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三月 21, 2019

台美人物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吳永吉

陳東榮 醫學的進展,越來越好,但也越來越昂貴,越深奧,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國家的窮人,不一定就因此受惠。所以他要以 “更好, 更便宜,更便捷" (Better,Cheaper and Faster) 的三個原則,來研發醫學技術及用品。惟有這種”弱勢醫學” (Medicine for Disadvantaged) ,才能真正為人類造福。吳永吉就以他的這種”弱勢醫學” 觀,為世界各地的窮人,地雷受害者,帶著一袋愛心走天涯。 據說,埃及有個說法,人的成功需要兼具兩個條件。第一, “您的一生快不快樂? 第二您有沒有給別人帶來快樂?" 有了財富或地位的人,假如沒有替別人帶來快樂就不算成功,一個無所奢求的窮人以乞來的食物與他人分享,卻也可以是成功。從這兩個條件,來檢驗一個人生的意義及成就,的確簡單真實多了。 吳永吉是我高醫醫科第九屆(M68)的同學。從我認識他起,就覺得他是一位很有天份, 很忙碌的人。在大學以前, 他就很喜愛繪畫及雕塑,讀了很多藝術書籍,拜了在台灣最出名的雕塑家楊英風為師。為了減少家庭的負擔,他半工半讀, 兼了兩個家教。他曽經找了我們幾位同學,大家輪流翻譯美國最出名之一的醫學史書,"西洋醫學史"。每期連載在林今開主編的"台灣醫界"上,可惜十幾期後,就因為經費關係中斷了。否則,也許今天我們可以有一本名著的譯本做紀念。 他除了補習收入之外,就是靠替人雕塑 。有一次他替台灣的海軍陸戰隊,雕塑了一件勇猛的蛙人雕像,塑在營地, 得到了好幾個月的生活費。1968年,他在高醫畢業,進入了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的骨科,接受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在骨科的訓練中,他體會到,台灣有這麼多的意外傷害,骨科可以把骨折接回去,把傷口醫好,但是對傷者活動及功能的復健,卻有力不從心之感。1971年,他來到美國的芝加哥,進入庫克縣立醫院(Cook County Hospital),當了外科實習醫師,接着就進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醫學院的復健醫學系,接受了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1975年,他加入了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Chicago)。西北大學的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24年來在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年的評鑑中,一直是美國復健醫學的最優秀中心。他在這中心的20年時間,不但在臨床上,幫助了許多病人復健,裝義肢,他也研發設計了很多簡單,低成本,高普及化的醫療技術及用品。包括一種很簡單,便宜,又不需要手套, 就能自己使用的導尿管。讓許多半身不遂的患者,不必依靠䕶士或別人,可以自已處理。結果成了醫療器材中的暢銷品。他也設計了一種截肢手術後的斷肢端處理方法,使患者傷口復原更快更好。還有一個讓無法說話的病人,可以與別人溝通的對話方法。 他最重要的一項發明,就是一項漸漸被發展中國家廣泛應用的簡易義肢模具製造法。「真空成型」(dilatancy) 的義肢製作技術是他在西北大學義肢矯具教學研究中心(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osthetics-Orthotics Center,NUPOC)...

李茂玄

出生在苗栗客家莊家庭的公廣集團駐南加特派員李茂玄,人生曾經轉過不少個灣。曾經擔任藥廠行政經理、台灣正杏公司董事長及實驗劇場音樂總監,卻在年過50跳入新聞工作的行列,為的就是實踐他的理念。 對於李茂玄而言,「你富由你富、你貴由你貴」「山高不愛白雲飛,水急不流灘底月!」如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讓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是他人生的目標。 看透台灣司法黑暗 大學時代,李茂玄加入中國比較法學會(今台灣法學會前身)台北法律服務中心,並於1973年至1975年以最高票獲選比較法學會台北法律服務中心學生律師會主席。台北法律服務中心的宗旨主要是協助貧窮的民眾打官司;這段時間讓李茂玄體會到當時「台灣司法的黑暗」和「法官的惡行惡狀」。 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李茂玄思想的轉捩點,高中就讀建國中學曾經因為「保釣事件」而義憤填膺,在加入比較法學會後正式與白色恐怖面對面接觸,了解到自己以前深受國民黨洗腦。當時的比較法學會的同事包括律師會主席姚嘉文、律師林義雄、謝長廷、陳水扁等,這些律師都是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要角,比較法學會儼然是當時民主運動的培養皿。 也因此,身為比較法學會成員之一的李茂玄也受到當時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從1973年起,情治人員便不斷到李茂玄家中進行「關切」,此關切令李茂玄曾經歷228事件的父母非常憂慮。在理想和孝順不能兩全下,李茂玄於是退出台北法律服務中心。1979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比較法學會許多同事淪為政治犯,李茂玄為此常痛心疾首,感覺自己成為「民主革命逃兵」。 從小夢想學音樂 走進李茂玄在鑽石吧的家,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樂器;鋼琴、薩克斯風、鼓等各種樂器一應俱全,讓人嘆為觀止。 從小熱愛音樂的李茂玄,夢想是走音樂的路。然而在父母的壓力下,建中的李茂玄不得不以決定選填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法律系為第一志願,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學院同時擁有音樂系和法律系,可以選擇音樂系當輔系。 浪漫的他還以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皆為從法律轉音樂而做為人生的榜樣。以建中高材生的身份,卻以文化學院為第一志願,在當時令許多親友感到訝異而不解。父母的失望是隱忍而不忍顯現的,李茂玄從此徬惶中奔向「山中無歲月,迷濛見樂音」的未來。 對於李茂玄而言,「在我心裡,音樂系才是我的第一志願,法律系是我的輔系。」特別熱愛合唱音樂的李茂玄在大學時代更籌組法律系合唱團,出任指揮,帶領系上合唱團拿下連續四年的合唱比賽冠軍。 1968年受到「蘇聯紅軍合唱團」的影響,李茂玄夢想組成一個純男聲合唱團,於是與建中學弟陳農瑞於1971年計劃籌組一個以建中校友為主體的合唱團,不料後來北一女校友會魏筱玉與張經倫得知也表示希望參加,於是成立台大建中、北一女校友合唱團,後改名「青合唱團」,吸收各大學院校及社會上愛好音樂之建中、北一女校友;青合唱團發展至今即將屆滿35年,已成為台灣最健全的青年合唱團組織。 進入社會後,李茂玄仍不忘情於合唱音樂,除了一週五天白天在美商 Eli Lilly藥廠上班以外,週一至週六晚間總共擔任六個合唱團的音樂教學工作。「合唱團才是我真的工作!」也由於以前當時在陽明醫學院合唱團的音樂教學,讓他因緣際會認識當時正在榮總醫院工作的學生張冰茹醫師,不久終於「抱得美人歸」。 帶女兒來美國 當時正逢台灣許多藥廠申請欲申請衛生署GMP(優良藥品憑證),在美商藥廠工作多年,任職行政經理的李茂玄,發現藥廠包裝安全的漏洞;因此決定自組顧問公司,以 GPM4GMP為公司標誌輔導台灣各藥廠進行因衛生署GMP標章的疏失而造成安全上的漏洞,因此深受藥界尊重並受衛生署聘為 GMP 有關 Packaging Security 的顧問講師,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此間並跨足經營電影院,以一嘗音樂與影視的豐富世界。 然而在1997年,在台大醫院任職主治醫師並剛申請到美國哈佛、霍普金森醫學獎學金的老婆張冰茹因病撒手人寰,留下李茂玄和一個10歲的孤女。由於妻子生前一直希望能帶女兒到美國受教育,為了達成這「愛的遺願」,李茂玄決定就此放棄在台穩定的事業,告別年邁的雙親,帶著女兒前來美國升學,因建中同窗許正龍的介紹下來到洛杉磯落腳。 在洛杉磯一晃十年,李茂玄一開始仍是在藥廠工作。但有感自己對世事有如隔岸觀火,長期痛恨台灣電子媒體嗜血抹黑的李茂玄,決定跳下來參加新聞採訪工作。2004年辭去藥廠的工作,接受華視的邀約全心投入新聞採訪工作。 大學時期就對攝影有濃厚的興趣,學習使用Super 8攝影機,並開拍實驗電影。學習攝影「主要是希望能達成影像和音樂的結合」,把「音樂電影化」,1978年並利用閒暇時參加華視錄影班的正規訓練,學習線性剪接。來美之後仍不忘情攝影,先後至好萊塢學習特效化妝和彩妝,及參加非線性剪接等相關課程。在鑽石吧的家中更建立起全套的攝影棚,鑽研攝影技術。 雖然只是扛機器跑僑社新聞的基層記者,「鏡頭越用越小,視野越來越寬廣。」不再有藥廠的高薪收入,薪水常入不敷出,李茂玄卻覺得甘之如飴,希望以新聞真相服務僑民,以作為一個新台灣的新聞人為傲。企劃廣播電台成立 2006年,李茂玄在台灣日報大登廣告,表示願意幫大洛杉磯台灣社團錄影、發表論述,並將錄影帶上網。在聖東同鄉會的鄉親積極參與下,支持台灣主題政治論述的「北美番薯園」網路電視台隨後成立。 「台灣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但由於文化或所受教育的關係,常常不知如何或不願意公開表達理念!」李茂玄表示,他的構想是希望成立一個網路平台,讓此間台灣社團的政治論述能傳播出去。 最近,李茂玄積極企劃廣播電臺的成立。熟悉新聞製作,及在洛杉磯美國生活電台主持「台僑心聲」及兩個音樂節目的李茂玄熟悉廣播電台的運作,跨足電視及廣播兩棲的他認為數位化副頻廣播電台是相對低成本高效益的媒體。 「偌大的洛杉磯竟然沒有一個支持民主、自由、反共的華人電台」,廣播電台的時效性及結合時事、資訊及評論的功能也可以補報紙媒體的不足並相輔相成。「台灣人需要台灣的聲音!」「希望洛杉磯的天空也能夠有台僑的聲音!」李茂玄也將在12月8日,假台灣會館籌畫台僑社區的第一個「論述賞味會」,並啟動論述精英回國助選活動。 繼「台灣節日重議」、「台灣去漢化主張」,李茂玄從音樂的愛好轉為對台灣政治的關懷,以乃木將軍為崇拜偶像的他希望發揮毅力,「以乃木將軍的精神,發揚台灣魂」,盡身為台僑該做的努力。FAPA 會員的他,正努力的一步步走向仍屬年輕的未來。 文/記者劉孟儒

王燕山

2006年6月18日上午舉辦台美人論壇時,救護車疾駛抵達在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王燕山感到暈眩,當時口裡仍念茲在茲,「台灣前途未定論」的相關議題,一小時不到,他與死神搏鬥,如今,正在生死一線間爭扎,許多親戚友人至今仍無法接受,看到平日才61歲,身體相當健朗的燕山兄,怎麼可能就這樣倒下去,本土政權還沒有全面執政,台灣獨立建國的夢想尚未實現,但在醫生殘酷的宣佈下,我們只能期待奇蹟出現。 兄弟情深 王燕山,1945年生,生在新竹,媽媽是客家人,很小就搬到台北,爸爸白手起家,後來在台北開旅行社,家中兩個兒子,王燕山是老大,在弟弟王碧山眼中,哥哥從小成績就非常優異,大同初中到建中,都是名列前茅,非常聰明,個性內歛純樸,對人十分誠懇惜情,所以人緣很好,是屬於品學兼優、德智體群兼顧的好學生。 最難得的是參加建中橄欖球隊,由於爸爸王成信是台灣橄欖球界大前輩,曾經帶領橄欖球隊征戰亞洲各國,名聲透透,王燕山在爸爸調教下,也練就一身打球的好功夫,在建中校隊時,就因為敢衝敢拚,智勇無敵深受注目。 王碧山與哥哥差四歲,由於哥哥是長子,而且功課好體育棒,得到家中寵愛,弟弟有時也會有點吃味,但燕山很疼愛弟弟,尤其在功課上,總是非常耐心的教導。在他們記憶裡,永遠不褪色的故事,卻是看似嚴肅的王燕山也有調皮的一面。 他說,當唸小學四年級,哥哥初二,有一天回家,家裡只剩下一個紅豆麵包當點心,哥哥就當著他面拿著麵包在屁股放了一個屁,然後問碧山要不要吃,弟弟當然不肯吃,哥哥就得意的佯裝要吃下去,弟弟放聲大哭,燕山後來哄弟弟破涕為笑,兩人最後還是分吃這個別具滋味的紅豆麵包,王碧山說,這段故事直到最近兩兄弟都還會提起哈哈大笑,就算講了千百次,他們永遠也不膩;如今,弟弟難掩惆悵神色,因為這個笑話,哥哥再也無法回應。 王燕山大學是考取成大,但因為喜歡畫畫,所以後來轉學到著名的東海建築系,畢業之後,考取獎學金在1972年到紐約著名的Syracuse大學留學,從小就獨立自主,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由於他非常孝順,當年留學相當不易,爸爸媽媽一直以燕山為榮,也是家族之光。 王碧山後來經商,對於哥哥投入台灣民主及建國運動,全家一直十分支持,他欽佩哥哥燕山的使命感及熱誠,愛慕哥哥對台灣深入研究的學識才華,他想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哥哥安心,無後顧之憂。因為哥哥對台局勢過於憂心而倒下去,可能失去相依為伴50多年的哥哥,他心痛,也考慮到哥哥愛讀書,想請大家共襄盛舉以哥哥之名設立獎學金鼓勵台美人後代,相信哥哥王燕山一定很開心。 建築長才 後來,王燕山決定在美國洛杉磯定居,1976年父親退休後,決定全家移民來美團聚,王燕山之後到美國的一家建築公司上班,碧山記得哥哥最滿意的建築傑作,是靠近比弗利山莊的中央市,有二棟漂亮的辦公室大樓,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1978年,蔣經國時代推行十大建設,王燕山決定回國,報效自己的祖國,十大建設中的高速公路最引人注目的泰山收費站、及整條高速公路路牌的規格,全是由他企畫設計,引進美國新觀念回台,參與台灣第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也讓王燕山津津樂道。後來台北捷運的最後補強、高雄最高的50層及83層大樓,他都曾經參與品管監督過,南台灣的地理指標如今仍昂然屹立,成為王燕山發揮建築長才的最佳見証。 全家力挺 王燕山育有一男一女,家中長女王潔伶,是在傳播媒體界工作,兒子王傑俐在柑縣政府從事稅務工作。在兒女眼中,爸爸是個非常有學識的人,熱情關心自己的祖國,很喜歡看書,寫文章;王潔伶記得爸爸從小就喜歡講台灣故事、及家族歷史。1989年,王燕山曾帶著全家探親尋根,一方面遊覽台灣美麗的山光水色,也一起造訪爸媽的老家新竹與中壢,潔伶最記得爸爸講了許多台灣的滄桑史,而且非常崇敬阿媽黃玉嬌對台灣的貢獻。這趟唯一全家福返台的旅行,潔伶清楚已成為絕響,再也沒機會了。 在兒子王傑俐的心理,爸爸是個英雄,他最感謝爸爸以身作則,影響他們深遠,爸爸的孝順、研究精神、對美術藝文的看法,都是他們學習最佳的榜樣。王傑俐記得爸爸常常是台灣美國兩地跑,不是去做生意賺錢,而是要為台灣正名,一點一滴的默默耕耘,進行草根社會改革運動。媽媽常交待,讓爸爸專心去做,不要吵他,所以即使很想念爸爸,也不敢打電話,就是忍著,以免他擔心。 王燕山有個赫赫有名的岳母黃玉嬌,當初在美國留學後回來相親,王傅美玲剛從日本留學回來,準備到美國留學,1974年,透過友人媒灼之言,可謂「有緣千里來相逢」,由於雙方家長超滿意,兩人8月1日見面,28日閃電訂婚,隔年,他們選擇2月28日結婚。 傅美玲因為受4屆省議員媽媽台灣民主鬥士黃玉嬌的影響,對於台灣這段歷史上最大的受難事件「228」也深有同感,所以他們共同選擇228做為結婚紀念日。由於當時傅美玲的爸媽,受到國民黨白色恐佈的箝制,無法出境來美主婚,讓燕山對妻子十分不捨更加疼惜,夫妻至今結縭30載仍十分恩愛。 投入建國運動 1980年代初,王燕山認識了流亡在海外的黑名單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等人,他一向就對台灣時勢非常關心,所以決定幫助他們回國,透過東海最要好的大學同學日本留台的若宮清,由於若宮清是菲國艾圭諾被刺殺時也在現場的友人,又活躍日本政壇,若宮清國際關係上較有辦法,因為與王燕山的友誼,若宮清安排暗助許信良等人闖關回台,這份人情,也改變日後黨外發展的歷史。 妻子傅美玲感念的說,「燕山,永遠是台灣擺第一位,家庭第二位。」 對於丈夫對台灣民主建國運動的投入,出錢出力,看到丈夫和媽媽一樣,美玲只有選擇全力支持,以前美玲需要照顧雙邊的年邁家長,但是每逢大選舉日,美玲一定也會拋家捨業,陪著老公回台灣去助選。 由於他們會客語、台語、中文三聲帶,自掏腰包到處去演講拜票訪問,他們到火車站各地挨家挨戶一張張的發宣傳單,美玲看到丈夫是那麼忠於台灣,一步一腳印的支持者,即使再累,也從不抱怨,心理非常尊敬老公,她說,「燕山,可以看到台灣未來前途的深度,他個性不急燥有耐性,也不求名利,無私的奉獻,對自己克勤克儉,寧願把省下的錢,拿去為台灣前途奔波。」 美玲也是鼓勵燕山寫作的幕後功臣,由於燕山每次在家中發表他的想法時,美玲常對他的獨到見解聽得入神,美玲說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寫下來吧」。就這樣,王燕山常常投稿,美玲校稿,所以讀者才有機會看到他常在台灣日報等綠營媒體,拜讀他鏗鏘有力的大作。 許信良要回台前,當初海外志士像是王燕山等人主張積極要在海外建黨,然後再遷黨回台,後來緊接民進黨同時在國內成立,他率先加入,成為民進黨最初成立的資深黨員,黨証的黨號也是名列前矛。 王燕山眼見民主運動在台灣紮根,洛杉磯他有個最親密的戰友、革命夥伴,就是他的舅舅,他們決定開始轉向推動台灣正名參與國際組織,在台灣參加陳隆志發起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成為該會駐美國代表,相對地,他也是陳榮儒在美國發起「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的委員,也是該會駐台代表。陳榮儒認為,王燕山和許多有識之士一樣,體會到台灣國際孤兒的處境,所以積極加入以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社團,盼台灣早日在國際上得到應有的國際地位及權益。 對外正名,王燕山對內則是死忠的獨立建國派,他在台灣也參加王獻極發起的「908台灣國運動」,成為重要幹部,近年他一直在提倡,不要只講"台灣",要講"台灣國",他也反對錯誤口頭語,像是"大陸"或是"兩岸"都不妥當,是堅決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宣導者。因為對台灣獨立建國的意識非常堅強,所以對台灣歷史、法律定位,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研究,並下鄉演講或是與學者 辯論。 王燕山從以前黨外時代到綠營本土政權執政,20多年來,與無數政治名人合影,但他最珍惜的禮物,是在2005年4月2日,參加李登輝之友會,到南投中寮植樹,以喻「深耕台灣、根植台灣」之意的植樹節活動,當時李登輝得知王燕山剛好60大壽的生日,李前總統特別為他在帽子上簽名祝壽,這個帽子他視為最珍貴的生日禮物。 王燕山近年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參加「2004年手護台灣」的運動,2月28日2點28分在三義,客家電視台叩OUT當場訪問王燕山夫婦,在這個光榮時刻,透過媒體向全國分享了他們的感動,而當天也是他們28年結婚紀念,2‧28無疑是老天對他們的眷顧,讓他們終身難忘。 過去台籍社團大型聚會座談演講,王燕山只要在洛杉磯就不會缺席,當大家唱著「天佑台灣」的歌曲時,常會看到他賣力高歌的身影,如今,即使醫生判定已無法再有意識,我們始終相信,他心中的台灣國將永遠相伴相隨,衷心獻上最誠摯的祝福,「天佑燕山」,台灣還需要您。

蘇國雄與商夏惠 FAPA的故事

長老教會教徒世家 蘇國雄,生於1940年的台北新店,家裡有4個兄弟姐妹,是家中老么,日據時代祖父經營茶行,當時就是長老教會的虔誠基督徒,父親幫忙家中茶行兼做公務人員,但爸爸在他6歲那年,生病亡故,自此家道中落。 由於媽媽於長老教會司琴,外公又是第一代長老教會初期傳道,靠著彈一手好琴的一技之長,在長榮中學教書兼教鋼琴,一手撫養孩子們長大。 么子蘇國雄與媽媽很親,感恩媽媽的含辛茹苦,非常注重4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要孩子肯讀書,她總是無私的奉獻。他還記得每學期繳學費時,媽媽總是到處奔波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媽媽傳授的精神食糧,每天祈禱讀經,深植在孩子們心中,卻也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蘇國雄,小學功課就名列前矛,保送上建中。如今在南加仍印象有幾位同期的好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像林衡哲、南加州科工會會長周實。 後來,因為對三民主義頗有微詞,成績考得太差,考到成功大學土木系,為了貼補家用及學費,大學時代一直都在做家教。當年土木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他以第二名考上台電,因為成績優異被派發到台北總公司服務,當時這份工作可是人人欽羡的金飯碗。 在台電工作,當時台灣才剛有電腦,那時電腦總機就像一個房子一樣大,讀取資料還是用打卡片,當時遇到來自台大物理系助教商夏惠成為同期實習生,由於電腦當時很新的東西,蘇國雄憑其數學長才熱心幫助她,兩人互生好感。後來,才發現彼此哥哥是舊識,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兩人感情急劇升溫。 當時商夏惠一直想成為「楊振寧第二」,遂先去加拿大讀生物物理碩士,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此時蘇國雄愛相隨,隨即申請到美國留學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博士,夫人最後為愛也決定轉學申請同讀一所大學,兩人在1969年9月,結為連理。 蘇國雄事母至孝,留學省吃儉用,還把獎學金省下來,寄回給台灣媽媽,1970年9月生第一個女兒,1976年生下兒子,育有一兒一女。 創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 在科羅拉多州於1970年代,蘇國雄就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原本是只分享本地留學生,哪曉得外地口耳相傳後,導致供不應求。 1970年11月,每年台灣同鄉都會有感恩餐會,那時他們就與洪哲勝兩家,共印了兩百份,開了10多個小時,去堪薩斯赴會,結果彭明敏在逃到瑞典輾轉到美國,當天出現在會中,給同鄉大驚喜,也帶動餐會最高潮,蘇國雄分發200份「望春風」,那時登高一呼,「望春風」馬上就變成全美第一份留學生雜誌,鼓吹台灣民主自覺運動。 這是一段伉儷難忘的回憶,他說:「望春風」名字,當時是讀者投書命名,結果吳瑞信牧師投稿命名,雀屏中選。留學生當時課業非常繁忙,但一股使命感,全靠著愛故鄉的熱情,直做到畢業之後,才移交給其它州接棒。」 後來,畢業受聘到芝加哥做工程師,他提及,1972年,台灣威廉波特少棒隊奪得少棒冠軍,當時,很有趣的是,留學生開車10多個小時抵達之後,因為僑民壁壘分明,他們堅持自製許多旗幟,就是沒有拿中華民國國旗,為小將吶喊。 列入黑名單 1973年,因為工作關係,移居到南加州柑縣,當時一個房子只有5萬元,蘇國雄就很有生意頭腦,想要投資房地產。夫人要他永遠保持教學、學者、工程師的工作。但蘇國雄在1988年,堅持提早退休,轉行投資房地產。 雖然夫人有些不諒解,但蘇國雄卻慶幸得很,原來他本身是原子工程師,在90年代以後,同期同事最後遇到公司大裁員,及早退休的明智決定,讓他在房地產獲得不錯的經濟基礎,未來生活無憂。 蘇國雄雖然很活躍,但真正被列入黑名單,卻是1975年後,擔任一次台灣同鄉會聚會的主席,當時群眾相當多人,雖然大家很團結,但因為有白色恐佈、黑名單的陰影;蘇國雄笑著回憶著說:「很多人寧願出錢出力,也不願上台,在台上一排座椅空空蕩蕩,因為自己是主席,非上去不可,老實說,在台上感覺很孤單,心中卻可以體諒。」 一旦站在台上,他就已有覺悟,可能今生今世也回不了台灣,當時心很痛,卻也無奈,尤其在1984年,媽媽過世,其它兄姐都在,唯獨缺了蘇國雄申請回台被拒,想到媽媽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時時受到台北警察局關照,還得在電話中假意叮嚀不要插手政治,但他曉得媽媽心中是支持他的,媽媽了解么兒的心意。 但是媽媽生病,無法回去探望,連媽媽臨終都不能送行,蘇國雄非常自責地認為不孝,為了反獨裁集權,無法見到媽媽最後一眼,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1984年,無法忘情望春風的克難式雜誌,蘇國雄參與了另外一個文化事業,當時,由建中同學林衡哲發起,成立〈台灣出版社〉,出版台灣歷史、人物、文化的書籍,蘇國雄非常欽佩醫師林衡哲全心投入,自我犧牲,因而大力支持,成為股東。 剛開始時,賠得很慘,股東仍心甘情願力挺,林衡哲則是一直寄出新書,蘇國雄也看了30多本的好書,受到林衡哲的感召,這段人生美好的回憶得以延續,他預計未來要捐全套給台灣會館。 以為再也回不了台灣,在1988年代,戒嚴令解除,賢伉儷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竟是說「感謝上帝眷顧台灣」,自1968年出國留學後,蘇國雄20年後,迫不及待終於在1988年,第一次返回台灣,沒想到剛好在同學會上,竟然聽到電視新聞,蔣經國猝死。自此,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 共創FAPA柑縣分會 當初,1990年代,蘇國雄有鑑於美國國會勢力是友好台灣,他遂加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還加入CLUB 100,由於當時洛杉磯活動較少,地區相隔過遠,1997年,呂眾英從北加州搬到南加州後,在呂眾英的鼓勵下,遂移師到柑縣成立FAPA分會,成為主要創會會員。 2004-2005年接任會長,在會員共同努力下,從60多名增加到130多名。半年一次活動,NEWS LETTER定期出刊,2004年及2005年,並成為FAPA總會頒發最佳進步獎。之後,功成身退,交棒給楊東龍。 他與夫人也積極參與主流,以個人名義,出錢出力參加美國主流募款餐會,諸如國會眾議員羅拉巴克、卡克斯(Christopher Cox) 、 John Cambell、 ED Royce等募款餐會。有鑑於現今國會勢力,中國不斷滲透,對我方形勢不利,所以他一旦參加當地國會議員交好時,力推讓台灣能與美國簽定FTA(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他語重心長地說,再不快點做,情勢會對台灣更不利。 與夫人商夏惠,身為柑縣FAPA一員,他們感到引以為榮,在「2005年反分裂法」、「2006年爾灣姐妹市風波」時,此間成功地激發台僑合作總動員,共同捍衛台灣尊嚴。 蘇國雄為這兩個事件,還特地出馬重拾筆鋒投稿,尤其大女兒Connie是USC的大眾傳播碩士學位,會為父親潤稿,蘇國雄投了兩次柑縣紀事報(Orange Register),全部登出,在主流媒體為台灣權益發出不平之鳴。 「我自己最喜愛聖經中有提到一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之人,是象徵神的恩才成的】,歲月無情催人老,我們轉眼已垂垂老矣,以有限的餘命做最後的奉獻,取捨之間,不能不有所拿捏」蘇國雄說出自己希望有生之年,能發揮他有限但也是最大的價值,奉獻地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台灣。

李信億 開創美東新天地

美國紐約富頓集團總裁李信億從台灣的TAFA房地產公司,到1983年移民美國,設立TDC公司及富頓集團(F & T Group),成為以商業地產為主的亞裔領先龍頭公司。 棄法從商的他因應這波華爾街金融風暴,則以「做生意有順風、也會碰到逆勢;處逆境時,更要想辦法逆勢而上」,做為他的教戰守則。他說,台商發展美洲大陸業務,商機與眼光很重要,穩健則更為要緊。 談起李信億,他與紐約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都市開發,似乎脫離不了關係。在法拉盛,說起Michael Lee,更是無人不知。 「紐約時報」報導,法拉盛的變化是:皇后區變臉 從小型亞洲店舖轉到高檔商店(Changing Face ofQueens:From Small Asian Shops to High-EndStores),法拉盛的蛻變可見一斑。 從法拉盛市中心,7號地鐵40分鐘可以到曼哈坦的時報廣場(Time Square);長島快速鐵路15分鐘到中城賓州車站(Penn. Station),鄰近不遠有拉瓜迪亞國際機場(LaGuardia Airport);再花30分鐘車程可到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Airport),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讓它的商業活動愈來愈頻繁。 事實上,經過20餘年蛻變,法拉盛已從一個皇后區北方小鎮,發展到現今20餘萬人的都會型態,也是每天10萬人通勤的重要交通樞紐;其中有一半人口來自兩岸三地及南韓,讓它被外界稱為「亞洲城」,在美國東岸更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飛越皇后大廈 法拉盛新地標 站在2008年上半年開張的「飛越皇后」(QueensCrossing)大廈頂樓、富頓集團的企業總部會議室裡,望著拉瓜迪亞國際機場繁忙的班機起降,這位來自台南縣鄉下的醫生子弟李信億,勾勒出心中的法拉盛建設藍圖。李信億剛開始從事地產開發時,以住宅大樓為主,後來逐漸轉往商業大樓發展,過去30年買土地、進行開發,已與他劃上等號。 富頓集團目前在大法拉盛地區完成的主要開發案,包括王子街商務大樓、法拉盛購物中心,以及象徵法拉盛新地標的飛越皇后大樓等。隨著這些知名建物一一完成啟用,富頓集團橫跨房地產、開發、物產管理、併購、建築設計的金字招牌,更是響叮噹。 集團同時收購了飛越皇后大樓旁邊,高達五英畝的大型公有停車場,未來計劃繼續開發為高級住宅和商業綜合區-Flushing Commons,以引進高檔的零售商店為主。 Flushing Commons由富頓旗下的TDC國際開發公司(TD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LC)與洛克斐勒集團開發公司(Rockefeller Group DevelopmentCorporation)共同合作。這項大規模開發案,早已被外界視為法拉盛再一次「變臉」的靈魂計畫,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更把此案視為大都會球隊(Mets)搬到法拉盛之後的另一件盛事! 不過,金融風暴衝擊下,望著辦公室牆壁上斗大的「神」字,李信億小心翼翼地說,這項計畫「必須謹慎,一步步走下去」,不能操之過急;「風頭上,企業要能知變通,不能硬幹」,一切伺機而動。 棄法從商打拚 版圖跨美中台 輔大法律系畢業的李信億,棄法從商,從一個小台商到現今法拉盛開發大戶,事業版圖橫跨美、中、台三地,除了法拉盛諸多開發案外,富頓集團與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為投資顧問的房地產基金共同合作,開發中國大陸南京市的「南京世界貿易中心」,已在去年11月正式奠基。 南京世界貿易中心是富頓在南京、也是中國大陸境內開發的第一個以世貿中心概念,集購物中心、跨國辦公大樓、酒店式公寓、品牌展銷中心、高科技會議中心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大型商業地產項目。 為拓展事業版圖,李信億從美國紐約著名的地產開發公司鐵獅門公司(Tishman Speyer Properties)挖角梅爾(Michael Meyer)到TDC國際開發公司擔任總經理,同時聘請知名的Margulies Hoelzli Architecture建築事務所,替富頓把脈建築構圖。 景氣差,富頓採取守勢,謹慎或緩步處理FlushingCommons等開發案,但李信億也有進攻之道。他說,攻守之間步伐要穩、要拿捏清楚。面對這波號稱1930年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富頓集團除了組織架構進行必要調整外,更在危機中尋求商機。 推e888計畫...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林幸隆

1980年代,那時台灣獨立民主改革運動風起雲湧,搬到加州住在聖地牙哥後,林幸隆就積極參加同鄉會,反正有台灣名稱的社團統統去都參加,舉凡台獨聯盟、FAPA、同鄉會、網球協會、台美商會等,聖地牙哥社團處處可見其活躍的身影。 當時為了要讓沉重的政治議題,以簡明扼要的訴求,打動人心;林幸隆決定不斷自我挑戰,編劇自導自演,還學口技、答嘴鼓、脫口秀,全是無師自通,說學逗唱樣樣精,沒想到大受歡迎,受邀到全美同鄉會表演,"田土伯" 獨樹一格,自此在台藉社團名聲透透。 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 田土伯,林幸隆,生於1943年的雲林縣土庫鎮,父母皆務農,家中有8兄弟,排行老六,媽媽一直想生個女兒,但生了8個兒子還沒生出來才放棄。從小種田、種水果、種蕃薯,任何農作物都難不倒他,直到唸大學時,寒暑假都還得下田,使得他人到中年取了個藝名叫「田土伯」以示他對土地那份深厚的感情。 父親為了養8個孩子, 生活相當辛苦, 49歲就撒手西歸,父親走時,田土伯才是小學生,母親為了8個壯丁,天一亮就要下田工作,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小小年紀他謹記在心,母親教誨要認真讀書才能出人頭地,才不用下田作牛作馬,所以功課一直名列前矛。 親戚為了惜才,就把他送到長榮中學讀初中,該校是教會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林幸隆當時很喜歡音樂唱聖詩,還得到歌唱比賽冠軍。因為有美國傳教士擔任老師,所以初中時不但廣泛涉獵藝術,英文水準也打下好基礎。 回到故鄉讀虎尾高中順利考上淡江大學讀航空測量,那時大學生最想出國留學,他也不能免俗,紛紛報考,結果不但高考特考通過,公費留學及自費留學也通通考過關。「當時若是自費留學,就要賣田地,借錢買機票,還得繳交5千元保証金。台灣囝仔卡無這款經濟能力,所以大家拚命考公費,1970年,我申請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身上連百元都湊不齊,就勇闖美國。現代囝仔可能無法想像卡早咱的艱苦!」想起那段苦日子,他有感而發的說著。 在美國專攻土地測量畢業後就去考執照,結果一連考上加州、內華達、亞力桑那州,土地測量是一門比土木工程師還要專精的工作,在美國甚受敬重,華盛頓及林肯總統以前也是測量師,為人必需清廉正直誠實精準。 取得土地測量師執照,主要工作是定地界,後來還在美國政府機構工作近30年,負責核發地藉圖及建築執照,直至今年才退休,馬上又被土地開發顧問公司聘請任顧問,飄洋過海來美國,沒想到仍是與土地離不開,"田土伯"名聲,果然是名符其實。 偷柑仔換來一段良緣 林幸隆在讀淡江大學時,因為農村出身,很喜歡訪問農家,台北縣大屯山下是他最受踏青之處,有一天他走著又累又餓,看到農場結實纍纍有夠漂亮的柑仔,忍不住就伸手去偷採柑仔,哪曉得當場就被主人活逮,人贓俱獲。第一次做"賊仔"就被抓,那時讀大三,若是送到警局就會被開除,他只好求這位阿伯網開一面,由於主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要他做工抵償,給點教訓。 林幸隆依約上工,哪曉得一看,發現阿伯的女兒美若天仙,名叫"真美"人如其名,一見鍾情,他立刻自動決定每週都上山來做長工,當時真美才初三;沒錯,她正是東方白長篇小說筆下「真美的百合」的女主角,而她口中的林哥哥,大她7歲的正是男主角林幸隆。 「她實在生得水噹噹又可愛,兩個紅腮像水密桃一樣,個性沒有受到都市污染,就像山中一朵百合花,當時很多淡江老師和學生都在追她,為了等她到高三畢業,怕被別人追走,我整整做了三年長工,每週都去看她,風雨無阻。」因為太多小男生想要追求山中的小百合,而且都買零食去賄賂百合真美最敬重的林哥哥,林幸隆為愛是一邊吃零食,又很緊張地一邊圍堵情敵的熱情攻勢。 看過「真美的百合」的讀者都知道,真美的父親是228政治犯,林幸隆自認為運氣好,因為就算很多人呷意,但膽敢娶政治犯的女兒還是沒幾個,靠著一身出色的農技,為了討好未來的岳父大人,他把南部水果苗拿到北部山上種,結果老丈人農場各式水果都有,他在農場工作能力高,一人做兩人份,晚上又做真美的家教,教英文數學。為了真美,他更是發憤圖強讀書,他所努力做的一切,為的是要讓小百合不再受苦,許她一個幸福的未來。 不過,林幸隆一片痴情,以其出類拔萃的表現,對於親友說媒送上門的議員、銀行家或醫生的千金,或是送上樓房嫁妝的地主女兒,他都一一婉拒,一點也不曾動心,他在初見真美時,就已經決定要娶她為妻,但論及婚嫁時,沒想到家人還是極力反對;最主要是真美家沒有嫁妝外,而且父親是228政治犯,在當時可是個大忌。 當時他最敬愛的阿母擔心斷送兒子的前途,頻頻阻止這門親事,為了不讓他黑白娶甚至以放棄家產相逼,沒想到愛到入骨的林幸隆,說什麼也不肯放,就這樣等到真美長大了,他迫不及待地娶進門。 真美雖然家中不富有,但事母至孝,當時林幸隆的母親因為重病被送入養老院時骨瘦如柴,她執意把婆婆接回美國親手伺奉,228的不幸印記,在真美的善良孝順及時代變遷下,終於消彌於無形。 真美純樸溫婉的個性,生下一兒一女,至始至終陪伴著林哥哥,讓林幸隆自覺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發揚台灣文化為職志   如果去造訪田土伯位於靠近聖地牙哥的家園,會被其1畝地上種滿了綠竹筍,台灣水果,包括荔枝、蓮霧、紅甘蔗、黑玉米、甘藷及各種青菜給嚇一跳,若是再看地上有50幾隻台灣土雞走來走去,恐怕會錯覺置身在台灣農舍裡。沒錯,田土伯就是身體力行,每天下田耕作不忘本,他忙的全是道地的台灣種。當初他買下那塊地,大家都笑他買個破爛房子是憨大呆,如今已增資不少,田土伯說:「一心想用自己的方式愛台灣,沒想到愛台灣還可以賺錢。」 田土伯不只農事厲害,由於小學寒暑假就得跟著總舖師辦桌打工,所以伶俐的他,婚喪喜慶的宴席也都難不倒,來了美國,他就常親自下廚招待鄉親,曾經最高記錄是五台巴士光臨,母親壽宴他也親手料理在菜園辦了10幾桌,讓賓客重溫台灣辦桌文化,也算是一絕。  「我希望有一天帶團回台灣,表演咱傳統優秀文化給下一代人看,只有恢復那樣的文化,才會讓台灣人愛這片土地。」 現在是台語演說家,但田土伯從小其實很木訥,在有耳無嘴的時代,鄉下小孩被教得不敢講話,小學六年級因為功課好被老師派去參加演講比賽,一上台「反共復國」的主題才一開頭,他就緊張的尿褲子成為笑柄,自此他對表演是連想都不敢想。 直到留學時,在美國大學時才了解溝通及表現自己是非常重要,所以特別去拿演講課,老師鼓勵去參加演講比賽,沒想到他以“ 功夫” 為主題,把他在台灣看到的太極拳加上望春風的曲調,耍得虎虎生風,一舉拿下英文演講冠軍的寶座,還登上當地報紙頭條,這份成就也成為他個性的轉捩點,從此建立自信心。 後來學校要他開功夫課,他知道那兩三下子是絕對撐不了場面,速速拒絕,不過,他改口要教他們華人料理,他把台灣總舖師的功夫教美國人是綽綽有餘,果然一樣受到熱烈歡迎。 「現在退休了,我要開始實現我的夢想,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結合第二代台美人菁英來表演舞蹈一齣百老匯秀,表現台灣特色介紹多元文化的珍貴,呵呵!我還想拿東尼獎(百老匯的奧斯卡)噢!」其實他不但自己有這樣夢想,也感染到兒子,田土伯的兒子從小就是天才兒童,本來讀醫學院綽綽有餘,但每次看到爸爸在台上說學逗唱,又愛說笑,他也想走上這一行,老師鼓勵他要發揮才能,當醫生太可惜,結果兒子棄醫從藝,阿媽及家人認為做戲仔有什麼出路,以後找不到太太,會窮一輩子。但是田土伯力排眾議,事實証明,孩子在戲劇天地揮灑自如,如今在紐約百老匯當藝術總監,從事音樂劇寫作。 為了達成夢想,田土伯細細品味生活體驗,平常認真收集台灣俗語,地理文化,他自掏腰包,自編自導,自己製作道具及布景,然後把同鄉好友全拉下水,一起又演又跳,他編導過10多部話劇歌舞劇,從生澀粗糙一磨再磨,戲味越來越精緻,得到很高的評價,劇的特色除了本土化,把台灣人情味表露無遺,看了戲的人都會淚中帶笑,笑中帶淚;其中以"咱攏是出外人、流浪到台北、人力車伕之戀"都曾轟動一時。最近推出"一隻草一點露",也深獲好評。 孩子雖然已經很美國人,但是也有台灣心,身為父親的田土伯有個願望想跟兒子合作,要成為百老匯劇導演,「有一天我要登上百老匯舞台,讓全世界都了解台灣有這麼美的文化,東尼獎是我最大的願夢,致辭時我一定會大聲說我以身為台灣人為榮。哈哈!」田土伯豪氣干雲地說著,人最快樂就是有夢相隨。

吳仲輝

FAPA OC 分會會長吳仲輝(Nick Wu) 吳仲輝(Nick Wu)先生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柑縣分會( FAPA OC)會長,也是FAPA Standing Committee 的委員。 吳仲輝出生於嘉義,大學畢業後才搬到台北市。吳仲輝的父親吳榮坤先生在日治時期赴日本留學,專攻化學。畢業後考得藥劑師執照,也曾在日本的一家肥料株式會社上班,二次大戰之後(1945~1946),因為日本情況很不好,為了不讓吳仲輝的阿公擔心,Nick的父親從日本返回台灣。 吳榮坤先生回到台灣,日語、台語都很輪轉,就是不會講北京話,雖有化學專業和藥劑師執照,但卻難以找工作,後來在嘉義高級工業學校擔任化學老師,一直任教到49歲過世為止。當時吳仲輝才15歲,剛好上高中一年級。 吳仲輝在嘉義中學畢業之後,考進中原理工學院(現在的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後1978年服完兵役,退伍不到一個月,吳仲輝就來到美國留學。吳仲輝說,他當時有幾個選擇,一個是Ohio,一個是North Carolina,另一個則是New Jersey,他一時也不知選擇哪一個地方,幸好他的一位化學老師畢業自NYU,他建議吳仲輝儘量選擇大都會地區的學校,所以他決定到New Jersey (Hoboken)的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念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1980)之後,加州San Jose和Irvine都有工作機會,當他到了Irvine,發覺Irvine環境真的很好,就在Irvine一家製造人工心臟瓣膜和心臟導管的公司任職。 1984年底,吳仲輝成家了。吳夫人宋素心是當年吳仲輝在中原理工學院系上唯一的女生。大學時期並未發展為情侶的感情,後來吳仲輝剛好回台灣,宋素心當時則在工業研究院任職,因為吳仲輝的工作和工研院有關係,與宋素心有了聯繫,最後締結良緣,結為連理。 雖然吳仲輝參與FAPA已經七、八年,但先前因為工作上有許多出差的任務,必須出國到歐洲、巴西或日本等地洽公,尤其在退休前兩三年,幾乎每個月都有海外的business trip,所以當時他只擔任FAPA-OC的副會長,因為怕影響了會務的推展。兩年前(2013)吳仲輝退休之後,才正式擔任會長的職務。吳仲輝說,他退休時59歲,正好還很有餘力替台灣人多做一點事。 吳仲輝說,FAPA已有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幾年Nick 擔任 board member,深深覺得,FAPA能夠持續運轉三十幾年,是因為會員、board members以及DC 辦公室裡的所有工作同仁,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台灣有熱情(passion)! FAPA 目前美、加有兩、三千位會員,全體上下,都自願為台灣推動草根外交而努力。Nick說︰我們看台灣的政論節目常常覺得生氣,但光生氣沒有用,我們要採取行動,合作、團結,形成一個集體的力量來發聲,這樣才會產生效果。 吳仲輝說,不管民進黨是否執政,FAPA在華府的工作都照樣推動。然而,在國民黨馬政府執政下,FAPA和台灣政府並無合作的可能;他希望小英若當選,FAPA未來能和蔡英文政府攜手合作,繼續為台灣的對美外交而努力,相信以後成果會更豐碩。 FAPA 最具成果的工作就是對美國國會的遊說,與美國行政部門的聯繫與溝通如何呢?針對這一點,吳仲輝說,其實這兩年來,FAPA總會長高龍榮就把這一項列為優先工作,而且已經打進美國國務院,與國務院的官員多所溝通,近兩年來至少已有五次。吳仲輝舉例說,2015年十二月上旬,高龍榮總會長和新選出的總會長Peter Chen (陳正義)以及DC 辦公室的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博士聯袂訪問國務院。 台灣人擔心2016年的台灣大選會不會出現2012年包道格那樣的站邊放炮影響選情,吳仲輝說,經過和國務院多次會談溝通,FAPA感受到美國政府在這一次台灣大選將謹守中立的立場。 談到台灣的選舉,吳仲輝說,兩週前他才剛從台灣回來(註︰Nick 接受本報訪問日期為2015年12月14日),他說2016年的台灣大選,看來泛綠陣營整體氣勢很好,不管是民進黨或是時代力量,都將大有斬獲。他認為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的機率應該在九成五以上,但他更希望泛綠陣營在立法院也能贏得過半席次,因為立法院過半,蔡英文執政才能順利進行改革。 吳仲輝也是台北市民,他說他會回台投票。 至於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否正在轉變?吳仲輝說,情況看起來也許不是很明顯,但美國和台灣的軍事交流增加,尤其蔡英文訪問美國華府受到的高規格接待,一方面當然是民進黨的努力,但也看得出來美國的政策正在轉變,美國十二月宣佈對台軍售就是很好的證明。尤其中國在南海爭端海域的行徑也讓美國很不爽快,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轉變縱然不是很明顯,但肯定是已經在進行修正。 吳仲輝說,FAPA一直都在推動美台高層官員的交流,他也認為將會有所突破,但是仍需要時間。 吳仲輝回憶,他和太太宋素心1984年結婚,夫妻相隨已經三十一年,有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就業,一個還在念研究所,都極出色。 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先生是早期國民黨內極為核心的人物,他服務於國防部,與郝柏村隔鄰而坐。周至柔擔任省府主席時,宋承緖出任周的主任秘書。岳丈姓宋,與宋楚瑜雖無親戚關係,但宋承緖先生與宋楚瑜的父親宋達將軍是很好的朋友,當年宋楚瑜家人從中國來台灣時,宋承緖先生曾予協助。所以吳仲輝結婚時,宋楚瑜也來參加婚禮,當時宋楚瑜是國民黨秘書長。 吳太太宋素心女士來自深藍的家庭,吳仲輝則是台灣意識極強的人,兩人當然經過長期的磨合。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算是比較自由派(liberal)的國民黨員。Nick...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孫偉志 音樂教師的故事

「其實,我大學主修的是鋼琴,副修大提琴與聲樂,但是指揮一向是我的興趣。」在2005年,台美音樂家孫偉志(Sam Sun)獲得阿蘇薩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合唱指揮」碩士學位後,不僅在該大學兼任鋼琴教授,並擔任該校專業伴奏教師,負責歌劇課、碩士指揮課,以及碩士班伴奏,音樂生涯進入另個高峰。 「因為家裡的關係,我的客家話、台語都還不錯。」精通華語、客語,以及台語的孫偉志,於2004年開始擔任美國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指揮,並於2006年擔任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合唱團,以及 EFC Master Chorale 台福聖樂團等合唱團指揮。 獲洛杉磯傑出華人青年獎 同時,孫偉志以其「指揮、鋼琴」等音樂專長活躍於洛杉磯僑界,成為僑界合唱團寵兒,也因為在社區致力貢獻音樂、成果卓越,在去年(2006年)獲頒「2006年洛杉磯傑出華人青年獎」,受到肯定。 「我常常忙到9點、10點,才結束一天的工作。」平時除從事鋼琴與大提琴的個人教學外,孫偉志也是柑橘城學院(Citrus City College)的鋼琴伴奏教師、加州音樂教師協會會員,音樂教學、事業並重。 孫偉志也曾經擔任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戲劇部百老匯歌劇「In to The Woods」的鋼琴伴奏,並曾帶領台福聖樂團等僑界合唱團舉辦多場音樂會,頗受好評。 外省人 愛台灣改籍貫 「其實,父親家族的祖籍是江西,我們應該算『外省人』;但是,因為我爸爸深愛台灣、認同台灣,就把籍貫改成出生地『苗栗縣銅鑼鄉』。」因此,孫偉志父親的家族親戚,只有他們一家人的身份證籍貫是「苗栗縣」,相當顯目。 「我爸爸小時候住在基隆的客家庄,從小就習慣聽、講客家話。」父親孫武夫對台灣認同極高,且台灣意識、客家人意識都很強烈,日後也影響孫家3兄妹,甚至其後收養的2子1女。 孫偉志的父親孫武夫不僅以「台灣人」自居,並選擇擔任教會牧師,而第一個服務的教會就在頭份,一個說客家話的教會。當時,孫武夫也結識了同樣出生在苗栗縣的頭份客家美女陳紫雲,婚後育有2子、1女,孫偉志排行老二。 之後,孫武夫因工作關係轉至各個台語教會服務,全家大小也跟著搬家,足跡包括桃園縣新屋鄉、楊梅鎮、新竹縣、彰化縣西湖鎮,以及台中市等多個教會,幾乎遍及中台灣、北台灣。 「我們在家裡說客家話,在教會說台語,在學校說政府規定的華語。」在此機緣下,孫家3兄妹不僅台灣人、客家人意識強烈,也很習慣同時說3種語言,奠定孫偉志日後得以用「客語」、「台語」從事音樂教學的基礎。 伴父走過血癌危機 1993年,孫偉志父親孫武夫接受洛杉磯某教會的聘請,全家移民美國,而正就讀台北市立師範大學四年級的孫偉志與哥哥Paul則因學業留在台灣,只有妹妹Mandy跟隨父母至洛杉磯求學。 2003年7月,孫偉志在大學畢業,教了幾年書後,便飛到洛杉磯和父母團聚,同時準備申請研究所就讀。 「當時本來想申請更好的學校,但這是上帝奇妙的作為,阿蘇薩大學很快就接受我的申請。」後來,孫偉志亦慶幸申請到住家附近的學校就讀。「因為爸爸在同年9月,被醫師診斷為罹患血癌。」 往後將近2年,孫偉志往返於學校、家裡與醫院,並長期輪值「大夜班」,以看護生病的父親。「我真的很慶幸沒有到外地唸書,不然,便無法兼顧學校課業、家裡與父親了。」 在家人細心照料下,父親幸運地康復,而孫偉志學校也將畢業。「我覺得很幸運,才剛畢業,學校便聘任我為兼課老師。」 其後,孫偉志不僅獲聘為阿蘇薩大學兼任鋼琴教授,並擔任該校專業伴奏教師。 6歲學鋼琴 國中任教會司琴 「我6歲時開始學鋼琴,國中時便開始在爸爸的教會裡當司琴了。」 從小開始習琴,自幼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的孫偉志,高中時突然「開竅」,立志於「音樂」一途;其後,孫偉志畢業於台灣台北市立師範大學音樂教育系,主修鋼琴、副修大提琴與聲樂,在學校時便受邀參加多場音樂會,擔任鋼琴獨奏、伴奏,為活躍的校園音樂家。 大學畢業後,孫偉志曾任台北市立農國小、台北市天母三玉國小的音樂教師、班級導師、一般學科教師,以及行政教師,教學時間長達11年,亦獲選為「台北市優良教師」,致力於兒童音樂發展;同時,孫偉志也活躍於各教會,先後在台中民族路教會、台北松安教會、台北雙連教會擔任詩班指揮與鋼琴伴奏。 「到美國後,我一直跟爸爸媽媽同住,彼此照應。」與父母同住在哈仙達崗的孫偉志,正計劃將來繼續深造,攻讀鋼琴或指揮博士學位;而仍未婚的孫偉志,對於將來另一半的要求,只有「基督徒」一項。「像父母一樣,共組基督愛的家庭,是我的理想。」孫偉志如是說。 文/ 記者陳美伶

陳孜怡 鋼琴演奏家的故事

楊遠薰  「孜怡豐富的琴聲,細膩的觸鍵,對於作品深厚的理解,都使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令人回味。」(德國Barden-Barden Daily News) 1 感動 陳孜怡彈琴彈到瑰麗處,琴聲澎湃,氣勢磅礡,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那情景頗令人動容。 曾獲德國最高演奏文憑的她說,十餘歲時,她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音樂路。因為她喜歡那種靈魂完全融入樂曲的感動。那種感動會讓音樂帶著她的雙手在琴鍵上自然滑動,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說,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動,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那是一個颱風天,因為停電,室內沒有冷氣,十分悶熱,她只好打開窗子練琴。 她那天彈一首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彈著彈著,忽然有股莫名的悸動,手指不由自己地隨著樂曲的起伏快速流轉,直到整曲結束,方才大夢初醒地發覺:「為什麼我的人在這裡?」 她當時有些害怕,畢竟那時她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人的意識會和肉體分離?然而第二天,好幾位鄰居對她的媽媽說:「昨天聽到孜怡彈琴,聽得好感動!」 她第二次有這種感受,是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台灣省鋼琴比賽時。她說,省賽分複賽與決賽,兩者分數平分,決定名次。她複賽時得了第五名,決賽時彈一首孟德爾頌d小調莊嚴變奏曲。 「那首曲子一開始,非常寧靜、莊嚴,像在祈禱。」她說:「我彈下第一音節,心裡就十分肅穆平靜。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我的雙手溫婉地在琴鍵上滑移,漸行漸激進,乃至濤浪澎湃。曲終時,我起身鞠躬,看到所有的裁判都投予讚賞驚喜的眼神。結果,他們全給我最高分。因為決賽的成績與複賽平均,我那次得了第三名。」 此後,陳孜怡明白她將以音樂為依歸,因為音樂已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近照 2 出發 「孜怡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音樂的喜愛。」陳孜怡的父親陳志仁說:「她三歲時,媽媽帶著她送五歲的哥哥去學琴,結果她賴在哥哥的身邊不走。老師見她不吵不鬧,就讓她靜坐一旁。沒想到如此一坐,竟坐了半年。老師見她真的在聽,就收她為學生,開始教她彈琴。」 孜怡起步早,天生有音感,記憶力佳,樂譜背得快,六歲時毫無困難地考進私立光仁國小音樂班。小學三年級時,她轉進古亭國小音樂班。初、高中時,她就讀師大附中音樂班,同時拜鋼琴名家陳郁秀為師,一步步地朝向要當音樂家的夢想前進。 有志學音樂的孩子從小南征北伐、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與公演,每每需要父母的陪同與各方面的支援。 「事實確是如此。」陳爸說:「每次比賽,孩子有壓力,父母也跟著緊張。長期以來,父母與孩子都形成一個團隊。雖然明知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但看到孜怡這麼堅持,又想起我母親的心願,就覺得再辛苦,也得陪她走下去。」 陳志仁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女醫師,不幸於五十九歲那年去世。母親病重時常對他們講,她很遺憾這輩子沒選擇音樂當生涯,因為彈琴、唱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當醫生則每天得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日日得處理生老病死的嚴肅事。 「孜怡可能遺傳了阿嬤的基因。」陳爸說:「她自小就有音樂的稟賦,又有毅力,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幫她圓夢。」 2016年八月,鋼琴演奏家陳孜怡(左)與美國芭蕾舞星Ivy Chow  合影於華府   3 精彩 如果說人生是一闕壯麗的樂章,八十年代出生的陳孜怡則已走過好幾個不同的曲境。 1997年,十三歲的她即展露才華,享有「音樂少女」的美譽。 那年,就讀國二的她在媽媽的陪同下,飛到俄國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結果捧了個「最佳詮釋獎」回台灣,成為受人矚目的未來之星。 「比賽得獎,固然興奮。」陳孜怡說:「其實參賽前的準備與學習的過程同樣令人難忘。」 賽前她聽人家說,俄國的要求非常嚴格,和台灣的不一樣。但怎樣不同?沒人能說個準。由於比賽在八月中旬舉行,她因此報名暑假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營,藉此觀摩、學習。然後在七月初,與媽媽一起飛抵莫斯科。 「那時,俄國才改革開放沒幾年,物質十分缺乏。」她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看來都年久失修,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們卻都是大師級的。他們一彈起琴,立刻把聽眾炙熱的情感都點燃。」 音樂營裡,老師一再叮嚀學生要完全瞭解樂曲,才能彈出應有的曲境。孜怡說,她要參賽的曲子之一是貝多芬的《告別》,音樂營的老師即認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該彈這首曲子,因為那曲子的意境太深沉。 《告別》是貝多芬描述他與忘年之交魯道夫大公生死離別的一首奏鳴曲。魯道夫大公是奧匈帝國皇帝的弟弟,年紀比貝多芬小,原是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貝多芬的知音、好友暨主要的贊助人之一。1809年,法國大軍攻入維也納,魯道夫大公倉皇逃難,兩人不得不分別。整闕樂曲分為〈告別〉、〈分離〉與〈重聚〉三個樂章。 孜怡說,她把樂譜背得很熟,把每個音都彈得很正確,每天反覆地練習。但畢竟不曾有過戰爭、逃亡與生離死別的經歷,她只好很努力地去揣摩那情境。 「結果出賽時,」她說:「我彈下第一個音符,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面,我的手便像脫韁似地,一路隨著畫面飛奔,感情也跟著激動,直到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大家都給我熱烈的掌聲,我因此得到『最佳詮釋獎』。」 陳孜怡的青少年過得充實、精彩。她不僅在俄國參賽獲獎,亦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Gina Bachauer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獲獎,更在義大利Monopoli的國際鋼琴大賽贏得冠軍。 此外,她也在台灣大小鋼琴比賽中獲獎,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同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亦在台灣總統府第20屆介壽館音樂會演出,儼然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樂壇新秀。 2002年,陳孜怡自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不負重望地考上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ce de Paris in France ,簡稱CNSM),啟程赴巴黎留學。 2016年一月,陳孜怡(左二)等音樂家在台中中興堂演出盛況 4 挑戰 「初到巴黎的頭兩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時期。」陳孜怡坦誠地說。 挫折的原因很多,包括初次離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等,但更主要的是光環褪去、信心動搖。 「法國人有文化的優越感。」孜怡道:「老師在和我們面試時,都講英語,但一開始正式上課,全改口說法語。我因為在台灣上音樂班長大,自小學英語,完全沒法語的基礎,到了巴黎,只好猛啃法文。」 她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師事鋼琴名家Jacques Rouvier。老師要學生無論指頭觸琴的方式、手臂的用力或對樂曲的詮釋…,皆拋棄過去,一切從頭開始。這對已經參加過許多大小比賽的學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NSM),照片取自該校網站 孜怡改變自己,順應老師的要求。老師要她以不同的觸鍵,彈不同名家的作品。因為每個名家如蕭邦、李斯特、莫札特…,都有其個人的風格,必須有不同的彈法,才能彈出他們每個人不同的風韻。 孜怡就這般用心地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學習四年,奠下紮實的古典音樂基礎,最後以第一獎的優異成績畢業。 2006年,她轉赴德國國立卡厄斯魯爾(Karlsruhe)音樂大學深造。在德國,她學習德文,對貝多芬的作品尤其下功夫。她前後在卡大研習五年,前兩年攻讀音樂碩士,後三年攻讀最高演奏文憑,共獲兩個學位。 何以她選擇到歐洲求學,既要學法文,又得習德文,畢業後卻轉到美國求發展? 「因為彈琴不僅要精湛的技巧,正確地彈出每個音,還要詮釋樂曲。詮釋樂曲就涉及文化的層次。」孜怡說:「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產物,要學古典音樂,最好到歐洲,比較能體會當地文化的精隨。學德文固然費時間,但許多不朽的名曲或歌劇都是德、奧的音樂大師們用德文寫的,若懂點德文,更能暸解其涵意。所以我當初沒有猶豫地就到德國留學。」 此外,學費亦是一大因素。她又說:「無論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或德國卡厄斯魯爾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學費十分合理。相較之下,美國著名的音樂學院往往是私立學校,學費貴得驚人。」 「但歐洲國家歡迎外國學生前往學習,」她繼續說:「卻不歡迎他們留下。我在德國求學的最後兩年,眼見一些優秀的學長雖有演奏的機會,卻苦為無居留權,所以我們都得為未來著想。」 其時,一位俄裔美籍的鋼琴名家亞歷山大‧寇柏林(Alexander Kobrin) 邀請她到美國,為其助手,陳孜怡欣然接受。 2016年二月,陳孜怡與美國"The Space"交響樂團在Melbourne, Florida演出的盛況 亞歷山大‧寇柏林是2005年范‧克萊本(Van Cliburn )國際鋼琴大賽的冠軍得主,其時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哥倫布(Columbus) 州立大學的Schwob音樂學院擔任系主任,願意提供全額獎學。於是在2011年夏天,陳孜怡自歐洲飛往美國。 5 行經低谷、再創亮點 初抵美國的頭兩年,陳孜怡的收穫頗豐。她師事寇柏林,專研俄國音樂大師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在Schwob音樂學院修習鋼琴演奏學位,並且指導音樂預科的學生,同時活躍於喬治亞州的樂壇。 但到了第三年,獲得哥倫布大學表演藝術學位的陳孜怡極欲發展個人生涯時,卻遇到了瓶頸。 她說,因為學校沒有正式的職位出缺,Columbus又是一個介在喬治亞州與阿拉巴馬州之間的小城,沒什麼音樂專職或兼差的機會。自小期許自己要成為音樂家的她面對「三十而立」之齡即將到來,不禁有沉重的壓力。 幾經思量,她覺得必須離開哥城,到外面謀發展。但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又沒有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分,她能到哪裡去? 「那一年,我十分徬徨、無助,時常暗中禱告,求神開路。」孜怡說。 後來在朋友與專家的指引下,她蒐集過去所有比賽的得獎成績、公開演奏的記錄與樂評家的評論…等等,一一列舉並附佐證,然後以「傑出藝術人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居留權。結果出乎意外地,她竟在很短的時間拿到綠卡! 「這在歐洲簡直不可能,」陳孜怡說:「除非與當地人結婚。然而美國竟賜給我機會,想來真是神為我開啟的一扇門。」 隨後,她到紐約、波士頓和華府等大城走一圈,最後選擇以華府為據點。2014年,孜怡把所有的家當都裝入車內,隻身自喬治亞州開750英里的車,北上華府。 她暫歇在媽媽的一位老同學處。其時,聽說華府北郊的一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需要音樂服事的專才,她毛遂自薦,很快獲得任用。不久,教會裡的一位長老願意提供住宿,她總算有了落腳處。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於2016年八月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接著,感謝神的帶領,她在華府的列文(Levine)音樂學校獲得教職。同(2014)年十月,她在期待已久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舉行公演,深獲好評。此後,各地的演奏邀約不斷。 今(2016)年,陳孜怡像個國際旅人,風塵僕僕地飛赴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與莫斯科等世界各地演奏,下半年的演奏行程亦大致排定。 「我熱愛音樂、喜愛演奏。」孜怡說:「那是一種情感的融入、技巧的發揮、樂曲的詮釋與訊息的傳遞的大融合。我也喜愛教學,樂與學生分享我對樂曲的領悟與摸索的經驗。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認到服事與奉獻社區的重要。我願將我的所學所長奉獻給我的社區與社會,讓更多人聽到優美的音樂而有平和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陳孜怡在youtube上有好幾首精湛的演奏作品,下列的連結是其作品之一: Tzu-yi Chen: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3 in d-minor 3rd movement 望著孜怡的雙手時而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奏出氣勢磅礡的琴聲,時而溫柔優美地碰觸琴鍵,彈出動人心弦的樂章,就不禁讓人聯想起一個自小日夜坐在鋼琴前苦練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靈魂時常跋涉千里,飛躍在千變萬化的音符中。她的成長過程總是在迎接一個接一個高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的比賽。她萬里追隨名師,接受多位大師長的期調教與琢磨,練出一身爐火純青的功夫。然後,她在人海茫茫中追尋機會,等待被看到。 逐漸地,她悟出圓融才是音樂的至臻境界。她願將她的演奏與詮釋讓更多人受益,從而擁有平和喜樂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音樂家陳孜怡的心願。 陳孜怡即將舉行的演奏會陳孜怡最近的一場演奏將於九月六日假華府市中心的Church...

黃文谷 牙醫師的故事

祖父當立委 外祖父國大代表 黃文谷的祖父黃綿綿為高雄人,早年喪父,全靠自己的雙手白手起家。黃綿綿長年經商,從事紡織業與進出口貿易,事業有成;後來,「商而優則仕」,當選為台灣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其後連任12年。 在2007年2月時,祖父黃綿綿在台灣高壽辭世,享壽百歲。 而黃文谷的外祖父林瓊瑤則出身於高雄望族,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於三信合作社理事主席、高雄三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創辦人兼首任校長,並且擔任過國大代表,66歲的時候逝世。 受到祖父,以及外祖父的影響,黃文谷相當關心台灣政治。雖定居美國,黃文谷仍每日研讀華文報紙,關切著故鄉台灣民主政治與選舉情勢的發展。 從小補習 父親黃及時重視教育 黃文谷表示,經商的父親黃及時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小時候如果不唸到第1名,爸爸會不高興」,所以,黃文谷的小學時代幾乎過著「一三五到老師家補習、二四六老師到家裡補習」的充實生活。 1980年,黃文谷和母親林孟淑首度來美國遊玩,便喜歡上這兒綠樹如茵的自然環境;父母親在孩子教育的考量之下,選擇移民美國。當時,黃文谷12歲,小學剛剛畢業。 其實,黃文谷表示,祖父黃綿綿原不贊同父親黃及時「全家移民美國」的計畫,但因當時台灣動盪、政局不穩,鮮少違背祖父意思的父親為了孩子的教育著想,毅然決然選擇「移民」這條未知的道路。 黃文谷記得當時原本要念高市鹽埕國中,在新學期開始前就讀暑期學校,有一天母親說道「不用去學校了,我們要去美國」,沒多久,姊弟3人就跟著母親遠征美國這片陌生的土地,而父親在當了2年的「空中飛人」後,也結束台灣的事業,定居美國。 當年來美國時,黃文谷就讀聖瑪利諾學區的白人學校,為班上第2位從台灣的學生;黃文谷認為,美國教育環境雖好,但仍有語言、種族歧視、文化的問題有待克服,小留學生都曾碰過相類似的問題。 父母好客 惠及同儕 黃文谷表示,父親黃及時不僅工作認真,員工都稱他「風雨無阻」,也相當好客,對於同樣從高雄來的朋友與其下一代更是照顧有加;同時,父親黃及時認為「獨身在外的小留學生很可憐」,父親因而常在假日時招待他們到家裡吃飯,讓他們嚐嚐母親做的家鄉菜,重溫家庭的溫暖。 黃文谷表示,父親是個疼愛小孩的好爸爸。在父親那個年代,「爸爸是一家之主,權威的代表」,但是,他是個會跪在地上「當馬」給兒女騎的爸爸,顯示家庭對他來說真的很重要。 然而,父親雖然疼愛小孩,卻不是個只會溺愛孩子的爸爸。因為重視教育,父親對他們姊弟3人在學業上的表現要求其高。「他只要求我們要認真把書念好」,黃文谷強調。 現在,黃文谷的兒子Austin 8歲,就讀小學3年級,最喜歡跟爺爺一起上班。雖然父親黃及時仍很關心孫子的教育,Austin現在也是「從星期一補習到星期六」,但父親會教Austin算數、做早餐、接送他上下學,非常疼愛孫子。 阿公、孫仔 作伙講台語 也正因為喜歡和爺爺、奶奶膩在一起,Austin的華語很好,台語的聽說也還不錯。 Austin出生時,黃文谷仍在紐約研習牙醫學位。分娩前,太太林宛青選擇回洛杉磯待產,與父母親互有照應;滿月後,體貼的父母親堅持陪太太飛到紐約,兩老再自己轉飛回洛杉磯。 當年,為解父母親思念孫子之苦,黃文谷與太太將兒子Austin的日常生活拍攝成錄影帶,一卷卷寄回洛杉磯的家中,讓剛升格當「爺爺、奶奶」的父母每晚得以觀看長孫的錄影帶。黃文谷笑說,那時他們每天吃過晚飯後,便重複觀看Austin的錄影帶,直到新的一卷寄到為止。 現在,2歲的女兒Ashley長得像混血兒,五官深邃、漂亮,不僅成為家中的寵兒,也深獲爺爺奶奶的疼愛。 原本,父母親希望黃文谷學醫、弟弟學商,而父母根本不擔心一向對唸書自動自發,不是得第一名就是拿第二名的姊姊,只希望要求甚高的姊姊要顧及身體健康,不要因為唸書弄壞身體。 從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私立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畢業後,黃文谷選擇到紐約大學牙醫學院唸了4年牙科、2年人工植牙的專業課程,並得到學位。此專業人工植牙課程,也是台灣總統千金陳幸妤去年來美進修的項目。 黃文谷表示,人生發展很難預料,因為在姊弟中他最愛、最想念台灣,以前暑假一來臨,他就吵著要回台灣渡假,連遇上同樣為小留學生、15歲來美的太太林宛青也是因為暑假回台灣「相親」,在台北認識的。 但是現在,姊姊回台灣發展,任職安泰人壽稽查副總;而弟弟在唸完柏克萊、USC 的企管碩士後,也選擇回台灣就業,現獨立經營、買賣股票,只有黃文谷留在美國,甚至從繁華的都會區紐約回到洛杉磯,就近照顧年事漸高的父母親。 黃文谷說明,人工植牙在1965年才通過人體實驗,這項技術至今只有40年;因此,當他於1998年進修這門專業課程時,這還算是相當冷門的治療技術。 從2001年12月畢業,至今5年,黃文谷已成為「華人社區首位只作人工植牙的牙醫師」,並造福數以千計需要人工植牙治療的病患。 黃文谷專攻人工植牙、骨頭移植、人工植牙手術,並依病患所需、量身訂製假牙,同時為全球少數受過正規人工植牙手術與假牙訓練,也是少數親自完成從「手術開始到裝置人工植牙一系列治療過程」的牙醫師。 黃文谷表示,簡單地說,人工植牙是以手術方式,將鈦合金螺旋體植入上下顎骨之中,有如牙根一般的支撐咀嚼的壓力,免除因安裝活動假牙所造成的口腔不適和種種不便,是現代牙科技術所能達到一勞永逸的最佳選擇。 現在,在專業領域衝刺之餘,黃文谷秉持著「回饋」的理念,對洛杉磯僑界、台美人發展亦投注不少關注,並曾任2年「台美公民協會」(TACL)會長;現在,黃文谷則擔任台灣會館董事、南加州華人牙醫協會會長,與台灣鄉親積極互動。 文/ 記者陳美伶

張榮成 收藏家的故事

來自台灣、住在洛杉磯,收藏電影道具長達23年的張榮成,收藏的道具可能不下萬件,有些公司都還來向張榮成商借道具拍戲,也成為另類的投資。 自從知道可以透過拍賣收藏電影服裝與道具後,23年來,張榮成已買下不少電影的道具,從60年代的「賓漢」、「埃及豔后」,8、90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魔鬼大帝:真實謊言」一直到最近的「鋼鐵人」、「蜘蛛人」等超級英雄的電影道具,一應俱全。 張榮成指出,電影道具的價格並不一定,例如瑪麗蓮夢露在「七年之癢」中穿的經典禮服,目前已喊價到500萬美元,而他收藏的一件「星際大戰」道具,原本只花了250美元,但曾有人出價7500美元向他購買。 在張榮成的收藏中,有一套「末代皇帝」的服裝,張榮成說,雖然「末代皇帝」是由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但片中對服裝非常講究,用料與設計都十分精細。 此外,張榮成也收藏了「魔球」主角布萊德彼特在戲中穿過的褲子以及美國女星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曾穿過的熱褲與小可愛。 剛造訪台灣的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在「不可能的任務」第2集中,曾持有一本聖經,也是張榮成的收藏品。張榮成打開這本聖經,聖經中還有湯姆克魯斯在戲中使用的一台小電腦道具。張榮成說,這台小電腦是真的電腦,還可以使用。 在眾多收藏品中,張榮成說,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是他的最愛。不過張榮成也建議對電影道具有興趣的民眾,電影道具分很多種類,例如戲服可能不只一件,會有不同版本,因此可能得先了解相關的內容再出手。

賴弘典 紐約牙醫師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賴弘典醫師是一個基督徒,問他最喜歡的聖經章節是哪一段?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上主已經指示我們什麼是善。他要求我們的是: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數十年來,這段經文像他腳前的一盞燈,照亮了他的人生路。 他自1972年到紐約曼哈坦的中城開業行醫後,將近三十年,幾乎參與了所有紐約大大小小的台灣人活動,他說:「從搬桌椅,貼郵票,到出錢出力,什麼都做,就像是一個憨人。」如果他寫下了「憨人日記」,那麼這本「憨人」記事該是一頁頁的紐約台灣人活動史。 「從以前的對抗國民黨,到現在的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我們總以微薄的力量,挑戰強大的壓制勢力。很多時候,感覺很挫折,有時像走在隧道,看不見盡頭;有時像在敲石壁,怎麼敲都敲不開。」他說:「但也有時,陽光卻從石縫中照射,帶來希望。」 在任何時候,「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這節經文一直是他的信仰,也是他力量的泉源。 躊躇少年行   1965年,他到日本唸書時,政治思想是一片空白。籍貫嘉義大林的賴弘典,生長在一個昔日地主的家庭。父親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回台灣後,先後在糖廠和中學服務,面對的是一個土地被徵收、謀職有侷限的現實環境,看到的是一個貪污腐敗、矮化台灣人的政府,不滿的言論洋溢自然在生活之中,只是當時這些言論似乎對他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他從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畢業後,服完兵役,即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口腔外科。他說:「初抵日本時,看到東京車站旁,矗立著日本共產黨的巨大招牌,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日本正鬧學潮,學生們在校園裡搭帳蓬,公然和學校對抗。自小在戒嚴法控制下長大的他看到這情景,覺得很不可思議,同時也詫異日本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自由,能夠發表不滿政府的言論。 第二年,學潮鬧得更厲害,學生霸佔了東京大學的研究室和實驗室,影響到上課和做研究的進度,他只好申請到美國唸書。在拿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後,他就到美國深造。 初到美國,他先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唸微生物和生化研究所,1969年,拿到碩士學位後,轉往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前往水牛城(Buffalo)的途中,他先到紐約市工作半年,賺取一些學費。這期間,和林吟珍小姐結了婚,兩人結伴到水牛城唸書。 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期間,他們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如林尚武、陳阿火等人在一起,過著熱鬧的留學生活。印象裡,有一年,林尚武在台灣同學會的晚會裡表演節目,挑根扁擔,唱著「燒肉粽」的歌,非常精彩。那段時日,他們經常談論台灣的事情,彼此的台灣意識也在無形中萌芽滋長。 傾聽先知的聲音 1971年,台灣的國際地位顯著改變,先是台灣退出聯合國,繼是尼克森即將與中國「外交正常化」,許多人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那年12月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一次發表震撼島內外的「國是聲明與建議」,聲明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建議政府革新內政,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這項聲明無異對施行高壓統治的國民黨政權提出正面的挑戰。 當賴弘典從「教會公報」裡讀到這項聲明時,內心起了很大的震撼。「這真是先知的聲音,」他說:「在那個被嚴密控制的時代,他們能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現象,說一般人所不敢說的聲音,令人由衷佩服。」同時,他也擔憂著高俊明牧師等人的安危,所以經常閱讀「教會公報」,關心在國民黨監視下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 也在這年,他的事業有順利的進展,先是取得牙醫的博士學位,然後通過牙醫師的資格考試,到紐約開業。他說:「天公疼憨人,當時曼哈坦的房價還沒有那麼貴,我的診所就設在中城三十六街麥狄遜(Madison)大道與公園大道之間的一棟大樓裡,沒想到後來那裡的房價漲得寸土寸金。我因為在日本唸過書,會說一些日本話,所以來找我的病人中有許多日本人,還有一些美國人,倒是沒什麼台灣來的。」 「這樣倒好,上班下班互不相關,」他笑著說,「我的病人都不知道我下班後做些什麼事,而台灣人圈裡也很少人知道我上班時做些什麼。」 當時,紐約人才濟濟,黃武東牧師也在紐約牧會,主持恩惠教會,賴弘典全家都到那裡作禮拜,和同一教會的方菊雄教授志同道合,兩人在七、八十年代一起從事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後來賴太太都稱他們倆人是「一對憨人,家裡的事不做,公家的事忙得團團轉。」 那時在教會裡,經常聽到國民黨壓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事情。1973年,黃武東牧師、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和林宗義博士等人共同發起「台灣人自決會」,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賴弘典和方菊雄都義不容辭地加入。 那年夏天,他們也一起參加「台灣人基督徒退休會」。早在1970年的八月,紐約台灣人基督徒在歐炯雄的召集下,首次在賓州鄉下的Downington野營區舉辦退休會,氣氛非常好。第二年在許希哲的召集下,在紐約上州的Highland Lake營區繼續召開,吸引了一些非基督徒參加。第三年同樣在Highland Lake舉行,賴弘典一家正好搬到紐約,第一次去參加,留下深刻的印象。 隔年,基督徒退休會由方菊雄主辦,方菊雄同時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遂將教會與同鄉會的活動合在一起辦,主辦了1973年「第四屆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及第一藉美東台灣同鄉夏令會」,聲勢大為壯大。兩年後,正式改名為「美東台灣人夏令會(TAC/EC)」,延續迄今,成為一年一度海外台灣人最大的聚會。 隨著紐約台灣人活動的增多,賴弘典的社區生活益加豐富,舉凡「台灣同鄉會」、「民眾大會」、郭雨新競選總統支援會、康寧祥演講會等琳琳總總,他都是基本會員之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75年十一月再度發出勇敢的呼聲:「我們的呼籲」,抗議國民黨政府沒收台語白話文聖經及禁止長老教會參與普世教協的組織,主張教會應以愛心說誠實話,積極關心台灣的政治前途。1977年八月,三度發表宣言:「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些宣言帶給賴弘典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他景仰那些無畏高壓政權,發出正義呼聲的牧長們,也深深認為作為一個基督徒,除了禮讚上帝外,應具有實踐信仰的使命。此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的金句常在他心底迴響,讓他能夠無怨無悔地從事台灣人運動達三十年。 參與台灣人運動 1976年,他在林尚武引介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此後經常下班關了診所大門,就搭地鐵到下城的獨盟「咖啡室」當義工。他說,當時獨盟主要在做思想啟蒙的工作,經常寄宣傳文件給各地同鄉,他幫忙貼郵票、標籤、整理通訊地址等等。在「咖啡室」裡,常遇到洪哲勝、王康陸、陳南天、林振昌、黃再添和張燦鍙等人,有時也看到蔡同榮。後來,他發現這種整理貼印的工作可以帶回家做,就領了工作回家「打工」。 那些年,島內的民主鬥士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海外熱心份子於是組織「台灣人權會」,從事政治犯的救援工作。1978年,賴弘典醫師擔任「台灣人權會」紐約分會的會長,除了關懷島內政治人物外,還嘗試舉辦軟性活動來淡化獨盟的強硬色彩。當時,他委託羅福全的太太毛清芬與許瑞峰的太太戴惠美等多位女士,在恩惠教堂的地下室開花展,為人權會募款,結果約有上百個同鄉前來觀賞,氣氛非常熱烈,整個花展為台灣人權會募到將近三千元的基金,那時算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後來,島內的抗爭形勢益形高漲,終於爆發了1979年底的「高雄事件」,隨後全島展開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海外的人都憂心忡忡地互探島內的事情,紐約的張楊宜宜於是在皇后區成立「台灣之音」,隨時報導最新的台灣消息。 「台灣之音」成立時,賴弘典就幫忙搬運錄音機,裝置電台設備,一有空就到電台當義工。「台灣之音」成立後,歷經施明德的逃亡與被捕,二二八林義雄家的血案,美麗島受難人的軍法審判,高俊明牧師等教會人士的被捕,以至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的遇害,每個事件都扣緊鄉親心絃,以致收聽率非常地高。 隨後,獨盟在皇后區的長島城(Long Island City)發行「台灣公論報」,也很缺乏人手,賴弘典於是常在週末或假日時開車去幫忙。他說,當時大家都沒有報務經驗,只憑著一股欲傳達台灣人心聲的熱血,就摸索著辦報。其時住在新澤西的毛清芬經常單程搭一、兩小時的車到報社上班,老李、小李、廖愛華和王康陸等人也常在那裡工作。時隔多年,他很高興地看到這份報紙不僅迄今仍繼續發行,並且成為海外台灣人主要的喉舌之一。 1979年後期,早先成立的「台灣人自決會」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應該重視外交工作,因此宣佈解散,改與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郭雨新等人密切配合,共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進行國會的遊說。賴弘典也在此時成為FAPA的會員,並且在八十年代初期擔任FAPA紐約分會的會長。1990年後,還兩度擔任FAPA的中央委員。 在推展台灣人運動期間,賴弘典覺得在美國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醫師,經濟能力比較強,但態度卻比較保守,以致未能發揮力量。他於是思考籌組「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藉同業間的聯誼,提升醫師們對台灣的關心。這個構想得到紐約的許登龍、許左龍、陳坤海和楊次雄等醫師的贊同,並且得到新澤西的許盛男、樊豐忠、黃正雄、吳郁彬、楊征東、林嘉男、王清貞和陳文宏等醫師的支持,於是在1984年十月假曼哈坦東四十街的萬壽宮飯店成立「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周烒明醫師與楊次雄醫師籌劃全國性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邀請他們加入。「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於是在李汝城任會長期間,變成「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紐約分會。 也同樣在1984年,紐約的台灣人想要在紐約籌建北美洲第一間台灣會館,在黃再添召集下,各路英雄群集在東園餐廳,商討台灣會館的建館籌備事宜。兩個星期後,第一次的籌備會議就是在賴弘典醫師的診所召開,當時選出陳隆豐為建館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積極進行覓館與募款事宜。整個建館過程中,賴弘典是執委會的委員,也是建館的股東之一。「紐約台灣會館」落成迄今,他長期擔任會館的常務理事,目前則是會館的副理事長。 細數從前,賴醫師說,猶記那些年,下班後常有許多台灣人的會要開,所以兒子對他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開會」。太太當然也有怨言,卻也無可奈何,只好稱他是「憨人」。在`這段埋頭苦幹的歲月裡,看到台灣的時局日益變化,海外的台灣人運動逐漸成長,內心也有無限的欣慰。 化憂悶為歡喜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漧,樹木真青翠的路邊;有時咱遇著大憂悶流眼淚,如經過大風浪的苦海,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這首聖詩是賴醫師喜愛的一首歌,鼓舞他歷經許多挫折時光。 1986年,走過沉悶漫長的奮鬥過程,海外台灣人的運動開始看到希望。那年,由賴弘典醫師擔任總召集人所主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是一個歡喜的聚會。那次的美東夏令會由「紐約台灣同鄉會」、紐約的台語教會以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聯合舉辦,在康乃爾大學進行,一共吸引了兩千六百名同鄉參加,創下了美東夏令會參加人數的最高峰。 據當年在康乃爾大學協助主辦夏令會的高龍榮博士說,綺色佳是一個居民僅一萬人左右的大學城,開夏令會的那三天,小鎮裡突然多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當地都變成新聞,身為地主的「綺色佳台灣同學會」成員們也因此忙得好幾天不分晝夜。 那年,服刑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甫出獄,初次到美東夏令會演講,許多基督徒都慕名前來。高牧師演講的主題:「咱的路-自愛、自律、自救」,即取自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其後兩天,他並以「使憂悶變歡喜」和「一群勇士」為佈道主題,勉勵台灣人基督徒應如初期教會的使徒般,同心合意創造公義與愛心的社會。 美麗島事件的受難人呂秀蓮亦剛出獄,應邀到夏令會演講。她在1974年首次參加美東夏令會時,曾被人質疑為國民黨特務而當場淚灑會場,如今受難歸來,受到英雄般地熱烈歡迎。 當時,海外台灣人社團林立,晚間的政治討論會熱鬧滾滾,討論會主持人徐福棟特別在大會手冊上公布「政治討論會施行細則」,態度之慎重,可見一斑。也在那年,「海外組織」的許信良、謝聰敏與林水泉在夏令會裡信誓旦旦聲明一定要闖關回台,然後像壯士出征般地接受同鄉的歡送。 回憶往事,賴弘典說,在那之前,從事台灣人運動像走在漫長的黑暗隧道中,看不見盡頭,一般人聽到「台灣獨立」四個字,不但避之惟恐不及,就是看到社團上有「台灣」兩個字,也裹足不前。爾後,曙光出現,島內的組黨、解嚴、廢除黑名單,一一達成,令人無限興奮。至於千禧年聽到陳水扁當選總統時的感受,賴弘典醫師笑著說:「一時興奮得心理都調適不過來!只覺得能夠親眼看到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就很高興。同時也慶幸自己在建國的道路上,曾經舖上一、兩粒小石子。」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早在1966年,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呈現危機時,義大利的代表即提出「兩個中國」的方案,然而遭到當時的蔣總統以「漢賊不兩立」的堅硬立場斷然拒絕,導致台灣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隨後喪失一切應有的國際地位。 1991年,為求打破外交困境,民進黨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主張,獲得海內外台灣人的熱烈響應。為了回應島內的主張,「民進黨美東黨部」執行長黃再添在1992年召開「紐約台灣人社團聯合會議」,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CATUN)」,開始展開長期艱難的使命。 CATUN成立迄今已十年,其中賴弘典當了八年的召集人。「面對中國無所不在的壓力,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非常困難,那種感覺像在敲石壁,不但敲不開,而且直接嚐到又硬又冷的閉門羹。」賴醫師說。 但是明知困難重重,該做的還是得做,在黃再添和賴弘典等人策劃下,CATUN每年都舉辦大型的活動,希望提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1993年,舉行「聖火長跑」,在曼哈坦最南端的巴特力公園(Battery Park),面對象徵民主獨立的自由女神,點燃聖火,然後由同鄉傳遞火炬,接力跑到聯合國前。 自1994年起迄今,CATUN幾乎每年都發起大規模的千人大遊行。於是南起華府,北迄波士頓,住在維吉尼亞、馬里蘭州、賓州、紐約、紐澤西、康乃狄克、麻薩諸塞等各州的熱心台灣鄉親,或開車、或搭乘火車、或集體搭乘大巴士,紛紛進入紐約城。大家聚集在聯合國前的哈瑪紹廣場,表明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決心。然後列隊遊行穿越曼哈坦,沿途散發傳單,一直走到哈得遜河旁,在中國領事館前抗議後再解散。 此外,CATUN並在1995年時假紐約林肯中心舉辦「台灣文化之夜-二十世紀台灣交 響樂展」,邀請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與台灣同鄉們共同欣賞台灣樂曲。當晚,由小提琴家胡乃元、梆笛演奏家陳中申、及布魯克林愛樂交響樂團精彩演出了江文也、郭芝苑、馬水龍、賴德和和許常惠等台灣作曲家的作品,吸引了兩千五百名聽眾如癡如醉的聆賞。 1996年,基於「紐約時報」登出一則美國欠繳聯合國一億六千萬會費的新聞,並謂每個美國公民需付四點四美元,方能抹消赤字,於是CATUN發起「UN欠東風,小錢立大功」的活動,蒐集眾多同鄉捐贈的四點四元支票,隨同大家的簽名函,寄給聯合國的秘書處,結果該處因為中國代表權的關係,將所有的支票及簽名信退回,讓CATUN直接嚐到閉門羹。 1997年,CATUN舉辦「台灣安全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的戰略專家及學者假紐約台灣會館商討「台海的安全與戰略」等問題。 「做了近三十年的台灣人運動,最高興的莫過於看到有更多的後起之秀出來接棒。」賴醫師說:「現在年輕的一代如許伯丞、蘇宏志、蔡岳廷、陳惠華等,都很優秀。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熱情與希望,也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猶記當年初抵美國時,口袋裡僅有一百二十五塊美金,而今經濟無憂,家庭與事業都很美滿,實在很滿足。如果說,年輕時憑著一股愛鄉愛土的熱情,投入台灣人的運動,是一種『憨人』行為的話,那麼天公是疼『憨人』的。」賴弘典醫師如此說。 註1:「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簡稱TAC/EC。 註2:「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全名Committee for 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CATUN。 楊遠薰 

黃呈嘉 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299&prev=-1&next=295 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在學校很有名氣。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 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執行秘書。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呂阿戀

2015年十月,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皇家科學院發佈諾貝爾獎的得獎人,美國杜克(Duke)大學生物化學系的摩德瑞西教授(Paul Modrich) 和其他兩位科學家因為在遺傳基因 DNA 修補的研究得到今年的諾貝爾化學奬。    Dr.Paul Modrich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諾貝爾獎 摩德瑞西的研究開始於八十年代初期,這項研究工作有一位出身台北社子島的女生物化學家參與並且做出初始的重要貢獻。 社子島位於台北市西北角,淡水河和基隆河在社子島的尖端會合,然後沿著關渡和觀音山下的八里流向淡水鎮,由此注入大海。社子島是台北市最後一塊尚未開發的地區,一直到現在,不但禁建不准加蓋房子,道路也不能拓寛。                  社子島地圖 四十五年前此區被列為洩洪區,每年颱風來時,極易淹水,有時再加上海水倒灌,整個區域都被淹沒了,居民深以為苦。約三十多年前,市政府蓋了六公尺高的堤防,解決了颱風季淹水問題。 這堤防上的道路現在成為腳踏車運動者的樂園,天氣晴朗時,堤防上就有很多人在騎車,騎車運動的人同時也可以欣賞沿途秀麗的風景,正面可看到高聳的觀音山和寛廣的淡水河,另一方向可看到陽明山,大屯山,七星山等台北近郊山嶺。                 社子島風光 以前這地區的居民很多是以農為業,有很多菜園,這些菜收成後供應台北市民的需求。現在種菜的人愈來愈少了,年輕人往外發展。居民都盼望著台北市規劃好的社子島計劃,趕快付之實現。此地離開台北市區只有三十分鐘的車程,發展之後很快就會使這區域繁榮起來。                     社子島的菜園 在六〇年代初期,此地一個呂姓家庭中,有一位小女孩念完小學六年級即將畢業。按照農家的習慣,一位女孩子讀完小學已經不錯了,畢業後可以到田裏幫忙種菜,同時也可以料理家事。這時候這位女生的小學老師做了一件事,這件事改變了這個小女孩的一生。 按照當時台北市的規定:每個小學的畢業生中,成績最好的男生和女生各一名,可以免試而直升初中 (當時還沒有國中)。這位老師拜訪了呂家,對女孩子的父母説:你們的女兒不升學,實在太可惜了,她根本不需要考試,她可以被保送進入當地的初級中學。在這種情況下女孩子的父母答應讓她升學,於是她就進入離家最近的士林初中就讀。 這女孩子有一個很鄉土的名字叫做阿戀。呂阿戀初中畢業後考入全省最好的學校-台北第一女子中學,從此寛廣的前程在她前面展開來。高中畢業她考入台灣大學植物學系,四年後又考上植物研究所生理遺傳組。每年在台大註冊的時候,一位註冊組的女士就會對她説:妳怎麼還在用這個名字?名字可以改啊,難道妳到美國讀了博士學位還要使用這個名字嗎?這一番話令她一度想要改名,不過並没有很積極,後來也就算了。 那時是七十年代初期,正是生物化學面臨革命性的發展的時期,一些剛剛由國外回來的教授,引進最新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當時生物學的發展指向一個全新的領域。在這種氛圍下,呂阿戀完成碩士學位,在系裏當二年助教後準備出國進修。 1976年,呂阿戀申請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生物化學系,那時美國剛結束越戰不久,全國經濟情況並不好,政府資助學術的經費也大為緊縮,呂阿戀到這學校的第一學期,並没有奬學金資助。 那時候,她知道必須在課業上表現突出,才有希望得到獎學金。生物化學系有一個重要的課程,就是每一位研究生輪流到幾個實驗室去做八週的實習,在這期間研究生除了學習實驗技術外,還可以瞭解每個教授的研究內容,可做為選擇指導教授的依據,同時教授也有機會挑選他合意的學生。 在這時,阿戀第二個實習選了史塔福教授 (Darryl Stafford) 的實驗室,實習課結束後,史塔福教授極力爭取呂阿戀正式成為他的研究生。他後來説,看呂阿戀做了二、三星期後,他就決定不計代價一定要把這位學生留下來。 後來,呂阿戀就在史塔福教授指導下四年完成博士學位,這是一段在科學上成果豐碩而且非常愉快的合作經驗。史塔福教授經常對人說:我以前沒有收過台灣來的學生,不過以後我會收很多台灣的學生。呂阿戀畢業之後幾十年來和史塔福繼續保持很好的友誼。 呂阿戀完成博士學位後,史塔福教授推薦她到杜克大學生化系的摩德瑞西教授的實驗室,讓她成為摩德瑞西的博士研究員。史塔福的理由是他認為在北卡羅來納地區,摩德瑞西是最傑出的年輕教授。 呂阿戀與恩師暨2015年諾貝爾生化獎得主Dr.Paul Modrich合影 呂阿戀剛進這實驗室時,摩德瑞西正開始對遺傳基因 DNA 錯誤配對修補功能(mismatch repair) 產生興趣。當細胞分裂時,DNA 要先複製,然後才能把 DNA 平分到兩個新細胞內。可是DNA 在複製時有時會產生錯誤,正常的細胞內存在一種功能可以把不正確的配對修改為正確的配對。這種錯誤的配對如果沒有修正的話,基因的突變率會增加幾千倍。 摩德瑞西的構想是設計一套檢驗的方法,用這方法能夠在試管裏模擬這種修復DNA的功能,然後使用這種方法去研究DNA 修補功能的機制,這是呂阿戀到這實驗室時被交付的首要任務。 要在試管裏模擬DNA錯誤配對的修改功能首先要製造出一個環狀迷你DNA,此DNA含有一個錯誤的配對,而且這個錯誤配對必須位在一個DNA限制酵素能切斷的位置,錯誤配對的位置不能被限制酵素切斷,但是修改為正確的配對就可以被限制酵素切斷,所以DNA的修改能夠用DNA限制酵素來檢驗。 另外一個條件是要讓酵素系統可以分辨DNA雙鏈中那一條是需要修改的,在細菌中DNA的分子是有甲基化,但在合成新DNA時候,新製造出來的那一條尚未甲基化,所以細菌可以分辨那一條是新的那一條是舊的,如果發生錯誤配對時,是新合成那一條需要修改。 但是在人工製造的雙鏈DNA中,如何去做出一條有甲基化而另一條沒有甲基化?他們是利用一種噬菌體(phage),分別生長在能使DNA甲基化的細菌,和不能使DNA甲基化的細菌,然後分別抽出噬菌體的DNA來,再把兩種DNA(甲基化和未甲基化)互相混合(hybrid) 形成雙鏈後,再分離出所需要的DNA,其中一條有甲基化,另外一條沒有甲基化。 再來最重要的步驟是抽取細菌的酵素系統,以便加入試管中,使人工製造的DNA得到修正。問題是細菌細胞抽出的酵素蛋白也含有其他各種物質,包括DNA分解酵素,以及會影響修補功能的物質,所以抽取酵素蛋白的過程的技巧就很重要,必須反復試騐,以求得到最適當的酵素蛋白。 經過一番努力,和不斷地改進反應條件,他們終於能夠在試管內模擬DNA 修補的功能。當這些實驗成功做出來後,尚未在科學期刋發表,可是消息已經傳出。在一九八二年基斯頓生化會議(Keystone meeting) 中,有一個實驗技術研討會( Workshop ),由哈佛大學梅瑟生教授 ( Matthew...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陳文石

◎楊平猷 陳文石畫室裡的見聞 您見過這樣一面勳章嗎?這是我在陳文石工作室裏所看到的< 海華榮譽金質獎章> ,由台灣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表揚海外台僑有特殊貢獻者所頒發的最高金質榮譽。再看一看手上這一本二零零八年,他任職台灣會館董事長及文化節召集人時,所留下的簡潔而清楚的圖文紀錄< 二零零八年,洛杉磯台灣文化節活動紀念册> ,同時憶想當年,我也曾帶領著洋女婿共襄盛舉,所看到的那種令同胞震撼的壯觀場面。依洛杉磯消防局的統計,兩天下來達十萬多人次,可謂盛況空前,是台灣同胞在洛城活動場面最大的一次。也聆聽當時他如何企劃,如何籌募經費,如何聯繫與協調社團與文化團體,如何尋找人潮場地,如何放下藍綠牆內對壘思維;共推台灣主體文化宣揚,如何邀請台灣國內重要技藝組織,如何吸引主流媒體的興趣,如何三更半夜聯結南加州中英文主流媒體洛杉磯時報採訪的文宣工作等林林總總,這也是我過去從大哥處對陳文石先生的生命狀態所能印象的部分。他呼籲好友一齊活躍於台僑社團與國際間,為政治、民權、及文化,出點子、出錢,賣力奔跑為台灣流汗三數十年,這樣的金質殊榮,並不讓我訝異,而他那種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成就現況的生命特質而創造出來的傳奇事蹟,才是讓我讚嘆與興趣要點,很多故事當可另闢多層主題來描述。 而陳兄繪畫生活的部份,在參觀了畫室,見了客廳與廊道所展掛的與諸多畫冊上所留印的畫作 再加上他的故事述說,才免除了對他這方面的一無所知,也是我這次專訪的目的。 畫家陳文石,一九四三年生於宜蘭鄉下。 童幼無知時即好塗鴉,四合院的白灰牆壁與曬榖場,處處都是他的繪畫天地,越畫越有模樣,成為村坊讚譽的小畫家,也得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因此從小就有自信立志當畫家。稍長父親即不在,家境困頓但他傻勁不減,志向不偏,小學時的美術比賽總是第一。 初中畢業,母親賣了首飾完成他的心願,讓他入學高中復興美術工藝學校,他當時感恩得痛哭流涕。讀了一學期就為負擔家計而放棄,投入一家美術工藝社任職,頗得當時先輩的愛護與指導, 學得一手日本膠彩寫生畫法。十六歲那年,一副[含露珠的玫瑰花],畫出陽光照在花上晨露的美感,入選台陽美展,更加足他的信心。此後也陸續參展全省(國) 美展。這段期間拜淡水陳敬輝老師為師,並到李石樵畫室習畫 , 過去省展或台陽展是台灣學子成為主體藝術家成績被肯定的標竿,青少年紀即有這等實力,是我所望塵莫及。 實力有了,然差了個學歷。二十二歲那年,他再入學[復興美術工藝學校]成了高齡學生。為了兼差工讀,非常辛苦,遲到早退曠課之間,學校也給他特別的通融。課餘畫了很多臨摹籣竹梅菊四君子,在衡陽路擺畫攤。四君子筆劃少,他練得一手落筆精準韻味十足的技法, 畫起來又快又有意境,很得日本觀光客的青睞,銷售良好,收入豐厚。 陳文石是個聰慧善巧勇敢,卻也是個生性活躍多變,不能滿足於現況的人。當然我門可以理解這是許多藝術家多彩的特質。有了機緣,改做室內裝潢,他看準了規格化家俱設計,台北許多高級辦公大樓(如華航),都是他的手筆之作。 有了經濟基礎,多了世面人脈,他不能忘懷年幼時期的立志 藝術家,三十歲考入師大藝術系,還是半工半讀,三十五歲任教於文化大學。當時旅日的台僑商人邱永漢[棄獨返台], 邱先生在日本的成就非凡,是陳文石學習的對象,就自薦從邱學習,再經邱先生的指導與提攜合作,事業更加規模。 師大期間,他從李石樵與廖繼春學了不少繪畫本事,打下傳統西畫的基礎與技法。這時台灣的民主意識開始萌芽,他的自由創作意識也淳淳欲動,那種從日本輾轉移植來台的印象派以來的中古巴黎繪畫思想與風潮,對他又成為一種僵硬的現況,不能得到滿足,為了追求更前衛的藝術主流思想,他放棄了一切事業成就,移民來美。 這時段所有移民來美的台灣精英,都得從基層開始,他也從油漆工起家,並入學Pasadena Art Center 開始現代最先進的藝術視窗,與跨入主流藝壇的基礎訓練。之後,又在UCLA, Pomona University與South Pacific university等校學習,而飯食的工作也轉為建築商。 從這段校園浸泡中,他學到了快速發現美感,快速掌握美感的技法。同時體察美國的藝術生態,深覺藝術表現和他的社會動脈相關,並與文化精神相表裡,更體認了民主自由才是培育藝術家精良創作的溫床,只有活潑自由的思考與外緣接觸,才能激勵自己,反觀自己的血液本質,建立自身的文化命脈,創造自己的嶄新藝術。而過去在台灣時期,自己的養成教育,卻在社會政治獨裁,愚民教化中進行,台灣島民藝術家,侷限在既有的限定範圍模式內。時值海外精英呼應故鄉民主聲浪,集成的反對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成為台僑的主流思想,一向熱血奔騰的他,把這看成是改變台灣藝術生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不惜一切的也投入這一行列,花錢出力奔波於政經文化改革的呼喊中,希望故鄉的藝術文化早日轉型,而自己的藝術思想也跟著理想與趨勢轉變。 自由思想開啟之後,台胞對血緣文化根源的思維也在釐清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耳語在親朋間開始流傳。這時的陳文石也體認了台灣藝術的重新開展,要從認識根源開始,建立本土文化,建立本土藝術。他發現先祖唐山公來台,是移植了唐山資源與和文化,而在與先住民的通婚歷史中,及過去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的留滯期間,在血緣及文藝建築上也早有融合,加上日本人的統治方便,台灣本土其實已有相當的島國特殊文化風貌,從廟會、年畫、慶典民俗用品、布花、包裝紙,原來被說成俗裏俗氣的,其實所表現出來的是,豐富、憨厚、多情、明朗綺麗的美感。在過去歐洲大師的畫面上,曾有相似的手法成為風格,因此,他把童年記憶中的故事,重新肯定,成為他此時畫作的滋養,故鄉民俗軌跡,提供他充分的創作源泉。這是他所謂的[根傳統文化期],相信這種血緣文化歸屬感提供的溫馨,帶給他生命相當的滿足,而且都表現在繪畫中。 一九九零年,為了吸取更多故鄉的滋潤,實質沐浴其中,他又毅然結束美國的業務,鮭魚返鄉。回台後,除了繼續對故鄉政治藝術文化提供更多的關懷與貢獻,也投資金融,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公司,想培育人才,為理想盡心力。 未料,此時的故鄉,外匯存底攀高,民權抬頭,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逐步轉型,民主與進步畸形的認知與定義,社會倫理黨政倫理也轉型,人人想做主,人人想出頭,演變成林立的山頭。各級政爭不斷,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亂象叢生,到處叫囂,商場揮霍。一切看似雜亂又像有序,加上新的都市興起建設,氣象萬千,顯現新生的爆發力與堅強,而卻處處不得調和,再也找不到他童年印象中淳樸的風韻。原本濃密溫馨的歸屬感一時落空,這時他以跳動式的手法作畫,畫些風景及事物,或諷刺話題企圖表達內心的感受。但失落與不適應造成的內心爭紮,令他無法作畫,身不得已,又一次提起行囊,雲遊而去。 說是雲遊而去,但是和台灣這樣的母子臍帶關係,割之不斷,愛台之情抹之不去,失望之餘又有一美感的發現。 原來台灣四面環海,先民冒險來台後,不論通商鹽漁,和海構成不解的因緣。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海禁,使人們對四週最親近的海洋非常陌生,直到民主的崛起及科技生活的趨勢,國民對台灣地緣週邊,有了進一步的試探,環境學抬頭,海洋學識才有了深一層了解。 台灣位處亞熱帶,是菲律賓板塊與雲貴板塊擠壓上升,所造成的零碎地形島嶼。高山深海 多變的畸形地貌及生態景觀,加上親潮、黑潮海水冷熱交錯,造成珊瑚環繞,魚群滋生,是世界三大魚種最多地區。這瑰麗美妙神秘的水世界,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是陳文石再度升起憧憬感動,對故鄉引發希望的地方,於是在台美之間遊走的他,畫魚,畫出瑰麗,畫出希望 畫出[美魚系列]。 洛杉磯十號公路往東,入亞歷桑那州第二個城市Quartz[石英市],每年二月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寶石礦展,展出各種原礦寶石及其半加工品。那年陳文石參觀時,發現這些原石深藏於地下,開採後的粗糙頑石,經切割研磨後,變成夢幻瑰麗燦爛的寶石,讓他省悟到一個人必須經過磨練才能成器的自古流傳的人生哲理。這樣的啟示,引導他進入一個不曾體會過的嶄新視野和冥想世界,讓他從中得到平靜,得以深思,並灑脫自在的創作。又由於原石研磨後顯現的炫麗色澤與奇異的圖結構,啟發他進入一層過去未曾開發的心靈層次,無意識的抽象世界,讓他採取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型元素與鮮麗的色彩組合,來表現與轉化純粹的空間意境。這樣的表現方式,表達了生命最初的原始生命型態,更把欣賞者更引入神秘而自由的想像空間,這段二零零零年初期的這類畫作,為陳文石的[太初之探討系列]。 一直以來,國際股市不良炒作,二零零八年金融泡沫爆破,一夕間,全世界財富蒸發資產萎縮,美國為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為了對抗人民幣不良匯率及國家財務赤字,大量印製美鈔與中國的如法泡製抗衡。因果循環,美鈔氾濫,幣值下貶,人民財產稀釋,產業營運失靈,失業率上升,民心浮動,這些成為陳文石內心關注的對象。藝術離不開社會,藝術離不開生活,他的畫作思想與主題,又一次轉向,投注在世界人民腰帶的重心。這時技法一變,改用綜合媒材,變成有如實體浮雕式的立體繪畫,,為此時[金融危機系列]的代表,在台灣人[鄉情畫展]中展出,這樣的世間關懷方式,令人感懷於心。 綜觀陳文石一生,圍繞著稚童時期立下的志願前進,而且以他的聰明善巧一直圍繞著主流社會的板塊挺進,以社會的利益前進。但他常常引以為憾的是,在藝術的創作中,他沒能創造出一種沒有人表現過更特殊的繪畫方式。不是嗎?我們都近七十了,我們都沒有做到,沒在美術史上創造出刮目的看點,因為那只是少數人的運好得到上帝的眷顧。但我們都在藝術的領域做過努力,付出了良心,也在畫面上表達的美感中,令自己及親朋好友得到喜悅的回報。雖然在世間的流程中微不足道,但這就是藝術的價值,藝術的貢獻。 依佛教的觀點,良善的心就是美心,美心不只是能整理出美好的畫面秩序,人們為社會付出不求回報所做出種種的努力,而且在這種努力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起怨言,只是努力設法解決直到完成,是需要智慧,這樣的動作就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藝術品。檢視陳文石的文化活動,除了自己的多次畫展成功之外,比如捐贈油畫給宜蘭文化中心,策劃北美畫家聯展,推動北美文藝協會,推薦李石樵得人文獎,出資成立李石樵美術館,推動全僑和平民主聯盟活動,還有大洛杉磯台灣文化節大型活動。三數十年間忙進忙出,就是服務,服務就是社會的主流板塊,這些結局的完美,就是世間完美的藝術。陳文石雖未蓋棺,而[海華金質獎]就是論定,是台灣人藝術家或社會運動家之中最高的榮耀,卻不是多數藝術家所能做到,我由衷的鼓掌, 他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們祈禱上蒼,再給他十年,他願意繼續為社會,為藝術努力,相信上帝會默准,給他機會,阿們! 0711

李淑櫻 彩繪抽象人生

李淑櫻(Nami Lee) 的歡喜笑容, 是她用彩筆沾著五彩繽紛的顏色一圈一圈,生生不息地圈出生命泉源,也圈到自已的臉上,笑容就掛在她的臉上,再也摘不下來, 即使女人再多愁霾憂鬱,但她仍壓住了心底苦楚,頂直了腰竿,在藝術中瀟灑笑傲江湖。 李淑櫻的畫不難理解,但當您了解這些畫,是來自她面對人生最大困境站起來的最大支柱,你不免多看幾眼,因為在別人看來的苦澀,在她的抽象畫是真的把具像抽了又抽,抽出味道,抽出道理,抽到內在,李淑櫻畫抽象人生,給人生作了一個框, 自己在裡底用五彩來扮戲! 爸爸曾當選二任南投縣長 李淑櫻,1945年生於終戰時代尾聲,7個小孩,排行老五,2男5女,從小就希望她能美如櫻花般的珣爛,從小備受疼愛,阿公李春盛是草屯望族仕紳,還曾經榮登日本人寫台灣誌百大人物時佔有一席之地,外公吳賜斌是清代秀才也是著名的國畫家;日據時代,爸爸李國楨年輕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回來當記者,李淑櫻記得在6歲時,終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爸爸被派任做南投縣長,是少數倍受重用的台藉菁英,第二屆他又以政績卓著高票當選連任;家境富裕的爸爸在任內相當賣力,南投盛產竹子本來只是拿來做雞籠,李國禎就聘藝術家顏水龍教當地手工藝,竹子搖身一變成為工藝品外銷熱門貨,結果原本市政虧損累累轉虧為盈,也特別重視教育,在原本交通不發達的南投縣深山內廣設小學及中學。 在李淑櫻心目中爸爸是永遠的英雄,但也有落難之時,市長任期結束後被調去做檢驗局局長,本來這是個大肥缺,但因為爸爸留日所受的教育,公正不阿的脾氣及提出太多改革措施,與官場現實衝突,後來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雖然被冤枉,但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一定要討個公道,10多年來父親從旺族官場的佼佼者,變成自力更生的雞農,爭的就是要還以清白的骨氣。 初中畢業考上高中,但是父親看她手工精巧及廚藝了得,逼她去讀新娘學校,希望她嫁個好人家,結果考上台中家職,三年來新娘該會的十八般武藝,她通通名列前矛,頻頻得獎;有一天學校功課規定做雞絲面,媽媽吳美玉覺得太好吃, 央求傳授,當時1960年代,李淑櫻萬萬沒想到媽媽會把她教的雞絲麵發揚光大,成就一番事業,全台遠近馳名到處銷售,後來還開烹飪班授課,媽媽被農復會聘請做烹飪老師,誠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用酸甜苦辣繪畫人生 小學生活多采多姿,和藝術無關,一直到初中,李淑櫻才真正與繪畫結緣,原來有次上美術課時,被人稱巫婆的老師,特別賞識為她上課,但是因為老師太愛打牌下不了牌桌,所以乾脆就拿了一堆畫冊教她去模擬,李淑櫻也很為難,只好硬著頭皮一直畫,但是也因為模擬畫冊擴展自己的視野,開始進入繪畫的天地;參加多項比賽得獎後,因為太優秀,高中專門為學校做壁報及花車,不讀書但又愛調皮搗蛋,老師一句話「你難道甘心一輩子只做個"新娘子"嗎?」,李淑櫻私底下開始思考,決定報考美術系,但老師們認為她外務太多根本考不上,但教務主任對於她的上進心認為值得鼓勵報考,她決定報考師大美術系及藝專。 成績揭曉,教學組長充滿了抱歉內疚,因為組長認為她根本考不上大學,所以自動將師大美術系去掉,結果害得她只好留在藝專讀書,不過個性樂觀的她,後來才體會師大是以培養師資為主,藝專是訓練專業,唯有在藝專才能真正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畫畫。念及於此,其實最後她是充滿感謝那位自作主張的教學組長。 可是在台灣作專業畫家實在無法維生,所以她還是去修了教育學分,畢業後就回母校雙十初中教書;當時因為對美術的喜好想更進一步去武藏野大學進修,但是因為愛情,她選擇了地走入家庭。 她的前夫,是小學同學兼青梅竹馬,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及擁有深厚的音樂造詣,當時大家都稱他們為金童玉女,李淑櫻前夫的聲音非常美妙,除了工作認真,也常去教會服務,許多事到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感動,當時是一段甜美的戀情,在前夫父親的牽線下,個性開朗美麗大方的她終於與英俊瀟灑多才多藝的前夫,並結連理,過了一段非常甜密的婚姻生活,當時公公臥病在床,與婆婆一起悉心照顧,畫畫作品較少,但一直都不願間斷,也生了一男一女。 公公去世後,1976年,移民來美,前夫過去是在逢甲做客座講師及顧問公司,甚至當了鏍絲廠廠長,決定來美發展長才,對小孩教育也很好,孩子從讀幼稚園就受到美國很好的教育;前夫也是個愛台灣故鄉的熱心人士,為了幫助他達成心願,李淑櫻決心也要插手政治。因為當年政府戒嚴時期,沒有一點膽識及勇氣,是絕不能踫政治,最好有耳無嘴否則極易惹禍上身。 李淑櫻前夫到了洛杉磯也是在長老教會做司會,當時為了美麗島事件,全台美社團團結一致做禱告,還記得教會玻璃還被人家打破,當時做司儀的前夫,策劃能力很強,表現傑出因而在台美社團嶄露頭角,很多活動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夫妻雙雙的身影。 大家也都知道淑纓喜歡畫圖,所以邀請幫忙做刊物的封面或海報,她笑著說,當時沒有什麼電腦製作,全部都是要用手工,又遭家中婆婆生病,她常常是一隻蠟燭兩頭燒,但能以自己專才為台灣社團盡一份心力,為了台灣故鄉,她總是很開心全家大小同心協力總動員為社團做事。那是第一次感覺畫畫不只是藝術,一張畫作其實可以說出很多故事。 常捐贈畫作義賣募款 她最開心的就是,TACL台美公民協會想要設立獎學金,她透過義賣自己的愛作,感受到一幅畫竟然三次義賣, 畫畫受到鄉親疼惜一直標購再捐出,純粹是為了要幫台美人第二代設立獎學金,「 這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除了肯定自己畫畫功力,相對要求自己未來更要精益求精,所以後來又到美國學校修學分,修了抽象畫、雕塑、彩繪玻璃,最重要是學到藝術創作要有心也要用心。」 最難忘的是,因為228事件發生時自己很小,所以印象228事件是很可怕的事, 但在美國第一次參加紀念228事件時,李淑櫻被派負責做Banner,一邊做一邊細細體會台灣人受到的壓制,鄉親們一直要到異鄉才敢說出來的228,是需要平反的,無辜受難者的英靈不能白白犧牲掉,現代人唯有要用更多心力去愛惜台灣才能添補這份傷痕留下來的遺憾。 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盡力做時卻會充滿感動。 自此,李淑櫻畫畫已進入不同階段,畫以載道,畫畫感情更豐富充滿隱喻也更有目標,至今她已經以蕃薯落土不怕爛,代代生生不息而創作女人系列,還有生命系列、宗教系列,她每次一唱到 “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畫作裡就會出現台灣是富裕的,要保護它愛惜它的衝動。 曾任台美藝術協會會長 台美藝術學會是1994年創立,被推薦已參與11年, 負責文宣工作, 每年至少一次展出,主要目的是請專業可以幫助業餘切磋,在 2004年, 邀請協會9位畫家到巴黎展覽,深受好評;去年60歲是生命的豐收期,擔任會長期間,2005年時受到國際著名的畫家陳景榮教授的幫忙透過其兄弟, 試試看巴春季沙龍結果沒想到入選在法國巴黎參展2週。 又由聖路易斯台灣之友會主辦一場台日美交流展,以台灣及日本同步展出,包括 5月傳統週戀戀台灣情,台日美藝術交流, 6月在台美藝術學會年度展覽,9月到10返台巡迴展一切都非常成功,在台灣展覽時為支持李登輝學校, 群策會選畫特地選了兩張義賣,李淑櫻感到非常開心, 2006年卸下會長職務,希望能專心在教會服務。 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 發現老公出軌相信是每個女人的最痛,李淑櫻在1994年發現可疑,但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連至親好友都沒有講,等著他回頭,可是當對方決定什是最好,1997年,抱著祝福心態決定放他走;原本想要白頭偕老,不論是有錢或貧窮, 走不到最後也是很無奈,婚姻變天,她開始領略在人生路上的坎坷,事情發生時,上帝都有隱藏的意旨,也許在別人眼裡是困境,但在困境卻可以接受挑戰學習美好,自己的人生才能像彩虹般的斑爛。 1999年以前,除了義工及畫展, 並沒有機會工作,婚變時,當自己要走出來時, 一點信心也沒有,既害怕又擔心,她很感謝吳西面因為當婚變時,太平洋時報給一個機會學習讓她磨練寫作。 她記得媽媽說,「眼淚是沒有用的,不能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所以就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當時有些人勸其離開熟悉的環境回台灣治療情傷, 但因為兒女都在這邊,這裡有可愛的台美人及許多熟悉的社團,留在這裡繼續盡一份力量,才不辜負愛護台灣的誓願。現在她最希望現在是眼科醫師的女兒楊亞文能有個好的歸宿,找到如意郎君。 文/林蓮華

黃靜枝 女人當自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黃靜枝說,她其實是個內向的人,只是每逢別人找她做事時,她覺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所以從早期在「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在紐約的電台發表有關台灣的談話,在「美東台灣人夏令會」裡演陳文成的話劇,到後來的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擔當「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與「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她都在一種義不容辭的情況下答應下來,然後一次次地鼓起勇氣去完成,也一次次地從經驗中獲取信心。 她說,其實台美婦女都有很好的資質,只是結婚之後,往往把成長與表現的機會讓給男人,經年累月,自己漸漸失去信心。因此,她在擔任「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期間,特別鼓勵婦女會的姐妹們爭取成長的機會,發揮潛在的才能。 外表瘦弱的黃靜枝,內心有著堅強的意志,長期以來,她在上班之餘,不停地修習課程充實自己,她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與追求成長的過程,實在值得和台美婦女們一起分享。 山地舞風波 黃靜枝生長在台北市,是家中五個女孩中的老三,在北二女中和台大政治系唸書期間,經常參加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自強活動,也到金門前線勞軍,充滿愛國情懷。1967年大學畢業後,到美國中西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唸政治研究所。 抵達堪薩斯的曼哈坦(Mahattan)後,她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在一起,那時校中已有一個「Formosan同學會」,裡面的會員如王康陸、方菊雄、高川、張濟、陳希寬、黃美惠、以及後來的林郁子等都很活潑,大家相處得很愉快。當時堪大有一個慣例,就是每年感恩節時,由曼哈坦的台灣同鄉和同學作東,邀請鄰近幾州如內布達斯加、奧克拉荷馬、明尼蘇達州和伊利諾州的鄉親們到曼哈坦一起過節,非常熱鬧,台灣同學們也因為常在一起做事,感情很融洽。 1968年的秋季,堪大的國際學生組織舉辦了一個「國際才華競賽」,各國的學生團體都推出節目與賽,「Formosan同學會」也想報名參加。一大群人就聚在一起討論要表演的節目,那時擔任副會長的黃靜枝自告奮勇地要教大家跳山地舞,另外一個紡織系的女孩要教大家裁製原住民衣服,主意就此敲定,他們決定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在「國際才華競賽」中跳台灣山地舞。 接下來,一大群學生經常到黃金來教授家的地下室練舞。靜枝編舞教舞,大夥人跳舞笑鬧,十分帶勁。比賽日期接近時,忽然接到中華民國駐芝加哥領事館的公函,明告「中國同學會」才是正名的學生團體,學生們不得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對外參加任何比賽。接到通知後,大家面面相覷,決議先和領事館的人溝通再說,只是後來不幸溝通不成,遂決定按照原來計劃上台表演。 熟料一群人穿著叮叮噹噹的服飾,在舞台上擊掌跺腳賣力演出之後,麻煩隨之而來。黃靜枝在護照快到期時,將中華民國的護照寄到芝加哥的領事館加簽,結果竟收到「護照被吊銷,永不加簽」的回函,大吃一驚,心情跌至谷底,卻又不敢讓台灣的家人知道,只好自己想辦法。 她去找系裡的教授和學校的法律顧問幫忙,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政治系的一位指導教授很同情她的處境,幫她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的陳情法案,再向移民局申請居留,經過複雜的程序,拖延一段時日後,她竟然獲得在美國居留的許可。 其他上台跳山地舞的學生也陸續面臨同樣的問題,個個焦慮與憤慨交加,不滿國民黨的情緒日益高漲,與「中國同學會」的較勁更加激烈。後來他們畢業後,到各地就業,都熱心於當地的台灣人運動,以致「堪薩斯州立大學」有「台獨的西點軍校」之稱。 聯合國前的「鎖鏈事件」 1970年,黃靜枝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到紐約求發展。當時,她在堪大交往的男朋友方菊雄也已拿到生物博士學位,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兩人遂在1971年結婚。婚後,他們在哥大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由於兩人都熱心台灣人活動,方菊雄並且在1974年擔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因此公寓裡經常高朋客滿。 靜枝說,那時一些好朋友如林瑞葉等人都住在附近,「世界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陳錦芳也住在兩條街之隔的地方,大夥人經常今晚到這家吃飯,明晚到那家吃飯,日子過得很熱鬧。 當年,紐約的台灣人大部份集中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他們關心台灣的時局,也經常在彼此的家中商討台灣的事情,很多台灣人的活動都在這些會議中籌劃決定。 1971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即將開會討論「中國代表權」之際,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本部決定在聯合國大廈前發起鎖鏈示威運動,抗議台灣人民被忽視的事實。當時一共有六個人參與這項行動,其中只有一名女性,那就是黃靜枝。 她說,當天一早,他們暗中帶著鎖鏈,佯裝若無其事地漫步在聯合國大門前,等走到參觀者入口處時,一行人立刻排開來,迅速地將自己的手銬在入口的鐵柵上,表演一齣台灣人受壓制的情景。這時,四周的群眾很快圍攏過來,媒體記者也紛紛趨前拍照,聯合國的警衛們一接通報,立刻趕來,用器具把他們的鍊鎖割斷,趕他們離去。這次抗議的過程不是很長,但是當晚全美電視台都播出這個精彩的畫面,算是為美國的台灣人運動寫下獨特的一頁。 「當時參加鎖鏈示威,只是單純地想引起國際間對台灣問題的重視。」黃靜枝說。她接著表示,她不是戲劇性的人物,只是遇到該做的事情,就努力去做,誠如後來她在華府「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時說的:「建國的路上,人人有份。只要對台灣有益的事,不分男女,都該盡量去做。」 因為持著這種看法,後來紐約的廣播電台邀請台灣人參加扣應節目時,她也以台灣女性的身份發表談話,揭發國民黨壓制台灣人的事實。 1983年,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年輕教授陳文成回台探親遇害,紐澤西同鄉決定在美東夏令會上演「補破網」的話劇,找黃靜枝飾演陳文成的妻子,黃美惠飾演陳文成的母親,林富文飾演陳文成的父親。當時他們三人全無演戲的經驗,卻憑著一股要替陳文成討回公道的正義感,將一齣戲演得極為感人,劇終時台上台下都哭成一片。 藝術博物館的訓練 黃靜枝當年到紐約求職時,發覺唸政治的外國女性很難在美國得到表現的機會。在謀職時,獲悉「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需要一名臨時工作人員,就去應徵,結果得到一份臨時的工作。上班後,她很認真地做,不久被升為正式人員。後來越做越有心得,又進一步被升為業務經理。目前,她是該館禮品部的資深企劃經理。 深愛藝術的黃靜枝一到藝術博物館工作,猶如發現一個掘之不完的無窮寶窟,如魚得水,在那裡工作了三十年,都不厭倦。在解釋她的工作性質時,她說,一般博物館裡都有「固定陳列」和「特別陳列」兩種展覽,前者如埃及文物、古希臘文物等,陳列不變;後者如「十九世紀巴黎畫家展」、「二十世紀女性藝術家展」等,每隔一個時期就換一個不同主題展覽。 在「特別陳列」展出期間,館方設有「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部門,專門銷售與該陳列展有關的禮品,增加博物館的收入,而她的工作就是負責「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銷售、企劃、設計與協商。 她接著說,這種工作的規劃是全年性的,通常一個特展進行時,其後的兩三個特展也已在逐步籌備中。每個特展都有不同的主題,有時從「美國現代藝術展」換成「亞洲文物展」,再從「西班牙畫家展」換成「埃及文物展」,她的職責是在每次特別展覽前,充分瞭解即將展出的內容,設計陳列一些受歡迎的物品。在設計陳列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各種協商,所以從設計、企劃、行銷、到管理,可說學無止境。 由於內心始終有一股強烈的求知慾,因此她不斷地利用晚間到離家不遠的大學修習相關的課程。她和菊雄在在紐約住了幾年後,搬到紐澤西定居,所以後來她常從博物館下班後,隨即趕回紐澤西上課。早些年,她修習企業管理的課程,唸了四年,取得企業管理碩士。接著,又修習藝術學院的課程,一唸就是十年。 「我從小就喜歡繪畫,卻沒有機會學習。現在工作的地方,舉目所及,盡是藝術,就越來越想學畫。於是在拿到企管學位後,即開始修習藝術課程,也開始作畫。」靜枝說。她從藝術系的基本課程修起,整整唸了十年,才拿到藝術碩士的學位。 「這段期間,實在很感激家裡的每一個成員的長期支持。」她說,「後來,我每次辦活動,也都得到全家人包括丈夫、孩子、父母、姐妹甚至姐夫妹夫們的幫忙,因此深深體會到婦女要發揮才能,除了本身自覺外,還需要家人的配合。」 台美婦女當自強 方菊雄教授自到紐約後,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工作。他有著隨緣的個性與溫和的好脾氣,在臥虎藏龍的紐約台灣人圈裡,像一劑甘草,經常扮演著調停的角色,也始終活躍在台美人的社團與教會之間,因此常被同鄉推選為各種台灣人活動的負責人。 1991年,方菊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總召集人。忙完夏令會後,他作了一項重大的決定,即辭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職務,與李明亮教授一起回台灣花蓮籌辦慈濟醫學院,並且在醫學院成立之後,留在那裡擔任教授與行政的工作。 由於兩個孩子還在唸書,黃靜枝留在紐約照顧孩子。這一年對她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卻也因此讓她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作了一個全盤的檢討。她說:「那年夏天,菊雄回台灣後,家裡一下子變得冷冷清清,連電話鈴都不太響了。我這才明白過去這麼多年,人家打電話來,主要都在找他,人家請我們吃飯或參加聚會,也大都因為他的緣故。他一走,這些聯繫就大大減少了。」 她繼續說:「那段時期對我來講,是一大考驗。我不但要處理許多單親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還要單獨面對菊雄不在的冷清。我開始領悟到過去因為只顧忙著工作和孩子,和台美人的社團已經逐漸疏遠。要想顯出自己的存在,惟有走出去,主動參與活動,表現自己的熱忱與能力。」 「也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參加『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NATWA)』的年會。」靜枝接著說:「那年四月,菊雄還在美國,好友方惠音即將接任NATWA的下屆會長,邀請我和廖愛華一起到紐奧爾良參加NATWA第四屆的年會。去了之後,看到那麼多來自美加各地,背景與認同都相似的姐妹們,聚在一起開會談笑,真有說不出的快樂。」 「三個月後,菊雄回台灣,我在孤單無助的時候,想起NATWA其他的姐妹想必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覺得我們真該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因此,她開始積極參與NATWA的活動。 NATWA於1988年在加州成立,創會之初,即明訂「喚醒女性意識,促進兩性平等,發揮女性才能,弘揚民主人權」為該會的四大宗旨。在這四個宗旨裡,黃靜枝特別對「喚醒女性意識,發揮女性才能」有深的感受。她說:「很多台美婦女其實都有很好的資質,卻常常在婚後把成長的機會讓給男人,自己退居第二線,即使外出工作,也只當作貼補家用,沒有作積極的生涯規劃。久而久之,信心與自我逐漸萎縮,很多天份都被埋沒,實在很可惜。」這些感受促使她後來擔任NATWA會長時,特別重視該會的「人才訓練班」,積極鼓勵培養婦女的領導人才。 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紐約同鄉主辦時,理事長一職本該由1991年的總召集人方菊雄擔任,只是菊雄那時已回台灣,因而敦請1991年的理事長賴弘典醫師再度擔任。賴弘典組織了籌備委員會,但在覓尋總召集人時,遭遇一些困難。最後在二月中向黃靜枝接洽時,靜枝覺得再不接下來,夏令會可能會被延誤,因此毅然挑起主辦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重任。 她說,剛開始擔下夏令會總召集人的職務後,內心不免惶恐,但隨即運用在藝術博物館裡的工作經驗,從起草企劃、排定行程、分配責任、開會協商、到追蹤檢視,一步一步地進行;然後在理事長賴弘典及多位熱心同鄉如黃上文、郭文瑞、黃博書、林瑞葉、廖愛華、王康厚、陳伯壽、莊文琮、王愛蘭和林雅玲等許多同鄉的熱心幫忙下,為期三天八百多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大聚會終於順利地在德拉瓦大學進行。 那年,經由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協助,他們邀請了幾個很優秀的女講員作大型的演講,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蔡明華律師主講「兩岸問題的探討」,婚姻心理諮商顧問黃越綏講述「兩性溝通的技巧」等,都很受聽眾的歡迎。日本的台獨女將暨電視評論員金美齡亦在「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的邀請下,蒞臨暢談回台參加首屆總統直選的經驗,引起熱烈的回應。此外,他們還在那年舉辦了一場成功的「陳文成紀念音樂會」,由翁致理等多位年輕的音樂家精彩演出,令人回味無窮。 圓滿辦完1996年的美東夏令會之後,黃靜枝對自己產生了信心,也因此覺得台美社區應該付予女性更多的機會,讓台美姐妹們能夠發揮更多的潛能。 發揮潛能主辦活動 1999年,黃靜枝再度挑起重責,接任第十二屆「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那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同時總統大選戰雲密佈,她不但發動NATWA會員捐款賑災,並且帶頭積極為NATWA的催生者呂秀蓮助選。 2000年一月間,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自台灣飛到加州募款,黃靜枝和NATWA的副會長曾瑛貴、多位歷任會長、以及西岸的姐妹們,都趕到加州為呂秀蓮助陣。三月初,她更組織龐大的「海外水蓮會」回台灣,為陳水扁和呂秀蓮拉票助選。 3月18日,民進黨贏得台灣2000年的總統大選,自是一片歡欣,但黃靜枝並不因此稍微停息。回到美國後,她立刻在紐約和新澤西的姐妹們幫忙下,籌劃召開第十二屆的NATWA年會。四月中旬,她們假紐澤西的柏西便尼(Parsippany)Tara旅館舉辦了為期三天四百多人參加的年會。大會中,邀請了兩位年輕的台灣政壇新秀蕭美琴與劉世芳當主講人,分別演講「新政府下的台灣國際地位」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婦女」,讓NATWA的姐妹們對新一代的台灣女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鑒於婦女爭取發展自我之際,經常遭到家庭與社會的壓力,靜枝認為婦女運動除靠個人努力外,還需要社會與團體的支持,因此主張聯合台灣與美國的婦女,共同召開會議,商討兩地婦女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等等。這項構想經過NATWA「聯手組」葉錦如和程韻如等的精心策劃,終於在2000年八月在高雄召開「台美婦女論壇」,首開兩地婦女共聚一堂互相探討問題的先河。 靜枝有著泉源不斷的構想與旺盛的活動力。她在卸下NATWA的會長職務後,又馬上籌辦「台美婦女畫展」,於十月間在紐約推出。她說,舉辦「台美婦女畫展」的動機,是看到一些有藝術天份的姐妹們平時作畫自娛,卻沒有很多機會展出,因此希望藉聯合開畫展的機會,增加姐妹們展出作品的機會,提升大家的信心,進而豐富台美人的文化。 「信心與機會是發揮才能的兩面,平時多充實自己,有了機會,不要推卻,盡力而為,然後發現自己也能做得不錯,就產生了信心。」她接著說:「NATWA的迅速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美婦女過去缺乏表現的機會,成立NATWA後,有了自己的舞台,大家做事都很認真,每次活動都安排得很週到,每次會議都辦得很成功,結果大家就越來越有信心。」 一進入2001年,黃靜枝又擔當起新的社團責任,這回被選為「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及「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理事長雙重職務。她本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的想法,全都擔當下來。 2001年的上半年,由於陳水扁總統的過境紐約以及前總統李登輝的訪問康乃爾大學,「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為了壯大台灣的聲勢,特地作了許多事前的安排,動員了許多美東的同鄉,熱烈歡迎陳、李兩位總統。然後,在歡送兩位總統後,又趕緊籌辦為期三天七、八百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對紐約許多同鄉來說,這大半年真的忙得人仰馬翻不可開交。 然而在持續不斷的忙碌中,難得的是靜枝始終顯出一副溫和平靜的樣子。她作事有條不紊,講話依舊輕聲客氣,讓人覺得舉辦過多次大型活動的她,已經練就出一身面對壓力從容不迫的真功夫。 與黃靜枝在一起,會覺得體內蟄伏已久的上進心都會逐漸甦醒過來。她不但自己的人生充滿了進取,也希望台美婦女姐妹們能夠分享到這種積極,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充實,也讓台美社區的文化更豐富。

王泰和的故事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fnGZj4d9k] 維護台灣人權 推動建國 畢生致力於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王泰和先生 王泰和,本名王廷宜,1941年9月14日出生於高雄大樹鄉九曲堂,後遷居至大樹鄉小坪頂,這裡地屬自來水區,非常偏僻,王家人在此從事開墾的工作。在這個到隔壁鄰居家要走五分鐘,上小學到學校要走五十分鐘的山區小村莊,王泰和度過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涯。 回想起小時候的趣事,王泰和指出,當時常隨家中工人滿山亂竄,或者用蜂蜜糖罐抓猴子,或用煙燻抓兔子般大的山鼠,有時候也抓蛇。 加上家裡飼養近百隻羊,領頭羊為保護羊群,與人的角力常常發生,曾經他的姐姐被羊追得哇哇叫。這段快樂時光就在搬家到父親老家大甲後劃上句點,也成了王泰和永難忘懷的童年往事。 小學畢業後,到台北建國中學念初、高中;台北工專畢業後,王泰和進入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真理大學前身,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擔任助教及導師工作,隨後申請來美深造,卻陰錯陽差進入當時號稱為「台獨大本營」的Kansas State University,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王泰和笑稱,當時真的不知道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盛名,那時候一窮二白,連$25元的申請費都想省下來,在申請學校時只注意是不是「No Application Fee」。卻很幸運的拿到三個學校的Admission。其實當年先收到的是摩門教的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I-20。到校後才發現學校要求修很多宗教課程,相形之下,Kansas State University同意可以直攻碩士班,王泰和找上外籍學生顧問(Foreign Students Adviser),坦誠以告,楊百翰大學通情達理,同意讓他轉學,這才塵埃落定。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讓王泰和津津樂道。當年楊百翰大學來接機的中國同學會會長與副會長都來自台灣,彼此卻以英語溝通。王泰和好奇問他們怎麼沒有共同語言,言下之意是問他們為何不說國語(北京話),會長回答說她自己是嘉義人,說台語,副會長是苗栗人,說客語,現在人在美國,因此共同語言是英語。這種堅持讓初來乍到的王泰和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扛起行囊搭乘巴士轉到Kansas後,人生地不熟的王泰和茫然毫無頭緒。忽然想到以前建中同學的家教黃金來教授就在Kansas大學,於是拿起Yellow Page找到黃姓人家就撥了電話過去。電話簿上的名錄,姓黃的有三人,他按著順序撥打,非常幸運的,第一通電話就找到黃金來先生。黃先生接到電話知道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很高興,馬上開車來接他,隨即將他送往當時台灣同學會會長王康陸先生家中,也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王泰和笑稱︰ 這叫做「自投羅網」。 Kansas State Universty 取得碩士學後,王泰和轉赴紐約市政府教育局工作,同時也在紐約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ED)。1976年,獲美國Rockwell公司聘請,搬到洛杉磯。當時是卡特主政時期,公司專門研發B1轟炸機 (B1 Bomber),可惜的是之後美國國防部研發重心轉至隱形戰機 (B2 Bomber),Rockwell公司的研發工作終止,王泰和因此從航空業回歸到土木專科,轉業至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7年後自行創業,從事不動產投資與管理工作迄今。 王泰和積極參加各種台灣人活動,繼擔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幹事後,於1980年他出任人權會會長一職。多項職務中猶以台獨之聲主筆令他記憶深刻。 當年網絡並未如現在這麼方便,台獨之聲係利用電話拓展關係。王泰和當時負責寫一篇大約四分半鐘的稿子,由許世楷的妻子盧千惠錄音,當聽眾打電話進來,聽完預先錄好的稿子後,再留約半分鐘時間由聽眾發抒感想。盧千惠聲質優美,頗受聽眾喜愛常常有人要求與她會面。當時的政治氛圍肅殺,這些被稱為海外異議份子多是秘密從事這些工作,只有圈內少數人知道彼此身分。因此當收到許丕龍要求與講員會面時,大家不禁笑翻。主要是因為許世楷長年在日本教書,那年是來洛杉磯休假一年,才有機會邀請盧千惠獻聲。「這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王泰和說道。 提到當時的政治氛圍,王泰和不勝唏噓,周圍都是國民黨的「抓耙子」,稍有動作就通報回台,常常因此連累在台的親朋好友屢受騷擾。王泰和坦言,自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捨棄本名以王泰和之名號闖江湖。 台灣爆發高雄事件後,此間台灣人群情譁然,人權會因此發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台獨聯盟則隱於幕後操作,檯面上也只能看到同鄉會和人權會而已。當時王泰和仍在Edison上班,有一天一位FBI的Agent來找他,詢問他有關高雄事件後,洛杉磯出現六顆炸彈傳聞之事。他答稱:「根據媒體報導,我只知道有四顆炸彈,你說有六顆,還比我清楚,問我幹嘛? 」FBI的 Agent又問他,同志間有沒有比較特殊的連絡管道。當時台獨之聲機器,電話線路等都設在王泰和家,王泰和向他強調同志彼此間通常以電話聯絡感情,僅此而已。FBI Agent沒有獲得需要的資訊,禮貌地拿出一張名片,要求有事連絡後,悻悻然而歸。 事過境遷之後,王泰和才知道他自己的電話曾遭監聽,時間長達三年。台獨之聲當然也無法倖免。幸好當時大家言語間僅止於意見交換並未涉及暴力行動,所以大家方得全身而退。 王泰和熱心參與台灣人活動,歷任台獨聯盟與FAPA中央委員,也曾擔任過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副召集人。王泰和指出,當年美國國會擬針對台灣黑名單現象舉辦聽證會,人權會挺身蒐集黑名單資料,力促返台遭拒者現身,以便於聽證會上發表。當時估計約有千人左右遭黑名單影響無法返台。 1993年王泰和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正值郭倍宏李應元張燦鍙王康陸陳婉真等人陸續闖關返台之時,當時人權會向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協會...

黃及時

◆知子莫若父—談愛子黃文谷的從政之路 美洲台灣日報董事長黃及時的大公子黃文谷(Steven Haung)醫師,日前高票當選聖馬利諾(San Marino)市議員,成為台美人第二代參與主流政治的新典範。 黃文谷的父親黃及時先生是美洲台灣日報的董事長,談及愛子,果然「知子莫若父」,黃董事長娓娓道來,介紹了這位令父親 驕傲的傑出台美人新政治明星。 聖馬利諾市因為居民有許多都是專業人士如醫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經濟能力強,聖馬利諾成了優質的住宅區。聖馬利諾市地不大,住戶也不多,小而美,再加上學區好,學生素質佳,也讓房價扶搖直上。 提到愛子黃文谷參選聖馬利諾市議員,世界日報在選前還報導說,黃文谷沒有當選的可能。黃及時說,其實當時的現任市長Eugene Sun,因為本身是房地產仲介,在任職其間就因為藉職位之便取得利益而遭到當地英文報紙批判而不被看好。San Marino Tribune, Pasadena的Star News以及 Outlook都多有揭露和批評。黃及時笑著說,看來世界日報不懂英語,才會做出那樣的報導。 黃及時說,選舉期間,在City Club, Rotary 等等主流社團舉辦的政見公聽會時,黃文谷就被問到,他能給聖馬利諾帶來甚麼?黃文谷說,他從1981年到現在,已經在聖馬利諾住了三十五年,早年父親定居聖馬利諾,他在聖市長大,成年後,自己也在聖馬利諾購屋安居,兩代都是聖市的居民,所以深知聖馬利諾市需要的是甚麼。 黃文谷醫師不但在台美人社團如台美公民協會、台灣會館等都深度參與(他是現任台灣會館董事長),頗有成績;他在極年輕時就擔任華人牙醫學會會長,大家都知道他勤於任事,也很能做事。不但如此,他在聖馬利諾市也擔任過華人協會董事,更積極參與聖市主流社會的各種團體和活動如City Club, Rotary Club,他也是聖馬利諾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外聘委員之一,對聖馬利諾市的建設規劃知之甚詳,所以主流社區都知道黃文谷的能力與熱忱,從而鼓勵他出來參選市議員。黃文谷醫師的參政,是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 聖馬利諾市議員本次改選兩席,一席就是2014年6月向華人鄰居院子丟狗屎的當時的市長Dennis Kneier,另外一席則是華裔市長Eugene Sun(孫渝今)。Dennis 因為丟狗屎事件,早就被主流媒體三振出局;而Eugene Sun 則是遭質疑藉職務之便圖利自己的房地產事業。 這次改選共有五位角逐者,結果黃文谷和另一位白人律師Steve Talt當選。黃及時說,黃文谷當選,應該歸功於他有一支強而有力的娘子軍競選團隊,而黃文谷在競選期間一步一腳印,逐家拜票,也是努力有成。 更讓人感動的是,許多不住在聖馬利諾的台灣鄉親,為了力挺台灣人第二代能夠當選聖馬利諾市議員,都熱心主動打電話給住在聖市的親朋好友,替黃文谷拉票。而台灣會館的朋友替他辦了一場籌款會,黃爸爸也說,黃文谷深深表示感謝! ◆黃家的政治DNA—台灣的民意代表 黃文谷醫師從政,如果回溯到他的父祖輩,其實他們的家族就是台灣的政治世家。 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是台灣企業家、政治人物,曾任高雄市商業會理事長、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後代表中國國民黨在商業團體當選為第一屆第一、二、三次增額立法委員,一直到他78歲,決定退休,黃及時才帶著妻兒來美國,讓黃文谷在美國接受教育,成家立業。 黃及時說,他父親有一本著作「和風細雨」,點出他個人行事按部就班,人生順遂,即便碰上困難也都只有細雨而已。黃綿綿也曾希望兒子黃及時接棒,繼續他的政治事業,不過黃及時有他個人的人生規劃,沒有涉足台灣的政治圈,而是帶家人前來美國。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的阿公林迦,人們喜歡膩稱他「西迦伯」,林迦英俊高大,長像與黃種人不大一樣。戰後國民黨來台,他受命擔任鹽埕區長。林迦的兒子,也就是黃及時的岳父林瓊瑤,曾擔任高雄參議會議員(那時候才三十幾歲),當時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則是參議會議長。二二八事件之後,林瓊瑤感於時局,退出政壇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陳啟川當市長,力勸林瓊瑤出來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結果以極高票當選。 黃及時與林孟淑結婚時,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尚未當選立委,岳丈也還未當選國代。黃及時有了第三個孩子之後,兩老才出來參選民意代表。所以,黃及時笑說,他和太太的喜結連理並非甚麼「政治婚姻」。他說,他父親和「丈人公」林迦有一個共同的事業,那就是高雄國際戲院,黃及時的父親是董事長,「丈人公」則是常務董事,應該是這層關係才成就了黃及時的婚事。 說來黃及時的岳父家確實是個政治世家,丈人林瓊瑤是國大代表,小姨子林孟貴是監察委員,小舅子林孟丹是高雄市議員、國大代表。 不過,黃及時對參政的興趣並不大,1981年他先帶著妻子兒女來美國,著眼於兒女的教育,他自己則台美兩地跑,繼續他自己在台灣的事業。不過兒女漸漸長大,1984年,太太林孟淑說,小孩大了,她一個人照顧不了,要不孩子們都帶回台灣,要不他就來美國定居。他詢問子女的意見,小孩在美國如魚得水,堅拒回去台灣,於是他少數服從多數,就這樣在美國定居了下來。 ◆黃及時的夢—把「中華民國」註銷 黃及時小學讀鹽埕國小,中學就讀高雄中學,大學念淡江商學系。大學畢業時為1963年,服完兵役之後,1964在公司上班一年,1965則到日本受訓,學日語、學做生意,了解國際貿易事務及管理紡織工廠。紡織與國際貿易是黃及時的本行。 黃及時說,紡織業實在辛苦,他當總經理,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都是上班時間,實在已經超載,於是他和當董事長的父親商量,辭去總經理,轉換跑道,從事建築業。黃及時經營紡織廠時,已經開始從事一些不動產的買賣以及建屋的案子,他覺得蠻有可為。不過,真正投入建築和房地產開發之後才發現比管理紡織廠更忙,根本沒有週末,人家休假時,才更是售屋的好時機。 不過,由於黃及時的堅持及追求最高的建築品質,絕不偷工減料,因此他的建案很有口碑,連建築師都說黃及時蓋的房子品質讓人放心,他們也都特地來向他買房。黃及時說,他父親的一位顧問曾經告訴他,蓋房子是要住一世人的,人不在了,房子還在,所以絕不能偷工減料,才能讓房子持久、耐久。他謹記這一番話,來美國從事建築開發事業,一直就是秉持這一個原則,絕不在品質上讓步。 黃及時也因為從事國際貿易,全世界走透透,許多別人沒去過、不敢去的地方他都已經去過,像是中東的回教國家杜拜他簡直像「走灶腳」一般,連阿拉伯語都能講上幾句了。 黃及時定居美國之後,從事房地產業。但黃及時做的房地產業和一般人買motel經營或轉手不一樣,他專門建 condominium, pud, apartments,以及motel。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五年前過世,黃及時感性的說,他娶孟淑是他的福氣。黃及時說,孟淑雖是富家千金,但為人非常內斂、又極賢慧,失去她,讓他非常思念。他說孟淑給他太多的支持和鼓勵。他加入台灣日報經營團隊,雖然知道是賠錢的事業,但賢妻卻是背後支撐他的力量,贊同他參與這一個有理想的事業。 黃及時說,他的岳丈林瓊瑤當年也經營過一個賠錢的文化事業,叫三信出版社,孟淑一定是受到父親的啟發,所以對文化事業即使賠錢也願意付出,實在很有乃父之風。 黃及時說,兒子黃文谷能有今天的成績,實際上也是太太孟淑苦心栽培的結果,當年就是因為太太的鼓勵,黃文谷才參與台美公民協會,並進一步參與台美人社團,服務社區。黃及時和林孟淑育有兩男一女,黃文谷(Steven)是老大,老二黃文瑜(Gary)目前也定居美國,女兒文慈(Gloria)是美國的會計師,不過婚後隨夫家回台灣定居,所以黃及時每年都會回台灣探視女兒並省親、掃墓。 黃及時說,當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他一直很感慨,心想只能當美國人啦。不過2016年的選情看起來小英很有勝算,讓台灣人又燃起希望。然而他也提醒,國民黨長久以來就是奧步特多的外來獨裁政權,台灣人一定要戒慎恐懼,謹防國民黨出奧步。黃及時說,他甚至擔心馬英九是不是會在選前向共產黨投降呢! 黃及時說,1968年開始,他就拿著「車輪牌」的護照走遍世界各地,但他覺得這本車輪牌護照讓他深受侮辱。他說,有一次去到埃及開羅,他持有有效簽證,也通過了移民官的檢查,才走到機場門口要搭車,卻又被叫回去,要他到一個小房間裡,官員坐在較高處的桌子後面,他則像犯人一般站在低處。官員就問︰「你來幹甚麼?」黃及時說他來開羅有兩個目的,一是做生意,一是觀光,要來看金字塔。結果那位官員拿了一張名單,說︰「你若在這份名單裡,你就能入境」。黃及時說他絕不會是名單裡的一員。官員說,「那你可以走了」。 黃及時說,他不但覺得受辱,而且非常擔心自己是否有危險,他當時身上帶有五千美元,立即在機場買了一張飛杜拜的機票,離開開羅,簡直像逃難一樣。他說,車輪牌護照所帶給他的不安全感莫此為甚。他也曾在入境巴黎時,被刁難了六個小時才獲通關。他說,若和其他日本人同機,過海關時,日本人都順利通關,他持車輪牌護照就要被刁難、要紅包。這個「中華民國」讓黃及時年輕為事業打拼時,常遭到挫折與受辱,所以他一直希望台灣人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把「中華民國」註銷,讓台灣人拿台灣護照,昂首闊步走遍世界而不受到歧視與排斥!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主持 /黃樹人 文字整理)

賴英慧

「我從小到大就喜歡護理工作,愛跟病人聊天,小時候嚮往參加和平工作隊、四健會,最想當一輩子志工;在美國投入台僑社團,全是因緣際會、雞婆的個性,才結下不解之緣。」現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賴英慧自謙『雞婆』,事實是她的慈祥及熱情,讓接觸到的每個人都如沐春風。 立志當「南丁格爾」 南加台僑社團眾多,各擁一片天,賴英慧的好人緣,常得擔任穿針引線的角色。說起親和力的源頭,她認為應該是從小就立志想當個「南丁格爾」,直到現在已屆退休年齡,仍然兼職在醫院從事喜歡的護理工作,早上5點45分起床上班,也不以為苦。 賴英慧學護士時,就嚮往成為國際和平工作隊的志工。1971年護校畢業後,擔任農復會、紅十字會護士。原本,父親在公賣局工作但想推廣台灣農業,於是1972年舉家移民巴西種洋菇、梧桐樹。為充實未來志工生涯,賴英慧仍留在台灣,由於課業優異,在中台醫專教書後,決定來美國闖天下,於1974年申請護士簽証,隻身前來美國。 為了當志工,賴認為需要累積經驗,透過朋友介紹,芝加哥有3家醫院向她招手,她飛到芝加哥時,中台醫專護理主任恰巧出差來美,順便就帶哥哥接機。 由於這位「哥哥」當時已經35歲,堪薩斯州立大學電機系畢業,在芝加哥任工程師,原本抱著不婚主義,但他有個弟弟和賴英慧的弟弟是同學,「哥哥」就靠著妹妹與賴英慧是同事,靠著兩方弟弟又是同學的多層關係,兩人有聊不完的話題。 很快地,哥哥就墬入愛河,深信這就是「千里姻緣來相聚」,迫不及待地求婚,賴英慧在攻勢凌厲的追求下,她說:「我當時認為此生不會再碰到這麼成熟體貼的男人,『糊里糊塗』地結婚了。」 賴英慧談到夫婿林本晃時,仍洋溢著幸福甜蜜的表情,要套她一點羅曼史,嬌羞地堅稱就是「糊里糊塗」啦… 那和平工作隊志願呢? 她嘆口氣不免遺憾,兩難抉擇,只能先放一邊,因此她至今從未放棄護理工作,善待病人,「南丁格爾」的夢仍在燃燒著。 賢伉儷投入台僑社團 由於結婚沒多久就生下2個女兒,大女兒1975年、二女兒1976年,分別呱呱落地,走入家庭及工作一直忙著,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印第安納週末時,幾家台灣鄉親一起作台灣小吃解鄉愁。當年,大家都十分關心台灣政局,想念台灣心情,使得他們一群人,開始對台灣實際情況做深入的探討,過去被洗腦根深地固,許多真相是到了美國才搞清楚,這讓賴英慧相當震驚,對台灣鄉情的投入,自此開竅。 1977年10月,因為夫婿工作關係搬來加州洛杉磯,住在聖費南多地區6年。然後又移住柑縣,最後在托倫斯定居。目前,兩個女兒已結婚,有3個孫子女,最難得的是與公婆一直住,四代和樂融融。   1987-2000年,在托倫斯紀念醫院全職工作,期間還身兼FAPA會長、台美公民協會會長、TUF會長,當時實在是忙翻了。由於參加台僑社團,隨時掌握最新動向,賴英慧總喜歡與病人交談時,介紹台灣的人事物,這為她帶來很大的樂趣。 參加台僑社團,賴英慧其實深受夫婿林本晃影響,在許多主辦座談會及專題演講,都可看到賢伉儷熱心的身影,由於夫婿林本晃生性低調,對她而言,他除了是愛侶,也是人生中最佳的良師益友。 賴英慧人生中另一個「意外」,就是創辦《台灣日報》,當時因為媒體甚少重視台僑心聲,所以雖然沒有雄厚的財力,她仍支持林本晃的決定,與另外10位董事一同開發屬於台僑一個公正的媒體園地。 但創業維艱,眼看報紙印刷賠錢最厲害,而且印刷品管一直出問題,林對印刷一點也不懂,但看到其它董事太忙,所以決心扛下重擔,一個人「校長兼撞鐘」,盯緊印刷,甚至將休旅車開到印刷廠當「宿舍」,最後印刷步上正軌時,林居功厥偉。 賴英慧嘆氣地說道:「當時很多僑社都說《台灣日報》撐不到半年就玩完。但現在已經第五年了。與太平洋週報,成為台灣鄉親重要資訊管道;僑民都講媒體很重要,但支持不是那麼雄厚,受到不景氣影響,股東滿腔熱血也會有挫折,但理念不會被打敗,所以請鄉親大大伸出援手,實質的支持我們自己的報紙。」 榮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   1998年做創會董事至今,去年6月接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成為眾多台僑社團的大家長,她提及:「再倒退20年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我會做到這個職務,當「董事長」噢;社團太多人能力都比我強,我只是有點雞婆而已。不過,做會館的董事長,最歡喜的是不用付薪水外,大家深具使命感,志同道合,從溝通尋找『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契機,一起出錢出力為台灣做事情。」 台灣會館是台灣僑民的精神堡壘、文化展示及活動場所。但只做為一個會館,是無法滿足大家的需求。所以上任後,她也希望在歷任董事長辛苦耕耘完成許多階段任務下,自己也能有所作為,完成一項歷史任務。 除了年度盛事台灣傳統週的各項活動外,另外,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選在2010年1月初開始宣傳,台灣會館會由台美公民協會等社團為主推廣,將考慮如何動員組織,實質投入協助政府進行普查登記,也會鼓吹台灣移民應在來自何地及種族的項目上,勾【其它】選項,填上「Taiwanese或Taiwan」。 她另一個心願是,有心重建第一代台美人移民奮鬥史,從收集歷史資料開始踏出第一步,她說:「不像猶太人有宗教做後盾,台灣會館是以認同台灣國家為共識,如何與休士頓、洛杉磯、紐約聯線整合共同完成歷史回顧,使我們的第二代知道台灣移民與中國移民不同在哪裡?希望這樣的傳承工作,能抛磚引玉、集思廣益達成。 文/記者林蓮華

黃蔡瑞雲

跨越日本時代到國民黨執政,為女兒移民來美在參加台灣長輩會後,才開始投入台美人活動,92歲的黃蔡瑞雲越老越開花,在各種支持台灣本土活動中總會看到這位長者身影,不論是抗議中不落人後的聲嘶力竭,或是台美歡慶活動中默默在台下的加油打氣,她的出現,頓時讓所有人變得年輕起來,她自稱是小人物不足道也,但許多人卻是以她為代表,尊敬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對台美社區的重要貢獻。 不過,她石破天驚首次透露,人生仍有遺憾,少女時代錯過留日去讀醫生、緣盡情未了的初戀情人、到晚年要活得自在快樂希望大家能尊重她。一齣東方白的長篇小說由民視改編成連續劇「浪淘沙」中女主角丘雅信的故事,勾起她塵封已久的心思,當時若是一念之間做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黃蔡瑞雲,生於1914年日據時代,雲林縣北港鎮人,從小被人收做養女,養父母十分疼愛聰明伶俐的阿雲,小學讀書成績就是名列前茅,畢業考上台南二女中,當年日本人統治,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北港小鎮從沒有一個女孩能考上城裡的初中,為了歡送這位北港才女,小鎮是放鞭炮大肆慶祝。 阿雲年紀雖小,志氣比天大,她不但想嫁給醫生,還想自己做醫生,所以打拚讀書,宿舍晚間熄燈火,她就跑到便所,藉著微弱的燈火啃書到深更夜露才會罷休。阿雲在台南初女讀了4年,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少女,面白如雪,氣質出眾。 當時有兩位追求者互相較勁,一位是自己深愛的初戀情人,但那個年代,就像浪淘沙的女主角一樣,不能與同姓結婚,兩人只因為都姓蔡,感情再深,也只能淚眼汪汪,無奈分手。當她後來得知,初戀情人在車禍中喪生,緣已盡心雖痛,但直到老了才敢對他的思念,勇敢說出口。 另一位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與養父世交,家世豐厚,在對方惜才的心態下,這位顏家公子十分傾心阿雲,雙方家人有意促成佳偶良緣,並送他們到日本讀醫學院。阿雲得知,自己家中經濟不允許,一旦嫁人就可以出國去讀自己嚮往已久的醫學院,心理歡喜的不得了;但命運弄人,就在出國前夕,養母病倒了,養女必需報答父母恩,哪能就此一走了之,阿雲決定放棄她的醫生夢,守在養母身旁。這位無緣的情人,後來獨身到日本去讀政治,回台從政,但礙於社會禮教,阿雲直到接了他病亡惡耗,也只能為他默禱。 當時日本人統治的台灣社會,能讀書家裡有錢的就去讀醫生,家中小康貧困者就去讀師專。阿雲決定去讀師專趕快去做老師,早點入社會賺錢養家。在分發北港小學時,每天都要騎腳踏車,有一日腳踏車地鍊子掉了,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時,一位高大的帥哥老師出現「英雄救美」,這位才學淵博,又會唱歌彈鋼琴,體育細胞一級棒的男子黃週圍,後來以猛烈的攻勢,終於擄獲阿雲的心。 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投襲珍珠港後,美國三不五時來台轟炸,此時已育有5個子女的黃蔡瑞雲,不只拖大抱小的躲防空洞,還要帶學生躲空襲警報,日日都是戰戰競競的生活著,直到美國丟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以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她和其它島民一樣,歡天喜地,等著中國軍隊上岸。 然而親眼看見,中國軍隊進入台灣後,腳穿草鞋,擔的是廚具鍋碗瓢盆,連水龍頭是什麼都不知道,她驚訝萬分,當時純樸的台灣人,還會幫他們找理由,恐怕是8年抗戰不得已,但後來看到大陸來的人行為舉止,在嚴守紀律守法的日本教育下,他們開始感嘆傷心,尤其是經過228血洗事件,然後一下子溢進來一倍的人口,這些外省人有的是不錯,但政府卻看不起台灣人,接連白色恐佈,逮捕台藉菁英,自此黃周圍夫婦看透透,為了養家糊口,就算再不滿,剛烈的黃周圍也得忍著,這是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黃周圍受了4個月的訓練後,由教職改調為台南市政府的教育科長,看似升官,當年5個子女加上公婆,一共九個頭嘴,米價一日三市,公務員薪水買米都不夠,只好吃蕃薯簽,生活苦不堪言,本來有一些儲蓄,可以是舊台幣4萬元換新台幣一元,儲蓄用完了,所以阿雲又得出來做教員幫助生活家用。 黃蔡瑞雲當時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外省老師前一晚受訓,她第二天就得現學現賣教"國語",有時語音是對是錯,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聽久了就能適應這番"台灣國語"。不過,最令她感恩的是,當年只剩台南郊外一個國小缺,又沒錢買腳踏車,所以認命了,只得每天早晨6點開始慢跑到郊外去教書,連續4個月每天跑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長距離慢跑鍛練,讓她晚年身體還能如此健壯。 差點成白色恐佈犧牲者 1970年代初期,台灣反對政治力量開始凝聚,雖然還在白色恐佈時代,黃周圍在退休之後,再也按耐不住,竟然向天借膽,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蔣經國,直言台灣只有獨立才有出路,這封信不得了,家裡馬上來了一堆特務,東搜西查,翻箱倒櫃,當然也把黃周圍給抓走了,關了一個禮拜,還是黃蔡瑞雲到處奔走,拜託唯一的外省朋友當時是中華日報總編,這位國民黨大頭人物發現黃周圍並沒有結群成黨,又是一位老人,不致罪大惡極,要求他寫悔過書,才肯放人。 黃蔡瑞雲回憶,當時白色戒嚴時代,眼看反共無望,由於黃周圍的兄長是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化協會蔡培火的幕僚,所以黃周圍受到蔡培火、還有組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影響很深。到了國民黨時代,反骨但也得向現實低頭。 為了女兒黃淑英移民到美國,黃蔡瑞雲台灣與美國兩地跑,兩人在美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子孫滿堂,但台灣接著後期還發生陳文成事件與林義雄家人被謀殺,他們總覺得為身為台灣人而悲傷,而先生在20年前病逝,完全沒有看到台灣真正民主化,尤其國民黨變天,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黃周圍無緣看到,讓她也是覺得悵然若失。 洛杉磯台灣長輩會會長 晚年雖然兒孫各自成家,一身奉獻給家庭的黃蔡瑞雲,待在密西根冬天實在太冷了,聽到洛杉磯台灣移民多,而且有一個台灣人的長輩會,1983年從朋友處聽到洛杉磯要蓋長輩會館及老人公寓,她決定離開兒孫,隻身前來洛杉磯安享天年;當時台灣長輩會為了讓台灣移民長者能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所以在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倡建老人公寓,歷經萬般波折,在他的堅持,長輩會終於在艾爾蒙地現址,購得6萬呎,興建58個單位的公寓,而其中一股就是由黃蔡瑞雲投資。 住在長輩會的鶴園,當時還沒有台灣會館,許多台美社團都是在長輩會辦公室辦活動,長輩會一直是默默支持台藉社團,出錢出力,而且不計名利,尤其當年幾位會長無私的奉獻,是此間社團十分仰重的社團。 2005年到黃蔡瑞雲在做了多年理事後,被推舉為會長候選人,結果高票當選,一生都是幕後的支持者,臨到90歲才被長輩們推到幕前擔任會長。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反分裂法、又是風災又是水災募款,難為她一把年紀,天天各處奔波,許多後輩,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能負荷得了,結果因為她的出現,長輩會只要參加各式台美大型活動,鎂光燈總是對她閃個不停,實在是90歲長者的出現,馬上所有活動,台美人第一代及第二代頓時間變成祖孫三代,全部台籍僑領都變年輕了。 不過,由於做一任會長,實在太累了,子女的央求,她決定做一任就好,後來由陳永全會長接任;雖然對長輩會有濃厚的感情,而且交了許多好友,但是卻因為一件摯友的背叛,說長道短又對她做了一些傷心事,她近日顯得非常悶悶不樂,也常勸自己公益自在人心,凡事要忍耐。 除了盡量參加長輩會每月例會,她受台灣建國促進會之邀,決定去支持他們每週六在洛僑中心的「台灣正名運動」,她笑著說,今日(11日)又下雨又下冰雹,都沒把這些人給打退,三年了,看他們每週持續的抗議,以前跟他們對罵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這些憨人的毅力,所以她希望能再次「以老賣老」走上街頭,當那些不只是向他們豎起大姆指的人士,或是給他們白眼冷嘲熱諷的人士,看到長輩會一些老阿嬤們都還那麼賣力地搖旗吶喊,圖的是什麼? 憨人要的不過是「反侵略、愛台灣」,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阿嬤,加油噢!(林蓮華巷)

吳月美 客家阿妹 華府律師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照人。」在維州費爾費克斯﹝Fairfax﹞市的羅文﹝Rowan﹞律師事務所裡,啜飲吳月美律師親自泡的茶,不禁想起客家山歌「食茶」的意境。 吳月美是現任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也是華府地區的一位優秀辯護律師。她說,從小到大,常有人說她看來不像中國人,問她究竟是什麼人?她總回答:她是台灣客家人。 我望著她,秀麗的外表帶著樸實,明亮的眼睛流露著堅毅,身上確實散發出客家女性的氣息。但她晢白的膚色與比較明顯的五官,又似乎帶點混合的感覺。在實際人生裡,她確實住過許多地方,混合著多元的文化。但不管身居何處,她總以身為客家阿妹為榮。 來自客家庄 吳月美的母親是日本人。她說:「媽媽十八歲時嫁給父親,此後成為一輩子的客家媳婦。我是十個孩子裡的老六,七個女兒裡的老五。也就是說,在我之前,媽媽已經生了四個女兒。照祖母的想法,我一落地,就該送人的。但是媽媽堅持所有孩子都要自己養,而且都要受教育,所以我很幸運地在溫馨的環境下長大。」 由於大姐是小學老師,小月美五歲就上學。一上學,便年年名列前茅。她說:「因為媽媽不識字,深感不便,所以希望每個女兒都唸書,以後可以做『拿皮包』的工作。」 她接著說:「我爸爸是苗栗泰安鄉警察局的分局長,無論在客家人或台灣人裡,職位都算高的。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地做事,這態度也影響著孩子。我們都規規矩矩,惟恐做錯事,會連累爸爸丟官。」 初中畢業,她同時考上新竹師範與苗栗高中。媽媽要她讀師範,以後當老師。她卻想讀大學,後來答應母親要學醫,才進苗栗高中就讀。然而後來卻因常陪母親上天主堂,與洋神父、洋修女接觸後,對西方事務很感好奇,於是在高三時,轉到文法組。大專聯招後,進了東吳大學政治系。 月美回憶說:「那年的一個颱風天,我家後院的香茅油工廠煙囪倒下,壓壞了我家的豬舍,賠了一些錢。我就拿著這筆錢到東吳註冊,以後全靠獎學金和姐姐們的幫忙,唸完大學。」 月美在政治系唸了一年,因為想當法官,隔年轉進法律系。東吳的法學課程相當紮實,學生要唸滿五年,才能畢業。月美在法律系表現相當出色,從而累積不少信心。 然而她大學畢業,報考司法官特考,卻名落孫山。她說:「我的總分其實超過錄取標準,但民事訴訟一科只拿六十九分。那科必須考七十分以上,才能及格。僅此一分之差,飲恨落榜。後來回想,如果我是活躍的國民黨員,也許有不同的結果。」 原來她在高三時,導師要她加入國民黨,她不願意卻不敢推託,勉強入了黨,等上了大學,卻藉故連續三次不去開會,從此不再接獲任何通知。在蔣家威權的時代,年輕人加入國民黨,顯然對前途有利。她的退黨是否關係司法官考試?無從得知,僅止臆測。 失望之餘,她回苗栗中學教書,並且在新竹耕莘神學院擔任研究助理。一年後,同時獲得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的東西文化獎學金與維吉尼亞大學法律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她選擇了後者,於一九六七年夏天,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飛到美國,踏上另一個人生旅途。 異國姻緣 維吉尼亞大學座落於傑佛遜總統的故鄉查拉特斯維爾﹝Charlottesville﹞鎮,離首都華府約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吳月美抵達風景優美的維大後,方知她是該校法律研究所的第一個外國女學生。 開學後不久,有兩個維大的台灣學生迎新,邀請她和其他新生一起到他們的住所聚餐。吃飯時,一位與他們同住的美國青年老往他們瞧。不久,他遞了一張紙條給月美,上面寫著「羅文」兩個字,說這是他的中文名字,兩個人於是聊了起來。 他告訴月美,他原先在維大唸太空工程,大三暑假,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中文,回來後,改唸亞洲研究。他的老師依他的姓Rowan,給他取了『羅文』的中文名字。」 「接著他問我父親做什麼?」月美說:「我據實回答後,他即談起蔣介石的政權。這時,那兩個台灣學生傳來一張紙條,寫道:『不要和老外談政治,他們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這便是我與羅文認識的經過。」 兩人逐漸有了交往,感情上升。隔年,羅文大學畢業,被徵召入伍,不久被派至越南打越戰。臨行前,他向月美求婚。月美相當遲疑,畢竟嫁給一個美國人,在保守的客家圈裡,並不多見。何況她原先的計劃是拿到碩士後,即回東吳教書。 然而兒女私情剪不斷,理還亂。一九六九年,月美獲得碩士學位,反倒留在華府南郊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鎮當研究助理。她希望藉此遠離父母和羅文,自己想個透徹。 這期間,她不斷經由通信,與父親討論異國婚姻的種種。羅文亦趁休假自越南到台灣,拜會吳家父母。終於在一九七○年,羅文退了役,兩人獲得雙方父母的祝福,締下了異國姻緣。 千里行腳 月美結婚前,收到羅文的姑媽送給她一項很別致的禮物,那就是送她到華府一所著名的語言學校,學習六個月的德語。 「羅文的姑媽嫁給一位德國的企業家,自己沒有孩子,視羅文為己出。」月美說:「羅文從九歲開始,便常在寒暑假到德國。所以我們結婚後,便一起到德國唸書。」 隨著這樣的機緣,這位客家阿妹婚後隨著夫婿,行腳天涯。一九七○年秋天,他們抵達德國紐倫堡﹝Nurenburg﹞。羅文在紐倫堡大學修習中國文學,月美旁聽一些法律課程,同時學習德語,也學做些德國菜。 一年後,羅文申請進芝加哥大學,攻讀亞洲文學博士。兩人回美國,在芝城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住了四年。這段期間,月美除了在芝大選課外,還在芝大的人文科學院擔任行政助理。 一九七五年,羅文修完博士課程,偕月美到日本學日語,兩人住在東京。在那裡,月美生下老大,取名和生。她在家照顧娃娃之餘,還學做日本的鐮倉雕與切畫。羅文在東京大學研習日文,並且在日本公司兼當工業翻譯,賺點外快。 那年暑假,月美帶著娃娃回美國探親,無意間獲得貴人指點,因而踏進法律之門。她說,有一天,她捧著一本《我的法庭生涯》,穿過華府法院前的公園。有人望她一眼,隨後追了上來,問她為什麼讀這本書?她說因為自己唸法律,喜歡讀法律方面的書。 簡單交談幾句後,那人問她在哪高就?月美答以人住東京,正在找事。那人隨即掏出一張紙,寫下東京一家律師樓的地址,要她到那裡試試看,隨後掉頭走了。 「我此後沒有再看過他。」月美笑著說:「但就像天神差來指點我似的,我按照他寫的地址去找,果然找到了八木與松田﹝Yagi & Mazada﹞律師事務所,面談之後,就被錄用了。」 這就是她獲得在日本的律師樓工作的經過。一九七七年,羅文又有驛動,這回他們到德國的杜塞道夫﹝Duesseldorf﹞。羅文進日立﹝Hitachi﹞株式會社服務,月美在家產下老二,取名德生。不久,她亦進另一家叫日商岩井﹝Nisho Iwaii﹞的日本商社服務。 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政府宣佈與中國建交,打開長期禁錮的鐵幕之門。一些西方企業欲到中國開發市場,其中瑞士鋁業公司中意羅文,聘他到中國開拓市場,但到北京之前,得先到瑞士受訓三個月。羅文對中國甚感好奇,乃欣然答應。 趁羅文到瑞士受訓,月美帶著兩個兒子回到台灣,與親人團聚。她並且在東吳大學兼一門課,一償多年想回母校教書的心願。 兩岸去來 在台灣期間,月美住在台北妹妹的家,將兩個兒子送到幼稚園學中文。不出兩個月,孩子竟能將「床前明月光」的唐詩朗朗上口,令月美聽了,十分欣喜,心想台灣現在的幼兒教育比從前的反共八股要活潑多了。 幾個月後,她帶兩個金髮的小男孩到北京,與羅文團聚。時為一九八○年春,中國的四人幫正在審判中,充滿了緊張的政治氣氛。一日,一家四口搭乘一部計程車,行經天安門廣場,只見到處高掛著毛澤東的巨幅照片。這時,一直凝望窗外的和生突然指著毛澤東的照片,大聲喊道:「爸爸,爸爸,那個肥肥胖胖的人是誰?」 「那是毛主席。」羅文壓低嗓門答。 「毛主席是誰?」孩子打破砂鍋問到底。 「就是毛澤東主席。」羅文答。 「喔!打倒毛澤東!打倒共產黨!」和生忽然揮著手臂握著拳大喊道。 羅文趕緊摀住孩子的嘴,月美心想:「我的天,誰說台灣已經不教反共八股了?瞧這孩子講得多順口。」 這時,兩個大人一抬頭,瞥見前頭計程車司機咧嘴而笑,方才鬆了一口氣。 住北京期間,月美在北京第二外國語言學院教英文,並且在科學研究所講解法律,孩子送到北京第一幼兒園上學。一九八○年夏天,月美經西方友人介紹,認識了拿教授休假年、正在北京進行多項商業談判的哈佛大學教授柯恩﹝Jerry Cohen﹞博士。她隨後成了柯恩博士在中國的助理,任職北京的庫德特﹝Coudert Brother﹞律師事務所,完成早期的中外合資經營法與稅法,並參與北京洲際大飯店及長城飯店的建築與經營協商,從而獲得許多寶貴的法律經驗。 當時是國、共不兩立的年代,兩岸對峙非常緊張。月美來回兩岸,行蹤自得十分低調。她說,全家第一次從北京回台灣,在機場等候行李時,一位警察即在身旁走來走去。聽得和生、德生兩兄弟正咭哩咕嚕地以北京話對講,冷不防,他拍了一下和生的肩膀,道:「嗨,小朋友。」 「幹啥,同志?」和生捲著舌頭答。 月美一驚,不敢回頭,後來還是羅文出面解了圍。待回到妹妹家,侄兒子秉良與和生同年,過去玩在一塊兒,這回見了表弟,即說:「和生,你的國語怎麼這麼奇怪,哪裡學的?」 「北京學的。秉良,我是北京第一幼兒園的小朋友。」和生操著北京腔答。 「北京?中國啊?」秉良大聲問。 「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生有問必答。 「啊!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秉良喊道。 「你別胡說,秉良,我們要統一台灣。」和生一板一眼地回答。 這段對白後來成了吳月美的招牌笑話。每回她說起這些童言,便引得哄堂大笑。這是惟有長期生活在國共對抗年代的人,才能體會的笑話。 一九八四年,計劃中的中國十項工業完全停頓,瑞士鋁業在中國的拓展未如理想,乃欲派羅文前往香港和新加坡拓展業務。但羅文決定帶全家回美國,這才結束四海漂泊的日子。 回憶這段歲月,月美說:「我把這些經歷視為人生的無價資產。因為它開闊我的視野與胸襟,對我日後的處世與承辦業務,有很大的幫助。」 律師生涯 回美國後,他們定居維吉尼亞。羅文自行開設國際貿易公司,月美繼續法律生涯。她說:「萬事起頭難。我雖有柯恩博士的推薦函,然欲進美國的律師樓工作,仍然相當困難。但我不氣餒,終於進了阿諾波特﹝Arnold Porter﹞律師事務所。這是一家很有名氣的人權律師樓,在麥考錫﹝McCathy﹞年代,曾為不少被誣為共產黨的人辯護。」 在阿諾波特律師樓,月美專門處理國際貿易和反傾銷的案件。兩年後,她換職到聯邦司法部刑事組,專門處理引渡案件。任職聯邦政府期間,她經手過名噪一時的江南案與馬可仕案的涉案人引渡,也學到不少出庭辯護的準備經驗,同時更下決心,要考美國的律師執照。因此她盡量在繁忙的工作與瑣碎的家務間,抽空準備考試。聰穎加上努力,她在一九八七年順利通過維吉尼亞州的律師特考,取得執業執照。然後,她進入費爾費克斯市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迎接更新的挑戰。 月美說:「維吉尼亞是一個很傳統的地方,律師這一行可說是白人和男士的天下。我是一個講英語帶外國腔的東方女性,如何贏取客戶信任、代表客戶出庭,如何在法官與陪審團面前陳述有力、幫客戶打贏官司,都是一連串的挑戰。」 「但我從不以語言困難或種族不同作為退縮的藉口。」她繼續說:「每次出庭前,我都極力充分準備。答辯時,盡量針對要點。許多年後,一位法官私下對我說,他第一次看到我出庭,都替我緊張,但同時心想:這位東方女律師敢出庭,一定對案子很有把握。」 「事實上,我自己在陳述或辯護時,都注意到法官和檢察官很用心聽我講話,因此更小心地把道理說清楚。結果我為客戶爭取了很多權益。這就是我將缺點化為優勢的作法。」 她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後,即自行開業。開業的最初十年,她志願當法院指派為窮人辯護的律師,一方面增加自己出庭的經驗,另方面也算服務社會。 她說:「美國境內非法移民很多,驅逐出境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從一次又一次的出庭中,累積了許多經驗與信心。」 如此一步一腳印,吳月美自力奮發,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律師。更難得的是,她還幫助丈夫進入司法界。 她解釋說:「全美國只有兩州准許由師徒制,報考律師考試,維吉尼亞州即為其中之一。所謂師徒制,就是具有大學學位、經律師工會審核通過的人,得以拜有執照的律師為師,依規定上課。每週上課二十小時,每學期上課兩個半月,一年上四個學期。每學期通過考試後,再繼續新的課程。如此經過三年﹝現在需要四年﹞,修完法學院必修課程後,就能報考律師資格考試。」 一九九二年,羅文結束貿易公司,正思考去向之際,月美勸他不妨研習法律。他答應了,此後即到月美的律師樓學習。兩人遂由夫妻變成師徒,依照州規上課。持續三年,羅文果真通過維州律師考試,亦成為一名執業律師。 不過上進心很強的羅文,有時仍不免以非科班出身為憾。因此他在二○○○年時,到德國柏林大學,修習法學課程。他後來獲得柏大法學碩士,並考過柏林律師執照,才回美國繼續執業。 因此目前在費爾費克斯市的一棟專業大樓裡,月美與羅文共同擁有一間律師樓。兩人結縭三十載,攜手行遍天涯。從前夫唱婦隨,爾後婦唱夫隨,也算一對在異中努力求同、共創未來的異國鴛鴦。 重續客家緣 月美婚後因為四海為家,甚少刻意尋找自己的客家根。一九九○年,她在華府地區安頓後,認識了擔任「華府客家同鄉會」會長的林正剛和林瑛惠夫婦。在他倆熱心招呼下,她加入客家會,從而認識劉永斌等多位客家鄉親。此後逢年過節,大家相聚,講客家話、談故鄉情,倍感親切。 八十年代,美國一些主要大城如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芝加哥、休士頓、達拉斯等地的客家會紛紛成立。華府客家會亦於一九八三年設立,歷經李彥輝、彭森明、丘應楠、呂堯基、彭賢森、蔡希科等會長,傳至林正剛,已是第七屆,其宗旨標榜聯繫鄉誼、宣揚客家文化、與不涉及政治。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客家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亦應關懷台灣的前途與民主。因此美東地區一些客家鄉親於一九八七年的七月四日,假在麻州大學舉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成立了「美東台灣客家同鄉會」。該會宗旨為支持台灣民主、關心客家福祉、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和諧、並增進全體台灣人的利益。 其時,大家推選賓州的陳秋鴻博士為創會會長。隔年,華府的劉永斌繼任第二任會長,與南加州的楊貴運教授共同聯合各地客家,在加州成立「全美台灣客家會」,公推楊貴運為創會會長。該會宗旨除涵蓋美東台灣客家會的宗旨外,更昭示要提高台灣之國際地位。 爾後,全美客家會與美東客家會合作,年年邀請台灣傑出的客籍人士如鍾肇政、林光華、李永熾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全美主要城市,為各地客家會帶來了高潮。 一九九二年,劉永斌繼郭成隆之後,接任第三任全美客家會會長;林正剛繼馮健宏、鍾應冬、葉吉福之後,擔任第六屆美東客家會會長。兩人同在華府,皆以吳月美這位優秀的客家阿妹為榮,因此每次舉辦活動,都邀請她到大會演講,成為月美接觸區域性與全美性客家會的開始。 月美從前在苗栗唸書,即經常在全校師生面前朗讀或演講。如今對客家鄉親講解法律常識,如同回到過去,神色自若,侃侃而談。她的專業形象與謙和態度,很快獲得客家鄉親的好感。 她除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外,還有一項講笑話的特長。她說,她在維大唸書時,指導教授送給她一本笑話集,她很喜歡,以後便開始學這種美式的幽默。後來當了律師,經常接觸人性的黑暗面,發覺講講笑話,實有助生活的調劑。 她的笑話使她成為一個在各種場合都受歡迎的人。許多時候,她上台幽默一下,大家都開懷大笑。因此參加了幾次客家會後,她在客家圈裡便累積一些知名度。 一九九五年,她首次擔任華府客家會會長,隔年蟬聯一任。然後在二○○四與二○○五年,她當選全美台灣客家會第九屆會長,成為第一位女性全美客家會會長。 認同新故鄉 目前,全美台灣客家會一共有十七個分會。吳月美說,客家族群儘管人數不很多,政治意見卻很分歧,有些偏藍,有些挺綠;有的參加台灣同鄉會,有的參加台灣同鄉聯誼會;此外,南部客家與北部客家也有意識型態的差別。 在藍綠糾葛下,會長如何處理敏感的政治事情?月美說:「我盡量以公平、公開的方式,推動總會業務。如果會員間有意見衝突,則以總會的宗旨與章程為依歸,以多數決為原則。」 她舉例說:「譬如二○○五年三月,全美台灣客家會加入其他台灣人社團,向國際發聲,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的不合理。因為我們總會的宗旨即表明維護台灣權益,提高台灣國際地位;而且本會在第七任會長張祿生教授任內,已正式加入『世界台灣人大會』,所以與其他社團聯合舉辦活動,合情合理。我認為凡事盡量朝法、理、情三方面著想,就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紛擾。」 當會長期間,吳月美盡量常與各分會聯繫,使總會成分會與台灣間的橋樑。她並且提供法律服務,為客家會申請免稅社團資格,籌建客家會基金。至於二○○五年的懇親大會,原先預定在華府舉行,後來為慶祝巴西客家活動中心落成,移師聖保羅,與南美鄉親合辦「全美洲客家懇親會」。 她說:「在巴西同鄉的精心安排下,這次的懇親大會辦得非常成功。全球各地前往與會的鄉親達近千人,美國去了一百六十名,行政院客委會主委羅文嘉也帶了一百餘人從台灣來,與我們一起開會。大家的士氣,都很高昂。」 在這次懇親大會裡,大家對客家的延續,亦有熱烈的討論。吳月美說,與會鄉親咸認為客委會成立四年來,確實認真推廣客家語文,爭取客家權益,對提昇客家地位,產生正面的影響。 她接著表示,客家受到重視,建立信心後,族群隱形化的危機自然會消除。她個人甚難理解隱形客家人的心理,但主張現代客家應該「認同新故鄉,創造新客家」。 她說,認同新故鄉其實與認同自己的客家血源沒有衝突。客家人散居全球,無論在台灣、美國、巴西或其他各地,都應認同居住地為自己的家鄉,關心當地,奉獻社會,才會獲得別人的注意與重視。 她又說:「在這方面,美國的猶太人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他們一方面積極參與美國社會,另方面不忘猶太的根源,結果整個族群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客家與猶太人相比,實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尤其在奉獻社會公益方面,更需作更大的努力。」 創造新客家 至於如何創造新客家?吳月美說:「就是保留好的客家傳統,去除不合時宜的習俗,注入建設性的精神,成為一個現代的客家人。譬如,客家人勤勞節儉、認真負責的習慣,就值得保留。客家人談婚嫁,男方要給女方家長一筆錢,造成許多困擾,這種習俗最好不要再沿用。除了發展自我,客家人也當幫助別人,對社會有貢獻,才會是個受人尊重的新客家。」 長期身為法律人,吳月美講話脈絡清楚。她說,其實自己並沒什麼大哲理,只是小時受父母的教導與兄姐的影響,覺得為人處世當認真誠懇。以後遊走各地,每到一處,總盡量學習,並積極與當地社會接觸。如遇困難,不放棄;受到挫折,也勉勵自己莫喪志。人生的路,就這麼一步一步走出來。 她接著說:「我因為對自己有信心,對事情持正面的看法,所以一些無謂的事就不那麼困擾我。譬如,我小時候常聽大人講,福佬人瞧不起客家人,可是我到台北,接觸福佬人後,覺得福佬人並沒有對我不好。」 「又如我在維吉尼亞當律師,在同行裡算是異數。但因為我經常代表客戶出庭,大家習以為常,自然尊重我的存在。再如我不懂河洛話,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一樣安然自如。去年,我參加美東夏令會舉辦的第一屆講笑話大賽,在滿堂講河洛話的人當中,仍被評為第一。當然這只是好玩,但相信只要認同台灣,福、客家本是一家,語言不是障礙。」 「人與人相處,本就是一門學問。」月美又說:「我們當律師的人,經常看到強者凌駕弱者的情況,也盡量為弱勢爭權益。但在集權或威權的地方,人權不受保障,律師也無用武之地。惟有在民主的體系下,少數族群才比較受到重視。台灣現在已開始注重族群和諧,重視少數權益,就是進步的現象。我們生活在民主體系下的客家,應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並且宣揚客家文化,延續客家精神,便是創造新客家的涵義。」 在吳月美律師事務所裡,喝著一杯又一杯她親泡的茶,聽著現代客家女性暢談法律、客家與人生,再想起客家山歌「食茶」唱的:「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妹情」,不禁感到時代縱有改變,客家阿妹純情如昔,「煞猛拼」的精神依舊,堅韌的客家族群綿延不絕。

昆布勞

台灣掉到水中,美國絕不會讓她淹死沉沒,但也絕不會救她上岸。」FAPA總會執行長昆布勞明白地說著:「台灣若是要統一,美國也會尊重,相對地,假若台灣民意決定獨立,美國也不會讓台灣被中國搶走,美國人認為,台灣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台灣人民手中。」 昆布勞,若不是在FAPA為台美關係打拚16年,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曲家。 父子遨遊世界走透透 昆布勞,1958年11月24日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lem,11個兄弟姐妹, 5男6女,排名在中間;父親是二次世界大戰荷美聯軍的空軍戰鬥機空軍,後來轉成民航機師,得到父親特別地疼愛,昆布勞從小時候坐在飛機行李艙上,隨著機師爸爸遨遊全世界,從來長大時更趁著優惠機票,暑假時到各地去旅遊,父親為他打開視野,體驗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並快速適應,充滿探險性格。 因為小小年紀就世界走透透,喜歡做律師的昆布勞,決定在荷蘭選讀國際法,法學院讀完6年得到法學博士。但因為1981年,荷蘭潛水艇售台事件,他以此為博士論文得以名聲大噪。受邀來美後在馬里蘭州大學繼續台灣問題研究。 有一天,受朋友之邀前往一場5天國際時勢座談會,認識當時FAPA的王桂榮會長,在王桂榮力邀下,成為FAPA專任職員,這5天就決定他一生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深愛日本藝術的昆布勞,回憶16年前,「FAPA辦公室專任職員只有我一人,當時只想做2年,準備去日本,我寫的第一個決議案就是促請國會讓「台灣加入聯合國」。沒想到越做越想替台灣打抱不平,16年了,FAPA長大了,但是台灣仍未加入聯合國,而且會越來越難。」 1989年,只有一人,昆布勞校長兼工友,寫決議案時,沒有電腦,只能打字複貝,一一去國會辦公室打交道。王桂榮會長一年會去視察2次,「我每天都很忙,只記得王桂榮一下飛機就要去買菜,後來發現他整天忙著在做菜給我吃,台灣傳統美食的手藝,令人回味無窮噢。」 講起華文名字,FAPA前總會長王桂榮稱Cone Blaauw為“ 昆不老” ,但陳榮儒接任會長後認為,明明已漸漸老了,所以再幫他改為“ 昆布勞” 。 他幽默地說,當時侯一年只要寫一個決議案就OK,現在一年寫了6個決議案,大家還嫌不夠,昆布“ 勞” ,恐怕就是要他再勤勞一點。 黑名單中的「黑名單」 身為FAPA六朝元老,身經百戰,昆布勞想起最難忘的事,竟是「黑名單中的黑名單」;原來自1989年起,昆布勞投入海外台灣人爭民主運動,1990年,旋即被國民黨列黑名單,禁止入境台灣長達8年,。 「台灣早期官方人士並不喜歡我,丁懋時參加智庫傳統基金會,就曾粗魯地拒握我的手,當時真的感到很震驚,隔年,TECRO華府辦事處同仁要離開,我受邀歡送酒會,丁懋時竟然勒令我馬上離開。」 1986年,FAPA一直努力解除台灣黑名單,1992年,黑名單終於解除,但可能是參加FAPA,別人都解禁,唯獨昆布勞,就是不讓他入境,有一次許信良成主席帶領7人來美參加克林頓就職典禮,只要TECRO在就拒絕他進入。1996年,還是沈富雄與蔡明憲幫忙,才得以回台。 再次踏回台灣,昆布勞想起,以前少年時就曾多次造訪台灣探望外派新竹菲力浦公司的舅舅,沒想到後來會為台灣工作,1996年回到日日想念的台灣後,想到因緣於荷蘭人祖先於1624年曾佔據台灣,希望回饋台灣的心,FAPA竟然就成為他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志業。 1996年後,本土政權漸漸抬頭,更多人尊敬他,認識他。2003年,還受到陳總統肯定表揚特別頒發「國際民主鬥士」獎章,過去所受到的委曲,終於得到平反。 FAPA六朝元老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於1982年一群熱心台灣人事務的傑出人才共同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組成,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性機構,致力於增進海內外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它權益。 昆布勞身為第一個職員,如何打進國會?他笑說:「沒有秘方,只有建立友誼與贏得信賴。」回憶當時因為很年青,深知議員助理第一關,所以與國會助理建立良好的友誼,但只要對台灣好,甚至幫國會助理帶狗、做嬰兒保母、搬家做苦力,他什麼都願意作。 信賴,昆布勞十分用功,24小時隨叩隨到,國會議員想要知道台灣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昆布勞會將提供最直接真實全盤性的信息。 歷經六任會長,昆布勞適應每一個會長的作法和風格,每位會長也很尊重他的判斷力及經驗,他特別關切台灣獨立和人權問題,常讓台美FAPA成員自嘆不如。 昆布勞表示,台灣面積與荷蘭一樣大。但台灣命運多舛,人民絕對值得擁有自主權,享有獨立自由正常化國家的資格。假若自己是台灣人,會非常失望、絕望,台灣人根本不敢"做自己"。 草根外交中,猶太團體在國會很大很有錢,但對以色列前途看法卻是團結一致,從不吝於表達他們的"憤怒"。台灣受到中國打壓威脅比以色列更嚴重,但台灣人比較像棉羊,太悲觀太被動,喜歡跟著人家走,內部應該有自己團結致的聲音。 中國遊說國會勢力只有2-3年,還不夠專業,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大企業偏中;台灣內部最重要,雖然美國很願意幫助台灣,台灣不能老是想躲在美國背後。 與何燕青一見鍾情 何燕青,8年前,畢業政大國際法系,來美國首府喬治華盛頓大學就讀碩士,當初因為要寫一篇台美危機的論文,想查資料去找FAPA,後來自願成為工讀生。昆布勞當年就一見鍾情,但公私分明,昆的感情只能隱在心中,何回台工作,6年前因為FAPA遺缺,又被聘回專任,昆布勞3年前終於鼓起勇氣展開行動,直認再不採取行動,一輩子將會後悔。 相差16歲,昆布勞果然是成功的遊說客,約女主角先約會一個月試試看,由於興趣相合,被昆的浪漫深深吸引,喜愛作曲的昆布勞,還特地為何燕青譜曲"you are so beautiful",成功打動芳心,得以成為台灣女婿。沉浸在幸福美滿的何燕青,自此夫唱婦隨,是為台灣在國會打拚的最佳夥伴,神仙眷侶。 文/記者林蓮華

廖國仲 紐約針織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廖國仲隻身到紐約法拉盛,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那時的法拉盛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來往的行人中,幾乎看不到黑人,也聽不到中國話,倒有一些日本人住在那裡,他的朋友打算在那裡開家日本食品店,這是他到美國謀生的第一站。 數年後,沒有資金與背景的廖國仲,憑著毅力與機緣,居然在紐約闖出名堂,變成一個成功的針織企業家。他曾在法拉盛擁有一片相當規模的針織廠,在曼哈坦擁有高級的陳列室,聘用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和行銷經理,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自己品牌「Wellmore」的廣告,同時在紐約Saks Fifth Avenue銷售名貴的針織衣服。 回首來時路,他說,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他曾經是個樂天知命的鄉下小學老師,因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黯然到台北求發展,基於天生的正義感,關懷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監禁的彭明敏教授,因緣際會,結識幾個朋友,牽引他到法拉盛來。 一步一腳印,奮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實,他說,「美國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做生意只要貨品好,交貨準時就做得成,個性不善周旋也行得通。」也許因為這樣的環境,做了三十多年生意,廖國仲仍然保有台灣農家子弟務實、爽朗、不計較與不宣揚的個性,紐約的同鄉提起他,都讚揚他長期大力支助台灣人運動卻始終不願為人知的作風,他們特訂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詩句贈予他。他的故事是一個刻苦奮鬥的台灣人在美國創業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則說明了台灣人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因。 鄉間的小學教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雲林縣西螺鎮人,家裡務農,自小喜歡繪畫,台南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崙背鄉崙背國校當美術老師。他年輕熱情有創意,任教期間,經常帶著學生們畫圖、演戲、舉辦各種活動,在地方很受歡迎,因此即使後來離開當地二、三十年,都還有很多學生和家長懷念那個活潑熱情的廖清讚老師。 他自己說,他在鄉下教書很快樂,在崙背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成親,當時並沒有想要到台北求發展,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竟因心臟病驟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只好黯然離開傷心的地方,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於是改名為廖國仲,希望就此否極泰來。 他後來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接著生兒育女,又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兼課,此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為了籌措旅費,曾經創下同時在五個地方兼職的紀錄,但是即使日子過得再忙,他都不會忘記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1964年,素被國民黨政府器重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刑,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國仲因為常和西螺的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由於程萬行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因而知悉彭教授的狀況。他對彭明敏的骨氣與膽識,深感佩服,也認為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該讓彭先生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在警探盤問監視下,到彭宅向彭明敏致敬。三十年後,彭明敏亦提起,當年在眾親友視政治犯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素昧平生而且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不畏被牽連,三番兩次去看他,令他無限感動。 繫上圍裙殺生魚 廖國仲到紐約後,先在曼哈坦小停幾個月,然後到法拉盛闖天下。那時,有對老夫婦在法蘭克林街開了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店,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這幾個人算是當年在法拉盛的台灣人拓荒者,黃石定也曾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當時,他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圍裙一繫,就開始殺生魚,切「殺西米」,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在美國取得居留權,也接妻兒來美。苑里籍的廖太太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功夫又細,到法拉盛不久,就到當時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夫妻倆胼手胝足,期盼在新大陸裡拓出一片天。這時,台灣有個朋友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年幼,上工不便,覺得如能在家自己做,就能照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出去碰運氣。 廖國仲在成衣界裡毫無人脈,只好打開電話簿,一家家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立刻帶著樣品去,幾次面談後,發現這種價碼高不高低不低的成衣很難找到市場,於是有人勸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高級女裝的市場大門在哪裡? 經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心想紐約是美國的時裝中心,最流行的時裝學校、時裝設計師和時裝雜誌都在這裡,街頭成衣製造廠和高級名品店林立,但願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的洋裝在我們店裡賣得很好,不知你們是否能織出同樣款式的針織衣服來?」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廖太太對著衣服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什麼花樣該織多少行,何處該收,何處該放。她費了一番功夫,用心織出兩件一模一樣的針織洋裝來。廖國仲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出奇地好。 僅僅兩種款式,訂單源源不斷。這兩種款式的針織女裝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大筆財路,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購買機器,聘請三、四十名員工,在自家的地下室織造,廖太太教授織法,並且負責品質管制。她說,他們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很高,他們曾經嘗試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他們也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到美國,在家閒著,就到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即熟能生巧。本著「貨品好,交貨準時」的兩大原則,廖國仲的針織事業越做越順當。 熨衣到天亮 他說起一件往事,道出一個移民者創業的辛勞。他說,從前他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婚到美國,一直和他保持聯絡,他在「大道」工作時,學生特地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感慨說:「廖老師在美國好辛苦,整天在殺魚!」後來廖國仲開了針織廠,略有規模,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主人立刻趕到地下室熨衣服,因為隔天要交貨,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那夜,廖國仲一直熨衣到天亮,隔晨,客人起床後,發現老師前晚為了陪他們,竟徹夜趕工,才知道創業真不是「辛苦」兩個字所能形容。 廖家和五十七街的服飾店合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衣服的款式也逐漸增多,後來同行看了眼紅,開始以較低的價格銷售類似的成品,廖國仲因此覺得有另拓市場的必要。他到「Saks Fifth Avenue」高級百貨公司探詢市場,該公司的採購員看樣品後,說:「你們的衣服很漂亮,可惜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隔年他再去,又得到同樣的答覆,這才領悟到原來那是推托之詞。 經過許多嘗試,他決定在曼哈坦開設服裝陳列室,直銷自己品牌的衣服。經人介紹,他先聘請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再由設計師介紹一位能幹的行銷經理,然後在設計、織造與行銷三方面密切配合下,推出自己品牌「Wellmore」的衣服,同時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廣告,市場的門因此大開,「Saks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大主顧。數年後,在針織界裡,Wellmore品牌的衣服幾可媲美名牌「St. John」,在市場上佔著一席地位。 在發展過程中,廖太太在技術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時裝設計師只畫圖,不織衣,如何織出他想像中的衣服,全憑廖太太本事。「美感本身很微妙,有些衣服看來類似,穿起來感覺卻不一樣」,廖太太說:「Wellmore品牌的衣服有胸線,看起來俏挺,穿起來合身,因此許多人喜歡。」 她接著說,她常常看著設計師畫出來的圖,思索著如何表達他所想要的型態與感覺,一件衣服織了又拆,改了又改是常事,但也有順手的時候。「有一回,真是福至心靈,」廖太太興奮地說,「設計師為一位選美皇后設計衣服,為了顯露小姐優美的腰線,特地設計一件中圍露出一個菱形大洞的禮服。我整天就想著那個菱形的大洞,後來坐在機器前,動手織起來,手氣竟是出奇地順,從頭到尾,沒有改過一針。」不久,她從電視上看到那位美國小姐穿著那件禮服亮相,真是漂亮,事後顧客也打電話來,說她對那件衣服滿意極了,讓廖太太覺得很驕傲。 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意興風發,亞洲移民一波波地湧進,商店一家家地開,房價也跟著節節上漲,街頭上,都聽得有人用台灣話交談,放眼望去,到處可見中文和韓文的招牌。廖國仲的事業也隨著法拉盛的興盛而發達,他在緬街旁的楓樹街(Maple Street)蓋了一片廠房,員工多達兩百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高達六、七百萬美金,同時也做些房地產投資。「美國是一個移民者的天堂」,這話雖然誇張,但對吃苦奮鬥的廖國仲來說,卻也不差。 善事一牛車 廖國仲的名字出了紐約,鮮少人知,但在紐約的台美社區裡,卻幾乎無人不曉。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他非常低調,曾經幫助過許多人,卻不願為人知。」「他不掛名任職,只在幕後出錢。」「他不過問社團的事,但只要是台灣人的活動,就大力捐助。」當然,還有人尊他是法拉盛台美人的開山祖之一。 與紐約台灣會館有淵源的人都知道,台灣會館從當初購買、整建,到後來的兩度「救會館」,廖國仲都是出錢最力的人之一。熱心台灣人運動的人也說,早期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紐約,廖國仲總是二話不說,就予支持,即使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他的針織事業已結束,卻也仍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連任兩年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長同時也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召集人的李正三因此特別訂製了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字句,頒給廖國仲。李正三說,廖國仲贊助台灣人運動,不是一日或一時,而是三十年不間斷,舉個例子說,彭明敏自1970年逃亡到美國,一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返台,二十三年間,廖國仲對彭先生精神與物質的關懷不曾中止;1996年,彭明敏在台灣競選總統時,廖國仲還特地擱置美國的事業,回台一年,當彭明敏競選辦公室的主任,他為人的重情義,可見一斑。 另一位曾經密切參與「海外組織」的同鄉說,當年「海外組織」為了遷黨回台,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企圖闖關回台,坐著飛機在美國、日本、台灣、香港、馬尼拉等地到處繞,廖國仲一直跟在身邊,就是負責財務事。許信良在美國流亡多年,許太太每個月都定時收到一位「善心者」寄去的生活費,這個「善心者」是誰?接近許信良的人,心裡都明白。 從事台灣人運動多年的黃再添說:「廖國仲慷慨解囊的行為有如現代的孟嘗君,但他本身從不宣揚。」他接著又說,台灣人裡就是有這種幕後大力出錢,卻不吭聲也不掛名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挺身做運動,就有人暗中支助,這就是台灣人運動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而廖國仲就是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之中的佼佼者。 廖國仲本人不提這些事,他只說,三十幾年前,他在台北時,眼見同鄉好友林中禮、林水泉在青春時就為台灣的民主坐牢,後來又看到風光一時的彭明敏教授為了台灣的前途坐監受禁,彭宅由昔日的門庭若市變到後來的門可羅雀,世態的炎涼使他深切地感到這些人為了台灣的前途,實在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他接著說,到美國後,他埋頭做生意,事業發展得很順利,可是每一想到那些冒著牢獄危險為台灣打拼的人,就覺得「即使借錢, 也要支援他們」,因此,他贊助過許多當年路過紐約的黨外人士們,心裡卻不曾期待有所回饋。他說:「有些同鄉對民進黨的一些人感到失望,覺得他們在美國時很親切,但一回到台灣,便變得遙不可及。其實,政治人物們在台灣都很忙,我不會去拜訪他們,所以不會失望。」不過,想了想,他又說:「如果我回台灣,我想我會去看林義雄先生。」 老猴畫漫畫 在紐約經營了二十七年的針織生意,由於這項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加上本身的健康情況不好,所以廖國仲在一次重病入院從生死邊緣拾回生命後,決定結束針織事業,做些自己想作的事情。 他說,大病一場後,他關 掉針織廠,和太太倆人相偕回台灣,看看從前住過的地方,見見久違的親朋故友,覺得很快樂,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夠走出死蔭幽谷,才能親眼看到民進黨執政,實現自己三、四十年來的願望。他也因此在2000年首度出任公職,擔任紐約地區的僑務委員。他說,就任以來,已經兩度回台參加僑務委員會議,並且和其他僑務委員幾度拜訪紐約中華公所,與傳統僑社作良性溝通,效果很好,希望今後能多做些服務僑民,連繫僑民與政府間的工作。 畫圖與關心台灣是他天生的兩個細胞,所以目前他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畫政治漫畫。他出生猴年,自己取個「老猴」的筆名,畫了不少反映台灣政治社會現象的漫畫。他勾勒人物傳神,幾個主角如李登輝、連戰、蕭萬長等,都能掌握人物的特點,讓人看了起會心的微笑;他漫畫的內容帶著幾分幽默,幾分諷刺,此外,還有濃郁的台灣心。藉著漫畫,他發抒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與對故鄉的情懷,作品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外,還自印成冊,與親朋共分享。 在法拉盛住了三十幾年,廖國仲覺得生活在此十分自在,站在緬街街頭,望著穿梭如織的車輛與熙來攘往的行人,他很高興地說:「住在這裡很方便呢!在廚房下鍋燒開水,再出去買豆腐,回來都來得及煮。想吃東西,只要走出去,大菜小吃,應有盡有。」 法拉盛畢竟是他這一生中居住最長久的地方,她曾經帶給他希望與財富,他也曾經望著她成長與發達。從雲林、台北到紐約,廖國仲一直認真地走這人生的路,一步一腳印,每個停點都是他的故鄉,每個故鄉都是他情感的所在,在人生的旅途中,他的事業或許有改變,但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卻永不移。

楊遠薰 我的三十一歲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響應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活動 我的三十一歲是美好的,因為在思想與認同上,我走出了鬱鬱的叢林,覓尋到自己的天空;在生活領域裡,我擁有一個丈夫、一對兒女、一棟洋房和兩部車子,覺得很滿足。 然而在這之前的一年,我經歷了陳文成命案的震撼與白色校園恐怖的困擾,內心十分紛亂。 我的丈夫阿加與陳文成同齡,在經歷上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1981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阿加拿到博士學位四年,在美國的一所州立大學執教。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正計劃帶她回台探親。 七月初,陳文成的命案驟然發生,在台北的公公婆婆立刻打電話來,勸我們取消台灣行。他們說,國民黨在美國各大學的特務向來猖狂;阿加年紀輕輕即當上大學教授,容易招忌,況且他胸無城府,講話不避嫌,恐怕上了黑名單,都還不自覺。 我誠為陳文成的事件難過,卻也覺得公公婆婆的操心有點過度。但為不拂逆他們的好意,我們修改計劃,由我單獨帶著小女兒在秋季回台灣。 那年十月,出國四年半、首度返抵國門的我在踏進桃園國際機場的剎那,真是無比雀躍。但很快地,疑慮便取代了喜悅。 我遞上護照後不久,關務員即大聲要我站到黃線後面去。那時尚無電腦,我瞥見玻璃窗內的辦事員翻閱一本很大的名冊 ,然後看看我的護照,又望望我,又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抱著小女兒靜靜地候立。 在等待中,我有點疑惑,卻又自忖「成分」不錯,應無問題。我畢業政大,高考及格,出國前是中央級的公務員,出國後不參加政治活動,近年更在家事、尿布與奶瓶間打轉,心想黑名單怎麼輪,也輪不上我。 總算,辦事員揮手要我上前,盤問一陣我在台的戶籍與地址後,便放了行。但接下來的行李檢查也很詭異。我的衣物一件件地被翻攪,連嬰兒的紙尿布都一片片地被拆開再折回,好似裡面暗藏海洛因。我心覺有異,卻不便說什麼。 待出了關,家人蜂擁而上,頭一句話便埋怨道:「怎麼這麼慢?跟妳同機的人早都出來了!」 我決定讓久別重逢的喜悅沖淡心中的疑慮,便和家人嘻哈地歡笑。當晚在台北家裡,一夥人聊至半夜方就寢。隔晨,遲醒的我才起床,母親便跨進房。 她把房門帶上,正色地問:「告訴我,妳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沒有啊。」我睡眼惺忪,滿臉茫然地回答。 「今天一大早,管區警察就找上門。」媽媽說。 「真的?」我的一顆心迸地往下沉。 「他說:『楊太太,妳的女兒是不是從美國回來了?』,我心裡詫異他怎麼如此消息靈通,卻不動聲色地回答:『是啊,她還在睡覺。你找她有事?要我叫她起來嗎?』」 「他怎麼說?」 「他說:『不用,不用,我只是過來打個招呼,明後天再來。』說著,便走了。奇怪,他怎麼知道妳回來?是不是所有國外回來的都受到這樣的查詢?」 「我也不知道。」我愣愣地回答,心裡很不舒服,繼而想著:「難到真如公公婆婆所言,被校園特務密報了?」 當天晚上,爸媽請公公婆婆與家人一起到外面餐館用餐,禮遇親家, 也為我洗塵。 我公公那年正好應邀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住在老爺飯店裡的一間套房;那天餐前特地與婆婆拎著糕餅,先到我家拜訪。 兩家的親家與親家姆互相寒暄一陣、又逗了小孫女後,便坐下來話家常。談著談著,竟談到了阿加與陳文成。 「你知道嗎?親家,」素不多言的公公說:「陳文成去世前三日,到中央研究院演講,我們還一起聊天、吃飯。」 「真的?」家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真的,」我婆婆搶著說:「他 (我公公) 那天下班回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所裡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無論身材、體型或講話的口氣,都很像阿加。他的名字叫陳文成。」 「喂,等等。」母親霍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陽台前,把所有朝外的落地玻璃門與窗戶全都關上,再踅回沙發坐下。我看在眼裡,覺得他們上一輩的人確實對政治具有高度敏感性。 「陳文成那天到所裡作學術演講。」公公說:「我在他講完之後,趨前和他握手,說他講得很好。他一看到我的名字,立刻說:『許教授,我沒上過您的課,但讀過您寫的書。』」 「我望著他那張方方的臉、聰明的眼神與壯壯的身材,覺得很像阿加,便問起他的年紀,沒想到竟與阿加同齡!我又問他打不打壘球?因為阿加很喜歡打壘球。他很爽朗地回答:『打啊,壘球是我最喜愛的一個運動。』真是巧合!我們就這麼聊著,還一起吃了飯。」公公說。 這時,客廳裡一片靜穆。 「三天後,我去參加一位晚輩的婚禮。」公公接著說下去:「筵席中,同桌的人談起當天發生的一起離奇命案,說有一位美國回來的年輕教授陳屍台大校園。我越聽越覺不對勁,就請他們把那人的名字寫在紙上給我看,結果竟是『陳文成』!我擱了筷子,覺得再也嚥不下任何一口飯菜,隨後便提早回家了。」 「親家,」父親神情凝重地問:「你覺得陳文成可能自殺嗎?」 「絕對不可能。」講話一向保守的公公以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在中央研究院時的神情相當自信、爽朗,還談未來的計劃。一個即將自殺的人,不可能是那樣子的。」 「那些國民黨的特務真沒良心!」婆婆這時恨恨地說:「他們為了每個月多拿一些錢,就不顧人家死活,按月報幾個名字上去。我們住美國大學城的人都曉得這情形,對某些有職業學生嫌疑的人也特別警覺。那些 做那種喪天害理的事的人以後不得好死。」 靜坐一旁聆聽的我這時才恍悟到為什麼公公婆婆在電話裡一再叮嚀:「阿加不要回來。」公公早年執教台大數學系二十年,歷經台大醫學院教授被捕的政治案件;爾後執教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多年,亦目睹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橫行,因此對學界的政治議題十分警覺。他與婆婆本能地想保護阿加,然在越洋電話中,恐遭竊聽,不敢講得太露骨。 我那次停留台灣的三個星期裡,警察一共造訪我家三次,每次都旁敲側擊地問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母親的解讀是警方在警告我,要我明白我的行蹤已被注意。我則認為警察待我還算客氣,判斷我可能僅上灰名單,不是黑名單,真正有問題的,應是阿加。 我靜靜地回想: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只參加「台灣同鄉會」,不參加「中國同學會」。二是每逢過年過節或暑假,我們常邀請台灣來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極可能其中有人密報阿加批評國民黨的言論。 我逐一過濾那些到過我家的學生臉孔,覺得有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十分可疑。他講話一向閃爍,也不怎麼與其他到我家的台灣學生融入,但每次都不請自來,也每次都到台灣同鄉會去。 此後,我每一想起校園特務的密報,心頭便如有一把火在燃燒,越想越憤怒。然在無法宣吐的情況下,又只得將怒火壓抑在心中。因此一回到美國的家,我便全盤向阿加傾訴。 他聽後氣得破口大罵,罵國民黨政府、罵校園特務、罵那坑人的制度。 我望著他那張漲紅的臉,不禁說道:「還好你沒回台灣,否則依你這個性,若被抓到警備總部,準會被打死。」 「他們若拷打我,我就讓他們打到死!」他滿臉不妥協地叫嚷著。 「嘿,你若成了陳文成,我豈不成了陳素貞?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說罷,我猛然打個寒顫,發覺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因為特務就在我們的身邊! 我忽然有放聲大哭的衝動。 那夜,子夜夢醒,我想起陳文成的遭遇,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三十一歲,多麼美好的年紀!在許多留學生還在唸研究所的階段,他已經拿博士學位、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執教,並且擁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與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該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那本是一趟歡天喜地的返鄉之旅,竟落得如此悲慘恐怖的下場,究竟是誰的錯? 我再也無法入眠,便起身披衣,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沉思。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在政治認同的理智與情感間拔河。初到美國的第一年,我一聽到人家謾罵國民黨,便覺十分刺耳,甚至難過。逐漸地,我發覺對方講的也有幾分道理,但要否定自己既定的想法,畢竟十分痛苦,於是我開始迴避會引起爭議的政治議題,也不參加相關的活動。 但接下來連續發生的美麗島大逮捕、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猶如一顆顆重量級的炸彈爆發,炸得我不得不正視事件的發展,並探討問題的所在。我越探討,越覺得從前被灌輸的許多觀念是扭曲的,甚至連時時掛在口裡的「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說法都值得懷疑。 那夜,我悲哀地想著:這是什麼世界,居然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定位,豈不太不可思議?那夜,我為自己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混淆而哭泣。 一進入十一月,北國的雪花紛飛,積雪越來越厚。我的心境亦如 寒冬,籠罩著一層蕭瑟。不知不覺地,我送走了苦悶的1981年,踏入我的即將三十一歲的新的一年。 正月底的一個早晨,雪後初晴,天空豁然開朗。我佇立窗前,仰望白雲舒展的晴空,難以想像幾小時前猶是風雪交加的夜晚。我把雙手放在腹部,撫摸腹裡的一個新的生命,感到一陣喜悅。我回過頭,望著頭髮繫著粉紅蝴蝶結的小女兒正快樂地在起居室裡玩積木,心底湧起一抹無名的感動。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我要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們的心裡沒有特務的陰影,也沒有國家認同的混亂。」 剎那間,我忽然覺得為什麼我要讓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著我?台灣海峽那邊的疆域叫中國,這邊的島嶼叫台灣。我來自台灣,生活在美國,我認同台灣,也認同美國,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讓我掙扎良久無法出脫? 就在那瞬間,我走出了古老的中國與龍的傳人的桎梏,擁抱了台灣與美國的天空,心情亦如大雪新霽般地開朗。 我隨後走進了美國的社會與台美人的社區。在美國公司工作多年後,我陸續寫下一系列海外台灣人的故事,也出版了兩本台美人的書,作為我對三十一歲時所作的認同的回饋。 回首前塵,我的三十一歲是我的新生,也是我躍向另一個嶄新人生的起點。(end) 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

謝敏川 新澤西傳教人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謝敏川牧師的心裡有著一幅畫,十五年來,他像個辛勤的園丁,孜孜不息地犛田、鋤草、照顧花苗,欣喜地望著心中的花圃慢慢成形。 自從1986年八月,他應聘到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牧會後,就懷著一個想法:他不僅要服務教會會友,也要服務台灣鄉親。他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也希望這所教會成為紐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就任以後,他敞開教會的大門,歡迎鄉親們在教會舉辦多種活動,以致在那個敏感的年代,被人貼上「台獨教會」的標幟,讓一些心存疑忌的人裹足不前。但是謝敏川牧師說:「我們以這標幟為榮,我們的愛心表現將是信仰的最好見證。」 行經多年,新澤西的台灣鄉親們說:「如果你要上教堂,就到新布朗斯維克市的台美長老教會去,那是一間愛的教會。」 這是敘述一個長老教會的牧師如何經過美麗島事件的餘盪,到美國傳教的故事。他希望建立一個「紐澤西台美社區中心」的憧憬,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引導大家不斷向前邁進。 蹣跚傳道路 謝牧師年輕時並不想當牧師,他甚至數度抗拒,但上天奇妙的安排讓他不得不臣服。他生長在台中龍井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自幼失怙,四、五歲時,得了重病,母親向神禱告,求主讓兒子病愈,她要把兒子獻給主,讓他長大後為主作工。可是等他長大後,覺得為主傳教是母親的意志,非他自己所願,於是抗拒唸神學院。 但是這種抗拒的意識越來越強時,竟無端生起病來。到醫院就醫後,暫時順服主意,進入台南神學院就讀。唸到大二,想到神職生涯太辛苦,計劃輟學,沒想到又生起病。進醫院開刀後,只好乖乖地回神學院繼續唸下去。 大四時,覺得實在唸不下去了,這回打定主意另謀人生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又再度生病入院開刀,然後順服地唸完神學院,接受分發去傳道。他說,剛傳教的那幾年,意志也不堅定,每遇到挫折,就有離職的念頭。一直到有一年,出差到菲律賓開會,半夜在旅館裡,忽然胃出血,虛弱中,他跪下來,發自內心地向神懺悔。自此以後,結束心頭掙扎,心甘情願地侍奉主。 他又說,就讀台南神學院時,記得有一個學期修習佈道課,老師要他們到街頭佈道。他就在一個星期日,拿著一本聖經,站在台南市最熱鬧的「三角利巴」,大聲講起道來。那時熙來攘往的行人都對他投以異樣的眼光,當他是瘋子。一天下來,自己也覺心灰意懶,不知如何再撐下去。後來和同學商量後,大家決定下回五、六個人一起出動,先合唱聖詩,再輪流講道,結果士氣大為提高,他也因此體會到團隊比個人更能發揮力量。 畢業後,他被分發到台南學甲、安平一帶傳道。一年後,在安平教會受按立封牧,然後到成功大學附近的東寧教會牧會,從事校園的宣教工作。後來,台南區的長老教會、衛理公會、聖公會和台南神學院等四個單位共同成立一個「基督教大專院校服務中心」,請他當中心的主任。此後,他從事了十一年的大專院校宣教工作。 1974年,謝牧師獲得赴美進修的機會。當時,台南神學院院長宋泉盛博士鼓勵他唸神學以外的學科。他於是到紐澤西的羅格斯州立大學(Rutgers Univ.)唸社會學研究所。在美國兩年的留學生活不僅大大擴展了他的視野,也改變了他日後的傳教生涯。 他到紐澤西後,發現該州中部有一個剛成立的台美團契,就常去作禮拜。原來早在1972年,中澤西有一群台灣人基督徒包括謝穎男、駱維仁、高天香、李敏修、李武雄、連水元夫婦等多人,每個月都借用謝穎男牧師服務的美國人教會聚會兩次。同一時期,服務於「紐約聖經公會」的郭得列牧師也在其Kendall Park的寓所定期帶領查經。 1974年的復活節,兩處的台灣人基督徒首次在普林斯頓的納瑟(Nassau)長老教堂聯合禮拜,此後每兩星期聚會一次,這就是當時的台美團契。那年十一月,台美團契遷到金斯頓(Kingston)長老教會,開始每星期日定期禮拜,會友人數大約三十多人。 謝牧師在羅大學唸書時,常和一些台灣學生如黃晉文、王守義、黃榮貞、鄭再榮和陳東亮等人在一起。這些不是基督教徒的學生喜歡提出一些挑戰基督教義的問題,引以為快,謝牧師不以為意。星期日,謝牧師要到台美團契作禮拜,沒有車,得勞駕這些弟兄們送他去。這些「鐵齒仙」通常一路抬槓地送他到教會後,就站在教堂外面聊天,等他作完禮拜,再一路開車抬槓回去。 如此經過兩年,謝牧師束裝回台,這些弟兄也陸續完成學業,大都留在澤西工作。1986年,謝牧師受聘回澤西主持台美長老教會時,竟意外地發現往昔的「鐵齒仙」一個個受洗為基督徒,有些還當了長老,令他十分感動。 動盪的年代 1976年夏天,謝敏川在羅格斯州立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後,即回台灣,在台南神學院執教。隔年,兼任「基督教亞洲教會協會」的提名委員。稍後,又擔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URM)」的在台負責人。在他負責台灣URM的十年期間,URM對台灣的社會與民主作了不少貢獻。 謝牧師說,URM是一個幫助訓練草根社會運動者的組織,本來亞洲教協每年撥兩萬美金的經費給台灣的URM,後來台灣的URM和加拿大的CUT合作,由台灣方面安排勞工、環保、婦運、學運和原住民等社會運動者到加拿大接受訓練,加拿大方面則由多倫多教會的林哲夫負責舉辦「社運訓練營」。為此,謝牧師將亞洲教協每年補助台灣URM的經費移交給多倫多教會,作為舉辦「社運訓練營」的經費。 在當時政治高壓的環境裡,就經由這種方式,得以培養許多深具台灣意識的草根運動者,間接貢獻台灣的民主運動。謝牧師一直從事URM的工作,一直到1986年赴美前,才將職責交給林宗正牧師接任。 1977年,謝敏川牧師受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副書記,開始與高俊明總幹事共事,並且參與那年八月「人權宣言」的簽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連續發表「國事聲明與建議」及「我們的呼籲」兩項重大聲明以後,已經備受情治單位的監視,但總會不為所懼,復於1977年8月16日三度發表島內最前進的聲明-「人權宣言」,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的住民決定,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回憶當年連署這份聲明的心情,謝牧師說:「當時,大家都做了最壞的打算,每個人都事先寫好遺書,再以非常嚴肅的心情,在這份聲明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因為那時任何人只要觸及『台灣獨立』四個字,便可能被控以觸犯顛覆叛亂罪,被處極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重刑。」 接下來的1979年,山雨欲來風滿樓,全島瀰漫著緊張的氣氛,終於在年底發生了高雄事件,國民黨政府藉機進行大逮捕,台南神學院院長蕭清芬博士亦被約談,並被暗示該校多名師生皆有問題。一時捕的捕,逃的逃,到處風聲鶴唳。隔年年初,逃亡中的施明德落網,逮捕箭頭立刻指向長老教會的人士。接著林文珍長老、施瑞雲祕書、以及多名牧師和教友們都陸續被捕,教會人人心頭凝重。 1980年,謝敏川牧師被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副議長。他說,那些年是長老教會最困難的歲月,面對不斷演變的情勢,總會的幹部們隨時開會研討對策,個個身覺肩負重任。 那年,謝牧師因為與西雅圖的一家美國人教會有為期三個月的交換牧師計劃,就在四月中飛抵西雅圖。當他剛向服務的教會報到時,就接到台北打來的緊急電話,告知高俊明牧師已被逮捕,頓時心情下沉。他認為他有動員國際人士,緊急聲援高牧師的責任,可是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異鄉,他該怎麼做? 與服務的教會牧師商量後,他們隔天一早作了一個肅穆的長禱,然後開始打電話給所有可能聯絡上的人。他們也必須儘快召開記者招待會,幸好這時有人介紹一個與美國媒體關係很好,又很瞭解高雄事件來龍去脈的人給他。這個人就是荷蘭籍的韋傑里(Garrit van der Wees),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有一個台灣籍的妻子陳美津,夫妻倆都很富正義感。心焦如焚的謝牧師見了他倆,猶見天兵,立刻將記者招待會的事情交給他們。 謝牧師本人則立刻和普世教協、亞洲教協、美國長老教會總會、以及「台灣人自決會」的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等人取得聯繫。當時,黃彰輝牧師和美國長老教會亞洲宣教部的Dr. Thurber兩人當面囑託謝牧師,要他回台後務必傳達一項重要的訊息,就是絕對不能讓在獄中的高俊明牧師辭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的職務。他們說,一旦高俊明牧師不再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幹事,國民黨對他的所有指控都將變成個人犯罪,國際人士也將失去聲援他的正當理由。 七月中,銜著使命的謝牧師返台,卻意外地發現國民黨已經透過管道,傳播高俊明牧師若辭去總幹事將會被釋放的消息。部分教會人士為求高牧師早日出獄,主張總幹事一職應由他人取代。謝牧師此時的心情非常沉重,除了一方面儘速到監獄探望高牧師,當面傳達黃彰輝牧師及國際友人的意旨外,另方面更與總會裡看法相同的同事們極力護衛高牧師的總幹事職務。 1981年,謝敏川牧師升任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在任期間,不僅極力穩住浩劫後的教會內部局勢,更經常與總會的代理總幹事陪同國際教會的人士赴土城看守所探望高俊明牧師,在監獄裡進行守聖餐的儀式。 回憶這段往事,謝牧師特別感念當年併肩奮鬥的同事們如商正宗、林宗正、王南傑、林正宏、鄭兒玉、蕭清芬、王憲治、林培宗等牧師,郭大衛、包佩玉等宣教師,張宗豪長老,以及許多年輕熱血的神學院學生和畢業生們。 他說,當年有許多年輕的牧師和傳道們都本著不顧自身安危,也不欲人知的態度,投入台灣人運動,彼此之間都存著「一旦出事,要互相照顧彼此家後」的默契。那時,也有人徹夜不眠地付印好幾萬份的台獨重要宣傳文件,在天將亮之際,開車從北到南,一路分送投寄,為的只是想替自己的鄉土盡一分心力。如今美麗島事件已成煙雲,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對謝牧師來說,畢生難忘。 謝牧師繼續在台南神學院執教,直到1984年,為了增加傳教經驗,才受聘到台中柳原教會牧會。他在台中時,與教友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隔年夏天,一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夫婦安靜地到教會作禮拜,參加查經等活動。一個星期後,他們對謝牧師說,他們是「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聘牧委員會的陳淮崇和何文英,請問謝牧師是否願意到美國傳教? 紐澤西是謝牧師當年留學的地方,從前認識的人大都還在,何況到美國傳教也是為主服務,所以當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的李欽若長老正式和他接洽時,他欣然同意,但言明必須等到柳原教會找到繼任的牧師。 隔年,坐牢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出獄,謝敏川牧師在台中柳原教會為高牧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台灣區感謝禮拜」,參加的人擠滿了柳原教會的教堂與庭院,氣氛非常感人。在感謝禮拜後,因為柳原教會已覓到繼任的牧師,謝牧師遂在1986年的八月飛抵紐澤西,開始他的北美的傳教生涯。 新澤西傳教 紐澤西的台美長老教會在1986年時,仍然借用僻靜的金斯頓教堂作禮拜,會友大約六十人。聘牧之後,教會希望成長,鑒於金斯頓教堂的設施有限,面臨著遷址的問題。當時一部分人提議購地自建教堂,另外大部分的人則主張借用較大的美國人教會。 謝牧師就任後,用心觀察教會的狀況,發覺教友們散居四面八方,星期日才開車前來聚會,平時不易舉辦教會活動。教會裡有多位向心力很強的長老們如陳東亮、劉怡和、余秀美、謝慶賢、陳淮崇、黃晉文、廖愛信、劉照男、江德欽等,對牧師很照顧也很尊重,然而一般教友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對教義的詮釋都有待整合,加上教會的人力與財力也很有限。所以謝牧師認為與其竭盡所能,興建一間只供星期日作禮拜的小教堂,毋寧多用心力在整合會友們的信仰、認同與對外宣教事務上。 他的意見獲得普遍支持,於是多方覓尋,終於在1989年七月遷入新布朗斯維克市的第一歸正教堂。新遷入的教堂不僅交通方便,而且毗鄰羅格斯州立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對曾經從事校園宣教的謝牧師來說,是一個很理想的地點。遷堂的那年年底,會友人數已增至一百人。 接著,謝牧師擬定宣教方針,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盡量與當地的台灣同鄉接觸。1987年,由「紐澤西台灣同鄉會」、「關懷台灣基金會」和「台美長老教會」三個單位聯合主辦的「紐澤西台語學校」正式成立,這是聯繫台美教會和台灣同鄉之間的首座橋樑。 台語學校的校址設在台美教會內,由謝敏川牧師開班教授羅馬字白話文訓練師資。當時不少同鄉為了讓孩子學母語,特地在星期日開車送孩子到教會上課,但不想進教堂作禮拜,於是三三兩兩站在樹下講話。有些教友因此不高興,向謝牧師抱怨,謝牧師笑而聽之。 那些年,台灣的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美國,同鄉們苦無場地舉辦演講,謝牧師歡迎鄉親們使用教堂舉辦活動。當演講會進行時,有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教友站在場外講話,同鄉認為他們不關心故鄉,也向牧師抱怨,謝牧師亦笑而聽之。 逐漸地,站在樹下聊天的台語學校的家長們慢慢走進教堂聽道,其中有多位後來並且受洗為基督徒,教會的教友們在無形中增強台灣意識,與同鄉間的關係漸行密切。 紐澤西毗鄰紐約,公司林立,資訊業和製藥業尤其發達,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台灣移民。新來的移民比較需要語言上和生活上的幫忙,因此謝牧師有時會接到州政府社會局的電話,請他去協助一些語言無法溝通的東方移民,他總是盡力而為。到後來,服務的項目包括翻譯、社會服務、婚姻與家庭諮商等,琳琳總總。謝牧師因此增加和台灣來的移民接觸的機會,開始邀請他們到台美長老教會。 他同時也發現台美教會裡有不少音樂專才。有主修指揮或聲樂者,也有主修鋼琴或小提琴者,業餘的愛樂者亦不少,於是鼓吹教會舉辦音樂會。台美教會因此在1987年和1991年時,由沈新欽長老指揮,分別舉辦了兩次大型的慈善音樂會,吸引了滿堂聽眾。他們並且將賣票的所得悉數捐給美國的「Habitat for Humanity」、New Brunswick and Raritan Housing Corp」和台灣的「彩虹小組」,作為關懷美國與台灣社會的行動表現。此外,教會的聖歌隊有時也赴美國人的教會、紐約台灣會館、或第一歸正教會演唱,努力與社區互動交流。 引導會友滋長靈性是牧師牧會的主要責任,台美教會平時設有成人主日學與分區查經,每年還開設兩期神學進修班,此外並且在夏天舉辦靈休會。牧會得力於毗鄰普林斯頓神學院和杜魯大學(Drew Univ.)神學研究所的地利,同時也得力於謝牧師的善於照顧後進,每年都有一些優秀的台灣牧師和神學生們到此進修,並且到台美教會為會友們服務。這些年輕的神學生和牧師們無論主持主日學或帶領查經,都能引經據典地引導會友,增進大家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此外,台美教會有時亦邀請神學院的神學教授們到教會授課,俾益會友甚多。 社會服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精髓,台美教會延續這種精神,服務的項目包括與美國教會合辦的「無家者避難所」、「Soup Kitchen」和「Food Bank」等,同時在台美社區裡成立「長春學苑」,服務鄉親,讓許多退休後到美國依親的長輩們能夠繼續追求新知,並且擁有自己的交誼空間。 在紐澤西牧會,一晃已過十五載。謝牧師說,在此牧會,他感到最高興的是看到許多會友擁有很好學歷與專業,卻不自滿,對人的態度很謙和,對他人不同的意見也很能尊重。他說:「教會是人的組合,很多時候對事情難免會有不同的看法,在看法分歧時,如何化分歧為和諧是教會興衰的關鍵點。我們的教會因為會友們大都能心存謙讓,顧全大局,所以教會才會持續成長。」 成立「台美社區中心」 許多年來,謝牧師最喜歡的一段經文就是腓立比書第二章:「要以耶穌基督作榜樣:他原有上帝的本質,卻沒有濫用跟上帝同樣的特權。相反地,他自願放棄一切,取了奴僕的本質。他成為人,以人的形體出現。他自甘卑微,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說,作為一個傳道人,耶穌這種高貴的本質,謙遜的心懷,與不變的愛心一直是他心中的一盞明燈。 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經過多年的發展,會友已逾兩百人,因此,謝牧師認為建堂的時機已經成熟。邁入新世紀,他的心中有一個嶄新的規劃,那就是希望在布朗斯維克(Brunswick)的地方覓得一塊數公畝的土地,不僅興建一座台美教會的教堂,並且希望發展成新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他說,如同「猶太人中心」般,他理想中的教堂不僅在星期日供作主日崇拜,並且希望平時能夠開放給同鄉舉辦音樂會、演講會或同鄉會等活動。教堂旁當有廚房與多重用途的大廳,作為會友和鄉親們交誼與共享愛餐的地方。兩側廂房和地下室的多間教室可當作主日學教室,也可當作為台語學校、長春學苑、及青少年的才藝教室。 社區中心還必須附設幼兒室,及遊戲與運動的場所,俾便孩子們有活動的空間。此外,還必須設有圖書室,謝牧師特別強調說,圖書室裡除了提供心靈成長的書籍外,也要陳列有關台灣的文物。他希望這個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同時也將成為第二代子弟尋根的「台美文化中心」。 第二代的宗教與文化傳承素為謝牧師所關心。為此,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前後聘請了第二代牧師殷理理、神學生Jimmy Huang 和Kenny Liu等帶領青少年團契。自1998年起,更聘請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的林天仁(Tony Lin)為副牧,專事青少年的牧會。 身為馬偕牧師的曾外孫,六歲隨父母移民阿根廷,及長到美國唸高中和大學的林天仁牧師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北京話、英語和西班牙語,並且修習德文、法文和希伯來文等多種語文,充滿了熱情與抱負。他目前正積極吸收紐澤西的台美第二代,拓展台美青年團契。在謝牧師的心中,他著實希望看到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能夠成為台美青少年心靈成長與文化認同的地方。 此外,基於從前在台灣從事URM的經驗,謝牧師的心裡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希望與鄰近的大學合作,在紐澤西舉辦短期的「社工訓練營」,讓台灣從事社會工作和草根運動的人能夠到美國接受訓練。因此他說,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還應備有宿舍,以便提供到此接受訓練的人的住宿。 與謝牧師一席談,發覺他對未來真是充滿了憧憬,但是他耐心地解釋心中的藍圖說:「這些理想並非空中樓閣,我相信只要我們有熱誠有恆心,將目標分成數個階段,一步一步地做,一點一滴地完成,理想就會實現。」 他接著說:「事實上,硬體的興建固然重要,但是軟體的建設更不容忽視。我們誠然希望興建一座美麗的教堂,但更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我們盼望在紐澤西成立一個台美社區中心,但更盼望這是一個有高尚品質、謙沖為懷與充滿愛心的社區。」 懷著宗教的情懷與美麗的夢想,謝敏川牧師在澤西的牧會辛勤又起勁,他的理想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尚待台美長老教會的會友與社區的鄉親們共同努力,迎上前去。 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原名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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