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九月 19, 2018

台美人物

劉天良、黃根深

與談人︰李木通、劉天良、黃根深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1966~1972在UCLA)和劉天良(1965~1968在UCLA)、黃根深(1967~1970在UCLA)都是半世紀前曾在UCLA 留學的台灣學生。他們在兩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成長、就學甚至就業之後,分別來到美國留學,因為對台灣的愛和對民主的追求,讓他們在UCLA有了交集,也共同為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貢獻了五十年,終於見到國民黨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土崩瓦解,台灣第一位本土的女總統誕生,本土政黨完全執政,真是起伏跌宕的半個世紀!2016年3月9日,他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有談不完的話題。 讀書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李木通說,1966年來到UCLA,參加了同校台灣留學生所舉辦的迎新會,這個迎新會正是劉天良所主辦。 劉天良回憶說,他在1965年9月進UCLA念研究所,當時隻身一人,沒有人迎新,非常孤單,所以隔年(1966年)他就主動發起舉辦迎新會,也就是李木通進到UCLA的那一年,那是UCLA的台灣囝仔頭一次一起舉辦類似同鄉會及同學會的活動。那時候黃根深已經在洛杉磯,所以也都一起參加活動,參與了很多事務。那一次的活動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在國民黨眼中是不容許的,劉天良說,那是個無理、荒謬的政權!在台灣,從中國逃過來的人可以有山東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等的社團,但台灣囝仔到海外留學,卻容不得有個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的組織,讓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的台灣人互相照顧、交流。所以那時候開始舉辦這樣的活動,就是一條不歸路,而台灣同學會就在這次舉辦迎新會的活動中自然而然成形。 李木通說,六十年代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讀書會,會員輪流上台報告讀書心得,除了劉天良、黃根深、李木通之外,還有陳嶄新、王秋森、陳松楨等成員。劉天良說,讀書會的意義深遠,因為後來和UCLA、USC的台灣同學會的成員逐漸形成大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劉天良說,讀書會其實也是後來生活座談會的前身。劉天良當同鄉會長,因為大家都關心台灣,劉天良就提議,大家都各有所學、各有專長,何不將自己的所學所長拿來分享,提升大家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後來促成了生活座談會。劉天良說,生活座談會再發展為現在的「台美人論壇」,這就是它的脈絡與傳承。 李木通說,生活座談會現在好幾個台灣人的社區都還有。劉天良也說,南加州因為有生活座談會這樣的交流論壇,培養了不少能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台灣人領袖,除了李木通、黃根深之外,曾參加生活座談會的人,像郭清江、謝清志、王秋森、蘇育德、蔡滄波、江昭儀等人後來也都回台灣並有所貢獻。 李木通也說,他自己參加生活座談會實在獲益良多,因為在生活座談會上,必需上台講述,並有人給予指正,獲得了上台演說的實際經驗。 劉天良說,他認為世界的頂尖學校,應該協助學生學習溝通(communication)和系統(system)的觀念,這正是生活座談會所推動的兩個翅膀,台灣尤其要注重這兩個翅膀。劉天良說,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他也曾經到溫哥華去成功地「推銷」了這兩個觀念,也曾經在東京用video 發表過這個理念。他希望台灣的教育界也能夠加強這兩部份的教育和訓練。 他說,因為生活座談會的歷練,他在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才能升任section manager,也是台灣人員工裡的第一個。正是因為有溝 通能力和系統觀念,才能和整個團隊合作無間。 劉天良說,人類因為溝通出了問題而導致的禍害,比起疾病還要可怕。而台灣人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系統觀念也比較薄弱。所以亂變、變亂層出不窮,他因此也一直在大力推動強化台灣人這兩個「翅膀」。有這兩個翅膀,才能和別人一起飛,而且飛在最前頭。 李木通也同意說,台灣人往往比較內向,不善於上台高談闊論,如果能具備這兩種能力,一定對工作、事業都很有幫助。 黃根深則說,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他參與很多,他負責文書方面的事務,比如發通知、編製newsletter等等。1969年在 Rancho Park Golf Club 辦台灣同鄉會活動時,參加的人就多達兩百人左右。李木通說他也記得該項活動,那時候李木通夫婦都參加了活動,黃根深還邀李木通夫人寫了一篇參與活動的感想,登載在newsletter上。 劉天良回憶說,台灣同鄉會成形後,1967年有一期UCLA的校刊登出一篇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投稿,引起討論,很多人都說是劉天良寫的。劉天良笑說大家都賴給他了。 黃根深說,當時候台灣同鄉會是陳銓仁(陳隆、陳堅的大哥,已過世)在主持的,主要都是他在聯絡、協調,後來才由許和瑞接棒,1967年當了會長。所以若溯及源頭,陳銓仁應是創會會長。 劉天良說,許和瑞當了三年的會長,後來就有人批評說這樣有點像蔣介石了。其實那時候當會長是「殺頭生意」,少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當會長的。由於劉天良在同鄉會很熱心參與各種活動,所以1971年被推選為會長。 劉天良回憶說,UCLA有一個東方圖書館,裡面陳列有「中央日報」、「人民日報」、日本的雜誌,林林總總。劉天良說,當時他很天真的認為,來到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應該甚麼都可以看,都可以參考,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洛杉磯的領事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徘徊走動,有一次劉天良翻閱「人民日報」,卻見該國民黨官員在瞪著他看,令人極度不安而且憤怒。劉天良說,當年那就他們這些駐外官員的工作,但他就是不能理解,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學府裡,我們竟然還是不能自由地閱讀圖書館裡所陳列的各種資訊。 李木通回應說,歷史真是捉弄人,當年看「人民日報」會被國民黨的領事「點油作記號」;可是今天的國民黨官員可能反而要說「人民日報」是必讀刊物呢!為了統治台灣人,國民黨可以從反共變親共,這種轉變太諷刺了!也太侮辱台灣人了! 劉天良感嘆,台灣人是被當奴隸看待的,簡直比美國當年黑奴的遭遇還要淒慘。 黃根深當時負責出版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通訊 Formosan Newsletter。黃根深說,那時候留學生念理工的佔絕大多數,像他念文科的很少,所以「舞文弄墨」、畫圖等都他一人獨撐,寫、編、印、摺、貼郵票、寄發,校長兼撞鐘。除了newsletter之外,也出版了同鄉會的通訊錄,現在都成了台美人活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歡迎台灣金龍少棒隊 黃根深還記得,台灣金龍少棒隊1969年來美國比賽獲世界冠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也很盛大。他說那是他參與同鄉會以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次的歡迎會是在許和瑞會長任內的事,劉天良是該歡迎會的主持人。劉天良回憶說,為了歡迎並獎勵這些台灣少棒選手,同鄉會為每一位選手準備了一份禮物,那是一支筆和20元美金。當時領隊謝國城(謝南強的父親,謝南強是UCLA企管博士)依照球隊人員名單,逐一唱名,上台接受許和瑞會長頒給禮物,最後有兩位隨團記者,因為同鄉會只準備禮物給球員,並不包含記者,記者上台沒有禮物,讓謝國城非常緊張,一直敦促同鄉會給個甚麼禮物,生怕得罪了這兩個記者。 李木通也回憶說,那時候同鄉會會參與歡迎少棒隊,因為領隊謝國城是謝南強的父親,大家願意出力相助。台灣的少棒隊出國比賽時,經費根本沒著落,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比賽時,謝南強呼籲UCLA的同學,請大家在少棒選手打完球從威廉波特來洛杉磯時,提供小朋友住宿,每個家庭招待兩位選手。李木通也允諾招待兩位小客人。不過,金龍少棒隊獲得冠軍獎杯,大大出了名,結果錢就來了,然後台灣同鄉會的盛情就遭排擠了。 劉天良也說,當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國民黨官方就不打算讓台灣同鄉會招待小國手們,要把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但由於台灣同鄉會表示,若被排擠在外,將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才同意讓台灣同鄉會在China Town 舉辦一場歡迎會。 李木通感慨說,少棒出國比賽,先是不給經費,還得洛杉磯的台灣同鄉熱心出面承擔招待和歡迎的費用和住宿家庭;然而得了冠軍,國民黨當局就前恭後倨,要一腳把台灣同鄉會踢開,實在非常勢力,也非常可惡! 黃根深也說,那次的確是海外台灣人愛鄉精神發揮的極致,出錢出力,畢生難忘! 劉天良說,金龍少棒隊的教練吳敏添在洛杉磯歡迎會後,聽說和幾位鄉親到聖塔莫妮卡慶功喝酒,回台灣後就遭到處分,沒再能當棒球教練了。李木通說,按國民黨政府的思維,去和「台獨分子」喝酒,這還得了! 李木通說,後來台灣少棒隊來美國比賽,因為都在東部(威廉波特),許多台灣人都會在球場舉牌「這是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向全世界宣示,也會惹來中國人的暴力相向。 台獨聯盟及抓耙仔 李木通說,他來UCLA念書時,蔡同榮、賴文雄都已在USC,也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 劉天良說,1965年5月,他來到美國,趁還沒開學,曾去拜訪賴文雄,他那時候已經知道賴文雄是「台獨人士」。他到賴文雄家的時候,在客廳就碰見後來被人指為「間諜」的那位仁兄。隨後,劉天良也認識了蔡同榮。 劉天良說,黃根深先前提到的1969年Rancho Park 那一場兩百人人參加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因為出席的同鄉太熱情了,蔡同榮事後打電話給劉天良,形容那次活動的盛況真是「空前絕後」。蔡同榮那天身上別了一枚「I love Formosa」的徽章,當晚他帶了百枚徽章到會場義賣,一掃而空,連他身上別著的那一枚也拿下來賣了! 劉天良說,蔡同榮讚他很優秀,還拿了台獨聯盟的入會表給他,邀他加入台獨聯盟;後來還要李隆吉帶陳隆志到Gardena劉天良住處遊說他加入,不過劉天良並沒加入台獨聯盟。 劉天良說,他確實是頗有顧慮,因為他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的,而當年也還希望來美之後,還能有機會回去見到父母親。不過即便如此小心,1971年劉天良被推舉擔任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的同一年,劉天良已經無法回台奔母喪。 黃根深回憶說,1966年11、12月時,當時他住在USC附近,和一群台灣留學生同住在一棟出租的公寓,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和住在那裡的賴文雄認識並來往,賴文雄並在1967年介紹黃根深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就在組織裡負責編印newsletter「Formosa gram」。 當年台獨聯盟在USC開的會都是密秘舉行的,開會的人包括有賴文雄、蔡同榮、張燦鍙、王秋森、陳松真、黃根深、許和瑞以及那位後來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的人。這一密秘會議一個月開一次會。黃根深編寫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Formosa gram」兩期,這期間,每次的密秘會議,都會遭人打小報告給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果就有調查人員到黃根深在台灣的家去搜集他的資料。他說,雖然沒有證據,但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姜XX是抓耙仔,姜當時也是UCLA的學生。黃根深說,後來他就沒再聽到有姓姜的這名留學生的消息。 黃根深說,家人告訴他有關調查局人員到家裡搜集資料的事,黃根深覺悟到已經不能回台灣了。黃根深後來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念書,期間母親過世,他也無法回台奔母喪。雖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波折,黃根深這五十年來仍然是台獨聯盟的成員。 李木通回憶說,1967年,蔡同榮邀他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也都熟稔,也常常和這一群人做伙。 李木通說,這一些人裡面,姜XX和他頗為親近,因為當時都住在UCLA 的同一棟公寓,所以常有往來。李木通說,他當時也很天真,對姜沒任何疑慮;但後來有人警告李木通說,這個人要注意,李木通在驚訝之餘,回想和這個人交往的過程、互動以及和姜xx的太太的交談等等,才發覺事有事有蹊蹺。姜的太太常常告訴李木通說她沒有安全感。姜也常常在和李木通談話時接到來電,就跑到遠遠的地方小聲講電話。這個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領事館人員很熟,而且是「萬年學生」,總是念不畢業。他還聲稱在一家待遇很好的美國輪椅公司工作,收入優渥,但是卻沒看見他有上班的跡象。李木通說,國民黨給錢當然優渥啦! 李木通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姜xx是賴文雄、蔡同榮等人相當信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因此之故,李木通離開聯盟,不再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 李木通說,二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因為要籌組開設銀行,聽說股東裡面就有姜xx這個人;再過不久,就聽聞他已經過世了。 黃根深也回憶說,當年的台灣留學生都窮得很,也很節儉,不過姜xx卻很有錢,確實也令人感覺特別不同。黃根深說,他在編newsletter期間,也曾向賴文雄提過可能有內鬼,可是當時賴文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李木通也說,這件事對他個人及家人也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他的弟弟服兵役,常無故被叫去出操,並要他說明他的哥哥在做些甚麼事。李木通回台簽證也一直被拒絕,一直到1983年,李木通的祖母過世,李木通再去申請簽證,只獲得一次回台簽證。後來再要去申請簽證,當時的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或秘書)告訴李木通說︰「上次已經讓你回去了啊!」意思是已經給了極大的恩賜似的。 黃根深說,1971年他離開洛杉磯前往愛荷華大學念書,在學校裡就有人傳言「不可和黃根深這個人來往,因為這個人是台獨」。 黃根深說,他在愛荷華是初來乍到的人,怎麼就有人知道他是台獨?顯然國民黨的抓耙仔情報是互通的。黃根深說,那時候台灣留學生被打小報告的事例太多「太流行了」。李木通說,當然,因為那時候的職業學生很多! 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出台灣,1971年曾來過洛杉磯(註︰1971年2月 18、19 日,彭明敏來洛杉磯參加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那是彭明敏逃亡後首度在洛杉磯公開露面。 李木通和劉天良都說,在USC為彭明敏教授舉辦的歡迎會在晚上,聚會地點相當神秘,他們都是到了會場附近,才有人指示並引導到會場。李木通回憶說,彭教授和大家見面時說,台灣人要強一點,我們的勢如果壓過國民黨,這樣台灣就能獨立。歲月如梭,到現在已經都快五十年了。 劉天良說,他在UCLA念商學院,院長Neil Jacoby 曾是艾森豪總統經濟顧問之一,他和台灣有很特別的淵源。因為台灣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其實是這位院長當年協助擘劃的。國民黨大言不慚說是他們的德政,實際上都是接受美援並聽美國這邊的指揮在實施的,Jacoby在他的著作裡也曾提及。 劉天良說,1967年在商學院念書時,就曾經邀請Neil Jacoby 向台灣同學們演講。演講那天晚上,張燦鍙還特地從Pasadena趕到UCLA來聽他的演說。不過,演講會上也有聽眾當場質問Neil Jacoby 為何支持蔣介石政權。 至於職業學生的問題,劉天良說,那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事。劉天良在台灣是念成大外文系,來UCLA 念書時轉念商學院,所以頭一科要補修的就是經濟學,那時候他班上有一位台大經濟學碩士的外省人留學生,因為UCLA也要他補修經濟學。第一次期中考後,韓裔的助教說,「你這位台大經濟碩士怎麼念得比他這個非本科系的人還差?」 劉天良說,那個時候有不少藉著各種管道進入大學的特權學生,一旦出來美國,原形就畢露了,這實在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大弊端。 劉天良說,1965年,剛好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德(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來UCLA ,劉天良還特地跑到商學院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這位參議員,向他控訴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惡行,那是來美國留學頭一年就鼓起勇氣和美國參議員通電話的寶貴經歷。 不平則鳴的劉天良 劉天良說,他1946年上小學,因為國民黨軍隊來了,他的學校被佔用(一年級在雙連),二年級時劉天良還得從雙連步行到很遠的大龍峒那邊的學校上學。開學之後,學校要學生買習字簿,劉天良拿到的習字簿,前面好幾頁已被撕去。劉天良拿去向老師(姓高)抗議。劉天良說,他就是這個個性,即使是小學二年級,就會不平則鳴。 後來,念台中師範的哥哥,年底從台中回來,不知道大哥如何得知他向老師抗議習字簿的事,大哥告誡劉天良,「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劉天良初中念師大附中,高中念大同中學,考進成大外文系。 提到「年輕人愛講話才會惹事」,劉天良回憶說,成大畢業服兵役時,他是台南附近第九新兵訓練中心的排長。有一期來自高雄、屏東的新兵入伍,他們也都取得軍服。頭一個放假的週末,新兵都很興奮回家度假。可是週日晚收假後,林姓連長告訴劉天良,他排上有一名阿兵哥需要關禁閉,因為那位阿兵哥軍服的前胸的口袋竟沒蓋子。劉天良說,軍服是連裡發給他的,口袋沒有蓋怎麼處罰阿兵哥呢?連長生氣的說︰「這你不用管!」堅持要關阿兵哥禁閉。劉天良認為太無理,跑去向營長報告並求情,結過這是「越級報告」。當晚阿兵哥就寢後,連長就在連部對劉天良發飆。劉天良也只好把連長的飆罵當成狗吠火車,不當一回事了。 劉天良於1963年7月底服完兵役退伍,UCLA 給劉天良的入學許可是九月開學,劉天良於是趕緊辦理出國的手續。那時候出國留學要照X光,劉天良就到附近的馬偕醫院照了X光片。第二天去,醫院說片子丟了,結果重照,隔天再去,院方說有點問題。劉天良不敢置信,隔天再與畢業自台北帝大醫學院的哥哥去醫院看片子,馬偕的副院長黃文矩(無醫科畢業)陪兩人在燈前看X光片,劉天良的大哥說,片子看不出來有鈣化等問題呀,只是副院長一直沉默不語。 由於院方堅持X光片顯示「有問題」,劉天良不但出不了國,還得服用醫院提供的藥物,並不時要再照X光驗證。劉天良只能和UCLA聯繫,說明暫時無法出國就學,UCLA同意讓他的就學許可延期。 這期間,劉天良只好去找工作,幸好老天保佑,劉天良獲得一家日本商社的工作。要進日本商社時也一樣要照X...

陳薰洋 養鳥的故事

1935年出生於台南善化的陳薰洋,和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出生於一個清苦家庭,父親是台南糖廠甘蔗技術員,以糖廠微薄的薪水要養活包括陳薰洋以及一個哥哥和四個妹妹在內的一家八口人可以說是非常吃力。年輕的陳薰洋一大清早還得幫忙播種和餵豬,這些額外收入也是陳薰洋兄妹上學註冊費的來源,而從小就協助媽媽修補豬舍鳥舍,這些經驗也奠定陳薰洋後來成功經營養鳥事業的基礎。 聰明的陳薰洋一路念到台南一中,不過初二時發生的一件事,讓陳薰洋永生難忘。忘記帶註冊費的陳薰洋為了一時方便向同學借了錢來繳註冊費,想說改天再還就行了。不料借錢的事被父親知道後,重重的訓了他一頓。 這事件對陳薰洋日後的人生觀影響甚鉅,他回憶,從那件事以後「不再向人借錢」「我不追錢,錢也不來追我」,量入為出的人生觀。 赴西班牙留學 進入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就讀的陳薰洋,仍是每天清晨送報紙,下午當家教賺取生活費,就這樣讀了一年多,他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部分獎學金,不過在無法確定能夠負擔來美生活費的情形下,陳薰洋不得不忍痛放棄這個機會。 不過人生際遇很難說,很快的陳薰洋就得到下個機會。透過天主教于斌樞機主教的關係,1956年台灣取得一批前往西班牙留學獎學金名額,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的陳薰洋抱著試試的心理應考,幸運的考取少數開放的留學名額,因為其中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國民黨高官權貴子弟,錄取像陳薰洋這種農家子弟則頗有陪公子讀書的味道。 在經過數月西班牙語培訓後,陳薰洋一行31個留學生搭船經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穿過紅海,到達馬賽,歷經30天飄洋過海的旅程,29男2女終於抵達終點。面對陳薰洋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從國民黨「退股」 像許多那時的知識分子一樣,出國留學前陳薰洋也不情願的入了國民黨,因為不入黨等於就喪失眼前的求學機會。到了西班牙,很多權貴弟子輾轉又前往他國,而陳薰洋很快的就在剩餘的留學生中取得領導地位,只不過那也象徵他必須應付國民黨內莫名其妙的官僚氣息。 留學生的獎學金有限,當寒暑假宿舍關閉時,當時這批西班牙留學生只得自謀出入。剛好西班牙有部電影開拍需要大批華人臨時演員,對於經濟拮据的留學生是比不小的收入,大家自是躍躍欲試。可是當時西班牙大使黃少谷以片中有滿清結辨劇情,破壞中國人形象為由訓令留學生不得參加。 身為留學生代表的陳薰洋於是出面跟黃少谷交涉,表示如果大使館能夠照顧大家的生活,留學生自然不會去當臨時演員。黃少谷無法給與留學生承諾下,於是作出只要求陳薰洋不能參與電影演出的「掩耳盜鈴」的命令。無法接受這樣莫名其妙的決定,陳薰洋毅然決定要從國民黨「退股!」 短暫的台灣行腳 憑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陳薰洋在求學時代就開始在一家日本公司西班牙分公司兼職當翻譯,對於自己很有信心的陳薰洋就這樣在西班牙成家立業,一晃20年。 1975年,官拜公司業務經理,事業有成的陳薰洋卻決定攜家帶子返回台灣,主要是為了讓五個子女認識台灣家鄉、照顧年邁的母親以及接手岳父的事業,只是這個決定確讓已經習慣西班牙悠閒生活的老婆鬱鬱寡歡。三年後陳薰洋的妻子罹患卵巢癌,醫師診斷只剩7個月,陳薰洋於是決定效法「環遊世界80天」,帶著愛妻進行最後的跨洲旅行,讓老婆生前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當老婆過世後,陳薰洋決定帶著三男二女離開台灣。這時他做了一個一般人都覺得違背世俗的爭議決定,1978年6月30日他認識現任妻子美智,7月4日便決定結婚,而距離亡妻過世不過幾個月時間。這樣的覺得果然招到五個子女的強烈反彈,陳薰洋回憶,他那時回答「你要顧死的,我卻得顧活的!」 事實證明陳薰洋是對的,陳薰洋與妻子帶著包括前次婚姻的二男一女共八個子女來到洛杉磯定居。陳薰洋夫婦對於所有子女一視同仁,連帶的所有子女們也親如兄妹,至今30年開枝散葉,陳薰洋家族人口在洛杉磯已達30餘人,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末在各家輪流聚會,共享天倫。 養鳥事業 車庫開始 1978年來美之後,陳薰洋和老婆就靠著岳父大人200元美金購買的「一王四后」,最先是從車庫開始開啟他的養鳥事業。由於老婆小時候跟著父親學過養鳥,再加上陳薰洋從小修築鳥舍的經驗,由於市場的需求旺盛,再加上國外進口鳥隻遇到檢疫問題,使得陳薰洋的養鳥事業迅速茁壯,全盛時期陳薰洋還在聖地牙哥擁有5英畝的養鳥場,從1993年開始11年間每個禮拜陳薰洋來回洛杉磯和聖地牙哥三次。直到2004年覺得自己的體力無法再兼顧才將聖地牙哥農場脫手。 不過對於現在的陳薰洋夫婦而言,養鳥是個興趣也是能帶來現金的副業。對於希望靠著養鳥致富的朋友,陳薰洋也忠告,這是一份需要耐心、愛心和興趣的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體認,多半會以失敗收場。 平衡的人生觀 對於人生,陳薰洋自有一套獨特的哲學,學習經濟出身的他認為,運用經濟學的平衡理論,每個人都能尋求人生的平衡點,譬如年輕的時候該拼,年紀大時就可以稍享清福就是一種平衡;有錢不一定幸福,夠用就好。事情也沒有絕對,政治上的贊成反對往往就是這麼回事;對於家庭支出,陳薰洋更是預估自己每年的現金流量,量入為出,陳薰洋正在思考徵求「平衡人生俱樂部」會員,希望能將平衡的觀念帶給更多社區朋友。 文/劉孟儒

鍾宜君 陶藝家的故事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1398&prev=1422&next=1390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博士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 她說:「我的每一件作品事實上都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故事在其中,我的目標是要將大自然的美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十年的研發,鍾宜君的作品如今已在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鳳凰城、拉斯維加斯與堪薩斯…等城市展出,也被一些公立機構與私人所蒐藏。 「捏泥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越發感性地說:「妳知道嗎?當我在搓揉泥土時,常會不自而然地想著:台灣人就像大地的泥,樸拙堅韌,不管外來的政權如何蹂躪,它的本質始終不變,而且越經搓磨,越顯現內在的光芒。」 我聽了,為之一怔。一個十五歲就離開台灣、走向一個全然白人世界的女孩,原以為台灣從此在她生命中走遠了,孰料經過一番追尋,她找到了認同,從此將故鄉的情感烙在她的心懷,化作手中的靈與秀,呈現在她一個個精緻的作品中。 鍾宜君,一個捏泥的女孩,透過陶藝,道出一個海外新世代台灣人的心聲。

陳孜怡 鋼琴演奏家的故事

楊遠薰  「孜怡豐富的琴聲,細膩的觸鍵,對於作品深厚的理解,都使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令人回味。」(德國Barden-Barden Daily News) 1 感動 陳孜怡彈琴彈到瑰麗處,琴聲澎湃,氣勢磅礡,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那情景頗令人動容。 曾獲德國最高演奏文憑的她說,十餘歲時,她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音樂路。因為她喜歡那種靈魂完全融入樂曲的感動。那種感動會讓音樂帶著她的雙手在琴鍵上自然滑動,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說,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動,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那是一個颱風天,因為停電,室內沒有冷氣,十分悶熱,她只好打開窗子練琴。 她那天彈一首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彈著彈著,忽然有股莫名的悸動,手指不由自己地隨著樂曲的起伏快速流轉,直到整曲結束,方才大夢初醒地發覺:「為什麼我的人在這裡?」 她當時有些害怕,畢竟那時她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人的意識會和肉體分離?然而第二天,好幾位鄰居對她的媽媽說:「昨天聽到孜怡彈琴,聽得好感動!」 她第二次有這種感受,是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台灣省鋼琴比賽時。她說,省賽分複賽與決賽,兩者分數平分,決定名次。她複賽時得了第五名,決賽時彈一首孟德爾頌d小調莊嚴變奏曲。 「那首曲子一開始,非常寧靜、莊嚴,像在祈禱。」她說:「我彈下第一音節,心裡就十分肅穆平靜。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我的雙手溫婉地在琴鍵上滑移,漸行漸激進,乃至濤浪澎湃。曲終時,我起身鞠躬,看到所有的裁判都投予讚賞驚喜的眼神。結果,他們全給我最高分。因為決賽的成績與複賽平均,我那次得了第三名。」 此後,陳孜怡明白她將以音樂為依歸,因為音樂已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近照 2 出發 「孜怡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音樂的喜愛。」陳孜怡的父親陳志仁說:「她三歲時,媽媽帶著她送五歲的哥哥去學琴,結果她賴在哥哥的身邊不走。老師見她不吵不鬧,就讓她靜坐一旁。沒想到如此一坐,竟坐了半年。老師見她真的在聽,就收她為學生,開始教她彈琴。」 孜怡起步早,天生有音感,記憶力佳,樂譜背得快,六歲時毫無困難地考進私立光仁國小音樂班。小學三年級時,她轉進古亭國小音樂班。初、高中時,她就讀師大附中音樂班,同時拜鋼琴名家陳郁秀為師,一步步地朝向要當音樂家的夢想前進。 有志學音樂的孩子從小南征北伐、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與公演,每每需要父母的陪同與各方面的支援。 「事實確是如此。」陳爸說:「每次比賽,孩子有壓力,父母也跟著緊張。長期以來,父母與孩子都形成一個團隊。雖然明知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但看到孜怡這麼堅持,又想起我母親的心願,就覺得再辛苦,也得陪她走下去。」 陳志仁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女醫師,不幸於五十九歲那年去世。母親病重時常對他們講,她很遺憾這輩子沒選擇音樂當生涯,因為彈琴、唱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當醫生則每天得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日日得處理生老病死的嚴肅事。 「孜怡可能遺傳了阿嬤的基因。」陳爸說:「她自小就有音樂的稟賦,又有毅力,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幫她圓夢。」 2016年八月,鋼琴演奏家陳孜怡(左)與美國芭蕾舞星Ivy Chow  合影於華府   3 精彩 如果說人生是一闕壯麗的樂章,八十年代出生的陳孜怡則已走過好幾個不同的曲境。 1997年,十三歲的她即展露才華,享有「音樂少女」的美譽。 那年,就讀國二的她在媽媽的陪同下,飛到俄國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結果捧了個「最佳詮釋獎」回台灣,成為受人矚目的未來之星。 「比賽得獎,固然興奮。」陳孜怡說:「其實參賽前的準備與學習的過程同樣令人難忘。」 賽前她聽人家說,俄國的要求非常嚴格,和台灣的不一樣。但怎樣不同?沒人能說個準。由於比賽在八月中旬舉行,她因此報名暑假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營,藉此觀摩、學習。然後在七月初,與媽媽一起飛抵莫斯科。 「那時,俄國才改革開放沒幾年,物質十分缺乏。」她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看來都年久失修,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們卻都是大師級的。他們一彈起琴,立刻把聽眾炙熱的情感都點燃。」 音樂營裡,老師一再叮嚀學生要完全瞭解樂曲,才能彈出應有的曲境。孜怡說,她要參賽的曲子之一是貝多芬的《告別》,音樂營的老師即認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該彈這首曲子,因為那曲子的意境太深沉。 《告別》是貝多芬描述他與忘年之交魯道夫大公生死離別的一首奏鳴曲。魯道夫大公是奧匈帝國皇帝的弟弟,年紀比貝多芬小,原是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貝多芬的知音、好友暨主要的贊助人之一。1809年,法國大軍攻入維也納,魯道夫大公倉皇逃難,兩人不得不分別。整闕樂曲分為〈告別〉、〈分離〉與〈重聚〉三個樂章。 孜怡說,她把樂譜背得很熟,把每個音都彈得很正確,每天反覆地練習。但畢竟不曾有過戰爭、逃亡與生離死別的經歷,她只好很努力地去揣摩那情境。 「結果出賽時,」她說:「我彈下第一個音符,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面,我的手便像脫韁似地,一路隨著畫面飛奔,感情也跟著激動,直到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大家都給我熱烈的掌聲,我因此得到『最佳詮釋獎』。」 陳孜怡的青少年過得充實、精彩。她不僅在俄國參賽獲獎,亦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Gina Bachauer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獲獎,更在義大利Monopoli的國際鋼琴大賽贏得冠軍。 此外,她也在台灣大小鋼琴比賽中獲獎,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同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亦在台灣總統府第20屆介壽館音樂會演出,儼然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樂壇新秀。 2002年,陳孜怡自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不負重望地考上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ce de Paris in France ,簡稱CNSM),啟程赴巴黎留學。 2016年一月,陳孜怡(左二)等音樂家在台中中興堂演出盛況 4 挑戰 「初到巴黎的頭兩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時期。」陳孜怡坦誠地說。 挫折的原因很多,包括初次離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等,但更主要的是光環褪去、信心動搖。 「法國人有文化的優越感。」孜怡道:「老師在和我們面試時,都講英語,但一開始正式上課,全改口說法語。我因為在台灣上音樂班長大,自小學英語,完全沒法語的基礎,到了巴黎,只好猛啃法文。」 她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師事鋼琴名家Jacques Rouvier。老師要學生無論指頭觸琴的方式、手臂的用力或對樂曲的詮釋…,皆拋棄過去,一切從頭開始。這對已經參加過許多大小比賽的學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NSM),照片取自該校網站 孜怡改變自己,順應老師的要求。老師要她以不同的觸鍵,彈不同名家的作品。因為每個名家如蕭邦、李斯特、莫札特…,都有其個人的風格,必須有不同的彈法,才能彈出他們每個人不同的風韻。 孜怡就這般用心地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學習四年,奠下紮實的古典音樂基礎,最後以第一獎的優異成績畢業。 2006年,她轉赴德國國立卡厄斯魯爾(Karlsruhe)音樂大學深造。在德國,她學習德文,對貝多芬的作品尤其下功夫。她前後在卡大研習五年,前兩年攻讀音樂碩士,後三年攻讀最高演奏文憑,共獲兩個學位。 何以她選擇到歐洲求學,既要學法文,又得習德文,畢業後卻轉到美國求發展? 「因為彈琴不僅要精湛的技巧,正確地彈出每個音,還要詮釋樂曲。詮釋樂曲就涉及文化的層次。」孜怡說:「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產物,要學古典音樂,最好到歐洲,比較能體會當地文化的精隨。學德文固然費時間,但許多不朽的名曲或歌劇都是德、奧的音樂大師們用德文寫的,若懂點德文,更能暸解其涵意。所以我當初沒有猶豫地就到德國留學。」 此外,學費亦是一大因素。她又說:「無論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或德國卡厄斯魯爾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學費十分合理。相較之下,美國著名的音樂學院往往是私立學校,學費貴得驚人。」 「但歐洲國家歡迎外國學生前往學習,」她繼續說:「卻不歡迎他們留下。我在德國求學的最後兩年,眼見一些優秀的學長雖有演奏的機會,卻苦為無居留權,所以我們都得為未來著想。」 其時,一位俄裔美籍的鋼琴名家亞歷山大‧寇柏林(Alexander Kobrin) 邀請她到美國,為其助手,陳孜怡欣然接受。 2016年二月,陳孜怡與美國"The Space"交響樂團在Melbourne, Florida演出的盛況 亞歷山大‧寇柏林是2005年范‧克萊本(Van Cliburn )國際鋼琴大賽的冠軍得主,其時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哥倫布(Columbus) 州立大學的Schwob音樂學院擔任系主任,願意提供全額獎學。於是在2011年夏天,陳孜怡自歐洲飛往美國。 5 行經低谷、再創亮點 初抵美國的頭兩年,陳孜怡的收穫頗豐。她師事寇柏林,專研俄國音樂大師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在Schwob音樂學院修習鋼琴演奏學位,並且指導音樂預科的學生,同時活躍於喬治亞州的樂壇。 但到了第三年,獲得哥倫布大學表演藝術學位的陳孜怡極欲發展個人生涯時,卻遇到了瓶頸。 她說,因為學校沒有正式的職位出缺,Columbus又是一個介在喬治亞州與阿拉巴馬州之間的小城,沒什麼音樂專職或兼差的機會。自小期許自己要成為音樂家的她面對「三十而立」之齡即將到來,不禁有沉重的壓力。 幾經思量,她覺得必須離開哥城,到外面謀發展。但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又沒有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分,她能到哪裡去? 「那一年,我十分徬徨、無助,時常暗中禱告,求神開路。」孜怡說。 後來在朋友與專家的指引下,她蒐集過去所有比賽的得獎成績、公開演奏的記錄與樂評家的評論…等等,一一列舉並附佐證,然後以「傑出藝術人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居留權。結果出乎意外地,她竟在很短的時間拿到綠卡! 「這在歐洲簡直不可能,」陳孜怡說:「除非與當地人結婚。然而美國竟賜給我機會,想來真是神為我開啟的一扇門。」 隨後,她到紐約、波士頓和華府等大城走一圈,最後選擇以華府為據點。2014年,孜怡把所有的家當都裝入車內,隻身自喬治亞州開750英里的車,北上華府。 她暫歇在媽媽的一位老同學處。其時,聽說華府北郊的一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需要音樂服事的專才,她毛遂自薦,很快獲得任用。不久,教會裡的一位長老願意提供住宿,她總算有了落腳處。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於2016年八月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接著,感謝神的帶領,她在華府的列文(Levine)音樂學校獲得教職。同(2014)年十月,她在期待已久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舉行公演,深獲好評。此後,各地的演奏邀約不斷。 今(2016)年,陳孜怡像個國際旅人,風塵僕僕地飛赴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與莫斯科等世界各地演奏,下半年的演奏行程亦大致排定。 「我熱愛音樂、喜愛演奏。」孜怡說:「那是一種情感的融入、技巧的發揮、樂曲的詮釋與訊息的傳遞的大融合。我也喜愛教學,樂與學生分享我對樂曲的領悟與摸索的經驗。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認到服事與奉獻社區的重要。我願將我的所學所長奉獻給我的社區與社會,讓更多人聽到優美的音樂而有平和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陳孜怡在youtube上有好幾首精湛的演奏作品,下列的連結是其作品之一: Tzu-yi Chen: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3 in d-minor 3rd movement 望著孜怡的雙手時而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奏出氣勢磅礡的琴聲,時而溫柔優美地碰觸琴鍵,彈出動人心弦的樂章,就不禁讓人聯想起一個自小日夜坐在鋼琴前苦練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靈魂時常跋涉千里,飛躍在千變萬化的音符中。她的成長過程總是在迎接一個接一個高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的比賽。她萬里追隨名師,接受多位大師長的期調教與琢磨,練出一身爐火純青的功夫。然後,她在人海茫茫中追尋機會,等待被看到。 逐漸地,她悟出圓融才是音樂的至臻境界。她願將她的演奏與詮釋讓更多人受益,從而擁有平和喜樂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音樂家陳孜怡的心願。 陳孜怡即將舉行的演奏會陳孜怡最近的一場演奏將於九月六日假華府市中心的Church...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羅福全與毛清芬 回首來時路

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陳瑞斌 鋼琴家的故事

「以前台灣駐外單位不太重視台灣音樂家,我到國際比賽、表演時,僅有當時的駐歐代表魏武煉、駐日代表許水德曾主動提供協助、關心。」但之後,隨著台灣政府、駐外單位對於台灣音樂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重視,海外這些「台灣之光」也逐漸廣為人知、受到支持,陳瑞斌對此也樂見其成。 「台灣的音樂家,幾乎全靠『個人努力』;因此,在台灣這樣的人口比率中,能出現目前這些國際知名音樂家,算是很難能可貴。」除個人天賦外,同樣也對音樂下足功夫的陳瑞斌,也期望下代學習音樂的台灣人,能更團結、獲得更順利的音樂道路。 「我希望兩個人(台灣音樂家)在一起不止『5 + 5』,而是『5 X 5』,也期望各行各業、海內外的台灣人能將格局放大、放眼全世界。」摒棄經紀公司商業考量,以純粹藝術交流為主的陳瑞斌,衷心期望台灣音樂家能團結、合作,共同將台灣音樂、文化帶到世界的舞台。 多場世界巡迴演出 「若能以音樂得到主流認同,將是(台灣)很好的機會。」身為「首位受邀到東歐參與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陳瑞斌帶著精湛琴藝到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多國表演,獲得廣泛迴響。 「我到處表演,主因是讓主流瞭解台灣、讓接觸者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藝術家』,而這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陳瑞斌則舉行多場「巡迴世界」的演出,琴聲遍傳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 「台灣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籌碼。」同時,陳瑞斌選擇代表台灣文化、形容台灣的音樂作品「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Ballde)等曲目進行編曲,並以推廣台灣文化為目標。 其中,「福爾摩沙敘事曲」為台灣作曲家黃惠鈴作品,涵蓋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台灣人音樂元素,而身兼「高雄文化大使」、「台南榮譽市民」的陳瑞斌將改編「愛河暢想曲」成為「鋼琴獨奏版」,並於1月27日在台灣高雄、台南等地巡迴演出,屆時將「以10指彈出多部樂團之聲,展現台灣人多元的特色」。 「音樂可接觸(touch)人的心,也將使從未接觸過台灣、到過台灣的外國人瞭解台灣。」成功以音樂交流為管道,締造「音樂外交」的陳瑞斌,已逐步將台灣之名帶到世界。 「爸媽都從事跟音樂相關的工作,也讓我跟弟弟、妹妹從小就練習鋼琴。」陳瑞斌的父親陳振德是台南永康人,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當了老師,也在教書期間帶過合唱團,母親張惠美則在家中教授「家庭鋼琴」,上門求學的學生不斷。 「我有記憶時,就在鋼琴上了。」陳瑞斌從5歲開始練琴,6歲時就提早入學,隨即參加生平首場正式比賽「台灣全國鋼琴比賽」。 「我還記得彈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那次,陳瑞斌得到第3名,從此開啟他「參加無數次鋼琴比賽、獲獎連連」的國小生涯。 「現在只有我,走過頭了。」除了陳瑞斌走在「音樂專業」的路上外,唸過音樂班的弟弟、妹妹則在學校畢業後,紛紛如父所願從事教職;其中,小2歲的弟弟瑞賢在跟隨陳瑞斌的腳步到奧地利留學、主修中提琴,而差3歲的妹妹彥竹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波士頓攻讀音樂碩士。 三手鋼琴  造就天才 「當初為了最小的弟弟要練琴,爸爸從留學日本的醫師手上,轉手買了那台『從日本買的二手琴』。」幾年後,那台象牙鍵盤的「三手琴」就成為陳瑞斌的「練習伙伴」,讓小小年紀的他得以參加多次鋼琴比賽,抱回無數獎座、獎牌。 「我『半年』學一次鋼琴,因為叔叔半年才回台南一次,其他時間都是『土法煉鋼』。」陳瑞斌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那位畢業於藝術專門學校「最小的叔叔」陳振明,也讓陳瑞斌每半年接受一次專業的鋼琴指導。 「平時,爸爸則要求我每天練琴,還要將練習的琴聲錄起來,好讓他回家後檢查。」也因此造就陳瑞斌「邊看無聲電視、邊練琴」的功力,並以天賦與努力在鋼琴比賽中過關斬將。 「那時,因為台灣有兵役限制,一定要有『證明』,政府才會發予學生護照。」陳瑞斌在12歲那年參加國家「天才兒童」考試、幸運過關,並獲取公費留學的機會。 隻身赴歐洲留學 1981年,13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正式生」;而在15歲、弟弟瑞賢也到奧地利唸書之前,陳瑞斌都是獨自生活、練琴,造就他「小小年紀便獨立自主」的本事。 「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3到4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3個月才能收到。」因當年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與家人無法緊密聯繫的陳瑞斌除隻身唸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外,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人的演唱。 「除非中央社發新聞回台灣,不然家人鮮少得知我何時比賽、得了什麼獎。」除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外,也因駐外單位少、魚雁往返不易,使得陳瑞斌的家人後來「習慣」從報紙上得知他的近況。 16歲獲國際大獎 曾獲得多座國際大賽獎項的陳瑞斌,首座國際大獎是「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國際鋼琴大賽獎」,從此開始他「越飛越遠」、參加更多國際大賽的大學生涯。 「8年制的大學生活裡,我獲得18座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Beethoven)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史特瑞沙(Stresa)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第20屆貝里尼(Bellini)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獎、義大利羅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美國國際Gina Bachauer鋼琴大賽獎、法國A. Roussel獎、以色列魯賓斯坦(Rubinstein)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同時,陳瑞斌也以「第一名」特優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並獲得「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文憑。 「1992年,將近10年沒回台灣的我,因為一通總統府的電話邀約,才再度踏上暌違已久的故鄉台灣。」當時,陳瑞斌的音樂成績非凡,不僅獲得國際注目,也獲得當時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欣賞,特地邀請他參與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的演出。 文/ 陳美伶

楊一哲 傳道人的故事

前進美國打天下 我從小叛逆性甚強。當學生時,若不同意老師所講的,便與他們辯駁,因而常跟老師撕破臉。所以即使我考試考得再好,到期末,老師仍將我的操行打不及格,我去找老理論,也沒有用。 年少的我,已深覺得在台灣沒有我這種人生存的餘地,所以從中學起就立志有一天要出國。 長大後看到電視、電影中乘風破浪、四海遨遊的畫面,心中很羨慕,想學開船。父親卻說:「即使你有錢買船也沒用,因為船還沒開出去,海防部隊就把你抓回來了!」 當時深覺得人生在世怎麼如此不自由,連自己所賺來的錢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花用,因而一心想要離開那個處處受限制的環境。 我姊姊曉美拿到美國公民之後,立刻替我辦身分,一九七五年我便拿到綠卡來美了。 當時我「芳齡」二十七,年輕力壯、孤家寡人一個。 窮困潦倒赴波城 家父是醫生,所以我從小就生長於富裕的環境中,出國前幾年更是無所事事、恣意玩樂。 出國前夕,家父對我說:「阿哲!你不可能一輩子依賴父母啊!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怎麼辦?」 家父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但卻深深剌傷了我的心。個性好強的我,遂下定決心靠自己活下去。因此當家父問我:「你有錢嗎?」我知道他準備了一筆錢要讓我出國,但基於好勝的心理,我告訴他:「我有錢!」 事實上我並沒有什麼錢,買完機票身上祇剩下四百元美金。 在洛杉磯停留一晚,不知怎的掉了二百元。 然後直奔賓州費城我堂叔楊彰師醫師的家,因為家姊雖曾來美,但已返台了。 到了費城,心身俱疲,整日在堂叔家睡覺。堂叔對這位初來異地的晚輩照顧有加。當時他因工作必須搬到南卡羅萊那州,就要我跟他一起搬去,叫我先安心學好語文,再去修喜歡的課,學費、吃住、零用錢等他都會負責。 我一聽這話,心想:我在台靠父母尚可,來美靠叔叔,不好意思,但是不便對叔叔說。 剛好有一位在台結識的朋友告知,已在波士頓為我找到工作,我便趁機當辭,要離開叔叔家。 叔叔有兩部車,一部是自動排檔,一部是手排檔。叔叔先將自排車開去南卡,嬸嬸不會開手排中,我遂充當了一陣子司機。 後來我問他們這部手排車要如何處理,他們經討論後決定賣掉。當時我心裡很想要買,卻又不知價錢,就陪嬸嬸去舊車買賣店估價,約值一千二百元。既已知道行情,我便向叔叔、嬸嬸表示要買那部車,但要到年底才能付車款。 叔叔一聽便要把車免費送給我,我堅持不肯,最後以八百元讓給我。我說,車我先拿,錢則等到年底再付。臨去之前我因在叔叔家住了兩月,不好意思,便買了一些東西送他小孩。所以當我車開到波士頓,身上僅剩美金五十元七角,另外還欠了八百元的債。 虎落平陽被犬欺 到了波士頓,才知道朋友為我找的工作已被別人捷足先登。如今,這個「好命子」的我,竟然成為淪落異鄉的流浪漢。 可是我不願讓家人知道我現在祇剩下五十元七角,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此後我就住在車子裡,麥當勞是我的廁所,哈佛大學的學生宿舍是我的浴室。 我開始打工。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餐館當bus-boy(跑堂,負責擦桌子、端茶水),即waiter (侍者,負責帶位、上菜)的助手,是中國餐館裡最基層的員工。老問娘告訴我工資是一小時五毛錢,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是兩塊多,我告訴老闆娘,這差距太大了,要我如何生活?吃頓麥當勞就要一塊多了。可是老闆娘說侍者會分一些小費給我們,我想想聊勝於無,就上工了。 作我「上司」的那位侍者是廣東人,不會說國語,而且歧視台灣同胞。我不會說廣東話,祇好和他比手劃腳。第一天我工作了十多個小時,通常跑堂可分得百分二十的小費,且是每天拆帳,可是他老兄分給我二毛五分錢,而且侮辱性地往地下一丟,要我彎腰蹲身去撿。 我沒有去撿,直接老闆說我不做了,要她付我薪水。臨走時我撂下一句話:「中國人圈子很小,我們會再碰面的!」然後擺出很強悍的架勢走了出去,其實當時我身上沒錢,英文又不好,心中虛得不得了。 棲身人貧民窟 當時已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決定要先找個落腳地,否則冬天到了我不凍死街頭才怪。 我由報紙找到一處房子,才二十塊錢一個月,興沖沖跑去一看,才知是座落於可怕的黑人區。在七○年代,黑人區比今日更怕。 我戰戰兢兢地按址叩門,出來一個面貌猙獰的黑老大。我指著報紙屋廣告,用破英語胡亂說了幾句,他便叫我跟他走。 走到一條窄巷,他手一指,兩邊各一排格局很有氣派,卻已沒落破敗的樓房,叫我任選一間。 我仔細一看,全是三層樓的房子,可是窗子都用木板釘了起來。我就挑了惟一一間尚有玻璃窗戶的房子。 他看我開車來,問那是否是我的車,我說:「是!」。他說:「你的車一定要正對著你住的門口停放。」然後他拿一枝粉筆在我住的那戶門上簽名。他告訴我,這簽名世界上祇有兩個人可以擦掉,一是我,一是他。我每個月初一要給他二十元現金,但他不會給我收據。若到初四我還沒付房租,他就來把名字擦掉。只要簽字還在,我自己或我的車出了任何事,儘管找他。簽字若不在,會發生什麼事,誰也不知道! 當晚住進去才發現沒電也沒水,我只好再去找房東老大。他指著前院的水龍頭,拿個桶子叫我要多少自己提。我問:「電呢?」他叫我去買一支露營燈。 當時我心想,不管如何總比沒地方住好,便找了一堆舊報紙,加上姊姊留下來的幾條舊毯子,打算在這破舊空屋中打個地舖過夜,明早好去找工作。 美哉,美國發財夢! 當夜,躺在黑暗的房間中,只見一道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原來是對街加油的大霓虹燈在旋轉。 我想到叔叔每次都加Mobil的油,而且都用Charge card。他曾告訴我:「在美國用Charge card,就代表你是個有信用的人。」 當我似乎看到Mobil的霓虹燈都畫滿「$」的記號。我立志,有一天一定要拿Mobil的Charge card,日後一定要賺很多錢,讓老爸刮目相看。 隨後又想到今天在餐館受人侮辱的情形,不由得氣憤填膺,可是氣又什麼用?我在台灣並不是沒讀過書,不料來到美國,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真的沒有半點本事!不禁懷疑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我的美國發財夢?轉念又想:「我何必這麼辛苦?一通電話,爸爸馬上就會把錢匯來!」 然而好勝的我卻不甘心如此。靠父親太沒面子了,靠朋友更沒面子! 上帝不會丟棄我 正心亂如麻之間,突然有一個意念出現--信靠上帝吧!因為上帝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十三:5)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初中時也曾悔改決志過,但多年來當浪子,幾乎忘了上帝。不料上帝卻沒有忘記我! 突然間我眼淚直流,想到這位偉大的上帝,不論智力、財力及勢力,都是地上的父親所無法比擬的,於是我跪下來禱告:「上帝啊!我知道我過去成為浪子離開?,但我也知道?永遠不會捨棄我,我若回頭來就近?,我相信?必接納我成為?的兒子。我再一次將自己和我在這兒所受的委屈交在?手中,那些侮辱我的人,主啊!求?赦免他們。」 禱告後,我心中充滿喜樂,隨即倒地而睡。平常我是個很難入睡的人,這次竟一下子就睡著了。 舊報紙上找來工作 第二天一早醒來,突然在我身下墊的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是一家電子公司徵裝配工人,工資一小時二塊半。 循址找去,經面談後,他們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好高興! 能找到一個全職工作,對當時的我而言已是一大突破了,我存著感恩的心賣力地工作,因為這工作是在我禱告完一覺醒來後第一眼看到的工作,而且過期的舊報紙上看到的,我認為是上帝為我所預備的。 在這家有六、七十名員工的公司裡,我做得非常勤奮,上司十分賞識我,兩個星期後工資便由一小時二塊半升到四塊。我很高興,白乖乖上班,晚上則讀聖經。 如此過了一個月,我想既有固定收入,應該另覓住處了。朋友告訴我哈佛大學附近專租給學生的一棟房子,閣樓尚有空位,我便以一個月一百三十五元租下,差不多是我的四分之一的薪水。 做了一段時間,我向上帝禱告: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如果光是做個裝配工人,實在沒啥意思。但我不敢奢求什麼,祇是將心中的感受向上帝吐露而已。 起來,去找你老闆 過了兩天,我在裝配線上,瞥見我的猶太老闆在小辦公室中煩躁不安地走來走去,不時又有外面來的人與他緊張地商量事情。 到了下午,我忽然感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我覺得似真似幻,不知是怎麼回事,於是又繼續工作。可是才過一下子,又是那個聲音:「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 我便作了禱告:「主啊!若這聲音不是出於?,求?讓我能定下心來工作。」 禱告完那聲音更明確了:「去!去幫助你的老闆!」 「去」的感覺強烈地升上來,我又一次向上帝禱告:「主啊!我相信這感覺是出於你!」 於是我便走到老闆那裡問他:「我能幫你什麼」 老闆見我祇是個小工人而已,便對我說:「沒有什麼你可以做的,回去工作吧!」我一回去剛坐下,那聲音又來了:「再去!」 我祇好又站起來去跟老闆說:「湯姆!我相信你的困難我可以幫忙!」 「你怎麼知道我有困難?」他說。 「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我說。 「你在台灣唸什麼?」他問。 「我讀建築!」 他一聽臉色就變了,說:「去去去,不要來煩我!」我也不知道讀建築有什麼不對,但看他一副兇相,祇好回去。 可是才走到一半,一股力量迫使我又回頭,對他說:「湯姆,你知道嗎?我的電機比我的建築內行多了!」 他聽了這話,便叫一個技工印了一份文件跟我解釋,他自己懶得再理我。 夢中所得的設計圖 這位技工解釋,那是一份GE(通用)公司讓我們承包生產的變壓器,簽約在某個時限之前交貨,否則要被罰款。可是我們的貨交出去卻被打回票,因為設計完全失敗,無法發生功能。 老闆請了很多專家來幫忙,至今仍無法設計出來,期限祇剩下十三天,即使今天設計出來,也必須二十四小時拚命趕工才能生產所需的數量。上回產品被打回來的成本無法回收,這回答若再失敗,公司一定破產。 我看了設計圖,也看不懂,便把圖折起來,告訴我的頂頭上司說我要回家設計東西,他一聽是老闆給的圖,也不敢說什麼話。 我回去左看右看也一頭霧水,就如此左思右想了兩天。 第二夜剛睡著,腦中突然閃出一幅設計圖,我立刻跳起來將記憶猶新的圖畫下來,跑到老闆那兒告訴他:「我答應幫你忙,我已經做到了。」 其實,原設計沒有錯,祇是有個小鐵片要換另一種質料。他立刻找一位技師來聽我解說,覺得有點道理便馬上製作一個樣品送到GE,問他們是否合格。GE回答可以,可是離限期祇剩十天。 老闆便向朋友、同行調借大批工人日夜三班瘋狂趕工,終於在最後一天趕出來了。 職位跳升三級 此次公司雖沒賺到錢,但卻逃過一劫沒有垮掉,我則由基層工人「坐直昇機」升到技師,薪水由一小時四元跳到九元。 以前技師檢驗都會通過的設計圖,到我這兒都被打回去了,設計師很氣,問我到底哪裡設計錯了?我告訴他:設計沒錯,只是不夠精簡。可以用一個螺絲串聯的,就不必花三個螺絲,如此可加速生產速度,又可省下筆成本。 這位設計師本身也是股東之一,公司賺錢他也賺錢,覺得我言之成理,採納之後果然不錯。這件事大老闆知道了,便叫我不要故技師,改做工程師,所以時薪又由九元跳到十二元。 如此短短的三個月,我的薪水和職位三級跳,到最後升到首席工程師,任何設計師的東西,若沒經我簽字就不能上線生產。 到那年(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我的經濟已大大充裕了,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無比。 為賞雪險些喪命 波士頓的冬天,說來就來。一九七五年聖誕前夕,突然下了一場暴風雪,我這台灣土包子第一次看見飄雪,興奮不已。說了一句:「感謝主!」便開中出去欣賞美麗的雪景。 我傻傻地祇穿了一件很薄的襯衫,收音機一直播放著暴風雪的消息,呼籲人們趕快回家,可是我聽不太懂,祇顧著欣賞粉妝玉琢的雪景。 我只求幽靜空曠,特意避開大道往小徑開,也不知開了多久、多遠,突然間車子不動了。 因我對機械有些常識,便下車打算要修,打開引擎蓋一看,臉都綠了,原來是timing belt(點火皮帶)斷了,若沒有零件,技術再怎麼爐火純青,也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何況我只有一支螺絲起子! 我祇好到路邊攔車,本來暴風雪天車子就少,而且不知為什麼就是沒人肯停下來幫忙。 主啊!救我命脫離死亡! 我冷得受不了,祇好躲回車上,可是車上也一樣冷。我心知肚明,如果睡著了,必死無疑,我便向上帝禱告。 禱告完心生一計:何不將車子放火燒了?如此便有消防車來救援。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打火機或火柴。 以前我在台灣有吸煙的習慣,但來美之後重歸上帝就戒掉了。我便向上帝抱怨:「上帝啊!我以前是個煙槍,隨時口袋一摸都有火柴,如今我戒煙了,卻因此而要了我的小命!你的慈愛在哪裡?」 隨即我發覺自己幾乎要昏睡過去,便趕緊向上帝懺悔:「上帝啊!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若是你的心意,我願意回天家,但我在世上好像還沒達成什麼目標,有點不甘心啊!」 好的撒瑪利亞人 突然有人敲打我的車窗,我的車已被大雪所覆蓋,可是那人用手撥去窗上的雪,我則由裡面將玻璃上已結冰的水氣拭掉。 窗上出現了一張黑人的臉! 從前的經驗及在台灣所聽到的傳聞,我第一個意念便是--「這個黑人要來搶我!」可是轉念又想:「有什麼好搶的,我的命都快沒了!」於是把窗子搖下來很兇地問道:「你要幹什麼?」 不料他卻用很溫柔的聲音說:「趕快到我的車子裡來,我車子裡面是很溫暖的。」 我見他如此誠懇,便把車門打開,他將我扶到他車內,我一吹暖氣,這才「回了魂」。 他問我如何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路都被雪蓋住了。我告訴他地址,他似乎對我住的地區不熟悉,一面看地圖一面開著車子慢慢找路。 途中他問我知不知道這是場很大的暴風雪?路上都沒有人影了!我告訴他我一直試著要攔車找人協助,但沒人肯停車幫忙。 他看看我,說:「Son(小伙子)!你要知道你穿著這麼單薄的衣服,在這種天氣下在路邊攔車,你若是過路人,你會停下來嗎?這個社會愈來愈不好,加上這種時候大家都急著要回去,暴風雪天沒人有心情去關心別人的事。你就不要去怨恨那些人了!」 「那你為什麼不怕我是壞人呢?」我問。 「假若沒有我的上帝允許,沒有人能傷害得了我!」 我隨即問他:「你是做甚麼的?」他說他是個牧師,我一聽當場眼淚便掉下來了。 我又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他告訴我,他在家中看報紙,感到很不平安,老是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兒,便打開電視,見到大風雪的報導,說是好幾條公路都關閉了。 這時好像有個聲音叫他:「出去!出去!」他便向上帝禱告:「我不道要去那兒,請?掌管我的方向盤。」便一路隨意開,可是當他看到我的車時,馬上感到裡面有人,也立即明白這就是上帝要他出來的目的。所以他停車查看,就這樣找到我。我聽得淚眼模糊,感恩不盡。 由這次經歷,讓我再次體悟到生死全操在上帝手中,在台灣自以為登山下海無所不能,此時更加確知沒有上帝,我什麼都不能。 認識吳慧淑 四個月內結婚 在我當時參加的教會中有一位吳光勇弟兄,他知道我的奮鬥史,也知道我祖父楊招義牧師在台灣中南部教會中十分受人敬重。他認為我出身主僕家族,不會是壞人,於是想將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堂妹吳慧淑介紹給我。 我們在一九七六年二月14日情人節認識,同年六月一日結婚,中間僅有三個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由整個過程來看,上帝的安排既奇妙又不容置疑,我們結婚時,雙方一點都沒有猶疑,婚後迄今也一點都沒有後悔,因為我們自始至終都彼此真誠相待,毫無虛假。這是上帝在我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蹟。 金錢、事奉苦抉擇 在加拿大結了婚,九個月後綠卡下來,慧淑便來美國,她來美時我工作已有相當成就。公司由我初進去當裝配工人時的五十多人,到七年後我當副總經理時已達四百多人,但我卻想要辭職。在要辭職前好幾個月,我就告知老闆,護他儘快找一個人取代的職務。 我為什麼要走呢?我想離開的最大原因,是我對事奉上是愈來愈有負擔,所以打算開公司做自己的生意,如此時間較自由,在教會事奉更方便。 我辭職經營修車廠迄今,收入平均算來,並不輸給當時老闆為留下我所開出的優厚薪資與福利。而且自己當老闆,時間自由,又因為多事奉,靈命較之以往又增長更多;同時在英語上,也因為要去遷就客戶而非如昔日別人來遷就我,所以進步不少。 由這些經歷,我看見上帝如何一步一節地帶領我。衪先讓我完全依靠衪,然後再讓我有機會去比較金錢與服事何者重要?當我選擇服事重於金錢後,衪的賜福便如泉水般湧入,這結果便導致我今日願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 一失足幾成千古恨 在這二十年的美國生活中,除了上求在暴風雪中被黑人牧師救活之外,尚有三次蒙神拯救死裡逃生的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辭去電子公司副總經理職位後,出來經營汽車修護廠。起初是四個人合股,後來各自分開經營。就在這尋找新修車廠期間,我二姐要由波士頓遷往加州,她有一輛福特一千六百CC的小車,我答應幫她開去,車後又拖了一個租來的貨櫃,將她所有的家當都裝在裡面。 我想藉此機會到加州度假,便偕妻子慧淑一起駕中穿越美國。 有一天早上到達猶他州的Bryce Canyon(布色列峽谷),突然大雪紛飛,將整個山谷都蓋滿了。因為那不是假日,整個公園似乎祇有我和我太太兩人,我們停下來在一處風景點拍照。我認為我站那兒十分安全,因為離懸崖看來大約尚有二十呎。 為了取角度,便往旁邊稍稍移了幾步,突然間我腳底塌陷,整個人摔了下去,雙臂大大張開,攀在冰橋上,祇露出一個頭在崖邊。原來,懸崖是成鋸齒狀,但因白雪覆蓋,所以看不出腳底是實地還是冰雪,而我剛才正好踩在一道雪橋上。 懸身萬丈危崖 懸身於萬丈深淵之上,我的頭開始發昏,慧淑驚惶地要走過來,我怕雪橋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高,大叫:「不要過來!」慧淑問我該怎麼辦?我問她車上有沒有繩子?她說沒有。我想了一下,便叫她開去找人來救我。可是這樣一來一回費時頗久,萬一我的體溫把雪橋融掉了,怎麼辦? 突然間我想到上帝,便懇切禱告:「上帝啊!我若這樣子摔下去,慧淑會一輩子很難過,而且警方也 謀殺親夫的嫌疑罪名把她搞得慘不堪言。求你存留我的性命吧!」 禱告後,我頭腦異常清晰,想到三月天的雪並不太硬,再這樣下去必被我體溫給融化,所以就開始用手指頭抓著冰雪一吋吋地橫向攀動,儘量避免去震動雪塊。終於我看一塊石頭,便伸出一隻手力一抓,就在這一縣間,雪橋轟然崩落,我只剩一隻手露在崖邊。 那次真是上帝的恩典,在千釣一髮之際將我救回。 游泳健將滅頂 一九八六年,我去泰北參加短期宣教,因結婚以來從未帶 太太度密月,也不曾慰勞過她,於是藉此次短宣回來時,在夏威夷補度密月旅行十天。 到了夏威夷,我們沒參加旅行團,自己租車到處玩。有一次我們開到一處人跡較少的海邊,那裡浪濤洶洶,有些人在衝浪,多半是當地人而非觀光客。他們的衝浪板比一般大二倍,而且還有條繩子綁在手,我本想租衝浪板來試試,但租不到,祇好游泳。 我是游泳健將,慧叔卻是旱鴨子,就坐在海灘椅上和一位老太太聊天。我想雖然浪很大,但我祇游一下子而已,應該沒關係,誰知一下水馬上發現根本不能游,浪太大了,沒辦法換氣。當發現不對勁,掉頭要游回去,卻被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拖離岸邊。我的體力開始不支,便搖手大喊救命,不料慧淑以為我是在跟她打招呼,還很高興地跟我揮揮手。 我心想糟了,我一定要游回去,可是愈游愈遠,我就向上帝禱告:「上帝啊!求?別讓我這樣死去。上次我若死了,慧淑雖有麻煩,但內心比較不會感到愧疚;這次我向她求救,她卻跟我說『嗨!』我回天家沒關係,但她留在世上會內疚一輩子的。」 海底行軍的啟示 禱告完忽然有兩句話由耳朵灌進來:「你的潛水技術不是比游泳好嗎?」、「水裡比水上安靜得多」,是用國語說的。 我聽了忽然醒悟,的確沒錯,我潛水技術不錯,可以閉氣三分鐘之久。於是我向上帝禱告說:「我決定要潛水回去,但我不知方向,求?帶領我回到岸上。」 我一禱告完便沉到水底,四肢並用在海底爬行,等到腳可以踩到底了,就站起來吸兩口氣,浪又打過來了,便潛下去再爬,感覺上彷彿有十分鐘之後,終於讓我爬到岸上,回慧淑身旁坐著。 那天陽光很強烈,慧淑沒注意到我整個臉都變白了,我一來怕她煩惱,二來也怕她把我送到醫院,破壞了得來不易的夏威夷假期,所以不敢告訴她發生什麼事,祇在一旁喘氣。 她問:「你怎麼不再去游泳?」我回答了:「不要,沒有意思!」她以為我是因為沒有衝浪板而覺得沒有意思,還說要去借衝浪板給我玩,我說:「不用了!我要回去了!」 她莫名奇妙,不知道我為什麼才來一下便要走,但也祇有跟著走。我當時已渾身無力,幾乎不能走到停車場,但為了不讓她發現,就把手搭在她肩上,「親熱」地倚著她前進。 我一邊開車,一邊頭暈目眩,看到路邊家麥當勞,就說要進去。慧淑有點生氣,出來密月旅行才玩一下便要回去,然後又是吃麥當勞!其實我祇是想喝水而已,一進去點一杯特大號可樂,一口氣灌完便離開,回到旅館倒頭直睡到第二天。 我一直沒有將此事告訴慧淑,直到回波士頓的第二星期,教會中有個禱告會,主持人問大家有什麼感恩的事,我這才說出來,慧淑也才恍然大悟我那天為何舉止怪異。 惡客臨門 大約是一九八八年吧!因為冬季天黑得早,平時晚上七點修車廠關了門我就走了,但那天剛好教會的周弟兄來找我聊天,聊到將近八點才離去。 在聊天時我便看到有個戴著雪帽、雪面罩的人在等公車,祇露出兩個眼睛來。因為天氣很冷,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周弟兄走後,我轉身收拾東西,這時我由鏡子裡看到那個等公車的蒙面人走了過來。店外有一台賣可樂的機器,我以為他要買可樂,不疑有他。 我正在紿賬,那人突然闖進來,兇狠地低聲咆哮:「不要動,我的刀已經頂在你腰上。」我瞥見一柄又長又亮的刀,感覺那人體格極其魁梧,相形之下,他像大金剛,我像小猴子。 這歹徒對修車廠的格局似乎十分熟悉,他命令我:「進你辦公室!」因為我現金都放在辦公室,而辦公室的鑰匙則繫在腰上,當我伸手到腰間拿鑰匙時,我先告訴他我現在是要拿鑰匙,以免他誤以為我是要拿武器殺了我。 正當此時,我心裡想,我雖然曾練到跆拳道三段,但辮公室裡面空間太狹小,無法施展拳腳,而且依那人的體格,我若一有異動,脖子必定被他扭斷。 我又想,若進了辦公室,這人搶了錢捅我一刀,然後割斷電話線,將我鎖在辦公室中,他便有充分的時間逃跑,而我則會流血至死。再者,此時我已想起這凶神惡煞是誰了。他並不是第一次作案,最近在這地區已是第四次。前天一個加油站的老闆娘才被他刺死,廣播電視上一直在提醒民眾小心防備。 我知道,我若被這冷血凶手押進辦公室,鐵定會沒命的。求生的本能,使鄉在短短幾步路中,極其懇切地呼求上帝。 恐怖對峙 就在那電光石火中的幾秒鐘內,上帝讓我有了個主意。 我辦公室的門是彈簧門,平時推門而入時,它會們自動反彈回來。於是當我走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的那一瞬間,就猛然用全身的重量撞擊門扇,整個人隨著這一撞之力撲進辦公中,脫離了那歹徒的刀尖,並且藉門扇的強勁反彈把他撞了出去,狠摔在地。 我心裡明白,以此人的體格,一下子就會爬起來,而且辦公室的門一下子便會被他撞開,所以我不能躲在辦公室,遂立刻再推門衝出去。 他正好從地上站起來,我便躍過一輛待修的黑色金龜車,與他繞著車身捉迷藏。他很聰明,知道出口祇有一個便始終堵在出口處,不讓我逃掉。 那時天色已暗,我們祇能隱約地看到對方,我唯一佔優勢的是地形、地物比他熟悉。 正緊張萬分地與他對峙之際,忽然間電話鈴響了,我知道是我太太慧淑的電話,因為我該回去,慧淑打電話來查探。我心中很急,卻沒辦法去接,但又怕我若不接,等一下慧淑會來找我。五分鐘後,電話鈴聲又響了,我心中更急,怕她等一下真來了。 力拚歹徒 我心中一面默禱,腳不經意間踢到一支實心長鐵棍,是修車時用來撐起重物的工具。 說時遲那時快,我一腳挑起鐵棍,緊握在手,趁他不注意時跳上金龜車頂,舉棍猛力往下扎砸,一棍便把他擊倒了。 我將棍子往旁邊一丟,準備打電話給警察。我原以為我跆拳道三段,一掌擊可破三塊的功力,加上又是用鐵棍,這人必定只剩半條命。不料當我才拿起電話,他老兄居然站了起來,而且立刻近身。我嚇了一大跳,便立即飛起身來給他一記跳踢。練跆拳的人都知道,這一招絕不可隨便用,因為若一擊不中,自己可能會受傷;若踢中了,對方可能會喪命。 結果這一腿踢中,他又倒下去,我以為我又贏了,電話才拿起來,他竟又站了起來,我那時真像是見了鬼似的,正準備再奮力一博,卻見他往外要逃,我便知道,他必然受傷不輕,立刻撲上前去「刷!」地一聲將他的面罩拉下,看清楚他的模樣,以備向警方指認。由於用力極猛,把他頭髮連頭皮扯下了一片,霎時鮮血淋漓。 他奪門而逃,我追上去又一個跳踢,他整個人摔出店外,撞上路邊公車牌的鐵桿,當場把那鐵桿撞彎。我以為這一撞之威,一定會讓他不省人事了。 豈知我才第三次拿起電話,他又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不要命往街上衝,頓時路上煞車聲、喇叭聲四起。我可是還要老命的,不敢在車陣中全力追逐,讓他給跑了。 我打電話報警,警官趕來之後,聽了我的報告,似乎不大相信,可是現場刀子、鐵棍、頭罩及被我扯下來的頭髮連帶頭皮等證物俱在,他們不由得半信半疑。警官作了筆錄,建議我找保險公司賠償損失。 主又救了我! 後來慧淑告訴我,她打電話給我,響了好多聲沒人接,就知道我一定有麻煩了。但她記得我曾告訴她,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壞人,我叫她跑的時候,她就要立該飛奔,不必管我,如此我們倆都有活命的機會,否則我為了保護她,到頭來兩人都不免喪命。 因此她雖然很急,卻沉他氣沒立刻趕來,只是穿好外出冬衣,手拿汽車鑰匙,一邊為我禱告,一邊打電話報警。警車據報,就在我與兇漢對峙的那段時間內,來我店外巡了一趟,卻見不到裡面有任何不尋常的動靜,遂又開走了,壞人逃跑之後,我報了警,警察通知太太,她早已一切就緒,幾分鐘之後就趕到了。 我們以為此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不料一個星期之後,警方要我到州立醫院指認嫌犯。其實在我未去之前,警方已經知道此人即是與我打鬥的人。他們告訴我這人是賓州監獄終生監禁犯,不久之前逃獄,一路搶了十九次,殺死、殺傷數人。 他在我手上受傷之後,肋骨斷了四根,不敢到當地大醫院求醫,跑到新布什州(New Hampshire)一家小醫院,可是因為當地設備不足,醫生要將他轉回麻州救治,他死也不肯,醫生叫警衛攔他,他雖然受傷那麼重,合四名警衛之力還是抓不住他,醫生祇好給他一記麻醉針,這才把他五花大綁送過來。 警方看我竟能擊敗他,把我當成了英雄,對我禮遇得不得了。警官又說此人以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足球隊員,我當下開玩笑地回了一句:「我以前是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員!」其實我內心知道,我是在幾乎不可能之中,搶回一條老命,是主又救了我! 我求問主:「主啊,你三番二次讓我死裡逃生,我能為你做什麼?」 「同情」或是「異象」? 話說一九八六年,李秀全牧師邀請我一道去泰北參加短期宣道,我認為傳福音是件美事,便欣然前往。到了泰北,與王季雄宣教士配搭事奉,才發現那邊的生活極度貧困,我覺得他們彷彿是被遺忘在地球最偏遠的角落的一群棄兒。 回美國後,每次看見餐桌上的牛排,便想到這塊牛排相當於泰北難民一家四口三天的伙食費。 我告訴我太太慧淑,如果我去泰北,除了傳福音還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改善他們的生活。 說也奇怪,當我跟慧淑說過這些話之後,竟然做夢到泰北,幫人修車時也想到泰北,反正一天到晚都拂不掉「泰北」兩個字。只要一聽到有人來自泰國,耳朵便豎起來聽看看他是否提泰北? 我當時以為這是出於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日子久了便自然淡忘了,於是不然意。 但是很奇妙的事發生了,我愈想把泰北忘掉,便愈加地思念泰北,夢得更多、想得更多。這時我開始有點緊張了,心想:「難道上帝真的要我去服事他們嗎?」 你何苦那麼傻? 前思後想,衡量再三,決定還是不去為妙。 回想當初在台灣和初到波士頓時在黑人區空屋地板上所做的美國夢,幾乎已百分之百實現了。 以美國社會標準來說,我雖然還不能算是大富翁,但就享受和使用的角度來說,卻有錢有閒,稱心如意。我有別墅小木屋可休憩,有遊艇可到處遨遊,又有好多張Charge card,不只可以加Mobil的油,還可以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幹嘛要去落後貧窮的泰北,苦哈哈地做宣教士? 然而心中雖如此想,泰北的異象卻仍不斷地盤旋在我腦中。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拚命地想要將思量轉移到別的事物上,但卻仍繞回「泰北」,我便知道上帝真的要我去那兒,但心中卻十分不甘心就此投降,還是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排除。 正當我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趕走」時,突然李牧師來找我,要我八九年再去泰北短宣,不知何故,當時我竟然很生氣地說:「要去你自己去,我沒那麼多時間,也沒那麼多錢跟你去!」李牧師不知道我為啥莫名其妙地發脾氣,就說:「你不去就不去,不要發脾氣嘛!」 可是李牧師一行八九年去泰北短宣期間,有天晚上我睡不著覺,偷偷地起床向上帝禱告:「主啊!如果你不願意將泰北異象從我腦海挪掉,我願意順服,可是我要與?約定--從今以後我楊一哲不跟任何人講泰北,如果?真的要我去泰北,求你指示我太太,由她主動提出要去泰北傳福音的決定。」 我如此禱告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每次提到泰北,慧淑理都不理,毫無興趣!所以我認為這是給上帝的一個難題,說不定因此可以逃掉呢!八九年李秀全牧師自泰北短宣回來,說在泰北工場上事奉多年的王季雄弟兄要他帶給我一句話:「你們來短宣非常的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當時我好像被上帝當頭棒喝,可是轉念又想:反正我跟衪已有言在先了!所以我依然抗拒上帝呼召,繼續等待衪感動慧淑來提議夫妻一同去泰北宣教。 最痛苦的一頓飯 八九年,王季雄宣教士受邀擔任我們教會差傳年會的講員,我很不想見他,可是為了回報八六年泰北短宣時所受的照顧,便很勉強地邀李牧師一起在一位教會弟兄開的餐廳請他吃飯。 當晚發生一件很奇怪且不該發生的事。原來這位弟兄每當知有人為傳道人設宴請客,必定早就將桌位準備好,可是那天他居然把時間記成是第二天,只好請我們稍候片該,讓他騰出桌位。 就在等的時候,王季雄突然跟我說:「楊一哲,我有話跟你談。」 「我要跟你單獨談!」他說。 這下我緊張了,心想,我與他自八六年認識迄今並無深交,他要跟我單獨談什麼呢?可是人家已指名要跟我單獨談,我祇好硬著頭皮答應,於是兩人坐到一個角落去。 「我雖然在泰北做了這麼多年,可是我一直有個感覺,上帝有更大的異象要給我。上帝可能要帶我進入更偏遠的深山之中,為那兒更困苦的人民開創一番新天地,可能是辦教育或做些公共設施,但是我人手不足,我需要你!」他說。 我一聽,差點跳了起來,眼淚也快掉下來了。我知道這是上帝繼李牧師之後第二次派人來呼召我,可是我仍然硬著心一句話也不說,只敷衍道:「等異象清楚了再說!」 那頓飯吃得好痛苦,彷彿熬了千年之久。回到家我向上帝禱告:「主啊!這沒有嘛!我是要我太太來告訴我,而不是其他人!」 王季雄回去之後,李牧師告訴我九○年教會又有泰北短宣隊,問我是否參加?我回答:「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九○年短宣結束,李牧師又替王季雄帶了一句話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我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但仍與上帝玩拖延戰術,堅持要等我太太慧淑主動表示願意去泰北才肯順服。 千方百計推拖 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李秀全牧師又邀請王季雄當講員,我心中開始緊張,很想將我太太帶到別的地方,不讓她去聽泰北的異象,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藉口,加上慧淑的個性也不是那麼容易說走就走。 日子到了,我堅持不去參加差傳年會,縱然以前曾大聲疾呼勸人說要成為一個好基督徒,一定要參加差傳年會,可是事到如今,也顧不得了。 我終於想到一計,請教會的鍾弟兄在差傳年會的第一晚來我家教我中文電腦,且以一時無法學完為由而逃避參加差傳年會,我太太慧淑只好很不高興地自己帶了鍾弟兄的太太去參加差傳年會。 當我看時間已來不及去參加聚會時,突然變成「天才兒童」,一下子中文電腦諸多難題都通了,鍾弟兄十分驚訝。其實我早都會了,於是便坐在那兒和鍾弟兄聊天等她們回來,一方面盤算一下明天要找什麼藉口來推拖。 於是我想到裝病,且不能太早裝,要等到快去差傳年會時才開始裝,如此慧淑便會給我吃止痛藥。主意既定,便安心地聊天。 你正是那個約拿! 第二天早上起來,心想中午要裝病,慧淑必定一個去聚會,沒人煮午餐給我吃,所以早上要吃飽一點,於是便說:「太太,我好久沒有吃煎餅了,妳可不可以弄給我吃?」我才坐到餐桌拿起刀叉對著煎餅一刀劃下去,突然慧淑冒出一句話來:「昨天晚上你沒去參加差傳年會多可惜啊!我想我們應該去泰北傳福音。」 我整個人愣住了,心中卻依然跟上帝強辯道:「上帝啊!這不算啦!『我想』跟『我要』是不一樣的,?的中文比我好,應該知『想』跟『要』是兩回事!」 如此想,心中舒坦了些,便把煎餅往口一放,不料慧淑馬上又冒出第二句話來:「一哲!我認為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 頓時,我口中的煎餅哽在喉嚨,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眼淚差一點掉下來,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卻又絞盡腦汁急著找出一些理由來頑抗。 就在我故作鎮定狀時,突然腦中現一些圖畫。首先出昨夜來教我電腦的鐘弟兄臉,接著一條船。頓時我心中明白過來了,這是約拿乘坐來逃避上帝呼召的船。 第三幅畫又出現了,是一條張開巨口的大魚。這時我心中開始害怕,默想著約拿的記事,終於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禱告說:「上帝啊!我願意順服你,今天決定不裝病,乖乖去參加差傳年會。」 一說完,喉嚨中的煎餅馬上吞下去了,於是我又祈:「今天下午我去參加差傳年會,求你讓我看到一幅畫,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並且讓我覺得值得獻身,我便完全順服!」 佤邦的異象震撼了我心 當天特會中,王季雄分享泰北異象時,我發現他所描述的不是我以前從許多多宣教報導中所知道的泰北,也不是我六八年去過的泰北,更不是電影或小說中的「金三角」或「異域」,而是更深入泰緬邊境的山區。 在那兒有一百萬人過著原始農業生活,未曾接受福音的佤族,他們住在緬甸境內,但卻不受緬甸政府的管轄,是個自治區。他們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卻祇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因與中國雲南居民通婚而會說華語。兩三年前眾頭領才討論決定以中文為其文字,遂找王季雄來協助他們辦學校,並答應讓王季雄自由傳福音,這便是八九年王季雄來波士頓時,在餐廳中想跟我分享的異象。上帝告訴我,「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徒二十二:4) 當時我坐在那兒,知道這是上帝回答了我,衪讓我看到一百萬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民,我俯伏在上來面前,說:「我從前風聞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伯四二:5)我願意順服你的差遣,求你繼續帶領我,掌管我。」 求兩個印證 從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聽完王季雄的異象分享,回到家便告訴慧淑:「妳說的沒錯,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可是下一步該怎麼做?」慧淑回答說:「先跟王季雄談談!」於是我打電話到李秀全牧師家,希望明天能跟王季雄談,可是排不出時間,祇安排我們夫婦送他到機場,在車上談。 在車上我與王季雄分享這幾的經歷,這才得知從一九八六年與他在泰北同工後一直到我順服的這一天,王季雄一直認定我是上帝要差來幫助他的人,他每天不間斷地為我到泰北宣道之事禱告,難怪我連作夢都夢到泰北! 送王季雄上飛機後,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我告訴他由於事關重大,我向上帝求五個印證。其中我認為最不可能的兩件是:得到我母親和岳父母的祝福,以及有機會親自到佤邦自治區去觀察一番。 媽媽的祝福 因父親已過世,我又是獨子,加上母親身體不好,一年送急診十多次。八八年已是如此,近幾年心臟病又加重,我根本不可能將她帶去緬甸山區那滿是瘧蚊又沒東西吃的地方去受苦。因此我向上帝求讓我母親及我岳父母都能全力支持我們。 我寫信給王季雄時是九二年十一月,聖誕節快到時,我想是時候了。有天晚上吃飯時,我數度欲語還休,突然心生一計,便將我寫給王季雄的信函副本拿給母親看,上面提到我決定去泰北的事及求五個印證的始末。 媽媽看完後神色如常,把信折起來,交還給我,也沒講話。不料,兩天後我母親突然說了一句:「我想你今天做這個決定,是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我怔了一下:「什麼禱告?!」 原來那年年初我曾在台語教會傳講了一篇有關宣教異象的信息,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希望能將宣教異象帶入台語教會,結果卻毫無回應,讓我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然而今日我發現上帝實在是聽禱告的神,衪用那篇講道改變了我母親。 媽說:「你那篇道,我聽了十分感動,回家以後一直到凌晨都睡不著,祇有起身向上帝禱告:『主啊!我一輩子沒有教過我兒子全時間事奉,不料他卻對上帝的事工如此熱心。主啊!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你還要他嗎?如果你還要他,那麼這個兒子是你的!』」 我母親說:「這是我開的支票,上帝現在要兌現了。」 岳父母的祝福 真奇妙,當夜十一點多,家中電話突然響起。慧淑跟我一樣,不敢告訴她父母親,便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已四十多歲,再不出來服事主恐怕沒機會了。這一夜,在電話上,岳父母分別跟慧淑說話,關心我們倆在那兒的生活,最後岳父說:「去吧!帶著父母親的祝福去吧!」 這不是上帝誰能辦到!感謝主,最難的印證已過了一關。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難關。慧淑還沒去過泰北,而新的泰北工場--佤邦自治區,我自已也沒有見過。 我向上帝禱告說:「在一年內我要帶慧淑到我們即將事奉的工場看一看,如果在那時你對我們的感動沒有改變,主啊!我們一定順服。」 霉飯配辣椒 九三年九月泰北雨季時,我們來到泰緬邊境的佤邦自治區,這是當地氣候最糟、蚊子最多的季節。 本來預算停留九天,結果才去了兩天,我們就決定不來這兒事奉。 第一天是在王季雄新創辦的頗具雛形的「興邦學校」吃飯。小的學生十人一桌,大一點的學生八人一桌,老師是貴賓,六人一桌。 菜一端上來,是一盤高麗菜炒辣椒,味道非常鹹,加上一大鍋湯,湯裡沒什麼料,就這樣子十個、八個人吃。 雨天下來,菜色不是高麗菜便是茄子,再不就是南瓜;湯則是油菜湯或佛手瓜湯,要不然便是冬瓜湯,唯一的好處是白飯隨你吃。 但所謂「白飯」,卻沒有一粒米是完整的,全是別人不要的碎碴碴。第一頓反我竟可從碗中挑出十一隻小甲蟲,我太太則在一旁發出咬石頭的聲音,因為飯中有很多與米粒一模一樣的小白石頭,而且又有一股很難聞的蟑螂屎的味道,我加一大團辣椒,整碗紅通通地嚥下肚去,而慧淑是不吃辣的,要吃下這碗飯可就難上加難啦!據王季雄說,學校的伙食,已遠遠超出一般佤邦人民的平均水準,對孩子們而言,簡直是天堂了!所以小孩來了以後都很怕被送回家,不管年齡多小。 據悉,到九四年,這些從五、六歲到十幾歲的學生已達四百多個,全是離鄉背井。有人從阰部步行了一、兩個月才來到學校,有些身體較差的就病死在路上。成績優異都,四、五月間由王季雄帶隊返鄉探望家人一、兩天,其餘就留校勞動。 至於氣候,溫度約華氏一百度左右,每天下大雨,雨點大又沒風,一下就下兩、三個鐘頭,校園頓時積水成河。 蚊子極多,我們塗了防蚊藥膏,又配戴聲波驅蚊器,又點蚊香,如此三管齊下,慧淑的腳仍被叮了約一百個包。那蚊子十分厲害,咬人時無聲無息,讓人防不勝防,而這些蚊子都是會傳染瘧疾的。 第三天晚上,我與慧淑討論,決定還是不要到泰北來傳福音了,如此辛苦,怎生了得! 準備打退堂鼓 因為這回只是來觀察的,並未被安排太多工作,剛巧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短宣隊來了,我便與他們配搭事奉。 第四天慧淑突然病倒了,送到短宣隊的醫生那兒診治,居然說沒病,可是她卻頭昏、嘔吐、無法進食,後來診斷為「水土不服」。這病不是短時間能好的,至少也要休養兩、三個月,所以她祇好躺在宿舍不能動了。 第八天我們要去山上作醫療傳道,慧淑生病無法同行,我便對她說:「今天是第八天,我跟他們上山,今晚在山上過夜,明天下山後我們提了行李就走,再也不要回來了。」慧淑說:「好!」 那張痛苦的小臉 通往山上的途中,會經過一個醫療站,前兩天學校送了一個發高燒的學生去休息,我們打算先到醫療站看看那個學生,然後再到山上去醫治其他的人。這是由於學校人手不足,一有病患,只好送到一間茅屋,讓他「自求多福」,也免得傳染別人。 不料短宣隊的醫生一看,說這孩子若不趕快送到文明地區去急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死定了。問題是,我們若要上山就不能下山,但若上了山,這小孩便死定了。若送這小孩下山,則我們預做的山上那三百多個病人又怎麼辦?頓時我感到人的軟弱無能。 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還是將這小孩先送下山,正當他們要將他搬上車時,我看到孩子痛苦的臉,立刻又想到兩天前有個人誤踩地雷送醫療站,醫生立該將他的腿鋸掉包紮好,至今沒人再提那個斷腳的人,彷彿那種事已是家常便飯。 我心中十分地不平,又想起兩天前那張痛苦的臉,不禁跟上帝抱怨起來了--「神啊?世界上所有的生靈,不論是君王或乞丐,在?面前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為甚麼在生存條件上卻有如此不同的差別待遇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此時突然有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這樣,我還能差遣誰呢?」聽到那句話,我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想到,當我看到此地環境這麼惡?便想打退堂朝,是何等自私與可憐! 於是我立即回答:「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頓時彷彿有一股暖流從頭頂澆灌下來,直透全身,我所有的壓力立刻消失,內心充滿喜樂。 叫妳起來行走 那時正好有部卡車要回學校,我就搭便車回去。一到學校我立刻三步併兩步跑去找慧淑,想跟她說明這一切,並希望我們夫妻能在這兒同工。 她根本沒有預期我會忽然回來,而且又冒冒失失地告訴她我決定要在泰北作工。我原以為她會驚訝地詢問我為什麼,結果驚訝的卻是我!她居然很平靜地回答:「我知道!」 原來她在靜養時,向上帝禱告說:「主啊!如果從八六八年感動一哲到如今的那個感動是出於你,求你醫治我的病,讓我立即起來參與服事,請用事實來告訴我,你要我在這裡服事。」 禱告完,慧淑也不知道上帝真的醫治了她。等她起來走路時才發覺她體力一直在恢復,甚至可以走泥巴路,因此她聽到我說的話,她就知道上帝要我們在佤邦服事。 請紀念我們 目前我們回到美國變賣產業、傳遞異象,並盼望我們在九五年六月間回到泰北服事,最晚不要拖到九五年年底。李秀全牧師則已早我一步,在九四年底自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離職,加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在泰北及其他東南亞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巡迴宣教工作。在這期間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到神學院作半年到一年的進修,請讀者們為我們迫切代禱。

林榮松

「現在不去做以後就會後悔,所以再苦也要甘願做。」在南加台籍社團中,聲音像雷公,個性像關公的林榮松,身上揹負著許多頭銜,一路走來,不論曾經置身暴風圈或是走過泥濘路,在各種支持台灣意識場合中,他總是身先士卒,以南部人的草根魅力,透過麥克風喊起話來 ,感性又熱情,全場馬上燒滾滾;他可以是在台上侃侃而談鼓勵大家「愛拚才會贏」的領導人物,也可以在台下只是個幫忙照相記錄打雜的義工。 「過去228時老一輩很努力但結果失敗,有的被槍殺有的被關被抓,『台灣真的能追求民主自由、獨立自主嗎?』我以前認為要讓有組織有財富有資源的國民黨下台是不太可能,直到1996年當總統可以直選時,經由選舉可以公開討論思考台灣的方向,覺得台灣人的機會來了,海內外鄉親奮鬥那麼久,只要不放棄,就一定會開花結果!」台灣會館現任董事長林榮松鏗鏘有力地說著,站在創造歷史關鍵時刻的十字路口,他學會弱勢者一定要有危機感,唯有撩落去,不容退縮軟弱,咱e心願咱e夢才能完成。 林榮松,美國洛杉磯麻醉科醫師,曾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海外阿扁之友總幹事、民進黨美西黨部評議委員召集人、僑務委員。 標準的母語家庭 林榮松生於1950年的高雄茄萣鄉,阿公當時是做魚塭,日據時代台灣孩子讀書選擇少,阿爸和叔叔因為成績優異最後都去做醫生,兩人當時是下茄定鄉僅有的醫生;家中有二男五女,身為長子, 5歲時,父親為了孩子教育搬到高雄鹽埕,就讀前金國中的資優班,然後考上雄中,又很順利考上高雄醫學院。「我從小生平無大志,功課平平,在大學很喜歡運動,書包裡沒有書,裝的全是球拍及棒球手套,喜歡翹課坐最後一排,反正只要能維持在中間水準就好。」 但大五時,他卻一反常態每堂課坐到第一排而且很拚命地認真讀書,因為那是愛的力量,當時他煞到葯劑系成績超優第一名女學生石秀文,為了追到她,功課總不能太差吧!當時純純的愛,卻因為男方要當兵,女方出國留學而中斷,直到在美國重逢,因為石秀文很有愛心,在明尼蘇達大學與好友發動向美國各地留學生募款給在台讓失學的貧困國中學生,遠在田納西州接受麻醉專科訓練的林榮松總算喜獲佳人訊息,再度舊情復燃,最後結婚育有1男1女。 「我們家是標準的母語家庭,所有孫姪輩全都會講母語,家中雖然沒有政治背景或淵源,但都認為真正愛台灣,最起碼要把母語傳承下來,尤其老大林文貞及老二林文勝,從小就訓練他們演講,答嘴鼓,現在他們都能講流利的台語,女兒較有語文天份SAT英文還考到800分,這得歸功於媽媽教的好。」 林榮松驕傲地說著,對於太太石秀文大才小用,他希望在台灣會館擔任教導台文義工的老婆, 能請教專家輔導台文學校發展成「台灣學校」,在會館教導台灣四大族群的語言。 生命的第一個颱風-NATMA 林榮松出國以前在高醫附設醫院做了2年婦產科醫生,出國前原來是計劃繼承父業,但婦產科實在太苦了,所以在美國改選一種較不受病患約束的麻醉科醫師,也因而有機會在1985年一腳踏入才初創一年的台灣人醫師學會(NATMA)。 1986年搬到加州,當時還有另一個台灣醫師學會,比較沒有政治色彩,林榮松認為,NATMA的意識型態較強,在黑名單陰影下,經營得很辛苦,自己個性雖然很雞婆又不是很有智慧,但只要一旦被認定是很重要,他就會像牛一樣拚拚拚的奉獻心力,尤其這些醫生很多都是菁英,本土意識堅強支持台灣的中堅份子, 一定要讓NATMA壯大起來,他總是這樣想著。 做過分會會長及總會會長,他最津津樂道地就是政府以前一直不重視WHO,重心放在WTO,民間爭取2年,但政府一直沒有動靜,1997年由台灣的醫界聯盟李鎮源教授倡議,第一次以「台灣加入WHO宣達團」為活動重點,國外由北加創會會長周烒明帶隊,由南加來負責組織聯絡中心,一起去瑞士日內瓦陳情抗議,一直到今天加入WHO仍是該會活動重點之一,政府現也列入宣達重點,所以大家計劃明年要找100位陣容再去,而且要把使命傳到第二代。 2000年年初,堅持組織海外阿扁後援會,賣力為阿扁助選,本來沒有預期阿扁會當選,結果阿扁竟然成為陳總統,台灣人出頭天,可說是林榮松最春風歡喜的一年。不過,那年他一人擔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會長、南加州台灣會館會長、海外阿扁之友會總幹事、及新科僑務委員,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也成為紛爭的開端。他萬萬沒有想到,一時之間,成為亂箭紛射的箭靶。 在對方指責的帳目爭執中,他自認坦蕩蕩,公開檢閱,也願負起責任,他提及:「起因是一些對NATMA沒有感情的局外人從中攪局,事態才會越弄越大,事情拖延兩三年,已在今年得到平反。」他接著說道:「過去個性就是太衝太硬,神經又大條,覺得無所求,所以說話不會拐彎抹角,也不會哈躬折腰,怎麼得罪人都搞不清楚,經過這個事件,雖然性格天生沒法很細膩,但已慢慢學習做事要有柔軟身段,要替對方多想一點。不過,如今証實個人創傷換來NATMA更加成熟制度化,大家尊重組織章程,也算是正面的收獲。」走過風暴,人生還是要繼續向前走。 台灣社團的家─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在林榮松眼裡,台灣會館是此間鄉親用愛建成社團的家,七年前,台灣會館籌備會開始密集地每週開會,碰到困難,就同心協力解決問題,最後在洛杉磯台灣人大團結的氣氛及號召下,在三個月完成「千人餐會,百萬募款」的歷史使命,林榮松從頭到尾都親身參與,更擔任創會的第一任會長,一切從無到有,此中的酸甜苦辣讓他對會館的感情深厚無比的,他家中三代八人,包括他外地的唯一弟弟及弟媳都是會館的永久會員。 他擔任台灣會館董事長的兩年任期中,今年九月底的募款晚會圓滿落幕後,他兩年都籌到會館足夠的預算,他最主要的任務己經完成。會館「服務、和諧、懷鄉」的宗旨當時就是林醫師想出來的,會館做得好不好由鄉親來評論,但他很驕傲地說會館不是一個只設計來接待高官貴人的象徵性圖騰,回顧過去一年多的總總,會館實在做了不少多方位的服務的工作,而且會館應該站出來,應該表明態度時,他認為皆做到了。洛杉磯有很多人才,有新的領導才會有新的思維,老幹新枝一起繼續來關心會館,會務一定會蒸蒸日上。2006年,林榮松卸下董事長職務接棒,就像在NATMA一樣,他樂於做志工,繼續服務鄉親。 「所有的事情裡,最難解決的就是人事問題。」台藉社團人才濟濟,有些做法不同,性格各異,林榮松衷心希望,不要讓個人恩怨擊垮最初的理念夢想。對於民進黨執政5年,許多鄉親「愛之深,責之切」,認為扁政府應該要長進,不要再軟趴趴,熱情與耐心都在消退中,他語重心長地說,「選民是很健忘的,但自有判斷力,咱e任務還未完成,為著下一代子孫的尊嚴與幸福,咱就算有點失望也要堅強地像不倒翁,再大的困難咱e攏未倒!」。 文/林蓮華

劉富理 夫唱婦隨為神謀事

正道神學院院長劉富理出生於台南一個傳道人的家庭,祖父劉南於1910年代就皈依信主,影響所及劉富理的家族都為虔誠的教徒。劉富理的父親也就把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劉富理的大哥奉獻給教會,希望他將來擔任牧師。 劉富理雖然也是個虔誠教徒,但年輕時並未計畫從事傳道的工作,直到大學時代的一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當年就讀中原理工學院土木系的劉富理,在大四第一學期時,在期末土壤力學工程的考試中忘了在考卷上填上名字。 和他交情向來不錯的助教認出了他的筆跡,順便好心的告訴他有一題答錯,讓他改答案。劉富理在遲疑一下後改了答案,卻從此良心不安,一直將這件事掛念在心。 劉富理回憶,在大四第二學期,他參加靈修會遇見一位劉宋淑賢講員。他將這件事告訴劉宋淑賢講員,講員告訴他唯一的讓自己心安的方法便是認罪。劉富理趕忙跑去找土壤力學助教;助教卻認為他是多此一舉。 劉富理因此含淚讀聖經,翻到希伯來書第12章第1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劉富理頓時感覺他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感覺那時比中了獎券還更快樂!」 大學畢業傳福音 家族反對 即將大學畢業,不確定自己該從事土木工程專業或是傳福音的劉富理,在讀了彼得後書第1章第10節「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福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劉富理從這裡頓悟決定畢業後要傳福音。 只是這樣的決定受到不少家族成員反對,特別是負擔他大學四年學費,期望劉富理繼承事業的叔叔,而祖父亦認為家族每一代有一個傳道人(指劉富理兄長)已經夠了,也表示反對;只有母親贊成他從事傳福音的工作。 1963年,劉富理在軍中當兵時收到一張朋友寄的卡片,上面引用了約翰福音20章 21節「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從此堅定了他傳福音的信念。 1975年8月 牧養台福教會 劉富理在退伍後,進入台南神學院進修三年,並於1967年回到母校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宗教哲學講師。1968年,劉富理獲得亞州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曼谷攻讀結構工程力學。畢業後應東海大學吳德耀校長邀請,前往東海大學擔任校牧,負責輔導學生心理,並在工學院教授工程力學。 1974年 ,劉富理赴美繼續深造,前往洛杉磯帕沙迪納的Fuller 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在Fuller 神學院唸書之際,受邀前往那時剛成立不久的台福教會證道受到肯定。1975年8月,台福教會正式邀請劉富理擔任牧師,他於11月正式接任,一邊讀書,一邊牧養教會。 1970年代起,隨著洛杉磯華人的增加,台福教會的規模也快速成長,分別於1979年成立台福東安教會,1980年成立台福南灣教會,1982年成立台福聖谷教會、柑縣教會及台福基督教總會。 1986年,劉富理回到台灣中原大學參加「世界華人福音大會」,正逢台灣「大家樂」賭博及青少年飆車活動盛行,感嘆為了錢而扭曲的台灣社會,只有2.7%的台灣人信主,有如「千萬靈魂飆向永遠的死亡! 」劉富理和台福弟兄因而求禱「願許有生之年看到百萬同胞歸主!」 正道神學院 美加神學會正會員 在教會不斷的往各地擴張之際,宣教人才的不足一直困擾著台福教會。台福總會此決定在1989年設立台福神學院(目前改名稱為正道神學院),一開始在南帕沙迪納的Highlands Park,後又搬到William Carey的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直到1996年才買下在艾爾蒙地市的校址,校務也蒸蒸日上。 1994年,正道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副會員,1999年正道神學院成為正會員,在當時也是北美第一個亞裔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會員;時至今日,正道神學院仍是美加神學學會唯一的華裔神學院,每期培養學生100名,參與各種延伸課程學生則有2600名。 1974年,劉富理的大女兒純純在台灣出生17天就被檢測出心臟病,為避免赴美深造的劉富理擔心,夫人王仁美幾個月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當時台灣醫療並不如今日先進,在美國的劉富理得知女兒生病的消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教會到處打聽心臟病醫師,輾轉得知一位同是台灣來的教會朋友劉明祝的夫婿David Westinghouse是洛杉磯著名心臟內科醫師。透過 Westinghouse醫師的協助,王仁美帶著才幾個月大的純純很快的從台灣來到美國,並被介紹前往休士頓由著名醫師Cooley進行開刀手術。 「患難臨到,神在此前面開路!」劉富理常想,要是他在出國前就知道女兒的病情可能因此放棄出國;是否能認識救活純純的醫師,實在很難說,只能說一切有神在前面引路。 夫唱婦隨 為神謀事 談到自己的婚姻,劉富理對夫人王仁美可以說是欽佩不已。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王仁美從1981年開始在神學院進修,直到1992年獲得碩士。劉富理認為夫人拿到的碩士學位比自己拿到的哲學博士學位還要有價值,因為在王仁美進修的這段時間,她不僅要照護年邁的公婆及父母四人,還要帶領四個女兒,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如今王仁美除了在台福教會幫助教會姊妹多年,也開始在正道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兩個人可以說是夫唱婦隨。 「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是劉富理一生的職志。他發願為主服侍、擔任傳福音的工作,並教導神學院的學生。為了授課傳道,劉富理的足跡不僅遍佈北美,也散及五大洲。今年一月份他在巴西、三月份前往華盛頓特區、六月將到德國,而九月將回到台灣傳道授課。 「只要還能做下去,我就會繼續做!」劉富理這樣表示。 文/記者劉孟儒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阿母許劉富從小就教兩兄弟,做人要外柔內剛,少說話多做事,觀念要實行到底,目標要實踐到底。奉行媽媽的話,許賢三及許正雄兩兄弟加入台美社團時,大多也是輕聲細語,很有人緣,1994年,柑縣台美商會會長是許賢三,三哥竟然能邀請到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白樂崎到家裡與鄉親開會見面,這可是空前頭一遭,AIT官員親訪南加台美社團,轟動一時。不過,更有趣的是,之後交接會長,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哥哥交棒給弟弟,由許正雄擔任新會長,成為南加社團一段美談。許正雄以一曲《Crazy Love》為自己人生增添繽紛色彩,細細品味愛的真諦。 許正雄醫師,1943年生於日據時代彰化,家有5兄弟3個姐妹,排行老四,爸爸在日據時代就是銀行界經理, 到了終戰後仍受聘任職彰化銀行經理,父親個性非常公正親和力強而且脾氣又好不得失人,雖然兩袖清風但卻得到業界地方人士的尊敬,幼時爸爸常常輪調,所以許正雄全家住過彰化,搬遷過嘉義、台南、台中。 從小功課平平,在嘉義大同國小五年級因為是新生沒有朋友,發奮認真讀書,沒想到小學畢業得到市長獎最高榮譽,除了得以進入台南初中,也讓他初嚐到只要努力耕耘一定有收獲的道理,台南人文化氣息濃郁也重人情味,尤其點心很多, 所以許正雄對台南情有獨鍾,連結婚時都立志非娶台南老婆不可。 高中時爸爸又調職到台中,所以只好再去投考台中一中,不過人生第一個轉捩點發生了,當時大家都在拚聯考,興趣放兩邊,學生以成績至上,但西洋流行歌曲入境席捲台灣,就讀高中的許正雄當時煞到波安卡的《黛安娜》和《Crazy Love》時,就愛跟著哼唱,過去是為分數而死讀書,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有愛唱歌的天份,當年廣播電台是最普遍的娛樂,常舉辦西洋歌曲歌友會,個性保守內向又膽小的許正雄,興之所致,在高二鼓起勇氣報名歌友會,由大哥陪同去參加演唱,當他對著麥克風拉開嗓子唱《Crazy Love》時,主持人對這位少年仔讚賞有加,激發起許正雄唱西洋歌曲的信心, 而這份熱愛就一直維到現在。 大學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當時就去半工半讀,不過這份半工,竟然是受邀去台中南夜夜總會客串演出,因為波安卡(Paul Anka)、耐爾史達卡(Neil Sedaka)的經典名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加上清新的學生氣質,馬上聲名遠播,還被其它夜總會挖角,所以他的打工晚上還得趕場去聯美大飯店、台中酒店駐唱;白天上課,晚上唱歌跑場,這份學生王子的歌星工作,並沒有讓他荒廢學業,功課依然過關畢業。 不僅於此,學校畢業時第一份工作就是馬不停蹄地被應聘到台南大飯店演唱,當時他是有名的學士歌星,與當代名歌星夏心、謝雷成為好朋友。台下不但有許多粉絲,而且許多美艷歌手也對他青睞有加。 當時在那個保守時代, 一位牙醫師竟然不務本業跑去夜總會唱歌, 大家都覺得非常訝異不解,但爸爸和媽媽思想非常開通, 曉得這是興趣, 而且信任自己的孩子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不會受到污染,果然他是沒有荒廢學業,也沒有染上煙酒嫖賭,對於紅男綠女都不為所動, 就是因為愛唱歌忠於表演,直到高雄鐵路醫院牙科部住院醫師時,仍然是白天做牙醫,晚上跑場子,這對許正雄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珍貴的人生經歷。 近水樓台先得月 當時心儀台南著名的牙醫師劉清,是南台灣牙醫師第一把交椅,所以想盡辦法爭取到該診所實習,因為名師督導很嚴格,他終於體悟到做牙醫的樂趣,但是工作過重,所以不得不在畢業四年後息歌,專心做牙醫師,從此就告別舞台生涯。 劉清醫師及夫人都是從小到日本留學,家教修養非常好,他們育有兩個女兒,長得都很漂亮,從沒有戀愛經驗的許正雄,對大女兒頗有好感,但是一直不敢表達,經過幾年相處,在岳母贊同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示愛,由於他看起來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劉家根本不知道他可是一位著名的駐唱歌星,不過老實的許正雄竟然沒有用他磁性嗓音獻唱加分;反而是長女劉淑娟欣賞許正雄敬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性情溫和,待人有禮的風采,決定3年愛情培養成熟後共結連理。雖然差7歲,但生日是同月同日生。許正雄一直很感激劉家,慶幸有福氣能娶到一個好"家後",他來生還希望能再結良緣。 與許賢三手足情深 學成之後就到高雄創業,一帆風順,許正雄有一位哥哥在美國,平常戀家又不愛出遠門,但美國哥哥許賢三一直鼓勵趁年輕時一定要進修,所以他又再一次鼓起勇氣,離家背井, 於1974年隻身來美,到紐約讀書打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與三嫂很重兄弟情義,不但悉心照顧,持續精神鼓勵加上經濟援助。 許正雄回憶說:「哥哥嫂嫂他們也是留學生而且也在打工,但他們捨不得讓我打工,只要我讀書, 其它的多是由他們在照應我,由於牙醫學費很貴,所以三哥把他們積蓄已久要買公寓的錢,全部挪來給我做學費,在異鄉讀書非常辛苦,但哥哥嫂嫂的溫情卻溫暖我的心,他們的疼愛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恩情。」 1978年,許正雄終於在波士頓的Tufts 牙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苦盡甘來;當時三哥許賢三不但對人重義氣,也是一位愛台人士,身為會計師,卻熱心投入社團,出錢出力,最後還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當時的許正雄只知道拚命讀書,對社團並沒有投入,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畢業後,在紐澤西猶太牙醫師診所工作三年,受到他的賞識,對於台灣人勤奮工作負責任的熱誠,令他們印象深刻,找到工作後,太太終於可以帶著大女兒來美國依親。 不過,還是三哥有遠見,認為身在亞熱帶的台灣人,在東部冰天雪地還是不適合,所以他們兄弟倆決定鼓起勇氣西遷到洛杉磯。但是加州牙醫師執照不接受其它州的執照,雖然已有東部13州的執照,許正雄仍需重頭應考,最困難的是病人臨床考試要自己準備,在加州人生地不熟,所以考試時還得把病患"空運"來洛杉磯考試,經過幾回合苦戰,終於拿到執照。現在回想起來,能沐浴在加州陽光,這裡有親切的台美社團,鄉親的人情味,都是一種享受。 1981年他們找到柑縣地域正中央Garden Grove開業,兄弟情深,決定一起打拚,三哥是會計師事務所,許正雄是牙醫診所就仳鄰而居,內部還可以相通,隨時上班都可以串門子;不只這樣,他們連住宅都要買在一起,一樣是仳鄰而居。對於到3月就要過百歲的老母許劉富,他們也是一起侍俸。母親每天跟著兩個兒子去上班,診所還有一間她的專屬辦公室,她沒事就幫忙招呼客人,可是個活招牌。 和氣生財 重情義承諾 由於經驗豐富而且對病人很有愛心,注重醫德醫術兼顧,所以從本來自己一人擔當,許正雄到現在已經有5位醫師,6位護士,算是牙醫界難得的規模,他注重醫術高超外,對於醫院氣氛強調溫暖和氣,因為他記得一句台灣俗語「和氣生財」;最令許正雄榮耀的是有兩位美國辦公室行政助理從開業至今,已經追隨他25年,還有一位助手是台灣戴太太也在診所工作20年。許正雄待他們如家人一樣,非常重情義,對於員工利益分享也從不吝嗇。 說起辦公室特色,除醫術外,不僅是華人就診,許多主流人士甚至口耳相傳,攜家帶眷只要牙齒有毛病就會來看診,對許正雄非常信任,很多20多年的老病患把他當朋友一樣看待。有一位老病患,寧願開8個小時來找許正雄就診,也不願換醫師,忠誠度百分百。 當然,對於看牙醫會緊張的病人,他也有一個撇步,愛唱歌的許正雄自己錄製一捲CD留念,當患者聽到由操刀的牙醫師親自錄製的老歌旋律,恐懼頓時融解。從事醫療生涯30多年,每天對著病患的一口爛牙,就算抱怨連連,許正雄從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極盡照護安撫,就是希望解除他們要命的牙病。 許正雄以他的經驗鼓勵年輕人,認為做工作一定要找出樂趣,而且要學會樂在其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是在誠心服務幫助大眾,不能太計較以金錢大小衡量工作,才不會覺得疲累無力感,所以他也從來沒想過要退休。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許正雄在南加開業沒多久就加入社團服務,以台美商會及醫師公會為主,1988年榮任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師公會的會長,1993年後擔任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同年也是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在前經文處長李宗儒拜訪柑縣的歡迎會上,問及參加社團榮任會長要務最多的人士,當時大家調查後直指許正雄,讓他覺得自己的服務熱誠受到肯定。 許正雄雖然是注重家庭生活,但是事實上,他在診所及社團上花了太多時間,有時他難免會覺得對太太和2個女兒感到抱歉,但是太太很賢慧,不但全力支持也讓他無後顧之憂。 所以在擔任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後,他最後決定接下全美總會重任,由於這是第一位牙醫師擔負重責,所以他深知任重道遠。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台美醫師們5月20日到日內瓦嗆聲支援台灣加入WHO觀察員第10度叩關,決定以「寧可不要熊貓也要WHO」訴求支持,認為中國要是疼惜台灣,應該是幫助台灣入會,而不只是送熊貓; Taiwan For WHO的百位宣達團,已經接受報名,可以只去嗆聲,也可以一起參加會後的旅遊團。 許正雄解釋今年工作重點,包括1.要加強寄信及文宣給會員或僑民,凝聚共識。2.在2月19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研討會,嚴明WHO對台灣的重要性。3. 會出一份特刊,省思台灣過去與WHO的關係及貢獻,將特刊印成中英文廣發給各國相關組織及海內外僑民。4.希望組織百人宣達團5月21、22日到日內瓦嗆聲。5.持續由醫師協會舉辦國際醫療義診團準備到中南美洲進行義診,促進草根外交。6.邀請第二代年輕醫師入會參與,現在僑委會正研擬年青醫師返台訪問團的計劃。 身為台福教會的虔誠基督徒,堅守基督徒的信誓,學習服務奉獻,許正雄最欣賞的一篇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愛的真諦。愛,不是只有男歡女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博大寬容和平。人總是有錯誤,要學習原諒他人無心之錯,常常保持喜樂,凡事感恩。不只在家庭、事業、還有社團,甚至對台灣的疼惜會越益堅強。 文/林蓮華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詹凱臣

提起詹凱臣,這位已有黨齡40多年的國民黨員,在僑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妙語如珠,幽默風趣的主持功力。但他投資辦報「美洲台灣日報」時,也曾讓他的黨友認為他要辦個「台獨報」,頗不諒解。 身為國民黨員,他說,如果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同理可推,對原住民而言,幾百年前,河洛閩南客家也是外來政權,部分人士實在無需以尖銳的語言,造成排擠對立。同樣地,台灣都已經接納多元族群,讓大家落地生根,為什麼有些生在台灣的人民,卻沒有辦法打開心結接受支持台灣? 詹凱臣認為,台灣像一頭牛,深綠及深藍,就像牛身上最尖銳的牛角,整天對立內耗,而忘了牛角下,整個大牛是多麼純樸,勤奮工作,積極努力,台灣人的精神並沒有消失,只不過深藍及深綠,太鑽牛角尖。 媒體把台灣現在搞得只有顏色,不分黑白,只有抗爭,沒有關懷,這才是台灣人的悲哀。若大家只愛台灣的「政治」,選擇性愛台灣,但忘了愛台灣的精神,全面看待台灣,就像整隻牛只看牛角,牛反而被孤立,實在太可憐了。 他希望給自己時間証明,「『愛台灣』不是在政治上而已,愛台灣就要全面性的愛台灣。」他理想中要辦的是一份溫暖、包容、正義、慈悲、多元化地介紹台灣的報紙。 年少輕狂留校察看 1951年,詹凱臣生於台北延平北路,爸爸詹聰義是日據時代早稻田大學的法學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師,在業界享富盛名,德高望重。父母育有5個孩子,3女2男,因為是么子,所以從小就深受家族寵愛。家中是傳統典型的嚴父慈母。母親吳綿綿是出身迪化街紡織業的名門世家,爸爸則是白手起家。 詹凱臣小學讀太平小學總是名列前茅,考初中,也是第一志願考上大同中學,不過,自此青春叛逆期的到來,他的學生生涯就有點走樣了。從初中開始就不務正業,喜歡打球運動,交女友,荒廢學業,他笑著說:「我不壞,但絕對不是個好學生!」 當時全班幾乎高中建中,唯獨他沒上,不過他的高中三年生涯,也是十分精彩,在各類球場聘馳,或許是年少輕狂,小錯不斷,高三下學期,考聯考之前,竟然已有11個小過,留校察看,再一個小過,就得退學,平日最疼愛的母親吳綿綿,為怕他誤入歧途,決定不准詹回家,必需考上聯考再說。詹凱臣第一次被拒絕在家門外,深受刺激,眼看剩下一個多月,三年都沒在讀書,怎麼考得上? 校長最後決定收容協助,度量三年學業一個半月得讀完,只能靠死背,所以發了狠的詹凱臣,每天只睡兩個小時,奮發圖強從早讀到晚,結果是大專聯考數學考0分,英文30分,但是文科全是高分通過,其中國文更是全台當屆考生第五名,最終考上淡江文學院,創造人生的一頁傳奇。 不過全身充滿運動細胞,愛打球,到大學依然故我,還是沒有讀書,爸爸看這個么子,實在像個過動兒,父親央求好友大埔國男教他空手道,由於空手道是一種耐性和尊敬的運動,除了嚴格鍛練,禮數特別多。他一路過關斬將,但在最高段數黑帶的鑑定一役時,卻因為劈磚不慎受傷,才告一段落。 「練空手道不是我踢我踢我踢踢踢這麼簡單,練習前,需先靜心,調整呼吸,每個招式出手講禮節、講克制,與對手對打,點到為止,不急於求成,猛追猛打,教練的指點,讓我暸解修養心智比強身健體更重要。」詹凱臣認真地說著,不似打球的快感,練空手道,讓他體悟面對極限的挑戰,一定要有堅強的意志,才能克服懦弱的雜念,使他日後受用無窮。 順利自大學畢業,讓爸媽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不過,家中的公子哥,考上預官23期少尉,抽到的卻是陸軍特種部隊,又得經歷一段驚心動魄的歲月,母子情深,媽媽開口第二次叫他不要回來,整整兩年,包括特種訓練、傘訓、山地作戰訓練等,練的苦不堪言,一言難盡,唯有苦中作樂,磨練一套幽默說笑的本事,他也成為軍隊的開心果。 渾身解數 得美嬌娘 退伍後,他一句日語都不會,竟然考上日商住友商事株事會社,不過,歷經鍛練的他,早有把握,每天晚上去補習班拚拚拚,三個月就說出一口流利日語。在這家公司,他遇到了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蔡碧蘭,詹凱臣大為傾心,決定再拿出拚大學聯考的衝勁,使出渾身解數,打敗眾多勁敵,兩年之後,終於如願娶得美嬌娘。 由於夫人是名門望族之後,岳父蔡行華是經濟學博士又是養樂多企業董事長,結婚之後,夫人放棄她的設計工作,生下一男一女,依傳統婦女,辭職在家相夫教子,一直為家庭奉獻。 詹凱臣為了不負岳家厚愛,感恩太太犧牲,在事業上,更加打拚。在日本企業工作,詹凱臣表示,受到日式訓練薰陶,上班時一定要敬業、認真、負責,日本人的一絲不苟,磨到他對工作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直到如今已成習慣。不過,下班後,在所難免得去風花雪月的場所,交際應酬一番,詹也得拋開白天的嚴肅,跟著變換成八面玲瓏的個性,談笑風生,業績才能滾滾而來。 10多年後,因緣際會詹凱臣得到一個機會,決定移民來美,來到美國最大的安慰,就是重視家庭生活,脫離五光十色的生意圈,伴著老大詹元淳、老二詹蕙慈成長,老大是UCI畢業,讀犯罪學,USC南加大公共行政碩士,目前在美國財務公司工作上班。女兒是聖地牙哥UCSD畢業,UCLA就讀法律助理(Pala  Legal),拿到學位之後,現在於法律事務所上班。 由於在空手道上得到啟發特別多,詹凱臣堅持孩子一定要文武全才,要求他們去練習跆拳道。孩子在父親也曾是個高段好手的鼓勵下,再痛也不以為苦,多次拿下冠軍的頭銜或殊榮,詹看他們拿獎時,比賺了大錢還開心,唉!兒女總算幫他一圓年少未完成的夢想。 除了跆拳道,他也訓練孩子要會講國台語,他更常講些台灣的趣聞軼事,人土風情,孩子們也是最愛台灣,孩子對台灣的關心,善體人意,也是詹家最值得安慰的事。 移到美國加州,1992年,自己開始創業,他以精準的眼光,管理長才,投資商業辦公大樓房地產,一面還去讀書,修MBA,充實知識判斷。他嚐試到各種不同地盤買賣,並且成立管理投資公司,逢低買進,管理後再賣出,眼光精準,判斷迅速,完全不受世道景氣與否的影響。他笑著說:「我的人生,一切都是菩薩保佑。從佛教學的最多的就是"慈悲"。」 從小家裡篤信佛教,直到移民美國外州時,緣份到了,與太太一起信仰佛教,踫到懺雲法師(懺公)歸依,師父以戒律嚴格馳名,經常開示;後來又到Artisia市萬緣寺,受聖琉法師感召,受了五戒。他每天都要做早晚課,唸經拜佛。藉由宗教洗滌,關懷別人,在任何大小事上,都試著以慈悲至上看待。 ◎參加社團結好友 「在美國離鄉背井,要交朋友,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出去,參加社團。」愛熱鬧好交友的詹凱臣,1993年,加入橙縣華人商會,1994年,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洛杉磯台美商會自此成為他參加社團的主軸,從只是個小小的會員,後來成為理事,又當了副秘書長,升上秘書長,再當副會長,於2003年擔任會長。接著,2004年,又被選為世界與北美洲台灣商會的理事,2006年因為好友楊信當選北美洲總會會長,他接掌秘書長。 他介紹,北美洲美加有37個地區商會,六大洲裡又以北美洲最大,北美洲在王桂榮的號召下創會,正式成立洛杉磯台灣商會,不論是人數或是規模無疑都是最大。這可從洛杉磯台美商會24屆,北美洲卻只有19屆,看出洛杉磯是最早,而且也是全世界少數有全職的總幹事,有自己的會館及設立網站,創立青商部,數一數二的地區商會。 這一年他將會相當忙錄。全力投入,配合楊會長,做好秘書長的工作,為37個地區商會克盡職責服務。他不諱言,商會提供了一個交朋友,學習待人處事的場合,也鼓勵會友自行成立商業網絡,商機交流。不似公司企業,參加台美社團,還得出錢出力,服務迴饋社區。 「在美國生根深耕,報效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撩落去,參加社團。」從當初交朋友的心態,詹凱臣參加社團後,發現不只是對第一個故鄉台灣、第二個故鄉美國,能付出滿腔關懷的最佳平台,就是社團。 台美商會不論是在SARS、天災意外,不只是針對台灣或美國,而且是國際性的救助,都會慷慨解囊;另外,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的成立,商會的理事也出錢出力,2/3人事與台灣會館有關。會館的建立,就成為台美社團的家,社團活動大幅增加,商會也出錢資助文化活動台灣傳統週,甚至國民外交也都能幫大忙。詹凱臣解釋著,因為參加社團,讓他視野大開。 他積極投入的第二個社團,就是近年才創立的全僑民主和平聯盟,他說,當初創立宗旨,也就是宣揚並落實民主、自由、和平及人權普世價值,以共同促進中國民主改革,以保障台海的和平與安全為目標。全盟的一切活動,跨越黨派、不分畛域。他曾擔任去年的全僑洛杉磯支盟理事長,目前是全僑聯盟理事。 如今,隨著橙僑中心去年建立,他也積極投入橙僑中心推展社團活動。 詹凱臣高中加入國民黨,黨齡至今快40年,而且是個活躍的國民黨員。不過,他的泛藍黨員好友,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他非得去辦「台灣日報」,這正是詹凱臣理想中的第三個"社團"。 媒體是個事業,但不是為了賺錢,認為能辦一份報紙,把台灣消息,故鄉風情,讓美國僑民知道,不知道有多好。1997年經營過自由時報,當時都找到地點,但因為經營理念的差異,提早退出,後來自由時報還是停止在美西發行,他深覺可惜。在2004年,又與好友合資台灣日報。 「台灣就是太少政治家,政客太多,太政治化。台灣現在只有顏色,不分黑白(是非),只有抗爭,沒有關懷。」詹凱臣既沉痛也頗多無奈,因為很多僑民仍是只想知道政治八卦消息,但台灣有很多文化、藝術、經濟、風俗,明星、建設,卻得不到關心。 他一向主張,媒體不是政黨政爭的工具,精神層面需廣泛兼顧,知識的傳播才是媒體的責任。報紙是個媒介,經營立場當然會有,「美洲台灣日報」當然是以台灣為主,關懷的眼光,本就該顧及美國及台灣的社區。 詹凱臣祈願著說,「台灣的未來,應該是多關懷多協調,減少對立空耗,阿彌陀佛,希望大家不要再為難那隻「牛」了,天佑台灣。」

黃呈嘉 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299&prev=-1&next=295 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在學校很有名氣。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 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執行秘書。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吳永吉

陳東榮 醫學的進展,越來越好,但也越來越昂貴,越深奧,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國家的窮人,不一定就因此受惠。所以他要以 “更好, 更便宜,更便捷" (Better,Cheaper and Faster) 的三個原則,來研發醫學技術及用品。惟有這種”弱勢醫學” (Medicine for Disadvantaged) ,才能真正為人類造福。吳永吉就以他的這種”弱勢醫學” 觀,為世界各地的窮人,地雷受害者,帶著一袋愛心走天涯。 據說,埃及有個說法,人的成功需要兼具兩個條件。第一, “您的一生快不快樂? 第二您有沒有給別人帶來快樂?" 有了財富或地位的人,假如沒有替別人帶來快樂就不算成功,一個無所奢求的窮人以乞來的食物與他人分享,卻也可以是成功。從這兩個條件,來檢驗一個人生的意義及成就,的確簡單真實多了。 吳永吉是我高醫醫科第九屆(M68)的同學。從我認識他起,就覺得他是一位很有天份, 很忙碌的人。在大學以前, 他就很喜愛繪畫及雕塑,讀了很多藝術書籍,拜了在台灣最出名的雕塑家楊英風為師。為了減少家庭的負擔,他半工半讀, 兼了兩個家教。他曽經找了我們幾位同學,大家輪流翻譯美國最出名之一的醫學史書,"西洋醫學史"。每期連載在林今開主編的"台灣醫界"上,可惜十幾期後,就因為經費關係中斷了。否則,也許今天我們可以有一本名著的譯本做紀念。 他除了補習收入之外,就是靠替人雕塑 。有一次他替台灣的海軍陸戰隊,雕塑了一件勇猛的蛙人雕像,塑在營地, 得到了好幾個月的生活費。1968年,他在高醫畢業,進入了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的骨科,接受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在骨科的訓練中,他體會到,台灣有這麼多的意外傷害,骨科可以把骨折接回去,把傷口醫好,但是對傷者活動及功能的復健,卻有力不從心之感。1971年,他來到美國的芝加哥,進入庫克縣立醫院(Cook County Hospital),當了外科實習醫師,接着就進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醫學院的復健醫學系,接受了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1975年,他加入了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Chicago)。西北大學的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24年來在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年的評鑑中,一直是美國復健醫學的最優秀中心。他在這中心的20年時間,不但在臨床上,幫助了許多病人復健,裝義肢,他也研發設計了很多簡單,低成本,高普及化的醫療技術及用品。包括一種很簡單,便宜,又不需要手套, 就能自己使用的導尿管。讓許多半身不遂的患者,不必依靠䕶士或別人,可以自已處理。結果成了醫療器材中的暢銷品。他也設計了一種截肢手術後的斷肢端處理方法,使患者傷口復原更快更好。還有一個讓無法說話的病人,可以與別人溝通的對話方法。 他最重要的一項發明,就是一項漸漸被發展中國家廣泛應用的簡易義肢模具製造法。「真空成型」(dilatancy) 的義肢製作技術是他在西北大學義肢矯具教學研究中心(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osthetics-Orthotics Center,NUPOC)...

謝清志

4月14日,肩負為台灣15年太空計劃最後一擊的「福衛三號」總負責人,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在范登堡基地觀看福衛三號成功發射後,總算是鬆了一口氣,臉上展開笑靨。因為咱e台灣第一階段的太空夢,又將邁進一大步。這位過去為台灣長期進行民主運動,於1995年,甘心放棄高薪,回台為國家效勞,2000年5月,接下國科會副主委重責大任,期間謝清志完成二項「不可能的任務」,包括順利發射福衛一號、二號、三號衛星,為台灣太空工業計劃打下基礎;另外一項是解決南部科學園區減震問題,使得南科從原本廠商乏人問津到現在已有超過三千億以上的產值,急起直追竹科成就。 他幽默自嘲的風趣,常會讓週圍的人開懷大笑,但那股「哎..身不由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的憨勁,在笑聲中絕對可以強烈感受到他滿滿愛台灣的心。 冒生命危險返台闖關 謝清志,1941年出生,台南縣人,三女一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後來考上台灣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1968年赴美,得到美國太空工程博士學位,專研衛星導航控制定位系統,在美國衛星公司擔任資深工程師,尤其在專研衛星及飛彈發射實務,更是國內罕見的專業佼佼者。 不過,謝清志在未回國一展長材之時,在僑界早已名聲在外,因為個性豪爽直言,他可是台美社團的活躍人物,更是被過去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他在海外拚鬥爭台灣民主的經歷相當顯赫,與現今引領科技產業的成就,絲毫不遑多讓。 很會讀書的謝清志對政治開始出現叛逆的導火線,起因於讀台大研究所時,父親是高雄火車站的勞工階級,踩三輪車維生,後來又開雜貨店,當時黨外人士楊金虎好不容易當上市長,結果國民黨以整頓市容為由驅逐三輪車伕,謝清志出國在即,看到三輪車叔叔伯伯們難以維生,決定代為出氣,到了美國第一步,就寄信給蔣經國建言討公道。到了美國更是發現許多台灣歷史真相,他笑著說:「就此踏上不歸路」 謝清志曾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第二屆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秘書長、台灣海外民主運動組織秘書長和執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中央委員,也是台灣人教授協會主要成員。1993年,在美發起台美航太協會,並組團回台,為台灣航太工程,提供寶貴意見。 不只於此,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1984年年底,他以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卸任會長組團返台,政府當時不承認台灣同鄉會,他硬著頭皮包裹帶著9人返鄉回去南部兩週,踏上列入黑名單後久違的土地。 後來為響應施明德在獄中疾呼組黨絕食運動,海外人士他們也跟著絕食,1986年5月在美欲組台灣民主黨,成立建黨籌備委員會,該黨榮譽主席是彭明敏,臨時主席為許信良,秘書長謝聰敏、林水泉是宣傳部長,他任副秘書長。當年海外異議人士決定以「海外組黨,遷黨回台」以黨對黨的姿態,正式向國民黨挑戰。 陸續在美、加各地燃起火種,溫哥華、聖荷西、休士頓、聖路易、紐約、紐澤西、佛羅里達、波士頓等地,都有他們的分會,成員也愈聚愈多,組黨聲音越來越大,直接也影響到台灣國內黨外人士因應,積極奔走,終於在1986年9月28日成立主進步黨。 後來,為延續民主香火,他們放棄組黨,決定以「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方式,從洛杉磯為中心繼續前進。1986年11月,在黑名單的箝制下,他們決定以回台入黨之名,企圖闖關,希望能突破重圍,北美洲楊嘉猶、謝清志、歐煌坤、江昭儀、鍾金江和謝進南六人,原本有簽證都被取消,他們沙盤推演,然後啟程冒著生命危險闖關,但在台灣桃園機場,仍不敵國民黨情治單位監控被抓了起來,把10號機門封門,進不得國門,又被硬生生遣返,驅逐出境,造成第一次「機場事件」。他直到1989年才得以獲准返台。 謝清志的愛兒謝泊怡,現在已是醫生,也是UCLA大學教授,他每次介紹中文名字時,就會解釋自己名字源自於父親當年是黑名單一員,有家歸不得的遺憾,父親喻以「漂泊海外,心念台灣」寓意,所以把他的名字取成"泊怡"。 遭過政治迫害的人,這樣倀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當年謝清志1984年帶美國台灣同鄉返台,因為10多年無法回鄉,踏著台灣那塊土地上時,未發一言早已熱淚盈眶的新聞照片,至今在老一輩記得此一事件的人士眼裡,仍是充滿著感動。 誰能料到10多年後,謝清志不但可以返台,當年被關、被壓迫、驅逐出境的鬥士,在和平政權轉移後,還能搖身一變成為國科會副主委,借用他的長才,擘劃台灣科技遠景。 放棄高薪 拋妻棄子返台 謝清志當年是在空軍太空基地太空公司做技術顧問,專長就是火箭發射戴具,控制系統與導航定位的專家;1995年他以鮭魚迴游的心情回到台灣,甘願拋妻棄子,放著高薪不幹,只領美國一半薪水到國科會太空計劃室籌備處做特聘研究員,當初李登輝總統希望做衛星,已規劃15年太空計劃,他決定回台貢獻所長。 但因為謝清志的民進黨員背景,做為研究員,當時不但很難獲得重用,而且常會被欺負,但也沒有人敢動他,因為非得借用他的專才,委以他做個發射戴具負責人。1999年,華(福)衛一號順利升空,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重視他,但就是偏不讓他做一級主管。 2000年還未執政前,阿扁在競選總統時發表的科技白皮書,其中國防篇與太空科技篇就是由謝清志操刀。不過他萬萬沒想到阿扁竟然當選,扁政府惜才特擢拔他任副主委,繼續掌舵台灣太空計劃。 由於他在美國具有多年的火箭、飛彈的實務經驗,福衛一號、二號、三號,從頭到尾,實際上他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過去15年來的台灣太空科技發展方向,是在國民黨時代就已規劃,民進黨政府後來執政,也只能買單,繼續撩落去。 雖然三顆衛星都順利發射,原應該歌功頌德一番,但他卻很務實地透露,不全然認同當年國民黨時代對太空發展的計劃方向,不過,既然從中間接手,民進黨算是非常有風度的政黨,讓其繼續完成。 他指出,福衛一號是入門繳學費,走的是遙測功能。他贊成當年陳副主委以更宏觀的角度來說,高頻通訊衛星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更為迫切,更有保障,但沒想到該副主委的提議,卻慘遭國民黨籍主委劉兆玄撤換。因為黨派糾葛,福衛二號仍然是走向遙測功能,而福衛三號則是確定花大筆經費支持美國大學大氣研究聯盟的研究。當時連一級主管都不是的謝清志,人微言輕,認為太空經費要用在刀口上,但他的建言根本沒有人理會。 2000年政權轉移,謝清志被拔擢成為副主委,在米己煮成熟飯的情況下,他只好完成上個政權遺留下的任務,接手的華衛二號,有個好處是較具商業價值,法國願意以2x2數位電腦攝影機提供技術支援,不過當時簽約原本台灣只得使用直徑3千公里範圍的限制,在交涉過程中,謝清治出一臂之力,幫忙「開鎖」,至今才得已沒有任何限制,與法國的約定中確實讓福衛二號從學術、商業的「象牙塔」中掙脫出來,稍為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落實台灣的太空科技發展。 6年來,謝清志在人事問題做以人才及責任劃分更動,走向要求是人員要更專業。由於福衛三號,是個氣象研究的科技衛星,算是具有公益功能,免費提供精準氣象數據給全世界,他為了讓該衛星更具對我國有實質效益,緊密地抓住與美方的連動發展,尤其美方零件上給的蠻粗糙,其間狀況連連,但他嚴格要求我方工作人員,必需從經驗中求成長,福衛三號最令他感到驕傲欣慰的就是全體同仁的冷靜耐心及努力不懈,在太空科技工程技術的成熟度,台灣工程人員已臻高水準的表現。 政權轉移後,謝清志也發現國民黨政府太依賴美國政府,他認為,台灣不應侷限在美國,要走入全世界,國際合作,也是提升科技素質的不二法門。所以這6年來一直奔波在各地設立國際合作處,目前已經成功地在俄國、哈薩克、澳洲、印度、越南、捷克等國家設立科學組,他風塵僕僕奔走於各合作國家之間,督導進行各項科技交流的任務,突破"不正常國家"的限制,進行「科技邦交」,成果豐碩。 第二階段太空計劃,二年前已開始進行,如今輪到他主導規劃,來編織台灣下一階段的太空夢;他說,首先,華衛二號2009年除疫,必需繼續遙測,但得提高精準度;另外,因應國家需要,得發展高頻通訊衛星發射,強化衛星製造自主性。還有, 4年來已陸續發射5顆探空火箭,未來將積極發展,除了研究太空物理現象,一旦研發成熟,可能會擁有發射載具的能力,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發射自製衛星。 動腦解決南科減震問題 謝清志常在收拾殘局,另一個國民黨政府時代沒有考慮週全的規劃,竟然天才到將南部科學園區貼在高鐵旁營建,完全沒有考慮到高鐵帶來的震動問題,事情更糟的是,震動發生的當時,高鐵答應震動只能減到最低68分貝,可是國科會確跟廠商保証可以達到48分貝以下,中間落差20分貝,事態嚴重,結果,一連串廠商紛紛出走,南科頓時變成南柯一夢。 因為全世界沒有案例,謝清志接手後,採用過去工作經驗所學,以美國聯邦常用的“ 採購法” 來做解決,就是若無前例,就得找尋到最新最先進的方案,南部科學園區這一棘手的問題,幸好最後落在原來主攻土木工程的謝清志,方案成果盡量減到靠近48分貝,因為他的這方面規劃專長,克服難題,得以保護南科未來有邁向一兆產值的潛力。 謝清志表示,不論飛彈或輪船,乃至於萬物人類,其實時時刻刻都在3個元素確定自己要行進的方向,整合定位(自己在那裡,往那裡走)、導航(如何走)、控制(前進的能量)3個系統,大如國家機器也是一樣,謝清志解釋,政府施政也可以利用這 3項元素,當擬定政策後施行後,外界的批評和刺激、施政的結果回饋到政府系統,做為制訂者的調整參考。 對於家庭,他也是利用此一原則,夫人蔡淑敏在高中就被其追求,直到讀台大政治系,後來又留美,終於娶得美人歸,育有一兒一女,定居在洛杉磯,太太任凱撒醫院擔任營養師,兒子謝泊怡讀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現在也活躍於台美社團,為台灣加入WHO打拚,女兒在普林斯頓讀建築,全家全力支持他從政的後盾。 53歲毅然離開返台,他從沒想到,國內表面上,政治口水戰的人太多,了解科技的人太少,能掌握台灣太空科技發展大方向的更少。政治層次的紛擾,常會以訛傳訛,反令專業束手無策,疲於奔命。升任副主委,被推入險惡的政治叢林中,雖然三不五時會被立法院修理一下,但不可否認,他完成了兩項「不可能的任務」,為扁政府強調以「科技立國」的心願,立下汗馬功勞,至於官宦仕途,他看得很開,「台灣向前走」,不要迷失方。 謝泊怡是謝清志獨生兒子,謝家還有1個姐姐、2個妹妹。與謝清志迥異,身為台北人的謝妻蔡淑敏是標準的「都市小孩」,高中時念「北二女」(現為「中山女高」),大學則就讀台灣大學政治系。「爸爸18歲時和朋友到公園,剛好碰見來高雄玩的媽媽跟她朋友,因為對媽媽一見鍾情,就鼓起勇氣去『搭訕』」;這個搭訕,讓個性、背景天南地北的兩人得以有緣相識。 認識8年後,謝清志與蔡淑敏同年來美,「到美國後,爸爸仍對媽媽窮追不捨(婚後到現在爸爸則堅持是媽媽追他),後來媽媽轉學到Nebraska念營養碩士,並且在Nebraska結婚」;1976年,因謝清志工作調職,全家搬至加州橙縣,從此定居加州。現在,母親蔡淑敏仍為專業營養師,任職Kaiser醫院。 謝泊怡7歲台語演講冠軍 「從小時候開始,家人都習慣講台語,我和妹妹吵架也都用台語。」 因為父親謝清志、母親蔡淑敏都來自台灣,謝家自然而然地使用「母語」台灣話當作家人溝通的語言,連帶使謝家兄妹泊怡、泊欣的台語會話比在台灣出生長大、來自台灣的孩子還要「輪轉」、來得道地。 7歲時,謝泊怡參加南加州台灣同鄉會(SCTA)(即為「聖東台灣同鄉會」、「柑縣台灣同鄉會」,以及「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前身)舉辦的台語演講比賽,抱了冠軍獎盃回家;而小他6歲的妹妹泊欣,不約而同也在7歲那年參加同樣的比賽,也同樣拿到冠軍。 無師自通  30歲開始學華語 「爸媽認為他們的母語就是台語,我們從不被要求去中文學校,或是學習華語」謝泊怡唯一上過中文學校的一學期,是在念高中時;「我是在30歲醫學院畢業,擔任實習醫生時才開始對華語產生興趣,開始『練習』華語的聽、說、讀、寫」。 從未拜師學藝、「無師自通」的謝泊怡,因只想學關於台灣的傳統繁體字華語,就摒棄簡單易學的簡體字;幾年下來,謝泊怡的華語不止聽說流利,甚至能辨讀漢字、以注音符號打出漢字,讓父執輩讚嘆不已。 支持父親 靜待風波過從2001年起,因為喜歡台灣文化、語言、風景,對台灣有認同感的謝泊怡,近年來平均一年會去台灣兩次,「去看爸爸,也順便觀光、學華語」;而每次停留兩個星期左右的謝泊怡,足跡幾乎遍佈全台,到過花蓮、台東、墾丁公園等地,也因喜歡台灣美食,甚至學會包粽子、作油飯、包水餃等複雜的台灣料理。 工作忙祿的謝泊怡,不僅極力參與、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到日內瓦「為台灣而戰」,更在2005年為了台灣的「候鳥計劃」,自費返台向學員講述他參與推動台灣加入WHO的心得。 至於父親謝清志辭去美國高薪工作、返台貢獻所學,卻因「南科減震案」惹上無謂的官司,目前仍被限制出境。「檢察官的『偏見』(bias)是此案關鍵,而且偵訴檢察官權利太大,因找不到證據而『騎虎難下』,最後只能以『圖利』起訴,這是台灣司法的黑暗面,同時台灣司法在人權方面,也有很多漏洞」華語流利的謝泊怡,不一味「怨恨」,反而選擇熟讀台灣司法制度,以全然瞭解父親之案。 「但是,爸爸對司法判決結果很樂觀,因為沒有犯罪的證據。」 謝泊怡強調,美國法律需有相當證據才能起訴,但父親的官司則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遭到收押禁見並起訴,顯示台灣司法尚無「判決前假設無罪」的認定,台灣法律「有問題」,須改進的地方很多;因此,台灣司法應有所進步、保持中立,否則不僅不公,亦將影響台灣政治的進步速度。 很會唸書  兄醫師 妹建築師 會唸書的父母,小孩的教育也會很「讚」。謝泊怡大學念柏克萊加大(UC Berkeley)物理系、碩士拿的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物理碩士,到了博士班則轉換跑道,拿到醫學名校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腦神經科學、醫學雙博士學位;後來,謝泊怡先到耶魯大學(Yale Univ)醫院實習1年、轉到史丹福大學醫院(Stanford Univ)擔任3年住院醫師、再到Harvard's Brigham and Women's 醫院擔任研究醫師,現在則是UCLA醫學院教授暨神經內科醫師。 至於妹妹泊欣,大學念的也是柏克萊加大,碩士則分別是倫敦學院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建築碩士,現任建築師,並在紐澤西理工學院(NJIT)教書。 「未知領域很重要,所以想深入研究。」專長神經肌肉,想繼續研究肌肉切片、基因的謝泊怡,未來將持續門診、臨床研究的學術路線,一面研究、一面貢獻所學;至於婚姻,未婚的黃金單身漢謝泊怡說,「愛上就是最好的,隨緣吧」。 從美國到台灣,從學習到認同,第2代台美人謝泊怡不僅學富五車、品德兼優,更將「對台灣的認同」化成具體行動、全力支持台灣,足以堪稱第2代台美人「最佳典範」。 文/ 林蓮華、陳美伶

吳澧培 南加銀行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吳澧培三十五歲才到美國,對未來不抱太大夢想。他說:「當時只想求個生活,照顧妻兒,對台灣有期待,如此而已。」 事實上在他消極的前半生,不曾夢想自己會成為叱吒風雲的銀行家。「當初進銀行,是為了博取女友母親的歡心,沒想到婚沒結成,倒走上數鈔票這一行。」他笑著說:「我的人生實由許多陰錯陽差造成。」時勢創造英雄,英雄掌握時機。他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Alaska) 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是資深副總裁。他在1982年接掌萬通銀行時,銀行濱臨破產邊緣,但經他掌舵十八載,成立分行二十一家,年利潤逾四千萬,資產總額達二十五億美金。他化腐朽為傳奇的本事,令人稱羨。晚近自金融界退休的吳澧培致力奉獻故鄉。他創辦福爾摩莎基金會,為改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到處奔波。秉著福爾摩莎的夢想,他繼續燃燒生命的火燄,散出無盡的熱忱。 消極苦悶的過去晚春,驅車上山訪吳澧培,走到山窮疑無路,就到他的住處。吳董的寓所沒有想像中的氣派,但也不失花木扶疏舒適雅致。「我們自到加州,就一直住這裡,沒有搬過。」吳太太輕聲地說。她是個嫻嫻靜靜的女性,自己操持家事,也給客人奉茶。客廳裡,吳澧培逸趣橫生地暢談過去,爽朗的笑語中,夾雜著綣綣念舊的情愫。他說:「我唸台大經濟系時,態度消沉又經常翹課,班上沒幾個同學記得起我。」 他的消極與成長的環境有關。1934年生的吳澧培是彰化大城鄉人。「一個鳥不下蛋的地方。」他笑道:「彰化的姑娘都怕嫁到大城鄉來。因為大城位在濁水溪之北的海口處,土地非常貧瘠,水稻種不起來,只能種甘蔗與蕃薯,」吳家在當地是大地主,因為涉及二林蔗農事件,田產賣掉一大半,家境日衰。吳澧培的父親自台中一 中畢業後,一心想到日本留學,無奈身為長子,被祖父留在鄉間照顧田產,為此一直引以為憾。「我爸爸很嚮往中國。」吳澧培說:「日本投降那天,他身穿禮服,頭戴禮帽,在大街上手足舞蹈,興奮異常。可是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將他的希望摧毀殆盡。」 更慘的事情還在後頭。二二八之後,吳澧培與二哥在台中一 中唸書。有一天,唸高一的二哥竟以參加讀書會的罪名被捕,猶如晴天霹靂。「我爸爸為了救兒子,不惜變賣絕大多數田產去疏通,結果錢都被騙光,二哥亦整整坐了十二年的牢。這件事對全家的打擊非常大,爸爸從此自我關閉,甚少外出,家中的經濟全靠大哥在鄉間賣藥維生。」他說。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吳澧培自是對社會不滿,又覺無力改變,態度十分消沉。相對地,他有幾個自台中一中到台大的朋友卻對社會改革充滿了熱忱。當時,謝聰敏唸法律,賴文雄唸政治,鄭紹良由經濟轉土木,加上他四個臭皮匠經常湊在一起談天說地論時政。賴文雄與謝聰敏都是彭明敏的學生,時常談起彭教授,連帶地,大家都對彭教授非常景仰。大學畢業,一心想遁隱塵世的吳澧培到選擇山間教書。但他只在竹山初中教了一年英語,旋即轉到基隆一家商職任教。在基隆時,與一位昔日大學同窗密切交往,初嚐戀愛的滋味。由於女孩的母親嫌教書的沒出息,他就奮發圖強考進彰化銀行,希望捧個金飯碗,討未來丈母娘的歡心。 「剛進彰銀時,被分發到雲林縣斗六鎮。」吳澧培說:「我在那裡苦苦捱了半年,想盡辦法調到台北,心想這下可以成親了吧?於是登門求婚。沒想到女孩的母親說我沒有房子,更說我有兩顆金牙齒,不好看。真把我氣炸了!當初若不喜歡我,何不早說,害我憨憨跑了一百回轉,到頭來還挨了一場悶棍!」提起往事,吳董還是有牢騷。堂堂男子漢,自尊心受到傷害,吳澧培當下發誓:從此不上女家門!主意既定,率然擲出「哀的美敦書」,對女孩說:「要,就跟我走;不,就從此一刀兩斷。」可惜女孩缺乏他的勇氣,只好讓吳澧培獨抱米酒矸,吞食失戀的苦果。 難兄難弟好牽成 幸好人生柳暗花明。吳澧培的摯友賴文雄是台中人,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找不到事,去賣鴨蛋。後來系主任彭明敏惜才,聘他回台大當講師,又幫他申請到一份赴美留學的獎學金,十分令人羨慕。吳澧培因此替賴文雄餞行。席間,見賴兄愁容滿面,百思不解,便問何故?賴文雄道:「因為家中父母乏人照顧,何況有個妹妹,還小姑獨處。」「這有什麼難?」吳澧培一聽,順口便答:「找不到人,找我好了。」孰料三日後,賴文雄來找他,開口就說:「你的求婚已被接受。」 「什麼?」吳澧培叫了起來:「哪有這種事?」但接下來是當年他在賴家進進出出經常見到的小妹妹秀珠確實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久真的成了他的妻子。 婚後的吳澧培住在彰化銀行宿舍裡,賴文雄與鄭紹良已相繼出國,難兄弟裡剩下一個謝聰敏,其時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擔任日文編輯,三天兩頭就往他那裡跑。「謝聰敏的個性積極,想法前進,膽子很大。」吳澧培說:「1964年中秋節清早七點多,他來敲我家門,說今天要發表宣言了。當時懷孕六個月的秀珠有出血的現象,我正急著送她到醫院,便約聰敏晚上一起吃飯再談。結果他那晚一直沒出現,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隔天,吳澧培打電話到謝聰敏的辦公室,一個陌生的聲音用台語問他叫什麼名字?是謝的什麼人?他警覺地掛了電話。稍後,他到謝聰敏的住所探望,有人過來和他寒暄。談話時,瞥見那人西褲底下露出一雙憲兵的皮鞋,他虛與委蛇一番,便匆匆離去。 數日後,他探聽到彭教授和魏廷朝相繼失蹤,心想下一個被抓的對象可能就是他。因為當時銀行職員的存款利息較高,謝聰敏有五萬塊錢存在他的銀行帳戶裡。「我太太每天都在哭,我也感到憲兵的吉普車隨時會開來抓我。」吳澧培說。他打定主意,被約談時,一概佯稱不知情,並且所有的供詞都一致。結果在謝聰敏的起訴書中有一段寫道:「謝的五萬元叛亂資金寄在『不知情』的吳某人處。」他也因此在1964年的「台灣自救宣言」事件中僥倖開罪。但是吳澧培逃過了牢獄之災,卻逃不過被跟蹤。往後,為了避免情治人員起疑,他故意生活得很萎靡。每日下班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渾渾噩噩混了兩三年,深覺不是辦法,便想出國。他於是辭掉銀行工作,一邊在貿易公司打工,一邊積極申請美國的大學。他說:「當時出國的主要途徑就是留學。我離開學校已經十年,如有學校要收我,便是萬幸。」 因此他一收到堪薩斯海斯堡(Fort Hays) 州立大學的入學許可後,立刻告別妻兒,踏上留美之途。1968年正月,他在洛杉磯入境。第一次出國,搭了十幾小時飛機,頭昏昏腦沉沉,見到老友賴文雄來接他,自是歡喜。賴文雄一接過他手中的行李,便要他把手舉起來。「做什麼?」吳澧培莫名其妙舉起一隻手,只見賴文雄唸唸有詞,然後要他?句「同意」。他的手一放下,賴文雄就說:「你已宣誓入盟了。」「你說什麼?」吳澧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原來那時賴文雄擔任台灣獨立聯盟的組織部長,正積極招兵買馬。所以吳澧培踏上美國的第一日,便步上了黑名單的不歸路。接下來,賴文雄說要給他一部可賣一百塊美金的老爺車,要他去打工搞革命。吳澧培這下已經清醒,回道:「我的頭?還沒壞。我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正殷殷切切等我唸完書去做事,接他們到美國來,豈可一下飛機就變卦?」於是數日後,逕自搭機飛往堪薩斯的海斯堡。 阿拉斯加的歷練 到了海斯堡,吳澧培發覺小鎮寂寂,幾乎見不到其他台灣人。而且年紀一大把,唸起洋書來,實在很辛苦。他說:「我講英語,人家聽不懂。人家講英語,我也聽不懂。考試成績發下來,全班殿後。」虎落平陽沒法度,只好拿出台灣人的絕招:愛拼才會贏!他發憤苦讀,結果只花一年功夫,就拿到企業管理碩士,開始找事。他知道自己謀職條件不佳,但仍到處投石問路。有一天,在學校的就業輔導室裡,讀到一則廣告,有一家阿拉斯加的銀行正在徵尋一位懂英、日、中文,又有實際銀行經驗的人。「這豈不是在找我?」他心中一喜,連忙寄信去應徵。原來1968年時,勘油專家在阿拉斯加發現了北美最大的油田。一時,荒蕪已久的大冰原立刻成了石化人員的紛沓之地。金融是經濟的指標,該州最大的阿拉斯加國家銀行遂準備擴大國際業務部門,開始招募人才。就這樣,好運落到吳澧培頭上。對吳澧培來說,只要在美國有立足之地,哪怕天涯海角他都去。於是1969年五月,他帶著甫從台灣來的妻小抵達安克拉 (Anchorages)市,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單位報到。 「阿拉斯加的確冷。」吳澧培?:「五月天,還飄著雪。兩個亞熱帶來的兒子分別是兩歲和四歲,一看到戶外皚皚白雪,就吵著要出去玩。可是出去不到兩分鐘,又哭著跑進來,說是凍得受不了。」他接著說:「初到阿拉斯加,身上背著五、六千元負債。以後整整兩年,全家省吃儉用,不上館子,夫妻倆都上班,才把債還清。」吳太太因為會說日語,很順利地在安克拉國際機場的免稅商店找到工作。「那時日本旅客很多,生意很好。」她說。倒是吳澧培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報到後,方知阿拉斯加正發生環保訴訟,油田開採計劃被延宕,銀行的國際部門亦停止擴充,他因此被安置在會計部門裡當一名財務分析員,成了銀行裡惟一的東方行員。當財務分析員得向上司做口頭報告。吳澧培說:「因為英語不好,我只好每天帶工作回家,晚上在家寫好稿子,隔天拿到公司唸。當時銀行總裁是會計師出身,曾經當過安克拉市長,對下屬要求非常嚴格。結果會計長被他罵跑,我的頂頭上司也跟著辭職。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總裁有問題,就由我這個新兵去擋駕。有一天,他步出辦公室時,突然回頭對我說:『Li, you got answers on everything, don’ t you?』。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抬頭看我,因為這話出自他口中,是一句非常難得的讚美之詞。」 接下來,吳澧培寫的兩份增進銀行利潤報告書都獲的老總的賞識。他被公開表揚,職位亦連續被擢昇。幾年內,升了數次,到第四年,已經當上銀行副總裁兼會計長。到第六年,又升上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CFO),負責銀行的會計、財務與投資部門,正式參與銀行的營運。1973年,阿拉斯加的油田經過五年的纏訟,終於獲准開採,石油公司開始興建一條長達一千兩百公里的油管。隨著大批工程人員的到來,整個阿拉斯加一片勃發。金融跟著經濟走,吳澧培主掌的銀行隨著大發利市。那些年,阿拉斯加國家銀行的成長率每年皆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資產回收率亦居同行之冠,「東方吳」的聲名因此遠近馳名。1977年,眼見油管工程即將竣工,吳澧培主張銀行應採縮緊策略,與仍力主擴充的總裁意見不合,遂萌去意。這時,一家總部設在費爾貝克 市(Fairbanks)的阿拉斯加北方銀行(Alaska National Bank of North)總裁穆考斯基(Murkoski)先生聽到風聲,隨即派了一架飛機接吳澧培全家到費爾貝克市觀光,對他百般延攬。 吳澧培於是在1978年加入阿拉斯加北方銀行,擔任執委會主委(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他上任後,發現這家表面看來還賺錢的銀行其實內部充滿危機。因為銀行在油管興建時期,大量貸款給工程人員購買活動屋,等油管竣工,貸款人一走了之,就留下許多呆帳,無從處理。吳澧培衡量情勢後,斷然採取幾項重大措施。一是將員工從四百多名裁至兩百餘名。二是處理呆帳,釐定新的放款政策。三是將營運中心從北方的費爾貝克市遷至南方的安克拉市。 在他大力整頓下,銀行很快恢復正常營運。1980年,穆考斯基總裁投身政界,當選聯邦參議員,銀行總裁的職務遂由吳澧培接任。「人生有時實在很諷刺。」談到此,吳澧培有感而發地說:「我在台灣的銀行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行員,出來時還是小行員。到了語言、文化與人種都有岐異的美國,同樣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時卻是資深副總裁。後來換一家銀行服務,不到兩年時間,竟坐上了總裁的寶座。」 接掌萬通一路發 阿拉斯加北方銀行在吳澧培領導下,業務蒸蒸日上,但不久內部發生人事糾紛,讓吳澧培頗感處境困難。正好董事會裡有一位董事是Win航空公司的總裁,甫合併總部設在洛杉磯的西方航空公司 (Western Airline),乃邀請吳澧培至西方航空公司工作。1981年年底,吳澧培果然辭去阿拉斯加北方銀行的總裁職務,準備到西方航空公司就職。就在啟程前夕,忽然接到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打來的電話,說他有銀行方面的事務,要專程從洛杉磯到阿拉斯加向他求教。吳澧培說:「您不用來,我明天就到洛杉磯去。」兩人遂約好在洛城見面。原來1980年時,台南幫吳修齊與吳尊賢的幾個在美國的子女夥同一些台僑在洛杉磯成立了全美第一家台資銀行,取名「萬國通商銀行(General Bank of Commerce)」。成立之初,資本六百六十萬,隔年賠掉兩百二十萬,第三年預計將賠四百萬。眼見資本即將蝕光,一群少東們急著找高手搶救。 吳澧培這時已到西方航空公司報到,擔任總裁顧問,正為新公司面臨的困境謀思解決之道。他解釋說:「那時美國航空保護法剛解禁,大小航空公司都競相殺價爭搶生意,偏偏石油價格又連續狂飆,所以每家航空公司莫不咬緊牙關極力苦撐。」 針對公司的財務危機,吳澧培提出一份扭轉乾坤的報告書。他首先建議將員工由一萬五千名裁至七千多名,其次將轉運中心由偏南的洛杉磯遷至位置較適中的鹽湖城,同時加強資金的管理等等。總裁依這些建議行事,竟使公司在短短半年間轉虧為盈。與此同時,萬國通商銀行仍在泥沼中掙扎。就吳澧培而言,台灣是他的根,經營銀行是他的本行,主持台資銀行正是他想要做的事。因此幾經協商,終於在1982年五月接受萬通董事會之聘,正式擔任萬通銀行總裁。他接掌時,萬通有兩家分行,資產總額約八千萬,資本則幾近告罄。吳澧培因此要求董事會增資八百二十萬,銀行正式易名為「萬通銀行(General Bank )」。 他接著進行改革,首先將銀行的貸款與核款部門分開,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其次關閉兩家分行中的中國城分行,留住新僑聚集的蒙特利 (Monterey...

毛平吉

先苦後甘 我是毛博士,筆名靜一。小時候別人喜歡喚我大頭吉仔,自認長相不錯,尚討人喜愛,我常常自稱旗山人。旗山神社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日本派來住持神社的大和尚是大藏大師。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當代的文學與哲學家。來台之前,是東京帝大的名教授。 家母探聽到他需要一位小沙彌來幫他打理生活小節,她便帶我去拜見他。皇天不負苦人心,他答應留我在他身邊打雜。我每日要挑水,讓他盥洗,我會將他的拖鞋先放在胸前暖和,再讓他穿戴。他看我每早起床便朝氣蓬勃,努力完成應做的事情。下午我們二個都比較空閒,他就讓我博學於文,教我漢學,練習作文。 我本來就是好學的小孩,很快就有了高中程度的學識。好景不常,日本軍閥戰敗,向聯軍投降,造成所有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本來有意帶我一起回日本,但他也很民主,叫家母來表達她的意見。母親淚水汪汪邊哭邊求大師寬宏大量,同意把我留下來,好讓我們母子團聚。 大師是個很慈祥的宗教家,悲天憫人,毫不猶豫便爽快地答應她。就這樣,承神的保佑,我便順利留下來,跟母親過著春暉似深海的生活。 火車燒過的「生碳」,部分變為「土碳」後,尚可回收供民間鐵工廠打鐵之用。我從小沙彌「退休」下來,接著就帶著弟弟平定撿煤渣。我是8歲,他才6歲,都自願分擔父母的困苦家計,減輕他們被歧視的壓力。我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7點半之後就準備上學,弟弟留在家裡聽媽媽使喚。我學業一直保持優等,早上學校升旗典禮,都上台被表揚。我的表姊「雪子」指著我,告訴她的同學說,「她是我的表弟毛平吉」,深深的以我為榮。平定弟在校的功課平平,他幼稚的想法,要求我帶他上台一起被表揚。我告訴他這是校長的決定,我無能為力。他似懂非懂地點頭,表示瞭解,也就不再提起。 我們之後的日子,都照常規,早上5點起床撿煤渣,然後趕上學。下午放學以後,回家做「連碳」,有人定貨我們就送。有次旗尾豆油間,要我們送一百個,送到他們府上。貨送到他們家,是一位標緻的小姐出來檢收。她父親看我們兄弟忠厚、勤勉、有禮,就想把她嫁給我們兄弟的任何一個。但她已有男朋友,他是旗山私人診所醫師的公子,我們又輸了一截,要找誰嘆氣。 日子過得很呆板,就如此,我已升到六年級,很快就小學畢業,考上省立高雄工業學校,就讀初級部,三年後,被保送升入高級部。我的功課一直保持很好,畢業時是第一名畢業生。唸職校的學生,要考大學,比起一般高中畢業生要難許多。 我家窮,沒有錢上台北報考台大,退其次只好留在台南考工學院。考試前一天我先到火車站的二等候車室,佔個位置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已是六點,到衛生室盥洗後,在車站前買粽子充飢,接著趕到學校應考。福神似是永遠保佑我,放榜時我竟然名列前茅。 大二時,因為我原本就唸工科,故可參加普考。考普考的學生大部分都高工畢業而已,而我已是大二的學生,因此考起來很容易就過關了。接著,大三時我便報考高考,神永遠跟我同在,一舉又高中榜首。誰能說,我不是幸運兒。媽媽知道了又說,你答應要唸個博士學位給我,你不能食言唉! 高考及格後,我便有資格在中學當教師。當時中學有高學歷的老師並不多,我便趁勢獲得教職。兼職教了一年書之後,母校高雄工業學校的校長,要我回母校教結構學與應用力學。剛好高雄女中欠缺高三數學老師,我便應聘擔任高三代數老師。教了數年,我又動心,報考公費留學,順利出國唸博士學位。 本來想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預力混凝土,但該校額外給的獎助金不多,我便轉學到密蘇里大學,爭取到增多50%以上的獎助金。讀書對我而言,不是一件難事。我在指導教授先尼博士(Dr. Senne)用心全力指導下,如期在四年之內完成學業。他介紹我到加州沙加緬度大學任教,但當時該校只有工業管理課有缺,我便開始擔任工業管理的課程。後來因田長霖教授擔任加大柏克萊大學的校長,他邀請我到該校任工業管理及管理經營的非工程課程。 後來他仙逝後,我就應多明尼肯大學校長芬克(Fink)的聘請,到該校擔任國際商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教授兼國際事務顧問(Advisor, Internation Program)。我們二校,後來就策略聯盟,成為合作密切的教育體系。我們合作已有12年,後來因為我罹患了二項重疾,就暫時退下教職,在家修養,請來專業護士Angela Yang全天候照顧我。她是留日的護理碩士,愛心與專業是她的強項。我的生命有一半是她幫我撿回來的。恩情大於天,永生感念。

陳隆

「那美好的仗,我曾盡力參與!」堪稱是海外第一名嘴的陳隆,主持過無數大小晚會活動,那伶俐幽默的言辭,即興一段感人肺腑的歌聲,成為南加台美人無可取代的最佳司儀;不論是參加同鄉會被列入黑名單、衝鋒陷陣的抗議、或是回台助選、在總統直選媒體一面倒時返台硬幹全民衛視和地下電台,雖然最後還是無法適應台灣政治生態,毅然返美,但他轟轟烈烈的故事,讓他人生無怨無悔。 「日久他鄉即故鄉,年深外境即吾境」身為一個旅居美國長達三十多年的台美人,陳隆總一直不斷保持對故鄉台灣的關懷與熱愛,也不忘迴饋他享受民主、自由、繁榮的美國。自台返美後,他以團圓是最佳的選擇,一生從事社會運動的陳隆,心甘情願以家為重,重享天倫,善盡孝道。 家是最大的心靈支柱 陳隆,苗栗人,1944年終戰前一年,出生於台北大橋下, 7個兄弟姐妹, 4男3女, 家排老四,祖父是個開拓者把荒地變良田,當時祖父是五大富農之一,但因為三七五減租,田產頓失;父親是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回台時黃朝琴聘入第一銀行,一直在金融界退休;父母都是受洗基督徒,全家手足情深,也全是虔誠的基督徒。 所有同學都知道陳隆是基督徒,他認為,在教會中比別人有機會學習到團體合作及領導能力,無形中很容易被訓練成領導人物,從小也被激發了主持演戲天份,他感謝有一份信仰,給與健康正確的人生觀,比一般小孩有自信心,榮譽心,不會走入歧途。 初中與高中都是讀師大附中,從小就喜歡音樂藝文,雖然爸爸一心想要陳隆考理工,後來還是選擇去讀音樂系;影響最大的是高中碰到一位音樂老師柳挹群,她獨眼慧英雄,一眼看出班上勾峰(名演員)還有陳隆聲音特別感人,所以免費訓練,為他們組了一個男聲四重唱,啟蒙陳隆對音樂的興趣順理成章以優異成績考入音樂系; 藝專雖小但師生感情很好,陳隆回想起來,覺得音樂方面不是最突出,但藝文的裁培卻得到最多的滋養,其中最感念的是申學庸及陳暖玉老師;他特別提到,因為當時二年級,在校太出鋒頭,校長有一次訓話過久,結果底下有噓聲,校長誤以為是陳隆鼓動,立刻將他開除,名義是"企圖鼓動學校秩序",結果申學庸還有一位林運玲老師前來搭救,極力幫他平反。可能有這個記錄,所以最後當兵時被派到東引,去做反共救國軍突擊隊,擔任政戰輔導長。 退伍41天之後,就直奔美國,在大學中重讀音樂系,碩士是讀音樂教育,自此就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在社團與教會,以音服事及奉獻,到處可以聽到他動人的歌聲。 最佳的選擇 陳隆追憶,從外祖母的祖父陳炮是馬偕醫師的徒弟,也是北部最早被封立的三位長老之一,外公又是牧師,若算起到兒子,家中已有6代都是長老教會教徒,一生生活在基督教氣氛濃厚家庭。 1950年代,因為電力不足,每天都會停電半小時, 媽媽是鋼琴家就會集合全部小孩主持家庭禮拜,媽媽還會帶領唱聖詩,家中有7個小孩就成了四部合唱團,聖詩與信仰,及人文素養都在這種沒有電力的氣氛下培養,陳隆驕傲地說,家中小孩遺傳媽媽藝文天份最多的就是自己。 大哥陳銓仁博士,1956年來,當時他是台灣三位在洛杉磯留學生之一,而且是高中生就來,獨立自主個性組織羅省教會,後來台灣留學生多了,就組織台福教會設立,現在台灣福音教會已有60多間。陳隆說,早期留學生很苦悶,有信仰的人後來就變去組教會,另外一般人就去組織同鄉會,大哥最難能可貴的就是這二個組織,他都是創辦元老之一。 當年大哥出國後,就影響整個家族的小孩也嚮往美國留學,父親當時來與大哥團聚,開始投資房地產公寓與汽車旅館,1970年代,當時汽車旅館只有三家是台灣人經營,如今已有上千家;大哥一生熱心教會與同鄉會,所以很自然兄弟姐妹來美國後,也都參加教會與同鄉社團;雖然哥哥是淡江中學橄欖球校隊,後來在55歲得到大腸癌英年早逝,死前仍非常勇敢無懼病痛參加社團活動。 談及自己最心愛的人,陳隆笑著提及,全是因為雙方母親是淡江女中校友手帕交,所以自然而然從小就與夫人蔡玲理青梅竹馬,要來美國留學時,去日本停留一兩天,夫人留日特地來接風,他自此再也隱藏不了心中愛意,從此就展開愛的長跑,陳隆以其卓越的文筆,寫了400多封情書,擊敗眾家情敵,終於擄獲芳心,1975年結良連理,育有2男1女。 因為陳隆長期熱心教會服事,一方面又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及媒體,推廣台灣本土音樂,所以來了美國一直都非常忙錄,甚至在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關鍵時,為了自己要一圓回台奉獻的夢想,有三年回台灣去打拚地下電台還有媒體改革,全民衛視,馬不停蹄,無暇照顧家中老小,夫人一肩擔起家中責任,母兼父職,讓他無後顧之憂。所以他特別感謝這位好"家後"。 因為母親生病,女兒還小,加上台灣政治圈及媒體現象,改革會有力不從心的感受,所以後來選擇返美,回到家人身邊,克盡為人夫為人子的責任;至今,他想起來,還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暗自慶幸,分離的日子雖嫌太長,團圓的時機卻還沒太遲… 」 主啊 ! 使我成為民主和平的工具 因為哥哥的影響,全家都投入台福教會及同鄉會,哥哥投入在台福教會拓展規模,但是陳隆來美後,則把很多時間投入同鄉社團,1974年以30歲,以年青才俊之姿被推選為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他以注重音樂、語言、及活潑的康樂活動帶動團務,同一時期,台灣政治情勢風起雲湧,所以同鄉會就關心起故鄉,開始與當初的黨外人士密切往來,陳隆那時心想為了台灣就豁出去了,果然沒多久,陳隆就被列入黑名單,而弟弟陳堅也是全力投入。 當初最早期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主辦,南加州就是由陳隆代理,只可惜台灣政論到第五期,由澳洲一位教授邱垂亮寫了一篇"兩種心向"遭到蔣經國震怒而停刊。現今,他仍保存完好,無限噓唏。 後來,陳隆表現優異,就從洛杉磯同鄉會,成為全美台灣同鄉會美西的負責人,當時全美有60多個分會,後來五大洲於1974年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世台會),當年算是最活躍的台灣社團,1976年,美國獨立200週年紀念世台會第三屆就在洛杉磯舉辦,陳隆正是主辦核心者之一。1997年離開台灣媒體,成為民視特派員,回來之後,又同樣熱心投入世台會,1998年主持台灣之夜,1999年又擔任世台會秘書長。 2000年世台會總統選舉,會中決定第一次把年會改成三月召開,返回故鄉並盛大助選,這群海外人士引爆台灣本土意識,直接及間接助阿扁之力,推上總統之路。後來在姚嘉文資政的鼓吹,以世台會為主幹,組成一個世界台灣人大會,簡稱世大會,與台灣執政的各部門有密切的活動,至今還是相當活躍。 陳隆萬萬沒想到,2000年以前,世台會一直被國府單位視為叛亂團體,政黨輪替後,因為世大會的成立,讓世台會有一天能於執政當局有很密切的互動。 後來,他還陸續參加其它鄉親社團,如人權會、FAPA、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尤其是大型活動策劃及籌備,更是美西主持第一把交椅。 1980年代,除了政治抗議,喜歡藝文的陳隆與蕭泰藍,還有許丕龍等人籌組了「北美洲台灣人文藝協會」,擔任了10年理事兼總幹事,又籌組並培訓第二代青年音樂家,去全美10大城市巡迴演奏,又去國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期間1986年製作了蕭泰然的專輯名為「台灣人的詩篇」的卡帶,帶動全美各地對台灣本土音樂的重視,在台灣本土音樂被視為低俗的音樂,但在千里遠的美國確有一群像陳隆這樣的熱心之士,不斷地提升改變本土音樂固有的形象。 讓他最開心的是,1981年就開始固定出卡帶與樂譜,連續2年由南加州藝文人士大家一起在水晶教會舉辦3千人的感恩節音樂會,盛大隆重,在美國帶動本土音樂的風潮,培養了不少像陳毓襄、郭雋律姐妹等明日之星。 另他很自豪的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就是參與美國主流社會幫助台灣,1978年美國北加州一個重要台灣人社團協志會,他們與當地台灣教會人士發起投入美國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活動,要求台灣人要單獨從中國人選項分出來;1980年爭取初步的成功,在當初政治氣氛下,竟然祖先欄上還有16390人上在其它選項時寫了台灣。陳隆是代表教會人士居中協調,看到結果,都受到興奮鼓舞; 1985年,台美公民協會在南加州成立,1987年底在各方鼓勵下,又成立了"美國人口普查台美人專案委員會",陳隆擔任總幹事。除了到全美台籍各社團密切聯繫推動,又製作了一捲錄影帶,分別以閩南語、國語、客家話、以英語四聲帶,分送各地同鄉,積極鼓吹。沒想到1990年,有超過20萬人在祖先欄填寫台灣人。2000年,更積極甚至於以台美小姐選拔,比較軟性訴求來爭取,效果更好。他期待,2010年,因為台灣人覺醒,會有更多人選擇自己的祖先欄是來自台灣。 媒體 遙遠的改革之路 陳隆10多歲就開始投稿,最初投的是"基督教論壇報",大專時在台視"你喜愛的歌"以藝專四重唱,偶而會上電視唱世界民謠,其歌聲比美後來的原野三重唱;在校時代,他就是個虔誠事工,以個人身份去監獄佈道與演唱;1970年代的末期,來美在舊金山救世軍電視節目"The Open Door"做特約歌手唱聖詩;1981年,擔任「海外台灣基督徒聯合通訊」任主編,是聯繫海外鄉親及信徒的重要刊物,連中國國務院也訂閱一本,密切注意動向。 1980年中期,分別在台灣民報與太平洋時報寫專欄;1989年,應洛杉磯台福教會之邀在南加州18電視台製作主持,首創海外的台語電視節目,名叫「天涯若比鄰」(好厝邊),當時還造成一股風潮,雖然因為經費問題,無以為繼,但是作成錄影帶,分送全國各地教會與信徒,供不應求。 1994年,好友許丕龍一通越洋電話召喚,他毅然就回到台灣從事媒體改革與民主運動,協助創辦全民衛視與地下電台"獨立放送頭"並參與民視;曾在全民衛視主持製作節目,包括政治叩應、宗教節目(疼你的厝邊)、音樂節目(今夜,阮有一條歌),非常受到歡迎;他可是至今絕無僅有以台語入駐當家主播的頭銜,那時受到無數聽眾與觀眾的掌聲與支持;他情不自禁的沉迷在那種歡愉中,受到很多粉絲愛戴,他很希望自己能做下去。不過,所謂"樹大招風",雖沒有政治野心,但因為衝太快,讓他感受到政治黑暗面被排擠的滋味。他決定離開,回家繼續參加社團與教會比較快樂。 網路時代無遠弗屆,可以傳到全世界,一年之前,蔡明憲的哥哥推動台灣海外網,沒想到玩真的,最近在蔡明法,沈培志等人邀約下,決定錄製"海外心聲",第一集就是"台商血淚史",第二集就"馬英九現象及訪美",每週五播出,以後還有更多單元; 他希望有一天若是還有機會,想策劃一系列節目,把40年前的台灣人最純樸的素養價值,保留下來,在回送台灣,因為他深感痛心,台灣因為政黨惡鬥,向下沉淪,執政黨做的辛苦,若能再把台灣精神傳統的價值觀,重新找回來,是他最大的心願。 從想要自由的滋味到初嚐自由勝利,陳隆不喜沽名釣譽,不想太多累贅的頭銜,他說,海外第一期台灣留學生,政黨輪替後,有部分人士,己經有一點迷失,原來很純的傳統價值和心意,就有點轉變;希望這些社團人士能在回到原點,就像基督教一樣"保持起初的愛心與熱心"。對於台灣,他從沒有失志,「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 文/林蓮華

王敏昌

在歐美國家,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常見癌症,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都要拜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檢驗篩選法的出現,PSA也是目前最常見篩選前列腺病的診斷指標,已拯救無數男性。說起PSA的問世,其實是由台美人王敏昌博士研發,歷經十年有成,方能濟人救世。 王敏昌博士與夫人葉秀卿,至1995年退休後,就活躍於南加台美社團,演講、座談會、台灣選舉活動等地,常可看到他們賢伉儷熱情參與的身影。 王敏昌自今年4月,因在膽管發現癌細胞,由於位置不佳,醫生無法開刀割除,建議只能化療,研究癌症多年,他深知面臨生死關卡,PSA的貢獻,居功厥偉是其一生最大榮耀,家慈子孝,幸福圓滿; 但對母國台灣局勢憂心忡忡,「失望、不甘心啊… 」頻頻搖頭,難掩心中不捨。「但願有生之年看到台灣成為正常化的國家… 」從父親直到王敏昌本人的宿願,哎..怎麼如此艱難? 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PSA研發─男人前列腺救星 「名聲,只是『自我陶醉』。雖然有人侵佔我的研究成果,享受無上榮耀,實在不公平,但同僚都知道那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結晶,過了25年,仍沒被淘汰,反而越來越多人在用,我很光榮;至於名利富貴,過眼雲煙,唉..早已不在乎… 」王敏昌娓娓道出,多年不為人知的委屈。 王敏昌在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留學5年半,完成生化碩士及博士學位後,被許多實驗室高薪挖角,他決定前往最頂尖盛名,位於紐約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實驗室」(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工作,專研抗癌葯物;1975年,受邀轉至研究前列腺癌診斷,直至1984年研發成功,後來申請專利,至今成為普世最熱門之一的病症檢驗法。 說起1975年起,他一手促成PSA檢驗法的研究重大突破,10年煎熬時光,PSA(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早已成為發現男人前列腺病症的救星。 但王敏昌並未被公平對待,起源是當初X博士因為研究三年一無所成,因此邀請王,王敏昌重寫計劃書、研究方向、申請補助金、帶研究生進行實驗,一週七天,10年從頭忙到尾,但最後研究成果,掛名竟然是兩位作很少事的X博士及「長官」在前,自己排名被擠在他們之後。 PSA在發表成果後,聲名大噪、得到許多醫學獎項,但X博士獨享榮耀,並故意漠視真正的幕後英雄王敏昌。有時論文發表,王一看,差點昏倒,因為列入一堆不相關「長官」之名,而王的名字早被「稀釋」在10多位「研究者名單」之中。 面對吃相難看的「學術陷阱」,耿直地王敏昌無可奈何,決定離開學術生涯轉往工業界作事。索幸,申請專利權及專利金時,他的名字是無法被一筆帶過。 想到10年人生最黃金時期,日以繼夜地忙翻了,兒子與女兒成長期,無法正常陪伴,「女兒有一天要我陪她打羽毛球,竟然要求在車庫前打,為什麼? 因為她想讓鄰居知道,爸爸也有陪她一起玩… .兒子與女兒,坐車時常要我在巷口多轉幾圈,他們故意打開窗戶招手,只想讓鄰居知道爸爸有關心他們… 」王敏昌說道此,眼中飽含淚水,心疼啊! 日式家教─以父為榜樣 與王聊天,他最常談起的是父親王超英,因為其父東京工業大學畢業,返台受聘在台北工業學校(現今台北科技大學)教書,深受日本人及台灣子弟愛戴;同時父親也應是台灣早期第一位機械工程師,不論是高雄陳家經營的日本糖廠、木材廠、或是唐榮鐵工廠(前身)等工廠,都在其父掌舵下,轉虧為盈、大興利市。 1983年,王敏昌生於高雄鳳山,父王超英喜迎長子,當時也是家道頂峰,他回憶講道:「日據時代,全鳳山只有我們一家擁有地中海式洋房,與姐、妹和弟過得很愉快。但自從戰後,中國國民黨強佔台灣統治後,正是我們噩運開始。台灣頓時從現代化社會倒退嚕,墜入黑暗深淵。」 228事變、白色恐佈,王的父執輩的夢靨接踵而至;由於國民黨接收日本產業,官員素質低落,糖貿易是當年台灣的閃閃金磚,國民黨官員連煉個糖漿都沒法作成結晶,怎麼會懂什麼叫「工業鏈」? 日殖民時代,早能把甘蔗提煉成糖,直接送至港口一貫作業,這對國民黨是「天方夜譚」,最後只好請出王父出馬。 不諳中國官場作風,王父律己甚嚴的「日式教育」,講究清廉,公私分明,卻犯了國民黨高官「擋人財路」的官場大忌,1947年228爆發,王父首當其衝,官僚誣告被捕威脅。 王母散盡家財營救,不幸中的大幸是,王母營救有方,想盡辦法將其移送至法院審訊,而非憲警大隊,經半年關押後,終被判無罪釋放。聽說,當年很多家庭籌錢到欠債累累,仍救不回人,有的無力者,則只能眼睜睜看親人枉死。 王父半年出來後,已是人事全非,「當年,我父親與杜聰明博士組成『台灣理工學會』,當時留日人才超過2000多個會員參加,但228之後,私下查訪,只剩下100多人,全部失踪,台灣菁英都被殺害了;家父幸運的活下來,但友人們冤死喪命,他一直很心痛。」 留學─呼吸自由空氣 王敏昌身為長子,在父親嚴厲家教下,六年高雄中學後,順利考上台大化學系,於1961年畢業,服役後,1963年就考過托福申請加拿大艾伯特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讀,拿到博士學位。在加拿大求學,對王沖擊很大,受益匪淺;他舉例說明,向圖書館借書,不需身份証,超日週市不營業,大門敞開,顧客自由出入買貨,自動放錢;最令人溫心的是,嚴冬戶外零下20多度,寒冷難耐時,大可隨便敲人家的門,請求入屋取暖,主人有時還會奉上一杯咖啡,那種人情味,猶如「人間天堂」;與在台灣生活,由國民黨鐵腕統治高壓氣氛差太多了。 執子之手─牽手走天涯 1994年,王家搬來南加,有鑑於生化科技前途似錦,原本想回到老本行創業繼續研發;值盛年56歲時,因長期積勞成疾,導致心律不整,一個月3次跑急救室。夫人葉秀卿再也忍不住,放棄全新實驗室器材,逼老公保命退休,轉而把重心致力於台美人公益事務。 王敏昌非常感激多年來,夫人的無私付出,讓他無後顧之憂。當年在台大與小三年的學妹似曾相識,王當兵後,經長輩作媒,因為「門當戶對」、學識匹配,男才女貌,與隔條街鄰居台大外文系畢業的葉秀卿約會,看了第一部電影「真善美」,愛苗深重。半年內訂下終身之盟,於1966年碩士畢業馬上結婚,1967年,生了長子,後直到美國就業時又生下長女。 直至退休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陪伴兒女,享受天倫之樂;最關心的是台灣事務,夫婦倆積極參與FAPA、NATPA(台灣人教授協會)等組織,加強台美人公共事務交流;至於,台灣選舉自1996年每仗必役,回台助選兼投票,堅決保護台灣主權,也認識許多好友。 除了台美事務,王敏昌帶著牽手走天涯,「他帶我遊遍全世界,去年野火燒到我家後門,我們正在埃及玩,左鄰右舍都受波及燒毀,我家只燒掉一角落… ..」葉秀卿手足舞蹈地指著廚房牆角、並分享到世界遊歷的留影,夫婿整理的井井有條。 面對病魔,他背出聖經詩篇第23篇一段經典名句:「我雖然行過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靈魂、祢的杖,都會安慰引領我… 」安慰關心的親友。 文/記者林蓮華

李茂玄

出生在苗栗客家莊家庭的公廣集團駐南加特派員李茂玄,人生曾經轉過不少個灣。曾經擔任藥廠行政經理、台灣正杏公司董事長及實驗劇場音樂總監,卻在年過50跳入新聞工作的行列,為的就是實踐他的理念。 對於李茂玄而言,「你富由你富、你貴由你貴」「山高不愛白雲飛,水急不流灘底月!」如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讓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是他人生的目標。 看透台灣司法黑暗 大學時代,李茂玄加入中國比較法學會(今台灣法學會前身)台北法律服務中心,並於1973年至1975年以最高票獲選比較法學會台北法律服務中心學生律師會主席。台北法律服務中心的宗旨主要是協助貧窮的民眾打官司;這段時間讓李茂玄體會到當時「台灣司法的黑暗」和「法官的惡行惡狀」。 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李茂玄思想的轉捩點,高中就讀建國中學曾經因為「保釣事件」而義憤填膺,在加入比較法學會後正式與白色恐怖面對面接觸,了解到自己以前深受國民黨洗腦。當時的比較法學會的同事包括律師會主席姚嘉文、律師林義雄、謝長廷、陳水扁等,這些律師都是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要角,比較法學會儼然是當時民主運動的培養皿。 也因此,身為比較法學會成員之一的李茂玄也受到當時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從1973年起,情治人員便不斷到李茂玄家中進行「關切」,此關切令李茂玄曾經歷228事件的父母非常憂慮。在理想和孝順不能兩全下,李茂玄於是退出台北法律服務中心。1979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比較法學會許多同事淪為政治犯,李茂玄為此常痛心疾首,感覺自己成為「民主革命逃兵」。 從小夢想學音樂 走進李茂玄在鑽石吧的家,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樂器;鋼琴、薩克斯風、鼓等各種樂器一應俱全,讓人嘆為觀止。 從小熱愛音樂的李茂玄,夢想是走音樂的路。然而在父母的壓力下,建中的李茂玄不得不以決定選填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法律系為第一志願,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學院同時擁有音樂系和法律系,可以選擇音樂系當輔系。 浪漫的他還以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皆為從法律轉音樂而做為人生的榜樣。以建中高材生的身份,卻以文化學院為第一志願,在當時令許多親友感到訝異而不解。父母的失望是隱忍而不忍顯現的,李茂玄從此徬惶中奔向「山中無歲月,迷濛見樂音」的未來。 對於李茂玄而言,「在我心裡,音樂系才是我的第一志願,法律系是我的輔系。」特別熱愛合唱音樂的李茂玄在大學時代更籌組法律系合唱團,出任指揮,帶領系上合唱團拿下連續四年的合唱比賽冠軍。 1968年受到「蘇聯紅軍合唱團」的影響,李茂玄夢想組成一個純男聲合唱團,於是與建中學弟陳農瑞於1971年計劃籌組一個以建中校友為主體的合唱團,不料後來北一女校友會魏筱玉與張經倫得知也表示希望參加,於是成立台大建中、北一女校友合唱團,後改名「青合唱團」,吸收各大學院校及社會上愛好音樂之建中、北一女校友;青合唱團發展至今即將屆滿35年,已成為台灣最健全的青年合唱團組織。 進入社會後,李茂玄仍不忘情於合唱音樂,除了一週五天白天在美商 Eli Lilly藥廠上班以外,週一至週六晚間總共擔任六個合唱團的音樂教學工作。「合唱團才是我真的工作!」也由於以前當時在陽明醫學院合唱團的音樂教學,讓他因緣際會認識當時正在榮總醫院工作的學生張冰茹醫師,不久終於「抱得美人歸」。 帶女兒來美國 當時正逢台灣許多藥廠申請欲申請衛生署GMP(優良藥品憑證),在美商藥廠工作多年,任職行政經理的李茂玄,發現藥廠包裝安全的漏洞;因此決定自組顧問公司,以 GPM4GMP為公司標誌輔導台灣各藥廠進行因衛生署GMP標章的疏失而造成安全上的漏洞,因此深受藥界尊重並受衛生署聘為 GMP 有關 Packaging Security 的顧問講師,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此間並跨足經營電影院,以一嘗音樂與影視的豐富世界。 然而在1997年,在台大醫院任職主治醫師並剛申請到美國哈佛、霍普金森醫學獎學金的老婆張冰茹因病撒手人寰,留下李茂玄和一個10歲的孤女。由於妻子生前一直希望能帶女兒到美國受教育,為了達成這「愛的遺願」,李茂玄決定就此放棄在台穩定的事業,告別年邁的雙親,帶著女兒前來美國升學,因建中同窗許正龍的介紹下來到洛杉磯落腳。 在洛杉磯一晃十年,李茂玄一開始仍是在藥廠工作。但有感自己對世事有如隔岸觀火,長期痛恨台灣電子媒體嗜血抹黑的李茂玄,決定跳下來參加新聞採訪工作。2004年辭去藥廠的工作,接受華視的邀約全心投入新聞採訪工作。 大學時期就對攝影有濃厚的興趣,學習使用Super 8攝影機,並開拍實驗電影。學習攝影「主要是希望能達成影像和音樂的結合」,把「音樂電影化」,1978年並利用閒暇時參加華視錄影班的正規訓練,學習線性剪接。來美之後仍不忘情攝影,先後至好萊塢學習特效化妝和彩妝,及參加非線性剪接等相關課程。在鑽石吧的家中更建立起全套的攝影棚,鑽研攝影技術。 雖然只是扛機器跑僑社新聞的基層記者,「鏡頭越用越小,視野越來越寬廣。」不再有藥廠的高薪收入,薪水常入不敷出,李茂玄卻覺得甘之如飴,希望以新聞真相服務僑民,以作為一個新台灣的新聞人為傲。企劃廣播電台成立 2006年,李茂玄在台灣日報大登廣告,表示願意幫大洛杉磯台灣社團錄影、發表論述,並將錄影帶上網。在聖東同鄉會的鄉親積極參與下,支持台灣主題政治論述的「北美番薯園」網路電視台隨後成立。 「台灣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但由於文化或所受教育的關係,常常不知如何或不願意公開表達理念!」李茂玄表示,他的構想是希望成立一個網路平台,讓此間台灣社團的政治論述能傳播出去。 最近,李茂玄積極企劃廣播電臺的成立。熟悉新聞製作,及在洛杉磯美國生活電台主持「台僑心聲」及兩個音樂節目的李茂玄熟悉廣播電台的運作,跨足電視及廣播兩棲的他認為數位化副頻廣播電台是相對低成本高效益的媒體。 「偌大的洛杉磯竟然沒有一個支持民主、自由、反共的華人電台」,廣播電台的時效性及結合時事、資訊及評論的功能也可以補報紙媒體的不足並相輔相成。「台灣人需要台灣的聲音!」「希望洛杉磯的天空也能夠有台僑的聲音!」李茂玄也將在12月8日,假台灣會館籌畫台僑社區的第一個「論述賞味會」,並啟動論述精英回國助選活動。 繼「台灣節日重議」、「台灣去漢化主張」,李茂玄從音樂的愛好轉為對台灣政治的關懷,以乃木將軍為崇拜偶像的他希望發揮毅力,「以乃木將軍的精神,發揚台灣魂」,盡身為台僑該做的努力。FAPA 會員的他,正努力的一步步走向仍屬年輕的未來。 文/記者劉孟儒

賴淑遠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一步一腳印的精彩篇章 國泰銀行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 賴淑遠女士專訪 ◎本報記者/公孫樂 ◎圖 賴淑遠提供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副董事長賴淑遠,被洛杉磯商(業)報(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選為2015年洛縣(Los Angeles County) 13位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Most Influential Lender)之一。這份介紹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的專刊3月30日隨L. A. Business Journal一起發行。 賴淑遠為台灣台南上茄苳人,嘉義女中,台大畢業,現為國泰銀行商務發展/企業商貸部,主管商務發展的執行副總裁(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她曾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會長。賴淑遠在銀行界服務超過23年,曾是前萬通銀行資深副總裁。 賴淑遠 把鏡頭拉回到1958年,一位台灣鄉下的小女孩,赤著腳,不管是炎炎夏日腳下的沙石路有多燙、不管瑟瑟的冬天寒風把腳趾頭凍得紅腫疼痛,每天走半小時的路到小學上課。她就是賴淑遠,那時候她正值學齡,開始上學。 台南上茄苳是個農村,是八掌溪南部第一個村莊,火車不經過這裡,那時候,只有公路局普通車(直達車也不停)從省道經過。 賴淑遠小學念後壁小學,走路約需半個小時。當年沒鞋可穿,都是赤腳上學,鄉村路上都是沙石,夏天燙得要命,冬天則冷得腳趾頭都紅腫。一直到五年級時,媽媽買了一雙大號的塑膠鞋(媽媽說小孩長得快,要買大雙一點的),也有腳踏車可以騎,但是因為鞋子大,腳踏車又高,鞋子總會鬆脫下來,所以常常一路撿鞋子。 上中學時,賴淑遠必須走路15至20分鐘,從村裡走到省道,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嘉義火車站,然後再從火車站走20分鐘的路到嘉義女中上學。幸好後來有了一部腳踏車,寄放在車站附近同學的家裡,每天下了公路局車,先走五分鐘到同學家,騎腳踏車上學。就這樣初中和高中六年,賴淑遠在嘉義女中完成中學學業。 賴淑遠回憶說,那種草地所在,村裡的女孩子很少能夠念書的,通常女孩子六、七歲之後就要幫忙揀番薯、稻穀,切豬菜,養豬養雞、挑水等等,所以一般人都說女孩子不必念書。還好開西藥房的爸爸鼓勵六個兒女都去念書,所以在那個年代的鄉村裡能夠念書,是很幸運的事。當時賴淑遠的父親說,男孩女孩都念書去,但大學要念公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他負擔不起。 所以高中時,賴淑遠清晨四點鐘就起來念書,因為做惡夢都夢見考上淡江,但爸爸不讓她去念,因為私立大學太貴了。1970年,勤讀書的賴淑遠考上台大(第一志願台大商學系會計組),爸爸很高興,可是媽媽說,不是有一家學校念完以後當老師而且是免費的嗎?她指的是師大,還好爸爸跟母親說,台大更好呀。 其實賴淑遠一直夢想成為文學家,並曾發豪願要拿諾貝爾文學獎,高中選組的時候她想選讀乙組,以便考外文系或中文系。不過教她國文的老師說,念中文不好找頭路喔,而要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漫漫長路,不如選丁組,去念business的科系,以後就業比較容易。賴淑遠聽從老師的建議,改選丁組。就這樣,她這一生和 business 結下不解之緣。 賴淑遠談到她名字的一個小故事。她說當時父親要替她報戶口時,本來是取名「淑琬」,但阿公去填表時,因為「琬」台語發音和「遠」相同,他就填了「淑遠」,等父親發現,已經都登記好戶口了,於是「將錯就錯」就叫「賴淑遠」了。後來母親常開玩笑說,就因為取了「遠」為名,這個女兒就真的嫁得好遠好遠,到美國去了。 台大畢業(1974)後,賴淑遠先到宋作楠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兩年,1975年結婚後,夫婿賴聰域於1976年先行前來美國留學,賴淑遠當時已有了身孕。1978年賴淑遠也來美國深造,女兒則暫時留在台灣。 賴淑遠來到美國紐約Sunny Buffalo Sate University念MBA。當時只帶了四千元美金,學費就花去了一千九百多元,經濟非常拮据,只能和其他同樣窮苦的台灣留學生住在slum(貧民區),左鄰右舍都是窮人家的黑人住戶。念MBA時,賴淑遠生了第二胎,是個壯丁。有一天她下樓泡奶餵嬰兒,卻發現大門不見了,留在樓下的手提包被偷走了,她趕緊報警。警察告訴她說,這個地區治安太不好了,應該搬到好一點的地區才好,可是以當時留學生的情況,只能先求棲身,哪有能力住好一點的地方?當時她們住的是public housing,免水電費,房租也很便宜,所以不少台灣留學生也都住在那邊,不算孤單。 ▲賴聰域、賴淑遠夫婦和一對兒女合影。 賴淑遠念MBA時,也努力打工賺錢,除了當babysitter之外,還去餐館當waitress。有一天,廚師告訴她,希望她能一起合作開餐廳。賴淑遠說她是窮學生,哪有錢投資開餐廳?廚師告訴賴淑遠說不必出錢,他去買下餐廳,然後讓她拿去抵押貸款,再逐月還錢即可。結果賴淑遠就以一塊錢開了一家餐廳,而且還佔一半股權! 那位廚師不會英語,他說他觀察賴淑遠在餐館的工作表現,看到她英語流利、工作勤快、待人親切,所以他想,賴淑遠當餐廳經理,由她主理外場,他自己主理廚房料理,應是理想的搭檔。賴淑遠當時MBA剛念完,還沒取得working permit,卻又急需有收入,也就答應合作。 經營餐廳那一年,有一天,一位來吃飯的女士問賴淑遠,知不知道她是誰?原來她是一位有名的食評家,負責水牛城當地報紙的美食專欄。結果第二天報紙就登出圖文並茂的食評,盛讚餐廳服務好、餐點美味可口。 消息見報之後,不得了,連續幾個禮拜食客都大排長龍,堂食、外賣應接不暇,差點把賴淑遠累垮。 餐廳開了一年,因為夫婿賴聰域轉往耶魯大學攻博士學位(賴聰域是台大數學系畢業,來美原本在羅徹斯特大學念經濟,後來到耶魯攻讀投資、財務的博士學位),他們把餐廳賣了,賴淑遠終於也把已經四歲的女兒接來團聚。 賴淑遠回憶,當年經濟困窘,哪有錢回台灣探親看女兒,就連念MBA第二年的學費也張羅不出來,還好Sunny Buffalo 有financial...

陳黃群雁 護弱女英雄

總是掛著心滿意足的笑容,時時懷著感恩的心,當一個時時覺得自己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生活圓滿幸福,但工作卻是天天接觸「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嚴重的家暴婦女,陳黃群雁認為女人的幸福要自己掌握,在最壞的環境也要勇於突破。她笑著說:「爸媽最希望我當律師,但我覺得能無私不計酬勞地幫助弱勢者,人生會更有意義。」 野ㄚ頭吹小喇叭 展現音樂才華 「我是個野丫頭,從小就把爸爸的六法全書給分解掉,把法令一條條地撕下來當貼紙玩。唯一堅持地是要跟爸爸一樣,出國讀書。」陳黃群雁提到小時候,情不自禁地告白;出生自傑出的法律家庭,生於1970年的台北, 父親是早年留學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住在司法新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以司法有關,家中還有2個姐姐,因為是老么,所以幸運地比兩個姐姐多一份選擇自主權。 因為經濟能力很可以,從小就學鋼琴考入音樂班,不過比起每個女生彈鋼琴,吹小嗽叭比較炫,所以陳黃群雁選擇女生不愛的小喇叭,然後一路吹出寬廣的音樂之路,從小學到高中,她都是一枝獨秀,參加比賽,與其它男生較量,還是有本事拿冠軍,從小活潑又好動膽子大,陳黃群雁認識男同學的好哥兒們,養成她不服輸的個性,女人只要努力就有機會。 她最得意的戰事就是考入中山女高時,因為吹著一口嘹亮的喇叭絕技,學校樂儀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建中、北一女,代表去夏威夷比賽,不但又得金牌獎, 還得到個人honor band的獎項。 想做台大人,使她沒有選擇父親苦口婆心再三叮嚀的法律系,她放棄上其它學校的法律系,考上台大公共行政系,越讀越有趣;她認為,公共行政各國制度不一樣, 要觀察民情和政策分析,比法律條文要有趣多了,當她大三考過托福, 大四畢業就出國去實現小時夢想,去讀在美公共行政系前五名的紐約州立奧本尼大學攻讀碩士。 入選菁英計劃  深入紐約州政府核心 雖然是外國留學生在多項競爭條件不足下,陳黃群雁還是憑著藝高人膽大,以先聲奪人之勢,處處得到伯樂賞識;陳黃群雁展現強盛學習能力,由於政府很多方案都是學校老師擔任,被派到汽車監理處實習,當初連 EXCELL根本不會,後來竟成為全DMV最厲害的電腦高手, 為了融入主流交誼,天天都去買報紙學英文,抱著不計較與不比較的心態, 在眾多同屆畢業生中,獲選成為傑出實習生獎,第一個以外國學生又是唯一華裔女性得到的榮譽, 學校並代為指導爭取到州政府給獎學金,3年就讀完資格考,成為公共行政博士。 紐約州政府為裁培行政菁英,推出「管理公共實習生計劃」(PMA),教授推薦她,當時這場菁英計劃就400多人來自不同州參加,先初選出1百人,複選45個後, 決選是25個,監考官出的政策題目非常活絡,讓她印象深刻,經過9個月特考全程,她以一個外國學生沒想到能連闖五關成功,最後被紐約州政府中央預算局錄用,她是唯一外國女性,掌控上億預算並制定政策。 所謂PMA就是紐約州政府利用兩年訓練計劃培訓人才,擬以菁英方式栽培2年,提供快速升遷管道,是政府未來的高級主管。原本這一切美好成為紐約菁英的計劃,完全符合她熱愛挑戰的個性,卻因為一件阿美族山地服裝,人生時運機轉,嫁作洛城婦。 打扮成阿美族姑娘 巧遇好姻緣 雖然有一堆美國人再追,但爸媽不喜歡外國人,台灣921地震後,熱血沸騰想要為自己故鄉出點力,經學姐介紹去華盛頓的台灣同鄉會想要透過聯合國組織募款,她去借了一套阿美族服裝,穿著就去介紹台灣,此時婆婆媽媽紛紛打聽,當時成為幫忙找"夫家"大會,就這樣被介紹給洛城陳威宏律師,陳黃群雁從小就見到許多律師並不稀奇,能吸引她的竟是陳威宏喜歡跳各種國際標準舞,陳威宏能滿場飛跳,但人卻正派正直,勤奮又不奢華,就在自己也愛跳舞下,找到了好舞伴,兩人一年之內就結婚。 2001年是她生命另一個轉捩點,台大校友會理事一個都不認識下,只因為實在太太年輕,被大家抬愛選上2001年選台大校友會副會長, 亞太婦女中心又正在找管理非營利機構的執行長,當時預算還不到10萬,難以維持,急需找一個知道怎麼政府要錢的管理人,以她過去掌管上億元預算的能力,她很快地上任,現在該中心已有50萬美金,正式工作人員, 共有10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她要確保社工人員有最佳的服務品質和資源。 對亞太婦女中心多關心 當初是剛好是華裔,才有機會碰到第一個案子,永遠忘不了那位受家暴的婦人說:「終於,好像走在沙漠裡找到第一口水。」這使得陳黃雁對亞太婦女中心多了一份感情。 可是住進亞太婦女中心者,都是決心要離開暴力婚姻者,「家庭暴力有兩種,一種是打了讓人走,不要你了,但是打了又不讓人走才是最危險,這種婦女最需要錢也最走投無路。我們保護的對象就是後者居多,為了保護措施完善,丈夫無法找到,外人很難想像申請的複雜度要保護人身安全規定很多。」 有些個案她聽了之後就幫忙介紹律師,轉介社福利機構,或幫助找911;她說,從 2001年起到第5年,這4年半的成長,中心是隨時住滿,將近200多個家庭申請,但中心只能容納28個家庭 。她建議,遇到家庭暴力, 要懂得保護自己, 找適當時機求援。 陳黃群雁執著公共政策開花結果,被主流社會肯定,除了公共電視台KCET頒發「年度社區英雄獎」,也曾在2004年5月趙美心亞太裔傳統月獲頒「傑出婦女獎」,2004年國際獅子會公民獎,亞太裔傳統服務獎等多項獎座。她開心著說,「爸媽當時覺得夭壽噢,為什麼是在勸人離婚,後來經過多項獎座肯定後,父母欣然了解我一心要做為遭家庭暴力者的守護者的背後,其實是因為我希望每個女人都能像我一樣,擁有幸福。」 文/林蓮華

杜國清 台灣文學國際化推手

聖塔芭芭拉是美國知名海灘風景區,若是下次到此地一遊,千萬得逛進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的優美校園內,去找找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博士。跟他聊聊台灣文學及台灣研究中心,杜國清總會精神奕奕地說,明明就有不輸作家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力作,台灣的海洋文學不但被長久埋沒,更別提要走上國際舞台。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台灣文學翻成英譯,杜國清大可當個輕鬆教授,但一股使命感,使他義無反顧一頭裁入「台灣文學國際化」之路,而經過7年的培養,他已建立一群資深學者團隊,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足夠的經費,不能再等了,只能自己啟動撩落去囉。 台灣文學 世界文學界遺珠之憾 中國文學在美國的東亞學術研究領域是顯學,但若論及研究台灣文學,文學界才剛起步而已,聖塔芭芭拉加州州立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是全美現今唯一研究台灣文學學術研究機構,在杜國清教授一手策劃並以推動有關台灣學術研究,積極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英譯、以及台灣研究者間的學術交流,在全美已有相當權威的地位。 杜國清說:「台灣文學國際視野的確立,必須敞開胸懷,廣幅度地思考、型塑、呈現台灣文學內涵時,得找出世界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元素。更需基於『台灣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之一環』的體認,努力而有計畫地對世界顯示台灣文學具有的特殊性格和精神。」他認為,台灣文學曾經長期被漠視甚至被限制,但不代表就沒有好作家或令人激賞的作品。 而台灣文學最引人入勝之處,就在於深受海洋影響的島國風情,卻又因為歷史背景導致各種族群移民不斷的交雜融合,深具多元文化特色。使得台灣文學可以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構成了台灣文學研究的最終定位和評價時具有國際視野的一個理論基礎。 校長兼撞鐘 大小事全包 別懷疑杜國清博士的說法,旅居美國多年,他可是位才情洋溢的傑出詩人,特別專精於美國艾略特,日本西?順三郎,中國李賀,公認的三大經典詩人的研究,在台灣研究中心建立前,他已是學界著名能貫通東西文學的比較學者。在他漫長而堅毅的學術研究歷程中,同時兼備有明晰的台灣文學「本土觀和國際觀」,常有十分獨特的見解,是極具宏觀遠見的一位學者。 放著輕鬆教授不做,現在身兼「校長兼撞鐘」的杜國清教授是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底下有一位助手,除了平日教學外,幾乎以中心為家,因為沒有足夠經費請其它人手,所以他必需自己擔任行政、總務、翻譯及書寫評論,甚至惱人的帳單都得親力而為,而最吃重的是他還要進入書海親自翻譯台灣文學英譯的工作及舉辦學術交流活動,可謂鉅細靡遺大小事全包了。 他分析,為了加強國際間對台灣文化的瞭解,及促進台灣文學的研究為宗旨,該校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原則,就定位為文化研究、學術立場、國際視野,透過此三面向構成的三稜鏡來檢視和探索台灣文學其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觀。 三大願景 苦心孤詣著手進行 杜國清長期以來不斷在思索,苦心孤詣著手進行的,則是根源於自身致力於推廣台灣文學,為了紮根深植美國的理念,他內心的高度使命感,以實現包括以下三大願景為長遠任務:1.定期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活動,台灣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台灣研究演講系列,以及台灣作家短期訪問等;2.出版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的英譯作品,尤其是台灣主要作家代表作的英譯單行本、以及中英對照的作品選集;3.編輯出版有關台灣研究的英文著作,主要對象是美國大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所完成的台灣研究的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 該校自 1996 年以來,與文建會合作出版半年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致力於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介紹給英語讀者,以促進從國際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一直至今,成效斐然。 2002年「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設立,讓中心規模終於形成,她是由聖地亞哥的台美基金會五位有識之士,決定捐贈一筆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設立「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捐贈者表示他們提供贊助希望該校成為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國際中心。 為了促進台灣文學的國際研究與英文翻譯交流,甫於9月24-25日舉辦的「台灣文學與英譯國際研討會」,相當圓滿成功。這次研討會加強該校台灣研究中心與國際學者、研究生與台灣文學翻譯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學者與翻譯者聚集一堂,互相吸取經驗,集思廣益,以便進一步推動台灣文學英譯工作。 杜國清維持相當地辛苦,但他總是樂觀以對,充滿信心:「我們相信,在『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基礎上,有一天我校將成為台灣研究的專門出版機構,一個名符其實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國際中心。」 召募台灣研究基金 為永續發展 由於加州大學近年財務刪減,預算緊縮,杜教授為思考其永續運作,以免人事變遷被裁撤,所以開始推動「台灣研究基金」的設立,在未來,他希望退休之前,能夠募到2百萬美元做基金,實現該中心三大願景的長遠任務。 杜國清深謀遠慮,雖然現今受到該校楊祖佑校長及院長的鼎力支持,但學校受大環境經濟影響,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預算仍只有25%是來自學校,其它必需自己爭取籌款。杜國清教授希望有足夠的基金能夠捐贈該校並指名台灣研究基金,校方自然會讓中心永續發展。 杜國清提及,由於學校是個非營利機構,所以捐款者都可以有証明,該基金是透過校方會計制度統一管理,具有強而有力的公信度,不論多寡,希望此間僑民鄉親能熱心捐募,甚至企業若能支持台灣學術研究,願意贊助更是衷心感激。2百萬不是個小數目,但他希望細水長流,每年都有人願意捐募,經過10年、20年終究可以達成,他笑著說,屆時就可以安心退休,把棒子交給後輩,高枕無憂,在美國,台灣文學不會消失,而且將屹立不搖。 杜國清教授很客氣地表示,他準備了介紹台灣研究中心的資料及企劃書。若是有讀者願意捐款,他深深感激,表示支票請寄給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但需指明用在台灣研究中心的「台灣研究基金」,抬頭請寫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簡寫UC Regents),底下註明存入” Center for Taiwan Study Account (Taiwan Studies Endowment)(簡寫CTS Account),住址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CA 93106。校方收到後會寄收據証明以徵公信。若有任何疑問或欲知詳情,可以找台灣研究中心805-893-5101或805-893-8835。 記者林蓮華

楊惠喬

楊惠喬女士是洛杉磯台美人僑社的「大姊頭」,她的歷練豐富,對台美人貢獻良多。 楊惠喬1970年來美,1971年與鄭德和(生前曾任台灣獨立聯盟中央委員、台獨聯盟美國本部財務長)先生結褵。 楊惠喬說,鄭德和會和她結良緣,因為他覺得惠喬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樣,因為一般女孩對政治都敬而遠之,惠喬卻是「蝦米攏唔驚」的奇女子,就是這點特質,讓他們成為人生的伴侶。 楊惠喬在台灣念台南女中時,就閱讀過雷震先生出版的雜誌「自由中國」,她就告訴導師,指出國民黨選舉時都買票作票,導師則勸阻她,要她先別管這些事;而惠喬的一位學姊就因為在周記寫過對當局不滿,就被抓去綠島坐牢,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她就已經很有反對意識。 鄭德和曾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的財務長,1985年曾陪張燦鍙主席赴歐洲募款,楊惠喬當然就協助先生處理本地事務,也成為台獨聯盟裡的重要成員,同時也是FAPA的中央委員。 1978年,蔣經國要就任「總統」時,鄭德和和楊惠喬就開車到北加州的舊金山參加台灣人的示威活動,他們夫婦之外,兩個孩子(兒子鄭丁榮,女兒鄭伊純)也一起出動,在示威現場還發生和反示威者(國民黨人或中國人)衝突打鬥的場面。 1985年(11月22日),鄭德和先生因為肝癌辭世,當時兒子十二歲、女兒十歲,楊惠喬說,先生過世前後,聯盟的兄弟姊妹都大力幫忙,讓她度過最艱難的時刻。 當時鄭德和夫婦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One Hour Photo,德和過世,合夥人卻迷信而表示不願意再合夥,說要完全獨資經營,可是楊惠喬當時沒有其他收入,不願退出,合夥人最後把股份賣給惠喬的朋友,惠喬繼續經營這家店。 雖然遭逢喪夫的傷慟,但楊惠喬很堅強,不但從艱困中走過,而且還繼續德和的志業,在聯盟裡無私的奉獻,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 楊惠喬於1985年11月29日寫的「泣德和,哀感謝」一文中說︰「德和,安息吧!我會盡心盡力的敎養咱們的孩子,使他們長大後能如你一樣擁有一顆善良、肯犧牲的心,也能如你一般的有對台灣故鄉的愛與關切。雖然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但是我會好好的走下去。」 德和過世後,樂觀向上的惠喬沒有怨天尤人,從以前的幕後參與、默默奉獻走向幕前,並於1986年接下了南加州人權會會長的職務,1987年擔任台獨聯盟總部中央委員。 三十年歲月流逝,惠喬姊愛台灣的心一點都沒有變,這漫長的路,她確實一步一步踏實地走了過來。 《台灣公論報》創辦於1981年,前八年報社設於紐約長島,1989年遷至加州洛杉磯十年,1998年遷至加州聖地牙哥。 1996年,楊惠喬在台灣公論報擔任編輯、總編輯,最後接任社長的職務,編輯部就設在Temple City。 當時公論報每月虧損五千美元,台獨聯盟主席為補這個資金缺口疲於奔命,惠喬見狀挺身而出,自告奮勇,擔負起募款重任,事後證明也頗見成效。惠喬笑說這是公論報30年經營期間,唯一一段稍有盈餘的時間。 提起當時如何為公論報募款?惠喬可是使出十八般武藝,看到黃茂清律師出了一本書,惠喬主動與黃律師聯絡,提供銷售平台,協助賣書也為報社賺取佣金。看到李昂出書「北港香爐人人插」,因陳文茜「對號入座」引起一些紛擾,李昂遭受打壓,惠喬主動與她連絡,邀請她來洛杉磯,擔任公論報募款餐會主講人。李昂不但爽快答應,還極有義氣的攜帶了一百本書來洛杉磯義賣,對公論報財務的挹注,不無小補。據惠喬了解,當時加拿大也有其他單位邀請她去演講,李昂則表明態度,已經答應公論報,如果要去加拿大也得等洛杉磯之行過後。李昂當年的演講會在洛杉磯,聖地牙哥和達拉斯舉辦了三場,獲得極大反響。 提起公論報由興至衰,以至於三十年慶時黯然停刊,惠喬表現出難捨之情。惠喬多次為公論報的長遠發展做出規劃,建議購置辦公室,可惜未被接受,否則光是房地產的增值,就可以讓公論報進可攻退可守。建議未獲採納,惠喬退而求其次,建議在台灣會館租辦公室,也遭否決。1998年,劉清白擔任發行人任內,《台灣公論報》由洛杉磯遷至聖地牙哥。結果辛苦積累的四萬資金就花費殆盡,讓惠喬徒呼負負。 公論報遷離洛杉磯後,惠喬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在台灣人權會、台美基金會以及台灣之友會的活動,並曾為台美基金會編撰1999年年刊,見證了當年頒獎的盛況。最讓她津津樂道的是,Far Eastern Economy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於1997年10月專訪楊惠喬,當時人在日本的金美齡看見報導非常高興,表示很難得能在國際媒體看到台獨聯盟的旗幟。 2000年,惠喬投入台美人傳統周的活動,這是台美人傳統周的濫觴,當時係由李英偉擔任召集人,由此促成台美社團的大團結,也讓台美人認識到這個活動重要的意義。隔年2001年,基於資源的考量,由台灣會館接手主辦,初始召集社團也將前一年的盈餘轉交予台灣會館,接棒努力,持續至今,成為台美人的年度盛事。 2010年5月,以台灣之友會為主導,惠喬邀請台灣殘障人士組成的舞蹈團「鳥與水」來美公演。該團團員人數近二十人,加上所攜道具很多,惠喬不辭辛勞,所有接洽事宜,包括旅館、表演場地等事事親力親為,表演取得極大成功,惠喬也深感與有榮焉。 台灣之友會(Friends of Taiwan)成立於1999年,是惠喬近十餘年來重點參與的社團。台灣之友會首任會長由林美里出任,隨後就由Ted Anderson接任,直到Anderson 92歲正式宣告退休為止。2016年11月12日,台灣之友會特別舉辦歡送大會向他致謝;美洲台灣日報也以他的專訪報導列印裱裝,於當天的大會致贈給他,表彰他為台美人所做的奉獻。惠喬指出,Anderson夫妻都極為熱心台灣人事務,台灣之友會每月舉行Board Meeting,他高齡的妻子也都會跟著出席。如今Ted Anderson退休,Anderson夫人仍自告奮勇,自願為台灣之友會擔任會計,管理財務。 提及Anderson與台灣的淵源,惠喬指出,2000年選舉期間,他曾獲獅子會邀請赴台。2004年由台灣之友會組團返台觀選。當時是民進黨執政期間,他再度赴台參訪,還到總統府獲副總統呂秀蓮接見,同時參訪許多政府部會,但從未與阿扁碰過面。直至阿扁入獄,基於他對人權的極度重視,二度專程赴台探視阿扁,這種有情有義的表現,令人動容。 惠喬出生於台南市一個詩書世家。父親是詩人,獲獎無數,心胸開闊,對小孩的教育採開放方式,看到好的書冊電影,就會鼓勵小孩去讀去看。長期薰陶之下,家裡兄弟姊妹,大弟是畫家,小弟在日本當牙醫師,應林衡哲委託,翻譯日本一位逾百歲的老醫生的書,姐姐曾在公論報有一個專欄,叫「美居絮談」,各擁一片天。惠喬的一兒一女均已結婚成家,事業順利,美中不足的是都還沒有小孩,想當阿嬤還有得等! 談到台灣的政治形勢,楊惠喬對蔡英文寄予厚望。惠喬說,2012年選舉時,她大力敦促親朋好友返鄉投票。當時她曾買了一本蔡英文的書「洋蔥炒蛋」,讀完後對蔡英文有更全面的認識。書中提到,蔡英文在倫敦念書時,曾令教授們頭痛,討論要不要破格頒給她兩個博士學位,最後以「一個半」的博士學位結束懸念。當她為台灣政府坐上談判桌時,冷靜自持的態度與思路,屢屢為台灣爭得最高的利益。惠喬指出,這次大選,因為蘇貞昌放棄纏鬥的睿智之舉,讓民進黨的蔡英文取得總統大位,並在國會席次上取得驕人成績,得以完全執政,這是全民之福,是台灣人盼了許久才獲得的勝利果實,大家應該珍惜。 惠喬一生為台灣獨立打拼,希望台灣有一天能不再受制於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對於蔡丁貴教授預言,台灣能在2020年獨立建國,惠喬表示,這個願望能否達成,外要考慮國際形勢,內要團結一致。對於現在國內小黨林立,彼此掣肘,反而變成扯後腿的局面,惠喬表示憂心。 很多人都說不願涉足政治,但惠喬語重心長表示,不是你願不願意涉足,而是政治早就已經融到你的衣食住行當中,無法逃避。台灣人要勇敢面對挑戰,努力爭取,才是讓自己、讓台灣安身立命,永保安康的不二法門。 文:Edda

林元清

在南加州只要提到聖瑪俐諾市,大家都會想到該市是個花木扶梳、擁有美國一流知名的杭庭頓圖書館、模範城市高水準的住宅區。對於華人而言,可能還不甚清楚該市創立是由兩位赫赫有名的家族組成,一位是鋼鐵大王杭庭頓,一位是二次大戰名將巴頓將軍,不過對於當地出現一位首位華裔市長而且又是有名的骨科醫師的林元清,現在又是民選官員會長,華人可能還對他比較熟悉。 這位台灣囝仔,至今仍是謙和有禮,愛心不落人後,不論是對病人、選民、社團人士或是災民,他都會想要伸出溫暖的手緊緊握住。 受父親影響最大 林元清,生於南投縣集集鎮,家中3男3女,長子,父親當時是衛生所主任,不過從小就是個上山下海活蹦亂跳的孩子,「望子成龍」的老爸決定小學二年級就送他到台北,後來爸爸媽媽又不放心,舉家就北上,聽說西門國小不錯,學孟母三遷搬到信義路開了一間信安醫院,專治氣喘,林元清很爭氣考上初中建中,當時住家只有他現在一個辦公室大小,6個小孩和爸媽一起排排擠在榻榻米上。 林元清一生受到父親影響最大,他說:「我們家是從福建搬到集集已是第6代,爸爸一生都很努力,從小就是孤兒,小時候嘴巴化膿感染集集沒有診所肯收,只好用走的到彰化基督教醫院,那裡有位洋人醫師幫他流引並開刀,那時他就知道醫術真的能救人,13歲做礦工與賣麵,看到廈門醫院召考,就認真讀書,考上5年訓練,自此與醫術結緣,確定直做到72歲。後來退休來美,現在98歲了,我們都好感恩那位洋醫師。」 林元清坦誠,小時候就很好動,根本閒不下來,功課也是吊車尾,班上54名他就排在第52名,但體育成績超優,高二至高三暑假,看到爸爸很擔憂,所以心一橫,就把頭髮剃光,放一桶水,開始苦讀,如果累了就把腳放在冰水裡,滋一聲就醒了,繼續k書,他最懷念的是媽媽總會給他一個水煮蛋補一補,他有一個慈祥溫暖的媽媽,媽媽的菜永遠是最香的,只可惜幾年前過逝了。 絕對不要做骨科 林元清回憶,大學順利考上台北醫學院,他很努力讀書,但也很努力運動,最愛打足球、橄欖球,還有別小看他,他可是個柔道高手,還擔任柔道隊隊長帶隊打到全國第二名,只輸了體專,救國團活動則是專挑海上戰鬥營;當時高年級要臨床實習時,被派到空軍醫院做實習,看到病患截肢和細菌感染很臭,他心想,什麼科都可以做,就是絕對不要做骨科。 在當兵時他還在金門教老百姓柔道,他們會煮蚵仔線回贈,這使得他對台灣這塊土地,有太多美好的溫情回憶,當完兵到耕莘醫院做住院醫師實習,一心想準備回去幫忙爸爸的信安診所,結果他的同學都申請去美國,他也一時興起申請看看,結果沒想到巴爾的摩醫院通過申請。 1973年6月抵美到巴爾的摩,帶了兩卡皮箱,其中一箱就是塞滿生力麵,身上還有300美金就來了,當他第一天進入巴爾的摩醫院,發現台灣醫學與美國還差一段距離時,他驚覺台灣囝仔決不能被人看扁,所以他幾乎都睡在圖書館,開刀之前一定要到實體解剖室,先對實體(身後捐贈者)做過一遍,然後才會去做手術,因此奠定很好的基礎,有些連老師都沒開過的,也叫他試試看,但因為實體都實驗過了,所以都能漂亮過關,做到讓老外刮目相看,在500多個申請者才有4至5個錄取進入全美最頂尖的霍浦金斯大學,去受骨外科住院醫師三年訓練,至此從剛開始排拒骨科,命運注定他得面對一輩子要與"骨頭"為伍了。 畢業完後,想回台灣奉獻,但一回去發現醫療設備還有一段距離,所以想搬來洛杉磯做中繼站,可以常常回去台灣,準備伺機在回去教書,可是陸續有4個孩子,要回台就比較困難,不能回台灣服務是有點遺憾,他說:「過去就讓它過去,在南加服務華人,一樣也可以有土親人親的感受,所以現在每一天都過得很珍惜。」 信安醫院在美落地生根 談起夫人出身嘉義的林何玉珠,林元清就滿是欣賞與感激,他說當初在空軍總醫院實習,太太就在裡面做護士,當初她也是很多人追,結婚前幾天才剛滿33週年,感激是來自於她甘心相夫教子,對家中三男一女每個小孩都照顧的很好,讓他無後顧之憂,對父母非常孝順,當初來美國後4個月才依親來美國,生活非常節儉,小孩又有2個,後來買了房子,第一次投資就賺了一萬元,好高興,至此,了解有土斯有財不是沒道理;從剛開始搬到聖瑪俐諾,省吃儉用的謹慎投資,太太功勞最大,她總是能看準市場投資房地產並管理得當。 爸媽是佛教徒,參與慈濟義工,但太太和全家受洗為基督徒,平時就非常重視家庭倫理觀念,所以去年還得了一份家庭榮譽價值獎的殊榮,也曾得過最佳公民獎。 不過,即使在南加享有骨科權威的盛譽,他心理還是有一個夢想,那就是爸爸的信安醫院,年輕時曾想著要回台灣幫爸爸擴大營業,如今已在美國紮根,父親退休後也來美國一起住,所以若讓爸爸看到他的信安醫院在美國落地生根,不曉得有多好,林元清與太太心理時時盤算著;總算在3年前,他們著手進行,籌劃良久終於在5日開幕,當日官蓋雲集,盡見林元清的好人緣,爸爸內歛的性格,卻也掩不住以兒子為榮的喜悅。 許多病患看林元清醫師門診,可能都會被他的親切有禮,關懷備至的態度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因為患者過多,要等他就得長長的排隊,難免有些抱怨,但他總是深諳柔道至極精髓 以柔克剛所以許多患者還是喜歡看他的門診。而他如今有8位合夥骨科醫師團隊,各有所長,獨當一面,可說是南加最堅強的骨科陣容。 他在台灣921大地震時,南投集集重創,他也是放下一切就回去台灣協助救災工作,今年南亞海嘯,他是在1月9日和多位愛心醫師許明彰、耳鼻喉科醫生杜友情、腫瘤暨內科醫生紀初薌、護士黃松壽5位華裔醫護人員,特別到斯里蘭卡協助災民,由於面對天災人禍的劇變,看到災民生離死別的悲慟,林元清對生命的態度,更加謙卑。這或許是他仁心醫術之外還兼具一份俠骨柔情的原因。 對於居住在聖瑪俐諾市已有20多年,孩子長大了,都做阿公級,從政並不是他原本規劃之路,但華人若能參政,也許較能切入主流社會,為華人爭取應有權益,就這樣他試著選選看,沒想到挾其平日熱心公益又具專業的威望一舉就成功選上,至此走上民選官員之路,於去年還與其他華裔民選官員組成CEO協會;今年更帶隊去做兩岸交流。他總認為,政治脫不了人情,所以彼此若能各退一步,以互相體諒的心,坐下來心平氣和溝通,常就能化干戈為玉帛,但兩岸政治何時才能以柔克剛,大家好好談一談,他還是滿心懷著希望。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王泰和的故事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fnGZj4d9k] 維護台灣人權 推動建國 畢生致力於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王泰和先生 王泰和,本名王廷宜,1941年9月14日出生於高雄大樹鄉九曲堂,後遷居至大樹鄉小坪頂,這裡地屬自來水區,非常偏僻,王家人在此從事開墾的工作。在這個到隔壁鄰居家要走五分鐘,上小學到學校要走五十分鐘的山區小村莊,王泰和度過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涯。 回想起小時候的趣事,王泰和指出,當時常隨家中工人滿山亂竄,或者用蜂蜜糖罐抓猴子,或用煙燻抓兔子般大的山鼠,有時候也抓蛇。 加上家裡飼養近百隻羊,領頭羊為保護羊群,與人的角力常常發生,曾經他的姐姐被羊追得哇哇叫。這段快樂時光就在搬家到父親老家大甲後劃上句點,也成了王泰和永難忘懷的童年往事。 小學畢業後,到台北建國中學念初、高中;台北工專畢業後,王泰和進入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真理大學前身,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擔任助教及導師工作,隨後申請來美深造,卻陰錯陽差進入當時號稱為「台獨大本營」的Kansas State University,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王泰和笑稱,當時真的不知道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盛名,那時候一窮二白,連$25元的申請費都想省下來,在申請學校時只注意是不是「No Application Fee」。卻很幸運的拿到三個學校的Admission。其實當年先收到的是摩門教的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I-20。到校後才發現學校要求修很多宗教課程,相形之下,Kansas State University同意可以直攻碩士班,王泰和找上外籍學生顧問(Foreign Students Adviser),坦誠以告,楊百翰大學通情達理,同意讓他轉學,這才塵埃落定。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讓王泰和津津樂道。當年楊百翰大學來接機的中國同學會會長與副會長都來自台灣,彼此卻以英語溝通。王泰和好奇問他們怎麼沒有共同語言,言下之意是問他們為何不說國語(北京話),會長回答說她自己是嘉義人,說台語,副會長是苗栗人,說客語,現在人在美國,因此共同語言是英語。這種堅持讓初來乍到的王泰和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扛起行囊搭乘巴士轉到Kansas後,人生地不熟的王泰和茫然毫無頭緒。忽然想到以前建中同學的家教黃金來教授就在Kansas大學,於是拿起Yellow Page找到黃姓人家就撥了電話過去。電話簿上的名錄,姓黃的有三人,他按著順序撥打,非常幸運的,第一通電話就找到黃金來先生。黃先生接到電話知道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很高興,馬上開車來接他,隨即將他送往當時台灣同學會會長王康陸先生家中,也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王泰和笑稱︰ 這叫做「自投羅網」。 Kansas State Universty 取得碩士學後,王泰和轉赴紐約市政府教育局工作,同時也在紐約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ED)。1976年,獲美國Rockwell公司聘請,搬到洛杉磯。當時是卡特主政時期,公司專門研發B1轟炸機 (B1 Bomber),可惜的是之後美國國防部研發重心轉至隱形戰機 (B2 Bomber),Rockwell公司的研發工作終止,王泰和因此從航空業回歸到土木專科,轉業至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7年後自行創業,從事不動產投資與管理工作迄今。 王泰和積極參加各種台灣人活動,繼擔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幹事後,於1980年他出任人權會會長一職。多項職務中猶以台獨之聲主筆令他記憶深刻。 當年網絡並未如現在這麼方便,台獨之聲係利用電話拓展關係。王泰和當時負責寫一篇大約四分半鐘的稿子,由許世楷的妻子盧千惠錄音,當聽眾打電話進來,聽完預先錄好的稿子後,再留約半分鐘時間由聽眾發抒感想。盧千惠聲質優美,頗受聽眾喜愛常常有人要求與她會面。當時的政治氛圍肅殺,這些被稱為海外異議份子多是秘密從事這些工作,只有圈內少數人知道彼此身分。因此當收到許丕龍要求與講員會面時,大家不禁笑翻。主要是因為許世楷長年在日本教書,那年是來洛杉磯休假一年,才有機會邀請盧千惠獻聲。「這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王泰和說道。 提到當時的政治氛圍,王泰和不勝唏噓,周圍都是國民黨的「抓耙子」,稍有動作就通報回台,常常因此連累在台的親朋好友屢受騷擾。王泰和坦言,自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捨棄本名以王泰和之名號闖江湖。 台灣爆發高雄事件後,此間台灣人群情譁然,人權會因此發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台獨聯盟則隱於幕後操作,檯面上也只能看到同鄉會和人權會而已。當時王泰和仍在Edison上班,有一天一位FBI的Agent來找他,詢問他有關高雄事件後,洛杉磯出現六顆炸彈傳聞之事。他答稱:「根據媒體報導,我只知道有四顆炸彈,你說有六顆,還比我清楚,問我幹嘛? 」FBI的 Agent又問他,同志間有沒有比較特殊的連絡管道。當時台獨之聲機器,電話線路等都設在王泰和家,王泰和向他強調同志彼此間通常以電話聯絡感情,僅此而已。FBI Agent沒有獲得需要的資訊,禮貌地拿出一張名片,要求有事連絡後,悻悻然而歸。 事過境遷之後,王泰和才知道他自己的電話曾遭監聽,時間長達三年。台獨之聲當然也無法倖免。幸好當時大家言語間僅止於意見交換並未涉及暴力行動,所以大家方得全身而退。 王泰和熱心參與台灣人活動,歷任台獨聯盟與FAPA中央委員,也曾擔任過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副召集人。王泰和指出,當年美國國會擬針對台灣黑名單現象舉辦聽證會,人權會挺身蒐集黑名單資料,力促返台遭拒者現身,以便於聽證會上發表。當時估計約有千人左右遭黑名單影響無法返台。 1993年王泰和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正值郭倍宏李應元張燦鍙王康陸陳婉真等人陸續闖關返台之時,當時人權會向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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