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十一月 18, 2018

人物

昆布勞

台灣掉到水中,美國絕不會讓她淹死沉沒,但也絕不會救她上岸。」FAPA總會執行長昆布勞明白地說著:「台灣若是要統一,美國也會尊重,相對地,假若台灣民意決定獨立,美國也不會讓台灣被中國搶走,美國人認為,台灣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台灣人民手中。」 昆布勞,若不是在FAPA為台美關係打拚16年,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曲家。 父子遨遊世界走透透 昆布勞,1958年11月24日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lem,11個兄弟姐妹, 5男6女,排名在中間;父親是二次世界大戰荷美聯軍的空軍戰鬥機空軍,後來轉成民航機師,得到父親特別地疼愛,昆布勞從小時候坐在飛機行李艙上,隨著機師爸爸遨遊全世界,從來長大時更趁著優惠機票,暑假時到各地去旅遊,父親為他打開視野,體驗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並快速適應,充滿探險性格。 因為小小年紀就世界走透透,喜歡做律師的昆布勞,決定在荷蘭選讀國際法,法學院讀完6年得到法學博士。但因為1981年,荷蘭潛水艇售台事件,他以此為博士論文得以名聲大噪。受邀來美後在馬里蘭州大學繼續台灣問題研究。 有一天,受朋友之邀前往一場5天國際時勢座談會,認識當時FAPA的王桂榮會長,在王桂榮力邀下,成為FAPA專任職員,這5天就決定他一生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深愛日本藝術的昆布勞,回憶16年前,「FAPA辦公室專任職員只有我一人,當時只想做2年,準備去日本,我寫的第一個決議案就是促請國會讓「台灣加入聯合國」。沒想到越做越想替台灣打抱不平,16年了,FAPA長大了,但是台灣仍未加入聯合國,而且會越來越難。」 1989年,只有一人,昆布勞校長兼工友,寫決議案時,沒有電腦,只能打字複貝,一一去國會辦公室打交道。王桂榮會長一年會去視察2次,「我每天都很忙,只記得王桂榮一下飛機就要去買菜,後來發現他整天忙著在做菜給我吃,台灣傳統美食的手藝,令人回味無窮噢。」 講起華文名字,FAPA前總會長王桂榮稱Cone Blaauw為“ 昆不老” ,但陳榮儒接任會長後認為,明明已漸漸老了,所以再幫他改為“ 昆布勞” 。 他幽默地說,當時侯一年只要寫一個決議案就OK,現在一年寫了6個決議案,大家還嫌不夠,昆布“ 勞” ,恐怕就是要他再勤勞一點。 黑名單中的「黑名單」 身為FAPA六朝元老,身經百戰,昆布勞想起最難忘的事,竟是「黑名單中的黑名單」;原來自1989年起,昆布勞投入海外台灣人爭民主運動,1990年,旋即被國民黨列黑名單,禁止入境台灣長達8年,。 「台灣早期官方人士並不喜歡我,丁懋時參加智庫傳統基金會,就曾粗魯地拒握我的手,當時真的感到很震驚,隔年,TECRO華府辦事處同仁要離開,我受邀歡送酒會,丁懋時竟然勒令我馬上離開。」 1986年,FAPA一直努力解除台灣黑名單,1992年,黑名單終於解除,但可能是參加FAPA,別人都解禁,唯獨昆布勞,就是不讓他入境,有一次許信良成主席帶領7人來美參加克林頓就職典禮,只要TECRO在就拒絕他進入。1996年,還是沈富雄與蔡明憲幫忙,才得以回台。 再次踏回台灣,昆布勞想起,以前少年時就曾多次造訪台灣探望外派新竹菲力浦公司的舅舅,沒想到後來會為台灣工作,1996年回到日日想念的台灣後,想到因緣於荷蘭人祖先於1624年曾佔據台灣,希望回饋台灣的心,FAPA竟然就成為他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志業。 1996年後,本土政權漸漸抬頭,更多人尊敬他,認識他。2003年,還受到陳總統肯定表揚特別頒發「國際民主鬥士」獎章,過去所受到的委曲,終於得到平反。 FAPA六朝元老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於1982年一群熱心台灣人事務的傑出人才共同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組成,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性機構,致力於增進海內外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它權益。 昆布勞身為第一個職員,如何打進國會?他笑說:「沒有秘方,只有建立友誼與贏得信賴。」回憶當時因為很年青,深知議員助理第一關,所以與國會助理建立良好的友誼,但只要對台灣好,甚至幫國會助理帶狗、做嬰兒保母、搬家做苦力,他什麼都願意作。 信賴,昆布勞十分用功,24小時隨叩隨到,國會議員想要知道台灣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昆布勞會將提供最直接真實全盤性的信息。 歷經六任會長,昆布勞適應每一個會長的作法和風格,每位會長也很尊重他的判斷力及經驗,他特別關切台灣獨立和人權問題,常讓台美FAPA成員自嘆不如。 昆布勞表示,台灣面積與荷蘭一樣大。但台灣命運多舛,人民絕對值得擁有自主權,享有獨立自由正常化國家的資格。假若自己是台灣人,會非常失望、絕望,台灣人根本不敢"做自己"。 草根外交中,猶太團體在國會很大很有錢,但對以色列前途看法卻是團結一致,從不吝於表達他們的"憤怒"。台灣受到中國打壓威脅比以色列更嚴重,但台灣人比較像棉羊,太悲觀太被動,喜歡跟著人家走,內部應該有自己團結致的聲音。 中國遊說國會勢力只有2-3年,還不夠專業,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大企業偏中;台灣內部最重要,雖然美國很願意幫助台灣,台灣不能老是想躲在美國背後。 與何燕青一見鍾情 何燕青,8年前,畢業政大國際法系,來美國首府喬治華盛頓大學就讀碩士,當初因為要寫一篇台美危機的論文,想查資料去找FAPA,後來自願成為工讀生。昆布勞當年就一見鍾情,但公私分明,昆的感情只能隱在心中,何回台工作,6年前因為FAPA遺缺,又被聘回專任,昆布勞3年前終於鼓起勇氣展開行動,直認再不採取行動,一輩子將會後悔。 相差16歲,昆布勞果然是成功的遊說客,約女主角先約會一個月試試看,由於興趣相合,被昆的浪漫深深吸引,喜愛作曲的昆布勞,還特地為何燕青譜曲"you are so beautiful",成功打動芳心,得以成為台灣女婿。沉浸在幸福美滿的何燕青,自此夫唱婦隨,是為台灣在國會打拚的最佳夥伴,神仙眷侶。 文/記者林蓮華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張榮成 收藏家的故事

來自台灣、住在洛杉磯,收藏電影道具長達23年的張榮成,收藏的道具可能不下萬件,有些公司都還來向張榮成商借道具拍戲,也成為另類的投資。 自從知道可以透過拍賣收藏電影服裝與道具後,23年來,張榮成已買下不少電影的道具,從60年代的「賓漢」、「埃及豔后」,8、90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魔鬼大帝:真實謊言」一直到最近的「鋼鐵人」、「蜘蛛人」等超級英雄的電影道具,一應俱全。 張榮成指出,電影道具的價格並不一定,例如瑪麗蓮夢露在「七年之癢」中穿的經典禮服,目前已喊價到500萬美元,而他收藏的一件「星際大戰」道具,原本只花了250美元,但曾有人出價7500美元向他購買。 在張榮成的收藏中,有一套「末代皇帝」的服裝,張榮成說,雖然「末代皇帝」是由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但片中對服裝非常講究,用料與設計都十分精細。 此外,張榮成也收藏了「魔球」主角布萊德彼特在戲中穿過的褲子以及美國女星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曾穿過的熱褲與小可愛。 剛造訪台灣的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在「不可能的任務」第2集中,曾持有一本聖經,也是張榮成的收藏品。張榮成打開這本聖經,聖經中還有湯姆克魯斯在戲中使用的一台小電腦道具。張榮成說,這台小電腦是真的電腦,還可以使用。 在眾多收藏品中,張榮成說,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是他的最愛。不過張榮成也建議對電影道具有興趣的民眾,電影道具分很多種類,例如戲服可能不只一件,會有不同版本,因此可能得先了解相關的內容再出手。

陳秋貴 紐約企業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陳秋貴﹝Thomas Chen﹞﹝右圖左﹞在一九八二年初抵紐約時,沒有身份、工作,也沒有金錢與學歷,除了夢想,一無所有。但是二十年後,他憑著苦幹、衝勁與機緣,成功地創建了「協和」門窗王國,成了紐約台美社區的名人。 他發跡的過程,讓人想起林強《向前走》的歌:「我要來去台北打拼,人說什麼好康的都在那。朋友說我是愛做夢的憨仔,無論如何路是自己走。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 若將歌詞裡的台北改成紐約,會更恰當些。因為十五歲時的他,確實搭乘火車到台北打拼,但缺乏機會。倒是二十年後,遙遠的紐約圓了他的少年夢。他的特長是發財之後,相當熱心社區公益,以致贏得美國主流與台僑社區對他的尊重。這個「什麼都無驚」的台灣憨仔,代表著另類移民在美國奮鬥成功的故事。 闖蕩台北 陳秋貴近年的媒體曝光率甚高,但見了他本人,倒意外地察覺他的靜默。他發跡之前,絕少對人提及他的抱負。其實就是說了,也沒人當真。因為從他的起點到現在,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而他就是一個不斷向自己挑戰、突破與躍進的人。 陳秋貴於一九五五年出生在屏東縣滿州鄉,家裡務農。因為有個哥哥在台北,所以他國中畢業,就到台北闖天下。 但是這個南部來的孩子到了都城,出師不利。他參加高中聯招,名落孫山。他說:「台北的孩子很厲害。我在屏東,覺得自己還不錯,但到了台北,就是比不過人家。」 挫敗之餘,陳秋貴進了喬治工職電子科。畢業後,覺得考不上大學,就到工廠當鐵工,每天做些切鐵、焊接的工作。七十年代,台灣盛行搭鐵架屋,聰明勤快的他很快地摸出頭緒,從切鐵、焊接、繪圖設計到搭架成屋,樣樣都會。不出幾年,他與女友張賞結婚後,便當起了小老闆,天天包工、趕工,營創事業。 但或許經驗不足,或許其他因素,苦拼了幾年,竟然沒有什麼結果。一九八二年,正當生意結束,不知該作什麼之際,有個朋友邀他到紐約碰運氣。他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告別年輕的妻子與稚兒,隻身飛到新大陸拓前程。 進軍紐約 抵達紐約,生活即是一連串的挑戰。而他當時所能做的,僅是以勞力換取麵包。因此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曼哈坦南端砲台公園一帶當搬運工人。那時,他天天仰望兩棟高聳入雲的世貿大樓,辨識城市的方向,同時內心思索該如何踏出下一步。 不久,他在一位廣東朋友的介紹下,到華阜成衣廠當熨衣工。在那裡,他住在閔東同鄉會館的樓上,白天到工廠熨衣服,晚上就在中華公所開辦的英語班學英語。日子過得比初來時好一些,但一到晚上,周遭嘩啦啦的麻將聲卻吵得他無法入眠。 這時,成衣廠裡有位先生告訴他,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住了不少台灣人,也有幾家針織廠,有打工的機會。他於是請了一天假,搭地鐵到法拉盛,果真在這位先生介紹下,在一家針織廠找到織衣的工作。因此,他搬到法拉盛,開始過著每天站在機器前,低頭不停編織毛衣的生活。 法拉盛台灣人多,吃住不成問題。生活一有了著落,他立刻接妻兒到美國。一家團圓後,太太也跟著他到針織廠織衣,兒子帶在身邊,就近照顧。不久,夫妻倆又添了一名小壯丁,一家四口就這麼過起克勤克儉的移民生活。 通常第一代移民的發展到此為止,然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陳秋貴不這樣想,他要靠自己創天下,無奈語言不通,處處受肘,因此他渴望學英語。 有一天,他聽到一位鄉親正在找一位公寓管理人,便毛遂自薦。因為他想:這工作既可讓全家免費棲身,又能和不同族裔的人打交道、學英語,何樂不為?但現實常與意願相違。他上班之後,才發覺公寓管理人最常做的事,竟是修理馬桶與倒垃圾。至於學英語,則談不上。因為住戶都是中南美洲的移民,英語不好,脾氣更差,動輒髒話出口,甚至踢門叫罵,令人難消受。 「這也不是什麼好差事。」他心想,又繼續留意其他就業的機會。因為住的地段不好,許多華人怕被偷被搶,都在住家的門窗外面加置鐵門窗。鐵工出身的他看在眼裡,便在心裡盤算如何做鐵門窗的生意。 他在華文報紙上登個廣告,表示要替人裝置鐵門窗。數日後,有人打電話請他去估價。他沒有車,甚至沒有駕駛執照,便央個同鄉載他去。等量了門窗尺寸,他到店裡買器材,語言不通,只好靠比手畫腳,結果還是買到了他需要的東西。然後,他就在公寓的地下室,鏗鏗鏘鏘地做起鐵工來。 他的下一個挑戰是沒有車,如何將造好的鐵門窗送到顧客處?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陳秋貴的變通辦法就是搭地鐵。他和弟弟兩人合力把鐵門窗抬到地鐵車站。等列車來了,再吃力地扛進車廂,然後一手抓住扶把,一手按住搖晃的鐵架。等到站後,再辛苦地把東西扛出來,然後用手推車推到客戶家去。 這是陳秋貴創業過程中最辛苦的一頁。扛運笨重的鐵門窗,固然汗流浹背,渾身酸痠;而且按照規定,地鐵只載人不載貨。他把鐵門窗搬上列車,隨時會遭警察開罰單。但他就這麼咬著牙,撐了下來,直到他有能力買一輛二手的小貨車為止。 踏上夢想的起點 陳秋貴買了一部中古的小貨車後,總算踏上了夢想的起點。他辭去公寓管理人的工作,在房租低廉的布碌崙(Brooklyn)租了一間小倉庫,開始做起替人安裝鐵門窗的生意。 創業初期,不免遇到不少困擾。譬如不會看地圖,經常繞了許多冤枉路,才找到顧客處;又如出入的地區,盡是三教九流的出沒處,不是東西被偷,就是遭到無謂挑釁。但這些都不足以令陳秋貴喪志,畢竟一切得來不易,他只顧辛勤工作。由於交貨快,服務好,生意日漸興隆,不久他的弟弟和太太的哥哥都來幫忙。一年後,經濟有了改善,他即搬離布碌崙,回到法拉盛去。 在法拉盛,他向鄉親黃志宏分租一間倉庫,工作認真得像拼命三郎。他說:「我每天一早就出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因為替人安裝鐵門窗,全身髒兮兮,還記得那時每天晚上洗澡,浴缸的水總是黑的。」 紐約的冬天經常下雪,鐵門容易生銹。他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顧客即使三更半夜打電話來,他接了電話,立刻起身,披衣出門。 他說:「有一回,李正三開的日本料理店『元碌壽司』鐵門壞了,晚上十一點多要我們去修鐵門。我們到了之後,他立即端出許多好吃的食物,要我們填飽肚子,再工作。等鐵門修好了,他給我們一百元小費。我愣了一下,心想這人怎麼這麼好,又請我們吃東西,又給我們這麼多錢。我們那時還沒建立收費制度,一切全憑客人給付。」 儘管每天工作得精疲力竭,陳秋貴還是想辦法學英語。他拜法拉盛的王老師為師,約好每天晚上九點鐘在老師家上課。他說:「有時工作做不完,拖到十一點才到,老師都還等我。有時累得眼睛睜不開,一邊上課,一邊打瞌睡,老師卻嚴厲督促。有時工事實在太忙,就停一陣子,等忙過後,再復課。就這樣斷斷續續學了七年,直到有能力和人交談為止。」 他天生具有商業頭腦,隨時觀察,隨時發現商機。他在替人安裝鐵門窗時,有些顧客要他順便把裡層的門窗也換掉。他發現從前的門窗是木頭做的,但新型的門窗都是鋁或塑膠製的,既輕便又美觀,而且十分緊密,非常理想。 接著‧他又發現美國的房子越來越注重採光,新建的房子窗戶又多又大,於是興起製造鋁門窗的念頭。他有了靈感,立刻與一位尤姓同鄉商量創業。他說:「尤同鄉的英語比我好,搜集資料也比我快許多。」 一九八六年,他們正在籌組公司之際,有一天,忽然在報上看到一則徵求鐵工的廣告。懷著好奇,陳秋貴打電話過去,竟然和對方的謝先生談得十分投機。後來,他與尤同鄉、謝先生三人就決定一起創業。 他們在大學點(College Point)的地方,租了一間倉庫,每家斥資五萬美金,成立了第一家「協和」門窗公司。 「那時,尤先生擔任總經理,負責管理與行銷。我在他底下,負責門窗的裝置與生產。謝太太掌管會計。三個股東請了幾個員工,就這麼拼了起來。」陳秋貴說。 公司成立初期,他們自己不會製造門窗,全向美國公司購買,再替顧客安裝,賺取一些轉手與安裝的費用。但在這段過程裡,陳秋貴用心學習,逐漸摸清各種門窗的型式與結構,然後嘗試自己製造,竟然被他摸出門道。有了專業知識後,他帶領員工製造各式各樣的門窗,從此公司獲利更高,交貨更快,生意更好,利潤直線上升。 正規經營企業 協和公司成立四年後,股東之間出現裂痕,決定拆夥。陳秋貴說:「一九九○年,尤先生到紐澤西自立門戶,謝先生與我留在法拉盛。我們把廠房搬到楓樹街,另外找了一個負責行銷的王先生。仍是三個股東,共組新的公司,行號繼續叫『協和』,但英文名字改為『Crystal』,由我擔任總經理。」 接掌新的協和後,陳秋貴全心投入。他的住家離公司很近,每天騎腳踏車上班。他說:「我天天清早七點就進公司,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有時人家要在清晨送貨來,我晚上就留在公司過夜,隔晨起來開門。我們的訂單很多,市場深具潛力,工作非常忙碌。」 那時,他們做生意,大都現金交易,每天經手的錢額很大。為防被偷被搶,他特地買了一個保險櫃,但是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有一天,搶匪真的進來了!他眼睜睜地望著整個保險櫃在光天化日下,被搶匪抬走,內心無限震撼。 在衝擊下,他開始思索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他認為公司應該繼續擴充,因為無垠的商機橫在眼前。但是生意做大了,樹大招風,容易引起別人舉發,甚至公然搶劫,他因此陷入兩難。 他說:「做生意如果正規化,必須繳巨額的稅,並且要替員工買保險、提供各項福利,成本會大幅提高。這對一分一毫皆掙來不易的第一代移民,是道難以突破的關卡。但做生意若不正規化,生命財產沒有保障,行徑也無法光明磊落,這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此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徘徊在該不該正規化之間。」 為此,他數度和陳隆豐律師、徐文雄會計師商量,他們都鼓勵他朝正規化的方向走。因此一九九二年,他贊助一位員工到波士頓開設分行時,即要求他一開始就建立健全的會計與人事制度,一切經營透明化。結果二十二個月後,這家分行轉虧為盈,奠下他相信做生意要靠經營、不是靠逃稅賺錢的理念。 此後,陳秋貴迫切希望學習現代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一九九五年,他特地抽空回台,先後參加文化大學和淡江大學分別舉辦的「企業研習班」。回美國後,他著手進行公司的改造,下定決心要將協和轉型成制度化、透明化與合法化的公司。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後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陳秋貴說:「因為我們按規矩繳稅,有了實績,才能向銀行貸款。有了充分資金,才能聘用美國行銷人員,打進主流市場,大量提高營業額。」 一九九○年,協和改組後的第一年,公司的營業額為兩百萬美金,以後逐年小幅成長,直到一九九五年公司正規化後,才大幅成長,首度衝破一千萬美金大關。 訂單驟然增多,工廠供不應求,陳秋貴開始計劃增建廠房。幾經覓尋,並獲得適當的管道,他最後以相當優厚的條件與合法的程序,向紐約市政府承購了在大學點的一大片土地,令他萬分歡喜。 這機會如同天降,可遇不可求。他準備好好施展抱負,但這時他的合夥股東卻持保守的態度。股東之間,遂產生嚴重的意見分歧。爭執到後來,陳秋貴在一九九六年買下其他兩位股東的股權,成了協和惟一的老闆。此後,他了無羈絆,放膽向前衝。 放膽向前衝 陳秋貴完全擁有協和之後,衝勁十足。他聘用富有活力的年輕人,設定年成長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目標,共同開步邁前。 他性喜開創,也鼓勵員工開創。在他的支助下,多位員工分別前往麻薩諸塞、伊利諾、馬里蘭、俄亥俄、賓州、維吉尼亞、康乃狄克、紐約、紐澤西等州成立分公司,與母公司形成一個體系,公司的營業額因此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八年,協和門窗公司獲紐約市政府商業局評選為「少數族裔成功企業」的代表,不但大大鼓舞了全體員工的士氣,更在無意間將陳秋貴的事業帶進一個新里程。因為經由主流媒體的報導,Crystal﹝協和﹞聲名傳開,對開拓市場非常有利。 陳秋貴領受這種不花錢廣告的好處後,立刻高薪聘請一位美國專業公關乃門﹝Bob Nyman﹞,專門負責與主流社會的聯繫。這位高手果然不負期待,擬出一系列周詳計劃,建議陳秋貴贊助紐約社區公益,積極參與主流活動,並主動與媒體聯繫。 陳秋貴從善如流。此後在短短一年間,他成了紐約數個商會及美國建築與門窗業協會的積極會員、皇后社區大學的校董、紐約植物園與兒童輔導中心的重要贊助者,並贊助不少台灣人與華人的社團。 也因此自一九九八年起, Thomas Chen與Crystal的名字頻頻躍上美國報紙,成了地方熟悉的名字。協和公司自一九九九年起,即年年進入美國門窗製造業的前百名排行榜;二○○○年更進一步,獲「藍籌企業﹝Blue Chip Enterprise﹞」;二○○一年獲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2〉合格,成為一國際認定的優質公司。 陳秋貴本人亦在二○○○年獲美國厄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傑出企業家獎。同年年底,他更衣錦還鄉,回台領取台灣青年創業協會頒發的海外青年創業楷模獎。二○○一年,他再度回台,接受台灣中小企業協會頒發的磐石獎,成為一名眾所認定創業有成的青壯派企業家。 更上一層樓 擴充事業是陳秋貴一貫的心志。他自一九九六年向紐約市政府承購大學點的土地後,即不斷地整頓、開發與興建,終於在二○○○年完成一座嶄新的協和總部。 總部由兩棟新建大樓構成。大樓全部使用協和公司製造的門窗,外觀絢麗發亮。兩棟兩枝圓錐狀的儲料柱巍然聳立,高高標示Crystal的商標,真正圓了陳秋貴當年仰慕紐約的摩天大樓,將公司取名為「水晶」的美夢。 兩棟大樓的內部面積達十六萬五千平方英尺,底層是工廠,二樓是辦公總部,三樓則是一間別開生面、佔地兩千兩百平方英尺的「協和藝廊」。藝廊裡除了陳列陳秋貴搜集多年的古董東方門窗外,還開放給紐約地區的亞洲藝術家展示藝術創作,爾後成為法拉盛的社區藝文中心。 那年六月,陳秋貴躊躇滿志地率領兩百多名員工,搬進新的總部。他在楓樹街的工廠與在大學點的新建廠同時啟用,日日機器聲音隆隆,員工作息不停。同時,他創立非營利的「協和基金」,從事社區文化、教育與藝術的推廣,顯示這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努力賺錢的同時,亦是個有理想的慈善公益家。 因此,二○○一年時的陳秋貴成了紐約地區英文報紙與華文刊物爭相報導的對象。他胼手胝足、辛苦創業的故事一遍遍地被描述,他蓄著短短頭髮、露出淺淺笑容的照片一再地被刊登。 「湯姆士陳是移民者苦幹成功的典範。他溫和正直,又熱心公益,令人尊敬。」紐約皇后區商業開發局主任伯恩斯坦﹝Seth Bernstein﹞言簡意賅地道出了一般美國人喜愛他的原因。 而在華文記者筆下,陳秋貴則是個雄才大略的企業家、熱心公益的慈善家與熱愛藝術的提倡者。這些推崇使得一些眼望他當年與生活搏鬥的法拉盛鄉親看得兩眼霧煞煞,其中還有不少人在心中暗忖道:「這個秋貴仔莫非腳登衝浪板?衝得這麼高、這麼快,不怕摔下來?」 九一一的轉折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如以往的太平盛世,突然發生美國歷史上的大悲劇。兩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兩棟高聳的世貿大樓。數小時後,大樓轟然倒塌,四、五千名一早辛勤上班的人失去生命,無數心碎與眼淚埋葬在其中。 紐約是陳秋貴發跡的城市,兩棟世貿大樓是他初抵美國日日仰望的標幟。他說:「我第一次經歷這麼多無辜者驟然喪亡的震撼,也第一次深深感到我是紐約的一份子,與紐約人同傷慟。」 他立刻在公司發起「九一一」捐款運動。其時,全美台灣同鄉亦在各地呼籲同鄉踴躍捐獻,希望籌足十萬美金,交給受難者家屬。陳秋貴則宣佈協和本身將獨力捐獻十萬美金。他自己率先捐出每月營業額的百分之一,員工則自由認捐。結果至那年年底,協和的捐款超逾十五萬美金。他的這種義行,使大家對他有了另一番的認識。 「九一一」之後,輝煌的巨廈夷為瓦礫,繁榮的曼哈坦下城成了廢墟。大家原以為重建的工作會很快進行,但蕭條的景象竟持續大半年,毫無起色,協和的訂單亦隨之一落千丈。 「這是不曾有的現象。」陳秋貴說:「尤其當公司正投下巨額資本,準備大張旗鼓的時候,竟遇到這種完全無法預料的挫折,使我產生創業以來的第一次恐慌。」 爾後,危機一天天逼近,陳秋貴益感焦慮。他獨自翻書,想從書中尋找靈感,卻無斬穫。二○○二年二月,他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台灣屏東過年。 他說:「我在老家休息時,腦子忽然清楚起來,瞬間有了許多創新的想法。回美國後,我將舊有的成本結構完全打散,重新組合。那年三月,推出新的價格與行銷策略,馬上奏效。」 危機頓時化為轉機,公司繼續成長。二○○二年,協和的年營業額逾四千萬美金,為紐約新聞報﹝New York Newsday﹞評為紐約市第十一大的少數族裔企業。同年,陳秋貴在紐澤西的南平原鎮﹝South Plainfield﹞、密蘇里的聖路易和上海等地繼續興建工廠,隨後先後加入生產的行列。 他說:「協和最大的特色,在於產品非常齊全。美國人的住家建築和商業建築不同,賣門的和賣窗的人也不一樣,每個地區的建築規格亦隨氣候不同而異。因此,我們必須加入好幾個不同的建築協會,產品符合各地的檢驗規格。」 「此外,我們擁有自己的門窗設計師,」他繼續說:「隨時注意市場的變化與未來的趨勢,不斷製造新的產品,並且經常參加各種門窗協會的展覽,提供親切的售後服務,才能在這一行裡,維持高度的競爭力。」 對於未來,他勾勒著遠景道:「我們將繼續在各地興建工廠,目標在上游、中游和下游全部連結成一個體系,自給自足,如此方能大量降低成本。」 草根外交 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陳水扁總統在紐約市伍爾道夫旅館接受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eague﹞頒發的「國際人權獎」,所有台灣人都感到無比光榮。 當晚,在豪華的酒店裡,嘉賓雲集。陳秋貴陪同紐約聯邦參議員舒曼﹝Charles Schumer﹞和眾議員安克曼﹝Gary Ackerman﹞出席這項盛會。稍早,舒曼參議員方宣佈加入參議院的台灣連線﹝Senate Taiwan Caucus﹞,成為親台的美國重要政界人士之一。 接著在二○○四年年初,陳秋貴陪同五名紐約地方議員參加紐約台灣會館新舊理事長的交接典禮上,為台美社區帶來了盛會。 這些年,陳秋貴儼然成為台灣對美國的民間外交的重要管道之一。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競選公職時,都分別參觀協和總部,親自拜票。前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李柏曼﹝Joe Liberman﹞及台裔眾議員吳振偉等多名政要在競選過程中,亦都曾獲得陳秋貴的慨然贊助。 短短數年間,陳秋貴從汗流浹背的勞動者,變成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慈善家與藝術熱愛者,如今又是管道暢通的民間外交者,著實令眼見他平地起高樓的法拉盛鄉親們看得兩眼花碌碌。 霧裡看花 顯然地,他是迅速掘起的企業主,但他聰明地迴避了穿金戴銀的形象,給人謙和有禮的感覺。但若問:「他是什麼樣的人?」不少鄉親還得沉吟半天,思索著如何作答。因為雖然大家對他熟識,熟絡地喊他「秋貴仔,秋貴仔」,卻又不真正認識。 有人說:「他很忙。社區裡如有活動,他會參加。但來了一個鐘頭,就走了,想和他好好吃頓飯都難。」 針織企業家廖國仲說:「他與同鄉總保持一點客氣的距離。我以前在楓樹街開針織廠時,和他的工廠毗鄰。但見他忙進忙出,卻不曾好好坐下來,聊過天。」 也有同鄉說:「他作風低調,不上台高談闊論,也不當社團的什麼『長』,但如有很多名字排一起,如台灣會館的理事等,他的名字會出現在其中。大致說來,他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敵人;不說別人的壞話,也不真正和人親近。」 「他是一個發了財,對社區都有好處的人。」長期從事台灣人運動的黃再添說:「他做生意,要應付許多人,所以有些做法,不像我們從事運動的人那麼單純。但台灣人辦活動,找他幫忙,他會阿莎力地答應。本質上,他是一個有台灣心、幕後不吭聲的金主。」 但也有人說:「他贊助的活動很多。他誠然熱心公益,但亦為他的事業著想。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 無論如何,沒有人能否認他的認真與苦幹。從事電腦的蕭錫惠說:「他隨時都記筆記。每次聽到有意義的話,他就掏出小冊子,迅速記下來。他就是這麼一個自學成長的人。」 「他很用功。」陳隆豐律師說:「有一次下班時間,我和他在交通非常擁擠的布碌崙橋上,開車緩緩相向而過。我見他一邊開車,一邊閱讀,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他並且是個深受員工愛戴的好老闆。「知人善任是他的特長。」有人說:「他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的限制,所以不會樣樣插足。但他知道在什麼樣的地方,用什麼樣的人,並且充分授權。」 「他很照顧員工。」任職「協和基金」的黃維珊說:「有一次,我和他在公司開會晚了,搭他的車回市區。車經大學點公車站時,他看到幾個員工在等車,就搖下車窗,一一喊他們的西班牙名字,叫他們全部上車,然後送他們到法拉盛車站搭地鐵。」 「而且,基於自身的經歷,他很鼓勵員工進修。」她又說:「他不但在公司開設英語班,並且捐了二十五萬美金給皇后社區大學,從事教導新移民英語及職業訓練之用。」 他的告白 與陳秋貴在大學點的協和工廠上下走一圈,感覺他熟悉廠裡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台機器,叫得出每一個員工的名字,知道每個人在做些什麼。 坐在陳列許多獎狀與獎牌的辦公室裡,平日不多言的他開始一連串的告白。他說:「我的人生是不斷地接受挑戰與努力學習。我到美國後,得到許多人的幫忙,也認識不少有學問的鄉親。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自學會講英語,與美國人交往,又從美國人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我每次聽到或讀到好的字句,就趕緊記下來,等晚上一個人時,再整理消化。」 他從身上掏出一本小冊子,遞給我。我打開一看,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最新的幾頁記的是美國幾位大企業總裁講過的金句名言。 他接著說:「我初到美國時,固然有夢想。但要做什麼?能有什麼成就?自己全無點子,往後的發展都是一步步摸索出來的。在摸索與開拓的過程中,有不少主意出於別人的建議,我去實行,然後思考、調整,以後就變成我的東西。」 「生意慢慢做大後,我深深覺得要有更大的發展,必須打入美國的主流。」他繼續說:「要獲得主流的接納,就必須遵照人家的法規、制度與習俗去做。為了改變人家認為移民者都是來淘金的形象,我開始回饋社會,做些公益事業,結果得到很好的回應。」 「在與主流人士接觸後,我才知道原來美國社會有這麼多優惠的計劃與減稅的項目,為什麼我們不去爭取?」他接著說:「所以我依合法的管道與程序,獲得相當多的資源。有了充分的資源,機會越來越多,路越走越寬闊。我向來要求自己做事要做到極限,所以拼命衝刺。」 協和公司在一九九八年獲得紐約市政府頒獎,將陳秋貴帶入另一個新的境界。他說:「我在領獎時,認識一些紐約商會與政界的人士,便主動與他們連繫。因為我們公司僱用不少第一代移民,每當替員工申請身份時,如果請這些人寫寫信,會方便許多。」 「有了交往,他們在競選公職時,會來找我。我給予金錢上的贊助,彼此因而有了互動。然後隨著協和的成長,他們請我擔任亞裔顧問委員會委員,我也因此認識更多的人。其中不少政治人物競選時,會和我接洽;我贊助他們的同時,也希望他們對台灣友善些,因此在無形中,就幫自己的故鄉作了一些民間外交。」 「至於建立協和基金,則是希望集中資源,彰顯效果。」陳秋貴解釋說:「我剛做公益事業那些年,沒有明確的方向,資源相當分散。協和基金成立後,主要的目標放在兩方面:一是贊助紐約地區的社區文教,二是自我定位為重視企業責任宣揚的飛政府組織(NGO),從2002年起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台灣是我的母國,在國際間的處境非常困難,如果我有能力幫助故鄉提升國際地位,自然樂意效勞。 他接著說:「開闢協和藝廊係順勢而行。我因為做門窗生意,就搜購不少中國的古董雕刻門窗,以突顯公司的特色。搬入新的大樓後,由於有足夠的空間,乃將這些具藝術性質的古董門窗陳列出來。同時顧及許多亞裔藝術家一向缺乏展示作品的地方,乃將場所開放給大家輪流展覽,結果變成法拉盛地區很受歡迎的一個亞洲藝廊。」 對於許多鄉親看他如同霧裡看花,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麼,陳秋貴笑了起來說,這是因為他一直忙著拓展事業,無暇與人交際之故。但他接著強調,他日日夜夜歲歲年年辛勤工作,並非為了賺錢。他說:「我的生活都很簡單,不需要很多錢,就可以過日子。」 「不為了賺錢,是為了什麼?」我問。 他思索了一下,回答道:「為了施展抱負,肯定自己,也讓別人肯定。我如果看到機會,不把握、不加以發揮,就覺得很可惜,所以拼命開創。我努力做事,不盡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回饋社區,並提昇亞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譬如,我發起『滿州鄉陳氏宗親會』,成立『旅美屏東同鄉會』,大家可在此交流聯絡情感。」 「而且,當業主的人,必須向員工負責。」他又說:「我每想到那麼多員工和他們的家庭對公司有所期待,本身會產生責任感。做老闆的應該讓員工覺得公司有前景,為公司打拼有意義,在公司工作有前途,所以公司本身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求進步。」 不停向前衝 「許多人覺得你的進展像衝浪,你認為呢?」我再問。 他笑了起來,說:「我過去的確很衝。因為進了這行業,如同入山林。眼望這山,覺得山外還有山,而且一山比一山高,便積極想開發。但有時衝過頭了,變成衝三步,掉兩步,只剩一步。所以現在比較小心,只有好好向前走,不再向前衝。」 「很多人認為你在二○○一年的事業,已經日正當中。不過現在看來,當時不過十一點鐘。你認為你現在處在什麼位置?」 他笑得更開心,答道:「早上九點鐘。」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請問在您心中,有誰是您的楷模?」 這回,他倒緘默了一會兒,然後頭側一邊,眼望前方,輕輕吐出三個字:「王永慶。」 我望著他的測臉,心想: 他是一個努力的企業家 , 他有非常好的社會價值觀跟一般人沒有的使命感。 結束訪談,走在協和大樓的寬敞廊道上,我的耳際不禁響起了林強的《向前走》的歌:「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心裡但願陳秋貴的事業更發達,繼續對紐約、台灣與台美人的社區,有更多的奉獻。 楊遠薰  

周正烜

周正烜在聖蓋博市的事務所,一進門就是一整面牆的感謝狀和表揚狀,謝謝他擔任義工,協助移民解決法律問題;或是表揚他在移民改革上不計分文的加入遊說組織,希望爭取移民權益。 羅耀拉(Loyola)法學院畢業後,周正烜沒有到畢業生擠破頭的知名律師事務所上班,而是進入在波莫那(Pomona)的聯邦法律援助所任職。 沒有令人羨慕的收入,他的工作是幫助無法負擔律師費用的中低收入戶,甚至是非法移民,解決法律問題。 「我記得有一回,一個付不出房租的房客被房東趕,房客找到法援所來,希望我們幫他。那我就得到他家去看啦!他就提醒我,一定要穿長袖長褲才去,因為他家超髒,如果沒有把全身包好,可能會被跳蚤咬得滿身。」 「結果,真的是那樣耶!」 另外一次,是一個因為家暴受害婦女希望法援所幫她爭取離婚,周正烜擔任律師,必須代表婦女出庭。 他說,在法庭上,他見到婦女同樣也是西語裔的丈夫,一隻眼睛還戴著黑眼罩,惡狠狠的瞪著他,「還真的蠻嚇人的!」 在法律援助所的體驗,加深周正烜一向以來「支持弱勢」的想法,讓他參與更多沒有酬勞的義務工作,也堅定他以移民法領域為主的專業理想。因為移民法對他而言,創造的是「win-win-win」三贏的皆大歡喜。 第一贏是委託他的客戶可以實現美國夢,留在美國新大陸;第二贏是他自己,可以獲得酬勞;第三贏是美國政府,多了一個納稅人。 「對我來說,幫助別人,好像比賺大錢還重要,也更能讓我快樂,這也是從我爸爸學來的金錢觀─只要少花,就可以少賺。」 這就是周正烜。 認識周正烜的人,都會覺得「這人超不像『律師』!」他總是笑到眼睛瞇成一條線,不疾不徐,非常溫和的,把快樂、舒服的氛圍,帶到他在的地方。 想當計程車司機  誤打誤撞成律師 周正烜是台灣70年代「小留學生」的典型代表。10歲時和媽媽、妹妹移民美國,留下當時仍在執業的醫師爸爸,「我爸就是那時候做流行的空中飛人啦!」 他回憶,當時下飛機的第一站,是已經在美國的舅舅舅帶他們到「丁胖子」吃早餐,「有豆漿、燒餅,我根本不覺得是在美國!」樂觀的天性,加上小小年紀的學習潛能,周正烜很快就適應美國的生活。 加大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與修辭學雙學士畢業後,怕「血」的周正烜知道自己不可能繼承爸爸和爺爺懸壺濟世的使命;數學、科學成績都不好,也不能專研理工,「大概是我媽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血液在身上吧!就決定去念法律。」誤打誤撞,周正烜因此進入這個讓他無法忘情的領域。 不過他透露,小時候自己做想做的,可是開著小黃車大街小巷跑的計程車司機! 他記得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有一回和外婆、姨婆一起在台北搭計程車,外婆隨口問他長大以後想當什麼,「我就說,我想當計程車司機,因為可以把每個人載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又可以自由自在的開車,很棒耶!」 「沒想到姨婆一聽,罵我沒志氣!惹得開車的司機先生火氣全來,就把我們趕下車了!」 成家立業 台灣會館是媒人 去年10月,周正烜和認識3年的女朋友結婚,妻子是南加州華文電視台的資深記者盧意,盧意曾經說,最喜歡抱著周正烜的感覺,「很像抱著一隻大熊,超有安全感。」 周正烜透露,他和太太認識,還得拜台灣會館之賜。 當時他們一個是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的會長,一個是電視台記者;後來,一票記者和他成了好朋友,下班就到他家玩,他和盧意才有進一步的接觸,發現這個女孩好開朗,也和他一樣超級愛笑。 他開始請花店每天送一束沒有屬名的鮮花到盧意的辦公室,「她根本不知道送花的是誰。」 直到有一天,鮮花上附了一張「紅心2」撲克牌,盧意才曉得,是喜歡變魔術逗她開心的周正烜,他因此贏得美人心;一年多後,周正烜選在去年兒童節,在迪士尼樂園向交往一年多的盧意求婚,完成終身大事。 樂天的周正烜笑著說,現在他最開心的,是當太座的「小跟班」,陪主跑好萊塢的盧意到處採訪,幫她照相留下紀錄,或是跟著老婆到媒體試映會,搶先體驗還沒上映的新電影。 文/朱乙真

杜國清 台灣文學國際化推手

聖塔芭芭拉是美國知名海灘風景區,若是下次到此地一遊,千萬得逛進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的優美校園內,去找找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博士。跟他聊聊台灣文學及台灣研究中心,杜國清總會精神奕奕地說,明明就有不輸作家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力作,台灣的海洋文學不但被長久埋沒,更別提要走上國際舞台。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台灣文學翻成英譯,杜國清大可當個輕鬆教授,但一股使命感,使他義無反顧一頭裁入「台灣文學國際化」之路,而經過7年的培養,他已建立一群資深學者團隊,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足夠的經費,不能再等了,只能自己啟動撩落去囉。 台灣文學 世界文學界遺珠之憾 中國文學在美國的東亞學術研究領域是顯學,但若論及研究台灣文學,文學界才剛起步而已,聖塔芭芭拉加州州立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是全美現今唯一研究台灣文學學術研究機構,在杜國清教授一手策劃並以推動有關台灣學術研究,積極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英譯、以及台灣研究者間的學術交流,在全美已有相當權威的地位。 杜國清說:「台灣文學國際視野的確立,必須敞開胸懷,廣幅度地思考、型塑、呈現台灣文學內涵時,得找出世界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元素。更需基於『台灣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之一環』的體認,努力而有計畫地對世界顯示台灣文學具有的特殊性格和精神。」他認為,台灣文學曾經長期被漠視甚至被限制,但不代表就沒有好作家或令人激賞的作品。 而台灣文學最引人入勝之處,就在於深受海洋影響的島國風情,卻又因為歷史背景導致各種族群移民不斷的交雜融合,深具多元文化特色。使得台灣文學可以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構成了台灣文學研究的最終定位和評價時具有國際視野的一個理論基礎。 校長兼撞鐘 大小事全包 別懷疑杜國清博士的說法,旅居美國多年,他可是位才情洋溢的傑出詩人,特別專精於美國艾略特,日本西?順三郎,中國李賀,公認的三大經典詩人的研究,在台灣研究中心建立前,他已是學界著名能貫通東西文學的比較學者。在他漫長而堅毅的學術研究歷程中,同時兼備有明晰的台灣文學「本土觀和國際觀」,常有十分獨特的見解,是極具宏觀遠見的一位學者。 放著輕鬆教授不做,現在身兼「校長兼撞鐘」的杜國清教授是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底下有一位助手,除了平日教學外,幾乎以中心為家,因為沒有足夠經費請其它人手,所以他必需自己擔任行政、總務、翻譯及書寫評論,甚至惱人的帳單都得親力而為,而最吃重的是他還要進入書海親自翻譯台灣文學英譯的工作及舉辦學術交流活動,可謂鉅細靡遺大小事全包了。 他分析,為了加強國際間對台灣文化的瞭解,及促進台灣文學的研究為宗旨,該校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原則,就定位為文化研究、學術立場、國際視野,透過此三面向構成的三稜鏡來檢視和探索台灣文學其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觀。 三大願景 苦心孤詣著手進行 杜國清長期以來不斷在思索,苦心孤詣著手進行的,則是根源於自身致力於推廣台灣文學,為了紮根深植美國的理念,他內心的高度使命感,以實現包括以下三大願景為長遠任務:1.定期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活動,台灣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台灣研究演講系列,以及台灣作家短期訪問等;2.出版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的英譯作品,尤其是台灣主要作家代表作的英譯單行本、以及中英對照的作品選集;3.編輯出版有關台灣研究的英文著作,主要對象是美國大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所完成的台灣研究的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 該校自 1996 年以來,與文建會合作出版半年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致力於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介紹給英語讀者,以促進從國際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一直至今,成效斐然。 2002年「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設立,讓中心規模終於形成,她是由聖地亞哥的台美基金會五位有識之士,決定捐贈一筆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設立「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捐贈者表示他們提供贊助希望該校成為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國際中心。 為了促進台灣文學的國際研究與英文翻譯交流,甫於9月24-25日舉辦的「台灣文學與英譯國際研討會」,相當圓滿成功。這次研討會加強該校台灣研究中心與國際學者、研究生與台灣文學翻譯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學者與翻譯者聚集一堂,互相吸取經驗,集思廣益,以便進一步推動台灣文學英譯工作。 杜國清維持相當地辛苦,但他總是樂觀以對,充滿信心:「我們相信,在『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基礎上,有一天我校將成為台灣研究的專門出版機構,一個名符其實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國際中心。」 召募台灣研究基金 為永續發展 由於加州大學近年財務刪減,預算緊縮,杜教授為思考其永續運作,以免人事變遷被裁撤,所以開始推動「台灣研究基金」的設立,在未來,他希望退休之前,能夠募到2百萬美元做基金,實現該中心三大願景的長遠任務。 杜國清深謀遠慮,雖然現今受到該校楊祖佑校長及院長的鼎力支持,但學校受大環境經濟影響,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預算仍只有25%是來自學校,其它必需自己爭取籌款。杜國清教授希望有足夠的基金能夠捐贈該校並指名台灣研究基金,校方自然會讓中心永續發展。 杜國清提及,由於學校是個非營利機構,所以捐款者都可以有証明,該基金是透過校方會計制度統一管理,具有強而有力的公信度,不論多寡,希望此間僑民鄉親能熱心捐募,甚至企業若能支持台灣學術研究,願意贊助更是衷心感激。2百萬不是個小數目,但他希望細水長流,每年都有人願意捐募,經過10年、20年終究可以達成,他笑著說,屆時就可以安心退休,把棒子交給後輩,高枕無憂,在美國,台灣文學不會消失,而且將屹立不搖。 杜國清教授很客氣地表示,他準備了介紹台灣研究中心的資料及企劃書。若是有讀者願意捐款,他深深感激,表示支票請寄給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但需指明用在台灣研究中心的「台灣研究基金」,抬頭請寫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簡寫UC Regents),底下註明存入” Center for Taiwan Study Account (Taiwan Studies Endowment)(簡寫CTS Account),住址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CA 93106。校方收到後會寄收據証明以徵公信。若有任何疑問或欲知詳情,可以找台灣研究中心805-893-5101或805-893-8835。 記者林蓮華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張信行與黃美星 醫師遇上聲樂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信行是個溫和敦厚的婦產科醫師,年輕時是媒人的最愛,但相過無數次親,姻緣卻遲遲不來。直到有一天,碰上「開心果」黃美星,人生都亮麗起來。 黃美星活潑熱情,夢想當聲樂家,但在人生舞台上,喜愛當小丑,博人開心。兩人婚後移居美國,對台灣產生新的認同,此後化熱情為衝勁,奉獻台美人社區,更致力為北加州的台灣會館催生。 他們是移民海外順利的一群,然在安和的環境中,不忘感恩與奉獻,所以得以與其他同鄉,共同涓涓滴滴地締創了海外的台僑社區。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搏感情」是黃美星的口頭禪。她每到一地,就認真地與週遭的人搏感情,盡量讓大家歡喜,也使自己開心。她說,年輕時天真浪漫,後來回首,才發覺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感情為出發,人生的路也因此充滿了溫馨。 美星天生好嗓門,在台北市女中和一女中唸書時,即有「黃鶯」之美稱。就讀師大音樂系時,她主修聲樂,相當仰慕當時甫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歌劇聲樂家曾道雄。 她說:「曾老師是第一個把整齣歌劇帶回台灣的人,不僅歌聲渾圓雄厚,而且風度翩翩,不知風靡了多少女生。我每次上曾老師的課,都得早早趕到教室,搶坐第一排的位子。」 美星大學畢業後,考進省立交響樂團當團員,隔年回母校北一女執教。和許多荳蔻年華的少女一樣,她心裡有一個綺麗的愛情夢。她說:「我媽媽是個藥劑師,在台北開了一家生意很好的藥局。媽媽有個開藥廠的好朋友,每回到我家,就稱讚我說:『美星好乖、好甜,給我當媳婦,好不好?』我信以為真,暗自編起美夢來。」 「直到有一天,赫然發現人家已經有女朋友,真是傷心欲絕。」她繼續說:「我躲在房裡,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決定相親。生平第一次相親,一天就看了六個,張醫師是當天見的最後一個。」 張信行向來給人好好先生的感覺。他原籍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當了兩年麻醉科醫師,隨後赴美國費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訓練。一九七三年,他學成歸國,除在台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教學,經常與恩師徐千田博士切磋琢磨外,也在哥哥開的婦產科醫院行醫。這樣的人選,豈不是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偏偏媒人磨破鞋,還牽不出一樁好姻緣。 一九七七年的農曆尾牙,醫院同仁照例圍桌吃「忘年會」,張醫師忽然接到故鄉媒人的電話,說有一個上好的女孩正在眼前,請他立刻到台北火車站旁的小美冰淇淋店相會。「趕快來,我得趕火車回彰化。」媒人吩咐道。 放下電話,張醫師匆忙外出。趕到火車站旁,看到一家咖啡店,鑽頭進去,裡面伸手不見五指。踅了出來,正愣頭愣腦之際,看到媒人在路旁朝他招手。他迎了過去,媒人簡單介紹身旁女孩幾句,就真的掉頭趕火車,回彰化去。 「僅這麼一次見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一見鐘情。」張信行說。 那晚依依道別後,他開始不斷地打電話給女孩。上午打,下午打,晚上也打;進手術房前打,出手術房後又打。 美星怕辜負人家的情意,一聽到電話鈴響,即衝出房門接。「媽媽怕我跌倒,特地找人到家裡裝分機。」她說:「房間裝,廚房裝,浴室也裝。我和張醫師在電話中盡情地聊,結果不到一星期,我們就決定結婚。」 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來起電,卻如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巧合得不得了。婚後,夫妻倆甜甜蜜蜜。張信行自行開業,美星增產報國,年年生孩子,三年連生三個。 她說:「我每生一個孩子,媽媽就替我請一個佣人,三年連請三個佣人。此外,煮飯、清洗,都另有人代勞。」 如此年輕好命的醫師娘,自然繼續追求音樂夢。一九七九年六月,黃美星在台北實踐堂開了一場盛大的獨唱會,一償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二年,張信行接受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市的亭克﹝Tinker﹞空軍醫院之聘請,全家移民美國。這項改變著實考驗了只會彈琴唱歌的美星,但後來她適應環境的能力,卻又令人刮目相看。 奧克拉荷馬的歲月 美星初抵奧克拉荷馬時,不會開車,全心在家照顧三個二至四歲的孩子。佣人沒了,家事一手包,孩子親手帶,居然也把一個家弄得井井有條,自己都覺驚訝。 張醫師怕她寂寞,訂了一份台灣公論報和一份太平洋時報給她看,結果這兩份報紙徹底改變了她的許多想法。 美星說:「我從小就很愛國。蔣介石去世時,我一想到民族救星沒了,台灣前途怎麼辦?不禁嚎啕大哭。到了美國,讀了這些報紙,才知道自己過去真是懵懂無知。我每回想到從前所忠誠的政府竟是如此一個不公不義的獨裁政權,就不禁熱血沸騰。所以此後,我常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和同鄉到家裡吃飯,希望藉機開導一些和我從前一樣無知的人。」 在她的熱心帶動下,奧克拉荷馬的同鄉越聚越熱絡,沉寂多年的台灣同鄉會也因此敗部復活。張信行說:「早在六十年代,陳唐山等人在奧克拉荷馬大學時,就成立了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但後來那些人相繼離去,奧州台灣同鄉會就日漸消沉。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們才又將之復活起來。」 奧克拉荷馬州幅員遼闊,張家座落在位置居中的奧克拉荷馬市,因此同鄉開會,或島內人士來訪,常在張家舉行。許多鄉親則從鄰近鄰鎮開一、兩小時,甚至兩、三小時的車前來與會。每次相聚,不到夜半不盡興。 美星說:「一些遠道來的朋友夜晚乾脆在我家打地舖,通霄聊天。隔日起來,吃了早點,進城買菜後,再回家。這種朋友相聚的喜悅,成了日後美麗的回憶。」 「即使孩子們也喜歡這種熱鬧。」她又說:「每次客人到達之前,他們就幫著吸塵、收拾房子。等大夥人吃過飯,他們又主動幫忙清洗碗盤。一家大小一起忙碌,後來想想,倒也十分甜蜜。」 一九八六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一﹞奧克拉荷馬分會正式成立。那年,他們邀請總會長彭明敏教授到奧城演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彭教授見面。」張信行說:「在此之前,我讀過他寫的《自由的滋味》,很受感動。那次演講會結束後,我和美星送他到機場。望著他踽踽獨行的背影,想到他為台灣所作的犧牲,不禁感到心痛。回頭一看,發現美星已淚流滿面。」 「此後,我們一直與彭教授保持密切的聯繫。」美星補充說:「即使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幫彭教授在北加州舉辦『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五十週年大會。」 一九八七年,「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出獄後造訪美國,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場公開演講,更讓台灣同鄉領受國民黨學生的霸道。 張醫師說:「我們本來已向奧城市立大學的藝術表演中心租好演講場地,不料海報貼出後第二天,校方即接到中國同學會誣指黃信介為一暴力份子的密告,通令所有場所不得借給台灣學生。我們被迫在倉促之間更改演講地點。幸好得到卜睿哲﹝Richard Bush﹞父親卜教授的幫助,才在學校附近的美以美教會借到場地。」 「但接著,我們在張貼變更地點海報時,又遭到國民黨職業學生的無理干涉。」他繼續說:「更過分的是當黃信介演講時,居然有十多位國民黨學生揮著旗子,一字排開、旁若無人地走上講台,干擾演講。其中一位女生更拿著照相機,公然向聽眾拍照,引起群眾的憤怒。」 這些惡行徒使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更加惡劣。美星在奧城的一位好朋友王明玉,同是醫生太太,彈得一手好琴,常在美星演唱時為之伴奏。美星說:「我們組台灣同鄉會時,邀請王明玉參加,她還不解地問:『有華人協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組台灣同鄉會?』沒想到經過這些事件,她對台灣的事情比我們更投入。她在一九八八年擔任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九年主辦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一九九○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後來更回台灣,與蔡同榮一起推行公投,爾後創辦民視,如今是民視的副總經理。說來,我是用跑的,她是用飛的。」 黃鶯出谷 美星住奧城期間,不忘充實自己。她自學會開車後,即請張醫師在晚間照顧孩子,自己驅車前往城中,拜師學聲樂。一九八五年,她正式進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研究所,修習歌劇。兩年後,取得歌劇碩士學位,此後即經常在台美人的音樂活動中公開演唱。 尤其隔年,張信行轉往北加州的華盛頓醫院行醫,全家搬到舊金山灣東南的福里曼特﹝Fremont﹞市。加州台灣人多,活動多,更賜予美星發揮才能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加州台灣同鄉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舉行台美人超大型音樂會,一共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音樂會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即由黃美星擔任。美星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當場留給眾人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一群加州同鄉為宣揚台灣文化,特別組台灣文化音樂團,到全美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黃美星亦參與其中。此行不僅使她的演唱技巧更臻成熟,同時亦使她與作曲家蕭泰然、文化醫生林衡哲等奠下深厚的情誼。 一九九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屆滿四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為攸關台灣前途的事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當時的FAPA北加州分會會長張雅美邀請黃美星協辦並主持晚間的音樂會。美星特別偕張醫師回台,邀請她在大學時所景仰的曾道雄老師前來演唱。 美星說:「曾老師寶刀未老,風采依舊。那晚他一連唱了十餘首歌,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尤其一首《我要再回去我的故鄉》,更讓全場為之落淚。因為那時黑名單尚未解除,許多人歸不得故鄉,聽到這首歌,觸景生情,淚流滿面。頓時會場一片飲泣聲,氣氛非常感傷。」 以歌聲詮釋感情,正是美星努力的目標。一九九二年七月,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在台北社教館舉辦一場「島國的旋律」,美星應邀在會中演唱蕭泰然的「遊子回鄉」、「蕃薯不驚落土爛」等歌曲,真情流露,也令不少人為之動容。 接著,南加州台灣聯合基金會連續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舉辦兩次「台灣文化之夜」。美星皆應邀演唱,奠下台美人聲樂家的形象。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後的深夜,音樂大師蕭泰然突然大動脈爆裂,生命岌岌可危。幸在緊要關頭,為林衡哲醫師發現,送醫搶救並進行重大手術,方拾回生命。行經死蔭幽谷的蕭泰然稍微康復之後,就決意為台灣寫下一部足以流傳久遠的交響詩。 他比照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半年後完成一部澎湃壯麗的《一九四七年序曲》。一九九四年七月,蕭泰然赴舊金山參加台灣文化節,隨身攜帶這部剛完成的樂曲手抄本。在同鄉鄧基碩家裡,他將該樂曲出示在座的同鄉看,並表示對一個作曲家而言,作品如未經公演,不算完成。他企盼這部具歷史意義的交響詩能在舊金山和台灣兩地首演。 當時在場的張信行夫婦深受感動,尤其美星更下決心要完成蕭老師的心願。為此,她整整奔走了一年,打過上千次的電話,也數度往返美、台兩地間。 策劃《一九四七年序曲》公演 「其間遇到許多挫折,心情常如同洗三溫暖。」黃美星說:「首先是接洽交響樂團的問題。大凡像舊金山這類國際級的交響樂團,行程早在兩年前便已排定。我退而求其次,接洽聖荷西交響樂團,但一問行情,便打退堂鼓。正當沮喪之際,忽然想起我三個孩子都參加的奧克蘭﹝Oakland ﹞青少年管絃樂團,水準不錯,每年都舉行公演,而且正計劃作遠東行。倘若他們公演時,能演奏《一九四七年序曲》,到遠東巡迴演出時,能加入台灣一程,豈不兩全其美?想到此,我就興奮起來,趕緊洽商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 「沒想到樂團董事會裡,有人認為這部樂曲涉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予以反對。」美星又說:「我們因此寄上柯喬治﹝George Kerr﹞在一九四七年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請他們閱讀。並且與鄧基碩夫婦一同出席他們的董事會,予以解釋答辯,議案才獲得通過。」 至於籌組百人合唱團,更費盡周折。因為蕭泰然仿照貝多芬的《第九樂章交響曲》,在《一九四七年序曲》的最後,以氣勢磅礡的《台灣翠青》百人大合唱作為結束,因此在加州和台北兩地,都得籌組百人合唱團。」 為了在台北組百人合唱團,美星特地回台灣,先後接洽了台大合唱團、愛樂合唱團和台北縣教師合唱團。她說:「因為《台灣翠青》的歌詞含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意,每次洽談時,對方都說沒問題。但等譜曲寄出後,對方即以微妙的理由,予以拒絕,可說一波數折。最後,才由林典謨長老的姪女蘇金鳳在台北率台灣合唱團和數所教會的唱詩班聯合演唱,問題才告解決。」 在北加州方面,則動員了所有熱心鄉親與教會人士。大家從籌組合唱團、練唱、演出,乃至拉廣告、賣門票,莫不同心協力,一起忙碌了好幾個月。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序曲》假奧克蘭的卡文賽門斯﹝Calvin Simmons﹞劇院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演。 當日,近兩千位的劇院座無虛席,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地詮釋了象徵台灣四百年奮鬥史的交響詩,黃美星感性地唱出「愛與希望」的主題曲,百人合唱團波濤壯瀾唱完《台灣翠青》,一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接下來,黃美星帶領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的團員飛到台北,於七月十日在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近三千個座位亦皆告爆滿,演奏的場面益加熾熱。結束時,作曲家蕭泰然、指揮衛斯肯尼﹝Wes Kenny﹞與女高音黃美星連袂謝場三次,接受觀眾異常熱烈的喝采。 「那種感覺實在美妙。」美星笑道:「創作者與表演者只要獲得觀眾的共鳴與喝采,所有幕後的辛勞都在剎那間拋諸腦後。」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美星日後無論主辦音樂會或其他活動,都頗嫻熟。二○○一年秋天,舊金山和約屆滿五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又邀請黃美星籌劃音樂會。美星再度邀請曾道雄老師到舊金山演唱。這回,曾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演出他所編寫的第一齣台灣本土歌劇:《稻草人與小偷》,氣氛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 忘情投入選戰 張信行夫婦自搬到北加州,即非常活躍於當地的台美人社區。張信行自一九九○年以後,即年年擔任不同社團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北加州東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TAFNC註二﹞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西區理事長、北加州台灣醫學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協志會會長、以及數屆的FAPA中央委員。 此外,他亦是一九九二年護送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回台的「彭明敏返鄉團」團員,一九九六年的「彭明敏競選總統後援會」、一九九八年的「南長北扁後援會」、二○○○與二○○四年的「陳水扁競選總統後援會」的北加州總召集人,目前的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會長、暨「海外阿扁之友會」副總召集人。 這些琳琅滿目的頭銜顯示出他的人氣與熱忱,同時也意含著他身旁有個幫他打點一切的好助手。事實上,溫和理性的張信行與性情中人的黃美星確是一對好搭擋。兩人裡外配合,在社區裡服務又散熱。美星的熱情與衝勁,大家有目共睹。她在二○○○年忘情挺扁的表現,迄今猶為朋友間的趣談。 那年,台灣總統競選白熱化,眼見連、宋分裂,台灣人第一次有當家作主的希望,綠派人士莫不情緒高漲,個個非常投入。 大選前一個月,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飛到北加州募款,美星為之主持募款餐會。她事先向經營珠寶業的「阿嬤」莊林素芳募得數十件珠寶,當晚全部披戴在身,然後站在舞台中央,使出丑角的本事。 她盡量讓大家笑呵呵,把場面拉得熱哄哄,再將身上的飾物一件件解下叫賣,讓大家在亢奮的氣氛中不斷喊價。每逢稍有冷場,便指點「密使」張醫師叫價。如此一個晚上下來,竟然為扁、呂陣營募到六十二萬美金,讓人嘖嘖稱奇。 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華文媒體一致看好宋楚瑜,把綠派人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那時,東森電視在北加州舉辦一場總統大選海外問答會,三黨各派代表答辯。相較於國、新二黨的重量級學者官員,民進黨派出一個學生模樣的蕭美琴,輕裝便服,表現卻有過之而無所不及,讓親綠的台僑十分驕傲。 會後,美星拉美琴到一旁,低聲問她吃飯沒?美琴答說吃了一個便當,美星心疼,遂和婦女會的春惠等姐妹們商量,臨時帶蕭美琴到阿嬤家吃宵夜。大夥人在那裡七嘴八舌,當然最關心的是如何拉抬阿扁的聲勢? 當時美琴回答:「若能遊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出面挺扁,將對選情大有助益。」 一句話說得美星躍躍欲試,真要把請李遠哲出面視為己任。其實她與李遠哲並無私交,僅在餐會見過面。但李遠哲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之前,長期任職柏克萊大學,與灣區不少科技人士熟識。而他的一位摯友正是信行與美星的朋友。 淚灑中研院 他們於是央請這位朋友回台勸李遠哲出面挺扁,同時由同鄉施天墩寫了一封敦請李遠哲挺扁的信,在灣區籲請同鄉聯署。 「結果這位朋友因故未能返台。」美星說:「我那時已回到台北,眼見選情緊繃,心裡非常著急。我同時聽說其實李遠哲並未親獲扁、呂二人的請託,於是自告奮勇,要當面呈遞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親筆函,請李遠哲出面挺扁。」 她繼續說:「我因此懇請這位朋友無論如何得安排我與李院長見一面。終於在大選前五日的上午,我在電話中與李遠哲談上話。他要我當日下午三點半到中研院院長室,願意接見我五分鐘。我放下電話,心急如火,因為我手頭尚無扁、呂兩人的親筆信。」 選戰正赤燄,如何在數小時內找到扁、呂兩位大人物,並且得到他們的親筆函,確實是一大挑戰。幸好美星這麼多年,在家裡招待過不少民進黨人士,認識一些人。她連續打了數個電話,獲悉呂秀蓮正在某處開會,連忙在同鄉郭漢甫的帶領下,火速趕往會議現場。 「進了大樓,只見門禁森嚴,會議室外有幾個人巡行。」美星說:「我認出其中一位就是不久前,隨呂秀蓮到北加州的隨扈,趕緊向他招招手。他聽我說明原委,立刻進去呈報。不久,呂秀蓮出來,引我到二樓辦公室。經過簡短交談,她取出一張沒有抬頭的白紙,寫下致李院長的短箋,交給我。我如獲至寶,趕緊飛奔另找阿扁去。」 她接著說:「阿扁那時正在另外一棟大樓召開國際記者會議。我趕到那裡,由李逸洋接見,在會客室裡等到記者會結束後,見到阿扁。阿扁表示感謝我的好意,請我繼續照原先的計劃進行,但他另有與李院長聯繫的管道。我因此沒有拿到阿扁的信。」 當日下午三點半,美星如約趕到中研院,在院長室見到了李遠哲博士。她先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發動募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委員會」賑災款額當面交給李院長,再遞上千人敦請李遠哲挺扁的聯署簽名信。李遠哲迅速瀏覽一下,裡面確實有不少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她再呈上呂秀蓮的親筆函。美星說:「李遠哲看信後,沉默不語。半?才道:『李登輝總統剛剛來過,才走。』我一聽,心想這下完了!李登輝是總統,位高權重,那時正極力為連戰輔選。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怎能與之相比?情急之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時腦子一片空白,只記得喊出內心最真誠的話:台灣需要你!只有你能救台灣!」 「李遠哲站在那裡,一言不發,毫無動靜。」她繼續說:「我像唱獨腳戲般,哭了一陣,猛然想起五分鐘早都過了,趕緊擦擦眼淚,準備告辭。這時,忽聽李遠哲開口道:『我希望再過兩天,會有一些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和我一起站出來,支持阿扁。』天哪,簡直峰迴路轉!我大喜過望,連聲道謝、再告辭。」 然後,如眾所知,大選前三天,李遠哲和殷琪、許文龍等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們出面挺扁。剎那間,阿扁聲勢水漲船高。數日後,他擊敗連、宋,當選台灣總統。 「台灣總算結束長期的外來統治,我們開心許久。」美星說:「其實阿扁執政,對我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我們為台灣所做的事,不過是海外僑民熱愛母國的真誠表現罷了。」 心心念念一間厝 北加州沿著舊金山灣一帶,通稱灣區﹝Bay Area﹞,亦稱矽谷,是全球尖端科技的搖籃。在繁華的七、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台灣人前往發展。三十年來,台灣鄉親沿著舊金山灣,成立了舊金山台灣同鄉會、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南灣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協志會、台灣婦女會和台灣長輩會等八大台灣人社團,聯合組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北加州儘管人才濟濟,獨缺台灣會館。早在房產不那麼貴的年代,還有人提。後來房價狂飆,成立會館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眼見北美其他城市如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聖地牙哥、溫哥華等地,都先後成立了台灣會館,一些同鄉心裡不免遺憾。 張信行說:「美星每次開車,見到一個好地點,就唸道:這地方用來當台灣會館,不知多好!」。 一些朋友也知道黃美星念念不忘台灣會館。二○○二年,她的好友媛仔和聖荷西迦南教會的陳德輝長老先後打電話給她說,若她願意出面號召籌組台灣會館,他們願助一臂之力。 「這兩人實在是會館的原始催生者。」美星說:「我因此開始?求有志之士,商討籌館事宜。不久,一群朋友常在我家開會,但談來談去,總因為涉及金額龐大,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 二○○三年正月,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長張祿生甫上任,即感慨說,聯合會都已成立三十年,還沒有一個「家」,每次會長換人,成堆的公產就得隨著會長搬遷。 「我們實在需要一間會館。」他打電話給美星說:「現在房租較疲,只要籌個三、五萬,租個一、兩千平方呎的地方,隔成三間:一間辦公室,一間大廳和一間貯藏室,會館不就成了?」 美星一聽,心裡快速盤算:若先找十個人,每人斥資兩千五,其餘三百、五百地募捐,要籌個三、五萬,應無太大困難。如此想著,便抓起電話,徵求十名願捐兩千五的善士。結果一天之內,就達到目標。 成立北加州台灣會館 一月底,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召開三十週年暨春節聯歡大會,將近千人參加。美星打鐵趁熱,將這十名善士的大名寫在一張紅紙,張貼在會場入口處。自己則拿著一疊籌組會館的傳單,站在門口,逐一分發。 晚會時,張祿生請黃美星上台報告會館籌備事宜,接著當場進行募款。鄉親的反應十分熱烈,那晚連認捐在內,一共募到三萬五千美金。 有了東風,萬事啟動。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委員會馬上成立,委員計有張信行、張祿生、陳德輝、陳光博、邱俊邦、李華林、林典謨、施天墩、石清正和翁嘉盛等十名,由張信行擔任召集人。他們隨後起草組織章程,向加州政府申請立案,並積極覓尋館址。 某日,張信行牙疼,到鎮上看牙醫。牙醫師吳銀鏤告訴他,該診所樓下目前空出,或可租來當會館,屋主是診所內另一位很有愛心的吳怡明牙醫師。 張信行下樓一看,該處佔地近三千平方呎,診所位於福里曼特市主要大道旁,交通方便,地點適中,停車場遼闊,倘若租金不太貴,倒是個理想的所在。他於是打電話給家中的執行長。美星行動力強,聽了之後,立刻趕來看地方,隨後聯絡籌委會的委員們看場所,然後即與吳怡明醫師搏起感情來。吳醫師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苦心,真的答應以僅夠維持費用的條件出租。如此順水推舟,雙方在數日內即簽下合同。 接下來,整修、粉刷、換地毯等事一一進行。每日都有義工前往幫忙,許多鄉親也慷慨捐贈辦公室傢俱、電腦、器具用品與各種裝飾品。一個半月後,金色的「台灣會館」四個大字堂堂正正地鏤在會館正面大牆上,也印在入口的玻璃大門上,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四月十七日,僑務委員長張富美自台北飛到北加州,參觀這個甫誕生的台灣會館。五月一日,會館正式啟用,插花、烹飪、吉他、國畫、元極舞、手工藝、人生講座、幼兒音樂、基礎數學等陸續開班,每日人進人出,充滿朝氣。 九月,北加州台灣會館舉行開幕茶會。當日秋高氣爽,館裡館外、連同停車場,都站滿了談笑風生的鄉親。數十年的盼望竟在短短數月內落實,真是天佑。 「會館成立迄今,每日都在進步中。」美星說:「尤其欣慰的是我們成立了台灣學校,肩負在海外傳播台灣精神與文化的任務。學校開課以來,班班皆滿,不少學生還是台美人的第三代。我們採通用拼音教學,不僅教中文、台語和客語,也教台灣文化,目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認同台灣與台美族裔。」 她接著說:「此外,我們也組了台灣會館合唱團。由大家所敬愛的宋泉盛牧師娘陳美滿擔任指揮,每兩星期在會館練唱一次。遇有節慶或活動,大家就上台表演,其樂無窮。」 「會館是大家的公厝,愈多人使用,愈能發揮功效。」張信行說:「我們目前還無法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大小瑣事,皆由熱心義工服務。目前希望會館能儘快制度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擁有一棟永久的會館。」 目前經常坐鎮會館的義工有黃美星、張麗雪、吳蘭君、李梅英、黃秋蘭、林賴翠珠、林春惠、林雪惠、王麗金以及一大群授課的老師們。美星時常一早到會館,開門、沖茶、煮咖啡、接電話、安排會館的種種活動,直到晚上的課全部結束,張醫師到館裡幫忙清理垃圾後,再相偕回家。 「會館是許多人的寶貝,我們用心呵護它,目的在讓人知道這裡有一個興旺的台僑社區,和有一個象徵台美人凝聚力的台灣會館。」美星說。 受祝福的人 美星的生活充滿熱鬧與忙碌。丈夫、孩子與朋友環繞身邊,有關台灣的事,則讓她馬不停蹄,不斷向前奔走。除了會館外,她經常主辦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與募款餐會,每天都有講不完的電話,要聯絡事誼、推銷門票,也要與人搏感情。 她說:「辦活動需要大家幫忙,所以平時得和人搏感情,活動才辦得起來。雖然現在網路很方便,但畢竟電話三分情,尤其要銷售音樂會或募款會門票,更得親自打電話。我曾幾度為了促銷音樂會的門票,坐在電話機旁,從早打到晚,連孩子們都說媽媽好瘋狂。」 「我和美星最感安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認同我們的理念。」張信行說:「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老大葛麗正式將全名更改為Gloria Taiwana Chang,就是加了一個「Taiwana ﹝台灣人﹞」的中間名,藉此表示她對台灣的認同,作為給我的慶生獻禮。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美星五十生日那天,張醫師要帶她到舊金山吃飯。全家難得進城,自然興奮。待她推門進餐廳的剎那,耳際突然響起「生日快樂!」的歡呼聲。原來所有親朋好友都聚在那裡,為她慶生。張醫師擁著她,稱她是他永遠最美麗的星星。 美星感動得熱淚盈眶。她說:「我實在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一生得到許許多多的祝福。有些人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舉辦這麼多活動。其實我的力量來源,就是感情兩個字。親情、愛情與友情都是敦促我作事的原動力。而台灣更是我所有感情的總合,所以我常為有關台灣的事,忙個不停。」 張信行說:「我年輕時,日夜以醫院為家,生活戰戰兢兢。和美星結婚後,才發覺人生還有許多層次。兩人到了美國,對故鄉有了嶄新的認同,因而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在服務社區、回饋故鄉上,反而覺得人生更完全、更有意義。」 當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年輕時僅是你儂我儂,在經過一番洗禮後,竟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張信行與黃美星是海外受到祝福的一群,難得的是他們能知足感恩,攜手付出,更為海外的台僑社會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故事。 楊遠薰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廖述宗 芝大教授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生命的執著 廖述宗教授在三十幾歲時,即發表一系列卓越的男性荷爾蒙研究論文,揚名國際生化界。 他在一九八○年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成為當時海外人士與島內民主鬥士接觸的前鋒。 他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盡力引介高科技產業到台灣,希望與有志之士共同建設台灣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是一個典型的早期台灣留學生,睿智、勤奮、深思、熱情,對台灣尤其充滿期許。 一個五月天,我與這位傑出的的生化學家漫步在芝加哥大學的校園,聆聽當年如何從一個追求知識的青年,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生命科學家,然後又成為一個威權時代的政治異議者,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執行者,覺得他的人生真是豐富,難怪他會一再強調「成功的意義,不在終點,而在過程」。 啟蒙的歲月 廖述宗於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台南,父親是著名畫家廖繼春。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妹。童年時,他的父親在台南長榮教會學校教美術,母親在家開了一家叫「文藝社」的文具店,個性體貼的他從小就常幫著母親煮飯、做家事、看店、賣文具。 「我的父親是個沉默溫和的人,」廖述宗說:「他的熱情全都表現在繪畫上,對孩子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他對我的影響可說無形而深遠,我後來在科學上的創造與發見,即源自他在藝術上的臆想與發揮。」 述宗自小喜歡觀察一切有生命、會蠕動的東西。他養了很多蠶,看著幼蠶變大蠶,再作繭成蛹,破繭化作蝶,覺得生命實在奇妙。小學三年級時,他遇到一位非常崇尚自由的日本老師,名叫星襄一,經常帶著學生們到樹林裡上課,更加啟發他對大自然的喜愛。 就讀台南一中初二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機大舉轟炸台南,他眼見房子被炸,災民哀嚎,難民爭相疏散,敏銳的心靈充滿了對戰爭的驚悸與厭惡。接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他目睹一批批的國軍如散兵游勇,漫無法紀,作出一連串侵害百姓權益的行為,內心又不禁痛恨、失望。 唸高一時,由於他的父親應聘到甫成立的台中師範當美術科主任,述宗乃隨著家人搬到台中,轉學至台中一中。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血腥的大屠殺如夢魘般,在他腦裡揮之不去。 廖述宗說:「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苦悶的時代與黑色的政治陰影使他成為一個深思的青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思索生命的意義,並且非常同情貧苦弱勢的人。 邁向科學之路 一九四九年,廖述宗自台中一中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台大農化系。他說:「因為台大只有動物系、植物系,卻沒有生化系,所以我選擇既要唸生物,也要唸化學的農化系為第一志願。」 事實上,他還一度與醫學系結緣,卻自動放棄。原來他升大二的那年暑假,參加轉系考試,以第一名轉進醫學系。但結果只去上了三天課,他便打退堂鼓。 他笑著說:「因為當時一位教動物學的老先生要學生在三天內,背下兩百多根人體骨骼的名稱。我覺得我的腦袋不能全用來背記東西,所以又轉回農化系。時隔這麼多年,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唸了農化,我的發展更加海闊天空。」 他在農化系的出色表現使他從大三起,便在何芳陔教授的研究室當研究助理,從事木耳的研究。服兵役時,他參加全國高等考試,高中狀元。退役後,他回台大農化研究所深造,獨自研創一套用化學液體培植蘑菇的方法,深受重視。這篇論文不僅使他獲得台大碩士學位,並且亦得到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 I T註三)的優渥獎學金,於一九五六年踏上留學之途。 那年秋天,滿腔壯志的廖述宗抵達芝加哥,心中暗自希望數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即返鄉服務。沒想到一開始,便遇到挫折。他到伊利諾理工學院生物系報到後,系主任海德克﹝Hedrick﹞博士告訴他,他所培植的蘑菇太小,沒有經濟價值,因此這項研究計劃已被取消,但系裡改派他到另一個更大更有名的研究小組工作。 原來該系已有幾個博士和碩士先後發表論文,證實密西根湖的湖水含有抗生素。在抗生素奇貨可居的年代,若能自湖水提煉,真是一大福音。因此系裡已在密西根湖畔,建造一座自湖水提煉抗生素的試驗工廠,準備派廖述宗去管理。但在去之前,他必須先在實驗室學會提煉抗生素的方法。 他們的做法是將湖水放進離子交換器,分離出抗生素後,濾掉其他,再用溶劑將抗生素洗出來。聽來不難,問題是廖述宗無論怎麼做,都做不出想要的結果,令他十分困惑。隨著日子一天天消逝,他的信心逐漸減少,到後來只好作捲舖蓋的打算。 他向系主任坦承做不出結果,但在宣告失敗之前,希望系主任和他一起作一次實驗,以便瞭解癥結之所在。海德克博士覺得這要求合理,於是捲起袖子,動手和他一起作實驗。 不料兩人做了三個月,竟還沒作出結果。後來,廖述宗獲准調閱前人的實驗記錄,仔細加以比較,總算發現原因。原來前人的實驗並沒有測量離子交換器流出來的液體酸鹼度。換句話說,細菌被殺死,是液體本身帶酸性的緣故,不是湖水裡含有抗生素。 這項發見令系主任大驚失色。因為這表示整個研究計劃的前提是錯誤的,試驗工廠必須關掉,龐大的研究計劃亦將終止。 「當時實在不知該喜,還是該憂。」廖述宗說:「喜的是証明我的實驗是對的,拾回一點信心。憂的是我才到一個新地方,便攪壞了人家整個計劃,處境很尷尬。思慮再三,覺得不如離去,但系主任反而挽留我。他說系裡其實很感激我的發見,因為與其投下更多的資本,不如趁早結束。」 後來,他請系主任寫推薦函,讓他轉學。由於廖述宗曾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一篇有關核酸結構的論文,所以不久便接到康乃爾大學一位哈利﹝Robert Holley﹞教授的來信,表示要收他當學生,並且願意提供獎學金。廖述宗高興異常,趕緊回覆,表示即將前往。 這位當時正在從事最新核酸﹝nucleic acid﹞研究的哈利博士後來以在核酸方面的重大成就,獲得一九六八年的諾貝爾獎。但命運之神卻使廖述宗無緣與之相會,反倒奇妙地將他留在芝加哥,展開另一頁燦爛的學術生涯。 誤闖芝大 一九五七年夏末,廖述宗正打點行李,準備前往紐約的綺色佳﹝Ithaca﹞之際,一位朋友勸他說,離開芝加哥之前,不妨到近在咫尺的芝加哥大學走一走。廖述宗亦覺得有道理。自己在芝加哥住了一年,每日關在實驗室裡,不曾到外頭探個究竟,最起碼也該到聞名遐邇的芝大見識一下。 於是他找個風和日麗天,獨自搭車到海德公園。進了芝大校園,他到處晃蕩,但見一棟棟哥德式建築宏偉如城堡,校園碧草如茵,鐘聲悠揚,確實有學術氣氛。 徜徉一陣,他走進生化系大樓,看見一間辦公室門外掛著系主任伊凡斯﹝Earl Evans﹞博士的名牌,一時興起,便舉拳敲門。 也算巧合,伊凡斯博士親自應門。他不但開門讓廖述宗進去,還坐下來和他談話,並且帶他參觀實驗室。廖述宗受寵若驚,覺得這人實在親切,於是滿心歡喜地謝了又謝,便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料到了下午五點鐘,他竟接到伊凡斯博士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再到芝大一趟。滿頭霧水的他不便拒絕,隔日便依約前往。 他到了系主任辦公室,伊凡斯博士要他逕自到「明美﹝Ben May﹞癌症研究中心」,見一位塔拉萊﹝Paul Talalay﹞教授。廖述宗遵照指示,找到塔拉萊博士。這位塔拉萊博士也真絕,二話不說,便遞了一件實驗衣給廖述宗,兩人便開始動手做實驗。 如此一忙,忙到下午四點鐘。塔拉萊博士請他喝茶,並交給他一份資料,要他回去好好研讀。廖述宗愣了一下,心想這其中一定有誤會,趕緊解釋道:他到芝大不過是探訪,過兩日,他就要啟程赴康乃爾大學,攻讀生化博士學位。 「什麼?」這下輪到塔拉萊博士錯愕了。他說:「你不是要到這裡來唸書嗎?我們昨天還特別為你開了會,討論要給你的獎學金和研究項目呢!」 提起這段往事,廖教授迄今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說:「當年可能我的英語太差,他們誤以為我要到芝大唸書,見我的表現還不錯,就決定收我。」 就這麼一個奇妙的機緣,廖述宗沒經過入學申請,便直接進芝大生化研究所,而且此後一輩子都在芝大,並與恩師哈更斯教授﹝Charles Huggins﹞結下半生緣。 癌症化療之父─哈更斯博士 哈更斯博士﹝Dr. Charles Huggins﹞是一九六六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今的癌症化學治療之父。他於一九二七年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參與醫學院的創立,並且出任泌尿科主任。 他於一九四一年發現癌細胞必須倚賴荷爾蒙方能成長,主張以去除男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攝護腺癌,結果成為全球治療癌症的先驅。接著,他主張以去除女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乳癌,也很成功。時過一甲子,這些治療方法至今仍是醫學界治療癌症的正統方式,哈更斯博士因此被稱為「癌症化療之父」。 哈更斯教授在一九五○年獲得阿拉巴馬州的明美先生的捐贈,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成立「明美癌症研究中心」,延聘全球最優秀、最富創意的年輕學者,從事各種基礎醫學的研究。結果不出數年,該中心便成為舉世馳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當廖述宗在一九五七年進入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時,哈更斯博士已是醫界和學界的泰斗。「他待人很親切,毫無大師的架子。」廖教授說:「他時常在下午四點鐘到我的實驗室看我,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你今天有什麼發現?』。發見(Discovery) 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他的名言:『發現是我們的本分』成了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人人奉行的圭臬。」 一九六一年,廖述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為哈更斯博士所延聘。此後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互相切磋琢磨。「哈更斯博士一直工作到九十一歲才退休,我們一共相處四十年。」 廖教授緬懷地說:「他治學的嚴謹、對學術的執著、注重思考與創造的作風,都是我的楷模。他是我終身的良師與益友。」 廖述宗也因為哈更斯教授的關係,認識了生化界另一大師李卓皓博士。他說:「執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李卓皓博士是哈更斯教授的好朋友。他每次到芝加哥,一定到芝大拜會哈更斯博士,我們也因此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李卓皓博士在一九六九年訪問哈更斯教授的一件逸事,至今猶為廖述宗所樂談。他說:「李博士那年回台籌設生化研究所。有一天,他突然到芝大探望哈更斯教授。哈更斯教授把他留在七樓的辦公室,自己下樓來找我,對我說:『李博士要請你回台工作,請你對他說不,好不好?』說完,他轉身上樓。果然半小時後,李卓皓來找我,邀我回台工作,我客氣地婉拒了。」 就這樣,廖述宗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直到今日。他的辦公室正前方始終掛著一幅「發見是我人之本分」的字畫,左邊牆壁則高懸著哈更斯博士的巨幅照片。大師沉思的眼神,彷彿在昭示世人:「科學是無止境地求真與發現,人類的進步乃是思考與創造的結果。」 男性荷爾蒙研究的先驅 廖述宗自到芝大後,即如璞玉遇到名匠,不斷琢磨,日益發光。他在芝大的第一年,便發現一種奇異的新酵素。他將之純化,並研究其功能,不久便完成了博士論文。 接著,他從事其他三種不同的研究,皆有嶄新的發現,也因此發表了數篇受人矚目的論文。一九六○年,他開始從事男性荷爾蒙的研究。當科學家們尚不知核酸在何處能產生何種功能的時候,他即指出男性荷爾蒙主要在細胞核內,促進核酸的形成。這篇論文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後,成為科學界「荷爾蒙基因學」的先趨。 他接著在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一個非常創新的發現。當時,科學家們認為男性荷爾蒙的睪固酮﹝testosterone﹞在睪丸?形成後,即經由血管輸送到各器官,產生作用。但廖述宗卻發見睪固酮本身不會產生作用,必須經由一種五甲位還原酵素(註四)轉變成二氫睪固酮(註五),並且與另一特殊的細胞核受體﹝nuclear receptor﹞結合,才能產生作用。 由於當時的科學界尚無男性荷爾蒙活化的概念,因此這項非常創新的理論起初不被美國的權威學者所接受。論文寄出後,整整七個月,不見刊登。一九六七年春,他將這篇論文寄到英國的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立刻獲得重視,旋即刊出。論文發表後,馬上引起巨大的迴響,全球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般飛來,並紛紛尋求研究上的協助。 因為這項發現開啟了科學界研究荷爾蒙的新方向,一些依男性荷爾蒙滋生的疾病如攝護腺癌、禿頭、青春痘等後來皆得以獲得治療。所以直到一九九○年十月,這篇論文尚且被美國的「科學論文統計組織」評選為該月「科學界引述最多」的一篇經典之作。 廖述宗那時才三十七歲,即已是聞名國際的生化學者。往後四十年,他每兩、三年,便都有一項重大的發現問世,因此大師地位始終屹立不搖。他在生化界的許多領域包括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受體、抗男性荷爾蒙、抗男性荷爾蒙受體、陰陽人的謎思、治療攝護腺癌的研究與方法上,皆是同行的先驅,每年都有各國的學者到他的研究室進修,而且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國際著名的專家。 至於他發現的「五甲位還原酵素抑制劑」因能抑制男性荷爾蒙在皮膚及攝護腺等組織的活性,導致後來默克﹝Merck﹞藥廠開發出兩種新藥,一是治療攝護腺腫大的婆羅斯卡﹝Proscar﹞,另一是治療禿頭的婆羅貝西﹝Propecia﹞。這兩種藥品每年的銷售量都達數十億美金,為默克藥廠帶來巨大的利潤。 九十年代以後,廖教授在綠茶與草藥上,亦有獨特的研究。他發現綠茶裡的EGCG具有重要的藥理作用,可以用來治療肥胖、青春痘、及某些癌症。但是製作綠茶時,不得發酵;飲用綠茶時,亦需注意一些方法,才能保留EGCG的成分。為此,他經常應邀至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地,講述飲用綠茶的好處與方法。 晚近這些年,他在對抗老人癡呆症﹝Alzheimer﹞與膽固醇的研究上,亦有許多驚喜的突破。他發現有一種LXR的調節物,無論在中風、血管阻塞、心肌梗塞、或老人癡呆症、某些癌症及發炎的形成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若能開發成藥品,將對增進人類的健康,有著無比重大的貢獻。 他得過許多學術卓越獎,包括荷爾蒙研究的最高榮譽平卡斯﹝Pincus﹞獎,以及國人比較熟悉的台美基金會科技獎、杜聰明醫學獎、李卓皓生化獎等等。此外,他長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註六)的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重要科學期刊與研究基金的審核委員,但廖教授對這些榮譽,始終以平常心看待之。 他說,他一生重視的,主要只有兩個信念:一是身為哈更斯博士的信徒,他深信科學研究的目的在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二是身為台灣人,他深信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為故鄉作更大的奉獻。 芝大的大家長 廖述宗儘管表現優異,人緣亦佳,但在追求女朋友方面,卻相當保守。他笑著說:「在我的年代,台灣就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整個台大,誰和誰約會,大家都知道。」 幸好他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在這方面幫他許多忙。他的母親林瓊仙女士出自豐原望族,是彰化高女第一屆畢業生,平時熱心公益,亦擅長幫人作媒。當她眼望兒子即將拿到美國博士,尚未見到準媳婦,不免想助一臂之力。 某日,她聽到一位同鄉的女兒即將赴芝加哥大學留學,連忙邀約述宗的三舅媽一起登門造訪。廖媽媽見了女孩,滿心歡喜,趕緊打開皮包,取出一樣小東西,請小姐帶給她的兒子。小姐不便推託,到了芝大,即打電話給廖述宗。此後兩人一見如故,花前月下,儷影成雙,一九六○年,他們便在芝大的教堂結婚。 年輕的廖太太叫郭淑卿,有一張圓圓的笑臉,常給人歡喜的感覺。她自東京神學院畢業後,即到芝大神學院深造。廖述宗因此以為準岳父一定是名牧師,直到快結婚了,才知道原來就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暨慈善家郭頂順先生。 由於兩人都好客,他們婚後乃經常邀請芝大的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當年常在廖家作客的林秋鴻回憶說:「記得一九六一年的除夕夜,我們幾個窮學生在廖教授家過年。那時,師母已經大腹便便,仍和廖教授在廚房忙個不停。忽然間,陣痛起來,廖教授連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晚,他們的老大慈瑛便誕生了。」 小家庭成長得很快,短短幾年間,老二慈芬、老三慈明、和老四慈卿相繼出世。淑卿兩隻手帶四個小娃娃,日夜忙得團團轉。廖述宗那時的研究也正有重大的發現,因此亦頗覺分身乏術。但儘管生活忙碌,他們仍不忘照顧學生。大夥人春天郊遊、夏天野餐、秋天採蘋果、冬天溜冰,除夕夜請學生們到家吃年夜飯,儼然像個大家庭。 芝大的台灣學生越聚越多,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組織「芝大台灣同學會」。由於學生社團需要請一名教職員當顧問。廖教授是大家公認的不二人選,因此往後許多年,他擔任芝大台灣同學會的顧問,形同芝大台灣學生的大家長。 當時每逢過年過節或同學會聚餐,他即清晨載著學生到?菜大賣場,買一整車的菜回家。然後大夥人在廖家一起切切剁剁,煮出一大堆食物來。若到端午,廖教授夫婦更是通霄包粽子,一包數百個,至少讓每人都能嚐到一個。 「當年為了讓大家有潤餅捲吃,廖師母回台灣時,還特地去學擦潤餅皮。」現在是皮膚科專家的梁德明醫師回憶說。 其時的芝加哥是美國的第二大城,也是台灣人的主要聚集處。芝城同鄉在一九五六年即成立中西部台灣同鄉會,一九七○年更發展成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到了八十年代,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每次開年會,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若有島內人士來演講,更達七、八百人。要找一個可容這麼多人開會的地方,絕非易事。那些年,便常由廖教授出面,向芝大租借國際學舍。若是輪到由芝大台灣同學會主辦,那更為了準備數百人吃的晚餐,忙得人仰馬翻。 「那年頭,大家都沒錢,不可能到館子叫菜,菜全都自己做。結果每個人都分配到工作。李遠哲在芝大時,也做過滷肉等東西。」廖述宗笑著說。 熱鬧的生活充滿美好的回憶,卻也暗藏一些難言的傷痛。國民黨在海外的特務非常活躍,舉凡帶有「台灣」兩個字的社團,皆被密切監視。因此社團裡的活躍份子大都上了黑名單,望斷歸鄉路。廖述宗也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三十年,至於何時被列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只待發現時,方覺傷痛在心頭。 知識份子的良知 廖述宗首度發現自己上了黑名單,是出國將近十年的時候。一九六五年,他應錢思亮校長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回台大講學時。那時,他與淑卿已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女兒。因為雙方父母都沒見過孫女,夫妻倆便興致勃勃地帶三個一至四歲的小娃娃回故鄉。 不料他們在東京欲登上回台的華航班機時,即遭機上特務阻擋。特務以三個小女孩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有共產黨徒之虞,不准她們上機。一家五口因此被迫在東京停留兩天,經過冗長的交涉,才得以回到台灣。在台期間,他亦遭特務跟隨,這時他心裡明白,此後回鄉將是一條迢遙路。 果然一九七六年,他的父親廖繼春在台北病逝,他申請回台奔喪,竟無法獲得簽證。「有許多年,我獨自一人時,每當想起自己連人子的最後一份責任都無法盡到,就不禁淚流滿面。」廖教授黯然地說。 無論如何,他對台灣始終有一份切不斷的情感。他在成長過程中,一再目擊國民黨無比殘酷地對待異己,因此學會噤若寒蟬的保身之道。出國之後,他沉浸在芝大自由的學術氣氛中,不禁為苦難的故鄉感到悲哀。他期盼有朝一日,台灣能脫離外來的獨裁統治,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 七十年代,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迅速增高,抗爭的過程亦充滿驚濤駭浪。廖述宗和許多海外同鄉一樣,密切注視島內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驟然發生,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接踵而至。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島內充滿肅殺氣氛,海外關心的鄉親莫不憂心如焚。經過數日的憂慮與思考,廖述宗終於決定出面,採取積極的救援行動。 他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普渡大學的蔡嘉寅教授共同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教授們,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聯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譴責國民黨政府濫捕異議人士的惡行,並且力主被捕人士應獲公平與公開的司法審判。 這項呼籲立刻獲得熱烈的回應。短短幾天內,一百三十七位台灣人教授參與連署。廖教授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籌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關懷島內的民主運動。」 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廖述宗、林靜竹、孫錦德、商文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等十六名教授聚集在芝大的國際學舍,召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籌備會。會中,大家公推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負責起草章程、召開成立大會。 會議後不到兩星期的二月二十八日,廖述宗忽然接到台灣來的緊急電話,驚惶地告以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林母及一對雙胞女兒皆被亂刀殺死,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正在緊急救護中的情事。打電話的人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非常害怕這種謀殺連環發生,每家將逐一遭殃,因此亟盼外界趕緊伸出援手。 放下電話,廖述宗心痛如絞,難以相信在這年代竟然還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片刻後,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中華民國領事館,激動地對裡面的人說:「你們再殺下去,我們全體台灣人都會站起來,用武力對付你們!」 領事館的人尚未接到台灣的通知,僅表示這事不可能發生。但一小時後,他們打電話給廖教授,表示對林宅血案深感遺憾,並對教授協會獲得消息之迅速,感到驚訝。 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廖述宗接著通知美國有關單位與主要的台灣人社團,共同商量救援之道,同時努力為教授協會催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正式成立。八月九日,第一屆會員大會假芝大「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會議室召開。四十多位與會人士一致推選廖述宗教授為創會會長,並選出張富美、張旭成和蔡丁財等為區域理事,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陳炳杞和賴義雄為一般理事。 廖教授擔任會長這一年,率領教授協會馬不停蹄地關懷「美麗島」事件的審判、策劃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並且成立台灣核能發電廠設置評估與B型肝炎預防的委員會,進行調查與探討等等。 就在他的會長任期即將屆滿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廖教授突然又接到一個令人心慟的電話,這回被告以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一位年輕教授陳文成攜妻兒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隔日陳屍台大校園的消息。 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廖教授打電話給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塞爾特﹝Cyert﹞博士,告以陳文成博士係他殺,不是自殺。塞爾特博士起初不相信,因為他自國民黨官方得到不同的訊息。但經廖教授解釋後,他開始懷疑台灣的官方之詞,因此同意進行調查。 接著,廖教授召開教授協會理事會,成立關懷陳文成案件臨時小組。他並且在芝加哥聘請到一位很有人權思想的法醫克爾遜那﹝Robert Kirschner﹞醫師,進行驗屍的研究。與此同時,塞爾特校長亦在匹茲堡聘到另一位法醫魏克特﹝Cyvil Wecht﹞醫師,到台灣進行實地的驗屍。 兩位美國法醫經過一番審慎的檢驗,共同提出一份嚴謹的報告,指出陳文成博士不是自殺,而是在世時被毆打、墜樓致死。 「陳文成博士的遇害,在海外引起極大的憤怒。」廖述宗說:「大家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長期惡行忍無可忍,因此教授協會決定出面予以揭發。」 教授協會於是積極動員各地會員,主動與美國媒體聯繫,分別揭發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各大校園的活動與黑名單的事情,令美國主流十分驚訝,紛紛表示不可思議。此後,國民黨特務的行徑亦較前稍微收歛。 一九八一年八月,廖述宗卸下會長職務後,轉任教授協會總部執行理事,繼續協助推展會務。當時島內人士縱使出了國,也不敢與海外的異議份子接觸,惟恐回台被逮捕、判刑。教授協會因此決定打破僵局,致力推動海內外交流。 一九八二年春,教授協會首創先例,邀請黨外監委尤清、立委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和國民黨籍立委紀政等五人到美國參加在田納西州舉辦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暨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這在當時是項突破性的大新聞。被邀的這五個人敢不敢來?能不能來?回去之後,會不會以違反動員勘亂時期戒嚴條例,被處以重刑?都是無法確知的謎題。但後來這五個人不但全都來了,而且所到之處,皆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迎。他們的言論與行蹤,皆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回台之後,又平安無事,可說是功成圓滿地達成使命,打破過往的僵局。 一趟破冰之旅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教授協會決定再接再厲,進一步推派代表回台,與國民黨高層進行溝通。但誰是此行的最適當的人選?大家不作二想,一致公推廖述宗教授。 問題是廖教授長期名列黑名單, 過去尚且無法回台為父奔喪,何以此時能公然回台,順利完成任務? 時隔二十多年,廖教授方才透露,一九八二年的八月台灣行,係李卓皓博士推薦,由台灣大學發邀請函,請他在一項由台大主辦的國際生化研討會上發表學術演講,他因此得以國際學者身份入境台灣。 回到台灣後,他經由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的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會面。在會見蔣彥士時,意外獲得與省主席李登輝晤面的機會,因而有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他描述與蔣彥士見面的情形說,那是一次難忘的會晤。八月九日上午,他在清華大學沈君山教授的陪同下,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在會客室接見他們後,就一直坐在一張罩著絨布的座椅上,雙手握緊扶把,上身挺直,看來很僵硬,也很奇怪。 廖述宗開門見山就林義雄家血案及陳文成命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他接著又說:「政府應讓赴美訪問的官員和學生,有參加台灣同鄉會的自由。」 蔣彥士問:「台灣同鄉會是否仍被一些對政府不友善的人所把持?」 廖述宗答:「台灣同鄉會是一個依民主程序運作的組織,幹部由會員選出,決策尊重多數決定,政府應該尊重這樣的一個民主組織。」 蔣彥士再問:「為什麼教授協會的名稱要冠上『台灣人』三個字?『台灣人』的定義是什麼?」 廖述宗答:「凡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奉獻的人都是台灣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因為會員來自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意願,因此冠用『台灣人』的名稱比用籠統的『中國人』名詞要恰當。」 如此針鋒相對三、四回合,氣氛稍微緩和後,兩人才開始就釋放島內政治犯、撤除海外校園特務、以及向美購買軍備等議題,逐項討論。談話中,雙方立場迥異,心防甚深,但至少有了雙向溝通。 突然間,蔣彥士問廖述宗:「你想不想見李登輝?」 「如果有機會,當然想。」廖述宗答。 這話說完不到數秒鐘,突然跑出一名侍衛,大聲問:「什麼事?」 蔣彥士道:「找李登輝。」 侍衛恭敬地答:「是。」隨即退下。 目睹這一幕,廖述宗突然有所恍悟,背脊不由發涼。原來絨布下的沙發扶把上有按鈕,蔣彥士手指一按,侍衛立刻跑出來。 「難怪他的雙手一直緊握扶把,全身坐得畢直。」廖述宗自忖道:「這地方真是機關重重,我若出言不遜,惹他惱怒,恐怕無法挺著腰,走著出去。」 八十年代會晤李登輝 那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蔣彥士聯絡到省主席李登輝。李登輝表示有事正忙,但歡迎廖述宗到他在台北的官邸談談。 兩天後,廖述宗依約到省主席在台北的官邸,拜會李登輝。時值颱風過境,李主席要外出視察災情。兩人在客廳裡,用了一點水果,談了幾分鐘話,李登輝請廖述宗改日到中興新村看他。 數日後,廖述宗搭乘被通告的火車班次,抵達台中。一進車站,省府司機已在等候,專程送他到中興新村。他在省府主席會客室裡,見到李登輝。兩人小談一陣,已是黃昏,李主席說:「到我家坐吧!」 廖述宗不置可否,乃隨著省主席搭乘座車到官邸。進了客廳,他坐在沙發,大略環顧四周。畢竟一省之長,客廳佈置得相當雅致,几上有桌巾,沙發上有椅罩。 李夫人出來應客,三人喝了幾口茶,談了幾句話。突然,李登輝起身,揮手往裡一指,說:「我們到那裡坐吧。」 廖述宗不明究裡,起身尾隨。走到廚房,見桌椅全無罩蓋,忽覺此處大概沒有竊聽器,不由自在起來。三人傍著餐桌坐下,十分親切。李登輝詢問海外台灣人的種種,廖述宗詳細解說。談話間,見李登輝認真聆聽,自己亦放下心防,痛快暢談一番。 此後,廖述宗對李登輝有了嶄新的認識與評價,以後即使李登輝高居總統,身兼國民黨主席,說過無數次兩岸統一的話,廖述宗始終相信李登輝是真正的台灣人,深具台灣心,有朝一日會對台灣很有貢獻,後來果然證實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支援「美麗島」受難家屬 經過這趟破冰之旅,廖述宗回美國後,發表一連串回台觀感的言論,令國民黨高層相當不悅。一九八三年年底,台灣舉行「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大選。多位受刑者家屬披甲上陣,各界莫不寄予密切關注。廖教授亦申請回台觀察選舉,但被拒絕入境。 他隨後經由美國國務院官員從中斡旋,方取得入台簽證。行前,國務院官員特別與他見面,告以不久前,菲律賓才發生阿奎諾抵馬尼拉機場即遭槍斃之事,勸他考慮再三。廖述宗答以明知山有虎,他亦要向虎山行。 隨後,他找了律師,立下遺囑,與淑卿及親近友人約好聯絡暗號,並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報備,然後再度踏上故土。 「當時桃園中正機場尚未完全建好,旅客得在停機坪下機。」廖教授說:「當飛機停妥,一位荷槍的憲兵即上機,要所有旅客暫留原位。等找到我時,要我先下飛機。我拿著行李,在他尾隨下,一步步走下階梯,心想: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刻了!幸好什麼事都沒發生。」 他在台北與張旭成、陳榮耀等教授會合。三人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觀選團」名義,從北到南,觀察選舉,沿途並拜訪每個「美麗島」參選人的競選總部。他們所到之處,皆有記者隨行;所發表的言論,經由媒體披載,亦深受各界重視。 大選結果,大部分「美麗島」受難家屬候選人如方素敏、許榮淑、周清玉等皆高票當選,在在顯示人民用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表示台灣的民主運動將繼續進行,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大大鬆了一口氣。 選舉過後,廖述宗在台北參加一個小型的餐宴。席間,除了姻親劉明、作家楊逵、監委尤清外,還有兩名年輕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交談之中,廖教授覺得兩位年輕人很有台灣心,又有才氣,誠屬難得,便邀請他們日後到美國訪問。這兩名律師便是當時的政壇新秀陳水扁與謝長廷。 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隔年四月,陳水扁果然造訪美國。他在芝加哥的一場演講中,當眾表示一定要突破島內禁忌,發起組黨運動。回台後,他果真在「蓬萊島」雜誌發表一系列宣揚組黨的文章,其中一篇因為批評國民黨籍學者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引起馮滬祥到法院控告其毀謗,隨後打起聞名的「七字官司」。 後來台灣法院第一審判決毀謗罪成立,「蓬萊島」雜誌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和總編輯李逸洋三人皆被處刑一年。這時,在美國的廖述宗向陳水扁建議,由教授協會評審馮滬祥的著作,作為其繼續上訴的根據。陳水扁乃將所有的資料寄給廖述宗。 一九八五年二月,教授協會正式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和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他們一共同花了四個月時間,寫出了一份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以翻譯代替著作,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等等,證明陳水扁指稱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確有其事實的根據。 然而台灣高等法院卻置教授協會之報告於不顧,在一九八六年五月「蓬萊島」案二審定讞,依舊判決陳水扁等人有罪,惟將刑期從一年減至八個月。 這段期間,陳水扁禍不單行。他競選台南縣長,不幸失利;太太吳淑珍又遭政治車禍,半身不遂。廖述宗在阿扁夫婦遭受困阨之際,始終與之密切聯繫,並曾一度欲安排吳淑珍到美國就醫。提起這些往事,廖教授笑著說:「當年力挺阿扁、關懷阿珍,只是基於人道與正義,哪曾想到阿扁日後會當總統?」 這話道出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心聲。當年大家忙著救援,根本無暇思量日後的得失。只要民主人士信守台灣人的立場,便力挺到底;一旦發現有人變節,便痛心難過。廖述宗與教授協會的同仁當年也正懷著這樣的心情,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提倡海內外交流,並且宣揚台灣文化。 他們的努力獲得許多人的肯定、支持與幕後的經濟支援。當時由他經手的慈淵﹝又名C.Y.Fund﹞、川流和傳明等三筆基金分別贊助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其中包括資助島內多名學者與研究生到美國進修,幫助出獄後的林義雄到美、英、日等國考察,贊助蕭泰然出版音樂專集「台灣人的詩篇」等等。 這些基金的主要來源直到二○○○年政黨輪替後,才逐漸為人所知。他們分別是北加州的顏永財與莊和子夫婦、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休士頓的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以及其他一些熱心的人。廖教授說,在促進台灣邁向民主的過程中,許多人都是無名的貢獻者。大家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奉獻,方使海內外台灣人的運動得以繼續進行。 高科技產業化 廖述宗自一九八六年起,即參與現代高科技產業化的運作。那年,芝大商學院成立一所「拱門﹝ARCH﹞」發展公司,由商學院副院長拉札陸斯﹝Steven Lazarus﹞擔任總裁。目標在將芝加哥大學及其所屬的阿岡(Argonne)國家研究所的科學研究成果開發成商品,並且培育該校的企業管理人才。 「拱門」創立時,廖教授即與之聯繫,告以日後為幫助台灣發展科技,希望有機會到該公司學習。「拱門」的經理在們與廖教授晤談後,發現彼此理念接近,遂聘他為科技顧問,此後展開密切合作。 一九九二年,。「拱門」採取教授的建議,脫離芝加哥大學,成為一獨立「拱門」創投公司,合作的對象由原先的芝加哥大學與阿岡國家研究所,擴大至全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與國家研究所。 「拱門」創投在成立的第一階段裡,需要三千萬資金。廖教授運用人脈,幫公司籌到一半的資金。此後,公司營運非常順利,目前擁有一百多家子公司,研發的項目包括光線管理、超導技術、生物遺傳因子、奈米超微陶瓷原料、高級離子交流劑、、、等等,都是全球最新的科技產品。 「拱門」最大的特色就是產品全都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廖教授說,他參與「拱門」的運作,主要是為吸取經驗與累積人脈,以便幫助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過去,廖教授對台灣的科技政策,時有批評。他說,長期以來,台灣偏向引進別的國家已經研發好或即將研發好的技術,表面看來很繁榮,實際如同插花一樣,經過一段時日,技術轉移到勞資更低廉的國家,花就凋零,科技還是沒進步。 「台灣要發展科學,必須注重基礎科學,從根紮起。」他語重心長地表示:「要開發科技產業,也必須從科技的種子期或幼苗期即進行研發。惟有培植出繁茂的科技樹,才能結出豐碩的科技果實。」 因此,教授協會在一九九四年回台召開年會時,廖教授即與彭百顯立委共同主持一個「科技應用與商業化」的座談會,邀請當時的財經首長蕭萬長、江丙坤、梁國樹和工研院的史欽泰、紀國鐘等人與會,共同檢討台灣的科技政策,商討未來的發展。 此後,教授協會不斷建議台灣政府,有計劃地發展高科技產業。二○○○年之後,隨著民進黨執政,海外的台籍科技人才逐漸受到重視,廖教授亦時常偕同「拱門」的經理團隊往返台、美兩地間,希望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業如生物、醫技、光學、奈米、光學等等,引進台灣。各地教授協會的會員亦紛紛成立「台灣人科技協會」,直接或間接貢獻所長,期盼共同將台灣的產業,推向高科技的領域。(待續) 畢生的願望 二○○一年,廖教授和一些具台灣心的朋友在美、台兩地共創一家叫安乃仁﹝Anagen﹞的生物科技公司,將他畢生研究的成果,包括對抗攝護腺癌、老人癡呆症、血管阻塞、心肌梗塞、膽固醇、甚至治療禿頭、青春痘、減肥等,逐步開發成藥品。 他希望藉這公司的發展,推動台灣的生醫科技;其所開發出來的藥品,造福全體人類;至於公司的盈餘,則用來增進台灣社會的福祉。 「這公司一定有前景,因為研究的成果非常好,開發出來的藥品也一定會很好。」他很有信心地說。 「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公司賺錢。」他繼續解釋道:「因為一項科技從實驗室的研究到開發成產品、以至成功打進消費者市場,需要許多年功夫。我的餘年有限,但只要方向正確,我就一直向前邁進。我的人生哲學是成功在過程,不在終點。」 日暮時分,我和廖教授一起自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下樓,出了芝大附屬醫院,橫過馬路,再度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芝大校園。望著翠綠的四方院,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他展露出童騃的笑顏,說:「我對我的人生很滿意。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體貼的太太、不虞匱乏生活,還有這麼好的工作環境,讓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創造、發現與研究。這樣的人生,夫復何求?」 我好奇地問:「當今的台灣總統、副總統,乃至不少閣員、機關首長,當年都曾求助於您,或為您的賓客,難道您不想回台灣,高居要職?」 他聽了,哈哈笑道:「我這輩子不當官,也不當長。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當了一年的教授協會會長。這四、五十年來,我的名片頭銜始終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廖述宗』。」 「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他接著說:「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獨立、民主、進步、有品質、有尊嚴的國家。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將我的熱情、心力與研究成果奉獻給台灣。」 暮靄裡,我側過頭,看到的是一張認真的臉、一副執著的眼神、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家、一個永遠的廖教授。(end)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陳隆

「那美好的仗,我曾盡力參與!」堪稱是海外第一名嘴的陳隆,主持過無數大小晚會活動,那伶俐幽默的言辭,即興一段感人肺腑的歌聲,成為南加台美人無可取代的最佳司儀;不論是參加同鄉會被列入黑名單、衝鋒陷陣的抗議、或是回台助選、在總統直選媒體一面倒時返台硬幹全民衛視和地下電台,雖然最後還是無法適應台灣政治生態,毅然返美,但他轟轟烈烈的故事,讓他人生無怨無悔。 「日久他鄉即故鄉,年深外境即吾境」身為一個旅居美國長達三十多年的台美人,陳隆總一直不斷保持對故鄉台灣的關懷與熱愛,也不忘迴饋他享受民主、自由、繁榮的美國。自台返美後,他以團圓是最佳的選擇,一生從事社會運動的陳隆,心甘情願以家為重,重享天倫,善盡孝道。 家是最大的心靈支柱 陳隆,苗栗人,1944年終戰前一年,出生於台北大橋下, 7個兄弟姐妹, 4男3女, 家排老四,祖父是個開拓者把荒地變良田,當時祖父是五大富農之一,但因為三七五減租,田產頓失;父親是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回台時黃朝琴聘入第一銀行,一直在金融界退休;父母都是受洗基督徒,全家手足情深,也全是虔誠的基督徒。 所有同學都知道陳隆是基督徒,他認為,在教會中比別人有機會學習到團體合作及領導能力,無形中很容易被訓練成領導人物,從小也被激發了主持演戲天份,他感謝有一份信仰,給與健康正確的人生觀,比一般小孩有自信心,榮譽心,不會走入歧途。 初中與高中都是讀師大附中,從小就喜歡音樂藝文,雖然爸爸一心想要陳隆考理工,後來還是選擇去讀音樂系;影響最大的是高中碰到一位音樂老師柳挹群,她獨眼慧英雄,一眼看出班上勾峰(名演員)還有陳隆聲音特別感人,所以免費訓練,為他們組了一個男聲四重唱,啟蒙陳隆對音樂的興趣順理成章以優異成績考入音樂系; 藝專雖小但師生感情很好,陳隆回想起來,覺得音樂方面不是最突出,但藝文的裁培卻得到最多的滋養,其中最感念的是申學庸及陳暖玉老師;他特別提到,因為當時二年級,在校太出鋒頭,校長有一次訓話過久,結果底下有噓聲,校長誤以為是陳隆鼓動,立刻將他開除,名義是"企圖鼓動學校秩序",結果申學庸還有一位林運玲老師前來搭救,極力幫他平反。可能有這個記錄,所以最後當兵時被派到東引,去做反共救國軍突擊隊,擔任政戰輔導長。 退伍41天之後,就直奔美國,在大學中重讀音樂系,碩士是讀音樂教育,自此就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在社團與教會,以音服事及奉獻,到處可以聽到他動人的歌聲。 最佳的選擇 陳隆追憶,從外祖母的祖父陳炮是馬偕醫師的徒弟,也是北部最早被封立的三位長老之一,外公又是牧師,若算起到兒子,家中已有6代都是長老教會教徒,一生生活在基督教氣氛濃厚家庭。 1950年代,因為電力不足,每天都會停電半小時, 媽媽是鋼琴家就會集合全部小孩主持家庭禮拜,媽媽還會帶領唱聖詩,家中有7個小孩就成了四部合唱團,聖詩與信仰,及人文素養都在這種沒有電力的氣氛下培養,陳隆驕傲地說,家中小孩遺傳媽媽藝文天份最多的就是自己。 大哥陳銓仁博士,1956年來,當時他是台灣三位在洛杉磯留學生之一,而且是高中生就來,獨立自主個性組織羅省教會,後來台灣留學生多了,就組織台福教會設立,現在台灣福音教會已有60多間。陳隆說,早期留學生很苦悶,有信仰的人後來就變去組教會,另外一般人就去組織同鄉會,大哥最難能可貴的就是這二個組織,他都是創辦元老之一。 當年大哥出國後,就影響整個家族的小孩也嚮往美國留學,父親當時來與大哥團聚,開始投資房地產公寓與汽車旅館,1970年代,當時汽車旅館只有三家是台灣人經營,如今已有上千家;大哥一生熱心教會與同鄉會,所以很自然兄弟姐妹來美國後,也都參加教會與同鄉社團;雖然哥哥是淡江中學橄欖球校隊,後來在55歲得到大腸癌英年早逝,死前仍非常勇敢無懼病痛參加社團活動。 談及自己最心愛的人,陳隆笑著提及,全是因為雙方母親是淡江女中校友手帕交,所以自然而然從小就與夫人蔡玲理青梅竹馬,要來美國留學時,去日本停留一兩天,夫人留日特地來接風,他自此再也隱藏不了心中愛意,從此就展開愛的長跑,陳隆以其卓越的文筆,寫了400多封情書,擊敗眾家情敵,終於擄獲芳心,1975年結良連理,育有2男1女。 因為陳隆長期熱心教會服事,一方面又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及媒體,推廣台灣本土音樂,所以來了美國一直都非常忙錄,甚至在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關鍵時,為了自己要一圓回台奉獻的夢想,有三年回台灣去打拚地下電台還有媒體改革,全民衛視,馬不停蹄,無暇照顧家中老小,夫人一肩擔起家中責任,母兼父職,讓他無後顧之憂。所以他特別感謝這位好"家後"。 因為母親生病,女兒還小,加上台灣政治圈及媒體現象,改革會有力不從心的感受,所以後來選擇返美,回到家人身邊,克盡為人夫為人子的責任;至今,他想起來,還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暗自慶幸,分離的日子雖嫌太長,團圓的時機卻還沒太遲… 」 主啊 ! 使我成為民主和平的工具 因為哥哥的影響,全家都投入台福教會及同鄉會,哥哥投入在台福教會拓展規模,但是陳隆來美後,則把很多時間投入同鄉社團,1974年以30歲,以年青才俊之姿被推選為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他以注重音樂、語言、及活潑的康樂活動帶動團務,同一時期,台灣政治情勢風起雲湧,所以同鄉會就關心起故鄉,開始與當初的黨外人士密切往來,陳隆那時心想為了台灣就豁出去了,果然沒多久,陳隆就被列入黑名單,而弟弟陳堅也是全力投入。 當初最早期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主辦,南加州就是由陳隆代理,只可惜台灣政論到第五期,由澳洲一位教授邱垂亮寫了一篇"兩種心向"遭到蔣經國震怒而停刊。現今,他仍保存完好,無限噓唏。 後來,陳隆表現優異,就從洛杉磯同鄉會,成為全美台灣同鄉會美西的負責人,當時全美有60多個分會,後來五大洲於1974年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世台會),當年算是最活躍的台灣社團,1976年,美國獨立200週年紀念世台會第三屆就在洛杉磯舉辦,陳隆正是主辦核心者之一。1997年離開台灣媒體,成為民視特派員,回來之後,又同樣熱心投入世台會,1998年主持台灣之夜,1999年又擔任世台會秘書長。 2000年世台會總統選舉,會中決定第一次把年會改成三月召開,返回故鄉並盛大助選,這群海外人士引爆台灣本土意識,直接及間接助阿扁之力,推上總統之路。後來在姚嘉文資政的鼓吹,以世台會為主幹,組成一個世界台灣人大會,簡稱世大會,與台灣執政的各部門有密切的活動,至今還是相當活躍。 陳隆萬萬沒想到,2000年以前,世台會一直被國府單位視為叛亂團體,政黨輪替後,因為世大會的成立,讓世台會有一天能於執政當局有很密切的互動。 後來,他還陸續參加其它鄉親社團,如人權會、FAPA、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尤其是大型活動策劃及籌備,更是美西主持第一把交椅。 1980年代,除了政治抗議,喜歡藝文的陳隆與蕭泰藍,還有許丕龍等人籌組了「北美洲台灣人文藝協會」,擔任了10年理事兼總幹事,又籌組並培訓第二代青年音樂家,去全美10大城市巡迴演奏,又去國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期間1986年製作了蕭泰然的專輯名為「台灣人的詩篇」的卡帶,帶動全美各地對台灣本土音樂的重視,在台灣本土音樂被視為低俗的音樂,但在千里遠的美國確有一群像陳隆這樣的熱心之士,不斷地提升改變本土音樂固有的形象。 讓他最開心的是,1981年就開始固定出卡帶與樂譜,連續2年由南加州藝文人士大家一起在水晶教會舉辦3千人的感恩節音樂會,盛大隆重,在美國帶動本土音樂的風潮,培養了不少像陳毓襄、郭雋律姐妹等明日之星。 另他很自豪的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就是參與美國主流社會幫助台灣,1978年美國北加州一個重要台灣人社團協志會,他們與當地台灣教會人士發起投入美國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活動,要求台灣人要單獨從中國人選項分出來;1980年爭取初步的成功,在當初政治氣氛下,竟然祖先欄上還有16390人上在其它選項時寫了台灣。陳隆是代表教會人士居中協調,看到結果,都受到興奮鼓舞; 1985年,台美公民協會在南加州成立,1987年底在各方鼓勵下,又成立了"美國人口普查台美人專案委員會",陳隆擔任總幹事。除了到全美台籍各社團密切聯繫推動,又製作了一捲錄影帶,分別以閩南語、國語、客家話、以英語四聲帶,分送各地同鄉,積極鼓吹。沒想到1990年,有超過20萬人在祖先欄填寫台灣人。2000年,更積極甚至於以台美小姐選拔,比較軟性訴求來爭取,效果更好。他期待,2010年,因為台灣人覺醒,會有更多人選擇自己的祖先欄是來自台灣。 媒體 遙遠的改革之路 陳隆10多歲就開始投稿,最初投的是"基督教論壇報",大專時在台視"你喜愛的歌"以藝專四重唱,偶而會上電視唱世界民謠,其歌聲比美後來的原野三重唱;在校時代,他就是個虔誠事工,以個人身份去監獄佈道與演唱;1970年代的末期,來美在舊金山救世軍電視節目"The Open Door"做特約歌手唱聖詩;1981年,擔任「海外台灣基督徒聯合通訊」任主編,是聯繫海外鄉親及信徒的重要刊物,連中國國務院也訂閱一本,密切注意動向。 1980年中期,分別在台灣民報與太平洋時報寫專欄;1989年,應洛杉磯台福教會之邀在南加州18電視台製作主持,首創海外的台語電視節目,名叫「天涯若比鄰」(好厝邊),當時還造成一股風潮,雖然因為經費問題,無以為繼,但是作成錄影帶,分送全國各地教會與信徒,供不應求。 1994年,好友許丕龍一通越洋電話召喚,他毅然就回到台灣從事媒體改革與民主運動,協助創辦全民衛視與地下電台"獨立放送頭"並參與民視;曾在全民衛視主持製作節目,包括政治叩應、宗教節目(疼你的厝邊)、音樂節目(今夜,阮有一條歌),非常受到歡迎;他可是至今絕無僅有以台語入駐當家主播的頭銜,那時受到無數聽眾與觀眾的掌聲與支持;他情不自禁的沉迷在那種歡愉中,受到很多粉絲愛戴,他很希望自己能做下去。不過,所謂"樹大招風",雖沒有政治野心,但因為衝太快,讓他感受到政治黑暗面被排擠的滋味。他決定離開,回家繼續參加社團與教會比較快樂。 網路時代無遠弗屆,可以傳到全世界,一年之前,蔡明憲的哥哥推動台灣海外網,沒想到玩真的,最近在蔡明法,沈培志等人邀約下,決定錄製"海外心聲",第一集就是"台商血淚史",第二集就"馬英九現象及訪美",每週五播出,以後還有更多單元; 他希望有一天若是還有機會,想策劃一系列節目,把40年前的台灣人最純樸的素養價值,保留下來,在回送台灣,因為他深感痛心,台灣因為政黨惡鬥,向下沉淪,執政黨做的辛苦,若能再把台灣精神傳統的價值觀,重新找回來,是他最大的心願。 從想要自由的滋味到初嚐自由勝利,陳隆不喜沽名釣譽,不想太多累贅的頭銜,他說,海外第一期台灣留學生,政黨輪替後,有部分人士,己經有一點迷失,原來很純的傳統價值和心意,就有點轉變;希望這些社團人士能在回到原點,就像基督教一樣"保持起初的愛心與熱心"。對於台灣,他從沒有失志,「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 文/林蓮華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黃建舜 廣告才子的故事

走進IW Group副總裁及創意總監黃建舜(John Leewong)在西好萊塢的辦公室,一映入眼簾的就是牆上一排排的獎盃,對於從事廣告設計多年的黃建舜,得獎已經是家常便飯了。最近,他剛以一個戒煙公益廣告獲得亞美廣告聯盟(Asian American Advertising Federation)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 移民的美國夢 黃建舜的父母親在來自廣東台山,父親在1930年代首先來美,在舊金山外祖父開設的洗衣店工作。兩三年後,黃建順的父親因為不習慣舊金山較寒冷的天氣,決定南下聖地牙哥自立門戶,在目前的State Street和E Street交口開設自己的洗衣店。再將黃建舜的母親從台山接過來,全家就此在聖地牙哥落地生根。 跟一般華人移民的父母對望子成龍的期望相同,黃建舜的父母並不奢求子女繼承自己的小生意,但是也不太願意自己的子女走藝術的路子。黃建舜喜愛畫畫,但是以此為職業,對於他的父母來說,卻是不太能夠接受。 「多虧大哥站出來說服我的父母!」黃建舜大哥那時的女朋友,剛好有個從事商業藝術的朋友,因此大哥以自己對女朋友她朋友工作的了解,極力說服父母親,弟弟想要走的路,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一定惡是作劇!   「藝術學校的職員當時一定覺得這是一個惡作劇!幸好他們還是寄來了。」黃建舜笑著提到,他九歲時從大哥女朋友的朋友那邊拿到藝術學校的地址,就以歪七扭八的英文寫信跟洛杉磯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Art center School in Hancock)要求入學須知的目錄來研究。然而,就是靠這樣的決心,黃建舜日後順利的進入Hancock藝術中心學校的廣告設計系(Advertising Design)就讀。 至於為什麼選擇商業廣告藝術而不是純藝術(Fine Art)呢?黃建舜認為,在純藝術領域,每個人都可以對特定作品有自己的觀感、 然而廣告藝術訴求的是普羅大眾,能夠吸引越多觀眾的共鳴,越是成功的作品。那也是他所想走的路。 談到他這次的戒煙廣告得到亞美廣告聯盟的年度創意廣告大獎,黃建舜表示,這個廣告的製作重點就是「要如何能讓人撥打熱線電話!」他說,在製作的這支廣告之前,IG Group的策略小組對亞洲人抽煙文化進行分析,由於亞裔的抽煙人口大部分是男性,亞裔男性相信,抽煙是一種男人可以隨心所欲控制的習慣,而不是癮頭。 因此,這篇公益廣告就是在描寫抽煙致命的吸引力(Temptation)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劇中的男主角不斷的躲避煙霧的襲擊,煙霧還是24小時如影隨形的攻擊著他。 「用功夫電影來強調亞裔的文化背景!」黃建舜表示,由於亞裔人口大多都有功夫或武術的文化背景,男主角以功夫來還擊,然而當功夫對抗抽煙都束手無策時,這時候再秀出戒煙熱線的電話號碼,這樣的隱喻更能引起亞裔人口的共鳴。 姑不論日後撥出時能否得到觀眾的共鳴,黃建舜的戒煙廣告無疑的先得到亞美廣告聯盟評審的青睞! 在藝術學校畢業後,黃建舜首先進入舊金山知名的 Cunninghum & Walsh 廣告公司進行廣告設計工作,之後又歷經多家知名廣告設計公司磨練,還當過自由廣告創意工作者。數年前,他一腳跨進了專門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領域。 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跟主流廣告有什麼不同?黃建舜以他先前在主流廣告公司工作的經驗,和目前專門從事亞裔廣告設計的差別的經驗。「主要在文化差異的研究!」從事少數族裔的廣告設計,對於許多文化細節必須更重視。 由於廣告主受限於經費限制不可能針對每種族裔各拍一支廣告,因此如何在不同文化中異中求同,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從事少數族裔廣告的廣告公司,都有專門的策略小組,研究各族裔不同的文化。 舉凡選角、服裝、劇本,都要針對不同族裔的差異,層層考量,找出最大公約數,再行拍攝。黃建舜舉例,像他們最近拍一些亞裔廣告片,要前往印度的Bollwood進行選角拍攝,主要就是針對南亞裔的族群。他說,南亞裔族群,一般生活較為困難,印度Bollwood的電影向來有諷刺人生、但又充滿熱情,正是南亞裔族群希望藉由影像逃脫不愉快的日常生活。 所以他們針對南亞裔族群拍攝的廣告片,也需要帶入這樣的元素,例如透過大量的歌舞,詼諧的口白,再帶入廣告的中心主題。 熱情永遠最重要! 從事廣告創意幾十年,是否曾有才枯思竭的時候?黃建舜表示,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十分幸運的事。他一直是樂在工作,即使偶有疲累,只要到期日逼近,很自然的就能想出新的點子。 對於想要從事廣告設計的工作的華裔後進,他也勉勵,只要喜歡創意新點子和樂於享受廣告設計的挑戰,不管你是什麼族裔性別或是你的英文多麼差,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行裡面勝任愉快。多年前,他曾雇用一個跟隨丈夫來美的華裔女性,之前也曾從事廣告設計,來美以後由於語言因素無法找到好的工作。 黃建舜因為她對廣告設計的熱愛而雇用了他;多年之後,這位女性已成為洛杉磯另一家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熱情永遠是最重要的!」黃建舜這麼說。 文/記者劉孟儒

梁政吉 台美社團老兵

遇到不公不義,就直言不諱,遇到歪曲壓迫,就慷慨陳詞;別惹他,緊縮眉頭,梁政吉會用中、英、台、客語,毫不客氣地反駁,堅定立場發表他的見解,有人說他很"嗆"。「對,我就是欣賞自己,有這麼個優點,還好沒有早生10多年,否則我一定會變成228事件或是白色恐佈的受難者。」 台美客家社團的指標人物,梁政吉說著:「出來做事,才知道國民黨政府時代,特權蠻橫,為非作歹的事層出不窮。所以當時就有反國民黨的心情,但什麼是民主?那時還真是一點都不知道,更別提維護台灣主權意識、客家人出頭天的概念。」梁政吉回憶著。 梁政吉雖然因為正義感,在年輕時代就算是個"反骨"份子,但隨著抗議的腳步,一路走來,他越來越清晰自己在意什麼?自己的定位、人生價值是在美國參加台美社團後,才豁然開朗。 「客家團結一條心、硬頸正義來傳承、台灣前途看客家、萬代子孫庇福蔭」梁政吉這首與好友一起作的打遊詩,隨口用客家話吟頌,煞是好聽,而那份從容,也顯示他胸有成竹的信念。 機械工程高才 梁政吉,1941年,生於苗栗頭屋,世代耕茶,從小生在茶園,家族以種茶維生,在梁政吉的童年時代,美麗的家園有後龍溪的支流,山谷雲煙繚繞,每天除了上課來回要走路2個小時之外,都要幫忙農事,但採茶、拔花生、蕃薯、採甘蔗、芭樂,反而是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還有到溪裡抓蝦、抓魚、游泳,過著典型的"摸蛤仔兼洗褲"逍遙日子。 考上新竹初中就離開家園,後來又考上竹南高中後,最後考上當年的台北工專機械系。當預備軍官在空軍崗山服役後,因表現優異,受到長官賞識,頻邀入國民黨,但他予以婉拒。1965年參加留考通過,然後再去就業考試,很快地,考上高雄鍊油廠,被分配在機械部工作,經過同事的介紹,認識夫人吳榮珠,媒灼之言,1968年結婚。育有一男一女,老大梁博立、女兒梁凱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他已是含貽弄孫,兩個孫兒女的阿公。 在煉油廠工作時,是梁政吉的第一個工作,內部官僚氣息嚴重,還有些長官貪污枉法太離譜,一位長官甚至把新的油漕切成八片當廢料賣,中飽私囊,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生性梗直,實在看不下去了,既然無法同流合污,讓他萌生離開的念頭。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讓他很失望,就是當年選高雄市長由楊金虎對決陳武璋,煉油廠行政不中立,竟然不讓楊金虎來拜票,還好無黨藉的楊金虎最後仍然當選,他當時深感台灣有一股反國民黨力量開始在萌芽,他慎重決定棄高薪,出國留學去。 1970年,獨身前往密西西比大學留學,讀工程,專攻機械化工,後來拿到碩士。1972年,來到洛杉磯,同時家人也來美團聚。第一個工作,在C.F. Braun配管工程公司,然後又到Parson工程顧問公司,專作機械工程,期間參與煉油廠設計,作石油化學配管流程;還有做過礦產設計、銅礦的開發、及沙烏地阿拉伯開發石油工程、也曾經設計阿拉斯加採油配管工作。 1980年, 梁政吉看到加州汽車旅館方興未艾,所以也參與了開發房地產、建築及經營汽車旅館,目前仍保留一些至今。1999年,他判斷移民第一代長者,年事越來越高,所以決定開保健中心,現在擁有兩家保健中心,著名的亞凱迪亞保健中心、松柏保健中心,就是梁政吉苦心經營,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事業。 1970年代來南加州時,因為離鄉背井,而且愛台心理念一致,梁政吉參加第一個台美社團,就是南加州台灣同鄉會。以後,雖然不是基督徒教友,但也因為認同他們的理念,常去長老教會禮拜。也因為支持台獨聯盟,所以集會上也常看到他的身影。至於反國民黨,爭取台灣人主權運動集會,更不在話下,吶喊抗議,是既出錢又出力。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人發起支持「艾德華甘迺迪競選總統」運動,那時是台美人最團結的時刻 ,當時一個月薪水約一千元,但很多人就捐出一個月薪水。他露出嚮往之情:「我好懷念那時的戰友。」他點名說,當年活躍的伙伴,有些回台報效國家,像是郭清江、謝清志、張燦洪、蔡同榮。有些已經凋零、退隱或是轉戰舞台,像是陳銓仁、鄭德和、或是許和瑞、江百顯、邱勝宗、丁昭聲等人。 「台美社團一再培植新秀不遺餘力,但我相信當年的老戰將們,心中也很清楚,夢想還未完成,所以期盼他們不要再隱居了,能趕快再回來台美社團,發揮他們的知識及影響力,大家一起來打拚。」梁政吉衷心地期盼著。 梁政吉也特別難忘是,每逢大型選舉,他就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們,組成「海外客家返鄉助選團」,到處去拜票,流利的客語、又唱山歌、又呼口號、兼發傳單,長年擔任海外客家助選團領隊,全力助選的熱情,也讓更多客家人士動容,重新思考,在台灣生長客家人的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梁政吉以洛杉磯宏觀電視新聞記者的身份,進入陳由豪記者會,在會場「一鳴驚人」的質問陳由豪:有關623億貸款掏空台灣之實,卻成為中國報稅大戶,如何向台灣人民交待?當場令陳由豪氣極敗壞,出言不遜。 事實上,梁政吉在1980年代,就已是個媒體投資者,由王桂榮等人發起,為了能讓台灣人也有個發聲筒,遂集資共同經營「亞洲商報」,不過不是經營不善,而是最後因為孫慶餘揭發陳鼓應到中國,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統派,引起官司訴訟,才停刊吹熄燈號。骨子裡,梁政吉常常仍然存著對媒體選擇性不實扭曲的報導,氣憤填膺。所以有機會被聘為無給職記者,他仍然十分開心,總算是一償宿願,也有機會為台灣傳聲。 梁政吉在台美社團,過去總是屬於大聲吶喊、默默付出的一群,在一群台美人想建立台灣會館時,他就已經成為大力支持者,創館一直擔任捐錢募款的董事,直到2004年擔任副董事長。2006年後,就離開董事職位,因為,他有另外一個目標要衝刺。 客家社團擺第一 「我還是永遠繼續支持台灣會館,那是台美人的家,也是活動文化的中心。但因為2005年去巴西參加全球客家懇親大會後,發現唾液腺有腫廇,雖然是良性,但開刀後,但現在沒有口水,醫生囑咐不能太勞累,所以我只能選擇一邊,台灣會館人才濟濟,募款較多,我想心思集中在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梁政吉解釋著。 客家社團太重要了,尤其是南加州,他熱切地說著,過去客家人士都把自己當成台灣的客人,沒有把自己當成台灣的主人,尤其主體性上,迷失在自己到底應該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在認同上出了問題,這也是客家人的危機。也因為這樣的矛盾,不但傷到台灣前途,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打手,而不自知,更不清楚帶來的嚴重性。 「在台灣的客家族群以往就不被重視,邊緣化,客家人心理會有些自卑」梁政吉陳述著,客家人很多過去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外界有時也故意以訛傳訛,造成對客家人誤解的刻板印象。因此只要有心人士摸頭、說好話、施以小惠、加上親中媒體洗腦,或是利益攏絡,就容易高興「忘了自己是誰?」而忽視自己的立場,有時不是故意"出賣",而是根本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利用了。 客家人最被提起的是「硬頸精神」,但在梁政吉眼中,硬頸已不復存在,他認為,堅持主體性,明辨是非、不為迎合小利犧牲大我、不畏強權,才有夠格被稱為"硬頸"。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已經成立20多年,梁政吉是在1980年代才加入,20多年來,社團內部也曾充滿過矛盾、爭執、分道揚鑣等危機,但最後都是安然度過,已經十分穩定,甚至成為與台灣接觸頻繁的互動窗口。 社團內部大家有志一同,「愛台灣、愛客家」,他說,「順序不要搞錯了,要把國家主體放在族群利益之上,因為有台灣,才有台灣客家人,尤其是台灣現在處境艱難,若出賣台灣利益,怎麼對得台灣客家後代的永續發展?」梁政吉搖著頭說,台灣最大的危機,是部分台灣人民不認同台灣,自己生長的國家。 南加州台灣客家社團對文化推展十分重視,社團自己有合唱團,包括傳統山歌、現代客家音樂,過去指揮吳美貞苦心經營三年半,帶這群原本是五音不全,空有滿腔熱血的客家鄉親,花費心思調教,如今已成為每年固定有演唱會,受邀到各地演出的客家合唱團。 他也歡迎大家上網查詢全美台灣客家會網址http://www.twhakkausa.com,欲知更多客家事,裡面還介紹許多客家其它連鎖網站。 文/林蓮華

鄂志超

亞凱迪亞市長鄂志超(John Wuo)不離身的黑色皮夾裡,有一張已經泛黃的紙條。站在市議會中,鄂志超知道,因為那張紙條,他要很努力地證明,華人的能力。 ●台美黑馬進議會 2002年,鄂志超以第二高票的黑馬之姿,在現任市議員全部尋求連任的5選3激戰中,成為第二位華裔亞凱迪亞市議員。 回憶那場選戰,鄂志超說,開票當晚,在淚水與汗水交雜的喜悅中,他看著選前寄到競選辦公室的匿名字條,決定一定要為華裔爭口氣。 「給鄂志超先生:我們從1952年就住在亞凱迪亞市,我們深以身為亞市市民為榮,現在,我們卻懷疑,自己是不是住在亞裔城市。我們感覺亞裔漸漸進入亞市,甚至主導亞市,這是我們絕對不喜歡的。所以,無論你是不是這次選舉中最優秀的候選人,我都不會投你。 一個住在亞市的美國居民」 他坦言,當時,由於看好亞凱迪亞的生活環境和學區,移入亞市的華裔以驚人速度成長,確實讓原先住在亞市的白人「神經緊張」,少數白人對於亞裔的不友善,讓為了選舉挨家挨戶敲門的鄂志超感受特別深。 「跑選舉讓我瘦了15磅,花了大半年拜訪選民,我敲了幾千家市民的大門,這些體力上的辛苦,對我來說,都比不上因為族裔間的誤解而被拒於門外的時候。」 他說,有一回,他敲了門,自我介紹「市議員候選人鄂志超」,話還沒說完,開門的白人老太太就「磞!」的一聲把門關上,留下一臉錯愕的他與助選義工。 「被拒於門外的經驗,還有寄到辦公室的字條,讓我心裡真的很不舒服,覺得『怎麼會這樣呢?』也讓我更努力,決心以自己的表現,讓大家對亞裔,或是華裔,刮目相看。」 鄂志超把小小的紙條隨身攜帶,隨時提醒、警惕自己。4年任期中,鄂志超表現亮眼,也讓他在2006年4月以3,700多票連任成功。 ●心臟病造就市議員 如果不是因為先天性心臟病,亞凱迪亞市也許就不會有一位奮力為華裔喉舌的台美人市議員。 台灣出生的鄂志超在18歲那年,因為先天性心臟病,離開台灣和只念一年的建國中學,獨自一人到洛加大(UCLA)醫學中心接受開心手術,雖然手術很成功,醫生卻告訴鄂志超必須留在美國長期追蹤復原情形,讓他因緣際會在美國落地生根。 還記得自己當年建中學號是40588的鄂志超,對於沒能在台灣接受完整的教育還是覺得有些遺憾,「聽說在台灣念大學蠻有意思的。」 San Bernardino縣的紅土大學(University of Redland)電機工程系畢業後,鄂志超當了5年的工程師,卻發現自己不甘於一輩子吃人頭路,趕上1980年代加州房地產火紅,加上房地產業和他「談判是種藝術」的想法不謀而合,鄂志超一頭鑽進房地產業,再也沒出來。 直到三個孩子開始上學,鄂志超因為在銀行工作的妻子工作忙碌,肩負起到學校參加子女學校活動的任務,進而了解「一介家長」薄弱的力量,1995年初試啼聲參選學區教委選舉,儘管失利落敗,還是開啟他的從政之頁。 1998年,他再披戰袍,這回挑戰的是亞市市議員選舉,遇上角逐連任的另一位台美人張勝雄,華裔分散選票,兩人紛紛落馬。2000年,鄂志超打算再戰,領了參選申請表,卻在張勝雄勸退下,以「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情,退出選舉。張勝雄當選。2002年鄂志超首度當選;2006年市長任內,連任成功。 「其實我還蠻相信命運的,我的人生,好像都是在意外中成就,一開始根本不知道到美國開刀得留下來,也不知道要留那麼久。然後,本來只是想多了解學區的事情,也沒想到就踏入公職領域。」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儘管生命是由一連串的意外組成,鄂志超和妻子,卻是他生命中堅持不錯過的承諾。 鄂志超透露,他從10歲轉學到靜心小學,就開始喜歡那個看起來很文靜的小女生,甚至連他的爸爸媽媽,也好喜歡她,兩個人就一直維持青梅竹馬的感情,直到鄂志超不得不出國動手術,鄂媽媽知道小女生的父母管得緊,還特地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讓兩人可以通信。 可惜隔著太平洋,距離還是太遙遠。隨著兩個人上大學,交集減少,往來也漸漸中斷。 大學畢業後有一天,鄂志超接到女孩阿姨的來信,說女孩要到美國唸書,鄂志超一看日期,隔天飛機就到!「我那天晚上,想都沒想,下班就開著車到舊金山去接機,把她嚇了一跳!」 鄂志超幫女孩開銀行帳戶、陪她租了公寓後才回洛杉磯。 故事當然還要繼續。接下來一年多,鄂志超每個星期五一下班,就直奔機場,坐飛機到舊金山和女孩見面,直到1974年兩人結婚。 和妻子攜手走過32個年頭,直到現在,鄂志超談起太太,還是滿臉的笑意,和掩藏不住的滿足,對他而言,妻子不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侶、家人、朋友,也是他在政壇、事業上最無怨無悔的支持者。(朱乙真)

黃靜枝 女人當自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黃靜枝說,她其實是個內向的人,只是每逢別人找她做事時,她覺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所以從早期在「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在紐約的電台發表有關台灣的談話,在「美東台灣人夏令會」裡演陳文成的話劇,到後來的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擔當「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與「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她都在一種義不容辭的情況下答應下來,然後一次次地鼓起勇氣去完成,也一次次地從經驗中獲取信心。 她說,其實台美婦女都有很好的資質,只是結婚之後,往往把成長與表現的機會讓給男人,經年累月,自己漸漸失去信心。因此,她在擔任「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期間,特別鼓勵婦女會的姐妹們爭取成長的機會,發揮潛在的才能。 外表瘦弱的黃靜枝,內心有著堅強的意志,長期以來,她在上班之餘,不停地修習課程充實自己,她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與追求成長的過程,實在值得和台美婦女們一起分享。 山地舞風波 黃靜枝生長在台北市,是家中五個女孩中的老三,在北二女中和台大政治系唸書期間,經常參加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自強活動,也到金門前線勞軍,充滿愛國情懷。1967年大學畢業後,到美國中西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唸政治研究所。 抵達堪薩斯的曼哈坦(Mahattan)後,她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在一起,那時校中已有一個「Formosan同學會」,裡面的會員如王康陸、方菊雄、高川、張濟、陳希寬、黃美惠、以及後來的林郁子等都很活潑,大家相處得很愉快。當時堪大有一個慣例,就是每年感恩節時,由曼哈坦的台灣同鄉和同學作東,邀請鄰近幾州如內布達斯加、奧克拉荷馬、明尼蘇達州和伊利諾州的鄉親們到曼哈坦一起過節,非常熱鬧,台灣同學們也因為常在一起做事,感情很融洽。 1968年的秋季,堪大的國際學生組織舉辦了一個「國際才華競賽」,各國的學生團體都推出節目與賽,「Formosan同學會」也想報名參加。一大群人就聚在一起討論要表演的節目,那時擔任副會長的黃靜枝自告奮勇地要教大家跳山地舞,另外一個紡織系的女孩要教大家裁製原住民衣服,主意就此敲定,他們決定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在「國際才華競賽」中跳台灣山地舞。 接下來,一大群學生經常到黃金來教授家的地下室練舞。靜枝編舞教舞,大夥人跳舞笑鬧,十分帶勁。比賽日期接近時,忽然接到中華民國駐芝加哥領事館的公函,明告「中國同學會」才是正名的學生團體,學生們不得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對外參加任何比賽。接到通知後,大家面面相覷,決議先和領事館的人溝通再說,只是後來不幸溝通不成,遂決定按照原來計劃上台表演。 熟料一群人穿著叮叮噹噹的服飾,在舞台上擊掌跺腳賣力演出之後,麻煩隨之而來。黃靜枝在護照快到期時,將中華民國的護照寄到芝加哥的領事館加簽,結果竟收到「護照被吊銷,永不加簽」的回函,大吃一驚,心情跌至谷底,卻又不敢讓台灣的家人知道,只好自己想辦法。 她去找系裡的教授和學校的法律顧問幫忙,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政治系的一位指導教授很同情她的處境,幫她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的陳情法案,再向移民局申請居留,經過複雜的程序,拖延一段時日後,她竟然獲得在美國居留的許可。 其他上台跳山地舞的學生也陸續面臨同樣的問題,個個焦慮與憤慨交加,不滿國民黨的情緒日益高漲,與「中國同學會」的較勁更加激烈。後來他們畢業後,到各地就業,都熱心於當地的台灣人運動,以致「堪薩斯州立大學」有「台獨的西點軍校」之稱。 聯合國前的「鎖鏈事件」 1970年,黃靜枝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到紐約求發展。當時,她在堪大交往的男朋友方菊雄也已拿到生物博士學位,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兩人遂在1971年結婚。婚後,他們在哥大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由於兩人都熱心台灣人活動,方菊雄並且在1974年擔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因此公寓裡經常高朋客滿。 靜枝說,那時一些好朋友如林瑞葉等人都住在附近,「世界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陳錦芳也住在兩條街之隔的地方,大夥人經常今晚到這家吃飯,明晚到那家吃飯,日子過得很熱鬧。 當年,紐約的台灣人大部份集中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他們關心台灣的時局,也經常在彼此的家中商討台灣的事情,很多台灣人的活動都在這些會議中籌劃決定。 1971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即將開會討論「中國代表權」之際,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本部決定在聯合國大廈前發起鎖鏈示威運動,抗議台灣人民被忽視的事實。當時一共有六個人參與這項行動,其中只有一名女性,那就是黃靜枝。 她說,當天一早,他們暗中帶著鎖鏈,佯裝若無其事地漫步在聯合國大門前,等走到參觀者入口處時,一行人立刻排開來,迅速地將自己的手銬在入口的鐵柵上,表演一齣台灣人受壓制的情景。這時,四周的群眾很快圍攏過來,媒體記者也紛紛趨前拍照,聯合國的警衛們一接通報,立刻趕來,用器具把他們的鍊鎖割斷,趕他們離去。這次抗議的過程不是很長,但是當晚全美電視台都播出這個精彩的畫面,算是為美國的台灣人運動寫下獨特的一頁。 「當時參加鎖鏈示威,只是單純地想引起國際間對台灣問題的重視。」黃靜枝說。她接著表示,她不是戲劇性的人物,只是遇到該做的事情,就努力去做,誠如後來她在華府「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時說的:「建國的路上,人人有份。只要對台灣有益的事,不分男女,都該盡量去做。」 因為持著這種看法,後來紐約的廣播電台邀請台灣人參加扣應節目時,她也以台灣女性的身份發表談話,揭發國民黨壓制台灣人的事實。 1983年,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年輕教授陳文成回台探親遇害,紐澤西同鄉決定在美東夏令會上演「補破網」的話劇,找黃靜枝飾演陳文成的妻子,黃美惠飾演陳文成的母親,林富文飾演陳文成的父親。當時他們三人全無演戲的經驗,卻憑著一股要替陳文成討回公道的正義感,將一齣戲演得極為感人,劇終時台上台下都哭成一片。 藝術博物館的訓練 黃靜枝當年到紐約求職時,發覺唸政治的外國女性很難在美國得到表現的機會。在謀職時,獲悉「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需要一名臨時工作人員,就去應徵,結果得到一份臨時的工作。上班後,她很認真地做,不久被升為正式人員。後來越做越有心得,又進一步被升為業務經理。目前,她是該館禮品部的資深企劃經理。 深愛藝術的黃靜枝一到藝術博物館工作,猶如發現一個掘之不完的無窮寶窟,如魚得水,在那裡工作了三十年,都不厭倦。在解釋她的工作性質時,她說,一般博物館裡都有「固定陳列」和「特別陳列」兩種展覽,前者如埃及文物、古希臘文物等,陳列不變;後者如「十九世紀巴黎畫家展」、「二十世紀女性藝術家展」等,每隔一個時期就換一個不同主題展覽。 在「特別陳列」展出期間,館方設有「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部門,專門銷售與該陳列展有關的禮品,增加博物館的收入,而她的工作就是負責「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銷售、企劃、設計與協商。 她接著說,這種工作的規劃是全年性的,通常一個特展進行時,其後的兩三個特展也已在逐步籌備中。每個特展都有不同的主題,有時從「美國現代藝術展」換成「亞洲文物展」,再從「西班牙畫家展」換成「埃及文物展」,她的職責是在每次特別展覽前,充分瞭解即將展出的內容,設計陳列一些受歡迎的物品。在設計陳列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各種協商,所以從設計、企劃、行銷、到管理,可說學無止境。 由於內心始終有一股強烈的求知慾,因此她不斷地利用晚間到離家不遠的大學修習相關的課程。她和菊雄在在紐約住了幾年後,搬到紐澤西定居,所以後來她常從博物館下班後,隨即趕回紐澤西上課。早些年,她修習企業管理的課程,唸了四年,取得企業管理碩士。接著,又修習藝術學院的課程,一唸就是十年。 「我從小就喜歡繪畫,卻沒有機會學習。現在工作的地方,舉目所及,盡是藝術,就越來越想學畫。於是在拿到企管學位後,即開始修習藝術課程,也開始作畫。」靜枝說。她從藝術系的基本課程修起,整整唸了十年,才拿到藝術碩士的學位。 「這段期間,實在很感激家裡的每一個成員的長期支持。」她說,「後來,我每次辦活動,也都得到全家人包括丈夫、孩子、父母、姐妹甚至姐夫妹夫們的幫忙,因此深深體會到婦女要發揮才能,除了本身自覺外,還需要家人的配合。」 台美婦女當自強 方菊雄教授自到紐約後,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工作。他有著隨緣的個性與溫和的好脾氣,在臥虎藏龍的紐約台灣人圈裡,像一劑甘草,經常扮演著調停的角色,也始終活躍在台美人的社團與教會之間,因此常被同鄉推選為各種台灣人活動的負責人。 1991年,方菊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總召集人。忙完夏令會後,他作了一項重大的決定,即辭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職務,與李明亮教授一起回台灣花蓮籌辦慈濟醫學院,並且在醫學院成立之後,留在那裡擔任教授與行政的工作。 由於兩個孩子還在唸書,黃靜枝留在紐約照顧孩子。這一年對她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卻也因此讓她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作了一個全盤的檢討。她說:「那年夏天,菊雄回台灣後,家裡一下子變得冷冷清清,連電話鈴都不太響了。我這才明白過去這麼多年,人家打電話來,主要都在找他,人家請我們吃飯或參加聚會,也大都因為他的緣故。他一走,這些聯繫就大大減少了。」 她繼續說:「那段時期對我來講,是一大考驗。我不但要處理許多單親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還要單獨面對菊雄不在的冷清。我開始領悟到過去因為只顧忙著工作和孩子,和台美人的社團已經逐漸疏遠。要想顯出自己的存在,惟有走出去,主動參與活動,表現自己的熱忱與能力。」 「也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參加『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NATWA)』的年會。」靜枝接著說:「那年四月,菊雄還在美國,好友方惠音即將接任NATWA的下屆會長,邀請我和廖愛華一起到紐奧爾良參加NATWA第四屆的年會。去了之後,看到那麼多來自美加各地,背景與認同都相似的姐妹們,聚在一起開會談笑,真有說不出的快樂。」 「三個月後,菊雄回台灣,我在孤單無助的時候,想起NATWA其他的姐妹想必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覺得我們真該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因此,她開始積極參與NATWA的活動。 NATWA於1988年在加州成立,創會之初,即明訂「喚醒女性意識,促進兩性平等,發揮女性才能,弘揚民主人權」為該會的四大宗旨。在這四個宗旨裡,黃靜枝特別對「喚醒女性意識,發揮女性才能」有深的感受。她說:「很多台美婦女其實都有很好的資質,卻常常在婚後把成長的機會讓給男人,自己退居第二線,即使外出工作,也只當作貼補家用,沒有作積極的生涯規劃。久而久之,信心與自我逐漸萎縮,很多天份都被埋沒,實在很可惜。」這些感受促使她後來擔任NATWA會長時,特別重視該會的「人才訓練班」,積極鼓勵培養婦女的領導人才。 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紐約同鄉主辦時,理事長一職本該由1991年的總召集人方菊雄擔任,只是菊雄那時已回台灣,因而敦請1991年的理事長賴弘典醫師再度擔任。賴弘典組織了籌備委員會,但在覓尋總召集人時,遭遇一些困難。最後在二月中向黃靜枝接洽時,靜枝覺得再不接下來,夏令會可能會被延誤,因此毅然挑起主辦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重任。 她說,剛開始擔下夏令會總召集人的職務後,內心不免惶恐,但隨即運用在藝術博物館裡的工作經驗,從起草企劃、排定行程、分配責任、開會協商、到追蹤檢視,一步一步地進行;然後在理事長賴弘典及多位熱心同鄉如黃上文、郭文瑞、黃博書、林瑞葉、廖愛華、王康厚、陳伯壽、莊文琮、王愛蘭和林雅玲等許多同鄉的熱心幫忙下,為期三天八百多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大聚會終於順利地在德拉瓦大學進行。 那年,經由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協助,他們邀請了幾個很優秀的女講員作大型的演講,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蔡明華律師主講「兩岸問題的探討」,婚姻心理諮商顧問黃越綏講述「兩性溝通的技巧」等,都很受聽眾的歡迎。日本的台獨女將暨電視評論員金美齡亦在「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的邀請下,蒞臨暢談回台參加首屆總統直選的經驗,引起熱烈的回應。此外,他們還在那年舉辦了一場成功的「陳文成紀念音樂會」,由翁致理等多位年輕的音樂家精彩演出,令人回味無窮。 圓滿辦完1996年的美東夏令會之後,黃靜枝對自己產生了信心,也因此覺得台美社區應該付予女性更多的機會,讓台美姐妹們能夠發揮更多的潛能。 發揮潛能主辦活動 1999年,黃靜枝再度挑起重責,接任第十二屆「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那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同時總統大選戰雲密佈,她不但發動NATWA會員捐款賑災,並且帶頭積極為NATWA的催生者呂秀蓮助選。 2000年一月間,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自台灣飛到加州募款,黃靜枝和NATWA的副會長曾瑛貴、多位歷任會長、以及西岸的姐妹們,都趕到加州為呂秀蓮助陣。三月初,她更組織龐大的「海外水蓮會」回台灣,為陳水扁和呂秀蓮拉票助選。 3月18日,民進黨贏得台灣2000年的總統大選,自是一片歡欣,但黃靜枝並不因此稍微停息。回到美國後,她立刻在紐約和新澤西的姐妹們幫忙下,籌劃召開第十二屆的NATWA年會。四月中旬,她們假紐澤西的柏西便尼(Parsippany)Tara旅館舉辦了為期三天四百多人參加的年會。大會中,邀請了兩位年輕的台灣政壇新秀蕭美琴與劉世芳當主講人,分別演講「新政府下的台灣國際地位」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婦女」,讓NATWA的姐妹們對新一代的台灣女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鑒於婦女爭取發展自我之際,經常遭到家庭與社會的壓力,靜枝認為婦女運動除靠個人努力外,還需要社會與團體的支持,因此主張聯合台灣與美國的婦女,共同召開會議,商討兩地婦女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等等。這項構想經過NATWA「聯手組」葉錦如和程韻如等的精心策劃,終於在2000年八月在高雄召開「台美婦女論壇」,首開兩地婦女共聚一堂互相探討問題的先河。 靜枝有著泉源不斷的構想與旺盛的活動力。她在卸下NATWA的會長職務後,又馬上籌辦「台美婦女畫展」,於十月間在紐約推出。她說,舉辦「台美婦女畫展」的動機,是看到一些有藝術天份的姐妹們平時作畫自娛,卻沒有很多機會展出,因此希望藉聯合開畫展的機會,增加姐妹們展出作品的機會,提升大家的信心,進而豐富台美人的文化。 「信心與機會是發揮才能的兩面,平時多充實自己,有了機會,不要推卻,盡力而為,然後發現自己也能做得不錯,就產生了信心。」她接著說:「NATWA的迅速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美婦女過去缺乏表現的機會,成立NATWA後,有了自己的舞台,大家做事都很認真,每次活動都安排得很週到,每次會議都辦得很成功,結果大家就越來越有信心。」 一進入2001年,黃靜枝又擔當起新的社團責任,這回被選為「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及「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理事長雙重職務。她本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的想法,全都擔當下來。 2001年的上半年,由於陳水扁總統的過境紐約以及前總統李登輝的訪問康乃爾大學,「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為了壯大台灣的聲勢,特地作了許多事前的安排,動員了許多美東的同鄉,熱烈歡迎陳、李兩位總統。然後,在歡送兩位總統後,又趕緊籌辦為期三天七、八百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對紐約許多同鄉來說,這大半年真的忙得人仰馬翻不可開交。 然而在持續不斷的忙碌中,難得的是靜枝始終顯出一副溫和平靜的樣子。她作事有條不紊,講話依舊輕聲客氣,讓人覺得舉辦過多次大型活動的她,已經練就出一身面對壓力從容不迫的真功夫。 與黃靜枝在一起,會覺得體內蟄伏已久的上進心都會逐漸甦醒過來。她不但自己的人生充滿了進取,也希望台美婦女姐妹們能夠分享到這種積極,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充實,也讓台美社區的文化更豐富。

黃文谷 牙醫師的故事

祖父當立委 外祖父國大代表 黃文谷的祖父黃綿綿為高雄人,早年喪父,全靠自己的雙手白手起家。黃綿綿長年經商,從事紡織業與進出口貿易,事業有成;後來,「商而優則仕」,當選為台灣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其後連任12年。 在2007年2月時,祖父黃綿綿在台灣高壽辭世,享壽百歲。 而黃文谷的外祖父林瓊瑤則出身於高雄望族,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於三信合作社理事主席、高雄三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創辦人兼首任校長,並且擔任過國大代表,66歲的時候逝世。 受到祖父,以及外祖父的影響,黃文谷相當關心台灣政治。雖定居美國,黃文谷仍每日研讀華文報紙,關切著故鄉台灣民主政治與選舉情勢的發展。 從小補習 父親黃及時重視教育 黃文谷表示,經商的父親黃及時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小時候如果不唸到第1名,爸爸會不高興」,所以,黃文谷的小學時代幾乎過著「一三五到老師家補習、二四六老師到家裡補習」的充實生活。 1980年,黃文谷和母親林孟淑首度來美國遊玩,便喜歡上這兒綠樹如茵的自然環境;父母親在孩子教育的考量之下,選擇移民美國。當時,黃文谷12歲,小學剛剛畢業。 其實,黃文谷表示,祖父黃綿綿原不贊同父親黃及時「全家移民美國」的計畫,但因當時台灣動盪、政局不穩,鮮少違背祖父意思的父親為了孩子的教育著想,毅然決然選擇「移民」這條未知的道路。 黃文谷記得當時原本要念高市鹽埕國中,在新學期開始前就讀暑期學校,有一天母親說道「不用去學校了,我們要去美國」,沒多久,姊弟3人就跟著母親遠征美國這片陌生的土地,而父親在當了2年的「空中飛人」後,也結束台灣的事業,定居美國。 當年來美國時,黃文谷就讀聖瑪利諾學區的白人學校,為班上第2位從台灣的學生;黃文谷認為,美國教育環境雖好,但仍有語言、種族歧視、文化的問題有待克服,小留學生都曾碰過相類似的問題。 父母好客 惠及同儕 黃文谷表示,父親黃及時不僅工作認真,員工都稱他「風雨無阻」,也相當好客,對於同樣從高雄來的朋友與其下一代更是照顧有加;同時,父親黃及時認為「獨身在外的小留學生很可憐」,父親因而常在假日時招待他們到家裡吃飯,讓他們嚐嚐母親做的家鄉菜,重溫家庭的溫暖。 黃文谷表示,父親是個疼愛小孩的好爸爸。在父親那個年代,「爸爸是一家之主,權威的代表」,但是,他是個會跪在地上「當馬」給兒女騎的爸爸,顯示家庭對他來說真的很重要。 然而,父親雖然疼愛小孩,卻不是個只會溺愛孩子的爸爸。因為重視教育,父親對他們姊弟3人在學業上的表現要求其高。「他只要求我們要認真把書念好」,黃文谷強調。 現在,黃文谷的兒子Austin 8歲,就讀小學3年級,最喜歡跟爺爺一起上班。雖然父親黃及時仍很關心孫子的教育,Austin現在也是「從星期一補習到星期六」,但父親會教Austin算數、做早餐、接送他上下學,非常疼愛孫子。 阿公、孫仔 作伙講台語 也正因為喜歡和爺爺、奶奶膩在一起,Austin的華語很好,台語的聽說也還不錯。 Austin出生時,黃文谷仍在紐約研習牙醫學位。分娩前,太太林宛青選擇回洛杉磯待產,與父母親互有照應;滿月後,體貼的父母親堅持陪太太飛到紐約,兩老再自己轉飛回洛杉磯。 當年,為解父母親思念孫子之苦,黃文谷與太太將兒子Austin的日常生活拍攝成錄影帶,一卷卷寄回洛杉磯的家中,讓剛升格當「爺爺、奶奶」的父母每晚得以觀看長孫的錄影帶。黃文谷笑說,那時他們每天吃過晚飯後,便重複觀看Austin的錄影帶,直到新的一卷寄到為止。 現在,2歲的女兒Ashley長得像混血兒,五官深邃、漂亮,不僅成為家中的寵兒,也深獲爺爺奶奶的疼愛。 原本,父母親希望黃文谷學醫、弟弟學商,而父母根本不擔心一向對唸書自動自發,不是得第一名就是拿第二名的姊姊,只希望要求甚高的姊姊要顧及身體健康,不要因為唸書弄壞身體。 從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私立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畢業後,黃文谷選擇到紐約大學牙醫學院唸了4年牙科、2年人工植牙的專業課程,並得到學位。此專業人工植牙課程,也是台灣總統千金陳幸妤去年來美進修的項目。 黃文谷表示,人生發展很難預料,因為在姊弟中他最愛、最想念台灣,以前暑假一來臨,他就吵著要回台灣渡假,連遇上同樣為小留學生、15歲來美的太太林宛青也是因為暑假回台灣「相親」,在台北認識的。 但是現在,姊姊回台灣發展,任職安泰人壽稽查副總;而弟弟在唸完柏克萊、USC 的企管碩士後,也選擇回台灣就業,現獨立經營、買賣股票,只有黃文谷留在美國,甚至從繁華的都會區紐約回到洛杉磯,就近照顧年事漸高的父母親。 黃文谷說明,人工植牙在1965年才通過人體實驗,這項技術至今只有40年;因此,當他於1998年進修這門專業課程時,這還算是相當冷門的治療技術。 從2001年12月畢業,至今5年,黃文谷已成為「華人社區首位只作人工植牙的牙醫師」,並造福數以千計需要人工植牙治療的病患。 黃文谷專攻人工植牙、骨頭移植、人工植牙手術,並依病患所需、量身訂製假牙,同時為全球少數受過正規人工植牙手術與假牙訓練,也是少數親自完成從「手術開始到裝置人工植牙一系列治療過程」的牙醫師。 黃文谷表示,簡單地說,人工植牙是以手術方式,將鈦合金螺旋體植入上下顎骨之中,有如牙根一般的支撐咀嚼的壓力,免除因安裝活動假牙所造成的口腔不適和種種不便,是現代牙科技術所能達到一勞永逸的最佳選擇。 現在,在專業領域衝刺之餘,黃文谷秉持著「回饋」的理念,對洛杉磯僑界、台美人發展亦投注不少關注,並曾任2年「台美公民協會」(TACL)會長;現在,黃文谷則擔任台灣會館董事、南加州華人牙醫協會會長,與台灣鄉親積極互動。 文/ 記者陳美伶

唐麗芳 雲林故事人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唐麗芳年輕時希望遊走世界,從事不同行業,也曾在許多地方各作兩、三年的停留,但後來卻選擇回到自小離開的故鄉,從事草根文化工作,並且在原鄉住滿了第四個三年。 我認識唐麗芳,是因為 一些書本的緣故。2006年春,「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簡稱NATWA ) 」紐澤西分會寄送多批美國兒童圖書給台灣一些縣市的圖書館,時任NATWA東北區理事的我趁回台之便,拜訪幾所圖書館,以便瞭解館方實際收益的情形。 當時,有一批圖書送往雲林科技大學,認捐這批圖書運費的NATWA威斯康辛姐妹許聖美是我的好朋友。她囑我若到雲科大,要與唐麗芳見一面。 「她很親切、熱忱,也很特別,妳見了就知道,順便幫我向她問好。」聖美說。 我因此與唐麗芳聯絡。兩人一見如故,談了許多她在雲林推廣「故事人」的情形。回美國後,我在電話中向聖美敘述麗芳的狀況,表示我很欽佩她的精神,繼而問道:「妳們怎麼認識的?」 「妳知道,威斯康辛的台灣人很少,很容易互相認識。」聖美回答:「我的一個朋友在沃沙(Wausau) 的農夫市場遇到她,見她擺攤子,就和她聊天。獲悉她從台灣來的之後,便介紹她與我認識。」 「後來,我與惠蘭一起到沃沙鄉間的農場去看她,」聖美繼續說:「見她與新婚的美國丈夫在那裡種植有機農作物,當時還擔心她是否適應得了這樣的美國鄉下生活?但她似乎調適得不錯。她在台灣時讀商,曾在銀行做過事,無論數錢或算數字都很快,後來就到我們公司做事。她很勤快,為人很親切,不久便和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相處得很好。」 「她是個護理師,不是嗎?」我問。 「沒錯,她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聖美說:「在我們公司上班一陣子後,她就 和 先生一起到麥迪遜 (Madison) 的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兩人在那裡大約待了三年,拿到學位後,又搬回沃沙。她的先生教書,她在醫院當護士。」 聖美本身也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也在沃沙醫院當過多年護士。她說:「麗芳的醫學知識相當豐富,在醫院工作時,頗受器重。她的英語也進步得很快,有一次,在我們的讀書會裡朗誦一首英文詩,並將之譯成中文,詞意相當雋永,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她像蒲公英,到處都可以紮根,綻放出美麗的花朵,是嗎?」我笑道。 「可以這麼說,但毋寧說她是一個很努力追求成長的人。」聖美說。 唐麗芳果真如蒲公英,到哪兒都能適應得很好嗎? 「並不盡然。」兩年後,她笑著對我說:「我在1984年到美國,當 時和我 先生有個年輕的夢想,就是參加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行走世界各地。為了這理想,我改唸護理,也因此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由於對自己的故鄉重新產生認同,便偕我先生在1991年回台灣,在高雄醫學院工作。但沒料到回到自己的國家,我反而不適應。」 「為什麼?」我迷惑地問。 「因為那正是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年代。」她說:「台灣許多人都沉迷於金錢的追逐。『大家樂』像股旋風,吹得老少皆瘋狂。那種社會風氣與我過去熟稔的台灣很不相同。我因此感到迷失,也在兩年後又舉家遷回美國。」 他們在1994年回美國,住在愛荷華的迪畢克 (Dubuque)。麗芳的先生在當地一所神學院教授英文,她在家照顧牙牙學語的小女兒,本以為從此過著寧靜的美國中西部生活,熟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喚起他們回台灣服務的心。 「1997年,我在中文報上看到一則雲林科技大學招募一名英語系教授的廣告,十分心動。」麗芳說:「我是雲林人,自小離鄉,看到這則廣告,覺得故鄉好似在呼喚我們。而且先生也很希望回到台灣,因此,我幫他錄製一捲他教學的錄影帶,寄到雲科大,申請教職,就這麼被錄用了。」 於是,他們在1997年回台灣,定居雲林斗六,迄今十二載。麗芳的先生因此成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資深教師之一,也是當地人所熟悉的一個熱愛台灣的外籍女婿。斗六則成為他們結婚以來居住最久的一個城市。 回雲林後,麗芳延續在美國參加讀書會的習慣,在1998年與雲科大的一些教職員太太合組「樂耕讀書會」,互相切磋琢磨。然而幾位會員不久即因另有不同的生涯規劃,甚少出席讀書會。唐麗芳遂對外招募新會員,讀書會的會友亦因此由雲科大擴展至斗六地區的居民。 隔年九月,台灣發生驚心動魄的「九二一」大地震,中部山區許多鄉鎮樓塌人亡,滿目瘡痍。靠近震央的斗六與古坑地區,也有不少傷亡,居民人心惶惶。 「大地震發生一個星期後,我們的讀書會照常舉行。」唐麗芳說:「但是前來參加的人個個心有餘悸,因為斗六的中山國寶住家就有三棟樓房倒塌,二十多人喪亡。當時,我覺得應先讓大人的心情沉澱,才能安撫小孩們憂懼惶恐的心,於是建議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別人經歷。結果不知不覺地,大家的心境轉為祥和。」 2001年秋,唐麗芳獲悉「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發起人楊茂秀教授將在台中舉行的故事媽媽培訓班授課,便邀請一名讀書會的會友一起報名參加。上課時,她發現楊教授竟也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畢業生,他所提及的美國種種,都是她熟悉的景象,不禁頷首微笑。 「嗨,妳上課時很有反應。」一下了課, 楊 教授倒親自來找她。 「是啊,我們同是威大的校友。」唐麗芳笑吟吟地答。 兩人很快聊起天。唐麗芳趁機問:若在雲林辦個故事媽媽培訓班,能否請 楊 教授幫忙? 楊 教授當下答應。 於是一回斗六,唐麗芳便徵詢社區人士的意見:大家願否出點錢,在斗六開辦一個故事媽媽培訓班? 出乎意外地,社區人士的反應非常熱烈,所募到的款額竟足夠邀請四名講師,舉辦四場培訓課程。於是在2002年四月,首屆故事媽媽培訓課程順利在斗六舉行,參加人數竟多達兩百人。 「我第一次發現雲林人渴求學習的意願是這麼高。」唐麗芳說:「當時覺得應將這股熱情凝聚起來,於是在九至十一月間,又繼續舉辦了數場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在斗六地區掀起講故事給小朋友聽的風氣後,唐麗芳進一步鼓勵大家激盪腦力,創造自己的故事,並為之插圖。為激勵大家創作,她策劃舉辦「雲林私房繪本展」,廣邀地方熱心人士參與。 逐漸地,她發現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媽媽們。一些很有天份又熱心的爸爸、阿公和姐姐們都有很好的作品參展。因此在2002年十一月首屆「雲林私房繪本展」揭幕前,唐麗芳在對外發佈的新聞稿中,將「雲林故事媽媽」的名稱改為「雲林故事人」。而在「雲林私房繪本展」順利舉辦後,一個為雲林奉獻心力的草根文化團體已隱然成形。 其時,雲林縣政府文化局的官員已對這些活動產生注意。他們與唐麗芳會談後,認為藉故事爸媽推廣社區學童閱讀是很好的計畫,於是委託她規劃一系列的培訓課程。 在策劃培訓課程中,為請到好的講師到雲林,唐麗芳乃與台北的「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連絡。然在電話中,對方似乎不太明白雲林縣座落何處?但聽她問: 「雲林離古坑或林內有多遠?有客運車可到嗎?」 「古坑鄉與林內鄉都在雲林縣內,離斗六都近,可搭台西客運到達。」唐麗芳耐心地解釋。 「那就好。」對方說:「古坑鄉的華山與林內鄉的湖本兩社區都獲得優良社區獎,可向文建會申請活動經費,妳不妨與他們聯絡。」 雖然不十分清楚個中來龍去脈,唐麗芳仍打電話到華山與湖本兩個社區的發展協會查詢。協會的理事長表示,情況確如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小姐所述,但因不知如何撰寫企劃書,遲未進行,倘 唐 老師願意協助,他們樂見其成。 唐麗芳於是協助這兩個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向文建會申請到一點經費,於2003年九至十二月間,在華山與湖本兩社區辦了三期的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接著,她接受古坑鄉公所的邀請,到古坑鄉立圖書館培訓當地的說故事志工。然後,她陸續應邀至到斗六周邊的斗南、虎尾、西螺、土庫、大埤,乃至更遠的崙背、馬光、褒忠,甚至濱海的麥寮、 台西等鄉鎮,在當地的小學或公共圖書館培訓在地的故事志工,同時舉辦說故事活動。 自2003年起,「雲林故事人」的志工們陸續在雲林縣內的大小鄉鎮展開活動。說故事像一股和煦的春風,吹拂著這個向來甚少有文化活動的農業縣。 唐麗芳則在協助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的過程中,體認到「雲林故事人」必須立案,方能運用政府與社會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果,因此循序提出申請。2005年六月,「雲林故事人」終於成為一個合法登記的非營利社團法人組織。 「許多知識都從經驗中獲得。」她說:「從『故事媽媽』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形成,每個參者都在不斷地成長中。」 2005年底,「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將一台九二一震災後被棄置的二十呎舊貨櫃車身打造成「毛毛蟲行動書坊」,在各地巡迴。 「這部行動書坊原本預定到彰化埔?後,就要被拖回北部。」唐麗芳說:「我獲悉消息後,與毛毛蟲基金會的執行長盧本文及理事王鳳蓮老師商量,希望能將行動書坊到雲林作定點停留,獲得了他們的支持。」 結果,這部行動書坊成了「雲林故事人」2006年上半年的工作高潮。志工們在行動書坊拖到斗六後,將車身漆成粉紅色的雲林縣版圖,寫上「雲林好地方,處處飄書香」的字句,在斗六與褒忠共作四個月的停留。這期間配合各項閱讀活動,吸引了兩萬多名學童與家長們的造訪。 「原先,雲林縣的學校裡僅有兩所被選入教育部的『焦點三百』計劃中。」唐麗芳說:「後來,我們向教育部陳情,並獲得杜部長的重視, 結果『雲林故事人』所推廣閱讀的學校都獲得支援,這對地方是很大的幫助,對我們則是很大的鼓勵。」 「我們的力量也許微薄,」唐麗芳繼續說:「但是這些年,許多父母都已瞭解孩子們需要自小養成閱讀優良課外讀物的習慣,也陸續加入志工的行列。相信一點一滴,大家共同努力,便可提升在地的文化風氣與水準。」 一步一腳印,從樂耕讀書會的播種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茁壯, 步步皆有軌跡可循。而唐麗芳個人的人生路雖看似蜿蜿蜒蜒, 卻也是所走過的,都留下痕跡。從在威斯康辛農場種植有機農作物,她的認真、熱忱與愛鄉、愛土的本質像一條無形的線,牽引著她從過去走向現在與未來。

陳榮儒 庄腳囝仔的故事

對於陳榮儒而言,人生是由許多不斷的轉折組合而成。儘管如此,陳榮儒對於人生仍是全力以赴,就像目前擔任「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委員,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付出全力一樣。 出身屏東農家子弟 出生在南台灣屏東力社的陳榮儒,是個標準的台灣農村子弟。由於家中擁有幾塊田地,陳榮儒小時候就,不認為唸書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他知道,唸書只是成長必經的過程,畢業時間一到,就該去協助家裡管理農事。 然而,受日本教育的陳榮儒回憶,當時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的日本老師不斷的鼓舞,改變了他的想法,加上父親並不反對他繼續唸書,但是沒有繼續升學計畫的陳榮儒選擇進入屏東農校初中部唸書,希望也能幫助家中的事業。 228事變 改變一生 228事變不僅改變許多台灣人的一生,也幾乎改變陳榮儒的一生。1949年228事變發生的那年,許多台籍精英在一夕之間被抓走。在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下,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就此被抓走。從此不知下落。 雖然沒有很強烈的升學慾望,成績名列前矛的陳榮儒對唸書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但是親眼目睹這場228屠殺,卻讓許多台灣人驚若寒蟬,愛子心切的陳榮儒母親堅決反對陳榮儒繼續唸書,害怕唸書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初中畢業的陳榮儒於是在父親的安排之下,跨過中央山脈,前往經營家中位在台東的一塊農地。 然而,原本就該這樣務農過一生的陳榮儒,當父親轉來一封從屏東農校寄來的信,詢問陳榮儒是否繼續升學,卻讓陳榮儒徹底崩潰。「我看了那封信,哭了三天三夜!」他明白,他是想繼續唸書的。 陳榮儒於是在輾轉從台東回到屏東,在交通不方便的當年,又花了好些時日。回到屏東時,學校早已開學多時,所幸228事變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不多,對於這位初中部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屏東高農也張開雙臂歡迎,陳榮儒終於繼續他的求學生涯。 當選全國優秀青年 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陳榮儒短暫的當過老師,學農的他隨後進入台糖公司的農場工作,並擔任農場主任,表現優異,並於1965年獲得提名「全國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網羅精英的方式。從大學開始,到擔任預官時,這張網就一直籠罩著陳榮儒,然而他也一直不願意入黨。 直到他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台糖的主管赤裸裸告訴他,如果想要生涯有所發展,最好趕快入黨。在了解到「有入黨和沒入黨差很多」,陳榮儒在壓力下不得已下終於入黨,但也深刻體悟到國民黨「黨政不公」在那時的無法無天。 大學時,陳榮儒在一個偶然機會碰到一位在台美軍顧問團大兵Homer Casey結成好友,陳榮儒曾經應邀到Casey的在台北的住所小住。那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在Casey家中翻閱不少美國雜誌,體驗先進美國生活與當時台灣的不同,「真是天壤之別!」,這也是陳榮儒第一次對美國這個國家產生興趣。 在台糖工作時,陳榮儒開始體會「台灣社會的不正常」,對於職場中的送禮文化,陳榮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對於公家機關「計劃不實在!」「貪污很厲害!」則是深深感慨。此時,在台糖表現優良的陳榮儒被獲選擔任駐非農耕隊,前往台北學習英文。這段時間,陳榮儒接觸更多美國文化,興起了出國看看的意圖。 當初只想出國兩年 對於一個工作多年的公務員,放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更何況有家庭的牽累。37歲那年,「當初只想出國兩年,拿個碩士並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陳榮儒現在說來輕描淡寫,但是光那份放棄工作與天倫之樂的那份勇氣,可能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但陳榮如的理想性格讓他覺得當時大環境令人「有志難伸」,只是他也沒想到此一離開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主修農藥學的陳榮儒在1970年畢業後在路易西安納州一家糖業公司順利找到工作,並將妻兒接來美國,從此在美南落戶生根。一晃眼近十年,頗具生意眼光的陳榮儒眼見太太無心插柳的餐廳頗受歡迎,決心放棄穩定的工作,專心經營中餐館生意,這個決定後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回憶,最盛的時候他們曾經擁有六家餐館和一間旅館。 聽彭明敏演講 加入FAPA 1982年,以建立與美國國會溝通管道為宗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正式成立。1983年,陳榮儒在聆聽彭明敏的演講後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應該只顧著賺錢,行有餘力應該為台灣的前途努力,因此同年6月正式參加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參與台美人國會外交的工作。 1992年至1995年,陳榮儒擔任FAPA總會會長,在三年的任期間,陳榮儒與FAPA成功推動台灣護照正名,並遊說柯林頓政府的支持,以李登輝訪美為交換條件打破台灣電子媒體被三台壟斷,因而促成民視的誕生。 在這20餘年間,陳榮儒將自己的熱誠奉獻給家鄉的前途。自認屬於「歹命的一代」,從小就面臨戰亂、改朝換代及國民黨的統治。陳榮儒認為以他這樣一個庄腳囝仔,能夠有機會出國闖出一片天是「不幸中的幸運!」 「將一生的期望放在關心台灣前途問題。」2001年陳榮儒在洛杉磯成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擔任創會會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問題「國際化」則是他目前心力所寄的目標。 文/記者劉孟儒

許正龍

台灣茶葉世界一級棒,偶然機會,許正龍聽到一場易經的演講,徹底改變他對茶葉在美國的行銷看法,所謂入境隨俗,他恍然大悟,台灣老人茶搬來美國是行不通。易經有三易,簡易、變易、交易的奧妙,被他東學西用,果然在美國茶業界開創一片天。 許正龍,生於1953年台灣新竹關西,關西是當年茶葉王國,日據時代最多時有140多個茶工廠,黃家是製茶世家,母親在生第五胎時,答應這胎送給阿媽家族留香火,勤勞的客家媳婦即使懷胎9月仍照送點心去茶園,結果竟然在茶園分娩,這個孩子從阿媽姓,他就是許正龍,一出生就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許正龍回憶,他從小就在茶工廠工作,從小浸淫在茶的天地裡。別人玩彈珠之時,他玩的是茶籽。一路與茶為伍中長大,當時就讀建中時就受到大哥影響,立了個心願,猶記得當時讀台大法律的哥哥,本已爭取公費留法,結果父親硬把他留下來接手生意,後來大哥發現台灣的茶葉一直掌握在茶號與外商手中,反而最辛苦的茶農與茶工廠的利潤非常少,大哥希望兄弟齊打拚,另闢門路把台灣茶葉帶上世界舞台,當初第一波就是與中國爭日本、北非、突尼西亞市場。立志就是要做茶商。 當時建中全班同學大多想要讀醫生或法律,只有許正龍選擇讀台大經濟,還把把所有時間都去學國貿及加強外文能力,晚上不參加派對,乖乖為家族打點國外生意。他說,70年代,是台灣傳統產業和手工藝品的黃金時期,「義大利創新,日本跟進,台灣佔據市場」成為國際模式,兄長們決定運用流利外文,跳過日本,直接到歐洲展銷會拿最新產品概念,當時, 台灣正從發展中國家蛻變,就是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外貿小尖兵,在貿易前線上衝鋒陷陣,打下台灣良好的外匯基礎。 許正龍與父親黃崇誰,不但長得很像,生肖與血型星座都一樣,所以個性想法都很接近,父子關係親密不已,許正龍並把父親為茶葉無私奉獻的精神,視為偶像。他舉例,台灣日據前大多種植安溪烏龍茶,後來日本把台灣當做紅茶基地,取代印度。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鼓勵「炒菁綠茶」賺外匯,與中國對抗,當年農業時代,台灣是南糖北茶,父親在茶業界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60年代,人工較貴,日本後來內需蒸菁綠茶,開始向東南亞找尋基地,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彈性佳反應快,隨時配合世界趨勢的商機。許正龍父親決定先進口1部蒸菁機,讓兩家機械工廠分解後,馬上機械工廠拷貝完成,半年製成400部,分散到台灣各地茶農,台灣頓時馬上又拿下茶葉王國寶座,製茶又好又快,造成日本製茶業者惶恐,為加以區隔台灣綠茶被日本稱為“ 新茶” 。許正龍相信,台灣生命力超強,就是緣自於各行各業有許多像他爸爸一樣的熱心人士,一種使命感,以整體性長期思考,願意把技術開放,讓台灣得以生存。 因為父親長的就像個慈祥不倒翁,後積勞成疾,59歲早逝,日本茶葉界就叮嚀大哥把父親的外號“ 惠美壽” 取為品牌,在日本“ 惠美壽” 就是彌勒佛之意,自此茶葉外銷之外,他們終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哥哥希望歐美市場由許正龍來開發,所以許正龍服役之後就出國,繞了很多國家,決定在美國紮根,並發現茶葉庫存最好的地點就是洛杉磯,所以就移民到洛城。在咖啡當道的美國市場,茶葉永遠只是個小配角。 當時許正龍是純粹生意人,考量第一就是要開發市場,把茶葉賣出去,至於茶藝文化,根本沒放在心裡。首先,他突破餐館建立賣茶飲茶習慣。利用不同的品牌經營不同的市場,分類化之後,迅速在各種行業紮根。美國30幾萬個咖啡店,當時茶是無法獨立出來,他心想,就讓茶葉寄生在其它商品行銷管道。 直到1991年,在日本有一個「茶與健康」的研討會,綠茶抗癌有益健康的報導,一經披露,綠茶馬上成為搶手貨,許正龍想在美國當個茶葉達人,就覺悟必需有全套的教學系統,茶葉才能建立專業形象。 1994年,每天他到各地去發傳單,說自己可以"講茶",但反應不好,好不容易亞凱迪亞高中願意開放機會,讓他第一次上課講茶,當時慒懂不知,實在不知所云。不過,個性樂觀進取的許正龍,只要各族裔的邀約,他一定會去講,從錯誤中學習,一直修正,他最後能從美國各族裔的民族特性,深入淺出地介紹茶葉資訊,現在每堂課,都是高朋滿座,大家聽聽的津津有味。 1995年,已略有心得及知名度的許正龍,創立了"茶易"教室,綜合易經的道理,他先以「簡易」開始,就是簡單容易上手為原則,美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衛生,環保,社區參與。所以他體會到不能以賣茶的心態介紹茶,他要以分享資訊才能介入到多元族裔文化,找到更廣的茶之路。 尤其10年前,加州人與亞太文化就密切關連,所以講茶時,藉由推廣茶的文化,其它族裔可以體現到東方文化。後來,為了增加趣味性,所以他利用易經中講求變化的「變易」,在基礎知識教導後,他開始鼓勵讓大家自創"個性茶",調配自己喜愛的口味,6種基本茶,混配比例就可以有上百種變化,滿足不同人種的需要,這使得茶葉不再是高高在上,擺脫過於拘謹限制的形象,茶顯得更親切。 第三階段,易經"交易",主要是讓品茶者充分領會細緻的品茗,並心得資訊分享,這就像是宋朝蘇東坡文人學者的"鬥茶",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被他發揚光大。 他舉例,為了台灣茶易,他學習全世界茶葉的特性,甚至挑戰各地茶師一起來"鬥茶",在茶師比茶時,茶杯並未注明茶葉名稱,許正龍洋洋得意地說,結果每次都是台灣清香烏龍茶最受歡迎,香氣襲人,口感香醇,而台灣的澎風茶(東方美人)會排在第4、5名。他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為台灣爭光,"鬥茶",是許正龍的拿手絕活,他榮幸能把來自台灣的茶揚名海外。 1990年代以前,美國真正的茶園只有南卡羅娜州一處,許正龍已感到茶葉時代將來臨,在加州建立第一個茶業加工廠,萬物從0到1最難,許正龍賣的是觀念和知識。1996年,他成立了美國高級茶葉推廣協會,2001年,美國茶葉協會非常欣賞而予以購併。他成為一位茶博士,現在的美國知名的咖啡或餐飲連鎖店,全都到該會受訓練。甚至,後來,許正龍還有二位學生,各一位醫師與律師放棄美國職業,到台灣去賣茶。台灣在科技產業,有很好的成就,但台灣傳統農業,茶葉在美國推的可是頂呱呱,台灣出產全世界最好的茶,已無庸置疑。 永遠的客家志工 「沒有志工,任何活動都辦不成。」身為客家人,許正龍坦言,在台灣過去環境裡,會對自己是客家身份而驕傲是不可能。直到1985年開始參加社團,由於在海外,更能感受到客家文化即將凋零,有一次,參加李木通等人固定舉辦多年的「成功人生座談會」,印象深刻。啟發他在2001年1月也成立「客家與生活座談會」,完全以客家人士為主,每一個月最後週五,成員來自不同的客家會,利用座談會比較能接觸不同客家鄉親。由於客家鄉親不太會"開會",感謝溫惠雄,洪珠美的先生,他們一直給予鼓勵並指導。這樣的月會,一直持續至今。 許正龍參加台灣傳統週,他也想承擔一些責任,他想客家文化的呈現,最明顯不同的特色就是語言及音樂,所以後來為了做音樂性質活動,並把志工制度化,於2003年成立「三合水工作坊」,成員每週日會面一次,討論台灣新的創作歌曲,平日與客委會等文化機構,產生密切聯繫,剛開始他們要求自己演唱客家歌曲,從2005年「阿爸的風吹」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認為受到侷限甚至會有盲點,客家音樂要推廣出去, 勢必就要非客家人傳播。所以他們開始想要拓展更多人士演出客家音樂,所以2006年,三合水工作坊轉型到製作策劃,轉而挖掘各路音樂人才,製作出今年感人肺腑的精緻客家音樂演出「五月介風鈴」。 除了邀請各族群欣賞學習客家文化,他更珍惜客家鄉親第二代。他訓練志工們是以新加坡航空服務員為標準,大家都非常欣賞三合水的志工優異表現。提到三合水的下一步,最新想法就是要籌劃「台灣最動人的聲音」,許正龍解釋,台灣民謠四大板塊,恆春民謠、嘉南民謠、蘭陽民謠、北客民謠,他希望找到最原始的音樂素材,再請年輕音樂家先聽最原始的旋律,鼓勵年輕世代創作,並找各個社團負責人 一起共襄盛舉,唱出原鄉原味。只要提到茶及客家文化,創意十足地許正龍,總有停不了的夢想。 文/記者林蓮華

陳培德 發明家的故事

對於陳培德來說,創造發明就好像呼吸一樣,是在自然也不過的事。每天生活中看見的事務,他都不斷的思索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小時候在鄉下路邊看到一隻公雞吃掉有毒的蜈蚣,他就開始探討為什麼公雞會不怕蜈蚣毒,經過一番試驗,他成功的從公雞唾液中萃取出解毒液;這種對事物的好奇心,也使他在14歲時就以擠牙膏機獲得發明專利。 他說「每天看到任何東西,就會好奇的思考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解法!」,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造就了陳培德至今曾擁有世界各大發明展的無數肯定以及上千個各國專利。 警察生涯 旗山高中畢業之後,陳培德因為體能良好,得到教官推薦保送空軍官校,卻因父親反對而未能圓飛官夢想。陳培德因此進入警官學校,之後在警察系統裡一路晉升,這一做就是10年。 1970年代,台灣的十大建設啟動,高雄被規劃為重工業發展中心,陳培德已經是高雄小港分局副局長。不同於一般人從媒體上看到的十大建設,陳培德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工安意外、圍標、搓圓仔湯,導因於公共工程的偷工減料,他對此深惡痛絕,因此在簽發使用執照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由於當時中鋼中船中油等十大建設的幹部都是軍方將領轉職,許多警界長官都規勸陳培德:不要擋人財路,之後任台灣省警務處長的長官陳壁也曾勸他「年輕人,圓滑一點!」。 陳培德雖然自認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但是在眾多壓力下,他覺得家人受到威脅,因此稱病辭去副局長的職務。 1973年輾轉來到美國後,一身厥然的陳培德以經營汽車旅館和開錄影帶店開始開創他的事業,本著台灣人勤奮節儉的美德,每天敲敲打打修理冷氣、冰箱和錄影設備是他不可少的工作,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又重拾少年時代的發明家夢想。 在此同時,他也在閒暇時在「中華之聲」電台兼任主持人,由於言論不見於當道,這也讓他名列台灣黑名單,多年不能返國。 一點鐘哲學 1990年,陳培德在太平洋時報擔任發行經理時,因搬運重物不慎受傷,在病床上躺了好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深深覺得每天等死也不是辦法。也悟出了所謂「一點鐘哲學」。他說,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浪費時間的傾向,要是每個人每天能利用可能浪費掉的一點鐘的時間,拿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年之後就會看出很大的不同。 病好後,陳培德身體力行這項哲學,將工作閒暇的時間,都拿來進行他最愛的發明工作。從1996年後,更將所有精力專注於他的發明事業,這段時間也是他的創造發明的黃金時期。 綜觀他的一些發明,都是生活上的小東西,像免乾電池手電筒、流蘇蒼蠅拍等,都是以這樣的哲學出發而設計出的產品。 根據多年的發明經驗,陳培德悟出一些道理。發明要先問市場,而不是專利。 「將你的點子向與你在路口一起等紅綠燈的行人提起,如果能讓他心動,那就是個可行的好發明」他強調,沒有辦法商品化的專利,一點用處都沒有。 陳培德也歸納出好的發明的三個特點。那就是「經濟性」「實用性」「進步性」,也就是新的發明,一般要比舊有的產品可以賣得更便宜、更方便消費者使用,以及能促進社會生活的改進。如果不難滿足這三個要點,則發明出來的產品,不管再怎麼fancy,科技再怎麼先進,也不太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發明的產品不需要大,通常是越簡單越好!」要期待自己的發明空前絕後、無懈可擊是不切實際的。陳培德最得意的「流蘇蒼蠅拍」,曾在瑞士發明展得獎。      事實上,製作成本低廉的蒼蠅拍歷年來已經在世界各地銷售了數百萬支。 對大公司敬而遠之 陳培德雖然有許多的發明,但是卻對大公司購買他的專利權敬而遠之,主要是之前不少次上當受騙的經驗。擁有衣服快速烘乾的專利的他,曾讓某家電大廠對這個專利非常有興趣,在簽約的時刻,他不經意的問這公司的代表,何時準備生產;「當市場有威脅時,我們就會開始生產!」這句話讓陳培德為之氣結,當場把到手的支票撕了。 「我寧願不賺大錢,也不能讓這種阻礙社會進步的事發生!」這是陳培德對發明的看法。 關於各國的發明環境,陳培德指出,美國對於保護發明人的確做得比較好。他說,台灣和中國採「先登記主義」,這讓發明人必須千方百計防止自己的發明點子被盜用,因為只要先被登記,一切就完了;相較之下,美國採「先發明主義」 ,也就是「你在路上隨便找個人跟他講你的點子」這樣就行了,兩者相較,也難怪美國是發明家的天堂。 美國華人發明協會 陳培德在1980年時在洛杉磯創辦美國華人發明協會,主要是有感於發明人一般單打獨鬥,很多時候都會吃虧,不如結合成一個團體,大家互通有無,集思廣益,定期發出會務刊物。發展自今,至今華人發明協會已經有 40個分會,足跡不止遍布美國,世界也有不少國家有華人發明協會的會員。 陳培德表示,好的發明是將生活中的不方便,想辦法轉變成產品。所以,「懶人才能發明!」,太勤勞的人往往刻苦耐勞,任何工作都只靠著雙手萬能,反而是懶人比較有誘因來從事創造發明。他鼓勵大家一起來發明,就從周遭的環境開始做起。 文/劉孟儒

葉李麗貞 心理治療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葉李麗貞與葉國勢是一對六十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夫婦,兩人一生勤勞認真,在美國奮鬥四十載,事業雖有起伏,對台灣的愛心卻始終不變。早年,他們參與過「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與「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成立,也曾為了保釋「四二四刺蔣事件」的黃文雄與鄭自財,抵押過房子。晚年,懷著「立足美國,關懷台灣」的心情,力倡「台美公民協會」,輔導第二代踏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成立民進黨美南黨部,積極為陳水扁助選,一生的願望就是希望看到台灣人能夠當家作主。 公元2000年5月2 0日,葉李麗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大典,激動地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為總統,感慨終生的願望總算達成,但愛侶卻已辭世,「這就是人生。」她感嘆道。 生長在時代邊緣 「我是一個生長在時代邊緣的人,小學唸的是日文,初中時逢戰爭,然後變成中國的時代,中文靠自己摸索,英文靠聽收音機跟著趙麗蓮學,一生都在不斷學習中。」葉李麗貞說,「我現在作心理治療的對象大多數是美國人,每個月至少做兩場以上的英語演講,人家問我這條路怎麼走出來的?我說全靠上帝的祝福與努力,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只是不斷地嘗試與學習。」 目前是休士頓婚姻與家庭治療專家的葉李麗貞提起往事說:「我有一些過往的經歷,說出來,你們會覺得那是遙遠時代的故事,可是卻都是活生生的事實,這些經歷讓我在年輕時就體會到台灣若要有前途,一定要獨立自主。」 「我是經過二二八事件的人,那年,我十五歲,在台北唸書,父親在基隆擁有礦山,開採煤礦。事件發生後,台北不平靜,父親派人到台北接我和母親搭黃包車回基隆,一路上,很多台灣人攔路要修理『阿山仔』,為我們帶路的人不斷地朝路邊喊:『這是田寮港李頭家的家眷,是好人,請讓過!』。到家後,妹妹的小學老師已經躲到家裡來,他是外省人,藏匿在我家比較安全。」 「父親那時是基隆市推選出來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數日後,他要到台北公會堂開會。他的車子從基隆開向台北,一出八堵山洞,就被專程自台北趕來通告的公司職員攔住,那人說:『頭家,頭家,公會堂去不得,台北已經開始抓人了,趕快逃!』,父親探聽情形後,立刻調轉車頭,往山區方向逃,同時派人通知家人趕快躲藏。」 「我們一時也不知該躲到何處,正好隔壁住的是幫我們煮飯的歐巴桑,住在一棟日本宿舍裡,就把母親、我和兩個妹妹藏在塌塌米與地面之間的隔層,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股霉味。不久,荷著長槍和刺刀的軍人就來了,我們躲藏在塌塌米下,都聽得到他們耀武揚威的走動聲、翻攪聲和吆喝聲。」 「我們在陰暗的隔層裡藏了兩天,有好心的人安排母親住進基隆的傳染病隔離醫院,我和大妹佯裝看護,也跟著住進傳染病醫院,小妹被送到鄉下,一直等到時局平靜後才回家。父親因為名列黑名單,不敢回家,派人交涉的結果,得以兩大布袋裝得滿滿的鈔票換取自由,對方並且指定鈔票要送到基隆碼頭。」 「當時要找人背兩大袋鈔票到基隆碼頭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害怕,惟恐布袋一卸下,尚未轉身,就被槍斃掉。還好那時送鈔票去的人平安地回來,父親也因此得以回家,這就是生活在沒有法治社會下的悲哀。」 後來,李麗貞唸了第一屆的台北護理學校,畢業後在1956年,獲得「聯合國基金會」的獎學金,到波士頓深造,是當時極少數的台灣女留學生之一。她以聖經上的賢德婦人路得(Ruth)為英文名字,後來大家都習慣稱她Ruth。 在波士頓唸書的第一年聖誕節,學校放假,她搭火車到紐約找朋友,正好一群早期的留學生正在籌組「East Coast Formosan Club」,Ruth不但參加了籌備會議,並且也參加了成立大會。「那時看到那麼多台灣學生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聽到一些前所未聞的台灣獨立的言論,覺得既親切又興奮,會後和幾個朋友一起逛紐約市,也很開心。」 留學美國期間,她常參加國際學舍的活動,認識了一些韓國學生,他們對她說:「韓國和台灣從前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戰後韓國獨立了,為什麼台灣不獨立?」她心裡想:「是啊,為什麼台灣不獨立?能夠當家作主多麼好。」這種企盼台灣獨立的想法此後深植在心中,但她回台灣後不敢對別人說,連家人也不提,因為怕父母擔心,後來就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就是葉國勢,他很同意她的看法。 在波士頓唸了一年又一個夏天的護理,她回台灣,到台南護校教書,因為單身在台南,就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裡。那時也因為還想找機會出國唸書,就不作結婚之想。有個朋友的弟弟同樣從台北南下,在成大唸書,時常找幾個同學到她那裡串門子,他們大都小她五歲左右,稱她為「李姐」,她當他們是弟弟,一夥人在一起聊天唱台灣歌,覺得很快樂。 「那時,有一個瘦瘦的大男孩每次都來,人長得斯斯文文的,也不多話,我覺得他不錯,就介紹學校的一位助教給他,可是每次看電影,他都買三張票,實在莫名其妙。」Ruth說。 暑假一到,她就回家,那時她家已經搬到台北。有一天,這個家住台南白河的男孩到台北找同學,然後結伴到她家玩。離去後,Ruth的母親說:「我覺得這個男孩對妳有意思。」她心裡想:「可能嗎?他比我小五歲!」 不久,她收到他的信,讀了之後,整個人都愣住了,這是一封求婚信,信上說:「如果妳信仰的上帝存在的話,那麼我已經為了這件事,向祂祈禱了好幾個月。」 這就是當年葉國勢向李麗貞求婚的經過,那時,葉國勢在成大電機系唸大四。「他那麼年輕,沒有事業基礎,沒有社會地位,當然也沒有錢,如何當我的結婚對象?」但她不便直接拒絕,想了想,對他說:「我和其他女孩一樣,也希望找一個比自己強的人,可以撒撒嬌。」他說:「我們不妨試試看。」就這樣,兩人正式交往了一年,結果緣到份成,終於成立了小家庭。 栗子街的房子 1963年,葉國勢到佛羅里達大學(Univ. of Florida)深造,十個月後,李麗貞帶著一對稚齡兒女,以醫護人員應聘的身份到美國和丈夫團聚。不久,國勢取得佛大電機工程的碩士學位,在紐約找到工作,全家搬到與紐約一水相隔的新澤西,安頓在紐渥克東部,介於哈得遜(Hudson)河和柏塞(Passaic)河之間的康尼(Kearny)。 葉國勢是一個勤快認真的人,白天過哈得遜河到紐約上班,晚上回澤西,就趕到紐渥克的紐澤西理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這段期間,他們在康尼的栗子(Chestnut)街買了一棟可容兩個家庭住的兩層樓房子,在當時大多數是留學生的台灣人圈裡,算是少數有家有工作有房子的人,因此經常請一些學生到家裡吃飯。大夥人聚在一起,熱鬧滾滾,話題總離不開台灣的政治。 不久,張燦鍙一家也搬到東部,租他們的樓上住,栗子街的這棟房子隨後竟成了籌組「世界台獨聯盟」的地方。Ruth那時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往後許多年,這個「Kearny, NJ」的信箱竟成為美國台獨聯盟和「台獨月刊」的對外聯絡地址。 「那時候,無論寄發宣傳文件,或製作傳單、標語,都在地下室進行。家裡常有客人,每次吃飯時間到了,我看到一屋子人,就淘米煮大鍋飯,八至十個人圍一桌吃飯是常事。」Ruth說,「後來,洪哲勝和鄭紹良也來了,最初住在我家,後來才搬到附近。當時看到一些人為了獨立工作,學業、事業都擱一邊,義無反顧地『潦』下去,覺得那種情操真美。」 六十年代後期,紐約是台灣人風雲際會的地方,留學生在各地學成後,就到紐約找工作。初抵紐約,常苦無棲身之處,葉國勢和幾位有心同鄉就在曼哈坦的百老匯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了兩三間公寓,讓有需要的學生居住。後來更進一步在百老匯與一二二街的交會處,合資買下了一棟古舊的「台灣樓」,保留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使用,這就是最早的「台灣會館」的雛形。 1970年,在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叫「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葉國勢在1969至1970年時擔任該會的會長。當時的有志之士以整合各地的獨立運動為要務,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的籌備會議遂於1969年9月20日在紐約召開,直接促成1970年元月一日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成立,當時張燦鍙、蔡同榮、葉國勢等人都是出席WUFI成立大會的元老。 「我們那時生活的重心都放在關心台灣,」Ruth說,「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抵達紐約時,我和一些朋友都到布拉薩旅館前示威。當天飄著雨,我走在遊行隊伍中間,忽然聽到『碰!』的一聲,並不明白發生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天大地大的『刺蔣事件』。」 「四二四事件」在美國的台灣人之間掀起了極大的震撼。當時保釋黃文雄與鄭自財需要二十萬美金,在大多數是窮學生的時代,這真是一筆天文數字。葉國勢和另外一位新澤西的同鄉黃呈嘉為此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李麗貞在銀行裡開設一個專戶,接受各地的捐款。她說:「那時捐款的情況非常踴躍,匯來的款額有十塊、二十塊,也有一塊、五塊,留學生的經濟能力很薄弱,但大家都竭盡所能地想要幫忙,那種熱情真令人感動,所以我到現在都一直相信台灣人一定會贏。」 積少成多,眾志成城,大家果真籌到足夠款額將黃文雄與鄭自財保釋出來,他們覺得很欣慰。夏天裡,全家開了部車前往密西根的安那堡(Ann Arbor),探視年初甫從瑞典抵達美國的彭明敏教授。熟料在密西根時,竟接到黃呈嘉的緊急電話,告知黃、鄭兩人已經棄保而逃,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開車徹夜趕回紐澤西收拾殘局。當時心想:保釋金一定會被沒收,只是不知房子是否立刻被查封? 後來經由一位美國朋友的幫忙,輾轉獲悉法院尚未登記保釋的房子,連忙將房子廉價出售,在很短時間內,匆匆搬離紐澤西,到休士頓另闢天地。提起這段往事,Ruth笑著說:「後來還有人建議將栗子街的那棟房子買回來呢!說那是『世界台獨聯盟』的發源地。」。 波浪起伏的人生 葉國勢到休士頓後,很快地找到工程師的工作,在紐澤西理工大學的博士課程已經修完,卻因搬家失去了拿學位的機會。Ruth重拾職場生涯,晚上到醫院當護士,白天到大學裡修習心理學等課程,計劃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結果一唸就是十年。 她解釋說:「一般碩士只需修三十幾個學分,但要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需要修滿七十二個學分,實習一年,累積三千小時的個案經驗,才能考執照。我從四十歲開始修課,一直唸到五十歲,才拿到專業資格。」 「我們搬到休士頓後的那些年,家庭成長得很順利,夫妻兩人都做事,也努力存錢,有了積蓄就投資房地產,陸陸續續買了好幾棟房子。後來公司派國勢到南韓,我跟著他到韓國生活了三年。再回休士頓時,國勢決定辭掉公司職務,出來創業,他一直很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 「時值八十年代初期,國勢作衛星天線的生意,第一年賺到一些錢,感到興奮,不料第二年就碰到休士頓大衰頹,石化業全面崩盤,整個城市像一座死城,機場都鮮少人出入,到處都看到商店關門,連Holiday Inn都收不到錢。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事業勉強撐到第三年,就撐不下去了,只好宣告破產,房子全都沒了,多年積蓄也化為烏有,一切回歸於零。」 「破產時,休士頓一片蕭條,他找不到工作,為了生活,我們搬到達拉斯(Dallas)去,奮鬥半生,年值半百,一切從頭開始,這就是人生。」Ruth繼續說。 「初抵達拉斯,經濟情況很困窘,不過上帝也沒讓我們欠缺,一對子女成長得很好,夫妻倆互相扶持,本身還有生活能力,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現實,重新出發。」 那時,Ruth已經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執照,卻無發展的機會,為了生計,她到一家精神病院當夜班護士。醫院裡,有些病人情緒不穩定,半夜睡不著,吵吵鬧鬧,她對不安的病人說:「不要吵,我陪你講話。」於是她以心理治療的方式,和病人對談,談了一陣子後,病人逐漸安詳,然後睡著。 一個月後,值班的醫師開始問:「為什麼這個月這麼安靜?為什麼晚上沒有人打電話來要開安眠藥?是哪個護士在值班?」院方說:「來了一個亞裔的護士。」因此,醫師找她去談話,一談之下,才知道她受過完整的心理治療訓練,因此讓她在醫院裡兼做心理治療的工作。 她需要更多表現的機會,才能爭取到個案(Cases)。萬事起頭難,尤其身為外國移民,又是中年的東方女性,當然困難重重,可是Ruth說:「我絕不躲在家裡哀嘆,我要站起來,走出去。」 「怎麼走出去法?」我問。 她說:「要自己創造機會,表現給人家看啊!機會不會平白自天而降。」那陣子,她每天看報紙,尋找機會,有一天看到一則越南青少年犯罪的新聞,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對辦案的警察說:「這些孩子們需要心理輔導,希望你們不要把他們送進監獄就了事。」然後她自我介紹,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這樣,她接下了輔導觸犯法律的越南青少年的案件,她聽不懂越南話,他們也不會說英語,彼此靠畫圖溝通。結果八個星期的團體治療做下來,她贏取了這些孩子們的信任,成果非常好,媒體記者都來採訪她。接著,她舉辦「東西接觸」和「代溝」等座談,深受社區的重視,如此一步一步地紮下了信譽與根基。 在達拉斯住了兩年,休士頓的景氣慢慢回甦,葉國勢原先服務的公司又請他回去工作,Ruth在達拉斯的個案一時無法結束,因此有一年的時間,她兩地跑,一個星期裡,三天在達拉斯,四天在休士頓。有了許多個案經驗,她在休士頓的事業發展得很快。 「目前,我諮商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美國人,每個顧客都喜歡我,因為我是真正用『心』在服務。」充滿信心的Ruth說:「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在工作時,我從不覺得累,只有回到家,才感到疲倦。」 1989年五月,他們從達拉斯搬回休士頓,正慶幸兩個人的工作重上軌道時,葉國勢卻發現得了第三期的胃癌,治癒的希望很渺茫。當時大家的心頭都攏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幸虧得到休士頓良醫李雅彥的幫助,得以迅速進入「安德遜治癌中心」進行手術。手術之後,國勢竟像奇蹟般地獲得痊癒。 「那時,雅彥請了最好的醫師替國勢開刀,結果國勢撿回了生命,但沒想到替他麻醉的醫師以及李雅彥醫師後來竟都先他而去。」Ruth感嘆地說。 這一次的手術讓葉國勢多活了十年,大病重癒的他特別珍惜親情,開始幫忙作家事,在家裡學著吸塵、清掃和作菜,也用較多的時間和子女談話,還主動要照顧孫子。Ruth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台灣男人大都不作家事的,兩個孩子小的時候,他都不曾替孩子換過尿布,後來居然樂意替孫子換尿布,實在不簡單,雖然有時他都把尿布穿反了。」 年逾六十的Ruth事業倒是越做越出色,她的個案越接越多,後來又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督導員(Supervisor)資格,開始督導見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諮商患者。因此在她的診所裡,時常可見實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在那裡工作。 自1990年起,Ruth在休士頓的報紙「台灣鄉訊」開闢「路得信箱」,以專家的觀點,解答一般移民的生活疑難,很受歡迎。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台灣公論報」上推出「婦女信箱」時,主持人阿香(吳美芬)就常向她請教,阿香說:「Ruth的觀察很細微,回答很中肯,建議常有一點即醒的功效,讓人受益非淺。」 走入主流 他們在休士頓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活躍在休城的台美人社區當中。期間曾因名列黑名單,遭到至親過世不得回台奔喪的悲劇,也曾經因為看法與部分同鄉有異而導致別人的誤解,但這些都不足以影響他們對故鄉的熱愛與關懷。 自從1970年搬到休士頓後,他們就聯合當地熱心的同鄉,繼續推展台灣人運動,葉國勢並且在1977至1979年間,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與此同時,他們也熱心於教會的侍奉。Ruth在初中時就讀淡水女學,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來受洗為教徒,國勢也在婚後篤信基督,兩人住休士頓時,與一些熱心的同信共同成立「休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服事教會。葉國勢並且在1982年至1984年期間,擔任「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會長,從事教會之間的協調與對外的拓展事工。 1992年,台灣已經解嚴,黑名單卻未解除,Ruth因為父親在台灣病得非常嚴重,急欲回台探親,但卻備受刁難。她說:「出國三十年,因為名列黑名單,一直沒有辦法回台灣。母親在病危中,一再囑咐我不要回去,她說她不要看到我被捕下獄。母親去逝時,我人在韓國,雖然近在咫尺,家人卻極力勸阻我回台灣。不久,婆婆也過逝了,國勢的家人也不要他冒險回台奔喪。」 「1992年,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想到長年別離,不得謀面,不久又將死別,非常哀痛。那時見台灣的情勢已有轉變,於是申請回台簽證,居然獲准,連忙買了張機票,儘快飛回台灣,企盼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誰知一到桃園機場,就被警察扣押起來,我說我有入台的簽證,他們說那是誤發,硬把我拘留,要遣送我回美國。那時睽違多年的家人都到機場接我,就是沒有辦法接我回家,我打電話到處求援,直到蔡同榮和葉菊蘭趕來,才把我保釋出去。等我趕到父親病床時,他已經昏迷,我一直叫著他,他睜開眼睛,望著我,嘴角牽動了一下,總算知道我回家了,然後闔眼辭世。」提起這段搥心肝的往事,葉李麗貞非常傷感,同時也很氣憤國民黨政權的不合人道。 接下來的1993年,休城發生了兩件事情,引起部分同鄉對他倆的誤解。那年,葉國勢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在休城「台灣人活動中心」召開年會,正當滿堂同鄉熱鬧進行晚晏之際,休士頓「北美事務協調處」處長楊進添突然到臨,當場引起軒然大波。有些同鄉指責會長未照會理事,即擅自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與會。Ruth說:「國勢並沒有邀請楊進添,是他自己買票來的,既然來了,就是我們的客人。」至於楊進添是否事先照會過葉國勢?Ruth說,她不知道,國勢不願多加解釋,但她後來意識到國勢已經逐漸認為台灣人不應該再逃避與台灣政府的接觸,因此受到許多同鄉的指摘。 那次年會後不久,Ruth計劃製作一系列探討親子關係的錄音帶,以幫助一些移民家庭的親子關係。她聯合休城多位姐妹如葉錦如、吳美惠等,以座談討論的方式進行錄音,有台語發音,也有北京話發音。當時需要一筆製作經費,她到處募款,卻總差一些,有人建議她向僑務委員會申請補助。她覺得這項節目有益於所有台灣來的移民,向台灣政府申請贊助亦無不妥,因此,她去申請並且獲得僑委會的一筆補助,親子關係錄音帶得以順利製作,但她卻因此背上「失去原則」的黑鍋。 進入九十年代,她已開始感到台美人應與主流社會積極接觸,於是和一些熱心的同鄉在1990年時共組「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TACL)」,出任創會理事,積極輔導第二代服務美國社區。她說,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十年,他們朝思暮想的都是台灣的事情,即使法律上歸化成美國公民,心理上也仍難適應,一直到在美國生活了比在台灣還長的歲月後,才體認到應該向這個社會認同,因此積極鼓勵第二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1994年,葉國勢擔任「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的會長,繼續朝踏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方向努力。 1999年,台灣展開總統選舉前哨戰,眼見國民黨分裂,連宋揚鑣,葉國勢覺得這是台灣人爭取執政的千載難逢好機會,於是出面招募百人聯署,在休城成立「民進黨海外美南黨部」,全力挺扁。那年十二月,他接受台灣政府的聘請,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之一。 數個星期後,正當台灣總統選戰進行得如荼似火之際,不料葉國勢竟在家中悄然過世,去世之前,沒有任何徵兆。葉李麗貞說:「下午三點多,我從辦公室打電話回家,還和他講話,五點多回到家,卻發現他安然坐在起居室裡的坐倚上長眠。我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突發的事實!」 結縭四十載,自認有上帝的依靠,有兩人的互相扶持,足以應付人生的風風雨雨,沒想到老伴竟然不告長別,讓素來堅強的Ruth哀痛不能自已。 2000年五月二十日,她單獨回台灣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當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成為台灣總統時,她的內心無限激動,心裡不停地說:「國勢,國勢,我們打拼了三十多年,總算看到台灣人當家作主了,可惜你竟無法活著看到這一刻。」 葉國勢去世後,葉李麗貞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盡量以專長服務美南僑民。她說:「過去國民黨執政,我們痛恨被歧視,今日民進黨執政,我們應該敞開胸懷,接納更多的人,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她又說:「經過這麼多人這麼長久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輪到台灣人執政,我們應當用心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成果,不該再內耗自己有限的資源。」 對葉李麗貞來說,人生是不斷的再出發,而她是迎接挑戰的強者。在經歷許多人生的波浪,處理過無數的專業個案後,她曾一度以為自己能夠坦然承擔人生的一切,惟獨面對廝守四十年的老伴驟然離去,仍有掩不住的失落。「這就是人生。」她無奈但平靜地說。 註:「台美公民協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簡稱TACL。

羅福全與毛清芬 回首來時路

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傅舟山

「我的名字『舟山』不是因為詩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典故,而是因為爸爸懷念他的家鄉『舟山群島』」傅舟山父親傅登賢是中國浙江人,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就先到台灣,創辦台北知名的「敘香園」餐廳、經商40年,而母親施秀蝙則為道地的台灣南投人,年輕時候到台北做事,與傅登賢相識、共組家庭。 「我並不是小留學生,我們全家在1990年移民美國時,我已經23歲了」,在台灣畢業於東南工專機械科的傅舟山隨家人剛到美國時,全家先到北加州矽谷落腳、掌管家族旅館事業,然後才搬到洛杉磯定居。 「為了打入美國社會,我選擇轉行從商,首先到離家近的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主修財務、拿到專業文憑」,於1996年大學畢業的傅舟山,隔年就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跟前輩們學習,也讓年紀輕輕的傅舟山擁有很長時間的社團經驗。 2000年,為培養下一代台美人、預防商會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當時的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李木通有遠見地成立「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而已有幾年商會經驗的傅舟山則受邀出任青商部顧問,開始從「學習者」變成「主導者」,也奠定日後成為歷任「最年輕會長」的契機。 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 「在台灣時,爸媽都認為『經商在家裡學就好』,所以期望我在求學時代選擇較實用的機械工程學科」,與一般受保護的台灣學生不同,認為「學生不是溫室中的花朵」、追求「實用取向」的傅舟山在專二、17歲那年開始在華國飯店打工,之後也在自家餐廳「敘香園」實習、長達2年半。 到美國後,傅舟山在就讀大學期間也跟其他同學一樣選擇「半工半讀」,一方面減少家中負擔,另一方面也從學生時代開始累積、培養社會經驗。「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了」,傅舟山在大學數年間,連續通過房地產、保險,以及證券等3種執照考試,奠定日後從商的基礎。 剛開始移民美國,傅家就像一般剛移民的華裔家庭,本來想從事餐飲業,但因傅舟山深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專業最重要」,他自己也喜歡金融商業領域,旋即放棄家族熟悉的餐飲、旅館事業,選擇從事有興趣、有發展性的金融與房地產。 曾在投資銀行做事、協助銀行上市的傅舟山,擁有金融、房地產、證券等8張相關執照,並於2001年任職「總公司在紐約華爾街、分公司在洛杉磯」的投顧公司,經常往返兩地;其後,因科技股出現泡沫化,傅舟山轉任財務諮詢顧問,現則為美國統一證券公司資深副總裁。 台灣是我的根 「我不是台美人第2代,而是台美人第1.5代」,認為自己觀念很「台灣」、保有華人傳統思想,像是做事負責、認真、能吃苦,又因在美國再度接受高等教育,與美國人士溝通無礙、容易與之共事的傅舟山表示,因他吸收上代經驗、瞭解上代想法,不但可以免除台灣社團「青黃不接」的窘境,也可勝任上代、第2代台美人的溝通橋樑。 「我是家中的獨子,理應照顧爸媽,三代同堂也是傳統台美人的特色之一」,現居核桃市的傅舟山認為,「這就是華人優良的傳統孝道」;而強調「台灣是我的根」,傅舟山指出,除二姐隨姊夫在中國經商外,其餘兩個姊姊都住在附近,每逢週末就像一般台灣家庭一樣舉行家庭聚會,現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的大姊夫李樹人也經常出席,一家三代和樂融融。 在愛情長跑7年後,傅舟山與在台灣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再回美國就業的太太朱菲菲結婚,婚後5年;而婚前從事教職的朱菲菲,現在仍是阿罕布拉市學區小學的全科教師。 2007年,傅舟山千金Tiffany出生,由對「姓名學」研究頗專精的洛杉磯台美商會前會長、現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詹凱臣取名為「傅玉安」。 「我只期望,女兒能作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儘管傅舟山私下曾期望女兒日後成為「收入極高的專業人才」,但仍是個想讓女兒隨興趣自由發展的開明爸爸,「唯一要求的是,女兒要能學好自己家族的母語」,因此,傅家人在家中都說華語,但來自中國浙江的爺爺負責「上海話教學」、會說福佬話的奶奶則負責「台語會話」。 對台灣經濟深具信心 以往每年都會返台探親、觀光的傅舟山,這兩年因女兒出生減少返台次數,但根據他的觀察,在台灣也有值得投資的金融公司,「雖然經濟與政府政策有關,但大環境的變化更是重要」,像是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可以說是比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化還嚴重」;而在大環境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一向靈活的台商也會隨著政策變化作適當調整,比如大陸台商已經開始轉移到越南投資。 1997年、29歲那年加入商會,歷經2000年副財務長、2001年副秘書長、2003年與2004年分別擔任當時會長詹凱臣、楊信的秘書長、2005年至2007年接下副會長,以及2006年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跟隨當時的總會長楊信、秘書長詹凱臣身邊學習,現在也擔任總商會北美諮詢委員的傅舟山強調,「我是跟商會一起成長的」,他很感激商會給予年輕人學習的機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不是聯誼會,而是真正能學習的非營利組織」,在「世代交替」理念下接任新會長的傅舟山,期許商會能走入新紀元,包括「加強商會基礎」,舉辦各式講座、參加北美與世界總會活動;「與主流接軌、融入主流」,參與聖蓋博商會、羅斯密商會等加州商會、提昇互動、獲得最應得及最全面的福利;「提昇會員福利」、與會員簽訂互惠合作計劃,以及鼓勵下代台美人參與商會會務等,尤其希望成立數年的青商部能蓬勃發展,以期達到商會「永續經營」的目標。 「人在外地,不需把黨派分得那麼清楚,反而會造成分裂;比如海外的猶太人選擇善用團體力量、善用民族優勢,就能增加影響力」,傅舟山認為,團結將會產生更大力量、影響當地社會,也將為台灣族裔帶來福利;因此,對於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商會一定會支持政府,不管藍、綠」,傅舟山強調,「最重要的是告訴下代子弟『你是台灣人』」。 保有華裔傳統、融合美國文化,身為「台美人第1.5代」,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的傅舟山將持續致力成為「最佳橋樑」,讓台商、台灣之名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文/ 陳美伶

陳錦芳

「五年征服巴黎, 十年征服世界」14歲立志做畫家,一路成長都是保送模範生,陳錦芳自信滿滿地於1963年初抵巴黎時豪氣干雲地想著;1964年到義大利文藝復興聖地的翡冷翠旅行時得到一個啟示:「台灣將是全人類新文藝復興的聖地」,這啟示成了他以後思考、研究、創作及活動的目標與原動力,也是他躍身成為「世台會」創會核心及初期五年專職的義工緣由。其後又以藝術及文化人文素養創立「新意象派」自成一格,並獲頒「聯合國之友」的「全球寬容獎」,被封為寬容及和平文化大使。 「台灣第一、藝術第二、老婆第三,我是第四名」,陳錦芳一句話讓夫人侯幸君對當時投入「世台會」是位100%「不務正業」的窮畫家,願意為他出生入死,同甘共苦;這位一生集畫家、作家、哲學家、社會運動者的台美人陳錦芳,70歲對推動「台灣魂」的精神建設,熱情與愛的付出永不停歇。 受梵谷感動立志作畫家 陳錦芳,1936年6月2日生在台南縣歸仁鄉,在農業社會家裡做小生意, 9位兄弟姐妹,從小就養成獨立又愛交朋友的個性,因為生於日據時代,讀小學時都要躲空襲警報,疏散到鄉下牛棚與牛一起讀書,教室後就是飛機場,美日兩國飛機常在空中交戰,後期更是天天嚐到機關槍掃射躲防空壕的戰爭歲月,直到小學三年級終戰結束,小小年紀就已嚐到戰爭的殘酷,和平的美好。 因為對顏色符號反應過於常人,所以換成國民黨政府得改讀中文,他適應很快,考上台南一中,陳錦芳從小喜歡文學,但更喜歡畫畫,在貧瘠的年代,受布袋戲、歌仔戲的瑰麗多彩吸引,但影響最深的是14歲時,一位留日的牙科黃醫師來歸仁鄉開業,他的診所書藏40本現代美術畫冊、常常放著貝多芬等世界名曲,對小小的陳錦芳而言,黃醫師帶領他與世界接軌,生於窮鄉僻壤的他終於認識世界還有梵谷、高更、塞尚等印象派畫家。 看了梵谷的畫,油燈之下,心思細膩敏銳地陳錦芳不自覺地流下眼淚,然後立志要成為一位畫家;他說:「有的畫是給眼睛看的、有的畫是給大腦看的、梵谷畫的是給心看的,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筆觸是在眾多不如意下仍傾生命全力在畫,那種虔誠猶如信仰,會覺得"聖"到令人感動。當時就我的心像一把火在燒,直覺一定要去巴黎當畫家。」 夢向新文藝復興 因為台南一中保送,他從素描開始學起,高中時就花一半時間在畫畫,不過功課成績仍保持超優一舉保送台大外文系,為了到巴黎畫畫當然得攻讀法文;1963年,世界道德重整團爭取能在台灣成立分會,總部要募召50位學生代表當和平使者,出國1年,當時需要法文,他被選上後接連訪問歐洲和美國,當年60年代能出國就已經很困難,更何況能夠面見頂尖社會領袖,陳錦芳曾經和甘地孫子做室友三個月,他當時就體認繪畫不應關在象牙塔裡,也應該投入做社會改造運動,探究整個人類問題。 後來法國政府戴高樂給台灣政府兩位全額獎學金,600人爭取,他以高分考上, 向友人借一百元於1963年啟程去法國,當時一張單程機票就要中學老師半年的薪水,他當時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法國文學及文化,同學就是200多位來自全世界的獎學金人才,沒想到畢業時是還拿到第5名榮耀,通過文學碩士,他並在巴黎藝術學院學畫,由於巴黎藝術學院只收法國人,他是通過審查成為自由生旁畫,一心準備有朝一日要當畫家。 在繼續攻讀博士時,風迷全台的「小王子」就是他邊寫報告邊翻譯給台灣出版,而他在台大寫的“ 少年日記” 也在法國出版,紅回台灣,當時可是那年代的情書聖典。 文藝復興的搖藍─翡冷翠(義大利弗羅倫斯),也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基地,他首次造訪時,一種很強烈地聲音不斷在腦海響著「全人類的新文藝復興,新搖藍就在台灣?!」 陳錦芳說:「我花了12年時間,都在研究這個可能性,主因是我發現翡冷翠,只有台南大小,風味像極了台南,勢在人為。」 為了要完成自己使命,在藝術方面要站起來,就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畫風,巴黎當時就有10萬個畫家,上自家喻戶曉的畢卡索等成名畫家,也有來自各國想要挑戰成名的畫家,他記得「五月沙龍」當時展出許多經典之作,正逢名家各領風騷的爆發期,他常看的傻眼,只能寫些畫評回台灣,但卻苦陷要找到能與這些人比擬的畫風實在太難了。 陳錦芳1969年起就一直在找路子,當時是抽象畫潮流高峰,他深覺在畫布沒有辦法找到出路,只能從思想開始,唯有創立新畫風,創立自己畫派,把自己定位在能被時代接受,才能有立足存在價值。 當年人類登陸太空,他又讀到德日進的哲學思想,產生五次元觀念,他頓悟了,「人類的文化生態,過去是從合入分,如今分而合一的時代開始囉」找到方向後,至此每幅畫都有一則故事,把古至今的形象重新融合,要找的是大家眾所皆知的文化形象元素,結合成為畫作的語彙,藝以載道。 有了靈感,他的博士論文序就有100頁,讓法文教授超級震憾,一年之內完成,並只改一個字,讓他以特優成績畢業。 畫壇剛開始大家批評他是東拚西湊,一再被否定,但他根本不怕,而且相當有決心及信心,完成多系列畫作,後來被大家批評地“ 東拚西湊” 經過科技發酵,發展成” 電腦ART” 的畫派,陳錦芳反而被尊為開山祖師,也是21世紀的後現代畫風的先鋒。 創辦世界台灣同鄉會 1964年為找到台灣是否能成為文藝復興新搖籃的可能性,他開始研究台灣,理論方面是可以,但最重要是讓台灣人有自信,台灣的歷史豐富多元, 但極缺心靈建設及文化建設,團結台灣人,突破當年的戒嚴,台灣才可能有人文活力,當時很多台灣鄉親在各地有同鄉會,他在歐洲也積極參與。 不過,畢業後,他就前往台灣同鄉會大本營紐約,因為世台會創立,需要有人聯結北美工作,陳錦芳決定先撩落去,百分百投入參加民主運動不是人生規劃,但藝術熱情,赤子之心,他認為這也是實現新文藝復興的必然過程,結果一作就作了十年義工,而且還名列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 1970到1980年間,他分享了兩個小故事,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後,為了把理念向同鄉傳達,他買了2個月220元灰狗巴士的票,就拜訪全美國及加拿大,灰狗巴士大站都有台灣同鄉,1萬1千哩他大多睡在巴士上,見了8千多位鄉親。第二個故事,他做義工期間根本沒時間畫畫,太太本來要在巴黎留學4年的費用,全被他花掉,剛好當時也是民主活動起飛之時海內外同時應和,成效顯著。 原本畫家的黃金歲月,10年全給了世台會,不過沒有固定經濟來源,入不敷出的奉獻,二個孩子出生時也都不在太太身邊,生產還得靠政府社會福利幫忙才度過關,當第二個女兒出生時,連買奶粉錢都沒有,陳錦芳才驚覺,沒有經濟能力,社會改革是無以為繼。 陳錦芳說:「10年對台灣的關懷,最常講的是喚醒文化及正面積極鼓勵,我常想台灣是有使命的,苦也要有苦的價值,一念之差,就可以成為快樂台灣人。」即使陳錦芳再怎麼樂觀,對於父母親過世時,因黑名單不能回家奔喪,父母畢生心血建的一幢房屋,也被當時政府全部毀掉,夫人不能完成學業全家跟著他吃苦10年,做為追求民主自由的代價,回想起來,他眼眶還是泛紅著說絕不後悔。 自由女神讓他聲名大噪 做了10年世台會義工到一段落,1984年決定重拾畫筆,搬到紐約蘇活區闖天下,同鄉會好友湊錢借給他們三萬元做本錢,他努力賣畫3個月就還清,自此他專心做畫,1986年是大突破 ,自由女神一百週年紀念,陳錦芳畫了一百張畫作,CNN採訪剪接成15分鐘電視畫面傳播到全世界,轟動藝壇,以前創辦世台會時,有些同行笑他是"話家",自此也佩服欽羡不已。 Newyorker選畫家時,T F Chen(陳錦芳)的畫作最受歡迎,自由女神讓他聲名大噪,David Wolper是華納公司的老板也是百週年慶的總主席,一口氣買了5幅畫,也讓他行情大升,並對於他能反映新時代,讓後現代變成潮流的成績,稱頌不已。 1996年60歲時,他完成了三個願望, 發表「陳錦芳60年來回顧展」、獨資成立陳錦芳文化館(百坪上下共有6層), 發表早年的巴黎日記"巴黎的日子" 整理自己的歷史,並畫了一幅五洲共和的畫作,「迎向21世紀世界文化交響曲」高3尺長15公尺(110X560)。 1998年聯合國NGO主席布朗,發現了「迎向21世紀世界文化交響曲」等畫作深受感動,20多年來他們都在找一位畫家能透過藝術推動聯合國精神,世界和平的理想;每年在11月16日定為全球寬容日, 並頒獎給貢獻人物,2001年911發生後,陳錦芳被提名並奪得獎項,台灣被排拒在國外成為國際孤兒,但是當聯合國希望透過藝術來促進和平互愛的文化時,卻偏偏挑選了一位台灣藝術家,並破例成為一個文化和平大使,而後又被33個國家列入200多本教科書裡,成就實在值得驕傲。 陳錦芳已經70歲,但看起來像50多歲,他說:「人生70才開始,80不算多,90還會走, 100倒下來差不多 我還有30年,希望我的第五次元文化觀能貢獻世界和平, 因為在今日高科技的時代,除了「硬體」、「軟體」之外,我們更應該培育「靈體」(Soulware),即愛與全球主義的新精神。除了繼續創作外,願意推動「為人類而藝術」世界巡迴活動,同時為台灣發聲。」 文/林蓮華

謝清志

4月14日,肩負為台灣15年太空計劃最後一擊的「福衛三號」總負責人,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在范登堡基地觀看福衛三號成功發射後,總算是鬆了一口氣,臉上展開笑靨。因為咱e台灣第一階段的太空夢,又將邁進一大步。這位過去為台灣長期進行民主運動,於1995年,甘心放棄高薪,回台為國家效勞,2000年5月,接下國科會副主委重責大任,期間謝清志完成二項「不可能的任務」,包括順利發射福衛一號、二號、三號衛星,為台灣太空工業計劃打下基礎;另外一項是解決南部科學園區減震問題,使得南科從原本廠商乏人問津到現在已有超過三千億以上的產值,急起直追竹科成就。 他幽默自嘲的風趣,常會讓週圍的人開懷大笑,但那股「哎..身不由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的憨勁,在笑聲中絕對可以強烈感受到他滿滿愛台灣的心。 冒生命危險返台闖關 謝清志,1941年出生,台南縣人,三女一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後來考上台灣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1968年赴美,得到美國太空工程博士學位,專研衛星導航控制定位系統,在美國衛星公司擔任資深工程師,尤其在專研衛星及飛彈發射實務,更是國內罕見的專業佼佼者。 不過,謝清志在未回國一展長材之時,在僑界早已名聲在外,因為個性豪爽直言,他可是台美社團的活躍人物,更是被過去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他在海外拚鬥爭台灣民主的經歷相當顯赫,與現今引領科技產業的成就,絲毫不遑多讓。 很會讀書的謝清志對政治開始出現叛逆的導火線,起因於讀台大研究所時,父親是高雄火車站的勞工階級,踩三輪車維生,後來又開雜貨店,當時黨外人士楊金虎好不容易當上市長,結果國民黨以整頓市容為由驅逐三輪車伕,謝清志出國在即,看到三輪車叔叔伯伯們難以維生,決定代為出氣,到了美國第一步,就寄信給蔣經國建言討公道。到了美國更是發現許多台灣歷史真相,他笑著說:「就此踏上不歸路」 謝清志曾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第二屆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秘書長、台灣海外民主運動組織秘書長和執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中央委員,也是台灣人教授協會主要成員。1993年,在美發起台美航太協會,並組團回台,為台灣航太工程,提供寶貴意見。 不只於此,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1984年年底,他以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卸任會長組團返台,政府當時不承認台灣同鄉會,他硬著頭皮包裹帶著9人返鄉回去南部兩週,踏上列入黑名單後久違的土地。 後來為響應施明德在獄中疾呼組黨絕食運動,海外人士他們也跟著絕食,1986年5月在美欲組台灣民主黨,成立建黨籌備委員會,該黨榮譽主席是彭明敏,臨時主席為許信良,秘書長謝聰敏、林水泉是宣傳部長,他任副秘書長。當年海外異議人士決定以「海外組黨,遷黨回台」以黨對黨的姿態,正式向國民黨挑戰。 陸續在美、加各地燃起火種,溫哥華、聖荷西、休士頓、聖路易、紐約、紐澤西、佛羅里達、波士頓等地,都有他們的分會,成員也愈聚愈多,組黨聲音越來越大,直接也影響到台灣國內黨外人士因應,積極奔走,終於在1986年9月28日成立主進步黨。 後來,為延續民主香火,他們放棄組黨,決定以「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方式,從洛杉磯為中心繼續前進。1986年11月,在黑名單的箝制下,他們決定以回台入黨之名,企圖闖關,希望能突破重圍,北美洲楊嘉猶、謝清志、歐煌坤、江昭儀、鍾金江和謝進南六人,原本有簽證都被取消,他們沙盤推演,然後啟程冒著生命危險闖關,但在台灣桃園機場,仍不敵國民黨情治單位監控被抓了起來,把10號機門封門,進不得國門,又被硬生生遣返,驅逐出境,造成第一次「機場事件」。他直到1989年才得以獲准返台。 謝清志的愛兒謝泊怡,現在已是醫生,也是UCLA大學教授,他每次介紹中文名字時,就會解釋自己名字源自於父親當年是黑名單一員,有家歸不得的遺憾,父親喻以「漂泊海外,心念台灣」寓意,所以把他的名字取成"泊怡"。 遭過政治迫害的人,這樣倀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當年謝清志1984年帶美國台灣同鄉返台,因為10多年無法回鄉,踏著台灣那塊土地上時,未發一言早已熱淚盈眶的新聞照片,至今在老一輩記得此一事件的人士眼裡,仍是充滿著感動。 誰能料到10多年後,謝清志不但可以返台,當年被關、被壓迫、驅逐出境的鬥士,在和平政權轉移後,還能搖身一變成為國科會副主委,借用他的長才,擘劃台灣科技遠景。 放棄高薪 拋妻棄子返台 謝清志當年是在空軍太空基地太空公司做技術顧問,專長就是火箭發射戴具,控制系統與導航定位的專家;1995年他以鮭魚迴游的心情回到台灣,甘願拋妻棄子,放著高薪不幹,只領美國一半薪水到國科會太空計劃室籌備處做特聘研究員,當初李登輝總統希望做衛星,已規劃15年太空計劃,他決定回台貢獻所長。 但因為謝清志的民進黨員背景,做為研究員,當時不但很難獲得重用,而且常會被欺負,但也沒有人敢動他,因為非得借用他的專才,委以他做個發射戴具負責人。1999年,華(福)衛一號順利升空,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重視他,但就是偏不讓他做一級主管。 2000年還未執政前,阿扁在競選總統時發表的科技白皮書,其中國防篇與太空科技篇就是由謝清志操刀。不過他萬萬沒想到阿扁竟然當選,扁政府惜才特擢拔他任副主委,繼續掌舵台灣太空計劃。 由於他在美國具有多年的火箭、飛彈的實務經驗,福衛一號、二號、三號,從頭到尾,實際上他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過去15年來的台灣太空科技發展方向,是在國民黨時代就已規劃,民進黨政府後來執政,也只能買單,繼續撩落去。 雖然三顆衛星都順利發射,原應該歌功頌德一番,但他卻很務實地透露,不全然認同當年國民黨時代對太空發展的計劃方向,不過,既然從中間接手,民進黨算是非常有風度的政黨,讓其繼續完成。 他指出,福衛一號是入門繳學費,走的是遙測功能。他贊成當年陳副主委以更宏觀的角度來說,高頻通訊衛星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更為迫切,更有保障,但沒想到該副主委的提議,卻慘遭國民黨籍主委劉兆玄撤換。因為黨派糾葛,福衛二號仍然是走向遙測功能,而福衛三號則是確定花大筆經費支持美國大學大氣研究聯盟的研究。當時連一級主管都不是的謝清志,人微言輕,認為太空經費要用在刀口上,但他的建言根本沒有人理會。 2000年政權轉移,謝清志被拔擢成為副主委,在米己煮成熟飯的情況下,他只好完成上個政權遺留下的任務,接手的華衛二號,有個好處是較具商業價值,法國願意以2x2數位電腦攝影機提供技術支援,不過當時簽約原本台灣只得使用直徑3千公里範圍的限制,在交涉過程中,謝清治出一臂之力,幫忙「開鎖」,至今才得已沒有任何限制,與法國的約定中確實讓福衛二號從學術、商業的「象牙塔」中掙脫出來,稍為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落實台灣的太空科技發展。 6年來,謝清志在人事問題做以人才及責任劃分更動,走向要求是人員要更專業。由於福衛三號,是個氣象研究的科技衛星,算是具有公益功能,免費提供精準氣象數據給全世界,他為了讓該衛星更具對我國有實質效益,緊密地抓住與美方的連動發展,尤其美方零件上給的蠻粗糙,其間狀況連連,但他嚴格要求我方工作人員,必需從經驗中求成長,福衛三號最令他感到驕傲欣慰的就是全體同仁的冷靜耐心及努力不懈,在太空科技工程技術的成熟度,台灣工程人員已臻高水準的表現。 政權轉移後,謝清志也發現國民黨政府太依賴美國政府,他認為,台灣不應侷限在美國,要走入全世界,國際合作,也是提升科技素質的不二法門。所以這6年來一直奔波在各地設立國際合作處,目前已經成功地在俄國、哈薩克、澳洲、印度、越南、捷克等國家設立科學組,他風塵僕僕奔走於各合作國家之間,督導進行各項科技交流的任務,突破"不正常國家"的限制,進行「科技邦交」,成果豐碩。 第二階段太空計劃,二年前已開始進行,如今輪到他主導規劃,來編織台灣下一階段的太空夢;他說,首先,華衛二號2009年除疫,必需繼續遙測,但得提高精準度;另外,因應國家需要,得發展高頻通訊衛星發射,強化衛星製造自主性。還有, 4年來已陸續發射5顆探空火箭,未來將積極發展,除了研究太空物理現象,一旦研發成熟,可能會擁有發射載具的能力,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發射自製衛星。 動腦解決南科減震問題 謝清志常在收拾殘局,另一個國民黨政府時代沒有考慮週全的規劃,竟然天才到將南部科學園區貼在高鐵旁營建,完全沒有考慮到高鐵帶來的震動問題,事情更糟的是,震動發生的當時,高鐵答應震動只能減到最低68分貝,可是國科會確跟廠商保証可以達到48分貝以下,中間落差20分貝,事態嚴重,結果,一連串廠商紛紛出走,南科頓時變成南柯一夢。 因為全世界沒有案例,謝清志接手後,採用過去工作經驗所學,以美國聯邦常用的“ 採購法” 來做解決,就是若無前例,就得找尋到最新最先進的方案,南部科學園區這一棘手的問題,幸好最後落在原來主攻土木工程的謝清志,方案成果盡量減到靠近48分貝,因為他的這方面規劃專長,克服難題,得以保護南科未來有邁向一兆產值的潛力。 謝清志表示,不論飛彈或輪船,乃至於萬物人類,其實時時刻刻都在3個元素確定自己要行進的方向,整合定位(自己在那裡,往那裡走)、導航(如何走)、控制(前進的能量)3個系統,大如國家機器也是一樣,謝清志解釋,政府施政也可以利用這 3項元素,當擬定政策後施行後,外界的批評和刺激、施政的結果回饋到政府系統,做為制訂者的調整參考。 對於家庭,他也是利用此一原則,夫人蔡淑敏在高中就被其追求,直到讀台大政治系,後來又留美,終於娶得美人歸,育有一兒一女,定居在洛杉磯,太太任凱撒醫院擔任營養師,兒子謝泊怡讀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現在也活躍於台美社團,為台灣加入WHO打拚,女兒在普林斯頓讀建築,全家全力支持他從政的後盾。 53歲毅然離開返台,他從沒想到,國內表面上,政治口水戰的人太多,了解科技的人太少,能掌握台灣太空科技發展大方向的更少。政治層次的紛擾,常會以訛傳訛,反令專業束手無策,疲於奔命。升任副主委,被推入險惡的政治叢林中,雖然三不五時會被立法院修理一下,但不可否認,他完成了兩項「不可能的任務」,為扁政府強調以「科技立國」的心願,立下汗馬功勞,至於官宦仕途,他看得很開,「台灣向前走」,不要迷失方。 謝泊怡是謝清志獨生兒子,謝家還有1個姐姐、2個妹妹。與謝清志迥異,身為台北人的謝妻蔡淑敏是標準的「都市小孩」,高中時念「北二女」(現為「中山女高」),大學則就讀台灣大學政治系。「爸爸18歲時和朋友到公園,剛好碰見來高雄玩的媽媽跟她朋友,因為對媽媽一見鍾情,就鼓起勇氣去『搭訕』」;這個搭訕,讓個性、背景天南地北的兩人得以有緣相識。 認識8年後,謝清志與蔡淑敏同年來美,「到美國後,爸爸仍對媽媽窮追不捨(婚後到現在爸爸則堅持是媽媽追他),後來媽媽轉學到Nebraska念營養碩士,並且在Nebraska結婚」;1976年,因謝清志工作調職,全家搬至加州橙縣,從此定居加州。現在,母親蔡淑敏仍為專業營養師,任職Kaiser醫院。 謝泊怡7歲台語演講冠軍 「從小時候開始,家人都習慣講台語,我和妹妹吵架也都用台語。」 因為父親謝清志、母親蔡淑敏都來自台灣,謝家自然而然地使用「母語」台灣話當作家人溝通的語言,連帶使謝家兄妹泊怡、泊欣的台語會話比在台灣出生長大、來自台灣的孩子還要「輪轉」、來得道地。 7歲時,謝泊怡參加南加州台灣同鄉會(SCTA)(即為「聖東台灣同鄉會」、「柑縣台灣同鄉會」,以及「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前身)舉辦的台語演講比賽,抱了冠軍獎盃回家;而小他6歲的妹妹泊欣,不約而同也在7歲那年參加同樣的比賽,也同樣拿到冠軍。 無師自通  30歲開始學華語 「爸媽認為他們的母語就是台語,我們從不被要求去中文學校,或是學習華語」謝泊怡唯一上過中文學校的一學期,是在念高中時;「我是在30歲醫學院畢業,擔任實習醫生時才開始對華語產生興趣,開始『練習』華語的聽、說、讀、寫」。 從未拜師學藝、「無師自通」的謝泊怡,因只想學關於台灣的傳統繁體字華語,就摒棄簡單易學的簡體字;幾年下來,謝泊怡的華語不止聽說流利,甚至能辨讀漢字、以注音符號打出漢字,讓父執輩讚嘆不已。 支持父親 靜待風波過從2001年起,因為喜歡台灣文化、語言、風景,對台灣有認同感的謝泊怡,近年來平均一年會去台灣兩次,「去看爸爸,也順便觀光、學華語」;而每次停留兩個星期左右的謝泊怡,足跡幾乎遍佈全台,到過花蓮、台東、墾丁公園等地,也因喜歡台灣美食,甚至學會包粽子、作油飯、包水餃等複雜的台灣料理。 工作忙祿的謝泊怡,不僅極力參與、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到日內瓦「為台灣而戰」,更在2005年為了台灣的「候鳥計劃」,自費返台向學員講述他參與推動台灣加入WHO的心得。 至於父親謝清志辭去美國高薪工作、返台貢獻所學,卻因「南科減震案」惹上無謂的官司,目前仍被限制出境。「檢察官的『偏見』(bias)是此案關鍵,而且偵訴檢察官權利太大,因找不到證據而『騎虎難下』,最後只能以『圖利』起訴,這是台灣司法的黑暗面,同時台灣司法在人權方面,也有很多漏洞」華語流利的謝泊怡,不一味「怨恨」,反而選擇熟讀台灣司法制度,以全然瞭解父親之案。 「但是,爸爸對司法判決結果很樂觀,因為沒有犯罪的證據。」 謝泊怡強調,美國法律需有相當證據才能起訴,但父親的官司則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遭到收押禁見並起訴,顯示台灣司法尚無「判決前假設無罪」的認定,台灣法律「有問題」,須改進的地方很多;因此,台灣司法應有所進步、保持中立,否則不僅不公,亦將影響台灣政治的進步速度。 很會唸書  兄醫師 妹建築師 會唸書的父母,小孩的教育也會很「讚」。謝泊怡大學念柏克萊加大(UC Berkeley)物理系、碩士拿的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物理碩士,到了博士班則轉換跑道,拿到醫學名校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腦神經科學、醫學雙博士學位;後來,謝泊怡先到耶魯大學(Yale Univ)醫院實習1年、轉到史丹福大學醫院(Stanford Univ)擔任3年住院醫師、再到Harvard's Brigham and Women's 醫院擔任研究醫師,現在則是UCLA醫學院教授暨神經內科醫師。 至於妹妹泊欣,大學念的也是柏克萊加大,碩士則分別是倫敦學院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建築碩士,現任建築師,並在紐澤西理工學院(NJIT)教書。 「未知領域很重要,所以想深入研究。」專長神經肌肉,想繼續研究肌肉切片、基因的謝泊怡,未來將持續門診、臨床研究的學術路線,一面研究、一面貢獻所學;至於婚姻,未婚的黃金單身漢謝泊怡說,「愛上就是最好的,隨緣吧」。 從美國到台灣,從學習到認同,第2代台美人謝泊怡不僅學富五車、品德兼優,更將「對台灣的認同」化成具體行動、全力支持台灣,足以堪稱第2代台美人「最佳典範」。 文/ 林蓮華、陳美伶

黃蔡瑞雲

跨越日本時代到國民黨執政,為女兒移民來美在參加台灣長輩會後,才開始投入台美人活動,92歲的黃蔡瑞雲越老越開花,在各種支持台灣本土活動中總會看到這位長者身影,不論是抗議中不落人後的聲嘶力竭,或是台美歡慶活動中默默在台下的加油打氣,她的出現,頓時讓所有人變得年輕起來,她自稱是小人物不足道也,但許多人卻是以她為代表,尊敬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對台美社區的重要貢獻。 不過,她石破天驚首次透露,人生仍有遺憾,少女時代錯過留日去讀醫生、緣盡情未了的初戀情人、到晚年要活得自在快樂希望大家能尊重她。一齣東方白的長篇小說由民視改編成連續劇「浪淘沙」中女主角丘雅信的故事,勾起她塵封已久的心思,當時若是一念之間做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黃蔡瑞雲,生於1914年日據時代,雲林縣北港鎮人,從小被人收做養女,養父母十分疼愛聰明伶俐的阿雲,小學讀書成績就是名列前茅,畢業考上台南二女中,當年日本人統治,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北港小鎮從沒有一個女孩能考上城裡的初中,為了歡送這位北港才女,小鎮是放鞭炮大肆慶祝。 阿雲年紀雖小,志氣比天大,她不但想嫁給醫生,還想自己做醫生,所以打拚讀書,宿舍晚間熄燈火,她就跑到便所,藉著微弱的燈火啃書到深更夜露才會罷休。阿雲在台南初女讀了4年,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少女,面白如雪,氣質出眾。 當時有兩位追求者互相較勁,一位是自己深愛的初戀情人,但那個年代,就像浪淘沙的女主角一樣,不能與同姓結婚,兩人只因為都姓蔡,感情再深,也只能淚眼汪汪,無奈分手。當她後來得知,初戀情人在車禍中喪生,緣已盡心雖痛,但直到老了才敢對他的思念,勇敢說出口。 另一位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與養父世交,家世豐厚,在對方惜才的心態下,這位顏家公子十分傾心阿雲,雙方家人有意促成佳偶良緣,並送他們到日本讀醫學院。阿雲得知,自己家中經濟不允許,一旦嫁人就可以出國去讀自己嚮往已久的醫學院,心理歡喜的不得了;但命運弄人,就在出國前夕,養母病倒了,養女必需報答父母恩,哪能就此一走了之,阿雲決定放棄她的醫生夢,守在養母身旁。這位無緣的情人,後來獨身到日本去讀政治,回台從政,但礙於社會禮教,阿雲直到接了他病亡惡耗,也只能為他默禱。 當時日本人統治的台灣社會,能讀書家裡有錢的就去讀醫生,家中小康貧困者就去讀師專。阿雲決定去讀師專趕快去做老師,早點入社會賺錢養家。在分發北港小學時,每天都要騎腳踏車,有一日腳踏車地鍊子掉了,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時,一位高大的帥哥老師出現「英雄救美」,這位才學淵博,又會唱歌彈鋼琴,體育細胞一級棒的男子黃週圍,後來以猛烈的攻勢,終於擄獲阿雲的心。 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投襲珍珠港後,美國三不五時來台轟炸,此時已育有5個子女的黃蔡瑞雲,不只拖大抱小的躲防空洞,還要帶學生躲空襲警報,日日都是戰戰競競的生活著,直到美國丟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以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她和其它島民一樣,歡天喜地,等著中國軍隊上岸。 然而親眼看見,中國軍隊進入台灣後,腳穿草鞋,擔的是廚具鍋碗瓢盆,連水龍頭是什麼都不知道,她驚訝萬分,當時純樸的台灣人,還會幫他們找理由,恐怕是8年抗戰不得已,但後來看到大陸來的人行為舉止,在嚴守紀律守法的日本教育下,他們開始感嘆傷心,尤其是經過228血洗事件,然後一下子溢進來一倍的人口,這些外省人有的是不錯,但政府卻看不起台灣人,接連白色恐佈,逮捕台藉菁英,自此黃周圍夫婦看透透,為了養家糊口,就算再不滿,剛烈的黃周圍也得忍著,這是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黃周圍受了4個月的訓練後,由教職改調為台南市政府的教育科長,看似升官,當年5個子女加上公婆,一共九個頭嘴,米價一日三市,公務員薪水買米都不夠,只好吃蕃薯簽,生活苦不堪言,本來有一些儲蓄,可以是舊台幣4萬元換新台幣一元,儲蓄用完了,所以阿雲又得出來做教員幫助生活家用。 黃蔡瑞雲當時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外省老師前一晚受訓,她第二天就得現學現賣教"國語",有時語音是對是錯,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聽久了就能適應這番"台灣國語"。不過,最令她感恩的是,當年只剩台南郊外一個國小缺,又沒錢買腳踏車,所以認命了,只得每天早晨6點開始慢跑到郊外去教書,連續4個月每天跑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長距離慢跑鍛練,讓她晚年身體還能如此健壯。 差點成白色恐佈犧牲者 1970年代初期,台灣反對政治力量開始凝聚,雖然還在白色恐佈時代,黃周圍在退休之後,再也按耐不住,竟然向天借膽,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蔣經國,直言台灣只有獨立才有出路,這封信不得了,家裡馬上來了一堆特務,東搜西查,翻箱倒櫃,當然也把黃周圍給抓走了,關了一個禮拜,還是黃蔡瑞雲到處奔走,拜託唯一的外省朋友當時是中華日報總編,這位國民黨大頭人物發現黃周圍並沒有結群成黨,又是一位老人,不致罪大惡極,要求他寫悔過書,才肯放人。 黃蔡瑞雲回憶,當時白色戒嚴時代,眼看反共無望,由於黃周圍的兄長是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化協會蔡培火的幕僚,所以黃周圍受到蔡培火、還有組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影響很深。到了國民黨時代,反骨但也得向現實低頭。 為了女兒黃淑英移民到美國,黃蔡瑞雲台灣與美國兩地跑,兩人在美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子孫滿堂,但台灣接著後期還發生陳文成事件與林義雄家人被謀殺,他們總覺得為身為台灣人而悲傷,而先生在20年前病逝,完全沒有看到台灣真正民主化,尤其國民黨變天,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黃周圍無緣看到,讓她也是覺得悵然若失。 洛杉磯台灣長輩會會長 晚年雖然兒孫各自成家,一身奉獻給家庭的黃蔡瑞雲,待在密西根冬天實在太冷了,聽到洛杉磯台灣移民多,而且有一個台灣人的長輩會,1983年從朋友處聽到洛杉磯要蓋長輩會館及老人公寓,她決定離開兒孫,隻身前來洛杉磯安享天年;當時台灣長輩會為了讓台灣移民長者能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所以在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倡建老人公寓,歷經萬般波折,在他的堅持,長輩會終於在艾爾蒙地現址,購得6萬呎,興建58個單位的公寓,而其中一股就是由黃蔡瑞雲投資。 住在長輩會的鶴園,當時還沒有台灣會館,許多台美社團都是在長輩會辦公室辦活動,長輩會一直是默默支持台藉社團,出錢出力,而且不計名利,尤其當年幾位會長無私的奉獻,是此間社團十分仰重的社團。 2005年到黃蔡瑞雲在做了多年理事後,被推舉為會長候選人,結果高票當選,一生都是幕後的支持者,臨到90歲才被長輩們推到幕前擔任會長。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反分裂法、又是風災又是水災募款,難為她一把年紀,天天各處奔波,許多後輩,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能負荷得了,結果因為她的出現,長輩會只要參加各式台美大型活動,鎂光燈總是對她閃個不停,實在是90歲長者的出現,馬上所有活動,台美人第一代及第二代頓時間變成祖孫三代,全部台籍僑領都變年輕了。 不過,由於做一任會長,實在太累了,子女的央求,她決定做一任就好,後來由陳永全會長接任;雖然對長輩會有濃厚的感情,而且交了許多好友,但是卻因為一件摯友的背叛,說長道短又對她做了一些傷心事,她近日顯得非常悶悶不樂,也常勸自己公益自在人心,凡事要忍耐。 除了盡量參加長輩會每月例會,她受台灣建國促進會之邀,決定去支持他們每週六在洛僑中心的「台灣正名運動」,她笑著說,今日(11日)又下雨又下冰雹,都沒把這些人給打退,三年了,看他們每週持續的抗議,以前跟他們對罵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這些憨人的毅力,所以她希望能再次「以老賣老」走上街頭,當那些不只是向他們豎起大姆指的人士,或是給他們白眼冷嘲熱諷的人士,看到長輩會一些老阿嬤們都還那麼賣力地搖旗吶喊,圖的是什麼? 憨人要的不過是「反侵略、愛台灣」,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阿嬤,加油噢!(林蓮華巷)

楊一哲 傳道人的故事

前進美國打天下 我從小叛逆性甚強。當學生時,若不同意老師所講的,便與他們辯駁,因而常跟老師撕破臉。所以即使我考試考得再好,到期末,老師仍將我的操行打不及格,我去找老理論,也沒有用。 年少的我,已深覺得在台灣沒有我這種人生存的餘地,所以從中學起就立志有一天要出國。 長大後看到電視、電影中乘風破浪、四海遨遊的畫面,心中很羨慕,想學開船。父親卻說:「即使你有錢買船也沒用,因為船還沒開出去,海防部隊就把你抓回來了!」 當時深覺得人生在世怎麼如此不自由,連自己所賺來的錢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花用,因而一心想要離開那個處處受限制的環境。 我姊姊曉美拿到美國公民之後,立刻替我辦身分,一九七五年我便拿到綠卡來美了。 當時我「芳齡」二十七,年輕力壯、孤家寡人一個。 窮困潦倒赴波城 家父是醫生,所以我從小就生長於富裕的環境中,出國前幾年更是無所事事、恣意玩樂。 出國前夕,家父對我說:「阿哲!你不可能一輩子依賴父母啊!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怎麼辦?」 家父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但卻深深剌傷了我的心。個性好強的我,遂下定決心靠自己活下去。因此當家父問我:「你有錢嗎?」我知道他準備了一筆錢要讓我出國,但基於好勝的心理,我告訴他:「我有錢!」 事實上我並沒有什麼錢,買完機票身上祇剩下四百元美金。 在洛杉磯停留一晚,不知怎的掉了二百元。 然後直奔賓州費城我堂叔楊彰師醫師的家,因為家姊雖曾來美,但已返台了。 到了費城,心身俱疲,整日在堂叔家睡覺。堂叔對這位初來異地的晚輩照顧有加。當時他因工作必須搬到南卡羅萊那州,就要我跟他一起搬去,叫我先安心學好語文,再去修喜歡的課,學費、吃住、零用錢等他都會負責。 我一聽這話,心想:我在台靠父母尚可,來美靠叔叔,不好意思,但是不便對叔叔說。 剛好有一位在台結識的朋友告知,已在波士頓為我找到工作,我便趁機當辭,要離開叔叔家。 叔叔有兩部車,一部是自動排檔,一部是手排檔。叔叔先將自排車開去南卡,嬸嬸不會開手排中,我遂充當了一陣子司機。 後來我問他們這部手排車要如何處理,他們經討論後決定賣掉。當時我心裡很想要買,卻又不知價錢,就陪嬸嬸去舊車買賣店估價,約值一千二百元。既已知道行情,我便向叔叔、嬸嬸表示要買那部車,但要到年底才能付車款。 叔叔一聽便要把車免費送給我,我堅持不肯,最後以八百元讓給我。我說,車我先拿,錢則等到年底再付。臨去之前我因在叔叔家住了兩月,不好意思,便買了一些東西送他小孩。所以當我車開到波士頓,身上僅剩美金五十元七角,另外還欠了八百元的債。 虎落平陽被犬欺 到了波士頓,才知道朋友為我找的工作已被別人捷足先登。如今,這個「好命子」的我,竟然成為淪落異鄉的流浪漢。 可是我不願讓家人知道我現在祇剩下五十元七角,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此後我就住在車子裡,麥當勞是我的廁所,哈佛大學的學生宿舍是我的浴室。 我開始打工。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餐館當bus-boy(跑堂,負責擦桌子、端茶水),即waiter (侍者,負責帶位、上菜)的助手,是中國餐館裡最基層的員工。老問娘告訴我工資是一小時五毛錢,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是兩塊多,我告訴老闆娘,這差距太大了,要我如何生活?吃頓麥當勞就要一塊多了。可是老闆娘說侍者會分一些小費給我們,我想想聊勝於無,就上工了。 作我「上司」的那位侍者是廣東人,不會說國語,而且歧視台灣同胞。我不會說廣東話,祇好和他比手劃腳。第一天我工作了十多個小時,通常跑堂可分得百分二十的小費,且是每天拆帳,可是他老兄分給我二毛五分錢,而且侮辱性地往地下一丟,要我彎腰蹲身去撿。 我沒有去撿,直接老闆說我不做了,要她付我薪水。臨走時我撂下一句話:「中國人圈子很小,我們會再碰面的!」然後擺出很強悍的架勢走了出去,其實當時我身上沒錢,英文又不好,心中虛得不得了。 棲身人貧民窟 當時已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決定要先找個落腳地,否則冬天到了我不凍死街頭才怪。 我由報紙找到一處房子,才二十塊錢一個月,興沖沖跑去一看,才知是座落於可怕的黑人區。在七○年代,黑人區比今日更怕。 我戰戰兢兢地按址叩門,出來一個面貌猙獰的黑老大。我指著報紙屋廣告,用破英語胡亂說了幾句,他便叫我跟他走。 走到一條窄巷,他手一指,兩邊各一排格局很有氣派,卻已沒落破敗的樓房,叫我任選一間。 我仔細一看,全是三層樓的房子,可是窗子都用木板釘了起來。我就挑了惟一一間尚有玻璃窗戶的房子。 他看我開車來,問那是否是我的車,我說:「是!」。他說:「你的車一定要正對著你住的門口停放。」然後他拿一枝粉筆在我住的那戶門上簽名。他告訴我,這簽名世界上祇有兩個人可以擦掉,一是我,一是他。我每個月初一要給他二十元現金,但他不會給我收據。若到初四我還沒付房租,他就來把名字擦掉。只要簽字還在,我自己或我的車出了任何事,儘管找他。簽字若不在,會發生什麼事,誰也不知道! 當晚住進去才發現沒電也沒水,我只好再去找房東老大。他指著前院的水龍頭,拿個桶子叫我要多少自己提。我問:「電呢?」他叫我去買一支露營燈。 當時我心想,不管如何總比沒地方住好,便找了一堆舊報紙,加上姊姊留下來的幾條舊毯子,打算在這破舊空屋中打個地舖過夜,明早好去找工作。 美哉,美國發財夢! 當夜,躺在黑暗的房間中,只見一道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原來是對街加油的大霓虹燈在旋轉。 我想到叔叔每次都加Mobil的油,而且都用Charge card。他曾告訴我:「在美國用Charge card,就代表你是個有信用的人。」 當我似乎看到Mobil的霓虹燈都畫滿「$」的記號。我立志,有一天一定要拿Mobil的Charge card,日後一定要賺很多錢,讓老爸刮目相看。 隨後又想到今天在餐館受人侮辱的情形,不由得氣憤填膺,可是氣又什麼用?我在台灣並不是沒讀過書,不料來到美國,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真的沒有半點本事!不禁懷疑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我的美國發財夢?轉念又想:「我何必這麼辛苦?一通電話,爸爸馬上就會把錢匯來!」 然而好勝的我卻不甘心如此。靠父親太沒面子了,靠朋友更沒面子! 上帝不會丟棄我 正心亂如麻之間,突然有一個意念出現--信靠上帝吧!因為上帝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十三:5)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初中時也曾悔改決志過,但多年來當浪子,幾乎忘了上帝。不料上帝卻沒有忘記我! 突然間我眼淚直流,想到這位偉大的上帝,不論智力、財力及勢力,都是地上的父親所無法比擬的,於是我跪下來禱告:「上帝啊!我知道我過去成為浪子離開?,但我也知道?永遠不會捨棄我,我若回頭來就近?,我相信?必接納我成為?的兒子。我再一次將自己和我在這兒所受的委屈交在?手中,那些侮辱我的人,主啊!求?赦免他們。」 禱告後,我心中充滿喜樂,隨即倒地而睡。平常我是個很難入睡的人,這次竟一下子就睡著了。 舊報紙上找來工作 第二天一早醒來,突然在我身下墊的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徵人廣告,是一家電子公司徵裝配工人,工資一小時二塊半。 循址找去,經面談後,他們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好高興! 能找到一個全職工作,對當時的我而言已是一大突破了,我存著感恩的心賣力地工作,因為這工作是在我禱告完一覺醒來後第一眼看到的工作,而且過期的舊報紙上看到的,我認為是上帝為我所預備的。 在這家有六、七十名員工的公司裡,我做得非常勤奮,上司十分賞識我,兩個星期後工資便由一小時二塊半升到四塊。我很高興,白乖乖上班,晚上則讀聖經。 如此過了一個月,我想既有固定收入,應該另覓住處了。朋友告訴我哈佛大學附近專租給學生的一棟房子,閣樓尚有空位,我便以一個月一百三十五元租下,差不多是我的四分之一的薪水。 做了一段時間,我向上帝禱告: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如果光是做個裝配工人,實在沒啥意思。但我不敢奢求什麼,祇是將心中的感受向上帝吐露而已。 起來,去找你老闆 過了兩天,我在裝配線上,瞥見我的猶太老闆在小辦公室中煩躁不安地走來走去,不時又有外面來的人與他緊張地商量事情。 到了下午,我忽然感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我覺得似真似幻,不知是怎麼回事,於是又繼續工作。可是才過一下子,又是那個聲音:「起來,去幫助你的老闆!」 我便作了禱告:「主啊!若這聲音不是出於?,求?讓我能定下心來工作。」 禱告完那聲音更明確了:「去!去幫助你的老闆!」 「去」的感覺強烈地升上來,我又一次向上帝禱告:「主啊!我相信這感覺是出於你!」 於是我便走到老闆那裡問他:「我能幫你什麼」 老闆見我祇是個小工人而已,便對我說:「沒有什麼你可以做的,回去工作吧!」我一回去剛坐下,那聲音又來了:「再去!」 我祇好又站起來去跟老闆說:「湯姆!我相信你的困難我可以幫忙!」 「你怎麼知道我有困難?」他說。 「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我說。 「你在台灣唸什麼?」他問。 「我讀建築!」 他一聽臉色就變了,說:「去去去,不要來煩我!」我也不知道讀建築有什麼不對,但看他一副兇相,祇好回去。 可是才走到一半,一股力量迫使我又回頭,對他說:「湯姆,你知道嗎?我的電機比我的建築內行多了!」 他聽了這話,便叫一個技工印了一份文件跟我解釋,他自己懶得再理我。 夢中所得的設計圖 這位技工解釋,那是一份GE(通用)公司讓我們承包生產的變壓器,簽約在某個時限之前交貨,否則要被罰款。可是我們的貨交出去卻被打回票,因為設計完全失敗,無法發生功能。 老闆請了很多專家來幫忙,至今仍無法設計出來,期限祇剩下十三天,即使今天設計出來,也必須二十四小時拚命趕工才能生產所需的數量。上回產品被打回來的成本無法回收,這回答若再失敗,公司一定破產。 我看了設計圖,也看不懂,便把圖折起來,告訴我的頂頭上司說我要回家設計東西,他一聽是老闆給的圖,也不敢說什麼話。 我回去左看右看也一頭霧水,就如此左思右想了兩天。 第二夜剛睡著,腦中突然閃出一幅設計圖,我立刻跳起來將記憶猶新的圖畫下來,跑到老闆那兒告訴他:「我答應幫你忙,我已經做到了。」 其實,原設計沒有錯,祇是有個小鐵片要換另一種質料。他立刻找一位技師來聽我解說,覺得有點道理便馬上製作一個樣品送到GE,問他們是否合格。GE回答可以,可是離限期祇剩十天。 老闆便向朋友、同行調借大批工人日夜三班瘋狂趕工,終於在最後一天趕出來了。 職位跳升三級 此次公司雖沒賺到錢,但卻逃過一劫沒有垮掉,我則由基層工人「坐直昇機」升到技師,薪水由一小時四元跳到九元。 以前技師檢驗都會通過的設計圖,到我這兒都被打回去了,設計師很氣,問我到底哪裡設計錯了?我告訴他:設計沒錯,只是不夠精簡。可以用一個螺絲串聯的,就不必花三個螺絲,如此可加速生產速度,又可省下筆成本。 這位設計師本身也是股東之一,公司賺錢他也賺錢,覺得我言之成理,採納之後果然不錯。這件事大老闆知道了,便叫我不要故技師,改做工程師,所以時薪又由九元跳到十二元。 如此短短的三個月,我的薪水和職位三級跳,到最後升到首席工程師,任何設計師的東西,若沒經我簽字就不能上線生產。 到那年(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我的經濟已大大充裕了,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無比。 為賞雪險些喪命 波士頓的冬天,說來就來。一九七五年聖誕前夕,突然下了一場暴風雪,我這台灣土包子第一次看見飄雪,興奮不已。說了一句:「感謝主!」便開中出去欣賞美麗的雪景。 我傻傻地祇穿了一件很薄的襯衫,收音機一直播放著暴風雪的消息,呼籲人們趕快回家,可是我聽不太懂,祇顧著欣賞粉妝玉琢的雪景。 我只求幽靜空曠,特意避開大道往小徑開,也不知開了多久、多遠,突然間車子不動了。 因我對機械有些常識,便下車打算要修,打開引擎蓋一看,臉都綠了,原來是timing belt(點火皮帶)斷了,若沒有零件,技術再怎麼爐火純青,也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何況我只有一支螺絲起子! 我祇好到路邊攔車,本來暴風雪天車子就少,而且不知為什麼就是沒人肯停下來幫忙。 主啊!救我命脫離死亡! 我冷得受不了,祇好躲回車上,可是車上也一樣冷。我心知肚明,如果睡著了,必死無疑,我便向上帝禱告。 禱告完心生一計:何不將車子放火燒了?如此便有消防車來救援。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打火機或火柴。 以前我在台灣有吸煙的習慣,但來美之後重歸上帝就戒掉了。我便向上帝抱怨:「上帝啊!我以前是個煙槍,隨時口袋一摸都有火柴,如今我戒煙了,卻因此而要了我的小命!你的慈愛在哪裡?」 隨即我發覺自己幾乎要昏睡過去,便趕緊向上帝懺悔:「上帝啊!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若是你的心意,我願意回天家,但我在世上好像還沒達成什麼目標,有點不甘心啊!」 好的撒瑪利亞人 突然有人敲打我的車窗,我的車已被大雪所覆蓋,可是那人用手撥去窗上的雪,我則由裡面將玻璃上已結冰的水氣拭掉。 窗上出現了一張黑人的臉! 從前的經驗及在台灣所聽到的傳聞,我第一個意念便是--「這個黑人要來搶我!」可是轉念又想:「有什麼好搶的,我的命都快沒了!」於是把窗子搖下來很兇地問道:「你要幹什麼?」 不料他卻用很溫柔的聲音說:「趕快到我的車子裡來,我車子裡面是很溫暖的。」 我見他如此誠懇,便把車門打開,他將我扶到他車內,我一吹暖氣,這才「回了魂」。 他問我如何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路都被雪蓋住了。我告訴他地址,他似乎對我住的地區不熟悉,一面看地圖一面開著車子慢慢找路。 途中他問我知不知道這是場很大的暴風雪?路上都沒有人影了!我告訴他我一直試著要攔車找人協助,但沒人肯停車幫忙。 他看看我,說:「Son(小伙子)!你要知道你穿著這麼單薄的衣服,在這種天氣下在路邊攔車,你若是過路人,你會停下來嗎?這個社會愈來愈不好,加上這種時候大家都急著要回去,暴風雪天沒人有心情去關心別人的事。你就不要去怨恨那些人了!」 「那你為什麼不怕我是壞人呢?」我問。 「假若沒有我的上帝允許,沒有人能傷害得了我!」 我隨即問他:「你是做甚麼的?」他說他是個牧師,我一聽當場眼淚便掉下來了。 我又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他告訴我,他在家中看報紙,感到很不平安,老是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兒,便打開電視,見到大風雪的報導,說是好幾條公路都關閉了。 這時好像有個聲音叫他:「出去!出去!」他便向上帝禱告:「我不道要去那兒,請?掌管我的方向盤。」便一路隨意開,可是當他看到我的車時,馬上感到裡面有人,也立即明白這就是上帝要他出來的目的。所以他停車查看,就這樣找到我。我聽得淚眼模糊,感恩不盡。 由這次經歷,讓我再次體悟到生死全操在上帝手中,在台灣自以為登山下海無所不能,此時更加確知沒有上帝,我什麼都不能。 認識吳慧淑 四個月內結婚 在我當時參加的教會中有一位吳光勇弟兄,他知道我的奮鬥史,也知道我祖父楊招義牧師在台灣中南部教會中十分受人敬重。他認為我出身主僕家族,不會是壞人,於是想將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堂妹吳慧淑介紹給我。 我們在一九七六年二月14日情人節認識,同年六月一日結婚,中間僅有三個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由整個過程來看,上帝的安排既奇妙又不容置疑,我們結婚時,雙方一點都沒有猶疑,婚後迄今也一點都沒有後悔,因為我們自始至終都彼此真誠相待,毫無虛假。這是上帝在我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蹟。 金錢、事奉苦抉擇 在加拿大結了婚,九個月後綠卡下來,慧淑便來美國,她來美時我工作已有相當成就。公司由我初進去當裝配工人時的五十多人,到七年後我當副總經理時已達四百多人,但我卻想要辭職。在要辭職前好幾個月,我就告知老闆,護他儘快找一個人取代的職務。 我為什麼要走呢?我想離開的最大原因,是我對事奉上是愈來愈有負擔,所以打算開公司做自己的生意,如此時間較自由,在教會事奉更方便。 我辭職經營修車廠迄今,收入平均算來,並不輸給當時老闆為留下我所開出的優厚薪資與福利。而且自己當老闆,時間自由,又因為多事奉,靈命較之以往又增長更多;同時在英語上,也因為要去遷就客戶而非如昔日別人來遷就我,所以進步不少。 由這些經歷,我看見上帝如何一步一節地帶領我。衪先讓我完全依靠衪,然後再讓我有機會去比較金錢與服事何者重要?當我選擇服事重於金錢後,衪的賜福便如泉水般湧入,這結果便導致我今日願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 一失足幾成千古恨 在這二十年的美國生活中,除了上求在暴風雪中被黑人牧師救活之外,尚有三次蒙神拯救死裡逃生的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辭去電子公司副總經理職位後,出來經營汽車修護廠。起初是四個人合股,後來各自分開經營。就在這尋找新修車廠期間,我二姐要由波士頓遷往加州,她有一輛福特一千六百CC的小車,我答應幫她開去,車後又拖了一個租來的貨櫃,將她所有的家當都裝在裡面。 我想藉此機會到加州度假,便偕妻子慧淑一起駕中穿越美國。 有一天早上到達猶他州的Bryce Canyon(布色列峽谷),突然大雪紛飛,將整個山谷都蓋滿了。因為那不是假日,整個公園似乎祇有我和我太太兩人,我們停下來在一處風景點拍照。我認為我站那兒十分安全,因為離懸崖看來大約尚有二十呎。 為了取角度,便往旁邊稍稍移了幾步,突然間我腳底塌陷,整個人摔了下去,雙臂大大張開,攀在冰橋上,祇露出一個頭在崖邊。原來,懸崖是成鋸齒狀,但因白雪覆蓋,所以看不出腳底是實地還是冰雪,而我剛才正好踩在一道雪橋上。 懸身萬丈危崖 懸身於萬丈深淵之上,我的頭開始發昏,慧淑驚惶地要走過來,我怕雪橋承受不了兩個人的重高,大叫:「不要過來!」慧淑問我該怎麼辦?我問她車上有沒有繩子?她說沒有。我想了一下,便叫她開去找人來救我。可是這樣一來一回費時頗久,萬一我的體溫把雪橋融掉了,怎麼辦? 突然間我想到上帝,便懇切禱告:「上帝啊!我若這樣子摔下去,慧淑會一輩子很難過,而且警方也 謀殺親夫的嫌疑罪名把她搞得慘不堪言。求你存留我的性命吧!」 禱告後,我頭腦異常清晰,想到三月天的雪並不太硬,再這樣下去必被我體溫給融化,所以就開始用手指頭抓著冰雪一吋吋地橫向攀動,儘量避免去震動雪塊。終於我看一塊石頭,便伸出一隻手力一抓,就在這一縣間,雪橋轟然崩落,我只剩一隻手露在崖邊。 那次真是上帝的恩典,在千釣一髮之際將我救回。 游泳健將滅頂 一九八六年,我去泰北參加短期宣教,因結婚以來從未帶 太太度密月,也不曾慰勞過她,於是藉此次短宣回來時,在夏威夷補度密月旅行十天。 到了夏威夷,我們沒參加旅行團,自己租車到處玩。有一次我們開到一處人跡較少的海邊,那裡浪濤洶洶,有些人在衝浪,多半是當地人而非觀光客。他們的衝浪板比一般大二倍,而且還有條繩子綁在手,我本想租衝浪板來試試,但租不到,祇好游泳。 我是游泳健將,慧叔卻是旱鴨子,就坐在海灘椅上和一位老太太聊天。我想雖然浪很大,但我祇游一下子而已,應該沒關係,誰知一下水馬上發現根本不能游,浪太大了,沒辦法換氣。當發現不對勁,掉頭要游回去,卻被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拖離岸邊。我的體力開始不支,便搖手大喊救命,不料慧淑以為我是在跟她打招呼,還很高興地跟我揮揮手。 我心想糟了,我一定要游回去,可是愈游愈遠,我就向上帝禱告:「上帝啊!求?別讓我這樣死去。上次我若死了,慧淑雖有麻煩,但內心比較不會感到愧疚;這次我向她求救,她卻跟我說『嗨!』我回天家沒關係,但她留在世上會內疚一輩子的。」 海底行軍的啟示 禱告完忽然有兩句話由耳朵灌進來:「你的潛水技術不是比游泳好嗎?」、「水裡比水上安靜得多」,是用國語說的。 我聽了忽然醒悟,的確沒錯,我潛水技術不錯,可以閉氣三分鐘之久。於是我向上帝禱告說:「我決定要潛水回去,但我不知方向,求?帶領我回到岸上。」 我一禱告完便沉到水底,四肢並用在海底爬行,等到腳可以踩到底了,就站起來吸兩口氣,浪又打過來了,便潛下去再爬,感覺上彷彿有十分鐘之後,終於讓我爬到岸上,回慧淑身旁坐著。 那天陽光很強烈,慧淑沒注意到我整個臉都變白了,我一來怕她煩惱,二來也怕她把我送到醫院,破壞了得來不易的夏威夷假期,所以不敢告訴她發生什麼事,祇在一旁喘氣。 她問:「你怎麼不再去游泳?」我回答了:「不要,沒有意思!」她以為我是因為沒有衝浪板而覺得沒有意思,還說要去借衝浪板給我玩,我說:「不用了!我要回去了!」 她莫名奇妙,不知道我為什麼才來一下便要走,但也祇有跟著走。我當時已渾身無力,幾乎不能走到停車場,但為了不讓她發現,就把手搭在她肩上,「親熱」地倚著她前進。 我一邊開車,一邊頭暈目眩,看到路邊家麥當勞,就說要進去。慧淑有點生氣,出來密月旅行才玩一下便要回去,然後又是吃麥當勞!其實我祇是想喝水而已,一進去點一杯特大號可樂,一口氣灌完便離開,回到旅館倒頭直睡到第二天。 我一直沒有將此事告訴慧淑,直到回波士頓的第二星期,教會中有個禱告會,主持人問大家有什麼感恩的事,我這才說出來,慧淑也才恍然大悟我那天為何舉止怪異。 惡客臨門 大約是一九八八年吧!因為冬季天黑得早,平時晚上七點修車廠關了門我就走了,但那天剛好教會的周弟兄來找我聊天,聊到將近八點才離去。 在聊天時我便看到有個戴著雪帽、雪面罩的人在等公車,祇露出兩個眼睛來。因為天氣很冷,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周弟兄走後,我轉身收拾東西,這時我由鏡子裡看到那個等公車的蒙面人走了過來。店外有一台賣可樂的機器,我以為他要買可樂,不疑有他。 我正在紿賬,那人突然闖進來,兇狠地低聲咆哮:「不要動,我的刀已經頂在你腰上。」我瞥見一柄又長又亮的刀,感覺那人體格極其魁梧,相形之下,他像大金剛,我像小猴子。 這歹徒對修車廠的格局似乎十分熟悉,他命令我:「進你辦公室!」因為我現金都放在辦公室,而辦公室的鑰匙則繫在腰上,當我伸手到腰間拿鑰匙時,我先告訴他我現在是要拿鑰匙,以免他誤以為我是要拿武器殺了我。 正當此時,我心裡想,我雖然曾練到跆拳道三段,但辮公室裡面空間太狹小,無法施展拳腳,而且依那人的體格,我若一有異動,脖子必定被他扭斷。 我又想,若進了辦公室,這人搶了錢捅我一刀,然後割斷電話線,將我鎖在辦公室中,他便有充分的時間逃跑,而我則會流血至死。再者,此時我已想起這凶神惡煞是誰了。他並不是第一次作案,最近在這地區已是第四次。前天一個加油站的老闆娘才被他刺死,廣播電視上一直在提醒民眾小心防備。 我知道,我若被這冷血凶手押進辦公室,鐵定會沒命的。求生的本能,使鄉在短短幾步路中,極其懇切地呼求上帝。 恐怖對峙 就在那電光石火中的幾秒鐘內,上帝讓我有了個主意。 我辦公室的門是彈簧門,平時推門而入時,它會們自動反彈回來。於是當我走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的那一瞬間,就猛然用全身的重量撞擊門扇,整個人隨著這一撞之力撲進辦公中,脫離了那歹徒的刀尖,並且藉門扇的強勁反彈把他撞了出去,狠摔在地。 我心裡明白,以此人的體格,一下子就會爬起來,而且辦公室的門一下子便會被他撞開,所以我不能躲在辦公室,遂立刻再推門衝出去。 他正好從地上站起來,我便躍過一輛待修的黑色金龜車,與他繞著車身捉迷藏。他很聰明,知道出口祇有一個便始終堵在出口處,不讓我逃掉。 那時天色已暗,我們祇能隱約地看到對方,我唯一佔優勢的是地形、地物比他熟悉。 正緊張萬分地與他對峙之際,忽然間電話鈴響了,我知道是我太太慧淑的電話,因為我該回去,慧淑打電話來查探。我心中很急,卻沒辦法去接,但又怕我若不接,等一下慧淑會來找我。五分鐘後,電話鈴聲又響了,我心中更急,怕她等一下真來了。 力拚歹徒 我心中一面默禱,腳不經意間踢到一支實心長鐵棍,是修車時用來撐起重物的工具。 說時遲那時快,我一腳挑起鐵棍,緊握在手,趁他不注意時跳上金龜車頂,舉棍猛力往下扎砸,一棍便把他擊倒了。 我將棍子往旁邊一丟,準備打電話給警察。我原以為我跆拳道三段,一掌擊可破三塊的功力,加上又是用鐵棍,這人必定只剩半條命。不料當我才拿起電話,他老兄居然站了起來,而且立刻近身。我嚇了一大跳,便立即飛起身來給他一記跳踢。練跆拳的人都知道,這一招絕不可隨便用,因為若一擊不中,自己可能會受傷;若踢中了,對方可能會喪命。 結果這一腿踢中,他又倒下去,我以為我又贏了,電話才拿起來,他竟又站了起來,我那時真像是見了鬼似的,正準備再奮力一博,卻見他往外要逃,我便知道,他必然受傷不輕,立刻撲上前去「刷!」地一聲將他的面罩拉下,看清楚他的模樣,以備向警方指認。由於用力極猛,把他頭髮連頭皮扯下了一片,霎時鮮血淋漓。 他奪門而逃,我追上去又一個跳踢,他整個人摔出店外,撞上路邊公車牌的鐵桿,當場把那鐵桿撞彎。我以為這一撞之威,一定會讓他不省人事了。 豈知我才第三次拿起電話,他又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然後不要命往街上衝,頓時路上煞車聲、喇叭聲四起。我可是還要老命的,不敢在車陣中全力追逐,讓他給跑了。 我打電話報警,警官趕來之後,聽了我的報告,似乎不大相信,可是現場刀子、鐵棍、頭罩及被我扯下來的頭髮連帶頭皮等證物俱在,他們不由得半信半疑。警官作了筆錄,建議我找保險公司賠償損失。 主又救了我! 後來慧淑告訴我,她打電話給我,響了好多聲沒人接,就知道我一定有麻煩了。但她記得我曾告訴她,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壞人,我叫她跑的時候,她就要立該飛奔,不必管我,如此我們倆都有活命的機會,否則我為了保護她,到頭來兩人都不免喪命。 因此她雖然很急,卻沉他氣沒立刻趕來,只是穿好外出冬衣,手拿汽車鑰匙,一邊為我禱告,一邊打電話報警。警車據報,就在我與兇漢對峙的那段時間內,來我店外巡了一趟,卻見不到裡面有任何不尋常的動靜,遂又開走了,壞人逃跑之後,我報了警,警察通知太太,她早已一切就緒,幾分鐘之後就趕到了。 我們以為此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不料一個星期之後,警方要我到州立醫院指認嫌犯。其實在我未去之前,警方已經知道此人即是與我打鬥的人。他們告訴我這人是賓州監獄終生監禁犯,不久之前逃獄,一路搶了十九次,殺死、殺傷數人。 他在我手上受傷之後,肋骨斷了四根,不敢到當地大醫院求醫,跑到新布什州(New Hampshire)一家小醫院,可是因為當地設備不足,醫生要將他轉回麻州救治,他死也不肯,醫生叫警衛攔他,他雖然受傷那麼重,合四名警衛之力還是抓不住他,醫生祇好給他一記麻醉針,這才把他五花大綁送過來。 警方看我竟能擊敗他,把我當成了英雄,對我禮遇得不得了。警官又說此人以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足球隊員,我當下開玩笑地回了一句:「我以前是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員!」其實我內心知道,我是在幾乎不可能之中,搶回一條老命,是主又救了我! 我求問主:「主啊,你三番二次讓我死裡逃生,我能為你做什麼?」 「同情」或是「異象」? 話說一九八六年,李秀全牧師邀請我一道去泰北參加短期宣道,我認為傳福音是件美事,便欣然前往。到了泰北,與王季雄宣教士配搭事奉,才發現那邊的生活極度貧困,我覺得他們彷彿是被遺忘在地球最偏遠的角落的一群棄兒。 回美國後,每次看見餐桌上的牛排,便想到這塊牛排相當於泰北難民一家四口三天的伙食費。 我告訴我太太慧淑,如果我去泰北,除了傳福音還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改善他們的生活。 說也奇怪,當我跟慧淑說過這些話之後,竟然做夢到泰北,幫人修車時也想到泰北,反正一天到晚都拂不掉「泰北」兩個字。只要一聽到有人來自泰國,耳朵便豎起來聽看看他是否提泰北? 我當時以為這是出於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日子久了便自然淡忘了,於是不然意。 但是很奇妙的事發生了,我愈想把泰北忘掉,便愈加地思念泰北,夢得更多、想得更多。這時我開始有點緊張了,心想:「難道上帝真的要我去服事他們嗎?」 你何苦那麼傻? 前思後想,衡量再三,決定還是不去為妙。 回想當初在台灣和初到波士頓時在黑人區空屋地板上所做的美國夢,幾乎已百分之百實現了。 以美國社會標準來說,我雖然還不能算是大富翁,但就享受和使用的角度來說,卻有錢有閒,稱心如意。我有別墅小木屋可休憩,有遊艇可到處遨遊,又有好多張Charge card,不只可以加Mobil的油,還可以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幹嘛要去落後貧窮的泰北,苦哈哈地做宣教士? 然而心中雖如此想,泰北的異象卻仍不斷地盤旋在我腦中。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拚命地想要將思量轉移到別的事物上,但卻仍繞回「泰北」,我便知道上帝真的要我去那兒,但心中卻十分不甘心就此投降,還是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排除。 正當我想盡辦法要將這異象「趕走」時,突然李牧師來找我,要我八九年再去泰北短宣,不知何故,當時我竟然很生氣地說:「要去你自己去,我沒那麼多時間,也沒那麼多錢跟你去!」李牧師不知道我為啥莫名其妙地發脾氣,就說:「你不去就不去,不要發脾氣嘛!」 可是李牧師一行八九年去泰北短宣期間,有天晚上我睡不著覺,偷偷地起床向上帝禱告:「主啊!如果你不願意將泰北異象從我腦海挪掉,我願意順服,可是我要與?約定--從今以後我楊一哲不跟任何人講泰北,如果?真的要我去泰北,求你指示我太太,由她主動提出要去泰北傳福音的決定。」 我如此禱告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每次提到泰北,慧淑理都不理,毫無興趣!所以我認為這是給上帝的一個難題,說不定因此可以逃掉呢!八九年李秀全牧師自泰北短宣回來,說在泰北工場上事奉多年的王季雄弟兄要他帶給我一句話:「你們來短宣非常的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當時我好像被上帝當頭棒喝,可是轉念又想:反正我跟衪已有言在先了!所以我依然抗拒上帝呼召,繼續等待衪感動慧淑來提議夫妻一同去泰北宣教。 最痛苦的一頓飯 八九年,王季雄宣教士受邀擔任我們教會差傳年會的講員,我很不想見他,可是為了回報八六年泰北短宣時所受的照顧,便很勉強地邀李牧師一起在一位教會弟兄開的餐廳請他吃飯。 當晚發生一件很奇怪且不該發生的事。原來這位弟兄每當知有人為傳道人設宴請客,必定早就將桌位準備好,可是那天他居然把時間記成是第二天,只好請我們稍候片該,讓他騰出桌位。 就在等的時候,王季雄突然跟我說:「楊一哲,我有話跟你談。」 「我要跟你單獨談!」他說。 這下我緊張了,心想,我與他自八六年認識迄今並無深交,他要跟我單獨談什麼呢?可是人家已指名要跟我單獨談,我祇好硬著頭皮答應,於是兩人坐到一個角落去。 「我雖然在泰北做了這麼多年,可是我一直有個感覺,上帝有更大的異象要給我。上帝可能要帶我進入更偏遠的深山之中,為那兒更困苦的人民開創一番新天地,可能是辦教育或做些公共設施,但是我人手不足,我需要你!」他說。 我一聽,差點跳了起來,眼淚也快掉下來了。我知道這是上帝繼李牧師之後第二次派人來呼召我,可是我仍然硬著心一句話也不說,只敷衍道:「等異象清楚了再說!」 那頓飯吃得好痛苦,彷彿熬了千年之久。回到家我向上帝禱告:「主啊!這沒有嘛!我是要我太太來告訴我,而不是其他人!」 王季雄回去之後,李牧師告訴我九○年教會又有泰北短宣隊,問我是否參加?我回答:「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九○年短宣結束,李牧師又替王季雄帶了一句話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楊一哲沒來!」 我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但仍與上帝玩拖延戰術,堅持要等我太太慧淑主動表示願意去泰北才肯順服。 千方百計推拖 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李秀全牧師又邀請王季雄當講員,我心中開始緊張,很想將我太太帶到別的地方,不讓她去聽泰北的異象,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藉口,加上慧淑的個性也不是那麼容易說走就走。 日子到了,我堅持不去參加差傳年會,縱然以前曾大聲疾呼勸人說要成為一個好基督徒,一定要參加差傳年會,可是事到如今,也顧不得了。 我終於想到一計,請教會的鍾弟兄在差傳年會的第一晚來我家教我中文電腦,且以一時無法學完為由而逃避參加差傳年會,我太太慧淑只好很不高興地自己帶了鍾弟兄的太太去參加差傳年會。 當我看時間已來不及去參加聚會時,突然變成「天才兒童」,一下子中文電腦諸多難題都通了,鍾弟兄十分驚訝。其實我早都會了,於是便坐在那兒和鍾弟兄聊天等她們回來,一方面盤算一下明天要找什麼藉口來推拖。 於是我想到裝病,且不能太早裝,要等到快去差傳年會時才開始裝,如此慧淑便會給我吃止痛藥。主意既定,便安心地聊天。 你正是那個約拿! 第二天早上起來,心想中午要裝病,慧淑必定一個去聚會,沒人煮午餐給我吃,所以早上要吃飽一點,於是便說:「太太,我好久沒有吃煎餅了,妳可不可以弄給我吃?」我才坐到餐桌拿起刀叉對著煎餅一刀劃下去,突然慧淑冒出一句話來:「昨天晚上你沒去參加差傳年會多可惜啊!我想我們應該去泰北傳福音。」 我整個人愣住了,心中卻依然跟上帝強辯道:「上帝啊!這不算啦!『我想』跟『我要』是不一樣的,?的中文比我好,應該知『想』跟『要』是兩回事!」 如此想,心中舒坦了些,便把煎餅往口一放,不料慧淑馬上又冒出第二句話來:「一哲!我認為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 頓時,我口中的煎餅哽在喉嚨,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眼淚差一點掉下來,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卻又絞盡腦汁急著找出一些理由來頑抗。 就在我故作鎮定狀時,突然腦中現一些圖畫。首先出昨夜來教我電腦的鐘弟兄臉,接著一條船。頓時我心中明白過來了,這是約拿乘坐來逃避上帝呼召的船。 第三幅畫又出現了,是一條張開巨口的大魚。這時我心中開始害怕,默想著約拿的記事,終於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禱告說:「上帝啊!我願意順服你,今天決定不裝病,乖乖去參加差傳年會。」 一說完,喉嚨中的煎餅馬上吞下去了,於是我又祈:「今天下午我去參加差傳年會,求你讓我看到一幅畫,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並且讓我覺得值得獻身,我便完全順服!」 佤邦的異象震撼了我心 當天特會中,王季雄分享泰北異象時,我發現他所描述的不是我以前從許多多宣教報導中所知道的泰北,也不是我六八年去過的泰北,更不是電影或小說中的「金三角」或「異域」,而是更深入泰緬邊境的山區。 在那兒有一百萬人過著原始農業生活,未曾接受福音的佤族,他們住在緬甸境內,但卻不受緬甸政府的管轄,是個自治區。他們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卻祇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因與中國雲南居民通婚而會說華語。兩三年前眾頭領才討論決定以中文為其文字,遂找王季雄來協助他們辦學校,並答應讓王季雄自由傳福音,這便是八九年王季雄來波士頓時,在餐廳中想跟我分享的異象。上帝告訴我,「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徒二十二:4) 當時我坐在那兒,知道這是上帝回答了我,衪讓我看到一百萬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民,我俯伏在上來面前,說:「我從前風聞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伯四二:5)我願意順服你的差遣,求你繼續帶領我,掌管我。」 求兩個印證 從九二年教會差傳年會聽完王季雄的異象分享,回到家便告訴慧淑:「妳說的沒錯,我們應該到泰北去傳福音,可是下一步該怎麼做?」慧淑回答說:「先跟王季雄談談!」於是我打電話到李秀全牧師家,希望明天能跟王季雄談,可是排不出時間,祇安排我們夫婦送他到機場,在車上談。 在車上我與王季雄分享這幾的經歷,這才得知從一九八六年與他在泰北同工後一直到我順服的這一天,王季雄一直認定我是上帝要差來幫助他的人,他每天不間斷地為我到泰北宣道之事禱告,難怪我連作夢都夢到泰北! 送王季雄上飛機後,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我告訴他由於事關重大,我向上帝求五個印證。其中我認為最不可能的兩件是:得到我母親和岳父母的祝福,以及有機會親自到佤邦自治區去觀察一番。 媽媽的祝福 因父親已過世,我又是獨子,加上母親身體不好,一年送急診十多次。八八年已是如此,近幾年心臟病又加重,我根本不可能將她帶去緬甸山區那滿是瘧蚊又沒東西吃的地方去受苦。因此我向上帝求讓我母親及我岳父母都能全力支持我們。 我寫信給王季雄時是九二年十一月,聖誕節快到時,我想是時候了。有天晚上吃飯時,我數度欲語還休,突然心生一計,便將我寫給王季雄的信函副本拿給母親看,上面提到我決定去泰北的事及求五個印證的始末。 媽媽看完後神色如常,把信折起來,交還給我,也沒講話。不料,兩天後我母親突然說了一句:「我想你今天做這個決定,是上帝聽了我的禱告!」我怔了一下:「什麼禱告?!」 原來那年年初我曾在台語教會傳講了一篇有關宣教異象的信息,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希望能將宣教異象帶入台語教會,結果卻毫無回應,讓我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然而今日我發現上帝實在是聽禱告的神,衪用那篇講道改變了我母親。 媽說:「你那篇道,我聽了十分感動,回家以後一直到凌晨都睡不著,祇有起身向上帝禱告:『主啊!我一輩子沒有教過我兒子全時間事奉,不料他卻對上帝的事工如此熱心。主啊!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你還要他嗎?如果你還要他,那麼這個兒子是你的!』」 我母親說:「這是我開的支票,上帝現在要兌現了。」 岳父母的祝福 真奇妙,當夜十一點多,家中電話突然響起。慧淑跟我一樣,不敢告訴她父母親,便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已四十多歲,再不出來服事主恐怕沒機會了。這一夜,在電話上,岳父母分別跟慧淑說話,關心我們倆在那兒的生活,最後岳父說:「去吧!帶著父母親的祝福去吧!」 這不是上帝誰能辦到!感謝主,最難的印證已過了一關。 接下來還有第二個難關。慧淑還沒去過泰北,而新的泰北工場--佤邦自治區,我自已也沒有見過。 我向上帝禱告說:「在一年內我要帶慧淑到我們即將事奉的工場看一看,如果在那時你對我們的感動沒有改變,主啊!我們一定順服。」 霉飯配辣椒 九三年九月泰北雨季時,我們來到泰緬邊境的佤邦自治區,這是當地氣候最糟、蚊子最多的季節。 本來預算停留九天,結果才去了兩天,我們就決定不來這兒事奉。 第一天是在王季雄新創辦的頗具雛形的「興邦學校」吃飯。小的學生十人一桌,大一點的學生八人一桌,老師是貴賓,六人一桌。 菜一端上來,是一盤高麗菜炒辣椒,味道非常鹹,加上一大鍋湯,湯裡沒什麼料,就這樣子十個、八個人吃。 雨天下來,菜色不是高麗菜便是茄子,再不就是南瓜;湯則是油菜湯或佛手瓜湯,要不然便是冬瓜湯,唯一的好處是白飯隨你吃。 但所謂「白飯」,卻沒有一粒米是完整的,全是別人不要的碎碴碴。第一頓反我竟可從碗中挑出十一隻小甲蟲,我太太則在一旁發出咬石頭的聲音,因為飯中有很多與米粒一模一樣的小白石頭,而且又有一股很難聞的蟑螂屎的味道,我加一大團辣椒,整碗紅通通地嚥下肚去,而慧淑是不吃辣的,要吃下這碗飯可就難上加難啦!據王季雄說,學校的伙食,已遠遠超出一般佤邦人民的平均水準,對孩子們而言,簡直是天堂了!所以小孩來了以後都很怕被送回家,不管年齡多小。 據悉,到九四年,這些從五、六歲到十幾歲的學生已達四百多個,全是離鄉背井。有人從阰部步行了一、兩個月才來到學校,有些身體較差的就病死在路上。成績優異都,四、五月間由王季雄帶隊返鄉探望家人一、兩天,其餘就留校勞動。 至於氣候,溫度約華氏一百度左右,每天下大雨,雨點大又沒風,一下就下兩、三個鐘頭,校園頓時積水成河。 蚊子極多,我們塗了防蚊藥膏,又配戴聲波驅蚊器,又點蚊香,如此三管齊下,慧淑的腳仍被叮了約一百個包。那蚊子十分厲害,咬人時無聲無息,讓人防不勝防,而這些蚊子都是會傳染瘧疾的。 第三天晚上,我與慧淑討論,決定還是不要到泰北來傳福音了,如此辛苦,怎生了得! 準備打退堂鼓 因為這回只是來觀察的,並未被安排太多工作,剛巧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短宣隊來了,我便與他們配搭事奉。 第四天慧淑突然病倒了,送到短宣隊的醫生那兒診治,居然說沒病,可是她卻頭昏、嘔吐、無法進食,後來診斷為「水土不服」。這病不是短時間能好的,至少也要休養兩、三個月,所以她祇好躺在宿舍不能動了。 第八天我們要去山上作醫療傳道,慧淑生病無法同行,我便對她說:「今天是第八天,我跟他們上山,今晚在山上過夜,明天下山後我們提了行李就走,再也不要回來了。」慧淑說:「好!」 那張痛苦的小臉 通往山上的途中,會經過一個醫療站,前兩天學校送了一個發高燒的學生去休息,我們打算先到醫療站看看那個學生,然後再到山上去醫治其他的人。這是由於學校人手不足,一有病患,只好送到一間茅屋,讓他「自求多福」,也免得傳染別人。 不料短宣隊的醫生一看,說這孩子若不趕快送到文明地區去急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死定了。問題是,我們若要上山就不能下山,但若上了山,這小孩便死定了。若送這小孩下山,則我們預做的山上那三百多個病人又怎麼辦?頓時我感到人的軟弱無能。 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還是將這小孩先送下山,正當他們要將他搬上車時,我看到孩子痛苦的臉,立刻又想到兩天前有個人誤踩地雷送醫療站,醫生立該將他的腿鋸掉包紮好,至今沒人再提那個斷腳的人,彷彿那種事已是家常便飯。 我心中十分地不平,又想起兩天前那張痛苦的臉,不禁跟上帝抱怨起來了--「神啊?世界上所有的生靈,不論是君王或乞丐,在?面前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為甚麼在生存條件上卻有如此不同的差別待遇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此時突然有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這樣,我還能差遣誰呢?」聽到那句話,我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想到,當我看到此地環境這麼惡?便想打退堂朝,是何等自私與可憐! 於是我立即回答:「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頓時彷彿有一股暖流從頭頂澆灌下來,直透全身,我所有的壓力立刻消失,內心充滿喜樂。 叫妳起來行走 那時正好有部卡車要回學校,我就搭便車回去。一到學校我立刻三步併兩步跑去找慧淑,想跟她說明這一切,並希望我們夫妻能在這兒同工。 她根本沒有預期我會忽然回來,而且又冒冒失失地告訴她我決定要在泰北作工。我原以為她會驚訝地詢問我為什麼,結果驚訝的卻是我!她居然很平靜地回答:「我知道!」 原來她在靜養時,向上帝禱告說:「主啊!如果從八六八年感動一哲到如今的那個感動是出於你,求你醫治我的病,讓我立即起來參與服事,請用事實來告訴我,你要我在這裡服事。」 禱告完,慧淑也不知道上帝真的醫治了她。等她起來走路時才發覺她體力一直在恢復,甚至可以走泥巴路,因此她聽到我說的話,她就知道上帝要我們在佤邦服事。 請紀念我們 目前我們回到美國變賣產業、傳遞異象,並盼望我們在九五年六月間回到泰北服事,最晚不要拖到九五年年底。李秀全牧師則已早我一步,在九四年底自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離職,加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在泰北及其他東南亞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巡迴宣教工作。在這期間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到神學院作半年到一年的進修,請讀者們為我們迫切代禱。

劉真真 我的台獨路程

自從日本戰敗之後我的台獨思想已經確定,1945年那時我只有九歲,我就決定我們應該自己當家作主,做台灣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國人。 開啟我這個思想的是我的父親,他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博士,他由中學就到日本同志社念書,大學到美國的South Dakota,得了學士學位之後,到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念醫學院,畢業後到上海擔任輔旦大學的醫學院生物系主任,後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寄生蟲學,所以他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都相當的了解。 日本宣布戰敗之後他就主張台灣應該由聯合國托管,我雖然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但是每天聽他講就心裡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國兵進入台灣之後更深深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希望的社會和國家。 中國兵在台灣的行為惡劣,殺人強姦搶劫,又經過228,我親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師(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背後掛一個牌子,寫「土匪叛徒」後游街示眾,並沿路打鼓,號召市民到公園見證叛亂者的下場。士兵叫湯先生在公園大樹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槍托打他,以腳踢他,然後當場開槍,並且三天不准親屬收屍,用以示眾,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這種野蠻不人道的行為讓我痛恨入骨,正如電影上早年野蠻國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紀親自看到了。 我父親和母親共同在青年路開一個青峰醫院,母親是東京女子醫學院畢業的,醫院的大門從來沒有關,不論外面有沒有人,因為病人隨時都會進來看病。但自從國民黨來了之後,店裡的東西一件一件遺失,後來連牆上的電燈泡也不見了,這是日本時代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國民黨統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壞到頂點。 有一天父親憤怒的從外面回來說「今天真衰,遇到一個中國兵,把我的自行車,手表,和鋼筆都搶走了」,那支Parker的鋼筆是Indiana University畢業時學校送的紀念品,我父親非常珍惜它,從不離身,也不讓我們碰。他的心愛的鋼筆就這樣被一個爛兵搶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後有一天半夜警察來到我家,說是要戶口檢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從夢中叫醒,馬上帶走,不准他們換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經過幾天的詢問才知道他們被關在台北監獄,是什麼罪名也不清楚。消息傳來說只要拿兩條黃金來就可以放高齡的阿公,我媽媽到處去向親戚借錢,這時就有里長帶當地的軍頭來我家,要求看我們的房子,軍頭還一間一間房間點頭稱讚,說「這間房間正適合我的兒子,這間給我女兒用,這間我們夫婦用最好」,好像馬上要搬進來。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帶了七個小孩,一直哀求,也無動於衷,軍頭以戰勝者的姿態掦長離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親又是留美的醫師,我們的房子是依據他在美國的樣式設計的,很大而且適服,裡面有抽水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設備,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個軍頭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親和阿公被捕之後,馬上叫里長帶他來,準備要搬進來。所幸我有一個阿姑是中國嶺南大學畢業,姑丈是她同班同學的中國人,在台北認識了一些大官,開始找門路,同時我媽媽也借到了錢,交了二條黃金之後,阿公就被放出來了,經過幾個禮拜,交了更多的金條,我爸爸也回來了,軍頭也沒有再來找我們麻煩。 後來開始實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參加市長選舉,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脅,叫他不要參選,最後他就放棄了。 我爸爸的一個葉姓朋友想參加市長選舉,爸爸借給他二萬元,被政府知道了,國民黨要阻止他參選,沒有成功,他們就來找我爸爸麻煩。不久有兩個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來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來不敢見他們,他們就要我們一定要轉告爸爸次日到火車站對面的西湖冰果店見面,借機會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學畢業後我的未婚夫因為生病無法服兵役,兵役科幾個月就來一次召集令。有一個軍官自己推薦要幫忙,每一次見面一定要在餐廳並且要他拿錢去付款,這種貪瀆的事讓他下決心,要離開這種黑暗的國家。 中國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軍官,到小兵,能貪就貪,能搶就搶,他們自己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根本沒有法治的精神,也沒有公平正義。 我天生喜歡仗義執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國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在台灣受到中學大學的教育,看透虛偽文化的毒害,來到美國看到這種開放的社會真是如魚得水,馬上就加入了台灣人的集會,積極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凡有反對國民黨的遊行我們一家五口一定參加,從小孩還不會走路就背在身上參加遊行,由紐約,到華府,到匹茲堡,到溫哥華及西雅圖,我們都沒有缺席。 由各地來的反對黨人士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總是討論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使台灣更進步,社會更公平,因此我們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茲堡當教授時認識了陳文成博士,他是我們同郷會的成員,幾次一起開車去華府遊行,也在校園裡參加研討會,舉辦演講會等活動。有一次許信良要來演講,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他臨時不能來,我們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去,只好按時間集會,其間陳文成的一些言論都被打小報告回去了,他說了很多國民黨的惡行,並且批評政府。於是在1981年,當他帶妻子和剛才出生的孩子去台灣見阿公阿嫲時,就被警方拘捕並且拷刑致死,丟屍在他的母校台大圖書館前面。 那時我們已經離開匹茲堡搬到西雅圖,文成兄還打電話來說他要回台灣看父母,我們勸他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回去,他說他沒有做錯事情,不會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這個新岀生的孫子,他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決定回去了。 他說在台灣時有一次坐公交車,有人想把他推下車,旁邊正好有一輛車快速開過,如果他被推下車一定會被快車壓死,幸好他身體強壯沒有被推下。國民黨在製造意外事件失敗後,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約談,從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國民黨政府一直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卡那基美隆,也請美國專家去驗屍,結論是他殺。而且一個剛剛做爸爸,年輕有為的教授怎麼可能會自殺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後的今天還是一個懸案。 我的先生很熱心同鄉會的事情,每到一個地方就被推為同鄉會的會長,又參加台獨聯盟及台灣公共事務會、人權會等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早把他看作眼中釘,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單。 1977年他的母親在台大醫院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他的妹妹從台北打越洋電話來,叫他趕快回去,國民黨卻拒絕給他簽證,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台灣看他母親最後一面。 當時聽到電話我們馬上開幾小時的車子去芝加哥辦事處申請簽證,處長出來談話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問他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要悔過,我先生在醫學院當教授,做事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悔過呢,處長說「你自己做什麼事情你應該知道,自己招來。」我的先生說「我做了很多事,哪裡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們的意。」 談判很久都沒有結果,後來處長做一個下台階,就說「大概是你交了壞朋友吧。」我先生說「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裡知道哪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壞人,你說出來吧。」處長也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們卻拿不出證據,最後還是不肯給我們簽證。等我們回家之後他才打電話來說可以給我們簽證,叫我們去拿,那時他母親已經過世,趕回台北已經太遲了,這種沒有人性的做法實在可惡。 1983年,他父親在台北去世,也沒有辦法拿到簽證,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處理後事。當時我因為要照顧小孩,沒有時間去做檯面上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被國民黨的特務發現,才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當「世台會」(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時候,我們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參加,但是只有我和兩個小兒子有簽證,我先生從一九六五年到達美國就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過回台加簽或入境簽證的許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了。但是沒想到剛剛進大學一年級的大兒子David高高興興地拿了美國護照到西雅圖辦事處申請簽證,辦事處處長問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處長聽到他可能去參加「世台會」,父親又是台獨份子,就拒絕了他的申請。對一個在自由國家長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這樣不公不義的政府,也讓他體會到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及無法無理無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帶兩個小孩子去台灣參加世台會,本來可以全家高高興興一起去渡假、並且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卻變成一家分二處的遺憾。在台灣的阿公、阿嬤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兒子及長孫。 1988年,我的幾個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單,我們幾個太太都還有簽證,所以我們就決定一起回去台灣。其中吳秀惠醫師簽證有些問題,她也比較出名,是檯面上的人物。我們五個人一起搭同一班飛機,到達台北機場之後吳醫師被攔下來,在機場被盤問幾小時之後,被留在機場過一夜,第二天頭一班飛機就被送出去,不准她進入台灣境內。這種完全沒有人權的惡行只有國民黨才做得出來。 在還沒有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就跟幾個朋友交代,並且寫保證書交給她們存著,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遇到什麼意外,請一定要向美國官方通報,調查死因,為的是不要像陳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國民黨宣傳說是畏罪自殺。那時的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連林義雄的母親和幼兒都會殺,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殘酷無情到了極點。 我們四個比較沒有名氣的就安全入境,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和我,被當地的同鄉接到家裡去,一路上都被跟蹤,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由派的報上登載有四位台獨女將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團體都請我們去演講。我們起初不敢答應,因為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只會照顧家庭,不會演講也沒有上過台。但是負責的人向我們保證,我們根本不必演講,只要站在台上讓民眾看看就可以了。事後證明果然如此,民眾想看的是哪一種人會公開反對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 在我的故鄉台南市,演講會就在台南神學院的大禮堂,全場坐得滿滿,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師到處問劉真真在哪裡,他專程來看我,記憶中的我是十幾歲,是他的幾百個學生之一,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他當然不會認得我這個五十歲的婦人,等找到我時他熱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謝我對台獨運動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動。演講會之後很多郷親來對我們說,原來台獨份子都是這麼高雅文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種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對很多同鄉來說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的台獨份子吧,和他們的想像差很大,可見國民黨政權欺騙大眾的技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正好遇到法院開庭審判台獨案的許曹德及蔡有全,我們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聽席的最前面,當法官說台獨有罪時我們四個人都站起來,大聲地說「我們也主張台獨,請把我們抓起來」,法官一時錯愕,不知所措。後來只好說「你們到對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獨思想本來就沒有罪,可是國民黨要他演這場戱,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們當現行犯抓起來。 和我們同時回台的還有陳翠玉女士,她是台大護理學校的創辦人及首任的校長,退休出國之後就被列入黑名單,她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城市的辦事處都得不到簽證,最後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幾歲的她跑了半個地球回到故鄉,就病倒了。我們聽到消息馬上去台大醫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監視,每一個訪客都被監視,國民黨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護理之母這樣的對待實在太殘酷了,在我們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們在台灣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讓便衣忙了一陣子,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鬆了一口氣吧。等我們出海關的時候我們四人所有的護照簽證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蓋上「取消」,"cancel",我們回家的路也就從此斷了。那時我高齡的母親還在台灣,每想到此就熱淚滿面,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鄉回不得,有母親見不得,對蔣政權來說這算什麼,他們把老兵帶到台灣來不也是同樣撕裂千萬家庭嗎? 之後我又幾次到西雅圖辦事處去申請簽證,他們都不肯給我。一個出生在台灣比國民黨還早在台灣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這種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實在令人氣憤。有一次我去申請被拒絕之後,氣憤之下把辦事處牆上的青天白日國旗撕下來踏在地上,這種影相全部被錄下來,當時辦事處大廰都有一個錄像機專門在監視反動分子。所以我就變成西雅圖的頭號黑名單人士了,每個新來的處長都會得到有關我的簡報,之後他們換了一個有玻璃框的國旗,掛得很高,我也沒有辦法再拉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參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總統一家人參加,總統辦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就問他對於國民黨政府這種沒有人道的作法,不讓我回去我的故鄉看我的母親,他能不能幫助我。他只說這是各國的內政問題他沒有辦法干涉,會場有一些聽眾也很同情,跑來安慰我。 幾年之後阿扁總統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來西雅圖,我把黑名單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問辦事處處長關於這件事,他指著我們問處長:「你認為陳醫師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嗎?你有什麼證據嗎?」處長答非所問地推卻責任,說是國內的問題。陳水扁立委答應要去立法院詢問,黑名單的問題才被國內重視。我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招待立委全家並且安排他的兒子陳致中去參覌製造飛機的工廠,他當時是十幾歲的男孩子,對於飛機非常有興趣,我那時正在波音公司就職當工程師。 在美國居住五十幾年中除了關心美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關心台灣的政治,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太黑暗,社會太不公平。依我這種愛打抱不平的個性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跳出來,可以安慰的是台灣年輕的一代已經跳出來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國民黨殺光。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是讓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灣這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我也很高興地能參與,雖然貢獻不多,但也沒有袖手旁觀。夢想的台灣共和國還沒有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人民一定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把中華民國這個爛國家丟進歷史! 劉真真 2015年12月7日於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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