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七月 16, 2019

人物

施雅婷

出生於台南市最熱鬧的西門路和中正路,像一般傳統台南家庭的小孩,施雅婷從小便被要求學習多種才藝,合唱團、鋼琴及芭蕾舞等幾乎無所不學。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施雅婷每個禮拜都參加台南太平境教會的主日學活動。在主日學的課堂上,喜愛唱歌跳舞的施雅婷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主日學課程提供的表演舞台,讓教會長大的孩子不怕上台」 每個禮拜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活動,是施雅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高中的時候,她成為主日學的老師,教導教會中幼稚園的小朋友,施雅婷逐漸體會到「付出所擁有」的可貴,喜歡小孩玩在一起的她後來進入台南神學院主修幼兒教育,帶小朋友的成就感讓她樂於繼續當個「孩子王」。 台南神學院畢業後,施雅婷繼續前往新加坡主修教育,學成以後返回台南。此時台南的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正巧要成立幼稚園,剛畢業不久的施雅婷前去應徵便被錄取,成為「最年輕」的幼稚園園長。提起這個「頭銜」,施雅婷有點靦腆。由於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常與各地甚至國際社團有互動,她回憶,由於當時自己實在是太年輕,在這些社交場合代表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出席常引來一陣訝異。 自認生性害羞的施雅婷覺得自己在這種場合講話的份量感實在不足,所幸從小在教會的訓練,讓她在二年「幼稚園園長」生涯面對大場面及社交活動不至怯場;而常在這些聯誼活動接觸國際友人,也讓施雅婷對出國留學心生嚮往。 1988年,施雅婷拜訪住洛杉磯喜瑞都市的姑姑,在洛杉磯的這段時間,她決定繼續念書,並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攻讀她最愛的幼教系。並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方面擔任實習老師,累積經驗,希望能考取教師的執照。經過一番努力,施雅婷不但獲得幼稚園教師執照並且考取校長執照,開始她在美國的教書生涯,並在羅斯密市一家私人幼稚園擔任校長。 擔任幼稚園校長多年之後的施雅婷雖然仍然享受當個「孩子王」的樂趣。但幼稚園教師當久了,有時候她會有「是不是該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想法。遲疑許久,在世紀初始,施雅婷終於踏出她的第一步,她參加了美國著名的模特兒學校John Robert Powers,並從課程中吸收不少美姿美儀的知識。 其實施雅婷對模特兒這行業並不陌生,高中時身材高挑清秀可人的她就曾在朋友介紹下兼差當過模特兒。「主要是新奇有趣、加上年輕人的叛逆性」,施雅婷笑著說。對於當模特兒一事,她深知保守的父母一旦知道一定全力阻攔,可是年輕人的的心理卻又想試看看。因此事隔多年之後,父母才知道這個寶貝女兒曾經當過模特兒。 從John Robert Powers模特兒學校結業後,除了偶而參加John Robert Powers舉辦的大型服裝秀擔任模特兒以外,施雅婷興起了自己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想法。就這樣,她從幼稚園老師搖身一變成為美姿美儀老師,在一個全新的領域開始「作育英才」。 施雅婷在新加坡留學時,常常到一位英國籍教授的家中,由於師母年輕時曾從事模特兒行業,後來並開設美姿美儀學校。施雅婷回憶,「師母舉止是如此的優雅,不論是說話、走路或倒茶,在任何場合每一個動作都是如此合宜」。即使離開新加坡多年,那位英國籍師母優雅的神態,常常回到施雅婷的腦海中。如何將這樣優雅的美姿美儀觀念傳達到生活中是施雅婷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目標之一。 施雅婷與選美比賽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她23歲時,當時台南市剛開辦台南鳳凰小姐的選拔,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而施雅婷服務的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總幹事也積極鼓勵年輕的施雅婷參與這場當時別開生面的選美比賽。躍躍欲試的施雅婷回家秉告父母,然而,出自從不准施雅婷9點以後回家的保守台南家庭,父親對施雅婷想要參加選美的意願當然是極力反對,選美一事最後也不了了之。沒想到多年之後,施雅婷竟然成為多項選美比賽的美姿美儀指導,並且是許多選美皇后的「恩師」。 擔任美姿美儀老師多年後,施雅婷認為學生的進步是她這個當老師最大的成就,尤其看著一個舉止大剌剌、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人在幾個月訓練後蛻變成一位優柔賢雅的淑女,施雅婷說「心中的成就感,真是難以形容」;看著一個個學生在不被看好下努力自我要求後,摘下選美比賽的后冠,施雅婷更是既高興又感動。 雖然大多數來參與美姿美儀課程的以女性為主,施雅婷卻堅信美姿美儀不只是女性的責任。「如果沒有紳士,我們如何能當淑女!」,不管是在餐桌上,或是日常上下車,男士都需適當的照顧女士的需要;「禮儀是男女雙方的責任!」 看看散文書籍和聽音樂是施雅婷平時閒暇的嗜好,她特別感謝小時候嚴厲的鋼琴老師,雖然鋼琴老師的嚴厲讓她當時上課時非常頭大,但老師嚴格要求她多聽各種音樂,卻也讓她養成涉略各種不同音樂的習慣,讓各具特色音樂充滿著她的生活,使得她的人生因為不同音樂更多采多姿。 仍然獨身的施雅婷,目前仍與父母同住。她笑著說「他們已經對我(結婚與否)死心了!」,然而施雅婷對「男人與女人」「婚不婚」還是有一套自己獨特而有哲理的看法:「身邊是甚麼樣的男人,這個女人就變成甚麼樣的女人!」「女人是生來給男人寵的。我想,我是還沒找到那個寵我的男人!」 文/劉孟儒

黃呈嘉 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299&prev=-1&next=295 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在學校很有名氣。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 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執行秘書。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陳秋貴 紐約企業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陳秋貴﹝Thomas Chen﹞﹝右圖左﹞在一九八二年初抵紐約時,沒有身份、工作,也沒有金錢與學歷,除了夢想,一無所有。但是二十年後,他憑著苦幹、衝勁與機緣,成功地創建了「協和」門窗王國,成了紐約台美社區的名人。 他發跡的過程,讓人想起林強《向前走》的歌:「我要來去台北打拼,人說什麼好康的都在那。朋友說我是愛做夢的憨仔,無論如何路是自己走。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 若將歌詞裡的台北改成紐約,會更恰當些。因為十五歲時的他,確實搭乘火車到台北打拼,但缺乏機會。倒是二十年後,遙遠的紐約圓了他的少年夢。他的特長是發財之後,相當熱心社區公益,以致贏得美國主流與台僑社區對他的尊重。這個「什麼都無驚」的台灣憨仔,代表著另類移民在美國奮鬥成功的故事。 闖蕩台北 陳秋貴近年的媒體曝光率甚高,但見了他本人,倒意外地察覺他的靜默。他發跡之前,絕少對人提及他的抱負。其實就是說了,也沒人當真。因為從他的起點到現在,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而他就是一個不斷向自己挑戰、突破與躍進的人。 陳秋貴於一九五五年出生在屏東縣滿州鄉,家裡務農。因為有個哥哥在台北,所以他國中畢業,就到台北闖天下。 但是這個南部來的孩子到了都城,出師不利。他參加高中聯招,名落孫山。他說:「台北的孩子很厲害。我在屏東,覺得自己還不錯,但到了台北,就是比不過人家。」 挫敗之餘,陳秋貴進了喬治工職電子科。畢業後,覺得考不上大學,就到工廠當鐵工,每天做些切鐵、焊接的工作。七十年代,台灣盛行搭鐵架屋,聰明勤快的他很快地摸出頭緒,從切鐵、焊接、繪圖設計到搭架成屋,樣樣都會。不出幾年,他與女友張賞結婚後,便當起了小老闆,天天包工、趕工,營創事業。 但或許經驗不足,或許其他因素,苦拼了幾年,竟然沒有什麼結果。一九八二年,正當生意結束,不知該作什麼之際,有個朋友邀他到紐約碰運氣。他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告別年輕的妻子與稚兒,隻身飛到新大陸拓前程。 進軍紐約 抵達紐約,生活即是一連串的挑戰。而他當時所能做的,僅是以勞力換取麵包。因此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曼哈坦南端砲台公園一帶當搬運工人。那時,他天天仰望兩棟高聳入雲的世貿大樓,辨識城市的方向,同時內心思索該如何踏出下一步。 不久,他在一位廣東朋友的介紹下,到華阜成衣廠當熨衣工。在那裡,他住在閔東同鄉會館的樓上,白天到工廠熨衣服,晚上就在中華公所開辦的英語班學英語。日子過得比初來時好一些,但一到晚上,周遭嘩啦啦的麻將聲卻吵得他無法入眠。 這時,成衣廠裡有位先生告訴他,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住了不少台灣人,也有幾家針織廠,有打工的機會。他於是請了一天假,搭地鐵到法拉盛,果真在這位先生介紹下,在一家針織廠找到織衣的工作。因此,他搬到法拉盛,開始過著每天站在機器前,低頭不停編織毛衣的生活。 法拉盛台灣人多,吃住不成問題。生活一有了著落,他立刻接妻兒到美國。一家團圓後,太太也跟著他到針織廠織衣,兒子帶在身邊,就近照顧。不久,夫妻倆又添了一名小壯丁,一家四口就這麼過起克勤克儉的移民生活。 通常第一代移民的發展到此為止,然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陳秋貴不這樣想,他要靠自己創天下,無奈語言不通,處處受肘,因此他渴望學英語。 有一天,他聽到一位鄉親正在找一位公寓管理人,便毛遂自薦。因為他想:這工作既可讓全家免費棲身,又能和不同族裔的人打交道、學英語,何樂不為?但現實常與意願相違。他上班之後,才發覺公寓管理人最常做的事,竟是修理馬桶與倒垃圾。至於學英語,則談不上。因為住戶都是中南美洲的移民,英語不好,脾氣更差,動輒髒話出口,甚至踢門叫罵,令人難消受。 「這也不是什麼好差事。」他心想,又繼續留意其他就業的機會。因為住的地段不好,許多華人怕被偷被搶,都在住家的門窗外面加置鐵門窗。鐵工出身的他看在眼裡,便在心裡盤算如何做鐵門窗的生意。 他在華文報紙上登個廣告,表示要替人裝置鐵門窗。數日後,有人打電話請他去估價。他沒有車,甚至沒有駕駛執照,便央個同鄉載他去。等量了門窗尺寸,他到店裡買器材,語言不通,只好靠比手畫腳,結果還是買到了他需要的東西。然後,他就在公寓的地下室,鏗鏗鏘鏘地做起鐵工來。 他的下一個挑戰是沒有車,如何將造好的鐵門窗送到顧客處?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陳秋貴的變通辦法就是搭地鐵。他和弟弟兩人合力把鐵門窗抬到地鐵車站。等列車來了,再吃力地扛進車廂,然後一手抓住扶把,一手按住搖晃的鐵架。等到站後,再辛苦地把東西扛出來,然後用手推車推到客戶家去。 這是陳秋貴創業過程中最辛苦的一頁。扛運笨重的鐵門窗,固然汗流浹背,渾身酸痠;而且按照規定,地鐵只載人不載貨。他把鐵門窗搬上列車,隨時會遭警察開罰單。但他就這麼咬著牙,撐了下來,直到他有能力買一輛二手的小貨車為止。 踏上夢想的起點 陳秋貴買了一部中古的小貨車後,總算踏上了夢想的起點。他辭去公寓管理人的工作,在房租低廉的布碌崙(Brooklyn)租了一間小倉庫,開始做起替人安裝鐵門窗的生意。 創業初期,不免遇到不少困擾。譬如不會看地圖,經常繞了許多冤枉路,才找到顧客處;又如出入的地區,盡是三教九流的出沒處,不是東西被偷,就是遭到無謂挑釁。但這些都不足以令陳秋貴喪志,畢竟一切得來不易,他只顧辛勤工作。由於交貨快,服務好,生意日漸興隆,不久他的弟弟和太太的哥哥都來幫忙。一年後,經濟有了改善,他即搬離布碌崙,回到法拉盛去。 在法拉盛,他向鄉親黃志宏分租一間倉庫,工作認真得像拼命三郎。他說:「我每天一早就出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因為替人安裝鐵門窗,全身髒兮兮,還記得那時每天晚上洗澡,浴缸的水總是黑的。」 紐約的冬天經常下雪,鐵門容易生銹。他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顧客即使三更半夜打電話來,他接了電話,立刻起身,披衣出門。 他說:「有一回,李正三開的日本料理店『元碌壽司』鐵門壞了,晚上十一點多要我們去修鐵門。我們到了之後,他立即端出許多好吃的食物,要我們填飽肚子,再工作。等鐵門修好了,他給我們一百元小費。我愣了一下,心想這人怎麼這麼好,又請我們吃東西,又給我們這麼多錢。我們那時還沒建立收費制度,一切全憑客人給付。」 儘管每天工作得精疲力竭,陳秋貴還是想辦法學英語。他拜法拉盛的王老師為師,約好每天晚上九點鐘在老師家上課。他說:「有時工作做不完,拖到十一點才到,老師都還等我。有時累得眼睛睜不開,一邊上課,一邊打瞌睡,老師卻嚴厲督促。有時工事實在太忙,就停一陣子,等忙過後,再復課。就這樣斷斷續續學了七年,直到有能力和人交談為止。」 他天生具有商業頭腦,隨時觀察,隨時發現商機。他在替人安裝鐵門窗時,有些顧客要他順便把裡層的門窗也換掉。他發現從前的門窗是木頭做的,但新型的門窗都是鋁或塑膠製的,既輕便又美觀,而且十分緊密,非常理想。 接著‧他又發現美國的房子越來越注重採光,新建的房子窗戶又多又大,於是興起製造鋁門窗的念頭。他有了靈感,立刻與一位尤姓同鄉商量創業。他說:「尤同鄉的英語比我好,搜集資料也比我快許多。」 一九八六年,他們正在籌組公司之際,有一天,忽然在報上看到一則徵求鐵工的廣告。懷著好奇,陳秋貴打電話過去,竟然和對方的謝先生談得十分投機。後來,他與尤同鄉、謝先生三人就決定一起創業。 他們在大學點(College Point)的地方,租了一間倉庫,每家斥資五萬美金,成立了第一家「協和」門窗公司。 「那時,尤先生擔任總經理,負責管理與行銷。我在他底下,負責門窗的裝置與生產。謝太太掌管會計。三個股東請了幾個員工,就這麼拼了起來。」陳秋貴說。 公司成立初期,他們自己不會製造門窗,全向美國公司購買,再替顧客安裝,賺取一些轉手與安裝的費用。但在這段過程裡,陳秋貴用心學習,逐漸摸清各種門窗的型式與結構,然後嘗試自己製造,竟然被他摸出門道。有了專業知識後,他帶領員工製造各式各樣的門窗,從此公司獲利更高,交貨更快,生意更好,利潤直線上升。 正規經營企業 協和公司成立四年後,股東之間出現裂痕,決定拆夥。陳秋貴說:「一九九○年,尤先生到紐澤西自立門戶,謝先生與我留在法拉盛。我們把廠房搬到楓樹街,另外找了一個負責行銷的王先生。仍是三個股東,共組新的公司,行號繼續叫『協和』,但英文名字改為『Crystal』,由我擔任總經理。」 接掌新的協和後,陳秋貴全心投入。他的住家離公司很近,每天騎腳踏車上班。他說:「我天天清早七點就進公司,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有時人家要在清晨送貨來,我晚上就留在公司過夜,隔晨起來開門。我們的訂單很多,市場深具潛力,工作非常忙碌。」 那時,他們做生意,大都現金交易,每天經手的錢額很大。為防被偷被搶,他特地買了一個保險櫃,但是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有一天,搶匪真的進來了!他眼睜睜地望著整個保險櫃在光天化日下,被搶匪抬走,內心無限震撼。 在衝擊下,他開始思索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他認為公司應該繼續擴充,因為無垠的商機橫在眼前。但是生意做大了,樹大招風,容易引起別人舉發,甚至公然搶劫,他因此陷入兩難。 他說:「做生意如果正規化,必須繳巨額的稅,並且要替員工買保險、提供各項福利,成本會大幅提高。這對一分一毫皆掙來不易的第一代移民,是道難以突破的關卡。但做生意若不正規化,生命財產沒有保障,行徑也無法光明磊落,這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此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徘徊在該不該正規化之間。」 為此,他數度和陳隆豐律師、徐文雄會計師商量,他們都鼓勵他朝正規化的方向走。因此一九九二年,他贊助一位員工到波士頓開設分行時,即要求他一開始就建立健全的會計與人事制度,一切經營透明化。結果二十二個月後,這家分行轉虧為盈,奠下他相信做生意要靠經營、不是靠逃稅賺錢的理念。 此後,陳秋貴迫切希望學習現代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一九九五年,他特地抽空回台,先後參加文化大學和淡江大學分別舉辦的「企業研習班」。回美國後,他著手進行公司的改造,下定決心要將協和轉型成制度化、透明化與合法化的公司。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後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陳秋貴說:「因為我們按規矩繳稅,有了實績,才能向銀行貸款。有了充分資金,才能聘用美國行銷人員,打進主流市場,大量提高營業額。」 一九九○年,協和改組後的第一年,公司的營業額為兩百萬美金,以後逐年小幅成長,直到一九九五年公司正規化後,才大幅成長,首度衝破一千萬美金大關。 訂單驟然增多,工廠供不應求,陳秋貴開始計劃增建廠房。幾經覓尋,並獲得適當的管道,他最後以相當優厚的條件與合法的程序,向紐約市政府承購了在大學點的一大片土地,令他萬分歡喜。 這機會如同天降,可遇不可求。他準備好好施展抱負,但這時他的合夥股東卻持保守的態度。股東之間,遂產生嚴重的意見分歧。爭執到後來,陳秋貴在一九九六年買下其他兩位股東的股權,成了協和惟一的老闆。此後,他了無羈絆,放膽向前衝。 放膽向前衝 陳秋貴完全擁有協和之後,衝勁十足。他聘用富有活力的年輕人,設定年成長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目標,共同開步邁前。 他性喜開創,也鼓勵員工開創。在他的支助下,多位員工分別前往麻薩諸塞、伊利諾、馬里蘭、俄亥俄、賓州、維吉尼亞、康乃狄克、紐約、紐澤西等州成立分公司,與母公司形成一個體系,公司的營業額因此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八年,協和門窗公司獲紐約市政府商業局評選為「少數族裔成功企業」的代表,不但大大鼓舞了全體員工的士氣,更在無意間將陳秋貴的事業帶進一個新里程。因為經由主流媒體的報導,Crystal﹝協和﹞聲名傳開,對開拓市場非常有利。 陳秋貴領受這種不花錢廣告的好處後,立刻高薪聘請一位美國專業公關乃門﹝Bob Nyman﹞,專門負責與主流社會的聯繫。這位高手果然不負期待,擬出一系列周詳計劃,建議陳秋貴贊助紐約社區公益,積極參與主流活動,並主動與媒體聯繫。 陳秋貴從善如流。此後在短短一年間,他成了紐約數個商會及美國建築與門窗業協會的積極會員、皇后社區大學的校董、紐約植物園與兒童輔導中心的重要贊助者,並贊助不少台灣人與華人的社團。 也因此自一九九八年起, Thomas Chen與Crystal的名字頻頻躍上美國報紙,成了地方熟悉的名字。協和公司自一九九九年起,即年年進入美國門窗製造業的前百名排行榜;二○○○年更進一步,獲「藍籌企業﹝Blue Chip Enterprise﹞」;二○○一年獲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2〉合格,成為一國際認定的優質公司。 陳秋貴本人亦在二○○○年獲美國厄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傑出企業家獎。同年年底,他更衣錦還鄉,回台領取台灣青年創業協會頒發的海外青年創業楷模獎。二○○一年,他再度回台,接受台灣中小企業協會頒發的磐石獎,成為一名眾所認定創業有成的青壯派企業家。 更上一層樓 擴充事業是陳秋貴一貫的心志。他自一九九六年向紐約市政府承購大學點的土地後,即不斷地整頓、開發與興建,終於在二○○○年完成一座嶄新的協和總部。 總部由兩棟新建大樓構成。大樓全部使用協和公司製造的門窗,外觀絢麗發亮。兩棟兩枝圓錐狀的儲料柱巍然聳立,高高標示Crystal的商標,真正圓了陳秋貴當年仰慕紐約的摩天大樓,將公司取名為「水晶」的美夢。 兩棟大樓的內部面積達十六萬五千平方英尺,底層是工廠,二樓是辦公總部,三樓則是一間別開生面、佔地兩千兩百平方英尺的「協和藝廊」。藝廊裡除了陳列陳秋貴搜集多年的古董東方門窗外,還開放給紐約地區的亞洲藝術家展示藝術創作,爾後成為法拉盛的社區藝文中心。 那年六月,陳秋貴躊躇滿志地率領兩百多名員工,搬進新的總部。他在楓樹街的工廠與在大學點的新建廠同時啟用,日日機器聲音隆隆,員工作息不停。同時,他創立非營利的「協和基金」,從事社區文化、教育與藝術的推廣,顯示這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努力賺錢的同時,亦是個有理想的慈善公益家。 因此,二○○一年時的陳秋貴成了紐約地區英文報紙與華文刊物爭相報導的對象。他胼手胝足、辛苦創業的故事一遍遍地被描述,他蓄著短短頭髮、露出淺淺笑容的照片一再地被刊登。 「湯姆士陳是移民者苦幹成功的典範。他溫和正直,又熱心公益,令人尊敬。」紐約皇后區商業開發局主任伯恩斯坦﹝Seth Bernstein﹞言簡意賅地道出了一般美國人喜愛他的原因。 而在華文記者筆下,陳秋貴則是個雄才大略的企業家、熱心公益的慈善家與熱愛藝術的提倡者。這些推崇使得一些眼望他當年與生活搏鬥的法拉盛鄉親看得兩眼霧煞煞,其中還有不少人在心中暗忖道:「這個秋貴仔莫非腳登衝浪板?衝得這麼高、這麼快,不怕摔下來?」 九一一的轉折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如以往的太平盛世,突然發生美國歷史上的大悲劇。兩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兩棟高聳的世貿大樓。數小時後,大樓轟然倒塌,四、五千名一早辛勤上班的人失去生命,無數心碎與眼淚埋葬在其中。 紐約是陳秋貴發跡的城市,兩棟世貿大樓是他初抵美國日日仰望的標幟。他說:「我第一次經歷這麼多無辜者驟然喪亡的震撼,也第一次深深感到我是紐約的一份子,與紐約人同傷慟。」 他立刻在公司發起「九一一」捐款運動。其時,全美台灣同鄉亦在各地呼籲同鄉踴躍捐獻,希望籌足十萬美金,交給受難者家屬。陳秋貴則宣佈協和本身將獨力捐獻十萬美金。他自己率先捐出每月營業額的百分之一,員工則自由認捐。結果至那年年底,協和的捐款超逾十五萬美金。他的這種義行,使大家對他有了另一番的認識。 「九一一」之後,輝煌的巨廈夷為瓦礫,繁榮的曼哈坦下城成了廢墟。大家原以為重建的工作會很快進行,但蕭條的景象竟持續大半年,毫無起色,協和的訂單亦隨之一落千丈。 「這是不曾有的現象。」陳秋貴說:「尤其當公司正投下巨額資本,準備大張旗鼓的時候,竟遇到這種完全無法預料的挫折,使我產生創業以來的第一次恐慌。」 爾後,危機一天天逼近,陳秋貴益感焦慮。他獨自翻書,想從書中尋找靈感,卻無斬穫。二○○二年二月,他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台灣屏東過年。 他說:「我在老家休息時,腦子忽然清楚起來,瞬間有了許多創新的想法。回美國後,我將舊有的成本結構完全打散,重新組合。那年三月,推出新的價格與行銷策略,馬上奏效。」 危機頓時化為轉機,公司繼續成長。二○○二年,協和的年營業額逾四千萬美金,為紐約新聞報﹝New York Newsday﹞評為紐約市第十一大的少數族裔企業。同年,陳秋貴在紐澤西的南平原鎮﹝South Plainfield﹞、密蘇里的聖路易和上海等地繼續興建工廠,隨後先後加入生產的行列。 他說:「協和最大的特色,在於產品非常齊全。美國人的住家建築和商業建築不同,賣門的和賣窗的人也不一樣,每個地區的建築規格亦隨氣候不同而異。因此,我們必須加入好幾個不同的建築協會,產品符合各地的檢驗規格。」 「此外,我們擁有自己的門窗設計師,」他繼續說:「隨時注意市場的變化與未來的趨勢,不斷製造新的產品,並且經常參加各種門窗協會的展覽,提供親切的售後服務,才能在這一行裡,維持高度的競爭力。」 對於未來,他勾勒著遠景道:「我們將繼續在各地興建工廠,目標在上游、中游和下游全部連結成一個體系,自給自足,如此方能大量降低成本。」 草根外交 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陳水扁總統在紐約市伍爾道夫旅館接受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eague﹞頒發的「國際人權獎」,所有台灣人都感到無比光榮。 當晚,在豪華的酒店裡,嘉賓雲集。陳秋貴陪同紐約聯邦參議員舒曼﹝Charles Schumer﹞和眾議員安克曼﹝Gary Ackerman﹞出席這項盛會。稍早,舒曼參議員方宣佈加入參議院的台灣連線﹝Senate Taiwan Caucus﹞,成為親台的美國重要政界人士之一。 接著在二○○四年年初,陳秋貴陪同五名紐約地方議員參加紐約台灣會館新舊理事長的交接典禮上,為台美社區帶來了盛會。 這些年,陳秋貴儼然成為台灣對美國的民間外交的重要管道之一。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競選公職時,都分別參觀協和總部,親自拜票。前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李柏曼﹝Joe Liberman﹞及台裔眾議員吳振偉等多名政要在競選過程中,亦都曾獲得陳秋貴的慨然贊助。 短短數年間,陳秋貴從汗流浹背的勞動者,變成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慈善家與藝術熱愛者,如今又是管道暢通的民間外交者,著實令眼見他平地起高樓的法拉盛鄉親們看得兩眼花碌碌。 霧裡看花 顯然地,他是迅速掘起的企業主,但他聰明地迴避了穿金戴銀的形象,給人謙和有禮的感覺。但若問:「他是什麼樣的人?」不少鄉親還得沉吟半天,思索著如何作答。因為雖然大家對他熟識,熟絡地喊他「秋貴仔,秋貴仔」,卻又不真正認識。 有人說:「他很忙。社區裡如有活動,他會參加。但來了一個鐘頭,就走了,想和他好好吃頓飯都難。」 針織企業家廖國仲說:「他與同鄉總保持一點客氣的距離。我以前在楓樹街開針織廠時,和他的工廠毗鄰。但見他忙進忙出,卻不曾好好坐下來,聊過天。」 也有同鄉說:「他作風低調,不上台高談闊論,也不當社團的什麼『長』,但如有很多名字排一起,如台灣會館的理事等,他的名字會出現在其中。大致說來,他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敵人;不說別人的壞話,也不真正和人親近。」 「他是一個發了財,對社區都有好處的人。」長期從事台灣人運動的黃再添說:「他做生意,要應付許多人,所以有些做法,不像我們從事運動的人那麼單純。但台灣人辦活動,找他幫忙,他會阿莎力地答應。本質上,他是一個有台灣心、幕後不吭聲的金主。」 但也有人說:「他贊助的活動很多。他誠然熱心公益,但亦為他的事業著想。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 無論如何,沒有人能否認他的認真與苦幹。從事電腦的蕭錫惠說:「他隨時都記筆記。每次聽到有意義的話,他就掏出小冊子,迅速記下來。他就是這麼一個自學成長的人。」 「他很用功。」陳隆豐律師說:「有一次下班時間,我和他在交通非常擁擠的布碌崙橋上,開車緩緩相向而過。我見他一邊開車,一邊閱讀,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他並且是個深受員工愛戴的好老闆。「知人善任是他的特長。」有人說:「他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的限制,所以不會樣樣插足。但他知道在什麼樣的地方,用什麼樣的人,並且充分授權。」 「他很照顧員工。」任職「協和基金」的黃維珊說:「有一次,我和他在公司開會晚了,搭他的車回市區。車經大學點公車站時,他看到幾個員工在等車,就搖下車窗,一一喊他們的西班牙名字,叫他們全部上車,然後送他們到法拉盛車站搭地鐵。」 「而且,基於自身的經歷,他很鼓勵員工進修。」她又說:「他不但在公司開設英語班,並且捐了二十五萬美金給皇后社區大學,從事教導新移民英語及職業訓練之用。」 他的告白 與陳秋貴在大學點的協和工廠上下走一圈,感覺他熟悉廠裡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台機器,叫得出每一個員工的名字,知道每個人在做些什麼。 坐在陳列許多獎狀與獎牌的辦公室裡,平日不多言的他開始一連串的告白。他說:「我的人生是不斷地接受挑戰與努力學習。我到美國後,得到許多人的幫忙,也認識不少有學問的鄉親。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自學會講英語,與美國人交往,又從美國人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我每次聽到或讀到好的字句,就趕緊記下來,等晚上一個人時,再整理消化。」 他從身上掏出一本小冊子,遞給我。我打開一看,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最新的幾頁記的是美國幾位大企業總裁講過的金句名言。 他接著說:「我初到美國時,固然有夢想。但要做什麼?能有什麼成就?自己全無點子,往後的發展都是一步步摸索出來的。在摸索與開拓的過程中,有不少主意出於別人的建議,我去實行,然後思考、調整,以後就變成我的東西。」 「生意慢慢做大後,我深深覺得要有更大的發展,必須打入美國的主流。」他繼續說:「要獲得主流的接納,就必須遵照人家的法規、制度與習俗去做。為了改變人家認為移民者都是來淘金的形象,我開始回饋社會,做些公益事業,結果得到很好的回應。」 「在與主流人士接觸後,我才知道原來美國社會有這麼多優惠的計劃與減稅的項目,為什麼我們不去爭取?」他接著說:「所以我依合法的管道與程序,獲得相當多的資源。有了充分的資源,機會越來越多,路越走越寬闊。我向來要求自己做事要做到極限,所以拼命衝刺。」 協和公司在一九九八年獲得紐約市政府頒獎,將陳秋貴帶入另一個新的境界。他說:「我在領獎時,認識一些紐約商會與政界的人士,便主動與他們連繫。因為我們公司僱用不少第一代移民,每當替員工申請身份時,如果請這些人寫寫信,會方便許多。」 「有了交往,他們在競選公職時,會來找我。我給予金錢上的贊助,彼此因而有了互動。然後隨著協和的成長,他們請我擔任亞裔顧問委員會委員,我也因此認識更多的人。其中不少政治人物競選時,會和我接洽;我贊助他們的同時,也希望他們對台灣友善些,因此在無形中,就幫自己的故鄉作了一些民間外交。」 「至於建立協和基金,則是希望集中資源,彰顯效果。」陳秋貴解釋說:「我剛做公益事業那些年,沒有明確的方向,資源相當分散。協和基金成立後,主要的目標放在兩方面:一是贊助紐約地區的社區文教,二是自我定位為重視企業責任宣揚的飛政府組織(NGO),從2002年起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台灣是我的母國,在國際間的處境非常困難,如果我有能力幫助故鄉提升國際地位,自然樂意效勞。 他接著說:「開闢協和藝廊係順勢而行。我因為做門窗生意,就搜購不少中國的古董雕刻門窗,以突顯公司的特色。搬入新的大樓後,由於有足夠的空間,乃將這些具藝術性質的古董門窗陳列出來。同時顧及許多亞裔藝術家一向缺乏展示作品的地方,乃將場所開放給大家輪流展覽,結果變成法拉盛地區很受歡迎的一個亞洲藝廊。」 對於許多鄉親看他如同霧裡看花,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麼,陳秋貴笑了起來說,這是因為他一直忙著拓展事業,無暇與人交際之故。但他接著強調,他日日夜夜歲歲年年辛勤工作,並非為了賺錢。他說:「我的生活都很簡單,不需要很多錢,就可以過日子。」 「不為了賺錢,是為了什麼?」我問。 他思索了一下,回答道:「為了施展抱負,肯定自己,也讓別人肯定。我如果看到機會,不把握、不加以發揮,就覺得很可惜,所以拼命開創。我努力做事,不盡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回饋社區,並提昇亞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譬如,我發起『滿州鄉陳氏宗親會』,成立『旅美屏東同鄉會』,大家可在此交流聯絡情感。」 「而且,當業主的人,必須向員工負責。」他又說:「我每想到那麼多員工和他們的家庭對公司有所期待,本身會產生責任感。做老闆的應該讓員工覺得公司有前景,為公司打拼有意義,在公司工作有前途,所以公司本身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求進步。」 不停向前衝 「許多人覺得你的進展像衝浪,你認為呢?」我再問。 他笑了起來,說:「我過去的確很衝。因為進了這行業,如同入山林。眼望這山,覺得山外還有山,而且一山比一山高,便積極想開發。但有時衝過頭了,變成衝三步,掉兩步,只剩一步。所以現在比較小心,只有好好向前走,不再向前衝。」 「很多人認為你在二○○一年的事業,已經日正當中。不過現在看來,當時不過十一點鐘。你認為你現在處在什麼位置?」 他笑得更開心,答道:「早上九點鐘。」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請問在您心中,有誰是您的楷模?」 這回,他倒緘默了一會兒,然後頭側一邊,眼望前方,輕輕吐出三個字:「王永慶。」 我望著他的測臉,心想: 他是一個努力的企業家 , 他有非常好的社會價值觀跟一般人沒有的使命感。 結束訪談,走在協和大樓的寬敞廊道上,我的耳際不禁響起了林強的《向前走》的歌:「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心裡但願陳秋貴的事業更發達,繼續對紐約、台灣與台美人的社區,有更多的奉獻。 楊遠薰  

張信行與黃美星 醫師遇上聲樂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信行是個溫和敦厚的婦產科醫師,年輕時是媒人的最愛,但相過無數次親,姻緣卻遲遲不來。直到有一天,碰上「開心果」黃美星,人生都亮麗起來。 黃美星活潑熱情,夢想當聲樂家,但在人生舞台上,喜愛當小丑,博人開心。兩人婚後移居美國,對台灣產生新的認同,此後化熱情為衝勁,奉獻台美人社區,更致力為北加州的台灣會館催生。 他們是移民海外順利的一群,然在安和的環境中,不忘感恩與奉獻,所以得以與其他同鄉,共同涓涓滴滴地締創了海外的台僑社區。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搏感情」是黃美星的口頭禪。她每到一地,就認真地與週遭的人搏感情,盡量讓大家歡喜,也使自己開心。她說,年輕時天真浪漫,後來回首,才發覺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感情為出發,人生的路也因此充滿了溫馨。 美星天生好嗓門,在台北市女中和一女中唸書時,即有「黃鶯」之美稱。就讀師大音樂系時,她主修聲樂,相當仰慕當時甫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歌劇聲樂家曾道雄。 她說:「曾老師是第一個把整齣歌劇帶回台灣的人,不僅歌聲渾圓雄厚,而且風度翩翩,不知風靡了多少女生。我每次上曾老師的課,都得早早趕到教室,搶坐第一排的位子。」 美星大學畢業後,考進省立交響樂團當團員,隔年回母校北一女執教。和許多荳蔻年華的少女一樣,她心裡有一個綺麗的愛情夢。她說:「我媽媽是個藥劑師,在台北開了一家生意很好的藥局。媽媽有個開藥廠的好朋友,每回到我家,就稱讚我說:『美星好乖、好甜,給我當媳婦,好不好?』我信以為真,暗自編起美夢來。」 「直到有一天,赫然發現人家已經有女朋友,真是傷心欲絕。」她繼續說:「我躲在房裡,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決定相親。生平第一次相親,一天就看了六個,張醫師是當天見的最後一個。」 張信行向來給人好好先生的感覺。他原籍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當了兩年麻醉科醫師,隨後赴美國費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訓練。一九七三年,他學成歸國,除在台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教學,經常與恩師徐千田博士切磋琢磨外,也在哥哥開的婦產科醫院行醫。這樣的人選,豈不是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偏偏媒人磨破鞋,還牽不出一樁好姻緣。 一九七七年的農曆尾牙,醫院同仁照例圍桌吃「忘年會」,張醫師忽然接到故鄉媒人的電話,說有一個上好的女孩正在眼前,請他立刻到台北火車站旁的小美冰淇淋店相會。「趕快來,我得趕火車回彰化。」媒人吩咐道。 放下電話,張醫師匆忙外出。趕到火車站旁,看到一家咖啡店,鑽頭進去,裡面伸手不見五指。踅了出來,正愣頭愣腦之際,看到媒人在路旁朝他招手。他迎了過去,媒人簡單介紹身旁女孩幾句,就真的掉頭趕火車,回彰化去。 「僅這麼一次見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一見鐘情。」張信行說。 那晚依依道別後,他開始不斷地打電話給女孩。上午打,下午打,晚上也打;進手術房前打,出手術房後又打。 美星怕辜負人家的情意,一聽到電話鈴響,即衝出房門接。「媽媽怕我跌倒,特地找人到家裡裝分機。」她說:「房間裝,廚房裝,浴室也裝。我和張醫師在電話中盡情地聊,結果不到一星期,我們就決定結婚。」 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來起電,卻如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巧合得不得了。婚後,夫妻倆甜甜蜜蜜。張信行自行開業,美星增產報國,年年生孩子,三年連生三個。 她說:「我每生一個孩子,媽媽就替我請一個佣人,三年連請三個佣人。此外,煮飯、清洗,都另有人代勞。」 如此年輕好命的醫師娘,自然繼續追求音樂夢。一九七九年六月,黃美星在台北實踐堂開了一場盛大的獨唱會,一償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二年,張信行接受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市的亭克﹝Tinker﹞空軍醫院之聘請,全家移民美國。這項改變著實考驗了只會彈琴唱歌的美星,但後來她適應環境的能力,卻又令人刮目相看。 奧克拉荷馬的歲月 美星初抵奧克拉荷馬時,不會開車,全心在家照顧三個二至四歲的孩子。佣人沒了,家事一手包,孩子親手帶,居然也把一個家弄得井井有條,自己都覺驚訝。 張醫師怕她寂寞,訂了一份台灣公論報和一份太平洋時報給她看,結果這兩份報紙徹底改變了她的許多想法。 美星說:「我從小就很愛國。蔣介石去世時,我一想到民族救星沒了,台灣前途怎麼辦?不禁嚎啕大哭。到了美國,讀了這些報紙,才知道自己過去真是懵懂無知。我每回想到從前所忠誠的政府竟是如此一個不公不義的獨裁政權,就不禁熱血沸騰。所以此後,我常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和同鄉到家裡吃飯,希望藉機開導一些和我從前一樣無知的人。」 在她的熱心帶動下,奧克拉荷馬的同鄉越聚越熱絡,沉寂多年的台灣同鄉會也因此敗部復活。張信行說:「早在六十年代,陳唐山等人在奧克拉荷馬大學時,就成立了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但後來那些人相繼離去,奧州台灣同鄉會就日漸消沉。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們才又將之復活起來。」 奧克拉荷馬州幅員遼闊,張家座落在位置居中的奧克拉荷馬市,因此同鄉開會,或島內人士來訪,常在張家舉行。許多鄉親則從鄰近鄰鎮開一、兩小時,甚至兩、三小時的車前來與會。每次相聚,不到夜半不盡興。 美星說:「一些遠道來的朋友夜晚乾脆在我家打地舖,通霄聊天。隔日起來,吃了早點,進城買菜後,再回家。這種朋友相聚的喜悅,成了日後美麗的回憶。」 「即使孩子們也喜歡這種熱鬧。」她又說:「每次客人到達之前,他們就幫著吸塵、收拾房子。等大夥人吃過飯,他們又主動幫忙清洗碗盤。一家大小一起忙碌,後來想想,倒也十分甜蜜。」 一九八六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一﹞奧克拉荷馬分會正式成立。那年,他們邀請總會長彭明敏教授到奧城演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彭教授見面。」張信行說:「在此之前,我讀過他寫的《自由的滋味》,很受感動。那次演講會結束後,我和美星送他到機場。望著他踽踽獨行的背影,想到他為台灣所作的犧牲,不禁感到心痛。回頭一看,發現美星已淚流滿面。」 「此後,我們一直與彭教授保持密切的聯繫。」美星補充說:「即使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幫彭教授在北加州舉辦『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五十週年大會。」 一九八七年,「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出獄後造訪美國,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場公開演講,更讓台灣同鄉領受國民黨學生的霸道。 張醫師說:「我們本來已向奧城市立大學的藝術表演中心租好演講場地,不料海報貼出後第二天,校方即接到中國同學會誣指黃信介為一暴力份子的密告,通令所有場所不得借給台灣學生。我們被迫在倉促之間更改演講地點。幸好得到卜睿哲﹝Richard Bush﹞父親卜教授的幫助,才在學校附近的美以美教會借到場地。」 「但接著,我們在張貼變更地點海報時,又遭到國民黨職業學生的無理干涉。」他繼續說:「更過分的是當黃信介演講時,居然有十多位國民黨學生揮著旗子,一字排開、旁若無人地走上講台,干擾演講。其中一位女生更拿著照相機,公然向聽眾拍照,引起群眾的憤怒。」 這些惡行徒使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更加惡劣。美星在奧城的一位好朋友王明玉,同是醫生太太,彈得一手好琴,常在美星演唱時為之伴奏。美星說:「我們組台灣同鄉會時,邀請王明玉參加,她還不解地問:『有華人協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組台灣同鄉會?』沒想到經過這些事件,她對台灣的事情比我們更投入。她在一九八八年擔任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九年主辦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一九九○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後來更回台灣,與蔡同榮一起推行公投,爾後創辦民視,如今是民視的副總經理。說來,我是用跑的,她是用飛的。」 黃鶯出谷 美星住奧城期間,不忘充實自己。她自學會開車後,即請張醫師在晚間照顧孩子,自己驅車前往城中,拜師學聲樂。一九八五年,她正式進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研究所,修習歌劇。兩年後,取得歌劇碩士學位,此後即經常在台美人的音樂活動中公開演唱。 尤其隔年,張信行轉往北加州的華盛頓醫院行醫,全家搬到舊金山灣東南的福里曼特﹝Fremont﹞市。加州台灣人多,活動多,更賜予美星發揮才能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加州台灣同鄉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舉行台美人超大型音樂會,一共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音樂會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即由黃美星擔任。美星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當場留給眾人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一群加州同鄉為宣揚台灣文化,特別組台灣文化音樂團,到全美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黃美星亦參與其中。此行不僅使她的演唱技巧更臻成熟,同時亦使她與作曲家蕭泰然、文化醫生林衡哲等奠下深厚的情誼。 一九九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屆滿四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為攸關台灣前途的事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當時的FAPA北加州分會會長張雅美邀請黃美星協辦並主持晚間的音樂會。美星特別偕張醫師回台,邀請她在大學時所景仰的曾道雄老師前來演唱。 美星說:「曾老師寶刀未老,風采依舊。那晚他一連唱了十餘首歌,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尤其一首《我要再回去我的故鄉》,更讓全場為之落淚。因為那時黑名單尚未解除,許多人歸不得故鄉,聽到這首歌,觸景生情,淚流滿面。頓時會場一片飲泣聲,氣氛非常感傷。」 以歌聲詮釋感情,正是美星努力的目標。一九九二年七月,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在台北社教館舉辦一場「島國的旋律」,美星應邀在會中演唱蕭泰然的「遊子回鄉」、「蕃薯不驚落土爛」等歌曲,真情流露,也令不少人為之動容。 接著,南加州台灣聯合基金會連續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舉辦兩次「台灣文化之夜」。美星皆應邀演唱,奠下台美人聲樂家的形象。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後的深夜,音樂大師蕭泰然突然大動脈爆裂,生命岌岌可危。幸在緊要關頭,為林衡哲醫師發現,送醫搶救並進行重大手術,方拾回生命。行經死蔭幽谷的蕭泰然稍微康復之後,就決意為台灣寫下一部足以流傳久遠的交響詩。 他比照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半年後完成一部澎湃壯麗的《一九四七年序曲》。一九九四年七月,蕭泰然赴舊金山參加台灣文化節,隨身攜帶這部剛完成的樂曲手抄本。在同鄉鄧基碩家裡,他將該樂曲出示在座的同鄉看,並表示對一個作曲家而言,作品如未經公演,不算完成。他企盼這部具歷史意義的交響詩能在舊金山和台灣兩地首演。 當時在場的張信行夫婦深受感動,尤其美星更下決心要完成蕭老師的心願。為此,她整整奔走了一年,打過上千次的電話,也數度往返美、台兩地間。 策劃《一九四七年序曲》公演 「其間遇到許多挫折,心情常如同洗三溫暖。」黃美星說:「首先是接洽交響樂團的問題。大凡像舊金山這類國際級的交響樂團,行程早在兩年前便已排定。我退而求其次,接洽聖荷西交響樂團,但一問行情,便打退堂鼓。正當沮喪之際,忽然想起我三個孩子都參加的奧克蘭﹝Oakland ﹞青少年管絃樂團,水準不錯,每年都舉行公演,而且正計劃作遠東行。倘若他們公演時,能演奏《一九四七年序曲》,到遠東巡迴演出時,能加入台灣一程,豈不兩全其美?想到此,我就興奮起來,趕緊洽商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 「沒想到樂團董事會裡,有人認為這部樂曲涉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予以反對。」美星又說:「我們因此寄上柯喬治﹝George Kerr﹞在一九四七年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請他們閱讀。並且與鄧基碩夫婦一同出席他們的董事會,予以解釋答辯,議案才獲得通過。」 至於籌組百人合唱團,更費盡周折。因為蕭泰然仿照貝多芬的《第九樂章交響曲》,在《一九四七年序曲》的最後,以氣勢磅礡的《台灣翠青》百人大合唱作為結束,因此在加州和台北兩地,都得籌組百人合唱團。」 為了在台北組百人合唱團,美星特地回台灣,先後接洽了台大合唱團、愛樂合唱團和台北縣教師合唱團。她說:「因為《台灣翠青》的歌詞含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意,每次洽談時,對方都說沒問題。但等譜曲寄出後,對方即以微妙的理由,予以拒絕,可說一波數折。最後,才由林典謨長老的姪女蘇金鳳在台北率台灣合唱團和數所教會的唱詩班聯合演唱,問題才告解決。」 在北加州方面,則動員了所有熱心鄉親與教會人士。大家從籌組合唱團、練唱、演出,乃至拉廣告、賣門票,莫不同心協力,一起忙碌了好幾個月。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序曲》假奧克蘭的卡文賽門斯﹝Calvin Simmons﹞劇院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演。 當日,近兩千位的劇院座無虛席,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地詮釋了象徵台灣四百年奮鬥史的交響詩,黃美星感性地唱出「愛與希望」的主題曲,百人合唱團波濤壯瀾唱完《台灣翠青》,一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接下來,黃美星帶領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的團員飛到台北,於七月十日在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近三千個座位亦皆告爆滿,演奏的場面益加熾熱。結束時,作曲家蕭泰然、指揮衛斯肯尼﹝Wes Kenny﹞與女高音黃美星連袂謝場三次,接受觀眾異常熱烈的喝采。 「那種感覺實在美妙。」美星笑道:「創作者與表演者只要獲得觀眾的共鳴與喝采,所有幕後的辛勞都在剎那間拋諸腦後。」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美星日後無論主辦音樂會或其他活動,都頗嫻熟。二○○一年秋天,舊金山和約屆滿五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又邀請黃美星籌劃音樂會。美星再度邀請曾道雄老師到舊金山演唱。這回,曾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演出他所編寫的第一齣台灣本土歌劇:《稻草人與小偷》,氣氛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 忘情投入選戰 張信行夫婦自搬到北加州,即非常活躍於當地的台美人社區。張信行自一九九○年以後,即年年擔任不同社團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北加州東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TAFNC註二﹞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西區理事長、北加州台灣醫學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協志會會長、以及數屆的FAPA中央委員。 此外,他亦是一九九二年護送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回台的「彭明敏返鄉團」團員,一九九六年的「彭明敏競選總統後援會」、一九九八年的「南長北扁後援會」、二○○○與二○○四年的「陳水扁競選總統後援會」的北加州總召集人,目前的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會長、暨「海外阿扁之友會」副總召集人。 這些琳琅滿目的頭銜顯示出他的人氣與熱忱,同時也意含著他身旁有個幫他打點一切的好助手。事實上,溫和理性的張信行與性情中人的黃美星確是一對好搭擋。兩人裡外配合,在社區裡服務又散熱。美星的熱情與衝勁,大家有目共睹。她在二○○○年忘情挺扁的表現,迄今猶為朋友間的趣談。 那年,台灣總統競選白熱化,眼見連、宋分裂,台灣人第一次有當家作主的希望,綠派人士莫不情緒高漲,個個非常投入。 大選前一個月,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飛到北加州募款,美星為之主持募款餐會。她事先向經營珠寶業的「阿嬤」莊林素芳募得數十件珠寶,當晚全部披戴在身,然後站在舞台中央,使出丑角的本事。 她盡量讓大家笑呵呵,把場面拉得熱哄哄,再將身上的飾物一件件解下叫賣,讓大家在亢奮的氣氛中不斷喊價。每逢稍有冷場,便指點「密使」張醫師叫價。如此一個晚上下來,竟然為扁、呂陣營募到六十二萬美金,讓人嘖嘖稱奇。 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華文媒體一致看好宋楚瑜,把綠派人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那時,東森電視在北加州舉辦一場總統大選海外問答會,三黨各派代表答辯。相較於國、新二黨的重量級學者官員,民進黨派出一個學生模樣的蕭美琴,輕裝便服,表現卻有過之而無所不及,讓親綠的台僑十分驕傲。 會後,美星拉美琴到一旁,低聲問她吃飯沒?美琴答說吃了一個便當,美星心疼,遂和婦女會的春惠等姐妹們商量,臨時帶蕭美琴到阿嬤家吃宵夜。大夥人在那裡七嘴八舌,當然最關心的是如何拉抬阿扁的聲勢? 當時美琴回答:「若能遊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出面挺扁,將對選情大有助益。」 一句話說得美星躍躍欲試,真要把請李遠哲出面視為己任。其實她與李遠哲並無私交,僅在餐會見過面。但李遠哲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之前,長期任職柏克萊大學,與灣區不少科技人士熟識。而他的一位摯友正是信行與美星的朋友。 淚灑中研院 他們於是央請這位朋友回台勸李遠哲出面挺扁,同時由同鄉施天墩寫了一封敦請李遠哲挺扁的信,在灣區籲請同鄉聯署。 「結果這位朋友因故未能返台。」美星說:「我那時已回到台北,眼見選情緊繃,心裡非常著急。我同時聽說其實李遠哲並未親獲扁、呂二人的請託,於是自告奮勇,要當面呈遞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親筆函,請李遠哲出面挺扁。」 她繼續說:「我因此懇請這位朋友無論如何得安排我與李院長見一面。終於在大選前五日的上午,我在電話中與李遠哲談上話。他要我當日下午三點半到中研院院長室,願意接見我五分鐘。我放下電話,心急如火,因為我手頭尚無扁、呂兩人的親筆信。」 選戰正赤燄,如何在數小時內找到扁、呂兩位大人物,並且得到他們的親筆函,確實是一大挑戰。幸好美星這麼多年,在家裡招待過不少民進黨人士,認識一些人。她連續打了數個電話,獲悉呂秀蓮正在某處開會,連忙在同鄉郭漢甫的帶領下,火速趕往會議現場。 「進了大樓,只見門禁森嚴,會議室外有幾個人巡行。」美星說:「我認出其中一位就是不久前,隨呂秀蓮到北加州的隨扈,趕緊向他招招手。他聽我說明原委,立刻進去呈報。不久,呂秀蓮出來,引我到二樓辦公室。經過簡短交談,她取出一張沒有抬頭的白紙,寫下致李院長的短箋,交給我。我如獲至寶,趕緊飛奔另找阿扁去。」 她接著說:「阿扁那時正在另外一棟大樓召開國際記者會議。我趕到那裡,由李逸洋接見,在會客室裡等到記者會結束後,見到阿扁。阿扁表示感謝我的好意,請我繼續照原先的計劃進行,但他另有與李院長聯繫的管道。我因此沒有拿到阿扁的信。」 當日下午三點半,美星如約趕到中研院,在院長室見到了李遠哲博士。她先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發動募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委員會」賑災款額當面交給李院長,再遞上千人敦請李遠哲挺扁的聯署簽名信。李遠哲迅速瀏覽一下,裡面確實有不少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她再呈上呂秀蓮的親筆函。美星說:「李遠哲看信後,沉默不語。半?才道:『李登輝總統剛剛來過,才走。』我一聽,心想這下完了!李登輝是總統,位高權重,那時正極力為連戰輔選。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怎能與之相比?情急之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時腦子一片空白,只記得喊出內心最真誠的話:台灣需要你!只有你能救台灣!」 「李遠哲站在那裡,一言不發,毫無動靜。」她繼續說:「我像唱獨腳戲般,哭了一陣,猛然想起五分鐘早都過了,趕緊擦擦眼淚,準備告辭。這時,忽聽李遠哲開口道:『我希望再過兩天,會有一些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和我一起站出來,支持阿扁。』天哪,簡直峰迴路轉!我大喜過望,連聲道謝、再告辭。」 然後,如眾所知,大選前三天,李遠哲和殷琪、許文龍等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們出面挺扁。剎那間,阿扁聲勢水漲船高。數日後,他擊敗連、宋,當選台灣總統。 「台灣總算結束長期的外來統治,我們開心許久。」美星說:「其實阿扁執政,對我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我們為台灣所做的事,不過是海外僑民熱愛母國的真誠表現罷了。」 心心念念一間厝 北加州沿著舊金山灣一帶,通稱灣區﹝Bay Area﹞,亦稱矽谷,是全球尖端科技的搖籃。在繁華的七、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台灣人前往發展。三十年來,台灣鄉親沿著舊金山灣,成立了舊金山台灣同鄉會、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南灣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協志會、台灣婦女會和台灣長輩會等八大台灣人社團,聯合組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北加州儘管人才濟濟,獨缺台灣會館。早在房產不那麼貴的年代,還有人提。後來房價狂飆,成立會館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眼見北美其他城市如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聖地牙哥、溫哥華等地,都先後成立了台灣會館,一些同鄉心裡不免遺憾。 張信行說:「美星每次開車,見到一個好地點,就唸道:這地方用來當台灣會館,不知多好!」。 一些朋友也知道黃美星念念不忘台灣會館。二○○二年,她的好友媛仔和聖荷西迦南教會的陳德輝長老先後打電話給她說,若她願意出面號召籌組台灣會館,他們願助一臂之力。 「這兩人實在是會館的原始催生者。」美星說:「我因此開始?求有志之士,商討籌館事宜。不久,一群朋友常在我家開會,但談來談去,總因為涉及金額龐大,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 二○○三年正月,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長張祿生甫上任,即感慨說,聯合會都已成立三十年,還沒有一個「家」,每次會長換人,成堆的公產就得隨著會長搬遷。 「我們實在需要一間會館。」他打電話給美星說:「現在房租較疲,只要籌個三、五萬,租個一、兩千平方呎的地方,隔成三間:一間辦公室,一間大廳和一間貯藏室,會館不就成了?」 美星一聽,心裡快速盤算:若先找十個人,每人斥資兩千五,其餘三百、五百地募捐,要籌個三、五萬,應無太大困難。如此想著,便抓起電話,徵求十名願捐兩千五的善士。結果一天之內,就達到目標。 成立北加州台灣會館 一月底,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召開三十週年暨春節聯歡大會,將近千人參加。美星打鐵趁熱,將這十名善士的大名寫在一張紅紙,張貼在會場入口處。自己則拿著一疊籌組會館的傳單,站在門口,逐一分發。 晚會時,張祿生請黃美星上台報告會館籌備事宜,接著當場進行募款。鄉親的反應十分熱烈,那晚連認捐在內,一共募到三萬五千美金。 有了東風,萬事啟動。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委員會馬上成立,委員計有張信行、張祿生、陳德輝、陳光博、邱俊邦、李華林、林典謨、施天墩、石清正和翁嘉盛等十名,由張信行擔任召集人。他們隨後起草組織章程,向加州政府申請立案,並積極覓尋館址。 某日,張信行牙疼,到鎮上看牙醫。牙醫師吳銀鏤告訴他,該診所樓下目前空出,或可租來當會館,屋主是診所內另一位很有愛心的吳怡明牙醫師。 張信行下樓一看,該處佔地近三千平方呎,診所位於福里曼特市主要大道旁,交通方便,地點適中,停車場遼闊,倘若租金不太貴,倒是個理想的所在。他於是打電話給家中的執行長。美星行動力強,聽了之後,立刻趕來看地方,隨後聯絡籌委會的委員們看場所,然後即與吳怡明醫師搏起感情來。吳醫師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苦心,真的答應以僅夠維持費用的條件出租。如此順水推舟,雙方在數日內即簽下合同。 接下來,整修、粉刷、換地毯等事一一進行。每日都有義工前往幫忙,許多鄉親也慷慨捐贈辦公室傢俱、電腦、器具用品與各種裝飾品。一個半月後,金色的「台灣會館」四個大字堂堂正正地鏤在會館正面大牆上,也印在入口的玻璃大門上,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四月十七日,僑務委員長張富美自台北飛到北加州,參觀這個甫誕生的台灣會館。五月一日,會館正式啟用,插花、烹飪、吉他、國畫、元極舞、手工藝、人生講座、幼兒音樂、基礎數學等陸續開班,每日人進人出,充滿朝氣。 九月,北加州台灣會館舉行開幕茶會。當日秋高氣爽,館裡館外、連同停車場,都站滿了談笑風生的鄉親。數十年的盼望竟在短短數月內落實,真是天佑。 「會館成立迄今,每日都在進步中。」美星說:「尤其欣慰的是我們成立了台灣學校,肩負在海外傳播台灣精神與文化的任務。學校開課以來,班班皆滿,不少學生還是台美人的第三代。我們採通用拼音教學,不僅教中文、台語和客語,也教台灣文化,目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認同台灣與台美族裔。」 她接著說:「此外,我們也組了台灣會館合唱團。由大家所敬愛的宋泉盛牧師娘陳美滿擔任指揮,每兩星期在會館練唱一次。遇有節慶或活動,大家就上台表演,其樂無窮。」 「會館是大家的公厝,愈多人使用,愈能發揮功效。」張信行說:「我們目前還無法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大小瑣事,皆由熱心義工服務。目前希望會館能儘快制度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擁有一棟永久的會館。」 目前經常坐鎮會館的義工有黃美星、張麗雪、吳蘭君、李梅英、黃秋蘭、林賴翠珠、林春惠、林雪惠、王麗金以及一大群授課的老師們。美星時常一早到會館,開門、沖茶、煮咖啡、接電話、安排會館的種種活動,直到晚上的課全部結束,張醫師到館裡幫忙清理垃圾後,再相偕回家。 「會館是許多人的寶貝,我們用心呵護它,目的在讓人知道這裡有一個興旺的台僑社區,和有一個象徵台美人凝聚力的台灣會館。」美星說。 受祝福的人 美星的生活充滿熱鬧與忙碌。丈夫、孩子與朋友環繞身邊,有關台灣的事,則讓她馬不停蹄,不斷向前奔走。除了會館外,她經常主辦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與募款餐會,每天都有講不完的電話,要聯絡事誼、推銷門票,也要與人搏感情。 她說:「辦活動需要大家幫忙,所以平時得和人搏感情,活動才辦得起來。雖然現在網路很方便,但畢竟電話三分情,尤其要銷售音樂會或募款會門票,更得親自打電話。我曾幾度為了促銷音樂會的門票,坐在電話機旁,從早打到晚,連孩子們都說媽媽好瘋狂。」 「我和美星最感安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認同我們的理念。」張信行說:「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老大葛麗正式將全名更改為Gloria Taiwana Chang,就是加了一個「Taiwana ﹝台灣人﹞」的中間名,藉此表示她對台灣的認同,作為給我的慶生獻禮。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美星五十生日那天,張醫師要帶她到舊金山吃飯。全家難得進城,自然興奮。待她推門進餐廳的剎那,耳際突然響起「生日快樂!」的歡呼聲。原來所有親朋好友都聚在那裡,為她慶生。張醫師擁著她,稱她是他永遠最美麗的星星。 美星感動得熱淚盈眶。她說:「我實在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一生得到許許多多的祝福。有些人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舉辦這麼多活動。其實我的力量來源,就是感情兩個字。親情、愛情與友情都是敦促我作事的原動力。而台灣更是我所有感情的總合,所以我常為有關台灣的事,忙個不停。」 張信行說:「我年輕時,日夜以醫院為家,生活戰戰兢兢。和美星結婚後,才發覺人生還有許多層次。兩人到了美國,對故鄉有了嶄新的認同,因而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在服務社區、回饋故鄉上,反而覺得人生更完全、更有意義。」 當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年輕時僅是你儂我儂,在經過一番洗禮後,竟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張信行與黃美星是海外受到祝福的一群,難得的是他們能知足感恩,攜手付出,更為海外的台僑社會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故事。 楊遠薰

陳隆豐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這是咱的厝,你看,環境多麼清幽,建築多麼美麗,這『台灣會館』四個字的扁額還是特地從台灣運來的。」陳隆豐律師一談起紐約的「台灣會館」,有著掩不住的欣慰與驕傲。當年尋尋覓覓一間屋,困難重重中買下改建,後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在即將被拍賣的前夕,竟然化險為夷,其間經歷過的酸甜苦辣,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已經記不住多少時候,他的心情隨著會館的狀況起起伏伏。 猶記當年,會館面臨財務困難時,他曾感慨說:「為了會館,我幾乎所有的人情都賣盡。」而今,望著人氣興旺的會館,他說:「這座會館不知牽繫著多少台灣人的心,每一想到許多人為了救會館,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從心底湧起無限溫暖,咱台灣人真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麼原因,使陳隆豐和紐約台灣會館如此結緣?他說,當年到「東園」餐廳參加建館籌備餐會時,只是想單純地提供自己的專業知識,沒料到後來竟被選為建館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既然受人之托,就全力以赴。如今想起來,自從到紐約,在建會館之前,他已經多次為同鄉聚會覓尋場地,年復一年,「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一直深深烙在心坎裡,也因此當大夥兒熱血沸騰地討論籌建事宜時,他就在其中。 「話說從前」,陳律師一提起三十多年前,他到美國留學及其後發生的種種,就像在敘述一部美東台灣人發展的歷史。當年一群窮留學生如何晃到紐約,興高采烈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以及後來如何想要擁有自己「一間厝」的故事,就在他滔滔不絕的述說中展開。 一打螃蟹十二人分 陳隆豐在1965年抵達費城,唸賓州大學(Univ. of .Pennsylvania)的法學研究所。他有個狀元哥哥陳隆志,從小到大,一直頂著第一名的光環長大,從佳里興國小到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一路獨領風騷。陳隆豐因此循著二哥的軌跡前進,同樣唸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大學時,相繼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和一般行政人員高考及格,然後服完兵役,到美國長春藤盟校唸研究所。 費城地靈人傑,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同時也是台灣獨立思想的萌芽處。五十年代中期,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等人在此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n,簡稱3F)」組織,首倡台灣獨立思想。不過,晚到將近十年的陳隆豐,無緣與這些前輩相攀,倒是當時在賓大Walton商學研究所唸博士學位的羅福全成為台灣學生們的龍頭老大。 陳隆豐說,羅福全是當時的「有錢」學生之一,他從日本來,指導教授給他高額的研究助理獎學金,他又已經結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樣親切好客,他們家於是變成一群台灣留學生的窩。舉個例子說,一般人買一打螃蟹,總是兩個人分幾天吃完,可是羅福全和毛清芬如果買螃蟹,一定打電話把朋友們都找過去,每個人都吃到一隻螃蟹,這就是當年他們如果有一點好東西就一起分享的情形。 在賓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陳隆豐到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繼續攻讀法學博士。當時,美東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仿照紐約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的型態,也組織了一個「East Coast Formosan Club」,選定每年聖誕節前的周末,大家聚在一起過節、聊天,解鄉愁。 那時,紐約的台灣人大都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因此早先租用附近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會,後來人數漸多,就一直使用哥大旁的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非常熱鬧。當時大多數人都是單身的男學生,偶有幾個小姑獨處的台灣小姐參加,就成了眾男生們爭相追求的對象。 陳隆豐在賓州大學唸書時,每年都在聖誕節前晃到紐約湊熱鬧,興致勃勃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覺得很有歸屬感。後來拿到碩士,到紐約大學唸博士班時,更因著地利,成為「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熱心跑腿。他在1968年,還獨當一面編起「鄉訊」來。 古舊一棟「台灣樓」 當時,很少有台灣家庭在紐約市內住得起寬敞的公寓,因此一些窮學生到了紐約,便為住處煩惱。有些熱心的同鄉於是在曼哈坦的百老匯(Broadway)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兩、三間公寓,供留學生居住。後來進一步地,由葉國勢、黃石定、蔡啟東和張燦鍙等人合組公司共同貸款,在與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買下「Broadway 3115號」的公寓大樓,這就是當年聞名的「台灣樓」。他們出租大部份的房間,留下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讓一些初到紐約的同鄉們暫時居住,同鄉邱文宗夫婦還當過大樓的管理員。 「這棟『台灣樓』雖然破舊,卻曾是許多風雲人物初到紐約的棲身處。」陳隆豐笑著說,不過那時因為缺乏購屋的專業知識,買下後,才發現大樓實在太老舊,水管與暖氣的問題很多,因此花了不少錢修理。又過了幾年,因為房子的毛病太多,維修費很貴,又乏人管理,加上同鄉們多已學成業就,不再需要這種臨時的住處,於是在1975年,在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將台灣同鄉會承租的公寓歸還給「台灣樓」公司,不久,「台灣樓」的股東們將這棟建築還給貸款公司,結束了紐約台灣人的第一個「家」。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型態持續了許多年,到了1970年有了一些改變。1970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海外台灣人運動發展的關鍵年。一月裡,「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在紐約正式宣告成立。四月中,刻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下榻的紐約布拉薩旅館(Plaza Hotel)前,遭到兩名台灣學生鄭自財與黃文雄的行刺,雖然無恙,卻大大震撼了海內外。也在這年,彭明敏成功地逃離台灣,經由瑞典,輾轉到紐約。 同樣在1970年,「全美台灣同鄉會(TAA)」在華府註冊登記,「East Coast Formosan Club」於是改組,依地區各自成立紐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費城、巴爾的摩和華府等台灣同鄉會,全部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七十年代,隨著島內民主呼聲的升高,海外台灣人的凝聚力越來越強,同鄉會的組織也不斷地成長茁壯。 陳隆豐對早期的台灣同鄉會有許多美麗的回憶。他說,那時參加同鄉會的都是些窮學生,成家的人很少,有家庭的很照顧單身的學生。記得那時,有位在Borden做事的王博士,常請大家吃他們公司的冷凍食物,還有個羅介川嫂很會擦潤餅皮,所以同鄉會聚餐都有潤餅可吃,不過那時沒有甜花生粉,只好用花生醬替代,大家照樣吃得津津有味。也在那時,方菊雄和黃靜枝夫婦租的公寓常常人滿為患,大家常在那裡開會聊天到半夜。那年頭,大家都沒錢,記得當時柯喬治(George Kurr)寫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的書,同鄉們想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一問廣告費,竟要六千美金,聽起來像天文數字。 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前途越來越關心。1971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前夕,彭明敏假紐約Statler Hilton旅館舉辦了一場「民眾大會」,將近兩千人參加,真是盛況空前,而陳隆豐就是這場盛會中的司儀。 隨著聚會人數的躍增,國際學舍的容量早就不敷使用,於是陳隆豐開始熱心地替「紐約台灣同鄉會」尋找更理想的聚會地點。他找到一家座落於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的中學,也就是目前Hunter College的附屬高中,供同鄉會開會使用。1973年,方菊雄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康寧祥到紐約訪問,就在這家中學舉行演講,再度擠滿人潮,造成轟動。在七十年代的上半期,「紐約台灣同鄉會」就經常租用這個地方聚會。 隔年,方菊雄以「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的身份,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FTA)」的成立大會,同時允下隔年要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台會」的承諾。次年,方菊雄卸下會長職務,力薦陳隆豐接任,同時將舉辦「世台會」的責任交給繼任的陳隆豐會長去實現。 為了讓「世台會」辦得體面些,陳隆豐又開始找場地,這回他在紐約大學租到開會場地。「那次世台會辦得可真成功!」他興奮地說:「記得那時李正三在帝國大廈旁開一家『元祿壽司』,我們每天中午都向他訂了三、四百個便當,最後一個晚上,與會的人將近兩千,中共特地派人來鬧事,結果帶頭的人被同鄉追趕得從紐約大學的大樓陽台跳下去,那時大家情緒的高昂,可見一斑。」 1975年,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時,覺得Hunter College附屬高中的場地不夠大,又另外找了一家華格納高中(Senator...

廖述宗 芝大教授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生命的執著 廖述宗教授在三十幾歲時,即發表一系列卓越的男性荷爾蒙研究論文,揚名國際生化界。 他在一九八○年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成為當時海外人士與島內民主鬥士接觸的前鋒。 他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盡力引介高科技產業到台灣,希望與有志之士共同建設台灣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是一個典型的早期台灣留學生,睿智、勤奮、深思、熱情,對台灣尤其充滿期許。 一個五月天,我與這位傑出的的生化學家漫步在芝加哥大學的校園,聆聽當年如何從一個追求知識的青年,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生命科學家,然後又成為一個威權時代的政治異議者,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執行者,覺得他的人生真是豐富,難怪他會一再強調「成功的意義,不在終點,而在過程」。 啟蒙的歲月 廖述宗於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台南,父親是著名畫家廖繼春。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妹。童年時,他的父親在台南長榮教會學校教美術,母親在家開了一家叫「文藝社」的文具店,個性體貼的他從小就常幫著母親煮飯、做家事、看店、賣文具。 「我的父親是個沉默溫和的人,」廖述宗說:「他的熱情全都表現在繪畫上,對孩子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他對我的影響可說無形而深遠,我後來在科學上的創造與發見,即源自他在藝術上的臆想與發揮。」 述宗自小喜歡觀察一切有生命、會蠕動的東西。他養了很多蠶,看著幼蠶變大蠶,再作繭成蛹,破繭化作蝶,覺得生命實在奇妙。小學三年級時,他遇到一位非常崇尚自由的日本老師,名叫星襄一,經常帶著學生們到樹林裡上課,更加啟發他對大自然的喜愛。 就讀台南一中初二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機大舉轟炸台南,他眼見房子被炸,災民哀嚎,難民爭相疏散,敏銳的心靈充滿了對戰爭的驚悸與厭惡。接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他目睹一批批的國軍如散兵游勇,漫無法紀,作出一連串侵害百姓權益的行為,內心又不禁痛恨、失望。 唸高一時,由於他的父親應聘到甫成立的台中師範當美術科主任,述宗乃隨著家人搬到台中,轉學至台中一中。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血腥的大屠殺如夢魘般,在他腦裡揮之不去。 廖述宗說:「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苦悶的時代與黑色的政治陰影使他成為一個深思的青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思索生命的意義,並且非常同情貧苦弱勢的人。 邁向科學之路 一九四九年,廖述宗自台中一中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台大農化系。他說:「因為台大只有動物系、植物系,卻沒有生化系,所以我選擇既要唸生物,也要唸化學的農化系為第一志願。」 事實上,他還一度與醫學系結緣,卻自動放棄。原來他升大二的那年暑假,參加轉系考試,以第一名轉進醫學系。但結果只去上了三天課,他便打退堂鼓。 他笑著說:「因為當時一位教動物學的老先生要學生在三天內,背下兩百多根人體骨骼的名稱。我覺得我的腦袋不能全用來背記東西,所以又轉回農化系。時隔這麼多年,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唸了農化,我的發展更加海闊天空。」 他在農化系的出色表現使他從大三起,便在何芳陔教授的研究室當研究助理,從事木耳的研究。服兵役時,他參加全國高等考試,高中狀元。退役後,他回台大農化研究所深造,獨自研創一套用化學液體培植蘑菇的方法,深受重視。這篇論文不僅使他獲得台大碩士學位,並且亦得到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 I T註三)的優渥獎學金,於一九五六年踏上留學之途。 那年秋天,滿腔壯志的廖述宗抵達芝加哥,心中暗自希望數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即返鄉服務。沒想到一開始,便遇到挫折。他到伊利諾理工學院生物系報到後,系主任海德克﹝Hedrick﹞博士告訴他,他所培植的蘑菇太小,沒有經濟價值,因此這項研究計劃已被取消,但系裡改派他到另一個更大更有名的研究小組工作。 原來該系已有幾個博士和碩士先後發表論文,證實密西根湖的湖水含有抗生素。在抗生素奇貨可居的年代,若能自湖水提煉,真是一大福音。因此系裡已在密西根湖畔,建造一座自湖水提煉抗生素的試驗工廠,準備派廖述宗去管理。但在去之前,他必須先在實驗室學會提煉抗生素的方法。 他們的做法是將湖水放進離子交換器,分離出抗生素後,濾掉其他,再用溶劑將抗生素洗出來。聽來不難,問題是廖述宗無論怎麼做,都做不出想要的結果,令他十分困惑。隨著日子一天天消逝,他的信心逐漸減少,到後來只好作捲舖蓋的打算。 他向系主任坦承做不出結果,但在宣告失敗之前,希望系主任和他一起作一次實驗,以便瞭解癥結之所在。海德克博士覺得這要求合理,於是捲起袖子,動手和他一起作實驗。 不料兩人做了三個月,竟還沒作出結果。後來,廖述宗獲准調閱前人的實驗記錄,仔細加以比較,總算發現原因。原來前人的實驗並沒有測量離子交換器流出來的液體酸鹼度。換句話說,細菌被殺死,是液體本身帶酸性的緣故,不是湖水裡含有抗生素。 這項發見令系主任大驚失色。因為這表示整個研究計劃的前提是錯誤的,試驗工廠必須關掉,龐大的研究計劃亦將終止。 「當時實在不知該喜,還是該憂。」廖述宗說:「喜的是証明我的實驗是對的,拾回一點信心。憂的是我才到一個新地方,便攪壞了人家整個計劃,處境很尷尬。思慮再三,覺得不如離去,但系主任反而挽留我。他說系裡其實很感激我的發見,因為與其投下更多的資本,不如趁早結束。」 後來,他請系主任寫推薦函,讓他轉學。由於廖述宗曾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一篇有關核酸結構的論文,所以不久便接到康乃爾大學一位哈利﹝Robert Holley﹞教授的來信,表示要收他當學生,並且願意提供獎學金。廖述宗高興異常,趕緊回覆,表示即將前往。 這位當時正在從事最新核酸﹝nucleic acid﹞研究的哈利博士後來以在核酸方面的重大成就,獲得一九六八年的諾貝爾獎。但命運之神卻使廖述宗無緣與之相會,反倒奇妙地將他留在芝加哥,展開另一頁燦爛的學術生涯。 誤闖芝大 一九五七年夏末,廖述宗正打點行李,準備前往紐約的綺色佳﹝Ithaca﹞之際,一位朋友勸他說,離開芝加哥之前,不妨到近在咫尺的芝加哥大學走一走。廖述宗亦覺得有道理。自己在芝加哥住了一年,每日關在實驗室裡,不曾到外頭探個究竟,最起碼也該到聞名遐邇的芝大見識一下。 於是他找個風和日麗天,獨自搭車到海德公園。進了芝大校園,他到處晃蕩,但見一棟棟哥德式建築宏偉如城堡,校園碧草如茵,鐘聲悠揚,確實有學術氣氛。 徜徉一陣,他走進生化系大樓,看見一間辦公室門外掛著系主任伊凡斯﹝Earl Evans﹞博士的名牌,一時興起,便舉拳敲門。 也算巧合,伊凡斯博士親自應門。他不但開門讓廖述宗進去,還坐下來和他談話,並且帶他參觀實驗室。廖述宗受寵若驚,覺得這人實在親切,於是滿心歡喜地謝了又謝,便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料到了下午五點鐘,他竟接到伊凡斯博士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再到芝大一趟。滿頭霧水的他不便拒絕,隔日便依約前往。 他到了系主任辦公室,伊凡斯博士要他逕自到「明美﹝Ben May﹞癌症研究中心」,見一位塔拉萊﹝Paul Talalay﹞教授。廖述宗遵照指示,找到塔拉萊博士。這位塔拉萊博士也真絕,二話不說,便遞了一件實驗衣給廖述宗,兩人便開始動手做實驗。 如此一忙,忙到下午四點鐘。塔拉萊博士請他喝茶,並交給他一份資料,要他回去好好研讀。廖述宗愣了一下,心想這其中一定有誤會,趕緊解釋道:他到芝大不過是探訪,過兩日,他就要啟程赴康乃爾大學,攻讀生化博士學位。 「什麼?」這下輪到塔拉萊博士錯愕了。他說:「你不是要到這裡來唸書嗎?我們昨天還特別為你開了會,討論要給你的獎學金和研究項目呢!」 提起這段往事,廖教授迄今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說:「當年可能我的英語太差,他們誤以為我要到芝大唸書,見我的表現還不錯,就決定收我。」 就這麼一個奇妙的機緣,廖述宗沒經過入學申請,便直接進芝大生化研究所,而且此後一輩子都在芝大,並與恩師哈更斯教授﹝Charles Huggins﹞結下半生緣。 癌症化療之父─哈更斯博士 哈更斯博士﹝Dr. Charles Huggins﹞是一九六六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今的癌症化學治療之父。他於一九二七年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參與醫學院的創立,並且出任泌尿科主任。 他於一九四一年發現癌細胞必須倚賴荷爾蒙方能成長,主張以去除男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攝護腺癌,結果成為全球治療癌症的先驅。接著,他主張以去除女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乳癌,也很成功。時過一甲子,這些治療方法至今仍是醫學界治療癌症的正統方式,哈更斯博士因此被稱為「癌症化療之父」。 哈更斯教授在一九五○年獲得阿拉巴馬州的明美先生的捐贈,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成立「明美癌症研究中心」,延聘全球最優秀、最富創意的年輕學者,從事各種基礎醫學的研究。結果不出數年,該中心便成為舉世馳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當廖述宗在一九五七年進入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時,哈更斯博士已是醫界和學界的泰斗。「他待人很親切,毫無大師的架子。」廖教授說:「他時常在下午四點鐘到我的實驗室看我,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你今天有什麼發現?』。發見(Discovery) 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他的名言:『發現是我們的本分』成了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人人奉行的圭臬。」 一九六一年,廖述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為哈更斯博士所延聘。此後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互相切磋琢磨。「哈更斯博士一直工作到九十一歲才退休,我們一共相處四十年。」 廖教授緬懷地說:「他治學的嚴謹、對學術的執著、注重思考與創造的作風,都是我的楷模。他是我終身的良師與益友。」 廖述宗也因為哈更斯教授的關係,認識了生化界另一大師李卓皓博士。他說:「執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李卓皓博士是哈更斯教授的好朋友。他每次到芝加哥,一定到芝大拜會哈更斯博士,我們也因此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李卓皓博士在一九六九年訪問哈更斯教授的一件逸事,至今猶為廖述宗所樂談。他說:「李博士那年回台籌設生化研究所。有一天,他突然到芝大探望哈更斯教授。哈更斯教授把他留在七樓的辦公室,自己下樓來找我,對我說:『李博士要請你回台工作,請你對他說不,好不好?』說完,他轉身上樓。果然半小時後,李卓皓來找我,邀我回台工作,我客氣地婉拒了。」 就這樣,廖述宗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直到今日。他的辦公室正前方始終掛著一幅「發見是我人之本分」的字畫,左邊牆壁則高懸著哈更斯博士的巨幅照片。大師沉思的眼神,彷彿在昭示世人:「科學是無止境地求真與發現,人類的進步乃是思考與創造的結果。」 男性荷爾蒙研究的先驅 廖述宗自到芝大後,即如璞玉遇到名匠,不斷琢磨,日益發光。他在芝大的第一年,便發現一種奇異的新酵素。他將之純化,並研究其功能,不久便完成了博士論文。 接著,他從事其他三種不同的研究,皆有嶄新的發現,也因此發表了數篇受人矚目的論文。一九六○年,他開始從事男性荷爾蒙的研究。當科學家們尚不知核酸在何處能產生何種功能的時候,他即指出男性荷爾蒙主要在細胞核內,促進核酸的形成。這篇論文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後,成為科學界「荷爾蒙基因學」的先趨。 他接著在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一個非常創新的發現。當時,科學家們認為男性荷爾蒙的睪固酮﹝testosterone﹞在睪丸?形成後,即經由血管輸送到各器官,產生作用。但廖述宗卻發見睪固酮本身不會產生作用,必須經由一種五甲位還原酵素(註四)轉變成二氫睪固酮(註五),並且與另一特殊的細胞核受體﹝nuclear receptor﹞結合,才能產生作用。 由於當時的科學界尚無男性荷爾蒙活化的概念,因此這項非常創新的理論起初不被美國的權威學者所接受。論文寄出後,整整七個月,不見刊登。一九六七年春,他將這篇論文寄到英國的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立刻獲得重視,旋即刊出。論文發表後,馬上引起巨大的迴響,全球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般飛來,並紛紛尋求研究上的協助。 因為這項發現開啟了科學界研究荷爾蒙的新方向,一些依男性荷爾蒙滋生的疾病如攝護腺癌、禿頭、青春痘等後來皆得以獲得治療。所以直到一九九○年十月,這篇論文尚且被美國的「科學論文統計組織」評選為該月「科學界引述最多」的一篇經典之作。 廖述宗那時才三十七歲,即已是聞名國際的生化學者。往後四十年,他每兩、三年,便都有一項重大的發現問世,因此大師地位始終屹立不搖。他在生化界的許多領域包括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受體、抗男性荷爾蒙、抗男性荷爾蒙受體、陰陽人的謎思、治療攝護腺癌的研究與方法上,皆是同行的先驅,每年都有各國的學者到他的研究室進修,而且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國際著名的專家。 至於他發現的「五甲位還原酵素抑制劑」因能抑制男性荷爾蒙在皮膚及攝護腺等組織的活性,導致後來默克﹝Merck﹞藥廠開發出兩種新藥,一是治療攝護腺腫大的婆羅斯卡﹝Proscar﹞,另一是治療禿頭的婆羅貝西﹝Propecia﹞。這兩種藥品每年的銷售量都達數十億美金,為默克藥廠帶來巨大的利潤。 九十年代以後,廖教授在綠茶與草藥上,亦有獨特的研究。他發現綠茶裡的EGCG具有重要的藥理作用,可以用來治療肥胖、青春痘、及某些癌症。但是製作綠茶時,不得發酵;飲用綠茶時,亦需注意一些方法,才能保留EGCG的成分。為此,他經常應邀至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地,講述飲用綠茶的好處與方法。 晚近這些年,他在對抗老人癡呆症﹝Alzheimer﹞與膽固醇的研究上,亦有許多驚喜的突破。他發現有一種LXR的調節物,無論在中風、血管阻塞、心肌梗塞、或老人癡呆症、某些癌症及發炎的形成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若能開發成藥品,將對增進人類的健康,有著無比重大的貢獻。 他得過許多學術卓越獎,包括荷爾蒙研究的最高榮譽平卡斯﹝Pincus﹞獎,以及國人比較熟悉的台美基金會科技獎、杜聰明醫學獎、李卓皓生化獎等等。此外,他長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註六)的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重要科學期刊與研究基金的審核委員,但廖教授對這些榮譽,始終以平常心看待之。 他說,他一生重視的,主要只有兩個信念:一是身為哈更斯博士的信徒,他深信科學研究的目的在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二是身為台灣人,他深信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為故鄉作更大的奉獻。 芝大的大家長 廖述宗儘管表現優異,人緣亦佳,但在追求女朋友方面,卻相當保守。他笑著說:「在我的年代,台灣就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整個台大,誰和誰約會,大家都知道。」 幸好他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在這方面幫他許多忙。他的母親林瓊仙女士出自豐原望族,是彰化高女第一屆畢業生,平時熱心公益,亦擅長幫人作媒。當她眼望兒子即將拿到美國博士,尚未見到準媳婦,不免想助一臂之力。 某日,她聽到一位同鄉的女兒即將赴芝加哥大學留學,連忙邀約述宗的三舅媽一起登門造訪。廖媽媽見了女孩,滿心歡喜,趕緊打開皮包,取出一樣小東西,請小姐帶給她的兒子。小姐不便推託,到了芝大,即打電話給廖述宗。此後兩人一見如故,花前月下,儷影成雙,一九六○年,他們便在芝大的教堂結婚。 年輕的廖太太叫郭淑卿,有一張圓圓的笑臉,常給人歡喜的感覺。她自東京神學院畢業後,即到芝大神學院深造。廖述宗因此以為準岳父一定是名牧師,直到快結婚了,才知道原來就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暨慈善家郭頂順先生。 由於兩人都好客,他們婚後乃經常邀請芝大的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當年常在廖家作客的林秋鴻回憶說:「記得一九六一年的除夕夜,我們幾個窮學生在廖教授家過年。那時,師母已經大腹便便,仍和廖教授在廚房忙個不停。忽然間,陣痛起來,廖教授連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晚,他們的老大慈瑛便誕生了。」 小家庭成長得很快,短短幾年間,老二慈芬、老三慈明、和老四慈卿相繼出世。淑卿兩隻手帶四個小娃娃,日夜忙得團團轉。廖述宗那時的研究也正有重大的發現,因此亦頗覺分身乏術。但儘管生活忙碌,他們仍不忘照顧學生。大夥人春天郊遊、夏天野餐、秋天採蘋果、冬天溜冰,除夕夜請學生們到家吃年夜飯,儼然像個大家庭。 芝大的台灣學生越聚越多,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組織「芝大台灣同學會」。由於學生社團需要請一名教職員當顧問。廖教授是大家公認的不二人選,因此往後許多年,他擔任芝大台灣同學會的顧問,形同芝大台灣學生的大家長。 當時每逢過年過節或同學會聚餐,他即清晨載著學生到?菜大賣場,買一整車的菜回家。然後大夥人在廖家一起切切剁剁,煮出一大堆食物來。若到端午,廖教授夫婦更是通霄包粽子,一包數百個,至少讓每人都能嚐到一個。 「當年為了讓大家有潤餅捲吃,廖師母回台灣時,還特地去學擦潤餅皮。」現在是皮膚科專家的梁德明醫師回憶說。 其時的芝加哥是美國的第二大城,也是台灣人的主要聚集處。芝城同鄉在一九五六年即成立中西部台灣同鄉會,一九七○年更發展成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到了八十年代,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每次開年會,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若有島內人士來演講,更達七、八百人。要找一個可容這麼多人開會的地方,絕非易事。那些年,便常由廖教授出面,向芝大租借國際學舍。若是輪到由芝大台灣同學會主辦,那更為了準備數百人吃的晚餐,忙得人仰馬翻。 「那年頭,大家都沒錢,不可能到館子叫菜,菜全都自己做。結果每個人都分配到工作。李遠哲在芝大時,也做過滷肉等東西。」廖述宗笑著說。 熱鬧的生活充滿美好的回憶,卻也暗藏一些難言的傷痛。國民黨在海外的特務非常活躍,舉凡帶有「台灣」兩個字的社團,皆被密切監視。因此社團裡的活躍份子大都上了黑名單,望斷歸鄉路。廖述宗也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三十年,至於何時被列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只待發現時,方覺傷痛在心頭。 知識份子的良知 廖述宗首度發現自己上了黑名單,是出國將近十年的時候。一九六五年,他應錢思亮校長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回台大講學時。那時,他與淑卿已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女兒。因為雙方父母都沒見過孫女,夫妻倆便興致勃勃地帶三個一至四歲的小娃娃回故鄉。 不料他們在東京欲登上回台的華航班機時,即遭機上特務阻擋。特務以三個小女孩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有共產黨徒之虞,不准她們上機。一家五口因此被迫在東京停留兩天,經過冗長的交涉,才得以回到台灣。在台期間,他亦遭特務跟隨,這時他心裡明白,此後回鄉將是一條迢遙路。 果然一九七六年,他的父親廖繼春在台北病逝,他申請回台奔喪,竟無法獲得簽證。「有許多年,我獨自一人時,每當想起自己連人子的最後一份責任都無法盡到,就不禁淚流滿面。」廖教授黯然地說。 無論如何,他對台灣始終有一份切不斷的情感。他在成長過程中,一再目擊國民黨無比殘酷地對待異己,因此學會噤若寒蟬的保身之道。出國之後,他沉浸在芝大自由的學術氣氛中,不禁為苦難的故鄉感到悲哀。他期盼有朝一日,台灣能脫離外來的獨裁統治,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 七十年代,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迅速增高,抗爭的過程亦充滿驚濤駭浪。廖述宗和許多海外同鄉一樣,密切注視島內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驟然發生,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接踵而至。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島內充滿肅殺氣氛,海外關心的鄉親莫不憂心如焚。經過數日的憂慮與思考,廖述宗終於決定出面,採取積極的救援行動。 他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普渡大學的蔡嘉寅教授共同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教授們,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聯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譴責國民黨政府濫捕異議人士的惡行,並且力主被捕人士應獲公平與公開的司法審判。 這項呼籲立刻獲得熱烈的回應。短短幾天內,一百三十七位台灣人教授參與連署。廖教授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籌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關懷島內的民主運動。」 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廖述宗、林靜竹、孫錦德、商文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等十六名教授聚集在芝大的國際學舍,召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籌備會。會中,大家公推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負責起草章程、召開成立大會。 會議後不到兩星期的二月二十八日,廖述宗忽然接到台灣來的緊急電話,驚惶地告以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林母及一對雙胞女兒皆被亂刀殺死,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正在緊急救護中的情事。打電話的人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非常害怕這種謀殺連環發生,每家將逐一遭殃,因此亟盼外界趕緊伸出援手。 放下電話,廖述宗心痛如絞,難以相信在這年代竟然還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片刻後,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中華民國領事館,激動地對裡面的人說:「你們再殺下去,我們全體台灣人都會站起來,用武力對付你們!」 領事館的人尚未接到台灣的通知,僅表示這事不可能發生。但一小時後,他們打電話給廖教授,表示對林宅血案深感遺憾,並對教授協會獲得消息之迅速,感到驚訝。 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廖述宗接著通知美國有關單位與主要的台灣人社團,共同商量救援之道,同時努力為教授協會催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正式成立。八月九日,第一屆會員大會假芝大「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會議室召開。四十多位與會人士一致推選廖述宗教授為創會會長,並選出張富美、張旭成和蔡丁財等為區域理事,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陳炳杞和賴義雄為一般理事。 廖教授擔任會長這一年,率領教授協會馬不停蹄地關懷「美麗島」事件的審判、策劃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並且成立台灣核能發電廠設置評估與B型肝炎預防的委員會,進行調查與探討等等。 就在他的會長任期即將屆滿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廖教授突然又接到一個令人心慟的電話,這回被告以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一位年輕教授陳文成攜妻兒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隔日陳屍台大校園的消息。 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廖教授打電話給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塞爾特﹝Cyert﹞博士,告以陳文成博士係他殺,不是自殺。塞爾特博士起初不相信,因為他自國民黨官方得到不同的訊息。但經廖教授解釋後,他開始懷疑台灣的官方之詞,因此同意進行調查。 接著,廖教授召開教授協會理事會,成立關懷陳文成案件臨時小組。他並且在芝加哥聘請到一位很有人權思想的法醫克爾遜那﹝Robert Kirschner﹞醫師,進行驗屍的研究。與此同時,塞爾特校長亦在匹茲堡聘到另一位法醫魏克特﹝Cyvil Wecht﹞醫師,到台灣進行實地的驗屍。 兩位美國法醫經過一番審慎的檢驗,共同提出一份嚴謹的報告,指出陳文成博士不是自殺,而是在世時被毆打、墜樓致死。 「陳文成博士的遇害,在海外引起極大的憤怒。」廖述宗說:「大家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長期惡行忍無可忍,因此教授協會決定出面予以揭發。」 教授協會於是積極動員各地會員,主動與美國媒體聯繫,分別揭發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各大校園的活動與黑名單的事情,令美國主流十分驚訝,紛紛表示不可思議。此後,國民黨特務的行徑亦較前稍微收歛。 一九八一年八月,廖述宗卸下會長職務後,轉任教授協會總部執行理事,繼續協助推展會務。當時島內人士縱使出了國,也不敢與海外的異議份子接觸,惟恐回台被逮捕、判刑。教授協會因此決定打破僵局,致力推動海內外交流。 一九八二年春,教授協會首創先例,邀請黨外監委尤清、立委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和國民黨籍立委紀政等五人到美國參加在田納西州舉辦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暨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這在當時是項突破性的大新聞。被邀的這五個人敢不敢來?能不能來?回去之後,會不會以違反動員勘亂時期戒嚴條例,被處以重刑?都是無法確知的謎題。但後來這五個人不但全都來了,而且所到之處,皆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迎。他們的言論與行蹤,皆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回台之後,又平安無事,可說是功成圓滿地達成使命,打破過往的僵局。 一趟破冰之旅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教授協會決定再接再厲,進一步推派代表回台,與國民黨高層進行溝通。但誰是此行的最適當的人選?大家不作二想,一致公推廖述宗教授。 問題是廖教授長期名列黑名單, 過去尚且無法回台為父奔喪,何以此時能公然回台,順利完成任務? 時隔二十多年,廖教授方才透露,一九八二年的八月台灣行,係李卓皓博士推薦,由台灣大學發邀請函,請他在一項由台大主辦的國際生化研討會上發表學術演講,他因此得以國際學者身份入境台灣。 回到台灣後,他經由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的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會面。在會見蔣彥士時,意外獲得與省主席李登輝晤面的機會,因而有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他描述與蔣彥士見面的情形說,那是一次難忘的會晤。八月九日上午,他在清華大學沈君山教授的陪同下,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在會客室接見他們後,就一直坐在一張罩著絨布的座椅上,雙手握緊扶把,上身挺直,看來很僵硬,也很奇怪。 廖述宗開門見山就林義雄家血案及陳文成命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他接著又說:「政府應讓赴美訪問的官員和學生,有參加台灣同鄉會的自由。」 蔣彥士問:「台灣同鄉會是否仍被一些對政府不友善的人所把持?」 廖述宗答:「台灣同鄉會是一個依民主程序運作的組織,幹部由會員選出,決策尊重多數決定,政府應該尊重這樣的一個民主組織。」 蔣彥士再問:「為什麼教授協會的名稱要冠上『台灣人』三個字?『台灣人』的定義是什麼?」 廖述宗答:「凡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奉獻的人都是台灣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因為會員來自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意願,因此冠用『台灣人』的名稱比用籠統的『中國人』名詞要恰當。」 如此針鋒相對三、四回合,氣氛稍微緩和後,兩人才開始就釋放島內政治犯、撤除海外校園特務、以及向美購買軍備等議題,逐項討論。談話中,雙方立場迥異,心防甚深,但至少有了雙向溝通。 突然間,蔣彥士問廖述宗:「你想不想見李登輝?」 「如果有機會,當然想。」廖述宗答。 這話說完不到數秒鐘,突然跑出一名侍衛,大聲問:「什麼事?」 蔣彥士道:「找李登輝。」 侍衛恭敬地答:「是。」隨即退下。 目睹這一幕,廖述宗突然有所恍悟,背脊不由發涼。原來絨布下的沙發扶把上有按鈕,蔣彥士手指一按,侍衛立刻跑出來。 「難怪他的雙手一直緊握扶把,全身坐得畢直。」廖述宗自忖道:「這地方真是機關重重,我若出言不遜,惹他惱怒,恐怕無法挺著腰,走著出去。」 八十年代會晤李登輝 那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蔣彥士聯絡到省主席李登輝。李登輝表示有事正忙,但歡迎廖述宗到他在台北的官邸談談。 兩天後,廖述宗依約到省主席在台北的官邸,拜會李登輝。時值颱風過境,李主席要外出視察災情。兩人在客廳裡,用了一點水果,談了幾分鐘話,李登輝請廖述宗改日到中興新村看他。 數日後,廖述宗搭乘被通告的火車班次,抵達台中。一進車站,省府司機已在等候,專程送他到中興新村。他在省府主席會客室裡,見到李登輝。兩人小談一陣,已是黃昏,李主席說:「到我家坐吧!」 廖述宗不置可否,乃隨著省主席搭乘座車到官邸。進了客廳,他坐在沙發,大略環顧四周。畢竟一省之長,客廳佈置得相當雅致,几上有桌巾,沙發上有椅罩。 李夫人出來應客,三人喝了幾口茶,談了幾句話。突然,李登輝起身,揮手往裡一指,說:「我們到那裡坐吧。」 廖述宗不明究裡,起身尾隨。走到廚房,見桌椅全無罩蓋,忽覺此處大概沒有竊聽器,不由自在起來。三人傍著餐桌坐下,十分親切。李登輝詢問海外台灣人的種種,廖述宗詳細解說。談話間,見李登輝認真聆聽,自己亦放下心防,痛快暢談一番。 此後,廖述宗對李登輝有了嶄新的認識與評價,以後即使李登輝高居總統,身兼國民黨主席,說過無數次兩岸統一的話,廖述宗始終相信李登輝是真正的台灣人,深具台灣心,有朝一日會對台灣很有貢獻,後來果然證實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支援「美麗島」受難家屬 經過這趟破冰之旅,廖述宗回美國後,發表一連串回台觀感的言論,令國民黨高層相當不悅。一九八三年年底,台灣舉行「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大選。多位受刑者家屬披甲上陣,各界莫不寄予密切關注。廖教授亦申請回台觀察選舉,但被拒絕入境。 他隨後經由美國國務院官員從中斡旋,方取得入台簽證。行前,國務院官員特別與他見面,告以不久前,菲律賓才發生阿奎諾抵馬尼拉機場即遭槍斃之事,勸他考慮再三。廖述宗答以明知山有虎,他亦要向虎山行。 隨後,他找了律師,立下遺囑,與淑卿及親近友人約好聯絡暗號,並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報備,然後再度踏上故土。 「當時桃園中正機場尚未完全建好,旅客得在停機坪下機。」廖教授說:「當飛機停妥,一位荷槍的憲兵即上機,要所有旅客暫留原位。等找到我時,要我先下飛機。我拿著行李,在他尾隨下,一步步走下階梯,心想: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刻了!幸好什麼事都沒發生。」 他在台北與張旭成、陳榮耀等教授會合。三人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觀選團」名義,從北到南,觀察選舉,沿途並拜訪每個「美麗島」參選人的競選總部。他們所到之處,皆有記者隨行;所發表的言論,經由媒體披載,亦深受各界重視。 大選結果,大部分「美麗島」受難家屬候選人如方素敏、許榮淑、周清玉等皆高票當選,在在顯示人民用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表示台灣的民主運動將繼續進行,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大大鬆了一口氣。 選舉過後,廖述宗在台北參加一個小型的餐宴。席間,除了姻親劉明、作家楊逵、監委尤清外,還有兩名年輕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交談之中,廖教授覺得兩位年輕人很有台灣心,又有才氣,誠屬難得,便邀請他們日後到美國訪問。這兩名律師便是當時的政壇新秀陳水扁與謝長廷。 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隔年四月,陳水扁果然造訪美國。他在芝加哥的一場演講中,當眾表示一定要突破島內禁忌,發起組黨運動。回台後,他果真在「蓬萊島」雜誌發表一系列宣揚組黨的文章,其中一篇因為批評國民黨籍學者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引起馮滬祥到法院控告其毀謗,隨後打起聞名的「七字官司」。 後來台灣法院第一審判決毀謗罪成立,「蓬萊島」雜誌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和總編輯李逸洋三人皆被處刑一年。這時,在美國的廖述宗向陳水扁建議,由教授協會評審馮滬祥的著作,作為其繼續上訴的根據。陳水扁乃將所有的資料寄給廖述宗。 一九八五年二月,教授協會正式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和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他們一共同花了四個月時間,寫出了一份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以翻譯代替著作,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等等,證明陳水扁指稱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確有其事實的根據。 然而台灣高等法院卻置教授協會之報告於不顧,在一九八六年五月「蓬萊島」案二審定讞,依舊判決陳水扁等人有罪,惟將刑期從一年減至八個月。 這段期間,陳水扁禍不單行。他競選台南縣長,不幸失利;太太吳淑珍又遭政治車禍,半身不遂。廖述宗在阿扁夫婦遭受困阨之際,始終與之密切聯繫,並曾一度欲安排吳淑珍到美國就醫。提起這些往事,廖教授笑著說:「當年力挺阿扁、關懷阿珍,只是基於人道與正義,哪曾想到阿扁日後會當總統?」 這話道出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心聲。當年大家忙著救援,根本無暇思量日後的得失。只要民主人士信守台灣人的立場,便力挺到底;一旦發現有人變節,便痛心難過。廖述宗與教授協會的同仁當年也正懷著這樣的心情,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提倡海內外交流,並且宣揚台灣文化。 他們的努力獲得許多人的肯定、支持與幕後的經濟支援。當時由他經手的慈淵﹝又名C.Y.Fund﹞、川流和傳明等三筆基金分別贊助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其中包括資助島內多名學者與研究生到美國進修,幫助出獄後的林義雄到美、英、日等國考察,贊助蕭泰然出版音樂專集「台灣人的詩篇」等等。 這些基金的主要來源直到二○○○年政黨輪替後,才逐漸為人所知。他們分別是北加州的顏永財與莊和子夫婦、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休士頓的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以及其他一些熱心的人。廖教授說,在促進台灣邁向民主的過程中,許多人都是無名的貢獻者。大家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奉獻,方使海內外台灣人的運動得以繼續進行。 高科技產業化 廖述宗自一九八六年起,即參與現代高科技產業化的運作。那年,芝大商學院成立一所「拱門﹝ARCH﹞」發展公司,由商學院副院長拉札陸斯﹝Steven Lazarus﹞擔任總裁。目標在將芝加哥大學及其所屬的阿岡(Argonne)國家研究所的科學研究成果開發成商品,並且培育該校的企業管理人才。 「拱門」創立時,廖教授即與之聯繫,告以日後為幫助台灣發展科技,希望有機會到該公司學習。「拱門」的經理在們與廖教授晤談後,發現彼此理念接近,遂聘他為科技顧問,此後展開密切合作。 一九九二年,。「拱門」採取教授的建議,脫離芝加哥大學,成為一獨立「拱門」創投公司,合作的對象由原先的芝加哥大學與阿岡國家研究所,擴大至全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與國家研究所。 「拱門」創投在成立的第一階段裡,需要三千萬資金。廖教授運用人脈,幫公司籌到一半的資金。此後,公司營運非常順利,目前擁有一百多家子公司,研發的項目包括光線管理、超導技術、生物遺傳因子、奈米超微陶瓷原料、高級離子交流劑、、、等等,都是全球最新的科技產品。 「拱門」最大的特色就是產品全都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廖教授說,他參與「拱門」的運作,主要是為吸取經驗與累積人脈,以便幫助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過去,廖教授對台灣的科技政策,時有批評。他說,長期以來,台灣偏向引進別的國家已經研發好或即將研發好的技術,表面看來很繁榮,實際如同插花一樣,經過一段時日,技術轉移到勞資更低廉的國家,花就凋零,科技還是沒進步。 「台灣要發展科學,必須注重基礎科學,從根紮起。」他語重心長地表示:「要開發科技產業,也必須從科技的種子期或幼苗期即進行研發。惟有培植出繁茂的科技樹,才能結出豐碩的科技果實。」 因此,教授協會在一九九四年回台召開年會時,廖教授即與彭百顯立委共同主持一個「科技應用與商業化」的座談會,邀請當時的財經首長蕭萬長、江丙坤、梁國樹和工研院的史欽泰、紀國鐘等人與會,共同檢討台灣的科技政策,商討未來的發展。 此後,教授協會不斷建議台灣政府,有計劃地發展高科技產業。二○○○年之後,隨著民進黨執政,海外的台籍科技人才逐漸受到重視,廖教授亦時常偕同「拱門」的經理團隊往返台、美兩地間,希望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業如生物、醫技、光學、奈米、光學等等,引進台灣。各地教授協會的會員亦紛紛成立「台灣人科技協會」,直接或間接貢獻所長,期盼共同將台灣的產業,推向高科技的領域。(待續) 畢生的願望 二○○一年,廖教授和一些具台灣心的朋友在美、台兩地共創一家叫安乃仁﹝Anagen﹞的生物科技公司,將他畢生研究的成果,包括對抗攝護腺癌、老人癡呆症、血管阻塞、心肌梗塞、膽固醇、甚至治療禿頭、青春痘、減肥等,逐步開發成藥品。 他希望藉這公司的發展,推動台灣的生醫科技;其所開發出來的藥品,造福全體人類;至於公司的盈餘,則用來增進台灣社會的福祉。 「這公司一定有前景,因為研究的成果非常好,開發出來的藥品也一定會很好。」他很有信心地說。 「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公司賺錢。」他繼續解釋道:「因為一項科技從實驗室的研究到開發成產品、以至成功打進消費者市場,需要許多年功夫。我的餘年有限,但只要方向正確,我就一直向前邁進。我的人生哲學是成功在過程,不在終點。」 日暮時分,我和廖教授一起自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下樓,出了芝大附屬醫院,橫過馬路,再度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芝大校園。望著翠綠的四方院,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他展露出童騃的笑顏,說:「我對我的人生很滿意。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體貼的太太、不虞匱乏生活,還有這麼好的工作環境,讓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創造、發現與研究。這樣的人生,夫復何求?」 我好奇地問:「當今的台灣總統、副總統,乃至不少閣員、機關首長,當年都曾求助於您,或為您的賓客,難道您不想回台灣,高居要職?」 他聽了,哈哈笑道:「我這輩子不當官,也不當長。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當了一年的教授協會會長。這四、五十年來,我的名片頭銜始終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廖述宗』。」 「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他接著說:「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獨立、民主、進步、有品質、有尊嚴的國家。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將我的熱情、心力與研究成果奉獻給台灣。」 暮靄裡,我側過頭,看到的是一張認真的臉、一副執著的眼神、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家、一個永遠的廖教授。(end)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張榮成 收藏家的故事

來自台灣、住在洛杉磯,收藏電影道具長達23年的張榮成,收藏的道具可能不下萬件,有些公司都還來向張榮成商借道具拍戲,也成為另類的投資。 自從知道可以透過拍賣收藏電影服裝與道具後,23年來,張榮成已買下不少電影的道具,從60年代的「賓漢」、「埃及豔后」,8、90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魔鬼大帝:真實謊言」一直到最近的「鋼鐵人」、「蜘蛛人」等超級英雄的電影道具,一應俱全。 張榮成指出,電影道具的價格並不一定,例如瑪麗蓮夢露在「七年之癢」中穿的經典禮服,目前已喊價到500萬美元,而他收藏的一件「星際大戰」道具,原本只花了250美元,但曾有人出價7500美元向他購買。 在張榮成的收藏中,有一套「末代皇帝」的服裝,張榮成說,雖然「末代皇帝」是由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但片中對服裝非常講究,用料與設計都十分精細。 此外,張榮成也收藏了「魔球」主角布萊德彼特在戲中穿過的褲子以及美國女星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曾穿過的熱褲與小可愛。 剛造訪台灣的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在「不可能的任務」第2集中,曾持有一本聖經,也是張榮成的收藏品。張榮成打開這本聖經,聖經中還有湯姆克魯斯在戲中使用的一台小電腦道具。張榮成說,這台小電腦是真的電腦,還可以使用。 在眾多收藏品中,張榮成說,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是他的最愛。不過張榮成也建議對電影道具有興趣的民眾,電影道具分很多種類,例如戲服可能不只一件,會有不同版本,因此可能得先了解相關的內容再出手。

黃靜枝 女人當自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黃靜枝說,她其實是個內向的人,只是每逢別人找她做事時,她覺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所以從早期在「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在紐約的電台發表有關台灣的談話,在「美東台灣人夏令會」裡演陳文成的話劇,到後來的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擔當「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與「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她都在一種義不容辭的情況下答應下來,然後一次次地鼓起勇氣去完成,也一次次地從經驗中獲取信心。 她說,其實台美婦女都有很好的資質,只是結婚之後,往往把成長與表現的機會讓給男人,經年累月,自己漸漸失去信心。因此,她在擔任「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期間,特別鼓勵婦女會的姐妹們爭取成長的機會,發揮潛在的才能。 外表瘦弱的黃靜枝,內心有著堅強的意志,長期以來,她在上班之餘,不停地修習課程充實自己,她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與追求成長的過程,實在值得和台美婦女們一起分享。 山地舞風波 黃靜枝生長在台北市,是家中五個女孩中的老三,在北二女中和台大政治系唸書期間,經常參加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自強活動,也到金門前線勞軍,充滿愛國情懷。1967年大學畢業後,到美國中西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唸政治研究所。 抵達堪薩斯的曼哈坦(Mahattan)後,她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在一起,那時校中已有一個「Formosan同學會」,裡面的會員如王康陸、方菊雄、高川、張濟、陳希寬、黃美惠、以及後來的林郁子等都很活潑,大家相處得很愉快。當時堪大有一個慣例,就是每年感恩節時,由曼哈坦的台灣同鄉和同學作東,邀請鄰近幾州如內布達斯加、奧克拉荷馬、明尼蘇達州和伊利諾州的鄉親們到曼哈坦一起過節,非常熱鬧,台灣同學們也因為常在一起做事,感情很融洽。 1968年的秋季,堪大的國際學生組織舉辦了一個「國際才華競賽」,各國的學生團體都推出節目與賽,「Formosan同學會」也想報名參加。一大群人就聚在一起討論要表演的節目,那時擔任副會長的黃靜枝自告奮勇地要教大家跳山地舞,另外一個紡織系的女孩要教大家裁製原住民衣服,主意就此敲定,他們決定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在「國際才華競賽」中跳台灣山地舞。 接下來,一大群學生經常到黃金來教授家的地下室練舞。靜枝編舞教舞,大夥人跳舞笑鬧,十分帶勁。比賽日期接近時,忽然接到中華民國駐芝加哥領事館的公函,明告「中國同學會」才是正名的學生團體,學生們不得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對外參加任何比賽。接到通知後,大家面面相覷,決議先和領事館的人溝通再說,只是後來不幸溝通不成,遂決定按照原來計劃上台表演。 熟料一群人穿著叮叮噹噹的服飾,在舞台上擊掌跺腳賣力演出之後,麻煩隨之而來。黃靜枝在護照快到期時,將中華民國的護照寄到芝加哥的領事館加簽,結果竟收到「護照被吊銷,永不加簽」的回函,大吃一驚,心情跌至谷底,卻又不敢讓台灣的家人知道,只好自己想辦法。 她去找系裡的教授和學校的法律顧問幫忙,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政治系的一位指導教授很同情她的處境,幫她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的陳情法案,再向移民局申請居留,經過複雜的程序,拖延一段時日後,她竟然獲得在美國居留的許可。 其他上台跳山地舞的學生也陸續面臨同樣的問題,個個焦慮與憤慨交加,不滿國民黨的情緒日益高漲,與「中國同學會」的較勁更加激烈。後來他們畢業後,到各地就業,都熱心於當地的台灣人運動,以致「堪薩斯州立大學」有「台獨的西點軍校」之稱。 聯合國前的「鎖鏈事件」 1970年,黃靜枝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到紐約求發展。當時,她在堪大交往的男朋友方菊雄也已拿到生物博士學位,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兩人遂在1971年結婚。婚後,他們在哥大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由於兩人都熱心台灣人活動,方菊雄並且在1974年擔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因此公寓裡經常高朋客滿。 靜枝說,那時一些好朋友如林瑞葉等人都住在附近,「世界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陳錦芳也住在兩條街之隔的地方,大夥人經常今晚到這家吃飯,明晚到那家吃飯,日子過得很熱鬧。 當年,紐約的台灣人大部份集中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他們關心台灣的時局,也經常在彼此的家中商討台灣的事情,很多台灣人的活動都在這些會議中籌劃決定。 1971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即將開會討論「中國代表權」之際,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本部決定在聯合國大廈前發起鎖鏈示威運動,抗議台灣人民被忽視的事實。當時一共有六個人參與這項行動,其中只有一名女性,那就是黃靜枝。 她說,當天一早,他們暗中帶著鎖鏈,佯裝若無其事地漫步在聯合國大門前,等走到參觀者入口處時,一行人立刻排開來,迅速地將自己的手銬在入口的鐵柵上,表演一齣台灣人受壓制的情景。這時,四周的群眾很快圍攏過來,媒體記者也紛紛趨前拍照,聯合國的警衛們一接通報,立刻趕來,用器具把他們的鍊鎖割斷,趕他們離去。這次抗議的過程不是很長,但是當晚全美電視台都播出這個精彩的畫面,算是為美國的台灣人運動寫下獨特的一頁。 「當時參加鎖鏈示威,只是單純地想引起國際間對台灣問題的重視。」黃靜枝說。她接著表示,她不是戲劇性的人物,只是遇到該做的事情,就努力去做,誠如後來她在華府「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時說的:「建國的路上,人人有份。只要對台灣有益的事,不分男女,都該盡量去做。」 因為持著這種看法,後來紐約的廣播電台邀請台灣人參加扣應節目時,她也以台灣女性的身份發表談話,揭發國民黨壓制台灣人的事實。 1983年,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年輕教授陳文成回台探親遇害,紐澤西同鄉決定在美東夏令會上演「補破網」的話劇,找黃靜枝飾演陳文成的妻子,黃美惠飾演陳文成的母親,林富文飾演陳文成的父親。當時他們三人全無演戲的經驗,卻憑著一股要替陳文成討回公道的正義感,將一齣戲演得極為感人,劇終時台上台下都哭成一片。 藝術博物館的訓練 黃靜枝當年到紐約求職時,發覺唸政治的外國女性很難在美國得到表現的機會。在謀職時,獲悉「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需要一名臨時工作人員,就去應徵,結果得到一份臨時的工作。上班後,她很認真地做,不久被升為正式人員。後來越做越有心得,又進一步被升為業務經理。目前,她是該館禮品部的資深企劃經理。 深愛藝術的黃靜枝一到藝術博物館工作,猶如發現一個掘之不完的無窮寶窟,如魚得水,在那裡工作了三十年,都不厭倦。在解釋她的工作性質時,她說,一般博物館裡都有「固定陳列」和「特別陳列」兩種展覽,前者如埃及文物、古希臘文物等,陳列不變;後者如「十九世紀巴黎畫家展」、「二十世紀女性藝術家展」等,每隔一個時期就換一個不同主題展覽。 在「特別陳列」展出期間,館方設有「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部門,專門銷售與該陳列展有關的禮品,增加博物館的收入,而她的工作就是負責「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銷售、企劃、設計與協商。 她接著說,這種工作的規劃是全年性的,通常一個特展進行時,其後的兩三個特展也已在逐步籌備中。每個特展都有不同的主題,有時從「美國現代藝術展」換成「亞洲文物展」,再從「西班牙畫家展」換成「埃及文物展」,她的職責是在每次特別展覽前,充分瞭解即將展出的內容,設計陳列一些受歡迎的物品。在設計陳列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各種協商,所以從設計、企劃、行銷、到管理,可說學無止境。 由於內心始終有一股強烈的求知慾,因此她不斷地利用晚間到離家不遠的大學修習相關的課程。她和菊雄在在紐約住了幾年後,搬到紐澤西定居,所以後來她常從博物館下班後,隨即趕回紐澤西上課。早些年,她修習企業管理的課程,唸了四年,取得企業管理碩士。接著,又修習藝術學院的課程,一唸就是十年。 「我從小就喜歡繪畫,卻沒有機會學習。現在工作的地方,舉目所及,盡是藝術,就越來越想學畫。於是在拿到企管學位後,即開始修習藝術課程,也開始作畫。」靜枝說。她從藝術系的基本課程修起,整整唸了十年,才拿到藝術碩士的學位。 「這段期間,實在很感激家裡的每一個成員的長期支持。」她說,「後來,我每次辦活動,也都得到全家人包括丈夫、孩子、父母、姐妹甚至姐夫妹夫們的幫忙,因此深深體會到婦女要發揮才能,除了本身自覺外,還需要家人的配合。」 台美婦女當自強 方菊雄教授自到紐約後,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工作。他有著隨緣的個性與溫和的好脾氣,在臥虎藏龍的紐約台灣人圈裡,像一劑甘草,經常扮演著調停的角色,也始終活躍在台美人的社團與教會之間,因此常被同鄉推選為各種台灣人活動的負責人。 1991年,方菊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總召集人。忙完夏令會後,他作了一項重大的決定,即辭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職務,與李明亮教授一起回台灣花蓮籌辦慈濟醫學院,並且在醫學院成立之後,留在那裡擔任教授與行政的工作。 由於兩個孩子還在唸書,黃靜枝留在紐約照顧孩子。這一年對她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卻也因此讓她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作了一個全盤的檢討。她說:「那年夏天,菊雄回台灣後,家裡一下子變得冷冷清清,連電話鈴都不太響了。我這才明白過去這麼多年,人家打電話來,主要都在找他,人家請我們吃飯或參加聚會,也大都因為他的緣故。他一走,這些聯繫就大大減少了。」 她繼續說:「那段時期對我來講,是一大考驗。我不但要處理許多單親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還要單獨面對菊雄不在的冷清。我開始領悟到過去因為只顧忙著工作和孩子,和台美人的社團已經逐漸疏遠。要想顯出自己的存在,惟有走出去,主動參與活動,表現自己的熱忱與能力。」 「也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參加『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NATWA)』的年會。」靜枝接著說:「那年四月,菊雄還在美國,好友方惠音即將接任NATWA的下屆會長,邀請我和廖愛華一起到紐奧爾良參加NATWA第四屆的年會。去了之後,看到那麼多來自美加各地,背景與認同都相似的姐妹們,聚在一起開會談笑,真有說不出的快樂。」 「三個月後,菊雄回台灣,我在孤單無助的時候,想起NATWA其他的姐妹想必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覺得我們真該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因此,她開始積極參與NATWA的活動。 NATWA於1988年在加州成立,創會之初,即明訂「喚醒女性意識,促進兩性平等,發揮女性才能,弘揚民主人權」為該會的四大宗旨。在這四個宗旨裡,黃靜枝特別對「喚醒女性意識,發揮女性才能」有深的感受。她說:「很多台美婦女其實都有很好的資質,卻常常在婚後把成長的機會讓給男人,自己退居第二線,即使外出工作,也只當作貼補家用,沒有作積極的生涯規劃。久而久之,信心與自我逐漸萎縮,很多天份都被埋沒,實在很可惜。」這些感受促使她後來擔任NATWA會長時,特別重視該會的「人才訓練班」,積極鼓勵培養婦女的領導人才。 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紐約同鄉主辦時,理事長一職本該由1991年的總召集人方菊雄擔任,只是菊雄那時已回台灣,因而敦請1991年的理事長賴弘典醫師再度擔任。賴弘典組織了籌備委員會,但在覓尋總召集人時,遭遇一些困難。最後在二月中向黃靜枝接洽時,靜枝覺得再不接下來,夏令會可能會被延誤,因此毅然挑起主辦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重任。 她說,剛開始擔下夏令會總召集人的職務後,內心不免惶恐,但隨即運用在藝術博物館裡的工作經驗,從起草企劃、排定行程、分配責任、開會協商、到追蹤檢視,一步一步地進行;然後在理事長賴弘典及多位熱心同鄉如黃上文、郭文瑞、黃博書、林瑞葉、廖愛華、王康厚、陳伯壽、莊文琮、王愛蘭和林雅玲等許多同鄉的熱心幫忙下,為期三天八百多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大聚會終於順利地在德拉瓦大學進行。 那年,經由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協助,他們邀請了幾個很優秀的女講員作大型的演講,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蔡明華律師主講「兩岸問題的探討」,婚姻心理諮商顧問黃越綏講述「兩性溝通的技巧」等,都很受聽眾的歡迎。日本的台獨女將暨電視評論員金美齡亦在「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的邀請下,蒞臨暢談回台參加首屆總統直選的經驗,引起熱烈的回應。此外,他們還在那年舉辦了一場成功的「陳文成紀念音樂會」,由翁致理等多位年輕的音樂家精彩演出,令人回味無窮。 圓滿辦完1996年的美東夏令會之後,黃靜枝對自己產生了信心,也因此覺得台美社區應該付予女性更多的機會,讓台美姐妹們能夠發揮更多的潛能。 發揮潛能主辦活動 1999年,黃靜枝再度挑起重責,接任第十二屆「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那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同時總統大選戰雲密佈,她不但發動NATWA會員捐款賑災,並且帶頭積極為NATWA的催生者呂秀蓮助選。 2000年一月間,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自台灣飛到加州募款,黃靜枝和NATWA的副會長曾瑛貴、多位歷任會長、以及西岸的姐妹們,都趕到加州為呂秀蓮助陣。三月初,她更組織龐大的「海外水蓮會」回台灣,為陳水扁和呂秀蓮拉票助選。 3月18日,民進黨贏得台灣2000年的總統大選,自是一片歡欣,但黃靜枝並不因此稍微停息。回到美國後,她立刻在紐約和新澤西的姐妹們幫忙下,籌劃召開第十二屆的NATWA年會。四月中旬,她們假紐澤西的柏西便尼(Parsippany)Tara旅館舉辦了為期三天四百多人參加的年會。大會中,邀請了兩位年輕的台灣政壇新秀蕭美琴與劉世芳當主講人,分別演講「新政府下的台灣國際地位」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婦女」,讓NATWA的姐妹們對新一代的台灣女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鑒於婦女爭取發展自我之際,經常遭到家庭與社會的壓力,靜枝認為婦女運動除靠個人努力外,還需要社會與團體的支持,因此主張聯合台灣與美國的婦女,共同召開會議,商討兩地婦女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等等。這項構想經過NATWA「聯手組」葉錦如和程韻如等的精心策劃,終於在2000年八月在高雄召開「台美婦女論壇」,首開兩地婦女共聚一堂互相探討問題的先河。 靜枝有著泉源不斷的構想與旺盛的活動力。她在卸下NATWA的會長職務後,又馬上籌辦「台美婦女畫展」,於十月間在紐約推出。她說,舉辦「台美婦女畫展」的動機,是看到一些有藝術天份的姐妹們平時作畫自娛,卻沒有很多機會展出,因此希望藉聯合開畫展的機會,增加姐妹們展出作品的機會,提升大家的信心,進而豐富台美人的文化。 「信心與機會是發揮才能的兩面,平時多充實自己,有了機會,不要推卻,盡力而為,然後發現自己也能做得不錯,就產生了信心。」她接著說:「NATWA的迅速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美婦女過去缺乏表現的機會,成立NATWA後,有了自己的舞台,大家做事都很認真,每次活動都安排得很週到,每次會議都辦得很成功,結果大家就越來越有信心。」 一進入2001年,黃靜枝又擔當起新的社團責任,這回被選為「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及「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理事長雙重職務。她本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的想法,全都擔當下來。 2001年的上半年,由於陳水扁總統的過境紐約以及前總統李登輝的訪問康乃爾大學,「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為了壯大台灣的聲勢,特地作了許多事前的安排,動員了許多美東的同鄉,熱烈歡迎陳、李兩位總統。然後,在歡送兩位總統後,又趕緊籌辦為期三天七、八百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對紐約許多同鄉來說,這大半年真的忙得人仰馬翻不可開交。 然而在持續不斷的忙碌中,難得的是靜枝始終顯出一副溫和平靜的樣子。她作事有條不紊,講話依舊輕聲客氣,讓人覺得舉辦過多次大型活動的她,已經練就出一身面對壓力從容不迫的真功夫。 與黃靜枝在一起,會覺得體內蟄伏已久的上進心都會逐漸甦醒過來。她不但自己的人生充滿了進取,也希望台美婦女姐妹們能夠分享到這種積極,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充實,也讓台美社區的文化更豐富。

黃蔡瑞雲

跨越日本時代到國民黨執政,為女兒移民來美在參加台灣長輩會後,才開始投入台美人活動,92歲的黃蔡瑞雲越老越開花,在各種支持台灣本土活動中總會看到這位長者身影,不論是抗議中不落人後的聲嘶力竭,或是台美歡慶活動中默默在台下的加油打氣,她的出現,頓時讓所有人變得年輕起來,她自稱是小人物不足道也,但許多人卻是以她為代表,尊敬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對台美社區的重要貢獻。 不過,她石破天驚首次透露,人生仍有遺憾,少女時代錯過留日去讀醫生、緣盡情未了的初戀情人、到晚年要活得自在快樂希望大家能尊重她。一齣東方白的長篇小說由民視改編成連續劇「浪淘沙」中女主角丘雅信的故事,勾起她塵封已久的心思,當時若是一念之間做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黃蔡瑞雲,生於1914年日據時代,雲林縣北港鎮人,從小被人收做養女,養父母十分疼愛聰明伶俐的阿雲,小學讀書成績就是名列前茅,畢業考上台南二女中,當年日本人統治,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北港小鎮從沒有一個女孩能考上城裡的初中,為了歡送這位北港才女,小鎮是放鞭炮大肆慶祝。 阿雲年紀雖小,志氣比天大,她不但想嫁給醫生,還想自己做醫生,所以打拚讀書,宿舍晚間熄燈火,她就跑到便所,藉著微弱的燈火啃書到深更夜露才會罷休。阿雲在台南初女讀了4年,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少女,面白如雪,氣質出眾。 當時有兩位追求者互相較勁,一位是自己深愛的初戀情人,但那個年代,就像浪淘沙的女主角一樣,不能與同姓結婚,兩人只因為都姓蔡,感情再深,也只能淚眼汪汪,無奈分手。當她後來得知,初戀情人在車禍中喪生,緣已盡心雖痛,但直到老了才敢對他的思念,勇敢說出口。 另一位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與養父世交,家世豐厚,在對方惜才的心態下,這位顏家公子十分傾心阿雲,雙方家人有意促成佳偶良緣,並送他們到日本讀醫學院。阿雲得知,自己家中經濟不允許,一旦嫁人就可以出國去讀自己嚮往已久的醫學院,心理歡喜的不得了;但命運弄人,就在出國前夕,養母病倒了,養女必需報答父母恩,哪能就此一走了之,阿雲決定放棄她的醫生夢,守在養母身旁。這位無緣的情人,後來獨身到日本去讀政治,回台從政,但礙於社會禮教,阿雲直到接了他病亡惡耗,也只能為他默禱。 當時日本人統治的台灣社會,能讀書家裡有錢的就去讀醫生,家中小康貧困者就去讀師專。阿雲決定去讀師專趕快去做老師,早點入社會賺錢養家。在分發北港小學時,每天都要騎腳踏車,有一日腳踏車地鍊子掉了,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時,一位高大的帥哥老師出現「英雄救美」,這位才學淵博,又會唱歌彈鋼琴,體育細胞一級棒的男子黃週圍,後來以猛烈的攻勢,終於擄獲阿雲的心。 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投襲珍珠港後,美國三不五時來台轟炸,此時已育有5個子女的黃蔡瑞雲,不只拖大抱小的躲防空洞,還要帶學生躲空襲警報,日日都是戰戰競競的生活著,直到美國丟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以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她和其它島民一樣,歡天喜地,等著中國軍隊上岸。 然而親眼看見,中國軍隊進入台灣後,腳穿草鞋,擔的是廚具鍋碗瓢盆,連水龍頭是什麼都不知道,她驚訝萬分,當時純樸的台灣人,還會幫他們找理由,恐怕是8年抗戰不得已,但後來看到大陸來的人行為舉止,在嚴守紀律守法的日本教育下,他們開始感嘆傷心,尤其是經過228血洗事件,然後一下子溢進來一倍的人口,這些外省人有的是不錯,但政府卻看不起台灣人,接連白色恐佈,逮捕台藉菁英,自此黃周圍夫婦看透透,為了養家糊口,就算再不滿,剛烈的黃周圍也得忍著,這是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黃周圍受了4個月的訓練後,由教職改調為台南市政府的教育科長,看似升官,當年5個子女加上公婆,一共九個頭嘴,米價一日三市,公務員薪水買米都不夠,只好吃蕃薯簽,生活苦不堪言,本來有一些儲蓄,可以是舊台幣4萬元換新台幣一元,儲蓄用完了,所以阿雲又得出來做教員幫助生活家用。 黃蔡瑞雲當時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外省老師前一晚受訓,她第二天就得現學現賣教"國語",有時語音是對是錯,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聽久了就能適應這番"台灣國語"。不過,最令她感恩的是,當年只剩台南郊外一個國小缺,又沒錢買腳踏車,所以認命了,只得每天早晨6點開始慢跑到郊外去教書,連續4個月每天跑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長距離慢跑鍛練,讓她晚年身體還能如此健壯。 差點成白色恐佈犧牲者 1970年代初期,台灣反對政治力量開始凝聚,雖然還在白色恐佈時代,黃周圍在退休之後,再也按耐不住,竟然向天借膽,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蔣經國,直言台灣只有獨立才有出路,這封信不得了,家裡馬上來了一堆特務,東搜西查,翻箱倒櫃,當然也把黃周圍給抓走了,關了一個禮拜,還是黃蔡瑞雲到處奔走,拜託唯一的外省朋友當時是中華日報總編,這位國民黨大頭人物發現黃周圍並沒有結群成黨,又是一位老人,不致罪大惡極,要求他寫悔過書,才肯放人。 黃蔡瑞雲回憶,當時白色戒嚴時代,眼看反共無望,由於黃周圍的兄長是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化協會蔡培火的幕僚,所以黃周圍受到蔡培火、還有組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影響很深。到了國民黨時代,反骨但也得向現實低頭。 為了女兒黃淑英移民到美國,黃蔡瑞雲台灣與美國兩地跑,兩人在美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子孫滿堂,但台灣接著後期還發生陳文成事件與林義雄家人被謀殺,他們總覺得為身為台灣人而悲傷,而先生在20年前病逝,完全沒有看到台灣真正民主化,尤其國民黨變天,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黃周圍無緣看到,讓她也是覺得悵然若失。 洛杉磯台灣長輩會會長 晚年雖然兒孫各自成家,一身奉獻給家庭的黃蔡瑞雲,待在密西根冬天實在太冷了,聽到洛杉磯台灣移民多,而且有一個台灣人的長輩會,1983年從朋友處聽到洛杉磯要蓋長輩會館及老人公寓,她決定離開兒孫,隻身前來洛杉磯安享天年;當時台灣長輩會為了讓台灣移民長者能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所以在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倡建老人公寓,歷經萬般波折,在他的堅持,長輩會終於在艾爾蒙地現址,購得6萬呎,興建58個單位的公寓,而其中一股就是由黃蔡瑞雲投資。 住在長輩會的鶴園,當時還沒有台灣會館,許多台美社團都是在長輩會辦公室辦活動,長輩會一直是默默支持台藉社團,出錢出力,而且不計名利,尤其當年幾位會長無私的奉獻,是此間社團十分仰重的社團。 2005年到黃蔡瑞雲在做了多年理事後,被推舉為會長候選人,結果高票當選,一生都是幕後的支持者,臨到90歲才被長輩們推到幕前擔任會長。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反分裂法、又是風災又是水災募款,難為她一把年紀,天天各處奔波,許多後輩,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能負荷得了,結果因為她的出現,長輩會只要參加各式台美大型活動,鎂光燈總是對她閃個不停,實在是90歲長者的出現,馬上所有活動,台美人第一代及第二代頓時間變成祖孫三代,全部台籍僑領都變年輕了。 不過,由於做一任會長,實在太累了,子女的央求,她決定做一任就好,後來由陳永全會長接任;雖然對長輩會有濃厚的感情,而且交了許多好友,但是卻因為一件摯友的背叛,說長道短又對她做了一些傷心事,她近日顯得非常悶悶不樂,也常勸自己公益自在人心,凡事要忍耐。 除了盡量參加長輩會每月例會,她受台灣建國促進會之邀,決定去支持他們每週六在洛僑中心的「台灣正名運動」,她笑著說,今日(11日)又下雨又下冰雹,都沒把這些人給打退,三年了,看他們每週持續的抗議,以前跟他們對罵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這些憨人的毅力,所以她希望能再次「以老賣老」走上街頭,當那些不只是向他們豎起大姆指的人士,或是給他們白眼冷嘲熱諷的人士,看到長輩會一些老阿嬤們都還那麼賣力地搖旗吶喊,圖的是什麼? 憨人要的不過是「反侵略、愛台灣」,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阿嬤,加油噢!(林蓮華巷)

陳國昌 會計師的故事

台灣甫選完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綠營慘敗,許多支持綠營人士鬱卒內傷,尤其對於一路從戒嚴時期走過政黨輪替,出錢出力夢想台灣人終有出頭天的鄉親而言,縣市長版圖縮減,眼看2008年總統選舉就要到了,憂心忡忡之情溢於言表。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長陳國昌認為:「1981年,我進入一家機械公司工作,並沒有辦綠卡,老板嚴格出了名,他說要靠表現而定,但他也說:『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直以這個座右銘來鼓勵自己,就在幾年前,誰會想到國民黨會被推翻,最糟的時刻都挺過去了,現在更不能失志。只要目標清楚、理念堅定、努力不懈,給台灣一個機會,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從小就高度關心公眾事務 陳國昌,1953年出生於高雄市,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和弟弟,小學4年級唸苗栗,後來上了台中明道初中,到台北唸高中,大學唸台大,服預官役又在嘉義,所以對台灣各地充滿鄉土情懷,不過,因為父母家族來自彰化農村,許多親戚仍在彰化,老家還有一棟古厝,所以對彰化感情特別深;父親當年畢業於成大化工,終戰後,被美國美援會科技發展計劃送到美國深造,在美國的閱歷,讓爸爸大開眼界,所以爸爸總是殷殷期待身為長子的他,要把功課唸好來美國留學。 從小就有正義感,高度關心公眾事務,從小就是班長及服務股長,陳國昌在師大附中畢業投考第一志願就是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一心朝向外交官的志願目標前進,不過,大一時修胡佛教授的課,教授對國民黨體系違反憲法精神,從動員勘亂到違警罰法,大作批判,經過啟蒙老師的指點, 陳國昌開始思索發酵,台大大二當上政治系學會會長,30年前戒嚴時代,1973年他竟然第一個請來演講的校友就是因為「大學雜誌事件」成為言論自由代表人物的張俊宏,不但立刻被打回票,而且還被系主任連戰召去辦公室開導一番,他心理非常反彈,但連續照辦了幾個活動,包括去訪問立法院、市議會、中研院,都招到極度刁難,雖然成行但教官如影隨形;而後,為了邀請演講者暢所欲言,更是一再挑戰教官所謂維護校園安寧的尺度。 影響最大的事件應該是1973年12月台北市議員選舉,萬華火車站舉辦一場政見演講,請到康寧祥與黃信介為五虎將助選,他們侃侃而談陳述民主的理念,抨擊國民黨集權專制,當天下著濛濛細雨,但寒冷的冬夜卻澆不息陳國昌要爭取自由的熱情, 等到1975年年底,郭雨新選舉時廢票竟有8萬張,那種不公不義的悲憤,陳國昌的政治理念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黨外思想。 爸爸期待─ 赴美國留學 陳國昌希望完成爸爸的夢想,也嚮往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度,1978年,他決定前往堪薩斯州大學就讀企業管理碩士,第二年也馬上當了堪薩斯台灣同學會會會長,12月時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當時許信良與陳琬真都被困在美國,他馬上聯絡邀請來演講,當時是第一個海外團體有膽敢請他們,讓兩位心理溫暖的不得了。當時由於新聞被封瑣,想到為追求言論自由的人群被毆打逮捕,他們當年心急如焚的心情,恐怕不是現今愛隨口漫罵政府及總統的人士能體認得到。 1981年順利進入機械工廠做財務,當老板答應辦綠卡時,他想到需要2及3年,又衡量美國東方人想出頭天,靠的多是專業人士,會計師也許是一個好出路,他乾脆利用時間去UCLA讀會計13門課程,不但成績好還拿了個特優獎章,1984年考上執照。 為了兩年實習會計實務,所以進入會計界,開始與數字為伍的生活,那是個中型猶太人的事務所,有25位會計師,絕大多數是猶太裔,7年的工作讓他看到猶太裔民族習性重視教育又上進,但也很現實;7年內觀察,他不得不佩服此間猶太裔對母國以色列,團結一致的奉獻精神;跟著去了幾場猶太裔的籌款會,清楚看到他們非常團結明確直接要求國會議員支持以色列,猶太裔也有一個以色列公共事務會AIPAC,即使是政治性組織還不能減稅,每年仍然都可以募款到1千萬元以上。反觀 FAPA,可以減稅,但每年就為了經常費40萬元疲於奔命。 受了他們影響,他開始也與聖費南度選區的兩個議員的 Howard Berman和Howard McKeon接觸,也參加募款餐會,積極融入社區,雖然不是外交官,但他也展開為台灣發聲的草根國民外交生涯。 1991年終於自己開業,1992年第一件事被選為南加州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參加剛成立的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理事兼財務長。1992年之後黨外己經變成民進黨,他更積極參加很多抗議活動, FAPA傳遞民主聖火回台,從選省長、選市長、直選總統等重大選戰,不論身在海內外,他無役不與,他也感受到台藉社團開始活絡,氣勢如虹。 2001年是陳國昌參與社團活動的轉捩點,兒子就讀柏克萊大學,第二年女兒上UCLA,又當西北區同鄉會會長,眼看人生也將滿50歲,到了一個新的平台,他希望能積極迴饋社會,花費更多時間在會務,而賢內助林芳慧從台大法學院同學到現今事務所夥伴,也是他從事社會運動最好的靠山,得力助手。 2002年FAPA洛杉磯分會會長職位懸虛半年,FAPA接觸探詢意願,當時真是陷入長考,天人交戰,因為會計師事務所鼎盛,每天與稅務局、客戶、稅務法庭打交道實在很忙,同鄉會事情很單純,但FAPA任務非同小可,中國視為眼中釘,泛藍也抱有敵意,洛杉磯分會有18位國會議員,工作繁重可想而知, FAPA當初是要推翻威權統治,現在重點是為台灣爭取尊嚴,台灣外交處境甚為艱難,一定要有人接棒,所以他要做就得撩落去,肩負重責。但轉念一想,當時進台大不是就想當個外交官,雖然不是“ 官” ,但為台灣效力做草根外交,更有意義。 2002年正式接棒,第一任期的兩年都得到52個分會的最佳分會獎,又被連任並由FAPA全體委員推舉全美9位常務委員,當時洛杉磯分會2002年只有144繳費會員,2005年底已經超過320個會員,是目前FAPA最大的分會。 FAPA常務委員工作,每兩個月一次會,而且常常要到美國各地去開會,去NY、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又有18個議員,除了少數傳統上還有淵源之外,有的老議員都退休,大多數都沒有來往,所以他決定要在台美人與議員之間打好基礎,要以團隊共同參與,否則以後會長換人就無法接續。在任內三年總共面對面與議員談議題,總共有15位議員。 陳國昌提及,時代轉變,2002年正是FAPA轉型之際,過去中國封閉與美國對立,但現在不一樣,所以認知到不能只期望議員以民主理念支持台灣,還要把台灣的主流聲音反映,讓他們了解現狀,更重要的是體認到舊的台灣已經過去了,台灣現在是要建立完全正常獨立國家; 照理說,這不應該是太難的事,但中國提供的商機是源源不斷, 洛杉磯又是商機無限之處,議員要面對選民中對中國利益需求,誰都不願正面得罪,FAPA就得想辦法解套。 陳國昌對於FAPA洛杉磯分會有三個期望:「第一步就是要接觸,18位已有12位接觸過,第二步是利用事件來加重訴求,就像布希在京都稱讚台灣民主成就時,我馬上就立即把講稿送給議員; 第三步,是期望台美人多參加選區議員的活動,或者是連任募款餐會 很多人刻板印象 "主流就靠FAPA了", "募款給議員沒效";事實上, 議員也有他們的壓力,選票很重要,募款實力也很重要, 對議員來講,為他們募款會很感激;最近幫助贊助團體都是中國團體, 台美人又變成少數;現在是少了股參與衝勁, 鄉親對台灣政治人物慷慨解囊熱情如火,若能也把相當比例放在主流政治上,若是能體認到他們的重要性,也讓主流人物體認到台僑的支持, 也將是台僑在美國為台灣發揮貢獻的好所在。」 文/林蓮華

陳隆

「那美好的仗,我曾盡力參與!」堪稱是海外第一名嘴的陳隆,主持過無數大小晚會活動,那伶俐幽默的言辭,即興一段感人肺腑的歌聲,成為南加台美人無可取代的最佳司儀;不論是參加同鄉會被列入黑名單、衝鋒陷陣的抗議、或是回台助選、在總統直選媒體一面倒時返台硬幹全民衛視和地下電台,雖然最後還是無法適應台灣政治生態,毅然返美,但他轟轟烈烈的故事,讓他人生無怨無悔。 「日久他鄉即故鄉,年深外境即吾境」身為一個旅居美國長達三十多年的台美人,陳隆總一直不斷保持對故鄉台灣的關懷與熱愛,也不忘迴饋他享受民主、自由、繁榮的美國。自台返美後,他以團圓是最佳的選擇,一生從事社會運動的陳隆,心甘情願以家為重,重享天倫,善盡孝道。 家是最大的心靈支柱 陳隆,苗栗人,1944年終戰前一年,出生於台北大橋下, 7個兄弟姐妹, 4男3女, 家排老四,祖父是個開拓者把荒地變良田,當時祖父是五大富農之一,但因為三七五減租,田產頓失;父親是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回台時黃朝琴聘入第一銀行,一直在金融界退休;父母都是受洗基督徒,全家手足情深,也全是虔誠的基督徒。 所有同學都知道陳隆是基督徒,他認為,在教會中比別人有機會學習到團體合作及領導能力,無形中很容易被訓練成領導人物,從小也被激發了主持演戲天份,他感謝有一份信仰,給與健康正確的人生觀,比一般小孩有自信心,榮譽心,不會走入歧途。 初中與高中都是讀師大附中,從小就喜歡音樂藝文,雖然爸爸一心想要陳隆考理工,後來還是選擇去讀音樂系;影響最大的是高中碰到一位音樂老師柳挹群,她獨眼慧英雄,一眼看出班上勾峰(名演員)還有陳隆聲音特別感人,所以免費訓練,為他們組了一個男聲四重唱,啟蒙陳隆對音樂的興趣順理成章以優異成績考入音樂系; 藝專雖小但師生感情很好,陳隆回想起來,覺得音樂方面不是最突出,但藝文的裁培卻得到最多的滋養,其中最感念的是申學庸及陳暖玉老師;他特別提到,因為當時二年級,在校太出鋒頭,校長有一次訓話過久,結果底下有噓聲,校長誤以為是陳隆鼓動,立刻將他開除,名義是"企圖鼓動學校秩序",結果申學庸還有一位林運玲老師前來搭救,極力幫他平反。可能有這個記錄,所以最後當兵時被派到東引,去做反共救國軍突擊隊,擔任政戰輔導長。 退伍41天之後,就直奔美國,在大學中重讀音樂系,碩士是讀音樂教育,自此就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在社團與教會,以音服事及奉獻,到處可以聽到他動人的歌聲。 最佳的選擇 陳隆追憶,從外祖母的祖父陳炮是馬偕醫師的徒弟,也是北部最早被封立的三位長老之一,外公又是牧師,若算起到兒子,家中已有6代都是長老教會教徒,一生生活在基督教氣氛濃厚家庭。 1950年代,因為電力不足,每天都會停電半小時, 媽媽是鋼琴家就會集合全部小孩主持家庭禮拜,媽媽還會帶領唱聖詩,家中有7個小孩就成了四部合唱團,聖詩與信仰,及人文素養都在這種沒有電力的氣氛下培養,陳隆驕傲地說,家中小孩遺傳媽媽藝文天份最多的就是自己。 大哥陳銓仁博士,1956年來,當時他是台灣三位在洛杉磯留學生之一,而且是高中生就來,獨立自主個性組織羅省教會,後來台灣留學生多了,就組織台福教會設立,現在台灣福音教會已有60多間。陳隆說,早期留學生很苦悶,有信仰的人後來就變去組教會,另外一般人就去組織同鄉會,大哥最難能可貴的就是這二個組織,他都是創辦元老之一。 當年大哥出國後,就影響整個家族的小孩也嚮往美國留學,父親當時來與大哥團聚,開始投資房地產公寓與汽車旅館,1970年代,當時汽車旅館只有三家是台灣人經營,如今已有上千家;大哥一生熱心教會與同鄉會,所以很自然兄弟姐妹來美國後,也都參加教會與同鄉社團;雖然哥哥是淡江中學橄欖球校隊,後來在55歲得到大腸癌英年早逝,死前仍非常勇敢無懼病痛參加社團活動。 談及自己最心愛的人,陳隆笑著提及,全是因為雙方母親是淡江女中校友手帕交,所以自然而然從小就與夫人蔡玲理青梅竹馬,要來美國留學時,去日本停留一兩天,夫人留日特地來接風,他自此再也隱藏不了心中愛意,從此就展開愛的長跑,陳隆以其卓越的文筆,寫了400多封情書,擊敗眾家情敵,終於擄獲芳心,1975年結良連理,育有2男1女。 因為陳隆長期熱心教會服事,一方面又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及媒體,推廣台灣本土音樂,所以來了美國一直都非常忙錄,甚至在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關鍵時,為了自己要一圓回台奉獻的夢想,有三年回台灣去打拚地下電台還有媒體改革,全民衛視,馬不停蹄,無暇照顧家中老小,夫人一肩擔起家中責任,母兼父職,讓他無後顧之憂。所以他特別感謝這位好"家後"。 因為母親生病,女兒還小,加上台灣政治圈及媒體現象,改革會有力不從心的感受,所以後來選擇返美,回到家人身邊,克盡為人夫為人子的責任;至今,他想起來,還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暗自慶幸,分離的日子雖嫌太長,團圓的時機卻還沒太遲… 」 主啊 ! 使我成為民主和平的工具 因為哥哥的影響,全家都投入台福教會及同鄉會,哥哥投入在台福教會拓展規模,但是陳隆來美後,則把很多時間投入同鄉社團,1974年以30歲,以年青才俊之姿被推選為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他以注重音樂、語言、及活潑的康樂活動帶動團務,同一時期,台灣政治情勢風起雲湧,所以同鄉會就關心起故鄉,開始與當初的黨外人士密切往來,陳隆那時心想為了台灣就豁出去了,果然沒多久,陳隆就被列入黑名單,而弟弟陳堅也是全力投入。 當初最早期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主辦,南加州就是由陳隆代理,只可惜台灣政論到第五期,由澳洲一位教授邱垂亮寫了一篇"兩種心向"遭到蔣經國震怒而停刊。現今,他仍保存完好,無限噓唏。 後來,陳隆表現優異,就從洛杉磯同鄉會,成為全美台灣同鄉會美西的負責人,當時全美有60多個分會,後來五大洲於1974年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世台會),當年算是最活躍的台灣社團,1976年,美國獨立200週年紀念世台會第三屆就在洛杉磯舉辦,陳隆正是主辦核心者之一。1997年離開台灣媒體,成為民視特派員,回來之後,又同樣熱心投入世台會,1998年主持台灣之夜,1999年又擔任世台會秘書長。 2000年世台會總統選舉,會中決定第一次把年會改成三月召開,返回故鄉並盛大助選,這群海外人士引爆台灣本土意識,直接及間接助阿扁之力,推上總統之路。後來在姚嘉文資政的鼓吹,以世台會為主幹,組成一個世界台灣人大會,簡稱世大會,與台灣執政的各部門有密切的活動,至今還是相當活躍。 陳隆萬萬沒想到,2000年以前,世台會一直被國府單位視為叛亂團體,政黨輪替後,因為世大會的成立,讓世台會有一天能於執政當局有很密切的互動。 後來,他還陸續參加其它鄉親社團,如人權會、FAPA、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尤其是大型活動策劃及籌備,更是美西主持第一把交椅。 1980年代,除了政治抗議,喜歡藝文的陳隆與蕭泰藍,還有許丕龍等人籌組了「北美洲台灣人文藝協會」,擔任了10年理事兼總幹事,又籌組並培訓第二代青年音樂家,去全美10大城市巡迴演奏,又去國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期間1986年製作了蕭泰然的專輯名為「台灣人的詩篇」的卡帶,帶動全美各地對台灣本土音樂的重視,在台灣本土音樂被視為低俗的音樂,但在千里遠的美國確有一群像陳隆這樣的熱心之士,不斷地提升改變本土音樂固有的形象。 讓他最開心的是,1981年就開始固定出卡帶與樂譜,連續2年由南加州藝文人士大家一起在水晶教會舉辦3千人的感恩節音樂會,盛大隆重,在美國帶動本土音樂的風潮,培養了不少像陳毓襄、郭雋律姐妹等明日之星。 另他很自豪的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就是參與美國主流社會幫助台灣,1978年美國北加州一個重要台灣人社團協志會,他們與當地台灣教會人士發起投入美國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活動,要求台灣人要單獨從中國人選項分出來;1980年爭取初步的成功,在當初政治氣氛下,竟然祖先欄上還有16390人上在其它選項時寫了台灣。陳隆是代表教會人士居中協調,看到結果,都受到興奮鼓舞; 1985年,台美公民協會在南加州成立,1987年底在各方鼓勵下,又成立了"美國人口普查台美人專案委員會",陳隆擔任總幹事。除了到全美台籍各社團密切聯繫推動,又製作了一捲錄影帶,分別以閩南語、國語、客家話、以英語四聲帶,分送各地同鄉,積極鼓吹。沒想到1990年,有超過20萬人在祖先欄填寫台灣人。2000年,更積極甚至於以台美小姐選拔,比較軟性訴求來爭取,效果更好。他期待,2010年,因為台灣人覺醒,會有更多人選擇自己的祖先欄是來自台灣。 媒體 遙遠的改革之路 陳隆10多歲就開始投稿,最初投的是"基督教論壇報",大專時在台視"你喜愛的歌"以藝專四重唱,偶而會上電視唱世界民謠,其歌聲比美後來的原野三重唱;在校時代,他就是個虔誠事工,以個人身份去監獄佈道與演唱;1970年代的末期,來美在舊金山救世軍電視節目"The Open Door"做特約歌手唱聖詩;1981年,擔任「海外台灣基督徒聯合通訊」任主編,是聯繫海外鄉親及信徒的重要刊物,連中國國務院也訂閱一本,密切注意動向。 1980年中期,分別在台灣民報與太平洋時報寫專欄;1989年,應洛杉磯台福教會之邀在南加州18電視台製作主持,首創海外的台語電視節目,名叫「天涯若比鄰」(好厝邊),當時還造成一股風潮,雖然因為經費問題,無以為繼,但是作成錄影帶,分送全國各地教會與信徒,供不應求。 1994年,好友許丕龍一通越洋電話召喚,他毅然就回到台灣從事媒體改革與民主運動,協助創辦全民衛視與地下電台"獨立放送頭"並參與民視;曾在全民衛視主持製作節目,包括政治叩應、宗教節目(疼你的厝邊)、音樂節目(今夜,阮有一條歌),非常受到歡迎;他可是至今絕無僅有以台語入駐當家主播的頭銜,那時受到無數聽眾與觀眾的掌聲與支持;他情不自禁的沉迷在那種歡愉中,受到很多粉絲愛戴,他很希望自己能做下去。不過,所謂"樹大招風",雖沒有政治野心,但因為衝太快,讓他感受到政治黑暗面被排擠的滋味。他決定離開,回家繼續參加社團與教會比較快樂。 網路時代無遠弗屆,可以傳到全世界,一年之前,蔡明憲的哥哥推動台灣海外網,沒想到玩真的,最近在蔡明法,沈培志等人邀約下,決定錄製"海外心聲",第一集就是"台商血淚史",第二集就"馬英九現象及訪美",每週五播出,以後還有更多單元; 他希望有一天若是還有機會,想策劃一系列節目,把40年前的台灣人最純樸的素養價值,保留下來,在回送台灣,因為他深感痛心,台灣因為政黨惡鬥,向下沉淪,執政黨做的辛苦,若能再把台灣精神傳統的價值觀,重新找回來,是他最大的心願。 從想要自由的滋味到初嚐自由勝利,陳隆不喜沽名釣譽,不想太多累贅的頭銜,他說,海外第一期台灣留學生,政黨輪替後,有部分人士,己經有一點迷失,原來很純的傳統價值和心意,就有點轉變;希望這些社團人士能在回到原點,就像基督教一樣"保持起初的愛心與熱心"。對於台灣,他從沒有失志,「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 文/林蓮華

黃建舜 廣告才子的故事

走進IW Group副總裁及創意總監黃建舜(John Leewong)在西好萊塢的辦公室,一映入眼簾的就是牆上一排排的獎盃,對於從事廣告設計多年的黃建舜,得獎已經是家常便飯了。最近,他剛以一個戒煙公益廣告獲得亞美廣告聯盟(Asian American Advertising Federation)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 移民的美國夢 黃建舜的父母親在來自廣東台山,父親在1930年代首先來美,在舊金山外祖父開設的洗衣店工作。兩三年後,黃建順的父親因為不習慣舊金山較寒冷的天氣,決定南下聖地牙哥自立門戶,在目前的State Street和E Street交口開設自己的洗衣店。再將黃建舜的母親從台山接過來,全家就此在聖地牙哥落地生根。 跟一般華人移民的父母對望子成龍的期望相同,黃建舜的父母並不奢求子女繼承自己的小生意,但是也不太願意自己的子女走藝術的路子。黃建舜喜愛畫畫,但是以此為職業,對於他的父母來說,卻是不太能夠接受。 「多虧大哥站出來說服我的父母!」黃建舜大哥那時的女朋友,剛好有個從事商業藝術的朋友,因此大哥以自己對女朋友她朋友工作的了解,極力說服父母親,弟弟想要走的路,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一定惡是作劇!   「藝術學校的職員當時一定覺得這是一個惡作劇!幸好他們還是寄來了。」黃建舜笑著提到,他九歲時從大哥女朋友的朋友那邊拿到藝術學校的地址,就以歪七扭八的英文寫信跟洛杉磯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Art center School in Hancock)要求入學須知的目錄來研究。然而,就是靠這樣的決心,黃建舜日後順利的進入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的廣告設計系(Advertising Design)就讀。 至於為什麼選擇商業廣告藝術而不是純藝術(Fine Art)呢?黃建舜認為,在純藝術領域,每個人都可以對特定作品有自己的觀感、 然而廣告藝術訴求的是普羅大眾,能夠吸引越多觀眾的共鳴,越是成功的作品。那也是他所想走的路。 談到他這次的戒煙廣告得到亞美廣告聯盟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黃建舜表示,這個廣告的製作重點就是「要如何能讓人撥打熱線電話!」他說,在製作的這支廣告之前,IG Group的策略小組對亞洲人抽煙文化進行分析,由於亞裔的抽煙人口大部分是男性,亞裔男性相信,抽煙是一種男人可以隨心所欲控制的習慣,而不是癮頭。 因此,這篇公益廣告就是在描寫抽煙致命的吸引力(Temptation)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劇中的男主角不斷的躲避煙霧的襲擊,煙霧還是24小時如影隨形的攻擊著他。 「用功夫電影來強調亞裔的文化背景!」黃建舜表示,由於亞裔人口大多都有功夫或武術的文化背景,男主角以功夫來還擊,然而當功夫對抗抽煙都束手無策時,這時候再秀出戒煙熱線的電話號碼,這樣的隱喻更能引起亞裔人口的共鳴。 姑不論日後撥出時能否得到觀眾的共鳴,黃建舜的戒煙廣告無疑的先得到亞美廣告聯盟評審的青睞! 在藝術學校畢業後,黃建舜首先進入舊金山知名的 Cunninghum & Walsh 廣告公司進行廣告設計工作,之後又歷經多家知名廣告設計公司磨練,還當過自由廣告創意工作者。數年前,他一腳跨進了專門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領域。 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跟主流廣告有什麼不同?黃建舜以他先前在主流廣告公司工作的經驗,和目前專門從事亞裔廣告設計的差別的經驗。「主要在文化差異的研究!」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對於許多文化細節必須更重視。 由於廣告主受限於經費限制不可能針對每種族裔各拍一支廣告,因此如何在不同文化中異中求同,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從事少數族裔廣告的廣告公司,都有專門的策略小組,研究各族裔不同的文化。 舉凡選角、服裝、劇本,都要針對不同族裔的差異,層層考量,找出最大公約數,再行拍攝。黃建舜舉例,像他們最近拍一些亞裔廣告片,要前往印度的Bollwood進行選角拍攝,主要就是針對南亞裔的族群。他說,南亞裔族群,一般生活較為困難,印度Bollwood的電影向來有諷刺人生、但又充滿熱情,正是南亞裔族群希望藉由影像逃脫不愉快的日常生活。 所以他們針對南亞裔族群拍攝的廣告片,也需要帶入這樣的元素,例如透過大量的歌舞,詼諧的口白,再帶入廣告的中心主題。 熱情永遠最重要! 從事廣告創意幾十年,是否曾有才枯思竭的時候?黃建舜表示,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十分幸運的事。他一直是樂在工作,即使偶有疲累,只要到期日逼近,很自然的就能想出新的點子。 對於想要從事廣告設計的工作的華裔後進,他也勉勵,只要喜歡創意新點子和樂於享受廣告設計的挑戰,不管你是什麼族裔性別或是你的英文多麼差,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行裡面勝任愉快。多年前,他曾雇用一個跟隨丈夫來美的華裔女性,之前也曾從事廣告設計,來美以後由於語言因素無法找到好的工作。 黃建舜因為她對廣告設計的熱愛而雇用了他;多年之後,這位女性已成為洛杉磯另一家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熱情永遠是最重要的!」黃建舜這麼說。 文/記者劉孟儒

駱家輝

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在機場拎著背包、親自點咖啡的畫面被路人拍到,一時令中國人為之著迷。他們從沒看過這麼不氣派的官員。 駱家輝和全家人一起在大使官邸亮相,會見中國媒體。不會說華語的駱家輝致詞說,他是中國移民的孩子,但他代表的美國官方身分,就是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的價值觀;他將運用包括微博在內的一切傳播工具,向世界傳播在中國的任務,與擁有各種傳播工具的中國朋友,包括博友,交流這些價值觀和機會。 駱家輝一下飛機,讓中國人看傻了眼,堂堂一個駐中國大使,居然還自己大包小包提著行李,駱家輝的老婆是台灣第2代移民,她特別用中文發表談話,希望拉近和中國民眾的距離。 駱家輝才剛下飛機,一家人各自拎著大包小包的這一幕,讓中國民眾看傻了眼。飛到北京擔任美國駐京大使,駱家輝自己背著大背包,手上還要提著筆電還有西裝外套,太太也很辛苦,一肩背著紅色的超大包包,雙手還差點沒空牽女兒。 日前駱家輝在美國西雅圖機場獨自買咖啡的照片,已經在他露面之前,在中國被廣泛轉發,許多中國人在博客發言表示,不相信會有如此隨和的官員。這個問題也在昨天的記者會上被問及,但駱家輝並沒有正面回應。 美聯社報導,在華盛頓州經商的華裔美國人唐朝暉12日於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眼尖發現駱家輝站在星巴克櫃台,用iPhone捕捉到這個鏡頭。駱家輝是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首位華裔美國人。 唐朝暉覺得巧遇駱家輝實在是酷斃了,就把照片上傳新浪微博。他萬萬沒想到這一PO,居然被轉貼4萬次,還引來數以千計回覆文。 他說:「這在中國完全無法想像。就連低階官員也是咖啡來伸手,並有他人代勞提包。」唐朝暉還補充,駱家輝原本拿著某種優惠券或招待券,但店家不收,改以信用卡付帳。 唐朝暉是網路廣告公司AdSage執行長。他從西雅圖飛往矽谷途中,巧遇正要赴中國走馬上任的駱家輝。 美國前任商務部長駱家輝上週末抵達北京履新,拎著自己的行李、乘坐尋常商務車,完全沒有海外中國高官慣見的派頭和排場。 1名新浪微博用戶在回應駱家輝平民式作風時說,「我國官員已經習慣了奢侈的生活型態」。國營新華社稱他為美國的「背包客」。新浪微博是中國最風行的微網誌。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攜妻子、兒女亮相大使官邸。他向到場的140多位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的演講,並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由於駱家輝不會講華語,所以除了開場的問好外,他的演講由美國同事翻譯。 駱家輝在演講中回顧了今年中美多次高層互訪,並對即將來訪的副總統拜登表示歡迎。駱家輝還特意提到了他個人身份的關鍵詞,即中國移民之子和代表美國價值觀。 在回答記者有關他的華裔血統問題時,駱家輝說:「在個人層面上,能作為中國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國 -我出生的土地,以及我的家庭珍視的美國價值觀,站在你們面前,我感到既謙卑又榮幸」。駱家輝說,「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以及我本人,都代表著美國,也代表著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 簡短的演講和問答後,駱家輝邀請百餘位媒體記者到大使官邸後院,分享茶點。駱家輝一家人出現時,再次遭到記者圍堵。有記者問駱家輝在西雅圖機場使用優惠券被拒,是否因為走進了山寨咖啡店,駱家輝笑言不是。 駱家輝還說,來中國之前,他和妻子進行了採購,除了衣服外,還買了一些中國食品。他說,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歡中國食物。 他表示,目前正在給孩子們挑選學校,他和妻子都傾向於讓孩子們上國際學校,但會讓孩子學習中文。在記者們的包圍中,駱家輝被要求和妻子親吻,駱家輝隨後在妻子唇上輕啜一下。突然有人又喊,「再來一次」,李蒙則掩面而笑。0819

梁政吉 台美社團老兵

遇到不公不義,就直言不諱,遇到歪曲壓迫,就慷慨陳詞;別惹他,緊縮眉頭,梁政吉會用中、英、台、客語,毫不客氣地反駁,堅定立場發表他的見解,有人說他很"嗆"。「對,我就是欣賞自己,有這麼個優點,還好沒有早生10多年,否則我一定會變成228事件或是白色恐佈的受難者。」 台美客家社團的指標人物,梁政吉說著:「出來做事,才知道國民黨政府時代,特權蠻橫,為非作歹的事層出不窮。所以當時就有反國民黨的心情,但什麼是民主?那時還真是一點都不知道,更別提維護台灣主權意識、客家人出頭天的概念。」梁政吉回憶著。 梁政吉雖然因為正義感,在年輕時代就算是個"反骨"份子,但隨著抗議的腳步,一路走來,他越來越清晰自己在意什麼?自己的定位、人生價值是在美國參加台美社團後,才豁然開朗。 「客家團結一條心、硬頸正義來傳承、台灣前途看客家、萬代子孫庇福蔭」梁政吉這首與好友一起作的打遊詩,隨口用客家話吟頌,煞是好聽,而那份從容,也顯示他胸有成竹的信念。 機械工程高才 梁政吉,1941年,生於苗栗頭屋,世代耕茶,從小生在茶園,家族以種茶維生,在梁政吉的童年時代,美麗的家園有後龍溪的支流,山谷雲煙繚繞,每天除了上課來回要走路2個小時之外,都要幫忙農事,但採茶、拔花生、蕃薯、採甘蔗、芭樂,反而是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還有到溪裡抓蝦、抓魚、游泳,過著典型的"摸蛤仔兼洗褲"逍遙日子。 考上新竹初中就離開家園,後來又考上竹南高中後,最後考上當年的台北工專機械系。當預備軍官在空軍崗山服役後,因表現優異,受到長官賞識,頻邀入國民黨,但他予以婉拒。1965年參加留考通過,然後再去就業考試,很快地,考上高雄鍊油廠,被分配在機械部工作,經過同事的介紹,認識夫人吳榮珠,媒灼之言,1968年結婚。育有一男一女,老大梁博立、女兒梁凱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他已是含貽弄孫,兩個孫兒女的阿公。 在煉油廠工作時,是梁政吉的第一個工作,內部官僚氣息嚴重,還有些長官貪污枉法太離譜,一位長官甚至把新的油漕切成八片當廢料賣,中飽私囊,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生性梗直,實在看不下去了,既然無法同流合污,讓他萌生離開的念頭。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讓他很失望,就是當年選高雄市長由楊金虎對決陳武璋,煉油廠行政不中立,竟然不讓楊金虎來拜票,還好無黨藉的楊金虎最後仍然當選,他當時深感台灣有一股反國民黨力量開始在萌芽,他慎重決定棄高薪,出國留學去。 1970年,獨身前往密西西比大學留學,讀工程,專攻機械化工,後來拿到碩士。1972年,來到洛杉磯,同時家人也來美團聚。第一個工作,在C.F. Braun配管工程公司,然後又到Parson工程顧問公司,專作機械工程,期間參與煉油廠設計,作石油化學配管流程;還有做過礦產設計、銅礦的開發、及沙烏地阿拉伯開發石油工程、也曾經設計阿拉斯加採油配管工作。 1980年, 梁政吉看到加州汽車旅館方興未艾,所以也參與了開發房地產、建築及經營汽車旅館,目前仍保留一些至今。1999年,他判斷移民第一代長者,年事越來越高,所以決定開保健中心,現在擁有兩家保健中心,著名的亞凱迪亞保健中心、松柏保健中心,就是梁政吉苦心經營,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事業。 1970年代來南加州時,因為離鄉背井,而且愛台心理念一致,梁政吉參加第一個台美社團,就是南加州台灣同鄉會。以後,雖然不是基督徒教友,但也因為認同他們的理念,常去長老教會禮拜。也因為支持台獨聯盟,所以集會上也常看到他的身影。至於反國民黨,爭取台灣人主權運動集會,更不在話下,吶喊抗議,是既出錢又出力。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人發起支持「艾德華甘迺迪競選總統」運動,那時是台美人最團結的時刻 ,當時一個月薪水約一千元,但很多人就捐出一個月薪水。他露出嚮往之情:「我好懷念那時的戰友。」他點名說,當年活躍的伙伴,有些回台報效國家,像是郭清江、謝清志、張燦洪、蔡同榮。有些已經凋零、退隱或是轉戰舞台,像是陳銓仁、鄭德和、或是許和瑞、江百顯、邱勝宗、丁昭聲等人。 「台美社團一再培植新秀不遺餘力,但我相信當年的老戰將們,心中也很清楚,夢想還未完成,所以期盼他們不要再隱居了,能趕快再回來台美社團,發揮他們的知識及影響力,大家一起來打拚。」梁政吉衷心地期盼著。 梁政吉也特別難忘是,每逢大型選舉,他就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們,組成「海外客家返鄉助選團」,到處去拜票,流利的客語、又唱山歌、又呼口號、兼發傳單,長年擔任海外客家助選團領隊,全力助選的熱情,也讓更多客家人士動容,重新思考,在台灣生長客家人的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梁政吉以洛杉磯宏觀電視新聞記者的身份,進入陳由豪記者會,在會場「一鳴驚人」的質問陳由豪:有關623億貸款掏空台灣之實,卻成為中國報稅大戶,如何向台灣人民交待?當場令陳由豪氣極敗壞,出言不遜。 事實上,梁政吉在1980年代,就已是個媒體投資者,由王桂榮等人發起,為了能讓台灣人也有個發聲筒,遂集資共同經營「亞洲商報」,不過不是經營不善,而是最後因為孫慶餘揭發陳鼓應到中國,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統派,引起官司訴訟,才停刊吹熄燈號。骨子裡,梁政吉常常仍然存著對媒體選擇性不實扭曲的報導,氣憤填膺。所以有機會被聘為無給職記者,他仍然十分開心,總算是一償宿願,也有機會為台灣傳聲。 梁政吉在台美社團,過去總是屬於大聲吶喊、默默付出的一群,在一群台美人想建立台灣會館時,他就已經成為大力支持者,創館一直擔任捐錢募款的董事,直到2004年擔任副董事長。2006年後,就離開董事職位,因為,他有另外一個目標要衝刺。 客家社團擺第一 「我還是永遠繼續支持台灣會館,那是台美人的家,也是活動文化的中心。但因為2005年去巴西參加全球客家懇親大會後,發現唾液腺有腫廇,雖然是良性,但開刀後,但現在沒有口水,醫生囑咐不能太勞累,所以我只能選擇一邊,台灣會館人才濟濟,募款較多,我想心思集中在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梁政吉解釋著。 客家社團太重要了,尤其是南加州,他熱切地說著,過去客家人士都把自己當成台灣的客人,沒有把自己當成台灣的主人,尤其主體性上,迷失在自己到底應該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在認同上出了問題,這也是客家人的危機。也因為這樣的矛盾,不但傷到台灣前途,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打手,而不自知,更不清楚帶來的嚴重性。 「在台灣的客家族群以往就不被重視,邊緣化,客家人心理會有些自卑」梁政吉陳述著,客家人很多過去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外界有時也故意以訛傳訛,造成對客家人誤解的刻板印象。因此只要有心人士摸頭、說好話、施以小惠、加上親中媒體洗腦,或是利益攏絡,就容易高興「忘了自己是誰?」而忽視自己的立場,有時不是故意"出賣",而是根本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利用了。 客家人最被提起的是「硬頸精神」,但在梁政吉眼中,硬頸已不復存在,他認為,堅持主體性,明辨是非、不為迎合小利犧牲大我、不畏強權,才有夠格被稱為"硬頸"。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已經成立20多年,梁政吉是在1980年代才加入,20多年來,社團內部也曾充滿過矛盾、爭執、分道揚鑣等危機,但最後都是安然度過,已經十分穩定,甚至成為與台灣接觸頻繁的互動窗口。 社團內部大家有志一同,「愛台灣、愛客家」,他說,「順序不要搞錯了,要把國家主體放在族群利益之上,因為有台灣,才有台灣客家人,尤其是台灣現在處境艱難,若出賣台灣利益,怎麼對得台灣客家後代的永續發展?」梁政吉搖著頭說,台灣最大的危機,是部分台灣人民不認同台灣,自己生長的國家。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對文化推展十分重視,社團自己有合唱團,包括傳統山歌、現代客家音樂,過去指揮吳美貞苦心經營三年半,帶這群原本是五音不全,空有滿腔熱血的客家鄉親,花費心思調教,如今已成為每年固定有演唱會,受邀到各地演出的客家合唱團。 他也歡迎大家上網查詢全美台灣客家會網址http://www.twhakkausa.com,欲知更多客家事,裡面還介紹許多客家其它連鎖網站。 文/林蓮華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葉李麗貞 心理治療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葉李麗貞與葉國勢是一對六十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夫婦,兩人一生勤勞認真,在美國奮鬥四十載,事業雖有起伏,對台灣的愛心卻始終不變。早年,他們參與過「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與「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成立,也曾為了保釋「四二四刺蔣事件」的黃文雄與鄭自財,抵押過房子。晚年,懷著「立足美國,關懷台灣」的心情,力倡「台美公民協會」,輔導第二代踏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成立民進黨美南黨部,積極為陳水扁助選,一生的願望就是希望看到台灣人能夠當家作主。 公元2000年5月2 0日,葉李麗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大典,激動地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為總統,感慨終生的願望總算達成,但愛侶卻已辭世,「這就是人生。」她感嘆道。 生長在時代邊緣 「我是一個生長在時代邊緣的人,小學唸的是日文,初中時逢戰爭,然後變成中國的時代,中文靠自己摸索,英文靠聽收音機跟著趙麗蓮學,一生都在不斷學習中。」葉李麗貞說,「我現在作心理治療的對象大多數是美國人,每個月至少做兩場以上的英語演講,人家問我這條路怎麼走出來的?我說全靠上帝的祝福與努力,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只是不斷地嘗試與學習。」 目前是休士頓婚姻與家庭治療專家的葉李麗貞提起往事說:「我有一些過往的經歷,說出來,你們會覺得那是遙遠時代的故事,可是卻都是活生生的事實,這些經歷讓我在年輕時就體會到台灣若要有前途,一定要獨立自主。」 「我是經過二二八事件的人,那年,我十五歲,在台北唸書,父親在基隆擁有礦山,開採煤礦。事件發生後,台北不平靜,父親派人到台北接我和母親搭黃包車回基隆,一路上,很多台灣人攔路要修理『阿山仔』,為我們帶路的人不斷地朝路邊喊:『這是田寮港李頭家的家眷,是好人,請讓過!』。到家後,妹妹的小學老師已經躲到家裡來,他是外省人,藏匿在我家比較安全。」 「父親那時是基隆市推選出來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數日後,他要到台北公會堂開會。他的車子從基隆開向台北,一出八堵山洞,就被專程自台北趕來通告的公司職員攔住,那人說:『頭家,頭家,公會堂去不得,台北已經開始抓人了,趕快逃!』,父親探聽情形後,立刻調轉車頭,往山區方向逃,同時派人通知家人趕快躲藏。」 「我們一時也不知該躲到何處,正好隔壁住的是幫我們煮飯的歐巴桑,住在一棟日本宿舍裡,就把母親、我和兩個妹妹藏在塌塌米與地面之間的隔層,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股霉味。不久,荷著長槍和刺刀的軍人就來了,我們躲藏在塌塌米下,都聽得到他們耀武揚威的走動聲、翻攪聲和吆喝聲。」 「我們在陰暗的隔層裡藏了兩天,有好心的人安排母親住進基隆的傳染病隔離醫院,我和大妹佯裝看護,也跟著住進傳染病醫院,小妹被送到鄉下,一直等到時局平靜後才回家。父親因為名列黑名單,不敢回家,派人交涉的結果,得以兩大布袋裝得滿滿的鈔票換取自由,對方並且指定鈔票要送到基隆碼頭。」 「當時要找人背兩大袋鈔票到基隆碼頭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害怕,惟恐布袋一卸下,尚未轉身,就被槍斃掉。還好那時送鈔票去的人平安地回來,父親也因此得以回家,這就是生活在沒有法治社會下的悲哀。」 後來,李麗貞唸了第一屆的台北護理學校,畢業後在1956年,獲得「聯合國基金會」的獎學金,到波士頓深造,是當時極少數的台灣女留學生之一。她以聖經上的賢德婦人路得(Ruth)為英文名字,後來大家都習慣稱她Ruth。 在波士頓唸書的第一年聖誕節,學校放假,她搭火車到紐約找朋友,正好一群早期的留學生正在籌組「East Coast Formosan Club」,Ruth不但參加了籌備會議,並且也參加了成立大會。「那時看到那麼多台灣學生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聽到一些前所未聞的台灣獨立的言論,覺得既親切又興奮,會後和幾個朋友一起逛紐約市,也很開心。」 留學美國期間,她常參加國際學舍的活動,認識了一些韓國學生,他們對她說:「韓國和台灣從前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戰後韓國獨立了,為什麼台灣不獨立?」她心裡想:「是啊,為什麼台灣不獨立?能夠當家作主多麼好。」這種企盼台灣獨立的想法此後深植在心中,但她回台灣後不敢對別人說,連家人也不提,因為怕父母擔心,後來就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就是葉國勢,他很同意她的看法。 在波士頓唸了一年又一個夏天的護理,她回台灣,到台南護校教書,因為單身在台南,就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裡。那時也因為還想找機會出國唸書,就不作結婚之想。有個朋友的弟弟同樣從台北南下,在成大唸書,時常找幾個同學到她那裡串門子,他們大都小她五歲左右,稱她為「李姐」,她當他們是弟弟,一夥人在一起聊天唱台灣歌,覺得很快樂。 「那時,有一個瘦瘦的大男孩每次都來,人長得斯斯文文的,也不多話,我覺得他不錯,就介紹學校的一位助教給他,可是每次看電影,他都買三張票,實在莫名其妙。」Ruth說。 暑假一到,她就回家,那時她家已經搬到台北。有一天,這個家住台南白河的男孩到台北找同學,然後結伴到她家玩。離去後,Ruth的母親說:「我覺得這個男孩對妳有意思。」她心裡想:「可能嗎?他比我小五歲!」 不久,她收到他的信,讀了之後,整個人都愣住了,這是一封求婚信,信上說:「如果妳信仰的上帝存在的話,那麼我已經為了這件事,向祂祈禱了好幾個月。」 這就是當年葉國勢向李麗貞求婚的經過,那時,葉國勢在成大電機系唸大四。「他那麼年輕,沒有事業基礎,沒有社會地位,當然也沒有錢,如何當我的結婚對象?」但她不便直接拒絕,想了想,對他說:「我和其他女孩一樣,也希望找一個比自己強的人,可以撒撒嬌。」他說:「我們不妨試試看。」就這樣,兩人正式交往了一年,結果緣到份成,終於成立了小家庭。 栗子街的房子 1963年,葉國勢到佛羅里達大學(Univ. of Florida)深造,十個月後,李麗貞帶著一對稚齡兒女,以醫護人員應聘的身份到美國和丈夫團聚。不久,國勢取得佛大電機工程的碩士學位,在紐約找到工作,全家搬到與紐約一水相隔的新澤西,安頓在紐渥克東部,介於哈得遜(Hudson)河和柏塞(Passaic)河之間的康尼(Kearny)。 葉國勢是一個勤快認真的人,白天過哈得遜河到紐約上班,晚上回澤西,就趕到紐渥克的紐澤西理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這段期間,他們在康尼的栗子(Chestnut)街買了一棟可容兩個家庭住的兩層樓房子,在當時大多數是留學生的台灣人圈裡,算是少數有家有工作有房子的人,因此經常請一些學生到家裡吃飯。大夥人聚在一起,熱鬧滾滾,話題總離不開台灣的政治。 不久,張燦鍙一家也搬到東部,租他們的樓上住,栗子街的這棟房子隨後竟成了籌組「世界台獨聯盟」的地方。Ruth那時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往後許多年,這個「Kearny, NJ」的信箱竟成為美國台獨聯盟和「台獨月刊」的對外聯絡地址。 「那時候,無論寄發宣傳文件,或製作傳單、標語,都在地下室進行。家裡常有客人,每次吃飯時間到了,我看到一屋子人,就淘米煮大鍋飯,八至十個人圍一桌吃飯是常事。」Ruth說,「後來,洪哲勝和鄭紹良也來了,最初住在我家,後來才搬到附近。當時看到一些人為了獨立工作,學業、事業都擱一邊,義無反顧地『潦』下去,覺得那種情操真美。」 六十年代後期,紐約是台灣人風雲際會的地方,留學生在各地學成後,就到紐約找工作。初抵紐約,常苦無棲身之處,葉國勢和幾位有心同鄉就在曼哈坦的百老匯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了兩三間公寓,讓有需要的學生居住。後來更進一步在百老匯與一二二街的交會處,合資買下了一棟古舊的「台灣樓」,保留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使用,這就是最早的「台灣會館」的雛形。 1970年,在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叫「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葉國勢在1969至1970年時擔任該會的會長。當時的有志之士以整合各地的獨立運動為要務,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的籌備會議遂於1969年9月20日在紐約召開,直接促成1970年元月一日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成立,當時張燦鍙、蔡同榮、葉國勢等人都是出席WUFI成立大會的元老。 「我們那時生活的重心都放在關心台灣,」Ruth說,「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抵達紐約時,我和一些朋友都到布拉薩旅館前示威。當天飄著雨,我走在遊行隊伍中間,忽然聽到『碰!』的一聲,並不明白發生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天大地大的『刺蔣事件』。」 「四二四事件」在美國的台灣人之間掀起了極大的震撼。當時保釋黃文雄與鄭自財需要二十萬美金,在大多數是窮學生的時代,這真是一筆天文數字。葉國勢和另外一位新澤西的同鄉黃呈嘉為此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李麗貞在銀行裡開設一個專戶,接受各地的捐款。她說:「那時捐款的情況非常踴躍,匯來的款額有十塊、二十塊,也有一塊、五塊,留學生的經濟能力很薄弱,但大家都竭盡所能地想要幫忙,那種熱情真令人感動,所以我到現在都一直相信台灣人一定會贏。」 積少成多,眾志成城,大家果真籌到足夠款額將黃文雄與鄭自財保釋出來,他們覺得很欣慰。夏天裡,全家開了部車前往密西根的安那堡(Ann Arbor),探視年初甫從瑞典抵達美國的彭明敏教授。熟料在密西根時,竟接到黃呈嘉的緊急電話,告知黃、鄭兩人已經棄保而逃,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開車徹夜趕回紐澤西收拾殘局。當時心想:保釋金一定會被沒收,只是不知房子是否立刻被查封? 後來經由一位美國朋友的幫忙,輾轉獲悉法院尚未登記保釋的房子,連忙將房子廉價出售,在很短時間內,匆匆搬離紐澤西,到休士頓另闢天地。提起這段往事,Ruth笑著說:「後來還有人建議將栗子街的那棟房子買回來呢!說那是『世界台獨聯盟』的發源地。」。 波浪起伏的人生 葉國勢到休士頓後,很快地找到工程師的工作,在紐澤西理工大學的博士課程已經修完,卻因搬家失去了拿學位的機會。Ruth重拾職場生涯,晚上到醫院當護士,白天到大學裡修習心理學等課程,計劃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結果一唸就是十年。 她解釋說:「一般碩士只需修三十幾個學分,但要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需要修滿七十二個學分,實習一年,累積三千小時的個案經驗,才能考執照。我從四十歲開始修課,一直唸到五十歲,才拿到專業資格。」 「我們搬到休士頓後的那些年,家庭成長得很順利,夫妻兩人都做事,也努力存錢,有了積蓄就投資房地產,陸陸續續買了好幾棟房子。後來公司派國勢到南韓,我跟著他到韓國生活了三年。再回休士頓時,國勢決定辭掉公司職務,出來創業,他一直很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 「時值八十年代初期,國勢作衛星天線的生意,第一年賺到一些錢,感到興奮,不料第二年就碰到休士頓大衰頹,石化業全面崩盤,整個城市像一座死城,機場都鮮少人出入,到處都看到商店關門,連Holiday Inn都收不到錢。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事業勉強撐到第三年,就撐不下去了,只好宣告破產,房子全都沒了,多年積蓄也化為烏有,一切回歸於零。」 「破產時,休士頓一片蕭條,他找不到工作,為了生活,我們搬到達拉斯(Dallas)去,奮鬥半生,年值半百,一切從頭開始,這就是人生。」Ruth繼續說。 「初抵達拉斯,經濟情況很困窘,不過上帝也沒讓我們欠缺,一對子女成長得很好,夫妻倆互相扶持,本身還有生活能力,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現實,重新出發。」 那時,Ruth已經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執照,卻無發展的機會,為了生計,她到一家精神病院當夜班護士。醫院裡,有些病人情緒不穩定,半夜睡不著,吵吵鬧鬧,她對不安的病人說:「不要吵,我陪你講話。」於是她以心理治療的方式,和病人對談,談了一陣子後,病人逐漸安詳,然後睡著。 一個月後,值班的醫師開始問:「為什麼這個月這麼安靜?為什麼晚上沒有人打電話來要開安眠藥?是哪個護士在值班?」院方說:「來了一個亞裔的護士。」因此,醫師找她去談話,一談之下,才知道她受過完整的心理治療訓練,因此讓她在醫院裡兼做心理治療的工作。 她需要更多表現的機會,才能爭取到個案(Cases)。萬事起頭難,尤其身為外國移民,又是中年的東方女性,當然困難重重,可是Ruth說:「我絕不躲在家裡哀嘆,我要站起來,走出去。」 「怎麼走出去法?」我問。 她說:「要自己創造機會,表現給人家看啊!機會不會平白自天而降。」那陣子,她每天看報紙,尋找機會,有一天看到一則越南青少年犯罪的新聞,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對辦案的警察說:「這些孩子們需要心理輔導,希望你們不要把他們送進監獄就了事。」然後她自我介紹,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這樣,她接下了輔導觸犯法律的越南青少年的案件,她聽不懂越南話,他們也不會說英語,彼此靠畫圖溝通。結果八個星期的團體治療做下來,她贏取了這些孩子們的信任,成果非常好,媒體記者都來採訪她。接著,她舉辦「東西接觸」和「代溝」等座談,深受社區的重視,如此一步一步地紮下了信譽與根基。 在達拉斯住了兩年,休士頓的景氣慢慢回甦,葉國勢原先服務的公司又請他回去工作,Ruth在達拉斯的個案一時無法結束,因此有一年的時間,她兩地跑,一個星期裡,三天在達拉斯,四天在休士頓。有了許多個案經驗,她在休士頓的事業發展得很快。 「目前,我諮商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美國人,每個顧客都喜歡我,因為我是真正用『心』在服務。」充滿信心的Ruth說:「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在工作時,我從不覺得累,只有回到家,才感到疲倦。」 1989年五月,他們從達拉斯搬回休士頓,正慶幸兩個人的工作重上軌道時,葉國勢卻發現得了第三期的胃癌,治癒的希望很渺茫。當時大家的心頭都攏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幸虧得到休士頓良醫李雅彥的幫助,得以迅速進入「安德遜治癌中心」進行手術。手術之後,國勢竟像奇蹟般地獲得痊癒。 「那時,雅彥請了最好的醫師替國勢開刀,結果國勢撿回了生命,但沒想到替他麻醉的醫師以及李雅彥醫師後來竟都先他而去。」Ruth感嘆地說。 這一次的手術讓葉國勢多活了十年,大病重癒的他特別珍惜親情,開始幫忙作家事,在家裡學著吸塵、清掃和作菜,也用較多的時間和子女談話,還主動要照顧孫子。Ruth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台灣男人大都不作家事的,兩個孩子小的時候,他都不曾替孩子換過尿布,後來居然樂意替孫子換尿布,實在不簡單,雖然有時他都把尿布穿反了。」 年逾六十的Ruth事業倒是越做越出色,她的個案越接越多,後來又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督導員(Supervisor)資格,開始督導見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諮商患者。因此在她的診所裡,時常可見實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在那裡工作。 自1990年起,Ruth在休士頓的報紙「台灣鄉訊」開闢「路得信箱」,以專家的觀點,解答一般移民的生活疑難,很受歡迎。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台灣公論報」上推出「婦女信箱」時,主持人阿香(吳美芬)就常向她請教,阿香說:「Ruth的觀察很細微,回答很中肯,建議常有一點即醒的功效,讓人受益非淺。」 走入主流 他們在休士頓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活躍在休城的台美人社區當中。期間曾因名列黑名單,遭到至親過世不得回台奔喪的悲劇,也曾經因為看法與部分同鄉有異而導致別人的誤解,但這些都不足以影響他們對故鄉的熱愛與關懷。 自從1970年搬到休士頓後,他們就聯合當地熱心的同鄉,繼續推展台灣人運動,葉國勢並且在1977至1979年間,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與此同時,他們也熱心於教會的侍奉。Ruth在初中時就讀淡水女學,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來受洗為教徒,國勢也在婚後篤信基督,兩人住休士頓時,與一些熱心的同信共同成立「休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服事教會。葉國勢並且在1982年至1984年期間,擔任「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會長,從事教會之間的協調與對外的拓展事工。 1992年,台灣已經解嚴,黑名單卻未解除,Ruth因為父親在台灣病得非常嚴重,急欲回台探親,但卻備受刁難。她說:「出國三十年,因為名列黑名單,一直沒有辦法回台灣。母親在病危中,一再囑咐我不要回去,她說她不要看到我被捕下獄。母親去逝時,我人在韓國,雖然近在咫尺,家人卻極力勸阻我回台灣。不久,婆婆也過逝了,國勢的家人也不要他冒險回台奔喪。」 「1992年,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想到長年別離,不得謀面,不久又將死別,非常哀痛。那時見台灣的情勢已有轉變,於是申請回台簽證,居然獲准,連忙買了張機票,儘快飛回台灣,企盼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誰知一到桃園機場,就被警察扣押起來,我說我有入台的簽證,他們說那是誤發,硬把我拘留,要遣送我回美國。那時睽違多年的家人都到機場接我,就是沒有辦法接我回家,我打電話到處求援,直到蔡同榮和葉菊蘭趕來,才把我保釋出去。等我趕到父親病床時,他已經昏迷,我一直叫著他,他睜開眼睛,望著我,嘴角牽動了一下,總算知道我回家了,然後闔眼辭世。」提起這段搥心肝的往事,葉李麗貞非常傷感,同時也很氣憤國民黨政權的不合人道。 接下來的1993年,休城發生了兩件事情,引起部分同鄉對他倆的誤解。那年,葉國勢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在休城「台灣人活動中心」召開年會,正當滿堂同鄉熱鬧進行晚晏之際,休士頓「北美事務協調處」處長楊進添突然到臨,當場引起軒然大波。有些同鄉指責會長未照會理事,即擅自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與會。Ruth說:「國勢並沒有邀請楊進添,是他自己買票來的,既然來了,就是我們的客人。」至於楊進添是否事先照會過葉國勢?Ruth說,她不知道,國勢不願多加解釋,但她後來意識到國勢已經逐漸認為台灣人不應該再逃避與台灣政府的接觸,因此受到許多同鄉的指摘。 那次年會後不久,Ruth計劃製作一系列探討親子關係的錄音帶,以幫助一些移民家庭的親子關係。她聯合休城多位姐妹如葉錦如、吳美惠等,以座談討論的方式進行錄音,有台語發音,也有北京話發音。當時需要一筆製作經費,她到處募款,卻總差一些,有人建議她向僑務委員會申請補助。她覺得這項節目有益於所有台灣來的移民,向台灣政府申請贊助亦無不妥,因此,她去申請並且獲得僑委會的一筆補助,親子關係錄音帶得以順利製作,但她卻因此背上「失去原則」的黑鍋。 進入九十年代,她已開始感到台美人應與主流社會積極接觸,於是和一些熱心的同鄉在1990年時共組「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TACL)」,出任創會理事,積極輔導第二代服務美國社區。她說,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十年,他們朝思暮想的都是台灣的事情,即使法律上歸化成美國公民,心理上也仍難適應,一直到在美國生活了比在台灣還長的歲月後,才體認到應該向這個社會認同,因此積極鼓勵第二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1994年,葉國勢擔任「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的會長,繼續朝踏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方向努力。 1999年,台灣展開總統選舉前哨戰,眼見國民黨分裂,連宋揚鑣,葉國勢覺得這是台灣人爭取執政的千載難逢好機會,於是出面招募百人聯署,在休城成立「民進黨海外美南黨部」,全力挺扁。那年十二月,他接受台灣政府的聘請,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之一。 數個星期後,正當台灣總統選戰進行得如荼似火之際,不料葉國勢竟在家中悄然過世,去世之前,沒有任何徵兆。葉李麗貞說:「下午三點多,我從辦公室打電話回家,還和他講話,五點多回到家,卻發現他安然坐在起居室裡的坐倚上長眠。我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突發的事實!」 結縭四十載,自認有上帝的依靠,有兩人的互相扶持,足以應付人生的風風雨雨,沒想到老伴竟然不告長別,讓素來堅強的Ruth哀痛不能自已。 2000年五月二十日,她單獨回台灣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當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成為台灣總統時,她的內心無限激動,心裡不停地說:「國勢,國勢,我們打拼了三十多年,總算看到台灣人當家作主了,可惜你竟無法活著看到這一刻。」 葉國勢去世後,葉李麗貞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盡量以專長服務美南僑民。她說:「過去國民黨執政,我們痛恨被歧視,今日民進黨執政,我們應該敞開胸懷,接納更多的人,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她又說:「經過這麼多人這麼長久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輪到台灣人執政,我們應當用心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成果,不該再內耗自己有限的資源。」 對葉李麗貞來說,人生是不斷的再出發,而她是迎接挑戰的強者。在經歷許多人生的波浪,處理過無數的專業個案後,她曾一度以為自己能夠坦然承擔人生的一切,惟獨面對廝守四十年的老伴驟然離去,仍有掩不住的失落。「這就是人生。」她無奈但平靜地說。 註:「台美公民協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簡稱TACL。

顏永財、莊和子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像台灣晚間八點檔的電視連續劇:一個富家千金愛上一個窮小子,為愛私奔後,方知生活苦。一個窮小子恃才傲物,棄台大醫科不唸,謀職碰壁後,方悔少年太輕狂。 兩人在前途茫茫之際,來到矽谷,正好趕上IC(Integrate Circuit,積體電路)風潮,共同創業成功,成為高科技企業家,並且熱心贊助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他們因相異相吸,也因相異起衝突,但人生一路走來,倒也堅持理想相互扶持,為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寫下夫妻共同奮鬥的另一章。 顏永財與莊和子同是台灣嘉義人,卻在不同環境長大。永財說:『我的父親罹患肺病,長期失業在家,家境相當困難。我有四個兄姐,一個妹妹。小學一年級時,媽媽去逝,妹妹送給別人養。三年級時,有了後母,相處不是很融洽。五年級時,我就離家,寄住在舅舅家裡。但是在台灣,會唸書的孩子都會得到照顧。』他語氣堅定地說:『我小學畢業,是全校的第一名,很風光地領了個縣長獎。唸省立初二時,有一個路德教會的牧師很疼我,要我每星期日到教會打工,做些割草、掃地、擦桌椅、整理圖書的工作,給我酬勞就夠我維持百分之六十的生活費,其餘百分之四十靠哥哥姐姐們的幫忙,照樣順利唸到高中畢業。』 和子說:『我生長在一個很幸福的家庭。我家在嘉義是政治世家,外公何茂取先生歷任嘉義市長、嘉義縣長和數屆的省議員。我的母親美麗外向,所以我和姐姐從小就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活潑、也很得人疼。我因為講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所以從國小開始,就當外公的助選員。每次外公參加選舉,我就坐在宣傳車上,大街小巷地廣播,為外公拜票。我的媽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繼續說:『家中設有佛堂,所以我從小就聽慣梵音。考初中時,我向佛祖祈求,結果考上省立嘉女。我爸爸生病,我也向佛祖求,爸爸果然獲得痊癒。這種倚靠佛祖的日子,讓我覺得心安又平和。』 唸高中時,這兩顆南北極的星星在救國團舉辦的中部橫貫公路健行隊相遇。同樣來自嘉義,都是省中省女的高材生,女孩美麗大方,男孩聰明害羞,兩人情竇初開,彼此互在心底播下情苗。大專聯考一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永財高中台大醫科,和子名落孫山。永財說:『考上台大醫科是我一生最驕傲的一件事。因為在這之前四、五年,嘉義中學那麼多畢業生裡,都沒人考進台大醫科,我考上了,自己都覺得意外又興奮。和子黯然神傷,也到台北,在南陽街的補習班補習,準備捲土重來。唸台大醫科的永財經常去看她,為她打氣,讓她仰慕又感激。兩顆年輕的心在舉目無親的大城裡,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其實,永財唸醫科的意願已漸消沉。他說,大一時,教動物學的老教授要他們每天背一百個生字,上課完全沒有啟發性,讓他覺得這樣的課程再繼續唸下去,腦筋都要被僵化,於是瀟灑地轉到化學系去。但是這種年少的瀟灑後來竟變成了煩惱。多年之後,永財說:『當年都是李政道、楊振寧惹的禍。那時他們剛得諾貝爾獎,讓年輕人非常景仰,覺得第一流的人才當唸物理化學,以便他日拿諾貝爾獎,揚名異域。結果一個個後來唸了博士,找不到事,後悔得半死,我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一年的用功,和子隔年考上中山醫專的護理科。大學畢業後,即回家鄉當護理老師。她與永財持續交往,但因彼此互有看法,感情路上晴時多雲偶陣雨。永財當預官期間,兩人在一次劇烈爭執後,倔強地互道再見。然後和子接受家裡的安排,與高雄的一位年輕醫生定了婚,讓永財嚐到失戀滋味,頓覺失落萬分。 訂婚後的和子發覺未婚夫及其父母都對她非常好,倒在內心心中起了惶恐。因為她曾去相命,相命先生說她命中註定剋公婆,她很擔心萬一一語成真,豈不愧疚終身?正在這時,永財趕在關鍵時刻試圖作最大的轉圜,對她殷勤有加。和子左右為難。轉轉思慮的結果,終於做了人生重大的一個決定:和已無親生父母的永財到法院公證結婚!兩人去了一趟法院回來,永財因已拿到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不久即赴美深造,留下和子收拾善後。她先去找未婚夫,當面退還訂婚戒指,並向他解釋,假如她不愛他,和他結婚,將害他一輩子。然後深知家中將會掀起巨然風波,她辭退教職,悄悄打點行李,單獨搭車北上,很快地在耕莘醫院找到護士工作。 果然,她的父母獲悉她擅自退婚並與永財公證結婚,震怒異常,要她從此不要回家。『我父親氣得只差登報公開和我脫離父女關係』。和子說:『以後許多年,家裡都拒絕和我來往。』一九六九年年底,在永財離去後半年,和子亦拿到赴美簽證,單飛芝加哥與愛人會合。後來和子說:『有件事情一直擱在我心裡。我們結婚不久,永財的後母竟然病逝,真不知該如何解釋。』 和子與心愛的人團圓後,冀望在芝加哥建築愛的小巢,無奈不久即發現柴米油鹽的生活竟和異國嚴寒的冬天一樣難捱。永財日夜埋首課業與研究間,並且熱衷政治活動,和子得一手包辦煮飯、洗衣、清掃等家中大小瑣事。永財的獎學金微薄、又愛買書,和子眼見帶來的積蓄漸消失,於是幫人照顧小孩,賺取一小時二十五分錢的工資。 半年後,她在醫院找到工作,開始過著一邊做事,一邊準備考護士執照的緊張生活。偏在這時,她又發現自己懷了孕,心情十分複雜。在不做二想的情況下,迎接了小生命。然後她要照顧小娃娃,又要上班,又要做家事,還得準備考試,簡直焦頭爛額分身乏術。這時每當想到從前在家衣食無缺,家務有佣人代勞的悠遊生活時,就不禁懊惱自己為什麼要到美國受苦? 就這樣煎熬了幾個月,和子覺得自己實在無法承擔,只好將九個月大的小女兒送回台灣,拜託永財的姐姐代為照顧。身旁少了個小娃娃,就能全力衝刺,她總算考過了護士資格考試,取得了執照。然後就在日子過得稍微安定一點的時候,有一天,忽然接到永財姐姐的來信說,他們的小女兒實在很可愛,她疼之如己出,希望能永遠把她留在身邊。一封信看得出這對年輕的爸媽寢食難安,和子連工作也顧不得,趕緊買了張機票飛回台灣,陪女兒一個月後,再把她帶回來。此後她訓練自己,要做一個工作、家事一肩挑,刻苦能幹的留學生太太、媽媽兼職婦女。 永財這時也有他自身的專注與困擾。他在一九六九年的夏末抵達芝加哥大學、正好趕上一九七O年正月的保釣熱潮。『保衛釣魚台』運動掀起了海外留學生對國事的關懷,也因此使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權起了徹底的質疑。當時保釣運動的大本營就在芝加哥,保釣運動的一名大將林孝信就是顏永財在芝加哥的朋。因此保釣期間,永財也跟著幫忙編印『釣魚台快訊』。 編辦釣魚台快訊期間,他們在芝大的遠東圖書館查閱資料,無意中發現早期台共林木順寫的『台灣二月個革命』,讓顏永財讀得淚流滿面,內心震撼不已。這是永財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也是他第一次獲悉台灣原來有過這麼一段恐怖黑暗的歷史,曾經有過這麼多無辜的百姓與知識菁英遭國民黨極其不人道地屠殺。他訝異自己過去的無知,也痛恨國民黨教育的矇騙。於是他們影印了一千份的『台灣二月革命』,在釣魚台快訊上刊登廣告,一份賣兩塊美金,很快悉數售光。當時,二二八事件尚是個無人敢公開談論的大禁忌,不少人向他們反應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的史料。 繼一九七O年的正月大示威後,保釣人士接著在威斯康辛大學舉辦了一場國是會議,永財也去參加。他在會中發言表示:我們在台灣都是一等一的好學生,卻一個個跑到美國倡言改革,真是台灣教育的失敗。由於當時他尚是個國民黨的黨員,一回到芝大,國民黨的小組長即要他寫報告,他沒理睬。不久小組長改選,他被其他黨員推選為小組長,同時大家表決通過要繼續保釣,並且主張台灣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永財於是據實向上呈報,結果他說:『國民黨的上級從此不再和我聯繫,我成了國民黨在芝大的末代小組長,芝大則成了國民黨的淪陷區。保釣之後,反國民黨的學生逐漸分成統一與台灣兩派,雙方漸行漸遠。顏永財認同台灣,也同情弱勢,但其時卻陷入學術研究的低潮中。他那時在芝大攻讀化學博士,作的是『低溫物化』的研究。他說:『七十年代,生化大鳴大放,物化卻乏人問津,即使拿了博士,也謀職無門。男人唸錯行,如同女人嫁錯郎,實在很悽慘。我的一個同門師兄就曾到加油站替人加油,我當時的情況也也好不到哪裡去。』 一九七四年拿到芝大化學博士的永財在求職碰壁下,不免後悔年少時心高氣傲,棄醫科不唸,這時只好重新申請入美國的醫學院就讀。但就在即將面試之際,忽然接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post doctor)的機會,不禁又興奮地帶著妻女前往北加州,繼續在物化界謀發展。永財在柏克萊只作了將近一年的研究,便因接到母校台大客座教授的聘書而回台。他說:『後來,我在柏克萊的同事真的拿到諾貝爾化學獎呢!』言下輕輕流露出當年在辛苦唸書的過程裡,拿諾貝爾獎確實是深藏在他心底的一個願望。 回台大化學系當教授也是他的願望之一,因此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去國六年的顏永財歡欣地帶著妻女返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歸國學人。但似乎失望常常接著興奮的尾巴而來。那時台灣的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慣了美國言論自由的他從批評國事往往口無遮言,到後來連自己都覺得有隨時惹禍上身之虞,因此心生警惕,但內心又頗覺抑鬱。那年,他向國科會申請研究基金,亦無下文。這些因素使得他在台大執教的心情起起落落。經過一番思慮,覺得不如歸去。但何處是歸程?最後,他們選擇了未及一年之緣的北加州。 七十年代中後期,美國經濟普遍不景氣,北加州的矽谷卻散發出高科技的耀眼光芒,吸引了無數的青年才子前往,永財亦置身在覓尋機會,且希望一展抱負的人潮當中。 初回北加州,他們住在柏克萊的一間小公寓裡,和子忽然得了重病,由於沒有保險,深感付不起醫療費,於是飛回台灣就醫。 永財賦閒在家,心情鬱卒。一個週末,百般無趣地去參加灣區的台灣同鄉會,碰到了台大的女同學林淑慎。老同學很自然地問他在哪高就?永財悶悶地據實以告:『正在找事。』這位同學的哥哥正好在矽谷開了一家半導體公司,她的先生高政治博士是公司的研發部主任,當下邀請永財到公司面談。正是這個機緣,永財一腳跨進半導體業,從此境遇峰迴路轉。所以他後來常對人說:『失業就是失業,找事就是找事,要講出來,不要怕難為情,大家如果知道機會,會互相幫助,我當年若不是老同學幫忙,可能會失業很久,也可能從此找不到專業工作。』 矽谷是高科技的天下,永財聰明有實力,很快地在半導體業理出頭緒。一、兩年就換一家公司,後來轉到頗富盛名的全祿(Xerox)的Palo Alto Research(PARC)擔任研究員。 和子這時已是個有執照的護士,這些年儘管跟著老公東遷西移,每到一地,都能很快找到工作。兩人都有專業,生活安定,小家庭也跟著成長,短短兩年間,他們又陸續添了兩個小壯丁。一九八一年的一,永財代表公司參加一個微影(Micro Lithography)的專業會議。他在會中聽了一場有關最新發現的保護光罩的一種薄膜(pellicle)的演講,隨後又在展覽場看到了樣品。他仔細瞧了瞧,覺得不過是片透明的塑膠,實在不怎麼樣,但一問價格,居然開價三百多美金,真是天曉得!自從見過那片薄膜,永財更更耿耿於懷,逢人便講:『那東西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竟賣得比黃金還要貴,真不可思議。』 別人聽聽也就算了,倒是身旁的老婆大概聽多了牢騷,忍不住你回應道:『既然沒什麼了不起,你何不自己做做看?』接著又加了句:『你不是常嘆老天不給你機會嗎?如果這是個機會,你為什麼不試一試?』被老婆這麼一激,永財當真下決心道:『好,我就做給妳看。』 其實,有幾個台灣人在矽谷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電子公司叫Solectron,經營得相當成功。公司的副總經理林瑞松是顏永財的朋友,經常鼓勵年輕人研發創業,免費提供了一間實驗室給永財作實驗,但揚言若超過了一段時日,將收房租。永財因此不敢鬆懈,白天到全祿上班,晚上即一頭鑽進Solectron的實驗室,埋首苦幹。和子從前在芝大陪永財唸書,現在亦趕緊陪這個有才情的丈夫從事偉大的發明,三不兩時即到實驗室當他的助手。永財若需要器材,即叫和子去買,因為她在醫院上班,早出早歸,若週末值班,周日還可輪休,白天比較走得開。 經過十年的婚姻生活,和子早已磨練得相當能幹。她白天在醫院照顧病人,晚上在家照顧三個小孩,家事一手包外,還得幫丈夫打理一切。然而永財確實也沒讓她失望,他果真獨自用原料製作出輕如薄翼、價如黃金的光罩護膜來。 『我的丈夫真不愧是個天才!』望著一片晶瑩剔透毫無瑕疵的薄膜,和子喜孜孜地讚道。但接下來,丈夫說:『和子,你去賣。』她這下方才明白原來自己就是門市開發部主任。永財的理由很正當,他白天要上班,走不開。事實上,和子活潑外向的個性確比他更適合做行銷。 和子解釋說:永財發明的光罩護膜是一種緊緊蓋在光罩上的透明薄膜,而光罩就是用來形成影像、製作晶圓、再切成一塊塊如郵票般大小的積體電路(IC)的精密儀器。一台光罩價值美金千萬,昂貴異常,如用層透明薄膜予以保護,既能防止光罩沾染塵埃,又不影響影像的投影,自然經濟實用。這種東西在當時才剛出現,一些IC大廠都樂於嘗試。所以和子銷售光罩護膜的對象,實在就是矽谷的IC大廠。 她自朋友處取得一些IC大廠的聯絡電話,一家家地接觸。她向對方說,她是個護士,由於家計需要,現在兼了一個賣光罩護膜的副業,東西很好,希望對方看看她的產品。這世間大概只要不怕嚐閉門羹,就會遇到開門的人。和子在人家願意給她機會後,立刻帶著產品前往展示。她說,她與客戶見面後,把產品交給對方。對方仔細瞧了好一會兒,讚道:這東西很好!怎麼好法?』她一聽,精神都來了,連忙湊過去看。 只見那人拿了另一片類似產品作比較說:『妳看,這一片比較霧,又有線條,妳那一片就均勻透明多了。『哦!哦!』和子連聲應道,心裡趕緊記下這些要點,等下次再逢機會,立刻現買現賣。如此經驗累積,不久她竟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市場也就這麼一步一腳印地開拓出來。 一九八一年,夫妻倆共同創立『MLI微影印刷公司(Micro Lithography Inc.)』,和子開拓市場,永財繼續在全祿工作。直到一九八二年,市場大致底定,公司極待拓展,永財才全職在自己的公司上班。公司成立之初,非常需要資本。 永財說:『我們到處找人投資,只要對方肯付兩萬美金,就可擁有公司一半的股權,但竟沒有人要,最後變成了和子與我兩人獨資。我當總裁,負責研發與品管,她當副總裁,掌管人事、財務與行銷。就這樣,一對才子佳人由年輕的愛人變成婚姻的伴侶,再進一步成為共同事業的唯一夥伴,關係可謂多重又深遠,好似前生註定這輩子縱使風風雨雨,也得共撐一把傘,淅淅瀝歷地走了過來。 八、九十年代的矽谷真是炙手可熱,舉凡想得到的電腦電子公司如IBM﹜Apple﹜CISCO﹜Oracle﹜Microsoft﹜Intel﹜Motolora﹜Lucent等等,莫不沿著舊金山灣區紛紛設廠,其他大大小小無計其數的相關公司更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有的做上游、有的做下游,有的做硬體、有的做軟體,有的做主機、有的做零件。整個矽谷熱氣騰騰,房價疊疊高漲,薪資頻頻上升,連加油站的工人一小時都可賺到十五塊美金工資。這是一個知識致富的年代,矽谷尤其是知識產業的聖地。七十年代懷才不遇的顏永財這下總算遇對了時機,在適當的時間、地點,進入適當的行業。他說:『要成功還得靠機緣』。許多人成功了,就說他是如何地努力;事實上,世間努力的人比比皆是,卻不見得個個能成功。台灣話說:七分靠打拼,三分天註定;其實更可能是四分靠努力,六分靠運氣。缺少了機緣,縱有聰明才智與努力,亦徒然望成功之門興歎。 IC產業在八十年代一路領軍,到處發燒。MLI公司在IC業剛發現需要光罩保護的早期就進入市場,產品又比別家公司的好,因此很早搶到頭彩。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公司的生產與銷售即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和子說:電子電腦業是男人的天下,我ㄧ年到頭在外參展做生意,常常一個女人置身在眾男性工程師之間,宛若一朵花插在綠叢裡。我不畏縮,態度落落大方,反而得到人家更多的注目。我在展示單位擺設鮮花與糖果,增加柔性的色彩,每次參展,都有許多人來看我的商品。我以女性的溫柔與細膩向顧客解釋,所以常在參展後達到很好的交易。我的訂單越接越多,到後來工廠簡直供不應求。』 自在光罩護膜業領先之後,MLI公司不斷擴充。顏氏夫婦在矽谷參尼(Sunnyvale)的地方購地興建廠房,並設辦公總部。往後數年,他們陸續在英文、德國、法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增設行銷店。加州工廠的生產流程與產品的管制完全符合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0)的鑑定,總部的員工多達兩百多人,全球各地的員工亦有八十餘人,成為一名符其實的國際公司。永財說:『我們這一行的特色在於市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公司的不願進來,小公司進不來。有些行業太賺錢,大家看了眼紅,全部跳進來,就互相殘殺。但我們這一行既不是利潤多得讓人赤目,也不是技術簡單得任何公司都能做,所以連續一、二十年,我們都幸運地在這一行穩坐第一。』 和子由於業務需要,經常在國外出差,時而倫敦、巴黎,時而慕尼黑、法蘭克福,時而東京、台北。她說,以前當窮留學生時,經常夢想環遊世界,現在生意做開了,日子倒過得像空中飛人。有一年的聖誕節,四歲的小兒子對她說:『媽媽,我不要任何玩具當禮物,只要妳能陪我在一起。』聽得她心頭酸酸眼眶紅紅。身為母親與事業女強人,確實有魚與熊掌難兼的地方。 其實夫妻共同經營一家公司,滋味亦如人飲水,冷暖自如。兩人性向不同,創業時確能截長補短,但是業有成之後,也常因看法不同而起衝突。和子說,她在第一線與顧客接觸,自然得將客戶的意見反應給公司,但負責研發與品管的丈夫卻因此感到受創,讓她很為難。永財則更直截了當地說:『夫妻相處的時間越長,衝突越多。很多業務上的決策會直接影像到家庭生活的合諧,實在很危險。說來情況也確實如此,當公司的總裁與副總裁決策相悖時,家裡亦不見晴天;當總裁丈夫斷然解除副總裁太太的職銜,副總裁太太自然氣得跳腳。一九八七年,這對在飄泊中始終相依互偎的夫妻在公司業務飛黃騰達,竟然吵到要離婚,可真讓週遭的親朋好友看傻了眼。還好台灣人有處理婚姻危機的獨特藝術,他們兩人的關係又特別地源深情長,所以縱使吵吵鬧鬧,心平氣和之後,仍舊言歸於好。但儘管兩人在前人後都宣稱彼此的個性、志趣、家庭與信仰如何不同,在親朋眼中,他們倒是一對本質非常相似的夫妻。兩人都同樣的慷慨善良、樂捐好施、又不願張揚。在過去二十幾年裡,他們隱性埋名大力贊助許多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嘉惠了不少人,也蓬勃了在美台人的社區。 七十年代,島內民主人士冒著生命與坐牢的危險,極力與國民黨政權抗爭,海外熱心鄉親莫不寄予高度關注,並盡量予以支援。一九八O年,廖述宗等教授在芝加哥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積極關懷台灣民主運動,並致力從事島內與海外的交流。教授協會在一九八四年以後,即定期接獲一對不願具名夫婦的慷慨捐款,成立『慈淵基金(C.Y.Fund)』,從事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往後許多年,教授協會連續運用這筆基金,邀請島內的民主人士或學者如呂秀蓮、陳菊、黃爾璇、鄭欽仁等人道全美各地的台灣人夏令會巡迴演講,亦從事各種藝文活動如:舉辦各種台灣語文研究所等等,鼓舞了島內從事運動的人,也為海外台灣人的社區帶來了生氣與熱忱。 同時,教授協會亦運用這筆基金資助島內的學者及研究生,如張良澤、陳永興、李筱峰、劉守成等多人道美國作短期研究,也頒發獎助金贊助黃昭輝、陳文茜、賀端蕃、林奐勻等多人在美國的學習。 而出獄後的林義雄先生更在這筆基金的贊助下,得以到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及日本筑波大學進修。二十年來,除了經手人廖述宗教授外,幾乎無人知道『慈淵基金(C.Y.Fund)』的贊助者就是來自嘉義(Chia Yi) 的顏永財(ChrisYen)與莊和子夫婦。永財說:『和子與我對金錢都不吝惜,所以在台灣人正需要的時後,我們就捐款,從不過問這些錢怎麼用。This is our love for Taiwan(這是我們對台灣的愛)。 他繼續說:『我在芝大唸書時』其實與廖教授並不熟。他是教授,我是學生。但教授協會支援島內民主運動,宣揚台灣文化,都為台灣好,也都是正義的事,我們就支持。我們因為做生意,有點盈餘,又是獨資公司,可以自由支配金錢,所以委託廖教授在教授協會裡成立一個基金,從事對台灣有益的事,結果他們做得非常好。 接著,林哲夫等人在加拿大創辦『城鄉宣教訓練營(Urban Rural Missionary,簡稱URM)』,李瑞木等人在聖地牙哥大學舉辦『台灣人公共政策研習會』,都獲得了顏氏夫婦的大力贊助。永財說:『前後許多年,這兩個訓練營一共訓練出數百名優秀的台灣草根社會工作者,影響台灣社會深遠而無形,非常有意義。別人做事,我們出錢,一起為台灣,就覺得快樂。我有一次到聖地牙哥大學參加公共政策研習會,會場裡沒人認得我。後來主辦人看到我的名字,特地來找我,再向學員介紹我是顏先生,大家都起立鼓掌,實在有意思。如今想來,那些錢也沒什麼,但在大家最需要的時候,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相當值得。 一九八七年,企業家吳西面為了宣揚台美人的理念,在南加州創辦了『太平洋時報』,慘澹經營了八年,虧損累累。更不幸的是吳西面在一九九五年突然發現得了癌症,遽然去世。他過世後,眼見這份為台灣人發聲的報紙瀕臨關門,熱心的林衡哲醫師到處奔走,希望找一群人合力撐住太平洋時報。結果那年三月,林醫師很幸運地遇到一對貴人:北加州的顏永財夫婦一口答應獨挑太平洋時報得財物重擔,讓所有關心報社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出任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迄今已九年,顏永財始終維持其一貫『只給錢,不具名,也不干涉』的作風。報紙的刊頭依舊印著『創辦人吳西面』的字句,從不見董事長顏永財的名字出現。報社的經營與報紙的內容完全交由發行人陳惠亭、社長林文政與總編輯賴慧娜等人負責,他從不過問。至於董事長的職責就是每年填補報社經營的赤字。他們的金援轉變為投資,所以目前太平洋時報的最大股東就是顏永財夫婦。 『提供資訊是一個非常昂貴又競爭的事業,』永財說:『但台灣人一定要有自己立場的傳媒工具,否則聲音都被掐死,想法都被扭曲。要維持一份傳播媒體,需要許多人的努力與奉獻。目前報社的同仁其實都是一半員工一半義工,大家本著台灣心,盡力想讓這份報紙繼續發行下去。這幾年,報紙的內容顯然已經豐富許多,但行銷仍有待突破。 其實顏永財夫婦不僅是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另份一台灣人報紙『台灣公論報』的長期贊助。此外他們更是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國際特赦組織、『台灣文庫』、以及其他一些台灣人活動的大力支持者。永財對弱勢始終懷著一顆熱忱的心。有次,他談起『五二零農民事件』,說:『我從錄影帶上看到成群手無寸鐵的農民被蠻橫的警察不斷地毆打,一直流淚。後來,我拿了五萬美金給蔡同榮,要他複製許多五二零事件的錄影帶,到處分送,讓人們瞭解其時的農民是如何地受到迫害,台灣社會是多麼地需要改革。』 又有一次,他談起贊助FAPA的經過,說:『大概是在一九八九年,王桂榮當FAPA會長的時候,我有一次搭飛機回台灣,正好在飛機後頭遇到王桂榮,心理詫異地這麼一個有錢人,居然也坐經濟艙。他回答說他正為FAPA到處募款,能省則省。我ㄧ聽非常感動,就捐了兩萬美金給FAPA。那次搭飛機坐經濟,實在比坐頭等艙要貴太多。以後我每年都捐款給FAPA,後來FAPA在台北召開二時週年慶,主辦人請我去坐在主桌,在座的一些名人都不知道我是誰。『我以前讀過日本有個叫聰美姐的女醫師,每個月都固定捐個人的零用金給日本的台灣獨立聯盟,直到去世的故事,也讓我非常感動。』永財說:『我們的社會實在需要更多具有愛心與正義感的人。我支持對台灣有益、並且是正義的事,但只贊助有所需要的人。我以前幫助過不少黨外人士,後來他們成名了,我就不再繼續。錢要給在人家需要的時候才值得,這是我的看法。 和子自小領受佛教的薰陶,長大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她自誦經禮佛中得到寧靜,從朝山拜佛、參與法會中獲得喜悅。她說:『佛教的慈悲與寬容讓我感到心安與祥和。』她也相信命理,認為這是一門很難解釋的玄妙學問,寧可信其有,而不願去冒犯。 正因為帶著佛緣,和子天生具有菩薩心腸。她在事業有成之後,成立一個基金,奉獻給佛教並從事社會福利。多年前,她在灣曲購置一棟樓宇,專門讓禪修的法師安靜潛修。此外,她亦在Hollester的地方購買了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計畫日後開闢成一個專門照顧亞裔老人的安養中心。 她說:『我以前當護士時,在醫院看了不少移民美國的老人,到了晚年,智力退化到英語都忘光,只能聽講自己的母語,無法與美國醫護人員溝通,也不慣西式的食物,非常可憐。 所以我心中一直存著一個遠景,希望日後一所安養中心,專門照顧講台語的華語老人。』『安養院裡若只有老弱殘病的人,將顯得暮氣沉沉。』她繼續說:『所以我也計畫在養老院旁 開設一所幼稚園,讓老人聽到孩子們的玩耍嘻笑聲,重燃對生命的追求。長久以來,這個夢想一直是敦促我努力工作的泉源。人生無常,有夢最美。當我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就應該盡量去做。永財也如此嘆道:『潮起潮落。矽谷曾經風華萬千,但如今各方面卻已顯示氣勢已過。七十年代,半導體在此崛起,帶動整個科技風潮。八十年代,IC﹜memory﹜PC一波接一波,氣勢如虹。 九十年代,電子通訊、網路、光纖繼起直追,那時的矽谷真是不可一世。但是現在半導體及IC產業外,PC市場已失,電子通訊一蹶不振,光纖苟延殘喘,生物科技尚未看出前景。整個矽谷暮靄籠罩,不知何時旭日方能再起。 坐看矽谷的興衰,永財頗有繁榮如夢的感觸。他說:『目前我們公司雖然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但因美國IC產業外移,需求轉弱,市場顯得相當疲軟,一切只能盡力而為。無論如何,我很高興在別人正需要、而我又有能力的時候,曾經幫助過別人。』也無論如何,矽谷畢竟圓了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才子夢,並且因為他們慷慨解囊,使台灣人運動、台美人社區以及不少人受惠。所以縱使世事忽如夢,畢竟一枝草一點露,對於曾經有過的、給予過的及領受過的,想必人情溫暖點滴在心頭。 楊遠薰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陳黃群雁 護弱女英雄

總是掛著心滿意足的笑容,時時懷著感恩的心,當一個時時覺得自己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生活圓滿幸福,但工作卻是天天接觸「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嚴重的家暴婦女,陳黃群雁認為女人的幸福要自己掌握,在最壞的環境也要勇於突破。她笑著說:「爸媽最希望我當律師,但我覺得能無私不計酬勞地幫助弱勢者,人生會更有意義。」 野ㄚ頭吹小喇叭 展現音樂才華 「我是個野丫頭,從小就把爸爸的六法全書給分解掉,把法令一條條地撕下來當貼紙玩。唯一堅持地是要跟爸爸一樣,出國讀書。」陳黃群雁提到小時候,情不自禁地告白;出生自傑出的法律家庭,生於1970年的台北, 父親是早年留學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住在司法新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以司法有關,家中還有2個姐姐,因為是老么,所以幸運地比兩個姐姐多一份選擇自主權。 因為經濟能力很可以,從小就學鋼琴考入音樂班,不過比起每個女生彈鋼琴,吹小嗽叭比較炫,所以陳黃群雁選擇女生不愛的小喇叭,然後一路吹出寬廣的音樂之路,從小學到高中,她都是一枝獨秀,參加比賽,與其它男生較量,還是有本事拿冠軍,從小活潑又好動膽子大,陳黃群雁認識男同學的好哥兒們,養成她不服輸的個性,女人只要努力就有機會。 她最得意的戰事就是考入中山女高時,因為吹著一口嘹亮的喇叭絕技,學校樂儀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建中、北一女,代表去夏威夷比賽,不但又得金牌獎, 還得到個人honor band的獎項。 想做台大人,使她沒有選擇父親苦口婆心再三叮嚀的法律系,她放棄上其它學校的法律系,考上台大公共行政系,越讀越有趣;她認為,公共行政各國制度不一樣, 要觀察民情和政策分析,比法律條文要有趣多了,當她大三考過托福, 大四畢業就出國去實現小時夢想,去讀在美公共行政系前五名的紐約州立奧本尼大學攻讀碩士。 入選菁英計劃  深入紐約州政府核心 雖然是外國留學生在多項競爭條件不足下,陳黃群雁還是憑著藝高人膽大,以先聲奪人之勢,處處得到伯樂賞識;陳黃群雁展現強盛學習能力,由於政府很多方案都是學校老師擔任,被派到汽車監理處實習,當初連 EXCELL根本不會,後來竟成為全DMV最厲害的電腦高手, 為了融入主流交誼,天天都去買報紙學英文,抱著不計較與不比較的心態, 在眾多同屆畢業生中,獲選成為傑出實習生獎,第一個以外國學生又是唯一華裔女性得到的榮譽, 學校並代為指導爭取到州政府給獎學金,3年就讀完資格考,成為公共行政博士。 紐約州政府為裁培行政菁英,推出「管理公共實習生計劃」(PMA),教授推薦她,當時這場菁英計劃就400多人來自不同州參加,先初選出1百人,複選45個後, 決選是25個,監考官出的政策題目非常活絡,讓她印象深刻,經過9個月特考全程,她以一個外國學生沒想到能連闖五關成功,最後被紐約州政府中央預算局錄用,她是唯一外國女性,掌控上億預算並制定政策。 所謂PMA就是紐約州政府利用兩年訓練計劃培訓人才,擬以菁英方式栽培2年,提供快速升遷管道,是政府未來的高級主管。原本這一切美好成為紐約菁英的計劃,完全符合她熱愛挑戰的個性,卻因為一件阿美族山地服裝,人生時運機轉,嫁作洛城婦。 打扮成阿美族姑娘 巧遇好姻緣 雖然有一堆美國人再追,但爸媽不喜歡外國人,台灣921地震後,熱血沸騰想要為自己故鄉出點力,經學姐介紹去華盛頓的台灣同鄉會想要透過聯合國組織募款,她去借了一套阿美族服裝,穿著就去介紹台灣,此時婆婆媽媽紛紛打聽,當時成為幫忙找"夫家"大會,就這樣被介紹給洛城陳威宏律師,陳黃群雁從小就見到許多律師並不稀奇,能吸引她的竟是陳威宏喜歡跳各種國際標準舞,陳威宏能滿場飛跳,但人卻正派正直,勤奮又不奢華,就在自己也愛跳舞下,找到了好舞伴,兩人一年之內就結婚。 2001年是她生命另一個轉捩點,台大校友會理事一個都不認識下,只因為實在太太年輕,被大家抬愛選上2001年選台大校友會副會長, 亞太婦女中心又正在找管理非營利機構的執行長,當時預算還不到10萬,難以維持,急需找一個知道怎麼政府要錢的管理人,以她過去掌管上億元預算的能力,她很快地上任,現在該中心已有50萬美金,正式工作人員, 共有10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她要確保社工人員有最佳的服務品質和資源。 對亞太婦女中心多關心 當初是剛好是華裔,才有機會碰到第一個案子,永遠忘不了那位受家暴的婦人說:「終於,好像走在沙漠裡找到第一口水。」這使得陳黃雁對亞太婦女中心多了一份感情。 可是住進亞太婦女中心者,都是決心要離開暴力婚姻者,「家庭暴力有兩種,一種是打了讓人走,不要你了,但是打了又不讓人走才是最危險,這種婦女最需要錢也最走投無路。我們保護的對象就是後者居多,為了保護措施完善,丈夫無法找到,外人很難想像申請的複雜度要保護人身安全規定很多。」 有些個案她聽了之後就幫忙介紹律師,轉介社福利機構,或幫助找911;她說,從 2001年起到第5年,這4年半的成長,中心是隨時住滿,將近200多個家庭申請,但中心只能容納28個家庭 。她建議,遇到家庭暴力, 要懂得保護自己, 找適當時機求援。 陳黃群雁執著公共政策開花結果,被主流社會肯定,除了公共電視台KCET頒發「年度社區英雄獎」,也曾在2004年5月趙美心亞太裔傳統月獲頒「傑出婦女獎」,2004年國際獅子會公民獎,亞太裔傳統服務獎等多項獎座。她開心著說,「爸媽當時覺得夭壽噢,為什麼是在勸人離婚,後來經過多項獎座肯定後,父母欣然了解我一心要做為遭家庭暴力者的守護者的背後,其實是因為我希望每個女人都能像我一樣,擁有幸福。」 文/林蓮華

陳錦芳

「五年征服巴黎, 十年征服世界」14歲立志做畫家,一路成長都是保送模範生,陳錦芳自信滿滿地於1963年初抵巴黎時豪氣干雲地想著;1964年到義大利文藝復興聖地的翡冷翠旅行時得到一個啟示:「台灣將是全人類新文藝復興的聖地」,這啟示成了他以後思考、研究、創作及活動的目標與原動力,也是他躍身成為「世台會」創會核心及初期五年專職的義工緣由。其後又以藝術及文化人文素養創立「新意象派」自成一格,並獲頒「聯合國之友」的「全球寬容獎」,被封為寬容及和平文化大使。 「台灣第一、藝術第二、老婆第三,我是第四名」,陳錦芳一句話讓夫人侯幸君對當時投入「世台會」是位100%「不務正業」的窮畫家,願意為他出生入死,同甘共苦;這位一生集畫家、作家、哲學家、社會運動者的台美人陳錦芳,70歲對推動「台灣魂」的精神建設,熱情與愛的付出永不停歇。 受梵谷感動立志作畫家 陳錦芳,1936年6月2日生在台南縣歸仁鄉,在農業社會家裡做小生意, 9位兄弟姐妹,從小就養成獨立又愛交朋友的個性,因為生於日據時代,讀小學時都要躲空襲警報,疏散到鄉下牛棚與牛一起讀書,教室後就是飛機場,美日兩國飛機常在空中交戰,後期更是天天嚐到機關槍掃射躲防空壕的戰爭歲月,直到小學三年級終戰結束,小小年紀就已嚐到戰爭的殘酷,和平的美好。 因為對顏色符號反應過於常人,所以換成國民黨政府得改讀中文,他適應很快,考上台南一中,陳錦芳從小喜歡文學,但更喜歡畫畫,在貧瘠的年代,受布袋戲、歌仔戲的瑰麗多彩吸引,但影響最深的是14歲時,一位留日的牙科黃醫師來歸仁鄉開業,他的診所書藏40本現代美術畫冊、常常放著貝多芬等世界名曲,對小小的陳錦芳而言,黃醫師帶領他與世界接軌,生於窮鄉僻壤的他終於認識世界還有梵谷、高更、塞尚等印象派畫家。 看了梵谷的畫,油燈之下,心思細膩敏銳地陳錦芳不自覺地流下眼淚,然後立志要成為一位畫家;他說:「有的畫是給眼睛看的、有的畫是給大腦看的、梵谷畫的是給心看的,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筆觸是在眾多不如意下仍傾生命全力在畫,那種虔誠猶如信仰,會覺得"聖"到令人感動。當時就我的心像一把火在燒,直覺一定要去巴黎當畫家。」 夢向新文藝復興 因為台南一中保送,他從素描開始學起,高中時就花一半時間在畫畫,不過功課成績仍保持超優一舉保送台大外文系,為了到巴黎畫畫當然得攻讀法文;1963年,世界道德重整團爭取能在台灣成立分會,總部要募召50位學生代表當和平使者,出國1年,當時需要法文,他被選上後接連訪問歐洲和美國,當年60年代能出國就已經很困難,更何況能夠面見頂尖社會領袖,陳錦芳曾經和甘地孫子做室友三個月,他當時就體認繪畫不應關在象牙塔裡,也應該投入做社會改造運動,探究整個人類問題。 後來法國政府戴高樂給台灣政府兩位全額獎學金,600人爭取,他以高分考上, 向友人借一百元於1963年啟程去法國,當時一張單程機票就要中學老師半年的薪水,他當時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法國文學及文化,同學就是200多位來自全世界的獎學金人才,沒想到畢業時是還拿到第5名榮耀,通過文學碩士,他並在巴黎藝術學院學畫,由於巴黎藝術學院只收法國人,他是通過審查成為自由生旁畫,一心準備有朝一日要當畫家。 在繼續攻讀博士時,風迷全台的「小王子」就是他邊寫報告邊翻譯給台灣出版,而他在台大寫的“ 少年日記” 也在法國出版,紅回台灣,當時可是那年代的情書聖典。 文藝復興的搖藍─翡冷翠(義大利弗羅倫斯),也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基地,他首次造訪時,一種很強烈地聲音不斷在腦海響著「全人類的新文藝復興,新搖藍就在台灣?!」 陳錦芳說:「我花了12年時間,都在研究這個可能性,主因是我發現翡冷翠,只有台南大小,風味像極了台南,勢在人為。」 為了要完成自己使命,在藝術方面要站起來,就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畫風,巴黎當時就有10萬個畫家,上自家喻戶曉的畢卡索等成名畫家,也有來自各國想要挑戰成名的畫家,他記得「五月沙龍」當時展出許多經典之作,正逢名家各領風騷的爆發期,他常看的傻眼,只能寫些畫評回台灣,但卻苦陷要找到能與這些人比擬的畫風實在太難了。 陳錦芳1969年起就一直在找路子,當時是抽象畫潮流高峰,他深覺在畫布沒有辦法找到出路,只能從思想開始,唯有創立新畫風,創立自己畫派,把自己定位在能被時代接受,才能有立足存在價值。 當年人類登陸太空,他又讀到德日進的哲學思想,產生五次元觀念,他頓悟了,「人類的文化生態,過去是從合入分,如今分而合一的時代開始囉」找到方向後,至此每幅畫都有一則故事,把古至今的形象重新融合,要找的是大家眾所皆知的文化形象元素,結合成為畫作的語彙,藝以載道。 有了靈感,他的博士論文序就有100頁,讓法文教授超級震憾,一年之內完成,並只改一個字,讓他以特優成績畢業。 畫壇剛開始大家批評他是東拚西湊,一再被否定,但他根本不怕,而且相當有決心及信心,完成多系列畫作,後來被大家批評地“ 東拚西湊” 經過科技發酵,發展成” 電腦ART” 的畫派,陳錦芳反而被尊為開山祖師,也是21世紀的後現代畫風的先鋒。 創辦世界台灣同鄉會 1964年為找到台灣是否能成為文藝復興新搖籃的可能性,他開始研究台灣,理論方面是可以,但最重要是讓台灣人有自信,台灣的歷史豐富多元, 但極缺心靈建設及文化建設,團結台灣人,突破當年的戒嚴,台灣才可能有人文活力,當時很多台灣鄉親在各地有同鄉會,他在歐洲也積極參與。 不過,畢業後,他就前往台灣同鄉會大本營紐約,因為世台會創立,需要有人聯結北美工作,陳錦芳決定先撩落去,百分百投入參加民主運動不是人生規劃,但藝術熱情,赤子之心,他認為這也是實現新文藝復興的必然過程,結果一作就作了十年義工,而且還名列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 1970到1980年間,他分享了兩個小故事,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後,為了把理念向同鄉傳達,他買了2個月220元灰狗巴士的票,就拜訪全美國及加拿大,灰狗巴士大站都有台灣同鄉,1萬1千哩他大多睡在巴士上,見了8千多位鄉親。第二個故事,他做義工期間根本沒時間畫畫,太太本來要在巴黎留學4年的費用,全被他花掉,剛好當時也是民主活動起飛之時海內外同時應和,成效顯著。 原本畫家的黃金歲月,10年全給了世台會,不過沒有固定經濟來源,入不敷出的奉獻,二個孩子出生時也都不在太太身邊,生產還得靠政府社會福利幫忙才度過關,當第二個女兒出生時,連買奶粉錢都沒有,陳錦芳才驚覺,沒有經濟能力,社會改革是無以為繼。 陳錦芳說:「10年對台灣的關懷,最常講的是喚醒文化及正面積極鼓勵,我常想台灣是有使命的,苦也要有苦的價值,一念之差,就可以成為快樂台灣人。」即使陳錦芳再怎麼樂觀,對於父母親過世時,因黑名單不能回家奔喪,父母畢生心血建的一幢房屋,也被當時政府全部毀掉,夫人不能完成學業全家跟著他吃苦10年,做為追求民主自由的代價,回想起來,他眼眶還是泛紅著說絕不後悔。 自由女神讓他聲名大噪 做了10年世台會義工到一段落,1984年決定重拾畫筆,搬到紐約蘇活區闖天下,同鄉會好友湊錢借給他們三萬元做本錢,他努力賣畫3個月就還清,自此他專心做畫,1986年是大突破 ,自由女神一百週年紀念,陳錦芳畫了一百張畫作,CNN採訪剪接成15分鐘電視畫面傳播到全世界,轟動藝壇,以前創辦世台會時,有些同行笑他是"話家",自此也佩服欽羡不已。 Newyorker選畫家時,T F Chen(陳錦芳)的畫作最受歡迎,自由女神讓他聲名大噪,David Wolper是華納公司的老板也是百週年慶的總主席,一口氣買了5幅畫,也讓他行情大升,並對於他能反映新時代,讓後現代變成潮流的成績,稱頌不已。 1996年60歲時,他完成了三個願望, 發表「陳錦芳60年來回顧展」、獨資成立陳錦芳文化館(百坪上下共有6層), 發表早年的巴黎日記"巴黎的日子" 整理自己的歷史,並畫了一幅五洲共和的畫作,「迎向21世紀世界文化交響曲」高3尺長15公尺(110X560)。 1998年聯合國NGO主席布朗,發現了「迎向21世紀世界文化交響曲」等畫作深受感動,20多年來他們都在找一位畫家能透過藝術推動聯合國精神,世界和平的理想;每年在11月16日定為全球寬容日, 並頒獎給貢獻人物,2001年911發生後,陳錦芳被提名並奪得獎項,台灣被排拒在國外成為國際孤兒,但是當聯合國希望透過藝術來促進和平互愛的文化時,卻偏偏挑選了一位台灣藝術家,並破例成為一個文化和平大使,而後又被33個國家列入200多本教科書裡,成就實在值得驕傲。 陳錦芳已經70歲,但看起來像50多歲,他說:「人生70才開始,80不算多,90還會走, 100倒下來差不多 我還有30年,希望我的第五次元文化觀能貢獻世界和平, 因為在今日高科技的時代,除了「硬體」、「軟體」之外,我們更應該培育「靈體」(Soulware),即愛與全球主義的新精神。除了繼續創作外,願意推動「為人類而藝術」世界巡迴活動,同時為台灣發聲。」 文/林蓮華

黃文谷 牙醫師的故事

祖父當立委 外祖父國大代表 黃文谷的祖父黃綿綿為高雄人,早年喪父,全靠自己的雙手白手起家。黃綿綿長年經商,從事紡織業與進出口貿易,事業有成;後來,「商而優則仕」,當選為台灣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其後連任12年。 在2007年2月時,祖父黃綿綿在台灣高壽辭世,享壽百歲。 而黃文谷的外祖父林瓊瑤則出身於高雄望族,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於三信合作社理事主席、高雄三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創辦人兼首任校長,並且擔任過國大代表,66歲的時候逝世。 受到祖父,以及外祖父的影響,黃文谷相當關心台灣政治。雖定居美國,黃文谷仍每日研讀華文報紙,關切著故鄉台灣民主政治與選舉情勢的發展。 從小補習 父親黃及時重視教育 黃文谷表示,經商的父親黃及時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小時候如果不唸到第1名,爸爸會不高興」,所以,黃文谷的小學時代幾乎過著「一三五到老師家補習、二四六老師到家裡補習」的充實生活。 1980年,黃文谷和母親林孟淑首度來美國遊玩,便喜歡上這兒綠樹如茵的自然環境;父母親在孩子教育的考量之下,選擇移民美國。當時,黃文谷12歲,小學剛剛畢業。 其實,黃文谷表示,祖父黃綿綿原不贊同父親黃及時「全家移民美國」的計畫,但因當時台灣動盪、政局不穩,鮮少違背祖父意思的父親為了孩子的教育著想,毅然決然選擇「移民」這條未知的道路。 黃文谷記得當時原本要念高市鹽埕國中,在新學期開始前就讀暑期學校,有一天母親說道「不用去學校了,我們要去美國」,沒多久,姊弟3人就跟著母親遠征美國這片陌生的土地,而父親在當了2年的「空中飛人」後,也結束台灣的事業,定居美國。 當年來美國時,黃文谷就讀聖瑪利諾學區的白人學校,為班上第2位從台灣的學生;黃文谷認為,美國教育環境雖好,但仍有語言、種族歧視、文化的問題有待克服,小留學生都曾碰過相類似的問題。 父母好客 惠及同儕 黃文谷表示,父親黃及時不僅工作認真,員工都稱他「風雨無阻」,也相當好客,對於同樣從高雄來的朋友與其下一代更是照顧有加;同時,父親黃及時認為「獨身在外的小留學生很可憐」,父親因而常在假日時招待他們到家裡吃飯,讓他們嚐嚐母親做的家鄉菜,重溫家庭的溫暖。 黃文谷表示,父親是個疼愛小孩的好爸爸。在父親那個年代,「爸爸是一家之主,權威的代表」,但是,他是個會跪在地上「當馬」給兒女騎的爸爸,顯示家庭對他來說真的很重要。 然而,父親雖然疼愛小孩,卻不是個只會溺愛孩子的爸爸。因為重視教育,父親對他們姊弟3人在學業上的表現要求其高。「他只要求我們要認真把書念好」,黃文谷強調。 現在,黃文谷的兒子Austin 8歲,就讀小學3年級,最喜歡跟爺爺一起上班。雖然父親黃及時仍很關心孫子的教育,Austin現在也是「從星期一補習到星期六」,但父親會教Austin算數、做早餐、接送他上下學,非常疼愛孫子。 阿公、孫仔 作伙講台語 也正因為喜歡和爺爺、奶奶膩在一起,Austin的華語很好,台語的聽說也還不錯。 Austin出生時,黃文谷仍在紐約研習牙醫學位。分娩前,太太林宛青選擇回洛杉磯待產,與父母親互有照應;滿月後,體貼的父母親堅持陪太太飛到紐約,兩老再自己轉飛回洛杉磯。 當年,為解父母親思念孫子之苦,黃文谷與太太將兒子Austin的日常生活拍攝成錄影帶,一卷卷寄回洛杉磯的家中,讓剛升格當「爺爺、奶奶」的父母每晚得以觀看長孫的錄影帶。黃文谷笑說,那時他們每天吃過晚飯後,便重複觀看Austin的錄影帶,直到新的一卷寄到為止。 現在,2歲的女兒Ashley長得像混血兒,五官深邃、漂亮,不僅成為家中的寵兒,也深獲爺爺奶奶的疼愛。 原本,父母親希望黃文谷學醫、弟弟學商,而父母根本不擔心一向對唸書自動自發,不是得第一名就是拿第二名的姊姊,只希望要求甚高的姊姊要顧及身體健康,不要因為唸書弄壞身體。 從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私立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畢業後,黃文谷選擇到紐約大學牙醫學院唸了4年牙科、2年人工植牙的專業課程,並得到學位。此專業人工植牙課程,也是台灣總統千金陳幸妤去年來美進修的項目。 黃文谷表示,人生發展很難預料,因為在姊弟中他最愛、最想念台灣,以前暑假一來臨,他就吵著要回台灣渡假,連遇上同樣為小留學生、15歲來美的太太林宛青也是因為暑假回台灣「相親」,在台北認識的。 但是現在,姊姊回台灣發展,任職安泰人壽稽查副總;而弟弟在唸完柏克萊、USC 的企管碩士後,也選擇回台灣就業,現獨立經營、買賣股票,只有黃文谷留在美國,甚至從繁華的都會區紐約回到洛杉磯,就近照顧年事漸高的父母親。 黃文谷說明,人工植牙在1965年才通過人體實驗,這項技術至今只有40年;因此,當他於1998年進修這門專業課程時,這還算是相當冷門的治療技術。 從2001年12月畢業,至今5年,黃文谷已成為「華人社區首位只作人工植牙的牙醫師」,並造福數以千計需要人工植牙治療的病患。 黃文谷專攻人工植牙、骨頭移植、人工植牙手術,並依病患所需、量身訂製假牙,同時為全球少數受過正規人工植牙手術與假牙訓練,也是少數親自完成從「手術開始到裝置人工植牙一系列治療過程」的牙醫師。 黃文谷表示,簡單地說,人工植牙是以手術方式,將鈦合金螺旋體植入上下顎骨之中,有如牙根一般的支撐咀嚼的壓力,免除因安裝活動假牙所造成的口腔不適和種種不便,是現代牙科技術所能達到一勞永逸的最佳選擇。 現在,在專業領域衝刺之餘,黃文谷秉持著「回饋」的理念,對洛杉磯僑界、台美人發展亦投注不少關注,並曾任2年「台美公民協會」(TACL)會長;現在,黃文谷則擔任台灣會館董事、南加州華人牙醫協會會長,與台灣鄉親積極互動。 文/ 記者陳美伶

陳培德 發明家的故事

對於陳培德來說,創造發明就好像呼吸一樣,是在自然也不過的事。每天生活中看見的事務,他都不斷的思索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小時候在鄉下路邊看到一隻公雞吃掉有毒的蜈蚣,他就開始探討為什麼公雞會不怕蜈蚣毒,經過一番試驗,他成功的從公雞唾液中萃取出解毒液;這種對事物的好奇心,也使他在14歲時就以擠牙膏機獲得發明專利。 他說「每天看到任何東西,就會好奇的思考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解法!」,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造就了陳培德至今曾擁有世界各大發明展的無數肯定以及上千個各國專利。 警察生涯 旗山高中畢業之後,陳培德因為體能良好,得到教官推薦保送空軍官校,卻因父親反對而未能圓飛官夢想。陳培德因此進入警官學校,之後在警察系統裡一路晉升,這一做就是10年。 1970年代,台灣的十大建設啟動,高雄被規劃為重工業發展中心,陳培德已經是高雄小港分局副局長。不同於一般人從媒體上看到的十大建設,陳培德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工安意外、圍標、搓圓仔湯,導因於公共工程的偷工減料,他對此深惡痛絕,因此在簽發使用執照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由於當時中鋼中船中油等十大建設的幹部都是軍方將領轉職,許多警界長官都規勸陳培德:不要擋人財路,之後任台灣省警務處長的長官陳壁也曾勸他「年輕人,圓滑一點!」。 陳培德雖然自認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但是在眾多壓力下,他覺得家人受到威脅,因此稱病辭去副局長的職務。 1973年輾轉來到美國後,一身厥然的陳培德以經營汽車旅館和開錄影帶店開始開創他的事業,本著台灣人勤奮節儉的美德,每天敲敲打打修理冷氣、冰箱和錄影設備是他不可少的工作,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又重拾少年時代的發明家夢想。 在此同時,他也在閒暇時在「中華之聲」電台兼任主持人,由於言論不見於當道,這也讓他名列台灣黑名單,多年不能返國。 一點鐘哲學 1990年,陳培德在太平洋時報擔任發行經理時,因搬運重物不慎受傷,在病床上躺了好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深深覺得每天等死也不是辦法。也悟出了所謂「一點鐘哲學」。他說,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浪費時間的傾向,要是每個人每天能利用可能浪費掉的一點鐘的時間,拿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年之後就會看出很大的不同。 病好後,陳培德身體力行這項哲學,將工作閒暇的時間,都拿來進行他最愛的發明工作。從1996年後,更將所有精力專注於他的發明事業,這段時間也是他的創造發明的黃金時期。 綜觀他的一些發明,都是生活上的小東西,像免乾電池手電筒、流蘇蒼蠅拍等,都是以這樣的哲學出發而設計出的產品。 根據多年的發明經驗,陳培德悟出一些道理。發明要先問市場,而不是專利。 「將你的點子向與你在路口一起等紅綠燈的行人提起,如果能讓他心動,那就是個可行的好發明」他強調,沒有辦法商品化的專利,一點用處都沒有。 陳培德也歸納出好的發明的三個特點。那就是「經濟性」「實用性」「進步性」,也就是新的發明,一般要比舊有的產品可以賣得更便宜、更方便消費者使用,以及能促進社會生活的改進。如果不難滿足這三個要點,則發明出來的產品,不管再怎麼fancy,科技再怎麼先進,也不太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發明的產品不需要大,通常是越簡單越好!」要期待自己的發明空前絕後、無懈可擊是不切實際的。陳培德最得意的「流蘇蒼蠅拍」,曾在瑞士發明展得獎。      事實上,製作成本低廉的蒼蠅拍歷年來已經在世界各地銷售了數百萬支。 對大公司敬而遠之 陳培德雖然有許多的發明,但是卻對大公司購買他的專利權敬而遠之,主要是之前不少次上當受騙的經驗。擁有衣服快速烘乾的專利的他,曾讓某家電大廠對這個專利非常有興趣,在簽約的時刻,他不經意的問這公司的代表,何時準備生產;「當市場有威脅時,我們就會開始生產!」這句話讓陳培德為之氣結,當場把到手的支票撕了。 「我寧願不賺大錢,也不能讓這種阻礙社會進步的事發生!」這是陳培德對發明的看法。 關於各國的發明環境,陳培德指出,美國對於保護發明人的確做得比較好。他說,台灣和中國採「先登記主義」,這讓發明人必須千方百計防止自己的發明點子被盜用,因為只要先被登記,一切就完了;相較之下,美國採「先發明主義」 ,也就是「你在路上隨便找個人跟他講你的點子」這樣就行了,兩者相較,也難怪美國是發明家的天堂。 美國華人發明協會 陳培德在1980年時在洛杉磯創辦美國華人發明協會,主要是有感於發明人一般單打獨鬥,很多時候都會吃虧,不如結合成一個團體,大家互通有無,集思廣益,定期發出會務刊物。發展自今,至今華人發明協會已經有 40個分會,足跡不止遍布美國,世界也有不少國家有華人發明協會的會員。 陳培德表示,好的發明是將生活中的不方便,想辦法轉變成產品。所以,「懶人才能發明!」,太勤勞的人往往刻苦耐勞,任何工作都只靠著雙手萬能,反而是懶人比較有誘因來從事創造發明。他鼓勵大家一起來發明,就從周遭的環境開始做起。 文/劉孟儒

詹凱臣

提起詹凱臣,這位已有黨齡40多年的國民黨員,在僑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妙語如珠,幽默風趣的主持功力。但他投資辦報「美洲台灣日報」時,也曾讓他的黨友認為他要辦個「台獨報」,頗不諒解。 身為國民黨員,他說,如果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同理可推,對原住民而言,幾百年前,河洛閩南客家也是外來政權,部分人士實在無需以尖銳的語言,造成排擠對立。同樣地,台灣都已經接納多元族群,讓大家落地生根,為什麼有些生在台灣的人民,卻沒有辦法打開心結接受支持台灣? 詹凱臣認為,台灣像一頭牛,深綠及深藍,就像牛身上最尖銳的牛角,整天對立內耗,而忘了牛角下,整個大牛是多麼純樸,勤奮工作,積極努力,台灣人的精神並沒有消失,只不過深藍及深綠,太鑽牛角尖。 媒體把台灣現在搞得只有顏色,不分黑白,只有抗爭,沒有關懷,這才是台灣人的悲哀。若大家只愛台灣的「政治」,選擇性愛台灣,但忘了愛台灣的精神,全面看待台灣,就像整隻牛只看牛角,牛反而被孤立,實在太可憐了。 他希望給自己時間証明,「『愛台灣』不是在政治上而已,愛台灣就要全面性的愛台灣。」他理想中要辦的是一份溫暖、包容、正義、慈悲、多元化地介紹台灣的報紙。 年少輕狂留校察看 1951年,詹凱臣生於台北延平北路,爸爸詹聰義是日據時代早稻田大學的法學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師,在業界享富盛名,德高望重。父母育有5個孩子,3女2男,因為是么子,所以從小就深受家族寵愛。家中是傳統典型的嚴父慈母。母親吳綿綿是出身迪化街紡織業的名門世家,爸爸則是白手起家。 詹凱臣小學讀太平小學總是名列前茅,考初中,也是第一志願考上大同中學,不過,自此青春叛逆期的到來,他的學生生涯就有點走樣了。從初中開始就不務正業,喜歡打球運動,交女友,荒廢學業,他笑著說:「我不壞,但絕對不是個好學生!」 當時全班幾乎高中建中,唯獨他沒上,不過他的高中三年生涯,也是十分精彩,在各類球場聘馳,或許是年少輕狂,小錯不斷,高三下學期,考聯考之前,竟然已有11個小過,留校察看,再一個小過,就得退學,平日最疼愛的母親吳綿綿,為怕他誤入歧途,決定不准詹回家,必需考上聯考再說。詹凱臣第一次被拒絕在家門外,深受刺激,眼看剩下一個多月,三年都沒在讀書,怎麼考得上? 校長最後決定收容協助,度量三年學業一個半月得讀完,只能靠死背,所以發了狠的詹凱臣,每天只睡兩個小時,奮發圖強從早讀到晚,結果是大專聯考數學考0分,英文30分,但是文科全是高分通過,其中國文更是全台當屆考生第五名,最終考上淡江文學院,創造人生的一頁傳奇。 不過全身充滿運動細胞,愛打球,到大學依然故我,還是沒有讀書,爸爸看這個么子,實在像個過動兒,父親央求好友大埔國男教他空手道,由於空手道是一種耐性和尊敬的運動,除了嚴格鍛練,禮數特別多。他一路過關斬將,但在最高段數黑帶的鑑定一役時,卻因為劈磚不慎受傷,才告一段落。 「練空手道不是我踢我踢我踢踢踢這麼簡單,練習前,需先靜心,調整呼吸,每個招式出手講禮節、講克制,與對手對打,點到為止,不急於求成,猛追猛打,教練的指點,讓我暸解修養心智比強身健體更重要。」詹凱臣認真地說著,不似打球的快感,練空手道,讓他體悟面對極限的挑戰,一定要有堅強的意志,才能克服懦弱的雜念,使他日後受用無窮。 順利自大學畢業,讓爸媽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不過,家中的公子哥,考上預官23期少尉,抽到的卻是陸軍特種部隊,又得經歷一段驚心動魄的歲月,母子情深,媽媽開口第二次叫他不要回來,整整兩年,包括特種訓練、傘訓、山地作戰訓練等,練的苦不堪言,一言難盡,唯有苦中作樂,磨練一套幽默說笑的本事,他也成為軍隊的開心果。 渾身解數 得美嬌娘 退伍後,他一句日語都不會,竟然考上日商住友商事株事會社,不過,歷經鍛練的他,早有把握,每天晚上去補習班拚拚拚,三個月就說出一口流利日語。在這家公司,他遇到了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蔡碧蘭,詹凱臣大為傾心,決定再拿出拚大學聯考的衝勁,使出渾身解數,打敗眾多勁敵,兩年之後,終於如願娶得美嬌娘。 由於夫人是名門望族之後,岳父蔡行華是經濟學博士又是養樂多企業董事長,結婚之後,夫人放棄她的設計工作,生下一男一女,依傳統婦女,辭職在家相夫教子,一直為家庭奉獻。 詹凱臣為了不負岳家厚愛,感恩太太犧牲,在事業上,更加打拚。在日本企業工作,詹凱臣表示,受到日式訓練薰陶,上班時一定要敬業、認真、負責,日本人的一絲不苟,磨到他對工作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直到如今已成習慣。不過,下班後,在所難免得去風花雪月的場所,交際應酬一番,詹也得拋開白天的嚴肅,跟著變換成八面玲瓏的個性,談笑風生,業績才能滾滾而來。 10多年後,因緣際會詹凱臣得到一個機會,決定移民來美,來到美國最大的安慰,就是重視家庭生活,脫離五光十色的生意圈,伴著老大詹元淳、老二詹蕙慈成長,老大是UCI畢業,讀犯罪學,USC南加大公共行政碩士,目前在美國財務公司工作上班。女兒是聖地牙哥UCSD畢業,UCLA就讀法律助理(Pala  Legal),拿到學位之後,現在於法律事務所上班。 由於在空手道上得到啟發特別多,詹凱臣堅持孩子一定要文武全才,要求他們去練習跆拳道。孩子在父親也曾是個高段好手的鼓勵下,再痛也不以為苦,多次拿下冠軍的頭銜或殊榮,詹看他們拿獎時,比賺了大錢還開心,唉!兒女總算幫他一圓年少未完成的夢想。 除了跆拳道,他也訓練孩子要會講國台語,他更常講些台灣的趣聞軼事,人土風情,孩子們也是最愛台灣,孩子對台灣的關心,善體人意,也是詹家最值得安慰的事。 移到美國加州,1992年,自己開始創業,他以精準的眼光,管理長才,投資商業辦公大樓房地產,一面還去讀書,修MBA,充實知識判斷。他嚐試到各種不同地盤買賣,並且成立管理投資公司,逢低買進,管理後再賣出,眼光精準,判斷迅速,完全不受世道景氣與否的影響。他笑著說:「我的人生,一切都是菩薩保佑。從佛教學的最多的就是"慈悲"。」 從小家裡篤信佛教,直到移民美國外州時,緣份到了,與太太一起信仰佛教,踫到懺雲法師(懺公)歸依,師父以戒律嚴格馳名,經常開示;後來又到Artisia市萬緣寺,受聖琉法師感召,受了五戒。他每天都要做早晚課,唸經拜佛。藉由宗教洗滌,關懷別人,在任何大小事上,都試著以慈悲至上看待。 ◎參加社團結好友 「在美國離鄉背井,要交朋友,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出去,參加社團。」愛熱鬧好交友的詹凱臣,1993年,加入橙縣華人商會,1994年,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洛杉磯台美商會自此成為他參加社團的主軸,從只是個小小的會員,後來成為理事,又當了副秘書長,升上秘書長,再當副會長,於2003年擔任會長。接著,2004年,又被選為世界與北美洲台灣商會的理事,2006年因為好友楊信當選北美洲總會會長,他接掌秘書長。 他介紹,北美洲美加有37個地區商會,六大洲裡又以北美洲最大,北美洲在王桂榮的號召下創會,正式成立洛杉磯台灣商會,不論是人數或是規模無疑都是最大。這可從洛杉磯台美商會24屆,北美洲卻只有19屆,看出洛杉磯是最早,而且也是全世界少數有全職的總幹事,有自己的會館及設立網站,創立青商部,數一數二的地區商會。 這一年他將會相當忙錄。全力投入,配合楊會長,做好秘書長的工作,為37個地區商會克盡職責服務。他不諱言,商會提供了一個交朋友,學習待人處事的場合,也鼓勵會友自行成立商業網絡,商機交流。不似公司企業,參加台美社團,還得出錢出力,服務迴饋社區。 「在美國生根深耕,報效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撩落去,參加社團。」從當初交朋友的心態,詹凱臣參加社團後,發現不只是對第一個故鄉台灣、第二個故鄉美國,能付出滿腔關懷的最佳平台,就是社團。 台美商會不論是在SARS、天災意外,不只是針對台灣或美國,而且是國際性的救助,都會慷慨解囊;另外,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的成立,商會的理事也出錢出力,2/3人事與台灣會館有關。會館的建立,就成為台美社團的家,社團活動大幅增加,商會也出錢資助文化活動台灣傳統週,甚至國民外交也都能幫大忙。詹凱臣解釋著,因為參加社團,讓他視野大開。 他積極投入的第二個社團,就是近年才創立的全僑民主和平聯盟,他說,當初創立宗旨,也就是宣揚並落實民主、自由、和平及人權普世價值,以共同促進中國民主改革,以保障台海的和平與安全為目標。全盟的一切活動,跨越黨派、不分畛域。他曾擔任去年的全僑洛杉磯支盟理事長,目前是全僑聯盟理事。 如今,隨著橙僑中心去年建立,他也積極投入橙僑中心推展社團活動。 詹凱臣高中加入國民黨,黨齡至今快40年,而且是個活躍的國民黨員。不過,他的泛藍黨員好友,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他非得去辦「台灣日報」,這正是詹凱臣理想中的第三個"社團"。 媒體是個事業,但不是為了賺錢,認為能辦一份報紙,把台灣消息,故鄉風情,讓美國僑民知道,不知道有多好。1997年經營過自由時報,當時都找到地點,但因為經營理念的差異,提早退出,後來自由時報還是停止在美西發行,他深覺可惜。在2004年,又與好友合資台灣日報。 「台灣就是太少政治家,政客太多,太政治化。台灣現在只有顏色,不分黑白(是非),只有抗爭,沒有關懷。」詹凱臣既沉痛也頗多無奈,因為很多僑民仍是只想知道政治八卦消息,但台灣有很多文化、藝術、經濟、風俗,明星、建設,卻得不到關心。 他一向主張,媒體不是政黨政爭的工具,精神層面需廣泛兼顧,知識的傳播才是媒體的責任。報紙是個媒介,經營立場當然會有,「美洲台灣日報」當然是以台灣為主,關懷的眼光,本就該顧及美國及台灣的社區。 詹凱臣祈願著說,「台灣的未來,應該是多關懷多協調,減少對立空耗,阿彌陀佛,希望大家不要再為難那隻「牛」了,天佑台灣。」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陳文石

◎楊平猷 陳文石畫室裡的見聞 您見過這樣一面勳章嗎?這是我在陳文石工作室裏所看到的< 海華榮譽金質獎章> ,由台灣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表揚海外台僑有特殊貢獻者所頒發的最高金質榮譽。再看一看手上這一本二零零八年,他任職台灣會館董事長及文化節召集人時,所留下的簡潔而清楚的圖文紀錄< 二零零八年,洛杉磯台灣文化節活動紀念册> ,同時憶想當年,我也曾帶領著洋女婿共襄盛舉,所看到的那種令同胞震撼的壯觀場面。依洛杉磯消防局的統計,兩天下來達十萬多人次,可謂盛況空前,是台灣同胞在洛城活動場面最大的一次。也聆聽當時他如何企劃,如何籌募經費,如何聯繫與協調社團與文化團體,如何尋找人潮場地,如何放下藍綠牆內對壘思維;共推台灣主體文化宣揚,如何邀請台灣國內重要技藝組織,如何吸引主流媒體的興趣,如何三更半夜聯結南加州中英文主流媒體洛杉磯時報採訪的文宣工作等林林總總,這也是我過去從大哥處對陳文石先生的生命狀態所能印象的部分。他呼籲好友一齊活躍於台僑社團與國際間,為政治、民權、及文化,出點子、出錢,賣力奔跑為台灣流汗三數十年,這樣的金質殊榮,並不讓我訝異,而他那種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成就現況的生命特質而創造出來的傳奇事蹟,才是讓我讚嘆與興趣要點,很多故事當可另闢多層主題來描述。 而陳兄繪畫生活的部份,在參觀了畫室,見了客廳與廊道所展掛的與諸多畫冊上所留印的畫作 再加上他的故事述說,才免除了對他這方面的一無所知,也是我這次專訪的目的。 畫家陳文石,一九四三年生於宜蘭鄉下。 童幼無知時即好塗鴉,四合院的白灰牆壁與曬榖場,處處都是他的繪畫天地,越畫越有模樣,成為村坊讚譽的小畫家,也得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因此從小就有自信立志當畫家。稍長父親即不在,家境困頓但他傻勁不減,志向不偏,小學時的美術比賽總是第一。 初中畢業,母親賣了首飾完成他的心願,讓他入學高中復興美術工藝學校,他當時感恩得痛哭流涕。讀了一學期就為負擔家計而放棄,投入一家美術工藝社任職,頗得當時先輩的愛護與指導, 學得一手日本膠彩寫生畫法。十六歲那年,一副[含露珠的玫瑰花],畫出陽光照在花上晨露的美感,入選台陽美展,更加足他的信心。此後也陸續參展全省(國) 美展。這段期間拜淡水陳敬輝老師為師,並到李石樵畫室習畫 , 過去省展或台陽展是台灣學子成為主體藝術家成績被肯定的標竿,青少年紀即有這等實力,是我所望塵莫及。 實力有了,然差了個學歷。二十二歲那年,他再入學[復興美術工藝學校]成了高齡學生。為了兼差工讀,非常辛苦,遲到早退曠課之間,學校也給他特別的通融。課餘畫了很多臨摹籣竹梅菊四君子,在衡陽路擺畫攤。四君子筆劃少,他練得一手落筆精準韻味十足的技法, 畫起來又快又有意境,很得日本觀光客的青睞,銷售良好,收入豐厚。 陳文石是個聰慧善巧勇敢,卻也是個生性活躍多變,不能滿足於現況的人。當然我門可以理解這是許多藝術家多彩的特質。有了機緣,改做室內裝潢,他看準了規格化家俱設計,台北許多高級辦公大樓(如華航),都是他的手筆之作。 有了經濟基礎,多了世面人脈,他不能忘懷年幼時期的立志 藝術家,三十歲考入師大藝術系,還是半工半讀,三十五歲任教於文化大學。當時旅日的台僑商人邱永漢[棄獨返台], 邱先生在日本的成就非凡,是陳文石學習的對象,就自薦從邱學習,再經邱先生的指導與提攜合作,事業更加規模。 師大期間,他從李石樵與廖繼春學了不少繪畫本事,打下傳統西畫的基礎與技法。這時台灣的民主意識開始萌芽,他的自由創作意識也淳淳欲動,那種從日本輾轉移植來台的印象派以來的中古巴黎繪畫思想與風潮,對他又成為一種僵硬的現況,不能得到滿足,為了追求更前衛的藝術主流思想,他放棄了一切事業成就,移民來美。 這時段所有移民來美的台灣精英,都得從基層開始,他也從油漆工起家,並入學Pasadena Art Center 開始現代最先進的藝術視窗,與跨入主流藝壇的基礎訓練。之後,又在UCLA, Pomona University與South Pacific university等校學習,而飯食的工作也轉為建築商。 從這段校園浸泡中,他學到了快速發現美感,快速掌握美感的技法。同時體察美國的藝術生態,深覺藝術表現和他的社會動脈相關,並與文化精神相表裡,更體認了民主自由才是培育藝術家精良創作的溫床,只有活潑自由的思考與外緣接觸,才能激勵自己,反觀自己的血液本質,建立自身的文化命脈,創造自己的嶄新藝術。而過去在台灣時期,自己的養成教育,卻在社會政治獨裁,愚民教化中進行,台灣島民藝術家,侷限在既有的限定範圍模式內。時值海外精英呼應故鄉民主聲浪,集成的反對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成為台僑的主流思想,一向熱血奔騰的他,把這看成是改變台灣藝術生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不惜一切的也投入這一行列,花錢出力奔波於政經文化改革的呼喊中,希望故鄉的藝術文化早日轉型,而自己的藝術思想也跟著理想與趨勢轉變。 自由思想開啟之後,台胞對血緣文化根源的思維也在釐清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耳語在親朋間開始流傳。這時的陳文石也體認了台灣藝術的重新開展,要從認識根源開始,建立本土文化,建立本土藝術。他發現先祖唐山公來台,是移植了唐山資源與和文化,而在與先住民的通婚歷史中,及過去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的留滯期間,在血緣及文藝建築上也早有融合,加上日本人的統治方便,台灣本土其實已有相當的島國特殊文化風貌,從廟會、年畫、慶典民俗用品、布花、包裝紙,原來被說成俗裏俗氣的,其實所表現出來的是,豐富、憨厚、多情、明朗綺麗的美感。在過去歐洲大師的畫面上,曾有相似的手法成為風格,因此,他把童年記憶中的故事,重新肯定,成為他此時畫作的滋養,故鄉民俗軌跡,提供他充分的創作源泉。這是他所謂的[根傳統文化期],相信這種血緣文化歸屬感提供的溫馨,帶給他生命相當的滿足,而且都表現在繪畫中。 一九九零年,為了吸取更多故鄉的滋潤,實質沐浴其中,他又毅然結束美國的業務,鮭魚返鄉。回台後,除了繼續對故鄉政治藝術文化提供更多的關懷與貢獻,也投資金融,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公司,想培育人才,為理想盡心力。 未料,此時的故鄉,外匯存底攀高,民權抬頭,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逐步轉型,民主與進步畸形的認知與定義,社會倫理黨政倫理也轉型,人人想做主,人人想出頭,演變成林立的山頭。各級政爭不斷,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亂象叢生,到處叫囂,商場揮霍。一切看似雜亂又像有序,加上新的都市興起建設,氣象萬千,顯現新生的爆發力與堅強,而卻處處不得調和,再也找不到他童年印象中淳樸的風韻。原本濃密溫馨的歸屬感一時落空,這時他以跳動式的手法作畫,畫些風景及事物,或諷刺話題企圖表達內心的感受。但失落與不適應造成的內心爭紮,令他無法作畫,身不得已,又一次提起行囊,雲遊而去。 說是雲遊而去,但是和台灣這樣的母子臍帶關係,割之不斷,愛台之情抹之不去,失望之餘又有一美感的發現。 原來台灣四面環海,先民冒險來台後,不論通商鹽漁,和海構成不解的因緣。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海禁,使人們對四週最親近的海洋非常陌生,直到民主的崛起及科技生活的趨勢,國民對台灣地緣週邊,有了進一步的試探,環境學抬頭,海洋學識才有了深一層了解。 台灣位處亞熱帶,是菲律賓板塊與雲貴板塊擠壓上升,所造成的零碎地形島嶼。高山深海 多變的畸形地貌及生態景觀,加上親潮、黑潮海水冷熱交錯,造成珊瑚環繞,魚群滋生,是世界三大魚種最多地區。這瑰麗美妙神秘的水世界,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是陳文石再度升起憧憬感動,對故鄉引發希望的地方,於是在台美之間遊走的他,畫魚,畫出瑰麗,畫出希望 畫出[美魚系列]。 洛杉磯十號公路往東,入亞歷桑那州第二個城市Quartz[石英市],每年二月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寶石礦展,展出各種原礦寶石及其半加工品。那年陳文石參觀時,發現這些原石深藏於地下,開採後的粗糙頑石,經切割研磨後,變成夢幻瑰麗燦爛的寶石,讓他省悟到一個人必須經過磨練才能成器的自古流傳的人生哲理。這樣的啟示,引導他進入一個不曾體會過的嶄新視野和冥想世界,讓他從中得到平靜,得以深思,並灑脫自在的創作。又由於原石研磨後顯現的炫麗色澤與奇異的圖結構,啟發他進入一層過去未曾開發的心靈層次,無意識的抽象世界,讓他採取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型元素與鮮麗的色彩組合,來表現與轉化純粹的空間意境。這樣的表現方式,表達了生命最初的原始生命型態,更把欣賞者更引入神秘而自由的想像空間,這段二零零零年初期的這類畫作,為陳文石的[太初之探討系列]。 一直以來,國際股市不良炒作,二零零八年金融泡沫爆破,一夕間,全世界財富蒸發資產萎縮,美國為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為了對抗人民幣不良匯率及國家財務赤字,大量印製美鈔與中國的如法泡製抗衡。因果循環,美鈔氾濫,幣值下貶,人民財產稀釋,產業營運失靈,失業率上升,民心浮動,這些成為陳文石內心關注的對象。藝術離不開社會,藝術離不開生活,他的畫作思想與主題,又一次轉向,投注在世界人民腰帶的重心。這時技法一變,改用綜合媒材,變成有如實體浮雕式的立體繪畫,,為此時[金融危機系列]的代表,在台灣人[鄉情畫展]中展出,這樣的世間關懷方式,令人感懷於心。 綜觀陳文石一生,圍繞著稚童時期立下的志願前進,而且以他的聰明善巧一直圍繞著主流社會的板塊挺進,以社會的利益前進。但他常常引以為憾的是,在藝術的創作中,他沒能創造出一種沒有人表現過更特殊的繪畫方式。不是嗎?我們都近七十了,我們都沒有做到,沒在美術史上創造出刮目的看點,因為那只是少數人的運好得到上帝的眷顧。但我們都在藝術的領域做過努力,付出了良心,也在畫面上表達的美感中,令自己及親朋好友得到喜悅的回報。雖然在世間的流程中微不足道,但這就是藝術的價值,藝術的貢獻。 依佛教的觀點,良善的心就是美心,美心不只是能整理出美好的畫面秩序,人們為社會付出不求回報所做出種種的努力,而且在這種努力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起怨言,只是努力設法解決直到完成,是需要智慧,這樣的動作就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藝術品。檢視陳文石的文化活動,除了自己的多次畫展成功之外,比如捐贈油畫給宜蘭文化中心,策劃北美畫家聯展,推動北美文藝協會,推薦李石樵得人文獎,出資成立李石樵美術館,推動全僑和平民主聯盟活動,還有大洛杉磯台灣文化節大型活動。三數十年間忙進忙出,就是服務,服務就是社會的主流板塊,這些結局的完美,就是世間完美的藝術。陳文石雖未蓋棺,而[海華金質獎]就是論定,是台灣人藝術家或社會運動家之中最高的榮耀,卻不是多數藝術家所能做到,我由衷的鼓掌, 他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們祈禱上蒼,再給他十年,他願意繼續為社會,為藝術努力,相信上帝會默准,給他機會,阿們! 0711

黃瑞宗

「我要健康,也要快樂,要有健康,才有快樂,快樂土風舞社,加油..加油..加油..」、「Happy Go, Health Go, Happy Dancers Go..Go..Go..快樂加油, 健康加油, 快樂的舞者加油」,不論是在台灣會館、國小、社區中心的舞池中,黃瑞宗熱情聲嘶力竭地帶動唱,他總是動不動就哈哈大笑,樂不可支,身懷近3百首土風舞秘笈,在南加黃瑞宗一心一意想把土風舞推廣到社區,與同好不遺餘力到處開課,即使生意做的再大,他心目中,能一輩子快樂地跳舞歌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從小就愛表現出鋒頭 黃瑞宗,1955年生於苗栗,家有10個兄弟姐妹,7男3女,排行老九,父親是公務員,但50出頭早逝,從小媽媽就十分辛苦拉拔10個孩子長大成人;從小就喜歡唱歌,表現慾超強,小學就開始擔任班長、糾察隊長,因為聲音很大又任學校司儀,童年演講、辯論比賽都是獨佔螯頭;初中搬到台北讀書,高中就讀新莊高中,大學考上輔大統計系。 他回憶:「那個年代能考上大學,同學大多是家中第一個或是村裡佼佼者,唸大學要自己摸索;但我不同,因為哥哥姐姐都考上大學,讀輔大時他們就七嘴八舌建議很多各種社團活動,在大學解放後,成績都是低空略過,但是社團活動從沒有少過,參加都是和歌舞有關係,土風舞、合唱團、還有現代舞蹈社等等。」 黃瑞宗,大一大二積極參加社團,大三就開始出師,為了迴饋社區,他親自去新莊及板橋社區辦很多活動,當地工廠多,所以為未婚男女徵友的活動,他特別在行,天生積極也樂觀外向,喜歡與人交往,超高的親和力,藉由帶動唱,搞群眾心理,不但當了紅娘到處牽線,也練就出一身帶活動的好功夫。 小時候家庭經濟關係無法學樂器,但喜歡音樂律動,他笑著說因為太愛出鋒頭的心理,所以比別人更容易吸收土風舞菁華,那個時代是土風舞最興盛時代,但欠缺師資,在眾多的條件因緣際會下,大三就已經出去教舞,還應邀到處去趕場,土風舞是世界民俗舞蹈,能做到趕場通常最普遍流行的都要有上百隻會跳的舞。為了學舞,那時候什麼地方有聯歡會,他一定到向其它舞者請益偷師,所以這當中就學會了3百支各國舞蹈,人家教了他之後,他首先到處去收集音樂,並且把所有舞步一一寄下整理存檔,並且寫成專屬的土風舞講義,因為會跳與會教又是另一回事,會跳只要音樂就可以同樂,但教舞一定要有本事"說清楚還得跳到人家完全明白",黃瑞宗不但要當社團開心果,也是社團靈魂人物。   白手起家非洲闖天下 退伍後,黃瑞宗在台灣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頂多是個工讀生,就因為哥哥在中華開發公司被派到非洲象牙海岸工作,聽說當地可以賺到錢,退伍馬上就出國跑去非洲做生意,他自認為,有種錢最好賺而且只要三個條件,就是人要集中、人要多、而且要笨(獲得資訊較少)。 他分析,50年以前,台灣人做生意天涯海角趴趴走,而且趕流行一窩峰,開始是菲律賓,後來跑巴西南美洲,之後又到西非,最後才跑中國大陸投資,近年越南、柬埔寨興起,他是屬於趕上非洲那一波的台灣生意人;他說:「那時台灣商人不是拎著一隻007手提箱,就是拉著2隻皮箱闖天下,007手提箱的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生意人,2隻皮箱則是深入險境移民撈金的冒險家。」 由於仗著大學學了一年法語,1981年,黃瑞宗決定進軍非洲,到了象牙海岸才知道那點法文,根本沒辦法應付,但只要想起老爸老媽憑著公務員窮薪水養活十個孩子,連出國到非洲機票是借錢來的,說什麼也不能回去,就憑著不怕死的衝勁,當時象牙海岸只有10多家台灣人及一些農工隊,雄心萬丈的企圖心,他就比手劃腳整個非洲跑,到處去搭便車,從台灣進口成衣、電扇、縫衣機、達新牌塑膠衣櫥、鞋子,然後到處放帳賣貨再收錢,結果一待就是10年。 黃瑞宗提及:「當年真是憨膽,什麼人都相信,有些中盤商一放帳就一兩百萬,雖然也有時會碰到倒債的霉運,但社團帶來豐富的領導經驗及待人處世的模式,累積下來的磨練,在商場上完全得以發揮,也很快適應生活;非洲有兩種語系,英語系的非洲人非常衝,但法語系比較浪漫純真,我大都做法語系的非洲國家生意,所以在非洲賺了很多錢,而且也過得很快樂充實。」 28歲回去台灣,因為弟妹班上有個同學,當時他們就想撮合但不了了之,31歲時再回去台灣一次,結果聽聞她也還沒有結婚,在大家極力拉攏下,見面4次沒想到兩人情投意合難分難捨,通話4個月就結婚,黃瑞宗得意地把太太曾淑璧拐去非洲,後來因為小孩的關係,最後還是決定移民美國,他說道在非洲是沒有第二代或第三代,大家都是過客一個踏腳板,大多數人只是想賺點錢後就離開。 ◎不埋頭苦幹 要抬頭苦幹 來了美國之後,1991年,到紐約,還是憑著一股衝勁,但有眼不識泰山,自恃以前在非洲的經驗,但到了美國就吃足了苦頭,他說:「做生意一定要抬頭苦幹千萬不能埋頭苦幹, 到美國投資都不順,來了兩年虧了很多錢,就是因為沒有遵守商業原則,了解環境再出動,而且急著想一步登天。」 跌跌撞撞之後,不但損失銀兩,整個心情更是盪到谷底,家庭氣氛也不對,後來他轉念一想決定從自己改變做起,所以訂定家庭遊戲,只要家中有一人喊出"大笑三聲",所有家人一定就要大笑三聲,全家就整天搞遊戲哈哈哈大笑,從此心情就開朗起來,後來公司還特別取名為“ Maxmile” (Maxmine + Smile)希望能” Makes you Smile“ 。 十年的法語底子,到了英語系國家就英雄無用武之地,黃瑞宗眼見兩個寶貝女兒漸漸長大,所以轉而想做點華人生意,頭腦就動到幼教事業,為了在美國發揚台灣文化事業,他一口氣代理台灣當時幼教正蓬勃發展的幼福、國語日報、信誼基金會、漢聲等兒童文物,全拿下美國總代理權,想到台灣都能賣得嚇嚇叫,美國一定更有錢途;所以特別創辦全美國唯一討論0-12歲兒童教育的中文雜誌「全程幼教」,全程地提供全面的幼教資訊。 有人說想害一個人就去教他辦雜誌或辦報紙,當時黃瑞宗可不這麼想,他把目錄雜誌化,用精美的創意把產品精緻化,一心想創立兒童天地做教育,內容十分豐富,身為主編充滿各種點子,以大企業方式大手筆經營,每一次兩萬份經銷全美,總共三期, 印制雜誌下來就20多萬美金,結果哪曉得僑民都要免費卻不肯訂貨,所以一下就虧了30多萬美金,後來檢討一下,因為華人不多又不集中,而且華人又很精,完全違背他認定的賺錢法則,只好草草收攤。 不過,拚命三郎的黃瑞宗,總覺得天無絕人之路,1992年,他看準台灣開始流行電腦字典,因為哥哥在無敵集團上班,為了要做生意,他決定與紐約的哥哥一東一西各立據點,所以1993年才搬來洛杉磯,因為移民越越多電腦辭典生意做得又是轟轟烈烈,但一到美西又忘記了教訓,想到台灣電器產業走勢強勁,決定又要再異地發揚台灣連鎖業,為了走台灣全國連鎖電器路線 ,後來真的就又花大筆資金在美西開了無敵聯鎖店,但是電器很難與老美競爭,所以最高峰曾有10多家,高潮起伏,但現在就維持在兩家,而且認命集中做電腦辭典。 眼看已是40多歲,生活平穩過得去,他決定還是老實重拾他的最愛─土風舞,1998年,去參加林先生的土風舞社,後來又與方興成立了南加土風舞社,一兩年之後,決心發展帶動南加土風舞風氣,再出來自創核桃土風舞社,後來又創辦了柔似密快樂土風舞社在台灣會館,在去年首創爾灣土風舞社,隨著團員增多,內部團員有的意見分裂後,就另起爐灶,雖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他轉念一想土風舞社卻因禍得福,現在洛縣附近就有8個土風舞社,想到與方興從開始合作發揚,接著越來越多同好加入陣容,土風舞終於在南加發芽茁壯;現在他要到爾灣柑縣去播種。預計以柑縣人口應該要有2個土風舞社。 未來還想到主流提倡土風舞社,有鑑於台灣後來就是後繼無人,他希望南加土風舞能源遠流長,所以他也想創辦小羚羊土風舞,讓土風舞魅力重現,他一點都不認為土風舞的趣味會趕不上現在青少年的嘻哈風。  ◎想成立一個快樂的舞者之家 許多土風舞同好都知道黃瑞宗有2個大夢,第一個想要在南加創辦舞者之家,是一個以跳舞的主題活動中心,有兩個大廳,大廳可以容納千人,也有有200人中小型教室,前迪斯可舞廳與社交舞中心,自從華美冰宮及南海岸爾灣文化中心落成之後,他更有信心,認為離夢想不遠了;希望70歲之前,能以台美人之姿,看到"舞者之家"落成,在裡面的各式舞者都能快樂地跳舞。  第二個希望有機會能夠成立台灣快樂志訓營,提供一個營地給各種志工訓練,他認為,這個夢想不但是迴饋回台灣,而且極為需要,也比較好實現。 至於,大家很熟悉已發行第19期洛杉磯華人商業區地圖免費贈送也是由他發起,作為迴饋社區的服務,最近,他也在生活電台做主持人,教導大家學英語的技巧,每週四晚上8點。腦子隨時充滿各種點子,他始終堅信,人不能決定生命長度,但夢想可以讓生命拓展它的寬度,正如他最喜愛送人的禮物,馬克杯子上印有戰勝自己,全力以赴,天下無敵。 文/林蓮華

陳薰洋 養鳥的故事

1935年出生於台南善化的陳薰洋,和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出生於一個清苦家庭,父親是台南糖廠甘蔗技術員,以糖廠微薄的薪水要養活包括陳薰洋以及一個哥哥和四個妹妹在內的一家八口人可以說是非常吃力。年輕的陳薰洋一大清早還得幫忙播種和餵豬,這些額外收入也是陳薰洋兄妹上學註冊費的來源,而從小就協助媽媽修補豬舍鳥舍,這些經驗也奠定陳薰洋後來成功經營養鳥事業的基礎。 聰明的陳薰洋一路念到台南一中,不過初二時發生的一件事,讓陳薰洋永生難忘。忘記帶註冊費的陳薰洋為了一時方便向同學借了錢來繳註冊費,想說改天再還就行了。不料借錢的事被父親知道後,重重的訓了他一頓。 這事件對陳薰洋日後的人生觀影響甚鉅,他回憶,從那件事以後「不再向人借錢」「我不追錢,錢也不來追我」,量入為出的人生觀。 赴西班牙留學 進入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就讀的陳薰洋,仍是每天清晨送報紙,下午當家教賺取生活費,就這樣讀了一年多,他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部分獎學金,不過在無法確定能夠負擔來美生活費的情形下,陳薰洋不得不忍痛放棄這個機會。 不過人生際遇很難說,很快的陳薰洋就得到下個機會。透過天主教于斌樞機主教的關係,1956年台灣取得一批前往西班牙留學獎學金名額,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的陳薰洋抱著試試的心理應考,幸運的考取少數開放的留學名額,因為其中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國民黨高官權貴子弟,錄取像陳薰洋這種農家子弟則頗有陪公子讀書的味道。 在經過數月西班牙語培訓後,陳薰洋一行31個留學生搭船經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穿過紅海,到達馬賽,歷經30天飄洋過海的旅程,29男2女終於抵達終點。面對陳薰洋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從國民黨「退股」 像許多那時的知識分子一樣,出國留學前陳薰洋也不情願的入了國民黨,因為不入黨等於就喪失眼前的求學機會。到了西班牙,很多權貴弟子輾轉又前往他國,而陳薰洋很快的就在剩餘的留學生中取得領導地位,只不過那也象徵他必須應付國民黨內莫名其妙的官僚氣息。 留學生的獎學金有限,當寒暑假宿舍關閉時,當時這批西班牙留學生只得自謀出入。剛好西班牙有部電影開拍需要大批華人臨時演員,對於經濟拮据的留學生是比不小的收入,大家自是躍躍欲試。可是當時西班牙大使黃少谷以片中有滿清結辨劇情,破壞中國人形象為由訓令留學生不得參加。 身為留學生代表的陳薰洋於是出面跟黃少谷交涉,表示如果大使館能夠照顧大家的生活,留學生自然不會去當臨時演員。黃少谷無法給與留學生承諾下,於是作出只要求陳薰洋不能參與電影演出的「掩耳盜鈴」的命令。無法接受這樣莫名其妙的決定,陳薰洋毅然決定要從國民黨「退股!」 短暫的台灣行腳 憑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陳薰洋在求學時代就開始在一家日本公司西班牙分公司兼職當翻譯,對於自己很有信心的陳薰洋就這樣在西班牙成家立業,一晃20年。 1975年,官拜公司業務經理,事業有成的陳薰洋卻決定攜家帶子返回台灣,主要是為了讓五個子女認識台灣家鄉、照顧年邁的母親以及接手岳父的事業,只是這個決定確讓已經習慣西班牙悠閒生活的老婆鬱鬱寡歡。三年後陳薰洋的妻子罹患卵巢癌,醫師診斷只剩7個月,陳薰洋於是決定效法「環遊世界80天」,帶著愛妻進行最後的跨洲旅行,讓老婆生前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當老婆過世後,陳薰洋決定帶著三男二女離開台灣。這時他做了一個一般人都覺得違背世俗的爭議決定,1978年6月30日他認識現任妻子美智,7月4日便決定結婚,而距離亡妻過世不過幾個月時間。這樣的覺得果然招到五個子女的強烈反彈,陳薰洋回憶,他那時回答「你要顧死的,我卻得顧活的!」 事實證明陳薰洋是對的,陳薰洋與妻子帶著包括前次婚姻的二男一女共八個子女來到洛杉磯定居。陳薰洋夫婦對於所有子女一視同仁,連帶的所有子女們也親如兄妹,至今30年開枝散葉,陳薰洋家族人口在洛杉磯已達30餘人,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末在各家輪流聚會,共享天倫。 養鳥事業 車庫開始 1978年來美之後,陳薰洋和老婆就靠著岳父大人200元美金購買的「一王四后」,最先是從車庫開始開啟他的養鳥事業。由於老婆小時候跟著父親學過養鳥,再加上陳薰洋從小修築鳥舍的經驗,由於市場的需求旺盛,再加上國外進口鳥隻遇到檢疫問題,使得陳薰洋的養鳥事業迅速茁壯,全盛時期陳薰洋還在聖地牙哥擁有5英畝的養鳥場,從1993年開始11年間每個禮拜陳薰洋來回洛杉磯和聖地牙哥三次。直到2004年覺得自己的體力無法再兼顧才將聖地牙哥農場脫手。 不過對於現在的陳薰洋夫婦而言,養鳥是個興趣也是能帶來現金的副業。對於希望靠著養鳥致富的朋友,陳薰洋也忠告,這是一份需要耐心、愛心和興趣的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體認,多半會以失敗收場。 平衡的人生觀 對於人生,陳薰洋自有一套獨特的哲學,學習經濟出身的他認為,運用經濟學的平衡理論,每個人都能尋求人生的平衡點,譬如年輕的時候該拼,年紀大時就可以稍享清福就是一種平衡;有錢不一定幸福,夠用就好。事情也沒有絕對,政治上的贊成反對往往就是這麼回事;對於家庭支出,陳薰洋更是預估自己每年的現金流量,量入為出,陳薰洋正在思考徵求「平衡人生俱樂部」會員,希望能將平衡的觀念帶給更多社區朋友。 文/劉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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