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九月 23, 2018

人物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黃蔡瑞雲

跨越日本時代到國民黨執政,為女兒移民來美在參加台灣長輩會後,才開始投入台美人活動,92歲的黃蔡瑞雲越老越開花,在各種支持台灣本土活動中總會看到這位長者身影,不論是抗議中不落人後的聲嘶力竭,或是台美歡慶活動中默默在台下的加油打氣,她的出現,頓時讓所有人變得年輕起來,她自稱是小人物不足道也,但許多人卻是以她為代表,尊敬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對台美社區的重要貢獻。 不過,她石破天驚首次透露,人生仍有遺憾,少女時代錯過留日去讀醫生、緣盡情未了的初戀情人、到晚年要活得自在快樂希望大家能尊重她。一齣東方白的長篇小說由民視改編成連續劇「浪淘沙」中女主角丘雅信的故事,勾起她塵封已久的心思,當時若是一念之間做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黃蔡瑞雲,生於1914年日據時代,雲林縣北港鎮人,從小被人收做養女,養父母十分疼愛聰明伶俐的阿雲,小學讀書成績就是名列前茅,畢業考上台南二女中,當年日本人統治,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北港小鎮從沒有一個女孩能考上城裡的初中,為了歡送這位北港才女,小鎮是放鞭炮大肆慶祝。 阿雲年紀雖小,志氣比天大,她不但想嫁給醫生,還想自己做醫生,所以打拚讀書,宿舍晚間熄燈火,她就跑到便所,藉著微弱的燈火啃書到深更夜露才會罷休。阿雲在台南初女讀了4年,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少女,面白如雪,氣質出眾。 當時有兩位追求者互相較勁,一位是自己深愛的初戀情人,但那個年代,就像浪淘沙的女主角一樣,不能與同姓結婚,兩人只因為都姓蔡,感情再深,也只能淚眼汪汪,無奈分手。當她後來得知,初戀情人在車禍中喪生,緣已盡心雖痛,但直到老了才敢對他的思念,勇敢說出口。 另一位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與養父世交,家世豐厚,在對方惜才的心態下,這位顏家公子十分傾心阿雲,雙方家人有意促成佳偶良緣,並送他們到日本讀醫學院。阿雲得知,自己家中經濟不允許,一旦嫁人就可以出國去讀自己嚮往已久的醫學院,心理歡喜的不得了;但命運弄人,就在出國前夕,養母病倒了,養女必需報答父母恩,哪能就此一走了之,阿雲決定放棄她的醫生夢,守在養母身旁。這位無緣的情人,後來獨身到日本去讀政治,回台從政,但礙於社會禮教,阿雲直到接了他病亡惡耗,也只能為他默禱。 當時日本人統治的台灣社會,能讀書家裡有錢的就去讀醫生,家中小康貧困者就去讀師專。阿雲決定去讀師專趕快去做老師,早點入社會賺錢養家。在分發北港小學時,每天都要騎腳踏車,有一日腳踏車地鍊子掉了,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時,一位高大的帥哥老師出現「英雄救美」,這位才學淵博,又會唱歌彈鋼琴,體育細胞一級棒的男子黃週圍,後來以猛烈的攻勢,終於擄獲阿雲的心。 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投襲珍珠港後,美國三不五時來台轟炸,此時已育有5個子女的黃蔡瑞雲,不只拖大抱小的躲防空洞,還要帶學生躲空襲警報,日日都是戰戰競競的生活著,直到美國丟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以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她和其它島民一樣,歡天喜地,等著中國軍隊上岸。 然而親眼看見,中國軍隊進入台灣後,腳穿草鞋,擔的是廚具鍋碗瓢盆,連水龍頭是什麼都不知道,她驚訝萬分,當時純樸的台灣人,還會幫他們找理由,恐怕是8年抗戰不得已,但後來看到大陸來的人行為舉止,在嚴守紀律守法的日本教育下,他們開始感嘆傷心,尤其是經過228血洗事件,然後一下子溢進來一倍的人口,這些外省人有的是不錯,但政府卻看不起台灣人,接連白色恐佈,逮捕台藉菁英,自此黃周圍夫婦看透透,為了養家糊口,就算再不滿,剛烈的黃周圍也得忍著,這是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黃周圍受了4個月的訓練後,由教職改調為台南市政府的教育科長,看似升官,當年5個子女加上公婆,一共九個頭嘴,米價一日三市,公務員薪水買米都不夠,只好吃蕃薯簽,生活苦不堪言,本來有一些儲蓄,可以是舊台幣4萬元換新台幣一元,儲蓄用完了,所以阿雲又得出來做教員幫助生活家用。 黃蔡瑞雲當時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外省老師前一晚受訓,她第二天就得現學現賣教"國語",有時語音是對是錯,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聽久了就能適應這番"台灣國語"。不過,最令她感恩的是,當年只剩台南郊外一個國小缺,又沒錢買腳踏車,所以認命了,只得每天早晨6點開始慢跑到郊外去教書,連續4個月每天跑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長距離慢跑鍛練,讓她晚年身體還能如此健壯。 差點成白色恐佈犧牲者 1970年代初期,台灣反對政治力量開始凝聚,雖然還在白色恐佈時代,黃周圍在退休之後,再也按耐不住,竟然向天借膽,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蔣經國,直言台灣只有獨立才有出路,這封信不得了,家裡馬上來了一堆特務,東搜西查,翻箱倒櫃,當然也把黃周圍給抓走了,關了一個禮拜,還是黃蔡瑞雲到處奔走,拜託唯一的外省朋友當時是中華日報總編,這位國民黨大頭人物發現黃周圍並沒有結群成黨,又是一位老人,不致罪大惡極,要求他寫悔過書,才肯放人。 黃蔡瑞雲回憶,當時白色戒嚴時代,眼看反共無望,由於黃周圍的兄長是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化協會蔡培火的幕僚,所以黃周圍受到蔡培火、還有組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影響很深。到了國民黨時代,反骨但也得向現實低頭。 為了女兒黃淑英移民到美國,黃蔡瑞雲台灣與美國兩地跑,兩人在美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子孫滿堂,但台灣接著後期還發生陳文成事件與林義雄家人被謀殺,他們總覺得為身為台灣人而悲傷,而先生在20年前病逝,完全沒有看到台灣真正民主化,尤其國民黨變天,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黃周圍無緣看到,讓她也是覺得悵然若失。 洛杉磯台灣長輩會會長 晚年雖然兒孫各自成家,一身奉獻給家庭的黃蔡瑞雲,待在密西根冬天實在太冷了,聽到洛杉磯台灣移民多,而且有一個台灣人的長輩會,1983年從朋友處聽到洛杉磯要蓋長輩會館及老人公寓,她決定離開兒孫,隻身前來洛杉磯安享天年;當時台灣長輩會為了讓台灣移民長者能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所以在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倡建老人公寓,歷經萬般波折,在他的堅持,長輩會終於在艾爾蒙地現址,購得6萬呎,興建58個單位的公寓,而其中一股就是由黃蔡瑞雲投資。 住在長輩會的鶴園,當時還沒有台灣會館,許多台美社團都是在長輩會辦公室辦活動,長輩會一直是默默支持台藉社團,出錢出力,而且不計名利,尤其當年幾位會長無私的奉獻,是此間社團十分仰重的社團。 2005年到黃蔡瑞雲在做了多年理事後,被推舉為會長候選人,結果高票當選,一生都是幕後的支持者,臨到90歲才被長輩們推到幕前擔任會長。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反分裂法、又是風災又是水災募款,難為她一把年紀,天天各處奔波,許多後輩,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能負荷得了,結果因為她的出現,長輩會只要參加各式台美大型活動,鎂光燈總是對她閃個不停,實在是90歲長者的出現,馬上所有活動,台美人第一代及第二代頓時間變成祖孫三代,全部台籍僑領都變年輕了。 不過,由於做一任會長,實在太累了,子女的央求,她決定做一任就好,後來由陳永全會長接任;雖然對長輩會有濃厚的感情,而且交了許多好友,但是卻因為一件摯友的背叛,說長道短又對她做了一些傷心事,她近日顯得非常悶悶不樂,也常勸自己公益自在人心,凡事要忍耐。 除了盡量參加長輩會每月例會,她受台灣建國促進會之邀,決定去支持他們每週六在洛僑中心的「台灣正名運動」,她笑著說,今日(11日)又下雨又下冰雹,都沒把這些人給打退,三年了,看他們每週持續的抗議,以前跟他們對罵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這些憨人的毅力,所以她希望能再次「以老賣老」走上街頭,當那些不只是向他們豎起大姆指的人士,或是給他們白眼冷嘲熱諷的人士,看到長輩會一些老阿嬤們都還那麼賣力地搖旗吶喊,圖的是什麼? 憨人要的不過是「反侵略、愛台灣」,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阿嬤,加油噢!(林蓮華巷)

陳黃群雁 護弱女英雄

總是掛著心滿意足的笑容,時時懷著感恩的心,當一個時時覺得自己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生活圓滿幸福,但工作卻是天天接觸「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嚴重的家暴婦女,陳黃群雁認為女人的幸福要自己掌握,在最壞的環境也要勇於突破。她笑著說:「爸媽最希望我當律師,但我覺得能無私不計酬勞地幫助弱勢者,人生會更有意義。」 野ㄚ頭吹小喇叭 展現音樂才華 「我是個野丫頭,從小就把爸爸的六法全書給分解掉,把法令一條條地撕下來當貼紙玩。唯一堅持地是要跟爸爸一樣,出國讀書。」陳黃群雁提到小時候,情不自禁地告白;出生自傑出的法律家庭,生於1970年的台北, 父親是早年留學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住在司法新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以司法有關,家中還有2個姐姐,因為是老么,所以幸運地比兩個姐姐多一份選擇自主權。 因為經濟能力很可以,從小就學鋼琴考入音樂班,不過比起每個女生彈鋼琴,吹小嗽叭比較炫,所以陳黃群雁選擇女生不愛的小喇叭,然後一路吹出寬廣的音樂之路,從小學到高中,她都是一枝獨秀,參加比賽,與其它男生較量,還是有本事拿冠軍,從小活潑又好動膽子大,陳黃群雁認識男同學的好哥兒們,養成她不服輸的個性,女人只要努力就有機會。 她最得意的戰事就是考入中山女高時,因為吹著一口嘹亮的喇叭絕技,學校樂儀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建中、北一女,代表去夏威夷比賽,不但又得金牌獎, 還得到個人honor band的獎項。 想做台大人,使她沒有選擇父親苦口婆心再三叮嚀的法律系,她放棄上其它學校的法律系,考上台大公共行政系,越讀越有趣;她認為,公共行政各國制度不一樣, 要觀察民情和政策分析,比法律條文要有趣多了,當她大三考過托福, 大四畢業就出國去實現小時夢想,去讀在美公共行政系前五名的紐約州立奧本尼大學攻讀碩士。 入選菁英計劃  深入紐約州政府核心 雖然是外國留學生在多項競爭條件不足下,陳黃群雁還是憑著藝高人膽大,以先聲奪人之勢,處處得到伯樂賞識;陳黃群雁展現強盛學習能力,由於政府很多方案都是學校老師擔任,被派到汽車監理處實習,當初連 EXCELL根本不會,後來竟成為全DMV最厲害的電腦高手, 為了融入主流交誼,天天都去買報紙學英文,抱著不計較與不比較的心態, 在眾多同屆畢業生中,獲選成為傑出實習生獎,第一個以外國學生又是唯一華裔女性得到的榮譽, 學校並代為指導爭取到州政府給獎學金,3年就讀完資格考,成為公共行政博士。 紐約州政府為裁培行政菁英,推出「管理公共實習生計劃」(PMA),教授推薦她,當時這場菁英計劃就400多人來自不同州參加,先初選出1百人,複選45個後, 決選是25個,監考官出的政策題目非常活絡,讓她印象深刻,經過9個月特考全程,她以一個外國學生沒想到能連闖五關成功,最後被紐約州政府中央預算局錄用,她是唯一外國女性,掌控上億預算並制定政策。 所謂PMA就是紐約州政府利用兩年訓練計劃培訓人才,擬以菁英方式栽培2年,提供快速升遷管道,是政府未來的高級主管。原本這一切美好成為紐約菁英的計劃,完全符合她熱愛挑戰的個性,卻因為一件阿美族山地服裝,人生時運機轉,嫁作洛城婦。 打扮成阿美族姑娘 巧遇好姻緣 雖然有一堆美國人再追,但爸媽不喜歡外國人,台灣921地震後,熱血沸騰想要為自己故鄉出點力,經學姐介紹去華盛頓的台灣同鄉會想要透過聯合國組織募款,她去借了一套阿美族服裝,穿著就去介紹台灣,此時婆婆媽媽紛紛打聽,當時成為幫忙找"夫家"大會,就這樣被介紹給洛城陳威宏律師,陳黃群雁從小就見到許多律師並不稀奇,能吸引她的竟是陳威宏喜歡跳各種國際標準舞,陳威宏能滿場飛跳,但人卻正派正直,勤奮又不奢華,就在自己也愛跳舞下,找到了好舞伴,兩人一年之內就結婚。 2001年是她生命另一個轉捩點,台大校友會理事一個都不認識下,只因為實在太太年輕,被大家抬愛選上2001年選台大校友會副會長, 亞太婦女中心又正在找管理非營利機構的執行長,當時預算還不到10萬,難以維持,急需找一個知道怎麼政府要錢的管理人,以她過去掌管上億元預算的能力,她很快地上任,現在該中心已有50萬美金,正式工作人員, 共有10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她要確保社工人員有最佳的服務品質和資源。 對亞太婦女中心多關心 當初是剛好是華裔,才有機會碰到第一個案子,永遠忘不了那位受家暴的婦人說:「終於,好像走在沙漠裡找到第一口水。」這使得陳黃雁對亞太婦女中心多了一份感情。 可是住進亞太婦女中心者,都是決心要離開暴力婚姻者,「家庭暴力有兩種,一種是打了讓人走,不要你了,但是打了又不讓人走才是最危險,這種婦女最需要錢也最走投無路。我們保護的對象就是後者居多,為了保護措施完善,丈夫無法找到,外人很難想像申請的複雜度要保護人身安全規定很多。」 有些個案她聽了之後就幫忙介紹律師,轉介社福利機構,或幫助找911;她說,從 2001年起到第5年,這4年半的成長,中心是隨時住滿,將近200多個家庭申請,但中心只能容納28個家庭 。她建議,遇到家庭暴力, 要懂得保護自己, 找適當時機求援。 陳黃群雁執著公共政策開花結果,被主流社會肯定,除了公共電視台KCET頒發「年度社區英雄獎」,也曾在2004年5月趙美心亞太裔傳統月獲頒「傑出婦女獎」,2004年國際獅子會公民獎,亞太裔傳統服務獎等多項獎座。她開心著說,「爸媽當時覺得夭壽噢,為什麼是在勸人離婚,後來經過多項獎座肯定後,父母欣然了解我一心要做為遭家庭暴力者的守護者的背後,其實是因為我希望每個女人都能像我一樣,擁有幸福。」 文/林蓮華

周烒明與吳秀惠 挑戰巴金森疾病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屋裡傳來悠揚的大提琴聲,耳畔響起熟悉的曲調,吳秀惠覺得很安心,這是個寧靜的上午,波特蘭(Portland)的天氣晴朗又溫和,他們退休已經一年多,日子過得悠閒而愜意。她在庭院裡整理一陣花草後,覺得周遭一片靜謐,琴聲早已停了,「他在做什麼?」帶著好奇,她走進屋內,見他正聚精會神地在起居室裡作畫,不禁莞爾。 周烒明醫師得了巴金森症已經六年了,每天藉一些溫和的運動如拉提琴和作畫等來緩和巴金森症狀的發展。「作畫或拉琴都沒問題,就是不要騎單車或拉單槓,太危險了。」吳秀惠醫師說。 「她有時像在管孩子,我都聽她的,我從年輕時就一直聽她的。」周醫師似認真似玩笑地說。「這不是真的。」吳秀惠展現一貫甜美的笑容。 年輕時,他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兩人畢業於台大醫科,集美貌、才智與好的家世於一身。到了美國後,為了台灣人運動,走過漫長的奮鬥路,如今功成業就備受尊崇,卻面對健康的威脅,繼續迎接挑戰,共同譜著生命的另一闕樂章。 令人羨慕的一對 唸書時,他們就是受人注目的一對。兩人都是台大醫科的高材生,女的溫柔美麗,男的英俊多才藝,尤其當周烒明在台上演奏小提琴時,翩翩風采更是吸引了許多人。 周烒明在日本出生長大,父親周耀星先生原籍台中清水,早年留學日本,是第一個通過日本高等文官和司法文官雙重資格考試的台灣青年。在東京時任職日本國鐵,二次大戰後回到台灣,出任「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後來當執業律師。 從東京回台灣時,周烒明已經十七歲,插班考進建國中學唸高三。不到一年,就在畢業旅行時認識了就讀二女中的吳秀惠,心中暗自傾儀。高中畢業後,因為喜愛藝術,考進師大藝術系,卻因父親的強烈反對而輟學,隔年重考進了台大醫學院醫科,成為吳秀惠的學弟。 吳秀惠從小以會唸書聞名,有一張甜美的笑臉,講話輕聲柔氣,二女中畢業後,順利考進當時算是和尚班的台大醫科,唸書時追求者甚多,情況猶如眾星拱月。周烒明年輕時長得一表人才,深富藝術氣質,又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在學校時就備受注目,進了台大醫科後,因為心儀吳秀惠,不久即展開三天一封情書地熱烈追求,後來總算感動對方,兩人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結緣。 吳秀惠畢業後在台北龍山寺前開了一家診所,義診了一年,然後在1957年時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 of Wisconsin)深造。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留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酵素研究所擔任生化研究員。周烒明畢業後在岡山當了一年半的外科醫官,接著在馬偕醫院接受數個月的外科訓練,然後拿到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在1959年到威斯康辛與心愛的人會合。那年年底,兩人在麥迪遜(Madison)城結婚。婚後,吳秀惠繼續工作,周烒明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基礎醫學,同時在威大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擔任住院醫師,計劃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後,即雙雙回台服務,前程充滿了憧憬。孰料1963年發生了一件事,急遽地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那年,周烒明即將拿到博士學位,因為護照到期,便寄護照到芝加哥的中華民國領事館申請加簽,結果了無回音。打電話去查詢,領事館的人含糊搪塞,他心裡覺得有異,因此和吳秀惠開車南下芝加哥,專程跑了一趟中華民國領事館。去了之後,才發現他們已經被國民黨的特務列入黑名單。當時,領事館的人要周烒明寫悔過書,保證從此不再參加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周烒明執意不肯,當場掉頭離去。 「就這麼一個關鍵性的決定,我們全家都變成沒有國籍的人,我和秀惠開始面臨居留、身份、就業和生活等一連串的現實問題,而且從此二十八年,望斷歸鄉路。」時隔三十多年,回憶當年走出領事館的悲憤心情,周烒明醫師的神情凝重又飄渺,他眺望遠方,徐緩而清楚地講述著那個劃生命年代的往事。 他說,他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始自十七歲那年,他從日本回到台灣不到半年,就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二二八大屠殺,當時父親的一些朋友如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等好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蹤,從此下落不明,恐怖的陰影日日籠罩著每個人的心頭,他年輕的心也充滿了同情與憤怒。 「進了台大,正值白色恐怖時期,大家都避免談論政治。後來到了美國,越戰方興,大學裡反戰的情緒非常高昂,威斯康辛大學和加州柏克萊大學更是著名的自由派校區,我身受自由思潮的衝擊,也開始思索著台灣的問題。」周醫師回憶說。 當時,威斯康辛大學有一群台灣留學生正醞釀籌組「台灣同鄉會」,周烒明因為在附屬醫院擔任醫師,便以教職員的身份向學校借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活動,並且向校方申請「台灣同鄉會」的社團登記,因此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暗中注意。 早在1956年,即有一批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如陳以德、盧主義、林榮勳等人,在費城發起「台灣人的自由台灣」,首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河。該會在1958年正月改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開始在美國各大學和各城市傳佈台灣獨立的理想。 1962年,陳以德停留麥迪遜,在周家宿了一夜,由周烒明出面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到家中座談。周烒明因此被國民黨的特務密告,將其名字列入黑名單,致使他後來失去中華民國的護照。 1963年,他們的老三出生,吳秀惠辭去酵素研究所生化研究員的工作,專心在家照顧三個由襁褓到牙牙學語的兒子。周烒明的醫學博士學位眼見就要得到了,卻因為去了一趟芝加哥,拒寫悔過書,導致全家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因為那時倘若拿到博士學位,勢將失去留學生的身份,隨時會被遣送回台。在那個蔣家威權至上的年代,一旦回台灣,後果不堪想像。但若要留在美國,卻又因為沒有國籍,無法申請工作。 周烒明於是採取拖延的策略,延至1964年才拿博士學位,但在畢業之前,就收到移民局寄來的第一張限期離境通知,兩人都感到不安。幸好周烒明那時在神經病理學的研究已經相當出色,連續發表的論文都獲得醫學界的重視,他的指導教授Dr. Reese因此特別商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留他在威大當助理教授。同時,威大法學院的教授兼執業律師的Dr. Dewitt也仗義免費為他們申請在美國的合法居留。 在Dr. Dewitt熱心幫忙下,他們和美國移民局一共纏訟了四年。在這段身分未明的期間,他倆真正走向鼓吹台灣獨立之路。1963年十月,他們大力促成的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鄉會」正式成立,這是全美第一個公開正式登記的「台灣同鄉會」。接著堪薩斯、奧克拉荷馬等地的「台灣同鄉會」紛紛成立,與當時國民黨控制的「中國同學會」分庭抗禮,成為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 1965年初,由周烒明擔任召集人的「台灣問題研究會」在麥迪遜成立,此後該會定期發出「台灣論壇」刊物,鼓吹全美各大學的台灣學生展開政治活動。 同年十月,周烒明進一步在麥迪遜召開「台灣人菁英聯盟大會(Formosan Leadership United Congress)」,自己出任總召集人。當時,日本、加拿大及美國等地的台灣人社團都派代表參加,氣氛非常熱烈。經由這次會議,大家建立共識,決心共同整合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 1966年,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與麥迪遜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結合,共同成立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任期六年。 這段期間,他們的生活看來很艱苦,沒有國籍,沒有身份,孩子年幼,經濟不寬裕,工作與居留無著,隨時有被解送出境的威脅。但提起在威斯康辛的這段歲月,吳秀惠與周烒明卻異口同聲地說,那是他倆一生中最懷念的時光,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與旺盛的奮鬥精神,還有一群無畏國民黨壓迫的同志們,一起勇往直前地推展台灣獨立運動。「那種心連心的情境是最美的情懷。」吳秀惠醫師說。 學術界放異彩 1967年,經過四年的纏訟,他們二度接到移民局寄來的限期離境通知,這時日本正好發生柳文卿被強制遣送回台的事件,情況猶如雪上加霜,使他們的心情更加沈重。 正在憂慮之際,幸好出現一道曙光。原來那時西維琴尼亞大學(Univ. of West Virginia)醫學院正需要一位神經病理科的醫師,周醫師的條件正好符合他們的要求。於是該校一方面聘請周醫師擔任神經病理學的教授暨住院醫師,另方面商請該州的Stagger參議員以西維琴尼州急需周醫師的專長為由,提出准予周家居留的特別議案。這個議案一直到1968年在議會獲得通過,周家延宕多年的居留問題才告解決。 「我那時真是懷著感恩的心,到西維琴尼亞大學就職,因此上任之後,工作格外認真。」周醫師說。結果他的表現果然非凡,在短短兩年內,無論在教學、學術研究或臨床診斷方面,都受到相當的肯定,校方甚至打破慣例,擢升他為正教授,令人刮目相看。 周烒明在醫學研究上的數個重大發現,尤其受人矚目。早在1965年,周醫師在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時,就發現會引起脫髓炎(PML)的新病毒。1967年,又發現了IBM(Inelusion Body Myositis)的新肌肉疾病,在「Science」的學術雜誌上發表後,引起廣泛的重視。1971年,他在西維琴尼亞大學任職時,更進一步提出有感染性的「Adenovirus病毒」的「慢性病毒相似論」,在「Neuropathol Exp Neurol」的學術雜誌上發表,獲得該年最優秀的「摩爾論文獎(Mathew Moor Award)」。 這項「Adenovirus病毒」的發現隨後導致許多相關的醫學研究。1973年,著名的醫學家Dr. Prion即以此開始,發現了由「Adenovirus Type 32」引起的新慢性腦炎,對人類的健康有著劃時代的貢獻。 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間,周教授進一步地與諾貝爾獎的得主Dr. D. C. Gajdusek合作,共同發表了許多備受矚目關於慢性腦炎的論文。這些輝煌的成就使他成為國際素孚眾望的腦神經科專家,每年都有不少世界各國的醫師專程到西維琴尼亞大學,跟隨他做研究。他也經常應邀到日本、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和澳洲等國家當客座教授。 1978年,西維琴尼亞大學慶祝百年校慶時,選出一百年來該校最傑出的十五名科學家,周烒明教授的大名赫然列在其中!這項殊榮正足以說明他在醫學上的成就,早已獲得國際的認定。 但當他享譽國際醫學界,每年指導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腦神經科醫師時,周醫師說,其實他的心底一直存著一個遺憾,那就是他最深愛的故鄉台灣竟因為他是台灣獨立聯盟的中央委員長,沒有任何一個醫科的畢業生申請隨他作研究,也沒有任何一個醫學院的教授推薦學生來和他學習,當然更沒有人敢請他回台講學。 1981年,全球聞名的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禮聘周醫師擔任該院的神經病理科主任暨住院醫師訓練班主任。長期執教於大學的周教授覺得這是一個從事更多臨床診斷的好機會,於是前往克里夫蘭就任新職。爾後十年,他不僅成為全球診治腦神經疾病方面的權威,更發表了許多與臨床有關的神經肌肉、腦瘤和各種變性腦瘤的醫學論文,同時寫了一些教科書的篇章,並在1987年擔任美國「神經病理學會」的副會長。 1991年,在克里夫蘭醫院服務十年的周醫師再度對他的醫學生涯作新的規劃。這年,座落在舊金山專門研究肌肉萎縮症的「Forbes...

吳告祖、林素敏

台美人物誌 系列報導-1 吉人天相,與死神擦身而過 1962年10月,吳告祖在啟程來美留學之前,因為忠於朋友的囑託,在最後一刻改變登船的港口,沒有從高雄登上台灣招商局的輪船「海張」號,卻幸運的與死神擦身而過,也開啟了他留學、就業及創業的精彩人生… 吳告祖先生是雲林四湖鄉人,高中畢業後就讀農業高等學校(中興大學前身)的農經系。高等學校畢業後,參加特考,並進入(省政府)建設廳的水利局服務,水利局是全台灣二十六個水利會的管理機關。 在水利局服務四年期間,因為住台北,經濟狀況不容許下班後有甚麼消遣和娛樂,所以都呆在住處讀書、念英文,準備出國留學。後來參加留學考試,取得留學資格,並申請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取得入學許可,準備於一九六二年十月離開台灣,來美留學。 吳告祖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結婚,當他即將啟程來美留學時,妻子林素敏也即將臨盆。 吳告祖原先已經訂好招商局輪船的船票(當時搭船來美的花費是五千元台幣,若搭飛機則要兩萬元,而且搭船可以攜帶很多的行李),十月中要從高雄登船出海;不過因為美國的朋友委託他購買一批台灣翻印的美國教科書,朋友聽說高雄港檢查較嚴,基隆港較寬鬆,建議吳告祖改由基隆登船。吳告祖為了順利替朋友完成買書的任務,出發前一個禮拜臨時請求改由基隆上船。結果這艘招商局的輪船從高雄出發之後竟在澎湖海域發生船難,人船失去蹤影,不知下落。(註︰根據史料的記載,吳告祖當年沒有搭上的這艘招商局的輪船是「海張」號,是招商局擁有的十艘美造自由輪中的一艘,1962年10月14日,「海張」輪載運礦沙及雜貨自高雄開往基隆,在澎湖海域失蹤,全船43人無人生還,成為懸案。) 這個轉折竟然讓吳告祖倖免於遇上船難,保住一命。回家等待改搭中華航運另一班船的船期,大兒子也在十月二十五日誕生。 吳告祖搭乘輪船經一個月的航行,抵達洛杉磯,一位以前在水利局的同事到Long Beach港口接他,暫住於USC附近,外號成為「白宮」的出租公寓。這棟出租公寓因為是白色建築(雖然已經多年沒油漆而顯得斑駁),公寓有三十幾個單身房,共用浴室,月租才二十五美元,大部份住戶都是台灣人(蔡同榮婚前當留學生時也是「白宮」的住戶之一,蔡同榮婚後則搬到「台灣村」去住。另外,張燦鍙及賴文雄也都曾住在「白宮」)。 安頓之後,他和其他的台灣留學生一樣,先打工存錢。朋友引介他先在洛杉磯La Cienaga的Lawry's the Prime Rib牛排館泡咖啡、切麵包,打工存錢。那時候打一天工賺二十塊美金,就等於在台灣一個月的薪水了(當時一美元兌四十六元台幣)。吳告祖在這間牛牌館打了兩三年的工。這期間,一位從奧克拉荷馬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因為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吳告祖也介紹他到同一個餐館打工。 吳告祖當時想,取得碩士學位的同鄉都找不到工作,他還去念甚麼農經碩士?於是下決心改念統計,到Cal  State 選修兩年的數學學分。由於想轉念統計,修完數學課程之後,1965年以台灣的學士資格申請到Oregon State統計系的碩士班。會到Oregon State念碩士是因為它的學費很便宜,三個 Quarters 才一百美元。吳告祖在Oregon State念了兩年,拿到統計碩士學位,也在1969年終於把太太和兒子接來美國團圓。 接妻兒來美團圓相當波折。當年許多留學生在就學期間就把太太接來美國,都很順利。吳告祖看到許多留美學生的太太來到美國之後都要去當車衣工賺錢,他想妻子要照顧兒子,而且當時她在台灣也在教書,所以沒有及早接妻兒過來。 吳告祖1967年念完碩士班,回到洛杉磯就業,並想接太太兒子來美,可是當時美國駐台灣的大使館獲悉吳告祖已經畢業,吳太太雖然很多次奔波於北港和台北之間申請來美簽證,卻都遭到刁難,拖了兩年不得要領。幸好吳告祖在Cal State的教授介紹他找國會議員出面協助,寫了信給大使館。結果吳太太立即收到大使館的電報通知,要她去辦理來美簽證。完成手續之後,領事親自送吳太太離開使館,並告訴她可以購買機票來美了。當時吳告祖的大兒子已經六歲。 夫妻團圓後,就搬到「白宮」附近的另一處出租公寓「台灣村」去住。「台灣村」是一個十六單位的出租公寓,裡面有十四戶是台灣人,所以大家自我標榜為「台灣村」。 吳告祖當時已在Van Nuys 的一家化驗公司任職,負責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他在這家公司服務了將近二十年直到退休。這期間吳告祖夫婦也投資旅館的經營和房地產,都有亮麗的成績。 吳告祖夫婦在美國團圓後,女兒和二兒子也先後出生。吳告祖的三位兒女均出人頭地,小兒子目前在洛杉磯的Police Academy 任教;女兒任職於NBC ,表現極為出色。大兒子先後取得電腦、電機及數學三個碩士學位,取得電腦博士學位服務於微軟公司,後來聽從父親的建議,放棄高薪職位,回家接掌吳告祖夫婦的房地產和旅館的事業,並娶妻生子,事業及家庭兩得意,兩老則功成身退,樂享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 吳告祖說,他在Santa Monica的住家離海很近,每天早晨和黃昏,夫妻兩人都會到海邊散步半個小時,怡情養性又健身。 吳告祖回憶說,1962年來到洛杉磯時,已經有了台灣同鄉會的組織,但那時候相當低調,因為怕遭到國民黨的眼線打報告。蔡同榮也曾經要吳告祖加入台獨聯盟,但是他因為考慮到還在國內的父親的處境,不想替父親惹來麻煩,因此沒有加入聯盟。 吳告祖說,他1962年來美,一直到1977年才返台,因為不知道這期間有沒有遭到國民黨抓耙仔打小報告,所以在取得美國國籍才回去探望親人。 吳告祖回憶起當年替一位在「白宮」居住的台灣同鄉「打報不平」的往事。他說,這位同鄉遭到同棟公寓的另一名台灣來的中國人欺侮,並威脅說要讓這位台灣同鄉「美國呆不了,台灣回不去」,這個人行徑非常囂張,也非常侮辱台灣人。(10-21-2015) 吳告祖知道這件事之後,便找了兩位身強體壯的朋友,到「白宮」那名欺負人的門前敲門,那個囂張的外省人來應門,這兩位同鄉問明了就是那個惡人,便海扁他一頓,替遭到霸凌的同鄉出了口氣。結果那個挨揍的住戶隔天趕緊搬離「白宮」,不敢再住下去。 吳告祖也回憶說,1970年代彭明敏教授曾來Cal Tech 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並演說,他們這一些台灣留學生也很團結,因為擔心彭教授遭到國民黨的抓耙子和同路人傷害,他們出動去現場保護彭教授。 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案發生後,吳告祖夫婦也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一樣,捐輸集資替黃文雄、鄭自才籌措保釋金。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黃信介、林義雄等多位黨外人士遭到逮捕並送軍法審判,海外台灣人極為憤怒,台獨聯盟發起了一人一信給國會議員甘迺迪和索拉茲。吳告祖一家也攘臂響應,吳太太林素敏更是自己重新打字,全家五人都簽署發信。當時台灣同鄉也跑到領事館去示威,艾琳達還帶了一桶紅漆去潑灑抗議。 吳太太說,甘迺迪和索拉茲曾表示,他們從沒有過為了單一事件收到這麼多的陳情函,他們非常感動。海外台灣同鄉的集體陳情和抗議,也讓國民黨政府不敢以死刑迫害這些黨外人士,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台灣同鄉為了感謝甘迺迪的拔刀相助,後來辦了一場盛大的千人募款餐會,為甘迺迪募到了十幾萬元。這場餐會,吳告祖夫婦也全程參與,見證了歷史。 展望台灣的前途,吳告祖夫婦滿懷樂觀,他們希望明年小英能夠順利當選,國會過半,台灣人自己做主。吳告祖更希望本土政權能夠長久執政,落實政策,實現正義,讓台灣建立起好的制度,才能長長久久。 他們說,台灣人已經覺醒了!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主持專訪‧黃樹人報導、攝影)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

陳薰洋 養鳥的故事

1935年出生於台南善化的陳薰洋,和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出生於一個清苦家庭,父親是台南糖廠甘蔗技術員,以糖廠微薄的薪水要養活包括陳薰洋以及一個哥哥和四個妹妹在內的一家八口人可以說是非常吃力。年輕的陳薰洋一大清早還得幫忙播種和餵豬,這些額外收入也是陳薰洋兄妹上學註冊費的來源,而從小就協助媽媽修補豬舍鳥舍,這些經驗也奠定陳薰洋後來成功經營養鳥事業的基礎。 聰明的陳薰洋一路念到台南一中,不過初二時發生的一件事,讓陳薰洋永生難忘。忘記帶註冊費的陳薰洋為了一時方便向同學借了錢來繳註冊費,想說改天再還就行了。不料借錢的事被父親知道後,重重的訓了他一頓。 這事件對陳薰洋日後的人生觀影響甚鉅,他回憶,從那件事以後「不再向人借錢」「我不追錢,錢也不來追我」,量入為出的人生觀。 赴西班牙留學 進入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就讀的陳薰洋,仍是每天清晨送報紙,下午當家教賺取生活費,就這樣讀了一年多,他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部分獎學金,不過在無法確定能夠負擔來美生活費的情形下,陳薰洋不得不忍痛放棄這個機會。 不過人生際遇很難說,很快的陳薰洋就得到下個機會。透過天主教于斌樞機主教的關係,1956年台灣取得一批前往西班牙留學獎學金名額,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的陳薰洋抱著試試的心理應考,幸運的考取少數開放的留學名額,因為其中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國民黨高官權貴子弟,錄取像陳薰洋這種農家子弟則頗有陪公子讀書的味道。 在經過數月西班牙語培訓後,陳薰洋一行31個留學生搭船經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穿過紅海,到達馬賽,歷經30天飄洋過海的旅程,29男2女終於抵達終點。面對陳薰洋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從國民黨「退股」 像許多那時的知識分子一樣,出國留學前陳薰洋也不情願的入了國民黨,因為不入黨等於就喪失眼前的求學機會。到了西班牙,很多權貴弟子輾轉又前往他國,而陳薰洋很快的就在剩餘的留學生中取得領導地位,只不過那也象徵他必須應付國民黨內莫名其妙的官僚氣息。 留學生的獎學金有限,當寒暑假宿舍關閉時,當時這批西班牙留學生只得自謀出入。剛好西班牙有部電影開拍需要大批華人臨時演員,對於經濟拮据的留學生是比不小的收入,大家自是躍躍欲試。可是當時西班牙大使黃少谷以片中有滿清結辨劇情,破壞中國人形象為由訓令留學生不得參加。 身為留學生代表的陳薰洋於是出面跟黃少谷交涉,表示如果大使館能夠照顧大家的生活,留學生自然不會去當臨時演員。黃少谷無法給與留學生承諾下,於是作出只要求陳薰洋不能參與電影演出的「掩耳盜鈴」的命令。無法接受這樣莫名其妙的決定,陳薰洋毅然決定要從國民黨「退股!」 短暫的台灣行腳 憑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陳薰洋在求學時代就開始在一家日本公司西班牙分公司兼職當翻譯,對於自己很有信心的陳薰洋就這樣在西班牙成家立業,一晃20年。 1975年,官拜公司業務經理,事業有成的陳薰洋卻決定攜家帶子返回台灣,主要是為了讓五個子女認識台灣家鄉、照顧年邁的母親以及接手岳父的事業,只是這個決定確讓已經習慣西班牙悠閒生活的老婆鬱鬱寡歡。三年後陳薰洋的妻子罹患卵巢癌,醫師診斷只剩7個月,陳薰洋於是決定效法「環遊世界80天」,帶著愛妻進行最後的跨洲旅行,讓老婆生前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當老婆過世後,陳薰洋決定帶著三男二女離開台灣。這時他做了一個一般人都覺得違背世俗的爭議決定,1978年6月30日他認識現任妻子美智,7月4日便決定結婚,而距離亡妻過世不過幾個月時間。這樣的覺得果然招到五個子女的強烈反彈,陳薰洋回憶,他那時回答「你要顧死的,我卻得顧活的!」 事實證明陳薰洋是對的,陳薰洋與妻子帶著包括前次婚姻的二男一女共八個子女來到洛杉磯定居。陳薰洋夫婦對於所有子女一視同仁,連帶的所有子女們也親如兄妹,至今30年開枝散葉,陳薰洋家族人口在洛杉磯已達30餘人,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末在各家輪流聚會,共享天倫。 養鳥事業 車庫開始 1978年來美之後,陳薰洋和老婆就靠著岳父大人200元美金購買的「一王四后」,最先是從車庫開始開啟他的養鳥事業。由於老婆小時候跟著父親學過養鳥,再加上陳薰洋從小修築鳥舍的經驗,由於市場的需求旺盛,再加上國外進口鳥隻遇到檢疫問題,使得陳薰洋的養鳥事業迅速茁壯,全盛時期陳薰洋還在聖地牙哥擁有5英畝的養鳥場,從1993年開始11年間每個禮拜陳薰洋來回洛杉磯和聖地牙哥三次。直到2004年覺得自己的體力無法再兼顧才將聖地牙哥農場脫手。 不過對於現在的陳薰洋夫婦而言,養鳥是個興趣也是能帶來現金的副業。對於希望靠著養鳥致富的朋友,陳薰洋也忠告,這是一份需要耐心、愛心和興趣的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體認,多半會以失敗收場。 平衡的人生觀 對於人生,陳薰洋自有一套獨特的哲學,學習經濟出身的他認為,運用經濟學的平衡理論,每個人都能尋求人生的平衡點,譬如年輕的時候該拼,年紀大時就可以稍享清福就是一種平衡;有錢不一定幸福,夠用就好。事情也沒有絕對,政治上的贊成反對往往就是這麼回事;對於家庭支出,陳薰洋更是預估自己每年的現金流量,量入為出,陳薰洋正在思考徵求「平衡人生俱樂部」會員,希望能將平衡的觀念帶給更多社區朋友。 文/劉孟儒

黃建舜 廣告才子的故事

走進IW Group副總裁及創意總監黃建舜(John Leewong)在西好萊塢的辦公室,一映入眼簾的就是牆上一排排的獎盃,對於從事廣告設計多年的黃建舜,得獎已經是家常便飯了。最近,他剛以一個戒煙公益廣告獲得亞美廣告聯盟(Asian American Advertising Federation)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 移民的美國夢 黃建舜的父母親在來自廣東台山,父親在1930年代首先來美,在舊金山外祖父開設的洗衣店工作。兩三年後,黃建順的父親因為不習慣舊金山較寒冷的天氣,決定南下聖地牙哥自立門戶,在目前的State Street和E Street交口開設自己的洗衣店。再將黃建舜的母親從台山接過來,全家就此在聖地牙哥落地生根。 跟一般華人移民的父母對望子成龍的期望相同,黃建舜的父母並不奢求子女繼承自己的小生意,但是也不太願意自己的子女走藝術的路子。黃建舜喜愛畫畫,但是以此為職業,對於他的父母來說,卻是不太能夠接受。 「多虧大哥站出來說服我的父母!」黃建舜大哥那時的女朋友,剛好有個從事商業藝術的朋友,因此大哥以自己對女朋友她朋友工作的了解,極力說服父母親,弟弟想要走的路,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一定惡是作劇!   「藝術學校的職員當時一定覺得這是一個惡作劇!幸好他們還是寄來了。」黃建舜笑著提到,他九歲時從大哥女朋友的朋友那邊拿到藝術學校的地址,就以歪七扭八的英文寫信跟洛杉磯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Art center School in Hancock)要求入學須知的目錄來研究。然而,就是靠這樣的決心,黃建舜日後順利的進入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的廣告設計系(Advertising Design)就讀。 至於為什麼選擇商業廣告藝術而不是純藝術(Fine Art)呢?黃建舜認為,在純藝術領域,每個人都可以對特定作品有自己的觀感、 然而廣告藝術訴求的是普羅大眾,能夠吸引越多觀眾的共鳴,越是成功的作品。那也是他所想走的路。 談到他這次的戒煙廣告得到亞美廣告聯盟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黃建舜表示,這個廣告的製作重點就是「要如何能讓人撥打熱線電話!」他說,在製作的這支廣告之前,IG Group的策略小組對亞洲人抽煙文化進行分析,由於亞裔的抽煙人口大部分是男性,亞裔男性相信,抽煙是一種男人可以隨心所欲控制的習慣,而不是癮頭。 因此,這篇公益廣告就是在描寫抽煙致命的吸引力(Temptation)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劇中的男主角不斷的躲避煙霧的襲擊,煙霧還是24小時如影隨形的攻擊著他。 「用功夫電影來強調亞裔的文化背景!」黃建舜表示,由於亞裔人口大多都有功夫或武術的文化背景,男主角以功夫來還擊,然而當功夫對抗抽煙都束手無策時,這時候再秀出戒煙熱線的電話號碼,這樣的隱喻更能引起亞裔人口的共鳴。 姑不論日後撥出時能否得到觀眾的共鳴,黃建舜的戒煙廣告無疑的先得到亞美廣告聯盟評審的青睞! 在藝術學校畢業後,黃建舜首先進入舊金山知名的 Cunninghum & Walsh 廣告公司進行廣告設計工作,之後又歷經多家知名廣告設計公司磨練,還當過自由廣告創意工作者。數年前,他一腳跨進了專門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領域。 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跟主流廣告有什麼不同?黃建舜以他先前在主流廣告公司工作的經驗,和目前專門從事亞裔廣告設計的差別的經驗。「主要在文化差異的研究!」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對於許多文化細節必須更重視。 由於廣告主受限於經費限制不可能針對每種族裔各拍一支廣告,因此如何在不同文化中異中求同,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從事少數族裔廣告的廣告公司,都有專門的策略小組,研究各族裔不同的文化。 舉凡選角、服裝、劇本,都要針對不同族裔的差異,層層考量,找出最大公約數,再行拍攝。黃建舜舉例,像他們最近拍一些亞裔廣告片,要前往印度的Bollwood進行選角拍攝,主要就是針對南亞裔的族群。他說,南亞裔族群,一般生活較為困難,印度Bollwood的電影向來有諷刺人生、但又充滿熱情,正是南亞裔族群希望藉由影像逃脫不愉快的日常生活。 所以他們針對南亞裔族群拍攝的廣告片,也需要帶入這樣的元素,例如透過大量的歌舞,詼諧的口白,再帶入廣告的中心主題。 熱情永遠最重要! 從事廣告創意幾十年,是否曾有才枯思竭的時候?黃建舜表示,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十分幸運的事。他一直是樂在工作,即使偶有疲累,只要到期日逼近,很自然的就能想出新的點子。 對於想要從事廣告設計的工作的華裔後進,他也勉勵,只要喜歡創意新點子和樂於享受廣告設計的挑戰,不管你是什麼族裔性別或是你的英文多麼差,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行裡面勝任愉快。多年前,他曾雇用一個跟隨丈夫來美的華裔女性,之前也曾從事廣告設計,來美以後由於語言因素無法找到好的工作。 黃建舜因為她對廣告設計的熱愛而雇用了他;多年之後,這位女性已成為洛杉磯另一家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熱情永遠是最重要的!」黃建舜這麼說。 文/記者劉孟儒

鄭信傳、魏妙圭

有緣人就在眼前! 鄭信傳醫師1968年來美,1974年返台探親,擬順便完成終身大事。家裡長輩費盡心思,找來16個相親對象,讓他仔細挑選。那晚,他踏進媒人家裡。這位熱心的媒人是鄭醫師阿姨的好朋友,住在永和。鄭醫師坐下後,媒人拿了一本相簿讓他翻閱,鄭醫師翻了翻,覺得沒有哪個人特別讓他注意,意態闌珊之際,突然注意到咖啡桌底下還有一本相簿。順手一翻,就看到一位姑娘特別吸引人。他馬上跟媒人說”我要看這個”,媒人笑著說,這本是自家的家庭相簿,不是用來相親的。在鄭醫師的堅持下,照片中的佳人魏妙圭的二姑,也就是媒人婆,同意幫他詢問妙圭的意向。 當鄭醫師終於見到魏妙圭本人,他形容自己當時猶帶時差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和行禮如儀走馬看花般見過的其餘幾位姑娘,鄭醫師早已知道自己心之所向。 魏妙圭當時有談得來但並未獲家庭認可的男性友人,站在命運分叉口,一趟關西之旅,卻讓她明白冥冥中自有定數。魏妙圭說鄭醫師帶她去關西摸骨,鄭醫師留在門外,她一人入內,摸骨師父摸完骨就說「姻緣到了,對方是外國回來的技術人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鄭醫師身上,他說,摸骨師父說他的另一半出身教育世家。與魏妙圭的家庭狀況也不謀而合。 鄭信傳醫師是新竹人,新竹中學畢業後考上台北醫學院,是第一屆學生。畢業後於榮總擔任外科醫師。當時美國亟需醫療人才,對醫生赴美就業等規定非常寬鬆,因此許多醫師紛紛赴美。鄭醫師也在這一波「留美潮」中,於1968年赴美,通過外國醫師ECFMG的檢定考試後,接受芝加哥一家醫院邀請,擔任實習醫師。第二年,獲Savannah Georgia Hospital聘請,前往就職,接著再轉到辛辛那提,在那裏完成實習訓練,拿到正式醫師執照。職業生涯於是穩定下來。之後又分別於辛辛那提Jewish Hospital 以及 Providence Hospital任職,擔任外科醫師,迄十年前退休為止。 生活穩定之後,成家的念頭油然而生。鄭醫生返台娶得美人歸,躊躇滿志;沒想到嬌妻魏妙圭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魏妙圭跟著丈夫返抵辛辛那提之後,為了早日適應美國的生活,於是到語言學校上課。班上有一位來自台灣、畢業於建中的同學。閒聊中,同學告訴她,他們家在州立大學旁買了一棟房子,房間分租給學生,租金收入除了繳貸款之外,連他們的生活費都可以cover,是很不錯的投資。一語驚醒夢中人,魏妙圭這才發現,在美國買房子還可以貸款。回家後,她趕忙跟鄭醫師說,買房可以貸款,那我們也買房吧! 當時小倆口租住於公寓中,加上鄭醫師訓練期結束,收入增加,買房子順理成章。兩人買了房子之後還有幾萬元的存餘。魏妙圭再接再勵,又在州大旁買了一棟有17個units的公寓,1976年買入時才花了23萬美元,二年後 以「屋主自售」方式賣了33萬。兩個月後她們獲悉,同一棟公寓,新屋主居然又賣了,賣了37萬。 鄭醫師回憶說,當時因為通貨膨脹之故,貸款利息高居不下,自9%,10%一路飆升,民眾紛紛追捧,以致整個房地產市場強強滾,時機很好,賺錢非常容易。對於魏妙圭的認準時機,善於理財,鄭醫師給予高度肯定。 房地產投資旗開得勝,讓魏妙圭信心倍增,打定主意要繼續朝此方向經營。期間,曾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建中同學建議要與他們合作投資,他願意只佔10%,並且擔負管理之責。當時在魏妙圭身邊的經紀與律師紛紛勸阻,專家們認為,對方還是學生,資金缺乏,不但現金拿不出手,到銀行辦貸款還要兩夫妻為他背書。既然他們兩人自己有足夠資金,根本沒有必要讓外人參與。魏妙圭認為專家言之有理,採納建言,只讓同學擔任管理之職。其後因他表現未盡人意,雙方終於終止合作。其後,魏妙圭購買的公寓,通常都會留一間公寓,免費給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居住,但要求負管理公寓之責。 1991年,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有意購置永久會館,可是一方面同鄉會沒有固定收入,另一方面口袋金額有限,即使買了會館,後續的房地產稅,水電費和維修等費用,也是令人頭疼。就在大家束手無策之際,當時身為同鄉會幹事的魏妙圭,主動提供自己Shopping Center 其中一間大約2000呎的空間供同鄉會使用,命名為辛辛那提台灣會館。魏妙圭這個Shopping Center 位置適中,地點很好,會員們非常高興,對魏妙圭夫妻的慷慨,紛紛表示感謝。目前辛辛那提台灣會館設置有卡拉OK,橋牌室,舉凡幹事會議或是70人左右的聚會,都會選擇到會館來辦,使用率非常高。如果人數再多,就會到附近一間教堂去。不過辛辛那提同鄉近年來陸續遷出,人數自高峰時期的大約200人已經降至不到100戶,年會時加上學生才大約有120-150人左右。 1993年,魏妙圭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秘書長,1994年擔任人權會會長。1995年透過曾秋雄推薦,獲邀與郭重國搭檔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正副會長,並且不負眾望,順利當選。兩年後,魏妙圭登記參選全美會會長,孰知休士頓的林又新突然跳出加入選戰,令魏妙圭頗感困擾。魏妙圭表示,她素來不喜競爭,本來以為無人出來,她才決定參選。不過既然戰鼓已催,魏妙圭也不畏戰,她決定全力以赴加入戰局,爭取最後勝利。 鑒於魏妙圭在兩年副會長任內認真打拼,全美走透透,成績有目共睹,她對選戰結果非常樂觀。然而,全美會的選舉制度卻讓魏妙圭勝利的果實化為烏有。 魏妙圭指出,當時全美會的選舉分為兩個周末投票,本來理當兩周都投好票後再一起開票。可是全美會卻在第一周投好票就開票。結果第一周開出來的票呈一面倒趨勢,魏妙圭在所有地區都呈現大幅度的領先。當時就有耳語出現,說妙圭一定會贏,林又新是台獨聯盟的人,不要讓他輸太多,很難看。在多方運作之下,第二周的票就翻盤了,最終林又新以五票之差贏了選舉。事後,有人戲稱林又新為「五票會長」。 魏妙圭回想起當初的情景,慨然說自己其實對名利的追求並不熱衷,只是覺得選舉制度太不公平,缺乏合理性,這是應該改進的地方。 其實,魏妙圭也是台獨聯盟的成員,但為何厚此薄彼?魏妙圭指出,事後她才得知,她被貼了標籤,說是屬於張燦鍙一派,林又新則有住在Dallas的張信堂等大老鼎力相助。說到最後,其實兩組候選人都是出自台獨聯盟,只是派系不同而已。 談到已經過世的林又新,魏妙圭表示,選舉結果也並非不能接受,林又新做得也不錯,至少圓了他擔任全美會會長的心願。 講到魏妙圭和台獨聯盟的淵源,不得不提張燦鍙。有一年張燦鍙到辛辛那提,透過曾秋雄表示要邀請魏妙圭加入台獨聯盟。魏妙圭聞訊受寵若驚,想不出自己何德何能,能讓張燦鍙關注並邀請入盟。當時魏妙圭在家裡為他們開了個歡迎會,正式加入台獨聯盟。 令人惋惜的是好聚卻未能好散。2000年阿扁當選後,妙圭經扁友會,葉宜津與芝加哥經文處三個單位推薦,獲邀擔任僑務委員。當時台獨聯盟並無明文規定不可接受政府任職,加上聖地牙哥同屬台獨聯盟系統的王克雄也獲任命,在妙圭委決不下之時,芝加哥辦事處來電催促索要資料。強調當下兩位人選,另一位係自薦爭取,但辦事處認為妙圭在選舉期間不但身為陳水扁總統競選海外部副總幹事,又屢次返台為綠營政治人物站台助選,本身在美又曾擔任過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以及台灣同鄉會副會長,並且成立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心,資歷最齊備,經歷最完整, 是不二人選。妙圭終於點頭答應。不料嗣後即接獲台獨聯盟開除通知。 在擔任八年僑務委員期間,妙圭奔波於美國與台灣之間,忙得不亦樂乎。2004年擔任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監事長,2004年再度為扁助選,奉吳澧培資政召喚,返台整整一個月,辦了「海內外團結之夜」,當晚總統副總統親自蒞臨,吸引了三、四萬人到場參加,盛況空前。2006年與吳澧培資政合辦「台美中國際關係研討會」,與會者囊括台灣政商名流,令人目不暇給。2006年參與海外志工團返台助選,2009年擔任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再轉任幹事至今。2012年和2016年亦均出任海外小英後援會重要幹部,同時也擔任新北市與辛辛那提姐妹市委員會委員。妙圭為故鄉台灣付出相當多的心力,令人敬佩。 去年夏天,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舉辦時,適逢台灣立院法召開臨時會,沒有辦法邀請重量級立法委員過來助陣。擔任副召集人的妙圭,還是在艱困情況下安排了最令人滿意的食宿與節目,令與會同鄉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提起2016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就讓大家想起一件匪夷所思的插曲。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竟然曾由一個上海人出任。為甚麼會造成這種情況?妙圭表示,純粹是陰錯陽差使然。有一位嫁給上海人的台灣同鄉向妙圭訴苦,說自己來到辛辛那提後不容易交到朋友, 剛好有一年要選舉新幹事,妙圭因此有意將她引進同鄉會,讓這位同鄉擴大生活圈,也多認識一些人。沒想到在年會開會中,那位同鄉突然提議,說她的先生比她更有時間,希望改提她的先生擔任幹事。大家難以拒絕,只好勉為其難答應讓他成為三位新幹事之一。接著開幹事會議分配工作,又有突發狀況。妙圭解釋,同鄉會編制有七位幹事,三位新幹事當中要有一位負責姐妹市,一位當會計,還有一位則是候任會長。未料原先承諾要出任會長的幹事改變主意,說只願意當會計,另一位負責姊妹市的幹事也已談妥,剩下的就只有候任會長一職。當時同鄉會也相當躊蹴,那位當選新幹事的先生表示「不介意」當會長,還說同鄉會會章裡規定只有「認同台灣」,並未要求「效忠台灣」,他認同台灣,因此有資格出任會長。 「外國人」出任會長的後續效應馬上顯現。首當其衝的就是夏令會的運作。對會刊設計,該會長要求可以放台灣地圖,但不能用綠色,他認為這樣「政治色彩太濃」。封面要放台灣正副總統玉照,他也持反對意見。開籌備會時,他要求用北京話溝通,字體要用簡體字,如此與大家格格不入,漸行漸遠,終於招致同鄉抵制,他也自感無趣,慢慢退出同鄉會活動。 對於自己的奉獻,妙圭無怨無悔,她強調說,自己雖然人微言輕,但是只要有能力,就盡力而為。倒是自己的三個寶貝兒子,年齡不小卻仍舊單身,讓想抱孫樂享天年的鄭信傳醫師和妙圭乾著急。 鄭信傳醫師和妙圭的大兒子現年40歲,電腦科系畢業,目前留在辛辛那提幫助父母管理產業。二兒子39歲,經過嚴苛的訓練後,目前在洛杉磯擔任麻醉科醫師。小兒子36歲,密西根建築科系畢業,拿了碩士學位,目前也在洛杉磯工作。 對未來媳婦有何要求?兩夫妻很開明,表示只要兒子看對眼就好。 四十幾年前,留學生鄭信傳回台灣因為「看對眼」,和魏妙圭締結良緣,成就了美滿的婚姻、成功的事業,而且還傾力為台美人社區及母國台灣的福祉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一起見證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台灣本土的蔡英文政府再次執政。 至於在美國成長的第二代,他們的對象和婚事,顯然讓人生旅途上身經百戰,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的鄭信傳和魏妙圭這對父母有些束手無策,原來「看對眼」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但他們樂觀堅信,有緣人終究會出現在兒子們的眼前,就像他們的父母親一樣! (文字整理:Edda )

黃及時

◆知子莫若父—談愛子黃文谷的從政之路 美洲台灣日報董事長黃及時的大公子黃文谷(Steven Haung)醫師,日前高票當選聖馬利諾(San Marino)市議員,成為台美人第二代參與主流政治的新典範。 黃文谷的父親黃及時先生是美洲台灣日報的董事長,談及愛子,果然「知子莫若父」,黃董事長娓娓道來,介紹了這位令父親 驕傲的傑出台美人新政治明星。 聖馬利諾市因為居民有許多都是專業人士如醫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經濟能力強,聖馬利諾成了優質的住宅區。聖馬利諾市地不大,住戶也不多,小而美,再加上學區好,學生素質佳,也讓房價扶搖直上。 提到愛子黃文谷參選聖馬利諾市議員,世界日報在選前還報導說,黃文谷沒有當選的可能。黃及時說,其實當時的現任市長Eugene Sun,因為本身是房地產仲介,在任職其間就因為藉職位之便取得利益而遭到當地英文報紙批判而不被看好。San Marino Tribune, Pasadena的Star News以及 Outlook都多有揭露和批評。黃及時笑著說,看來世界日報不懂英語,才會做出那樣的報導。 黃及時說,選舉期間,在City Club, Rotary 等等主流社團舉辦的政見公聽會時,黃文谷就被問到,他能給聖馬利諾帶來甚麼?黃文谷說,他從1981年到現在,已經在聖馬利諾住了三十五年,早年父親定居聖馬利諾,他在聖市長大,成年後,自己也在聖馬利諾購屋安居,兩代都是聖市的居民,所以深知聖馬利諾市需要的是甚麼。 黃文谷醫師不但在台美人社團如台美公民協會、台灣會館等都深度參與(他是現任台灣會館董事長),頗有成績;他在極年輕時就擔任華人牙醫學會會長,大家都知道他勤於任事,也很能做事。不但如此,他在聖馬利諾市也擔任過華人協會董事,更積極參與聖市主流社會的各種團體和活動如City Club, Rotary Club,他也是聖馬利諾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外聘委員之一,對聖馬利諾市的建設規劃知之甚詳,所以主流社區都知道黃文谷的能力與熱忱,從而鼓勵他出來參選市議員。黃文谷醫師的參政,是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 聖馬利諾市議員本次改選兩席,一席就是2014年6月向華人鄰居院子丟狗屎的當時的市長Dennis Kneier,另外一席則是華裔市長Eugene Sun(孫渝今)。Dennis 因為丟狗屎事件,早就被主流媒體三振出局;而Eugene Sun 則是遭質疑藉職務之便圖利自己的房地產事業。 這次改選共有五位角逐者,結果黃文谷和另一位白人律師Steve Talt當選。黃及時說,黃文谷當選,應該歸功於他有一支強而有力的娘子軍競選團隊,而黃文谷在競選期間一步一腳印,逐家拜票,也是努力有成。 更讓人感動的是,許多不住在聖馬利諾的台灣鄉親,為了力挺台灣人第二代能夠當選聖馬利諾市議員,都熱心主動打電話給住在聖市的親朋好友,替黃文谷拉票。而台灣會館的朋友替他辦了一場籌款會,黃爸爸也說,黃文谷深深表示感謝! ◆黃家的政治DNA—台灣的民意代表 黃文谷醫師從政,如果回溯到他的父祖輩,其實他們的家族就是台灣的政治世家。 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是台灣企業家、政治人物,曾任高雄市商業會理事長、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後代表中國國民黨在商業團體當選為第一屆第一、二、三次增額立法委員,一直到他78歲,決定退休,黃及時才帶著妻兒來美國,讓黃文谷在美國接受教育,成家立業。 黃及時說,他父親有一本著作「和風細雨」,點出他個人行事按部就班,人生順遂,即便碰上困難也都只有細雨而已。黃綿綿也曾希望兒子黃及時接棒,繼續他的政治事業,不過黃及時有他個人的人生規劃,沒有涉足台灣的政治圈,而是帶家人前來美國。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的阿公林迦,人們喜歡膩稱他「西迦伯」,林迦英俊高大,長像與黃種人不大一樣。戰後國民黨來台,他受命擔任鹽埕區長。林迦的兒子,也就是黃及時的岳父林瓊瑤,曾擔任高雄參議會議員(那時候才三十幾歲),當時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則是參議會議長。二二八事件之後,林瓊瑤感於時局,退出政壇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陳啟川當市長,力勸林瓊瑤出來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結果以極高票當選。 黃及時與林孟淑結婚時,黃及時的父親黃綿綿尚未當選立委,岳丈也還未當選國代。黃及時有了第三個孩子之後,兩老才出來參選民意代表。所以,黃及時笑說,他和太太的喜結連理並非甚麼「政治婚姻」。他說,他父親和「丈人公」林迦有一個共同的事業,那就是高雄國際戲院,黃及時的父親是董事長,「丈人公」則是常務董事,應該是這層關係才成就了黃及時的婚事。 說來黃及時的岳父家確實是個政治世家,丈人林瓊瑤是國大代表,小姨子林孟貴是監察委員,小舅子林孟丹是高雄市議員、國大代表。 不過,黃及時對參政的興趣並不大,1981年他先帶著妻子兒女來美國,著眼於兒女的教育,他自己則台美兩地跑,繼續他自己在台灣的事業。不過兒女漸漸長大,1984年,太太林孟淑說,小孩大了,她一個人照顧不了,要不孩子們都帶回台灣,要不他就來美國定居。他詢問子女的意見,小孩在美國如魚得水,堅拒回去台灣,於是他少數服從多數,就這樣在美國定居了下來。 ◆黃及時的夢—把「中華民國」註銷 黃及時小學讀鹽埕國小,中學就讀高雄中學,大學念淡江商學系。大學畢業時為1963年,服完兵役之後,1964在公司上班一年,1965則到日本受訓,學日語、學做生意,了解國際貿易事務及管理紡織工廠。紡織與國際貿易是黃及時的本行。 黃及時說,紡織業實在辛苦,他當總經理,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都是上班時間,實在已經超載,於是他和當董事長的父親商量,辭去總經理,轉換跑道,從事建築業。黃及時經營紡織廠時,已經開始從事一些不動產的買賣以及建屋的案子,他覺得蠻有可為。不過,真正投入建築和房地產開發之後才發現比管理紡織廠更忙,根本沒有週末,人家休假時,才更是售屋的好時機。 不過,由於黃及時的堅持及追求最高的建築品質,絕不偷工減料,因此他的建案很有口碑,連建築師都說黃及時蓋的房子品質讓人放心,他們也都特地來向他買房。黃及時說,他父親的一位顧問曾經告訴他,蓋房子是要住一世人的,人不在了,房子還在,所以絕不能偷工減料,才能讓房子持久、耐久。他謹記這一番話,來美國從事建築開發事業,一直就是秉持這一個原則,絕不在品質上讓步。 黃及時也因為從事國際貿易,全世界走透透,許多別人沒去過、不敢去的地方他都已經去過,像是中東的回教國家杜拜他簡直像「走灶腳」一般,連阿拉伯語都能講上幾句了。 黃及時定居美國之後,從事房地產業。但黃及時做的房地產業和一般人買motel經營或轉手不一樣,他專門建 condominium, pud, apartments,以及motel。 黃及時夫人林孟淑五年前過世,黃及時感性的說,他娶孟淑是他的福氣。黃及時說,孟淑雖是富家千金,但為人非常內斂、又極賢慧,失去她,讓他非常思念。他說孟淑給他太多的支持和鼓勵。他加入台灣日報經營團隊,雖然知道是賠錢的事業,但賢妻卻是背後支撐他的力量,贊同他參與這一個有理想的事業。 黃及時說,他的岳丈林瓊瑤當年也經營過一個賠錢的文化事業,叫三信出版社,孟淑一定是受到父親的啟發,所以對文化事業即使賠錢也願意付出,實在很有乃父之風。 黃及時說,兒子黃文谷能有今天的成績,實際上也是太太孟淑苦心栽培的結果,當年就是因為太太的鼓勵,黃文谷才參與台美公民協會,並進一步參與台美人社團,服務社區。黃及時和林孟淑育有兩男一女,黃文谷(Steven)是老大,老二黃文瑜(Gary)目前也定居美國,女兒文慈(Gloria)是美國的會計師,不過婚後隨夫家回台灣定居,所以黃及時每年都會回台灣探視女兒並省親、掃墓。 黃及時說,當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他一直很感慨,心想只能當美國人啦。不過2016年的選情看起來小英很有勝算,讓台灣人又燃起希望。然而他也提醒,國民黨長久以來就是奧步特多的外來獨裁政權,台灣人一定要戒慎恐懼,謹防國民黨出奧步。黃及時說,他甚至擔心馬英九是不是會在選前向共產黨投降呢! 黃及時說,1968年開始,他就拿著「車輪牌」的護照走遍世界各地,但他覺得這本車輪牌護照讓他深受侮辱。他說,有一次去到埃及開羅,他持有有效簽證,也通過了移民官的檢查,才走到機場門口要搭車,卻又被叫回去,要他到一個小房間裡,官員坐在較高處的桌子後面,他則像犯人一般站在低處。官員就問︰「你來幹甚麼?」黃及時說他來開羅有兩個目的,一是做生意,一是觀光,要來看金字塔。結果那位官員拿了一張名單,說︰「你若在這份名單裡,你就能入境」。黃及時說他絕不會是名單裡的一員。官員說,「那你可以走了」。 黃及時說,他不但覺得受辱,而且非常擔心自己是否有危險,他當時身上帶有五千美元,立即在機場買了一張飛杜拜的機票,離開開羅,簡直像逃難一樣。他說,車輪牌護照所帶給他的不安全感莫此為甚。他也曾在入境巴黎時,被刁難了六個小時才獲通關。他說,若和其他日本人同機,過海關時,日本人都順利通關,他持車輪牌護照就要被刁難、要紅包。這個「中華民國」讓黃及時年輕為事業打拼時,常遭到挫折與受辱,所以他一直希望台灣人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把「中華民國」註銷,讓台灣人拿台灣護照,昂首闊步走遍世界而不受到歧視與排斥!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主持 /黃樹人 文字整理)

林健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TAF﹝塔夫﹞的全名是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中文名稱為「台美協進會」,以舉辦台美青少年夏令營、培育第二代領導人才聞名。 TAF是一群住在美國內陸的台灣人,為了將「認同台灣」的種子傳給下一代,共同在一九八○年摸索創立。二十五年來,其所舉辦的TAF夏令營,每年都有三、四百人參加,學員遍及美、加各地。如今,節目的策劃都由第二代負責,參加的學員已延伸至第三代,堪稱是傳承最成功的一個台美人社團。 TAF的成功,是許多人接力奉獻的結果。本篇敘述的三個故事,人物背景不同,到美國的年代亦不一,但都本著「奴僕領導」的精神,和其他鄉親共同用愛心滋潤TAF,而後欣慰地望著這粒芥菜子逐漸萌芽、成長。 林健華﹝Mike Lin﹞與王謹在七十年代乘著留學風潮,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Cleveland﹞留學時,可說是一對學業、愛情兩順利的年輕夫妻。 他們兩人都是台北松山人,自小住同一條街長大。兩人是松山國小的同學,初中畢業那年夏天,共同發起小學同學會。大夥人一起到碧潭划船,此後,他倆便是大家公認的一對男女朋友。 王謹活潑有創意,健華喜歡看書與運動。兩人都喜愛音樂與藝術,卻都讀理工科。王謹唸完二女中與師大工藝系,在台北教書。健華先後自建國中學與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大唸了一年電機研究所,等王謹服務兩年屆滿,便在當時盛行的留學熱潮中,相偕到美國。 出國前,雙方家長要他們先在台灣結婚。於是一九七一年,這對朋友稱羨的新婚夫妻攜手飛抵克里夫蘭。健華進凱斯威士頓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攻讀工業工程博士學位,王謹到克城稍南的肯特大學﹝Kent Unoversity﹞唸教育碩士。 一年半後,王謹取得碩士學位,回克城陪夫婿。一九七五年,林健華如願獲得博士學位,並且進蘇亥歐﹝Sohio﹞石油公司擔任研究員。比起早期的留學生,他們的人生路真是平穩又順利。 學成業就後,兩人便開始編織營建快樂大家庭的美夢。他們希望生很多小孩,最好男女各半,活潑又熱鬧。一切果然心想事成,往後六年,老大佩玉﹝Alanna﹞、老二佳玉﹝Alice﹞、老三 宗慶﹝John﹞和老四寶慶﹝Paul﹞相繼出世。四個小娃娃眼睛黑碌碌,非常討人歡心。只是這對年輕夫妻這才明白,身在異國,兩隻手帶四個孩子,不是件容易事。 但儘管忙碌於奶瓶、尿布間,他們仍然熱心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亦親切招呼克城的台灣學生。每逢開同鄉會,他們帶著其他學生一起參加時,便像開進一隊人馬。有的抱娃娃,有的牽小妹妹,有的捧大盤食物、帶大盒甜點,還有的拎著各種娃娃道具,浩浩蕩蕩。 餐後的表演節目也很精彩。健華與王謹多才多藝,一會兒口琴獨奏,一會兒大合唱,兩人頻頻上台,孩子們則由這個阿姨、那個叔叔或伯伯看顧,等他們下了台或要回家了,才把他們找回來。 快樂的日子本該永遠持續,但現實的人生卻混雜著各種不同的情緒。林健華在蘇亥歐石油公司服務五年後,於一九八○年轉任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電腦系教授,此後將心神與時間放在教學與研究上。王謹在家照顧孩子,隨著時光流逝,益感雄心壯志已漸遠去,不免惆悵。 這時,克城台灣基督徒查經班成立,克城合唱團指揮張高文醫師邀請他們參加,成了他們接觸基督教信仰的起點。 TAF是我的生命 他們的孩子們逐漸長大,由於久聞TAF夏令營的 大名,一九八五年的夏季,他們便開著一部長長的旅行車,到密西根的喀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 ﹞,參加為期一週的夏令營。沒想到這一參加,此後一、二十年,TAF成為他們全家生活裡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王謹說:「「我們全家第一次參加TAF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時,老么寶慶只有五歲,不能當學員,只能跟在我身邊。但他很可愛,夏令營裡的哥哥姐姐們都喜歡他。他在夏令營裡很快樂,到處撿拾學員們喝完的冷飲罐,因為每個空罐子可以換回五分錢。結果大家都幫他撿,等夏令營結束,爸爸得幫他背好幾大袋的空罐子,到附近的超級市場換錢。」 健華笑著說:「小寶慶對TAF念念不忘,回家後,經常哼著TAF的歌。第二年,他滿六歲,能和哥哥姐姐們一樣,當TAF的學員,非常興奮。那年秋天,他上了學,在學校的作文寫道:『TAF是我的生命!』老師們很好奇,忙問我們什麼是TAF?到後來,全校都知道TAF就是台美青少年夏令營。」 由於四個孩子都參加夏令營,健華與王謹自然成為TAF的熱心義工。健華亦自一九八七年起,進入TAF的理事會,參與決策。但事實上,在孩子成長的那些年,他們兩人都各自在心靈成長上,有過一番省思與追求。 王謹因為內外因素交加,心情鬱悶。她在內心煎熬之際,將積壓的苦悶交付慈悲的天父,竟然獲得釋放,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受洗為主的子女。 林健華繼續在信仰的道路追求,兩年後,亦受洗為基督徒。此後,兩人互相勉勵、扶持。也正因為認識了主,他們對TAF的理念與「奴僕領導」的精神,更有深刻的體會。 一九九三年,TAF第七任會長江昭國在任期中遷返台灣,林健華臨危授命,接下江昭國未完成的一年餘任期。然後,他接著在一九九五年續任第八任會長。在他擔任會長的三年多內,林健華致力使組織制度化、年輕化,奠下TAF永續發展的根基。 TAF制度化 他接下會長一職後,深感制度化是TAF朝正常發展的途徑,年輕化則是組織延續的要素。因此,他參考幾個比較健全的組織規章,重新制定TAF章程,明訂組織的架構與功能。其次,他引進許多位第二代進入理事會,付予權力,使其參與決策。 依據新的章程,理事會為TAF的最高決策機構。會長為理事互選,下設執行委員會,置執行長一名,負行政之責。TAF的主要活動,除每年八月舉辦為期一週的青少年夏令營外,並在聖誕節時舉辦聖誕晚會,增加孩子們的接觸與聯繫。 TAF夏令營的青少年節目,分成三組。第一組是六至十二歲的少年組,第二組是唸初中的青少年組,第三組是就讀高中的青年組。每八至十個學員形成一個小團隊,由一名輔導員和一名助理輔導員帶領。每一組都有一個策劃人,負責策劃節目與徵召輔導員。 「TAF的學員大都來自對台灣認同很強的家庭。」林健華說:「夏令營的目的在培養台美孩子的認同與自信,進而培養第二代的領導人才。台灣人散居在美國內陸,是非常少數的族群。孩子們在學校,不免察覺自己與其他族裔不同,而感到孤單。他們到了TAF,驟然遇到這麼多背景、文化相同,年齡相仿的朋友,都很興奮。他們一起歡笑,互吐心聲。許多參加過夏令營的孩子,隔年都相約再回來。」 「輔導員是學員心目中的領導人,同時也是傾吐心聲的對象。」他繼續說:「很多孩子當學員時,就希望日後能成為輔導員,甚至節目策劃人。不少學員後來都志願當義工,為夏令營帶來很豐富的內涵。」 萌芽的芥菜子 「TAF的可貴在大家都很有奉獻的精神,不僅第一代們樂於服務,第二代們也爭相當義工。」他又說:「TAF每年需要五十至七十名的第二代義工,從執行長、節目策劃人,到輔導員、副輔導員、和工作協調人,全都是不支薪的第二代義工。而且除了執行長與節目策劃人外,其他工作人員還得繳全額參加夏令營的費用。」 「但縱使如此,每年都有比需要名額更多的孩子申請要擔任。因為TAF是訓練青年領導人的一個很好地方。凡是在TAF帶過活動的孩子,無論在學校或就業,都有很優秀的表現。」 他們的四個孩子就是很好的例子。自小當慣小姐姐的佩玉唸高中時,即當上少年組的節目策劃人,不僅為少年組安排了很精彩的節目,並且設計了一份很有份量的輔導員徵詢書,令人刮目相看。 老二佳玉一直是姐姐的好幫手。兩姐妹都就讀爸爸的母校凱斯威士頓大學,都主修英文,副修音樂與戲劇。有許多年,她們在夏令營帶領一大群孩子唱歌、彈吉他、演話劇,把少年組和「TAF之夜」辦得活潑又熱鬧。 宗慶和寶慶也都繼姐姐之後,成為TAF的領導人。兄弟倆喜歡閱讀與思考,講話很有說服力。宗慶自德州的萊斯﹝Rice﹞大學畢業後,在休士頓帶領亞裔教會的青少年,去年應邀回TAF當講員,表現備受讚譽,也令當父母的健華與王謹頗感驕傲。 有些孩子確實對TAF很有情感,不僅年少時年年參加夏令營,即使後來唸了大學、研究所,甚至畢了業,學有專長,都還特地請假回營,帶領年幼的小弟弟、妹妹們。林健華提起這些長期服事TAF的第二代,可以不假思索地說出一連串名字。 他說:「Ho-Chi Tsai與Spencer Chen就是很好的典範。他們兩人從小學時,就年年參加夏令營。唸高中時,即開始帶領少年組的活動。現在,Ho-Chi是小兒科醫師,Spencer是開業的律師,每年都還都請假回來幫忙,分別擔任夏令營的住營醫生與法律顧問。」 「至於林志文與David Chiou更是TAF傳承的靈魂人物。」林教授又說:「志文是一個與第一代、第二代都能愉快相處的人,因而成了兩代間的最好橋樑。David Chiou曾連續當了八年的執行長,與林志文是一對很好的朋友兼工作夥伴。T AF能順利傳承,他們兩人功不可沒。」 「David Chiou還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他接著說:「他畢業後,任職國際電腦公司﹝IBM﹞,成為一優秀的電腦工程師,同時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但是是二○○二年八月,他的兩歲半的老二泰樂﹝Tyler﹞不幸發現得到末期癌症,癌細胞蔓延至骨髓。TAF的所有學員和家長們,都不斷為他們全家祈禱,就像在一個大家庭裡,彼此互相關心一樣。」 結果小泰樂在經過一連串辛苦的醫學治療後,奇蹟般地活著。二○○四年八月,他隨著爸媽和小哥哥到印地安州的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 College﹞,參加一年一度的TAF夏令營,望著圍攏著他的許多大哥哥、姐姐、伯伯、叔叔、阿姨們,快樂地展露笑靨,觸動著每個人的心。 第二代的接棒 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期,林志文、David Chiou、Spencer Chen、Ho-Chi Tsai 、Vince Tsai和Dan Lu等第二代青年都進入理事會,為TAF注入新血。 「傳承的棒子要想辦法交下去,TAF才有延續的可能。」林教授說:「而且在現實上,青少年節目也必須由第二代主持,才能吸引年輕孩子們的興趣。畢竟第一代的語言、文化與想法,都與在美國出生的一代有些距離。」 第二代的活力與創意,在夏令營的許多層面明顯地表現出來。很多週末去接孩子的家長看到TAF的節目如此生動活潑、孩子們在夏令營如此開心,都深表欣慰,也因此紛紛贊助,成為TAF募款的重要來源。 「但是無可否認地,TAF在交棒上,也面臨一些現實的挑戰。」林健華說:「譬如,TAF是一個基金會,募款是會長的重要職責。會長若由第二代擔任, 人際關係比較不足,募款就比較困難。而且也比較不容易鼓吹第一代家長送孩子到夏令營來。」 「此外,第二代的一些想法與做法,也與第一代有別。」他接著說:「譬如,第一代大都克勤克儉,能省就省,在邀請講員方面,常借重教會人士。第二代則講求突破,認為該花的就要花,尤其主張為吸引學員興趣,應該重金禮聘知名講員前來演講。」 至於TAF夏令營是否該維持基督教的色彩,更是一個爭議的問題。TAF的創始者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謹守吃飯禱告、星期日作禮拜、唱聖詩等宗教儀式。但是不少來自非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不習慣這些儀式,要求夏令營去宗教化,引起兩代之間的爭論。 「每逢遇有爭議,我們就靠溝通、協調與依據章程行事的方式來解決。」林教授說:「在兩代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方面,林志文是一個很好的平衡點。他本身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瞭解基督教義,也相信領導人應默默服事,不應居功。因此在閉幕式時,他都僅簡單地向全體義工致謝,不特別提及服事者的名字。」 TAF在林健華之後,分別由辛辛那提的莊明聰醫師與克里夫蘭的張簡吉誠醫師擔任第九與第十任會長。二○○一年,年輕一輩的林志文接下第十一任會長之職,象徵著新世代的接班。 林健華在服務TAF的歲月裡,繼續在學術的領域成長。他在克里夫蘭大學擔任多年的電腦系系主任,也活躍於克城的台美社區與亞太社區中。王謹則自繪畫與花藝中,尋到自己的世界。他們的四個孩子都已長大,佩玉與佳玉在陽光金黃的南加州從事音樂與藝術的創作,寶慶獻身神職,宗慶尚在大學就讀,都分別辛勤地朝各自的人生目標邁進。 「TAF是一個大家庭,裡面的故事豐富得像本書。」健華說:「過去十多年,TAF所帶給我們全家的,不僅是人格的成長、信仰的堅定、與領導能力的培養,更是一段闔家歡樂與學習的寶貴回憶。」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李淑櫻 彩繪抽象人生

李淑櫻(Nami Lee) 的歡喜笑容, 是她用彩筆沾著五彩繽紛的顏色一圈一圈,生生不息地圈出生命泉源,也圈到自已的臉上,笑容就掛在她的臉上,再也摘不下來, 即使女人再多愁霾憂鬱,但她仍壓住了心底苦楚,頂直了腰竿,在藝術中瀟灑笑傲江湖。 李淑櫻的畫不難理解,但當您了解這些畫,是來自她面對人生最大困境站起來的最大支柱,你不免多看幾眼,因為在別人看來的苦澀,在她的抽象畫是真的把具像抽了又抽,抽出味道,抽出道理,抽到內在,李淑櫻畫抽象人生,給人生作了一個框, 自己在裡底用五彩來扮戲! 爸爸曾當選二任南投縣長 李淑櫻,1945年生於終戰時代尾聲,7個小孩,排行老五,2男5女,從小就希望她能美如櫻花般的珣爛,從小備受疼愛,阿公李春盛是草屯望族仕紳,還曾經榮登日本人寫台灣誌百大人物時佔有一席之地,外公吳賜斌是清代秀才也是著名的國畫家;日據時代,爸爸李國楨年輕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回來當記者,李淑櫻記得在6歲時,終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爸爸被派任做南投縣長,是少數倍受重用的台藉菁英,第二屆他又以政績卓著高票當選連任;家境富裕的爸爸在任內相當賣力,南投盛產竹子本來只是拿來做雞籠,李國禎就聘藝術家顏水龍教當地手工藝,竹子搖身一變成為工藝品外銷熱門貨,結果原本市政虧損累累轉虧為盈,也特別重視教育,在原本交通不發達的南投縣深山內廣設小學及中學。 在李淑櫻心目中爸爸是永遠的英雄,但也有落難之時,市長任期結束後被調去做檢驗局局長,本來這是個大肥缺,但因為爸爸留日所受的教育,公正不阿的脾氣及提出太多改革措施,與官場現實衝突,後來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雖然被冤枉,但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一定要討個公道,10多年來父親從旺族官場的佼佼者,變成自力更生的雞農,爭的就是要還以清白的骨氣。 初中畢業考上高中,但是父親看她手工精巧及廚藝了得,逼她去讀新娘學校,希望她嫁個好人家,結果考上台中家職,三年來新娘該會的十八般武藝,她通通名列前矛,頻頻得獎;有一天學校功課規定做雞絲面,媽媽吳美玉覺得太好吃, 央求傳授,當時1960年代,李淑櫻萬萬沒想到媽媽會把她教的雞絲麵發揚光大,成就一番事業,全台遠近馳名到處銷售,後來還開烹飪班授課,媽媽被農復會聘請做烹飪老師,誠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用酸甜苦辣繪畫人生 小學生活多采多姿,和藝術無關,一直到初中,李淑櫻才真正與繪畫結緣,原來有次上美術課時,被人稱巫婆的老師,特別賞識為她上課,但是因為老師太愛打牌下不了牌桌,所以乾脆就拿了一堆畫冊教她去模擬,李淑櫻也很為難,只好硬著頭皮一直畫,但是也因為模擬畫冊擴展自己的視野,開始進入繪畫的天地;參加多項比賽得獎後,因為太優秀,高中專門為學校做壁報及花車,不讀書但又愛調皮搗蛋,老師一句話「你難道甘心一輩子只做個"新娘子"嗎?」,李淑櫻私底下開始思考,決定報考美術系,但老師們認為她外務太多根本考不上,但教務主任對於她的上進心認為值得鼓勵報考,她決定報考師大美術系及藝專。 成績揭曉,教學組長充滿了抱歉內疚,因為組長認為她根本考不上大學,所以自動將師大美術系去掉,結果害得她只好留在藝專讀書,不過個性樂觀的她,後來才體會師大是以培養師資為主,藝專是訓練專業,唯有在藝專才能真正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畫畫。念及於此,其實最後她是充滿感謝那位自作主張的教學組長。 可是在台灣作專業畫家實在無法維生,所以她還是去修了教育學分,畢業後就回母校雙十初中教書;當時因為對美術的喜好想更進一步去武藏野大學進修,但是因為愛情,她選擇了地走入家庭。 她的前夫,是小學同學兼青梅竹馬,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及擁有深厚的音樂造詣,當時大家都稱他們為金童玉女,李淑櫻前夫的聲音非常美妙,除了工作認真,也常去教會服務,許多事到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感動,當時是一段甜美的戀情,在前夫父親的牽線下,個性開朗美麗大方的她終於與英俊瀟灑多才多藝的前夫,並結連理,過了一段非常甜密的婚姻生活,當時公公臥病在床,與婆婆一起悉心照顧,畫畫作品較少,但一直都不願間斷,也生了一男一女。 公公去世後,1976年,移民來美,前夫過去是在逢甲做客座講師及顧問公司,甚至當了鏍絲廠廠長,決定來美發展長才,對小孩教育也很好,孩子從讀幼稚園就受到美國很好的教育;前夫也是個愛台灣故鄉的熱心人士,為了幫助他達成心願,李淑櫻決心也要插手政治。因為當年政府戒嚴時期,沒有一點膽識及勇氣,是絕不能踫政治,最好有耳無嘴否則極易惹禍上身。 李淑櫻前夫到了洛杉磯也是在長老教會做司會,當時為了美麗島事件,全台美社團團結一致做禱告,還記得教會玻璃還被人家打破,當時做司儀的前夫,策劃能力很強,表現傑出因而在台美社團嶄露頭角,很多活動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夫妻雙雙的身影。 大家也都知道淑纓喜歡畫圖,所以邀請幫忙做刊物的封面或海報,她笑著說,當時沒有什麼電腦製作,全部都是要用手工,又遭家中婆婆生病,她常常是一隻蠟燭兩頭燒,但能以自己專才為台灣社團盡一份心力,為了台灣故鄉,她總是很開心全家大小同心協力總動員為社團做事。那是第一次感覺畫畫不只是藝術,一張畫作其實可以說出很多故事。 常捐贈畫作義賣募款 她最開心的就是,TACL台美公民協會想要設立獎學金,她透過義賣自己的愛作,感受到一幅畫竟然三次義賣, 畫畫受到鄉親疼惜一直標購再捐出,純粹是為了要幫台美人第二代設立獎學金,「 這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除了肯定自己畫畫功力,相對要求自己未來更要精益求精,所以後來又到美國學校修學分,修了抽象畫、雕塑、彩繪玻璃,最重要是學到藝術創作要有心也要用心。」 最難忘的是,因為228事件發生時自己很小,所以印象228事件是很可怕的事, 但在美國第一次參加紀念228事件時,李淑櫻被派負責做Banner,一邊做一邊細細體會台灣人受到的壓制,鄉親們一直要到異鄉才敢說出來的228,是需要平反的,無辜受難者的英靈不能白白犧牲掉,現代人唯有要用更多心力去愛惜台灣才能添補這份傷痕留下來的遺憾。 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盡力做時卻會充滿感動。 自此,李淑櫻畫畫已進入不同階段,畫以載道,畫畫感情更豐富充滿隱喻也更有目標,至今她已經以蕃薯落土不怕爛,代代生生不息而創作女人系列,還有生命系列、宗教系列,她每次一唱到 “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畫作裡就會出現台灣是富裕的,要保護它愛惜它的衝動。 曾任台美藝術協會會長 台美藝術學會是1994年創立,被推薦已參與11年, 負責文宣工作, 每年至少一次展出,主要目的是請專業可以幫助業餘切磋,在 2004年, 邀請協會9位畫家到巴黎展覽,深受好評;去年60歲是生命的豐收期,擔任會長期間,2005年時受到國際著名的畫家陳景榮教授的幫忙透過其兄弟, 試試看巴春季沙龍結果沒想到入選在法國巴黎參展2週。 又由聖路易斯台灣之友會主辦一場台日美交流展,以台灣及日本同步展出,包括 5月傳統週戀戀台灣情,台日美藝術交流, 6月在台美藝術學會年度展覽,9月到10返台巡迴展一切都非常成功,在台灣展覽時為支持李登輝學校, 群策會選畫特地選了兩張義賣,李淑櫻感到非常開心, 2006年卸下會長職務,希望能專心在教會服務。 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 發現老公出軌相信是每個女人的最痛,李淑櫻在1994年發現可疑,但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連至親好友都沒有講,等著他回頭,可是當對方決定什是最好,1997年,抱著祝福心態決定放他走;原本想要白頭偕老,不論是有錢或貧窮, 走不到最後也是很無奈,婚姻變天,她開始領略在人生路上的坎坷,事情發生時,上帝都有隱藏的意旨,也許在別人眼裡是困境,但在困境卻可以接受挑戰學習美好,自己的人生才能像彩虹般的斑爛。 1999年以前,除了義工及畫展, 並沒有機會工作,婚變時,當自己要走出來時, 一點信心也沒有,既害怕又擔心,她很感謝吳西面因為當婚變時,太平洋時報給一個機會學習讓她磨練寫作。 她記得媽媽說,「眼淚是沒有用的,不能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所以就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當時有些人勸其離開熟悉的環境回台灣治療情傷, 但因為兒女都在這邊,這裡有可愛的台美人及許多熟悉的社團,留在這裡繼續盡一份力量,才不辜負愛護台灣的誓願。現在她最希望現在是眼科醫師的女兒楊亞文能有個好的歸宿,找到如意郎君。 文/林蓮華

韋傑里

「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

施興國 與台加文化中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婚後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們本著溫和敦厚的心,長期奉獻社區,後來更與熱心鄉親共創台加文化協會﹝TCCS,簡稱「台加」註一﹞,服務九十年代小留學生風潮盛行時,大批移居溫哥華的台灣新移民。 「台加」在眾人的努力下,如今會員多達三千戶,而且擁有自資興建的「台灣文化中心」,每年舉辦逾五百場的活動,堪稱海外最蓬勃的一個台僑中心。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節目長達兩夜三天,更是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台加』的成功,是許多力量的結合。」施興國說:「好比建築聖殿,需要許多石頭奠基一樣,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塊罷了。」 「建築聖殿的石頭是活的。」廖純如說:「我因為長期投入『台加』,不斷成長,生命亦因此而豐富。」 八角亭的孩子 施興國生長在崙背鄉與二崙鄉交界的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村民都務農。 他笑著說:「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校開學或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過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就一起結伴走路上學。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經在上課。我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了大半天,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他繼續說:「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掝著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到我家前,必須經過一條大水溝,鬧過鬼。冬天天黑得早,又沒路燈,兩旁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我每次走到那裡,就心裡發毛,嚇得一路跑回家。」 施興國是九個孩子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及打零工維生。他說:「父母都很忙,沒有時間管我們,上不上學都無所謂。有時老師看不到整村的孩子,會到村裡找學生。」 這樣的環境,居然也出了個留美博士,有些難以相信。「不是一個,是兩個。」興國說:「我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大恩人。我唸小學四年級時,導師劉志芳作家庭訪問,看到我家的情形,就對我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我和弟弟住到他家,他願照顧我們。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我和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與弟弟一直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他在老師教導下,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然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大學唸成大化學系,一路平順地走出來。他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兩年,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獎學金,於一九六八年秋天赴美留學。 許多年後,他緬懷地說:「劉老師是一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為人很熱誠。當年弟弟年紀小,老師還收他當養子。劉老師在台灣生活三、四十年,始終沒有成家,一直到兩岸開通後,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世間就有這樣好的人,而我和弟弟竟得到這麼好的人的照顧,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是二崙鄉一個醫生的女兒,原本有著快樂的童年,不幸在她五歲時,父親突然以匪諜罪名被捕,從此一家生活在憂慮與被歧視的陰影中。 她說,她的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二崙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的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且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父親很有愛心。」她繼續說:「他眼見當時農村的相當貧困,許多鄉下人生了病,不敢看醫生,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共同成立健保組織。每家一年繳費二十元,可全年看病免費,並自農會領取藥物,可說是現在的醫療健保。沒想到因此引起政府的疑忌,所有相關人員皆被冠以匪諜的罪名,集體被捕。」 時為一九五一年,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純如說:「初審結果,父親被判七年。鄉人非常憤慨,集體陳情。二審判決,刑期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十五年。這對受難者及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純如在成長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她回憶說:「我唸小學時,爸爸在景美的古坑監獄服刑。從二崙到古坑,是段迢遠勞頓的路途。媽媽每次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去探監,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大家一早起來,自二崙搭乘客運到西螺,再轉車到斗南,然後搭火車到台北,再坐三輪車到親戚家。借宿一夜後,一行人清晨搭著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經過重重關卡,媽媽不斷分送東西給警衛和獄卒。等見到爸爸時,帶去的東西已經剩下無幾。至今,我每想起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食物的情景,還忍不住會掉眼淚。」 「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日,我們再去探監,發現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純如唸小學時,還是個孩子,相當活潑,功課很好。只是當同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時,就傷心得一路哭回家。她的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因此盡量送他們到外地唸書。 後來,純如轉學到彰化民生國小,初中考上彰化女中,高中就讀台北第二女中。她說:「我唸彰女時,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是誰,感覺很輕鬆,表現也很出色,初中三年都當班長。但唸高中時,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敏感?向起來。」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廖萬督醫師在古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移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一九六四年,在整整服滿十二年刑後,廖醫師終於獲准出獄。 純如說:「父親在獄中研究針灸,很有心得。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父親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特別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他一向體貼貧窮的人,常說『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我當時不太明白這道理,等後來經歷較多的人生後,才深深體會到其中的意義。」 一九七○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兩個月後,純如告別她當時不甚眷戀的故鄉,飛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 施興國個性隨和,自一九六八年抵達林肯﹝Lincoln﹞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後,即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及陳炳杞教授家作客。後來,一夥人一起組內布拉斯加台灣同鄉會。 「出外靠朋友。」施興國說:「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留學,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每年感恩節,隔州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會都會邀請鄰近幾州的鄉親一起聚餐。我們每次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因為那種同鄉見面的喜悅,很令人回味。」 純如初抵美國時,不太習慣留學生的刻苦生活,但不久便感染到大夥兒相聚的快樂,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她說:「有一次,我們在堪薩斯的感恩節大聚餐裡,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家父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景仰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不久,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卻發現自己懷了孕,兩人憂喜交加。純如說:「「當時其實憂慮勝於喜悅。因為我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我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怎麼辦?」 後來,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飛到德國。結果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到處旅遊,真是喜出望外。 「我當時猛然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確實天無絕人之路。」純如說:「此後,我遇到事情,就不那麼患得患失了。」 天涯為客 他們在德國,亦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從而認識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陳錦芳等一些留歐學生,大家互相照應,不覺寂寞。當時,留歐學生正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時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熱心的人便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來。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通霄話台灣,充滿了年輕的熱情與興奮。 施興國在德國作了三個月研究後,即回內布拉斯加大學。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物理化學博士,隨後帶著妻女到加拿大東岸,在渥太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早春的渥太華風景非常美麗,但見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景致如畫,我們安頓之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就決定在加拿大定居。」純如說。 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期間,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他們在波昂時,添了一名小壯丁,也熱心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其時常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話題總離不開台灣。 一九七七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正當夫妻倆熱心服務留德同鄉之際,突然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因此全家匆忙返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換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困境。身為莘莘學子,他希望在大學裡教書,但那時他所專攻的物理化學相當冷門,教授出缺的機會微乎其微;回台灣或許是一條出路,無奈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 輾轉思慮的結果,他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學術界,離開渥太華,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開著一部老爺車,載著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即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真是視野茫茫,前途茫茫。他小心翼翼地握著駕駛盤,在冰天雪地中徐徐前進。如此走走停停,足足跋涉一個月,方才安抵溫哥華。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然而旖旎的風光填不飽一家大小的肚子。施興國到處找事。其時電腦方興,需才孔急,他在溫哥華西南的維多利亞﹝Victoria﹞島覓得一份電腦程式設計的工作。此後一年多,週日住在島上,週末才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純如提起初到溫哥華的日子,說:「我們到溫哥華沒幾天,行李都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讓人聞之泣血。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示威,含淚的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的繼續熱心服務同鄉。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兩年擔任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他說:「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我擔任同鄉會長時,有一次,剛辦完四天三夜的露營後,便匆匆趕到加拿大最大的德拉斯﹝Telus﹞電信公司應徵工作。面試時,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告訴他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接著和我談起一些社團服務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錄用我,並且讓我擔任主管的職位,真是天公疼憨人。」 搬到溫哥華後,由於兩個孩子已上小學,純如希望自己亦能擁有一片天。一九八三年,可愛的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取得凱蒂貓禮品的專賣與批發權。回溫哥華後,她即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同時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作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無到有,全都自己摸索。」純如說:「經營期間,無論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都自己一手包辦。結果從處理各種事務中,我得到經驗與信心。」 然而即使工作再忙碌,純如依舊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也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由於她的一對子女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異,又乖巧有禮,因此許多新移民都紛紛向她請教有關子女教育的各種問題。純如一再不厭其煩地回答之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進大學。其所開的課程包括複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申請美國大學必考的SAT測驗,並提供所有申請大學的資訊等等。她的子女都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成了最好的招牌。至於施興國博士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為人謙和又有耐心,因此雖然補習班不曾登過廣告,登門求教的人還是很多。 純如笑著說:「十餘年來,我們至少幫助了兩、三百名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和家長們都很高興。每年春天,我們還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各大學,每次參加的人都很多。」 成立「台加文化協會」 九十年代的台灣乘著電子電腦新興科技的風潮,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一時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在經濟空前繁榮下,島內亦颳起了「小留學生」風潮。不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都紛紛把孩子往國外送,頓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可見新興台僑的蹤跡,聲稱為子女的教育而移民。其中,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往返台灣方便,成了「教育移民」的最愛。一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帶著青少年的台灣家庭便一波波地湧向溫哥華。 眼見新移民快速地增加,原本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一九九○年,林宗義教授出面,邀請張邦良、施興國、楊正昭、蔣敏一等八戶熱心同鄉,在家聚會。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他們決定分頭招募會員,每戶招募五戶,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的協會。。 果然數個月後的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戶台僑家庭共同在溫哥華的東寧書院創立「台加文化協會」。會中,大家推選德高望重的林宗義教授為創會理事長,隨後由賴佑哲秘書長起草章程,並向加拿大政府註冊登記。 「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廖純如見補習班的對面有一間辦公室空出,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自己隨時當義工。與此同時,理事長林宗義向日本的熱心企業家郭榮桔先生募到一萬美金的種子基金,溫哥華的兩位同鄉陳大川與蔣敏一各捐兩萬加幣,其他十多位創始人各捐一千加幣,成為初步經營,「台加」的基本經費。「台加」遂聘請蔡澄洲為總幹事,正式營運。那年年底,「台加」獲得聯邦政府的免稅資格,相當有助日後的募款。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帶著孩子前來唸書的家長們閒居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服務新移民。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帶領大家賞玩溫哥華的好山好水。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生意興隆。 施興國笑著說:「尤其每年十月,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真是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夠維持「台加」的基本開銷。「台加」的辦公室亦已由原先小小的五百平方呎搬到柔以斯站﹝Joyce Station﹞的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地方。理事們進一步思考舉辦其他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與。 廖純如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經常舉辦有關如何申請大學和美、加教育制度的講座。「結果每一場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純如笑著說。 然而不少「教育移民」因為對子女高度期待,加上東西文化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為此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亦深受歡迎。 此外,為服務陪孩子唸書的媽媽們,「台加」陸續開辦英語、電腦、插花、陶藝、太極、韻律、瑜珈,甚至投資、報稅等各式各樣的班,可說人氣興旺。,「台加」的會員亦從一九九○年的四十戶,增加至一九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二戶,再增加至一九九三年的五百八十戶,一九九四年的八百七十五戶,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四年,施興國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後,即深感原先的場地不敷使用,而且他一上任,即接到租金即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於是另覓新址。他們最後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大了兩倍,於是歡喜搬新家。 籌建「台灣文化中心」 「台加」喬遷之日,喜氣洋洋。理事長施興國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們參加。當日,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辛普森議員﹝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當眾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此語既出,令大家面面相觀,驚喜又錯愕。不久,建築師林正輝的父親林昭仁老先生公開表示,他願意捐出一畝農地,作為建館用地。這項允諾無異是一注強心劑,大家立刻興致勃勃地築起建厝夢。 建築師林正輝首先繪出一份夢想的藍圖,「台加」將之印成精美的小冊子,四處分送。接著,四十多位熱心的鄉親共同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他們計劃在兩年內,籌措兩百萬加幣,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作為加拿大西岸的台僑公厝。 「此後兩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進行。」籌委會共同主任委員之一的施興國博士說:「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熾熱的氣氛,非常令人感動。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當時的情況確是積少成多,集掖成裘。」 「有了錢,我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他接著說:「這才發現林老先生要捐的農地,無法變更成建地,我們只好另外覓地。等開始看地,才知道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一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錢是否被籌委會的人污掉了,否則怎會毫無動靜?這種黑鍋我們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他繼續說:「最後總算經由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l Anderson﹞的幫忙,我們在二○○○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使用空間約四千五百平方呎,裡面有活動大廳、餐廳、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等等。完工時的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則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施興國欣慰地說。 推廣「台灣文化節」 隨著「台加」的成長,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亦愈來愈具規模。一九九○年,東寧書院的陳慧中邀請作曲家蕭泰然到溫哥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台灣作曲家之夜」,首開介紹台灣音樂給加拿大主流社會之先河。隔年,陳慧中在溫哥華劇院﹝Play House﹞舉辦「台灣作曲家鋼琴樂展」,再度引起矚目。 此後連續三年,「台加」皆與東寧書院合辦「台灣作曲家樂展」,規模逐漸擴大。一九九四年,他們除了舉辦三場音樂會外,並增加文化講座,將音樂展擴展為藝術文化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台加」便獨力承辦這項藝文活動,正式定名為「台灣文化節」,並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週末舉行。首屆的台灣文化節由許建立擔任總策劃,節目除介紹呂泉生的音樂外,還推出原住民歌舞、影片欣賞與文化講座等,吸引了約五千名的觀眾。 一九九六年,「台加」邀請小提琴家林昭亮與梆笛家陳中申在音樂會中演奏,再度掀起高潮。此外,他們並在溫哥華市中心的羅伯森﹝Robson﹞廣場舉辦台灣美食與歌謠大賽,造成盛況。 一九九七年,「台加」推出金希文的音樂作品,並在戶外廣場表演歌仔戲,吸引了壯觀的人潮。一九九八年,「台加」以客家文化為主軸,推出台灣文化節。一九九九年,他們復以茶藝、茶道、音樂、攝影與美食等,呈現多元的台灣文化;二○○○年,更以「蝴蝶的故鄉」,詮釋台灣的蛻變。 如此自一九九八年以後,台灣文化節年年都被遴選為加拿大傑出文化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上萬的人潮,展出的期間長達三天兩夜,成為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至於台灣文化中心自開幕以來,亦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當今的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曾蒞臨參觀。此外,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而且文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變得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乃主動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真是天佑『台加』!」廖純如高興地說。 蛻變的蝴蝶 純如本身對「蝴蝶的蛻變」這項主題尤有深刻的感受。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她,曾像一隻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婚後,她在興國的引導下,逐漸接觸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天性。往後,她經由不斷地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尤其長期投入「台加」,更讓她挖掘自己前所未知的才能。 「台加」成立後,她每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用心整理帳目。「台加」成立後的最初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純如娟秀工整的筆跡記錄;每一筆項目的進出,都有明確的交待。她的真誠、和善與不計較,使她成為一個很好的義工。隨著「台加」的成長,她負責的事越來越多,尤其在輔導青少年與策劃婦女節目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純如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還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因而產生不少親子衝突,結果造成有些孩子常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造成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台加』因此舉辦許多有益青少年身心的活動,也開辦電腦、英語、作文等課業班,盡量引導成長中的孩子往正常的方向發展。此外,我們也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她的關懷與親切贏得許多孩子與家長的信任,「施媽媽」之名不逕而傳。在開導苦悶的青少年過程中,她亦發現一個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因此她亦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等,獲得許多婦女的支持。 「因為經常到處演講、諮商、策劃與協調,我本身也在不斷成長中。」純如說:「我從一個害羞內向的人,變成一個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因而深深感到建築聖殿,固然需要石頭奠基,拙樸的石頭也因為不斷地琢磨,而發亮起來。」 賞鳥外交 天公疼憨人,二○○三年二月,在熱鬧滾滾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年會摸彩中,廖純如高中頭獎,得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這張機票使她能夠隨著興國,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向在社區忙個不停的施興國夫婦,如今成了消遙的觀鳥人?「其實,就是想為台灣做點國民外交。」施興國微笑答道。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的那些年,為了啟發同胞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生態知性之旅,吸引了眾多同鄉的興趣。其中有一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豐富的鳥類知識。我們因此請他擔任『台加』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我也從這些賞鳥活動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觀鳥常識。」 興國繼續說:「廖世卿老師在一九九四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等他在二○○二年重返溫哥華時,我正好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便開始籌劃一個『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他繼續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甚表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也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聆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座談的成功,他們再接再厲舉辦「台灣賞鳥行」。二○○三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由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及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這真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方才知道原來台灣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在台期間,他們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因此二○○三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聯合在溫哥華主辦第二屆「台加鳥展」時,特別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鳥展之後,戴副主委並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 二○○四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不久,世界鳥盟在網站鼓勵鳥友前往台灣賞鳥,並決定於二○○五年在台灣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半路出家的觀鳥人施興國等雀躍不已。 小屋的春天 微寒的四月天,綿綿春雨後,櫻樹尚吐豔,落紅已滿地。溫哥華尋常陌巷裡,施家樸實的小屋中,圍著一張方桌,砌一壺熱茶,施興國與廖純如愉悅地暢談往事,也輪流傾吐感觸。 純如說:「我們的屋子雖小,卻很溫暖。結婚這麼多年,我們沒有發過財,也沒好好想過要發財。但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就有春天。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滿足簡單的生活,各自追求自己理想。華維﹝Margaret﹞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博士,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授。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任職於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CBC﹞。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與快樂。」 興國說:「我有時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寒如小草,幸虧得到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我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如鄉人期待那樣,當高官或賺大錢,但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身的經歷、滿筐的情誼與許多人的尊重,就是最大的財富。」 純如說:「我當年在台灣,時常感到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非常不公平,因而內心抑鬱,一旦出了國,便不想再回去。幸好興國引導我走出陰霾,讓我從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中,見到陽光。當我走過那暗長的甬道,對世俗的名利與金錢,就不那麼在意了。」 她接著說:「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也得到一點金錢賠償。我將之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委託『台加』和『慈林基金會』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希望藉此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也勉勵大家能化哀怨為包容,化苦難為愛心,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興國說:「我現在所擁有的,都超過從前的想像。如今我與純如回台灣,看到老家改建成樓房,哥哥們住的房子比我的大,開的車子比我的新,就覺得很高興。從前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如今不但可以自由往返故鄉,並且能夠投票選總統,甚至看到人民用選票結束外來的威權統治,真覺無比興奮。我們在海外為母國打拼,看到台灣日有進步,就覺得很安慰。」 走出小屋,春猶料峭,我不禁思索著「一枝草一點露」的含意。一枝寒微的草,靠著一點露的滋潤,就能生存。這大地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過多少卑微困苦的人。其中有的成長茁壯後,竟成為營建社區的奠基石,多麼地耐人尋味! 註一:「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

楊惠喬

楊惠喬女士是洛杉磯台美人僑社的「大姊頭」,她的歷練豐富,對台美人貢獻良多。 楊惠喬1970年來美,1971年與鄭德和(生前曾任台灣獨立聯盟中央委員、台獨聯盟美國本部財務長)先生結褵。 楊惠喬說,鄭德和會和她結良緣,因為他覺得惠喬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樣,因為一般女孩對政治都敬而遠之,惠喬卻是「蝦米攏唔驚」的奇女子,就是這點特質,讓他們成為人生的伴侶。 楊惠喬在台灣念台南女中時,就閱讀過雷震先生出版的雜誌「自由中國」,她就告訴導師,指出國民黨選舉時都買票作票,導師則勸阻她,要她先別管這些事;而惠喬的一位學姊就因為在周記寫過對當局不滿,就被抓去綠島坐牢,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她就已經很有反對意識。 鄭德和曾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的財務長,1985年曾陪張燦鍙主席赴歐洲募款,楊惠喬當然就協助先生處理本地事務,也成為台獨聯盟裡的重要成員,同時也是FAPA的中央委員。 1978年,蔣經國要就任「總統」時,鄭德和和楊惠喬就開車到北加州的舊金山參加台灣人的示威活動,他們夫婦之外,兩個孩子(兒子鄭丁榮,女兒鄭伊純)也一起出動,在示威現場還發生和反示威者(國民黨人或中國人)衝突打鬥的場面。 1985年(11月22日),鄭德和先生因為肝癌辭世,當時兒子十二歲、女兒十歲,楊惠喬說,先生過世前後,聯盟的兄弟姊妹都大力幫忙,讓她度過最艱難的時刻。 當時鄭德和夫婦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One Hour Photo,德和過世,合夥人卻迷信而表示不願意再合夥,說要完全獨資經營,可是楊惠喬當時沒有其他收入,不願退出,合夥人最後把股份賣給惠喬的朋友,惠喬繼續經營這家店。 雖然遭逢喪夫的傷慟,但楊惠喬很堅強,不但從艱困中走過,而且還繼續德和的志業,在聯盟裡無私的奉獻,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 楊惠喬於1985年11月29日寫的「泣德和,哀感謝」一文中說︰「德和,安息吧!我會盡心盡力的敎養咱們的孩子,使他們長大後能如你一樣擁有一顆善良、肯犧牲的心,也能如你一般的有對台灣故鄉的愛與關切。雖然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但是我會好好的走下去。」 德和過世後,樂觀向上的惠喬沒有怨天尤人,從以前的幕後參與、默默奉獻走向幕前,並於1986年接下了南加州人權會會長的職務,1987年擔任台獨聯盟總部中央委員。 三十年歲月流逝,惠喬姊愛台灣的心一點都沒有變,這漫長的路,她確實一步一步踏實地走了過來。 《台灣公論報》創辦於1981年,前八年報社設於紐約長島,1989年遷至加州洛杉磯十年,1998年遷至加州聖地牙哥。 1996年,楊惠喬在台灣公論報擔任編輯、總編輯,最後接任社長的職務,編輯部就設在Temple City。 當時公論報每月虧損五千美元,台獨聯盟主席為補這個資金缺口疲於奔命,惠喬見狀挺身而出,自告奮勇,擔負起募款重任,事後證明也頗見成效。惠喬笑說這是公論報30年經營期間,唯一一段稍有盈餘的時間。 提起當時如何為公論報募款?惠喬可是使出十八般武藝,看到黃茂清律師出了一本書,惠喬主動與黃律師聯絡,提供銷售平台,協助賣書也為報社賺取佣金。看到李昂出書「北港香爐人人插」,因陳文茜「對號入座」引起一些紛擾,李昂遭受打壓,惠喬主動與她連絡,邀請她來洛杉磯,擔任公論報募款餐會主講人。李昂不但爽快答應,還極有義氣的攜帶了一百本書來洛杉磯義賣,對公論報財務的挹注,不無小補。據惠喬了解,當時加拿大也有其他單位邀請她去演講,李昂則表明態度,已經答應公論報,如果要去加拿大也得等洛杉磯之行過後。李昂當年的演講會在洛杉磯,聖地牙哥和達拉斯舉辦了三場,獲得極大反響。 提起公論報由興至衰,以至於三十年慶時黯然停刊,惠喬表現出難捨之情。惠喬多次為公論報的長遠發展做出規劃,建議購置辦公室,可惜未被接受,否則光是房地產的增值,就可以讓公論報進可攻退可守。建議未獲採納,惠喬退而求其次,建議在台灣會館租辦公室,也遭否決。1998年,劉清白擔任發行人任內,《台灣公論報》由洛杉磯遷至聖地牙哥。結果辛苦積累的四萬資金就花費殆盡,讓惠喬徒呼負負。 公論報遷離洛杉磯後,惠喬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在台灣人權會、台美基金會以及台灣之友會的活動,並曾為台美基金會編撰1999年年刊,見證了當年頒獎的盛況。最讓她津津樂道的是,Far Eastern Economy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於1997年10月專訪楊惠喬,當時人在日本的金美齡看見報導非常高興,表示很難得能在國際媒體看到台獨聯盟的旗幟。 2000年,惠喬投入台美人傳統周的活動,這是台美人傳統周的濫觴,當時係由李英偉擔任召集人,由此促成台美社團的大團結,也讓台美人認識到這個活動重要的意義。隔年2001年,基於資源的考量,由台灣會館接手主辦,初始召集社團也將前一年的盈餘轉交予台灣會館,接棒努力,持續至今,成為台美人的年度盛事。 2010年5月,以台灣之友會為主導,惠喬邀請台灣殘障人士組成的舞蹈團「鳥與水」來美公演。該團團員人數近二十人,加上所攜道具很多,惠喬不辭辛勞,所有接洽事宜,包括旅館、表演場地等事事親力親為,表演取得極大成功,惠喬也深感與有榮焉。 台灣之友會(Friends of Taiwan)成立於1999年,是惠喬近十餘年來重點參與的社團。台灣之友會首任會長由林美里出任,隨後就由Ted Anderson接任,直到Anderson 92歲正式宣告退休為止。2016年11月12日,台灣之友會特別舉辦歡送大會向他致謝;美洲台灣日報也以他的專訪報導列印裱裝,於當天的大會致贈給他,表彰他為台美人所做的奉獻。惠喬指出,Anderson夫妻都極為熱心台灣人事務,台灣之友會每月舉行Board Meeting,他高齡的妻子也都會跟著出席。如今Ted Anderson退休,Anderson夫人仍自告奮勇,自願為台灣之友會擔任會計,管理財務。 提及Anderson與台灣的淵源,惠喬指出,2000年選舉期間,他曾獲獅子會邀請赴台。2004年由台灣之友會組團返台觀選。當時是民進黨執政期間,他再度赴台參訪,還到總統府獲副總統呂秀蓮接見,同時參訪許多政府部會,但從未與阿扁碰過面。直至阿扁入獄,基於他對人權的極度重視,二度專程赴台探視阿扁,這種有情有義的表現,令人動容。 惠喬出生於台南市一個詩書世家。父親是詩人,獲獎無數,心胸開闊,對小孩的教育採開放方式,看到好的書冊電影,就會鼓勵小孩去讀去看。長期薰陶之下,家裡兄弟姊妹,大弟是畫家,小弟在日本當牙醫師,應林衡哲委託,翻譯日本一位逾百歲的老醫生的書,姐姐曾在公論報有一個專欄,叫「美居絮談」,各擁一片天。惠喬的一兒一女均已結婚成家,事業順利,美中不足的是都還沒有小孩,想當阿嬤還有得等! 談到台灣的政治形勢,楊惠喬對蔡英文寄予厚望。惠喬說,2012年選舉時,她大力敦促親朋好友返鄉投票。當時她曾買了一本蔡英文的書「洋蔥炒蛋」,讀完後對蔡英文有更全面的認識。書中提到,蔡英文在倫敦念書時,曾令教授們頭痛,討論要不要破格頒給她兩個博士學位,最後以「一個半」的博士學位結束懸念。當她為台灣政府坐上談判桌時,冷靜自持的態度與思路,屢屢為台灣爭得最高的利益。惠喬指出,這次大選,因為蘇貞昌放棄纏鬥的睿智之舉,讓民進黨的蔡英文取得總統大位,並在國會席次上取得驕人成績,得以完全執政,這是全民之福,是台灣人盼了許久才獲得的勝利果實,大家應該珍惜。 惠喬一生為台灣獨立打拼,希望台灣有一天能不再受制於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對於蔡丁貴教授預言,台灣能在2020年獨立建國,惠喬表示,這個願望能否達成,外要考慮國際形勢,內要團結一致。對於現在國內小黨林立,彼此掣肘,反而變成扯後腿的局面,惠喬表示憂心。 很多人都說不願涉足政治,但惠喬語重心長表示,不是你願不願意涉足,而是政治早就已經融到你的衣食住行當中,無法逃避。台灣人要勇敢面對挑戰,努力爭取,才是讓自己、讓台灣安身立命,永保安康的不二法門。 文:Edda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陳孜怡 鋼琴演奏家的故事

楊遠薰  「孜怡豐富的琴聲,細膩的觸鍵,對於作品深厚的理解,都使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令人回味。」(德國Barden-Barden Daily News) 1 感動 陳孜怡彈琴彈到瑰麗處,琴聲澎湃,氣勢磅礡,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那情景頗令人動容。 曾獲德國最高演奏文憑的她說,十餘歲時,她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音樂路。因為她喜歡那種靈魂完全融入樂曲的感動。那種感動會讓音樂帶著她的雙手在琴鍵上自然滑動,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說,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動,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那是一個颱風天,因為停電,室內沒有冷氣,十分悶熱,她只好打開窗子練琴。 她那天彈一首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彈著彈著,忽然有股莫名的悸動,手指不由自己地隨著樂曲的起伏快速流轉,直到整曲結束,方才大夢初醒地發覺:「為什麼我的人在這裡?」 她當時有些害怕,畢竟那時她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人的意識會和肉體分離?然而第二天,好幾位鄰居對她的媽媽說:「昨天聽到孜怡彈琴,聽得好感動!」 她第二次有這種感受,是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台灣省鋼琴比賽時。她說,省賽分複賽與決賽,兩者分數平分,決定名次。她複賽時得了第五名,決賽時彈一首孟德爾頌d小調莊嚴變奏曲。 「那首曲子一開始,非常寧靜、莊嚴,像在祈禱。」她說:「我彈下第一音節,心裡就十分肅穆平靜。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我的雙手溫婉地在琴鍵上滑移,漸行漸激進,乃至濤浪澎湃。曲終時,我起身鞠躬,看到所有的裁判都投予讚賞驚喜的眼神。結果,他們全給我最高分。因為決賽的成績與複賽平均,我那次得了第三名。」 此後,陳孜怡明白她將以音樂為依歸,因為音樂已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近照 2 出發 「孜怡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音樂的喜愛。」陳孜怡的父親陳志仁說:「她三歲時,媽媽帶著她送五歲的哥哥去學琴,結果她賴在哥哥的身邊不走。老師見她不吵不鬧,就讓她靜坐一旁。沒想到如此一坐,竟坐了半年。老師見她真的在聽,就收她為學生,開始教她彈琴。」 孜怡起步早,天生有音感,記憶力佳,樂譜背得快,六歲時毫無困難地考進私立光仁國小音樂班。小學三年級時,她轉進古亭國小音樂班。初、高中時,她就讀師大附中音樂班,同時拜鋼琴名家陳郁秀為師,一步步地朝向要當音樂家的夢想前進。 有志學音樂的孩子從小南征北伐、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與公演,每每需要父母的陪同與各方面的支援。 「事實確是如此。」陳爸說:「每次比賽,孩子有壓力,父母也跟著緊張。長期以來,父母與孩子都形成一個團隊。雖然明知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但看到孜怡這麼堅持,又想起我母親的心願,就覺得再辛苦,也得陪她走下去。」 陳志仁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女醫師,不幸於五十九歲那年去世。母親病重時常對他們講,她很遺憾這輩子沒選擇音樂當生涯,因為彈琴、唱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當醫生則每天得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日日得處理生老病死的嚴肅事。 「孜怡可能遺傳了阿嬤的基因。」陳爸說:「她自小就有音樂的稟賦,又有毅力,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幫她圓夢。」 2016年八月,鋼琴演奏家陳孜怡(左)與美國芭蕾舞星Ivy Chow  合影於華府   3 精彩 如果說人生是一闕壯麗的樂章,八十年代出生的陳孜怡則已走過好幾個不同的曲境。 1997年,十三歲的她即展露才華,享有「音樂少女」的美譽。 那年,就讀國二的她在媽媽的陪同下,飛到俄國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結果捧了個「最佳詮釋獎」回台灣,成為受人矚目的未來之星。 「比賽得獎,固然興奮。」陳孜怡說:「其實參賽前的準備與學習的過程同樣令人難忘。」 賽前她聽人家說,俄國的要求非常嚴格,和台灣的不一樣。但怎樣不同?沒人能說個準。由於比賽在八月中旬舉行,她因此報名暑假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營,藉此觀摩、學習。然後在七月初,與媽媽一起飛抵莫斯科。 「那時,俄國才改革開放沒幾年,物質十分缺乏。」她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看來都年久失修,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們卻都是大師級的。他們一彈起琴,立刻把聽眾炙熱的情感都點燃。」 音樂營裡,老師一再叮嚀學生要完全瞭解樂曲,才能彈出應有的曲境。孜怡說,她要參賽的曲子之一是貝多芬的《告別》,音樂營的老師即認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該彈這首曲子,因為那曲子的意境太深沉。 《告別》是貝多芬描述他與忘年之交魯道夫大公生死離別的一首奏鳴曲。魯道夫大公是奧匈帝國皇帝的弟弟,年紀比貝多芬小,原是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貝多芬的知音、好友暨主要的贊助人之一。1809年,法國大軍攻入維也納,魯道夫大公倉皇逃難,兩人不得不分別。整闕樂曲分為〈告別〉、〈分離〉與〈重聚〉三個樂章。 孜怡說,她把樂譜背得很熟,把每個音都彈得很正確,每天反覆地練習。但畢竟不曾有過戰爭、逃亡與生離死別的經歷,她只好很努力地去揣摩那情境。 「結果出賽時,」她說:「我彈下第一個音符,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面,我的手便像脫韁似地,一路隨著畫面飛奔,感情也跟著激動,直到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大家都給我熱烈的掌聲,我因此得到『最佳詮釋獎』。」 陳孜怡的青少年過得充實、精彩。她不僅在俄國參賽獲獎,亦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Gina Bachauer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獲獎,更在義大利Monopoli的國際鋼琴大賽贏得冠軍。 此外,她也在台灣大小鋼琴比賽中獲獎,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同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亦在台灣總統府第20屆介壽館音樂會演出,儼然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樂壇新秀。 2002年,陳孜怡自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不負重望地考上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ce de Paris in France ,簡稱CNSM),啟程赴巴黎留學。 2016年一月,陳孜怡(左二)等音樂家在台中中興堂演出盛況 4 挑戰 「初到巴黎的頭兩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時期。」陳孜怡坦誠地說。 挫折的原因很多,包括初次離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等,但更主要的是光環褪去、信心動搖。 「法國人有文化的優越感。」孜怡道:「老師在和我們面試時,都講英語,但一開始正式上課,全改口說法語。我因為在台灣上音樂班長大,自小學英語,完全沒法語的基礎,到了巴黎,只好猛啃法文。」 她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師事鋼琴名家Jacques Rouvier。老師要學生無論指頭觸琴的方式、手臂的用力或對樂曲的詮釋…,皆拋棄過去,一切從頭開始。這對已經參加過許多大小比賽的學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NSM),照片取自該校網站 孜怡改變自己,順應老師的要求。老師要她以不同的觸鍵,彈不同名家的作品。因為每個名家如蕭邦、李斯特、莫札特…,都有其個人的風格,必須有不同的彈法,才能彈出他們每個人不同的風韻。 孜怡就這般用心地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學習四年,奠下紮實的古典音樂基礎,最後以第一獎的優異成績畢業。 2006年,她轉赴德國國立卡厄斯魯爾(Karlsruhe)音樂大學深造。在德國,她學習德文,對貝多芬的作品尤其下功夫。她前後在卡大研習五年,前兩年攻讀音樂碩士,後三年攻讀最高演奏文憑,共獲兩個學位。 何以她選擇到歐洲求學,既要學法文,又得習德文,畢業後卻轉到美國求發展? 「因為彈琴不僅要精湛的技巧,正確地彈出每個音,還要詮釋樂曲。詮釋樂曲就涉及文化的層次。」孜怡說:「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產物,要學古典音樂,最好到歐洲,比較能體會當地文化的精隨。學德文固然費時間,但許多不朽的名曲或歌劇都是德、奧的音樂大師們用德文寫的,若懂點德文,更能暸解其涵意。所以我當初沒有猶豫地就到德國留學。」 此外,學費亦是一大因素。她又說:「無論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或德國卡厄斯魯爾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學費十分合理。相較之下,美國著名的音樂學院往往是私立學校,學費貴得驚人。」 「但歐洲國家歡迎外國學生前往學習,」她繼續說:「卻不歡迎他們留下。我在德國求學的最後兩年,眼見一些優秀的學長雖有演奏的機會,卻苦為無居留權,所以我們都得為未來著想。」 其時,一位俄裔美籍的鋼琴名家亞歷山大‧寇柏林(Alexander Kobrin) 邀請她到美國,為其助手,陳孜怡欣然接受。 2016年二月,陳孜怡與美國"The Space"交響樂團在Melbourne, Florida演出的盛況 亞歷山大‧寇柏林是2005年范‧克萊本(Van Cliburn )國際鋼琴大賽的冠軍得主,其時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哥倫布(Columbus) 州立大學的Schwob音樂學院擔任系主任,願意提供全額獎學。於是在2011年夏天,陳孜怡自歐洲飛往美國。 5 行經低谷、再創亮點 初抵美國的頭兩年,陳孜怡的收穫頗豐。她師事寇柏林,專研俄國音樂大師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在Schwob音樂學院修習鋼琴演奏學位,並且指導音樂預科的學生,同時活躍於喬治亞州的樂壇。 但到了第三年,獲得哥倫布大學表演藝術學位的陳孜怡極欲發展個人生涯時,卻遇到了瓶頸。 她說,因為學校沒有正式的職位出缺,Columbus又是一個介在喬治亞州與阿拉巴馬州之間的小城,沒什麼音樂專職或兼差的機會。自小期許自己要成為音樂家的她面對「三十而立」之齡即將到來,不禁有沉重的壓力。 幾經思量,她覺得必須離開哥城,到外面謀發展。但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又沒有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分,她能到哪裡去? 「那一年,我十分徬徨、無助,時常暗中禱告,求神開路。」孜怡說。 後來在朋友與專家的指引下,她蒐集過去所有比賽的得獎成績、公開演奏的記錄與樂評家的評論…等等,一一列舉並附佐證,然後以「傑出藝術人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居留權。結果出乎意外地,她竟在很短的時間拿到綠卡! 「這在歐洲簡直不可能,」陳孜怡說:「除非與當地人結婚。然而美國竟賜給我機會,想來真是神為我開啟的一扇門。」 隨後,她到紐約、波士頓和華府等大城走一圈,最後選擇以華府為據點。2014年,孜怡把所有的家當都裝入車內,隻身自喬治亞州開750英里的車,北上華府。 她暫歇在媽媽的一位老同學處。其時,聽說華府北郊的一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需要音樂服事的專才,她毛遂自薦,很快獲得任用。不久,教會裡的一位長老願意提供住宿,她總算有了落腳處。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於2016年八月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接著,感謝神的帶領,她在華府的列文(Levine)音樂學校獲得教職。同(2014)年十月,她在期待已久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舉行公演,深獲好評。此後,各地的演奏邀約不斷。 今(2016)年,陳孜怡像個國際旅人,風塵僕僕地飛赴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與莫斯科等世界各地演奏,下半年的演奏行程亦大致排定。 「我熱愛音樂、喜愛演奏。」孜怡說:「那是一種情感的融入、技巧的發揮、樂曲的詮釋與訊息的傳遞的大融合。我也喜愛教學,樂與學生分享我對樂曲的領悟與摸索的經驗。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認到服事與奉獻社區的重要。我願將我的所學所長奉獻給我的社區與社會,讓更多人聽到優美的音樂而有平和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陳孜怡在youtube上有好幾首精湛的演奏作品,下列的連結是其作品之一: Tzu-yi Chen: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3 in d-minor 3rd movement 望著孜怡的雙手時而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奏出氣勢磅礡的琴聲,時而溫柔優美地碰觸琴鍵,彈出動人心弦的樂章,就不禁讓人聯想起一個自小日夜坐在鋼琴前苦練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靈魂時常跋涉千里,飛躍在千變萬化的音符中。她的成長過程總是在迎接一個接一個高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的比賽。她萬里追隨名師,接受多位大師長的期調教與琢磨,練出一身爐火純青的功夫。然後,她在人海茫茫中追尋機會,等待被看到。 逐漸地,她悟出圓融才是音樂的至臻境界。她願將她的演奏與詮釋讓更多人受益,從而擁有平和喜樂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音樂家陳孜怡的心願。 陳孜怡即將舉行的演奏會陳孜怡最近的一場演奏將於九月六日假華府市中心的Church...

唐麗芳 雲林故事人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唐麗芳年輕時希望遊走世界,從事不同行業,也曾在許多地方各作兩、三年的停留,但後來卻選擇回到自小離開的故鄉,從事草根文化工作,並且在原鄉住滿了第四個三年。 我認識唐麗芳,是因為 一些書本的緣故。2006年春,「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簡稱NATWA ) 」紐澤西分會寄送多批美國兒童圖書給台灣一些縣市的圖書館,時任NATWA東北區理事的我趁回台之便,拜訪幾所圖書館,以便瞭解館方實際收益的情形。 當時,有一批圖書送往雲林科技大學,認捐這批圖書運費的NATWA威斯康辛姐妹許聖美是我的好朋友。她囑我若到雲科大,要與唐麗芳見一面。 「她很親切、熱忱,也很特別,妳見了就知道,順便幫我向她問好。」聖美說。 我因此與唐麗芳聯絡。兩人一見如故,談了許多她在雲林推廣「故事人」的情形。回美國後,我在電話中向聖美敘述麗芳的狀況,表示我很欽佩她的精神,繼而問道:「妳們怎麼認識的?」 「妳知道,威斯康辛的台灣人很少,很容易互相認識。」聖美回答:「我的一個朋友在沃沙(Wausau) 的農夫市場遇到她,見她擺攤子,就和她聊天。獲悉她從台灣來的之後,便介紹她與我認識。」 「後來,我與惠蘭一起到沃沙鄉間的農場去看她,」聖美繼續說:「見她與新婚的美國丈夫在那裡種植有機農作物,當時還擔心她是否適應得了這樣的美國鄉下生活?但她似乎調適得不錯。她在台灣時讀商,曾在銀行做過事,無論數錢或算數字都很快,後來就到我們公司做事。她很勤快,為人很親切,不久便和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相處得很好。」 「她是個護理師,不是嗎?」我問。 「沒錯,她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聖美說:「在我們公司上班一陣子後,她就 和 先生一起到麥迪遜 (Madison) 的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兩人在那裡大約待了三年,拿到學位後,又搬回沃沙。她的先生教書,她在醫院當護士。」 聖美本身也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也在沃沙醫院當過多年護士。她說:「麗芳的醫學知識相當豐富,在醫院工作時,頗受器重。她的英語也進步得很快,有一次,在我們的讀書會裡朗誦一首英文詩,並將之譯成中文,詞意相當雋永,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她像蒲公英,到處都可以紮根,綻放出美麗的花朵,是嗎?」我笑道。 「可以這麼說,但毋寧說她是一個很努力追求成長的人。」聖美說。 唐麗芳果真如蒲公英,到哪兒都能適應得很好嗎? 「並不盡然。」兩年後,她笑著對我說:「我在1984年到美國,當 時和我 先生有個年輕的夢想,就是參加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行走世界各地。為了這理想,我改唸護理,也因此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由於對自己的故鄉重新產生認同,便偕我先生在1991年回台灣,在高雄醫學院工作。但沒料到回到自己的國家,我反而不適應。」 「為什麼?」我迷惑地問。 「因為那正是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年代。」她說:「台灣許多人都沉迷於金錢的追逐。『大家樂』像股旋風,吹得老少皆瘋狂。那種社會風氣與我過去熟稔的台灣很不相同。我因此感到迷失,也在兩年後又舉家遷回美國。」 他們在1994年回美國,住在愛荷華的迪畢克 (Dubuque)。麗芳的先生在當地一所神學院教授英文,她在家照顧牙牙學語的小女兒,本以為從此過著寧靜的美國中西部生活,熟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喚起他們回台灣服務的心。 「1997年,我在中文報上看到一則雲林科技大學招募一名英語系教授的廣告,十分心動。」麗芳說:「我是雲林人,自小離鄉,看到這則廣告,覺得故鄉好似在呼喚我們。而且先生也很希望回到台灣,因此,我幫他錄製一捲他教學的錄影帶,寄到雲科大,申請教職,就這麼被錄用了。」 於是,他們在1997年回台灣,定居雲林斗六,迄今十二載。麗芳的先生因此成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資深教師之一,也是當地人所熟悉的一個熱愛台灣的外籍女婿。斗六則成為他們結婚以來居住最久的一個城市。 回雲林後,麗芳延續在美國參加讀書會的習慣,在1998年與雲科大的一些教職員太太合組「樂耕讀書會」,互相切磋琢磨。然而幾位會員不久即因另有不同的生涯規劃,甚少出席讀書會。唐麗芳遂對外招募新會員,讀書會的會友亦因此由雲科大擴展至斗六地區的居民。 隔年九月,台灣發生驚心動魄的「九二一」大地震,中部山區許多鄉鎮樓塌人亡,滿目瘡痍。靠近震央的斗六與古坑地區,也有不少傷亡,居民人心惶惶。 「大地震發生一個星期後,我們的讀書會照常舉行。」唐麗芳說:「但是前來參加的人個個心有餘悸,因為斗六的中山國寶住家就有三棟樓房倒塌,二十多人喪亡。當時,我覺得應先讓大人的心情沉澱,才能安撫小孩們憂懼惶恐的心,於是建議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別人經歷。結果不知不覺地,大家的心境轉為祥和。」 2001年秋,唐麗芳獲悉「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發起人楊茂秀教授將在台中舉行的故事媽媽培訓班授課,便邀請一名讀書會的會友一起報名參加。上課時,她發現楊教授竟也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畢業生,他所提及的美國種種,都是她熟悉的景象,不禁頷首微笑。 「嗨,妳上課時很有反應。」一下了課, 楊 教授倒親自來找她。 「是啊,我們同是威大的校友。」唐麗芳笑吟吟地答。 兩人很快聊起天。唐麗芳趁機問:若在雲林辦個故事媽媽培訓班,能否請 楊 教授幫忙? 楊 教授當下答應。 於是一回斗六,唐麗芳便徵詢社區人士的意見:大家願否出點錢,在斗六開辦一個故事媽媽培訓班? 出乎意外地,社區人士的反應非常熱烈,所募到的款額竟足夠邀請四名講師,舉辦四場培訓課程。於是在2002年四月,首屆故事媽媽培訓課程順利在斗六舉行,參加人數竟多達兩百人。 「我第一次發現雲林人渴求學習的意願是這麼高。」唐麗芳說:「當時覺得應將這股熱情凝聚起來,於是在九至十一月間,又繼續舉辦了數場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在斗六地區掀起講故事給小朋友聽的風氣後,唐麗芳進一步鼓勵大家激盪腦力,創造自己的故事,並為之插圖。為激勵大家創作,她策劃舉辦「雲林私房繪本展」,廣邀地方熱心人士參與。 逐漸地,她發現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媽媽們。一些很有天份又熱心的爸爸、阿公和姐姐們都有很好的作品參展。因此在2002年十一月首屆「雲林私房繪本展」揭幕前,唐麗芳在對外發佈的新聞稿中,將「雲林故事媽媽」的名稱改為「雲林故事人」。而在「雲林私房繪本展」順利舉辦後,一個為雲林奉獻心力的草根文化團體已隱然成形。 其時,雲林縣政府文化局的官員已對這些活動產生注意。他們與唐麗芳會談後,認為藉故事爸媽推廣社區學童閱讀是很好的計畫,於是委託她規劃一系列的培訓課程。 在策劃培訓課程中,為請到好的講師到雲林,唐麗芳乃與台北的「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連絡。然在電話中,對方似乎不太明白雲林縣座落何處?但聽她問: 「雲林離古坑或林內有多遠?有客運車可到嗎?」 「古坑鄉與林內鄉都在雲林縣內,離斗六都近,可搭台西客運到達。」唐麗芳耐心地解釋。 「那就好。」對方說:「古坑鄉的華山與林內鄉的湖本兩社區都獲得優良社區獎,可向文建會申請活動經費,妳不妨與他們聯絡。」 雖然不十分清楚個中來龍去脈,唐麗芳仍打電話到華山與湖本兩個社區的發展協會查詢。協會的理事長表示,情況確如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小姐所述,但因不知如何撰寫企劃書,遲未進行,倘 唐 老師願意協助,他們樂見其成。 唐麗芳於是協助這兩個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向文建會申請到一點經費,於2003年九至十二月間,在華山與湖本兩社區辦了三期的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接著,她接受古坑鄉公所的邀請,到古坑鄉立圖書館培訓當地的說故事志工。然後,她陸續應邀至到斗六周邊的斗南、虎尾、西螺、土庫、大埤,乃至更遠的崙背、馬光、褒忠,甚至濱海的麥寮、 台西等鄉鎮,在當地的小學或公共圖書館培訓在地的故事志工,同時舉辦說故事活動。 自2003年起,「雲林故事人」的志工們陸續在雲林縣內的大小鄉鎮展開活動。說故事像一股和煦的春風,吹拂著這個向來甚少有文化活動的農業縣。 唐麗芳則在協助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的過程中,體認到「雲林故事人」必須立案,方能運用政府與社會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果,因此循序提出申請。2005年六月,「雲林故事人」終於成為一個合法登記的非營利社團法人組織。 「許多知識都從經驗中獲得。」她說:「從『故事媽媽』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形成,每個參者都在不斷地成長中。」 2005年底,「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將一台九二一震災後被棄置的二十呎舊貨櫃車身打造成「毛毛蟲行動書坊」,在各地巡迴。 「這部行動書坊原本預定到彰化埔?後,就要被拖回北部。」唐麗芳說:「我獲悉消息後,與毛毛蟲基金會的執行長盧本文及理事王鳳蓮老師商量,希望能將行動書坊到雲林作定點停留,獲得了他們的支持。」 結果,這部行動書坊成了「雲林故事人」2006年上半年的工作高潮。志工們在行動書坊拖到斗六後,將車身漆成粉紅色的雲林縣版圖,寫上「雲林好地方,處處飄書香」的字句,在斗六與褒忠共作四個月的停留。這期間配合各項閱讀活動,吸引了兩萬多名學童與家長們的造訪。 「原先,雲林縣的學校裡僅有兩所被選入教育部的『焦點三百』計劃中。」唐麗芳說:「後來,我們向教育部陳情,並獲得杜部長的重視, 結果『雲林故事人』所推廣閱讀的學校都獲得支援,這對地方是很大的幫助,對我們則是很大的鼓勵。」 「我們的力量也許微薄,」唐麗芳繼續說:「但是這些年,許多父母都已瞭解孩子們需要自小養成閱讀優良課外讀物的習慣,也陸續加入志工的行列。相信一點一滴,大家共同努力,便可提升在地的文化風氣與水準。」 一步一腳印,從樂耕讀書會的播種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茁壯, 步步皆有軌跡可循。而唐麗芳個人的人生路雖看似蜿蜿蜒蜒, 卻也是所走過的,都留下痕跡。從在威斯康辛農場種植有機農作物,她的認真、熱忱與愛鄉、愛土的本質像一條無形的線,牽引著她從過去走向現在與未來。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張信行與黃美星 醫師遇上聲樂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信行是個溫和敦厚的婦產科醫師,年輕時是媒人的最愛,但相過無數次親,姻緣卻遲遲不來。直到有一天,碰上「開心果」黃美星,人生都亮麗起來。 黃美星活潑熱情,夢想當聲樂家,但在人生舞台上,喜愛當小丑,博人開心。兩人婚後移居美國,對台灣產生新的認同,此後化熱情為衝勁,奉獻台美人社區,更致力為北加州的台灣會館催生。 他們是移民海外順利的一群,然在安和的環境中,不忘感恩與奉獻,所以得以與其他同鄉,共同涓涓滴滴地締創了海外的台僑社區。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搏感情」是黃美星的口頭禪。她每到一地,就認真地與週遭的人搏感情,盡量讓大家歡喜,也使自己開心。她說,年輕時天真浪漫,後來回首,才發覺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感情為出發,人生的路也因此充滿了溫馨。 美星天生好嗓門,在台北市女中和一女中唸書時,即有「黃鶯」之美稱。就讀師大音樂系時,她主修聲樂,相當仰慕當時甫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歌劇聲樂家曾道雄。 她說:「曾老師是第一個把整齣歌劇帶回台灣的人,不僅歌聲渾圓雄厚,而且風度翩翩,不知風靡了多少女生。我每次上曾老師的課,都得早早趕到教室,搶坐第一排的位子。」 美星大學畢業後,考進省立交響樂團當團員,隔年回母校北一女執教。和許多荳蔻年華的少女一樣,她心裡有一個綺麗的愛情夢。她說:「我媽媽是個藥劑師,在台北開了一家生意很好的藥局。媽媽有個開藥廠的好朋友,每回到我家,就稱讚我說:『美星好乖、好甜,給我當媳婦,好不好?』我信以為真,暗自編起美夢來。」 「直到有一天,赫然發現人家已經有女朋友,真是傷心欲絕。」她繼續說:「我躲在房裡,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決定相親。生平第一次相親,一天就看了六個,張醫師是當天見的最後一個。」 張信行向來給人好好先生的感覺。他原籍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當了兩年麻醉科醫師,隨後赴美國費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訓練。一九七三年,他學成歸國,除在台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教學,經常與恩師徐千田博士切磋琢磨外,也在哥哥開的婦產科醫院行醫。這樣的人選,豈不是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偏偏媒人磨破鞋,還牽不出一樁好姻緣。 一九七七年的農曆尾牙,醫院同仁照例圍桌吃「忘年會」,張醫師忽然接到故鄉媒人的電話,說有一個上好的女孩正在眼前,請他立刻到台北火車站旁的小美冰淇淋店相會。「趕快來,我得趕火車回彰化。」媒人吩咐道。 放下電話,張醫師匆忙外出。趕到火車站旁,看到一家咖啡店,鑽頭進去,裡面伸手不見五指。踅了出來,正愣頭愣腦之際,看到媒人在路旁朝他招手。他迎了過去,媒人簡單介紹身旁女孩幾句,就真的掉頭趕火車,回彰化去。 「僅這麼一次見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一見鐘情。」張信行說。 那晚依依道別後,他開始不斷地打電話給女孩。上午打,下午打,晚上也打;進手術房前打,出手術房後又打。 美星怕辜負人家的情意,一聽到電話鈴響,即衝出房門接。「媽媽怕我跌倒,特地找人到家裡裝分機。」她說:「房間裝,廚房裝,浴室也裝。我和張醫師在電話中盡情地聊,結果不到一星期,我們就決定結婚。」 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來起電,卻如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巧合得不得了。婚後,夫妻倆甜甜蜜蜜。張信行自行開業,美星增產報國,年年生孩子,三年連生三個。 她說:「我每生一個孩子,媽媽就替我請一個佣人,三年連請三個佣人。此外,煮飯、清洗,都另有人代勞。」 如此年輕好命的醫師娘,自然繼續追求音樂夢。一九七九年六月,黃美星在台北實踐堂開了一場盛大的獨唱會,一償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二年,張信行接受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市的亭克﹝Tinker﹞空軍醫院之聘請,全家移民美國。這項改變著實考驗了只會彈琴唱歌的美星,但後來她適應環境的能力,卻又令人刮目相看。 奧克拉荷馬的歲月 美星初抵奧克拉荷馬時,不會開車,全心在家照顧三個二至四歲的孩子。佣人沒了,家事一手包,孩子親手帶,居然也把一個家弄得井井有條,自己都覺驚訝。 張醫師怕她寂寞,訂了一份台灣公論報和一份太平洋時報給她看,結果這兩份報紙徹底改變了她的許多想法。 美星說:「我從小就很愛國。蔣介石去世時,我一想到民族救星沒了,台灣前途怎麼辦?不禁嚎啕大哭。到了美國,讀了這些報紙,才知道自己過去真是懵懂無知。我每回想到從前所忠誠的政府竟是如此一個不公不義的獨裁政權,就不禁熱血沸騰。所以此後,我常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和同鄉到家裡吃飯,希望藉機開導一些和我從前一樣無知的人。」 在她的熱心帶動下,奧克拉荷馬的同鄉越聚越熱絡,沉寂多年的台灣同鄉會也因此敗部復活。張信行說:「早在六十年代,陳唐山等人在奧克拉荷馬大學時,就成立了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但後來那些人相繼離去,奧州台灣同鄉會就日漸消沉。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們才又將之復活起來。」 奧克拉荷馬州幅員遼闊,張家座落在位置居中的奧克拉荷馬市,因此同鄉開會,或島內人士來訪,常在張家舉行。許多鄉親則從鄰近鄰鎮開一、兩小時,甚至兩、三小時的車前來與會。每次相聚,不到夜半不盡興。 美星說:「一些遠道來的朋友夜晚乾脆在我家打地舖,通霄聊天。隔日起來,吃了早點,進城買菜後,再回家。這種朋友相聚的喜悅,成了日後美麗的回憶。」 「即使孩子們也喜歡這種熱鬧。」她又說:「每次客人到達之前,他們就幫著吸塵、收拾房子。等大夥人吃過飯,他們又主動幫忙清洗碗盤。一家大小一起忙碌,後來想想,倒也十分甜蜜。」 一九八六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一﹞奧克拉荷馬分會正式成立。那年,他們邀請總會長彭明敏教授到奧城演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彭教授見面。」張信行說:「在此之前,我讀過他寫的《自由的滋味》,很受感動。那次演講會結束後,我和美星送他到機場。望著他踽踽獨行的背影,想到他為台灣所作的犧牲,不禁感到心痛。回頭一看,發現美星已淚流滿面。」 「此後,我們一直與彭教授保持密切的聯繫。」美星補充說:「即使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幫彭教授在北加州舉辦『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五十週年大會。」 一九八七年,「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出獄後造訪美國,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場公開演講,更讓台灣同鄉領受國民黨學生的霸道。 張醫師說:「我們本來已向奧城市立大學的藝術表演中心租好演講場地,不料海報貼出後第二天,校方即接到中國同學會誣指黃信介為一暴力份子的密告,通令所有場所不得借給台灣學生。我們被迫在倉促之間更改演講地點。幸好得到卜睿哲﹝Richard Bush﹞父親卜教授的幫助,才在學校附近的美以美教會借到場地。」 「但接著,我們在張貼變更地點海報時,又遭到國民黨職業學生的無理干涉。」他繼續說:「更過分的是當黃信介演講時,居然有十多位國民黨學生揮著旗子,一字排開、旁若無人地走上講台,干擾演講。其中一位女生更拿著照相機,公然向聽眾拍照,引起群眾的憤怒。」 這些惡行徒使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更加惡劣。美星在奧城的一位好朋友王明玉,同是醫生太太,彈得一手好琴,常在美星演唱時為之伴奏。美星說:「我們組台灣同鄉會時,邀請王明玉參加,她還不解地問:『有華人協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組台灣同鄉會?』沒想到經過這些事件,她對台灣的事情比我們更投入。她在一九八八年擔任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九年主辦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一九九○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後來更回台灣,與蔡同榮一起推行公投,爾後創辦民視,如今是民視的副總經理。說來,我是用跑的,她是用飛的。」 黃鶯出谷 美星住奧城期間,不忘充實自己。她自學會開車後,即請張醫師在晚間照顧孩子,自己驅車前往城中,拜師學聲樂。一九八五年,她正式進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研究所,修習歌劇。兩年後,取得歌劇碩士學位,此後即經常在台美人的音樂活動中公開演唱。 尤其隔年,張信行轉往北加州的華盛頓醫院行醫,全家搬到舊金山灣東南的福里曼特﹝Fremont﹞市。加州台灣人多,活動多,更賜予美星發揮才能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加州台灣同鄉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舉行台美人超大型音樂會,一共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音樂會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即由黃美星擔任。美星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當場留給眾人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一群加州同鄉為宣揚台灣文化,特別組台灣文化音樂團,到全美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黃美星亦參與其中。此行不僅使她的演唱技巧更臻成熟,同時亦使她與作曲家蕭泰然、文化醫生林衡哲等奠下深厚的情誼。 一九九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屆滿四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為攸關台灣前途的事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當時的FAPA北加州分會會長張雅美邀請黃美星協辦並主持晚間的音樂會。美星特別偕張醫師回台,邀請她在大學時所景仰的曾道雄老師前來演唱。 美星說:「曾老師寶刀未老,風采依舊。那晚他一連唱了十餘首歌,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尤其一首《我要再回去我的故鄉》,更讓全場為之落淚。因為那時黑名單尚未解除,許多人歸不得故鄉,聽到這首歌,觸景生情,淚流滿面。頓時會場一片飲泣聲,氣氛非常感傷。」 以歌聲詮釋感情,正是美星努力的目標。一九九二年七月,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在台北社教館舉辦一場「島國的旋律」,美星應邀在會中演唱蕭泰然的「遊子回鄉」、「蕃薯不驚落土爛」等歌曲,真情流露,也令不少人為之動容。 接著,南加州台灣聯合基金會連續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舉辦兩次「台灣文化之夜」。美星皆應邀演唱,奠下台美人聲樂家的形象。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後的深夜,音樂大師蕭泰然突然大動脈爆裂,生命岌岌可危。幸在緊要關頭,為林衡哲醫師發現,送醫搶救並進行重大手術,方拾回生命。行經死蔭幽谷的蕭泰然稍微康復之後,就決意為台灣寫下一部足以流傳久遠的交響詩。 他比照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半年後完成一部澎湃壯麗的《一九四七年序曲》。一九九四年七月,蕭泰然赴舊金山參加台灣文化節,隨身攜帶這部剛完成的樂曲手抄本。在同鄉鄧基碩家裡,他將該樂曲出示在座的同鄉看,並表示對一個作曲家而言,作品如未經公演,不算完成。他企盼這部具歷史意義的交響詩能在舊金山和台灣兩地首演。 當時在場的張信行夫婦深受感動,尤其美星更下決心要完成蕭老師的心願。為此,她整整奔走了一年,打過上千次的電話,也數度往返美、台兩地間。 策劃《一九四七年序曲》公演 「其間遇到許多挫折,心情常如同洗三溫暖。」黃美星說:「首先是接洽交響樂團的問題。大凡像舊金山這類國際級的交響樂團,行程早在兩年前便已排定。我退而求其次,接洽聖荷西交響樂團,但一問行情,便打退堂鼓。正當沮喪之際,忽然想起我三個孩子都參加的奧克蘭﹝Oakland ﹞青少年管絃樂團,水準不錯,每年都舉行公演,而且正計劃作遠東行。倘若他們公演時,能演奏《一九四七年序曲》,到遠東巡迴演出時,能加入台灣一程,豈不兩全其美?想到此,我就興奮起來,趕緊洽商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 「沒想到樂團董事會裡,有人認為這部樂曲涉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予以反對。」美星又說:「我們因此寄上柯喬治﹝George Kerr﹞在一九四七年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請他們閱讀。並且與鄧基碩夫婦一同出席他們的董事會,予以解釋答辯,議案才獲得通過。」 至於籌組百人合唱團,更費盡周折。因為蕭泰然仿照貝多芬的《第九樂章交響曲》,在《一九四七年序曲》的最後,以氣勢磅礡的《台灣翠青》百人大合唱作為結束,因此在加州和台北兩地,都得籌組百人合唱團。」 為了在台北組百人合唱團,美星特地回台灣,先後接洽了台大合唱團、愛樂合唱團和台北縣教師合唱團。她說:「因為《台灣翠青》的歌詞含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意,每次洽談時,對方都說沒問題。但等譜曲寄出後,對方即以微妙的理由,予以拒絕,可說一波數折。最後,才由林典謨長老的姪女蘇金鳳在台北率台灣合唱團和數所教會的唱詩班聯合演唱,問題才告解決。」 在北加州方面,則動員了所有熱心鄉親與教會人士。大家從籌組合唱團、練唱、演出,乃至拉廣告、賣門票,莫不同心協力,一起忙碌了好幾個月。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序曲》假奧克蘭的卡文賽門斯﹝Calvin Simmons﹞劇院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演。 當日,近兩千位的劇院座無虛席,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地詮釋了象徵台灣四百年奮鬥史的交響詩,黃美星感性地唱出「愛與希望」的主題曲,百人合唱團波濤壯瀾唱完《台灣翠青》,一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接下來,黃美星帶領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的團員飛到台北,於七月十日在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近三千個座位亦皆告爆滿,演奏的場面益加熾熱。結束時,作曲家蕭泰然、指揮衛斯肯尼﹝Wes Kenny﹞與女高音黃美星連袂謝場三次,接受觀眾異常熱烈的喝采。 「那種感覺實在美妙。」美星笑道:「創作者與表演者只要獲得觀眾的共鳴與喝采,所有幕後的辛勞都在剎那間拋諸腦後。」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美星日後無論主辦音樂會或其他活動,都頗嫻熟。二○○一年秋天,舊金山和約屆滿五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又邀請黃美星籌劃音樂會。美星再度邀請曾道雄老師到舊金山演唱。這回,曾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演出他所編寫的第一齣台灣本土歌劇:《稻草人與小偷》,氣氛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 忘情投入選戰 張信行夫婦自搬到北加州,即非常活躍於當地的台美人社區。張信行自一九九○年以後,即年年擔任不同社團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北加州東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TAFNC註二﹞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西區理事長、北加州台灣醫學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協志會會長、以及數屆的FAPA中央委員。 此外,他亦是一九九二年護送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回台的「彭明敏返鄉團」團員,一九九六年的「彭明敏競選總統後援會」、一九九八年的「南長北扁後援會」、二○○○與二○○四年的「陳水扁競選總統後援會」的北加州總召集人,目前的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會長、暨「海外阿扁之友會」副總召集人。 這些琳琅滿目的頭銜顯示出他的人氣與熱忱,同時也意含著他身旁有個幫他打點一切的好助手。事實上,溫和理性的張信行與性情中人的黃美星確是一對好搭擋。兩人裡外配合,在社區裡服務又散熱。美星的熱情與衝勁,大家有目共睹。她在二○○○年忘情挺扁的表現,迄今猶為朋友間的趣談。 那年,台灣總統競選白熱化,眼見連、宋分裂,台灣人第一次有當家作主的希望,綠派人士莫不情緒高漲,個個非常投入。 大選前一個月,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飛到北加州募款,美星為之主持募款餐會。她事先向經營珠寶業的「阿嬤」莊林素芳募得數十件珠寶,當晚全部披戴在身,然後站在舞台中央,使出丑角的本事。 她盡量讓大家笑呵呵,把場面拉得熱哄哄,再將身上的飾物一件件解下叫賣,讓大家在亢奮的氣氛中不斷喊價。每逢稍有冷場,便指點「密使」張醫師叫價。如此一個晚上下來,竟然為扁、呂陣營募到六十二萬美金,讓人嘖嘖稱奇。 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華文媒體一致看好宋楚瑜,把綠派人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那時,東森電視在北加州舉辦一場總統大選海外問答會,三黨各派代表答辯。相較於國、新二黨的重量級學者官員,民進黨派出一個學生模樣的蕭美琴,輕裝便服,表現卻有過之而無所不及,讓親綠的台僑十分驕傲。 會後,美星拉美琴到一旁,低聲問她吃飯沒?美琴答說吃了一個便當,美星心疼,遂和婦女會的春惠等姐妹們商量,臨時帶蕭美琴到阿嬤家吃宵夜。大夥人在那裡七嘴八舌,當然最關心的是如何拉抬阿扁的聲勢? 當時美琴回答:「若能遊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出面挺扁,將對選情大有助益。」 一句話說得美星躍躍欲試,真要把請李遠哲出面視為己任。其實她與李遠哲並無私交,僅在餐會見過面。但李遠哲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之前,長期任職柏克萊大學,與灣區不少科技人士熟識。而他的一位摯友正是信行與美星的朋友。 淚灑中研院 他們於是央請這位朋友回台勸李遠哲出面挺扁,同時由同鄉施天墩寫了一封敦請李遠哲挺扁的信,在灣區籲請同鄉聯署。 「結果這位朋友因故未能返台。」美星說:「我那時已回到台北,眼見選情緊繃,心裡非常著急。我同時聽說其實李遠哲並未親獲扁、呂二人的請託,於是自告奮勇,要當面呈遞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親筆函,請李遠哲出面挺扁。」 她繼續說:「我因此懇請這位朋友無論如何得安排我與李院長見一面。終於在大選前五日的上午,我在電話中與李遠哲談上話。他要我當日下午三點半到中研院院長室,願意接見我五分鐘。我放下電話,心急如火,因為我手頭尚無扁、呂兩人的親筆信。」 選戰正赤燄,如何在數小時內找到扁、呂兩位大人物,並且得到他們的親筆函,確實是一大挑戰。幸好美星這麼多年,在家裡招待過不少民進黨人士,認識一些人。她連續打了數個電話,獲悉呂秀蓮正在某處開會,連忙在同鄉郭漢甫的帶領下,火速趕往會議現場。 「進了大樓,只見門禁森嚴,會議室外有幾個人巡行。」美星說:「我認出其中一位就是不久前,隨呂秀蓮到北加州的隨扈,趕緊向他招招手。他聽我說明原委,立刻進去呈報。不久,呂秀蓮出來,引我到二樓辦公室。經過簡短交談,她取出一張沒有抬頭的白紙,寫下致李院長的短箋,交給我。我如獲至寶,趕緊飛奔另找阿扁去。」 她接著說:「阿扁那時正在另外一棟大樓召開國際記者會議。我趕到那裡,由李逸洋接見,在會客室裡等到記者會結束後,見到阿扁。阿扁表示感謝我的好意,請我繼續照原先的計劃進行,但他另有與李院長聯繫的管道。我因此沒有拿到阿扁的信。」 當日下午三點半,美星如約趕到中研院,在院長室見到了李遠哲博士。她先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發動募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委員會」賑災款額當面交給李院長,再遞上千人敦請李遠哲挺扁的聯署簽名信。李遠哲迅速瀏覽一下,裡面確實有不少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她再呈上呂秀蓮的親筆函。美星說:「李遠哲看信後,沉默不語。半?才道:『李登輝總統剛剛來過,才走。』我一聽,心想這下完了!李登輝是總統,位高權重,那時正極力為連戰輔選。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怎能與之相比?情急之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時腦子一片空白,只記得喊出內心最真誠的話:台灣需要你!只有你能救台灣!」 「李遠哲站在那裡,一言不發,毫無動靜。」她繼續說:「我像唱獨腳戲般,哭了一陣,猛然想起五分鐘早都過了,趕緊擦擦眼淚,準備告辭。這時,忽聽李遠哲開口道:『我希望再過兩天,會有一些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和我一起站出來,支持阿扁。』天哪,簡直峰迴路轉!我大喜過望,連聲道謝、再告辭。」 然後,如眾所知,大選前三天,李遠哲和殷琪、許文龍等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們出面挺扁。剎那間,阿扁聲勢水漲船高。數日後,他擊敗連、宋,當選台灣總統。 「台灣總算結束長期的外來統治,我們開心許久。」美星說:「其實阿扁執政,對我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我們為台灣所做的事,不過是海外僑民熱愛母國的真誠表現罷了。」 心心念念一間厝 北加州沿著舊金山灣一帶,通稱灣區﹝Bay Area﹞,亦稱矽谷,是全球尖端科技的搖籃。在繁華的七、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台灣人前往發展。三十年來,台灣鄉親沿著舊金山灣,成立了舊金山台灣同鄉會、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南灣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協志會、台灣婦女會和台灣長輩會等八大台灣人社團,聯合組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北加州儘管人才濟濟,獨缺台灣會館。早在房產不那麼貴的年代,還有人提。後來房價狂飆,成立會館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眼見北美其他城市如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聖地牙哥、溫哥華等地,都先後成立了台灣會館,一些同鄉心裡不免遺憾。 張信行說:「美星每次開車,見到一個好地點,就唸道:這地方用來當台灣會館,不知多好!」。 一些朋友也知道黃美星念念不忘台灣會館。二○○二年,她的好友媛仔和聖荷西迦南教會的陳德輝長老先後打電話給她說,若她願意出面號召籌組台灣會館,他們願助一臂之力。 「這兩人實在是會館的原始催生者。」美星說:「我因此開始?求有志之士,商討籌館事宜。不久,一群朋友常在我家開會,但談來談去,總因為涉及金額龐大,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 二○○三年正月,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長張祿生甫上任,即感慨說,聯合會都已成立三十年,還沒有一個「家」,每次會長換人,成堆的公產就得隨著會長搬遷。 「我們實在需要一間會館。」他打電話給美星說:「現在房租較疲,只要籌個三、五萬,租個一、兩千平方呎的地方,隔成三間:一間辦公室,一間大廳和一間貯藏室,會館不就成了?」 美星一聽,心裡快速盤算:若先找十個人,每人斥資兩千五,其餘三百、五百地募捐,要籌個三、五萬,應無太大困難。如此想著,便抓起電話,徵求十名願捐兩千五的善士。結果一天之內,就達到目標。 成立北加州台灣會館 一月底,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召開三十週年暨春節聯歡大會,將近千人參加。美星打鐵趁熱,將這十名善士的大名寫在一張紅紙,張貼在會場入口處。自己則拿著一疊籌組會館的傳單,站在門口,逐一分發。 晚會時,張祿生請黃美星上台報告會館籌備事宜,接著當場進行募款。鄉親的反應十分熱烈,那晚連認捐在內,一共募到三萬五千美金。 有了東風,萬事啟動。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委員會馬上成立,委員計有張信行、張祿生、陳德輝、陳光博、邱俊邦、李華林、林典謨、施天墩、石清正和翁嘉盛等十名,由張信行擔任召集人。他們隨後起草組織章程,向加州政府申請立案,並積極覓尋館址。 某日,張信行牙疼,到鎮上看牙醫。牙醫師吳銀鏤告訴他,該診所樓下目前空出,或可租來當會館,屋主是診所內另一位很有愛心的吳怡明牙醫師。 張信行下樓一看,該處佔地近三千平方呎,診所位於福里曼特市主要大道旁,交通方便,地點適中,停車場遼闊,倘若租金不太貴,倒是個理想的所在。他於是打電話給家中的執行長。美星行動力強,聽了之後,立刻趕來看地方,隨後聯絡籌委會的委員們看場所,然後即與吳怡明醫師搏起感情來。吳醫師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苦心,真的答應以僅夠維持費用的條件出租。如此順水推舟,雙方在數日內即簽下合同。 接下來,整修、粉刷、換地毯等事一一進行。每日都有義工前往幫忙,許多鄉親也慷慨捐贈辦公室傢俱、電腦、器具用品與各種裝飾品。一個半月後,金色的「台灣會館」四個大字堂堂正正地鏤在會館正面大牆上,也印在入口的玻璃大門上,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四月十七日,僑務委員長張富美自台北飛到北加州,參觀這個甫誕生的台灣會館。五月一日,會館正式啟用,插花、烹飪、吉他、國畫、元極舞、手工藝、人生講座、幼兒音樂、基礎數學等陸續開班,每日人進人出,充滿朝氣。 九月,北加州台灣會館舉行開幕茶會。當日秋高氣爽,館裡館外、連同停車場,都站滿了談笑風生的鄉親。數十年的盼望竟在短短數月內落實,真是天佑。 「會館成立迄今,每日都在進步中。」美星說:「尤其欣慰的是我們成立了台灣學校,肩負在海外傳播台灣精神與文化的任務。學校開課以來,班班皆滿,不少學生還是台美人的第三代。我們採通用拼音教學,不僅教中文、台語和客語,也教台灣文化,目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認同台灣與台美族裔。」 她接著說:「此外,我們也組了台灣會館合唱團。由大家所敬愛的宋泉盛牧師娘陳美滿擔任指揮,每兩星期在會館練唱一次。遇有節慶或活動,大家就上台表演,其樂無窮。」 「會館是大家的公厝,愈多人使用,愈能發揮功效。」張信行說:「我們目前還無法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大小瑣事,皆由熱心義工服務。目前希望會館能儘快制度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擁有一棟永久的會館。」 目前經常坐鎮會館的義工有黃美星、張麗雪、吳蘭君、李梅英、黃秋蘭、林賴翠珠、林春惠、林雪惠、王麗金以及一大群授課的老師們。美星時常一早到會館,開門、沖茶、煮咖啡、接電話、安排會館的種種活動,直到晚上的課全部結束,張醫師到館裡幫忙清理垃圾後,再相偕回家。 「會館是許多人的寶貝,我們用心呵護它,目的在讓人知道這裡有一個興旺的台僑社區,和有一個象徵台美人凝聚力的台灣會館。」美星說。 受祝福的人 美星的生活充滿熱鬧與忙碌。丈夫、孩子與朋友環繞身邊,有關台灣的事,則讓她馬不停蹄,不斷向前奔走。除了會館外,她經常主辦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與募款餐會,每天都有講不完的電話,要聯絡事誼、推銷門票,也要與人搏感情。 她說:「辦活動需要大家幫忙,所以平時得和人搏感情,活動才辦得起來。雖然現在網路很方便,但畢竟電話三分情,尤其要銷售音樂會或募款會門票,更得親自打電話。我曾幾度為了促銷音樂會的門票,坐在電話機旁,從早打到晚,連孩子們都說媽媽好瘋狂。」 「我和美星最感安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認同我們的理念。」張信行說:「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老大葛麗正式將全名更改為Gloria Taiwana Chang,就是加了一個「Taiwana ﹝台灣人﹞」的中間名,藉此表示她對台灣的認同,作為給我的慶生獻禮。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美星五十生日那天,張醫師要帶她到舊金山吃飯。全家難得進城,自然興奮。待她推門進餐廳的剎那,耳際突然響起「生日快樂!」的歡呼聲。原來所有親朋好友都聚在那裡,為她慶生。張醫師擁著她,稱她是他永遠最美麗的星星。 美星感動得熱淚盈眶。她說:「我實在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一生得到許許多多的祝福。有些人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舉辦這麼多活動。其實我的力量來源,就是感情兩個字。親情、愛情與友情都是敦促我作事的原動力。而台灣更是我所有感情的總合,所以我常為有關台灣的事,忙個不停。」 張信行說:「我年輕時,日夜以醫院為家,生活戰戰兢兢。和美星結婚後,才發覺人生還有許多層次。兩人到了美國,對故鄉有了嶄新的認同,因而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在服務社區、回饋故鄉上,反而覺得人生更完全、更有意義。」 當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年輕時僅是你儂我儂,在經過一番洗禮後,竟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張信行與黃美星是海外受到祝福的一群,難得的是他們能知足感恩,攜手付出,更為海外的台僑社會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故事。 楊遠薰

林志文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林志文﹝Bob Lin﹞有一個特殊的成長背景,使他無論與第一代或第二代相處,都能歡喜自如。 他是一個八歲到美國的小移民,而且是跟祖母單獨生活在一起。他說:「你能想像一個六十八歲的台灣阿嬤,帶著八歲的孫子,單獨在美國生活,是什麼樣的情景嗎?有些情況實在有意思,譬如說,我到學校唸書,英文看不懂,回家問阿嬤:『這字什麼意思?』阿嬤受過日本教育,趕緊查日英字典,再用台語解釋給我聽。這就是我們頭幾年在美國生活,時常發生的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這得從他的姓說起。林志文的父親是楊忠正先生,他的哥哥弟弟都姓楊,只有他姓林,因為他自出生後,就過繼給林家,繼承香火。原來志文是林秋菊的大姐秋棠的第二個兒子。林家三姐妹原本有個大哥,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日軍徵召陣亡。林家二老非常傷心,因此秋棠婚後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便成了林家的命根,自小和祖母住在花蓮。 一九六八年,寡居的祖母移民美國,帶著小志文同行。他們在秋菊阿姨家住了四年,個性獨立的祖母便帶著他搬到海德公園,單獨居住。兩年後,他的媽媽帶著哥哥來,和他們住一起。又過了兩年,弟弟也來了。 「爸爸是最後出來的一個,因為他在台灣電力公司上班,一直工作到退休。」志文說:「那些年,媽媽好辛苦,因為三個男孩經常把一個家,搞得天翻地覆。」 隨著環境不斷地變遷,志文的適應能力變得很強,同時也習慣周遭多元的文化。 他笑著說:「我們一家講好幾種語言,媽媽到芝加哥後,在日本人的教會當音樂總監,秋菊阿姨則一直在華人教會當音樂總監。我們在家講台灣話,用台語讀聖經、禱告、唱聖詩。但是祖母和爸爸、媽媽、甚至阿姨、姨丈講日本話,因為他們受日本教育。我和哥哥、弟弟、及表妹們講英語,因為我們在美國長大。」 「我從小就在一種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的環境下成長。」他接著說:「台灣人覺得我是美國人,因為我講美國腔的英語。美國人覺得我是台灣人,因為我有一張東方臉孔。第一代覺得我是第二代,因為我自小在美國長大。但美國法律認為我也是第一代,因為我不在美國出生。但這些對我都不是困擾。因為我瞭解我是一個台裔的美國青年,我以我的根為榮。」 長大後,多元的文化背景成了志文的獨特資產。他能講流利的台語,熟悉第一代的想法,與第一代們暢談無礙。在這同時,他也是第二代們的小哥哥,與第二代的孩子們玩在一起。 他自到芝加哥後,就年年跟著祖母、阿姨和姨丈參加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夏令會。就讀高中時,即開始帶領芝加哥教會的亞裔青少年團契。 一九八○年,基督徒夏令會的最後一次理事會在楊忠正家召開,決定將基督徒夏令會改為青少年夏令營。那年,志文二十歲,是香檳城伊利諾大學化學系大三的學生。 隔年,第一屆TAF夏令營創立,林志文帶領一大群芝加哥的青少年前來參加,帶給大家很大的鼓勵。 「但一直到一九八六年,」甫良姨丈說:「芝加哥的孩子們風聞到TAF夏令營可能停辦,公推他出面與第一代協調,大家才發現他是兩代之間的一個很好橋樑。以後,他的領導能力就深為第一代們所器重。」 展露領導才能 林志文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化學公司任職,同時繼續帶領芝城教會的亞裔青少年,也因此與全美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成為好朋友。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掌TAF會長後,經由林志文的介紹,邀請史密斯到TAF夏令營當講員。結果史密斯的演講深受大家喜愛,不僅隔年再度應邀到夏令營講演,並且在一九八九年時,應陳植哲會長之請託,為TAF作了一番全盤的評估。 當時,史密斯在報告中強調, TAF若能順利傳棒,未來大有發展可能。這項評估引起第一代們的探討。隔年,盧志華教授接任會長,開始啟用林志文、David Chiou、Andy Chen、Daniel Lu、 Hochi-Tsai和John Chen等多位第二代青年,擔任夏令營的輔導員和協調人等職務。 在這段期間,林志文本身也遭遇到一些人生的轉折。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最親愛的祖母蒙主恩召,帶給他無限哀思。在這之前,他因在公司的表現獲得肯定,被派往德州達拉斯,擔任分公司技術服務部的經理,因此離開自小長大的芝加哥。 他在達拉斯,遇到來自香港的凱西﹝Kathy﹞。兩人情投意合,進而締結連理,爾後生了兩個活潑可愛的兒子約書亞﹝Joshua﹞和馬太﹝Matthew﹞。 「可惜阿嬤沒有親眼看到志文結婚。」時隔多年,秋菊阿姨仍如此感嘆:「她如果看到愛孫娶了這麼一個好太太,替林家生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小壯丁,不知有多高興!」 「志文的長處是人緣好,講話很有說服力,深具協調的能力。他在九十年代,與行政能力很強的David Chiou形成很好的團隊,積極帶領夏令營的各種活動,以致激發更多學員的參與,對轉變中的TAF,發揮非常正面的影響。」甫良姨丈說。 林志文在二○○一年擔任TAF會長後,繼續提攜更年輕的後進,如Bernice Tsai、 Christian Shay、 Jessica Chang、丁怡賓﹝Lester Ding﹞、 Morris Lee 、林宜如﹝Carol Lin﹞等等。 「許多孩子很熱心,主動為夏令營提供不少好點子。」他說:「譬如Sylvia Chen 提議的『大哥哥姐姐』制度,由青年組的學員認養少年組和青少年組的學員為弟妹,一起野餐、談心,便是一個很溫馨的活動。」 「現在服務TAF的第二代大約比我年輕十多歲,」他笑了起來,說:「跟他們相比,我都快成上一輩了。我們的第二代很優秀,很多畢業於美國著名的大學,在社會上也很有成就。更可貴的是,他們都有一顆認同台美人的心和奉獻TAF的熱忱。」 TAF的四大主題 年輕一代接棒後,重新整理第一代的思維,然後以新的語言,有系統地表達出來。論述能力很強的林志文提起TAF的理念,明確地指出:「TAF的任務在教導身處台灣與美國文化交集的孩子們,能平衡兩種不同的文化,培養健全的人格,並以謙遜的態度服務人群,進而造福社會。」 他接著說,倫理價值、認同、溝通和領導能力是TAF夏令營的四大主題,每年強調一個主題,每四年輪換一次。 「這四個分別由歷任會長帶進的觀念,實則脈絡相通,裡外一貫的。」他進一步闡釋道:「首先從倫理價值開始。生活在美國,少數族裔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常有迷失的現象。因此我們要教導他們認識自己。先檢視自己的優點、缺點、喜好、特質與追求的方向,再學會接納自己、尊重自己,然後以同樣的態度接納別人、尊重別人。」 他舉自己的例子說:「譬如青少年時期,大家對外表都很敏感。眾所喜歡的體型都是高高瘦瘦,但我從小就長得胖胖壯壯,我怎麼辦?就是學會接納自己,告訴自己:長得不那麼酷,沒關係,我還有其他長處,祖母、媽媽、阿姨和許多人都愛我。建立自尊與自信後,才能以同樣的態度接納與尊重別人,這就是倫理價值。一個人有了正確的價值觀,為人處世就比較不受外界的影響。」 「瞭解自己後,再進一步探討自己的族裔認同。」林志文說:「台灣人認為我們是美國人,美國人認為我們是台灣人。許多台美孩子常在內心自問:我是什麼人?我要認同哪一個族群?在這關鍵時期,我們要教導他們認同台美人,接受台灣文化的優點與缺點,以台灣傳統為榮,建立起自己的族群尊嚴與信心。」 裝備自己後,再對外溝通。他說:「溝通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 代溝則是許多台灣人家庭都有的現象。到TAF夏令營的孩子,許多都吐露難與父母溝通的心聲,獲得許多共鳴。我們一直鼓勵孩子們多瞭解父母的文化背景,並加強自己的溝通技巧,如此不但能促進家庭和諧,更有助於自己日後的發展。」 有了自尊、自信與良好的溝通能力後,領導才能應運而生。志文強調說:「領導能力並不全然天生,後天亦可栽培。事實上,更重要的是領導人必須心存謙卑,具服務的熱忱,才能真正服務人群、貢獻社會,這就是『奴僕領導』的真正涵意。」 第三代的參與 在德州工作數年後,林志文的領導才能與多元的文化背景益受公司的器重,因此被升調至波士頓總部,擔任國際技術服務部經理。此後,他經常出差國外,時而日本、台灣,時而中國、香港,時而南美,經常繞著地球飛。 「幸好現在的科技很發達,即使在國外,我也能以電子郵件與大家聯絡,或在電話中規劃TAF事宜。」他說。 二○○三年,林志文卸任後,基於現實考量,TAF會長一職仍回到第一代身上,由密西根的黃啟仁接任,二○○五年則由芝加哥的林大成擔任。至於執行長一職則一直由第二代負責。二○○○年至二○○四年,由專攻企業管理的Bernice Tsai擔綱,二○○五年則由從事教育的Christine Shay接掌。至於理事會的四十多名理事,第一代與第二代兼而有之,但望在兩代合作之間,TAF得以順利傳承。 林志文卸下會長後,仍繼續擔任TAF的理事與執行委員。目前,他正與Bernice Tsai等人積極籌劃恢復夏令營的大專組,並且熱心組織TAF的「學友會」,希望從前參加過TAF的孩子能回「娘家」,共同在家庭營裡團員。 當年參加夏令營的那些天真淘氣的孩子,如今大都已成家立業、為人父母,他們的孩子甚至足以當TAF的學員。志文與凱西的兩個兒子,十二歲的約書亞和九歲的馬太,亦早已是TAF的第三代學員。 而當年的辛勤播種人,則已升格當阿公、阿嬤。卓甫良與林秋菊的長孫女安蕾亞﹝Andrea﹞、孫兒滿雄﹝Daniel﹞和小孫女富士﹝Deanna﹞,都是TAF的第三代學員。去年,十六歲的安蕾亞當上少年組的輔導員,令阿公、阿嬤非常開心與驕傲。 林健華的老三宗慶也於去年結婚,或許再過幾年,他們將在TAF夏令營與兒孫相見。這些從前的辛苦義工,如今已退居第二線,成為輕鬆的家庭營與會者。他們在營裡,快樂地與兒孫團聚,與老友重逢,並且望著一張張可愛的小臉,興奮地辨識究竟是誰家的孩子。 從卓甫良、林健華、到林志文,這一群在美國內陸的台灣人,本著對基督的信仰、對台灣的認同、與對台美傳承的使命,默默地播下TAF這粒芥菜子。時隔多年,終於萌芽,台灣人在美國的故事,就這麼一頁頁地寫下去。 楊遠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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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雄

228辛酸血淚‧民主人權漫漫長路‧花朵終於綻放 「1947年3月的一個下午,從台北往南港的路上,有一婦人撐著傘慢慢地走著。那是一個下著細雨,冷風吹拂的陰雨天。只見這婦人逢人就問:「先生,請問叨位有人看到屍體?」終於問到一位擔著籃子賣菜的老人家。他說:「妳往前走約十五分鐘,在溪邊有些人聚集的所在就是。」到了那兒,有五、六人遠遠圍觀,橋邊有八具屍體,都是被國民黨軍隊所殺。有的被刺刀所殺,有的被槍彈所殺,屍體及地上都是血,慘不忍睹。這婦人看到這情景大哭出聲,丟下傘,跑上前去,一個又一個屍體仔細察看,卻都不是她的丈夫。 回程,這婦人感到筋疲力竭,卻又因奔波了一天沒找到丈夫的屍體,不禁湧出一絲希望,也許丈夫沒被殺,不久會回來。路上有些國民黨軍隊在檢查來往的行人及車輛,他們布帽子上有著青底白日的小徽章,路邊有輛軍用十輪大卡車,車上飄著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看到軍人,這婦人趕緊擦乾眼淚,但看到那面鮮紅的國旗就禁不住想起那些全身血跡的屍體,不由得顫抖起來。」 這是王克雄博士在他尚未出版的書稿裡的一段描述。那是69年前台灣228大屠殺的一個歷史場景,那位心急如焚的婦人就是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當時她才24歲;王克雄才兩歲九個月大,弟弟克紹則出生才3個月。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正是不幸在二二八大屠殺中被殺害的台灣人精英。遇害的王育霖檢察官當時只有27歲。父親蒙難之後,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含辛茹苦,獨力走過漫漫長路,撫養、栽培兩兄弟長大成人,正是台灣傳統賢妻良母、不向命運低頭的最佳典範!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日治時代從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大三就已通過司法官高等考試。他想要當檢察官,但檢察官有指揮警察等職權,日本人不願意讓台灣人擔任檢察官。所幸受到東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特別推薦,成為第一位在日本當檢察官的台灣人,且剛畢業就被分派到京都任職。 二次大戰結束後,王育霖與妻兒回到台灣,並在新竹地方法院任檢察官一職。他辦案勇於負責,毋枉毋縱、不懼權勢、不為利誘,在新竹任內辦了很多大案件,有走私、貪污、謀殺等。最後一宗聯合國救濟奶粉貪污案件,因為牽涉當時的新竹市市長郭紹宗(國民黨的陸軍少將),沒人願意接辦。王育霖檢察官不願見到貪官污吏逍遙法外,毅然承擔下來,並積極查訪證人,蒐集證據。不料卻因此而被迫辭職,暫時在台北建國中學教書,也擔任林茂生先辦的「民報」的法律顧問,並準備申請律師執照。當時他並沒有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活動,卻在1947年3月14日遭國民黨的軍隊押走,從此音訊杳然,天人永隔。王克雄博士說,他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極可能是被列在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所呈報的名冊中而遭陷害。也因為是違法殺人,所以國民黨殺人滅屍,不發還屍體,極不人道。 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台灣民間力量開始展開平反228、補償228受害者及遺屬的行動。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落成時,李登輝總統為「國民政府」1947年的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 不過,王克雄博士認為,二二八大屠殺應該負完全責任的是國民黨。 王克雄指出,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後,發表的〈南京國民政府宣言〉中說:「中國國民黨本其歷史上所負之使命,適應國家實際之需要,代行政權,而以治權授諸國民政府,設立五院…….。」換言之,五院必須受中國國民黨的指導及監督,落實以黨治國的專制統治。那時的國軍實質上是黨軍,軍帽上的國徽原本就是黨徽。軍中由中國國民黨政戰人員主導及監視,將官的任命也由國民黨安排,絕大部份的軍官是國民黨黨員。雖然1946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但到1947年12月25日才開始逐漸實施。因此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的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及經濟崩潰應由中國國民黨負責。事件發生時及後續有計劃地逮捕及殺害台灣人也是中國國民黨的責任。 王克雄說,國民政府有兩大特務組織:中統與軍統。中統在台灣主要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運作,內設調查室﹙亦稱調統室﹚及在各地佈置忠義調查員。 1947年2月28日凌晨,調查室就急電報告中統總部,總部的趙毓麟說:「我急報中統頭目葉秀峰,建議火速加派三個師開赴台灣。」3月12日中統局給蔣介石的情報指出:「9、10兩日國軍陸續開到,警察及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灣省黨部調查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可見中國國民黨收集非常多台灣人的名字,然後要警備總部處死他們。王育霖檢察官就是這樣成了二二八大屠殺的受難者。 ※※※ 王克雄博士是台南市人。他從小立志要當科學家,1963年畢業於台南一中,接著進入台灣大學電機系。大學畢業及當兵一年後,於1968年來美國留學。先在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電機碩士學位,然後在1975年獲取佛羅里達大學的電機博士學位。他專攻半導體探測器的研究。先在芝加哥的荷蘭 Philips 公司擔任X光光譜分析儀的研發。接著也在芝加哥的英國 EMI Medical公司從事X光電腦斷層掃描機器的研發。1979年搬來聖地牙哥在 Hughes Aircraft Company 研發火箭及轟炸機上的探測儀器。後來改行,成立大都會地產公司,主要做商業地產的投資與管理。 因為王克雄博士是二二八大屠殺的受害家屬,這一刻骨銘心的痛,促使他長年以來致力於二二八受難者的平反工作,王博士多次參加「美國二二八家屬返鄉團」,也擔任過團長,向李登輝總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法務部等單位一再陳情,幫忙促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的制定及訂定二月廿八日為國定假日。 王克雄博士指出,二二八大屠殺時遇害的有推事、檢察官、律師、醫師、教授、教師、牧師、畫家、國民大會代表、省參議員、縣參議員、巿參議員、企業家、報界人士等等。這些台灣人的菁英是被中國國民黨藉二二八事件,有計劃的殘酷捕殺的。 王克雄博士根據史料指出,蔣介石於1947年2月10日指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說:「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接著又指示陳儀徹查台獨言論。 由於蔣介石如此命令及授權,陳儀就到處抓人,胡作非為。1947年2月27日陳江邁事件引發騷亂後,2月28日陳儀宣佈戒嚴,當天也電告蔣介石。同時黨部、軍部、特務、報紙、廣播電臺、台灣人團體等的信息也都傳送到蔣介石那裏,結果蔣介石認定是「叛國及奪取政權」,並於3月3日命令江蘇崑山的駐軍出發「開台平亂」,也於3月5日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勿念。」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4日中央社的報導:「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復,全市商店開門營業。台省以及外省同胞,熙熙攘攘,面帶笑容。戲院及電影院均已營業,菜市、米市最形擁擠。」3月6日陳儀還向全台灣廣播:「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於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寬大的美德嗎?」 台灣人怎會料到,言猶在耳,只過了幾天,竟遭到「國軍」無情的屠殺,基隆港內外盡是浮屍,各地鮮血橫流! 3月13日,陳儀稱讚蔣介石說:「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慘案後,批判的聲音很多,但是台灣的軍政首長卻多人被蔣介石獎勵,無一人受罰。在多方面的壓力下,陳儀後來雖被調離台灣,不久卻升任蔣介石家鄉浙江省的省主席,可見他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要達到殺一儆百的兇狠目的。 王克雄沉痛指出︰中國國民黨當然須為其總裁蔣介石、陳儀﹙原任中央黨部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及其他殺害台灣人的從政黨員與軍官的血腥惡行負責! 王克雄說,二二八事件發生已六十九年,卻不見中國國民黨承認過錯及表示歉意。他要以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向中國國民黨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中國國民黨向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及全體台灣人民公開道歉謝罪。 二、公佈是誰主持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調查室?是誰提供台灣人精英的名冊給警備總部非法抓捕處決?名冊上有那些名字? 三、政府為二二八事件所付的賠償費,中國國民黨應該全數承擔,還款給國庫,否則由全體台灣人的納稅錢替國民黨賠償,並不符公平正義。 四、把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忠烈祠,用以紀念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八二三炮戰受難的官兵、以及未來護衛台灣而犧牲的英雄等。 ※※※ 王克雄談到2016年台灣大選時說,1月16日晚上,他在故鄉台南看台灣總統及立法委員的選舉開票,見證了中國國民黨的慘敗,及民主進步黨蠃得全面勝利;本土台灣人終於擊垮可惡的國民黨,漂亮地贏得台灣的總統府與立法院。他說,上帝真的護祐了台灣! 2016台灣總統與立委的大選,王克雄負責籌組「聖地牙哥小英後援會」,並於2015年12月20日回到台灣,更在2016年1月8日参加「海外小英後援會」。來自全球各地的後援會成員有一百六十多人,穿著鮮豔的綠色夾克,分乘五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南北奔波助選。綠營的選舉造勢現場都是人山人海,海外後援會的代表有時也上台亮相,台上台下不斷地高喊凍蒜,情緒高昂。 王克雄說,2016年大選的全面勝利,是最讓海內外台灣人驕傲的時刻,因為我們終於把在台灣無惡不作70餘年的國民黨政權,以和平的手段將之推翻,真是讓人額手稱慶! 王克雄博士長久以來就熱心服務台僑社團,他擔任過FAPA分會會長,也當過南加州南一中校友會會長,並一直負責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的募捐,到現在已連續十二年,每年獎助十位左右的應屆畢業生。 他參與發起「美國台灣研究院」,也是現任董事。「美國台灣研究院」主要工作是向美國的智庫提供台灣人的資料及觀點,曾經安排蔡英文博士與美國智庫的人士開座談會。 王克雄是現任的台美基金會董事長,負責「聖地牙哥台灣中心」的運作。「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極具規模,建物有 13,000平方英呎。「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是透過向台灣鄉親募款購買地產並經營這所台灣人的家。 王克雄與夫人淑惠女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王克雄的興趣廣泛,在事業、教會及台灣人事務之外,他喜歡寫作、攝影、看球賽、旅遊等。夫人淑惠有她自己的生意,經營Baskin-Robbins 31 冰淇淋店連續卅三年。他們育有一男一女,兩位都當醫生。王克雄說,他們最快樂的時間就是和六個孫子女玩在一起。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策劃 /黃樹人 文字整理)

王燕山

2006年6月18日上午舉辦台美人論壇時,救護車疾駛抵達在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王燕山感到暈眩,當時口裡仍念茲在茲,「台灣前途未定論」的相關議題,一小時不到,他與死神搏鬥,如今,正在生死一線間爭扎,許多親戚友人至今仍無法接受,看到平日才61歲,身體相當健朗的燕山兄,怎麼可能就這樣倒下去,本土政權還沒有全面執政,台灣獨立建國的夢想尚未實現,但在醫生殘酷的宣佈下,我們只能期待奇蹟出現。 兄弟情深 王燕山,1945年生,生在新竹,媽媽是客家人,很小就搬到台北,爸爸白手起家,後來在台北開旅行社,家中兩個兒子,王燕山是老大,在弟弟王碧山眼中,哥哥從小成績就非常優異,大同初中到建中,都是名列前茅,非常聰明,個性內歛純樸,對人十分誠懇惜情,所以人緣很好,是屬於品學兼優、德智體群兼顧的好學生。 最難得的是參加建中橄欖球隊,由於爸爸王成信是台灣橄欖球界大前輩,曾經帶領橄欖球隊征戰亞洲各國,名聲透透,王燕山在爸爸調教下,也練就一身打球的好功夫,在建中校隊時,就因為敢衝敢拚,智勇無敵深受注目。 王碧山與哥哥差四歲,由於哥哥是長子,而且功課好體育棒,得到家中寵愛,弟弟有時也會有點吃味,但燕山很疼愛弟弟,尤其在功課上,總是非常耐心的教導。在他們記憶裡,永遠不褪色的故事,卻是看似嚴肅的王燕山也有調皮的一面。 他說,當唸小學四年級,哥哥初二,有一天回家,家裡只剩下一個紅豆麵包當點心,哥哥就當著他面拿著麵包在屁股放了一個屁,然後問碧山要不要吃,弟弟當然不肯吃,哥哥就得意的佯裝要吃下去,弟弟放聲大哭,燕山後來哄弟弟破涕為笑,兩人最後還是分吃這個別具滋味的紅豆麵包,王碧山說,這段故事直到最近兩兄弟都還會提起哈哈大笑,就算講了千百次,他們永遠也不膩;如今,弟弟難掩惆悵神色,因為這個笑話,哥哥再也無法回應。 王燕山大學是考取成大,但因為喜歡畫畫,所以後來轉學到著名的東海建築系,畢業之後,考取獎學金在1972年到紐約著名的Syracuse大學留學,從小就獨立自主,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由於他非常孝順,當年留學相當不易,爸爸媽媽一直以燕山為榮,也是家族之光。 王碧山後來經商,對於哥哥投入台灣民主及建國運動,全家一直十分支持,他欽佩哥哥燕山的使命感及熱誠,愛慕哥哥對台灣深入研究的學識才華,他想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哥哥安心,無後顧之憂。因為哥哥對台局勢過於憂心而倒下去,可能失去相依為伴50多年的哥哥,他心痛,也考慮到哥哥愛讀書,想請大家共襄盛舉以哥哥之名設立獎學金鼓勵台美人後代,相信哥哥王燕山一定很開心。 建築長才 後來,王燕山決定在美國洛杉磯定居,1976年父親退休後,決定全家移民來美團聚,王燕山之後到美國的一家建築公司上班,碧山記得哥哥最滿意的建築傑作,是靠近比弗利山莊的中央市,有二棟漂亮的辦公室大樓,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1978年,蔣經國時代推行十大建設,王燕山決定回國,報效自己的祖國,十大建設中的高速公路最引人注目的泰山收費站、及整條高速公路路牌的規格,全是由他企畫設計,引進美國新觀念回台,參與台灣第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也讓王燕山津津樂道。後來台北捷運的最後補強、高雄最高的50層及83層大樓,他都曾經參與品管監督過,南台灣的地理指標如今仍昂然屹立,成為王燕山發揮建築長才的最佳見証。 全家力挺 王燕山育有一男一女,家中長女王潔伶,是在傳播媒體界工作,兒子王傑俐在柑縣政府從事稅務工作。在兒女眼中,爸爸是個非常有學識的人,熱情關心自己的祖國,很喜歡看書,寫文章;王潔伶記得爸爸從小就喜歡講台灣故事、及家族歷史。1989年,王燕山曾帶著全家探親尋根,一方面遊覽台灣美麗的山光水色,也一起造訪爸媽的老家新竹與中壢,潔伶最記得爸爸講了許多台灣的滄桑史,而且非常崇敬阿媽黃玉嬌對台灣的貢獻。這趟唯一全家福返台的旅行,潔伶清楚已成為絕響,再也沒機會了。 在兒子王傑俐的心理,爸爸是個英雄,他最感謝爸爸以身作則,影響他們深遠,爸爸的孝順、研究精神、對美術藝文的看法,都是他們學習最佳的榜樣。王傑俐記得爸爸常常是台灣美國兩地跑,不是去做生意賺錢,而是要為台灣正名,一點一滴的默默耕耘,進行草根社會改革運動。媽媽常交待,讓爸爸專心去做,不要吵他,所以即使很想念爸爸,也不敢打電話,就是忍著,以免他擔心。 王燕山有個赫赫有名的岳母黃玉嬌,當初在美國留學後回來相親,王傅美玲剛從日本留學回來,準備到美國留學,1974年,透過友人媒灼之言,可謂「有緣千里來相逢」,由於雙方家長超滿意,兩人8月1日見面,28日閃電訂婚,隔年,他們選擇2月28日結婚。 傅美玲因為受4屆省議員媽媽台灣民主鬥士黃玉嬌的影響,對於台灣這段歷史上最大的受難事件「228」也深有同感,所以他們共同選擇228做為結婚紀念日。由於當時傅美玲的爸媽,受到國民黨白色恐佈的箝制,無法出境來美主婚,讓燕山對妻子十分不捨更加疼惜,夫妻至今結縭30載仍十分恩愛。 投入建國運動 1980年代初,王燕山認識了流亡在海外的黑名單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等人,他一向就對台灣時勢非常關心,所以決定幫助他們回國,透過東海最要好的大學同學日本留台的若宮清,由於若宮清是菲國艾圭諾被刺殺時也在現場的友人,又活躍日本政壇,若宮清國際關係上較有辦法,因為與王燕山的友誼,若宮清安排暗助許信良等人闖關回台,這份人情,也改變日後黨外發展的歷史。 妻子傅美玲感念的說,「燕山,永遠是台灣擺第一位,家庭第二位。」 對於丈夫對台灣民主建國運動的投入,出錢出力,看到丈夫和媽媽一樣,美玲只有選擇全力支持,以前美玲需要照顧雙邊的年邁家長,但是每逢大選舉日,美玲一定也會拋家捨業,陪著老公回台灣去助選。 由於他們會客語、台語、中文三聲帶,自掏腰包到處去演講拜票訪問,他們到火車站各地挨家挨戶一張張的發宣傳單,美玲看到丈夫是那麼忠於台灣,一步一腳印的支持者,即使再累,也從不抱怨,心理非常尊敬老公,她說,「燕山,可以看到台灣未來前途的深度,他個性不急燥有耐性,也不求名利,無私的奉獻,對自己克勤克儉,寧願把省下的錢,拿去為台灣前途奔波。」 美玲也是鼓勵燕山寫作的幕後功臣,由於燕山每次在家中發表他的想法時,美玲常對他的獨到見解聽得入神,美玲說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寫下來吧」。就這樣,王燕山常常投稿,美玲校稿,所以讀者才有機會看到他常在台灣日報等綠營媒體,拜讀他鏗鏘有力的大作。 許信良要回台前,當初海外志士像是王燕山等人主張積極要在海外建黨,然後再遷黨回台,後來緊接民進黨同時在國內成立,他率先加入,成為民進黨最初成立的資深黨員,黨証的黨號也是名列前矛。 王燕山眼見民主運動在台灣紮根,洛杉磯他有個最親密的戰友、革命夥伴,就是他的舅舅,他們決定開始轉向推動台灣正名參與國際組織,在台灣參加陳隆志發起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成為該會駐美國代表,相對地,他也是陳榮儒在美國發起「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的委員,也是該會駐台代表。陳榮儒認為,王燕山和許多有識之士一樣,體會到台灣國際孤兒的處境,所以積極加入以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社團,盼台灣早日在國際上得到應有的國際地位及權益。 對外正名,王燕山對內則是死忠的獨立建國派,他在台灣也參加王獻極發起的「908台灣國運動」,成為重要幹部,近年他一直在提倡,不要只講"台灣",要講"台灣國",他也反對錯誤口頭語,像是"大陸"或是"兩岸"都不妥當,是堅決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宣導者。因為對台灣獨立建國的意識非常堅強,所以對台灣歷史、法律定位,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研究,並下鄉演講或是與學者 辯論。 王燕山從以前黨外時代到綠營本土政權執政,20多年來,與無數政治名人合影,但他最珍惜的禮物,是在2005年4月2日,參加李登輝之友會,到南投中寮植樹,以喻「深耕台灣、根植台灣」之意的植樹節活動,當時李登輝得知王燕山剛好60大壽的生日,李前總統特別為他在帽子上簽名祝壽,這個帽子他視為最珍貴的生日禮物。 王燕山近年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參加「2004年手護台灣」的運動,2月28日2點28分在三義,客家電視台叩OUT當場訪問王燕山夫婦,在這個光榮時刻,透過媒體向全國分享了他們的感動,而當天也是他們28年結婚紀念,2‧28無疑是老天對他們的眷顧,讓他們終身難忘。 過去台籍社團大型聚會座談演講,王燕山只要在洛杉磯就不會缺席,當大家唱著「天佑台灣」的歌曲時,常會看到他賣力高歌的身影,如今,即使醫生判定已無法再有意識,我們始終相信,他心中的台灣國將永遠相伴相隨,衷心獻上最誠摯的祝福,「天佑燕山」,台灣還需要您。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楊遠薰 我的三十一歲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響應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活動 我的三十一歲是美好的,因為在思想與認同上,我走出了鬱鬱的叢林,覓尋到自己的天空;在生活領域裡,我擁有一個丈夫、一對兒女、一棟洋房和兩部車子,覺得很滿足。 然而在這之前的一年,我經歷了陳文成命案的震撼與白色校園恐怖的困擾,內心十分紛亂。 我的丈夫阿加與陳文成同齡,在經歷上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1981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阿加拿到博士學位四年,在美國的一所州立大學執教。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正計劃帶她回台探親。 七月初,陳文成的命案驟然發生,在台北的公公婆婆立刻打電話來,勸我們取消台灣行。他們說,國民黨在美國各大學的特務向來猖狂;阿加年紀輕輕即當上大學教授,容易招忌,況且他胸無城府,講話不避嫌,恐怕上了黑名單,都還不自覺。 我誠為陳文成的事件難過,卻也覺得公公婆婆的操心有點過度。但為不拂逆他們的好意,我們修改計劃,由我單獨帶著小女兒在秋季回台灣。 那年十月,出國四年半、首度返抵國門的我在踏進桃園國際機場的剎那,真是無比雀躍。但很快地,疑慮便取代了喜悅。 我遞上護照後不久,關務員即大聲要我站到黃線後面去。那時尚無電腦,我瞥見玻璃窗內的辦事員翻閱一本很大的名冊 ,然後看看我的護照,又望望我,又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抱著小女兒靜靜地候立。 在等待中,我有點疑惑,卻又自忖「成分」不錯,應無問題。我畢業政大,高考及格,出國前是中央級的公務員,出國後不參加政治活動,近年更在家事、尿布與奶瓶間打轉,心想黑名單怎麼輪,也輪不上我。 總算,辦事員揮手要我上前,盤問一陣我在台的戶籍與地址後,便放了行。但接下來的行李檢查也很詭異。我的衣物一件件地被翻攪,連嬰兒的紙尿布都一片片地被拆開再折回,好似裡面暗藏海洛因。我心覺有異,卻不便說什麼。 待出了關,家人蜂擁而上,頭一句話便埋怨道:「怎麼這麼慢?跟妳同機的人早都出來了!」 我決定讓久別重逢的喜悅沖淡心中的疑慮,便和家人嘻哈地歡笑。當晚在台北家裡,一夥人聊至半夜方就寢。隔晨,遲醒的我才起床,母親便跨進房。 她把房門帶上,正色地問:「告訴我,妳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沒有啊。」我睡眼惺忪,滿臉茫然地回答。 「今天一大早,管區警察就找上門。」媽媽說。 「真的?」我的一顆心迸地往下沉。 「他說:『楊太太,妳的女兒是不是從美國回來了?』,我心裡詫異他怎麼如此消息靈通,卻不動聲色地回答:『是啊,她還在睡覺。你找她有事?要我叫她起來嗎?』」 「他怎麼說?」 「他說:『不用,不用,我只是過來打個招呼,明後天再來。』說著,便走了。奇怪,他怎麼知道妳回來?是不是所有國外回來的都受到這樣的查詢?」 「我也不知道。」我愣愣地回答,心裡很不舒服,繼而想著:「難到真如公公婆婆所言,被校園特務密報了?」 當天晚上,爸媽請公公婆婆與家人一起到外面餐館用餐,禮遇親家, 也為我洗塵。 我公公那年正好應邀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住在老爺飯店裡的一間套房;那天餐前特地與婆婆拎著糕餅,先到我家拜訪。 兩家的親家與親家姆互相寒暄一陣、又逗了小孫女後,便坐下來話家常。談著談著,竟談到了阿加與陳文成。 「你知道嗎?親家,」素不多言的公公說:「陳文成去世前三日,到中央研究院演講,我們還一起聊天、吃飯。」 「真的?」家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真的,」我婆婆搶著說:「他 (我公公) 那天下班回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所裡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無論身材、體型或講話的口氣,都很像阿加。他的名字叫陳文成。」 「喂,等等。」母親霍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陽台前,把所有朝外的落地玻璃門與窗戶全都關上,再踅回沙發坐下。我看在眼裡,覺得他們上一輩的人確實對政治具有高度敏感性。 「陳文成那天到所裡作學術演講。」公公說:「我在他講完之後,趨前和他握手,說他講得很好。他一看到我的名字,立刻說:『許教授,我沒上過您的課,但讀過您寫的書。』」 「我望著他那張方方的臉、聰明的眼神與壯壯的身材,覺得很像阿加,便問起他的年紀,沒想到竟與阿加同齡!我又問他打不打壘球?因為阿加很喜歡打壘球。他很爽朗地回答:『打啊,壘球是我最喜愛的一個運動。』真是巧合!我們就這麼聊著,還一起吃了飯。」公公說。 這時,客廳裡一片靜穆。 「三天後,我去參加一位晚輩的婚禮。」公公接著說下去:「筵席中,同桌的人談起當天發生的一起離奇命案,說有一位美國回來的年輕教授陳屍台大校園。我越聽越覺不對勁,就請他們把那人的名字寫在紙上給我看,結果竟是『陳文成』!我擱了筷子,覺得再也嚥不下任何一口飯菜,隨後便提早回家了。」 「親家,」父親神情凝重地問:「你覺得陳文成可能自殺嗎?」 「絕對不可能。」講話一向保守的公公以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在中央研究院時的神情相當自信、爽朗,還談未來的計劃。一個即將自殺的人,不可能是那樣子的。」 「那些國民黨的特務真沒良心!」婆婆這時恨恨地說:「他們為了每個月多拿一些錢,就不顧人家死活,按月報幾個名字上去。我們住美國大學城的人都曉得這情形,對某些有職業學生嫌疑的人也特別警覺。那些 做那種喪天害理的事的人以後不得好死。」 靜坐一旁聆聽的我這時才恍悟到為什麼公公婆婆在電話裡一再叮嚀:「阿加不要回來。」公公早年執教台大數學系二十年,歷經台大醫學院教授被捕的政治案件;爾後執教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多年,亦目睹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橫行,因此對學界的政治議題十分警覺。他與婆婆本能地想保護阿加,然在越洋電話中,恐遭竊聽,不敢講得太露骨。 我那次停留台灣的三個星期裡,警察一共造訪我家三次,每次都旁敲側擊地問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母親的解讀是警方在警告我,要我明白我的行蹤已被注意。我則認為警察待我還算客氣,判斷我可能僅上灰名單,不是黑名單,真正有問題的,應是阿加。 我靜靜地回想: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只參加「台灣同鄉會」,不參加「中國同學會」。二是每逢過年過節或暑假,我們常邀請台灣來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極可能其中有人密報阿加批評國民黨的言論。 我逐一過濾那些到過我家的學生臉孔,覺得有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十分可疑。他講話一向閃爍,也不怎麼與其他到我家的台灣學生融入,但每次都不請自來,也每次都到台灣同鄉會去。 此後,我每一想起校園特務的密報,心頭便如有一把火在燃燒,越想越憤怒。然在無法宣吐的情況下,又只得將怒火壓抑在心中。因此一回到美國的家,我便全盤向阿加傾訴。 他聽後氣得破口大罵,罵國民黨政府、罵校園特務、罵那坑人的制度。 我望著他那張漲紅的臉,不禁說道:「還好你沒回台灣,否則依你這個性,若被抓到警備總部,準會被打死。」 「他們若拷打我,我就讓他們打到死!」他滿臉不妥協地叫嚷著。 「嘿,你若成了陳文成,我豈不成了陳素貞?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說罷,我猛然打個寒顫,發覺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因為特務就在我們的身邊! 我忽然有放聲大哭的衝動。 那夜,子夜夢醒,我想起陳文成的遭遇,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三十一歲,多麼美好的年紀!在許多留學生還在唸研究所的階段,他已經拿博士學位、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執教,並且擁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與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該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那本是一趟歡天喜地的返鄉之旅,竟落得如此悲慘恐怖的下場,究竟是誰的錯? 我再也無法入眠,便起身披衣,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沉思。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在政治認同的理智與情感間拔河。初到美國的第一年,我一聽到人家謾罵國民黨,便覺十分刺耳,甚至難過。逐漸地,我發覺對方講的也有幾分道理,但要否定自己既定的想法,畢竟十分痛苦,於是我開始迴避會引起爭議的政治議題,也不參加相關的活動。 但接下來連續發生的美麗島大逮捕、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猶如一顆顆重量級的炸彈爆發,炸得我不得不正視事件的發展,並探討問題的所在。我越探討,越覺得從前被灌輸的許多觀念是扭曲的,甚至連時時掛在口裡的「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說法都值得懷疑。 那夜,我悲哀地想著:這是什麼世界,居然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定位,豈不太不可思議?那夜,我為自己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混淆而哭泣。 一進入十一月,北國的雪花紛飛,積雪越來越厚。我的心境亦如 寒冬,籠罩著一層蕭瑟。不知不覺地,我送走了苦悶的1981年,踏入我的即將三十一歲的新的一年。 正月底的一個早晨,雪後初晴,天空豁然開朗。我佇立窗前,仰望白雲舒展的晴空,難以想像幾小時前猶是風雪交加的夜晚。我把雙手放在腹部,撫摸腹裡的一個新的生命,感到一陣喜悅。我回過頭,望著頭髮繫著粉紅蝴蝶結的小女兒正快樂地在起居室裡玩積木,心底湧起一抹無名的感動。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我要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們的心裡沒有特務的陰影,也沒有國家認同的混亂。」 剎那間,我忽然覺得為什麼我要讓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著我?台灣海峽那邊的疆域叫中國,這邊的島嶼叫台灣。我來自台灣,生活在美國,我認同台灣,也認同美國,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讓我掙扎良久無法出脫? 就在那瞬間,我走出了古老的中國與龍的傳人的桎梏,擁抱了台灣與美國的天空,心情亦如大雪新霽般地開朗。 我隨後走進了美國的社會與台美人的社區。在美國公司工作多年後,我陸續寫下一系列海外台灣人的故事,也出版了兩本台美人的書,作為我對三十一歲時所作的認同的回饋。 回首前塵,我的三十一歲是我的新生,也是我躍向另一個嶄新人生的起點。(end) 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

蔡清枝

2000年3月,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子」之姿,創下政黨輪替的歷史,台灣本土政權出頭天。 這個振奮台灣民眾的消息成為街坊鄰居最感興趣的話題─台灣人有自己的總統了!阿扁當總統了! 因為全省走透透助選而體力透支,卻同時因為阿扁當選而陷入亢奮情緒中的蔡清枝在勝選後回到洛杉磯,站在橙縣新港(Newport)先生的墓園前,告訴沒能親身體驗民主成果的先生,「台灣已經推翻國民黨的專制了!台灣人當總統啦!」 隨著海風吹拂,去世7年的先生,好像在風中對她微笑著,和蔡清枝一起見證這段屬於台灣的重要歷史。 台中女孩 為愛走天涯 蔡清枝,台中大甲人,在高雄長大,國小六年級全家搬遷到台北。實踐大學2年級時,蔡清枝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唸電機系的蔡維清,兩個人談起「60年代」的戀愛,直到蔡維清申請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同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4個月後,蔡維清連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都還沒考完,蔡清枝也收拾行囊奔赴美國,兩人在1965年公證結婚,蔡清枝成為「蔡太太」。 當時只有23、24歲的蔡清枝回憶,幅員廣闊的聖路易斯幾乎是德裔白人的天下,她和先生在中式餐廳裡簡單擺酒,請學校裡的華人留學生分享他們的喜悅,「全部都請來了,也才7、8個,加上我們兩個,連一桌都坐不滿。」 1965年後,華盛頓大學台籍留學生逐漸增加,包括吳聖騏、吳澧培與吳澧培的妹婿丁博均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就像在國外的兄弟姐妹般互相照顧。 除了在週末打壘球、橋牌,享受留學生活外,他們也發現,從前在台灣接受到的訊息,都是經過「加工再造」的二手消息,或是根本被封鎖,事實不得而知,「我們開始去探求真相、打抱不平,儘管當時身邊都是國民黨派來的spy(間諜),利用各種方法想知道我們在幹嘛,向黨中央打小報告,可是我們沒有人有一點點害怕。」 這個「小型同鄉會」漸漸在蔡清枝心中埋下台灣本土意識的種子。 波士頓 本土意識萌芽 每個人總有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在血液中竄流,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像是蔡清枝的正義感。 1970年,蔡清枝和蔡維清搬到台籍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波士頓,開始加入當地台灣同鄉會。她笑著說,小夫妻倆總是把超級市場的牛皮紙袋剪兩個眼睛,套在頭上參加東岸各大城市聲援台灣黨外運動的遊行,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都留下足跡。 沒多久,總部設在紐約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到波士頓邀請蔡維清、蔡清枝成為台獨聯盟祕密盟員,「他(張燦鍙)來了好多次,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 秘密盟員當然有「任務」,包括定期開會、討論台灣獨立之路、幫助聯盟在美國主流推廣台獨思想,「還要自己掏腰包支持聯盟。」 這個「秘密」到連蔡維清、蔡清枝的朋友、家人都無所悉的身分終究逃不過佈滿的國民黨spy眼線。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蔡清枝和蔡維清原本計畫1984年一起回台灣領養小孩,「去簽證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蔡維清已經成為黑名單的一員,根本回不去,我只好自己回去把兒子帶來。」 蔡清枝表示,也許是在雙十年華便移居美國,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感染,讓她在回顧台灣極權、高壓統治時,血液裡「天生有的基因」不斷告訴她要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本土,這些人生來就應該享受的天賦人權,「就是一骨子的正義感吧。」 為先生完成心願 蔡清枝和先生、兒子一家3口在1984年舉家遷移到加州濱海的地中海風城市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原本以為可以在度假勝地開始享受人生之際,蔡維清1992年竟然罹患癌症,隔年便撒手人寰。 先生過世後,蔡清枝和兒子南遷到南加州,在兒子到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唸大學後,蔡清枝繼續澆灌心中的「台灣本土種子」,前後加入聖東台灣同鄉會、FAPA洛杉磯分會、阿扁之友會、民進黨美西黨部等,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為了讓海外鄉親可以獲得台灣的第一手正確訊息,她也在2004年加入《美洲台灣日報》董事會。 從2000年開始,蔡清枝為台灣本土政權爭取代表權不遺餘力,「只要台灣有選舉,我一定回去助選,從南到北走透透,希望將在美國40年感受到自由、民主,傳達給台灣選民,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可以改變台灣的命運。」 身材嬌小,保持得十分勻稱的蔡清枝透露,其實每次回台灣助選都「超累、超辛苦」,尤其是下雨跑街,更是體力、耐力的挑戰,「但是不管再累,當我想到台灣這塊這麼美麗的地方,就覺得自己做的心甘情願,因為我要台灣越來越好,台灣人可以驕傲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大聲說,台灣最棒!」 沒有一路走來的先生陪伴在旁,蔡清枝確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她說,先生似乎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路,追求台灣本土的每一個過程,看著台灣成長茁壯。 文/記者朱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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