,而是進入在波莫那(Pomona)的聯邦法律援助所任職。 沒有令人羨慕的收入,他的工作是幫助無法負擔律師費用的中低收入戶,甚至是非法移民,解決法律問題。 「我記得有一回,一個付不出房租的房客被房東趕,房客找到法援所來,希望我們幫他。那我就得到他家去看啦!他就提醒我,一定要穿長袖長褲才去,因為他家超髒,如果沒有把全身包好,可能會被跳蚤咬得滿身。」 「結果,真的是那樣耶!」 另外一次,是一個因為家暴受害婦女希望法援所幫她爭取離婚,周正烜擔任律師,必須代表婦女出庭。 他說,在法庭上,他見到婦女同樣也是西語裔的丈夫,一隻眼睛還戴著黑眼罩,惡狠狠的瞪著他,「還真的蠻嚇人的!」 在法律援助所的體驗,加深周正烜一向以來「支持弱勢」的想法,讓他參與更多沒有酬勞的義務工作,也堅定他以移民法領域為主的專業理想。因為移民法對他而言,創造的是「win-win-win」三贏的皆大歡喜。 第一贏是委託他的客戶可以實現美國夢,留在美國新大陸;第二贏是他自己,可以獲得酬勞;第三贏是美國政府,多了一個納稅人。 「對我來說,幫助別人,好像比賺大錢還重要,也更能讓我快樂,這也是從我爸爸學來的金錢觀─只要少花,就可以少賺。」 這就是周正烜。 認識周正烜的人,都會覺得「這人超不像『律師』!」他總是笑到眼睛瞇成一條線,不疾不徐,非常溫和的,把快樂、舒服的氛圍,帶到他在的地方。 想當計程車司機  誤打誤撞成律師 周正烜是台灣70年代「小留學生」的典型代表。10歲時和媽媽、妹妹移民美國,留下當時仍在執業的醫師爸爸,「我爸就是那時候做流行的空中飛人啦!」 他回憶,當時下飛機的第一站,是已經在美國的舅舅舅帶他們到「丁胖子」吃早餐,「有豆漿、燒餅,我根本不覺得是在美國!」樂觀的天性,加上小小年紀的學習潛能,周正烜很快就適應美國的生活。 加大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與修辭學雙學士畢業後,怕「血」的周正烜知道自己不可能繼承爸爸和爺爺懸壺濟世的使命;數學、科學成績都不好,也不能專研理工,「大概是我媽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血液在身上吧!就決定去念法律。」誤打誤撞,周正烜因此進入這個讓他無法忘情的領域。 不過他透露,小時候自己做想做的,可是開著小黃車大街小巷跑的計程車司機! 他記得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有一回和外婆、姨婆一起在台北搭計程車,外婆隨口問他長大以後想當什麼,「我就說,我想當計程車司機,因為可以把每個人載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又可以自由自在的開車,很棒耶!」 「沒想到姨婆一聽,罵我沒志氣!惹得開車的司機先生火氣全來,就把我們趕下車了!」 成家立業 台灣會館是媒人 去年10月,周正烜和認識3年的女朋友結婚,妻子是南加州華文電視台的資深記者盧意,盧意曾經說,最喜歡抱著周正烜的感覺,「很像抱著一隻大熊,超有安全感。」 周正烜透露,他和太太認識,還得拜台灣會館之賜。 當時他們一個是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的會長,一個是電視台記者;後來,一票記者和他成了好朋友,下班就到他家玩,他和盧意才有進一步的接觸,發現這個女孩好開朗,也和他一樣超級愛笑。 他開始請花店每天送一束沒有屬名的鮮花到盧意的辦公室,「她根本不知道送花的是誰。」 直到有一天,鮮花上附了一張「紅心2」撲克牌,盧意才曉得,是喜歡變魔術逗她開心的周正烜,他因此贏得美人心;一年多後,周正烜選在去年兒童節,在迪士尼樂園向交往一年多的盧意求婚,完成終身大事。 樂天的周正烜笑著說,現在他最開心的,是當太座的「小跟班」,陪主跑好萊塢的盧意到處採訪,幫她照相留下紀錄,或是跟著老婆到媒體試映會,搶先體驗還沒上映的新電影。 文/朱乙真

林哲夫 愛與非暴力運動推手

楊遠薰 1946年秋天,十四歲的林哲夫走在淡江中學紅磚建築的迴廊,聽著埔頂鐘塔傳來的悠揚鐘聲,覺得這一切美妙得難以置信。 他生長在宜蘭羅東一個裁縫師的家庭,小學畢業後,因為家貧,無力升學,留在家裡打雜。如此過了兩年,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他的叔叔自上海歸來,見他資質聰穎,棄學可惜,乃提出贊助,讓他到台北唸書,才圓了這場升學夢。 淡江中學座落在淡水紅毛城旁的山腰,與隔鄰的純德女中同屬宣教師馬偕牧師創辦的學校。校舍全是西式的建築,校園十分優美,此外還有洋牧師與洋修女教授英文、音樂等課程,對林哲夫來說,這真是一所洋學堂。他陶醉在新的環境裡,感覺像進入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好景不常,第二個學期一開始,就發生了殘酷的228事件。不久,軍車開進學校,荷槍的軍人帶走他們敬愛的校長陳能通、化學老師盧園、純德女中訓導主任黃阿統與其他學生等多人。接著,他們的死訊傳來,恐懼的陰影立刻籠罩整個校園。那時的林哲夫才唸初一下學期,但已十五歲,對這場遽變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他學會沉默,也繼續用功,然唸到初三,因為叔叔經商失敗,面臨輟學的厄運。 「但是上帝疼我。」留著一絡長鬍子的林哲夫在六十多年後回憶這件事,微笑地說:「那時,加拿大一家教會裡的一些年約八十歲的姐妹們每人每星期節省五毛加幣,經第二代馬偕牧師娘的幫忙,資助八名台灣的清寒學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當時的淡中校長陳泗治非常照顧我,不僅給我這份獎學金,還讓我到他家吃三餐,並親自教我彈鋼琴,鼓勵我升學。這份溫情,讓我永誌於心。」 就這樣,他完成初中,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公費的師大理化系,一步一步地走向經濟獨立的路。 留學加拿大 林哲夫自師大畢業後,回淡江中學教了一年理化,便入伍服役。退役後,他回師大擔任一年的助教,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於1960年夏天赴加拿大留學。 「出國時,我的心情很豁達。」林哲夫說:「因為我當兵時,被分發到金門當預官。到金門不久,即發生823炮戰。炮戰期間,三度炸彈落在身邊,每次睜開眼,發現命又撿了回來。因為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往後覺得人生最需人幫助的階段已渡過,最危險的情境也經歷過,此後一無牽掛,應當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 於是此後,他追求理念,勇往直前。1960年夏,他抵達多倫多大學後不久,即認識在多大化工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黃義明,很快地與他成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倆收到自日本寄來的二十本《台灣青年》創刊號。兩人一讀,熱血澎湃,因為雜誌的內容正是他們過去一直想探求卻又無從得知的有關台灣的消息與論述。於是此後,黃義明、林哲夫、另外四名多大的學生及三名多城的鄉親便互相傳閱《台灣青年》,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台灣的事情。 1961年,他們發起成立多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陸續舉辦探討台灣歷史或唱台灣歌謠的活動,更在那年年底在多大舉辦《台灣之夜》,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的人士。 同年12月8日,加拿大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克斯( Brooks) 參議員在聯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這項言論令他們極感興奮,也開始用心研讀這方面的資料。 林哲夫笑著說:「我在多倫多大學主修核子物理,但卻花更多的時間在研讀台灣問題與從事台灣人運動上,所以博士學位就唸得比別人久一點。」 1963年,獲得化工博士的黃義明到滑鐵盧(Waterloo)大學教書。那年夏天,黃義明與仍在多大求學的吳居宏、林哲夫等三人共同發起台灣鄉親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郊遊,許多人報名參加。 當天,大家在美麗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風景區玩得十分盡興,回多倫多後,又一起到餐廳吃晚飯。用餐時,有人建議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以便日後經常聯誼。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眾人當場通過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簡稱TCA)」,推舉黃義明與鄭建駟為正副會長。 1964年春天,由於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他們進一步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Formosan League of Self-Determination) 」,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 那年9月24日,台大法學院的彭明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為國民黨政府逮捕,震驚海內外。在加拿大的這群台灣人聞之群情激昂,決定立刻展開救援工作。 他們將才成立半年的 「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接著,他們與彭明敏海外的兩個母校─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e)大學與法國的巴黎大學密切聯繫,並向加拿大與法國的外交部、司法部、加拿大民權同盟及加拿大的媒體發尋求支援,然後又要求美國國務卿、聯合國人權總署、國際法學學會(IJC)及方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心。 「當時打電報很貴。」林哲夫說:「一通發至瑞士或倫敦的電報要加幣52元,約略我兩個月的房租。但是為了營救彭教授等人,我們集資湊款,不惜一試,結果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當時發了兩通電報,」林哲夫又說:一通至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學會 (IJC),另一通至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結果,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將彭明敏列為該年度的政治良心犯,並指定瑞典分部負責營救。也因此,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第一站,即到瑞典。而國際法學學會則派一名理事到台北出席彭教授的調查庭。我們對這樣結果,都感到很興奮。」 1965年,黃義明、蔡明憲、林耀姍、洪全智和林哲夫等五人更在彭明敏案的宣判日,前往渥太華的台灣駐加拿大的大使館前示威,引起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 CBC )和各英、法文報紙的大幅報導。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當時,CBC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裡作長達五十分鐘的專題報導,不僅訪問黃義明教授,更撥國際電話訪問彭明敏,導致國民黨政府必須派高層官員到加國解釋溝通。」林哲夫說。 經過彭明敏案的抗議事件,林哲夫已成了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人物,只有將他鄉當家鄉。幸好,他在這時獲得一位牧師女兒的芳心,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哲欽(Sophia) 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郭馬西牧師的千金,生於新加坡,在日本長大,十六歲回台灣就讀北一女,爾後進台灣神學院研讀。她於1954年留學美國,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神學院攻讀宗教與教育。畢業後,她在俄亥俄州一所長老教會服務,然後在1966年經由姐姐的介紹,認識林哲夫,締下這樁美好的姻緣。婚後,兩人定居加拿大多倫多。 1968年,林哲夫終於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並在多倫多市區的萊爾森科技學院(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覓得助理教授職務,開始他往後長達二十七年的教授生涯。 踏破鐵鞋尋URM 精力充沛的林哲夫在萊爾森科技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的社區與教會。七十年代,他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加拿大本部主席,配合組織的政策,從事宣揚台灣意識的啟蒙工作。 其時,島內的民主意識正在滋長中,其蔓延的程度令國民黨政權感到不安。因此在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藉高雄事件,全面逮捕島內的異議人士,舉世為之嘩然。當時為防止這些民主鬥士被處以極刑,全球各地熱心鄉親即刻展開救援。曾參與營救彭明敏等良心犯的多倫多鄉親亦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營救。 這期間,林哲夫隸屬的教會因為領養施明德的二哥施明雄為關懷的對象,開始有教友對教會參與政治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林哲夫乃與一些理念較接近的會友另創多倫多台灣人聯合教會。 在美麗島事件審判期間,由於新教會缺乏牧師,身為教會委員的林哲夫便經常與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簡稱PCC) 總會聯絡,也因此與該會海外宣道部幹事羅伯特牧師(Rev. Earle Roberts)...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許廷鑫

「擔任黨部主委六年做下來,我對民進黨的感情比公司還要深,公司我有能力左右它,但民進黨我只是個小螺絲釘,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小,但成為民進黨的一份子,反而有個使命感,至少在美西部分,從前主委耕耘接手後,我就立志要不負厚望,繼續努力打拚。」面對民進黨低靡氣氛,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許廷鑫有感而發。 對於陳總統被連番攻擊,民進黨是否急於切割與阿扁的關係,他不諱言,民進黨不會動到主帥,陳總統與民進黨是命運共同體,若確實有不法,當然會彈劾,但現在都是爆料,打了半天,沒法打到本人拖挎陳總統,証據到底在哪裡?其實,全都是二、三手傳播滿天飛。 不能因為不爽就動不動倒閣搞罷免,把過去民進黨爭民主自由取消戒嚴的抗爭,變成國民黨藉口,阿扁總統被罵成臭頭,也沒有關過任何一個人,台灣人民雪亮的眼睛,是不容欺瞞。許廷鑫不吐不快地說著。 他繼續侃侃而談,民進黨不能像以前擔任在野黨時衝撞體制,已經有執政包袱,民進黨執政要改革,就得回到體制內,人民給民進黨機會,但執政後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現在仍是朝小野大;結果支持者得面對角色紛歧,不罵又不爽,罵了又捨不得,搞得很鬱卒。他特別強調,其實,每次民進黨面對無理性抗爭,都是「冷處理」,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能再火上加油,所以民進黨非常自制,不會出來嗆聲、幹譙, 就是不要再製造對立。 民進黨不是任人踩,但也請支持綠營者心態要調整,一定要維持「當家」的準備,民進黨最後守著的是作為取得過半數的支持,要贏得台灣主流價值。 許廷鑫,這位年少時參加國民黨,與父親在立場上不斷起衝突爭執,一個五年級生,卻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一路看盡繁華初升背後隱藏的危機,到了國外成為支持本土政權,力爭台灣主權獨立,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的社團領袖。 少小離家 個性傷感 「12歲,少小離家,養成我個性較傷感,20歲以前,常會莫明的孤獨,如果重新選擇,我不會願意離家,最想要的是能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許廷鑫,1966年生,生於彰化鹿港小鎮,祖父時代經商,父親開鐵工廠,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生為家中長子,下有一弟一妹,小學讀鹿港國小,功課不錯,父親希望他北上求學,所以到台北市就讀建成國中。 父親很嚴格,又非常節儉。因為是中南部學生,對於北部學生的優越感,自己之外還得照顧年僅小一歲的弟弟,到台北生活實在太有壓力,但又不敢回鄉下,父親偶而生意來看看,母親更是少見,他每次想哭都不敢哭,被迫養成獨立果斷自主的個性。 高中聯考雖有成功中學程度,但作文考題「國中三年」,他狠狠地批判一番後,結果作文不到10分,只能考上復興高中,他決定再去報考台北商專財政稅務科,由於家中經商,順水推舟,在北商5年讀起來很輕鬆。 他把一半時間花在功課上,一半充實自己補英文,另外參加社團活動,認識很多朋友,是一生中最快樂的讀書時光,還特別去學珠算檢定二級通過,幫助他以後做生意數字反應很快,換算特別靈敏。 「出社會你就知道」 在學校十分活躍,大多數學生受到國民黨教育,相信教官的話,也是國民黨員,父親從以前支持反對運動,出錢出力,他頗不以為,每每與父親爭辯。他對中國史和文學人文,十分有興趣,雖然有疑問,但仍深信教本所讀。父親常笑著跟他說:「出社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他考上特官後入伍,擔任運輸兵排長,服役經驗,讓他徹底厭惡國民黨所作所為,原來駐地在林口時,他當負責監督採買,發現士官兵都很大方,攤販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後來吃到菜時,才知道很多買回來的都是人家不要的剩菜,他們曾經碰到每餐只有一味,炸白帶魚,連吃一個月,吃到營長翻桌。而每天兩萬元的伙食費,這錢A到哪裡呢? 他後來發現莒光日時,開會有很多贈品,黨部不可能撥經費,國民黨體系的就可以拿贈品,有些全額還被輔導長拿走,飽入私囊,有些巴結長官的卑裂手段,簡直是胡作非為,許多職業軍人喝得爛醉如泥,正科軍官根本是敢怒不敢言,看盡其間醜事,走後門歪風,許廷鑫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國民黨貪污腐敗的一面,他充份體會在醬缸文化中,「死幹活幹撤職查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的話,一一印証。 許廷鑫因為還是受到爸爸影響,讓他在軍中飽受精神折磨,直覺環境很變態,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常借刀殺人要他做壞事,若不從則被修理,或是被罵的連狗不如。 兵役頭一個下半年,曾有一次放假,中華路有鐵道,當時曾有衝動臥軌,感覺自己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過得像行屍走肉。他調適得很辛苦,唯一好處,就是堅持帶兵要帶心,如何讓底下的阿兵哥100人完全服從,當兵,讓他領悟到一段生存的哲學。 而另外的收獲則是,追到漂亮的老婆,當時夫人是台北商專班花,當時不敢追他,許一直處心積慮與她聯絡,在服兵役時展開熱烈的追求,因為用情很深,感情非常專一,終於追到手。現育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根留台灣 自創品牌 他也在心中早就有規劃退伍計劃,一直讀英文,晚上看書,決定考托福。但父親不放他去留學,因為家族企業需要他,5月退伍,他8月就開始出國,1989年就來美國,學著提著007皮包,由父親帶路,全球南北征戰。 由於父親開工廠,與伯父在台灣算是相當有實力,60年代,中部五金工廠的師父都是由父親公司訓練走出去再創業。 1960越戰開始,一直到1990年後,許的父親,就是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的一員,就像無數中小企業主,不會高深的英文,家庭即工廠,拿著007手提包就闖蕩各地,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去台灣,從有輕工業開始,父親就正逢外銷榮景第一波。 許廷鑫接手已是尾聲,他不但跑日本,歐洲,美洲,出差到各國趴趴走,1990年還曾去中國,參觀廣州交易會,那時中國才剛開始開放,他笑著說,「一開始心情是,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有多壞,真的嗎?結果,印証果然真的很壞,往後跑的更多,後來發覺簡直是浪費時間,太多不合理現象。台商在他們眼裡,是最可以被剝削的一群,共產黨根本不把台灣當國民看,以前是反國民黨,出國反而真的變成台獨。統一觀念完全消除,所以與父親再也不會爭執了。」 在中國沒有投資,父親更早去中國,發現不行後,決定放眼天下,許父一句話:「不要鎖國,更不要鎖在中國,國際觀不是只能在中國。」所以當很多同業為了人工更宜,紛紛前進中國,許家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根留台灣,多年不斷研發,控制成本,規模一直在擴大;經過多年,如今,爸爸在中國投資的朋友,倒的倒、散的散,或是乾脆改行。 但許廷鑫仗著第二代英文好,與歐美商界人士打交道久了,學了很多經驗,悟到與客人談判,不要作賤自己,而是要兩方互利。最好的作法是「市場導向」,看市場要什麼? 1983年美國、1990年在德國、2000年在墨爾本,設立分公司,都是跟著客人走。 許廷鑫在1990年接手後,為家族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由於父叔輩早期都是做OEM代工。父子倆都已有共識,許廷鑫要求父親給自己3個月,著手開始打自創品牌行銷,1990年以「GARDEN TALS」之名的各式花園藝品,前進歐美。 「不怕買貴,就怕賣不出去」,但年紀輕輕的許廷鑫在摸索絕對會犯錯,父親卻讓他花錢學經驗,代價很大,但經驗靠累積,終於他能主導進入K-MART,後來做了WAL-MART。 他分享這份經驗,逆向操作,「客人不是買便宜貨,而是買能賣出去的貨」。早期台灣人做法是以成本往上加,他則是倒算法,先定下價位,然後調查,倒回來一一減去到成本,不折不扣的市場導向。 另外,由於如何去創造客人的需要,不去抄襲,創造產品的觀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伸展敏銳觸角,掌握脈動,維持好的產品、品質、價格、服務、關係。 未來的規劃,他已想到轉型,所以在越南設廠,開發其它相關製造行業,手術刀,特殊金屬來取代中國,當然根還是留在台灣。他認為,大企業全球佈局,但自己做的是中小企業,所以習於做策略聯盟,相關行業集結,比較有競爭力,有錢大家賺。 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 「人生的規劃一點也沒有想法會在民進黨黨內擔任職務」許廷鑫回想著。 1990年代開始,就十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藉由胡維剛律師認識台美社團,但沒有時間參加,大部分是出錢、父親是創黨之後入黨。許廷鑫,是在1994年,才開始加入民進黨。1996年之後,生意穩定,從南長北扁開始積極投入,1998年左右,扁友會成立之後,又加入聖東同鄉會。 2000年出來選美西黨部評議委員,配合主委陳文石,2002年再選評議委員召集人,2004年陳文石鼓勵參選,林榮松醫師剛好榮任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要去辦美洲台灣日報。受到陳文石等長輩鼓勵,資歷淺,乳臭未乾小子,考慮再三,決心試試看,竟然就同額當選。 2004年上任主委,代表的最大意義,就是「世代交替」,前輩提拔,自己努力,民進黨給年青人一個機會,美西是海外最大的一個黨部指標地域,37歲,即要做就得全力以赴,才對得起大家。二年一任,今年他又連任一次。 但剛當上主委,他就面臨三合一選舉等之後,民進黨氣勢受挫,一直到今每況愈下,他則樂觀地說:「一個人在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麼能耐,越是困難, 能做的好才是功德。」他認為,大環境不利,越要有更堅定的立場,迎接挑戰。 他心中深深感謝絕多數的台美鄉親,沒有名利糾葛,豪無所求,仍熱情相挺,更顯得支持者可愛,看到支持者信任,日久見人心,雪中送炭。他認為,民進黨沒有灰心喪志的權力,民意支持,民進黨跌倒一定爬起來。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去。 文/記者林蓮華

吳美芬 阿香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阿香原名吳美芬,婚後到美國,白天閒來沒事,謄寫了幾首蘇東坡的詩,貼在牆壁後,翻翻書架,看到幾本「台灣青年」的雜誌,順手捻來,一讀之下,竟感到震撼。她邊讀邊想:「為什麼以前我都不知道這些事?」等丈夫從學校回來,就追問他有沒有捐錢給「台灣青年」?連續兩個星期,蔡式宜眼看這個千盼萬盼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嬌妻,竟鎮日沉浸在獨立運動的思維中。不禁心想:「再下去,恐怕要去搞革命了。」連忙勸她出去找事,分散心神。 吳美芬後來沒有去搞革命,卻也長期熱心於台美人活動。她曾以「阿香」的筆名,在「台灣公論報」上主持生動的「婦女信箱」,風靡一時;也曾把自己形容成粗枝大葉的傻大姐,寫了些幽默風趣的短文,很受歡迎。她後來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也擔任過「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十足展現領導者的能力,這是敘述一個熱情真誠的台灣女性在美國成長的故事。 隨波逐流的台北人 阿香戲稱自己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台北人,生長在台北市,活潑善良,胸無大志。高中時,一度想要唸新聞,不過填寫聯考志願時,覺得台大的名氣比較響亮,就進了台大。她說:「在台灣時,反正流行什麼,就跟著流行走,自己沒有什麼主見。」 她的書唸得不錯,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系裡臥虎藏龍,現在民進黨裡一些響噹噹的人物,不是她的師兄姐,就是她的學弟妹。不過她唸書時,可沒他們那般有志氣,只覺大學四年過得很愜意。 大學畢了業,她進日本航空公司就職,待遇是一般中學教員的三倍。她說:「那時,我也跟著出國的熱潮,申請到賓州一家大學的許可,只是母親怕我到國外吃苦,留我在台灣做事。」其實在台灣做事也不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工作勝任愉快。 在日航工作了兩年,夏天裡,有位同事的同學從美國回來,到日航探望老同學。別號「米粉」的吳美芬大方地和他們聊天,獲悉對方沒有女朋友後,熱心地想要介紹自己的同學給他。於是約好下班後到她家,她要打電話聯絡。 蔡式宜說,他一到「米粉」家,只覺房子好熟悉,簡直和他家一模一樣。都是日本宿舍,進門是玄關,進了屋內,房間方向都不差。坐定閒聊一陣後,他請「米粉」不用打電話約同學了,能不能請她明天出去玩?「米粉」本欲當紅娘,不期成主角,覺得也不錯,就這樣嫁雞隨雞飛,飛到美國來了。 形象溫和個性敦厚的蔡式宜原籍嘉義,在日本出生。三歲時,隨著父母回台灣,在斗南等幾個地方長大。他從台大機械系畢業後,即赴波士頓的東北大學 唸機械研究所。回台灣相親那年,剛拿碩士,隨後又回波士頓,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他有個舅舅一直留在日本當教授,長期主辦「台灣青年」,因此經常收到「台灣青年」的刊物。 話說「米粉」1971年到美國後,應老公之勸,出去找事。因為在日航做過幾年事,普通英語還能應付,加減乘除也不難,很快地在一家保險公司找到工作,正式上起班來。 兩個月後,蔡式宜帶她去參加波士頓的台灣同鄉會。那時,同鄉會的聚餐都由太太們聯合做菜,「米粉」被分配到炒十包米粉。她紮紮實實地切了一天的肉絲、紅蘿蔔絲和大白菜絲,再用小鍋子分成無數次炒了十大包米粉,炒得腰酸背痛,兩眼發紅,最後無限委屈地對老公說:「人家還是個新娘呢!」自此以後,對「台灣同鄉會」畏懼三分,看來要搞革命也不是那麼容易。 環境磨練真功夫 1974年,蔡式宜拿到機械博士,順利地在波士頓一家電力公司就職。他們在鄉間買了房子,全家搬到郊區去。這時因為有了小孩,美芬專心在家相夫教子。小鎮裡有幾戶台灣來的朋友,彼此往來,社交生活倒也足夠,倒是隔年發生一件意外,讓她一下成長許多。 那年,電力公司的工人罷工,工程師們必須暫代工人做工。蔡式宜操作一部起重機時,一不留神,起重機翻覆,槓桿擊到小腿,小腿骨全被擊碎,痛得無法動彈,整整裹了十個月的石膏後,才能走路。事件發生時,一向仰賴丈夫慣了的吳美芬還不會開車,兒子才一歲,一下子驚覺家裡的事全都要靠她,連忙去學開車。然後,將全家的性命繫於一身,每天把嬰兒往後座安全椅一綁,戰戰兢兢地開著車載著動彈不得的丈夫去看醫生。 波士頓的冬天很長,下了雪如不清除,隔夜皚皚白雪就凍成冰,走在車道上如履薄冰,真的無法出門。過去鏟雪的工作都由蔡式宜一手包辦,如今他受了傷,又沒人可代勞,嬌妻只好自己動手。經此磨練,她發現許多事其實都可自己做,於是一年下來,昔日的嬌嬌女竟也練出粗工細活一肩挑的好功夫。 由於老二相繼出世,美芬鎮日忙碌於奶瓶尿布間,在鄉間安安分分地隱居了幾年。後來,經過美麗島事件的衝擊,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的心靈洗禮,他們重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這時,儘管太太們仍然要做大盤菜,但經過磨練後的「米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炒起大鍋菜來,鏗然有聲。每次出門,一手抱著小的,另手牽著大的,手腳俐落。聚餐時,也學會邊吃邊談邊看顧大小犬,遇到生龍活虎的娃娃們東抓西拿耍皮賴賬時,還懂得使出辣媽招術。 美芬因為常當孩子們的學校義工,所以波士頓同鄉在1982年在麻州大學(Univ. of Massachusetts)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時,在王守義夫婦的引薦下,請她負責幼兒組的活動。那年蔡式宜因為剛換工作,無法前去,吳美芬就逕自帶著兩個兒子參加。每天一大早,她拜託朋友照顧自己的兒子,然後趕到會場佈置一番,等家長們帶著小朋友來寄放時,一切都已就緒。她將三天的節目排得滿滿的,讓孩子們在那裡畫圖遊戲,玩得不亦樂乎,後來家長們都稱讚那是一次內容非常豐富的幼兒節目。 「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接著邀請她負責年會的晚會節目。她受人之託,就很認真地籌劃,不但負責聯絡和彩排,還兼作節目主持人,把那年的晚會辦得有聲有色。後來在同鄉頻頻讚好下,往後幾年的晚會都由她負責,也因此訓練出穩健的台風來。一直到現在,她都認為「台灣之夜」應該由同鄉自己表演。她說:「晚會本來就是同樂的性質,觀眾看到認識的人在台上表演,會覺得很親切。表演的人因為常在一起彩排,也感到很有趣。節目演出成功後,還會很自得,甚至因此挖掘出不少人才來。」 他們往後幾年的生活過得很順利,不意在1985年時,蔡式宜的健康又出了一次狀況,讓吳美芬回想起來,猶有餘悸。她說,有一天,蔡式宜忽然腹痛得不省人事,她在慌亂中匆忙送他入院,一路上見他臉色慘白,奄奄一息,直覺地感到他要走了,心裡很恐慌。後來在醫院裡查出病因,醫生說是腎結石堵塞住尿道管,引發急性尿道炎,隨即進行手術。蔡式宜住院了兩個星期,總算拾回一條生命,不過卻也瘦得剩一把骨頭。這件事讓她產生了很大的警惕,心裡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丈夫突然走了,自己在這異鄉異地,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如何帶著一對稚齡的兒子生活下去?她因此覺悟到平時要多作準備,培養自己謀生的能力。 吳美芬在蔡式宜病癒後,隨即到鄰近的大學修課,準備就業。不久,小鎮上正好有一家觀光旅館在興建,需要一名會計,她去應徵,獲得錄用。此後十五年,由於聰慧加上認真,她在公司漸受到器重,也因此在家庭、工作、接送孩子與台美人社團活動之間,忙得像陀螺。 1987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波士頓主辦,連續數年負責「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晚會的吳美芬順理成章地當了夏令會「台灣之夜」的負責人。那年,她請了紐約的名嘴陳英燦主持節目,又請了一對俊男美女的音樂家吳上峰與林淨媺在晚會中彈琴高歌,掀起重重高潮。此外,她還很正式地印製節目單,把一個原本同鄉自娛的晚會辦得很有氣派,贏得了許多人的稱讚。 夏令會過後,吳美芬發覺自己瘦了七磅,但想到滿堂觀眾歡喜觀賞「台灣之夜」的情景,也覺得意。回想當年初到美國,嬌滴滴地不知天高地厚,如今經過一番歷練,竟能裡外一手包,想來確是時勢造英雄。 「婦女信箱」開鑼 1987年,為美麗島事件坐監七年的呂秀蓮出獄後赴哈佛大學進修,同在波士頓的吳美芬素來景仰這位對台灣民主運動很有貢獻的學姐,不免多加照顧。呂秀蓮有意動員台美婦女的力量,做些有益台灣的事情,因此商請吳美芬幫忙籌設婦女會,吳美芬卻以工作太忙為由予以婉辭。做事有決心的呂秀蓮遂聯合美西的姐妹們,於1988年在加州共同創立了「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由當時在史丹佛大學任職的哈佛法學博士張富美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達拉斯召開年會時,吳美芬才抱著心虛的心情參加。她說:「那時出席的人一共三十多位,會長秀惠姐是那麼親切,傑出的學姐們如張富美、呂秀蓮等都在眼前,大家聚在一起,感覺很親近。此後我不但每年都參加,也極力鼓勵別人參加。」 那年,NATWA蒙日本企業家郭榮桔夫婦贊助了一萬美金,除了發行NATWA月曆外,還想推出一個服務性質的項目。當時曾討論或成立「電話熱線」或開闢「婦女信箱」,結果「電話熱線」因為成本太高作罷,大家決定在「台灣公論報」上開闢「婦女信箱」,由吳美芬籌劃主持。 吳美芬自從擔下信箱的責任後,即開始研讀「Dear Abby」、「Ann Landers」等婦女專欄,留心同鄉們的生活動態,並且邀請專家如葉李麗貞等人當顧問,同時預伏數名好手以便隨時出招,自己則取個「阿香」的筆名,準備開鑼。 她之選擇「阿香」為筆名,是因為蔡式宜有一個中文程度甚佳的洋姐夫,在他們初次拜訪蔡家大姐時,洋姐夫聽到美芬的名字,就說:「美芬不就是阿香的意思嗎?」讓自恃有幾分文才的「米粉」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想:「阿香」不僅比「米粉」好聽又好叫,還帶著幾分鄉氣,感覺很貼切,所以主持「婦女信箱」時,就以「阿香」自稱了。 「婦女信箱」在1991年三月正式推出,由於內容生動,討論的主題都是一般台美人經常遇到的問題,因此開鑼不久,就廣受歡迎。巧用心思的阿香又在每篇文章上加了吸引人的標題,並且不時邀請名嘴名筆發抒高見,一時信箱熱鬧滾滾,成為「台灣公論報」裡最受歡迎的專欄。許多讀者一接到報紙,都以先睹「婦女信箱」為快,「阿香」的大名不逕而傳,爾後竟變成吳美芬的代號。 阿香認為主持信箱兩年半,自己受益良多。她說,為了增進信箱的內容,隨時得注意最新發生的事情,增廣了不少見聞;在回答讀者問題時,不但要閱讀相關資料,還要徵詢專家及其他人的意見,增長了許多知識;同時也藉著信箱的聯絡,認識了很多人,甚至成為好朋友,如結識後來待她如手足般的吳木盛夫婦即為一例。在夫妻方面,更因為常和丈夫討論讀者的問題,增加彼此的話題。大致說來,主持「婦女信箱」不但大大拓展了她的視野,也增廣了她的生活領域,因此阿香極力鼓吹其他姐妹們也作此嘗試。 1993年的夏天,阿香的眼睛出了一點毛病,不時感到眼前有個黑點在晃,醫生檢查後,發現得了「飛蚊症」,需要休養。因此,她請NATWA其他姐妹輪流主持「婦女信箱」,自己改做協調工作。又過了一年,為了讓更多姐妹有機會坐鎮信箱,就將責任完全交出。 辭掉「婦女信箱」工作後,其時的「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洪茂澤正發行「台僑月刊」,編輯林東陽邀請阿香撰稿。她發表了一些輕鬆幽默裝瘋賣傻的短文,把自己形容成「張牙舞爪的母大蟲」,蔡式宜則是個「溫文儒雅的香帥」。她還大言不慚地宣稱「當年若不使點小詐,把隻沒有見過世面的小綿羊誑騙到手,只怕到現在都還在當單身貴族呢!」諸如此般消遣自己,目的在「博君一笑」。這一招倒也奏效,許多讀者讀她的文章,邊看邊笑,嘴巴自然成「一」字型,在充滿悲情的台美人文章裡,她的作品猶如潤喉的甘草,清新風趣。 阿香挑大樑 1992年,波士頓同鄉再度接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這回負責「台灣之夜」的阿香從幕後走到台前。她穿了一身金光閃閃的晚禮服,婀娜多姿地主持了精彩的晚會,讓大家驚豔一番,原來這位自稱「柴耙」的阿香,竟是個眼睛大大的可人兒。 在參與社團方面,阿香亦逐漸冒上檯面,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的理事轉而出任會長。擔任會長期間,她充分表現出辦事的幹練。生性熱情的阿香每逢美東地區發起維護台灣主權或反對中國霸權的示威遊行,都特地向公司請假,和波士頓的同鄉從最偏遠的東北角南下紐約或華府,參加遊行。從波士頓到華府,來回得披星戴月地開一、二十小時的車,所以每次波城同鄉的參與,都讓美東許多同鄉為之感動。 由於長期參與NATWA的活動,阿香在婦女會裡也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在1997年眾望所歸地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會長。任會長期間,除了在波士頓舉辦了一個四天三夜四百多人參加的NATWA年會外,還將重點放在籌設NATWA獎學金上。她說,頒發NATWA獎學金的意義在增進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接觸,讓他們明白台美人也有回饋社會的心意,進而建立雙方交流的管道。NATWA首次頒發獎學金在阿香的前任傅林郁子當會長的時候,會員余舜華因為紀念亡母,特別設立一個為期兩年的獎學金,頒給NATWA年會所在地的美國清寒優秀高中生,阿香覺得這項活動很有意義,因此出任會長後,主張NATWA本身應該設置獎學金,作持續性地發放,以便與美國社會有長久的交流。 為了籌設獎學金,她想出了在年會時舉辦「卡拉OK募款之夜」的辦法,就是讓每位愛唱歌的姐妹們上台高歌前,付兩百元的樂捐費,或是讓愛聽歌的姐妹們聯合出資禮請「巨星」們上台演唱。結果當晚在起哄高手黃美星的主持節目下,一些「巨星」級的準歌星們如柯翠園、陳香梅等,唱一首歌竟達一千元的身價,一個晚上歡喜熱鬧地唱下來,竟為NATWA募到一萬多塊美金,令人刮目相看。 1997年對阿香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除了擔當「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外,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那年,她與波士頓同鄉在康州大學(Univ. of Connecticut)舉辦了四天三夜千人參加的美東夏令會,除了自台灣請來政治評論家陳少廷、李南衡和林山田教授等當大會主講人外,還特別舉辦了一個台美人的生活講座,邀請專欄作家吳木盛演講「愉悅的第二生命」,NATWA副會長柯翠園演講「打開心內的門窗」,氣氛輕鬆愉快,頗為叫好。第二代青年也自己安排了豐富的節目,百老匯演員楊呈偉和他的夥伴們聯合在夏令會中表演一場職業性的歌唱舞台劇-「未完成的夢」,鋼琴家陳宏寬與大提琴家范雅志亦在音樂會中作精湛的演奏,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憶辦夏令會的感受,阿香覺得「很有成長感」。她說:「因為舉辦一個美東夏令會其實是同時舉辦五個大型的會議,也就是台美人夏令會、客家同鄉會、SOTA(在職第二代青年)、ITASA(大專院校青年)和青少年五組完全不同的節目同時進行,因此對於自己能夠順利地完成任務,覺得很高興。」 一朵玫瑰花 阿香常為同鄉會、夏令會、婦女會和FAPA做事,忙得十分起勁,因為她覺得這些社團就像是她的大家庭,做這些社團的事也豐富了她的人生。她說:「其實我所做的不過是一個有良知的台美人所應做的事,全美各地不也都有許多這樣的人嗎?」 全美各地確實有許多這樣熱心熱情的台灣人,年輕時認真讀書,工作時戰戰兢兢,在忙碌的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奉獻時間、心力與金錢在舉辦各種台美活動與關懷台灣上。然後從與意識相同志趣相投的朋友共事或談笑中,獲得樂趣與滿足。阿香與香帥就是這許多人中的一對夫婦,如果說他們有特別的地方,那就是香帥始終支持著阿香發揮才能,怡然自得地欣賞著愛妻的光芒。 阿香愛家愛鄉,行文中常道出一些台美女性的想法。她在「河東河西」中說:「剛到美國時,看到百貨公司一些新奇的以前沒有見過的東西就趕快買下,寄回台灣,漸漸地,家人漸漸地來信說,不要再寄了,因為許多東西台灣都有了。」這確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生活經驗。 她在「台灣紀行」中,敘述在宜蘭冬山鄉放天燈的情景說:「在天燈點火前,大家在上面寫名字也寫心願,我除了祈求全家平安健康以外,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為我們的故鄉祈福,只好匆匆寫下『台灣獨立』了,望著天燈緩緩上升,我忽然感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能更貼切罷!」這不也正是許多台美人的心情描述嗎? 她對某人或某事也有憤慨的時候,下筆不免有表露,這時溫文的香帥就會勸她「人和為貴」,幫她煞點車,讓阿香頗為感激。生活在恩愛夫妻與熱鬧台美人的生活下,阿香自認與其稱她「女強人」,毋寧說她是「有機會發揮自己才能的女人」;與其說她「奉獻台灣人的事務」,毋寧是說她「歡喜為這大家庭做事,自己亦從中獲得成長。」 她對婦女會尤其有強烈的歸屬感,覺得在NATWA結識的朋友彷若姐妹,與好友柯翠園的結緣,更是主持「婦女信箱」的收穫。她說,當時有人向她提起遠在阿拉巴馬州的柯翠園是個寫作好手,她打電話過去邀稿,兩人竟在電話中一談如故。兩人都唸法律出身,都喜歡寫作,都有一個「溫文儒雅」唯賢妻是從的好丈夫,也都有兩個兒子,並且都是性情中人,高興時嘻哈大笑,一不如意,眼淚鼻涕全出籠,還有啊,連鼻骨彎曲都彎同一邊。相同的事情可多了,面都沒見,話已談了數籮筐。隔年,阿香請柯翠園務必參加NATWA年會,結果兩人當了室友,談得沒日沒夜。以後年年相約同赴婦女會,還共作歐洲遊與台灣行。 這就是阿香,一個希望表現自己才能,卻又談不上婦女解放的女人;一個在美國社會中磨練得頗為幹練,卻又放不下對丈夫的依賴與撒嬌的妻子;一個在生活中幻想著要有一點浪漫,卻又捨不得花錢的台美女性。她曾在「又是情人節」等文章中,埋怨香帥不會送她玫瑰花,但私下卻又表示,假如香帥果真在情人節花了一百塊美金買一打玫瑰花給她,也會挨罵:「莫踩錢!」不過她接著說:「最好是送一朵玫瑰花加上滿天星。」就只那麼一朵玫瑰花,就能滿足她的小小虛榮心,偏偏呆板的台美男人啊,都不會。 不久前,香帥自服務半生的電力公司退休,阿香羨慕他在家盡做些她很嚮往的事,譬如看書、寫作之類的,所以乾脆辭職,兩人開一部車出外旅遊。兩個星期內,趕了三千里路雲和月,在無邊無際的談話中開車亦不覺路遙。這對夫婦年輕時一見鍾情,三十年來同甘共苦,歷經過生命的幾個年輪,竟還相看不厭相談不倦,也算上天特別垂愛。不過放眼看當今台美人,這樣的家庭這樣的人生卻也不罕見。阿香,熱情可愛能幹又帶著幾分傻氣自欺的阿香,其實是許多台美女性的化身。

李信億 開創美東新天地

美國紐約富頓集團總裁李信億從台灣的TAFA房地產公司,到1983年移民美國,設立TDC公司及富頓集團(F & T Group),成為以商業地產為主的亞裔領先龍頭公司。 棄法從商的他因應這波華爾街金融風暴,則以「做生意有順風、也會碰到逆勢;處逆境時,更要想辦法逆勢而上」,做為他的教戰守則。他說,台商發展美洲大陸業務,商機與眼光很重要,穩健則更為要緊。 談起李信億,他與紐約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都市開發,似乎脫離不了關係。在法拉盛,說起Michael Lee,更是無人不知。 「紐約時報」報導,法拉盛的變化是:皇后區變臉 從小型亞洲店舖轉到高檔商店(Changing Face ofQueens:From Small Asian Shops to High-EndStores),法拉盛的蛻變可見一斑。 從法拉盛市中心,7號地鐵40分鐘可以到曼哈坦的時報廣場(Time Square);長島快速鐵路15分鐘到中城賓州車站(Penn. Station),鄰近不遠有拉瓜迪亞國際機場(LaGuardia Airport);再花30分鐘車程可到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Airport),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讓它的商業活動愈來愈頻繁。 事實上,經過20餘年蛻變,法拉盛已從一個皇后區北方小鎮,發展到現今20餘萬人的都會型態,也是每天10萬人通勤的重要交通樞紐;其中有一半人口來自兩岸三地及南韓,讓它被外界稱為「亞洲城」,在美國東岸更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飛越皇后大廈 法拉盛新地標 站在2008年上半年開張的「飛越皇后」(QueensCrossing)大廈頂樓、富頓集團的企業總部會議室裡,望著拉瓜迪亞國際機場繁忙的班機起降,這位來自台南縣鄉下的醫生子弟李信億,勾勒出心中的法拉盛建設藍圖。李信億剛開始從事地產開發時,以住宅大樓為主,後來逐漸轉往商業大樓發展,過去30年買土地、進行開發,已與他劃上等號。 富頓集團目前在大法拉盛地區完成的主要開發案,包括王子街商務大樓、法拉盛購物中心,以及象徵法拉盛新地標的飛越皇后大樓等。隨著這些知名建物一一完成啟用,富頓集團橫跨房地產、開發、物產管理、併購、建築設計的金字招牌,更是響叮噹。 集團同時收購了飛越皇后大樓旁邊,高達五英畝的大型公有停車場,未來計劃繼續開發為高級住宅和商業綜合區-Flushing Commons,以引進高檔的零售商店為主。 Flushing Commons由富頓旗下的TDC國際開發公司(TD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LC)與洛克斐勒集團開發公司(Rockefeller Group DevelopmentCorporation)共同合作。這項大規模開發案,早已被外界視為法拉盛再一次「變臉」的靈魂計畫,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更把此案視為大都會球隊(Mets)搬到法拉盛之後的另一件盛事! 不過,金融風暴衝擊下,望著辦公室牆壁上斗大的「神」字,李信億小心翼翼地說,這項計畫「必須謹慎,一步步走下去」,不能操之過急;「風頭上,企業要能知變通,不能硬幹」,一切伺機而動。 棄法從商打拚 版圖跨美中台 輔大法律系畢業的李信億,棄法從商,從一個小台商到現今法拉盛開發大戶,事業版圖橫跨美、中、台三地,除了法拉盛諸多開發案外,富頓集團與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為投資顧問的房地產基金共同合作,開發中國大陸南京市的「南京世界貿易中心」,已在去年11月正式奠基。 南京世界貿易中心是富頓在南京、也是中國大陸境內開發的第一個以世貿中心概念,集購物中心、跨國辦公大樓、酒店式公寓、品牌展銷中心、高科技會議中心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大型商業地產項目。 為拓展事業版圖,李信億從美國紐約著名的地產開發公司鐵獅門公司(Tishman Speyer Properties)挖角梅爾(Michael Meyer)到TDC國際開發公司擔任總經理,同時聘請知名的Margulies Hoelzli Architecture建築事務所,替富頓把脈建築構圖。 景氣差,富頓採取守勢,謹慎或緩步處理FlushingCommons等開發案,但李信億也有進攻之道。他說,攻守之間步伐要穩、要拿捏清楚。面對這波號稱1930年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富頓集團除了組織架構進行必要調整外,更在危機中尋求商機。 推e888計畫...

周清耀、黃文香

「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我,能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員,首先要感謝黃文香的付出,因為她的投入才能帶動我深入的參與,雖然我倆個性互補,但也許只顧"衝衝衝",其間容易得罪人。我參加社團遇到許多挫折,但社團中最需有度量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必竟正義產生關懷,大家做法也許不一樣,別忘了,理念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全僑聯盟洛杉磯支盟理事長周清耀有感而發地說著。 1981年來美,周清耀雖然住的比較遠,追溯民進黨還未成立前,重大黨外活動及民主活動,他從不缺席。由於過去生活背景比較苦,他習慣站在弱勢團體一邊,即使做生意圓融,八面玲瓏,但從沒流失過應有的正義感,及對強權的反感。 911之後,才積極投台美社團,起步比許多社團前輩晚,但因為活動力強,廣結人脈,愛做節目的他,與夫人黃文香,兩人總是「孟不離焦」地夫唱婦隨主持活動,在部分台美社團轉型成為較為活潑的型式發展後,他們在其間也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周清耀 從小就是好幫手 周清耀,1949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世代務農,祖父在日據時代把田地租給佃農,轉而經商做雜貨店及海產批發,祖父的店當時是清水附近地區唯一兌換糧票的地方,在地方上頗富威望。國民黨政府時代,記得上小學之前,經過三七五減租,後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沒有了田地家道中落,父親長子接下祖父的批發漁類海鮮,因為媽媽生下9男1女,他排行老七,人口眾多,父親辛苦維持生計,家境小康。 周清耀從小就非常懂事成熟,看到家中情景,當時他還記得讀小學註冊要6元,父親根本無力負擔他的學費。他為了能讀書,一年級就開始節儉存下零用錢,從小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他的每一學期學費,都是他平日自己零用錢存下繳交,以減輕家中負擔;由於家中長兄去台中掙錢貼補家計,雜貨店經營的很辛苦,周清耀放學後,一定要回去家中幫忙雜貨店工作,絕對不能偷懶,每天就是像個小大人在做生意,吃苦耐勞,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玩樂時光。 家中工作重擔影響到小學幾乎沒有辦法好好讀書,過去流行課後補習,周清耀急著想升學,6年級下學期,決定向母親開口,好不容易媽媽湊錢讓他補習一學期,終於得以考上清水初中。 然而父親實在無能力負擔他上初中,周清耀只能再度央求媽媽,表達自己想讀初中,媽媽遂瞞著父親讓他繼續讀初中。但經爸爸發現後,媽媽保証,所有的書都是跟鄰居借就可,學費自理,由於距離家中只有三分鐘路程,開銷不多,父親看他一心求上進,終於答應他去上學。 對周清耀而言,初中學費也是省吃儉用節省下來,老師還特地為他申請補助,學校也唯一只有他的學費是分期付款。從小就有美術天份,初中美術老師惜才曾想免費指導他的長才,但父親以家中無法開銷,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興趣。 初中順利畢業,周清耀實在不敢再向父親要求升高中,剛好當時大哥、二哥在台中表叔家幫忙開店賣肉鬆。二哥學了技巧後,也跟著在市場開店賣起肉鬆,順便叫周清耀看店,二哥則去當兵,因此他16歲就獨當一面出去作生意,去大餐廳送貨,學會不少做生意打交道的技巧,當然也有面對店家不滿意小毛頭來談生意的臉色,周清耀總是以誠懇化解,養成他從年輕時就有好EQ。 二哥退伍後,周清耀仍然有想上高中的夢想,眼看自己磋砣兩年,再過一個月就是高中聯考,他下定決心買了一本考前總複習,晚上看書,白天作生意。結果,竟然還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中高工夜間部機械科,讓他如願以償。 周清耀半工半讀,台中高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優異,還沒畢業就被受聘到工廠作機械操作。 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被分配到海軍陸戰隊。由於過去大學生就可以當預官,後來改制需通過預官考試,他當兵第一年正逢制度首年改變,那屆新兵80%都是大專生,周清耀相處後,十分羡慕大學生涯,也立志有一天自己要再繼續升學。 企劃頭腦贏得轉機 周清耀雖然家中環境辛苦,但在軍中展現活動力超強的天份,一連總共有156人,結訓考試竟然考過大專生,文科、武科都是第一名,文武雙全,成績遙遙領先,這也讓他奠定自信心。但是6個月後,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式,規定只要前12名都可以留下當助教。但周清耀此時發現國民黨的腐敗,原本第一名的他,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結果變成第13名,被派駐在外;有趣的是,後來還好是營長愛才,找他回去做營部代理受訓官,管的正是政戰訓練,專管國民黨黨証。 1980年,退伍之後,踏入職場,由於現場操作機械能力表現不錯,做了二、三年就升上業務部做營業課長,同時忖量已有能力考大學,所以又半工半讀,考上逢甲工業工程系。「公司董事長很疼我,為了鼓勵我讀書,學費全是公司支付,對外則說是他的求學可以幫助公司成長。這點讓我很感激,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讀書... 」周清耀感激人生中的貴人。 但好景不常,公司後來受火災波及關閉,他被空降到關係企業,為了感恩圖報,雖然英文不是頂好,他工作十分賣力,步步高升,做到經貿副理,協助海外事業發展。 更難得的是,周清耀發現公司都是OEM,明明自己的機械產品做的非常好,卻掛著美國品牌,只有擔任代工的份,市場全被美國人士控制。他遂突發奇想,寫了一份「如何在美國做生意」的企劃書,強調企業要領先腳步,就要創下自己品牌。董事長看到這份企劃案,決定就安排孫女、孫女婿,及周清耀派來美國開發市場。 1981年,來美之後,公司就設在紐澤西,不過,「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原本要大展身手,股東內部有紛爭,最後還鬧到被交通銀行託管。子公司遂很聰明切斷臍帶,變成獨立公司求生存。後來,簽証到期,另外一家公司爭相聘請,2倍的薪水,邀請他到田納西上班,並代為申請綠卡,周清耀得以留在美國,由於他的企業頭腦,不但擴大規模,還為台美機械企業做了很好的橋樑,許多台灣品牌,全部都由他服務的企業做代理,讓台灣機械產品,順利入美行銷。 做了一段時間,他當時的好友-Sandy 黃文香在洛杉磯的親戚因迷你超市急需人手,周清耀遂把股份一起買下來。在一兩年之內,又將超市擴大規模超過2倍,生意興隆後,2年以內,用10倍的價錢賣出去。 之後,剛好又有一家餐館,因為股東要回台灣,他決定買下股份之外,並做管理工作。即使餐館又是外行,但營業額還是翻了一翻,作到嚇嚇叫,原本以為平安無事,但不幸的是,出國一趟旅行之際,因為一起管理費200多元未繳,周清耀碰到黑心律師未處理好,結果竟然被搞到店面被查封,還把一個小案件弄到上法院。周趕快回國上法院,但已為時已晚,處境宛如從天堂掉到地獄。 還好,老天特別眷顧,又找到了新的餐館,在West Bonaventure 大飯店頂下一間速食店,一直做到現在,生意財源滾滾而來。不過,世事難料,2001年,911之後,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約八成移出,生意備受影響,他笑著說:生意目前尚能糊口。 從小學開始,就開始接觸做生意,對於中小企業及店面經營,自有一套獨到的看法,他表示,「生意的訣竅,首重研究消費群,有生意量卻賺不到錢是沒有本事,沒有生意量做不到是應該的,但是若是沒有生意量還能做到,就是奇蹟。」他比較偏重拿下有生意潛力的店面,花時間研究消費者需求,改變經營體質來賺錢。 雖然從小生活很困苦,但周清耀成長之後,事業堪算一帆風順。之前,他曾參加多次台美社團活動,但並未涉入其中,但911之後,體驗人生無常,生意在能維持之下,他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提早投入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心願。他選擇投入台美社團。 在台灣28歲時就已加入青商會及國際同濟會(KIWANIS)參加公益活動。1995年,也加入華人的獅子會,但因為餐館的關係,實在無暇顧及。911之後,周清耀決定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社團公益活動,首先加入聖東同鄉會,2003年成為會長。 他也曾幫忙第二屆台美小姐選拔賽任企劃總監,出錢出力任台灣會館的董事會董事,2002年,協助李木通促成全僑聯盟成立洛杉磯支盟,任首任副理事長,2005年接任洛杉磯支盟理事長至今。同時,2004年他也接任台灣大專校友會會長至今。 他非常感謝一生中能擁有黃文香,她是生活生意的夥伴,更是愛台灣共同理念的紅粉知己。從師範大專校友會,2003到2005年做會長,兩人夫唱婦隨。 黃文香熱情 周清耀艱忍 在周清耀眼中,黃文香耿直熱情,有正義感,熱中台美社團,但直覺的付出,有時並考慮周詳,就一路往前衝,不在乎別人的批評、指責、或誇讚,是容易得罪人的個性,她也可以馬上道歉,即時修正,馬上再出發,"衝衝衝"是她的缺點,但也是她的特點。周清耀不諱言,他是個按步就班的人,個性較艱忍沉穩,兩人是一種互補,有時的確也得幫她"善後"。 生意做的順利,但為了自己的理念勇往前進,卻也讓周清耀在社團跌跤過,「社團人士個個都是出錢出力為理想在打拚,與做生意不同,所以人際關係顯得更微妙,比做生意要複雜很多,必需有高度耐心來處理。有時社團因為人際問題,感情誤會被磨到連朋友都做不成,卻忘了其實大家的理想都是一致的,若能拋棄個人本位主義,放開心胸放下誤解,才能促成接近理想目標。 如何團結力量促進社團和諧,是我在社團一直在學的功課。」周清耀語重心長地說著。 文/林蓮華

陳瑞斌 鋼琴家的故事

「以前台灣駐外單位不太重視台灣音樂家,我到國際比賽、表演時,僅有當時的駐歐代表魏武煉、駐日代表許水德曾主動提供協助、關心。」但之後,隨著台灣政府、駐外單位對於台灣音樂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重視,海外這些「台灣之光」也逐漸廣為人知、受到支持,陳瑞斌對此也樂見其成。 「台灣的音樂家,幾乎全靠『個人努力』;因此,在台灣這樣的人口比率中,能出現目前這些國際知名音樂家,算是很難能可貴。」除個人天賦外,同樣也對音樂下足功夫的陳瑞斌,也期望下代學習音樂的台灣人,能更團結、獲得更順利的音樂道路。 「我希望兩個人(台灣音樂家)在一起不止『5 + 5』,而是『5 X 5』,也期望各行各業、海內外的台灣人能將格局放大、放眼全世界。」摒棄經紀公司商業考量,以純粹藝術交流為主的陳瑞斌,衷心期望台灣音樂家能團結、合作,共同將台灣音樂、文化帶到世界的舞台。 多場世界巡迴演出 「若能以音樂得到主流認同,將是(台灣)很好的機會。」身為「首位受邀到東歐參與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陳瑞斌帶著精湛琴藝到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多國表演,獲得廣泛迴響。 「我到處表演,主因是讓主流瞭解台灣、讓接觸者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藝術家』,而這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陳瑞斌則舉行多場「巡迴世界」的演出,琴聲遍傳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 「台灣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籌碼。」同時,陳瑞斌選擇代表台灣文化、形容台灣的音樂作品「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Ballde)等曲目進行編曲,並以推廣台灣文化為目標。 其中,「福爾摩沙敘事曲」為台灣作曲家黃惠鈴作品,涵蓋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台灣人音樂元素,而身兼「高雄文化大使」、「台南榮譽市民」的陳瑞斌將改編「愛河暢想曲」成為「鋼琴獨奏版」,並於1月27日在台灣高雄、台南等地巡迴演出,屆時將「以10指彈出多部樂團之聲,展現台灣人多元的特色」。 「音樂可接觸(touch)人的心,也將使從未接觸過台灣、到過台灣的外國人瞭解台灣。」成功以音樂交流為管道,締造「音樂外交」的陳瑞斌,已逐步將台灣之名帶到世界。 「爸媽都從事跟音樂相關的工作,也讓我跟弟弟、妹妹從小就練習鋼琴。」陳瑞斌的父親陳振德是台南永康人,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當了老師,也在教書期間帶過合唱團,母親張惠美則在家中教授「家庭鋼琴」,上門求學的學生不斷。 「我有記憶時,就在鋼琴上了。」陳瑞斌從5歲開始練琴,6歲時就提早入學,隨即參加生平首場正式比賽「台灣全國鋼琴比賽」。 「我還記得彈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那次,陳瑞斌得到第3名,從此開啟他「參加無數次鋼琴比賽、獲獎連連」的國小生涯。 「現在只有我,走過頭了。」除了陳瑞斌走在「音樂專業」的路上外,唸過音樂班的弟弟、妹妹則在學校畢業後,紛紛如父所願從事教職;其中,小2歲的弟弟瑞賢在跟隨陳瑞斌的腳步到奧地利留學、主修中提琴,而差3歲的妹妹彥竹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波士頓攻讀音樂碩士。 三手鋼琴  造就天才 「當初為了最小的弟弟要練琴,爸爸從留學日本的醫師手上,轉手買了那台『從日本買的二手琴』。」幾年後,那台象牙鍵盤的「三手琴」就成為陳瑞斌的「練習伙伴」,讓小小年紀的他得以參加多次鋼琴比賽,抱回無數獎座、獎牌。 「我『半年』學一次鋼琴,因為叔叔半年才回台南一次,其他時間都是『土法煉鋼』。」陳瑞斌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那位畢業於藝術專門學校「最小的叔叔」陳振明,也讓陳瑞斌每半年接受一次專業的鋼琴指導。 「平時,爸爸則要求我每天練琴,還要將練習的琴聲錄起來,好讓他回家後檢查。」也因此造就陳瑞斌「邊看無聲電視、邊練琴」的功力,並以天賦與努力在鋼琴比賽中過關斬將。 「那時,因為台灣有兵役限制,一定要有『證明』,政府才會發予學生護照。」陳瑞斌在12歲那年參加國家「天才兒童」考試、幸運過關,並獲取公費留學的機會。 隻身赴歐洲留學 1981年,13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正式生」;而在15歲、弟弟瑞賢也到奧地利唸書之前,陳瑞斌都是獨自生活、練琴,造就他「小小年紀便獨立自主」的本事。 「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3到4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3個月才能收到。」因當年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與家人無法緊密聯繫的陳瑞斌除隻身唸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外,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人的演唱。 「除非中央社發新聞回台灣,不然家人鮮少得知我何時比賽、得了什麼獎。」除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外,也因駐外單位少、魚雁往返不易,使得陳瑞斌的家人後來「習慣」從報紙上得知他的近況。 16歲獲國際大獎 曾獲得多座國際大賽獎項的陳瑞斌,首座國際大獎是「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國際鋼琴大賽獎」,從此開始他「越飛越遠」、參加更多國際大賽的大學生涯。 「8年制的大學生活裡,我獲得18座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Beethoven)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史特瑞沙(Stresa)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第20屆貝里尼(Bellini)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獎、義大利羅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美國國際Gina Bachauer鋼琴大賽獎、法國A. Roussel獎、以色列魯賓斯坦(Rubinstein)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同時,陳瑞斌也以「第一名」特優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並獲得「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文憑。 「1992年,將近10年沒回台灣的我,因為一通總統府的電話邀約,才再度踏上暌違已久的故鄉台灣。」當時,陳瑞斌的音樂成績非凡,不僅獲得國際注目,也獲得當時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欣賞,特地邀請他參與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的演出。 文/ 陳美伶

楊一哲 傳道人的故事

前進美國打天下 我從小叛逆性甚強。當學生時,若不同意老師所講的,便與他們辯駁,因而常跟老師撕破臉。所以即使我考試考得再好,到期末,老師仍將我的操行打不及格,我去找老理論,也沒有用。 年少的我,已深覺得在台灣沒有我這種人生存的餘地,所以從中學起就立志有一天要出國。 長大後看到電視、電影中乘風破浪、四海遨遊的畫面,心中很羨慕,想學開船。父親卻說:「即使你有錢買船也沒用,因為船還沒開出去,海防部隊就把你抓回來了!」 當時深覺得人生在世怎麼如此不自由,連自己所賺來的錢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花用,因而一心想要離開那個處處受限制的環境。 我姊姊曉美拿到美國公民之後,立刻替我辦身分,一九七五年我便拿到綠卡來美了。 當時我「芳齡」二十七,年輕力壯、孤家寡人一個。 窮困潦倒赴波城 家父是醫生,所以我從小就生長於富裕的環境中,出國前幾年更是無所事事、恣意玩樂。 出國前夕,家父對我說:「阿哲!你不可能一輩子依賴父母啊!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怎麼辦?」 家父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但卻深深剌傷了我的心。個性好強的我,遂下定決心靠自己活下去。因此當家父問我:「你有錢嗎?」我知道他準備了一筆錢要讓我出國,但基於好勝的心理,我告訴他:「我有錢!」 事實上我並沒有什麼錢,買完機票身上祇剩下四百元美金。 在洛杉磯停留一晚,不知怎的掉了二百元。 然後直奔賓州費城我堂叔楊彰師醫師的家,因為家姊雖曾來美,但已返台了。 到了費城,心身俱疲,整日在堂叔家睡覺。堂叔對這位初來異地的晚輩照顧有加。當時他因工作必須搬到南卡羅萊那州,就要我跟他一起搬去,叫我先安心學好語文,再去修喜歡的課,學費、吃住、零用錢等他都會負責。 我一聽這話,心想:我在台靠父母尚可,來美靠叔叔,不好意思,但是不便對叔叔說。 剛好有一位在台結識的朋友告知,已在波士頓為我找到工作,我便趁機當辭,要離開叔叔家。 叔叔有兩部車,一部是自動排檔,一部是手排檔。叔叔先將自排車開去南卡,嬸嬸不會開手排中,我遂充當了一陣子司機。 後來我問他們這部手排車要如何處理,他們經討論後決定賣掉。當時我心裡很想要買,卻又不知價錢,就陪嬸嬸去舊車買賣店估價,約值一千二百元。既已知道行情,我便向叔叔、嬸嬸表示要買那部車,但要到年底才能付車款。 叔叔一聽便要把車免費送給我,我堅持不肯,最後以八百元讓給我。我說,車我先拿,錢則等到年底再付。臨去之前我因在叔叔家住了兩月,不好意思,便買了一些東西送他小孩。所以當我車開到波士頓,身上僅剩美金五十元七角,另外還欠了八百元的債。 虎落平陽被犬欺 到了波士頓,才知道朋友為我找的工作已被別人捷足先登。如今,這個「好命子」的我,竟然成為淪落異鄉的流浪漢。 可是我不願讓家人知道我現在祇剩下五十元七角,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此後我就住在車子裡,麥當勞是我的廁所,哈佛大學的學生宿舍是我的浴室。 我開始打工。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餐館當bus-boy(跑堂,負責擦桌子、端茶水),即waiter (侍者,負責帶位、上菜)的助手,是中國餐館裡最基層的員工。老問娘告訴我工資是一小時五毛錢,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是兩塊多,我告訴老闆娘,這差距太大了,要我如何生活?吃頓麥當勞就要一塊多了。可是老闆娘說侍者會分一些小費給我們,我想想聊勝於無,就上工了。 作我「上司」的那位侍者是廣東人,不會說國語,而且歧視台灣同胞。我不會說廣東話,祇好和他比手劃腳。第一天我工作了十多個小時,通常跑堂可分得百分二十的小費,且是每天拆帳,可是他老兄分給我二毛五分錢,而且侮辱性地往地下一丟,要我彎腰蹲身去撿。 我沒有去撿,直接老闆說我不做了,要她付我薪水。臨走時我撂下一句話:「中國人圈子很小,我們會再碰面的!」然後擺出很強悍的架勢走了出去,其實當時我身上沒錢,英文又不好,心中虛得不得了。 棲身人貧民窟 當時已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決定要先找個落腳地,否則冬天到了我不凍死街頭才怪。 我由報紙找到一處房子,才二十塊錢一個月,興沖沖跑去一看,才知是座落於可怕的黑人區。在七○年代,黑人區比今日更怕。 我戰戰兢兢地按址叩門,出來一個面貌猙獰的黑老大。我指著報紙屋廣告,用破英語胡亂說了幾句,他便叫我跟他走。 走到一條窄巷,他手一指,兩邊各一排格局很有氣派,卻已沒落破敗的樓房,叫我任選一間。 我仔細一看,全是三層樓的房子,可是窗子都用木板釘了起來。我就挑了惟一一間尚有玻璃窗戶的房子。 他看我開車來,問那是否是我的車,我說:「是!」。他說:「你的車一定要正對著你住的門口停放。」然後他拿一枝粉筆在我住的那戶門上簽名。他告訴我,這簽名世界上祇有兩個人可以擦掉,一是我,一是他。我每個月初一要給他二十元現金,但他不會給我收據。若到初四我還沒付房租,他就來把名字擦掉。只要簽字還在,我自己或我的車出了任何事,儘管找他。簽字若不在,會發生什麼事,誰也不知道! 當晚住進去才發現沒電也沒水,我只好再去找房東老大。他指著前院的水龍頭,拿個桶子叫我要多少自己提。我問:「電呢?」他叫我去買一支露營燈。 當時我心想,不管如何總比沒地方住好,便找了一堆舊報紙,加上姊姊留下來的幾條舊毯子,打算在這破舊空屋中打個地舖過夜,明早好去找工作。 美哉,美國發財夢! 當夜,躺在黑暗的房間中,只見一道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原來是對街加油的大霓虹燈在旋轉。 我想到叔叔每次都加Mobil的油,而且都用Charge card。他曾告訴我:「在美國用Charge card,就代表你是個有信用的人。」 當我似乎看到Mobil的霓虹燈都畫滿「$」的記號。我立志,有一天一定要拿Mobil的Charge card,日後一定要賺很多錢,讓老爸刮目相看。 隨後又想到今天在餐館受人侮辱的情形,不由得氣憤填膺,可是氣又什麼用?我在台灣並不是沒讀過書,不料來到美國,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真的沒有半點本事!不禁懷疑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我的美國發財夢?轉念又想:「我何必這麼辛苦?一通電話,爸爸馬上就會把錢匯來!」 然而好勝的我卻不甘心如此。靠父親太沒面子了,靠朋友更沒面子! 上帝不會丟棄我 正心亂如麻之間,突然有一個意念出現--信靠上帝吧!因為上帝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十三:5)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初中時也曾悔改決志過,但多年來當浪子,幾乎忘了上帝。不料上帝卻沒有忘記我! 突然間我眼淚直流,想到這位偉大的上帝,不論智力、財力及勢力,都是地上的父親所無法比擬的,於是我跪下來禱告:「上帝啊!我知道我過去成為浪子離開?,但我也知道?永遠不會捨棄我,我若回頭來就近?,我相信?必接納我成為?的兒子。我再一次將自己和我在這兒所受的委屈交在?手中,那些侮辱我的人,主啊!求?赦免他們。」 禱告後,我心中充滿喜樂,隨即倒地而睡。平常我是個很難入睡的人,這次竟一下子就睡著了。 舊報紙上找來工作 第二天一早醒來,突然在我身下墊的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是一家電子公司徵裝配工人,工資一小時二塊半。 循址找去,經面談後,他們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好高興! 能找到一個全職工作,對當時的我而言已是一大突破了,我存著感恩的心賣力地工作,因為這工作是在我禱告完一覺醒來後第一眼看到的工作,而且過期的舊報紙上看到的,我認為是上帝為我所預備的。 在這家有六、七十名員工的公司裡,我做得非常勤奮,上司十分賞識我,兩個星期後工資便由一小時二塊半升到四塊。我很高興,白乖乖上班,晚上則讀聖經。 如此過了一個月,我想既有固定收入,應該另覓住處了。朋友告訴我哈佛大學附近專租給學生的一棟房子,閣樓尚有空位,我便以一個月一百三十五元租下,差不多是我的四分之一的薪水。 做了一段時間,我向上帝禱告: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如果光是做個裝配工人,實在沒啥意思。但我不敢奢求什麼,祇是將心中的感受向上帝吐露而已。 起來,去找你老闆 過了兩天,我在裝配線上,瞥見我的猶太老闆在小辦公室中煩躁不安地走來走去,不時又有外面來的人與他緊張地商量事情。 到了下午,我忽然感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我覺得似真似幻,不知是怎麼回事,於是又繼續工作。可是才過一下子,又是那個聲音:「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 我便作了禱告:「主啊!若這聲音不是出於?,求?讓我能定下心來工作。」 禱告完那聲音更明確了:「去!去幫助你的老闆!」 「去」的感覺強烈地升上來,我又一次向上帝禱告:「主啊!我相信這感覺是出於你!」 於是我便走到老闆那裡問他:「我能幫你什麼」 老闆見我祇是個小工人而已,便對我說:「沒有什麼你可以做的,回去工作吧!」我一回去剛坐下,那聲音又來了:「再去!」 我祇好又站起來去跟老闆說:「湯姆!我相信你的困難我可以幫忙!」 「你怎麼知道我有困難?」他說。 「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我說。 「你在台灣唸什麼?」他問。 「我讀建築!」 他一聽臉色就變了,說:「去去去,不要來煩我!」我也不知道讀建築有什麼不對,但看他一副兇相,祇好回去。 可是才走到一半,一股力量迫使我又回頭,對他說:「湯姆,你知道嗎?我的電機比我的建築內行多了!」 他聽了這話,便叫一個技工印了一份文件跟我解釋,他自己懶得再理我。 夢中所得的設計圖 這位技工解釋,那是一份GE(通用)公司讓我們承包生產的變壓器,簽約在某個時限之前交貨,否則要被罰款。可是我們的貨交出去卻被打回票,因為設計完全失敗,無法發生功能。 老闆請了很多專家來幫忙,至今仍無法設計出來,期限祇剩下十三天,即使今天設計出來,也必須二十四小時拚命趕工才能生產所需的數量。上回產品被打回來的成本無法回收,這回答若再失敗,公司一定破產。 我看了設計圖,也看不懂,便把圖折起來,告訴我的頂頭上司說我要回家設計東西,他一聽是老闆給的圖,也不敢說什麼話。 我回去左看右看也一頭霧水,就如此左思右想了兩天。 第二夜剛睡著,腦中突然閃出一幅設計圖,我立刻跳起來將記憶猶新的圖畫下來,跑到老闆那兒告訴他:「我答應幫你忙,我已經做到了。」 其實,原設計沒有錯,祇是有個小鐵片要換另一種質料。他立刻找一位技師來聽我解說,覺得有點道理便馬上製作一個樣品送到GE,問他們是否合格。GE回答可以,可是離限期祇剩十天。 老闆便向朋友、同行調借大批工人日夜三班瘋狂趕工,終於在最後一天趕出來了。 職位跳升三級 此次公司雖沒賺到錢,但卻逃過一劫沒有垮掉,我則由基層工人「坐直昇機」升到技師,薪水由一小時四元跳到九元。 以前技師檢驗都會通過的設計圖,到我這兒都被打回去了,設計師很氣,問我到底哪裡設計錯了?我告訴他:設計沒錯,只是不夠精簡。可以用一個螺絲串聯的,就不必花三個螺絲,如此可加速生產速度,又可省下筆成本。 這位設計師本身也是股東之一,公司賺錢他也賺錢,覺得我言之成理,採納之後果然不錯。這件事大老闆知道了,便叫我不要故技師,改做工程師,所以時薪又由九元跳到十二元。 如此短短的三個月,我的薪水和職位三級跳,到最後升到首席工程師,任何設計師的東西,若沒經我簽字就不能上線生產。 到那年(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我的經濟已大大充裕了,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無比。 為賞雪險些喪命 波士頓的冬天,說來就來。一九七五年聖誕前夕,突然下了一場暴風雪,我這台灣土包子第一次看見飄雪,興奮不已。說了一句:「感謝主!」便開中出去欣賞美麗的雪景。 我傻傻地祇穿了一件很薄的襯衫,收音機一直播放著暴風雪的消息,呼籲人們趕快回家,可是我聽不太懂,祇顧著欣賞粉妝玉琢的雪景。 我只求幽靜空曠,特意避開大道往小徑開,也不知開了多久、多遠,突然間車子不動了。 因我對機械有些常識,便下車打算要修,打開引擎蓋一看,臉都綠了,原來是timing belt(點火皮帶)斷了,若沒有零件,技術再怎麼爐火純青,也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何況我只有一支螺絲起子! 我祇好到路邊攔車,本來暴風雪天車子就少,而且不知為什麼就是沒人肯停下來幫忙。 主啊!救我命脫離死亡! 我冷得受不了,祇好躲回車上,可是車上也一樣冷。我心知肚明,如果睡著了,必死無疑,我便向上帝禱告。 禱告完心生一計:何不將車子放火燒了?如此便有消防車來救援。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打火機或火柴。 以前我在台灣有吸煙的習慣,但來美之後重歸上帝就戒掉了。我便向上帝抱怨:「上帝啊!我以前是個煙槍,隨時口袋一摸都有火柴,如今我戒煙了,卻因此而要了我的小命!你的慈愛在哪裡?」 隨即我發覺自己幾乎要昏睡過去,便趕緊向上帝懺悔:「上帝啊!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若是你的心意,我願意回天家,但我在世上好像還沒達成什麼目標,有點不甘心啊!」 好的撒瑪利亞人 突然有人敲打我的車窗,我的車已被大雪所覆蓋,可是那人用手撥去窗上的雪,我則由裡面將玻璃上已結冰的水氣拭掉。 窗上出現了一張黑人的臉! 從前的經驗及在台灣所聽到的傳聞,我第一個意念便是--「這個黑人要來搶我!」可是轉念又想:「有什麼好搶的,我的命都快沒了!」於是把窗子搖下來很兇地問道:「你要幹什麼?」 不料他卻用很溫柔的聲音說:「趕快到我的車子裡來,我車子裡面是很溫暖的。」 我見他如此誠懇,便把車門打開,他將我扶到他車內,我一吹暖氣,這才「回了魂」。 他問我如何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路都被雪蓋住了。我告訴他地址,他似乎對我住的地區不熟悉,一面看地圖一面開著車子慢慢找路。 途中他問我知不知道這是場很大的暴風雪?路上都沒有人影了!我告訴他我一直試著要攔車找人協助,但沒人肯停車幫忙。 他看看我,說:「Son(小伙子)!你要知道你穿著這麼單薄的衣服,在這種天氣下在路邊攔車,你若是過路人,你會停下來嗎?這個社會愈來愈不好,加上這種時候大家都急著要回去,暴風雪天沒人有心情去關心別人的事。你就不要去怨恨那些人了!」 「那你為什麼不怕我是壞人呢?」我問。 「假若沒有我的上帝允許,沒有人能傷害得了我!」 我隨即問他:「你是做甚麼的?」他說他是個牧師,我一聽當場眼淚便掉下來了。 我又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他告訴我,他在家中看報紙,感到很不平安,老是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兒,便打開電視,見到大風雪的報導,說是好幾條公路都關閉了。 這時好像有個聲音叫他:「出去!出去!」他便向上帝禱告:「我不道要去那兒,請?掌管我的方向盤。」便一路隨意開,可是當他看到我的車時,馬上感到裡面有人,也立即明白這就是上帝要他出來的目的。所以他停車查看,就這樣找到我。我聽得淚眼模糊,感恩不盡。 由這次經歷,讓我再次體悟到生死全操在上帝手中,在台灣自以為登山下海無所不能,此時更加確知沒有上帝,我什麼都不能。 認識吳慧淑 四個月內結婚 在我當時參加的教會中有一位吳光勇弟兄,他知道我的奮鬥史,也知道我祖父楊招義牧師在台灣中南部教會中十分受人敬重。他認為我出身主僕家族,不會是壞人,於是想將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堂妹吳慧淑介紹給我。 我們在一九七六年二月14日情人節認識,同年六月一日結婚,中間僅有三個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由整個過程來看,上帝的安排既奇妙又不容置疑,我們結婚時,雙方一點都沒有猶疑,婚後迄今也一點都沒有後悔,因為我們自始至終都彼此真誠相待,毫無虛假。這是上帝在我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蹟。 金錢、事奉苦抉擇 在加拿大結了婚,九個月後綠卡下來,慧淑便來美國,她來美時我工作已有相當成就。公司由我初進去當裝配工人時的五十多人,到七年後我當副總經理時已達四百多人,但我卻想要辭職。在要辭職前好幾個月,我就告知老闆,護他儘快找一個人取代的職務。 我為什麼要走呢?我想離開的最大原因,是我對事奉上是愈來愈有負擔,所以打算開公司做自己的生意,如此時間較自由,在教會事奉更方便。 我辭職經營修車廠迄今,收入平均算來,並不輸給當時老闆為留下我所開出的優厚薪資與福利。而且自己當老闆,時間自由,又因為多事奉,靈命較之以往又增長更多;同時在英語上,也因為要去遷就客戶而非如昔日別人來遷就我,所以進步不少。 由這些經歷,我看見上帝如何一步一節地帶領我。衪先讓我完全依靠衪,然後再讓我有機會去比較金錢與服事何者重要?當我選擇服事重於金錢後,衪的賜福便如泉水般湧入,這結果便導致我今日願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 一失足幾成千古恨 在這二十年的美國生活中,除了上求在暴風雪中被黑人牧師救活之外,尚有三次蒙神拯救死裡逃生的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辭去電子公司副總經理職位後,出來經營汽車修護廠。起初是四個人合股,後來各自分開經營。就在這尋找新修車廠期間,我二姐要由波士頓遷往加州,她有一輛福特一千六百CC的小車,我答應幫她開去,車後又拖了一個租來的貨櫃,將她所有的家當都裝在裡面。 我想藉此機會到加州度假,便偕妻子慧淑一起駕中穿越美國。 有一天早上到達猶他州的Bryce Canyon(布色列峽谷),突然大雪紛飛,將整個山谷都蓋滿了。因為那不是假日,整個公園似乎祇有我和我太太兩人,我們停下來在一處風景點拍照。我認為我站那兒十分安全,因為離懸崖看來大約尚有二十呎。 為了取角度,便往旁邊稍稍移了幾步,突然間我腳底塌陷,整個人摔了下去,雙臂大大張開,攀在冰橋上,祇露出一個頭在崖邊。原來,懸崖是成鋸齒狀,但因白雪覆蓋,所以看不出腳底是實地還是冰雪,而我剛才正好踩在一道雪橋上。 懸身萬丈危崖 懸身於萬丈深淵之上,我的頭開始發昏,慧淑驚惶地要走過來,我怕雪橋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高,大叫:「不要過來!」慧淑問我該怎麼辦?我問她車上有沒有繩子?她說沒有。我想了一下,便叫她開去找人來救我。可是這樣一來一回費時頗久,萬一我的體溫把雪橋融掉了,怎麼辦? 突然間我想到上帝,便懇切禱告:「上帝啊!我若這樣子摔下去,慧淑會一輩子很難過,而且警方也 謀殺親夫的嫌疑罪名把她搞得慘不堪言。求你存留我的性命吧!」 禱告後,我頭腦異常清晰,想到三月天的雪並不太硬,再這樣下去必被我體溫給融化,所以就開始用手指頭抓著冰雪一吋吋地橫向攀動,儘量避免去震動雪塊。終於我看一塊石頭,便伸出一隻手力一抓,就在這一縣間,雪橋轟然崩落,我只剩一隻手露在崖邊。 那次真是上帝的恩典,在千釣一髮之際將我救回。 游泳健將滅頂 一九八六年,我去泰北參加短期宣教,因結婚以來從未帶 太太度密月,也不曾慰勞過她,於是藉此次短宣回來時,在夏威夷補度密月旅行十天。 到了夏威夷,我們沒參加旅行團,自己租車到處玩。有一次我們開到一處人跡較少的海邊,那裡浪濤洶洶,有些人在衝浪,多半是當地人而非觀光客。他們的衝浪板比一般大二倍,而且還有條繩子綁在手,我本想租衝浪板來試試,但租不到,祇好游泳。 我是游泳健將,慧叔卻是旱鴨子,就坐在海灘椅上和一位老太太聊天。我想雖然浪很大,但我祇游一下子而已,應該沒關係,誰知一下水馬上發現根本不能游,浪太大了,沒辦法換氣。當發現不對勁,掉頭要游回去,卻被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拖離岸邊。我的體力開始不支,便搖手大喊救命,不料慧淑以為我是在跟她打招呼,還很高興地跟我揮揮手。 我心想糟了,我一定要游回去,可是愈游愈遠,我就向上帝禱告:「上帝啊!求?別讓我這樣死去。上次我若死了,慧淑雖有麻煩,但內心比較不會感到愧疚;這次我向她求救,她卻跟我說『嗨!』我回天家沒關係,但她留在世上會內疚一輩子的。」 海底行軍的啟示 禱告完忽然有兩句話由耳朵灌進來:「你的潛水技術不是比游泳好嗎?」、「水裡比水上安靜得多」,是用國語說的。 我聽了忽然醒悟,的確沒錯,我潛水技術不錯,可以閉氣三分鐘之久。於是我向上帝禱告說:「我決定要潛水回去,但我不知方向,求?帶領我回到岸上。」 我一禱告完便沉到水底,四肢並用在海底爬行,等到腳可以踩到底了,就站起來吸兩口氣,浪又打過來了,便潛下去再爬,感覺上彷彿有十分鐘之後,終於讓我爬到岸上,回慧淑身旁坐著。 那天陽光很強烈,慧淑沒注意到我整個臉都變白了,我一來怕她煩惱,二來也怕她把我送到醫院,破壞了得來不易的夏威夷假期,所以不敢告訴她發生什麼事,祇在一旁喘氣。 她問:「你怎麼不再去游泳?」我回答了:「不要,沒有意思!」她以為我是因為沒有衝浪板而覺得沒有意思,還說要去借衝浪板給我玩,我說:「不用了!我要回去了!」 她莫名奇妙,不知道我為什麼才來一下便要走,但也祇有跟著走。我當時已渾身無力,幾乎不能走到停車場,但為了不讓她發現,就把手搭在她肩上,「親熱」地倚著她前進。 我一邊開車,一邊頭暈目眩,看到路邊家麥當勞,就說要進去。慧淑有點生氣,出來密月旅行才玩一下便要回去,然後又是吃麥當勞!其實我祇是想喝水而已,一進去點一杯特大號可樂,一口氣灌完便離開,回到旅館倒頭直睡到第二天。 我一直沒有將此事告訴慧淑,直到回波士頓的第二星期,教會中有個禱告會,主持人問大家有什麼感恩的事,我這才說出來,慧淑也才恍然大悟我那天為何舉止怪異。 惡客臨門 大約是一九八八年吧!因為冬季天黑得早,平時晚上七點修車廠關了門我就走了,但那天剛好教會的周弟兄來找我聊天,聊到將近八點才離去。 在聊天時我便看到有個戴著雪帽、雪面罩的人在等公車,祇露出兩個眼睛來。因為天氣很冷,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周弟兄走後,我轉身收拾東西,這時我由鏡子裡看到那個等公車的蒙面人走了過來。店外有一台賣可樂的機器,我以為他要買可樂,不疑有他。 我正在紿賬,那人突然闖進來,兇狠地低聲咆哮:「不要動,我的刀已經頂在你腰上。」我瞥見一柄又長又亮的刀,感覺那人體格極其魁梧,相形之下,他像大金剛,我像小猴子。 這歹徒對修車廠的格局似乎十分熟悉,他命令我:「進你辦公室!」因為我現金都放在辦公室,而辦公室的鑰匙則繫在腰上,當我伸手到腰間拿鑰匙時,我先告訴他我現在是要拿鑰匙,以免他誤以為我是要拿武器殺了我。 正當此時,我心裡想,我雖然曾練到跆拳道三段,但辮公室裡面空間太狹小,無法施展拳腳,而且依那人的體格,我若一有異動,脖子必定被他扭斷。 我又想,若進了辦公室,這人搶了錢捅我一刀,然後割斷電話線,將我鎖在辦公室中,他便有充分的時間逃跑,而我則會流血至死。再者,此時我已想起這凶神惡煞是誰了。他並不是第一次作案,最近在這地區已是第四次。前天一個加油站的老闆娘才被他刺死,廣播電視上一直在提醒民眾小心防備。 我知道,我若被這冷血凶手押進辦公室,鐵定會沒命的。求生的本能,使鄉在短短幾步路中,極其懇切地呼求上帝。 恐怖對峙 就在那電光石火中的幾秒鐘內,上帝讓我有了個主意。 我辦公室的門是彈簧門,平時推門而入時,它會們自動反彈回來。於是當我走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的那一瞬間,就猛然用全身的重量撞擊門扇,整個人隨著這一撞之力撲進辦公中,脫離了那歹徒的刀尖,並且藉門扇的強勁反彈把他撞了出去,狠摔在地。 我心裡明白,以此人的體格,一下子就會爬起來,而且辦公室的門一下子便會被他撞開,所以我不能躲在辦公室,遂立刻再推門衝出去。 他正好從地上站起來,我便躍過一輛待修的黑色金龜車,與他繞著車身捉迷藏。他很聰明,知道出口祇有一個便始終堵在出口處,不讓我逃掉。 那時天色已暗,我們祇能隱約地看到對方,我唯一佔優勢的是地形、地物比他熟悉。 正緊張萬分地與他對峙之際,忽然間電話鈴響了,我知道是我太太慧淑的電話,因為我該回去,慧淑打電話來查探。我心中很急,卻沒辦法去接,但又怕我若不接,等一下慧淑會來找我。五分鐘後,電話鈴聲又響了,我心中更急,怕她等一下真來了。 力拚歹徒 我心中一面默禱,腳不經意間踢到一支實心長鐵棍,是修車時用來撐起重物的工具。 說時遲那時快,我一腳挑起鐵棍,緊握在手,趁他不注意時跳上金龜車頂,舉棍猛力往下扎砸,一棍便把他擊倒了。 我將棍子往旁邊一丟,準備打電話給警察。我原以為我跆拳道三段,一掌擊可破三塊的功力,加上又是用鐵棍,這人必定只剩半條命。不料當我才拿起電話,他老兄居然站了起來,而且立刻近身。我嚇了一大跳,便立即飛起身來給他一記跳踢。練跆拳的人都知道,這一招絕不可隨便用,因為若一擊不中,自己可能會受傷;若踢中了,對方可能會喪命。 結果這一腿踢中,他又倒下去,我以為我又贏了,電話才拿起來,他竟又站了起來,我那時真像是見了鬼似的,正準備再奮力一博,卻見他往外要逃,我便知道,他必然受傷不輕,立刻撲上前去「刷!」地一聲將他的面罩拉下,看清楚他的模樣,以備向警方指認。由於用力極猛,把他頭髮連頭皮扯下了一片,霎時鮮血淋漓。 他奪門而逃,我追上去又一個跳踢,他整個人摔出店外,撞上路邊公車牌的鐵桿,當場把那鐵桿撞彎。我以為這一撞之威,一定會讓他不省人事了。 豈知我才第三次拿起電話,他又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不要命往街上衝,頓時路上煞車聲、喇叭聲四起。我可是還要老命的,不敢在車陣中全力追逐,讓他給跑了。 我打電話報警,警官趕來之後,聽了我的報告,似乎不大相信,可是現場刀子、鐵棍、頭罩及被我扯下來的頭髮連帶頭皮等證物俱在,他們不由得半信半疑。警官作了筆錄,建議我找保險公司賠償損失。 主又救了我! 後來慧淑告訴我,她打電話給我,響了好多聲沒人接,就知道我一定有麻煩了。但她記得我曾告訴她,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壞人,我叫她跑的時候,她就要立該飛奔,不必管我,如此我們倆都有活命的機會,否則我為了保護她,到頭來兩人都不免喪命。 因此她雖然很急,卻沉他氣沒立刻趕來,只是穿好外出冬衣,手拿汽車鑰匙,一邊為我禱告,一邊打電話報警。警車據報,就在我與兇漢對峙的那段時間內,來我店外巡了一趟,卻見不到裡面有任何不尋常的動靜,遂又開走了,壞人逃跑之後,我報了警,警察通知太太,她早已一切就緒,幾分鐘之後就趕到了。 我們以為此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不料一個星期之後,警方要我到州立醫院指認嫌犯。其實在我未去之前,警方已經知道此人即是與我打鬥的人。他們告訴我這人是賓州監獄終生監禁犯,不久之前逃獄,一路搶了十九次,殺死、殺傷數人。 他在我手上受傷之後,肋骨斷了四根,不敢到當地大醫院求醫,跑到新布什州(New Hampshire)一家小醫院,可是因為當地設備不足,醫生要將他轉回麻州救治,他死也不肯,醫生叫警衛攔他,他雖然受傷那麼重,合四名警衛之力還是抓不住他,醫生祇好給他一記麻醉針,這才把他五花大綁送過來。 警方看我竟能擊敗他,把我當成了英雄,對我禮遇得不得了。警官又說此人以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足球隊員,我當下開玩笑地回了一句:「我以前是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員!」其實我內心知道,我是在幾乎不可能之中,搶回一條老命,是主又救了我! 我求問主:「主啊,你三番二次讓我死裡逃生,我能為你做什麼?」 「同情」或是「異象」? 話說一九八六年,李秀全牧師邀請我一道去泰北參加短期宣道,我認為傳福音是件美事,便欣然前往。到了泰北,與王季雄宣教士配搭事奉,才發現那邊的生活極度貧困,我覺得他們彷彿是被遺忘在地球最偏遠的角落的一群棄兒。 回美國後,每次看見餐桌上的牛排,便想到這塊牛排相當於泰北難民一家四口三天的伙食費。 我告訴我太太慧淑,如果我去泰北,除了傳福音還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改善他們的生活。 說也奇怪,當我跟慧淑說過這些話之後,竟然做夢到泰北,幫人修車時也想到泰北,反正一天到晚都拂不掉「泰北」兩個字。只要一聽到有人來自泰國,耳朵便豎起來聽看看他是否提泰北? 我當時以為這是出於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日子久了便自然淡忘了,於是不然意。 但是很奇妙的事發生了,我愈想把泰北忘掉,便愈加地思念泰北,夢得更多、想得更多。這時我開始有點緊張了,心想:「難道上帝真的要我去服事他們嗎?」 你何苦那麼傻? 前思後想,衡量再三,決定還是不去為妙。 回想當初在台灣和初到波士頓時在黑人區空屋地板上所做的美國夢,幾乎已百分之百實現了。 以美國社會標準來說,我雖然還不能算是大富翁,但就享受和使用的角度來說,卻有錢有閒,稱心如意。我有別墅小木屋可休憩,有遊艇可到處遨遊,又有好多張Charge card,不只可以加Mobil的油,還可以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幹嘛要去落後貧窮的泰北,苦哈哈地做宣教士? 然而心中雖如此想,泰北的異象卻仍不斷地盤旋在我腦中。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拚命地想要將思量轉移到別的事物上,但卻仍繞回「泰北」,我便知道上帝真的要我去那兒,但心中卻十分不甘心就此投降,還是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排除。 正當我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趕走」時,突然李牧師來找我,要我八九年再去泰北短宣,不知何故,當時我竟然很生氣地說:「要去你自己去,我沒那麼多時間,也沒那麼多錢跟你去!」李牧師不知道我為啥莫名其妙地發脾氣,就說:「你不去就不去,不要發脾氣嘛!」 可是李牧師一行八九年去泰北短宣期間,有天晚上我睡不著覺,偷偷地起床向上帝禱告:「主啊!如果你不願意將泰北異象從我腦海挪掉,我願意順服,可是我要與?約定--從今以後我楊一哲不跟任何人講泰北,如果?真的要我去泰北,求你指示我太太,由她主動提出要去泰北傳福音的決定。」 我如此禱告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每次提到泰北,慧淑理都不理,毫無興趣!所以我認為這是給上帝的一個難題,說不定因此可以逃掉呢!八九年李秀全牧師自泰北短宣回來,說在泰北工場上事奉多年的王季雄弟兄要他帶給我一句話:「你們來短宣非常的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當時我好像被上帝當頭棒喝,可是轉念又想:反正我跟衪已有言在先了!所以我依然抗拒上帝呼召,繼續等待衪感動慧淑來提議夫妻一同去泰北宣教。 最痛苦的一頓飯 八九年,王季雄宣教士受邀擔任我們教會差傳年會的講員,我很不想見他,可是為了回報八六年泰北短宣時所受的照顧,便很勉強地邀李牧師一起在一位教會弟兄開的餐廳請他吃飯。 當晚發生一件很奇怪且不該發生的事。原來這位弟兄每當知有人為傳道人設宴請客,必定早就將桌位準備好,可是那天他居然把時間記成是第二天,只好請我們稍候片該,讓他騰出桌位。 就在等的時候,王季雄突然跟我說:「楊一哲,我有話跟你談。」 「我要跟你單獨談!」他說。 這下我緊張了,心想,我與他自八六年認識迄今並無深交,他要跟我單獨談什麼呢?可是人家已指名要跟我單獨談,我祇好硬著頭皮答應,於是兩人坐到一個角落去。 「我雖然在泰北做了這麼多年,可是我一直有個感覺,上帝有更大的異象要給我。上帝可能要帶我進入更偏遠的深山之中,為那兒更困苦的人民開創一番新天地,可能是辦教育或做些公共設施,但是我人手不足,我需要你!」他說。 我一聽,差點跳了起來,眼淚也快掉下來了。我知道這是上帝繼李牧師之後第二次派人來呼召我,可是我仍然硬著心一句話也不說,只敷衍道:「等異象清楚了再說!」 那頓飯吃得好痛苦,彷彿熬了千年之久。回到家我向上帝禱告:「主啊!這沒有嘛!我是要我太太來告訴我,而不是其他人!」 王季雄回去之後,李牧師告訴我九○年教會又有泰北短宣隊,問我是否參加?我回答:「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九○年短宣結束,李牧師又替王季雄帶了一句話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我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但仍與上帝玩拖延戰術,堅持要等我太太慧淑主動表示願意去泰北才肯順服。 千方百計推拖 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李秀全牧師又邀請王季雄當講員,我心中開始緊張,很想將我太太帶到別的地方,不讓她去聽泰北的異象,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藉口,加上慧淑的個性也不是那麼容易說走就走。 日子到了,我堅持不去參加差傳年會,縱然以前曾大聲疾呼勸人說要成為一個好基督徒,一定要參加差傳年會,可是事到如今,也顧不得了。 我終於想到一計,請教會的鍾弟兄在差傳年會的第一晚來我家教我中文電腦,且以一時無法學完為由而逃避參加差傳年會,我太太慧淑只好很不高興地自己帶了鍾弟兄的太太去參加差傳年會。 當我看時間已來不及去參加聚會時,突然變成「天才兒童」,一下子中文電腦諸多難題都通了,鍾弟兄十分驚訝。其實我早都會了,於是便坐在那兒和鍾弟兄聊天等她們回來,一方面盤算一下明天要找什麼藉口來推拖。 於是我想到裝病,且不能太早裝,要等到快去差傳年會時才開始裝,如此慧淑便會給我吃止痛藥。主意既定,便安心地聊天。 你正是那個約拿! 第二天早上起來,心想中午要裝病,慧淑必定一個去聚會,沒人煮午餐給我吃,所以早上要吃飽一點,於是便說:「太太,我好久沒有吃煎餅了,妳可不可以弄給我吃?」我才坐到餐桌拿起刀叉對著煎餅一刀劃下去,突然慧淑冒出一句話來:「昨天晚上你沒去參加差傳年會多可惜啊!我想我們應該去泰北傳福音。」 我整個人愣住了,心中卻依然跟上帝強辯道:「上帝啊!這不算啦!『我想』跟『我要』是不一樣的,?的中文比我好,應該知『想』跟『要』是兩回事!」 如此想,心中舒坦了些,便把煎餅往口一放,不料慧淑馬上又冒出第二句話來:「一哲!我認為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 頓時,我口中的煎餅哽在喉嚨,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眼淚差一點掉下來,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卻又絞盡腦汁急著找出一些理由來頑抗。 就在我故作鎮定狀時,突然腦中現一些圖畫。首先出昨夜來教我電腦的鐘弟兄臉,接著一條船。頓時我心中明白過來了,這是約拿乘坐來逃避上帝呼召的船。 第三幅畫又出現了,是一條張開巨口的大魚。這時我心中開始害怕,默想著約拿的記事,終於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禱告說:「上帝啊!我願意順服你,今天決定不裝病,乖乖去參加差傳年會。」 一說完,喉嚨中的煎餅馬上吞下去了,於是我又祈:「今天下午我去參加差傳年會,求你讓我看到一幅畫,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並且讓我覺得值得獻身,我便完全順服!」 佤邦的異象震撼了我心 當天特會中,王季雄分享泰北異象時,我發現他所描述的不是我以前從許多多宣教報導中所知道的泰北,也不是我六八年去過的泰北,更不是電影或小說中的「金三角」或「異域」,而是更深入泰緬邊境的山區。 在那兒有一百萬人過著原始農業生活,未曾接受福音的佤族,他們住在緬甸境內,但卻不受緬甸政府的管轄,是個自治區。他們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卻祇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因與中國雲南居民通婚而會說華語。兩三年前眾頭領才討論決定以中文為其文字,遂找王季雄來協助他們辦學校,並答應讓王季雄自由傳福音,這便是八九年王季雄來波士頓時,在餐廳中想跟我分享的異象。上帝告訴我,「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徒二十二:4) 當時我坐在那兒,知道這是上帝回答了我,衪讓我看到一百萬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民,我俯伏在上來面前,說:「我從前風聞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伯四二:5)我願意順服你的差遣,求你繼續帶領我,掌管我。」 求兩個印證 從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聽完王季雄的異象分享,回到家便告訴慧淑:「妳說的沒錯,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可是下一步該怎麼做?」慧淑回答說:「先跟王季雄談談!」於是我打電話到李秀全牧師家,希望明天能跟王季雄談,可是排不出時間,祇安排我們夫婦送他到機場,在車上談。 在車上我與王季雄分享這幾的經歷,這才得知從一九八六年與他在泰北同工後一直到我順服的這一天,王季雄一直認定我是上帝要差來幫助他的人,他每天不間斷地為我到泰北宣道之事禱告,難怪我連作夢都夢到泰北! 送王季雄上飛機後,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我告訴他由於事關重大,我向上帝求五個印證。其中我認為最不可能的兩件是:得到我母親和岳父母的祝福,以及有機會親自到佤邦自治區去觀察一番。 媽媽的祝福 因父親已過世,我又是獨子,加上母親身體不好,一年送急診十多次。八八年已是如此,近幾年心臟病又加重,我根本不可能將她帶去緬甸山區那滿是瘧蚊又沒東西吃的地方去受苦。因此我向上帝求讓我母親及我岳父母都能全力支持我們。 我寫信給王季雄時是九二年十一月,聖誕節快到時,我想是時候了。有天晚上吃飯時,我數度欲語還休,突然心生一計,便將我寫給王季雄的信函副本拿給母親看,上面提到我決定去泰北的事及求五個印證的始末。 媽媽看完後神色如常,把信折起來,交還給我,也沒講話。不料,兩天後我母親突然說了一句:「我想你今天做這個決定,是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我怔了一下:「什麼禱告?!」 原來那年年初我曾在台語教會傳講了一篇有關宣教異象的信息,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希望能將宣教異象帶入台語教會,結果卻毫無回應,讓我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然而今日我發現上帝實在是聽禱告的神,衪用那篇講道改變了我母親。 媽說:「你那篇道,我聽了十分感動,回家以後一直到凌晨都睡不著,祇有起身向上帝禱告:『主啊!我一輩子沒有教過我兒子全時間事奉,不料他卻對上帝的事工如此熱心。主啊!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你還要他嗎?如果你還要他,那麼這個兒子是你的!』」 我母親說:「這是我開的支票,上帝現在要兌現了。」 岳父母的祝福 真奇妙,當夜十一點多,家中電話突然響起。慧淑跟我一樣,不敢告訴她父母親,便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已四十多歲,再不出來服事主恐怕沒機會了。這一夜,在電話上,岳父母分別跟慧淑說話,關心我們倆在那兒的生活,最後岳父說:「去吧!帶著父母親的祝福去吧!」 這不是上帝誰能辦到!感謝主,最難的印證已過了一關。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難關。慧淑還沒去過泰北,而新的泰北工場--佤邦自治區,我自已也沒有見過。 我向上帝禱告說:「在一年內我要帶慧淑到我們即將事奉的工場看一看,如果在那時你對我們的感動沒有改變,主啊!我們一定順服。」 霉飯配辣椒 九三年九月泰北雨季時,我們來到泰緬邊境的佤邦自治區,這是當地氣候最糟、蚊子最多的季節。 本來預算停留九天,結果才去了兩天,我們就決定不來這兒事奉。 第一天是在王季雄新創辦的頗具雛形的「興邦學校」吃飯。小的學生十人一桌,大一點的學生八人一桌,老師是貴賓,六人一桌。 菜一端上來,是一盤高麗菜炒辣椒,味道非常鹹,加上一大鍋湯,湯裡沒什麼料,就這樣子十個、八個人吃。 雨天下來,菜色不是高麗菜便是茄子,再不就是南瓜;湯則是油菜湯或佛手瓜湯,要不然便是冬瓜湯,唯一的好處是白飯隨你吃。 但所謂「白飯」,卻沒有一粒米是完整的,全是別人不要的碎碴碴。第一頓反我竟可從碗中挑出十一隻小甲蟲,我太太則在一旁發出咬石頭的聲音,因為飯中有很多與米粒一模一樣的小白石頭,而且又有一股很難聞的蟑螂屎的味道,我加一大團辣椒,整碗紅通通地嚥下肚去,而慧淑是不吃辣的,要吃下這碗飯可就難上加難啦!據王季雄說,學校的伙食,已遠遠超出一般佤邦人民的平均水準,對孩子們而言,簡直是天堂了!所以小孩來了以後都很怕被送回家,不管年齡多小。 據悉,到九四年,這些從五、六歲到十幾歲的學生已達四百多個,全是離鄉背井。有人從阰部步行了一、兩個月才來到學校,有些身體較差的就病死在路上。成績優異都,四、五月間由王季雄帶隊返鄉探望家人一、兩天,其餘就留校勞動。 至於氣候,溫度約華氏一百度左右,每天下大雨,雨點大又沒風,一下就下兩、三個鐘頭,校園頓時積水成河。 蚊子極多,我們塗了防蚊藥膏,又配戴聲波驅蚊器,又點蚊香,如此三管齊下,慧淑的腳仍被叮了約一百個包。那蚊子十分厲害,咬人時無聲無息,讓人防不勝防,而這些蚊子都是會傳染瘧疾的。 第三天晚上,我與慧淑討論,決定還是不要到泰北來傳福音了,如此辛苦,怎生了得! 準備打退堂鼓 因為這回只是來觀察的,並未被安排太多工作,剛巧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短宣隊來了,我便與他們配搭事奉。 第四天慧淑突然病倒了,送到短宣隊的醫生那兒診治,居然說沒病,可是她卻頭昏、嘔吐、無法進食,後來診斷為「水土不服」。這病不是短時間能好的,至少也要休養兩、三個月,所以她祇好躺在宿舍不能動了。 第八天我們要去山上作醫療傳道,慧淑生病無法同行,我便對她說:「今天是第八天,我跟他們上山,今晚在山上過夜,明天下山後我們提了行李就走,再也不要回來了。」慧淑說:「好!」 那張痛苦的小臉 通往山上的途中,會經過一個醫療站,前兩天學校送了一個發高燒的學生去休息,我們打算先到醫療站看看那個學生,然後再到山上去醫治其他的人。這是由於學校人手不足,一有病患,只好送到一間茅屋,讓他「自求多福」,也免得傳染別人。 不料短宣隊的醫生一看,說這孩子若不趕快送到文明地區去急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死定了。問題是,我們若要上山就不能下山,但若上了山,這小孩便死定了。若送這小孩下山,則我們預做的山上那三百多個病人又怎麼辦?頓時我感到人的軟弱無能。 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還是將這小孩先送下山,正當他們要將他搬上車時,我看到孩子痛苦的臉,立刻又想到兩天前有個人誤踩地雷送醫療站,醫生立該將他的腿鋸掉包紮好,至今沒人再提那個斷腳的人,彷彿那種事已是家常便飯。 我心中十分地不平,又想起兩天前那張痛苦的臉,不禁跟上帝抱怨起來了--「神啊?世界上所有的生靈,不論是君王或乞丐,在?面前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為甚麼在生存條件上卻有如此不同的差別待遇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此時突然有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這樣,我還能差遣誰呢?」聽到那句話,我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想到,當我看到此地環境這麼惡?便想打退堂朝,是何等自私與可憐! 於是我立即回答:「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頓時彷彿有一股暖流從頭頂澆灌下來,直透全身,我所有的壓力立刻消失,內心充滿喜樂。 叫妳起來行走 那時正好有部卡車要回學校,我就搭便車回去。一到學校我立刻三步併兩步跑去找慧淑,想跟她說明這一切,並希望我們夫妻能在這兒同工。 她根本沒有預期我會忽然回來,而且又冒冒失失地告訴她我決定要在泰北作工。我原以為她會驚訝地詢問我為什麼,結果驚訝的卻是我!她居然很平靜地回答:「我知道!」 原來她在靜養時,向上帝禱告說:「主啊!如果從八六八年感動一哲到如今的那個感動是出於你,求你醫治我的病,讓我立即起來參與服事,請用事實來告訴我,你要我在這裡服事。」 禱告完,慧淑也不知道上帝真的醫治了她。等她起來走路時才發覺她體力一直在恢復,甚至可以走泥巴路,因此她聽到我說的話,她就知道上帝要我們在佤邦服事。 請紀念我們 目前我們回到美國變賣產業、傳遞異象,並盼望我們在九五年六月間回到泰北服事,最晚不要拖到九五年年底。李秀全牧師則已早我一步,在九四年底自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離職,加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在泰北及其他東南亞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巡迴宣教工作。在這期間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到神學院作半年到一年的進修,請讀者們為我們迫切代禱。

范清亮 生物科技創業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曾經聽說在聖地牙哥有一群養白兔的台灣人,成功地創建生物科技公司,發了財,還一起營造台美社區。他們是些什麼人?如何養白兔致富?如何營造台美社區?這些都令人感到好奇。 一個四月天,來到風光明媚的聖地牙哥。蔚藍天空銜接著浩瀚的汪洋,白色浪花拍擊著嶙峋的海岸,風姿綽約的天堂鳥展露笑靨,佇立街頭。這真是一個上帝垂愛的城市。 在寬敞明亮的「台灣中心」裡,吳銘賢主任微笑地招認:「我們就是當年的養兔人,不過看起來不像富翁,倒像義工,對不對?」 「我們不只創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而是前後創建兩家,都很成功。但要談公司,得找范清亮﹝Chris﹞。他能講,又什麼都知道,可以告訴你一籮筐的故事。」另一養兔人陳秋山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群中要找范清亮,得往話聲最多、笑聲最大的地方找。在華府雙橡園,一場林昭亮與范雅志的音樂演奏會裡,見到了這位個性晴朗得如聖地牙哥璀璨天氣的養兔人。 他開口就說:「我的運氣很好。許多事情發生時,我都正好在場。機會掉下來,我就用雙手托住,並且加以發揮。」。       原籍新竹關西的范清亮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客家子弟。他不只運氣好,而且聰明勤勞、親切隨和、能說愛笑,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的求學過程一帆風順。中學唸建國中學,大學唸台大化學系,除了會唸書外,還會打球、玩橋牌、拉小提琴、懂得如何與人快樂相處。 「我的運氣真的很好。」他說:「大學畢業,別人當兵,操練得要死。我卻被分發到松山機場當預官。每天上班下班,晚上還教人拉小提琴,賺外快,學生一收十來個。你說,我好不好運?」 好運的事還很多。他繼續說:「當年,台南有個三B青少年交響樂團,台北也有個 廖年賦 先生,想辦『世紀交響樂團』。我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參加 廖 先生在頭城舉辦的音樂營,認識了一起拉小提琴的陳淑雲。她那年才十八歲,在文化學院唸大一,長得很可愛。暑假一結束,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你說,我運氣好不好?」我望著他身旁吟吟含笑、斯文秀氣的 范 太太,心裡不得不承認他確實運氣好。 六、七十年代,正是留學潮的熱門時期。范清亮服兵役時,即申請到普渡大學的獎學金。退了役,順利踏上留美之途。一九六九年夏天,他飛到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攻讀當時最熱門的生物化學。 七十年代的留學生活 他的留學生活亦充滿熱鬧與歡笑。他說:「我們當年在普渡,很熱衷打壘球。普渡大學因為理工科強,男生特別多。當時蔡嘉寅、胡勝正、陳昭地和陳唐山等人都在那裡。大夥人相約只要華氏四十度以上,就在球場見。那時,陳昭地最認真,天氣乍暖還寒時,他在前一晚就到處打電話問:明天打不打球?」 「打完球,大夥人一起開講,話題總離不開台灣。」他繼續說:「當年台灣的資訊很封閉,剛出來的學生聽到外面的人講台灣的事情,發覺很多都沒聽過。剛開始很驚嚇,不能接受。隨後經過一番激盪與思考,就反起國民黨來。我到普渡第一年被開導,第二年就主動加入開導新生的行列。」 一九七一年正月,保衛釣魚台運動在數十哩外的芝加哥轟轟烈烈地上演。范清亮說:「保釣對當時的留學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保釣時,台灣學生與統派立場一致,都反國民黨。保釣後,雙方國家認同不同,自然分開。此後,海外留學生分成台灣、統派與國民黨三派。台灣派的學生組織台灣同鄉會,凝聚力很強。」 那年,陳淑雲在文化學院唸大三。為免兩地相思苦,她乾脆情奔美國,當起年輕的 范 太太,然後在普渡大學繼續修學位。 「當留學生很窮,卻也窮開心。」她笑著說:「住在中西部的大學城,沒什麼花費,聚在一起打球也挺開心。我到普渡的第二年,中西部台灣人壘球大賽在普渡舉行,真是一件大事,因為我們得準備飯菜給五百個人吃!小鎮裡沒什麼像樣的中國餐館。即使有,我們也吃不起。」 「後來有人發現學校附近的瀑布下游有許多鯉魚,就發動大家去捉魚。一大群人在水中尖叫嘻笑,奮鬥了大半天,真的抓了許多魚回家。我們把魚放在浴缸裡,讓魚吐沙。隔天起來,再殺魚、清魚、炸魚。炸得滿屋子都是油煙,總算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鯉魚。開飯時,五百個人圍坐五十桌,每桌都有一道香噴噴的糖醋鯉魚。不花錢,但整整費了兩天功夫,大家都很得意。」談起往日趣事,斯文的陳淑雲忍不住咯咯大笑。 范清亮提起中西部壘球大賽,更是神采飛揚。他說:「那時所有球隊裡,最厲害的就是底特律的老仙隊。他們有國手級球員,又有制服,神氣得不得了。我們每次碰上他們,就手軟腳軟,氣勢短一截。他們一連蟬聯一、二十年的冠軍,直到第二代球隊興起,才把他們擊敗。」 范清亮在普渡大學歡喜度過四載。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生化博士學位,淑雲亦拿到藝術學士,兩人很有成就地離開印地安那,前往波士頓開拓前程。 到波士頓後,范清亮追隨前麻省理工學院﹝MIT﹞院長布朗﹝Gene Brown﹞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 從事 博士後研究。他笑著說:「我當時養了很多果蠅,作有關葉酸﹝Folic Acid﹞的研究。因為果蠅的眼睛是紅的,能製造一種與葉酸非常類似的元素。我調高實驗室冷凍庫的溫度,在裡面養果蠅,天天觀察。結果有時不小心,冷凍庫一開,果蠅飛了出來。哇,不得了,整個實驗室果蠅嗡嗡飛。要抓那些果蠅,真是一件頭痛的大事。」 在波士頓,他又結交不少好朋友,經常一起把酒論時政的夥伴有陳重信、張啟典、葉吉福等人。范清亮說:「在波士頓那四年,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譬如:蔣介石去世、台灣政論被停刊、白雅燦被捕等等。每次都讓我們情緒激動,高談闊論不已。」 一九七六年,國民黨政府派了六名中正理工學院的軍校生,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彈導向系統。時值越戰,美國各著名大學反戰風潮盛行。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質疑校方幫外國政府訓練軍事是否恰當,因此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座談會。會中邀請范清亮參與談話。 范清亮說,軍校學生兼負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素為台灣學生所不喜。他把握機會,在座談中高聲說:「台灣目前是一個獨裁的體制,學校幫助獨裁的政壇發展軍備,無異變相地欺壓台灣的百姓。」 此語一出,一位手持照相機的軍校生立刻起身,對他猛拍照,引起其他台灣學生的憤怒與不平,當場發生衝突。隔日,學校的報紙大幅報導這樁事件,並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活動詳加描述,更加刺激國民黨派與台灣派學生的對峙。此後數個月,雙方劍拔弩張,煙硝味甚濃。 范清亮是這場事件的主角,備受矚目。許多人為之喝采,但亦有人懷恨在心。他為防遭人暗算,特地買了一把噴霧槍,每晚獨自從實驗室走到停車場時,隨身攜帶,不敢大意。 此後,他的台灣意識益加堅定。原本不諳河洛話的他,開始習講河洛話。如今台語朗朗上口,也算當年努力的收穫。 救援「美麗島」政治犯 一九七七年,范清亮獲貝克門﹝Beckman﹞生物儀器公司聘用,到南加州的卡爾斯貝勒﹝Carlsbad﹞就職。全家遂由美國的東北角搬到西南岸,定居在四季如春的聖地牙哥。 七十年代後期,鑒於國民黨政府動輒逮捕異議人士,海外熱心鄉親組織「台灣人權協會」,聲援島內的民主運動。一九七八年,范清亮接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與島內民主人士展開密切聯繫。 隔年,「美麗島」雜誌全台發行,黨外勢力迅速擴展,與國民黨的對峙驟然緊張。 十二月十日 ,黨外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當晚,范清亮即接到施明德自高雄現場打來的電話,告以國民黨軍警已經採取鎮壓,並且使用催淚彈,一旦警方展開逮捕,海外必須趕緊救援。 次日,國民黨政府果然進行全島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殺氣騰騰。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海外鄉親憂心忡忡,惟恐他們被處極刑。身為人權會長,范清亮萬分火急地成立熱線,迅速展開救援。淑雲不分晝夜,與被捕人士的家屬電話聯絡,並將錄音傳給紐約的張楊宜宜,在紐約的「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不斷播出。當時全美各地的鄉親,都紛紛打電話到「台灣之音」,探詢最新的消息。 范清亮說:「那時,艾琳達的母親住在聖地牙哥,非常支持我們。艾琳達被國民黨驅逐出境,回到聖地牙哥時。我們動員許多鄉親到機場迎接,並就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引起廣泛矚目。後來艾琳達到其他城市,各地同鄉都沿用這個辦法,所以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公關與宣傳,都是在機場舉行。」 當時。他在普渡的老友陳唐山任職華府聯邦政府,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私交甚篤。他建議台灣人權協會發起同鄉寫信運動,向美國國會議員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與民主之事實。范清亮於是經由全美所有台灣人組織,全面發起寫信運動,得到非常熱烈的回應。 淑雲說:「那陣子,各地的簽名信如雪片般,不斷寄到我家。我把那些信整理影印,一張張地疊起來,從地上一直堆到比餐桌還高的地方。然後裝訂成冊,寄給華府的陳唐山,再送交甘迺迪參議員。當時甘迺迪參議員都驚嘆道: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陳情信!」 范清亮並且和郭清江、張倚石等數位熱心同鄉,聯袂到洛杉磯北美事務協調處呈遞抗議書。 「抗議的經過非常精彩。」他描述說:「我們十來個人到了協調處門口,就被擋駕。交涉不成,只好自行闖了進去。我進入後,即站在大廳中央,自口袋掏出一紙台灣人權協會的抗議聲明,大聲宣讀。」 「同行的伙伴見到牆上掛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巨幅相片,不禁怒從中來,衝上前動手就掀。結果火氣一來,他們見了其他東西,也一併劈哩叭啦地掃落。我的聲明尚未讀完,郭清江已在耳際大喊:『趕快逃!』我繼續正氣凜然地唸完最後一個字,然後把紙張往口袋一塞,拔腿就跑。」 「這個事件害得張倚石被警方起訴,連我辦公室的電話也被錄音調查。」事隔二十餘年,范清亮提起當年勇,猶不覺好笑。 但當時的心境確實悲憤悽苦。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身繫囹圄的林義雄家中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及一對雙胞女兒慘死亂刀下,惟一僥倖存活的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經過急救,幸告生還。奐勻出院後,媽媽方素敏帶她遠離那塊傷心的島嶼,隱身在舉目無親的南加州。 范清亮因是人權會長,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即經常與方素敏聯繫。在獲悉她們母女倆抵達南加州後,即和淑雲開車去看她們。 「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見到了方素敏與林奐勻。」淑雲說:「母女倆脆弱如驚弓之鳥,讓人看了,十分不忍。」 由於事前已有聯繫,儘管素昧平生,方素敏還是將惟一倖存的女兒託付給他們,自己黯然飛回台灣,收拾悲慘的殘局。范清亮夫婦帶著九歲的奐勻回到聖地牙哥,對外宣稱她是淑雲姐姐的女兒,安排她去上學。同時為了提防兇手追殺到聖地牙哥,范家特別安裝了保全系統。 淑雲說:「奐勻一是個很安靜、敏感又懂事的女孩,很得人疼。她和雅志﹝Felix﹞是很好的玩伴。記得有一回,兩個孩子要養寵物,我們一起去買天竺鼠。雅志要公的,奐勻要母的,只好各買一隻回家。沒想到天竺鼠繁殖得很快,不久生了一大堆,鼠籠越換越大。結果有時孩子餵食,忘了關門,天竺鼠跑了出來,藏在壁櫥裡、衣櫃中、地毯下,到處都是,可真不得了!全家搜天竺鼠搜得天翻地覆。」 奐勻在范家住了相當一段時日,直到林義雄的妹妹移居美國,才把她接了過去。但是范清亮夫婦收她當乾女兒,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奐勻和雅志都喜愛音樂,長大後,兩人在音樂上,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淑雲說:「後來奐勻到紐約唸書,遇到了一個很好的青年。兩人在紐約舉行婚禮,隨後一對新人和雙方家長都到聖地牙哥,在我們家舉行婚宴。我們都為她感到無限高興。」 飼養黃金白兔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定案後,范清亮卸下台灣人權協會長的職銜,開始有一點閒暇的時間。他喜歡打橋牌,週末常與幾個朋友搭擋打牌,太太們則聚在一起聊天。當時四個搭擋裡,除范清亮外,還有吳銘賢、陳秋山和陳文盛。 吳銘賢是范清亮的新竹同鄉,台大化工系畢業,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化工博士,從事進出口貿易。陳秋山畢業於師大物理系,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SD註1﹞的物理博士,從事運動器材生意。陳文盛是生化博士,在斯克利伯﹝Scripps﹞研究中心 從事 博士後研究。 那年,聖地牙哥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Hybritech﹝混種科技﹞剛剛成立,地方報紙諸多報導,引起他們的高度興趣。大家在牌桌上,一再談論生物科技公司的潛力與前景。正在這時,陳文盛與斯克利伯的合約即將屆滿,開始找事。他們遂決定共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由陳文盛經營。 大家說到做到,每家斥資五千美金,初步決定作限制黴﹝Restriction Enzyme﹞的研發。但不久,陳文盛在台灣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舉家遷台。范清亮只得親自下海,接掌一個尚未成形的公司。 他接手後,發覺限制黴的市場很有限,主張改作免疫化驗﹝Immuno Assay﹞的研究。他解釋說:「這種免疫化驗就是自兔子提煉血清,研發製成驗孕試劑用的抗體。因為要測知女人是否懷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驗尿。孕婦血液裡有一種HCG的荷爾蒙,會流到尿裡,我們就用抗體去測察尿裡是否有HCG。如果反應呈陽性,就是懷孕;反應呈陰性,便無懷孕。」 「這道理說來簡單,」他繼續說:「但因為人體裡有一種LH的荷爾蒙,與HCG非常類似,極易誤導,所以抗體很不好做。我們是很小的公司,必須作高難度的東西,才能和大公司競爭。」 一九八一年年底,范清亮、吳銘賢和陳秋山三對夫婦便在陳秋山的後院釘兔籠,開始養兔子。「因為陳家的後院毗連峽谷,兔屎掉在地上,就用水龍頭衝到峽谷去,很方便。」淑雲說。 陳家負責養兔子,其餘兩家週末過去幫忙。每次養五十隻,每隻都有編號。陳秋山笑著說:「我們養的是紐西蘭白兔,紅紅的眼睛,白茸茸的身子,很漂亮。兔子很乖,不吵也不叫,所以左鄰右舍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也養過羊,只是羊太會跑,根本抓不住。我們六個人排成一排,等羊跑過來,就一起向前撲,結果還是撲個空,讓羊跑掉,只好放棄。」吳銘賢哈哈笑道。 養了兔子後,注射HCG進入兔子裡,再抽取兔血。陳淑雲專門剃兔毛,范清亮負責注射HCG和抽取兔血,然後到吳銘賢的倉庫化驗。 「所謂化驗檯就是買兩扇門,下面加四根支柱就成了。一切克難,但化驗的過程絕不馬虎。」范清亮說。 「好的抗體靈敏度強,準確度高。兔子養了 一兩 個月後,就知道他們身上的抗體好不好。我們通常只留 一兩 隻好的,繼續觀察,其餘都要淘汰,另外再養一批新的。」他接著說。 問題是不好的兔子,如何淘汰?總不能兔籠一開,讓兔子四奔五散。為此,他們積極尋求解決兔子之道。朋友賴淑卿畢業於清大物理系,獲威斯康辛大學醫學生理碩士,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作心臟血管的研究,每天都要解剖兔子。他們於是向她請教有無快速處決兔子的方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啊,我一分鐘就可解決一隻兔子。」 養兔人一聽,心中大喜,連忙請她殺兔,並邀她入股。不久,賴淑卿成為公司的股東暨殺兔人。但殺死兔子只解決一半的問題,另一半的問題是如何棄置這些死兔? 他們為此在夜晚開車到處兜轉,最初想找個餐館的垃圾箱,偷偷丟棄。但繼則一想,畢竟不是長久之道。幾個臭皮匠終於勝過諸葛亮,有人想出錦囊妙計:把死兔餵給獅子和老虎!主意一提出,大家齊聲叫好。原來聖地牙哥有個很著名的動物園,養了許多獅子和老虎。他們立刻和動物園接洽,結果雙方皆大歡喜! 與此同時,他們繼續招股。一九八二年七月,籌到二十五萬美金,正式成立「太平洋生物科技﹝Pacific Biotech﹞公司」。范清亮在六月底辭去貝克門公司的職務, 七月一日 到新公司報到。從此全心掌舵,帶公司邁進新的領域。 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 「我的運氣實在很好。」范清亮喜孜孜地說:「公司成立不到三個星期,我們就發現第四○六號兔子的抗體非常好,靈敏度與準確度都很高。我抽了一些兔血,寄給幾家公司,都收到很好的回應。八月中,順利達成第一筆交易。有一家波士頓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出價十一萬美金,購買三十五CC的兔血,大家都興奮得不敢置信。」 因是第一筆生意,范清亮非常慎重。惟恐血清交快遞公司運送,萬一遺失,美夢成空。於是買了一個乾冰盒,內裝三十五CC兔血,親自拎著盒子,搭乘夜晚的飛機,隔晨抵達波士頓,當面交貨。當他取過一張支票,安穩地放在西裝口袋裡,走出門外,不禁吹著口哨,雀躍得直想飛上天。 「三十五CC只有這麼多。」他用手指稍稍比劃了一下,說:「就賣了十一萬美金,真的比黃金還值錢!」 養了一隻血液比黃金還值錢的白兔,猶如養了一隻會下金雞蛋的母雞,頓時大家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隻四○六號兔子的血清一共為我們賺進二十五萬美金。」范清亮笑著說:「但後來波士頓那家公司發現牠的血清有極小的瑕疵,便棄置不用。不過這時我們又發現另一隻兔子的血清更完美。我們自二○七號兔子血液提煉出來的血清,無論在靈敏度或準確度上,都無懈可擊。這隻兔子才是真正的黃金白兔!」。 這隻二○七號「黃金白兔」,確實為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牠的血清起碼賣了五十萬美金。接著,范清亮、吳銘賢與賴淑卿等人發現:購買血清的公司將之大量稀釋,加入放射性元素,便製成一盒盒的驗孕試劑,賣給醫院和實驗室,賺取更多的錢。不禁心想:這種錢,何不自己賺? 他們於是利用二○七號兔子的血清,日夜研發,終於製造出一種只需十幾分鐘、即可測出懷孕結果的試劑。他們的產品成了八十年代最前進的驗孕試劑,在醫界很受歡迎,從此打開市場,訂單源源不斷。 有了固定市場,公司邁向專業化。兔子改在農場養,僱專人負責養兔和殺兔。農場持續提供血清,工廠有效率製造驗孕試劑,行銷部門直銷醫院與實驗室,投資人年年獲取利潤,個個笑顏逐開。 「但生醫科技這一行日新月異。」范清亮說:「稍不留神,技術落在後面,市場就被搶走。一九八五年,正當我們慶幸產品領先同行之際,忽然市面出現一種僅需五分鐘、即可測出結果的試劑,很快地攫走了許多市場。驚慌之餘,我們趕緊加速研究,不久即製造出一種和對手產品類似、但效果更好的試劑,才把市場又搶了回來。」 由於驗孕試劑進步到五分鐘即測出結果,醫生們只要將樣品交護士檢驗,數分鐘後即可告知病人結果,並向保險公司報價,真是效率高又利潤好,因此紛紛使用。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銷售直線上升,營業額不斷呈倍數成長。不出幾年,公司遷入新的建築,員工增至兩百多人,研發人員達三、四十名,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但是新的挑戰持續出現。一九八七年九月,范清亮接到歐洲的一位朋友自寄來的最新驗孕試劑。看了之後,臉色全變。心想:「這還了得,我們的產品再不改進,市場馬上會被擊垮。」 原來在此之前,所有驗孕試劑都是多重步驟,而這個新的試劑竟是單一步驟。只要將一根試棒放進尿裡,數分鐘後取出,即可測知結果,實在太方便了!他心中一急,連忙飛到德國,探求此一產品的製作原料工廠。與此同時,聖地牙哥的公司亦加緊研發,卯勁衝刺。 「幸好五個月後,我們就製造出同樣單一步驟的試劑,再度保住了市場。」他欣慰地說。 在這種科技競賽的拉鋸戰中,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一路領先。一九八八年,范清亮榮獲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年度「最佳企業家獎」。一九九○年,全球著名的禮萊藥廠﹝Eli Lily﹞出高價,欲購買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經過一番評估,所有股東決議出售。然後個個分了一筆錢,歡天喜地晉身富豪階級。 穩德克診斷公司 依據契約,范清亮等人必須留在禮萊藥廠工作三年,以便公司順利轉移。合併之後,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變成禮萊的一個快速檢驗公司,由范清亮擔任總經理。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范清亮道:「因為我們過去白手起家,缺乏經營大公司的經驗。進入禮萊藥廠的大殿堂,才熟悉跨國大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確是一大收穫。」 一九九四年,禮萊藥廠為專注於製造藥品,決定拋售所有醫學儀器部門,太平洋快速檢驗公司亦名列拋售行列,范清亮此時已為禮萊服務五年,遂申請退休。 一向忙碌慣了的他確實享受了一小段難得的悠遊時光。但或許精力充沛,在家不到四個月,他又興起另創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念頭。當他開始撰寫企劃書,所有老夥伴立刻興致勃勃。於是原班人馬在一九九四年年底,再度成立第二家生物科技公司,取名穩德克診斷公司﹝Wyntek...

黃及時

◆知子莫若父—談愛子黃文谷的從政之路 美洲台灣日報董事長黃及時的大公子黃文谷(Steven Haung)醫師,日前高票當選聖馬利諾(San Marino)市議員,成為台美人第二代參與主流政治的新典範。 黃文谷的父親黃及時先生是美洲台灣日報的董事長,談及愛子,果然「知子莫若父」,黃董事長娓娓道來,介紹了這位令父親 驕傲的傑出台美人新政治明星。 聖馬利諾市因為居民有許多都是專業人士如醫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經濟能力強,聖馬利諾成了優質的住宅區。聖馬利諾市地不大,住戶也不多,小而美,再加上學區好,學生素質佳,也讓房價扶搖直上。 提到愛子黃文谷參選聖馬利諾市議員,世界日報在選前還報導說,黃文谷沒有當選的可能。黃及時說,其實當時的現任市長Eugene Sun,因為本身是房地產仲介,在任職其間就因為藉職位之便取得利益而遭到當地英文報紙批判而不被看好。San Marino Tribune, Pasadena的Star News以及 Outlook都多有揭露和批評。黃及時笑著說,看來世界日報不懂英語,才會做出那樣的報導。 黃及時說,選舉期間,在City Club, Rotary 等等主流社團舉辦的政見公聽會時,黃文谷就被問到,他能給聖馬利諾帶來甚麼?黃文谷說,他從1981年到現在,已經在聖馬利諾住了三十五年,早年父親定居聖馬利諾,他在聖市長大,成年後,自己也在聖馬利諾購屋安居,兩代都是聖市的居民,所以深知聖馬利諾市需要的是甚麼。 黃文谷醫師不但在台美人社團如台美公民協會、台灣會館等都深度參與(他是現任台灣會館董事長),頗有成績;他在極年輕時就擔任華人牙醫學會會長,大家都知道他勤於任事,也很能做事。不但如此,他在聖馬利諾市也擔任過華人協會董事,更積極參與聖市主流社會的各種團體和活動如City Club, Rotary Club,他也是聖馬利諾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外聘委員之一,對聖馬利諾市的建設規劃知之甚詳,所以主流社區都知道黃文谷的能力與熱忱,從而鼓勵他出來參選市議員。黃文谷醫師的參政,是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 聖馬利諾市議員本次改選兩席,一席就是2014年6月向華人鄰居院子丟狗屎的當時的市長Dennis Kneier,另外一席則是華裔市長Eugene Sun(孫渝今)。Dennis 因為丟狗屎事件,早就被主流媒體三振出局;而Eugene Sun 則是遭質疑藉職務之便圖利自己的房地產事業。 這次改選共有五位角逐者,結果黃文谷和另一位白人律師Steve Talt當選。黃及時說,黃文谷當選,應該歸功於他有一支強而有力的娘子軍競選團隊,而黃文谷在競選期間一步一腳印,逐家拜票,也是努力有成。 更讓人感動的是,許多不住在聖馬利諾的台灣鄉親,為了力挺台灣人第二代能夠當選聖馬利諾市議員,都熱心主動打電話給住在聖市的親朋好友,替黃文谷拉票。而台灣會館的朋友替他辦了一場籌款會,黃爸爸也說,黃文谷深深表示感謝! ◆黃家的政治DNA—台灣的民意代表 黃文谷醫師從政,如果回溯到他的父祖輩,其實他們的家族就是台灣的政治世家。 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是台灣企業家、政治人物,曾任高雄市商業會理事長、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後代表中國國民黨在商業團體當選為第一屆第一、二、三次增額立法委員,一直到他78歲,決定退休,黃及時才帶著妻兒來美國,讓黃文谷在美國接受教育,成家立業。 黃及時說,他父親有一本著作「和風細雨」,點出他個人行事按部就班,人生順遂,即便碰上困難也都只有細雨而已。黃綿綿也曾希望兒子黃及時接棒,繼續他的政治事業,不過黃及時有他個人的人生規劃,沒有涉足台灣的政治圈,而是帶家人前來美國。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的阿公林迦,人們喜歡膩稱他「西迦伯」,林迦英俊高大,長像與黃種人不大一樣。戰後國民黨來台,他受命擔任鹽埕區長。林迦的兒子,也就是黃及時的岳父林瓊瑤,曾擔任高雄參議會議員(那時候才三十幾歲),當時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則是參議會議長。二二八事件之後,林瓊瑤感於時局,退出政壇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陳啟川當市長,力勸林瓊瑤出來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結果以極高票當選。 黃及時與林孟淑結婚時,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尚未當選立委,岳丈也還未當選國代。黃及時有了第三個孩子之後,兩老才出來參選民意代表。所以,黃及時笑說,他和太太的喜結連理並非甚麼「政治婚姻」。他說,他父親和「丈人公」林迦有一個共同的事業,那就是高雄國際戲院,黃及時的父親是董事長,「丈人公」則是常務董事,應該是這層關係才成就了黃及時的婚事。 說來黃及時的岳父家確實是個政治世家,丈人林瓊瑤是國大代表,小姨子林孟貴是監察委員,小舅子林孟丹是高雄市議員、國大代表。 不過,黃及時對參政的興趣並不大,1981年他先帶著妻子兒女來美國,著眼於兒女的教育,他自己則台美兩地跑,繼續他自己在台灣的事業。不過兒女漸漸長大,1984年,太太林孟淑說,小孩大了,她一個人照顧不了,要不孩子們都帶回台灣,要不他就來美國定居。他詢問子女的意見,小孩在美國如魚得水,堅拒回去台灣,於是他少數服從多數,就這樣在美國定居了下來。 ◆黃及時的夢—把「中華民國」註銷 黃及時小學讀鹽埕國小,中學就讀高雄中學,大學念淡江商學系。大學畢業時為1963年,服完兵役之後,1964在公司上班一年,1965則到日本受訓,學日語、學做生意,了解國際貿易事務及管理紡織工廠。紡織與國際貿易是黃及時的本行。 黃及時說,紡織業實在辛苦,他當總經理,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都是上班時間,實在已經超載,於是他和當董事長的父親商量,辭去總經理,轉換跑道,從事建築業。黃及時經營紡織廠時,已經開始從事一些不動產的買賣以及建屋的案子,他覺得蠻有可為。不過,真正投入建築和房地產開發之後才發現比管理紡織廠更忙,根本沒有週末,人家休假時,才更是售屋的好時機。 不過,由於黃及時的堅持及追求最高的建築品質,絕不偷工減料,因此他的建案很有口碑,連建築師都說黃及時蓋的房子品質讓人放心,他們也都特地來向他買房。黃及時說,他父親的一位顧問曾經告訴他,蓋房子是要住一世人的,人不在了,房子還在,所以絕不能偷工減料,才能讓房子持久、耐久。他謹記這一番話,來美國從事建築開發事業,一直就是秉持這一個原則,絕不在品質上讓步。 黃及時也因為從事國際貿易,全世界走透透,許多別人沒去過、不敢去的地方他都已經去過,像是中東的回教國家杜拜他簡直像「走灶腳」一般,連阿拉伯語都能講上幾句了。 黃及時定居美國之後,從事房地產業。但黃及時做的房地產業和一般人買motel經營或轉手不一樣,他專門建 condominium, pud, apartments,以及motel。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五年前過世,黃及時感性的說,他娶孟淑是他的福氣。黃及時說,孟淑雖是富家千金,但為人非常內斂、又極賢慧,失去她,讓他非常思念。他說孟淑給他太多的支持和鼓勵。他加入台灣日報經營團隊,雖然知道是賠錢的事業,但賢妻卻是背後支撐他的力量,贊同他參與這一個有理想的事業。 黃及時說,他的岳丈林瓊瑤當年也經營過一個賠錢的文化事業,叫三信出版社,孟淑一定是受到父親的啟發,所以對文化事業即使賠錢也願意付出,實在很有乃父之風。 黃及時說,兒子黃文谷能有今天的成績,實際上也是太太孟淑苦心栽培的結果,當年就是因為太太的鼓勵,黃文谷才參與台美公民協會,並進一步參與台美人社團,服務社區。黃及時和林孟淑育有兩男一女,黃文谷(Steven)是老大,老二黃文瑜(Gary)目前也定居美國,女兒文慈(Gloria)是美國的會計師,不過婚後隨夫家回台灣定居,所以黃及時每年都會回台灣探視女兒並省親、掃墓。 黃及時說,當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他一直很感慨,心想只能當美國人啦。不過2016年的選情看起來小英很有勝算,讓台灣人又燃起希望。然而他也提醒,國民黨長久以來就是奧步特多的外來獨裁政權,台灣人一定要戒慎恐懼,謹防國民黨出奧步。黃及時說,他甚至擔心馬英九是不是會在選前向共產黨投降呢! 黃及時說,1968年開始,他就拿著「車輪牌」的護照走遍世界各地,但他覺得這本車輪牌護照讓他深受侮辱。他說,有一次去到埃及開羅,他持有有效簽證,也通過了移民官的檢查,才走到機場門口要搭車,卻又被叫回去,要他到一個小房間裡,官員坐在較高處的桌子後面,他則像犯人一般站在低處。官員就問︰「你來幹甚麼?」黃及時說他來開羅有兩個目的,一是做生意,一是觀光,要來看金字塔。結果那位官員拿了一張名單,說︰「你若在這份名單裡,你就能入境」。黃及時說他絕不會是名單裡的一員。官員說,「那你可以走了」。 黃及時說,他不但覺得受辱,而且非常擔心自己是否有危險,他當時身上帶有五千美元,立即在機場買了一張飛杜拜的機票,離開開羅,簡直像逃難一樣。他說,車輪牌護照所帶給他的不安全感莫此為甚。他也曾在入境巴黎時,被刁難了六個小時才獲通關。他說,若和其他日本人同機,過海關時,日本人都順利通關,他持車輪牌護照就要被刁難、要紅包。這個「中華民國」讓黃及時年輕為事業打拼時,常遭到挫折與受辱,所以他一直希望台灣人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把「中華民國」註銷,讓台灣人拿台灣護照,昂首闊步走遍世界而不受到歧視與排斥!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主持 /黃樹人 文字整理)

楊遠薰 我的三十一歲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響應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活動 我的三十一歲是美好的,因為在思想與認同上,我走出了鬱鬱的叢林,覓尋到自己的天空;在生活領域裡,我擁有一個丈夫、一對兒女、一棟洋房和兩部車子,覺得很滿足。 然而在這之前的一年,我經歷了陳文成命案的震撼與白色校園恐怖的困擾,內心十分紛亂。 我的丈夫阿加與陳文成同齡,在經歷上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1981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阿加拿到博士學位四年,在美國的一所州立大學執教。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正計劃帶她回台探親。 七月初,陳文成的命案驟然發生,在台北的公公婆婆立刻打電話來,勸我們取消台灣行。他們說,國民黨在美國各大學的特務向來猖狂;阿加年紀輕輕即當上大學教授,容易招忌,況且他胸無城府,講話不避嫌,恐怕上了黑名單,都還不自覺。 我誠為陳文成的事件難過,卻也覺得公公婆婆的操心有點過度。但為不拂逆他們的好意,我們修改計劃,由我單獨帶著小女兒在秋季回台灣。 那年十月,出國四年半、首度返抵國門的我在踏進桃園國際機場的剎那,真是無比雀躍。但很快地,疑慮便取代了喜悅。 我遞上護照後不久,關務員即大聲要我站到黃線後面去。那時尚無電腦,我瞥見玻璃窗內的辦事員翻閱一本很大的名冊 ,然後看看我的護照,又望望我,又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抱著小女兒靜靜地候立。 在等待中,我有點疑惑,卻又自忖「成分」不錯,應無問題。我畢業政大,高考及格,出國前是中央級的公務員,出國後不參加政治活動,近年更在家事、尿布與奶瓶間打轉,心想黑名單怎麼輪,也輪不上我。 總算,辦事員揮手要我上前,盤問一陣我在台的戶籍與地址後,便放了行。但接下來的行李檢查也很詭異。我的衣物一件件地被翻攪,連嬰兒的紙尿布都一片片地被拆開再折回,好似裡面暗藏海洛因。我心覺有異,卻不便說什麼。 待出了關,家人蜂擁而上,頭一句話便埋怨道:「怎麼這麼慢?跟妳同機的人早都出來了!」 我決定讓久別重逢的喜悅沖淡心中的疑慮,便和家人嘻哈地歡笑。當晚在台北家裡,一夥人聊至半夜方就寢。隔晨,遲醒的我才起床,母親便跨進房。 她把房門帶上,正色地問:「告訴我,妳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沒有啊。」我睡眼惺忪,滿臉茫然地回答。 「今天一大早,管區警察就找上門。」媽媽說。 「真的?」我的一顆心迸地往下沉。 「他說:『楊太太,妳的女兒是不是從美國回來了?』,我心裡詫異他怎麼如此消息靈通,卻不動聲色地回答:『是啊,她還在睡覺。你找她有事?要我叫她起來嗎?』」 「他怎麼說?」 「他說:『不用,不用,我只是過來打個招呼,明後天再來。』說著,便走了。奇怪,他怎麼知道妳回來?是不是所有國外回來的都受到這樣的查詢?」 「我也不知道。」我愣愣地回答,心裡很不舒服,繼而想著:「難到真如公公婆婆所言,被校園特務密報了?」 當天晚上,爸媽請公公婆婆與家人一起到外面餐館用餐,禮遇親家, 也為我洗塵。 我公公那年正好應邀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住在老爺飯店裡的一間套房;那天餐前特地與婆婆拎著糕餅,先到我家拜訪。 兩家的親家與親家姆互相寒暄一陣、又逗了小孫女後,便坐下來話家常。談著談著,竟談到了阿加與陳文成。 「你知道嗎?親家,」素不多言的公公說:「陳文成去世前三日,到中央研究院演講,我們還一起聊天、吃飯。」 「真的?」家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真的,」我婆婆搶著說:「他 (我公公) 那天下班回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所裡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無論身材、體型或講話的口氣,都很像阿加。他的名字叫陳文成。」 「喂,等等。」母親霍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陽台前,把所有朝外的落地玻璃門與窗戶全都關上,再踅回沙發坐下。我看在眼裡,覺得他們上一輩的人確實對政治具有高度敏感性。 「陳文成那天到所裡作學術演講。」公公說:「我在他講完之後,趨前和他握手,說他講得很好。他一看到我的名字,立刻說:『許教授,我沒上過您的課,但讀過您寫的書。』」 「我望著他那張方方的臉、聰明的眼神與壯壯的身材,覺得很像阿加,便問起他的年紀,沒想到竟與阿加同齡!我又問他打不打壘球?因為阿加很喜歡打壘球。他很爽朗地回答:『打啊,壘球是我最喜愛的一個運動。』真是巧合!我們就這麼聊著,還一起吃了飯。」公公說。 這時,客廳裡一片靜穆。 「三天後,我去參加一位晚輩的婚禮。」公公接著說下去:「筵席中,同桌的人談起當天發生的一起離奇命案,說有一位美國回來的年輕教授陳屍台大校園。我越聽越覺不對勁,就請他們把那人的名字寫在紙上給我看,結果竟是『陳文成』!我擱了筷子,覺得再也嚥不下任何一口飯菜,隨後便提早回家了。」 「親家,」父親神情凝重地問:「你覺得陳文成可能自殺嗎?」 「絕對不可能。」講話一向保守的公公以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在中央研究院時的神情相當自信、爽朗,還談未來的計劃。一個即將自殺的人,不可能是那樣子的。」 「那些國民黨的特務真沒良心!」婆婆這時恨恨地說:「他們為了每個月多拿一些錢,就不顧人家死活,按月報幾個名字上去。我們住美國大學城的人都曉得這情形,對某些有職業學生嫌疑的人也特別警覺。那些 做那種喪天害理的事的人以後不得好死。」 靜坐一旁聆聽的我這時才恍悟到為什麼公公婆婆在電話裡一再叮嚀:「阿加不要回來。」公公早年執教台大數學系二十年,歷經台大醫學院教授被捕的政治案件;爾後執教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多年,亦目睹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橫行,因此對學界的政治議題十分警覺。他與婆婆本能地想保護阿加,然在越洋電話中,恐遭竊聽,不敢講得太露骨。 我那次停留台灣的三個星期裡,警察一共造訪我家三次,每次都旁敲側擊地問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母親的解讀是警方在警告我,要我明白我的行蹤已被注意。我則認為警察待我還算客氣,判斷我可能僅上灰名單,不是黑名單,真正有問題的,應是阿加。 我靜靜地回想: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只參加「台灣同鄉會」,不參加「中國同學會」。二是每逢過年過節或暑假,我們常邀請台灣來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極可能其中有人密報阿加批評國民黨的言論。 我逐一過濾那些到過我家的學生臉孔,覺得有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十分可疑。他講話一向閃爍,也不怎麼與其他到我家的台灣學生融入,但每次都不請自來,也每次都到台灣同鄉會去。 此後,我每一想起校園特務的密報,心頭便如有一把火在燃燒,越想越憤怒。然在無法宣吐的情況下,又只得將怒火壓抑在心中。因此一回到美國的家,我便全盤向阿加傾訴。 他聽後氣得破口大罵,罵國民黨政府、罵校園特務、罵那坑人的制度。 我望著他那張漲紅的臉,不禁說道:「還好你沒回台灣,否則依你這個性,若被抓到警備總部,準會被打死。」 「他們若拷打我,我就讓他們打到死!」他滿臉不妥協地叫嚷著。 「嘿,你若成了陳文成,我豈不成了陳素貞?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說罷,我猛然打個寒顫,發覺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因為特務就在我們的身邊! 我忽然有放聲大哭的衝動。 那夜,子夜夢醒,我想起陳文成的遭遇,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三十一歲,多麼美好的年紀!在許多留學生還在唸研究所的階段,他已經拿博士學位、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執教,並且擁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與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該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那本是一趟歡天喜地的返鄉之旅,竟落得如此悲慘恐怖的下場,究竟是誰的錯? 我再也無法入眠,便起身披衣,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沉思。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在政治認同的理智與情感間拔河。初到美國的第一年,我一聽到人家謾罵國民黨,便覺十分刺耳,甚至難過。逐漸地,我發覺對方講的也有幾分道理,但要否定自己既定的想法,畢竟十分痛苦,於是我開始迴避會引起爭議的政治議題,也不參加相關的活動。 但接下來連續發生的美麗島大逮捕、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猶如一顆顆重量級的炸彈爆發,炸得我不得不正視事件的發展,並探討問題的所在。我越探討,越覺得從前被灌輸的許多觀念是扭曲的,甚至連時時掛在口裡的「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說法都值得懷疑。 那夜,我悲哀地想著:這是什麼世界,居然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定位,豈不太不可思議?那夜,我為自己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混淆而哭泣。 一進入十一月,北國的雪花紛飛,積雪越來越厚。我的心境亦如 寒冬,籠罩著一層蕭瑟。不知不覺地,我送走了苦悶的1981年,踏入我的即將三十一歲的新的一年。 正月底的一個早晨,雪後初晴,天空豁然開朗。我佇立窗前,仰望白雲舒展的晴空,難以想像幾小時前猶是風雪交加的夜晚。我把雙手放在腹部,撫摸腹裡的一個新的生命,感到一陣喜悅。我回過頭,望著頭髮繫著粉紅蝴蝶結的小女兒正快樂地在起居室裡玩積木,心底湧起一抹無名的感動。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我要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們的心裡沒有特務的陰影,也沒有國家認同的混亂。」 剎那間,我忽然覺得為什麼我要讓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著我?台灣海峽那邊的疆域叫中國,這邊的島嶼叫台灣。我來自台灣,生活在美國,我認同台灣,也認同美國,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讓我掙扎良久無法出脫? 就在那瞬間,我走出了古老的中國與龍的傳人的桎梏,擁抱了台灣與美國的天空,心情亦如大雪新霽般地開朗。 我隨後走進了美國的社會與台美人的社區。在美國公司工作多年後,我陸續寫下一系列海外台灣人的故事,也出版了兩本台美人的書,作為我對三十一歲時所作的認同的回饋。 回首前塵,我的三十一歲是我的新生,也是我躍向另一個嶄新人生的起點。(end) 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黃森元

「法官應超脫於黨派!」一生浸淫於法律世界的黃森元在他位於托倫斯的寓所評論扁嫂吳淑珍案的承審法官時如是說。黃森元是旅美法律專家,活躍於大洛杉磯台灣社團多年,早年並曾任太平洋時報社社長。 曲折求學生涯 出生於日治時代末期的黃森元是嘉義市人,小學受了5年日本教育,就在即將畢業之際,黃森元因為罹患瘧疾,不得已休學一年,好不容易病勢痊癒,已經面臨初中考試。為了避免之前休學學業的荒廢對黃森元在升學考試減到最低,在父親建議下決定報考嘉義商職初中部,並且順利考取,走入一條曲折的升學路。 高中時黃森元唸的是嘉義農校高中部,在農校裡缺乏升學壓力。當時的黃森元對課業也不在乎,上課常常不是看小說就是打瞌睡,直到他遇到數學老師許保村。黃森元回憶,許保村老師是一個剛畢業的年輕教員,由於看老師年輕,黃森元對許保村的課也是愛上不上。 直到一次隨堂小考後,許保村對上課常打混的黃森元成績如此之佳大為驚訝,特地把他叫來詢問他是否有意報考大學。「我不考,我爸不會反對;我要考,我媽也不會反對」因此許保村不但幫黃森元進行特別補習,並介紹嘉義中學老師幫其複習其他科目。 就在老師的幫忙下,黃森元在畢業後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師範學院數學系及行政專科(後改制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地政行政系。他選擇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黃森元回憶,當時台大法律前後期同學包括司法院長翁岳生、立法委員蔡同榮、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駐日代表許世楷及陳隆志、陳繼盛、施啟揚與前副總統連戰等,可謂人才濟濟。 承審叛亂案 黃森元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適值823砲戰的年代入伍擔任軍法官,在接近退伍之際碰到一個棘手的案件。一個來自廣東梅縣的軍官在非執勤時以「台灣最黑暗的地方是總統府;反攻令一下要將槍轉向台灣」等等牢騷被以叛亂罪告發。 身為承審檢察官黃森元,深知雖然這只是簡單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都不該起訴,但是在當年的白色恐怖時代不起訴是有可能惹禍上身。在不願意違背良心下,黃森元請教大學時代的恩師,後來擔任大法官的洪遜欣。洪遜欣告訴他「明哲保身」。黃森元於是決定在他承辦的期間對此案採以拖待變的方式處理,一直到他退伍。 短暫新光年代 退伍後,黃森元曾嘗試報考律師,但卻因為中學時代史地的根基不佳,使他在國家考試中以些微分數差距飲恨。就在他思考未來的路時,新光集團的創辦人吳火獅透過恩師洪遜欣正尋找大學畢業的人才;洪遜欣告訴黃森元,之前服役未起訴叛亂案件很可能對他未來在司法界的前途有很大的影響,不如轉往企業界發展。 當年吳火獅的新光實業正值大舉招募年輕大學畢業生,黃森元是同期四個進入新光的大學生之一,他的表現也深受吳火獅賞識,在受訓八個月後直接被吳火獅派為新光的總務主任。 赴日深造 在新光3年總務主任期間,黃森元雖然深受器重,薪水也不斷三級跳。但是他常常興起繼續鑽研法律的夢想。他認為目前的工作雖然穩定有前途,但是同樣一成不變的總務工作「五年後,十年後又如何?」「趁著還單身沒有包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黃森元興起了赴日留學的計畫。 他的想法受到家人的全面反對,認為他放棄既有的社會地位和在新光不錯的前途去留學是「頭殼壞去」,然而不顧這些反對,黃森元在1962年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前往日本留學,並成為大阪大學法學部第一個外國留學生。 黃森元鑽研的是行政法學,「台灣的行政法與憲法因為出路少,所以無人喜歡研究,這是我當初修讀行政法的主因。」,在日本求學期間,他也對日本訓練行政官員一絲不茍的文化印象深刻;黃森元表示,相對而言,國民黨主政的台灣行政系統則是紅包文化充斥,令人感嘆。 不願意加入政黨 畢生鑽研法律,黃森元深深認為法律必須超脫於黨派之外,尤其是法官不應該加入政黨或參加政黨活動。研習法律的他也因此決定不參加任何政黨。他甚至表示,在國民黨主政年代加入國民黨的法官都應該被停職,否則違反憲法第80條規定的法院必須超乎黨派的原則。 太平洋時報社長 黃森元於1967年移民來美,當時由於美國對律師考試的資格限於公民。黃森元只好放棄有朝一日能精通台、美、日三國法律的夢想,開始經商生涯,然而他在閒暇之餘也關心洛杉磯地區台灣社團活動,並於1988年出任剛創刊一年的太平洋時報社長。 在太平洋時報篳路藍縷的日子,黃森元為當時的報社拮据的資金東奔西走,然而在1988年11月接受心臟檢查發現冠狀動脈問題後,緊急開刀,不得已辭去社長職務。但是為了讓旅美台灣人圓一份自己報紙的夢想,黃森元病勢稍癒後,不顧醫師警告,又於1990年初回任社長。 黃森元每個禮拜七天都到報社報到,為太平洋時報改制日報努力奔走,籌措資金。但在該年10月太平洋時報剛發行日報試刊號後不久,黃森元又因為心臟疾病送醫急救,在醫院昏迷了9天之久,撿回一條命的黃森元目前仍有腦瘤的疾病在身,在醫生和家人的關心下只好逐漸淡出社團活動。 雖然因為心臟和腦部疾病,不能再像以前以樣隨一旅行奔走。黃森元仍然以其豐富的法律學養和一支健筆在報章上針對台美時事發表意見。最近並出版「現代國家的本質」,內容檢討「國民黨黨產的法律問題」,黃森元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文章發表,喚起民眾了解國民黨黨產不合理,以及可能透過法律解決的途徑,期待這個影響台灣政治不公不義的毒瘤早日摘除。(劉孟儒)

吳仲輝

FAPA OC 分會會長吳仲輝(Nick Wu) 吳仲輝(Nick Wu)先生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柑縣分會( FAPA OC)會長,也是FAPA Standing Committee 的委員。 吳仲輝出生於嘉義,大學畢業後才搬到台北市。吳仲輝的父親吳榮坤先生在日治時期赴日本留學,專攻化學。畢業後考得藥劑師執照,也曾在日本的一家肥料株式會社上班,二次大戰之後(1945~1946),因為日本情況很不好,為了不讓吳仲輝的阿公擔心,Nick的父親從日本返回台灣。 吳榮坤先生回到台灣,日語、台語都很輪轉,就是不會講北京話,雖有化學專業和藥劑師執照,但卻難以找工作,後來在嘉義高級工業學校擔任化學老師,一直任教到49歲過世為止。當時吳仲輝才15歲,剛好上高中一年級。 吳仲輝在嘉義中學畢業之後,考進中原理工學院(現在的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後1978年服完兵役,退伍不到一個月,吳仲輝就來到美國留學。吳仲輝說,他當時有幾個選擇,一個是Ohio,一個是North Carolina,另一個則是New Jersey,他一時也不知選擇哪一個地方,幸好他的一位化學老師畢業自NYU,他建議吳仲輝儘量選擇大都會地區的學校,所以他決定到New Jersey (Hoboken)的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念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1980)之後,加州San Jose和Irvine都有工作機會,當他到了Irvine,發覺Irvine環境真的很好,就在Irvine一家製造人工心臟瓣膜和心臟導管的公司任職。 1984年底,吳仲輝成家了。吳夫人宋素心是當年吳仲輝在中原理工學院系上唯一的女生。大學時期並未發展為情侶的感情,後來吳仲輝剛好回台灣,宋素心當時則在工業研究院任職,因為吳仲輝的工作和工研院有關係,與宋素心有了聯繫,最後締結良緣,結為連理。 雖然吳仲輝參與FAPA已經七、八年,但先前因為工作上有許多出差的任務,必須出國到歐洲、巴西或日本等地洽公,尤其在退休前兩三年,幾乎每個月都有海外的business trip,所以當時他只擔任FAPA-OC的副會長,因為怕影響了會務的推展。兩年前(2013)吳仲輝退休之後,才正式擔任會長的職務。吳仲輝說,他退休時59歲,正好還很有餘力替台灣人多做一點事。 吳仲輝說,FAPA已有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幾年Nick 擔任 board member,深深覺得,FAPA能夠持續運轉三十幾年,是因為會員、board members以及DC 辦公室裡的所有工作同仁,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台灣有熱情(passion)! FAPA 目前美、加有兩、三千位會員,全體上下,都自願為台灣推動草根外交而努力。Nick說︰我們看台灣的政論節目常常覺得生氣,但光生氣沒有用,我們要採取行動,合作、團結,形成一個集體的力量來發聲,這樣才會產生效果。 吳仲輝說,不管民進黨是否執政,FAPA在華府的工作都照樣推動。然而,在國民黨馬政府執政下,FAPA和台灣政府並無合作的可能;他希望小英若當選,FAPA未來能和蔡英文政府攜手合作,繼續為台灣的對美外交而努力,相信以後成果會更豐碩。 FAPA 最具成果的工作就是對美國國會的遊說,與美國行政部門的聯繫與溝通如何呢?針對這一點,吳仲輝說,其實這兩年來,FAPA總會長高龍榮就把這一項列為優先工作,而且已經打進美國國務院,與國務院的官員多所溝通,近兩年來至少已有五次。吳仲輝舉例說,2015年十二月上旬,高龍榮總會長和新選出的總會長Peter Chen (陳正義)以及DC 辦公室的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博士聯袂訪問國務院。 台灣人擔心2016年的台灣大選會不會出現2012年包道格那樣的站邊放炮影響選情,吳仲輝說,經過和國務院多次會談溝通,FAPA感受到美國政府在這一次台灣大選將謹守中立的立場。 談到台灣的選舉,吳仲輝說,兩週前他才剛從台灣回來(註︰Nick 接受本報訪問日期為2015年12月14日),他說2016年的台灣大選,看來泛綠陣營整體氣勢很好,不管是民進黨或是時代力量,都將大有斬獲。他認為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的機率應該在九成五以上,但他更希望泛綠陣營在立法院也能贏得過半席次,因為立法院過半,蔡英文執政才能順利進行改革。 吳仲輝也是台北市民,他說他會回台投票。 至於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否正在轉變?吳仲輝說,情況看起來也許不是很明顯,但美國和台灣的軍事交流增加,尤其蔡英文訪問美國華府受到的高規格接待,一方面當然是民進黨的努力,但也看得出來美國的政策正在轉變,美國十二月宣佈對台軍售就是很好的證明。尤其中國在南海爭端海域的行徑也讓美國很不爽快,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轉變縱然不是很明顯,但肯定是已經在進行修正。 吳仲輝說,FAPA一直都在推動美台高層官員的交流,他也認為將會有所突破,但是仍需要時間。 吳仲輝回憶,他和太太宋素心1984年結婚,夫妻相隨已經三十一年,有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就業,一個還在念研究所,都極出色。 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先生是早期國民黨內極為核心的人物,他服務於國防部,與郝柏村隔鄰而坐。周至柔擔任省府主席時,宋承緖出任周的主任秘書。岳丈姓宋,與宋楚瑜雖無親戚關係,但宋承緖先生與宋楚瑜的父親宋達將軍是很好的朋友,當年宋楚瑜家人從中國來台灣時,宋承緖先生曾予協助。所以吳仲輝結婚時,宋楚瑜也來參加婚禮,當時宋楚瑜是國民黨秘書長。 吳太太宋素心女士來自深藍的家庭,吳仲輝則是台灣意識極強的人,兩人當然經過長期的磨合。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算是比較自由派(liberal)的國民黨員。Nick...

盧主義 與三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已是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一切猶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幾個朋友認識。」盧主義說:「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一行人於是搭了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大家沿著市場街,緩緩步向宏偉的市府大樓。時值中秋節,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林榮勳遞給我僅有的一塊月餅,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餅,心底無限溫馨。」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遐邇的獨立大樓就在不遠處,即使望不見,那著名的自由鐘彷若無聲地敲打著他們的心。四個月後的一九五六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註一﹞」,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留學生 盧主義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到美國留學,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當時聽說一位國民黨大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那年的役男特准未當兵即可出國。盧主義把握這機會,央請宣教師孫雅各﹝ James Dickson﹞牧師為之介紹,獲得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入學許可,便趕在年底匆匆出國。其時,他已考上人人羨慕的台大醫學院,卻只唸了三個月,即瀟洒地揮一揮衣袖走了。 「我生長在一個抑鬱的年代。」盧主義說:「我讀港﹝Minato﹞小學時,看到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覺得很失望。唸初中時,又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深感台灣人很可憐,始終當二等公民。讀到初二,遭逢二二八事件,親歷血腥恐怖的大屠殺。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政治陰影。那時真希望有機會能出國透透氣,也見見世面。」 他的父親盧牧童在台南作食品生意,是府城最古老的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因為望子成龍,就積極支持他出國,因此盧主義成了早期的台灣人小留學生。 他在十二月抵達天寒地凍的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起新奇忙碌又帶點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也姓盧,同樣經孫牧師介紹而來,但與盧主義沒有親戚關係。這個盧建和畢業台中一中,父親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由於兩人同在馬卡里斯特學院,很快成了好朋友。 一日,主義在圖書館唸書,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著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主義一口氣讀完,覺得意猶未盡,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索有關台灣的書報。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一九四七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讀後情緒非常激動,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由於志在學醫,一九五五年,主義大學未畢業,獲得費城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即在九月抵達費城。他到費城之前,先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代為介紹費城的同鄉。因此他到費城後不久,即有楊東傑醫師拜訪,和那晚難忘的聚會。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聚在一起。他們當中,楊東傑最年長,盧主義最年輕,林榮勳最早到費城。其中楊東傑、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皆來自醫生家庭,曾一起賃屋而居,也曾共同在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交情相當親密。 林榮勳畢業台大政治系,於一九五二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他就讀台大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九四九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 陳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他在台灣時,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與軍中同袍合組樂團,在蔣介石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攻讀國際關係。他抵達費城後,即與林榮勳住一起,政治想法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 楊東傑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大學,一九四七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惡劣。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相當活躍,後來當上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楊醫師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後,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台獨運動亦不陌生。 林錫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自台大化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即到新墨西哥大學深造。一九五五年,他取得化學碩士後,即轉往費城的賓大,繼續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每聚在一起,就猛烈批評國民黨。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便提議成立倡導台獨理念的組織。但畢竟革命是殺頭的行業,大家的心頭都有許多顧忌,所以此話一提出,便引起不同的議論。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當時,林榮勳與陳以德攻讀政治與國際關係,論起時政,自是侃侃而談。而盧主義自認也讀過不少有關台灣的論述,辯起論來,亦理直氣壯。主義說:「幸好每逢遇到僵局時,就有老大哥的楊東傑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在爭論中,他們也激盪出不少共識。盧主義喜歡投稿,那年十二月,他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支持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免日後台灣淪入共產黨手中。此文獲得刊登,大大鼓舞了眾人的士氣。盧主義這時再提出組織事宜,終獲其他人的相繼同意。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在費城共同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是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是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了明尼蘇達的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則邀請他在台中一中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在那提倡台獨具有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可說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 一月間,他們在寄出首期「三F」通訊,正式宣告組織成立,並揭櫫其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此後兩年,「三F」一共發行十一期通訊。通常盧主義編輯,林榮勳、陳以德和主義三人撰稿。稿子寫好後,交給陳以德的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但不久,盧主義與楊東傑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錫湖的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十分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這麼困難中,逐漸散播出去。 這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台灣民主獨立黨」的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那年正月底,盧主義寫信給廖文毅,告以美國「三F」成立,希望與之合作。 不久,廖文毅回函,希望「三F」派兩名代表,以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建議台灣宜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刻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著自己的去路問題。他自「三F」成立後,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州﹝Montana﹞的國家公園打工,獨自在寂靜的山區裡反覆思考,終於決定放棄醫學,轉讀政治。他說:「我當時覺得倘若台灣的優秀人才都讀醫,萬一台灣真的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何以治國?」 也因此,盧主義過完暑假,沒有回到費城,反倒北上明州,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市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習政治。 但顯然地,他的父親對他二度離開醫學院非常不諒解。在盛怒之下,斷絕其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修較多的課,日子過得如走馬燈。但在團團轉的生活中,他仍繼續編寫通訊,宣揚台獨的理念。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六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他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收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求學的盧建和突然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三F」的事情。隔日,兩人遂到明尼阿波里斯的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主義與建和必須向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終於讓調查員相信「三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因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三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無可否認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所有「三F」的成員是一大衝擊。大家對「三F」的未來,議論紛紛。那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過了六年。事情的發展與原先的計劃顯然大有差異,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顧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就讀。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準備要到紐約打工。赴紐約之前,他先回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開會。 一九五七年年底,「三F」的八個成員在會議中,對組織的未來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三F」改為學術社團,盧主義則力主繼續獨運。他說,「三F」如今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獨運,但組織需要變更名稱。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正月一日,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向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發表《中國死巷》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一九六○年十月,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歲月。 二月間,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三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主義在發刊詞中,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權利,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立論鏗鏘有力。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界的矚目。 盧主義解釋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外交季刊】為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印尼副總統哈塔﹝Mohammad Hatta ﹞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是全球一時之碩彥,。 其二,此文乃第一次台灣人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其三,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就法律觀點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歸屬為何,因此台灣地位實際未定。 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的反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變成可笑的神話。 至於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而蔣介石的政權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軍隊與特務統治島民的的外來政權。在政治上,台灣已長期與中國分離,台灣人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盧主義又說,此文係根據他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改寫而成。依當時明大之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提交論文,才能畢業。一九五七年秋天,盧主義以探討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竟因此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的第一名,使他非常興奮。 他於是懷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將這篇論文寄到美國的【外交季刊】。不久,他收到編輯的回函,指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他因此改寫兩次,終於獲得採納。 「該文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刊出。」主義接著說:「但後來編輯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篇蘇俄元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臨時需要刊出,所以此文延至春季方登。結果這篇文章在四月發表後,據說蔣介石震怒異常,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所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獨盟同志們皆雀躍萬分,誠如盟員楊基焜所說:「在那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談論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主義感到驕傲。」 與西方學者筆戰 自《中國死巷》一文在【外交季刊】刊登後,盧主義信心大增,往後勤磨筆劍。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進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就讀。不久,他在另一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連續讀到四篇有關台灣的文章,認為有必要回應。 這四篇論文分別由澳洲的大學教授林賽﹝Michael Lindsay﹞、英國前外交部長西利﹝Denis Healy﹞、哈佛大學的中國權威費正清﹝John Fairbank﹞以及澳洲評論員華納﹝Denis Warner﹞所撰,各自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前途。其中,林賽教授在《台灣的前途》一文,肯定陳誠治台的治績與土地改革的成果。華納在《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文,指稱台灣人對國家前途無定見,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日後將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繼續維持與中國分治的事實。 盧主義因此撰寫《台灣人知道要什麼》一文,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共和】刊出,作為回應。他指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人民無生命與自由的威脅,相信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接著敏銳地批評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說,一九四九年國府施行的「三七五減租」,表面上農民受惠,實則政府獲利。因為農民承租土地的租金,雖然由農作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五,但因政府壓抑糧價,強迫農民以稻米低價換取糧食局供應的高價肥料,農民實際得不償失。 至於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對地主的變相剝削。因為地主被迫只能保留三公頃的二等級水田,其餘農地必須售予政府,售價是主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政府以七成的「米糧債券」和三成的國營企業股票作為支付。結果當地主以債券兌換米糧時,政府給的是非常劣質的米糧;所領取的國營企業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所以地主深蒙土地改革之害,農民亦未受惠,只有政府是最大的贏家。 此文刊出後,國府駐華府全權公使朱撫松奉命為文反駁,【新共和】的編輯將之轉給盧主義。兩人的對答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新共和】刊出。結果四十年後,盧主義方發現,前總統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於探討台灣土地改革方面,有不少論點與他當年的見解不謀而和。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此外,日本的王育德等人於一九六○年在東京發行【台灣青年】刊物,盧主義亦寫信與之聯繫,雙方互有往來。 喜遇海倫 一九五九年秋天,聽說有兩名護士自台灣抵達費城,林錫湖在家舉辦迎新餐會,盧主義專程自紐澤西的普林斯頓趕來。 五十年代,女留學生鳳毛麟角,倒有一些護士應聘出國就業,成了眾多男生追求的對象。那日,在喧嘩的餐會裡,生性害羞的盧主義靜靜站在一旁,凝視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後來,他向朋友打聽,才發現他所傾慕的對象並非原先慕名前來的護士,而是一位剛到賓大 唸社會學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Helen﹞,同樣來自台南,父親也做生意。 主義不由一喜,心想這緣份來得可真巧,於是提起勇往直前的作風,殷勤追求,果然旗開得勝。四個月後,小姐書也不唸,心甘情願嫁他當家庭主婦。 時隔半世紀,在賓州蘭斯德爾鎮﹝Landsdale﹞,盧家典雅的客廳裡,海倫指著正面大牆一楨放大的照片,笑盈盈地說:「當年就是被他這個樣子迷住的。」 照片裡的青年頭髮濃密,五官俊美,沉思凝視的神情令人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難道這是主義? 「是啊,他年輕時就是這個樣子。」海倫含笑答。 她接著說:「我大學畢業,嚮往外面的世界,對父親說,我要到美國唸書。父親只問了一句:『需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數字,他真的給了我那麼多錢。臨出國前,母親問道:『女孩子唸那麼多書,回來找不到對象,怎麼辦?』我順口答:『那就不回來了!』沒想到一語成籤,後來真的很多年回不了故鄉。有時想想,實在愧對父母。那年頭,黑市換美金,還是五十塊台幣換一塊美金呢!」 她又說:「我父親在台南開一家製麵工廠,家裡一直僱用許多人。我在家時,幾乎不曾下過廚。婚後,家事一竅不通。煮飯作菜,還是主義和其他留學生太太教我的。剛結婚時,也沒有金錢的概念,等真正捉襟見肘了,才學著一分一角地算著用。」 主義婚後大抵稱心如意。那年五月,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事務學碩士,攜海倫回費城老巢,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博士學位。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將全副心神放在獨立運動上。 其時,台灣留美的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人士亦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後隨著組織顯著成長,獨盟主席的選舉亦趨白熱化。 揮淚告別獨立運動 一九六○年是盧主義生命的分水嶺。他從年初的喜獲愛侶,年中的榮獲名校碩士學位,到年底的一場跌得遍體鱗傷的選舉,箇中感受,非他人所能揣測。 那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一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縱使往事如煙,創疤已生厚繭,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地挑選簡短的字句,盡量輕淡地將這事帶過。 他說,當時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之角逐。選舉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的錯綜複雜,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日,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願接受事實,計劃中的全美會會長選舉遂告流產。兩項選舉,讓我對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非常失望,更因為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極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繼續留在獨盟,但心情時浮時沉。他發覺現實與理想之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自身難以掌控。如此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春,他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決定退出獨運。 他說:「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分析自己,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我最感難以釋懷的是大家都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如果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 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裡,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由於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一門很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他從入門精算員做起,過起上、下班的生活。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數學。」主義解釋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譬如要計算養老年金的給付,必須先熟悉政府的法令、公司的退休制度、員工的薪水、支薪的週期與服務的期限等等,然後計算多少年後,每個週期,公司應給付多少等等。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能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便算十分順利。」 到賓州信託工作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小鎮,每天搭火車上、下班,規律地在人生的另一個軌道上衝刺。 他說:「辦公室的行政工作很多,每天加班,往往回到家,都已燈火通明。週末得整理庭園。有數年,我們住在一片四英畝的房地,四周全是樹林,我每個週末都在砍樹、鋸樹。」 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一層層地向上爬。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了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一九七八年,他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隱居賓州小鎮數十年,共同營建出一個安穩且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盧主義退出獨運後不久,賓大又來了一個熱心的留學生。唸經濟的羅福全開朗又熱情,太太毛清芬很會照顧其他的學生。他們夫婦倆加上一個古道熱腸的王博文,很快又將費城的台灣人活動帶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繼起,台灣人運動還是不停地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這時已紛紛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一九五六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在一九六○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紐堡茲﹝New...

劉天良、黃根深

與談人︰李木通、劉天良、黃根深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1966~1972在UCLA)和劉天良(1965~1968在UCLA)、黃根深(1967~1970在UCLA)都是半世紀前曾在UCLA 留學的台灣學生。他們在兩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成長、就學甚至就業之後,分別來到美國留學,因為對台灣的愛和對民主的追求,讓他們在UCLA有了交集,也共同為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貢獻了五十年,終於見到國民黨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土崩瓦解,台灣第一位本土的女總統誕生,本土政黨完全執政,真是起伏跌宕的半個世紀!2016年3月9日,他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有談不完的話題。 讀書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李木通說,1966年來到UCLA,參加了同校台灣留學生所舉辦的迎新會,這個迎新會正是劉天良所主辦。 劉天良回憶說,他在1965年9月進UCLA念研究所,當時隻身一人,沒有人迎新,非常孤單,所以隔年(1966年)他就主動發起舉辦迎新會,也就是李木通進到UCLA的那一年,那是UCLA的台灣囝仔頭一次一起舉辦類似同鄉會及同學會的活動。那時候黃根深已經在洛杉磯,所以也都一起參加活動,參與了很多事務。那一次的活動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在國民黨眼中是不容許的,劉天良說,那是個無理、荒謬的政權!在台灣,從中國逃過來的人可以有山東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等的社團,但台灣囝仔到海外留學,卻容不得有個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的組織,讓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的台灣人互相照顧、交流。所以那時候開始舉辦這樣的活動,就是一條不歸路,而台灣同學會就在這次舉辦迎新會的活動中自然而然成形。 李木通說,六十年代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讀書會,會員輪流上台報告讀書心得,除了劉天良、黃根深、李木通之外,還有陳嶄新、王秋森、陳松楨等成員。劉天良說,讀書會的意義深遠,因為後來和UCLA、USC的台灣同學會的成員逐漸形成大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劉天良說,讀書會其實也是後來生活座談會的前身。劉天良當同鄉會長,因為大家都關心台灣,劉天良就提議,大家都各有所學、各有專長,何不將自己的所學所長拿來分享,提升大家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後來促成了生活座談會。劉天良說,生活座談會再發展為現在的「台美人論壇」,這就是它的脈絡與傳承。 李木通說,生活座談會現在好幾個台灣人的社區都還有。劉天良也說,南加州因為有生活座談會這樣的交流論壇,培養了不少能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台灣人領袖,除了李木通、黃根深之外,曾參加生活座談會的人,像郭清江、謝清志、王秋森、蘇育德、蔡滄波、江昭儀等人後來也都回台灣並有所貢獻。 李木通也說,他自己參加生活座談會實在獲益良多,因為在生活座談會上,必需上台講述,並有人給予指正,獲得了上台演說的實際經驗。 劉天良說,他認為世界的頂尖學校,應該協助學生學習溝通(communication)和系統(system)的觀念,這正是生活座談會所推動的兩個翅膀,台灣尤其要注重這兩個翅膀。劉天良說,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他也曾經到溫哥華去成功地「推銷」了這兩個觀念,也曾經在東京用video 發表過這個理念。他希望台灣的教育界也能夠加強這兩部份的教育和訓練。 他說,因為生活座談會的歷練,他在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才能升任section manager,也是台灣人員工裡的第一個。正是因為有溝 通能力和系統觀念,才能和整個團隊合作無間。 劉天良說,人類因為溝通出了問題而導致的禍害,比起疾病還要可怕。而台灣人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系統觀念也比較薄弱。所以亂變、變亂層出不窮,他因此也一直在大力推動強化台灣人這兩個「翅膀」。有這兩個翅膀,才能和別人一起飛,而且飛在最前頭。 李木通也同意說,台灣人往往比較內向,不善於上台高談闊論,如果能具備這兩種能力,一定對工作、事業都很有幫助。 黃根深則說,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他參與很多,他負責文書方面的事務,比如發通知、編製newsletter等等。1969年在 Rancho Park Golf Club 辦台灣同鄉會活動時,參加的人就多達兩百人左右。李木通說他也記得該項活動,那時候李木通夫婦都參加了活動,黃根深還邀李木通夫人寫了一篇參與活動的感想,登載在newsletter上。 劉天良回憶說,台灣同鄉會成形後,1967年有一期UCLA的校刊登出一篇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投稿,引起討論,很多人都說是劉天良寫的。劉天良笑說大家都賴給他了。 黃根深說,當時候台灣同鄉會是陳銓仁(陳隆、陳堅的大哥,已過世)在主持的,主要都是他在聯絡、協調,後來才由許和瑞接棒,1967年當了會長。所以若溯及源頭,陳銓仁應是創會會長。 劉天良說,許和瑞當了三年的會長,後來就有人批評說這樣有點像蔣介石了。其實那時候當會長是「殺頭生意」,少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當會長的。由於劉天良在同鄉會很熱心參與各種活動,所以1971年被推選為會長。 劉天良回憶說,UCLA有一個東方圖書館,裡面陳列有「中央日報」、「人民日報」、日本的雜誌,林林總總。劉天良說,當時他很天真的認為,來到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應該甚麼都可以看,都可以參考,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洛杉磯的領事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徘徊走動,有一次劉天良翻閱「人民日報」,卻見該國民黨官員在瞪著他看,令人極度不安而且憤怒。劉天良說,當年那就他們這些駐外官員的工作,但他就是不能理解,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學府裡,我們竟然還是不能自由地閱讀圖書館裡所陳列的各種資訊。 李木通回應說,歷史真是捉弄人,當年看「人民日報」會被國民黨的領事「點油作記號」;可是今天的國民黨官員可能反而要說「人民日報」是必讀刊物呢!為了統治台灣人,國民黨可以從反共變親共,這種轉變太諷刺了!也太侮辱台灣人了! 劉天良感嘆,台灣人是被當奴隸看待的,簡直比美國當年黑奴的遭遇還要淒慘。 黃根深當時負責出版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通訊 Formosan Newsletter。黃根深說,那時候留學生念理工的佔絕大多數,像他念文科的很少,所以「舞文弄墨」、畫圖等都他一人獨撐,寫、編、印、摺、貼郵票、寄發,校長兼撞鐘。除了newsletter之外,也出版了同鄉會的通訊錄,現在都成了台美人活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歡迎台灣金龍少棒隊 黃根深還記得,台灣金龍少棒隊1969年來美國比賽獲世界冠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也很盛大。他說那是他參與同鄉會以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次的歡迎會是在許和瑞會長任內的事,劉天良是該歡迎會的主持人。劉天良回憶說,為了歡迎並獎勵這些台灣少棒選手,同鄉會為每一位選手準備了一份禮物,那是一支筆和20元美金。當時領隊謝國城(謝南強的父親,謝南強是UCLA企管博士)依照球隊人員名單,逐一唱名,上台接受許和瑞會長頒給禮物,最後有兩位隨團記者,因為同鄉會只準備禮物給球員,並不包含記者,記者上台沒有禮物,讓謝國城非常緊張,一直敦促同鄉會給個甚麼禮物,生怕得罪了這兩個記者。 李木通也回憶說,那時候同鄉會會參與歡迎少棒隊,因為領隊謝國城是謝南強的父親,大家願意出力相助。台灣的少棒隊出國比賽時,經費根本沒著落,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比賽時,謝南強呼籲UCLA的同學,請大家在少棒選手打完球從威廉波特來洛杉磯時,提供小朋友住宿,每個家庭招待兩位選手。李木通也允諾招待兩位小客人。不過,金龍少棒隊獲得冠軍獎杯,大大出了名,結果錢就來了,然後台灣同鄉會的盛情就遭排擠了。 劉天良也說,當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國民黨官方就不打算讓台灣同鄉會招待小國手們,要把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但由於台灣同鄉會表示,若被排擠在外,將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才同意讓台灣同鄉會在China Town 舉辦一場歡迎會。 李木通感慨說,少棒出國比賽,先是不給經費,還得洛杉磯的台灣同鄉熱心出面承擔招待和歡迎的費用和住宿家庭;然而得了冠軍,國民黨當局就前恭後倨,要一腳把台灣同鄉會踢開,實在非常勢力,也非常可惡! 黃根深也說,那次的確是海外台灣人愛鄉精神發揮的極致,出錢出力,畢生難忘! 劉天良說,金龍少棒隊的教練吳敏添在洛杉磯歡迎會後,聽說和幾位鄉親到聖塔莫妮卡慶功喝酒,回台灣後就遭到處分,沒再能當棒球教練了。李木通說,按國民黨政府的思維,去和「台獨分子」喝酒,這還得了! 李木通說,後來台灣少棒隊來美國比賽,因為都在東部(威廉波特),許多台灣人都會在球場舉牌「這是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向全世界宣示,也會惹來中國人的暴力相向。 台獨聯盟及抓耙仔 李木通說,他來UCLA念書時,蔡同榮、賴文雄都已在USC,也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 劉天良說,1965年5月,他來到美國,趁還沒開學,曾去拜訪賴文雄,他那時候已經知道賴文雄是「台獨人士」。他到賴文雄家的時候,在客廳就碰見後來被人指為「間諜」的那位仁兄。隨後,劉天良也認識了蔡同榮。 劉天良說,黃根深先前提到的1969年Rancho Park 那一場兩百人人參加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因為出席的同鄉太熱情了,蔡同榮事後打電話給劉天良,形容那次活動的盛況真是「空前絕後」。蔡同榮那天身上別了一枚「I love Formosa」的徽章,當晚他帶了百枚徽章到會場義賣,一掃而空,連他身上別著的那一枚也拿下來賣了! 劉天良說,蔡同榮讚他很優秀,還拿了台獨聯盟的入會表給他,邀他加入台獨聯盟;後來還要李隆吉帶陳隆志到Gardena劉天良住處遊說他加入,不過劉天良並沒加入台獨聯盟。 劉天良說,他確實是頗有顧慮,因為他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的,而當年也還希望來美之後,還能有機會回去見到父母親。不過即便如此小心,1971年劉天良被推舉擔任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的同一年,劉天良已經無法回台奔母喪。 黃根深回憶說,1966年11、12月時,當時他住在USC附近,和一群台灣留學生同住在一棟出租的公寓,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和住在那裡的賴文雄認識並來往,賴文雄並在1967年介紹黃根深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就在組織裡負責編印newsletter「Formosa gram」。 當年台獨聯盟在USC開的會都是密秘舉行的,開會的人包括有賴文雄、蔡同榮、張燦鍙、王秋森、陳松真、黃根深、許和瑞以及那位後來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的人。這一密秘會議一個月開一次會。黃根深編寫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Formosa gram」兩期,這期間,每次的密秘會議,都會遭人打小報告給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果就有調查人員到黃根深在台灣的家去搜集他的資料。他說,雖然沒有證據,但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姜XX是抓耙仔,姜當時也是UCLA的學生。黃根深說,後來他就沒再聽到有姓姜的這名留學生的消息。 黃根深說,家人告訴他有關調查局人員到家裡搜集資料的事,黃根深覺悟到已經不能回台灣了。黃根深後來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念書,期間母親過世,他也無法回台奔母喪。雖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波折,黃根深這五十年來仍然是台獨聯盟的成員。 李木通回憶說,1967年,蔡同榮邀他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也都熟稔,也常常和這一群人做伙。 李木通說,這一些人裡面,姜XX和他頗為親近,因為當時都住在UCLA 的同一棟公寓,所以常有往來。李木通說,他當時也很天真,對姜沒任何疑慮;但後來有人警告李木通說,這個人要注意,李木通在驚訝之餘,回想和這個人交往的過程、互動以及和姜xx的太太的交談等等,才發覺事有事有蹊蹺。姜的太太常常告訴李木通說她沒有安全感。姜也常常在和李木通談話時接到來電,就跑到遠遠的地方小聲講電話。這個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領事館人員很熟,而且是「萬年學生」,總是念不畢業。他還聲稱在一家待遇很好的美國輪椅公司工作,收入優渥,但是卻沒看見他有上班的跡象。李木通說,國民黨給錢當然優渥啦! 李木通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姜xx是賴文雄、蔡同榮等人相當信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因此之故,李木通離開聯盟,不再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 李木通說,二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因為要籌組開設銀行,聽說股東裡面就有姜xx這個人;再過不久,就聽聞他已經過世了。 黃根深也回憶說,當年的台灣留學生都窮得很,也很節儉,不過姜xx卻很有錢,確實也令人感覺特別不同。黃根深說,他在編newsletter期間,也曾向賴文雄提過可能有內鬼,可是當時賴文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李木通也說,這件事對他個人及家人也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他的弟弟服兵役,常無故被叫去出操,並要他說明他的哥哥在做些甚麼事。李木通回台簽證也一直被拒絕,一直到1983年,李木通的祖母過世,李木通再去申請簽證,只獲得一次回台簽證。後來再要去申請簽證,當時的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或秘書)告訴李木通說︰「上次已經讓你回去了啊!」意思是已經給了極大的恩賜似的。 黃根深說,1971年他離開洛杉磯前往愛荷華大學念書,在學校裡就有人傳言「不可和黃根深這個人來往,因為這個人是台獨」。 黃根深說,他在愛荷華是初來乍到的人,怎麼就有人知道他是台獨?顯然國民黨的抓耙仔情報是互通的。黃根深說,那時候台灣留學生被打小報告的事例太多「太流行了」。李木通說,當然,因為那時候的職業學生很多! 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出台灣,1971年曾來過洛杉磯(註︰1971年2月 18、19 日,彭明敏來洛杉磯參加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那是彭明敏逃亡後首度在洛杉磯公開露面。 李木通和劉天良都說,在USC為彭明敏教授舉辦的歡迎會在晚上,聚會地點相當神秘,他們都是到了會場附近,才有人指示並引導到會場。李木通回憶說,彭教授和大家見面時說,台灣人要強一點,我們的勢如果壓過國民黨,這樣台灣就能獨立。歲月如梭,到現在已經都快五十年了。 劉天良說,他在UCLA念商學院,院長Neil Jacoby 曾是艾森豪總統經濟顧問之一,他和台灣有很特別的淵源。因為台灣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其實是這位院長當年協助擘劃的。國民黨大言不慚說是他們的德政,實際上都是接受美援並聽美國這邊的指揮在實施的,Jacoby在他的著作裡也曾提及。 劉天良說,1967年在商學院念書時,就曾經邀請Neil Jacoby 向台灣同學們演講。演講那天晚上,張燦鍙還特地從Pasadena趕到UCLA來聽他的演說。不過,演講會上也有聽眾當場質問Neil Jacoby 為何支持蔣介石政權。 至於職業學生的問題,劉天良說,那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事。劉天良在台灣是念成大外文系,來UCLA 念書時轉念商學院,所以頭一科要補修的就是經濟學,那時候他班上有一位台大經濟學碩士的外省人留學生,因為UCLA也要他補修經濟學。第一次期中考後,韓裔的助教說,「你這位台大經濟碩士怎麼念得比他這個非本科系的人還差?」 劉天良說,那個時候有不少藉著各種管道進入大學的特權學生,一旦出來美國,原形就畢露了,這實在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大弊端。 劉天良說,1965年,剛好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德(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來UCLA ,劉天良還特地跑到商學院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這位參議員,向他控訴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惡行,那是來美國留學頭一年就鼓起勇氣和美國參議員通電話的寶貴經歷。 不平則鳴的劉天良 劉天良說,他1946年上小學,因為國民黨軍隊來了,他的學校被佔用(一年級在雙連),二年級時劉天良還得從雙連步行到很遠的大龍峒那邊的學校上學。開學之後,學校要學生買習字簿,劉天良拿到的習字簿,前面好幾頁已被撕去。劉天良拿去向老師(姓高)抗議。劉天良說,他就是這個個性,即使是小學二年級,就會不平則鳴。 後來,念台中師範的哥哥,年底從台中回來,不知道大哥如何得知他向老師抗議習字簿的事,大哥告誡劉天良,「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劉天良初中念師大附中,高中念大同中學,考進成大外文系。 提到「年輕人愛講話才會惹事」,劉天良回憶說,成大畢業服兵役時,他是台南附近第九新兵訓練中心的排長。有一期來自高雄、屏東的新兵入伍,他們也都取得軍服。頭一個放假的週末,新兵都很興奮回家度假。可是週日晚收假後,林姓連長告訴劉天良,他排上有一名阿兵哥需要關禁閉,因為那位阿兵哥軍服的前胸的口袋竟沒蓋子。劉天良說,軍服是連裡發給他的,口袋沒有蓋怎麼處罰阿兵哥呢?連長生氣的說︰「這你不用管!」堅持要關阿兵哥禁閉。劉天良認為太無理,跑去向營長報告並求情,結過這是「越級報告」。當晚阿兵哥就寢後,連長就在連部對劉天良發飆。劉天良也只好把連長的飆罵當成狗吠火車,不當一回事了。 劉天良於1963年7月底服完兵役退伍,UCLA 給劉天良的入學許可是九月開學,劉天良於是趕緊辦理出國的手續。那時候出國留學要照X光,劉天良就到附近的馬偕醫院照了X光片。第二天去,醫院說片子丟了,結果重照,隔天再去,院方說有點問題。劉天良不敢置信,隔天再與畢業自台北帝大醫學院的哥哥去醫院看片子,馬偕的副院長黃文矩(無醫科畢業)陪兩人在燈前看X光片,劉天良的大哥說,片子看不出來有鈣化等問題呀,只是副院長一直沉默不語。 由於院方堅持X光片顯示「有問題」,劉天良不但出不了國,還得服用醫院提供的藥物,並不時要再照X光驗證。劉天良只能和UCLA聯繫,說明暫時無法出國就學,UCLA同意讓他的就學許可延期。 這期間,劉天良只好去找工作,幸好老天保佑,劉天良獲得一家日本商社的工作。要進日本商社時也一樣要照X...

卓甫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卓甫良﹝Bill Cho﹞是五十年代搭乘貨輪到美國的早期留學生。當時台灣經濟匱乏,對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出國留學是一條迢遙路。但他憑著毅力與努力,一步步朝目標前進,終於成為一個留學美國的核能工程師。 甫良來自花蓮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在苦澀的青少年期,即暗自仰慕教會裡一個家境很好又溫柔美麗的女孩,因此他不斷鞭策自己,希望日後有優異的表現,贏取伊人的芳心。 一九五○年,他考上第一屆台北工專土木科,離開自小長大的「後山」,來到繁榮的台北開眼界。兩年後,他自工專畢業,順利進基隆港務局服務。在港務局工作時,他常和大陸來的資深工程師在一起,因此知道出國留學是條通往升遷之路。但他亦明白公費出國的機會不會落到他頭上,因此回家找父母商量。幸好他的父母很開通,幫他籌到了六百塊美金的旅費。 「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甫良說:「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新台幣一千二,折合美金只有三十元。」 一九五六年十月,甫良開始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航行。他的第一站是到日本東京,因為他想見那個自年少即朝思暮想的女孩。這女孩叫林秋菊﹝Carol﹞,來自台灣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她的祖父是著名的漢文學者暨牧師林燕臣先生,執教於台南神學院的。她的伯父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而她的父親則是深受花蓮地方人士敬重的林安生醫師。 秋菊與她的兩個姐姐不僅身材窈窕、容貌美麗,並且很會唱歌、彈琴,是美籍宣教師彭蒙惠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天韻歌聲」的歌唱天使。 甫良說:「林家三姐妹是當時全花蓮最美麗的三個女孩。」 他與秋菊從小在花蓮的教會長大。一九五三年,秋菊經由彭蒙惠宣教師介紹下,與二姐秋霜一起到東京基督學院求學,並在「日本放送協會」實習。因此足足三年,甫良未見伊人。這次想趁出國之便,一償心願。 他果然在東京見到了秋菊。兩人一起到市區的一所華人教會作禮拜,隨後吃個簡便的午餐,甫良便告別心上人,匆匆搭乘火車到仙台,再轉搭招商局的「重慶號」貨輪,橫渡太平洋。這次相見雖然短暫,卻雙方互相許下愛的諾言。 兩星期後,他在奧立崗的波特蘭﹝Portland﹞上岸,然後搭乘灰狗車到南加州的帕莎迪那﹝Pasadena﹞,打工賺學費。 在南加州,他寄宿在朋友處,替人整理庭院;賺取工資。隔年春末,幸運地獲得一份空中測量的計算工作,一個月可拿四百美金。因此到了九月,他存到一千三百塊美金後,便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安娜堡﹝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過起期望已久的留學生活。 由於經濟短絀,他在密大求學期間,也曾一度休學,到芝加哥打半年工,再回校復學。如此到了一九五九年年底,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獲得密大結構力學學士學位,此後境遇否極泰來。 一九六○年初,他得到普若康﹝Procon﹞工程公司的聘用,前往芝加哥就職。那年年底,相思多年的女友秋菊翩然降臨,帶給他無限喜悅。更美妙的是三個星期後,他們就在秋菊即將任職的教會舉行婚禮。 「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祝福。」卓甫良說:「以我太太當時的條件,追求她的人何其之多,而她竟然願意嫁給我,這是多麼地福氣!結婚之後,我在受她的薰陶下,做事、說話都比以前溫柔許多。」 成立MFCF 秋菊自到芝加哥後,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歸正教會擔任音樂總監,兩人在教會附近賃屋而居。此後四年,甫良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在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究所修習碩士課程。他們亦相繼生下女兒慧麗與慧文,共建一個美滿的家庭。 甫良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換職到馬奇﹝A.G. Mckee﹞工程公司服務。一九六七年,秋菊亦換職到芝城北岸﹝North Shore﹞的一所華人教會擔任音樂指揮。這個變動無意竟帶給他們生活上很大的變遷。原來他們住海德公園時,一直在秋菊服務的華人教會作禮拜。搬到北岸後,甫良轉到共同使用一所教堂的日本人教會作禮拜。 他說:「在情誼上,我們能與華人教友們保持親密的關係。但在政治理念上,由於親歷二二八事件,目睹國民黨軍隊殘酷地屠殺害台灣人,我們很難與華人認同。所以搬到北岸後,我轉到日本人教會,而在內心裡,更希望能用台語,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崇拜上帝。」 正因為其他的台灣人基督徒也有這種渴求‧所以一九六七年年夏天,住在中西部的十餘戶家庭,包括芝加哥的卓甫良夫婦、愛荷華的陳植哲夫婦、明尼蘇達州的趙聰仁牧師等,共同在威斯康辛州日內瓦湖畔的青年營區,舉辦一個為期三天兩夜的靈修會,首開北美洲台灣人夏令會的先河。 卓甫良說:「當時每戶只繳象徵性的四十元,大家一起準備食物、探討信仰,大人小孩都很快樂。這個靈修會就這麼年年辦下去。後來,我們邀請宋泉盛、駱維仁等牧師來講道,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九七三年,我們正式成立『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MFCF註一﹞』,隨後陸續在芝加哥、愛荷華、底特律和托利多﹝Toledo﹞成立分會。」 MFCF連續辦十三年後,熱心參與的莊明哲教授與卓甫良等人認為必需變更夏令會的內容,以便作進一步的突破。因此在一九八○年十一月,MFCF理事們假芝加哥的楊忠正家,召開最後一次理事會,決定將基督徒靈修會變更為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服務的對象擴展至非基督徒的台灣人家庭,基金會的名稱亦因此更改成「台灣人協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通稱「TAF﹝塔夫﹞」。 播下芥菜子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卓甫良說:「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有過辦青少年夏令營的經驗。但我們決定效法耶穌的奴僕精神,嘗試培育第二代的台灣認同與領導能力。」 此後,奴僕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成為TAF的主軸,每個領導人都必須具有默默為人服務的精神。TAF成立時,大家公推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莊明哲教授為創會會長。莊教授為一傑出的精神科醫師,非常注重兩代之間的溝通,因此在他擔任會長的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TAF夏令營皆以「溝通」為主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的張信義醫師繼任第二任會長,主張加強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節目中增加不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認同」成為那兩年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擔任第三任會長,強調訓練第二代的領導能力,於是在往後兩年,「領導才能」遂成為夏令營的主題。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任第四任會長,認為一個人內在的倫理價值深深影響著其作為,因此主張重視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倫理價值觀。 「每任會長都很用心。」甫良笑著說:「結果,每人都為TAF帶進一些新觀念。」 一九八九年,第五任會長陳植哲博士邀請美國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Brad Smith﹞對TAF作一個全盤的評估。結果史密斯在報告中指出 :TAF深具有發展的潛力,關鍵在第二代是否能接班。這項評論帶給大家很大的鼓舞與思考。 「因此,盧志華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接任會長後,即開始啟用林志文﹝Bob Lin﹞等數位第二代,從事夏令營的事工。然而年輕一代的真正深入參與夏令營,則是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才開始的。」卓甫良又說。 TAF夏令營因為自力更生,經費有限,很多工作都由義工幫忙。尤其週一到週五,爸爸們上班,照顧孩子們的責任都落到媽媽們身上。當年,林秋菊、廖淑清、廖幸瑛等許多太太們都是長期的義工。 「照顧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秋菊說:「因為一大群孩子,正是處於生龍活虎的年紀,尤其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多來自美、加各地,年齡、文化背景皆相同的朋友,都非常興奮,經常徹夜聊天、歡鬧、不睡覺,相當令維持秩序的媽媽們頭疼。」 「但是大家朝夕相處了七天,都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接著說:「義工媽媽們都成了好朋友。孩子們更是熱情,每逢要分離,便互相擁抱、哭泣,難分難捨。往往來接孩子的父母等著上路,孩子們卻頻頻和這個、那個道不完的別離。每回看到這情景,就覺得再辛苦也值得。」 就這樣,望著孩子們的笑顏,許多辛勤的園丁年復一年,不斷播下培育下一 代認同台灣的種子。 傑出的核能工程師 一九六八年,卓甫良換職到另一家以興建核能發電廠聞名的沙金特與朗迪﹝Sargent & Laundy ﹞工程公司服務,從此跨進興建核電廠的新領域。 七十年代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黃金時期,甫良的公司光在伊利諾州,就興建了十三所核能發電廠。他因為連續解決一些不尋常的工程問題,受到公司的器重,職位一再被擢升。後來則轉到評估核電廠安全的新領域。 「幸虧我轉行得早。」他後來說:「因為一九七八年,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突然出事後,全球各地紛紛禁建核電廠,所有興建核電廠的工程公司都大量裁員。我因為已轉到核電廠安全評估部門,才逃過失業這一劫。」 儘管如此,有時工作上的一些人事,仍然令他感到困擾。因此在一九八七年,他向服務十八年的沙金特與朗迪公司請辭,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 但畢竟他的專業長才深受肯定,創業三年半後,伊利諾州政府的核能安全署特別聘他擔任全伊州核能安全的鑑定專家。所以往後十三年,卓甫良自芝加哥搬到春田鎮﹝Springfield﹞,負責全伊利諾十三所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評估。直到二○○二年年底,他屆滿七十歲,才申請退休。 「回顧這一生,我一共當了四十二年的工程師。」卓甫良有感而發地說:「其間得過不少獎,也受到許多肯定,然有些人事問題,讓我感到疲憊。從事MFCF與TAF的活動,我則有全然不同的感受。那種大家同心合力、一步一腳印地朝目標前進、在困難中互相扶持的情誼,至今仍令我十分珍惜。」   辛勤的園丁 自MFCF至TAF,連續二十幾年,卓甫良像個辛勤的園丁,默默地處理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行政工作。期間,他也目睹TAF幾度遇到危機,再化為轉機的過程。 他說,八十年代,參加TAF夏令營的台美孩子大量增加,遂發生學員紀律問題。一九八六年,他們發現有學員擅自在營區飲酒,甚感憂心,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夏令營。 但TAF夏令營可能停辦的風聲傳出後,一些每年都期盼參加夏令營的孩子都很難過。結果他們自己協商,公推年紀稍大的林志文與第一代溝通,同意制定行為準則,並將自我約束,嚴格遵守,TAF夏令營才又繼續辦下去。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九十年代。卓甫良說,有些第二代青年要求夏令營去除宗教色彩,產生兩代之間的對立。為此,他寫了許多信,規勸這些年輕人說,TAF從零到現在的規模,全都建立在對基督的信仰與「奴僕領導」的基石上;一旦去掉基本精神,TAF將是空的。結果在不斷溝通之後,老少兩輩建立共識,反倒成為好朋友。 「如今,當年參與TAF的一些孩子都已屆結婚年齡。」甫良說:「我們有時會收到TAF孩子們的喜帖,相約去參加婚禮。大家見了面,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甫良退休後,與秋菊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爾灣﹝Irvine﹞。他曾在一九九六年發起成立TAF家庭營,讓週末來接孩子的父母們一起享受參加夏令營的樂趣,往後形成對TAF很有贊助作用的家長組。 他除了繼續核能上的研究外,更以較多時間領悟靈命, 如今,他更設計「鷹翅團契」的網頁,隨時與老友保持密切聯繫;同時進一步著手籌組第一代的「營友會」,希望把過去的義工們找回來,大家一起在TAF夏令營團聚,重溫往日的情誼。 「當年係本著服事的心情,創辦MFCF與TAF。結果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帶給我許多珍貴的友誼,真可說是福杯滿滿。」他語重心長地說。 註一:「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英文全名為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oundation,簡稱MFCF。

林幸隆

1980年代,那時台灣獨立民主改革運動風起雲湧,搬到加州住在聖地牙哥後,林幸隆就積極參加同鄉會,反正有台灣名稱的社團統統去都參加,舉凡台獨聯盟、FAPA、同鄉會、網球協會、台美商會等,聖地牙哥社團處處可見其活躍的身影。 當時為了要讓沉重的政治議題,以簡明扼要的訴求,打動人心;林幸隆決定不斷自我挑戰,編劇自導自演,還學口技、答嘴鼓、脫口秀,全是無師自通,說學逗唱樣樣精,沒想到大受歡迎,受邀到全美同鄉會表演,"田土伯" 獨樹一格,自此在台藉社團名聲透透。 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 田土伯,林幸隆,生於1943年的雲林縣土庫鎮,父母皆務農,家中有8兄弟,排行老六,媽媽一直想生個女兒,但生了8個兒子還沒生出來才放棄。從小種田、種水果、種蕃薯,任何農作物都難不倒他,直到唸大學時,寒暑假都還得下田,使得他人到中年取了個藝名叫「田土伯」以示他對土地那份深厚的感情。 父親為了養8個孩子, 生活相當辛苦, 49歲就撒手西歸,父親走時,田土伯才是小學生,母親為了8個壯丁,天一亮就要下田工作,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小小年紀他謹記在心,母親教誨要認真讀書才能出人頭地,才不用下田作牛作馬,所以功課一直名列前矛。 親戚為了惜才,就把他送到長榮中學讀初中,該校是教會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林幸隆當時很喜歡音樂唱聖詩,還得到歌唱比賽冠軍。因為有美國傳教士擔任老師,所以初中時不但廣泛涉獵藝術,英文水準也打下好基礎。 回到故鄉讀虎尾高中順利考上淡江大學讀航空測量,那時大學生最想出國留學,他也不能免俗,紛紛報考,結果不但高考特考通過,公費留學及自費留學也通通考過關。「當時若是自費留學,就要賣田地,借錢買機票,還得繳交5千元保証金。台灣囝仔卡無這款經濟能力,所以大家拚命考公費,1970年,我申請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身上連百元都湊不齊,就勇闖美國。現代囝仔可能無法想像卡早咱的艱苦!」想起那段苦日子,他有感而發的說著。 在美國專攻土地測量畢業後就去考執照,結果一連考上加州、內華達、亞力桑那州,土地測量是一門比土木工程師還要專精的工作,在美國甚受敬重,華盛頓及林肯總統以前也是測量師,為人必需清廉正直誠實精準。 取得土地測量師執照,主要工作是定地界,後來還在美國政府機構工作近30年,負責核發地藉圖及建築執照,直至今年才退休,馬上又被土地開發顧問公司聘請任顧問,飄洋過海來美國,沒想到仍是與土地離不開,"田土伯"名聲,果然是名符其實。 偷柑仔換來一段良緣 林幸隆在讀淡江大學時,因為農村出身,很喜歡訪問農家,台北縣大屯山下是他最受踏青之處,有一天他走著又累又餓,看到農場結實纍纍有夠漂亮的柑仔,忍不住就伸手去偷採柑仔,哪曉得當場就被主人活逮,人贓俱獲。第一次做"賊仔"就被抓,那時讀大三,若是送到警局就會被開除,他只好求這位阿伯網開一面,由於主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要他做工抵償,給點教訓。 林幸隆依約上工,哪曉得一看,發現阿伯的女兒美若天仙,名叫"真美"人如其名,一見鍾情,他立刻自動決定每週都上山來做長工,當時真美才初三;沒錯,她正是東方白長篇小說筆下「真美的百合」的女主角,而她口中的林哥哥,大她7歲的正是男主角林幸隆。 「她實在生得水噹噹又可愛,兩個紅腮像水密桃一樣,個性沒有受到都市污染,就像山中一朵百合花,當時很多淡江老師和學生都在追她,為了等她到高三畢業,怕被別人追走,我整整做了三年長工,每週都去看她,風雨無阻。」因為太多小男生想要追求山中的小百合,而且都買零食去賄賂百合真美最敬重的林哥哥,林幸隆為愛是一邊吃零食,又很緊張地一邊圍堵情敵的熱情攻勢。 看過「真美的百合」的讀者都知道,真美的父親是228政治犯,林幸隆自認為運氣好,因為就算很多人呷意,但膽敢娶政治犯的女兒還是沒幾個,靠著一身出色的農技,為了討好未來的岳父大人,他把南部水果苗拿到北部山上種,結果老丈人農場各式水果都有,他在農場工作能力高,一人做兩人份,晚上又做真美的家教,教英文數學。為了真美,他更是發憤圖強讀書,他所努力做的一切,為的是要讓小百合不再受苦,許她一個幸福的未來。 不過,林幸隆一片痴情,以其出類拔萃的表現,對於親友說媒送上門的議員、銀行家或醫生的千金,或是送上樓房嫁妝的地主女兒,他都一一婉拒,一點也不曾動心,他在初見真美時,就已經決定要娶她為妻,但論及婚嫁時,沒想到家人還是極力反對;最主要是真美家沒有嫁妝外,而且父親是228政治犯,在當時可是個大忌。 當時他最敬愛的阿母擔心斷送兒子的前途,頻頻阻止這門親事,為了不讓他黑白娶甚至以放棄家產相逼,沒想到愛到入骨的林幸隆,說什麼也不肯放,就這樣等到真美長大了,他迫不及待地娶進門。 真美雖然家中不富有,但事母至孝,當時林幸隆的母親因為重病被送入養老院時骨瘦如柴,她執意把婆婆接回美國親手伺奉,228的不幸印記,在真美的善良孝順及時代變遷下,終於消彌於無形。 真美純樸溫婉的個性,生下一兒一女,至始至終陪伴著林哥哥,讓林幸隆自覺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發揚台灣文化為職志   如果去造訪田土伯位於靠近聖地牙哥的家園,會被其1畝地上種滿了綠竹筍,台灣水果,包括荔枝、蓮霧、紅甘蔗、黑玉米、甘藷及各種青菜給嚇一跳,若是再看地上有50幾隻台灣土雞走來走去,恐怕會錯覺置身在台灣農舍裡。沒錯,田土伯就是身體力行,每天下田耕作不忘本,他忙的全是道地的台灣種。當初他買下那塊地,大家都笑他買個破爛房子是憨大呆,如今已增資不少,田土伯說:「一心想用自己的方式愛台灣,沒想到愛台灣還可以賺錢。」 田土伯不只農事厲害,由於小學寒暑假就得跟著總舖師辦桌打工,所以伶俐的他,婚喪喜慶的宴席也都難不倒,來了美國,他就常親自下廚招待鄉親,曾經最高記錄是五台巴士光臨,母親壽宴他也親手料理在菜園辦了10幾桌,讓賓客重溫台灣辦桌文化,也算是一絕。  「我希望有一天帶團回台灣,表演咱傳統優秀文化給下一代人看,只有恢復那樣的文化,才會讓台灣人愛這片土地。」 現在是台語演說家,但田土伯從小其實很木訥,在有耳無嘴的時代,鄉下小孩被教得不敢講話,小學六年級因為功課好被老師派去參加演講比賽,一上台「反共復國」的主題才一開頭,他就緊張的尿褲子成為笑柄,自此他對表演是連想都不敢想。 直到留學時,在美國大學時才了解溝通及表現自己是非常重要,所以特別去拿演講課,老師鼓勵去參加演講比賽,沒想到他以“ 功夫” 為主題,把他在台灣看到的太極拳加上望春風的曲調,耍得虎虎生風,一舉拿下英文演講冠軍的寶座,還登上當地報紙頭條,這份成就也成為他個性的轉捩點,從此建立自信心。 後來學校要他開功夫課,他知道那兩三下子是絕對撐不了場面,速速拒絕,不過,他改口要教他們華人料理,他把台灣總舖師的功夫教美國人是綽綽有餘,果然一樣受到熱烈歡迎。 「現在退休了,我要開始實現我的夢想,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結合第二代台美人菁英來表演舞蹈一齣百老匯秀,表現台灣特色介紹多元文化的珍貴,呵呵!我還想拿東尼獎(百老匯的奧斯卡)噢!」其實他不但自己有這樣夢想,也感染到兒子,田土伯的兒子從小就是天才兒童,本來讀醫學院綽綽有餘,但每次看到爸爸在台上說學逗唱,又愛說笑,他也想走上這一行,老師鼓勵他要發揮才能,當醫生太可惜,結果兒子棄醫從藝,阿媽及家人認為做戲仔有什麼出路,以後找不到太太,會窮一輩子。但是田土伯力排眾議,事實証明,孩子在戲劇天地揮灑自如,如今在紐約百老匯當藝術總監,從事音樂劇寫作。 為了達成夢想,田土伯細細品味生活體驗,平常認真收集台灣俗語,地理文化,他自掏腰包,自編自導,自己製作道具及布景,然後把同鄉好友全拉下水,一起又演又跳,他編導過10多部話劇歌舞劇,從生澀粗糙一磨再磨,戲味越來越精緻,得到很高的評價,劇的特色除了本土化,把台灣人情味表露無遺,看了戲的人都會淚中帶笑,笑中帶淚;其中以"咱攏是出外人、流浪到台北、人力車伕之戀"都曾轟動一時。最近推出"一隻草一點露",也深獲好評。 孩子雖然已經很美國人,但是也有台灣心,身為父親的田土伯有個願望想跟兒子合作,要成為百老匯劇導演,「有一天我要登上百老匯舞台,讓全世界都了解台灣有這麼美的文化,東尼獎是我最大的願夢,致辭時我一定會大聲說我以身為台灣人為榮。哈哈!」田土伯豪氣干雲地說著,人最快樂就是有夢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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