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六月 18, 2019

人物

陳瑞斌 鋼琴家的故事

「以前台灣駐外單位不太重視台灣音樂家,我到國際比賽、表演時,僅有當時的駐歐代表魏武煉、駐日代表許水德曾主動提供協助、關心。」但之後,隨著台灣政府、駐外單位對於台灣音樂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重視,海外這些「台灣之光」也逐漸廣為人知、受到支持,陳瑞斌對此也樂見其成。 「台灣的音樂家,幾乎全靠『個人努力』;因此,在台灣這樣的人口比率中,能出現目前這些國際知名音樂家,算是很難能可貴。」除個人天賦外,同樣也對音樂下足功夫的陳瑞斌,也期望下代學習音樂的台灣人,能更團結、獲得更順利的音樂道路。 「我希望兩個人(台灣音樂家)在一起不止『5 + 5』,而是『5 X 5』,也期望各行各業、海內外的台灣人能將格局放大、放眼全世界。」摒棄經紀公司商業考量,以純粹藝術交流為主的陳瑞斌,衷心期望台灣音樂家能團結、合作,共同將台灣音樂、文化帶到世界的舞台。 多場世界巡迴演出 「若能以音樂得到主流認同,將是(台灣)很好的機會。」身為「首位受邀到東歐參與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陳瑞斌帶著精湛琴藝到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多國表演,獲得廣泛迴響。 「我到處表演,主因是讓主流瞭解台灣、讓接觸者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藝術家』,而這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近年來,陳瑞斌則舉行多場「巡迴世界」的演出,琴聲遍傳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等地。 「台灣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籌碼。」同時,陳瑞斌選擇代表台灣文化、形容台灣的音樂作品「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Ballde)等曲目進行編曲,並以推廣台灣文化為目標。 其中,「福爾摩沙敘事曲」為台灣作曲家黃惠鈴作品,涵蓋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台灣人音樂元素,而身兼「高雄文化大使」、「台南榮譽市民」的陳瑞斌將改編「愛河暢想曲」成為「鋼琴獨奏版」,並於1月27日在台灣高雄、台南等地巡迴演出,屆時將「以10指彈出多部樂團之聲,展現台灣人多元的特色」。 「音樂可接觸(touch)人的心,也將使從未接觸過台灣、到過台灣的外國人瞭解台灣。」成功以音樂交流為管道,締造「音樂外交」的陳瑞斌,已逐步將台灣之名帶到世界。 「爸媽都從事跟音樂相關的工作,也讓我跟弟弟、妹妹從小就練習鋼琴。」陳瑞斌的父親陳振德是台南永康人,畢業於師大音樂系、當了老師,也在教書期間帶過合唱團,母親張惠美則在家中教授「家庭鋼琴」,上門求學的學生不斷。 「我有記憶時,就在鋼琴上了。」陳瑞斌從5歲開始練琴,6歲時就提早入學,隨即參加生平首場正式比賽「台灣全國鋼琴比賽」。 「我還記得彈奏的曲目是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那次,陳瑞斌得到第3名,從此開啟他「參加無數次鋼琴比賽、獲獎連連」的國小生涯。 「現在只有我,走過頭了。」除了陳瑞斌走在「音樂專業」的路上外,唸過音樂班的弟弟、妹妹則在學校畢業後,紛紛如父所願從事教職;其中,小2歲的弟弟瑞賢在跟隨陳瑞斌的腳步到奧地利留學、主修中提琴,而差3歲的妹妹彥竹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波士頓攻讀音樂碩士。 三手鋼琴  造就天才 「當初為了最小的弟弟要練琴,爸爸從留學日本的醫師手上,轉手買了那台『從日本買的二手琴』。」幾年後,那台象牙鍵盤的「三手琴」就成為陳瑞斌的「練習伙伴」,讓小小年紀的他得以參加多次鋼琴比賽,抱回無數獎座、獎牌。 「我『半年』學一次鋼琴,因為叔叔半年才回台南一次,其他時間都是『土法煉鋼』。」陳瑞斌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那位畢業於藝術專門學校「最小的叔叔」陳振明,也讓陳瑞斌每半年接受一次專業的鋼琴指導。 「平時,爸爸則要求我每天練琴,還要將練習的琴聲錄起來,好讓他回家後檢查。」也因此造就陳瑞斌「邊看無聲電視、邊練琴」的功力,並以天賦與努力在鋼琴比賽中過關斬將。 「那時,因為台灣有兵役限制,一定要有『證明』,政府才會發予學生護照。」陳瑞斌在12歲那年參加國家「天才兒童」考試、幸運過關,並獲取公費留學的機會。 隻身赴歐洲留學 1981年,13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正式生」;而在15歲、弟弟瑞賢也到奧地利唸書之前,陳瑞斌都是獨自生活、練琴,造就他「小小年紀便獨立自主」的本事。 「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3到4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3個月才能收到。」因當年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與家人無法緊密聯繫的陳瑞斌除隻身唸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外,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人的演唱。 「除非中央社發新聞回台灣,不然家人鮮少得知我何時比賽、得了什麼獎。」除台灣與歐洲來往不密切外,也因駐外單位少、魚雁往返不易,使得陳瑞斌的家人後來「習慣」從報紙上得知他的近況。 16歲獲國際大獎 曾獲得多座國際大賽獎項的陳瑞斌,首座國際大獎是「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國際鋼琴大賽獎」,從此開始他「越飛越遠」、參加更多國際大賽的大學生涯。 「8年制的大學生活裡,我獲得18座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Beethoven)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史特瑞沙(Stresa)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義大利第20屆貝里尼(Bellini)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獎、義大利羅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美國國際Gina Bachauer鋼琴大賽獎、法國A. Roussel獎、以色列魯賓斯坦(Rubinstein)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同時,陳瑞斌也以「第一名」特優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並獲得「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文憑。 「1992年,將近10年沒回台灣的我,因為一通總統府的電話邀約,才再度踏上暌違已久的故鄉台灣。」當時,陳瑞斌的音樂成績非凡,不僅獲得國際注目,也獲得當時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欣賞,特地邀請他參與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的演出。 文/ 陳美伶

唐麗芳 雲林故事人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唐麗芳年輕時希望遊走世界,從事不同行業,也曾在許多地方各作兩、三年的停留,但後來卻選擇回到自小離開的故鄉,從事草根文化工作,並且在原鄉住滿了第四個三年。 我認識唐麗芳,是因為 一些書本的緣故。2006年春,「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簡稱NATWA ) 」紐澤西分會寄送多批美國兒童圖書給台灣一些縣市的圖書館,時任NATWA東北區理事的我趁回台之便,拜訪幾所圖書館,以便瞭解館方實際收益的情形。 當時,有一批圖書送往雲林科技大學,認捐這批圖書運費的NATWA威斯康辛姐妹許聖美是我的好朋友。她囑我若到雲科大,要與唐麗芳見一面。 「她很親切、熱忱,也很特別,妳見了就知道,順便幫我向她問好。」聖美說。 我因此與唐麗芳聯絡。兩人一見如故,談了許多她在雲林推廣「故事人」的情形。回美國後,我在電話中向聖美敘述麗芳的狀況,表示我很欽佩她的精神,繼而問道:「妳們怎麼認識的?」 「妳知道,威斯康辛的台灣人很少,很容易互相認識。」聖美回答:「我的一個朋友在沃沙(Wausau) 的農夫市場遇到她,見她擺攤子,就和她聊天。獲悉她從台灣來的之後,便介紹她與我認識。」 「後來,我與惠蘭一起到沃沙鄉間的農場去看她,」聖美繼續說:「見她與新婚的美國丈夫在那裡種植有機農作物,當時還擔心她是否適應得了這樣的美國鄉下生活?但她似乎調適得不錯。她在台灣時讀商,曾在銀行做過事,無論數錢或算數字都很快,後來就到我們公司做事。她很勤快,為人很親切,不久便和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相處得很好。」 「她是個護理師,不是嗎?」我問。 「沒錯,她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聖美說:「在我們公司上班一陣子後,她就 和 先生一起到麥迪遜 (Madison) 的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兩人在那裡大約待了三年,拿到學位後,又搬回沃沙。她的先生教書,她在醫院當護士。」 聖美本身也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也在沃沙醫院當過多年護士。她說:「麗芳的醫學知識相當豐富,在醫院工作時,頗受器重。她的英語也進步得很快,有一次,在我們的讀書會裡朗誦一首英文詩,並將之譯成中文,詞意相當雋永,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她像蒲公英,到處都可以紮根,綻放出美麗的花朵,是嗎?」我笑道。 「可以這麼說,但毋寧說她是一個很努力追求成長的人。」聖美說。 唐麗芳果真如蒲公英,到哪兒都能適應得很好嗎? 「並不盡然。」兩年後,她笑著對我說:「我在1984年到美國,當 時和我 先生有個年輕的夢想,就是參加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行走世界各地。為了這理想,我改唸護理,也因此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由於對自己的故鄉重新產生認同,便偕我先生在1991年回台灣,在高雄醫學院工作。但沒料到回到自己的國家,我反而不適應。」 「為什麼?」我迷惑地問。 「因為那正是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年代。」她說:「台灣許多人都沉迷於金錢的追逐。『大家樂』像股旋風,吹得老少皆瘋狂。那種社會風氣與我過去熟稔的台灣很不相同。我因此感到迷失,也在兩年後又舉家遷回美國。」 他們在1994年回美國,住在愛荷華的迪畢克 (Dubuque)。麗芳的先生在當地一所神學院教授英文,她在家照顧牙牙學語的小女兒,本以為從此過著寧靜的美國中西部生活,熟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喚起他們回台灣服務的心。 「1997年,我在中文報上看到一則雲林科技大學招募一名英語系教授的廣告,十分心動。」麗芳說:「我是雲林人,自小離鄉,看到這則廣告,覺得故鄉好似在呼喚我們。而且先生也很希望回到台灣,因此,我幫他錄製一捲他教學的錄影帶,寄到雲科大,申請教職,就這麼被錄用了。」 於是,他們在1997年回台灣,定居雲林斗六,迄今十二載。麗芳的先生因此成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資深教師之一,也是當地人所熟悉的一個熱愛台灣的外籍女婿。斗六則成為他們結婚以來居住最久的一個城市。 回雲林後,麗芳延續在美國參加讀書會的習慣,在1998年與雲科大的一些教職員太太合組「樂耕讀書會」,互相切磋琢磨。然而幾位會員不久即因另有不同的生涯規劃,甚少出席讀書會。唐麗芳遂對外招募新會員,讀書會的會友亦因此由雲科大擴展至斗六地區的居民。 隔年九月,台灣發生驚心動魄的「九二一」大地震,中部山區許多鄉鎮樓塌人亡,滿目瘡痍。靠近震央的斗六與古坑地區,也有不少傷亡,居民人心惶惶。 「大地震發生一個星期後,我們的讀書會照常舉行。」唐麗芳說:「但是前來參加的人個個心有餘悸,因為斗六的中山國寶住家就有三棟樓房倒塌,二十多人喪亡。當時,我覺得應先讓大人的心情沉澱,才能安撫小孩們憂懼惶恐的心,於是建議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別人經歷。結果不知不覺地,大家的心境轉為祥和。」 2001年秋,唐麗芳獲悉「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發起人楊茂秀教授將在台中舉行的故事媽媽培訓班授課,便邀請一名讀書會的會友一起報名參加。上課時,她發現楊教授竟也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畢業生,他所提及的美國種種,都是她熟悉的景象,不禁頷首微笑。 「嗨,妳上課時很有反應。」一下了課, 楊 教授倒親自來找她。 「是啊,我們同是威大的校友。」唐麗芳笑吟吟地答。 兩人很快聊起天。唐麗芳趁機問:若在雲林辦個故事媽媽培訓班,能否請 楊 教授幫忙? 楊 教授當下答應。 於是一回斗六,唐麗芳便徵詢社區人士的意見:大家願否出點錢,在斗六開辦一個故事媽媽培訓班? 出乎意外地,社區人士的反應非常熱烈,所募到的款額竟足夠邀請四名講師,舉辦四場培訓課程。於是在2002年四月,首屆故事媽媽培訓課程順利在斗六舉行,參加人數竟多達兩百人。 「我第一次發現雲林人渴求學習的意願是這麼高。」唐麗芳說:「當時覺得應將這股熱情凝聚起來,於是在九至十一月間,又繼續舉辦了數場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在斗六地區掀起講故事給小朋友聽的風氣後,唐麗芳進一步鼓勵大家激盪腦力,創造自己的故事,並為之插圖。為激勵大家創作,她策劃舉辦「雲林私房繪本展」,廣邀地方熱心人士參與。 逐漸地,她發現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媽媽們。一些很有天份又熱心的爸爸、阿公和姐姐們都有很好的作品參展。因此在2002年十一月首屆「雲林私房繪本展」揭幕前,唐麗芳在對外發佈的新聞稿中,將「雲林故事媽媽」的名稱改為「雲林故事人」。而在「雲林私房繪本展」順利舉辦後,一個為雲林奉獻心力的草根文化團體已隱然成形。 其時,雲林縣政府文化局的官員已對這些活動產生注意。他們與唐麗芳會談後,認為藉故事爸媽推廣社區學童閱讀是很好的計畫,於是委託她規劃一系列的培訓課程。 在策劃培訓課程中,為請到好的講師到雲林,唐麗芳乃與台北的「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連絡。然在電話中,對方似乎不太明白雲林縣座落何處?但聽她問: 「雲林離古坑或林內有多遠?有客運車可到嗎?」 「古坑鄉與林內鄉都在雲林縣內,離斗六都近,可搭台西客運到達。」唐麗芳耐心地解釋。 「那就好。」對方說:「古坑鄉的華山與林內鄉的湖本兩社區都獲得優良社區獎,可向文建會申請活動經費,妳不妨與他們聯絡。」 雖然不十分清楚個中來龍去脈,唐麗芳仍打電話到華山與湖本兩個社區的發展協會查詢。協會的理事長表示,情況確如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小姐所述,但因不知如何撰寫企劃書,遲未進行,倘 唐 老師願意協助,他們樂見其成。 唐麗芳於是協助這兩個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向文建會申請到一點經費,於2003年九至十二月間,在華山與湖本兩社區辦了三期的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接著,她接受古坑鄉公所的邀請,到古坑鄉立圖書館培訓當地的說故事志工。然後,她陸續應邀至到斗六周邊的斗南、虎尾、西螺、土庫、大埤,乃至更遠的崙背、馬光、褒忠,甚至濱海的麥寮、 台西等鄉鎮,在當地的小學或公共圖書館培訓在地的故事志工,同時舉辦說故事活動。 自2003年起,「雲林故事人」的志工們陸續在雲林縣內的大小鄉鎮展開活動。說故事像一股和煦的春風,吹拂著這個向來甚少有文化活動的農業縣。 唐麗芳則在協助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的過程中,體認到「雲林故事人」必須立案,方能運用政府與社會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果,因此循序提出申請。2005年六月,「雲林故事人」終於成為一個合法登記的非營利社團法人組織。 「許多知識都從經驗中獲得。」她說:「從『故事媽媽』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形成,每個參者都在不斷地成長中。」 2005年底,「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將一台九二一震災後被棄置的二十呎舊貨櫃車身打造成「毛毛蟲行動書坊」,在各地巡迴。 「這部行動書坊原本預定到彰化埔?後,就要被拖回北部。」唐麗芳說:「我獲悉消息後,與毛毛蟲基金會的執行長盧本文及理事王鳳蓮老師商量,希望能將行動書坊到雲林作定點停留,獲得了他們的支持。」 結果,這部行動書坊成了「雲林故事人」2006年上半年的工作高潮。志工們在行動書坊拖到斗六後,將車身漆成粉紅色的雲林縣版圖,寫上「雲林好地方,處處飄書香」的字句,在斗六與褒忠共作四個月的停留。這期間配合各項閱讀活動,吸引了兩萬多名學童與家長們的造訪。 「原先,雲林縣的學校裡僅有兩所被選入教育部的『焦點三百』計劃中。」唐麗芳說:「後來,我們向教育部陳情,並獲得杜部長的重視, 結果『雲林故事人』所推廣閱讀的學校都獲得支援,這對地方是很大的幫助,對我們則是很大的鼓勵。」 「我們的力量也許微薄,」唐麗芳繼續說:「但是這些年,許多父母都已瞭解孩子們需要自小養成閱讀優良課外讀物的習慣,也陸續加入志工的行列。相信一點一滴,大家共同努力,便可提升在地的文化風氣與水準。」 一步一腳印,從樂耕讀書會的播種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茁壯, 步步皆有軌跡可循。而唐麗芳個人的人生路雖看似蜿蜿蜒蜒, 卻也是所走過的,都留下痕跡。從在威斯康辛農場種植有機農作物,她的認真、熱忱與愛鄉、愛土的本質像一條無形的線,牽引著她從過去走向現在與未來。

劉晴吟 回娘家

腳踏實地三十年 三十年前(8/17/1980)我帶兩個行李,離開台灣隻身來到美國奮鬥,轉眼到今日(8/16/2010)已是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時空軌跡中我從24歲青澀害羞小女孩,走到了今天成熟不再年輕的婦人。 三十在美的生活,就是努力求學,努力工作,成家為人妻子後,傳承台灣女子傳統 勤儉持家,養育孩子。加上八十年代查經班盛行於各地校園中,許多留學生中都成了基督徒,後來也活耀於教會。我也是其中之一個。就如此一般專注眼前這些責任,用盡了女人青春歲月三十年。 再回家鄉的衝擊 直到二年前(2008年)法律系大學同學舉辦很成功的三十年同學會後,冷凍在腦中心中的記憶開始化霜,點點滴滴女孩時代的人事景物。重新活了過來。內心起了爆炸性的變化,不可收拾。 從此也步入人生另一階段。 我幾度刻意的舊地重遊,那些都是養育我生命24年的地方。心情也徘徊在舊日情懷在上:和媽到銀行找阿姨,好友談將來,漫長學生時代的校園和同窗。當然還有沉寂很久深深的情誼。 但如今媽媽已因車禍過世,阿姨早已退休,好友情誼不再。 舊宅拆了。政治氣勢不同。計程車司機先生暢談的早不再是反攻大陸,南到北,東到西,城市鄉村,運輸交通讓人吃驚,我常接觸一眼神,告訴我:妳離家久了,是美國人,不是本地人了。我心總是油然發出近鄉情怯之情。是這般嗎!? 請不要這麼說吧! 重拾娘家的深情 再深入領會台灣吧:那根深蒂固的傳統仍是存在的,老牌傳承傳統的老店,你會看到那垂垂老矣的阿公阿婆,仍持守在他們古早前創業堅辛的崗位上,士農工商界忠厚老實的百性,依舊默默堅決的,傳承著鄉土本性,台灣人那份不因環境困難的堅持。那份不善言詞的木訥,對鄉土的憨厚堅持,都是頑強存在著。而這份的傳承特質,走過歷史的坎坷,也繼續勇敢的面對挑戰。 老朋友同窗同學吧:今日多是法商政界佼佼者,是社會棟樑是政治掌舵者。 昔日彼此未婚而有的羞澀,已因早已成家立業,而今得以手足之情待之。我在此非常感謝他們,回台時,陪伴我走近郊古道,交換彼此三十年間之成長,思想上交流,加速我跟上台灣的進步。我以同窗的努力為榮,也與他們再接再勵,共勉之。 總之,我內心真有對人對地失而復得的喜悅,願意跟上台灣的改變,適應交通系統,瞭解政治上藍綠的對立,甚至盡上我當國民的義務,但求不再失去我的娘家 -台灣。 信實豐富的恩典 神在他的孩子身上是有時間表的。外子是老人科家醫(註 1),1988年底就搬遷到加州開業,依美國人習俗是不支持我管理他的診所。直在2004年因團隊解散,我才加速重整。展現的是法律管理的薰陶,和中西文化的匯集。為他在醫院旁邊蓋一個專屬他使用的診所,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晚上霓虹燈亮出他偌大的名號,我嫌字大他說剛好,我說太亮,他說恰好。經濟這麼低迷的美國人,沒有債務壓力的丈夫可以安然成眠,人前人後他稱謝我這made in Taiwan 的妻子。 放下憂慮管理擔子後,2004年始,喜愛教書培植後進的外子,得以到醫院教授住院醫師,同時在苦難人身上感受責任的外子,成立醫療短宣隊American Medical and Dental Services(註 2),每年帶領醫師和年輕醫學院學生到中國落後地區醫宣。今年見證到已培植出年輕領袖,開始接下傳承棒子,還有一梯次去了痲瘋院, 實在是讓人好欣慰。 先生孩子問我:每晚都盯著電視機看台灣中國大陸新聞。那麼好看?告訴他們想家。兢兢業業三十年,可以說盡了我各角色的責任與義務,在世上我也無所需求,但想念台灣,那裡還有家人,親朋好友,有好山好水。 外子說:夫家,娘家都是妳的家,妳可以兼顧,自由往返。 前往東方的兒子 希望孩子也能學習東方文化和語言,認識我成長的家鄉背景,體會為母者的心情。何況三十年來眼見富裕的美國現在是充滿危機,不只成了債台高築國家之首,更養成缺乏奮鬥精神,努力動機的年輕人,實在令人憂心。大兒子剛滿二十四歲。正是當年我離家的年紀。是該離開父母的巢窩,譜寫他自己的人生了。他就選擇今年九月,前往中國讀醫科研究所。四年後回美國繼續臨床訓練。我們為父母者,認識在美的中國醫師,放心也支持他。盼望幾年以後,經過東方文化洗滌的孩子,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 教會台宣的異象 既是基督徒,這信仰就深深左右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我所屬的台福教會(註 3),預見台灣人移民美國浪潮轉向回流台灣,在八年前就積極回台灣各地建立基地,成立台宣中心,並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各鄉各鎮建立聚點。2009年因為八八大水災,我也和支援隊去了受災區,參加在溪頭舉辦的百多位牧師退休會,吃到各地的名產美食。對我,一個自台北市長大的讀書孩子,在美國沉浸洗禮三十年後,再返臺灣時,就喜歡全省到處走透透。以新的態度,重新認識家園。我認識一對在嘉義的夫婦,是六年前退休後從南加州回台當義工的。特別在孩童校園內課業輔導。幾次看到他們,竟一次比一次健康有活力,真是心動不如行動,我喜歡這種有智慧的選擇。 我也相信參與教會,這是我再返台灣關心鄉土的第一站。多年主裡的服事,是明白團體肢體之配搭,認識自己恩賜合乎中道的。事實上也開始有些許投入,只是需等候 神明確帶領,有肯定印證為宜。 永遠成長的生命 驀然回首,人生一段段路程過去了,一段段使命也完成了。經歷譜出深度,歌者既以生命唱出,聽者就以生命,在心深淵處回應。平日接觸很多老人,瞭解人生晚年的光景。既知不進則退,而不願活在遺憾與失落之中。就當盡力規劃生命的秋季與冬季。 秋陽是成熟的,生命的頂峰,溫暖自己也溫暖別人,等待冬陽落日之時,就可安然離去。 寫下此文勉勵自己, 感謝愛我的神,我的人生是祝福滿滿的。夫家、娘家都是我的家,願和我所愛的家人、同窗、好友,再前進成長 1980年留學生身分來美奮鬥近三十年後,完成所有修身齊家之責任。2008年開始懷著近鄉情怯情懷,以劉佬姥進大觀園的心情再回我的娘家-台灣。一個女孩離開了保護的家園,在異國文化承擔了30年的歷練,已是成熟的婦人,就以成熟的眼光再認識娘家。二年後的2010年八月,居美30年後,寫下內心重拾的驚喜-回娘家。如今兩年又過去了。 娘家娘家是窩心 朋友都笑我,家業已成是最幸福的壯年期,卻那兒都不去,就愛回台灣。那當然:我愛台灣,我的寶貝在台灣。 兒時回憶全都是媽媽的娘家,成長過程都是和爸爸媽媽回媽媽娘家。常常禮拜天爸媽就彾著老三的我到老六的小妹,無一倖免,從台北橋坐13路公車,很久的才到螢橋,那絕對是我痛恨的事。外婆家很臭,哭著求不去,才八歲,不行! 常常是挨頓打哭哭啼啼上路。 媽媽娘家很窮,外公是追打妻兒的賭徒兼木工,家際就全靠外婆,半夜摸黑出門挨家挨戶幫人家手洗衣服賺糊口的。大舅、二舅孩子、三舅、四舅、五舅、六舅、大阿姨、三阿姨、四阿姨,全擠在廈門街鐵路道旁邊的一棟舊日式二層樓房。老人加小孩,女人加男人那可是幾十人喔! 二舅因車禍過世,三個孤兒也在夾縫中生存著。回到了娘家的媽,可是放牛忙吃草喔,忙著和外婆阿姨們訴說商量這陣子發生的大小事,不到吃了晚餐又烏漆八黑,那甘心帶我們回家。我那張臭臉賴在門外太久太冷了,終得入內,只好常常墩在愛乾淨的三舅媽身旁,看她洗那永遠洗不完的碗,聽她講阿信般的人間世事。還有咱就略過不提正對面的毛坑吧。那恐怖的早年舊式毛廁,讓我真不知道阿姨舊媽们是如何地好手藝。 兄友弟恭是團結 親人代表的是台灣最典型地卑微人物,幾乎都不識字,只是郵差、司機、賭徒、打字員,外務推銷。只有五舅,是外婆幫人洗衣供五舅念大學的。手足很團結,一家有難大家幫,一人有錯大家罵,孩子輩有未婚生子、賭債被砍、倒帳坐牢、也有努力上進、步步高昇的,諸多奮勇擺平,啼笑皆非事宜,讓你又哭又笑,卻至終以關懷包容收場,手足疼惜之情讓你動容。 後來這沒產權的舊宅被徵收了,親戚長輩們鳥獸散地各立門戶去了。每個家庭都忙著奮鬥再奮鬥,但家族關係依舊非常親密著。長輩們輪流接待所有親人,小小公寓裡總擠滿著人,讓我嘗盡了阿姨舅媽的好廚藝。我喜歡阿姨舅媽,她們疼愛我,喜愛我的聰敏和進取心。好強的三舅媽是家族永不放棄的精神支柱,爸爸總說:妳媽媽家是赤貧最下等家庭,女人都像木桶圈,不管多堅苦,硬是把一大家庭撐起來。 常跟著媽到城中區公司,看當廚師的三姨-屈服在卑微的環境下流淚,再繞到土地銀行-四阿姨單位調頭寸。總之,在光陰歲月裡,她們的故事流入我的心坎。媽十來歲就離家當女傭養家,結婚前是提茶倒水的工友,記得有陣子流行小兒麻痺症,我们姊妹六人輪流生病,媽媽很擔心,三天兩頭跑醫生診所。診所跑多了,捨不得那費用,就說醫生館賺錢最容易,只要打開水籠頭,自來水就源源流下。所以後來我在美國嫁給醫師,二十年前為了安慰她,替媽出口氣,就開玩笑:我家水籠頭,流得是美金喔。媽笑得合不攏嘴,不識字的媽是有盼望的,女兒替她出氣囉。 情深義重是永恆 離家到美國後,極少和親戚聯落,但知隨著台灣經濟知識的成長,他們子女早就脫離貧窮,在各行各業認真打拼著。這兩年我就愛返鄉,再見到的長輩,都已經七、八十歲,身體體力凋零中,精神上卻因滿滿的親情而滿足。當年孤兒的二舅孩子们,早已成家立業,如果三舅、舅媽有需,二舅兒子是隨傳隨侍,有陣子五舅病得嚴重,二舅孩子像親兒子般背五舅上車復健去。追逐看得見的財富利祿,是淺的是餓的,耕耘看不見的真誠情義,是深的是飽的。 2004年暑假,長輩們一起到日本北海道旅遊,四姨幫媽媽出旅費,媽媽像孩子般拖著不良於行的腿玩得好開心,回到家沒來得及看旅遊暢懷照,就在復健醫院前因車輛喪生,沒有道別,沒有遺言。女兒在思念中只能揣測這位卑微平凡的傳統台灣女人,她一生的信念是什麼,這是傳承。 家人相伴最窩心,每年至少舉辦一次,三、四代家庭聚餐,那至少也得滿滿六大桌,士農工商樣樣有,各找各的話題去,熱鬧是台灣人,也是我家族之所好。阿姨舅舅們更是常常見面。五舅有學問,是響導,安排每個星期都到郊外走走,兄嫂眼睛看、耳朵聽他的安排,接近新台灣的好山好水,青樹綠葉。五舅孝順臥病終老的外婆後,每年都發紅包給兄嫂,媽過世後,還是五千塊台幣給爸爸。常聽骨肉為家產相殘,93歲高齡老爸對五舅稱讚不已,總說這種家庭實在難得。我回台時一定加入他們的郊遊行列,才發現臺灣竟是這麼美。 好山好水是寶島 臺灣又美又方便,到處是健行小山丘。百姓素質高了,多人愛護這片青山綠水好天地.,其人文地利是大有發展觀光潛力的。近郊開發很多親子古道,成了我回台最愛。每每在陽明山山上,就萌生回台之念。長輩打過了該打的人生戰,戰勝最惡劣環境,栽培健康有用的孩子、孫子給社會,也把建設家園的責任傳遞給下代,現在和最親的兄妹,歇息在一輩子所愛的美麗家園。這畫景是美的。 當然知道這些年台灣政治上很混淆,經濟上極窘困,但我並不悲觀。因為台灣政治史上走過更辛苦的年代,卻在痛苦中萌芽,經濟史上經歷更無望的歲月,卻在絕處中逢生。也聽說嬰兒潮教養出的年輕人無法吃苦,但我對他們還是有信心,年輕人總得走出一條出路來。這些年興起回台的浪潮,海外僑胞欲葉落歸根,像我家長輩,欲歇息在最終所愛的家園上,愛是永不止息。 再接再勵是堅強 24歲來美,漂洋過海,兒時打下的根基讓我在美國開花結果。骨子裡流的是台灣女人的心思,花開花謝地走過百合的清純,玫瑰的兇悍,梅花的堅毅,和蘭花的無言。這二年每當飛機著地的那一霎,安定了三十年風塵僕僕的辛苦,想起了小時媽媽愛回的娘家。台灣寶島是我的娘家。 台灣傳統的奮鬥精神,屢屢在國外僑胞身上可看。海外多的是成功例子,但無可厚非的,一定有失敗的,那但願他(她)有可包容的親人,像我的長輩,包容成功也接納失敗,終歸都是一家人。 深信個人、家族、社會都還是會繼續活出傳承的精神。在這2012年歲末,寫下心中感恩,記念我的長輩,獻給娘家,願大家蒙福,共同迎接新的2013年。。(劉晴吟) 註 1:: 外子醫療網站:www。joeldoughtenmd。com 註 2::  AMDS 網站:www。amdsusa。org 註 3 :: 台福總會網站:www。efcga。org

謝敏川 新澤西傳教人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謝敏川牧師的心裡有著一幅畫,十五年來,他像個辛勤的園丁,孜孜不息地犛田、鋤草、照顧花苗,欣喜地望著心中的花圃慢慢成形。 自從1986年八月,他應聘到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牧會後,就懷著一個想法:他不僅要服務教會會友,也要服務台灣鄉親。他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也希望這所教會成為紐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就任以後,他敞開教會的大門,歡迎鄉親們在教會舉辦多種活動,以致在那個敏感的年代,被人貼上「台獨教會」的標幟,讓一些心存疑忌的人裹足不前。但是謝敏川牧師說:「我們以這標幟為榮,我們的愛心表現將是信仰的最好見證。」 行經多年,新澤西的台灣鄉親們說:「如果你要上教堂,就到新布朗斯維克市的台美長老教會去,那是一間愛的教會。」 這是敘述一個長老教會的牧師如何經過美麗島事件的餘盪,到美國傳教的故事。他希望建立一個「紐澤西台美社區中心」的憧憬,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引導大家不斷向前邁進。 蹣跚傳道路 謝牧師年輕時並不想當牧師,他甚至數度抗拒,但上天奇妙的安排讓他不得不臣服。他生長在台中龍井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自幼失怙,四、五歲時,得了重病,母親向神禱告,求主讓兒子病愈,她要把兒子獻給主,讓他長大後為主作工。可是等他長大後,覺得為主傳教是母親的意志,非他自己所願,於是抗拒唸神學院。 但是這種抗拒的意識越來越強時,竟無端生起病來。到醫院就醫後,暫時順服主意,進入台南神學院就讀。唸到大二,想到神職生涯太辛苦,計劃輟學,沒想到又生起病。進醫院開刀後,只好乖乖地回神學院繼續唸下去。 大四時,覺得實在唸不下去了,這回打定主意另謀人生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又再度生病入院開刀,然後順服地唸完神學院,接受分發去傳道。他說,剛傳教的那幾年,意志也不堅定,每遇到挫折,就有離職的念頭。一直到有一年,出差到菲律賓開會,半夜在旅館裡,忽然胃出血,虛弱中,他跪下來,發自內心地向神懺悔。自此以後,結束心頭掙扎,心甘情願地侍奉主。 他又說,就讀台南神學院時,記得有一個學期修習佈道課,老師要他們到街頭佈道。他就在一個星期日,拿著一本聖經,站在台南市最熱鬧的「三角利巴」,大聲講起道來。那時熙來攘往的行人都對他投以異樣的眼光,當他是瘋子。一天下來,自己也覺心灰意懶,不知如何再撐下去。後來和同學商量後,大家決定下回五、六個人一起出動,先合唱聖詩,再輪流講道,結果士氣大為提高,他也因此體會到團隊比個人更能發揮力量。 畢業後,他被分發到台南學甲、安平一帶傳道。一年後,在安平教會受按立封牧,然後到成功大學附近的東寧教會牧會,從事校園的宣教工作。後來,台南區的長老教會、衛理公會、聖公會和台南神學院等四個單位共同成立一個「基督教大專院校服務中心」,請他當中心的主任。此後,他從事了十一年的大專院校宣教工作。 1974年,謝牧師獲得赴美進修的機會。當時,台南神學院院長宋泉盛博士鼓勵他唸神學以外的學科。他於是到紐澤西的羅格斯州立大學(Rutgers Univ.)唸社會學研究所。在美國兩年的留學生活不僅大大擴展了他的視野,也改變了他日後的傳教生涯。 他到紐澤西後,發現該州中部有一個剛成立的台美團契,就常去作禮拜。原來早在1972年,中澤西有一群台灣人基督徒包括謝穎男、駱維仁、高天香、李敏修、李武雄、連水元夫婦等多人,每個月都借用謝穎男牧師服務的美國人教會聚會兩次。同一時期,服務於「紐約聖經公會」的郭得列牧師也在其Kendall Park的寓所定期帶領查經。 1974年的復活節,兩處的台灣人基督徒首次在普林斯頓的納瑟(Nassau)長老教堂聯合禮拜,此後每兩星期聚會一次,這就是當時的台美團契。那年十一月,台美團契遷到金斯頓(Kingston)長老教會,開始每星期日定期禮拜,會友人數大約三十多人。 謝牧師在羅大學唸書時,常和一些台灣學生如黃晉文、王守義、黃榮貞、鄭再榮和陳東亮等人在一起。這些不是基督教徒的學生喜歡提出一些挑戰基督教義的問題,引以為快,謝牧師不以為意。星期日,謝牧師要到台美團契作禮拜,沒有車,得勞駕這些弟兄們送他去。這些「鐵齒仙」通常一路抬槓地送他到教會後,就站在教堂外面聊天,等他作完禮拜,再一路開車抬槓回去。 如此經過兩年,謝牧師束裝回台,這些弟兄也陸續完成學業,大都留在澤西工作。1986年,謝牧師受聘回澤西主持台美長老教會時,竟意外地發現往昔的「鐵齒仙」一個個受洗為基督徒,有些還當了長老,令他十分感動。 動盪的年代 1976年夏天,謝敏川在羅格斯州立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後,即回台灣,在台南神學院執教。隔年,兼任「基督教亞洲教會協會」的提名委員。稍後,又擔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URM)」的在台負責人。在他負責台灣URM的十年期間,URM對台灣的社會與民主作了不少貢獻。 謝牧師說,URM是一個幫助訓練草根社會運動者的組織,本來亞洲教協每年撥兩萬美金的經費給台灣的URM,後來台灣的URM和加拿大的CUT合作,由台灣方面安排勞工、環保、婦運、學運和原住民等社會運動者到加拿大接受訓練,加拿大方面則由多倫多教會的林哲夫負責舉辦「社運訓練營」。為此,謝牧師將亞洲教協每年補助台灣URM的經費移交給多倫多教會,作為舉辦「社運訓練營」的經費。 在當時政治高壓的環境裡,就經由這種方式,得以培養許多深具台灣意識的草根運動者,間接貢獻台灣的民主運動。謝牧師一直從事URM的工作,一直到1986年赴美前,才將職責交給林宗正牧師接任。 1977年,謝敏川牧師受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副書記,開始與高俊明總幹事共事,並且參與那年八月「人權宣言」的簽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連續發表「國事聲明與建議」及「我們的呼籲」兩項重大聲明以後,已經備受情治單位的監視,但總會不為所懼,復於1977年8月16日三度發表島內最前進的聲明-「人權宣言」,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的住民決定,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回憶當年連署這份聲明的心情,謝牧師說:「當時,大家都做了最壞的打算,每個人都事先寫好遺書,再以非常嚴肅的心情,在這份聲明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因為那時任何人只要觸及『台灣獨立』四個字,便可能被控以觸犯顛覆叛亂罪,被處極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重刑。」 接下來的1979年,山雨欲來風滿樓,全島瀰漫著緊張的氣氛,終於在年底發生了高雄事件,國民黨政府藉機進行大逮捕,台南神學院院長蕭清芬博士亦被約談,並被暗示該校多名師生皆有問題。一時捕的捕,逃的逃,到處風聲鶴唳。隔年年初,逃亡中的施明德落網,逮捕箭頭立刻指向長老教會的人士。接著林文珍長老、施瑞雲祕書、以及多名牧師和教友們都陸續被捕,教會人人心頭凝重。 1980年,謝敏川牧師被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副議長。他說,那些年是長老教會最困難的歲月,面對不斷演變的情勢,總會的幹部們隨時開會研討對策,個個身覺肩負重任。 那年,謝牧師因為與西雅圖的一家美國人教會有為期三個月的交換牧師計劃,就在四月中飛抵西雅圖。當他剛向服務的教會報到時,就接到台北打來的緊急電話,告知高俊明牧師已被逮捕,頓時心情下沉。他認為他有動員國際人士,緊急聲援高牧師的責任,可是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異鄉,他該怎麼做? 與服務的教會牧師商量後,他們隔天一早作了一個肅穆的長禱,然後開始打電話給所有可能聯絡上的人。他們也必須儘快召開記者招待會,幸好這時有人介紹一個與美國媒體關係很好,又很瞭解高雄事件來龍去脈的人給他。這個人就是荷蘭籍的韋傑里(Garrit van der Wees),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有一個台灣籍的妻子陳美津,夫妻倆都很富正義感。心焦如焚的謝牧師見了他倆,猶見天兵,立刻將記者招待會的事情交給他們。 謝牧師本人則立刻和普世教協、亞洲教協、美國長老教會總會、以及「台灣人自決會」的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等人取得聯繫。當時,黃彰輝牧師和美國長老教會亞洲宣教部的Dr. Thurber兩人當面囑託謝牧師,要他回台後務必傳達一項重要的訊息,就是絕對不能讓在獄中的高俊明牧師辭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的職務。他們說,一旦高俊明牧師不再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幹事,國民黨對他的所有指控都將變成個人犯罪,國際人士也將失去聲援他的正當理由。 七月中,銜著使命的謝牧師返台,卻意外地發現國民黨已經透過管道,傳播高俊明牧師若辭去總幹事將會被釋放的消息。部分教會人士為求高牧師早日出獄,主張總幹事一職應由他人取代。謝牧師此時的心情非常沉重,除了一方面儘速到監獄探望高牧師,當面傳達黃彰輝牧師及國際友人的意旨外,另方面更與總會裡看法相同的同事們極力護衛高牧師的總幹事職務。 1981年,謝敏川牧師升任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在任期間,不僅極力穩住浩劫後的教會內部局勢,更經常與總會的代理總幹事陪同國際教會的人士赴土城看守所探望高俊明牧師,在監獄裡進行守聖餐的儀式。 回憶這段往事,謝牧師特別感念當年併肩奮鬥的同事們如商正宗、林宗正、王南傑、林正宏、鄭兒玉、蕭清芬、王憲治、林培宗等牧師,郭大衛、包佩玉等宣教師,張宗豪長老,以及許多年輕熱血的神學院學生和畢業生們。 他說,當年有許多年輕的牧師和傳道們都本著不顧自身安危,也不欲人知的態度,投入台灣人運動,彼此之間都存著「一旦出事,要互相照顧彼此家後」的默契。那時,也有人徹夜不眠地付印好幾萬份的台獨重要宣傳文件,在天將亮之際,開車從北到南,一路分送投寄,為的只是想替自己的鄉土盡一分心力。如今美麗島事件已成煙雲,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對謝牧師來說,畢生難忘。 謝牧師繼續在台南神學院執教,直到1984年,為了增加傳教經驗,才受聘到台中柳原教會牧會。他在台中時,與教友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隔年夏天,一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夫婦安靜地到教會作禮拜,參加查經等活動。一個星期後,他們對謝牧師說,他們是「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聘牧委員會的陳淮崇和何文英,請問謝牧師是否願意到美國傳教? 紐澤西是謝牧師當年留學的地方,從前認識的人大都還在,何況到美國傳教也是為主服務,所以當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的李欽若長老正式和他接洽時,他欣然同意,但言明必須等到柳原教會找到繼任的牧師。 隔年,坐牢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出獄,謝敏川牧師在台中柳原教會為高牧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台灣區感謝禮拜」,參加的人擠滿了柳原教會的教堂與庭院,氣氛非常感人。在感謝禮拜後,因為柳原教會已覓到繼任的牧師,謝牧師遂在1986年的八月飛抵紐澤西,開始他的北美的傳教生涯。 新澤西傳教 紐澤西的台美長老教會在1986年時,仍然借用僻靜的金斯頓教堂作禮拜,會友大約六十人。聘牧之後,教會希望成長,鑒於金斯頓教堂的設施有限,面臨著遷址的問題。當時一部分人提議購地自建教堂,另外大部分的人則主張借用較大的美國人教會。 謝牧師就任後,用心觀察教會的狀況,發覺教友們散居四面八方,星期日才開車前來聚會,平時不易舉辦教會活動。教會裡有多位向心力很強的長老們如陳東亮、劉怡和、余秀美、謝慶賢、陳淮崇、黃晉文、廖愛信、劉照男、江德欽等,對牧師很照顧也很尊重,然而一般教友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對教義的詮釋都有待整合,加上教會的人力與財力也很有限。所以謝牧師認為與其竭盡所能,興建一間只供星期日作禮拜的小教堂,毋寧多用心力在整合會友們的信仰、認同與對外宣教事務上。 他的意見獲得普遍支持,於是多方覓尋,終於在1989年七月遷入新布朗斯維克市的第一歸正教堂。新遷入的教堂不僅交通方便,而且毗鄰羅格斯州立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對曾經從事校園宣教的謝牧師來說,是一個很理想的地點。遷堂的那年年底,會友人數已增至一百人。 接著,謝牧師擬定宣教方針,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盡量與當地的台灣同鄉接觸。1987年,由「紐澤西台灣同鄉會」、「關懷台灣基金會」和「台美長老教會」三個單位聯合主辦的「紐澤西台語學校」正式成立,這是聯繫台美教會和台灣同鄉之間的首座橋樑。 台語學校的校址設在台美教會內,由謝敏川牧師開班教授羅馬字白話文訓練師資。當時不少同鄉為了讓孩子學母語,特地在星期日開車送孩子到教會上課,但不想進教堂作禮拜,於是三三兩兩站在樹下講話。有些教友因此不高興,向謝牧師抱怨,謝牧師笑而聽之。 那些年,台灣的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美國,同鄉們苦無場地舉辦演講,謝牧師歡迎鄉親們使用教堂舉辦活動。當演講會進行時,有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教友站在場外講話,同鄉認為他們不關心故鄉,也向牧師抱怨,謝牧師亦笑而聽之。 逐漸地,站在樹下聊天的台語學校的家長們慢慢走進教堂聽道,其中有多位後來並且受洗為基督徒,教會的教友們在無形中增強台灣意識,與同鄉間的關係漸行密切。 紐澤西毗鄰紐約,公司林立,資訊業和製藥業尤其發達,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台灣移民。新來的移民比較需要語言上和生活上的幫忙,因此謝牧師有時會接到州政府社會局的電話,請他去協助一些語言無法溝通的東方移民,他總是盡力而為。到後來,服務的項目包括翻譯、社會服務、婚姻與家庭諮商等,琳琳總總。謝牧師因此增加和台灣來的移民接觸的機會,開始邀請他們到台美長老教會。 他同時也發現台美教會裡有不少音樂專才。有主修指揮或聲樂者,也有主修鋼琴或小提琴者,業餘的愛樂者亦不少,於是鼓吹教會舉辦音樂會。台美教會因此在1987年和1991年時,由沈新欽長老指揮,分別舉辦了兩次大型的慈善音樂會,吸引了滿堂聽眾。他們並且將賣票的所得悉數捐給美國的「Habitat for Humanity」、New Brunswick and Raritan Housing Corp」和台灣的「彩虹小組」,作為關懷美國與台灣社會的行動表現。此外,教會的聖歌隊有時也赴美國人的教會、紐約台灣會館、或第一歸正教會演唱,努力與社區互動交流。 引導會友滋長靈性是牧師牧會的主要責任,台美教會平時設有成人主日學與分區查經,每年還開設兩期神學進修班,此外並且在夏天舉辦靈休會。牧會得力於毗鄰普林斯頓神學院和杜魯大學(Drew Univ.)神學研究所的地利,同時也得力於謝牧師的善於照顧後進,每年都有一些優秀的台灣牧師和神學生們到此進修,並且到台美教會為會友們服務。這些年輕的神學生和牧師們無論主持主日學或帶領查經,都能引經據典地引導會友,增進大家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此外,台美教會有時亦邀請神學院的神學教授們到教會授課,俾益會友甚多。 社會服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精髓,台美教會延續這種精神,服務的項目包括與美國教會合辦的「無家者避難所」、「Soup Kitchen」和「Food Bank」等,同時在台美社區裡成立「長春學苑」,服務鄉親,讓許多退休後到美國依親的長輩們能夠繼續追求新知,並且擁有自己的交誼空間。 在紐澤西牧會,一晃已過十五載。謝牧師說,在此牧會,他感到最高興的是看到許多會友擁有很好學歷與專業,卻不自滿,對人的態度很謙和,對他人不同的意見也很能尊重。他說:「教會是人的組合,很多時候對事情難免會有不同的看法,在看法分歧時,如何化分歧為和諧是教會興衰的關鍵點。我們的教會因為會友們大都能心存謙讓,顧全大局,所以教會才會持續成長。」 成立「台美社區中心」 許多年來,謝牧師最喜歡的一段經文就是腓立比書第二章:「要以耶穌基督作榜樣:他原有上帝的本質,卻沒有濫用跟上帝同樣的特權。相反地,他自願放棄一切,取了奴僕的本質。他成為人,以人的形體出現。他自甘卑微,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說,作為一個傳道人,耶穌這種高貴的本質,謙遜的心懷,與不變的愛心一直是他心中的一盞明燈。 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經過多年的發展,會友已逾兩百人,因此,謝牧師認為建堂的時機已經成熟。邁入新世紀,他的心中有一個嶄新的規劃,那就是希望在布朗斯維克(Brunswick)的地方覓得一塊數公畝的土地,不僅興建一座台美教會的教堂,並且希望發展成新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他說,如同「猶太人中心」般,他理想中的教堂不僅在星期日供作主日崇拜,並且希望平時能夠開放給同鄉舉辦音樂會、演講會或同鄉會等活動。教堂旁當有廚房與多重用途的大廳,作為會友和鄉親們交誼與共享愛餐的地方。兩側廂房和地下室的多間教室可當作主日學教室,也可當作為台語學校、長春學苑、及青少年的才藝教室。 社區中心還必須附設幼兒室,及遊戲與運動的場所,俾便孩子們有活動的空間。此外,還必須設有圖書室,謝牧師特別強調說,圖書室裡除了提供心靈成長的書籍外,也要陳列有關台灣的文物。他希望這個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同時也將成為第二代子弟尋根的「台美文化中心」。 第二代的宗教與文化傳承素為謝牧師所關心。為此,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前後聘請了第二代牧師殷理理、神學生Jimmy Huang 和Kenny Liu等帶領青少年團契。自1998年起,更聘請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的林天仁(Tony Lin)為副牧,專事青少年的牧會。 身為馬偕牧師的曾外孫,六歲隨父母移民阿根廷,及長到美國唸高中和大學的林天仁牧師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北京話、英語和西班牙語,並且修習德文、法文和希伯來文等多種語文,充滿了熱情與抱負。他目前正積極吸收紐澤西的台美第二代,拓展台美青年團契。在謝牧師的心中,他著實希望看到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能夠成為台美青少年心靈成長與文化認同的地方。 此外,基於從前在台灣從事URM的經驗,謝牧師的心裡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希望與鄰近的大學合作,在紐澤西舉辦短期的「社工訓練營」,讓台灣從事社會工作和草根運動的人能夠到美國接受訓練。因此他說,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還應備有宿舍,以便提供到此接受訓練的人的住宿。 與謝牧師一席談,發覺他對未來真是充滿了憧憬,但是他耐心地解釋心中的藍圖說:「這些理想並非空中樓閣,我相信只要我們有熱誠有恆心,將目標分成數個階段,一步一步地做,一點一滴地完成,理想就會實現。」 他接著說:「事實上,硬體的興建固然重要,但是軟體的建設更不容忽視。我們誠然希望興建一座美麗的教堂,但更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我們盼望在紐澤西成立一個台美社區中心,但更盼望這是一個有高尚品質、謙沖為懷與充滿愛心的社區。」 懷著宗教的情懷與美麗的夢想,謝敏川牧師在澤西的牧會辛勤又起勁,他的理想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尚待台美長老教會的會友與社區的鄉親們共同努力,迎上前去。 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原名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  

羅福全與毛清芬 回首來時路

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鍾宜君 陶藝家的故事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1398&prev=1422&next=1390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博士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 她說:「我的每一件作品事實上都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故事在其中,我的目標是要將大自然的美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十年的研發,鍾宜君的作品如今已在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鳳凰城、拉斯維加斯與堪薩斯…等城市展出,也被一些公立機構與私人所蒐藏。 「捏泥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越發感性地說:「妳知道嗎?當我在搓揉泥土時,常會不自而然地想著:台灣人就像大地的泥,樸拙堅韌,不管外來的政權如何蹂躪,它的本質始終不變,而且越經搓磨,越顯現內在的光芒。」 我聽了,為之一怔。一個十五歲就離開台灣、走向一個全然白人世界的女孩,原以為台灣從此在她生命中走遠了,孰料經過一番追尋,她找到了認同,從此將故鄉的情感烙在她的心懷,化作手中的靈與秀,呈現在她一個個精緻的作品中。 鍾宜君,一個捏泥的女孩,透過陶藝,道出一個海外新世代台灣人的心聲。

蘇國雄與商夏惠 FAPA的故事

長老教會教徒世家 蘇國雄,生於1940年的台北新店,家裡有4個兄弟姐妹,是家中老么,日據時代祖父經營茶行,當時就是長老教會的虔誠基督徒,父親幫忙家中茶行兼做公務人員,但爸爸在他6歲那年,生病亡故,自此家道中落。 由於媽媽於長老教會司琴,外公又是第一代長老教會初期傳道,靠著彈一手好琴的一技之長,在長榮中學教書兼教鋼琴,一手撫養孩子們長大。 么子蘇國雄與媽媽很親,感恩媽媽的含辛茹苦,非常注重4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要孩子肯讀書,她總是無私的奉獻。他還記得每學期繳學費時,媽媽總是到處奔波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媽媽傳授的精神食糧,每天祈禱讀經,深植在孩子們心中,卻也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蘇國雄,小學功課就名列前矛,保送上建中。如今在南加仍印象有幾位同期的好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像林衡哲、南加州科工會會長周實。 後來,因為對三民主義頗有微詞,成績考得太差,考到成功大學土木系,為了貼補家用及學費,大學時代一直都在做家教。當年土木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他以第二名考上台電,因為成績優異被派發到台北總公司服務,當時這份工作可是人人欽羡的金飯碗。 在台電工作,當時台灣才剛有電腦,那時電腦總機就像一個房子一樣大,讀取資料還是用打卡片,當時遇到來自台大物理系助教商夏惠成為同期實習生,由於電腦當時很新的東西,蘇國雄憑其數學長才熱心幫助她,兩人互生好感。後來,才發現彼此哥哥是舊識,都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兩人感情急劇升溫。 當時商夏惠一直想成為「楊振寧第二」,遂先去加拿大讀生物物理碩士,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此時蘇國雄愛相隨,隨即申請到美國留學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大學攻讀博士,夫人最後為愛也決定轉學申請同讀一所大學,兩人在1969年9月,結為連理。 蘇國雄事母至孝,留學省吃儉用,還把獎學金省下來,寄回給台灣媽媽,1970年9月生第一個女兒,1976年生下兒子,育有一兒一女。 創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 在科羅拉多州於1970年代,蘇國雄就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原本是只分享本地留學生,哪曉得外地口耳相傳後,導致供不應求。 1970年11月,每年台灣同鄉都會有感恩餐會,那時他們就與洪哲勝兩家,共印了兩百份,開了10多個小時,去堪薩斯赴會,結果彭明敏在逃到瑞典輾轉到美國,當天出現在會中,給同鄉大驚喜,也帶動餐會最高潮,蘇國雄分發200份「望春風」,那時登高一呼,「望春風」馬上就變成全美第一份留學生雜誌,鼓吹台灣民主自覺運動。 這是一段伉儷難忘的回憶,他說:「望春風」名字,當時是讀者投書命名,結果吳瑞信牧師投稿命名,雀屏中選。留學生當時課業非常繁忙,但一股使命感,全靠著愛故鄉的熱情,直做到畢業之後,才移交給其它州接棒。」 後來,畢業受聘到芝加哥做工程師,他提及,1972年,台灣威廉波特少棒隊奪得少棒冠軍,當時,很有趣的是,留學生開車10多個小時抵達之後,因為僑民壁壘分明,他們堅持自製許多旗幟,就是沒有拿中華民國國旗,為小將吶喊。 列入黑名單 1973年,因為工作關係,移居到南加州柑縣,當時一個房子只有5萬元,蘇國雄就很有生意頭腦,想要投資房地產。夫人要他永遠保持教學、學者、工程師的工作。但蘇國雄在1988年,堅持提早退休,轉行投資房地產。 雖然夫人有些不諒解,但蘇國雄卻慶幸得很,原來他本身是原子工程師,在90年代以後,同期同事最後遇到公司大裁員,及早退休的明智決定,讓他在房地產獲得不錯的經濟基礎,未來生活無憂。 蘇國雄雖然很活躍,但真正被列入黑名單,卻是1975年後,擔任一次台灣同鄉會聚會的主席,當時群眾相當多人,雖然大家很團結,但因為有白色恐佈、黑名單的陰影;蘇國雄笑著回憶著說:「很多人寧願出錢出力,也不願上台,在台上一排座椅空空蕩蕩,因為自己是主席,非上去不可,老實說,在台上感覺很孤單,心中卻可以體諒。」 一旦站在台上,他就已有覺悟,可能今生今世也回不了台灣,當時心很痛,卻也無奈,尤其在1984年,媽媽過世,其它兄姐都在,唯獨缺了蘇國雄申請回台被拒,想到媽媽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時時受到台北警察局關照,還得在電話中假意叮嚀不要插手政治,但他曉得媽媽心中是支持他的,媽媽了解么兒的心意。 但是媽媽生病,無法回去探望,連媽媽臨終都不能送行,蘇國雄非常自責地認為不孝,為了反獨裁集權,無法見到媽媽最後一眼,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1984年,無法忘情望春風的克難式雜誌,蘇國雄參與了另外一個文化事業,當時,由建中同學林衡哲發起,成立〈台灣出版社〉,出版台灣歷史、人物、文化的書籍,蘇國雄非常欽佩醫師林衡哲全心投入,自我犧牲,因而大力支持,成為股東。 剛開始時,賠得很慘,股東仍心甘情願力挺,林衡哲則是一直寄出新書,蘇國雄也看了30多本的好書,受到林衡哲的感召,這段人生美好的回憶得以延續,他預計未來要捐全套給台灣會館。 以為再也回不了台灣,在1988年代,戒嚴令解除,賢伉儷第一句話異口同聲地竟是說「感謝上帝眷顧台灣」,自1968年出國留學後,蘇國雄20年後,迫不及待終於在1988年,第一次返回台灣,沒想到剛好在同學會上,竟然聽到電視新聞,蔣經國猝死。自此,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 共創FAPA柑縣分會 當初,1990年代,蘇國雄有鑑於美國國會勢力是友好台灣,他遂加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還加入CLUB 100,由於當時洛杉磯活動較少,地區相隔過遠,1997年,呂眾英從北加州搬到南加州後,在呂眾英的鼓勵下,遂移師到柑縣成立FAPA分會,成為主要創會會員。 2004-2005年接任會長,在會員共同努力下,從60多名增加到130多名。半年一次活動,NEWS LETTER定期出刊,2004年及2005年,並成為FAPA總會頒發最佳進步獎。之後,功成身退,交棒給楊東龍。 他與夫人也積極參與主流,以個人名義,出錢出力參加美國主流募款餐會,諸如國會眾議員羅拉巴克、卡克斯(Christopher Cox) 、 John Cambell、 ED Royce等募款餐會。有鑑於現今國會勢力,中國不斷滲透,對我方形勢不利,所以他一旦參加當地國會議員交好時,力推讓台灣能與美國簽定FTA(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他語重心長地說,再不快點做,情勢會對台灣更不利。 與夫人商夏惠,身為柑縣FAPA一員,他們感到引以為榮,在「2005年反分裂法」、「2006年爾灣姐妹市風波」時,此間成功地激發台僑合作總動員,共同捍衛台灣尊嚴。 蘇國雄為這兩個事件,還特地出馬重拾筆鋒投稿,尤其大女兒Connie是USC的大眾傳播碩士學位,會為父親潤稿,蘇國雄投了兩次柑縣紀事報(Orange Register),全部登出,在主流媒體為台灣權益發出不平之鳴。 「我自己最喜愛聖經中有提到一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之人,是象徵神的恩才成的】,歲月無情催人老,我們轉眼已垂垂老矣,以有限的餘命做最後的奉獻,取捨之間,不能不有所拿捏」蘇國雄說出自己希望有生之年,能發揮他有限但也是最大的價值,奉獻地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台灣。

鄂志超

亞凱迪亞市長鄂志超(John Wuo)不離身的黑色皮夾裡,有一張已經泛黃的紙條。站在市議會中,鄂志超知道,因為那張紙條,他要很努力地證明,華人的能力。 ●台美黑馬進議會 2002年,鄂志超以第二高票的黑馬之姿,在現任市議員全部尋求連任的5選3激戰中,成為第二位華裔亞凱迪亞市議員。 回憶那場選戰,鄂志超說,開票當晚,在淚水與汗水交雜的喜悅中,他看著選前寄到競選辦公室的匿名字條,決定一定要為華裔爭口氣。 「給鄂志超先生:我們從1952年就住在亞凱迪亞市,我們深以身為亞市市民為榮,現在,我們卻懷疑,自己是不是住在亞裔城市。我們感覺亞裔漸漸進入亞市,甚至主導亞市,這是我們絕對不喜歡的。所以,無論你是不是這次選舉中最優秀的候選人,我都不會投你。 一個住在亞市的美國居民」 他坦言,當時,由於看好亞凱迪亞的生活環境和學區,移入亞市的華裔以驚人速度成長,確實讓原先住在亞市的白人「神經緊張」,少數白人對於亞裔的不友善,讓為了選舉挨家挨戶敲門的鄂志超感受特別深。 「跑選舉讓我瘦了15磅,花了大半年拜訪選民,我敲了幾千家市民的大門,這些體力上的辛苦,對我來說,都比不上因為族裔間的誤解而被拒於門外的時候。」 他說,有一回,他敲了門,自我介紹「市議員候選人鄂志超」,話還沒說完,開門的白人老太太就「磞!」的一聲把門關上,留下一臉錯愕的他與助選義工。 「被拒於門外的經驗,還有寄到辦公室的字條,讓我心裡真的很不舒服,覺得『怎麼會這樣呢?』也讓我更努力,決心以自己的表現,讓大家對亞裔,或是華裔,刮目相看。」 鄂志超把小小的紙條隨身攜帶,隨時提醒、警惕自己。4年任期中,鄂志超表現亮眼,也讓他在2006年4月以3,700多票連任成功。 ●心臟病造就市議員 如果不是因為先天性心臟病,亞凱迪亞市也許就不會有一位奮力為華裔喉舌的台美人市議員。 台灣出生的鄂志超在18歲那年,因為先天性心臟病,離開台灣和只念一年的建國中學,獨自一人到洛加大(UCLA)醫學中心接受開心手術,雖然手術很成功,醫生卻告訴鄂志超必須留在美國長期追蹤復原情形,讓他因緣際會在美國落地生根。 還記得自己當年建中學號是40588的鄂志超,對於沒能在台灣接受完整的教育還是覺得有些遺憾,「聽說在台灣念大學蠻有意思的。」 San Bernardino縣的紅土大學(University of Redland)電機工程系畢業後,鄂志超當了5年的工程師,卻發現自己不甘於一輩子吃人頭路,趕上1980年代加州房地產火紅,加上房地產業和他「談判是種藝術」的想法不謀而合,鄂志超一頭鑽進房地產業,再也沒出來。 直到三個孩子開始上學,鄂志超因為在銀行工作的妻子工作忙碌,肩負起到學校參加子女學校活動的任務,進而了解「一介家長」薄弱的力量,1995年初試啼聲參選學區教委選舉,儘管失利落敗,還是開啟他的從政之頁。 1998年,他再披戰袍,這回挑戰的是亞市市議員選舉,遇上角逐連任的另一位台美人張勝雄,華裔分散選票,兩人紛紛落馬。2000年,鄂志超打算再戰,領了參選申請表,卻在張勝雄勸退下,以「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情,退出選舉。張勝雄當選。2002年鄂志超首度當選;2006年市長任內,連任成功。 「其實我還蠻相信命運的,我的人生,好像都是在意外中成就,一開始根本不知道到美國開刀得留下來,也不知道要留那麼久。然後,本來只是想多了解學區的事情,也沒想到就踏入公職領域。」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儘管生命是由一連串的意外組成,鄂志超和妻子,卻是他生命中堅持不錯過的承諾。 鄂志超透露,他從10歲轉學到靜心小學,就開始喜歡那個看起來很文靜的小女生,甚至連他的爸爸媽媽,也好喜歡她,兩個人就一直維持青梅竹馬的感情,直到鄂志超不得不出國動手術,鄂媽媽知道小女生的父母管得緊,還特地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讓兩人可以通信。 可惜隔著太平洋,距離還是太遙遠。隨著兩個人上大學,交集減少,往來也漸漸中斷。 大學畢業後有一天,鄂志超接到女孩阿姨的來信,說女孩要到美國唸書,鄂志超一看日期,隔天飛機就到!「我那天晚上,想都沒想,下班就開著車到舊金山去接機,把她嚇了一跳!」 鄂志超幫女孩開銀行帳戶、陪她租了公寓後才回洛杉磯。 故事當然還要繼續。接下來一年多,鄂志超每個星期五一下班,就直奔機場,坐飛機到舊金山和女孩見面,直到1974年兩人結婚。 和妻子攜手走過32個年頭,直到現在,鄂志超談起太太,還是滿臉的笑意,和掩藏不住的滿足,對他而言,妻子不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侶、家人、朋友,也是他在政壇、事業上最無怨無悔的支持者。(朱乙真)

楊貴運 客家大老的故事

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貴運教授是台灣客家界的大老。他在七十年代創立加州「台灣客家會」,八十年代創立「全美台灣客家會」,九十年代創立「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其在客家界的地位,可見一斑。 楊教授在台灣時,長期為人師表;到美國後,擔任慕博﹝Mobile﹞石化公司的研究主管;退休後,成為非常叫座的抗老化學演講家,經常應邀四處演講。他元氣充沛,言語風趣,音響如鐘,領袖氣質溢於言表。在訪談中,他對福、客情結與客家心懷尤其有精闢的剖析,相當引人深思。 童年的夢想 初夏到南加州的帕羅柏地﹝Palos Verdes﹞鎮拜訪楊貴運,彷彿作了一趟賞心悅目的休閒之旅。從他座落在太平洋岸邊的屋子望出去,但見海天相連,一片蔚藍,令人心曠神怡。 眼望絕佳景色,耳傾聽楊教授講述生平際遇,不禁覺得他真是人如其名,貴人好運,有些際遇令人羡慕。 他說:「我生長在中壢的一個農家,從小覺得種田很苦,希望過不同的生活。我童年的夢想,就是希望唸完國校高等科,進公所當工友,以後升任職員,就可以穿皮鞋、騎腳踏車上班。」 他繼續說:「我喜歡讀書,父親卻覺得我藉故偷懶,常生我的氣。我小學畢業,得了全校第一名。老師到家裡勸父親讓我升學。父親說,家裡沒錢。老師說,若讓我到台北唸三年的開南商職,畢業後可到銀行或農會上班。母親一聽,趕緊說,她要到山上幫阿姨採茶,讓我讀書。就這樣,帶著母親的愛心與堅持,我走上了與莊稼人不同的人生路。」 他順利考上開南商職,此後每天清晨四點多,即帶了便當,趕搭五點零三分中壢開往台北的火車上學。一個學期後,他是兩百名新生中的第一名。又過了一年,有一天,他意外聽到級任導師對人說,他教了三十多年書,從沒看過這麼優秀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拿第一。 「我的級任導師叫松本權市,是個日本人,待我非常好。」楊貴運說:「他見我每天得搭四、五小時的車上、下學,就讓我住到他家,一住就是三年,直到高中畢業。他並且建議我轉學到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日後方能升大學。就這樣,又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九四四年,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戰情逼緊,大量徵兵。楊貴運自台北二中畢業,即被徵召入伍,幸好沒被送往南洋當砲灰,而是藏在台灣北部山區當情報兵。隔年八月,日本投降,他脫下大和帝國的軍服,下了山,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開始推行北京話。楊貴運因在開南商職學過北京話,因此到中壢農校教國語。教書期間,眼見昔日同學一個個唸大學,心裡很不服氣。隔年終於等到機會,師範大學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不僅學雜費全免,並且可領公費。他立刻報名,考上理化系,成為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白色的陰影 楊貴運就讀師大期間,覺得功課不甚挑戰,日子過得很輕鬆。但一九四九年發生的「四六事件」,在他心頭蒙上一層濃濃的陰影。 他說:「我當時唸大三,住師大第一宿舍。四月五日那天,一位外省朋友突然勸我當晚不要住校,我不明所以,未加理會。不料睡到半夜,忽然被吵雜的聲音驚醒。一大群荷槍的軍人把我們一個個扣上手銬,吆喝推壓地塞進吉普車,開到不知名的地方。 「每個人都很驚惶。我在擁擠的牢獄裡,渡過心悸的十八天,終被放了出來。但有些同學被判以匪諜的罪名,從此下落不明。這是台灣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此後人人噤若寒蟬。」他說。 大學臨畢業前,楊貴運獲悉將被聘任當助教,心裡一高興,就回鄉過暑假。不料到了八月,尚未接到聘書,心覺有異,乃北上查詢,這才發現助教一職已被人暗中擠掉,他被改分發到成功中學教書。 他心裡非常失望。謀事要靠關係,他卻天真地不知情,這時想起從前通車苦,乾脆連分發也不要,就回中壢農校教書。 「其實看開些,我在家鄉教書也不錯。」他說:「我在中壢農校,很受學生和同事們的歡迎。當時,我們有三個年輕的老師常在一起,人家笑稱三隻烏鴉,一天到晚聒聒叫。但是有一天,三隻烏鴉中的兩隻突然失蹤,剩下一隻,亦告消聲。」 他很感傷地說:「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有一天,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學校。我那兩位朋友在眾目睽睽下,被憲兵帶走。兩人後來都被槍斃了,實在很可憐。其中一位在被槍決前,藏了一封信在衣領裡,他的太太領屍後才發現。信上寫道:他並沒有反對政府,只是被一位惡鬼所害,此生無法照顧妻兒,盼太太自求多福。」 「我當時因為怕被牽連,不敢去看他們的家人。」楊貴運說:「我並且在他倆出事後,加入國民黨,以求自保。過了許多年,在一次師大舉辦的中學教員訓練班裡,我無意中碰到這位朋友的太太。她告訴我,她自己進修,通過中學教員檢定考試,獨力撫養遺孤。」 「又過了許多年」他繼續說:「她和我聯絡。告訴我那封信的事情,並且把影本寄給我。我影印一份,寄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真是一個恐怖的年代、恐怖的回憶。」 缺乏官運 自那事發生後,楊貴運謹言慎行,積極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五二年夏天,他獲得獎學金,到賓州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成為桃園縣第一個拿護照出國的人。 他說:「當飛機起飛的剎那,我心頭都輕鬆起來。到了美國,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真正嚐到自由的滋味。」 在賓大求學期間,楊貴運一方面嚮往美國的自由與學術氣息,另方面卻掛念在台灣的親人。因為他在中壢教書時,結婚成家、生了一兒一女。出國後,留在家鄉的太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身體不好,令他掛慮。因此在賓大修了一年課後,他便匆匆返台,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回來拿學位。 他回台灣後不久,即到師大當講師,不久升任副教授。當時留學的人少,他是少數喝過洋墨水的人之一,因此被推薦至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也蒙蔣介石召見。 「不過,我就是沒有官運。」他笑著說:「蔣介石召見我時,問我要做什麼?我說我喜歡教書。結果一出門,就被隨行的人罵傻瓜,說我不會趁機求個一官半職。後來,與我同期受訓的人,個個都當官,只有我一人始終當輔導員。但當時全台灣的機關首長,都是外省人;即連中學校長,也沒有一個台灣人。」 「有一次,教育廳長吳兆棠找我,說他想提拔客家人,要請我當副廳長。」他接著說:「但是人事發表前一天,他忽然重病入院,昏迷不醒,一週後去世,我的任命案就此沒有下文。後來李煥接任教育廳長,台灣人更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因為覺得留在台灣沒什麼前途,楊教授一邊教書,一邊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六三年,他獲得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第二度到美國求學。此後幸運之神眷顧他,機會接踵而至。 新天新地 楊貴運二度越洋留學時,已經四十二歲。許多人在這年紀出國,都因語文障礙,發展受到限制。但他資質聰穎,人際關係亦佳,很快便衝破瓶頸。 他說,初抵美國,他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註冊。三個月後,因為指導教授換學校,他隨著轉至聖塔芭芭拉校區﹝U.C. Santa Babara﹞,攻讀化學博士。 唸了兩年多,眼見十六歲的兒子將屆兵役年齡,惟恐出不了國,楊貴運便找指導教授商量,希望出去做事,以便接全家到美國。結果指導教授放他一馬,給他一個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方便他找事。 果然不久,他就進了洛杉磯的慕博石油化學公司當研究員,令人羨慕。慕博是著名的跨國大公司,在台灣的分公司名字叫「慕華﹝Mobil China﹞」,主管與國民黨高層的交情非常好,結果由公司一發函,楊太太瑞蓮不久即帶著六個孩子順利出境。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家八口在洛杉磯歡喜團圓。最初,大夥人住在租來的公寓裡,確嫌擁擠。楊貴運因為已有工作,可向銀行貸額,便開始覓屋。 洛城的房子貴,他們看來看去,最後在城外東郊的蒙特利公園買下一棟院子很大的房子。一家大小歡天喜地搬進去,慶幸美國夢如此迅速實現,沒料到好運還在後頭。 「這個房子真是買對了。」楊教授喜孜孜地說:「當時的蒙特利公園只是一個寧靜的小鎮,都是些住家。我們搬進去後一年多,鎮上忽然出現許多黃面孔,而且越來越多。原來那時台灣的移民潮剛開始,蒙特利公園成了新移民的最愛,房價因此頻頻上漲。我們在那裡住了八年,房價漲了四倍。趁著時機好,我們另外換了一棟大房子。」 福星高照 在工作上,楊貴運亦一帆風順。由於講得一口好日語,公司派他負責遠東方面的業務。他工作之暇,補寫論文,兩年後,拿到博士學位。然後自一九七一年起,即經常出差日本,處理日本分公司的業務。 一九七四年,慕博公司在日本安裝海底油管,發生油管生銹的技術性問題,無意竟賜給他表現才華的機會。 楊教授說:「有一天,我與同事午餐,聊到油管生銹的問題,忽然靈感從中而生。隨後,我研發出一套抗氧的方法,簡要地說,就是用鋅粉電鍍油管,使其不生銹。」 「這方法不但成功地解決了公司的油管安置問題,」他接著說:「往後日本興建北海道隧道與四國大橋,都應用這原理。我因此獲得公司的最高研究榮譽獎,獎金是一萬股的慕博股票,職位並被擢升為遠東作業部門的副主管。」 好運來了,擋也擋不住。他獲獎時,慕博股票每股美金八元,後來上漲至美金三十元,他將之脫售,轉做其他投資。七、八十年代,加州房產光漲不跌,他把握時機,先後與人合夥興建公寓、投資活動房屋,都獲得很好的利潤。 「但是孩子們陸續完成學業後,我就不再做這些風險性的投資了。」楊貴運笑著說:「我在一九七八年自日本調回加州本部,升為公司研究部門主任。也在南加大開了一門課,重溫教書樂。當時,孩子還在身邊,我假日常帶他們到帕羅柏地的海邊玩,覺得這一帶風景美極了,乃決定在這裡養老。」 他繼續說:「結果我從公司退休後,就到這裡買地,成為第二個在這裡蓋房子的人。無意房子蓋好後,前後左右便大興土木,逐漸發展成高級的海邊別墅區。有時想想,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很好。」 「其實,我們移民美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又說:「結果我的孩子全都是加州州立大學的畢業生,每個人有很好的發展。六個孩子裡,三個當醫生,一個當建築師,一個當電腦工程師,另一個是中學的副校長。美國所帶給我們的,比我們當初夢想的,還要多許多,我與內人都很滿足。」 也因此,楊貴運經常以無爭的態度,服務台美人社區。他盡力促進福、客和諧,努力推動台灣客家會,也傳授養生保健之道,希望鄉親們健康又長壽。 楊貴運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到美國留學時,年紀較一般學生大,又當過多年的老師,自然流露出老大哥的氣息。隨後,他進大公司服務,待遇好、房子大、家有賢妻,又善於照顧後進,因此家中經常高朋座滿。 他說:「當年蔡同榮、張燦鍙、賴文雄、李木通,以及後來的許信良、郭雨新等許多人,都常在我家開講。我的河洛話就是這樣學的。而且除了加州的朋友外,我從前教過的學生或桃園的鄉親一到美國,就來找我。所以我家裡經常熱鬧滾滾。」 「一九六五年,蔡同榮在南加大唸研究所時,成立了美西台灣同鄉會。」他接著說:「幾年後,找我當會長。我說我的河洛話講不好,不適合當同鄉會長,乾脆來組『台灣客家會』好了。當時社團名稱只要帶有『台灣』兩個字,便引起注目。別人不敢做,我就來做。」 於是在一九七○年,楊貴運與梁政吉等人共同在洛杉磯創立「台灣客家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隔年,他們在舊金山召開第一屆大會,果然一群人有備而來,不斷提出挑釁。 他說:「他們在會場氣勢洶洶地責問:為什麼客家會要冠上『台灣』兩個字?我說我們從台灣來,標榜台灣名,有什麼不對?他們繼續纏鬧,我最後把袖子一捲,說:『怎樣,要打架,就上來!』他們才悻悻離開。」 鬧劇結束了,他也上了黑名單。他說:「有許多年,母親思念我,眼淚汨汨流。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主管是日本天皇的親戚,建議我以曾當日本兵為由,申請歸化為日本籍。結果不到三個月,我便拿到日本護照。」 一九七三年,楊貴運以日本名字持日本護照,入境台灣。他的母親趕到機場相會。母子抱頭,喜極而泣。 「可是我入境後,還是被約談。」他說:「警總的人說,根據資料,我在一次討論會裡,有人問道:『台灣退出聯合國,護照不能用,怎麼辦?』時,我回答說:『改成台灣國,不就得了?』可見我具有台獨思想。問題是警總的人怎麼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說些什麼話?可見國民黨的特務無所不在。結果我那次回去,無論搭火車或到大學演講,都被跟蹤。」 他接著說:「我一向主張民主,反對極權,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應該關心台灣。我有一個學生叫劉永斌,許多理念與我不謀而合。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府聯邦政府服務,經常與我聯繫。一九八八年,他擔任美東台灣客家會會長時,我們就決定一東一西,聯合籌組『全美台灣客家會』。」 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加州洛杉磯成立,大家公推楊貴運教授為創會會長。楊教授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假紐約台灣會館舉辦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幹事會議,並於一九九○年與美東客家會合作,邀請客籍作家鍾肇政、政界人士林光華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美國各大城,奠下全美台灣客家會的基礎。 第二任會長郭成隆任內,連續兩年分別在加州大學和紐約康乃爾大學舉辦客家文化座談會。第三任會長劉永斌接任後,率先於一九九二年在德州的加維斯頓﹝Galveston﹞舉辦第一屆懇親大會,開創客家會舉辦懇親大會的先例。 第四任會長陳明真博士則於一九九四年邀請台灣鄉音博古藝術團巡迴全美各大城,復於一九九五年率領客家訪問團回台參訪,首開海內外客家交流之風氣。 「每位會長都為台灣客家會增添一些內涵。」楊貴運說:「第五任的鍾博史會長則在一九九六年假德州休士頓大學,舉辦第一屆客家文化夏令會,相當成功。以後演變成一年舉辦懇親大會、一年舉辦文化夏令會的形式。」 他接著說:「當時,范振宗任新竹縣長,與我很熟,一直敦促我在海外成立世界台灣客家會,並表示將盡力支援。因此我們開始積極籌劃。」 一九九七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假德州達拉斯舉辦的第三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懇親大會上正式成立,楊貴運教授再度被大家公推為創會會長。他三度榮膺任海外三個重要客家會的創會會長,奠下其在客家界的大老地位。 弱勢族群 客家在島內,傳統上是泛藍的票源,在海外也較少參與台灣同鄉會。許多客家自組客家會,還有些客家與外省人、及親國民黨的福佬人共組的「台灣同鄉聯誼會」,意識型態比較偏藍。 對這些情況,楊貴運教授表示,近年來,因為民進黨政府相當重視客家的問題,情勢已有了顯著的改變。在他寬敞明亮的客廳裡,他特別就客家的習性、思維、過往的情結與現在的轉變,作一番剖析。 他說:「客家人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生活環境,所以有一些特有的習性。譬如,客家祖先為了避難,一再遷徙。每到一個地方,都必須低姿態地與原先住在那裡的人共生存,所以客家人很能忍。客家長輩總教導子女要『忍氣留財』,就是說爭不過人家,就得忍;忍得住氣,才留得住錢財。」 「但是忍久了,也有『硬頸』的問題。」他繼續說:「所謂硬頸,就是執拗、固執。有些客家人遭受一連串挫折後,就乾脆什麼都不管,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如眾所周知的許信良,就多少有這種性格。」 客家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聰明、勤勞、語言能力強、但對公共事務較冷漠。楊教授解釋說,客家祖先因為較晚到台灣,平地被福佬人佔了,只好到靠山的丘陵開墾,生活很苦,自然養成刻苦、勤勞、節儉的習慣。客家子弟若出外謀生,必須學習主流社會的語言,因此一般客家的語言能力都比較強。 「同時因為長期居於弱勢,客家人潛意識裡多少都有自卑感,因此容易依附主流。」他繼續說:「此外,久了之後,也難免有客家隱形化的情形發生。譬如在日本時代,日本話講得好的,看起來和日本人差不多,就認同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京話講得好的、或和外省人結婚的客家,也常常認同外省人。還有更多在平地長大,河洛話講得道地的客家,看起來就像福佬人。如果自己不說,別人也不知道他們有客家血緣。」 「舉個例子說,」楊教授笑道:「有一次,民主運動領袖郭雨新在我家吃飯。我岳母煮了一鍋梅菜湯,他連喝好幾口,突然冒出一句客家話,說:『好久沒嚐到這麼道地的家鄉菜了。』我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是客家人?』他說:『是啊。』你看,同是客家人,對方不說,我也不曉得。」 「還有一次,我讀彭明敏的書。書中提到他的祖父住在客家庄,我當時就猜想彭明敏是一個客家人。後來見了面,便當面問他是不是客家人?果然被我猜中了。你看,台灣最勇敢、最具前瞻性的『台灣自救宣言』的三個作者,就有兩個﹝彭明敏與魏朝廷﹞是客家人,誰說客家人沒有革命的精神?」 福客情結 至於所謂的福、客情結,是否與歷史有關?對這說法,楊教授倒很快地否認。他說:「一百多年前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對現代人已不具任何意義。至於原鄉情懷,不能全說沒有,但畢竟相當少數。客家人到台灣,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南部客家早在一六二○年即到高屏,北部客家大約晚了五十年,也到台灣超過三百年,都早已認定自己是台灣人。」 「過去,客家確有投票給國民黨的傾向。」他繼續說:「因為客家是農業族群,家長對族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國民黨統治台灣,一方面以高壓戒嚴控制人民,另方面以懷柔手段籠絡地方頭人,這種統治方法對家長制的農業族群和頭目制的山地部落,非常有效。後來雖然時代改變,但客家人老實,孩子不願違背父親的意思,如果父親是校長、老師、警察或公務員,子女通常不會把票投給綠派。」 「如若有所謂的福、客情結,應該是地理與語言的因素。因為客家大都群居在傍山的地方,很少與福佬人接觸,不會講河洛話。孩子們到學校,學的是官方語言,因此與日本人、外省人沒有語言問題,反倒與講河洛話的福佬人有語言的差異。」 「這種情況到了海外,更加明顯。海外的台灣人因為反國民黨,不願講也不愛聽北京話,以致聽不懂河洛話的客家人參加台灣同鄉會,很不方便。開口講話,又因講北京話,不免招到不知情的人的白眼或噓聲,因此不少客家人參加幾次台灣同鄉會後,便逐漸少去。」 「當然,也有一些客家人覺得與外省人沒有語言障礙,並且都是少數族群,心態比較接近,就自然聚在一起。」楊教授又說:「事實上,關心台灣、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客家人很多。當年許信良在海外為民主打拼時,就獲得許多客家鄉親的支持,可惜他後來令人失望。」 客家情懷 「尊重少數族群,是解決福、客心結的最好辦法。」楊貴運教授說。他指出,陳水扁在一九九六年當選台北市長後,即重用客家人、重視客家權益,結果四年後,台北市的藍色客家票源就有了明顯的鬆動。 二○○○年,阿扁入主總統府後,立刻積極推動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二○○一年六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立客委會的法律條文後,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正式設立。隨後,客委會陸續推出一系列提倡客家語言與文化的方案,包括在各客家縣市積極提倡客家語言、推廣客家文化,成立客家電台與電視台,在大學裡成立客家研究與客家學院,籌劃興建屏東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等等,逐一實施,對長期處於弱勢的客家族群,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現在回台灣,在台北車站都聽到有人講客家話。」他說:「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因為我們客家人很自卑,一向不敢在大庭廣眾講自己的語言。這些年,客家選票獲得重視,地位提高,自信心自然增強,對公共事務也熱衷起來,許多想法與作法就都有了明顯的轉變。你看,二○○四年的總統大選,南部高屏六堆的客家幾都支持阿扁,北部桃竹苗三縣的客家票也有很多流向綠營。」 「這種情況也反應到海外。今年二月,我們在巴西聖保羅召開全美洲客家懇親會。客委會主委羅文嘉親率一百餘位鄉親,專程自台灣來,和我們一起開全程的會,大家士氣都很高昂。羅文嘉在會場宣佈將爭取民進黨提名,競選台北縣長,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呼。客家人長期居於劣勢,如今看到後生抬頭,興奮之情,難以抑制。長此以往,客家選票將不再是泛藍的天下。」 楊教授又說:「只要大家都具台灣心,互相尊重,語言將不是大障礙。我們南加州的客家會就常與台灣同鄉會一起舉辦活動,美東也有一些客家人經常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但假如對方有不週全的地方,我們也該提出,讓對方有改善的機會。譬如民進黨在二○○○年執政後,海外僑務委員改選,居然沒有一個客家人。我因此向陳總統反應,結果現在不僅僑務委員、連僑選立委,都有客家名額。客家受到重視,信心提高,族群隱形化的現象自然會改善。」 養生之道 楊貴運講話爽朗樂觀,生活也充滿了陽光。他住在天空蔚藍的南加州,天天居家觀海、聽濤、游泳、打網球、研究養生學,因此年逾八十,猶面色紅潤,步履矯健。 他是目前很受歡迎的一個養生學演講者。他笑著表示,研究養生學,亦係偶然。一九八○年,他在日本工作時,有一天讀到一則新聞,說靜崗縣產茶,當地小孩過胖,父母在飯裡拌綠茶粉,讓孩子連吃六個月,居然減肥成功。 當時他正想減輕體重,於是好奇地如法炮製。每天吃早點時,在牛奶和麥片裡拌些綠茶粉。連吃一星期,覺得舌尖甘潤。繼續食用,發覺不但體重減輕,而且視力大增,連頭髮都變黑了,感覺真是美妙。 他於是開始研讀有關綠茶的文章。有一天讀到一篇蘇俄學者的論文,說綠茶裡含有許多EGCG,只要掌握這成份,一些重大的病症皆有可能獲得治療。他本身唸化學,便開始研究綠茶的成份,隨後在一九八二年應邀至日本靜崗縣,在老化研究學會上發表飲用綠茶的好處,頗受重視。 「此後,我以自身當實驗,進一步研究抗老化學。」楊教授說:「每有心得,就記下來,與親朋好友分享。後來,南加州長輩會請我去演講。講了兩次,聽眾由四十人變成一百人。接著,別的社團也請我去講,本來聽眾預定一百人,屆時變成兩百人,場場爆滿。」 「我講課很輕鬆,大家一邊笑一邊聽。」他興奮地說:「每次講完,大家便發問個沒停。我每回印了一大疊講義,都不夠分。」 保健之道,人人愛聽,尤其他有一些秘方,聽來神妙,吃了無害。譬如吃菊萵苣﹝Endive﹞治白內障,吃B6和B12治偏頭症,吃大蒜治咳嗽,飯前吃烤蘋果能減肥等等,讓個個聽得聚精會神。後來,不只美國,連台灣、日本、哥斯達黎加和巴西,都有人請他去演講。這次在聖保羅的客家懇親會裡,他連講兩場,其中一場聽眾達七百多人,讓他越講越起勁。 他說:「我不收費,也不賣藥,純粹和大家分享。只要別人有興趣,能受益,我就開心。除了保健外,我還勸人要心胸開闊,樂觀為懷,歡喜與人相處,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我這輩子與世無爭,結果運氣都不錯。」楊教授笑著說:「年輕時,自認沒有官運,以教書為志。沒想到過了六十,僑務委員、國策顧問的職銜都飛到頭上。其實我真正希望的是客家能受到重視,福、客能和諧相處,大家共同愛台灣,人人健康又長壽。」 面對豁達的楊教授,想起客家山歌唱的:「可比命好長桐樹,順順序序無比指。」若人人知足樂觀如楊教授,個個當可有著歡喜自如的好晚年。

黃森元

「法官應超脫於黨派!」一生浸淫於法律世界的黃森元在他位於托倫斯的寓所評論扁嫂吳淑珍案的承審法官時如是說。黃森元是旅美法律專家,活躍於大洛杉磯台灣社團多年,早年並曾任太平洋時報社社長。 曲折求學生涯 出生於日治時代末期的黃森元是嘉義市人,小學受了5年日本教育,就在即將畢業之際,黃森元因為罹患瘧疾,不得已休學一年,好不容易病勢痊癒,已經面臨初中考試。為了避免之前休學學業的荒廢對黃森元在升學考試減到最低,在父親建議下決定報考嘉義商職初中部,並且順利考取,走入一條曲折的升學路。 高中時黃森元唸的是嘉義農校高中部,在農校裡缺乏升學壓力。當時的黃森元對課業也不在乎,上課常常不是看小說就是打瞌睡,直到他遇到數學老師許保村。黃森元回憶,許保村老師是一個剛畢業的年輕教員,由於看老師年輕,黃森元對許保村的課也是愛上不上。 直到一次隨堂小考後,許保村對上課常打混的黃森元成績如此之佳大為驚訝,特地把他叫來詢問他是否有意報考大學。「我不考,我爸不會反對;我要考,我媽也不會反對」因此許保村不但幫黃森元進行特別補習,並介紹嘉義中學老師幫其複習其他科目。 就在老師的幫忙下,黃森元在畢業後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師範學院數學系及行政專科(後改制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地政行政系。他選擇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黃森元回憶,當時台大法律前後期同學包括司法院長翁岳生、立法委員蔡同榮、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駐日代表許世楷及陳隆志、陳繼盛、施啟揚與前副總統連戰等,可謂人才濟濟。 承審叛亂案 黃森元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適值823砲戰的年代入伍擔任軍法官,在接近退伍之際碰到一個棘手的案件。一個來自廣東梅縣的軍官在非執勤時以「台灣最黑暗的地方是總統府;反攻令一下要將槍轉向台灣」等等牢騷被以叛亂罪告發。 身為承審檢察官黃森元,深知雖然這只是簡單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都不該起訴,但是在當年的白色恐怖時代不起訴是有可能惹禍上身。在不願意違背良心下,黃森元請教大學時代的恩師,後來擔任大法官的洪遜欣。洪遜欣告訴他「明哲保身」。黃森元於是決定在他承辦的期間對此案採以拖待變的方式處理,一直到他退伍。 短暫新光年代 退伍後,黃森元曾嘗試報考律師,但卻因為中學時代史地的根基不佳,使他在國家考試中以些微分數差距飲恨。就在他思考未來的路時,新光集團的創辦人吳火獅透過恩師洪遜欣正尋找大學畢業的人才;洪遜欣告訴黃森元,之前服役未起訴叛亂案件很可能對他未來在司法界的前途有很大的影響,不如轉往企業界發展。 當年吳火獅的新光實業正值大舉招募年輕大學畢業生,黃森元是同期四個進入新光的大學生之一,他的表現也深受吳火獅賞識,在受訓八個月後直接被吳火獅派為新光的總務主任。 赴日深造 在新光3年總務主任期間,黃森元雖然深受器重,薪水也不斷三級跳。但是他常常興起繼續鑽研法律的夢想。他認為目前的工作雖然穩定有前途,但是同樣一成不變的總務工作「五年後,十年後又如何?」「趁著還單身沒有包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黃森元興起了赴日留學的計畫。 他的想法受到家人的全面反對,認為他放棄既有的社會地位和在新光不錯的前途去留學是「頭殼壞去」,然而不顧這些反對,黃森元在1962年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前往日本留學,並成為大阪大學法學部第一個外國留學生。 黃森元鑽研的是行政法學,「台灣的行政法與憲法因為出路少,所以無人喜歡研究,這是我當初修讀行政法的主因。」,在日本求學期間,他也對日本訓練行政官員一絲不茍的文化印象深刻;黃森元表示,相對而言,國民黨主政的台灣行政系統則是紅包文化充斥,令人感嘆。 不願意加入政黨 畢生鑽研法律,黃森元深深認為法律必須超脫於黨派之外,尤其是法官不應該加入政黨或參加政黨活動。研習法律的他也因此決定不參加任何政黨。他甚至表示,在國民黨主政年代加入國民黨的法官都應該被停職,否則違反憲法第80條規定的法院必須超乎黨派的原則。 太平洋時報社長 黃森元於1967年移民來美,當時由於美國對律師考試的資格限於公民。黃森元只好放棄有朝一日能精通台、美、日三國法律的夢想,開始經商生涯,然而他在閒暇之餘也關心洛杉磯地區台灣社團活動,並於1988年出任剛創刊一年的太平洋時報社長。 在太平洋時報篳路藍縷的日子,黃森元為當時的報社拮据的資金東奔西走,然而在1988年11月接受心臟檢查發現冠狀動脈問題後,緊急開刀,不得已辭去社長職務。但是為了讓旅美台灣人圓一份自己報紙的夢想,黃森元病勢稍癒後,不顧醫師警告,又於1990年初回任社長。 黃森元每個禮拜七天都到報社報到,為太平洋時報改制日報努力奔走,籌措資金。但在該年10月太平洋時報剛發行日報試刊號後不久,黃森元又因為心臟疾病送醫急救,在醫院昏迷了9天之久,撿回一條命的黃森元目前仍有腦瘤的疾病在身,在醫生和家人的關心下只好逐漸淡出社團活動。 雖然因為心臟和腦部疾病,不能再像以前以樣隨一旅行奔走。黃森元仍然以其豐富的法律學養和一支健筆在報章上針對台美時事發表意見。最近並出版「現代國家的本質」,內容檢討「國民黨黨產的法律問題」,黃森元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文章發表,喚起民眾了解國民黨黨產不合理,以及可能透過法律解決的途徑,期待這個影響台灣政治不公不義的毒瘤早日摘除。(劉孟儒)

盧主義 與三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已是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一切猶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幾個朋友認識。」盧主義說:「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一行人於是搭了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大家沿著市場街,緩緩步向宏偉的市府大樓。時值中秋節,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林榮勳遞給我僅有的一塊月餅,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餅,心底無限溫馨。」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遐邇的獨立大樓就在不遠處,即使望不見,那著名的自由鐘彷若無聲地敲打著他們的心。四個月後的一九五六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註一﹞」,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留學生 盧主義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到美國留學,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當時聽說一位國民黨大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那年的役男特准未當兵即可出國。盧主義把握這機會,央請宣教師孫雅各﹝ James Dickson﹞牧師為之介紹,獲得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入學許可,便趕在年底匆匆出國。其時,他已考上人人羨慕的台大醫學院,卻只唸了三個月,即瀟洒地揮一揮衣袖走了。 「我生長在一個抑鬱的年代。」盧主義說:「我讀港﹝Minato﹞小學時,看到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覺得很失望。唸初中時,又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深感台灣人很可憐,始終當二等公民。讀到初二,遭逢二二八事件,親歷血腥恐怖的大屠殺。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政治陰影。那時真希望有機會能出國透透氣,也見見世面。」 他的父親盧牧童在台南作食品生意,是府城最古老的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因為望子成龍,就積極支持他出國,因此盧主義成了早期的台灣人小留學生。 他在十二月抵達天寒地凍的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起新奇忙碌又帶點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也姓盧,同樣經孫牧師介紹而來,但與盧主義沒有親戚關係。這個盧建和畢業台中一中,父親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由於兩人同在馬卡里斯特學院,很快成了好朋友。 一日,主義在圖書館唸書,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著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主義一口氣讀完,覺得意猶未盡,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索有關台灣的書報。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一九四七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讀後情緒非常激動,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由於志在學醫,一九五五年,主義大學未畢業,獲得費城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即在九月抵達費城。他到費城之前,先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代為介紹費城的同鄉。因此他到費城後不久,即有楊東傑醫師拜訪,和那晚難忘的聚會。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聚在一起。他們當中,楊東傑最年長,盧主義最年輕,林榮勳最早到費城。其中楊東傑、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皆來自醫生家庭,曾一起賃屋而居,也曾共同在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交情相當親密。 林榮勳畢業台大政治系,於一九五二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他就讀台大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九四九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 陳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他在台灣時,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與軍中同袍合組樂團,在蔣介石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攻讀國際關係。他抵達費城後,即與林榮勳住一起,政治想法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 楊東傑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大學,一九四七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惡劣。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相當活躍,後來當上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楊醫師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後,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台獨運動亦不陌生。 林錫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自台大化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即到新墨西哥大學深造。一九五五年,他取得化學碩士後,即轉往費城的賓大,繼續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每聚在一起,就猛烈批評國民黨。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便提議成立倡導台獨理念的組織。但畢竟革命是殺頭的行業,大家的心頭都有許多顧忌,所以此話一提出,便引起不同的議論。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當時,林榮勳與陳以德攻讀政治與國際關係,論起時政,自是侃侃而談。而盧主義自認也讀過不少有關台灣的論述,辯起論來,亦理直氣壯。主義說:「幸好每逢遇到僵局時,就有老大哥的楊東傑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在爭論中,他們也激盪出不少共識。盧主義喜歡投稿,那年十二月,他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支持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免日後台灣淪入共產黨手中。此文獲得刊登,大大鼓舞了眾人的士氣。盧主義這時再提出組織事宜,終獲其他人的相繼同意。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在費城共同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是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是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了明尼蘇達的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則邀請他在台中一中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在那提倡台獨具有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可說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 一月間,他們在寄出首期「三F」通訊,正式宣告組織成立,並揭櫫其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此後兩年,「三F」一共發行十一期通訊。通常盧主義編輯,林榮勳、陳以德和主義三人撰稿。稿子寫好後,交給陳以德的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但不久,盧主義與楊東傑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錫湖的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十分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這麼困難中,逐漸散播出去。 這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台灣民主獨立黨」的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那年正月底,盧主義寫信給廖文毅,告以美國「三F」成立,希望與之合作。 不久,廖文毅回函,希望「三F」派兩名代表,以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建議台灣宜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刻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著自己的去路問題。他自「三F」成立後,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州﹝Montana﹞的國家公園打工,獨自在寂靜的山區裡反覆思考,終於決定放棄醫學,轉讀政治。他說:「我當時覺得倘若台灣的優秀人才都讀醫,萬一台灣真的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何以治國?」 也因此,盧主義過完暑假,沒有回到費城,反倒北上明州,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市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習政治。 但顯然地,他的父親對他二度離開醫學院非常不諒解。在盛怒之下,斷絕其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修較多的課,日子過得如走馬燈。但在團團轉的生活中,他仍繼續編寫通訊,宣揚台獨的理念。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六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他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收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求學的盧建和突然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三F」的事情。隔日,兩人遂到明尼阿波里斯的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主義與建和必須向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終於讓調查員相信「三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因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三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無可否認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所有「三F」的成員是一大衝擊。大家對「三F」的未來,議論紛紛。那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過了六年。事情的發展與原先的計劃顯然大有差異,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顧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就讀。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準備要到紐約打工。赴紐約之前,他先回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開會。 一九五七年年底,「三F」的八個成員在會議中,對組織的未來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三F」改為學術社團,盧主義則力主繼續獨運。他說,「三F」如今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獨運,但組織需要變更名稱。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正月一日,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向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發表《中國死巷》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一九六○年十月,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歲月。 二月間,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三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主義在發刊詞中,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權利,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立論鏗鏘有力。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界的矚目。 盧主義解釋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外交季刊】為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印尼副總統哈塔﹝Mohammad Hatta ﹞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是全球一時之碩彥,。 其二,此文乃第一次台灣人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其三,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就法律觀點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歸屬為何,因此台灣地位實際未定。 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的反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變成可笑的神話。 至於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而蔣介石的政權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軍隊與特務統治島民的的外來政權。在政治上,台灣已長期與中國分離,台灣人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盧主義又說,此文係根據他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改寫而成。依當時明大之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提交論文,才能畢業。一九五七年秋天,盧主義以探討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竟因此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的第一名,使他非常興奮。 他於是懷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將這篇論文寄到美國的【外交季刊】。不久,他收到編輯的回函,指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他因此改寫兩次,終於獲得採納。 「該文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刊出。」主義接著說:「但後來編輯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篇蘇俄元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臨時需要刊出,所以此文延至春季方登。結果這篇文章在四月發表後,據說蔣介石震怒異常,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所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獨盟同志們皆雀躍萬分,誠如盟員楊基焜所說:「在那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談論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主義感到驕傲。」 與西方學者筆戰 自《中國死巷》一文在【外交季刊】刊登後,盧主義信心大增,往後勤磨筆劍。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進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就讀。不久,他在另一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連續讀到四篇有關台灣的文章,認為有必要回應。 這四篇論文分別由澳洲的大學教授林賽﹝Michael Lindsay﹞、英國前外交部長西利﹝Denis Healy﹞、哈佛大學的中國權威費正清﹝John Fairbank﹞以及澳洲評論員華納﹝Denis Warner﹞所撰,各自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前途。其中,林賽教授在《台灣的前途》一文,肯定陳誠治台的治績與土地改革的成果。華納在《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文,指稱台灣人對國家前途無定見,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日後將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繼續維持與中國分治的事實。 盧主義因此撰寫《台灣人知道要什麼》一文,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共和】刊出,作為回應。他指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人民無生命與自由的威脅,相信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接著敏銳地批評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說,一九四九年國府施行的「三七五減租」,表面上農民受惠,實則政府獲利。因為農民承租土地的租金,雖然由農作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五,但因政府壓抑糧價,強迫農民以稻米低價換取糧食局供應的高價肥料,農民實際得不償失。 至於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對地主的變相剝削。因為地主被迫只能保留三公頃的二等級水田,其餘農地必須售予政府,售價是主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政府以七成的「米糧債券」和三成的國營企業股票作為支付。結果當地主以債券兌換米糧時,政府給的是非常劣質的米糧;所領取的國營企業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所以地主深蒙土地改革之害,農民亦未受惠,只有政府是最大的贏家。 此文刊出後,國府駐華府全權公使朱撫松奉命為文反駁,【新共和】的編輯將之轉給盧主義。兩人的對答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新共和】刊出。結果四十年後,盧主義方發現,前總統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於探討台灣土地改革方面,有不少論點與他當年的見解不謀而和。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此外,日本的王育德等人於一九六○年在東京發行【台灣青年】刊物,盧主義亦寫信與之聯繫,雙方互有往來。 喜遇海倫 一九五九年秋天,聽說有兩名護士自台灣抵達費城,林錫湖在家舉辦迎新餐會,盧主義專程自紐澤西的普林斯頓趕來。 五十年代,女留學生鳳毛麟角,倒有一些護士應聘出國就業,成了眾多男生追求的對象。那日,在喧嘩的餐會裡,生性害羞的盧主義靜靜站在一旁,凝視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後來,他向朋友打聽,才發現他所傾慕的對象並非原先慕名前來的護士,而是一位剛到賓大 唸社會學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Helen﹞,同樣來自台南,父親也做生意。 主義不由一喜,心想這緣份來得可真巧,於是提起勇往直前的作風,殷勤追求,果然旗開得勝。四個月後,小姐書也不唸,心甘情願嫁他當家庭主婦。 時隔半世紀,在賓州蘭斯德爾鎮﹝Landsdale﹞,盧家典雅的客廳裡,海倫指著正面大牆一楨放大的照片,笑盈盈地說:「當年就是被他這個樣子迷住的。」 照片裡的青年頭髮濃密,五官俊美,沉思凝視的神情令人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難道這是主義? 「是啊,他年輕時就是這個樣子。」海倫含笑答。 她接著說:「我大學畢業,嚮往外面的世界,對父親說,我要到美國唸書。父親只問了一句:『需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數字,他真的給了我那麼多錢。臨出國前,母親問道:『女孩子唸那麼多書,回來找不到對象,怎麼辦?』我順口答:『那就不回來了!』沒想到一語成籤,後來真的很多年回不了故鄉。有時想想,實在愧對父母。那年頭,黑市換美金,還是五十塊台幣換一塊美金呢!」 她又說:「我父親在台南開一家製麵工廠,家裡一直僱用許多人。我在家時,幾乎不曾下過廚。婚後,家事一竅不通。煮飯作菜,還是主義和其他留學生太太教我的。剛結婚時,也沒有金錢的概念,等真正捉襟見肘了,才學著一分一角地算著用。」 主義婚後大抵稱心如意。那年五月,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事務學碩士,攜海倫回費城老巢,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博士學位。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將全副心神放在獨立運動上。 其時,台灣留美的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人士亦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後隨著組織顯著成長,獨盟主席的選舉亦趨白熱化。 揮淚告別獨立運動 一九六○年是盧主義生命的分水嶺。他從年初的喜獲愛侶,年中的榮獲名校碩士學位,到年底的一場跌得遍體鱗傷的選舉,箇中感受,非他人所能揣測。 那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一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縱使往事如煙,創疤已生厚繭,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地挑選簡短的字句,盡量輕淡地將這事帶過。 他說,當時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之角逐。選舉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的錯綜複雜,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日,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願接受事實,計劃中的全美會會長選舉遂告流產。兩項選舉,讓我對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非常失望,更因為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極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繼續留在獨盟,但心情時浮時沉。他發覺現實與理想之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自身難以掌控。如此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春,他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決定退出獨運。 他說:「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分析自己,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我最感難以釋懷的是大家都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如果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 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裡,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由於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一門很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他從入門精算員做起,過起上、下班的生活。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數學。」主義解釋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譬如要計算養老年金的給付,必須先熟悉政府的法令、公司的退休制度、員工的薪水、支薪的週期與服務的期限等等,然後計算多少年後,每個週期,公司應給付多少等等。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能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便算十分順利。」 到賓州信託工作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小鎮,每天搭火車上、下班,規律地在人生的另一個軌道上衝刺。 他說:「辦公室的行政工作很多,每天加班,往往回到家,都已燈火通明。週末得整理庭園。有數年,我們住在一片四英畝的房地,四周全是樹林,我每個週末都在砍樹、鋸樹。」 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一層層地向上爬。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了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一九七八年,他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隱居賓州小鎮數十年,共同營建出一個安穩且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盧主義退出獨運後不久,賓大又來了一個熱心的留學生。唸經濟的羅福全開朗又熱情,太太毛清芬很會照顧其他的學生。他們夫婦倆加上一個古道熱腸的王博文,很快又將費城的台灣人活動帶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繼起,台灣人運動還是不停地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這時已紛紛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一九五六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在一九六○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紐堡茲﹝New...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謝清志

4月14日,肩負為台灣15年太空計劃最後一擊的「福衛三號」總負責人,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在范登堡基地觀看福衛三號成功發射後,總算是鬆了一口氣,臉上展開笑靨。因為咱e台灣第一階段的太空夢,又將邁進一大步。這位過去為台灣長期進行民主運動,於1995年,甘心放棄高薪,回台為國家效勞,2000年5月,接下國科會副主委重責大任,期間謝清志完成二項「不可能的任務」,包括順利發射福衛一號、二號、三號衛星,為台灣太空工業計劃打下基礎;另外一項是解決南部科學園區減震問題,使得南科從原本廠商乏人問津到現在已有超過三千億以上的產值,急起直追竹科成就。 他幽默自嘲的風趣,常會讓週圍的人開懷大笑,但那股「哎..身不由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的憨勁,在笑聲中絕對可以強烈感受到他滿滿愛台灣的心。 冒生命危險返台闖關 謝清志,1941年出生,台南縣人,三女一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後來考上台灣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1968年赴美,得到美國太空工程博士學位,專研衛星導航控制定位系統,在美國衛星公司擔任資深工程師,尤其在專研衛星及飛彈發射實務,更是國內罕見的專業佼佼者。 不過,謝清志在未回國一展長材之時,在僑界早已名聲在外,因為個性豪爽直言,他可是台美社團的活躍人物,更是被過去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他在海外拚鬥爭台灣民主的經歷相當顯赫,與現今引領科技產業的成就,絲毫不遑多讓。 很會讀書的謝清志對政治開始出現叛逆的導火線,起因於讀台大研究所時,父親是高雄火車站的勞工階級,踩三輪車維生,後來又開雜貨店,當時黨外人士楊金虎好不容易當上市長,結果國民黨以整頓市容為由驅逐三輪車伕,謝清志出國在即,看到三輪車叔叔伯伯們難以維生,決定代為出氣,到了美國第一步,就寄信給蔣經國建言討公道。到了美國更是發現許多台灣歷史真相,他笑著說:「就此踏上不歸路」 謝清志曾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第二屆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秘書長、台灣海外民主運動組織秘書長和執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中央委員,也是台灣人教授協會主要成員。1993年,在美發起台美航太協會,並組團回台,為台灣航太工程,提供寶貴意見。 不只於此,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1984年年底,他以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卸任會長組團返台,政府當時不承認台灣同鄉會,他硬著頭皮包裹帶著9人返鄉回去南部兩週,踏上列入黑名單後久違的土地。 後來為響應施明德在獄中疾呼組黨絕食運動,海外人士他們也跟著絕食,1986年5月在美欲組台灣民主黨,成立建黨籌備委員會,該黨榮譽主席是彭明敏,臨時主席為許信良,秘書長謝聰敏、林水泉是宣傳部長,他任副秘書長。當年海外異議人士決定以「海外組黨,遷黨回台」以黨對黨的姿態,正式向國民黨挑戰。 陸續在美、加各地燃起火種,溫哥華、聖荷西、休士頓、聖路易、紐約、紐澤西、佛羅里達、波士頓等地,都有他們的分會,成員也愈聚愈多,組黨聲音越來越大,直接也影響到台灣國內黨外人士因應,積極奔走,終於在1986年9月28日成立主進步黨。 後來,為延續民主香火,他們放棄組黨,決定以「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方式,從洛杉磯為中心繼續前進。1986年11月,在黑名單的箝制下,他們決定以回台入黨之名,企圖闖關,希望能突破重圍,北美洲楊嘉猶、謝清志、歐煌坤、江昭儀、鍾金江和謝進南六人,原本有簽證都被取消,他們沙盤推演,然後啟程冒著生命危險闖關,但在台灣桃園機場,仍不敵國民黨情治單位監控被抓了起來,把10號機門封門,進不得國門,又被硬生生遣返,驅逐出境,造成第一次「機場事件」。他直到1989年才得以獲准返台。 謝清志的愛兒謝泊怡,現在已是醫生,也是UCLA大學教授,他每次介紹中文名字時,就會解釋自己名字源自於父親當年是黑名單一員,有家歸不得的遺憾,父親喻以「漂泊海外,心念台灣」寓意,所以把他的名字取成"泊怡"。 遭過政治迫害的人,這樣倀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當年謝清志1984年帶美國台灣同鄉返台,因為10多年無法回鄉,踏著台灣那塊土地上時,未發一言早已熱淚盈眶的新聞照片,至今在老一輩記得此一事件的人士眼裡,仍是充滿著感動。 誰能料到10多年後,謝清志不但可以返台,當年被關、被壓迫、驅逐出境的鬥士,在和平政權轉移後,還能搖身一變成為國科會副主委,借用他的長才,擘劃台灣科技遠景。 放棄高薪 拋妻棄子返台 謝清志當年是在空軍太空基地太空公司做技術顧問,專長就是火箭發射戴具,控制系統與導航定位的專家;1995年他以鮭魚迴游的心情回到台灣,甘願拋妻棄子,放著高薪不幹,只領美國一半薪水到國科會太空計劃室籌備處做特聘研究員,當初李登輝總統希望做衛星,已規劃15年太空計劃,他決定回台貢獻所長。 但因為謝清志的民進黨員背景,做為研究員,當時不但很難獲得重用,而且常會被欺負,但也沒有人敢動他,因為非得借用他的專才,委以他做個發射戴具負責人。1999年,華(福)衛一號順利升空,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重視他,但就是偏不讓他做一級主管。 2000年還未執政前,阿扁在競選總統時發表的科技白皮書,其中國防篇與太空科技篇就是由謝清志操刀。不過他萬萬沒想到阿扁竟然當選,扁政府惜才特擢拔他任副主委,繼續掌舵台灣太空計劃。 由於他在美國具有多年的火箭、飛彈的實務經驗,福衛一號、二號、三號,從頭到尾,實際上他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過去15年來的台灣太空科技發展方向,是在國民黨時代就已規劃,民進黨政府後來執政,也只能買單,繼續撩落去。 雖然三顆衛星都順利發射,原應該歌功頌德一番,但他卻很務實地透露,不全然認同當年國民黨時代對太空發展的計劃方向,不過,既然從中間接手,民進黨算是非常有風度的政黨,讓其繼續完成。 他指出,福衛一號是入門繳學費,走的是遙測功能。他贊成當年陳副主委以更宏觀的角度來說,高頻通訊衛星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更為迫切,更有保障,但沒想到該副主委的提議,卻慘遭國民黨籍主委劉兆玄撤換。因為黨派糾葛,福衛二號仍然是走向遙測功能,而福衛三號則是確定花大筆經費支持美國大學大氣研究聯盟的研究。當時連一級主管都不是的謝清志,人微言輕,認為太空經費要用在刀口上,但他的建言根本沒有人理會。 2000年政權轉移,謝清志被拔擢成為副主委,在米己煮成熟飯的情況下,他只好完成上個政權遺留下的任務,接手的華衛二號,有個好處是較具商業價值,法國願意以2x2數位電腦攝影機提供技術支援,不過當時簽約原本台灣只得使用直徑3千公里範圍的限制,在交涉過程中,謝清治出一臂之力,幫忙「開鎖」,至今才得已沒有任何限制,與法國的約定中確實讓福衛二號從學術、商業的「象牙塔」中掙脫出來,稍為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落實台灣的太空科技發展。 6年來,謝清志在人事問題做以人才及責任劃分更動,走向要求是人員要更專業。由於福衛三號,是個氣象研究的科技衛星,算是具有公益功能,免費提供精準氣象數據給全世界,他為了讓該衛星更具對我國有實質效益,緊密地抓住與美方的連動發展,尤其美方零件上給的蠻粗糙,其間狀況連連,但他嚴格要求我方工作人員,必需從經驗中求成長,福衛三號最令他感到驕傲欣慰的就是全體同仁的冷靜耐心及努力不懈,在太空科技工程技術的成熟度,台灣工程人員已臻高水準的表現。 政權轉移後,謝清志也發現國民黨政府太依賴美國政府,他認為,台灣不應侷限在美國,要走入全世界,國際合作,也是提升科技素質的不二法門。所以這6年來一直奔波在各地設立國際合作處,目前已經成功地在俄國、哈薩克、澳洲、印度、越南、捷克等國家設立科學組,他風塵僕僕奔走於各合作國家之間,督導進行各項科技交流的任務,突破"不正常國家"的限制,進行「科技邦交」,成果豐碩。 第二階段太空計劃,二年前已開始進行,如今輪到他主導規劃,來編織台灣下一階段的太空夢;他說,首先,華衛二號2009年除疫,必需繼續遙測,但得提高精準度;另外,因應國家需要,得發展高頻通訊衛星發射,強化衛星製造自主性。還有, 4年來已陸續發射5顆探空火箭,未來將積極發展,除了研究太空物理現象,一旦研發成熟,可能會擁有發射載具的能力,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發射自製衛星。 動腦解決南科減震問題 謝清志常在收拾殘局,另一個國民黨政府時代沒有考慮週全的規劃,竟然天才到將南部科學園區貼在高鐵旁營建,完全沒有考慮到高鐵帶來的震動問題,事情更糟的是,震動發生的當時,高鐵答應震動只能減到最低68分貝,可是國科會確跟廠商保証可以達到48分貝以下,中間落差20分貝,事態嚴重,結果,一連串廠商紛紛出走,南科頓時變成南柯一夢。 因為全世界沒有案例,謝清志接手後,採用過去工作經驗所學,以美國聯邦常用的“ 採購法” 來做解決,就是若無前例,就得找尋到最新最先進的方案,南部科學園區這一棘手的問題,幸好最後落在原來主攻土木工程的謝清志,方案成果盡量減到靠近48分貝,因為他的這方面規劃專長,克服難題,得以保護南科未來有邁向一兆產值的潛力。 謝清志表示,不論飛彈或輪船,乃至於萬物人類,其實時時刻刻都在3個元素確定自己要行進的方向,整合定位(自己在那裡,往那裡走)、導航(如何走)、控制(前進的能量)3個系統,大如國家機器也是一樣,謝清志解釋,政府施政也可以利用這 3項元素,當擬定政策後施行後,外界的批評和刺激、施政的結果回饋到政府系統,做為制訂者的調整參考。 對於家庭,他也是利用此一原則,夫人蔡淑敏在高中就被其追求,直到讀台大政治系,後來又留美,終於娶得美人歸,育有一兒一女,定居在洛杉磯,太太任凱撒醫院擔任營養師,兒子謝泊怡讀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現在也活躍於台美社團,為台灣加入WHO打拚,女兒在普林斯頓讀建築,全家全力支持他從政的後盾。 53歲毅然離開返台,他從沒想到,國內表面上,政治口水戰的人太多,了解科技的人太少,能掌握台灣太空科技發展大方向的更少。政治層次的紛擾,常會以訛傳訛,反令專業束手無策,疲於奔命。升任副主委,被推入險惡的政治叢林中,雖然三不五時會被立法院修理一下,但不可否認,他完成了兩項「不可能的任務」,為扁政府強調以「科技立國」的心願,立下汗馬功勞,至於官宦仕途,他看得很開,「台灣向前走」,不要迷失方。 謝泊怡是謝清志獨生兒子,謝家還有1個姐姐、2個妹妹。與謝清志迥異,身為台北人的謝妻蔡淑敏是標準的「都市小孩」,高中時念「北二女」(現為「中山女高」),大學則就讀台灣大學政治系。「爸爸18歲時和朋友到公園,剛好碰見來高雄玩的媽媽跟她朋友,因為對媽媽一見鍾情,就鼓起勇氣去『搭訕』」;這個搭訕,讓個性、背景天南地北的兩人得以有緣相識。 認識8年後,謝清志與蔡淑敏同年來美,「到美國後,爸爸仍對媽媽窮追不捨(婚後到現在爸爸則堅持是媽媽追他),後來媽媽轉學到Nebraska念營養碩士,並且在Nebraska結婚」;1976年,因謝清志工作調職,全家搬至加州橙縣,從此定居加州。現在,母親蔡淑敏仍為專業營養師,任職Kaiser醫院。 謝泊怡7歲台語演講冠軍 「從小時候開始,家人都習慣講台語,我和妹妹吵架也都用台語。」 因為父親謝清志、母親蔡淑敏都來自台灣,謝家自然而然地使用「母語」台灣話當作家人溝通的語言,連帶使謝家兄妹泊怡、泊欣的台語會話比在台灣出生長大、來自台灣的孩子還要「輪轉」、來得道地。 7歲時,謝泊怡參加南加州台灣同鄉會(SCTA)(即為「聖東台灣同鄉會」、「柑縣台灣同鄉會」,以及「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前身)舉辦的台語演講比賽,抱了冠軍獎盃回家;而小他6歲的妹妹泊欣,不約而同也在7歲那年參加同樣的比賽,也同樣拿到冠軍。 無師自通  30歲開始學華語 「爸媽認為他們的母語就是台語,我們從不被要求去中文學校,或是學習華語」謝泊怡唯一上過中文學校的一學期,是在念高中時;「我是在30歲醫學院畢業,擔任實習醫生時才開始對華語產生興趣,開始『練習』華語的聽、說、讀、寫」。 從未拜師學藝、「無師自通」的謝泊怡,因只想學關於台灣的傳統繁體字華語,就摒棄簡單易學的簡體字;幾年下來,謝泊怡的華語不止聽說流利,甚至能辨讀漢字、以注音符號打出漢字,讓父執輩讚嘆不已。 支持父親 靜待風波過從2001年起,因為喜歡台灣文化、語言、風景,對台灣有認同感的謝泊怡,近年來平均一年會去台灣兩次,「去看爸爸,也順便觀光、學華語」;而每次停留兩個星期左右的謝泊怡,足跡幾乎遍佈全台,到過花蓮、台東、墾丁公園等地,也因喜歡台灣美食,甚至學會包粽子、作油飯、包水餃等複雜的台灣料理。 工作忙祿的謝泊怡,不僅極力參與、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到日內瓦「為台灣而戰」,更在2005年為了台灣的「候鳥計劃」,自費返台向學員講述他參與推動台灣加入WHO的心得。 至於父親謝清志辭去美國高薪工作、返台貢獻所學,卻因「南科減震案」惹上無謂的官司,目前仍被限制出境。「檢察官的『偏見』(bias)是此案關鍵,而且偵訴檢察官權利太大,因找不到證據而『騎虎難下』,最後只能以『圖利』起訴,這是台灣司法的黑暗面,同時台灣司法在人權方面,也有很多漏洞」華語流利的謝泊怡,不一味「怨恨」,反而選擇熟讀台灣司法制度,以全然瞭解父親之案。 「但是,爸爸對司法判決結果很樂觀,因為沒有犯罪的證據。」 謝泊怡強調,美國法律需有相當證據才能起訴,但父親的官司則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遭到收押禁見並起訴,顯示台灣司法尚無「判決前假設無罪」的認定,台灣法律「有問題」,須改進的地方很多;因此,台灣司法應有所進步、保持中立,否則不僅不公,亦將影響台灣政治的進步速度。 很會唸書  兄醫師 妹建築師 會唸書的父母,小孩的教育也會很「讚」。謝泊怡大學念柏克萊加大(UC Berkeley)物理系、碩士拿的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物理碩士,到了博士班則轉換跑道,拿到醫學名校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腦神經科學、醫學雙博士學位;後來,謝泊怡先到耶魯大學(Yale Univ)醫院實習1年、轉到史丹福大學醫院(Stanford Univ)擔任3年住院醫師、再到Harvard's Brigham and Women's 醫院擔任研究醫師,現在則是UCLA醫學院教授暨神經內科醫師。 至於妹妹泊欣,大學念的也是柏克萊加大,碩士則分別是倫敦學院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建築碩士,現任建築師,並在紐澤西理工學院(NJIT)教書。 「未知領域很重要,所以想深入研究。」專長神經肌肉,想繼續研究肌肉切片、基因的謝泊怡,未來將持續門診、臨床研究的學術路線,一面研究、一面貢獻所學;至於婚姻,未婚的黃金單身漢謝泊怡說,「愛上就是最好的,隨緣吧」。 從美國到台灣,從學習到認同,第2代台美人謝泊怡不僅學富五車、品德兼優,更將「對台灣的認同」化成具體行動、全力支持台灣,足以堪稱第2代台美人「最佳典範」。 文/ 林蓮華、陳美伶

劉真真 我的台獨路程

自從日本戰敗之後我的台獨思想已經確定,1945年那時我只有九歲,我就決定我們應該自己當家作主,做台灣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國人。 開啟我這個思想的是我的父親,他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博士,他由中學就到日本同志社念書,大學到美國的South Dakota,得了學士學位之後,到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念醫學院,畢業後到上海擔任輔旦大學的醫學院生物系主任,後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寄生蟲學,所以他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都相當的了解。 日本宣布戰敗之後他就主張台灣應該由聯合國托管,我雖然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但是每天聽他講就心裡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國兵進入台灣之後更深深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希望的社會和國家。 中國兵在台灣的行為惡劣,殺人強姦搶劫,又經過228,我親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師(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背後掛一個牌子,寫「土匪叛徒」後游街示眾,並沿路打鼓,號召市民到公園見證叛亂者的下場。士兵叫湯先生在公園大樹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槍托打他,以腳踢他,然後當場開槍,並且三天不准親屬收屍,用以示眾,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這種野蠻不人道的行為讓我痛恨入骨,正如電影上早年野蠻國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紀親自看到了。 我父親和母親共同在青年路開一個青峰醫院,母親是東京女子醫學院畢業的,醫院的大門從來沒有關,不論外面有沒有人,因為病人隨時都會進來看病。但自從國民黨來了之後,店裡的東西一件一件遺失,後來連牆上的電燈泡也不見了,這是日本時代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國民黨統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壞到頂點。 有一天父親憤怒的從外面回來說「今天真衰,遇到一個中國兵,把我的自行車,手表,和鋼筆都搶走了」,那支Parker的鋼筆是Indiana University畢業時學校送的紀念品,我父親非常珍惜它,從不離身,也不讓我們碰。他的心愛的鋼筆就這樣被一個爛兵搶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後有一天半夜警察來到我家,說是要戶口檢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從夢中叫醒,馬上帶走,不准他們換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經過幾天的詢問才知道他們被關在台北監獄,是什麼罪名也不清楚。消息傳來說只要拿兩條黃金來就可以放高齡的阿公,我媽媽到處去向親戚借錢,這時就有里長帶當地的軍頭來我家,要求看我們的房子,軍頭還一間一間房間點頭稱讚,說「這間房間正適合我的兒子,這間給我女兒用,這間我們夫婦用最好」,好像馬上要搬進來。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帶了七個小孩,一直哀求,也無動於衷,軍頭以戰勝者的姿態掦長離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親又是留美的醫師,我們的房子是依據他在美國的樣式設計的,很大而且適服,裡面有抽水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設備,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個軍頭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親和阿公被捕之後,馬上叫里長帶他來,準備要搬進來。所幸我有一個阿姑是中國嶺南大學畢業,姑丈是她同班同學的中國人,在台北認識了一些大官,開始找門路,同時我媽媽也借到了錢,交了二條黃金之後,阿公就被放出來了,經過幾個禮拜,交了更多的金條,我爸爸也回來了,軍頭也沒有再來找我們麻煩。 後來開始實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參加市長選舉,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脅,叫他不要參選,最後他就放棄了。 我爸爸的一個葉姓朋友想參加市長選舉,爸爸借給他二萬元,被政府知道了,國民黨要阻止他參選,沒有成功,他們就來找我爸爸麻煩。不久有兩個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來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來不敢見他們,他們就要我們一定要轉告爸爸次日到火車站對面的西湖冰果店見面,借機會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學畢業後我的未婚夫因為生病無法服兵役,兵役科幾個月就來一次召集令。有一個軍官自己推薦要幫忙,每一次見面一定要在餐廳並且要他拿錢去付款,這種貪瀆的事讓他下決心,要離開這種黑暗的國家。 中國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軍官,到小兵,能貪就貪,能搶就搶,他們自己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根本沒有法治的精神,也沒有公平正義。 我天生喜歡仗義執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國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在台灣受到中學大學的教育,看透虛偽文化的毒害,來到美國看到這種開放的社會真是如魚得水,馬上就加入了台灣人的集會,積極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凡有反對國民黨的遊行我們一家五口一定參加,從小孩還不會走路就背在身上參加遊行,由紐約,到華府,到匹茲堡,到溫哥華及西雅圖,我們都沒有缺席。 由各地來的反對黨人士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總是討論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使台灣更進步,社會更公平,因此我們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茲堡當教授時認識了陳文成博士,他是我們同郷會的成員,幾次一起開車去華府遊行,也在校園裡參加研討會,舉辦演講會等活動。有一次許信良要來演講,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他臨時不能來,我們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去,只好按時間集會,其間陳文成的一些言論都被打小報告回去了,他說了很多國民黨的惡行,並且批評政府。於是在1981年,當他帶妻子和剛才出生的孩子去台灣見阿公阿嫲時,就被警方拘捕並且拷刑致死,丟屍在他的母校台大圖書館前面。 那時我們已經離開匹茲堡搬到西雅圖,文成兄還打電話來說他要回台灣看父母,我們勸他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回去,他說他沒有做錯事情,不會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這個新岀生的孫子,他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決定回去了。 他說在台灣時有一次坐公交車,有人想把他推下車,旁邊正好有一輛車快速開過,如果他被推下車一定會被快車壓死,幸好他身體強壯沒有被推下。國民黨在製造意外事件失敗後,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約談,從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國民黨政府一直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卡那基美隆,也請美國專家去驗屍,結論是他殺。而且一個剛剛做爸爸,年輕有為的教授怎麼可能會自殺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後的今天還是一個懸案。 我的先生很熱心同鄉會的事情,每到一個地方就被推為同鄉會的會長,又參加台獨聯盟及台灣公共事務會、人權會等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早把他看作眼中釘,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單。 1977年他的母親在台大醫院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他的妹妹從台北打越洋電話來,叫他趕快回去,國民黨卻拒絕給他簽證,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台灣看他母親最後一面。 當時聽到電話我們馬上開幾小時的車子去芝加哥辦事處申請簽證,處長出來談話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問他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要悔過,我先生在醫學院當教授,做事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悔過呢,處長說「你自己做什麼事情你應該知道,自己招來。」我的先生說「我做了很多事,哪裡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們的意。」 談判很久都沒有結果,後來處長做一個下台階,就說「大概是你交了壞朋友吧。」我先生說「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裡知道哪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壞人,你說出來吧。」處長也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們卻拿不出證據,最後還是不肯給我們簽證。等我們回家之後他才打電話來說可以給我們簽證,叫我們去拿,那時他母親已經過世,趕回台北已經太遲了,這種沒有人性的做法實在可惡。 1983年,他父親在台北去世,也沒有辦法拿到簽證,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處理後事。當時我因為要照顧小孩,沒有時間去做檯面上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被國民黨的特務發現,才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當「世台會」(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時候,我們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參加,但是只有我和兩個小兒子有簽證,我先生從一九六五年到達美國就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過回台加簽或入境簽證的許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了。但是沒想到剛剛進大學一年級的大兒子David高高興興地拿了美國護照到西雅圖辦事處申請簽證,辦事處處長問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處長聽到他可能去參加「世台會」,父親又是台獨份子,就拒絕了他的申請。對一個在自由國家長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這樣不公不義的政府,也讓他體會到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及無法無理無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帶兩個小孩子去台灣參加世台會,本來可以全家高高興興一起去渡假、並且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卻變成一家分二處的遺憾。在台灣的阿公、阿嬤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兒子及長孫。 1988年,我的幾個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單,我們幾個太太都還有簽證,所以我們就決定一起回去台灣。其中吳秀惠醫師簽證有些問題,她也比較出名,是檯面上的人物。我們五個人一起搭同一班飛機,到達台北機場之後吳醫師被攔下來,在機場被盤問幾小時之後,被留在機場過一夜,第二天頭一班飛機就被送出去,不准她進入台灣境內。這種完全沒有人權的惡行只有國民黨才做得出來。 在還沒有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就跟幾個朋友交代,並且寫保證書交給她們存著,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遇到什麼意外,請一定要向美國官方通報,調查死因,為的是不要像陳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國民黨宣傳說是畏罪自殺。那時的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連林義雄的母親和幼兒都會殺,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殘酷無情到了極點。 我們四個比較沒有名氣的就安全入境,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和我,被當地的同鄉接到家裡去,一路上都被跟蹤,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由派的報上登載有四位台獨女將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團體都請我們去演講。我們起初不敢答應,因為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只會照顧家庭,不會演講也沒有上過台。但是負責的人向我們保證,我們根本不必演講,只要站在台上讓民眾看看就可以了。事後證明果然如此,民眾想看的是哪一種人會公開反對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 在我的故鄉台南市,演講會就在台南神學院的大禮堂,全場坐得滿滿,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師到處問劉真真在哪裡,他專程來看我,記憶中的我是十幾歲,是他的幾百個學生之一,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他當然不會認得我這個五十歲的婦人,等找到我時他熱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謝我對台獨運動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動。演講會之後很多郷親來對我們說,原來台獨份子都是這麼高雅文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種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對很多同鄉來說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的台獨份子吧,和他們的想像差很大,可見國民黨政權欺騙大眾的技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正好遇到法院開庭審判台獨案的許曹德及蔡有全,我們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聽席的最前面,當法官說台獨有罪時我們四個人都站起來,大聲地說「我們也主張台獨,請把我們抓起來」,法官一時錯愕,不知所措。後來只好說「你們到對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獨思想本來就沒有罪,可是國民黨要他演這場戱,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們當現行犯抓起來。 和我們同時回台的還有陳翠玉女士,她是台大護理學校的創辦人及首任的校長,退休出國之後就被列入黑名單,她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城市的辦事處都得不到簽證,最後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幾歲的她跑了半個地球回到故鄉,就病倒了。我們聽到消息馬上去台大醫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監視,每一個訪客都被監視,國民黨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護理之母這樣的對待實在太殘酷了,在我們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們在台灣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讓便衣忙了一陣子,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鬆了一口氣吧。等我們出海關的時候我們四人所有的護照簽證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蓋上「取消」,"cancel",我們回家的路也就從此斷了。那時我高齡的母親還在台灣,每想到此就熱淚滿面,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鄉回不得,有母親見不得,對蔣政權來說這算什麼,他們把老兵帶到台灣來不也是同樣撕裂千萬家庭嗎? 之後我又幾次到西雅圖辦事處去申請簽證,他們都不肯給我。一個出生在台灣比國民黨還早在台灣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這種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實在令人氣憤。有一次我去申請被拒絕之後,氣憤之下把辦事處牆上的青天白日國旗撕下來踏在地上,這種影相全部被錄下來,當時辦事處大廰都有一個錄像機專門在監視反動分子。所以我就變成西雅圖的頭號黑名單人士了,每個新來的處長都會得到有關我的簡報,之後他們換了一個有玻璃框的國旗,掛得很高,我也沒有辦法再拉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參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總統一家人參加,總統辦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就問他對於國民黨政府這種沒有人道的作法,不讓我回去我的故鄉看我的母親,他能不能幫助我。他只說這是各國的內政問題他沒有辦法干涉,會場有一些聽眾也很同情,跑來安慰我。 幾年之後阿扁總統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來西雅圖,我把黑名單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問辦事處處長關於這件事,他指著我們問處長:「你認為陳醫師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嗎?你有什麼證據嗎?」處長答非所問地推卻責任,說是國內的問題。陳水扁立委答應要去立法院詢問,黑名單的問題才被國內重視。我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招待立委全家並且安排他的兒子陳致中去參覌製造飛機的工廠,他當時是十幾歲的男孩子,對於飛機非常有興趣,我那時正在波音公司就職當工程師。 在美國居住五十幾年中除了關心美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關心台灣的政治,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太黑暗,社會太不公平。依我這種愛打抱不平的個性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跳出來,可以安慰的是台灣年輕的一代已經跳出來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國民黨殺光。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是讓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灣這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我也很高興地能參與,雖然貢獻不多,但也沒有袖手旁觀。夢想的台灣共和國還沒有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人民一定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把中華民國這個爛國家丟進歷史! 劉真真 2015年12月7日於西雅圖

賴弘典 紐約牙醫師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賴弘典醫師是一個基督徒,問他最喜歡的聖經章節是哪一段?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上主已經指示我們什麼是善。他要求我們的是: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數十年來,這段經文像他腳前的一盞燈,照亮了他的人生路。 他自1972年到紐約曼哈坦的中城開業行醫後,將近三十年,幾乎參與了所有紐約大大小小的台灣人活動,他說:「從搬桌椅,貼郵票,到出錢出力,什麼都做,就像是一個憨人。」如果他寫下了「憨人日記」,那麼這本「憨人」記事該是一頁頁的紐約台灣人活動史。 「從以前的對抗國民黨,到現在的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我們總以微薄的力量,挑戰強大的壓制勢力。很多時候,感覺很挫折,有時像走在隧道,看不見盡頭;有時像在敲石壁,怎麼敲都敲不開。」他說:「但也有時,陽光卻從石縫中照射,帶來希望。」 在任何時候,「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這節經文一直是他的信仰,也是他力量的泉源。 躊躇少年行   1965年,他到日本唸書時,政治思想是一片空白。籍貫嘉義大林的賴弘典,生長在一個昔日地主的家庭。父親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回台灣後,先後在糖廠和中學服務,面對的是一個土地被徵收、謀職有侷限的現實環境,看到的是一個貪污腐敗、矮化台灣人的政府,不滿的言論洋溢自然在生活之中,只是當時這些言論似乎對他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他從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畢業後,服完兵役,即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口腔外科。他說:「初抵日本時,看到東京車站旁,矗立著日本共產黨的巨大招牌,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日本正鬧學潮,學生們在校園裡搭帳蓬,公然和學校對抗。自小在戒嚴法控制下長大的他看到這情景,覺得很不可思議,同時也詫異日本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自由,能夠發表不滿政府的言論。 第二年,學潮鬧得更厲害,學生霸佔了東京大學的研究室和實驗室,影響到上課和做研究的進度,他只好申請到美國唸書。在拿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後,他就到美國深造。 初到美國,他先到喬治亞大學醫學院唸微生物和生化研究所,1969年,拿到碩士學位後,轉往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前往水牛城(Buffalo)的途中,他先到紐約市工作半年,賺取一些學費。這期間,和林吟珍小姐結了婚,兩人結伴到水牛城唸書。 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期間,他們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如林尚武、陳阿火等人在一起,過著熱鬧的留學生活。印象裡,有一年,林尚武在台灣同學會的晚會裡表演節目,挑根扁擔,唱著「燒肉粽」的歌,非常精彩。那段時日,他們經常談論台灣的事情,彼此的台灣意識也在無形中萌芽滋長。 傾聽先知的聲音 1971年,台灣的國際地位顯著改變,先是台灣退出聯合國,繼是尼克森即將與中國「外交正常化」,許多人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那年12月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一次發表震撼島內外的「國是聲明與建議」,聲明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建議政府革新內政,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這項聲明無異對施行高壓統治的國民黨政權提出正面的挑戰。 當賴弘典從「教會公報」裡讀到這項聲明時,內心起了很大的震撼。「這真是先知的聲音,」他說:「在那個被嚴密控制的時代,他們能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現象,說一般人所不敢說的聲音,令人由衷佩服。」同時,他也擔憂著高俊明牧師等人的安危,所以經常閱讀「教會公報」,關心在國民黨監視下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 也在這年,他的事業有順利的進展,先是取得牙醫的博士學位,然後通過牙醫師的資格考試,到紐約開業。他說:「天公疼憨人,當時曼哈坦的房價還沒有那麼貴,我的診所就設在中城三十六街麥狄遜(Madison)大道與公園大道之間的一棟大樓裡,沒想到後來那裡的房價漲得寸土寸金。我因為在日本唸過書,會說一些日本話,所以來找我的病人中有許多日本人,還有一些美國人,倒是沒什麼台灣來的。」 「這樣倒好,上班下班互不相關,」他笑著說,「我的病人都不知道我下班後做些什麼事,而台灣人圈裡也很少人知道我上班時做些什麼。」 當時,紐約人才濟濟,黃武東牧師也在紐約牧會,主持恩惠教會,賴弘典全家都到那裡作禮拜,和同一教會的方菊雄教授志同道合,兩人在七、八十年代一起從事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後來賴太太都稱他們倆人是「一對憨人,家裡的事不做,公家的事忙得團團轉。」 那時在教會裡,經常聽到國民黨壓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事情。1973年,黃武東牧師、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和林宗義博士等人共同發起「台灣人自決會」,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賴弘典和方菊雄都義不容辭地加入。 那年夏天,他們也一起參加「台灣人基督徒退休會」。早在1970年的八月,紐約台灣人基督徒在歐炯雄的召集下,首次在賓州鄉下的Downington野營區舉辦退休會,氣氛非常好。第二年在許希哲的召集下,在紐約上州的Highland Lake營區繼續召開,吸引了一些非基督徒參加。第三年同樣在Highland Lake舉行,賴弘典一家正好搬到紐約,第一次去參加,留下深刻的印象。 隔年,基督徒退休會由方菊雄主辦,方菊雄同時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遂將教會與同鄉會的活動合在一起辦,主辦了1973年「第四屆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及第一藉美東台灣同鄉夏令會」,聲勢大為壯大。兩年後,正式改名為「美東台灣人夏令會(TAC/EC)」,延續迄今,成為一年一度海外台灣人最大的聚會。 隨著紐約台灣人活動的增多,賴弘典的社區生活益加豐富,舉凡「台灣同鄉會」、「民眾大會」、郭雨新競選總統支援會、康寧祥演講會等琳琳總總,他都是基本會員之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1975年十一月再度發出勇敢的呼聲:「我們的呼籲」,抗議國民黨政府沒收台語白話文聖經及禁止長老教會參與普世教協的組織,主張教會應以愛心說誠實話,積極關心台灣的政治前途。1977年八月,三度發表宣言:「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決,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些宣言帶給賴弘典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他景仰那些無畏高壓政權,發出正義呼聲的牧長們,也深深認為作為一個基督徒,除了禮讚上帝外,應具有實踐信仰的使命。此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上帝同行」的金句常在他心底迴響,讓他能夠無怨無悔地從事台灣人運動達三十年。 參與台灣人運動 1976年,他在林尚武引介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此後經常下班關了診所大門,就搭地鐵到下城的獨盟「咖啡室」當義工。他說,當時獨盟主要在做思想啟蒙的工作,經常寄宣傳文件給各地同鄉,他幫忙貼郵票、標籤、整理通訊地址等等。在「咖啡室」裡,常遇到洪哲勝、王康陸、陳南天、林振昌、黃再添和張燦鍙等人,有時也看到蔡同榮。後來,他發現這種整理貼印的工作可以帶回家做,就領了工作回家「打工」。 那些年,島內的民主鬥士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海外熱心份子於是組織「台灣人權會」,從事政治犯的救援工作。1978年,賴弘典醫師擔任「台灣人權會」紐約分會的會長,除了關懷島內政治人物外,還嘗試舉辦軟性活動來淡化獨盟的強硬色彩。當時,他委託羅福全的太太毛清芬與許瑞峰的太太戴惠美等多位女士,在恩惠教堂的地下室開花展,為人權會募款,結果約有上百個同鄉前來觀賞,氣氛非常熱烈,整個花展為台灣人權會募到將近三千元的基金,那時算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後來,島內的抗爭形勢益形高漲,終於爆發了1979年底的「高雄事件」,隨後全島展開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海外的人都憂心忡忡地互探島內的事情,紐約的張楊宜宜於是在皇后區成立「台灣之音」,隨時報導最新的台灣消息。 「台灣之音」成立時,賴弘典就幫忙搬運錄音機,裝置電台設備,一有空就到電台當義工。「台灣之音」成立後,歷經施明德的逃亡與被捕,二二八林義雄家的血案,美麗島受難人的軍法審判,高俊明牧師等教會人士的被捕,以至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的遇害,每個事件都扣緊鄉親心絃,以致收聽率非常地高。 隨後,獨盟在皇后區的長島城(Long Island City)發行「台灣公論報」,也很缺乏人手,賴弘典於是常在週末或假日時開車去幫忙。他說,當時大家都沒有報務經驗,只憑著一股欲傳達台灣人心聲的熱血,就摸索著辦報。其時住在新澤西的毛清芬經常單程搭一、兩小時的車到報社上班,老李、小李、廖愛華和王康陸等人也常在那裡工作。時隔多年,他很高興地看到這份報紙不僅迄今仍繼續發行,並且成為海外台灣人主要的喉舌之一。 1979年後期,早先成立的「台灣人自決會」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應該重視外交工作,因此宣佈解散,改與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郭雨新等人密切配合,共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進行國會的遊說。賴弘典也在此時成為FAPA的會員,並且在八十年代初期擔任FAPA紐約分會的會長。1990年後,還兩度擔任FAPA的中央委員。 在推展台灣人運動期間,賴弘典覺得在美國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醫師,經濟能力比較強,但態度卻比較保守,以致未能發揮力量。他於是思考籌組「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藉同業間的聯誼,提升醫師們對台灣的關心。這個構想得到紐約的許登龍、許左龍、陳坤海和楊次雄等醫師的贊同,並且得到新澤西的許盛男、樊豐忠、黃正雄、吳郁彬、楊征東、林嘉男、王清貞和陳文宏等醫師的支持,於是在1984年十月假曼哈坦東四十街的萬壽宮飯店成立「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周烒明醫師與楊次雄醫師籌劃全國性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邀請他們加入。「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於是在李汝城任會長期間,變成「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紐約分會。 也同樣在1984年,紐約的台灣人想要在紐約籌建北美洲第一間台灣會館,在黃再添召集下,各路英雄群集在東園餐廳,商討台灣會館的建館籌備事宜。兩個星期後,第一次的籌備會議就是在賴弘典醫師的診所召開,當時選出陳隆豐為建館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積極進行覓館與募款事宜。整個建館過程中,賴弘典是執委會的委員,也是建館的股東之一。「紐約台灣會館」落成迄今,他長期擔任會館的常務理事,目前則是會館的副理事長。 細數從前,賴醫師說,猶記那些年,下班後常有許多台灣人的會要開,所以兒子對他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開會」。太太當然也有怨言,卻也無可奈何,只好稱他是「憨人」。在`這段埋頭苦幹的歲月裡,看到台灣的時局日益變化,海外的台灣人運動逐漸成長,內心也有無限的欣慰。 化憂悶為歡喜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漧,樹木真青翠的路邊;有時咱遇著大憂悶流眼淚,如經過大風浪的苦海,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這首聖詩是賴醫師喜愛的一首歌,鼓舞他歷經許多挫折時光。 1986年,走過沉悶漫長的奮鬥過程,海外台灣人的運動開始看到希望。那年,由賴弘典醫師擔任總召集人所主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是一個歡喜的聚會。那次的美東夏令會由「紐約台灣同鄉會」、紐約的台語教會以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聯合舉辦,在康乃爾大學進行,一共吸引了兩千六百名同鄉參加,創下了美東夏令會參加人數的最高峰。 據當年在康乃爾大學協助主辦夏令會的高龍榮博士說,綺色佳是一個居民僅一萬人左右的大學城,開夏令會的那三天,小鎮裡突然多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當地都變成新聞,身為地主的「綺色佳台灣同學會」成員們也因此忙得好幾天不分晝夜。 那年,服刑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甫出獄,初次到美東夏令會演講,許多基督徒都慕名前來。高牧師演講的主題:「咱的路-自愛、自律、自救」,即取自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其後兩天,他並以「使憂悶變歡喜」和「一群勇士」為佈道主題,勉勵台灣人基督徒應如初期教會的使徒般,同心合意創造公義與愛心的社會。 美麗島事件的受難人呂秀蓮亦剛出獄,應邀到夏令會演講。她在1974年首次參加美東夏令會時,曾被人質疑為國民黨特務而當場淚灑會場,如今受難歸來,受到英雄般地熱烈歡迎。 當時,海外台灣人社團林立,晚間的政治討論會熱鬧滾滾,討論會主持人徐福棟特別在大會手冊上公布「政治討論會施行細則」,態度之慎重,可見一斑。也在那年,「海外組織」的許信良、謝聰敏與林水泉在夏令會裡信誓旦旦聲明一定要闖關回台,然後像壯士出征般地接受同鄉的歡送。 回憶往事,賴弘典說,在那之前,從事台灣人運動像走在漫長的黑暗隧道中,看不見盡頭,一般人聽到「台灣獨立」四個字,不但避之惟恐不及,就是看到社團上有「台灣」兩個字,也裹足不前。爾後,曙光出現,島內的組黨、解嚴、廢除黑名單,一一達成,令人無限興奮。至於千禧年聽到陳水扁當選總統時的感受,賴弘典醫師笑著說:「一時興奮得心理都調適不過來!只覺得能夠親眼看到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就很高興。同時也慶幸自己在建國的道路上,曾經舖上一、兩粒小石子。」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早在1966年,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呈現危機時,義大利的代表即提出「兩個中國」的方案,然而遭到當時的蔣總統以「漢賊不兩立」的堅硬立場斷然拒絕,導致台灣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隨後喪失一切應有的國際地位。 1991年,為求打破外交困境,民進黨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主張,獲得海內外台灣人的熱烈響應。為了回應島內的主張,「民進黨美東黨部」執行長黃再添在1992年召開「紐約台灣人社團聯合會議」,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CATUN)」,開始展開長期艱難的使命。 CATUN成立迄今已十年,其中賴弘典當了八年的召集人。「面對中國無所不在的壓力,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非常困難,那種感覺像在敲石壁,不但敲不開,而且直接嚐到又硬又冷的閉門羹。」賴醫師說。 但是明知困難重重,該做的還是得做,在黃再添和賴弘典等人策劃下,CATUN每年都舉辦大型的活動,希望提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1993年,舉行「聖火長跑」,在曼哈坦最南端的巴特力公園(Battery Park),面對象徵民主獨立的自由女神,點燃聖火,然後由同鄉傳遞火炬,接力跑到聯合國前。 自1994年起迄今,CATUN幾乎每年都發起大規模的千人大遊行。於是南起華府,北迄波士頓,住在維吉尼亞、馬里蘭州、賓州、紐約、紐澤西、康乃狄克、麻薩諸塞等各州的熱心台灣鄉親,或開車、或搭乘火車、或集體搭乘大巴士,紛紛進入紐約城。大家聚集在聯合國前的哈瑪紹廣場,表明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決心。然後列隊遊行穿越曼哈坦,沿途散發傳單,一直走到哈得遜河旁,在中國領事館前抗議後再解散。 此外,CATUN並在1995年時假紐約林肯中心舉辦「台灣文化之夜-二十世紀台灣交 響樂展」,邀請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與台灣同鄉們共同欣賞台灣樂曲。當晚,由小提琴家胡乃元、梆笛演奏家陳中申、及布魯克林愛樂交響樂團精彩演出了江文也、郭芝苑、馬水龍、賴德和和許常惠等台灣作曲家的作品,吸引了兩千五百名聽眾如癡如醉的聆賞。 1996年,基於「紐約時報」登出一則美國欠繳聯合國一億六千萬會費的新聞,並謂每個美國公民需付四點四美元,方能抹消赤字,於是CATUN發起「UN欠東風,小錢立大功」的活動,蒐集眾多同鄉捐贈的四點四元支票,隨同大家的簽名函,寄給聯合國的秘書處,結果該處因為中國代表權的關係,將所有的支票及簽名信退回,讓CATUN直接嚐到閉門羹。 1997年,CATUN舉辦「台灣安全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的戰略專家及學者假紐約台灣會館商討「台海的安全與戰略」等問題。 「做了近三十年的台灣人運動,最高興的莫過於看到有更多的後起之秀出來接棒。」賴醫師說:「現在年輕的一代如許伯丞、蘇宏志、蔡岳廷、陳惠華等,都很優秀。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熱情與希望,也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猶記當年初抵美國時,口袋裡僅有一百二十五塊美金,而今經濟無憂,家庭與事業都很美滿,實在很滿足。如果說,年輕時憑著一股愛鄉愛土的熱情,投入台灣人的運動,是一種『憨人』行為的話,那麼天公是疼『憨人』的。」賴弘典醫師如此說。 註1:「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簡稱TAC/EC。 註2:「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全名Committee for 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CATUN。 楊遠薰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劉富理 夫唱婦隨為神謀事

正道神學院院長劉富理出生於台南一個傳道人的家庭,祖父劉南於1910年代就皈依信主,影響所及劉富理的家族都為虔誠的教徒。劉富理的父親也就把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劉富理的大哥奉獻給教會,希望他將來擔任牧師。 劉富理雖然也是個虔誠教徒,但年輕時並未計畫從事傳道的工作,直到大學時代的一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當年就讀中原理工學院土木系的劉富理,在大四第一學期時,在期末土壤力學工程的考試中忘了在考卷上填上名字。 和他交情向來不錯的助教認出了他的筆跡,順便好心的告訴他有一題答錯,讓他改答案。劉富理在遲疑一下後改了答案,卻從此良心不安,一直將這件事掛念在心。 劉富理回憶,在大四第二學期,他參加靈修會遇見一位劉宋淑賢講員。他將這件事告訴劉宋淑賢講員,講員告訴他唯一的讓自己心安的方法便是認罪。劉富理趕忙跑去找土壤力學助教;助教卻認為他是多此一舉。 劉富理因此含淚讀聖經,翻到希伯來書第12章第1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劉富理頓時感覺他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感覺那時比中了獎券還更快樂!」 大學畢業傳福音 家族反對 即將大學畢業,不確定自己該從事土木工程專業或是傳福音的劉富理,在讀了彼得後書第1章第10節「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福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劉富理從這裡頓悟決定畢業後要傳福音。 只是這樣的決定受到不少家族成員反對,特別是負擔他大學四年學費,期望劉富理繼承事業的叔叔,而祖父亦認為家族每一代有一個傳道人(指劉富理兄長)已經夠了,也表示反對;只有母親贊成他從事傳福音的工作。 1963年,劉富理在軍中當兵時收到一張朋友寄的卡片,上面引用了約翰福音20章 21節「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從此堅定了他傳福音的信念。 1975年8月 牧養台福教會 劉富理在退伍後,進入台南神學院進修三年,並於1967年回到母校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宗教哲學講師。1968年,劉富理獲得亞州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曼谷攻讀結構工程力學。畢業後應東海大學吳德耀校長邀請,前往東海大學擔任校牧,負責輔導學生心理,並在工學院教授工程力學。 1974年 ,劉富理赴美繼續深造,前往洛杉磯帕沙迪納的Fuller 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在Fuller 神學院唸書之際,受邀前往那時剛成立不久的台福教會證道受到肯定。1975年8月,台福教會正式邀請劉富理擔任牧師,他於11月正式接任,一邊讀書,一邊牧養教會。 1970年代起,隨著洛杉磯華人的增加,台福教會的規模也快速成長,分別於1979年成立台福東安教會,1980年成立台福南灣教會,1982年成立台福聖谷教會、柑縣教會及台福基督教總會。 1986年,劉富理回到台灣中原大學參加「世界華人福音大會」,正逢台灣「大家樂」賭博及青少年飆車活動盛行,感嘆為了錢而扭曲的台灣社會,只有2.7%的台灣人信主,有如「千萬靈魂飆向永遠的死亡! 」劉富理和台福弟兄因而求禱「願許有生之年看到百萬同胞歸主!」 正道神學院 美加神學會正會員 在教會不斷的往各地擴張之際,宣教人才的不足一直困擾著台福教會。台福總會此決定在1989年設立台福神學院(目前改名稱為正道神學院),一開始在南帕沙迪納的Highlands Park,後又搬到William Carey的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直到1996年才買下在艾爾蒙地市的校址,校務也蒸蒸日上。 1994年,正道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副會員,1999年正道神學院成為正會員,在當時也是北美第一個亞裔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會員;時至今日,正道神學院仍是美加神學學會唯一的華裔神學院,每期培養學生100名,參與各種延伸課程學生則有2600名。 1974年,劉富理的大女兒純純在台灣出生17天就被檢測出心臟病,為避免赴美深造的劉富理擔心,夫人王仁美幾個月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當時台灣醫療並不如今日先進,在美國的劉富理得知女兒生病的消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教會到處打聽心臟病醫師,輾轉得知一位同是台灣來的教會朋友劉明祝的夫婿David Westinghouse是洛杉磯著名心臟內科醫師。透過 Westinghouse醫師的協助,王仁美帶著才幾個月大的純純很快的從台灣來到美國,並被介紹前往休士頓由著名醫師Cooley進行開刀手術。 「患難臨到,神在此前面開路!」劉富理常想,要是他在出國前就知道女兒的病情可能因此放棄出國;是否能認識救活純純的醫師,實在很難說,只能說一切有神在前面引路。 夫唱婦隨 為神謀事 談到自己的婚姻,劉富理對夫人王仁美可以說是欽佩不已。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王仁美從1981年開始在神學院進修,直到1992年獲得碩士。劉富理認為夫人拿到的碩士學位比自己拿到的哲學博士學位還要有價值,因為在王仁美進修的這段時間,她不僅要照護年邁的公婆及父母四人,還要帶領四個女兒,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如今王仁美除了在台福教會幫助教會姊妹多年,也開始在正道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兩個人可以說是夫唱婦隨。 「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是劉富理一生的職志。他發願為主服侍、擔任傳福音的工作,並教導神學院的學生。為了授課傳道,劉富理的足跡不僅遍佈北美,也散及五大洲。今年一月份他在巴西、三月份前往華盛頓特區、六月將到德國,而九月將回到台灣傳道授課。 「只要還能做下去,我就會繼續做!」劉富理這樣表示。 文/記者劉孟儒

賴英慧

「我從小到大就喜歡護理工作,愛跟病人聊天,小時候嚮往參加和平工作隊、四健會,最想當一輩子志工;在美國投入台僑社團,全是因緣際會、雞婆的個性,才結下不解之緣。」現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賴英慧自謙『雞婆』,事實是她的慈祥及熱情,讓接觸到的每個人都如沐春風。 立志當「南丁格爾」 南加台僑社團眾多,各擁一片天,賴英慧的好人緣,常得擔任穿針引線的角色。說起親和力的源頭,她認為應該是從小就立志想當個「南丁格爾」,直到現在已屆退休年齡,仍然兼職在醫院從事喜歡的護理工作,早上5點45分起床上班,也不以為苦。 賴英慧學護士時,就嚮往成為國際和平工作隊的志工。1971年護校畢業後,擔任農復會、紅十字會護士。原本,父親在公賣局工作但想推廣台灣農業,於是1972年舉家移民巴西種洋菇、梧桐樹。為充實未來志工生涯,賴英慧仍留在台灣,由於課業優異,在中台醫專教書後,決定來美國闖天下,於1974年申請護士簽証,隻身前來美國。 為了當志工,賴認為需要累積經驗,透過朋友介紹,芝加哥有3家醫院向她招手,她飛到芝加哥時,中台醫專護理主任恰巧出差來美,順便就帶哥哥接機。 由於這位「哥哥」當時已經35歲,堪薩斯州立大學電機系畢業,在芝加哥任工程師,原本抱著不婚主義,但他有個弟弟和賴英慧的弟弟是同學,「哥哥」就靠著妹妹與賴英慧是同事,靠著兩方弟弟又是同學的多層關係,兩人有聊不完的話題。 很快地,哥哥就墬入愛河,深信這就是「千里姻緣來相聚」,迫不及待地求婚,賴英慧在攻勢凌厲的追求下,她說:「我當時認為此生不會再碰到這麼成熟體貼的男人,『糊里糊塗』地結婚了。」 賴英慧談到夫婿林本晃時,仍洋溢著幸福甜蜜的表情,要套她一點羅曼史,嬌羞地堅稱就是「糊里糊塗」啦… 那和平工作隊志願呢? 她嘆口氣不免遺憾,兩難抉擇,只能先放一邊,因此她至今從未放棄護理工作,善待病人,「南丁格爾」的夢仍在燃燒著。 賢伉儷投入台僑社團 由於結婚沒多久就生下2個女兒,大女兒1975年、二女兒1976年,分別呱呱落地,走入家庭及工作一直忙著,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印第安納週末時,幾家台灣鄉親一起作台灣小吃解鄉愁。當年,大家都十分關心台灣政局,想念台灣心情,使得他們一群人,開始對台灣實際情況做深入的探討,過去被洗腦根深地固,許多真相是到了美國才搞清楚,這讓賴英慧相當震驚,對台灣鄉情的投入,自此開竅。 1977年10月,因為夫婿工作關係搬來加州洛杉磯,住在聖費南多地區6年。然後又移住柑縣,最後在托倫斯定居。目前,兩個女兒已結婚,有3個孫子女,最難得的是與公婆一直住,四代和樂融融。   1987-2000年,在托倫斯紀念醫院全職工作,期間還身兼FAPA會長、台美公民協會會長、TUF會長,當時實在是忙翻了。由於參加台僑社團,隨時掌握最新動向,賴英慧總喜歡與病人交談時,介紹台灣的人事物,這為她帶來很大的樂趣。 參加台僑社團,賴英慧其實深受夫婿林本晃影響,在許多主辦座談會及專題演講,都可看到賢伉儷熱心的身影,由於夫婿林本晃生性低調,對她而言,他除了是愛侶,也是人生中最佳的良師益友。 賴英慧人生中另一個「意外」,就是創辦《台灣日報》,當時因為媒體甚少重視台僑心聲,所以雖然沒有雄厚的財力,她仍支持林本晃的決定,與另外10位董事一同開發屬於台僑一個公正的媒體園地。 但創業維艱,眼看報紙印刷賠錢最厲害,而且印刷品管一直出問題,林對印刷一點也不懂,但看到其它董事太忙,所以決心扛下重擔,一個人「校長兼撞鐘」,盯緊印刷,甚至將休旅車開到印刷廠當「宿舍」,最後印刷步上正軌時,林居功厥偉。 賴英慧嘆氣地說道:「當時很多僑社都說《台灣日報》撐不到半年就玩完。但現在已經第五年了。與太平洋週報,成為台灣鄉親重要資訊管道;僑民都講媒體很重要,但支持不是那麼雄厚,受到不景氣影響,股東滿腔熱血也會有挫折,但理念不會被打敗,所以請鄉親大大伸出援手,實質的支持我們自己的報紙。」 榮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   1998年做創會董事至今,去年6月接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成為眾多台僑社團的大家長,她提及:「再倒退20年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我會做到這個職務,當「董事長」噢;社團太多人能力都比我強,我只是有點雞婆而已。不過,做會館的董事長,最歡喜的是不用付薪水外,大家深具使命感,志同道合,從溝通尋找『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契機,一起出錢出力為台灣做事情。」 台灣會館是台灣僑民的精神堡壘、文化展示及活動場所。但只做為一個會館,是無法滿足大家的需求。所以上任後,她也希望在歷任董事長辛苦耕耘完成許多階段任務下,自己也能有所作為,完成一項歷史任務。 除了年度盛事台灣傳統週的各項活動外,另外,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選在2010年1月初開始宣傳,台灣會館會由台美公民協會等社團為主推廣,將考慮如何動員組織,實質投入協助政府進行普查登記,也會鼓吹台灣移民應在來自何地及種族的項目上,勾【其它】選項,填上「Taiwanese或Taiwan」。 她另一個心願是,有心重建第一代台美人移民奮鬥史,從收集歷史資料開始踏出第一步,她說:「不像猶太人有宗教做後盾,台灣會館是以認同台灣國家為共識,如何與休士頓、洛杉磯、紐約聯線整合共同完成歷史回顧,使我們的第二代知道台灣移民與中國移民不同在哪裡?希望這樣的傳承工作,能抛磚引玉、集思廣益達成。 文/記者林蓮華

楊一哲 傳道人的故事

前進美國打天下 我從小叛逆性甚強。當學生時,若不同意老師所講的,便與他們辯駁,因而常跟老師撕破臉。所以即使我考試考得再好,到期末,老師仍將我的操行打不及格,我去找老理論,也沒有用。 年少的我,已深覺得在台灣沒有我這種人生存的餘地,所以從中學起就立志有一天要出國。 長大後看到電視、電影中乘風破浪、四海遨遊的畫面,心中很羨慕,想學開船。父親卻說:「即使你有錢買船也沒用,因為船還沒開出去,海防部隊就把你抓回來了!」 當時深覺得人生在世怎麼如此不自由,連自己所賺來的錢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花用,因而一心想要離開那個處處受限制的環境。 我姊姊曉美拿到美國公民之後,立刻替我辦身分,一九七五年我便拿到綠卡來美了。 當時我「芳齡」二十七,年輕力壯、孤家寡人一個。 窮困潦倒赴波城 家父是醫生,所以我從小就生長於富裕的環境中,出國前幾年更是無所事事、恣意玩樂。 出國前夕,家父對我說:「阿哲!你不可能一輩子依賴父母啊!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怎麼辦?」 家父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但卻深深剌傷了我的心。個性好強的我,遂下定決心靠自己活下去。因此當家父問我:「你有錢嗎?」我知道他準備了一筆錢要讓我出國,但基於好勝的心理,我告訴他:「我有錢!」 事實上我並沒有什麼錢,買完機票身上祇剩下四百元美金。 在洛杉磯停留一晚,不知怎的掉了二百元。 然後直奔賓州費城我堂叔楊彰師醫師的家,因為家姊雖曾來美,但已返台了。 到了費城,心身俱疲,整日在堂叔家睡覺。堂叔對這位初來異地的晚輩照顧有加。當時他因工作必須搬到南卡羅萊那州,就要我跟他一起搬去,叫我先安心學好語文,再去修喜歡的課,學費、吃住、零用錢等他都會負責。 我一聽這話,心想:我在台靠父母尚可,來美靠叔叔,不好意思,但是不便對叔叔說。 剛好有一位在台結識的朋友告知,已在波士頓為我找到工作,我便趁機當辭,要離開叔叔家。 叔叔有兩部車,一部是自動排檔,一部是手排檔。叔叔先將自排車開去南卡,嬸嬸不會開手排中,我遂充當了一陣子司機。 後來我問他們這部手排車要如何處理,他們經討論後決定賣掉。當時我心裡很想要買,卻又不知價錢,就陪嬸嬸去舊車買賣店估價,約值一千二百元。既已知道行情,我便向叔叔、嬸嬸表示要買那部車,但要到年底才能付車款。 叔叔一聽便要把車免費送給我,我堅持不肯,最後以八百元讓給我。我說,車我先拿,錢則等到年底再付。臨去之前我因在叔叔家住了兩月,不好意思,便買了一些東西送他小孩。所以當我車開到波士頓,身上僅剩美金五十元七角,另外還欠了八百元的債。 虎落平陽被犬欺 到了波士頓,才知道朋友為我找的工作已被別人捷足先登。如今,這個「好命子」的我,竟然成為淪落異鄉的流浪漢。 可是我不願讓家人知道我現在祇剩下五十元七角,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此後我就住在車子裡,麥當勞是我的廁所,哈佛大學的學生宿舍是我的浴室。 我開始打工。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餐館當bus-boy(跑堂,負責擦桌子、端茶水),即waiter (侍者,負責帶位、上菜)的助手,是中國餐館裡最基層的員工。老問娘告訴我工資是一小時五毛錢,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是兩塊多,我告訴老闆娘,這差距太大了,要我如何生活?吃頓麥當勞就要一塊多了。可是老闆娘說侍者會分一些小費給我們,我想想聊勝於無,就上工了。 作我「上司」的那位侍者是廣東人,不會說國語,而且歧視台灣同胞。我不會說廣東話,祇好和他比手劃腳。第一天我工作了十多個小時,通常跑堂可分得百分二十的小費,且是每天拆帳,可是他老兄分給我二毛五分錢,而且侮辱性地往地下一丟,要我彎腰蹲身去撿。 我沒有去撿,直接老闆說我不做了,要她付我薪水。臨走時我撂下一句話:「中國人圈子很小,我們會再碰面的!」然後擺出很強悍的架勢走了出去,其實當時我身上沒錢,英文又不好,心中虛得不得了。 棲身人貧民窟 當時已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決定要先找個落腳地,否則冬天到了我不凍死街頭才怪。 我由報紙找到一處房子,才二十塊錢一個月,興沖沖跑去一看,才知是座落於可怕的黑人區。在七○年代,黑人區比今日更怕。 我戰戰兢兢地按址叩門,出來一個面貌猙獰的黑老大。我指著報紙屋廣告,用破英語胡亂說了幾句,他便叫我跟他走。 走到一條窄巷,他手一指,兩邊各一排格局很有氣派,卻已沒落破敗的樓房,叫我任選一間。 我仔細一看,全是三層樓的房子,可是窗子都用木板釘了起來。我就挑了惟一一間尚有玻璃窗戶的房子。 他看我開車來,問那是否是我的車,我說:「是!」。他說:「你的車一定要正對著你住的門口停放。」然後他拿一枝粉筆在我住的那戶門上簽名。他告訴我,這簽名世界上祇有兩個人可以擦掉,一是我,一是他。我每個月初一要給他二十元現金,但他不會給我收據。若到初四我還沒付房租,他就來把名字擦掉。只要簽字還在,我自己或我的車出了任何事,儘管找他。簽字若不在,會發生什麼事,誰也不知道! 當晚住進去才發現沒電也沒水,我只好再去找房東老大。他指著前院的水龍頭,拿個桶子叫我要多少自己提。我問:「電呢?」他叫我去買一支露營燈。 當時我心想,不管如何總比沒地方住好,便找了一堆舊報紙,加上姊姊留下來的幾條舊毯子,打算在這破舊空屋中打個地舖過夜,明早好去找工作。 美哉,美國發財夢! 當夜,躺在黑暗的房間中,只見一道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原來是對街加油的大霓虹燈在旋轉。 我想到叔叔每次都加Mobil的油,而且都用Charge card。他曾告訴我:「在美國用Charge card,就代表你是個有信用的人。」 當我似乎看到Mobil的霓虹燈都畫滿「$」的記號。我立志,有一天一定要拿Mobil的Charge card,日後一定要賺很多錢,讓老爸刮目相看。 隨後又想到今天在餐館受人侮辱的情形,不由得氣憤填膺,可是氣又什麼用?我在台灣並不是沒讀過書,不料來到美國,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真的沒有半點本事!不禁懷疑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我的美國發財夢?轉念又想:「我何必這麼辛苦?一通電話,爸爸馬上就會把錢匯來!」 然而好勝的我卻不甘心如此。靠父親太沒面子了,靠朋友更沒面子! 上帝不會丟棄我 正心亂如麻之間,突然有一個意念出現--信靠上帝吧!因為上帝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十三:5)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初中時也曾悔改決志過,但多年來當浪子,幾乎忘了上帝。不料上帝卻沒有忘記我! 突然間我眼淚直流,想到這位偉大的上帝,不論智力、財力及勢力,都是地上的父親所無法比擬的,於是我跪下來禱告:「上帝啊!我知道我過去成為浪子離開?,但我也知道?永遠不會捨棄我,我若回頭來就近?,我相信?必接納我成為?的兒子。我再一次將自己和我在這兒所受的委屈交在?手中,那些侮辱我的人,主啊!求?赦免他們。」 禱告後,我心中充滿喜樂,隨即倒地而睡。平常我是個很難入睡的人,這次竟一下子就睡著了。 舊報紙上找來工作 第二天一早醒來,突然在我身下墊的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是一家電子公司徵裝配工人,工資一小時二塊半。 循址找去,經面談後,他們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好高興! 能找到一個全職工作,對當時的我而言已是一大突破了,我存著感恩的心賣力地工作,因為這工作是在我禱告完一覺醒來後第一眼看到的工作,而且過期的舊報紙上看到的,我認為是上帝為我所預備的。 在這家有六、七十名員工的公司裡,我做得非常勤奮,上司十分賞識我,兩個星期後工資便由一小時二塊半升到四塊。我很高興,白乖乖上班,晚上則讀聖經。 如此過了一個月,我想既有固定收入,應該另覓住處了。朋友告訴我哈佛大學附近專租給學生的一棟房子,閣樓尚有空位,我便以一個月一百三十五元租下,差不多是我的四分之一的薪水。 做了一段時間,我向上帝禱告: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如果光是做個裝配工人,實在沒啥意思。但我不敢奢求什麼,祇是將心中的感受向上帝吐露而已。 起來,去找你老闆 過了兩天,我在裝配線上,瞥見我的猶太老闆在小辦公室中煩躁不安地走來走去,不時又有外面來的人與他緊張地商量事情。 到了下午,我忽然感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我覺得似真似幻,不知是怎麼回事,於是又繼續工作。可是才過一下子,又是那個聲音:「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 我便作了禱告:「主啊!若這聲音不是出於?,求?讓我能定下心來工作。」 禱告完那聲音更明確了:「去!去幫助你的老闆!」 「去」的感覺強烈地升上來,我又一次向上帝禱告:「主啊!我相信這感覺是出於你!」 於是我便走到老闆那裡問他:「我能幫你什麼」 老闆見我祇是個小工人而已,便對我說:「沒有什麼你可以做的,回去工作吧!」我一回去剛坐下,那聲音又來了:「再去!」 我祇好又站起來去跟老闆說:「湯姆!我相信你的困難我可以幫忙!」 「你怎麼知道我有困難?」他說。 「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我說。 「你在台灣唸什麼?」他問。 「我讀建築!」 他一聽臉色就變了,說:「去去去,不要來煩我!」我也不知道讀建築有什麼不對,但看他一副兇相,祇好回去。 可是才走到一半,一股力量迫使我又回頭,對他說:「湯姆,你知道嗎?我的電機比我的建築內行多了!」 他聽了這話,便叫一個技工印了一份文件跟我解釋,他自己懶得再理我。 夢中所得的設計圖 這位技工解釋,那是一份GE(通用)公司讓我們承包生產的變壓器,簽約在某個時限之前交貨,否則要被罰款。可是我們的貨交出去卻被打回票,因為設計完全失敗,無法發生功能。 老闆請了很多專家來幫忙,至今仍無法設計出來,期限祇剩下十三天,即使今天設計出來,也必須二十四小時拚命趕工才能生產所需的數量。上回產品被打回來的成本無法回收,這回答若再失敗,公司一定破產。 我看了設計圖,也看不懂,便把圖折起來,告訴我的頂頭上司說我要回家設計東西,他一聽是老闆給的圖,也不敢說什麼話。 我回去左看右看也一頭霧水,就如此左思右想了兩天。 第二夜剛睡著,腦中突然閃出一幅設計圖,我立刻跳起來將記憶猶新的圖畫下來,跑到老闆那兒告訴他:「我答應幫你忙,我已經做到了。」 其實,原設計沒有錯,祇是有個小鐵片要換另一種質料。他立刻找一位技師來聽我解說,覺得有點道理便馬上製作一個樣品送到GE,問他們是否合格。GE回答可以,可是離限期祇剩十天。 老闆便向朋友、同行調借大批工人日夜三班瘋狂趕工,終於在最後一天趕出來了。 職位跳升三級 此次公司雖沒賺到錢,但卻逃過一劫沒有垮掉,我則由基層工人「坐直昇機」升到技師,薪水由一小時四元跳到九元。 以前技師檢驗都會通過的設計圖,到我這兒都被打回去了,設計師很氣,問我到底哪裡設計錯了?我告訴他:設計沒錯,只是不夠精簡。可以用一個螺絲串聯的,就不必花三個螺絲,如此可加速生產速度,又可省下筆成本。 這位設計師本身也是股東之一,公司賺錢他也賺錢,覺得我言之成理,採納之後果然不錯。這件事大老闆知道了,便叫我不要故技師,改做工程師,所以時薪又由九元跳到十二元。 如此短短的三個月,我的薪水和職位三級跳,到最後升到首席工程師,任何設計師的東西,若沒經我簽字就不能上線生產。 到那年(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我的經濟已大大充裕了,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無比。 為賞雪險些喪命 波士頓的冬天,說來就來。一九七五年聖誕前夕,突然下了一場暴風雪,我這台灣土包子第一次看見飄雪,興奮不已。說了一句:「感謝主!」便開中出去欣賞美麗的雪景。 我傻傻地祇穿了一件很薄的襯衫,收音機一直播放著暴風雪的消息,呼籲人們趕快回家,可是我聽不太懂,祇顧著欣賞粉妝玉琢的雪景。 我只求幽靜空曠,特意避開大道往小徑開,也不知開了多久、多遠,突然間車子不動了。 因我對機械有些常識,便下車打算要修,打開引擎蓋一看,臉都綠了,原來是timing belt(點火皮帶)斷了,若沒有零件,技術再怎麼爐火純青,也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何況我只有一支螺絲起子! 我祇好到路邊攔車,本來暴風雪天車子就少,而且不知為什麼就是沒人肯停下來幫忙。 主啊!救我命脫離死亡! 我冷得受不了,祇好躲回車上,可是車上也一樣冷。我心知肚明,如果睡著了,必死無疑,我便向上帝禱告。 禱告完心生一計:何不將車子放火燒了?如此便有消防車來救援。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打火機或火柴。 以前我在台灣有吸煙的習慣,但來美之後重歸上帝就戒掉了。我便向上帝抱怨:「上帝啊!我以前是個煙槍,隨時口袋一摸都有火柴,如今我戒煙了,卻因此而要了我的小命!你的慈愛在哪裡?」 隨即我發覺自己幾乎要昏睡過去,便趕緊向上帝懺悔:「上帝啊!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若是你的心意,我願意回天家,但我在世上好像還沒達成什麼目標,有點不甘心啊!」 好的撒瑪利亞人 突然有人敲打我的車窗,我的車已被大雪所覆蓋,可是那人用手撥去窗上的雪,我則由裡面將玻璃上已結冰的水氣拭掉。 窗上出現了一張黑人的臉! 從前的經驗及在台灣所聽到的傳聞,我第一個意念便是--「這個黑人要來搶我!」可是轉念又想:「有什麼好搶的,我的命都快沒了!」於是把窗子搖下來很兇地問道:「你要幹什麼?」 不料他卻用很溫柔的聲音說:「趕快到我的車子裡來,我車子裡面是很溫暖的。」 我見他如此誠懇,便把車門打開,他將我扶到他車內,我一吹暖氣,這才「回了魂」。 他問我如何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路都被雪蓋住了。我告訴他地址,他似乎對我住的地區不熟悉,一面看地圖一面開著車子慢慢找路。 途中他問我知不知道這是場很大的暴風雪?路上都沒有人影了!我告訴他我一直試著要攔車找人協助,但沒人肯停車幫忙。 他看看我,說:「Son(小伙子)!你要知道你穿著這麼單薄的衣服,在這種天氣下在路邊攔車,你若是過路人,你會停下來嗎?這個社會愈來愈不好,加上這種時候大家都急著要回去,暴風雪天沒人有心情去關心別人的事。你就不要去怨恨那些人了!」 「那你為什麼不怕我是壞人呢?」我問。 「假若沒有我的上帝允許,沒有人能傷害得了我!」 我隨即問他:「你是做甚麼的?」他說他是個牧師,我一聽當場眼淚便掉下來了。 我又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他告訴我,他在家中看報紙,感到很不平安,老是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兒,便打開電視,見到大風雪的報導,說是好幾條公路都關閉了。 這時好像有個聲音叫他:「出去!出去!」他便向上帝禱告:「我不道要去那兒,請?掌管我的方向盤。」便一路隨意開,可是當他看到我的車時,馬上感到裡面有人,也立即明白這就是上帝要他出來的目的。所以他停車查看,就這樣找到我。我聽得淚眼模糊,感恩不盡。 由這次經歷,讓我再次體悟到生死全操在上帝手中,在台灣自以為登山下海無所不能,此時更加確知沒有上帝,我什麼都不能。 認識吳慧淑 四個月內結婚 在我當時參加的教會中有一位吳光勇弟兄,他知道我的奮鬥史,也知道我祖父楊招義牧師在台灣中南部教會中十分受人敬重。他認為我出身主僕家族,不會是壞人,於是想將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堂妹吳慧淑介紹給我。 我們在一九七六年二月14日情人節認識,同年六月一日結婚,中間僅有三個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由整個過程來看,上帝的安排既奇妙又不容置疑,我們結婚時,雙方一點都沒有猶疑,婚後迄今也一點都沒有後悔,因為我們自始至終都彼此真誠相待,毫無虛假。這是上帝在我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蹟。 金錢、事奉苦抉擇 在加拿大結了婚,九個月後綠卡下來,慧淑便來美國,她來美時我工作已有相當成就。公司由我初進去當裝配工人時的五十多人,到七年後我當副總經理時已達四百多人,但我卻想要辭職。在要辭職前好幾個月,我就告知老闆,護他儘快找一個人取代的職務。 我為什麼要走呢?我想離開的最大原因,是我對事奉上是愈來愈有負擔,所以打算開公司做自己的生意,如此時間較自由,在教會事奉更方便。 我辭職經營修車廠迄今,收入平均算來,並不輸給當時老闆為留下我所開出的優厚薪資與福利。而且自己當老闆,時間自由,又因為多事奉,靈命較之以往又增長更多;同時在英語上,也因為要去遷就客戶而非如昔日別人來遷就我,所以進步不少。 由這些經歷,我看見上帝如何一步一節地帶領我。衪先讓我完全依靠衪,然後再讓我有機會去比較金錢與服事何者重要?當我選擇服事重於金錢後,衪的賜福便如泉水般湧入,這結果便導致我今日願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 一失足幾成千古恨 在這二十年的美國生活中,除了上求在暴風雪中被黑人牧師救活之外,尚有三次蒙神拯救死裡逃生的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辭去電子公司副總經理職位後,出來經營汽車修護廠。起初是四個人合股,後來各自分開經營。就在這尋找新修車廠期間,我二姐要由波士頓遷往加州,她有一輛福特一千六百CC的小車,我答應幫她開去,車後又拖了一個租來的貨櫃,將她所有的家當都裝在裡面。 我想藉此機會到加州度假,便偕妻子慧淑一起駕中穿越美國。 有一天早上到達猶他州的Bryce Canyon(布色列峽谷),突然大雪紛飛,將整個山谷都蓋滿了。因為那不是假日,整個公園似乎祇有我和我太太兩人,我們停下來在一處風景點拍照。我認為我站那兒十分安全,因為離懸崖看來大約尚有二十呎。 為了取角度,便往旁邊稍稍移了幾步,突然間我腳底塌陷,整個人摔了下去,雙臂大大張開,攀在冰橋上,祇露出一個頭在崖邊。原來,懸崖是成鋸齒狀,但因白雪覆蓋,所以看不出腳底是實地還是冰雪,而我剛才正好踩在一道雪橋上。 懸身萬丈危崖 懸身於萬丈深淵之上,我的頭開始發昏,慧淑驚惶地要走過來,我怕雪橋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高,大叫:「不要過來!」慧淑問我該怎麼辦?我問她車上有沒有繩子?她說沒有。我想了一下,便叫她開去找人來救我。可是這樣一來一回費時頗久,萬一我的體溫把雪橋融掉了,怎麼辦? 突然間我想到上帝,便懇切禱告:「上帝啊!我若這樣子摔下去,慧淑會一輩子很難過,而且警方也 謀殺親夫的嫌疑罪名把她搞得慘不堪言。求你存留我的性命吧!」 禱告後,我頭腦異常清晰,想到三月天的雪並不太硬,再這樣下去必被我體溫給融化,所以就開始用手指頭抓著冰雪一吋吋地橫向攀動,儘量避免去震動雪塊。終於我看一塊石頭,便伸出一隻手力一抓,就在這一縣間,雪橋轟然崩落,我只剩一隻手露在崖邊。 那次真是上帝的恩典,在千釣一髮之際將我救回。 游泳健將滅頂 一九八六年,我去泰北參加短期宣教,因結婚以來從未帶 太太度密月,也不曾慰勞過她,於是藉此次短宣回來時,在夏威夷補度密月旅行十天。 到了夏威夷,我們沒參加旅行團,自己租車到處玩。有一次我們開到一處人跡較少的海邊,那裡浪濤洶洶,有些人在衝浪,多半是當地人而非觀光客。他們的衝浪板比一般大二倍,而且還有條繩子綁在手,我本想租衝浪板來試試,但租不到,祇好游泳。 我是游泳健將,慧叔卻是旱鴨子,就坐在海灘椅上和一位老太太聊天。我想雖然浪很大,但我祇游一下子而已,應該沒關係,誰知一下水馬上發現根本不能游,浪太大了,沒辦法換氣。當發現不對勁,掉頭要游回去,卻被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拖離岸邊。我的體力開始不支,便搖手大喊救命,不料慧淑以為我是在跟她打招呼,還很高興地跟我揮揮手。 我心想糟了,我一定要游回去,可是愈游愈遠,我就向上帝禱告:「上帝啊!求?別讓我這樣死去。上次我若死了,慧淑雖有麻煩,但內心比較不會感到愧疚;這次我向她求救,她卻跟我說『嗨!』我回天家沒關係,但她留在世上會內疚一輩子的。」 海底行軍的啟示 禱告完忽然有兩句話由耳朵灌進來:「你的潛水技術不是比游泳好嗎?」、「水裡比水上安靜得多」,是用國語說的。 我聽了忽然醒悟,的確沒錯,我潛水技術不錯,可以閉氣三分鐘之久。於是我向上帝禱告說:「我決定要潛水回去,但我不知方向,求?帶領我回到岸上。」 我一禱告完便沉到水底,四肢並用在海底爬行,等到腳可以踩到底了,就站起來吸兩口氣,浪又打過來了,便潛下去再爬,感覺上彷彿有十分鐘之後,終於讓我爬到岸上,回慧淑身旁坐著。 那天陽光很強烈,慧淑沒注意到我整個臉都變白了,我一來怕她煩惱,二來也怕她把我送到醫院,破壞了得來不易的夏威夷假期,所以不敢告訴她發生什麼事,祇在一旁喘氣。 她問:「你怎麼不再去游泳?」我回答了:「不要,沒有意思!」她以為我是因為沒有衝浪板而覺得沒有意思,還說要去借衝浪板給我玩,我說:「不用了!我要回去了!」 她莫名奇妙,不知道我為什麼才來一下便要走,但也祇有跟著走。我當時已渾身無力,幾乎不能走到停車場,但為了不讓她發現,就把手搭在她肩上,「親熱」地倚著她前進。 我一邊開車,一邊頭暈目眩,看到路邊家麥當勞,就說要進去。慧淑有點生氣,出來密月旅行才玩一下便要回去,然後又是吃麥當勞!其實我祇是想喝水而已,一進去點一杯特大號可樂,一口氣灌完便離開,回到旅館倒頭直睡到第二天。 我一直沒有將此事告訴慧淑,直到回波士頓的第二星期,教會中有個禱告會,主持人問大家有什麼感恩的事,我這才說出來,慧淑也才恍然大悟我那天為何舉止怪異。 惡客臨門 大約是一九八八年吧!因為冬季天黑得早,平時晚上七點修車廠關了門我就走了,但那天剛好教會的周弟兄來找我聊天,聊到將近八點才離去。 在聊天時我便看到有個戴著雪帽、雪面罩的人在等公車,祇露出兩個眼睛來。因為天氣很冷,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周弟兄走後,我轉身收拾東西,這時我由鏡子裡看到那個等公車的蒙面人走了過來。店外有一台賣可樂的機器,我以為他要買可樂,不疑有他。 我正在紿賬,那人突然闖進來,兇狠地低聲咆哮:「不要動,我的刀已經頂在你腰上。」我瞥見一柄又長又亮的刀,感覺那人體格極其魁梧,相形之下,他像大金剛,我像小猴子。 這歹徒對修車廠的格局似乎十分熟悉,他命令我:「進你辦公室!」因為我現金都放在辦公室,而辦公室的鑰匙則繫在腰上,當我伸手到腰間拿鑰匙時,我先告訴他我現在是要拿鑰匙,以免他誤以為我是要拿武器殺了我。 正當此時,我心裡想,我雖然曾練到跆拳道三段,但辮公室裡面空間太狹小,無法施展拳腳,而且依那人的體格,我若一有異動,脖子必定被他扭斷。 我又想,若進了辦公室,這人搶了錢捅我一刀,然後割斷電話線,將我鎖在辦公室中,他便有充分的時間逃跑,而我則會流血至死。再者,此時我已想起這凶神惡煞是誰了。他並不是第一次作案,最近在這地區已是第四次。前天一個加油站的老闆娘才被他刺死,廣播電視上一直在提醒民眾小心防備。 我知道,我若被這冷血凶手押進辦公室,鐵定會沒命的。求生的本能,使鄉在短短幾步路中,極其懇切地呼求上帝。 恐怖對峙 就在那電光石火中的幾秒鐘內,上帝讓我有了個主意。 我辦公室的門是彈簧門,平時推門而入時,它會們自動反彈回來。於是當我走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的那一瞬間,就猛然用全身的重量撞擊門扇,整個人隨著這一撞之力撲進辦公中,脫離了那歹徒的刀尖,並且藉門扇的強勁反彈把他撞了出去,狠摔在地。 我心裡明白,以此人的體格,一下子就會爬起來,而且辦公室的門一下子便會被他撞開,所以我不能躲在辦公室,遂立刻再推門衝出去。 他正好從地上站起來,我便躍過一輛待修的黑色金龜車,與他繞著車身捉迷藏。他很聰明,知道出口祇有一個便始終堵在出口處,不讓我逃掉。 那時天色已暗,我們祇能隱約地看到對方,我唯一佔優勢的是地形、地物比他熟悉。 正緊張萬分地與他對峙之際,忽然間電話鈴響了,我知道是我太太慧淑的電話,因為我該回去,慧淑打電話來查探。我心中很急,卻沒辦法去接,但又怕我若不接,等一下慧淑會來找我。五分鐘後,電話鈴聲又響了,我心中更急,怕她等一下真來了。 力拚歹徒 我心中一面默禱,腳不經意間踢到一支實心長鐵棍,是修車時用來撐起重物的工具。 說時遲那時快,我一腳挑起鐵棍,緊握在手,趁他不注意時跳上金龜車頂,舉棍猛力往下扎砸,一棍便把他擊倒了。 我將棍子往旁邊一丟,準備打電話給警察。我原以為我跆拳道三段,一掌擊可破三塊的功力,加上又是用鐵棍,這人必定只剩半條命。不料當我才拿起電話,他老兄居然站了起來,而且立刻近身。我嚇了一大跳,便立即飛起身來給他一記跳踢。練跆拳的人都知道,這一招絕不可隨便用,因為若一擊不中,自己可能會受傷;若踢中了,對方可能會喪命。 結果這一腿踢中,他又倒下去,我以為我又贏了,電話才拿起來,他竟又站了起來,我那時真像是見了鬼似的,正準備再奮力一博,卻見他往外要逃,我便知道,他必然受傷不輕,立刻撲上前去「刷!」地一聲將他的面罩拉下,看清楚他的模樣,以備向警方指認。由於用力極猛,把他頭髮連頭皮扯下了一片,霎時鮮血淋漓。 他奪門而逃,我追上去又一個跳踢,他整個人摔出店外,撞上路邊公車牌的鐵桿,當場把那鐵桿撞彎。我以為這一撞之威,一定會讓他不省人事了。 豈知我才第三次拿起電話,他又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不要命往街上衝,頓時路上煞車聲、喇叭聲四起。我可是還要老命的,不敢在車陣中全力追逐,讓他給跑了。 我打電話報警,警官趕來之後,聽了我的報告,似乎不大相信,可是現場刀子、鐵棍、頭罩及被我扯下來的頭髮連帶頭皮等證物俱在,他們不由得半信半疑。警官作了筆錄,建議我找保險公司賠償損失。 主又救了我! 後來慧淑告訴我,她打電話給我,響了好多聲沒人接,就知道我一定有麻煩了。但她記得我曾告訴她,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壞人,我叫她跑的時候,她就要立該飛奔,不必管我,如此我們倆都有活命的機會,否則我為了保護她,到頭來兩人都不免喪命。 因此她雖然很急,卻沉他氣沒立刻趕來,只是穿好外出冬衣,手拿汽車鑰匙,一邊為我禱告,一邊打電話報警。警車據報,就在我與兇漢對峙的那段時間內,來我店外巡了一趟,卻見不到裡面有任何不尋常的動靜,遂又開走了,壞人逃跑之後,我報了警,警察通知太太,她早已一切就緒,幾分鐘之後就趕到了。 我們以為此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不料一個星期之後,警方要我到州立醫院指認嫌犯。其實在我未去之前,警方已經知道此人即是與我打鬥的人。他們告訴我這人是賓州監獄終生監禁犯,不久之前逃獄,一路搶了十九次,殺死、殺傷數人。 他在我手上受傷之後,肋骨斷了四根,不敢到當地大醫院求醫,跑到新布什州(New Hampshire)一家小醫院,可是因為當地設備不足,醫生要將他轉回麻州救治,他死也不肯,醫生叫警衛攔他,他雖然受傷那麼重,合四名警衛之力還是抓不住他,醫生祇好給他一記麻醉針,這才把他五花大綁送過來。 警方看我竟能擊敗他,把我當成了英雄,對我禮遇得不得了。警官又說此人以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足球隊員,我當下開玩笑地回了一句:「我以前是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員!」其實我內心知道,我是在幾乎不可能之中,搶回一條老命,是主又救了我! 我求問主:「主啊,你三番二次讓我死裡逃生,我能為你做什麼?」 「同情」或是「異象」? 話說一九八六年,李秀全牧師邀請我一道去泰北參加短期宣道,我認為傳福音是件美事,便欣然前往。到了泰北,與王季雄宣教士配搭事奉,才發現那邊的生活極度貧困,我覺得他們彷彿是被遺忘在地球最偏遠的角落的一群棄兒。 回美國後,每次看見餐桌上的牛排,便想到這塊牛排相當於泰北難民一家四口三天的伙食費。 我告訴我太太慧淑,如果我去泰北,除了傳福音還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改善他們的生活。 說也奇怪,當我跟慧淑說過這些話之後,竟然做夢到泰北,幫人修車時也想到泰北,反正一天到晚都拂不掉「泰北」兩個字。只要一聽到有人來自泰國,耳朵便豎起來聽看看他是否提泰北? 我當時以為這是出於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日子久了便自然淡忘了,於是不然意。 但是很奇妙的事發生了,我愈想把泰北忘掉,便愈加地思念泰北,夢得更多、想得更多。這時我開始有點緊張了,心想:「難道上帝真的要我去服事他們嗎?」 你何苦那麼傻? 前思後想,衡量再三,決定還是不去為妙。 回想當初在台灣和初到波士頓時在黑人區空屋地板上所做的美國夢,幾乎已百分之百實現了。 以美國社會標準來說,我雖然還不能算是大富翁,但就享受和使用的角度來說,卻有錢有閒,稱心如意。我有別墅小木屋可休憩,有遊艇可到處遨遊,又有好多張Charge card,不只可以加Mobil的油,還可以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幹嘛要去落後貧窮的泰北,苦哈哈地做宣教士? 然而心中雖如此想,泰北的異象卻仍不斷地盤旋在我腦中。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拚命地想要將思量轉移到別的事物上,但卻仍繞回「泰北」,我便知道上帝真的要我去那兒,但心中卻十分不甘心就此投降,還是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排除。 正當我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趕走」時,突然李牧師來找我,要我八九年再去泰北短宣,不知何故,當時我竟然很生氣地說:「要去你自己去,我沒那麼多時間,也沒那麼多錢跟你去!」李牧師不知道我為啥莫名其妙地發脾氣,就說:「你不去就不去,不要發脾氣嘛!」 可是李牧師一行八九年去泰北短宣期間,有天晚上我睡不著覺,偷偷地起床向上帝禱告:「主啊!如果你不願意將泰北異象從我腦海挪掉,我願意順服,可是我要與?約定--從今以後我楊一哲不跟任何人講泰北,如果?真的要我去泰北,求你指示我太太,由她主動提出要去泰北傳福音的決定。」 我如此禱告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每次提到泰北,慧淑理都不理,毫無興趣!所以我認為這是給上帝的一個難題,說不定因此可以逃掉呢!八九年李秀全牧師自泰北短宣回來,說在泰北工場上事奉多年的王季雄弟兄要他帶給我一句話:「你們來短宣非常的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當時我好像被上帝當頭棒喝,可是轉念又想:反正我跟衪已有言在先了!所以我依然抗拒上帝呼召,繼續等待衪感動慧淑來提議夫妻一同去泰北宣教。 最痛苦的一頓飯 八九年,王季雄宣教士受邀擔任我們教會差傳年會的講員,我很不想見他,可是為了回報八六年泰北短宣時所受的照顧,便很勉強地邀李牧師一起在一位教會弟兄開的餐廳請他吃飯。 當晚發生一件很奇怪且不該發生的事。原來這位弟兄每當知有人為傳道人設宴請客,必定早就將桌位準備好,可是那天他居然把時間記成是第二天,只好請我們稍候片該,讓他騰出桌位。 就在等的時候,王季雄突然跟我說:「楊一哲,我有話跟你談。」 「我要跟你單獨談!」他說。 這下我緊張了,心想,我與他自八六年認識迄今並無深交,他要跟我單獨談什麼呢?可是人家已指名要跟我單獨談,我祇好硬著頭皮答應,於是兩人坐到一個角落去。 「我雖然在泰北做了這麼多年,可是我一直有個感覺,上帝有更大的異象要給我。上帝可能要帶我進入更偏遠的深山之中,為那兒更困苦的人民開創一番新天地,可能是辦教育或做些公共設施,但是我人手不足,我需要你!」他說。 我一聽,差點跳了起來,眼淚也快掉下來了。我知道這是上帝繼李牧師之後第二次派人來呼召我,可是我仍然硬著心一句話也不說,只敷衍道:「等異象清楚了再說!」 那頓飯吃得好痛苦,彷彿熬了千年之久。回到家我向上帝禱告:「主啊!這沒有嘛!我是要我太太來告訴我,而不是其他人!」 王季雄回去之後,李牧師告訴我九○年教會又有泰北短宣隊,問我是否參加?我回答:「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九○年短宣結束,李牧師又替王季雄帶了一句話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我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但仍與上帝玩拖延戰術,堅持要等我太太慧淑主動表示願意去泰北才肯順服。 千方百計推拖 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李秀全牧師又邀請王季雄當講員,我心中開始緊張,很想將我太太帶到別的地方,不讓她去聽泰北的異象,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藉口,加上慧淑的個性也不是那麼容易說走就走。 日子到了,我堅持不去參加差傳年會,縱然以前曾大聲疾呼勸人說要成為一個好基督徒,一定要參加差傳年會,可是事到如今,也顧不得了。 我終於想到一計,請教會的鍾弟兄在差傳年會的第一晚來我家教我中文電腦,且以一時無法學完為由而逃避參加差傳年會,我太太慧淑只好很不高興地自己帶了鍾弟兄的太太去參加差傳年會。 當我看時間已來不及去參加聚會時,突然變成「天才兒童」,一下子中文電腦諸多難題都通了,鍾弟兄十分驚訝。其實我早都會了,於是便坐在那兒和鍾弟兄聊天等她們回來,一方面盤算一下明天要找什麼藉口來推拖。 於是我想到裝病,且不能太早裝,要等到快去差傳年會時才開始裝,如此慧淑便會給我吃止痛藥。主意既定,便安心地聊天。 你正是那個約拿! 第二天早上起來,心想中午要裝病,慧淑必定一個去聚會,沒人煮午餐給我吃,所以早上要吃飽一點,於是便說:「太太,我好久沒有吃煎餅了,妳可不可以弄給我吃?」我才坐到餐桌拿起刀叉對著煎餅一刀劃下去,突然慧淑冒出一句話來:「昨天晚上你沒去參加差傳年會多可惜啊!我想我們應該去泰北傳福音。」 我整個人愣住了,心中卻依然跟上帝強辯道:「上帝啊!這不算啦!『我想』跟『我要』是不一樣的,?的中文比我好,應該知『想』跟『要』是兩回事!」 如此想,心中舒坦了些,便把煎餅往口一放,不料慧淑馬上又冒出第二句話來:「一哲!我認為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 頓時,我口中的煎餅哽在喉嚨,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眼淚差一點掉下來,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卻又絞盡腦汁急著找出一些理由來頑抗。 就在我故作鎮定狀時,突然腦中現一些圖畫。首先出昨夜來教我電腦的鐘弟兄臉,接著一條船。頓時我心中明白過來了,這是約拿乘坐來逃避上帝呼召的船。 第三幅畫又出現了,是一條張開巨口的大魚。這時我心中開始害怕,默想著約拿的記事,終於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禱告說:「上帝啊!我願意順服你,今天決定不裝病,乖乖去參加差傳年會。」 一說完,喉嚨中的煎餅馬上吞下去了,於是我又祈:「今天下午我去參加差傳年會,求你讓我看到一幅畫,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並且讓我覺得值得獻身,我便完全順服!」 佤邦的異象震撼了我心 當天特會中,王季雄分享泰北異象時,我發現他所描述的不是我以前從許多多宣教報導中所知道的泰北,也不是我六八年去過的泰北,更不是電影或小說中的「金三角」或「異域」,而是更深入泰緬邊境的山區。 在那兒有一百萬人過著原始農業生活,未曾接受福音的佤族,他們住在緬甸境內,但卻不受緬甸政府的管轄,是個自治區。他們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卻祇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因與中國雲南居民通婚而會說華語。兩三年前眾頭領才討論決定以中文為其文字,遂找王季雄來協助他們辦學校,並答應讓王季雄自由傳福音,這便是八九年王季雄來波士頓時,在餐廳中想跟我分享的異象。上帝告訴我,「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徒二十二:4) 當時我坐在那兒,知道這是上帝回答了我,衪讓我看到一百萬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民,我俯伏在上來面前,說:「我從前風聞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伯四二:5)我願意順服你的差遣,求你繼續帶領我,掌管我。」 求兩個印證 從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聽完王季雄的異象分享,回到家便告訴慧淑:「妳說的沒錯,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可是下一步該怎麼做?」慧淑回答說:「先跟王季雄談談!」於是我打電話到李秀全牧師家,希望明天能跟王季雄談,可是排不出時間,祇安排我們夫婦送他到機場,在車上談。 在車上我與王季雄分享這幾的經歷,這才得知從一九八六年與他在泰北同工後一直到我順服的這一天,王季雄一直認定我是上帝要差來幫助他的人,他每天不間斷地為我到泰北宣道之事禱告,難怪我連作夢都夢到泰北! 送王季雄上飛機後,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我告訴他由於事關重大,我向上帝求五個印證。其中我認為最不可能的兩件是:得到我母親和岳父母的祝福,以及有機會親自到佤邦自治區去觀察一番。 媽媽的祝福 因父親已過世,我又是獨子,加上母親身體不好,一年送急診十多次。八八年已是如此,近幾年心臟病又加重,我根本不可能將她帶去緬甸山區那滿是瘧蚊又沒東西吃的地方去受苦。因此我向上帝求讓我母親及我岳父母都能全力支持我們。 我寫信給王季雄時是九二年十一月,聖誕節快到時,我想是時候了。有天晚上吃飯時,我數度欲語還休,突然心生一計,便將我寫給王季雄的信函副本拿給母親看,上面提到我決定去泰北的事及求五個印證的始末。 媽媽看完後神色如常,把信折起來,交還給我,也沒講話。不料,兩天後我母親突然說了一句:「我想你今天做這個決定,是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我怔了一下:「什麼禱告?!」 原來那年年初我曾在台語教會傳講了一篇有關宣教異象的信息,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希望能將宣教異象帶入台語教會,結果卻毫無回應,讓我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然而今日我發現上帝實在是聽禱告的神,衪用那篇講道改變了我母親。 媽說:「你那篇道,我聽了十分感動,回家以後一直到凌晨都睡不著,祇有起身向上帝禱告:『主啊!我一輩子沒有教過我兒子全時間事奉,不料他卻對上帝的事工如此熱心。主啊!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你還要他嗎?如果你還要他,那麼這個兒子是你的!』」 我母親說:「這是我開的支票,上帝現在要兌現了。」 岳父母的祝福 真奇妙,當夜十一點多,家中電話突然響起。慧淑跟我一樣,不敢告訴她父母親,便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已四十多歲,再不出來服事主恐怕沒機會了。這一夜,在電話上,岳父母分別跟慧淑說話,關心我們倆在那兒的生活,最後岳父說:「去吧!帶著父母親的祝福去吧!」 這不是上帝誰能辦到!感謝主,最難的印證已過了一關。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難關。慧淑還沒去過泰北,而新的泰北工場--佤邦自治區,我自已也沒有見過。 我向上帝禱告說:「在一年內我要帶慧淑到我們即將事奉的工場看一看,如果在那時你對我們的感動沒有改變,主啊!我們一定順服。」 霉飯配辣椒 九三年九月泰北雨季時,我們來到泰緬邊境的佤邦自治區,這是當地氣候最糟、蚊子最多的季節。 本來預算停留九天,結果才去了兩天,我們就決定不來這兒事奉。 第一天是在王季雄新創辦的頗具雛形的「興邦學校」吃飯。小的學生十人一桌,大一點的學生八人一桌,老師是貴賓,六人一桌。 菜一端上來,是一盤高麗菜炒辣椒,味道非常鹹,加上一大鍋湯,湯裡沒什麼料,就這樣子十個、八個人吃。 雨天下來,菜色不是高麗菜便是茄子,再不就是南瓜;湯則是油菜湯或佛手瓜湯,要不然便是冬瓜湯,唯一的好處是白飯隨你吃。 但所謂「白飯」,卻沒有一粒米是完整的,全是別人不要的碎碴碴。第一頓反我竟可從碗中挑出十一隻小甲蟲,我太太則在一旁發出咬石頭的聲音,因為飯中有很多與米粒一模一樣的小白石頭,而且又有一股很難聞的蟑螂屎的味道,我加一大團辣椒,整碗紅通通地嚥下肚去,而慧淑是不吃辣的,要吃下這碗飯可就難上加難啦!據王季雄說,學校的伙食,已遠遠超出一般佤邦人民的平均水準,對孩子們而言,簡直是天堂了!所以小孩來了以後都很怕被送回家,不管年齡多小。 據悉,到九四年,這些從五、六歲到十幾歲的學生已達四百多個,全是離鄉背井。有人從阰部步行了一、兩個月才來到學校,有些身體較差的就病死在路上。成績優異都,四、五月間由王季雄帶隊返鄉探望家人一、兩天,其餘就留校勞動。 至於氣候,溫度約華氏一百度左右,每天下大雨,雨點大又沒風,一下就下兩、三個鐘頭,校園頓時積水成河。 蚊子極多,我們塗了防蚊藥膏,又配戴聲波驅蚊器,又點蚊香,如此三管齊下,慧淑的腳仍被叮了約一百個包。那蚊子十分厲害,咬人時無聲無息,讓人防不勝防,而這些蚊子都是會傳染瘧疾的。 第三天晚上,我與慧淑討論,決定還是不要到泰北來傳福音了,如此辛苦,怎生了得! 準備打退堂鼓 因為這回只是來觀察的,並未被安排太多工作,剛巧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短宣隊來了,我便與他們配搭事奉。 第四天慧淑突然病倒了,送到短宣隊的醫生那兒診治,居然說沒病,可是她卻頭昏、嘔吐、無法進食,後來診斷為「水土不服」。這病不是短時間能好的,至少也要休養兩、三個月,所以她祇好躺在宿舍不能動了。 第八天我們要去山上作醫療傳道,慧淑生病無法同行,我便對她說:「今天是第八天,我跟他們上山,今晚在山上過夜,明天下山後我們提了行李就走,再也不要回來了。」慧淑說:「好!」 那張痛苦的小臉 通往山上的途中,會經過一個醫療站,前兩天學校送了一個發高燒的學生去休息,我們打算先到醫療站看看那個學生,然後再到山上去醫治其他的人。這是由於學校人手不足,一有病患,只好送到一間茅屋,讓他「自求多福」,也免得傳染別人。 不料短宣隊的醫生一看,說這孩子若不趕快送到文明地區去急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死定了。問題是,我們若要上山就不能下山,但若上了山,這小孩便死定了。若送這小孩下山,則我們預做的山上那三百多個病人又怎麼辦?頓時我感到人的軟弱無能。 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還是將這小孩先送下山,正當他們要將他搬上車時,我看到孩子痛苦的臉,立刻又想到兩天前有個人誤踩地雷送醫療站,醫生立該將他的腿鋸掉包紮好,至今沒人再提那個斷腳的人,彷彿那種事已是家常便飯。 我心中十分地不平,又想起兩天前那張痛苦的臉,不禁跟上帝抱怨起來了--「神啊?世界上所有的生靈,不論是君王或乞丐,在?面前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為甚麼在生存條件上卻有如此不同的差別待遇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此時突然有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這樣,我還能差遣誰呢?」聽到那句話,我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想到,當我看到此地環境這麼惡?便想打退堂朝,是何等自私與可憐! 於是我立即回答:「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頓時彷彿有一股暖流從頭頂澆灌下來,直透全身,我所有的壓力立刻消失,內心充滿喜樂。 叫妳起來行走 那時正好有部卡車要回學校,我就搭便車回去。一到學校我立刻三步併兩步跑去找慧淑,想跟她說明這一切,並希望我們夫妻能在這兒同工。 她根本沒有預期我會忽然回來,而且又冒冒失失地告訴她我決定要在泰北作工。我原以為她會驚訝地詢問我為什麼,結果驚訝的卻是我!她居然很平靜地回答:「我知道!」 原來她在靜養時,向上帝禱告說:「主啊!如果從八六八年感動一哲到如今的那個感動是出於你,求你醫治我的病,讓我立即起來參與服事,請用事實來告訴我,你要我在這裡服事。」 禱告完,慧淑也不知道上帝真的醫治了她。等她起來走路時才發覺她體力一直在恢復,甚至可以走泥巴路,因此她聽到我說的話,她就知道上帝要我們在佤邦服事。 請紀念我們 目前我們回到美國變賣產業、傳遞異象,並盼望我們在九五年六月間回到泰北服事,最晚不要拖到九五年年底。李秀全牧師則已早我一步,在九四年底自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離職,加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在泰北及其他東南亞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巡迴宣教工作。在這期間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到神學院作半年到一年的進修,請讀者們為我們迫切代禱。

楊遠薰 我的三十一歲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響應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活動 我的三十一歲是美好的,因為在思想與認同上,我走出了鬱鬱的叢林,覓尋到自己的天空;在生活領域裡,我擁有一個丈夫、一對兒女、一棟洋房和兩部車子,覺得很滿足。 然而在這之前的一年,我經歷了陳文成命案的震撼與白色校園恐怖的困擾,內心十分紛亂。 我的丈夫阿加與陳文成同齡,在經歷上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1981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阿加拿到博士學位四年,在美國的一所州立大學執教。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正計劃帶她回台探親。 七月初,陳文成的命案驟然發生,在台北的公公婆婆立刻打電話來,勸我們取消台灣行。他們說,國民黨在美國各大學的特務向來猖狂;阿加年紀輕輕即當上大學教授,容易招忌,況且他胸無城府,講話不避嫌,恐怕上了黑名單,都還不自覺。 我誠為陳文成的事件難過,卻也覺得公公婆婆的操心有點過度。但為不拂逆他們的好意,我們修改計劃,由我單獨帶著小女兒在秋季回台灣。 那年十月,出國四年半、首度返抵國門的我在踏進桃園國際機場的剎那,真是無比雀躍。但很快地,疑慮便取代了喜悅。 我遞上護照後不久,關務員即大聲要我站到黃線後面去。那時尚無電腦,我瞥見玻璃窗內的辦事員翻閱一本很大的名冊 ,然後看看我的護照,又望望我,又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抱著小女兒靜靜地候立。 在等待中,我有點疑惑,卻又自忖「成分」不錯,應無問題。我畢業政大,高考及格,出國前是中央級的公務員,出國後不參加政治活動,近年更在家事、尿布與奶瓶間打轉,心想黑名單怎麼輪,也輪不上我。 總算,辦事員揮手要我上前,盤問一陣我在台的戶籍與地址後,便放了行。但接下來的行李檢查也很詭異。我的衣物一件件地被翻攪,連嬰兒的紙尿布都一片片地被拆開再折回,好似裡面暗藏海洛因。我心覺有異,卻不便說什麼。 待出了關,家人蜂擁而上,頭一句話便埋怨道:「怎麼這麼慢?跟妳同機的人早都出來了!」 我決定讓久別重逢的喜悅沖淡心中的疑慮,便和家人嘻哈地歡笑。當晚在台北家裡,一夥人聊至半夜方就寢。隔晨,遲醒的我才起床,母親便跨進房。 她把房門帶上,正色地問:「告訴我,妳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沒有啊。」我睡眼惺忪,滿臉茫然地回答。 「今天一大早,管區警察就找上門。」媽媽說。 「真的?」我的一顆心迸地往下沉。 「他說:『楊太太,妳的女兒是不是從美國回來了?』,我心裡詫異他怎麼如此消息靈通,卻不動聲色地回答:『是啊,她還在睡覺。你找她有事?要我叫她起來嗎?』」 「他怎麼說?」 「他說:『不用,不用,我只是過來打個招呼,明後天再來。』說著,便走了。奇怪,他怎麼知道妳回來?是不是所有國外回來的都受到這樣的查詢?」 「我也不知道。」我愣愣地回答,心裡很不舒服,繼而想著:「難到真如公公婆婆所言,被校園特務密報了?」 當天晚上,爸媽請公公婆婆與家人一起到外面餐館用餐,禮遇親家, 也為我洗塵。 我公公那年正好應邀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住在老爺飯店裡的一間套房;那天餐前特地與婆婆拎著糕餅,先到我家拜訪。 兩家的親家與親家姆互相寒暄一陣、又逗了小孫女後,便坐下來話家常。談著談著,竟談到了阿加與陳文成。 「你知道嗎?親家,」素不多言的公公說:「陳文成去世前三日,到中央研究院演講,我們還一起聊天、吃飯。」 「真的?」家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真的,」我婆婆搶著說:「他 (我公公) 那天下班回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所裡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無論身材、體型或講話的口氣,都很像阿加。他的名字叫陳文成。」 「喂,等等。」母親霍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陽台前,把所有朝外的落地玻璃門與窗戶全都關上,再踅回沙發坐下。我看在眼裡,覺得他們上一輩的人確實對政治具有高度敏感性。 「陳文成那天到所裡作學術演講。」公公說:「我在他講完之後,趨前和他握手,說他講得很好。他一看到我的名字,立刻說:『許教授,我沒上過您的課,但讀過您寫的書。』」 「我望著他那張方方的臉、聰明的眼神與壯壯的身材,覺得很像阿加,便問起他的年紀,沒想到竟與阿加同齡!我又問他打不打壘球?因為阿加很喜歡打壘球。他很爽朗地回答:『打啊,壘球是我最喜愛的一個運動。』真是巧合!我們就這麼聊著,還一起吃了飯。」公公說。 這時,客廳裡一片靜穆。 「三天後,我去參加一位晚輩的婚禮。」公公接著說下去:「筵席中,同桌的人談起當天發生的一起離奇命案,說有一位美國回來的年輕教授陳屍台大校園。我越聽越覺不對勁,就請他們把那人的名字寫在紙上給我看,結果竟是『陳文成』!我擱了筷子,覺得再也嚥不下任何一口飯菜,隨後便提早回家了。」 「親家,」父親神情凝重地問:「你覺得陳文成可能自殺嗎?」 「絕對不可能。」講話一向保守的公公以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在中央研究院時的神情相當自信、爽朗,還談未來的計劃。一個即將自殺的人,不可能是那樣子的。」 「那些國民黨的特務真沒良心!」婆婆這時恨恨地說:「他們為了每個月多拿一些錢,就不顧人家死活,按月報幾個名字上去。我們住美國大學城的人都曉得這情形,對某些有職業學生嫌疑的人也特別警覺。那些 做那種喪天害理的事的人以後不得好死。」 靜坐一旁聆聽的我這時才恍悟到為什麼公公婆婆在電話裡一再叮嚀:「阿加不要回來。」公公早年執教台大數學系二十年,歷經台大醫學院教授被捕的政治案件;爾後執教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多年,亦目睹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橫行,因此對學界的政治議題十分警覺。他與婆婆本能地想保護阿加,然在越洋電話中,恐遭竊聽,不敢講得太露骨。 我那次停留台灣的三個星期裡,警察一共造訪我家三次,每次都旁敲側擊地問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母親的解讀是警方在警告我,要我明白我的行蹤已被注意。我則認為警察待我還算客氣,判斷我可能僅上灰名單,不是黑名單,真正有問題的,應是阿加。 我靜靜地回想: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只參加「台灣同鄉會」,不參加「中國同學會」。二是每逢過年過節或暑假,我們常邀請台灣來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極可能其中有人密報阿加批評國民黨的言論。 我逐一過濾那些到過我家的學生臉孔,覺得有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十分可疑。他講話一向閃爍,也不怎麼與其他到我家的台灣學生融入,但每次都不請自來,也每次都到台灣同鄉會去。 此後,我每一想起校園特務的密報,心頭便如有一把火在燃燒,越想越憤怒。然在無法宣吐的情況下,又只得將怒火壓抑在心中。因此一回到美國的家,我便全盤向阿加傾訴。 他聽後氣得破口大罵,罵國民黨政府、罵校園特務、罵那坑人的制度。 我望著他那張漲紅的臉,不禁說道:「還好你沒回台灣,否則依你這個性,若被抓到警備總部,準會被打死。」 「他們若拷打我,我就讓他們打到死!」他滿臉不妥協地叫嚷著。 「嘿,你若成了陳文成,我豈不成了陳素貞?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說罷,我猛然打個寒顫,發覺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因為特務就在我們的身邊! 我忽然有放聲大哭的衝動。 那夜,子夜夢醒,我想起陳文成的遭遇,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三十一歲,多麼美好的年紀!在許多留學生還在唸研究所的階段,他已經拿博士學位、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執教,並且擁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與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該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那本是一趟歡天喜地的返鄉之旅,竟落得如此悲慘恐怖的下場,究竟是誰的錯? 我再也無法入眠,便起身披衣,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沉思。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在政治認同的理智與情感間拔河。初到美國的第一年,我一聽到人家謾罵國民黨,便覺十分刺耳,甚至難過。逐漸地,我發覺對方講的也有幾分道理,但要否定自己既定的想法,畢竟十分痛苦,於是我開始迴避會引起爭議的政治議題,也不參加相關的活動。 但接下來連續發生的美麗島大逮捕、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猶如一顆顆重量級的炸彈爆發,炸得我不得不正視事件的發展,並探討問題的所在。我越探討,越覺得從前被灌輸的許多觀念是扭曲的,甚至連時時掛在口裡的「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說法都值得懷疑。 那夜,我悲哀地想著:這是什麼世界,居然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定位,豈不太不可思議?那夜,我為自己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混淆而哭泣。 一進入十一月,北國的雪花紛飛,積雪越來越厚。我的心境亦如 寒冬,籠罩著一層蕭瑟。不知不覺地,我送走了苦悶的1981年,踏入我的即將三十一歲的新的一年。 正月底的一個早晨,雪後初晴,天空豁然開朗。我佇立窗前,仰望白雲舒展的晴空,難以想像幾小時前猶是風雪交加的夜晚。我把雙手放在腹部,撫摸腹裡的一個新的生命,感到一陣喜悅。我回過頭,望著頭髮繫著粉紅蝴蝶結的小女兒正快樂地在起居室裡玩積木,心底湧起一抹無名的感動。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我要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們的心裡沒有特務的陰影,也沒有國家認同的混亂。」 剎那間,我忽然覺得為什麼我要讓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著我?台灣海峽那邊的疆域叫中國,這邊的島嶼叫台灣。我來自台灣,生活在美國,我認同台灣,也認同美國,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讓我掙扎良久無法出脫? 就在那瞬間,我走出了古老的中國與龍的傳人的桎梏,擁抱了台灣與美國的天空,心情亦如大雪新霽般地開朗。 我隨後走進了美國的社會與台美人的社區。在美國公司工作多年後,我陸續寫下一系列海外台灣人的故事,也出版了兩本台美人的書,作為我對三十一歲時所作的認同的回饋。 回首前塵,我的三十一歲是我的新生,也是我躍向另一個嶄新人生的起點。(end) 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

賴淑遠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一步一腳印的精彩篇章 國泰銀行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 賴淑遠女士專訪 ◎本報記者/公孫樂 ◎圖 賴淑遠提供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副董事長賴淑遠,被洛杉磯商(業)報(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選為2015年洛縣(Los Angeles County) 13位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Most Influential Lender)之一。這份介紹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的專刊3月30日隨L. A. Business Journal一起發行。 賴淑遠為台灣台南上茄苳人,嘉義女中,台大畢業,現為國泰銀行商務發展/企業商貸部,主管商務發展的執行副總裁(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她曾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會長。賴淑遠在銀行界服務超過23年,曾是前萬通銀行資深副總裁。 賴淑遠 把鏡頭拉回到1958年,一位台灣鄉下的小女孩,赤著腳,不管是炎炎夏日腳下的沙石路有多燙、不管瑟瑟的冬天寒風把腳趾頭凍得紅腫疼痛,每天走半小時的路到小學上課。她就是賴淑遠,那時候她正值學齡,開始上學。 台南上茄苳是個農村,是八掌溪南部第一個村莊,火車不經過這裡,那時候,只有公路局普通車(直達車也不停)從省道經過。 賴淑遠小學念後壁小學,走路約需半個小時。當年沒鞋可穿,都是赤腳上學,鄉村路上都是沙石,夏天燙得要命,冬天則冷得腳趾頭都紅腫。一直到五年級時,媽媽買了一雙大號的塑膠鞋(媽媽說小孩長得快,要買大雙一點的),也有腳踏車可以騎,但是因為鞋子大,腳踏車又高,鞋子總會鬆脫下來,所以常常一路撿鞋子。 上中學時,賴淑遠必須走路15至20分鐘,從村裡走到省道,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嘉義火車站,然後再從火車站走20分鐘的路到嘉義女中上學。幸好後來有了一部腳踏車,寄放在車站附近同學的家裡,每天下了公路局車,先走五分鐘到同學家,騎腳踏車上學。就這樣初中和高中六年,賴淑遠在嘉義女中完成中學學業。 賴淑遠回憶說,那種草地所在,村裡的女孩子很少能夠念書的,通常女孩子六、七歲之後就要幫忙揀番薯、稻穀,切豬菜,養豬養雞、挑水等等,所以一般人都說女孩子不必念書。還好開西藥房的爸爸鼓勵六個兒女都去念書,所以在那個年代的鄉村裡能夠念書,是很幸運的事。當時賴淑遠的父親說,男孩女孩都念書去,但大學要念公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他負擔不起。 所以高中時,賴淑遠清晨四點鐘就起來念書,因為做惡夢都夢見考上淡江,但爸爸不讓她去念,因為私立大學太貴了。1970年,勤讀書的賴淑遠考上台大(第一志願台大商學系會計組),爸爸很高興,可是媽媽說,不是有一家學校念完以後當老師而且是免費的嗎?她指的是師大,還好爸爸跟母親說,台大更好呀。 其實賴淑遠一直夢想成為文學家,並曾發豪願要拿諾貝爾文學獎,高中選組的時候她想選讀乙組,以便考外文系或中文系。不過教她國文的老師說,念中文不好找頭路喔,而要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漫漫長路,不如選丁組,去念business的科系,以後就業比較容易。賴淑遠聽從老師的建議,改選丁組。就這樣,她這一生和 business 結下不解之緣。 賴淑遠談到她名字的一個小故事。她說當時父親要替她報戶口時,本來是取名「淑琬」,但阿公去填表時,因為「琬」台語發音和「遠」相同,他就填了「淑遠」,等父親發現,已經都登記好戶口了,於是「將錯就錯」就叫「賴淑遠」了。後來母親常開玩笑說,就因為取了「遠」為名,這個女兒就真的嫁得好遠好遠,到美國去了。 台大畢業(1974)後,賴淑遠先到宋作楠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兩年,1975年結婚後,夫婿賴聰域於1976年先行前來美國留學,賴淑遠當時已有了身孕。1978年賴淑遠也來美國深造,女兒則暫時留在台灣。 賴淑遠來到美國紐約Sunny Buffalo Sate University念MBA。當時只帶了四千元美金,學費就花去了一千九百多元,經濟非常拮据,只能和其他同樣窮苦的台灣留學生住在slum(貧民區),左鄰右舍都是窮人家的黑人住戶。念MBA時,賴淑遠生了第二胎,是個壯丁。有一天她下樓泡奶餵嬰兒,卻發現大門不見了,留在樓下的手提包被偷走了,她趕緊報警。警察告訴她說,這個地區治安太不好了,應該搬到好一點的地區才好,可是以當時留學生的情況,只能先求棲身,哪有能力住好一點的地方?當時她們住的是public housing,免水電費,房租也很便宜,所以不少台灣留學生也都住在那邊,不算孤單。 ▲賴聰域、賴淑遠夫婦和一對兒女合影。 賴淑遠念MBA時,也努力打工賺錢,除了當babysitter之外,還去餐館當waitress。有一天,廚師告訴她,希望她能一起合作開餐廳。賴淑遠說她是窮學生,哪有錢投資開餐廳?廚師告訴賴淑遠說不必出錢,他去買下餐廳,然後讓她拿去抵押貸款,再逐月還錢即可。結果賴淑遠就以一塊錢開了一家餐廳,而且還佔一半股權! 那位廚師不會英語,他說他觀察賴淑遠在餐館的工作表現,看到她英語流利、工作勤快、待人親切,所以他想,賴淑遠當餐廳經理,由她主理外場,他自己主理廚房料理,應是理想的搭檔。賴淑遠當時MBA剛念完,還沒取得working permit,卻又急需有收入,也就答應合作。 經營餐廳那一年,有一天,一位來吃飯的女士問賴淑遠,知不知道她是誰?原來她是一位有名的食評家,負責水牛城當地報紙的美食專欄。結果第二天報紙就登出圖文並茂的食評,盛讚餐廳服務好、餐點美味可口。 消息見報之後,不得了,連續幾個禮拜食客都大排長龍,堂食、外賣應接不暇,差點把賴淑遠累垮。 餐廳開了一年,因為夫婿賴聰域轉往耶魯大學攻博士學位(賴聰域是台大數學系畢業,來美原本在羅徹斯特大學念經濟,後來到耶魯攻讀投資、財務的博士學位),他們把餐廳賣了,賴淑遠終於也把已經四歲的女兒接來團聚。 賴淑遠回憶,當年經濟困窘,哪有錢回台灣探親看女兒,就連念MBA第二年的學費也張羅不出來,還好Sunny Buffalo 有financial...

楊信 白手起家的故事

這是一個典型勵志、白手起家的故事。 彰化埔心鄉下的窮孩子楊信(Jackson Yang),從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木珠坐墊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小小的垃圾桶更讓事業到顛峰。簡單不過的家庭日常用品奠定了事業版圖,楊信卻依然保有台灣農村孩子的純真和羞澀,對自己被稱為「台商創業楷模」,楊信搔搔頭,露出害羞、靦腆笑容說,其實是「小兵立大功」。 只要努力 美國錢淹膝蓋 「人家說『台灣錢淹腳目』,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錢,才是真的淹腳目,市場潛力無窮大,只要努力,到處是機會,淹到膝蓋都有可能。」 站在托倫斯(Torrance)市面積16萬呎的「Seville Classics」倉庫裡,看著起重機來回穿梭的楊信,認為自己從1986年至今將近20年的「美國經驗」,是「事業第二春」。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是為了子女教育舉家遷移,想辦身分而成立公司,現在已經成為橫跨美、亞、歐三洲的集團,包括副總統呂秀蓮、星雲法師、前駐美代表程建人等台灣首長都曾經到Seville Classics參訪。 對楊信來說,到美國的發展是「無心插柳」。「1984年暑假,我和太太帶著孩子到美國渡假,沒想到孩子們對美國印象大好,覺得這裡簡直是天堂,就不想回台灣了。」楊信和太太柯巧玲,因為不想讓孩子承受台灣升學壓力,決定由柯巧玲先帶著5個孩子赴美,楊信則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內(人)在美(國)」,過了兩年空中飛人的生活,1986年到美國來和家人會合。 兩個小兵立大功  當時在台灣以經營國際貿易闖出一番天地的楊信到美國來,因為環境和台灣完全不同,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後來覺得買東西進美國,賣給當地市場的貿易應該蠻有作為,決定拿台灣做貿易的經驗,試著在美國創業。「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應該賣什麼呢?」楊信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週末到跳蚤市場擺地攤了解美國市場及消費者口味,每一、兩個月到台灣、中國挑東西進美國賣,東試試,西嘗嘗,時機終於來臨。 楊信說,有一次回台灣,他發現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座位上都有一個木珠坐墊,忽然靈光一現!「我想,美國什麼沒有,就是車多,但是卻沒有類似的產品,應該很不錯!」念頭一起,楊信心一橫,買了2,000個木珠坐墊,付了10,000元美金,帶回美國交給負責業務的老美,卻被澆了一頭冷水。 「老美業務跟我說,楊先生,這是你們老中的東西啦,美國人不愛的!我就想,那不行呀,我東西都買了,怎麼辦?」不信邪的楊信決定再出去擺地攤,並以自己作為「真人實證」,以「涼爽」、「按摩」為兩大功用推銷,「沒想到一個周末下來,竟然賣得很好,一天幾十條沒問題,原本5塊美金成本的坐墊,我可以叫價到15美元!」楊信後來跟老美業務說起大賣的情形,「他也很驚訝,就說,好吧,那我去試試看。」 楊信把坐墊取了個「舒適珠」(Comfortbeads)的名字,設計精美硬紙盒作包裝,貼上舒適珠擺在車墊上的圖片,寫明功能,定價12.99美元。老美業務也爭取到東岸一家20間連鎖居家生活用品店「上架兩星期」的試用期。 「東西送出去之後,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在美國的第一次出擊能成功。」上架一個星期之後,楊信就接到客戶的電話,希望能夠立刻補貨,並且訂下長期訂單,「因為賣得太好了,連他們都覺得意外。」楊信放下電話,立刻買了張到中國的機票,尋找合作工廠。 這個「舒適珠」,三年內在全美國賣了1,000萬條,讓楊信賺進到美國後的第一筆錢,奠定事業基礎。 1997年,楊信在日本一家頂級日用品百貨店見到荷蘭公司出產的腳踏板不銹鋼垃圾桶,將他的事業推向高峰。 垃圾桶,大部分人覺得基本、簡單到再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楊信眼裡卻是無窮的希望。他將歐洲生產的頂級、昂貴不銹鋼垃圾桶拿到台灣生產,降低成本;將原本是大師級的設計品普及到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的價格範圍,打入美國市場;加上大兒子發揚光大,將垃圾桶當藝術品包裝,設計成各種不同的造型,配合近年來興起的極簡時尚風,短短4年間年營業額達到一年5,000萬美元。 現在,Seville已經是美國不銹鋼垃圾桶的領導品牌,也是多家大型連鎖賣場的上游廠商,包括好市多(Costco)、標的百貨(Target)、Bed Bath & Beyond、山姆俱樂部(Sam’ s Club)、沃爾瑪(Walmart)都是主要買家。 楊信透露,美國家庭裡的不銹鋼垃圾桶,有80%以上,都是從這裡出去的,桶子上都有「Seville」的招牌。 從不銹鋼垃圾桶延伸,楊信看好金屬展示架市場,全力衝刺,成為這幾年的發展主力。他說,這個每層可以承受300磅的金屬架簡單組裝、堅固耐用,無論是家庭、學校、辦公室,處處都用得上,「民生必需品,或許聽起來不太起眼,卻可以像滑水的鴨子,慢慢游,遠遠游。」 目前,金屬展示架每個星期要進30個貨櫃,銷售量每個月都還在增加,市場佔有率,大約是全美的50%。 不計成本 根留台灣 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經由電視新聞的畫面,人在洛杉磯的楊信感同身受,決定為自己的故鄉做些事。不在乎要多花5-10%的成本,楊信將在中國的不銹鋼垃圾桶生產線移回台灣,響應政府「根留台灣」,2002年5月開始實施的「006688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擴大案」之後,在彰濱工業區、台南工業區都設有工廠,「我們現在所有的不銹鋼垃圾桶都是從台灣坐船來的,一個星期大約有100個貨櫃,百分百的『made in Taiwan』。」 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家庭的財力支持,楊信從一個得吃地瓜便當、赤腳趴趴走的鄉下小孩,成為今天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老闆。 1944年出生在彰化埔心鄉下的楊信,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那時候真的窮得不得了,故事講起來,家裡小孩都不相信,覺得我在編故事。」 楊信說,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物資缺乏的年代,農村裡的情況更糟糕,窮到連唸書的錢都沒有,每學期開學前,他就見母親到處借錢,讓小孩交學費,等一年兩季的稻米收割,留下一點點白米,其他的全都拿去賣錢,才能還清借款。「所以,雖然家裡種田,每次中午吃便當,卻是我最難為情的時候,別人打開盒蓋是白米,我的便當裡卻都是地瓜。」 父親在49歲過世時,楊信還是個孩子,靠著母親種田,將兄弟姐妹拉拔長大。回憶起父親過世,楊信仍滿是惆悵。他說,那時候太窮了,連醫生都請不起,所以也不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因,只記得父親在臨終前,小楊信曾經跑去問爸爸想要吃什麼,大楊信眼眶濕濕地說,「我父親告訴我,『好想吃蘋果』。」 初中畢業後,楊信想要趕快減輕母親的負擔,高中唸了一學期,就跑到台北和同鄉學起「作生意」。「我從一人小公司開始,租了個只有三、四張榻榻米大的辦公室,沒有電話,只有一張桌子。」楊信以國際貿易為目標,搭上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潮流,直到42歲時移民美國。 跨足金融界 分享秘笈 國際貿易起家的楊信,近來也逐漸跨足到不同領域。11月中在南加州羅蘭崗開幕的「大通銀行」,是楊信進軍金融界的第一步。被推舉為董事長的楊信說,其實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幫助更多年輕人。 「看見最近幾年華資銀行紛紛被大集團併購,實在是蠻可惜的,從銀行出發,我覺得是個對社區很好的回饋。」 他認為,在金融往來的過程中,可以和企業界的年輕華裔接觸,除了可以優惠的貸款幫助這些有心創業的小夥子,也可以將我們滿身的『武林秘笈』傳授給他們,讓台美人可以在美國新大陸,真正落地生根,實現美國夢。」 楊信的「兩個夢想」 楊信說,他現在有兩個夢想,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回饋南加社區。 第一代台灣移民在兒女逐漸成家立業之後,也漸漸進入退休年紀,楊信希望建一個全方位的銀髮族社區,從生活各個面向及專業的醫療照護,可以串串門子、結伴旅遊,一起以愉快的心情,享受生活。 另外,受了吳尊賢的《人生七十》、《人生八十》兩本書的影響,楊信覺得能夠留給子孫的智慧和人生體驗,遠比有形的金錢珍貴,所以他計畫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協會」,協助有意在美國創業的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並且收集在美國起家的台灣移民的成功故事,集結成冊,成為無價的紀錄,讓後代子子孫孫,都可以記得好久以前,爺爺奶奶們到美國來的點滴。(朱乙真)

蔡清枝

2000年3月,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子」之姿,創下政黨輪替的歷史,台灣本土政權出頭天。 這個振奮台灣民眾的消息成為街坊鄰居最感興趣的話題─台灣人有自己的總統了!阿扁當總統了! 因為全省走透透助選而體力透支,卻同時因為阿扁當選而陷入亢奮情緒中的蔡清枝在勝選後回到洛杉磯,站在橙縣新港(Newport)先生的墓園前,告訴沒能親身體驗民主成果的先生,「台灣已經推翻國民黨的專制了!台灣人當總統啦!」 隨著海風吹拂,去世7年的先生,好像在風中對她微笑著,和蔡清枝一起見證這段屬於台灣的重要歷史。 台中女孩 為愛走天涯 蔡清枝,台中大甲人,在高雄長大,國小六年級全家搬遷到台北。實踐大學2年級時,蔡清枝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唸電機系的蔡維清,兩個人談起「60年代」的戀愛,直到蔡維清申請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同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4個月後,蔡維清連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都還沒考完,蔡清枝也收拾行囊奔赴美國,兩人在1965年公證結婚,蔡清枝成為「蔡太太」。 當時只有23、24歲的蔡清枝回憶,幅員廣闊的聖路易斯幾乎是德裔白人的天下,她和先生在中式餐廳裡簡單擺酒,請學校裡的華人留學生分享他們的喜悅,「全部都請來了,也才7、8個,加上我們兩個,連一桌都坐不滿。」 1965年後,華盛頓大學台籍留學生逐漸增加,包括吳聖騏、吳澧培與吳澧培的妹婿丁博均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就像在國外的兄弟姐妹般互相照顧。 除了在週末打壘球、橋牌,享受留學生活外,他們也發現,從前在台灣接受到的訊息,都是經過「加工再造」的二手消息,或是根本被封鎖,事實不得而知,「我們開始去探求真相、打抱不平,儘管當時身邊都是國民黨派來的spy(間諜),利用各種方法想知道我們在幹嘛,向黨中央打小報告,可是我們沒有人有一點點害怕。」 這個「小型同鄉會」漸漸在蔡清枝心中埋下台灣本土意識的種子。 波士頓 本土意識萌芽 每個人總有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在血液中竄流,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像是蔡清枝的正義感。 1970年,蔡清枝和蔡維清搬到台籍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波士頓,開始加入當地台灣同鄉會。她笑著說,小夫妻倆總是把超級市場的牛皮紙袋剪兩個眼睛,套在頭上參加東岸各大城市聲援台灣黨外運動的遊行,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都留下足跡。 沒多久,總部設在紐約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到波士頓邀請蔡維清、蔡清枝成為台獨聯盟祕密盟員,「他(張燦鍙)來了好多次,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 秘密盟員當然有「任務」,包括定期開會、討論台灣獨立之路、幫助聯盟在美國主流推廣台獨思想,「還要自己掏腰包支持聯盟。」 這個「秘密」到連蔡維清、蔡清枝的朋友、家人都無所悉的身分終究逃不過佈滿的國民黨spy眼線。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蔡清枝和蔡維清原本計畫1984年一起回台灣領養小孩,「去簽證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蔡維清已經成為黑名單的一員,根本回不去,我只好自己回去把兒子帶來。」 蔡清枝表示,也許是在雙十年華便移居美國,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感染,讓她在回顧台灣極權、高壓統治時,血液裡「天生有的基因」不斷告訴她要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本土,這些人生來就應該享受的天賦人權,「就是一骨子的正義感吧。」 為先生完成心願 蔡清枝和先生、兒子一家3口在1984年舉家遷移到加州濱海的地中海風城市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原本以為可以在度假勝地開始享受人生之際,蔡維清1992年竟然罹患癌症,隔年便撒手人寰。 先生過世後,蔡清枝和兒子南遷到南加州,在兒子到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唸大學後,蔡清枝繼續澆灌心中的「台灣本土種子」,前後加入聖東台灣同鄉會、FAPA洛杉磯分會、阿扁之友會、民進黨美西黨部等,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為了讓海外鄉親可以獲得台灣的第一手正確訊息,她也在2004年加入《美洲台灣日報》董事會。 從2000年開始,蔡清枝為台灣本土政權爭取代表權不遺餘力,「只要台灣有選舉,我一定回去助選,從南到北走透透,希望將在美國40年感受到自由、民主,傳達給台灣選民,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可以改變台灣的命運。」 身材嬌小,保持得十分勻稱的蔡清枝透露,其實每次回台灣助選都「超累、超辛苦」,尤其是下雨跑街,更是體力、耐力的挑戰,「但是不管再累,當我想到台灣這塊這麼美麗的地方,就覺得自己做的心甘情願,因為我要台灣越來越好,台灣人可以驕傲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大聲說,台灣最棒!」 沒有一路走來的先生陪伴在旁,蔡清枝確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她說,先生似乎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路,追求台灣本土的每一個過程,看著台灣成長茁壯。 文/記者朱乙真

傅舟山

「我的名字『舟山』不是因為詩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典故,而是因為爸爸懷念他的家鄉『舟山群島』」傅舟山父親傅登賢是中國浙江人,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就先到台灣,創辦台北知名的「敘香園」餐廳、經商40年,而母親施秀蝙則為道地的台灣南投人,年輕時候到台北做事,與傅登賢相識、共組家庭。 「我並不是小留學生,我們全家在1990年移民美國時,我已經23歲了」,在台灣畢業於東南工專機械科的傅舟山隨家人剛到美國時,全家先到北加州矽谷落腳、掌管家族旅館事業,然後才搬到洛杉磯定居。 「為了打入美國社會,我選擇轉行從商,首先到離家近的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主修財務、拿到專業文憑」,於1996年大學畢業的傅舟山,隔年就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跟前輩們學習,也讓年紀輕輕的傅舟山擁有很長時間的社團經驗。 2000年,為培養下一代台美人、預防商會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當時的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李木通有遠見地成立「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而已有幾年商會經驗的傅舟山則受邀出任青商部顧問,開始從「學習者」變成「主導者」,也奠定日後成為歷任「最年輕會長」的契機。 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 「在台灣時,爸媽都認為『經商在家裡學就好』,所以期望我在求學時代選擇較實用的機械工程學科」,與一般受保護的台灣學生不同,認為「學生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追求「實用取向」的傅舟山在專二、17歲那年開始在華國飯店打工,之後也在自家餐廳「敘香園」實習、長達2年半。 到美國後,傅舟山在就讀大學期間也跟其他同學一樣選擇「半工半讀」,一方面減少家中負擔,另一方面也從學生時代開始累積、培養社會經驗。「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了」,傅舟山在大學數年間,連續通過房地產、保險,以及證券等3種執照考試,奠定日後從商的基礎。 剛開始移民美國,傅家就像一般剛移民的華裔家庭,本來想從事餐飲業,但因傅舟山深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專業最重要」,他自己也喜歡金融商業領域,旋即放棄家族熟悉的餐飲、旅館事業,選擇從事有興趣、有發展性的金融與房地產。 曾在投資銀行做事、協助銀行上市的傅舟山,擁有金融、房地產、證券等8張相關執照,並於2001年任職「總公司在紐約華爾街、分公司在洛杉磯」的投顧公司,經常往返兩地;其後,因科技股出現泡沫化,傅舟山轉任財務諮詢顧問,現則為美國統一證券公司資深副總裁。 台灣是我的根 「我不是台美人第2代,而是台美人第1.5代」,認為自己觀念很「台灣」、保有華人傳統思想,像是做事負責、認真、能吃苦,又因在美國再度接受高等教育,與美國人士溝通無礙、容易與之共事的傅舟山表示,因他吸收上代經驗、瞭解上代想法,不但可以免除台灣社團「青黃不接」的窘境,也可勝任上代、第2代台美人的溝通橋樑。 「我是家中的獨子,理應照顧爸媽,三代同堂也是傳統台美人的特色之一」,現居核桃市的傅舟山認為,「這就是華人優良的傳統孝道」;而強調「台灣是我的根」,傅舟山指出,除二姐隨姊夫在中國經商外,其餘兩個姊姊都住在附近,每逢週末就像一般台灣家庭一樣舉行家庭聚會,現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的大姊夫李樹人也經常出席,一家三代和樂融融。 在愛情長跑7年後,傅舟山與在台灣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再回美國就業的太太朱菲菲結婚,婚後5年;而婚前從事教職的朱菲菲,現在仍是阿罕布拉市學區小學的全科教師。 2007年,傅舟山千金Tiffany出生,由對「姓名學」研究頗專精的洛杉磯台美商會前會長、現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詹凱臣取名為「傅玉安」。 「我只期望,女兒能作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儘管傅舟山私下曾期望女兒日後成為「收入極高的專業人才」,但仍是個想讓女兒隨興趣自由發展的開明爸爸,「唯一要求的是,女兒要能學好自己家族的母語」,因此,傅家人在家中都說華語,但來自中國浙江的爺爺負責「上海話教學」、會說福佬話的奶奶則負責「台語會話」。 對台灣經濟深具信心 以往每年都會返台探親、觀光的傅舟山,這兩年因女兒出生減少返台次數,但根據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有值得投資的金融公司,「雖然經濟與政府政策有關,但大環境的變化更是重要」,像是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可以說是比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化還嚴重」;而在大環境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一向靈活的台商也會隨著政策變化作適當調整,比如大陸台商已經開始轉移到越南投資。 1997年、29歲那年加入商會,歷經2000年副財務長、2001年副秘書長、2003年與2004年分別擔任當時會長詹凱臣、楊信的秘書長、2005年至2007年接下副會長,以及2006年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跟隨當時的總會長楊信、秘書長詹凱臣身邊學習,現在也擔任總商會北美諮詢委員的傅舟山強調,「我是跟商會一起成長的」,他很感激商會給予年輕人學習的機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不是聯誼會,而是真正能學習的非營利組織」,在「世代交替」理念下接任新會長的傅舟山,期許商會能走入新紀元,包括「加強商會基礎」,舉辦各式講座、參加北美與世界總會活動;「與主流接軌、融入主流」,參與聖蓋博商會、羅斯密商會等加州商會、提昇互動、獲得最應得及最全面的福利;「提昇會員福利」、與會員簽訂互惠合作計劃,以及鼓勵下代台美人參與商會會務等,尤其希望成立數年的青商部能蓬勃發展,以期達到商會「永續經營」的目標。 「人在外地,不需把黨派分得那麼清楚,反而會造成分裂;比如海外的猶太人選擇善用團體力量、善用民族優勢,就能增加影響力」,傅舟山認為,團結將會產生更大力量、影響當地社會,也將為台灣族裔帶來福利;因此,對於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商會一定會支持政府,不管藍、綠」,傅舟山強調,「最重要的是告訴下代子弟『你是台灣人』」。 保有華裔傳統、融合美國文化,身為「台美人第1.5代」,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的傅舟山將持續致力成為「最佳橋樑」,讓台商、台灣之名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文/ 陳美伶

廖國仲 紐約針織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廖國仲隻身到紐約法拉盛,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那時的法拉盛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來往的行人中,幾乎看不到黑人,也聽不到中國話,倒有一些日本人住在那裡,他的朋友打算在那裡開家日本食品店,這是他到美國謀生的第一站。 數年後,沒有資金與背景的廖國仲,憑著毅力與機緣,居然在紐約闖出名堂,變成一個成功的針織企業家。他曾在法拉盛擁有一片相當規模的針織廠,在曼哈坦擁有高級的陳列室,聘用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和行銷經理,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自己品牌「Wellmore」的廣告,同時在紐約Saks Fifth Avenue銷售名貴的針織衣服。 回首來時路,他說,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他曾經是個樂天知命的鄉下小學老師,因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黯然到台北求發展,基於天生的正義感,關懷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監禁的彭明敏教授,因緣際會,結識幾個朋友,牽引他到法拉盛來。 一步一腳印,奮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實,他說,「美國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做生意只要貨品好,交貨準時就做得成,個性不善周旋也行得通。」也許因為這樣的環境,做了三十多年生意,廖國仲仍然保有台灣農家子弟務實、爽朗、不計較與不宣揚的個性,紐約的同鄉提起他,都讚揚他長期大力支助台灣人運動卻始終不願為人知的作風,他們特訂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詩句贈予他。他的故事是一個刻苦奮鬥的台灣人在美國創業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則說明了台灣人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因。 鄉間的小學教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雲林縣西螺鎮人,家裡務農,自小喜歡繪畫,台南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崙背鄉崙背國校當美術老師。他年輕熱情有創意,任教期間,經常帶著學生們畫圖、演戲、舉辦各種活動,在地方很受歡迎,因此即使後來離開當地二、三十年,都還有很多學生和家長懷念那個活潑熱情的廖清讚老師。 他自己說,他在鄉下教書很快樂,在崙背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成親,當時並沒有想要到台北求發展,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竟因心臟病驟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只好黯然離開傷心的地方,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於是改名為廖國仲,希望就此否極泰來。 他後來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接著生兒育女,又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兼課,此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為了籌措旅費,曾經創下同時在五個地方兼職的紀錄,但是即使日子過得再忙,他都不會忘記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1964年,素被國民黨政府器重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刑,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國仲因為常和西螺的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由於程萬行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因而知悉彭教授的狀況。他對彭明敏的骨氣與膽識,深感佩服,也認為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該讓彭先生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在警探盤問監視下,到彭宅向彭明敏致敬。三十年後,彭明敏亦提起,當年在眾親友視政治犯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素昧平生而且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不畏被牽連,三番兩次去看他,令他無限感動。 繫上圍裙殺生魚 廖國仲到紐約後,先在曼哈坦小停幾個月,然後到法拉盛闖天下。那時,有對老夫婦在法蘭克林街開了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店,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這幾個人算是當年在法拉盛的台灣人拓荒者,黃石定也曾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當時,他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圍裙一繫,就開始殺生魚,切「殺西米」,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在美國取得居留權,也接妻兒來美。苑里籍的廖太太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功夫又細,到法拉盛不久,就到當時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夫妻倆胼手胝足,期盼在新大陸裡拓出一片天。這時,台灣有個朋友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年幼,上工不便,覺得如能在家自己做,就能照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出去碰運氣。 廖國仲在成衣界裡毫無人脈,只好打開電話簿,一家家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立刻帶著樣品去,幾次面談後,發現這種價碼高不高低不低的成衣很難找到市場,於是有人勸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高級女裝的市場大門在哪裡? 經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心想紐約是美國的時裝中心,最流行的時裝學校、時裝設計師和時裝雜誌都在這裡,街頭成衣製造廠和高級名品店林立,但願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的洋裝在我們店裡賣得很好,不知你們是否能織出同樣款式的針織衣服來?」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廖太太對著衣服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什麼花樣該織多少行,何處該收,何處該放。她費了一番功夫,用心織出兩件一模一樣的針織洋裝來。廖國仲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出奇地好。 僅僅兩種款式,訂單源源不斷。這兩種款式的針織女裝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大筆財路,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購買機器,聘請三、四十名員工,在自家的地下室織造,廖太太教授織法,並且負責品質管制。她說,他們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很高,他們曾經嘗試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他們也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到美國,在家閒著,就到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即熟能生巧。本著「貨品好,交貨準時」的兩大原則,廖國仲的針織事業越做越順當。 熨衣到天亮 他說起一件往事,道出一個移民者創業的辛勞。他說,從前他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婚到美國,一直和他保持聯絡,他在「大道」工作時,學生特地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感慨說:「廖老師在美國好辛苦,整天在殺魚!」後來廖國仲開了針織廠,略有規模,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主人立刻趕到地下室熨衣服,因為隔天要交貨,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那夜,廖國仲一直熨衣到天亮,隔晨,客人起床後,發現老師前晚為了陪他們,竟徹夜趕工,才知道創業真不是「辛苦」兩個字所能形容。 廖家和五十七街的服飾店合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衣服的款式也逐漸增多,後來同行看了眼紅,開始以較低的價格銷售類似的成品,廖國仲因此覺得有另拓市場的必要。他到「Saks Fifth Avenue」高級百貨公司探詢市場,該公司的採購員看樣品後,說:「你們的衣服很漂亮,可惜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隔年他再去,又得到同樣的答覆,這才領悟到原來那是推托之詞。 經過許多嘗試,他決定在曼哈坦開設服裝陳列室,直銷自己品牌的衣服。經人介紹,他先聘請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再由設計師介紹一位能幹的行銷經理,然後在設計、織造與行銷三方面密切配合下,推出自己品牌「Wellmore」的衣服,同時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廣告,市場的門因此大開,「Saks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大主顧。數年後,在針織界裡,Wellmore品牌的衣服幾可媲美名牌「St. John」,在市場上佔著一席地位。 在發展過程中,廖太太在技術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時裝設計師只畫圖,不織衣,如何織出他想像中的衣服,全憑廖太太本事。「美感本身很微妙,有些衣服看來類似,穿起來感覺卻不一樣」,廖太太說:「Wellmore品牌的衣服有胸線,看起來俏挺,穿起來合身,因此許多人喜歡。」 她接著說,她常常看著設計師畫出來的圖,思索著如何表達他所想要的型態與感覺,一件衣服織了又拆,改了又改是常事,但也有順手的時候。「有一回,真是福至心靈,」廖太太興奮地說,「設計師為一位選美皇后設計衣服,為了顯露小姐優美的腰線,特地設計一件中圍露出一個菱形大洞的禮服。我整天就想著那個菱形的大洞,後來坐在機器前,動手織起來,手氣竟是出奇地順,從頭到尾,沒有改過一針。」不久,她從電視上看到那位美國小姐穿著那件禮服亮相,真是漂亮,事後顧客也打電話來,說她對那件衣服滿意極了,讓廖太太覺得很驕傲。 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意興風發,亞洲移民一波波地湧進,商店一家家地開,房價也跟著節節上漲,街頭上,都聽得有人用台灣話交談,放眼望去,到處可見中文和韓文的招牌。廖國仲的事業也隨著法拉盛的興盛而發達,他在緬街旁的楓樹街(Maple Street)蓋了一片廠房,員工多達兩百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高達六、七百萬美金,同時也做些房地產投資。「美國是一個移民者的天堂」,這話雖然誇張,但對吃苦奮鬥的廖國仲來說,卻也不差。 善事一牛車 廖國仲的名字出了紐約,鮮少人知,但在紐約的台美社區裡,卻幾乎無人不曉。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他非常低調,曾經幫助過許多人,卻不願為人知。」「他不掛名任職,只在幕後出錢。」「他不過問社團的事,但只要是台灣人的活動,就大力捐助。」當然,還有人尊他是法拉盛台美人的開山祖之一。 與紐約台灣會館有淵源的人都知道,台灣會館從當初購買、整建,到後來的兩度「救會館」,廖國仲都是出錢最力的人之一。熱心台灣人運動的人也說,早期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紐約,廖國仲總是二話不說,就予支持,即使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他的針織事業已結束,卻也仍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連任兩年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長同時也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召集人的李正三因此特別訂製了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字句,頒給廖國仲。李正三說,廖國仲贊助台灣人運動,不是一日或一時,而是三十年不間斷,舉個例子說,彭明敏自1970年逃亡到美國,一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返台,二十三年間,廖國仲對彭先生精神與物質的關懷不曾中止;1996年,彭明敏在台灣競選總統時,廖國仲還特地擱置美國的事業,回台一年,當彭明敏競選辦公室的主任,他為人的重情義,可見一斑。 另一位曾經密切參與「海外組織」的同鄉說,當年「海外組織」為了遷黨回台,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企圖闖關回台,坐著飛機在美國、日本、台灣、香港、馬尼拉等地到處繞,廖國仲一直跟在身邊,就是負責財務事。許信良在美國流亡多年,許太太每個月都定時收到一位「善心者」寄去的生活費,這個「善心者」是誰?接近許信良的人,心裡都明白。 從事台灣人運動多年的黃再添說:「廖國仲慷慨解囊的行為有如現代的孟嘗君,但他本身從不宣揚。」他接著又說,台灣人裡就是有這種幕後大力出錢,卻不吭聲也不掛名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挺身做運動,就有人暗中支助,這就是台灣人運動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而廖國仲就是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之中的佼佼者。 廖國仲本人不提這些事,他只說,三十幾年前,他在台北時,眼見同鄉好友林中禮、林水泉在青春時就為台灣的民主坐牢,後來又看到風光一時的彭明敏教授為了台灣的前途坐監受禁,彭宅由昔日的門庭若市變到後來的門可羅雀,世態的炎涼使他深切地感到這些人為了台灣的前途,實在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他接著說,到美國後,他埋頭做生意,事業發展得很順利,可是每一想到那些冒著牢獄危險為台灣打拼的人,就覺得「即使借錢, 也要支援他們」,因此,他贊助過許多當年路過紐約的黨外人士們,心裡卻不曾期待有所回饋。他說:「有些同鄉對民進黨的一些人感到失望,覺得他們在美國時很親切,但一回到台灣,便變得遙不可及。其實,政治人物們在台灣都很忙,我不會去拜訪他們,所以不會失望。」不過,想了想,他又說:「如果我回台灣,我想我會去看林義雄先生。」 老猴畫漫畫 在紐約經營了二十七年的針織生意,由於這項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加上本身的健康情況不好,所以廖國仲在一次重病入院從生死邊緣拾回生命後,決定結束針織事業,做些自己想作的事情。 他說,大病一場後,他關 掉針織廠,和太太倆人相偕回台灣,看看從前住過的地方,見見久違的親朋故友,覺得很快樂,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夠走出死蔭幽谷,才能親眼看到民進黨執政,實現自己三、四十年來的願望。他也因此在2000年首度出任公職,擔任紐約地區的僑務委員。他說,就任以來,已經兩度回台參加僑務委員會議,並且和其他僑務委員幾度拜訪紐約中華公所,與傳統僑社作良性溝通,效果很好,希望今後能多做些服務僑民,連繫僑民與政府間的工作。 畫圖與關心台灣是他天生的兩個細胞,所以目前他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畫政治漫畫。他出生猴年,自己取個「老猴」的筆名,畫了不少反映台灣政治社會現象的漫畫。他勾勒人物傳神,幾個主角如李登輝、連戰、蕭萬長等,都能掌握人物的特點,讓人看了起會心的微笑;他漫畫的內容帶著幾分幽默,幾分諷刺,此外,還有濃郁的台灣心。藉著漫畫,他發抒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與對故鄉的情懷,作品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外,還自印成冊,與親朋共分享。 在法拉盛住了三十幾年,廖國仲覺得生活在此十分自在,站在緬街街頭,望著穿梭如織的車輛與熙來攘往的行人,他很高興地說:「住在這裡很方便呢!在廚房下鍋燒開水,再出去買豆腐,回來都來得及煮。想吃東西,只要走出去,大菜小吃,應有盡有。」 法拉盛畢竟是他這一生中居住最長久的地方,她曾經帶給他希望與財富,他也曾經望著她成長與發達。從雲林、台北到紐約,廖國仲一直認真地走這人生的路,一步一腳印,每個停點都是他的故鄉,每個故鄉都是他情感的所在,在人生的旅途中,他的事業或許有改變,但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卻永不移。

應天華 駕機環球一周

旅居洛杉磯的台灣飛行冒險家應天華7月底,以82天、2萬6000多英里的紀錄,與妻子陳小平共同完成環遊全球一週的創舉,也成為全球第一對駕駛單引擎飛機環繞地球一週的華人。 1980年代就曾參與台灣第一架自製飛機設計與製造的應天華,一直對飛行念念不忘。來到美國之後,儘管當時學開小飛機仍是天價,還是想盡辦法賺取學費,取得小飛機的駕駛執照。 會想開小飛機環繞地球一週,應天華說,這是每個飛行員的夢,他也一樣,夢想了一輩子,但真正開始落實,是在10年前。 但是真的開始做了之後,應天華說,這才知道有多麼不容易,光是買飛機他就前後買了3架,「總在買了之後才發現不符合自己需求」,2年前,買進現在駕駛的這架單引擎飛機,才總算是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不過,想駕駛小飛機環繞全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陪同應天華在天空飛翔82天的陳小平笑著說,「買飛機其實是最簡單的」,其後的行程規劃、取得各地航空站的降落許可、飛越領空許可、加油等,都是大問題。 應天華說,上了天才知道,再翔實完善的規劃,都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氣候是他們一路上最大的敵人。 他們兩人才剛到冰島,就碰上了讓全球航空業也無法解決的大問題—火山爆發,連波音大客機都上不了天,何況是應天華駕駛的小飛機。但停留在一地也不是辦法,應天華只好流浪在北歐的各大小機場,趁著火山灰不嚴重的空檔,一步步想辦法飛到非洲。 除了火山灰,應天華也曾碰到2次生死交關的重大危機,其中一次是在汶萊飛往柬埔寨的途中,遭遇大雷雨,飛機上的3套雷達導航系統全部失效,只能憑著平常累積的經驗與直覺,判斷飛行方向,當看到機場跑道時,陳小平說,整個人因為放鬆,攤在駕駛艙裡。 儘管有些風風雨雨,但這一路上應天華夫婦仍碰上很多好人。一個讓他很感謝的事就發生在故鄉台灣。他說當他們在桃園機場落地準備加油時,已經是深夜時分,身上沒有台幣的他們沒法支付油費,華航地勤二話不說立即代墊,讓他們非常感激。 82天、2萬6000多英里,走過26個國家,拍下3000多張珍貴照片,成為全世界第166位完成駕駛單引擎繞行地球一週的飛行員,更是華人圈第一,應天華謙虛地說,「剛好吧」,之前並不知道有沒有華人做過這樣的創舉,但能寫下記錄,他覺得真的很開心。中央社

愛兒福基金會 33歲林佳宏單打獨鬥行善8年

(記者林蓮華/洛杉磯報導)「 從這裡開始,讓愛傳出去」愛兒福基金會(Envision Life Foundation )在偏遠弱勢地區點燃教育薪火,原本單打獨鬥經過8年後,為讓更多兒童受惠,於10月 31日 (週三)創辦人林佳宏首度向僑界介紹自己的慈善大願,在規模日益增大的同時,盼認同的善心人士共襄盛舉,只要每個月20美元,讓更多貧困的兒童,能夠翻轉逆境。 今年33歲的林佳宏是台灣第1.5代的移民,和他對談超療癒,自己默默行善8年,援助逾萬包括柬埔寨、緬甸、花蓮、南非偏遠地區的兒童。「 每天早上一起床,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哇~今天又能夠改變一個人。」他多次興奮強調這個信念讓他撐過8年。 改變的力量,就從一個念頭開始,林佳宏在就讀阿凱迪亞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在ebay創業賺錢,當他的結拜兄弟因憂鬱症自殺身亡,在痛哭之餘才驚覺周圍很多的朋友在富裕的美國也都曾經想自殺,他選擇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系就讀,只為探索生命的意義,「幸福」究竟為何物? 25歲那一年,當大多年輕人都在找出人頭地的捷徑,林佳宏在2010年背著背包去了柬埔寨的潘島(Koh Pen),島上24個漁村每個月平均所得15-80元美金,極低的收入導致孩子們放棄升學到工廠賺錢。他在當地寺廟說想教英文和中文,住持全力支持,沒想到他和兩位朋友展開第一天教學,就來了400多個孩子,他當塲震撼悸動不已,孩子一雙雙渴望求知的眼神,翻轉了林佳宏的人生,他離開時和孩子約好「等我回來」。他回美國拚命賺錢後,沒多久依承諾回潘島在島上打造愛兒福教育中心, 培訓師資,發放物資及獎學金,開啟他一人立起的慈善志業。 林佳宏侃侃而談放映孩子蛻變的照片時閃放著神采奕奕的光采,他說:「這些孩子和我原本素不相識,但他們的成長,因為受到教育,未來翻轉了,他們的未來和我環環相扣,我因為他們感到幸福。」隨著孩子們的長大,需要更多的錢才能讀大學,林佳宏作貿易並掏出所有積蓄,設立四年全額獎學金,讓向上的孩子有幸讀完大學,投入職場脱貧或回鄉教書。潘島因為林佳宏無私的愛,正在改變中。 原本以為他只忙著援助柬埔寨,林佳宏腆靦笑言:「沒有啦~因為有了點經驗,我也去緬甸和尼泊爾、南非幫助他們當地兒童,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成立國際志工團訓練師資培訓讓志工教書,我們還組一個國際義診團到偏遠地區義診。另外,在花蓮我們也與新城國小等當地學校校長有意願的合作,訓練原住民鐵人三項,還有一日精進營。配合附近慈濟大學、康寧大學合作。」 他話鋒一轉,說明未來的另項計畫:「很多弱勢地區,人民也是有尊嚴的,他們不要施捨,他們要的是機會,小孩需要教育,大人需要工作。所以,我自己是做貿易的,我知道顧客要什麼,所以我想把原住民的手工藝,結合我認識設計朋友作出新潮的手工藝品。隨著台商前進東南亞設廠,我也常幫忙介紹工作。」之前,林佳宏都是和好朋友一起自掏腰包的做,連做8年,因為規模和觸角不斷增加,一年大部分時間待在柬埔寨及緬甸,目前有近百名各國專業人士參與志工公益行列。他開始考慮組織化的問題。 從18歲創業一心賺錢求成功的企圖心,隨著2010年成立愛兒福基金會,林家宏堅信成功的定義不再是年收入。唯有愛與分享,才能帶來幸福,在規模擴增,他決定實現心中的慈善藍圖,但是靠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他懇請大家共襄盛舉。 31日,他以多年經驗籌劃,分享未來的願景,基金會未來的關懷項目是以教育為本,整合六大區塊,第一,慈善,分為家訪、志工團隊 跟國際志工團。第二、設立教育中心,培養更多優秀的種子教師、複製教育成功經驗、志工深耕化。設立種子教師獎學金一年$1000元、清貧學助獎學金每月$20元。第三、培植中心-讓中輟生在校生與社會人士,得以學習一技之長。第四、教案合作,包括電腦版、應用語言班,又以中文與英文會話為主。第五、醫療 -定期舉辦眼科牙科中醫與西醫診。第六、發放物資-發放衣服、鞋子、書本、背包、文具、大米等。 八年來林佳宏以一人之力做國際貿易苦撐養育窮苦柬埔寨等地的子弟,唯一捐款人邱智正醫師捐出兩萬元,幫助興建教室也因為邱醫師腦癌突然過世而告終。故決定以邱智正醫師之名興建教室。 勸募部分,他說明主要是興建邱智正醫師教室、助學與大米捐贈,分為四項,A.$20捐贈孩童25公斤大米一個月。B.$20元一個學生上學一個月。C.$1000元,一名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D.興建教室$5000元。 如果大家想幫忙,歡迎捐款方式,Paypal: gro.n1560865207oisiv1560865207fle@e1560865207tanod1560865207, 若是支票,抬頭請寫Envision Life Foundation,寄至 713 W Duarte Rd., G-154, Arcadia, CA91006。捐款可以抵稅。 當天,美食專家林慧懿義助擔任基金會開發長及勸募說明活動主持人。出席有榮譽董事洪美蕊(內陸華人協會會長)魏純潔顧問(采風創意手工藝交流協會會長) 、劉冰(長青文化中心)創辦人、主持人今波、李恩慶顧問等。過去單打獨鬥,現在愛兒福基金會誠摯邀請僑界朋友的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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