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十一月 18, 2018

人物

余忠村

在社團中看到余忠村,總是很謙和,細聲講話,笑口常開,沒有社團頭銜,人家笑稱他是「台美社團地下工作人員」,沒有頭銜的牽絆,他反而可以自在地默默耕耘。從學業最高峰博士轉業到藝術室內設計工作,他視為人生中最勇敢的事,晚年能夠參加台美社團,如願地在草根外交盡些心力,又能擔任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把所荒廢已久的博士專業真正地「學以致用」,而且收集的台灣文物,自己一肩扛起到處去各地圖書館展覽,介紹台灣文化,他深記成功高中校歌最後有句「建國大業要重頭做起,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深感遲暮之年總算做到,能為台灣故土奉獻,讓生活過得格外有意義。 爸爸‧老牛‧稻香 「我與父親一定是前世結的緣,從小就是爸爸的小跟班,若沒有跟上,我就會從早哭到晚,我小時候就很愛哭,也很雞婆愛管閒事"初中大家幫我起個綽號叫我阿婆"」。余忠村,1939年生於北投唭哩岸靠近石牌,世代務農,家中10個小孩5男5女,排行老八,是家中最小的么兒,小時候最愛哭,到了7歲都還要讓媽媽背著踱步,最喜歡的事就是跟爸爸一起到田間工作,一起看夕陽,父親常把他放在人力車上載著滿滿農作收成去趕集,他從小就很仰慕父親拉車快跑的背影,「有一次,我還記得父親帶我拉車去大稻埕,碰到一位洋人用照相機將父親拉車我坐車攝入鏡頭,並給我們一張價值不少的鈔票,這一張照片也許曾經出現在當時某個西洋雜誌上,讓人了解台灣文化,這一幕是我和父親在一起最美好的回憶。」他津津樂道地說著。 由於家中人口眾多,隨著哥哥成家立業,房舍已經不夠住,所以小學前,爸爸決定帶他去住牛舍,雖然牛舍只能點著媒油燈照明,而且還有牛尿,但牛是農家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家中的老牛全家大小愛護有加,早已成為家中一份子,所以和牛住在一起,余忠村覺得很自然,和牛同居的日子,一點也不委屈,爸爸每天都跟他有講不完地故事,與老牛相伴,余忠村一直住到上大學前。 余忠村小學時候成績就很好,4年級的導師就是大哥,和大哥差17歲,參加初中聯考,大哥替他填志願,大哥幫他填成功中學為第一志願,因為日據時代成功中學是給台灣小孩唸的,日本小孩讀建國中學,所以成功中學在台灣人心目中永遠是排名第一。而當年在鄉下余忠村能考上以第一志願在石牌算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不過考上成功初中後,每天得走半個小時然後再搭火車半個小時去上課,印象中每年颱風上課真的很辛苦;初中畢業後,又再考上成功高中,因為戶口的規定,他已不能坐火車,所以騎腳車再坐公車的度過三年。余忠村以就讀成功高中為榮,因為不僅是智識啟蒙的園地,也是同窗好友共同成長學習的地方,他不但開始接觸到城市生活,交了很多朋友,喜歡畫畫,高中時參加美術社,洛杉磯名醫陳惠亭就是當年的社長,FAPA執行長陳文彥、鄭英松教授、林宗光教授都是同屆同期的同學。初一開始,因為喜歡講虎姑婆的故事,又愛熱心雞婆服務,所以綽號“ 阿婆” ,當初在成功無人不曉。 摩登浪子博士生 大學考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看到大學的校舍比成功中學還小,當時很失望,所以沒有專心讀書,成績差強人意,那時候天天穿的很摩登,50年代流行的是粉油頭,叩叩鞋,服裝又喜歡自己設計,愛作怪又穿得很奇特,上課遲到早退,又愛跳舞參加派對,不太正經的樣子,太太李月英當年是同班同學,怎麼看余忠村就像小流氓,大學印象不怎麼襯合。 余忠村從小生在農村,讀書盡是中國地理歷史,直到當兵,演習打游擊戰部隊,行軍一路從桃園打到屏東,他才知道台灣還有南部,真正讓他驚訝知道台灣原來有這麼大。當兵後,想要出國,當時很流行,就讀成功高中戊班51個畢業,不但全部考上大學,一半以上選擇出國,讀博士學位就有20多個。 余忠村不能免俗也想出國,不過主要原因卻是在一句求職時遭人家奚落「地政系能做什麼?」 申請工作受挫後,剛好中興創立第一屆地政研究所,所以考上唸了兩年碩士學位,當時能拿到碩士,在石牌又是鳳毛鱗角,但他仍執意申請國外就讀。 唸大學時,余忠村回憶著,他已入社會幫三哥在天母做傢俱生意外銷,所以很早就接觸洋人,並交了不少朋友,讀研究所時太太終於覺得他是「浪子回頭」有點好印象,好同學作媒拉攏,後來就追求成功,1966年畢業,做了一年事就結婚, 1967年8月來美,申請猶他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系, 但到了學校之後, 結果直接轉景觀建築學系兼唸都市計劃系,後來又轉去密西根大學資源開發學系,並且在一邊在密西根州政府的自然資源部做助理企劃經濟分析師的工作,在密西根因為台灣同學多,他也開始參與很多同鄉會的工作,於1975年拿到博士學位。 經營高級藝廊 余忠村人生最冒險的事,竟是學業最高峰拿到博士,然後勇於放下,轉業到陌生但喜愛的藝術工作,過著他喜歡的創意藝術人生。 當初放棄學術路線,搬來洛杉磯,從頭開始,是因為喜歡這邊的天氣,他思考不管做教授或公司工作隨時會遭到解雇,而且對藝術方面興趣難以壓抑,還有三哥也希望能幫忙做傢俱生意外銷生意,所以他的產品有很多是自己設計及創意合成。 他拿出所學分析,決定走高級東方雅緻風,銷售對象是全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以他選擇在比弗利山莊開高級藝廊,他以東方的風味配合西方的空間實際尺吋需要,做了不少生意,中國開放後,一些中國紅衛兵破壞的文物,以低價外銷到歐美,他就利用這些具有古意的“ 廢物” ,經過巧手創意化腐朽為神奇,也因為創作關係,才有機會接觸當地演藝界人士的豪宅,也從中學習不少經驗,結交不少認識熱愛東方藝術的美國好友,一直到96年退休前都是與主流社會藝術界接觸。 心滿意足的義工生涯 滿60歲退休後,余忠村才有時間及機會開始接觸台美社團,第一次直接參與就是第一屆2000年的台美傳統週,當初他參加的台灣之友會是創辦單位之一,當時是林美里做社長,他持續圖書館台灣文物巡迴展至今仍保留到不同圖書館展出。不過從事設計多年的習慣,他初時參加台美人開會時有點水土不服,與主流社會開會是先建立藍圖就分頭執行,但與台美人開會是邊修邊蓋,後來也就慢慢習慣這樣的風氣。 他被推薦進入台灣之友會擔任理事,與現任會長泰德安得森認識,當初看法就認為台灣之友會應該是美國主流人士主導,發展擴及主流社會,所以推薦泰德安得森擔任副會長,並保持密切接觸。余忠村對台灣之友會的期望很高,就是進入美國主流,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西藏之友會規模那麼龐大,他們以很少數的西藏美人卻發展到美國許多重量人物會關注西藏文化與種族的生存,布希在訪中國前夕,還會特地接見達賴喇嘛,可見西藏之友會的舉足輕重,而且能發展到全世界。他認為,只要朝一點一滴的方向走,眼光放遠,心胸放大一點,台灣之友會大有可為。 他也很欽佩泰德安得森,因為他不懂華文和台灣話,但都會參加講座,他甚至還唸了很多的台灣與中國的報導,還參加台灣人獅子會,台灣人獅子會送他去台灣參觀2千年大選後,對台灣民主熱情印象很深刻,回國後他就希望能有第二個美國人像他一樣感動。也是因為安得森的介紹,余忠村能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如今已是第二屆。 他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後,才真正了解美國社會基層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了解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地方事務有高度自治權,但是財源50%透過不同的計劃和法案,由中央分配到地方實施,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監督由中央撥款,地方政府執行的進度,涉及的預算以前是8千萬,現在是4千萬,該會是全美國第二大的人力投資委員會,也因為如此,他有機會代表縣政府去美國各個地方參與縣政年會,接觸全國縣政代表了解各地政治運作,這是余忠村得到博士學位後,感受到自己成為美國的一員,又與大學研究所修習的課目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他感到很光榮也很欣慰。 當初參加傳統週時後發現要展覽時都沒有充足的文物,所以自己出錢出力收集, 發覺布袋戲及日常生活用品比較好收藏,回到台灣時就去三義收集台灣農村文物與生活用品,還有布袋戲偶、原住民衣物等,並且很認真地把收集品成寫成中英文說明,常常送到各地圖書館去展覽充份利用,他都是自己開車然後去接洽,只要圖書館有空間與日程表,在遠他都送去,由於反應很好,所以為了更新,反而越收集越多,晚年能又與藝術結合,而且發揚地是台灣傳統文物,對他們夫婦而言,二個孩子不用操心,生活精神都相當滿足,此生離鄉背井來到美國覺得非常有意義,總算不枉走一遭。 從大學起就喜歡與洋人做朋友,一向台灣意識強烈,對台灣社會關心,余忠村以向洋人朋友介紹台灣為榮,他認為,若是每個台美人能推展自己主流社會的人際網絡,即使是民間朋友都將會是支持台灣的強力後盾,他主張讓台美人第二代多多參與主導台美人事務,他們才有機會為台美人創造光榮歷史。 文/林蓮華

廖國仲 紐約針織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廖國仲隻身到紐約法拉盛,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那時的法拉盛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來往的行人中,幾乎看不到黑人,也聽不到中國話,倒有一些日本人住在那裡,他的朋友打算在那裡開家日本食品店,這是他到美國謀生的第一站。 數年後,沒有資金與背景的廖國仲,憑著毅力與機緣,居然在紐約闖出名堂,變成一個成功的針織企業家。他曾在法拉盛擁有一片相當規模的針織廠,在曼哈坦擁有高級的陳列室,聘用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和行銷經理,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自己品牌「Wellmore」的廣告,同時在紐約Saks Fifth Avenue銷售名貴的針織衣服。 回首來時路,他說,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他曾經是個樂天知命的鄉下小學老師,因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黯然到台北求發展,基於天生的正義感,關懷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監禁的彭明敏教授,因緣際會,結識幾個朋友,牽引他到法拉盛來。 一步一腳印,奮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實,他說,「美國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做生意只要貨品好,交貨準時就做得成,個性不善周旋也行得通。」也許因為這樣的環境,做了三十多年生意,廖國仲仍然保有台灣農家子弟務實、爽朗、不計較與不宣揚的個性,紐約的同鄉提起他,都讚揚他長期大力支助台灣人運動卻始終不願為人知的作風,他們特訂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詩句贈予他。他的故事是一個刻苦奮鬥的台灣人在美國創業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則說明了台灣人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因。 鄉間的小學教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雲林縣西螺鎮人,家裡務農,自小喜歡繪畫,台南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崙背鄉崙背國校當美術老師。他年輕熱情有創意,任教期間,經常帶著學生們畫圖、演戲、舉辦各種活動,在地方很受歡迎,因此即使後來離開當地二、三十年,都還有很多學生和家長懷念那個活潑熱情的廖清讚老師。 他自己說,他在鄉下教書很快樂,在崙背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成親,當時並沒有想要到台北求發展,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竟因心臟病驟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只好黯然離開傷心的地方,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於是改名為廖國仲,希望就此否極泰來。 他後來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接著生兒育女,又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兼課,此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為了籌措旅費,曾經創下同時在五個地方兼職的紀錄,但是即使日子過得再忙,他都不會忘記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1964年,素被國民黨政府器重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刑,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國仲因為常和西螺的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由於程萬行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因而知悉彭教授的狀況。他對彭明敏的骨氣與膽識,深感佩服,也認為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該讓彭先生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在警探盤問監視下,到彭宅向彭明敏致敬。三十年後,彭明敏亦提起,當年在眾親友視政治犯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素昧平生而且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不畏被牽連,三番兩次去看他,令他無限感動。 繫上圍裙殺生魚 廖國仲到紐約後,先在曼哈坦小停幾個月,然後到法拉盛闖天下。那時,有對老夫婦在法蘭克林街開了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店,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這幾個人算是當年在法拉盛的台灣人拓荒者,黃石定也曾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當時,他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圍裙一繫,就開始殺生魚,切「殺西米」,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在美國取得居留權,也接妻兒來美。苑里籍的廖太太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功夫又細,到法拉盛不久,就到當時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夫妻倆胼手胝足,期盼在新大陸裡拓出一片天。這時,台灣有個朋友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年幼,上工不便,覺得如能在家自己做,就能照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出去碰運氣。 廖國仲在成衣界裡毫無人脈,只好打開電話簿,一家家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立刻帶著樣品去,幾次面談後,發現這種價碼高不高低不低的成衣很難找到市場,於是有人勸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高級女裝的市場大門在哪裡? 經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心想紐約是美國的時裝中心,最流行的時裝學校、時裝設計師和時裝雜誌都在這裡,街頭成衣製造廠和高級名品店林立,但願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的洋裝在我們店裡賣得很好,不知你們是否能織出同樣款式的針織衣服來?」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廖太太對著衣服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什麼花樣該織多少行,何處該收,何處該放。她費了一番功夫,用心織出兩件一模一樣的針織洋裝來。廖國仲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出奇地好。 僅僅兩種款式,訂單源源不斷。這兩種款式的針織女裝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大筆財路,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購買機器,聘請三、四十名員工,在自家的地下室織造,廖太太教授織法,並且負責品質管制。她說,他們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很高,他們曾經嘗試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他們也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到美國,在家閒著,就到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即熟能生巧。本著「貨品好,交貨準時」的兩大原則,廖國仲的針織事業越做越順當。 熨衣到天亮 他說起一件往事,道出一個移民者創業的辛勞。他說,從前他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婚到美國,一直和他保持聯絡,他在「大道」工作時,學生特地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感慨說:「廖老師在美國好辛苦,整天在殺魚!」後來廖國仲開了針織廠,略有規模,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主人立刻趕到地下室熨衣服,因為隔天要交貨,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那夜,廖國仲一直熨衣到天亮,隔晨,客人起床後,發現老師前晚為了陪他們,竟徹夜趕工,才知道創業真不是「辛苦」兩個字所能形容。 廖家和五十七街的服飾店合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衣服的款式也逐漸增多,後來同行看了眼紅,開始以較低的價格銷售類似的成品,廖國仲因此覺得有另拓市場的必要。他到「Saks Fifth Avenue」高級百貨公司探詢市場,該公司的採購員看樣品後,說:「你們的衣服很漂亮,可惜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隔年他再去,又得到同樣的答覆,這才領悟到原來那是推托之詞。 經過許多嘗試,他決定在曼哈坦開設服裝陳列室,直銷自己品牌的衣服。經人介紹,他先聘請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再由設計師介紹一位能幹的行銷經理,然後在設計、織造與行銷三方面密切配合下,推出自己品牌「Wellmore」的衣服,同時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廣告,市場的門因此大開,「Saks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大主顧。數年後,在針織界裡,Wellmore品牌的衣服幾可媲美名牌「St. John」,在市場上佔著一席地位。 在發展過程中,廖太太在技術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時裝設計師只畫圖,不織衣,如何織出他想像中的衣服,全憑廖太太本事。「美感本身很微妙,有些衣服看來類似,穿起來感覺卻不一樣」,廖太太說:「Wellmore品牌的衣服有胸線,看起來俏挺,穿起來合身,因此許多人喜歡。」 她接著說,她常常看著設計師畫出來的圖,思索著如何表達他所想要的型態與感覺,一件衣服織了又拆,改了又改是常事,但也有順手的時候。「有一回,真是福至心靈,」廖太太興奮地說,「設計師為一位選美皇后設計衣服,為了顯露小姐優美的腰線,特地設計一件中圍露出一個菱形大洞的禮服。我整天就想著那個菱形的大洞,後來坐在機器前,動手織起來,手氣竟是出奇地順,從頭到尾,沒有改過一針。」不久,她從電視上看到那位美國小姐穿著那件禮服亮相,真是漂亮,事後顧客也打電話來,說她對那件衣服滿意極了,讓廖太太覺得很驕傲。 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意興風發,亞洲移民一波波地湧進,商店一家家地開,房價也跟著節節上漲,街頭上,都聽得有人用台灣話交談,放眼望去,到處可見中文和韓文的招牌。廖國仲的事業也隨著法拉盛的興盛而發達,他在緬街旁的楓樹街(Maple Street)蓋了一片廠房,員工多達兩百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高達六、七百萬美金,同時也做些房地產投資。「美國是一個移民者的天堂」,這話雖然誇張,但對吃苦奮鬥的廖國仲來說,卻也不差。 善事一牛車 廖國仲的名字出了紐約,鮮少人知,但在紐約的台美社區裡,卻幾乎無人不曉。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他非常低調,曾經幫助過許多人,卻不願為人知。」「他不掛名任職,只在幕後出錢。」「他不過問社團的事,但只要是台灣人的活動,就大力捐助。」當然,還有人尊他是法拉盛台美人的開山祖之一。 與紐約台灣會館有淵源的人都知道,台灣會館從當初購買、整建,到後來的兩度「救會館」,廖國仲都是出錢最力的人之一。熱心台灣人運動的人也說,早期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紐約,廖國仲總是二話不說,就予支持,即使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他的針織事業已結束,卻也仍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連任兩年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長同時也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召集人的李正三因此特別訂製了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字句,頒給廖國仲。李正三說,廖國仲贊助台灣人運動,不是一日或一時,而是三十年不間斷,舉個例子說,彭明敏自1970年逃亡到美國,一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返台,二十三年間,廖國仲對彭先生精神與物質的關懷不曾中止;1996年,彭明敏在台灣競選總統時,廖國仲還特地擱置美國的事業,回台一年,當彭明敏競選辦公室的主任,他為人的重情義,可見一斑。 另一位曾經密切參與「海外組織」的同鄉說,當年「海外組織」為了遷黨回台,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企圖闖關回台,坐著飛機在美國、日本、台灣、香港、馬尼拉等地到處繞,廖國仲一直跟在身邊,就是負責財務事。許信良在美國流亡多年,許太太每個月都定時收到一位「善心者」寄去的生活費,這個「善心者」是誰?接近許信良的人,心裡都明白。 從事台灣人運動多年的黃再添說:「廖國仲慷慨解囊的行為有如現代的孟嘗君,但他本身從不宣揚。」他接著又說,台灣人裡就是有這種幕後大力出錢,卻不吭聲也不掛名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挺身做運動,就有人暗中支助,這就是台灣人運動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而廖國仲就是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之中的佼佼者。 廖國仲本人不提這些事,他只說,三十幾年前,他在台北時,眼見同鄉好友林中禮、林水泉在青春時就為台灣的民主坐牢,後來又看到風光一時的彭明敏教授為了台灣的前途坐監受禁,彭宅由昔日的門庭若市變到後來的門可羅雀,世態的炎涼使他深切地感到這些人為了台灣的前途,實在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他接著說,到美國後,他埋頭做生意,事業發展得很順利,可是每一想到那些冒著牢獄危險為台灣打拼的人,就覺得「即使借錢, 也要支援他們」,因此,他贊助過許多當年路過紐約的黨外人士們,心裡卻不曾期待有所回饋。他說:「有些同鄉對民進黨的一些人感到失望,覺得他們在美國時很親切,但一回到台灣,便變得遙不可及。其實,政治人物們在台灣都很忙,我不會去拜訪他們,所以不會失望。」不過,想了想,他又說:「如果我回台灣,我想我會去看林義雄先生。」 老猴畫漫畫 在紐約經營了二十七年的針織生意,由於這項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加上本身的健康情況不好,所以廖國仲在一次重病入院從生死邊緣拾回生命後,決定結束針織事業,做些自己想作的事情。 他說,大病一場後,他關 掉針織廠,和太太倆人相偕回台灣,看看從前住過的地方,見見久違的親朋故友,覺得很快樂,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夠走出死蔭幽谷,才能親眼看到民進黨執政,實現自己三、四十年來的願望。他也因此在2000年首度出任公職,擔任紐約地區的僑務委員。他說,就任以來,已經兩度回台參加僑務委員會議,並且和其他僑務委員幾度拜訪紐約中華公所,與傳統僑社作良性溝通,效果很好,希望今後能多做些服務僑民,連繫僑民與政府間的工作。 畫圖與關心台灣是他天生的兩個細胞,所以目前他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畫政治漫畫。他出生猴年,自己取個「老猴」的筆名,畫了不少反映台灣政治社會現象的漫畫。他勾勒人物傳神,幾個主角如李登輝、連戰、蕭萬長等,都能掌握人物的特點,讓人看了起會心的微笑;他漫畫的內容帶著幾分幽默,幾分諷刺,此外,還有濃郁的台灣心。藉著漫畫,他發抒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與對故鄉的情懷,作品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外,還自印成冊,與親朋共分享。 在法拉盛住了三十幾年,廖國仲覺得生活在此十分自在,站在緬街街頭,望著穿梭如織的車輛與熙來攘往的行人,他很高興地說:「住在這裡很方便呢!在廚房下鍋燒開水,再出去買豆腐,回來都來得及煮。想吃東西,只要走出去,大菜小吃,應有盡有。」 法拉盛畢竟是他這一生中居住最長久的地方,她曾經帶給他希望與財富,他也曾經望著她成長與發達。從雲林、台北到紐約,廖國仲一直認真地走這人生的路,一步一腳印,每個停點都是他的故鄉,每個故鄉都是他情感的所在,在人生的旅途中,他的事業或許有改變,但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卻永不移。

蔡清枝

2000年3月,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子」之姿,創下政黨輪替的歷史,台灣本土政權出頭天。 這個振奮台灣民眾的消息成為街坊鄰居最感興趣的話題─台灣人有自己的總統了!阿扁當總統了! 因為全省走透透助選而體力透支,卻同時因為阿扁當選而陷入亢奮情緒中的蔡清枝在勝選後回到洛杉磯,站在橙縣新港(Newport)先生的墓園前,告訴沒能親身體驗民主成果的先生,「台灣已經推翻國民黨的專制了!台灣人當總統啦!」 隨著海風吹拂,去世7年的先生,好像在風中對她微笑著,和蔡清枝一起見證這段屬於台灣的重要歷史。 台中女孩 為愛走天涯 蔡清枝,台中大甲人,在高雄長大,國小六年級全家搬遷到台北。實踐大學2年級時,蔡清枝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唸電機系的蔡維清,兩個人談起「60年代」的戀愛,直到蔡維清申請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同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4個月後,蔡維清連第一個學期的期末考都還沒考完,蔡清枝也收拾行囊奔赴美國,兩人在1965年公證結婚,蔡清枝成為「蔡太太」。 當時只有23、24歲的蔡清枝回憶,幅員廣闊的聖路易斯幾乎是德裔白人的天下,她和先生在中式餐廳裡簡單擺酒,請學校裡的華人留學生分享他們的喜悅,「全部都請來了,也才7、8個,加上我們兩個,連一桌都坐不滿。」 1965年後,華盛頓大學台籍留學生逐漸增加,包括吳聖騏、吳澧培與吳澧培的妹婿丁博均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就像在國外的兄弟姐妹般互相照顧。 除了在週末打壘球、橋牌,享受留學生活外,他們也發現,從前在台灣接受到的訊息,都是經過「加工再造」的二手消息,或是根本被封鎖,事實不得而知,「我們開始去探求真相、打抱不平,儘管當時身邊都是國民黨派來的spy(間諜),利用各種方法想知道我們在幹嘛,向黨中央打小報告,可是我們沒有人有一點點害怕。」 這個「小型同鄉會」漸漸在蔡清枝心中埋下台灣本土意識的種子。 波士頓 本土意識萌芽 每個人總有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在血液中竄流,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像是蔡清枝的正義感。 1970年,蔡清枝和蔡維清搬到台籍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波士頓,開始加入當地台灣同鄉會。她笑著說,小夫妻倆總是把超級市場的牛皮紙袋剪兩個眼睛,套在頭上參加東岸各大城市聲援台灣黨外運動的遊行,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都留下足跡。 沒多久,總部設在紐約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到波士頓邀請蔡維清、蔡清枝成為台獨聯盟祕密盟員,「他(張燦鍙)來了好多次,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 秘密盟員當然有「任務」,包括定期開會、討論台灣獨立之路、幫助聯盟在美國主流推廣台獨思想,「還要自己掏腰包支持聯盟。」 這個「秘密」到連蔡維清、蔡清枝的朋友、家人都無所悉的身分終究逃不過佈滿的國民黨spy眼線。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蔡清枝和蔡維清原本計畫1984年一起回台灣領養小孩,「去簽證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蔡維清已經成為黑名單的一員,根本回不去,我只好自己回去把兒子帶來。」 蔡清枝表示,也許是在雙十年華便移居美國,受到民主自由風氣的感染,讓她在回顧台灣極權、高壓統治時,血液裡「天生有的基因」不斷告訴她要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本土,這些人生來就應該享受的天賦人權,「就是一骨子的正義感吧。」 為先生完成心願 蔡清枝和先生、兒子一家3口在1984年舉家遷移到加州濱海的地中海風城市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原本以為可以在度假勝地開始享受人生之際,蔡維清1992年竟然罹患癌症,隔年便撒手人寰。 先生過世後,蔡清枝和兒子南遷到南加州,在兒子到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唸大學後,蔡清枝繼續澆灌心中的「台灣本土種子」,前後加入聖東台灣同鄉會、FAPA洛杉磯分會、阿扁之友會、民進黨美西黨部等,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為了讓海外鄉親可以獲得台灣的第一手正確訊息,她也在2004年加入《美洲台灣日報》董事會。 從2000年開始,蔡清枝為台灣本土政權爭取代表權不遺餘力,「只要台灣有選舉,我一定回去助選,從南到北走透透,希望將在美國40年感受到自由、民主,傳達給台灣選民,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可以改變台灣的命運。」 身材嬌小,保持得十分勻稱的蔡清枝透露,其實每次回台灣助選都「超累、超辛苦」,尤其是下雨跑街,更是體力、耐力的挑戰,「但是不管再累,當我想到台灣這塊這麼美麗的地方,就覺得自己做的心甘情願,因為我要台灣越來越好,台灣人可以驕傲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大聲說,台灣最棒!」 沒有一路走來的先生陪伴在旁,蔡清枝確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她說,先生似乎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路,追求台灣本土的每一個過程,看著台灣成長茁壯。 文/記者朱乙真

周清耀、黃文香

「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我,能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員,首先要感謝黃文香的付出,因為她的投入才能帶動我深入的參與,雖然我倆個性互補,但也許只顧"衝衝衝",其間容易得罪人。我參加社團遇到許多挫折,但社團中最需有度量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必竟正義產生關懷,大家做法也許不一樣,別忘了,理念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全僑聯盟洛杉磯支盟理事長周清耀有感而發地說著。 1981年來美,周清耀雖然住的比較遠,追溯民進黨還未成立前,重大黨外活動及民主活動,他從不缺席。由於過去生活背景比較苦,他習慣站在弱勢團體一邊,即使做生意圓融,八面玲瓏,但從沒流失過應有的正義感,及對強權的反感。 911之後,才積極投台美社團,起步比許多社團前輩晚,但因為活動力強,廣結人脈,愛做節目的他,與夫人黃文香,兩人總是「孟不離焦」地夫唱婦隨主持活動,在部分台美社團轉型成為較為活潑的型式發展後,他們在其間也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周清耀 從小就是好幫手 周清耀,1949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世代務農,祖父在日據時代把田地租給佃農,轉而經商做雜貨店及海產批發,祖父的店當時是清水附近地區唯一兌換糧票的地方,在地方上頗富威望。國民黨政府時代,記得上小學之前,經過三七五減租,後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沒有了田地家道中落,父親長子接下祖父的批發漁類海鮮,因為媽媽生下9男1女,他排行老七,人口眾多,父親辛苦維持生計,家境小康。 周清耀從小就非常懂事成熟,看到家中情景,當時他還記得讀小學註冊要6元,父親根本無力負擔他的學費。他為了能讀書,一年級就開始節儉存下零用錢,從小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他的每一學期學費,都是他平日自己零用錢存下繳交,以減輕家中負擔;由於家中長兄去台中掙錢貼補家計,雜貨店經營的很辛苦,周清耀放學後,一定要回去家中幫忙雜貨店工作,絕對不能偷懶,每天就是像個小大人在做生意,吃苦耐勞,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玩樂時光。 家中工作重擔影響到小學幾乎沒有辦法好好讀書,過去流行課後補習,周清耀急著想升學,6年級下學期,決定向母親開口,好不容易媽媽湊錢讓他補習一學期,終於得以考上清水初中。 然而父親實在無能力負擔他上初中,周清耀只能再度央求媽媽,表達自己想讀初中,媽媽遂瞞著父親讓他繼續讀初中。但經爸爸發現後,媽媽保証,所有的書都是跟鄰居借就可,學費自理,由於距離家中只有三分鐘路程,開銷不多,父親看他一心求上進,終於答應他去上學。 對周清耀而言,初中學費也是省吃儉用節省下來,老師還特地為他申請補助,學校也唯一只有他的學費是分期付款。從小就有美術天份,初中美術老師惜才曾想免費指導他的長才,但父親以家中無法開銷,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興趣。 初中順利畢業,周清耀實在不敢再向父親要求升高中,剛好當時大哥、二哥在台中表叔家幫忙開店賣肉鬆。二哥學了技巧後,也跟著在市場開店賣起肉鬆,順便叫周清耀看店,二哥則去當兵,因此他16歲就獨當一面出去作生意,去大餐廳送貨,學會不少做生意打交道的技巧,當然也有面對店家不滿意小毛頭來談生意的臉色,周清耀總是以誠懇化解,養成他從年輕時就有好EQ。 二哥退伍後,周清耀仍然有想上高中的夢想,眼看自己磋砣兩年,再過一個月就是高中聯考,他下定決心買了一本考前總複習,晚上看書,白天作生意。結果,竟然還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中高工夜間部機械科,讓他如願以償。 周清耀半工半讀,台中高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優異,還沒畢業就被受聘到工廠作機械操作。 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被分配到海軍陸戰隊。由於過去大學生就可以當預官,後來改制需通過預官考試,他當兵第一年正逢制度首年改變,那屆新兵80%都是大專生,周清耀相處後,十分羡慕大學生涯,也立志有一天自己要再繼續升學。 企劃頭腦贏得轉機 周清耀雖然家中環境辛苦,但在軍中展現活動力超強的天份,一連總共有156人,結訓考試竟然考過大專生,文科、武科都是第一名,文武雙全,成績遙遙領先,這也讓他奠定自信心。但是6個月後,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式,規定只要前12名都可以留下當助教。但周清耀此時發現國民黨的腐敗,原本第一名的他,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結果變成第13名,被派駐在外;有趣的是,後來還好是營長愛才,找他回去做營部代理受訓官,管的正是政戰訓練,專管國民黨黨証。 1980年,退伍之後,踏入職場,由於現場操作機械能力表現不錯,做了二、三年就升上業務部做營業課長,同時忖量已有能力考大學,所以又半工半讀,考上逢甲工業工程系。「公司董事長很疼我,為了鼓勵我讀書,學費全是公司支付,對外則說是他的求學可以幫助公司成長。這點讓我很感激,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讀書... 」周清耀感激人生中的貴人。 但好景不常,公司後來受火災波及關閉,他被空降到關係企業,為了感恩圖報,雖然英文不是頂好,他工作十分賣力,步步高升,做到經貿副理,協助海外事業發展。 更難得的是,周清耀發現公司都是OEM,明明自己的機械產品做的非常好,卻掛著美國品牌,只有擔任代工的份,市場全被美國人士控制。他遂突發奇想,寫了一份「如何在美國做生意」的企劃書,強調企業要領先腳步,就要創下自己品牌。董事長看到這份企劃案,決定就安排孫女、孫女婿,及周清耀派來美國開發市場。 1981年,來美之後,公司就設在紐澤西,不過,「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原本要大展身手,股東內部有紛爭,最後還鬧到被交通銀行託管。子公司遂很聰明切斷臍帶,變成獨立公司求生存。後來,簽証到期,另外一家公司爭相聘請,2倍的薪水,邀請他到田納西上班,並代為申請綠卡,周清耀得以留在美國,由於他的企業頭腦,不但擴大規模,還為台美機械企業做了很好的橋樑,許多台灣品牌,全部都由他服務的企業做代理,讓台灣機械產品,順利入美行銷。 做了一段時間,他當時的好友-Sandy 黃文香在洛杉磯的親戚因迷你超市急需人手,周清耀遂把股份一起買下來。在一兩年之內,又將超市擴大規模超過2倍,生意興隆後,2年以內,用10倍的價錢賣出去。 之後,剛好又有一家餐館,因為股東要回台灣,他決定買下股份之外,並做管理工作。即使餐館又是外行,但營業額還是翻了一翻,作到嚇嚇叫,原本以為平安無事,但不幸的是,出國一趟旅行之際,因為一起管理費200多元未繳,周清耀碰到黑心律師未處理好,結果竟然被搞到店面被查封,還把一個小案件弄到上法院。周趕快回國上法院,但已為時已晚,處境宛如從天堂掉到地獄。 還好,老天特別眷顧,又找到了新的餐館,在West Bonaventure 大飯店頂下一間速食店,一直做到現在,生意財源滾滾而來。不過,世事難料,2001年,911之後,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約八成移出,生意備受影響,他笑著說:生意目前尚能糊口。 從小學開始,就開始接觸做生意,對於中小企業及店面經營,自有一套獨到的看法,他表示,「生意的訣竅,首重研究消費群,有生意量卻賺不到錢是沒有本事,沒有生意量做不到是應該的,但是若是沒有生意量還能做到,就是奇蹟。」他比較偏重拿下有生意潛力的店面,花時間研究消費者需求,改變經營體質來賺錢。 雖然從小生活很困苦,但周清耀成長之後,事業堪算一帆風順。之前,他曾參加多次台美社團活動,但並未涉入其中,但911之後,體驗人生無常,生意在能維持之下,他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提早投入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心願。他選擇投入台美社團。 在台灣28歲時就已加入青商會及國際同濟會(KIWANIS)參加公益活動。1995年,也加入華人的獅子會,但因為餐館的關係,實在無暇顧及。911之後,周清耀決定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社團公益活動,首先加入聖東同鄉會,2003年成為會長。 他也曾幫忙第二屆台美小姐選拔賽任企劃總監,出錢出力任台灣會館的董事會董事,2002年,協助李木通促成全僑聯盟成立洛杉磯支盟,任首任副理事長,2005年接任洛杉磯支盟理事長至今。同時,2004年他也接任台灣大專校友會會長至今。 他非常感謝一生中能擁有黃文香,她是生活生意的夥伴,更是愛台灣共同理念的紅粉知己。從師範大專校友會,2003到2005年做會長,兩人夫唱婦隨。 黃文香熱情 周清耀艱忍 在周清耀眼中,黃文香耿直熱情,有正義感,熱中台美社團,但直覺的付出,有時並考慮周詳,就一路往前衝,不在乎別人的批評、指責、或誇讚,是容易得罪人的個性,她也可以馬上道歉,即時修正,馬上再出發,"衝衝衝"是她的缺點,但也是她的特點。周清耀不諱言,他是個按步就班的人,個性較艱忍沉穩,兩人是一種互補,有時的確也得幫她"善後"。 生意做的順利,但為了自己的理念勇往前進,卻也讓周清耀在社團跌跤過,「社團人士個個都是出錢出力為理想在打拚,與做生意不同,所以人際關係顯得更微妙,比做生意要複雜很多,必需有高度耐心來處理。有時社團因為人際問題,感情誤會被磨到連朋友都做不成,卻忘了其實大家的理想都是一致的,若能拋棄個人本位主義,放開心胸放下誤解,才能促成接近理想目標。 如何團結力量促進社團和諧,是我在社團一直在學的功課。」周清耀語重心長地說著。 文/林蓮華

韋傑里

「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

王敏昌

在歐美國家,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常見癌症,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都要拜PSA「前列腺特異抗原」檢驗篩選法的出現,PSA也是目前最常見篩選前列腺病的診斷指標,已拯救無數男性。說起PSA的問世,其實是由台美人王敏昌博士研發,歷經十年有成,方能濟人救世。 王敏昌博士與夫人葉秀卿,至1995年退休後,就活躍於南加台美社團,演講、座談會、台灣選舉活動等地,常可看到他們賢伉儷熱情參與的身影。 王敏昌自今年4月,因在膽管發現癌細胞,由於位置不佳,醫生無法開刀割除,建議只能化療,研究癌症多年,他深知面臨生死關卡,PSA的貢獻,居功厥偉是其一生最大榮耀,家慈子孝,幸福圓滿; 但對母國台灣局勢憂心忡忡,「失望、不甘心啊… 」頻頻搖頭,難掩心中不捨。「但願有生之年看到台灣成為正常化的國家… 」從父親直到王敏昌本人的宿願,哎..怎麼如此艱難? 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PSA研發─男人前列腺救星 「名聲,只是『自我陶醉』。雖然有人侵佔我的研究成果,享受無上榮耀,實在不公平,但同僚都知道那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結晶,過了25年,仍沒被淘汰,反而越來越多人在用,我很光榮;至於名利富貴,過眼雲煙,唉..早已不在乎… 」王敏昌娓娓道出,多年不為人知的委屈。 王敏昌在加拿大艾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留學5年半,完成生化碩士及博士學位後,被許多實驗室高薪挖角,他決定前往最頂尖盛名,位於紐約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實驗室」(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工作,專研抗癌葯物;1975年,受邀轉至研究前列腺癌診斷,直至1984年研發成功,後來申請專利,至今成為普世最熱門之一的病症檢驗法。 說起1975年起,他一手促成PSA檢驗法的研究重大突破,10年煎熬時光,PSA(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早已成為發現男人前列腺病症的救星。 但王敏昌並未被公平對待,起源是當初X博士因為研究三年一無所成,因此邀請王,王敏昌重寫計劃書、研究方向、申請補助金、帶研究生進行實驗,一週七天,10年從頭忙到尾,但最後研究成果,掛名竟然是兩位作很少事的X博士及「長官」在前,自己排名被擠在他們之後。 PSA在發表成果後,聲名大噪、得到許多醫學獎項,但X博士獨享榮耀,並故意漠視真正的幕後英雄王敏昌。有時論文發表,王一看,差點昏倒,因為列入一堆不相關「長官」之名,而王的名字早被「稀釋」在10多位「研究者名單」之中。 面對吃相難看的「學術陷阱」,耿直地王敏昌無可奈何,決定離開學術生涯轉往工業界作事。索幸,申請專利權及專利金時,他的名字是無法被一筆帶過。 想到10年人生最黃金時期,日以繼夜地忙翻了,兒子與女兒成長期,無法正常陪伴,「女兒有一天要我陪她打羽毛球,竟然要求在車庫前打,為什麼? 因為她想讓鄰居知道,爸爸也有陪她一起玩… .兒子與女兒,坐車時常要我在巷口多轉幾圈,他們故意打開窗戶招手,只想讓鄰居知道爸爸有關心他們… 」王敏昌說道此,眼中飽含淚水,心疼啊! 日式家教─以父為榜樣 與王聊天,他最常談起的是父親王超英,因為其父東京工業大學畢業,返台受聘在台北工業學校(現今台北科技大學)教書,深受日本人及台灣子弟愛戴;同時父親也應是台灣早期第一位機械工程師,不論是高雄陳家經營的日本糖廠、木材廠、或是唐榮鐵工廠(前身)等工廠,都在其父掌舵下,轉虧為盈、大興利市。 1983年,王敏昌生於高雄鳳山,父王超英喜迎長子,當時也是家道頂峰,他回憶講道:「日據時代,全鳳山只有我們一家擁有地中海式洋房,與姐、妹和弟過得很愉快。但自從戰後,中國國民黨強佔台灣統治後,正是我們噩運開始。台灣頓時從現代化社會倒退嚕,墜入黑暗深淵。」 228事變、白色恐佈,王的父執輩的夢靨接踵而至;由於國民黨接收日本產業,官員素質低落,糖貿易是當年台灣的閃閃金磚,國民黨官員連煉個糖漿都沒法作成結晶,怎麼會懂什麼叫「工業鏈」? 日殖民時代,早能把甘蔗提煉成糖,直接送至港口一貫作業,這對國民黨是「天方夜譚」,最後只好請出王父出馬。 不諳中國官場作風,王父律己甚嚴的「日式教育」,講究清廉,公私分明,卻犯了國民黨高官「擋人財路」的官場大忌,1947年228爆發,王父首當其衝,官僚誣告被捕威脅。 王母散盡家財營救,不幸中的大幸是,王母營救有方,想盡辦法將其移送至法院審訊,而非憲警大隊,經半年關押後,終被判無罪釋放。聽說,當年很多家庭籌錢到欠債累累,仍救不回人,有的無力者,則只能眼睜睜看親人枉死。 王父半年出來後,已是人事全非,「當年,我父親與杜聰明博士組成『台灣理工學會』,當時留日人才超過2000多個會員參加,但228之後,私下查訪,只剩下100多人,全部失踪,台灣菁英都被殺害了;家父幸運的活下來,但友人們冤死喪命,他一直很心痛。」 留學─呼吸自由空氣 王敏昌身為長子,在父親嚴厲家教下,六年高雄中學後,順利考上台大化學系,於1961年畢業,服役後,1963年就考過托福申請加拿大艾伯特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讀,拿到博士學位。在加拿大求學,對王沖擊很大,受益匪淺;他舉例說明,向圖書館借書,不需身份証,超日週市不營業,大門敞開,顧客自由出入買貨,自動放錢;最令人溫心的是,嚴冬戶外零下20多度,寒冷難耐時,大可隨便敲人家的門,請求入屋取暖,主人有時還會奉上一杯咖啡,那種人情味,猶如「人間天堂」;與在台灣生活,由國民黨鐵腕統治高壓氣氛差太多了。 執子之手─牽手走天涯 1994年,王家搬來南加,有鑑於生化科技前途似錦,原本想回到老本行創業繼續研發;值盛年56歲時,因長期積勞成疾,導致心律不整,一個月3次跑急救室。夫人葉秀卿再也忍不住,放棄全新實驗室器材,逼老公保命退休,轉而把重心致力於台美人公益事務。 王敏昌非常感激多年來,夫人的無私付出,讓他無後顧之憂。當年在台大與小三年的學妹似曾相識,王當兵後,經長輩作媒,因為「門當戶對」、學識匹配,男才女貌,與隔條街鄰居台大外文系畢業的葉秀卿約會,看了第一部電影「真善美」,愛苗深重。半年內訂下終身之盟,於1966年碩士畢業馬上結婚,1967年,生了長子,後直到美國就業時又生下長女。 直至退休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陪伴兒女,享受天倫之樂;最關心的是台灣事務,夫婦倆積極參與FAPA、NATPA(台灣人教授協會)等組織,加強台美人公共事務交流;至於,台灣選舉自1996年每仗必役,回台助選兼投票,堅決保護台灣主權,也認識許多好友。 除了台美事務,王敏昌帶著牽手走天涯,「他帶我遊遍全世界,去年野火燒到我家後門,我們正在埃及玩,左鄰右舍都受波及燒毀,我家只燒掉一角落… ..」葉秀卿手足舞蹈地指著廚房牆角、並分享到世界遊歷的留影,夫婿整理的井井有條。 面對病魔,他背出聖經詩篇第23篇一段經典名句:「我雖然行過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靈魂、祢的杖,都會安慰引領我… 」安慰關心的親友。 文/記者林蓮華

黃森元

「法官應超脫於黨派!」一生浸淫於法律世界的黃森元在他位於托倫斯的寓所評論扁嫂吳淑珍案的承審法官時如是說。黃森元是旅美法律專家,活躍於大洛杉磯台灣社團多年,早年並曾任太平洋時報社社長。 曲折求學生涯 出生於日治時代末期的黃森元是嘉義市人,小學受了5年日本教育,就在即將畢業之際,黃森元因為罹患瘧疾,不得已休學一年,好不容易病勢痊癒,已經面臨初中考試。為了避免之前休學學業的荒廢對黃森元在升學考試減到最低,在父親建議下決定報考嘉義商職初中部,並且順利考取,走入一條曲折的升學路。 高中時黃森元唸的是嘉義農校高中部,在農校裡缺乏升學壓力。當時的黃森元對課業也不在乎,上課常常不是看小說就是打瞌睡,直到他遇到數學老師許保村。黃森元回憶,許保村老師是一個剛畢業的年輕教員,由於看老師年輕,黃森元對許保村的課也是愛上不上。 直到一次隨堂小考後,許保村對上課常打混的黃森元成績如此之佳大為驚訝,特地把他叫來詢問他是否有意報考大學。「我不考,我爸不會反對;我要考,我媽也不會反對」因此許保村不但幫黃森元進行特別補習,並介紹嘉義中學老師幫其複習其他科目。 就在老師的幫忙下,黃森元在畢業後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師範學院數學系及行政專科(後改制為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地政行政系。他選擇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黃森元回憶,當時台大法律前後期同學包括司法院長翁岳生、立法委員蔡同榮、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駐日代表許世楷及陳隆志、陳繼盛、施啟揚與前副總統連戰等,可謂人才濟濟。 承審叛亂案 黃森元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適值823砲戰的年代入伍擔任軍法官,在接近退伍之際碰到一個棘手的案件。一個來自廣東梅縣的軍官在非執勤時以「台灣最黑暗的地方是總統府;反攻令一下要將槍轉向台灣」等等牢騷被以叛亂罪告發。 身為承審檢察官黃森元,深知雖然這只是簡單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都不該起訴,但是在當年的白色恐怖時代不起訴是有可能惹禍上身。在不願意違背良心下,黃森元請教大學時代的恩師,後來擔任大法官的洪遜欣。洪遜欣告訴他「明哲保身」。黃森元於是決定在他承辦的期間對此案採以拖待變的方式處理,一直到他退伍。 短暫新光年代 退伍後,黃森元曾嘗試報考律師,但卻因為中學時代史地的根基不佳,使他在國家考試中以些微分數差距飲恨。就在他思考未來的路時,新光集團的創辦人吳火獅透過恩師洪遜欣正尋找大學畢業的人才;洪遜欣告訴黃森元,之前服役未起訴叛亂案件很可能對他未來在司法界的前途有很大的影響,不如轉往企業界發展。 當年吳火獅的新光實業正值大舉招募年輕大學畢業生,黃森元是同期四個進入新光的大學生之一,他的表現也深受吳火獅賞識,在受訓八個月後直接被吳火獅派為新光的總務主任。 赴日深造 在新光3年總務主任期間,黃森元雖然深受器重,薪水也不斷三級跳。但是他常常興起繼續鑽研法律的夢想。他認為目前的工作雖然穩定有前途,但是同樣一成不變的總務工作「五年後,十年後又如何?」「趁著還單身沒有包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黃森元興起了赴日留學的計畫。 他的想法受到家人的全面反對,認為他放棄既有的社會地位和在新光不錯的前途去留學是「頭殼壞去」,然而不顧這些反對,黃森元在1962年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前往日本留學,並成為大阪大學法學部第一個外國留學生。 黃森元鑽研的是行政法學,「台灣的行政法與憲法因為出路少,所以無人喜歡研究,這是我當初修讀行政法的主因。」,在日本求學期間,他也對日本訓練行政官員一絲不茍的文化印象深刻;黃森元表示,相對而言,國民黨主政的台灣行政系統則是紅包文化充斥,令人感嘆。 不願意加入政黨 畢生鑽研法律,黃森元深深認為法律必須超脫於黨派之外,尤其是法官不應該加入政黨或參加政黨活動。研習法律的他也因此決定不參加任何政黨。他甚至表示,在國民黨主政年代加入國民黨的法官都應該被停職,否則違反憲法第80條規定的法院必須超乎黨派的原則。 太平洋時報社長 黃森元於1967年移民來美,當時由於美國對律師考試的資格限於公民。黃森元只好放棄有朝一日能精通台、美、日三國法律的夢想,開始經商生涯,然而他在閒暇之餘也關心洛杉磯地區台灣社團活動,並於1988年出任剛創刊一年的太平洋時報社長。 在太平洋時報篳路藍縷的日子,黃森元為當時的報社拮据的資金東奔西走,然而在1988年11月接受心臟檢查發現冠狀動脈問題後,緊急開刀,不得已辭去社長職務。但是為了讓旅美台灣人圓一份自己報紙的夢想,黃森元病勢稍癒後,不顧醫師警告,又於1990年初回任社長。 黃森元每個禮拜七天都到報社報到,為太平洋時報改制日報努力奔走,籌措資金。但在該年10月太平洋時報剛發行日報試刊號後不久,黃森元又因為心臟疾病送醫急救,在醫院昏迷了9天之久,撿回一條命的黃森元目前仍有腦瘤的疾病在身,在醫生和家人的關心下只好逐漸淡出社團活動。 雖然因為心臟和腦部疾病,不能再像以前以樣隨一旅行奔走。黃森元仍然以其豐富的法律學養和一支健筆在報章上針對台美時事發表意見。最近並出版「現代國家的本質」,內容檢討「國民黨黨產的法律問題」,黃森元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文章發表,喚起民眾了解國民黨黨產不合理,以及可能透過法律解決的途徑,期待這個影響台灣政治不公不義的毒瘤早日摘除。(劉孟儒)

吳美芬 阿香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阿香原名吳美芬,婚後到美國,白天閒來沒事,謄寫了幾首蘇東坡的詩,貼在牆壁後,翻翻書架,看到幾本「台灣青年」的雜誌,順手捻來,一讀之下,竟感到震撼。她邊讀邊想:「為什麼以前我都不知道這些事?」等丈夫從學校回來,就追問他有沒有捐錢給「台灣青年」?連續兩個星期,蔡式宜眼看這個千盼萬盼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嬌妻,竟鎮日沉浸在獨立運動的思維中。不禁心想:「再下去,恐怕要去搞革命了。」連忙勸她出去找事,分散心神。 吳美芬後來沒有去搞革命,卻也長期熱心於台美人活動。她曾以「阿香」的筆名,在「台灣公論報」上主持生動的「婦女信箱」,風靡一時;也曾把自己形容成粗枝大葉的傻大姐,寫了些幽默風趣的短文,很受歡迎。她後來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也擔任過「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十足展現領導者的能力,這是敘述一個熱情真誠的台灣女性在美國成長的故事。 隨波逐流的台北人 阿香戲稱自己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台北人,生長在台北市,活潑善良,胸無大志。高中時,一度想要唸新聞,不過填寫聯考志願時,覺得台大的名氣比較響亮,就進了台大。她說:「在台灣時,反正流行什麼,就跟著流行走,自己沒有什麼主見。」 她的書唸得不錯,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系裡臥虎藏龍,現在民進黨裡一些響噹噹的人物,不是她的師兄姐,就是她的學弟妹。不過她唸書時,可沒他們那般有志氣,只覺大學四年過得很愜意。 大學畢了業,她進日本航空公司就職,待遇是一般中學教員的三倍。她說:「那時,我也跟著出國的熱潮,申請到賓州一家大學的許可,只是母親怕我到國外吃苦,留我在台灣做事。」其實在台灣做事也不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工作勝任愉快。 在日航工作了兩年,夏天裡,有位同事的同學從美國回來,到日航探望老同學。別號「米粉」的吳美芬大方地和他們聊天,獲悉對方沒有女朋友後,熱心地想要介紹自己的同學給他。於是約好下班後到她家,她要打電話聯絡。 蔡式宜說,他一到「米粉」家,只覺房子好熟悉,簡直和他家一模一樣。都是日本宿舍,進門是玄關,進了屋內,房間方向都不差。坐定閒聊一陣後,他請「米粉」不用打電話約同學了,能不能請她明天出去玩?「米粉」本欲當紅娘,不期成主角,覺得也不錯,就這樣嫁雞隨雞飛,飛到美國來了。 形象溫和個性敦厚的蔡式宜原籍嘉義,在日本出生。三歲時,隨著父母回台灣,在斗南等幾個地方長大。他從台大機械系畢業後,即赴波士頓的東北大學 唸機械研究所。回台灣相親那年,剛拿碩士,隨後又回波士頓,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他有個舅舅一直留在日本當教授,長期主辦「台灣青年」,因此經常收到「台灣青年」的刊物。 話說「米粉」1971年到美國後,應老公之勸,出去找事。因為在日航做過幾年事,普通英語還能應付,加減乘除也不難,很快地在一家保險公司找到工作,正式上起班來。 兩個月後,蔡式宜帶她去參加波士頓的台灣同鄉會。那時,同鄉會的聚餐都由太太們聯合做菜,「米粉」被分配到炒十包米粉。她紮紮實實地切了一天的肉絲、紅蘿蔔絲和大白菜絲,再用小鍋子分成無數次炒了十大包米粉,炒得腰酸背痛,兩眼發紅,最後無限委屈地對老公說:「人家還是個新娘呢!」自此以後,對「台灣同鄉會」畏懼三分,看來要搞革命也不是那麼容易。 環境磨練真功夫 1974年,蔡式宜拿到機械博士,順利地在波士頓一家電力公司就職。他們在鄉間買了房子,全家搬到郊區去。這時因為有了小孩,美芬專心在家相夫教子。小鎮裡有幾戶台灣來的朋友,彼此往來,社交生活倒也足夠,倒是隔年發生一件意外,讓她一下成長許多。 那年,電力公司的工人罷工,工程師們必須暫代工人做工。蔡式宜操作一部起重機時,一不留神,起重機翻覆,槓桿擊到小腿,小腿骨全被擊碎,痛得無法動彈,整整裹了十個月的石膏後,才能走路。事件發生時,一向仰賴丈夫慣了的吳美芬還不會開車,兒子才一歲,一下子驚覺家裡的事全都要靠她,連忙去學開車。然後,將全家的性命繫於一身,每天把嬰兒往後座安全椅一綁,戰戰兢兢地開著車載著動彈不得的丈夫去看醫生。 波士頓的冬天很長,下了雪如不清除,隔夜皚皚白雪就凍成冰,走在車道上如履薄冰,真的無法出門。過去鏟雪的工作都由蔡式宜一手包辦,如今他受了傷,又沒人可代勞,嬌妻只好自己動手。經此磨練,她發現許多事其實都可自己做,於是一年下來,昔日的嬌嬌女竟也練出粗工細活一肩挑的好功夫。 由於老二相繼出世,美芬鎮日忙碌於奶瓶尿布間,在鄉間安安分分地隱居了幾年。後來,經過美麗島事件的衝擊,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的心靈洗禮,他們重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這時,儘管太太們仍然要做大盤菜,但經過磨練後的「米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炒起大鍋菜來,鏗然有聲。每次出門,一手抱著小的,另手牽著大的,手腳俐落。聚餐時,也學會邊吃邊談邊看顧大小犬,遇到生龍活虎的娃娃們東抓西拿耍皮賴賬時,還懂得使出辣媽招術。 美芬因為常當孩子們的學校義工,所以波士頓同鄉在1982年在麻州大學(Univ. of Massachusetts)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時,在王守義夫婦的引薦下,請她負責幼兒組的活動。那年蔡式宜因為剛換工作,無法前去,吳美芬就逕自帶著兩個兒子參加。每天一大早,她拜託朋友照顧自己的兒子,然後趕到會場佈置一番,等家長們帶著小朋友來寄放時,一切都已就緒。她將三天的節目排得滿滿的,讓孩子們在那裡畫圖遊戲,玩得不亦樂乎,後來家長們都稱讚那是一次內容非常豐富的幼兒節目。 「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接著邀請她負責年會的晚會節目。她受人之託,就很認真地籌劃,不但負責聯絡和彩排,還兼作節目主持人,把那年的晚會辦得有聲有色。後來在同鄉頻頻讚好下,往後幾年的晚會都由她負責,也因此訓練出穩健的台風來。一直到現在,她都認為「台灣之夜」應該由同鄉自己表演。她說:「晚會本來就是同樂的性質,觀眾看到認識的人在台上表演,會覺得很親切。表演的人因為常在一起彩排,也感到很有趣。節目演出成功後,還會很自得,甚至因此挖掘出不少人才來。」 他們往後幾年的生活過得很順利,不意在1985年時,蔡式宜的健康又出了一次狀況,讓吳美芬回想起來,猶有餘悸。她說,有一天,蔡式宜忽然腹痛得不省人事,她在慌亂中匆忙送他入院,一路上見他臉色慘白,奄奄一息,直覺地感到他要走了,心裡很恐慌。後來在醫院裡查出病因,醫生說是腎結石堵塞住尿道管,引發急性尿道炎,隨即進行手術。蔡式宜住院了兩個星期,總算拾回一條生命,不過卻也瘦得剩一把骨頭。這件事讓她產生了很大的警惕,心裡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丈夫突然走了,自己在這異鄉異地,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如何帶著一對稚齡的兒子生活下去?她因此覺悟到平時要多作準備,培養自己謀生的能力。 吳美芬在蔡式宜病癒後,隨即到鄰近的大學修課,準備就業。不久,小鎮上正好有一家觀光旅館在興建,需要一名會計,她去應徵,獲得錄用。此後十五年,由於聰慧加上認真,她在公司漸受到器重,也因此在家庭、工作、接送孩子與台美人社團活動之間,忙得像陀螺。 1987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波士頓主辦,連續數年負責「波士頓台灣同鄉會」晚會的吳美芬順理成章地當了夏令會「台灣之夜」的負責人。那年,她請了紐約的名嘴陳英燦主持節目,又請了一對俊男美女的音樂家吳上峰與林淨媺在晚會中彈琴高歌,掀起重重高潮。此外,她還很正式地印製節目單,把一個原本同鄉自娛的晚會辦得很有氣派,贏得了許多人的稱讚。 夏令會過後,吳美芬發覺自己瘦了七磅,但想到滿堂觀眾歡喜觀賞「台灣之夜」的情景,也覺得意。回想當年初到美國,嬌滴滴地不知天高地厚,如今經過一番歷練,竟能裡外一手包,想來確是時勢造英雄。 「婦女信箱」開鑼 1987年,為美麗島事件坐監七年的呂秀蓮出獄後赴哈佛大學進修,同在波士頓的吳美芬素來景仰這位對台灣民主運動很有貢獻的學姐,不免多加照顧。呂秀蓮有意動員台美婦女的力量,做些有益台灣的事情,因此商請吳美芬幫忙籌設婦女會,吳美芬卻以工作太忙為由予以婉辭。做事有決心的呂秀蓮遂聯合美西的姐妹們,於1988年在加州共同創立了「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由當時在史丹佛大學任職的哈佛法學博士張富美出任創會會長。 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達拉斯召開年會時,吳美芬才抱著心虛的心情參加。她說:「那時出席的人一共三十多位,會長秀惠姐是那麼親切,傑出的學姐們如張富美、呂秀蓮等都在眼前,大家聚在一起,感覺很親近。此後我不但每年都參加,也極力鼓勵別人參加。」 那年,NATWA蒙日本企業家郭榮桔夫婦贊助了一萬美金,除了發行NATWA月曆外,還想推出一個服務性質的項目。當時曾討論或成立「電話熱線」或開闢「婦女信箱」,結果「電話熱線」因為成本太高作罷,大家決定在「台灣公論報」上開闢「婦女信箱」,由吳美芬籌劃主持。 吳美芬自從擔下信箱的責任後,即開始研讀「Dear Abby」、「Ann Landers」等婦女專欄,留心同鄉們的生活動態,並且邀請專家如葉李麗貞等人當顧問,同時預伏數名好手以便隨時出招,自己則取個「阿香」的筆名,準備開鑼。 她之選擇「阿香」為筆名,是因為蔡式宜有一個中文程度甚佳的洋姐夫,在他們初次拜訪蔡家大姐時,洋姐夫聽到美芬的名字,就說:「美芬不就是阿香的意思嗎?」讓自恃有幾分文才的「米粉」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想:「阿香」不僅比「米粉」好聽又好叫,還帶著幾分鄉氣,感覺很貼切,所以主持「婦女信箱」時,就以「阿香」自稱了。 「婦女信箱」在1991年三月正式推出,由於內容生動,討論的主題都是一般台美人經常遇到的問題,因此開鑼不久,就廣受歡迎。巧用心思的阿香又在每篇文章上加了吸引人的標題,並且不時邀請名嘴名筆發抒高見,一時信箱熱鬧滾滾,成為「台灣公論報」裡最受歡迎的專欄。許多讀者一接到報紙,都以先睹「婦女信箱」為快,「阿香」的大名不逕而傳,爾後竟變成吳美芬的代號。 阿香認為主持信箱兩年半,自己受益良多。她說,為了增進信箱的內容,隨時得注意最新發生的事情,增廣了不少見聞;在回答讀者問題時,不但要閱讀相關資料,還要徵詢專家及其他人的意見,增長了許多知識;同時也藉著信箱的聯絡,認識了很多人,甚至成為好朋友,如結識後來待她如手足般的吳木盛夫婦即為一例。在夫妻方面,更因為常和丈夫討論讀者的問題,增加彼此的話題。大致說來,主持「婦女信箱」不但大大拓展了她的視野,也增廣了她的生活領域,因此阿香極力鼓吹其他姐妹們也作此嘗試。 1993年的夏天,阿香的眼睛出了一點毛病,不時感到眼前有個黑點在晃,醫生檢查後,發現得了「飛蚊症」,需要休養。因此,她請NATWA其他姐妹輪流主持「婦女信箱」,自己改做協調工作。又過了一年,為了讓更多姐妹有機會坐鎮信箱,就將責任完全交出。 辭掉「婦女信箱」工作後,其時的「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洪茂澤正發行「台僑月刊」,編輯林東陽邀請阿香撰稿。她發表了一些輕鬆幽默裝瘋賣傻的短文,把自己形容成「張牙舞爪的母大蟲」,蔡式宜則是個「溫文儒雅的香帥」。她還大言不慚地宣稱「當年若不使點小詐,把隻沒有見過世面的小綿羊誑騙到手,只怕到現在都還在當單身貴族呢!」諸如此般消遣自己,目的在「博君一笑」。這一招倒也奏效,許多讀者讀她的文章,邊看邊笑,嘴巴自然成「一」字型,在充滿悲情的台美人文章裡,她的作品猶如潤喉的甘草,清新風趣。 阿香挑大樑 1992年,波士頓同鄉再度接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這回負責「台灣之夜」的阿香從幕後走到台前。她穿了一身金光閃閃的晚禮服,婀娜多姿地主持了精彩的晚會,讓大家驚豔一番,原來這位自稱「柴耙」的阿香,竟是個眼睛大大的可人兒。 在參與社團方面,阿香亦逐漸冒上檯面,從「波士頓台灣同鄉會」的理事轉而出任會長。擔任會長期間,她充分表現出辦事的幹練。生性熱情的阿香每逢美東地區發起維護台灣主權或反對中國霸權的示威遊行,都特地向公司請假,和波士頓的同鄉從最偏遠的東北角南下紐約或華府,參加遊行。從波士頓到華府,來回得披星戴月地開一、二十小時的車,所以每次波城同鄉的參與,都讓美東許多同鄉為之感動。 由於長期參與NATWA的活動,阿香在婦女會裡也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在1997年眾望所歸地當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會長。任會長期間,除了在波士頓舉辦了一個四天三夜四百多人參加的NATWA年會外,還將重點放在籌設NATWA獎學金上。她說,頒發NATWA獎學金的意義在增進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接觸,讓他們明白台美人也有回饋社會的心意,進而建立雙方交流的管道。NATWA首次頒發獎學金在阿香的前任傅林郁子當會長的時候,會員余舜華因為紀念亡母,特別設立一個為期兩年的獎學金,頒給NATWA年會所在地的美國清寒優秀高中生,阿香覺得這項活動很有意義,因此出任會長後,主張NATWA本身應該設置獎學金,作持續性地發放,以便與美國社會有長久的交流。 為了籌設獎學金,她想出了在年會時舉辦「卡拉OK募款之夜」的辦法,就是讓每位愛唱歌的姐妹們上台高歌前,付兩百元的樂捐費,或是讓愛聽歌的姐妹們聯合出資禮請「巨星」們上台演唱。結果當晚在起哄高手黃美星的主持節目下,一些「巨星」級的準歌星們如柯翠園、陳香梅等,唱一首歌竟達一千元的身價,一個晚上歡喜熱鬧地唱下來,竟為NATWA募到一萬多塊美金,令人刮目相看。 1997年對阿香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除了擔當「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外,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那年,她與波士頓同鄉在康州大學(Univ. of Connecticut)舉辦了四天三夜千人參加的美東夏令會,除了自台灣請來政治評論家陳少廷、李南衡和林山田教授等當大會主講人外,還特別舉辦了一個台美人的生活講座,邀請專欄作家吳木盛演講「愉悅的第二生命」,NATWA副會長柯翠園演講「打開心內的門窗」,氣氛輕鬆愉快,頗為叫好。第二代青年也自己安排了豐富的節目,百老匯演員楊呈偉和他的夥伴們聯合在夏令會中表演一場職業性的歌唱舞台劇-「未完成的夢」,鋼琴家陳宏寬與大提琴家范雅志亦在音樂會中作精湛的演奏,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憶辦夏令會的感受,阿香覺得「很有成長感」。她說:「因為舉辦一個美東夏令會其實是同時舉辦五個大型的會議,也就是台美人夏令會、客家同鄉會、SOTA(在職第二代青年)、ITASA(大專院校青年)和青少年五組完全不同的節目同時進行,因此對於自己能夠順利地完成任務,覺得很高興。」 一朵玫瑰花 阿香常為同鄉會、夏令會、婦女會和FAPA做事,忙得十分起勁,因為她覺得這些社團就像是她的大家庭,做這些社團的事也豐富了她的人生。她說:「其實我所做的不過是一個有良知的台美人所應做的事,全美各地不也都有許多這樣的人嗎?」 全美各地確實有許多這樣熱心熱情的台灣人,年輕時認真讀書,工作時戰戰兢兢,在忙碌的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奉獻時間、心力與金錢在舉辦各種台美活動與關懷台灣上。然後從與意識相同志趣相投的朋友共事或談笑中,獲得樂趣與滿足。阿香與香帥就是這許多人中的一對夫婦,如果說他們有特別的地方,那就是香帥始終支持著阿香發揮才能,怡然自得地欣賞著愛妻的光芒。 阿香愛家愛鄉,行文中常道出一些台美女性的想法。她在「河東河西」中說:「剛到美國時,看到百貨公司一些新奇的以前沒有見過的東西就趕快買下,寄回台灣,漸漸地,家人漸漸地來信說,不要再寄了,因為許多東西台灣都有了。」這確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生活經驗。 她在「台灣紀行」中,敘述在宜蘭冬山鄉放天燈的情景說:「在天燈點火前,大家在上面寫名字也寫心願,我除了祈求全家平安健康以外,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為我們的故鄉祈福,只好匆匆寫下『台灣獨立』了,望著天燈緩緩上升,我忽然感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能更貼切罷!」這不也正是許多台美人的心情描述嗎? 她對某人或某事也有憤慨的時候,下筆不免有表露,這時溫文的香帥就會勸她「人和為貴」,幫她煞點車,讓阿香頗為感激。生活在恩愛夫妻與熱鬧台美人的生活下,阿香自認與其稱她「女強人」,毋寧說她是「有機會發揮自己才能的女人」;與其說她「奉獻台灣人的事務」,毋寧是說她「歡喜為這大家庭做事,自己亦從中獲得成長。」 她對婦女會尤其有強烈的歸屬感,覺得在NATWA結識的朋友彷若姐妹,與好友柯翠園的結緣,更是主持「婦女信箱」的收穫。她說,當時有人向她提起遠在阿拉巴馬州的柯翠園是個寫作好手,她打電話過去邀稿,兩人竟在電話中一談如故。兩人都唸法律出身,都喜歡寫作,都有一個「溫文儒雅」唯賢妻是從的好丈夫,也都有兩個兒子,並且都是性情中人,高興時嘻哈大笑,一不如意,眼淚鼻涕全出籠,還有啊,連鼻骨彎曲都彎同一邊。相同的事情可多了,面都沒見,話已談了數籮筐。隔年,阿香請柯翠園務必參加NATWA年會,結果兩人當了室友,談得沒日沒夜。以後年年相約同赴婦女會,還共作歐洲遊與台灣行。 這就是阿香,一個希望表現自己才能,卻又談不上婦女解放的女人;一個在美國社會中磨練得頗為幹練,卻又放不下對丈夫的依賴與撒嬌的妻子;一個在生活中幻想著要有一點浪漫,卻又捨不得花錢的台美女性。她曾在「又是情人節」等文章中,埋怨香帥不會送她玫瑰花,但私下卻又表示,假如香帥果真在情人節花了一百塊美金買一打玫瑰花給她,也會挨罵:「莫踩錢!」不過她接著說:「最好是送一朵玫瑰花加上滿天星。」就只那麼一朵玫瑰花,就能滿足她的小小虛榮心,偏偏呆板的台美男人啊,都不會。 不久前,香帥自服務半生的電力公司退休,阿香羨慕他在家盡做些她很嚮往的事,譬如看書、寫作之類的,所以乾脆辭職,兩人開一部車出外旅遊。兩個星期內,趕了三千里路雲和月,在無邊無際的談話中開車亦不覺路遙。這對夫婦年輕時一見鍾情,三十年來同甘共苦,歷經過生命的幾個年輪,竟還相看不厭相談不倦,也算上天特別垂愛。不過放眼看當今台美人,這樣的家庭這樣的人生卻也不罕見。阿香,熱情可愛能幹又帶著幾分傻氣自欺的阿香,其實是許多台美女性的化身。

劉天良、黃根深

與談人︰李木通、劉天良、黃根深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1966~1972在UCLA)和劉天良(1965~1968在UCLA)、黃根深(1967~1970在UCLA)都是半世紀前曾在UCLA 留學的台灣學生。他們在兩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成長、就學甚至就業之後,分別來到美國留學,因為對台灣的愛和對民主的追求,讓他們在UCLA有了交集,也共同為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貢獻了五十年,終於見到國民黨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土崩瓦解,台灣第一位本土的女總統誕生,本土政黨完全執政,真是起伏跌宕的半個世紀!2016年3月9日,他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有談不完的話題。 讀書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李木通說,1966年來到UCLA,參加了同校台灣留學生所舉辦的迎新會,這個迎新會正是劉天良所主辦。 劉天良回憶說,他在1965年9月進UCLA念研究所,當時隻身一人,沒有人迎新,非常孤單,所以隔年(1966年)他就主動發起舉辦迎新會,也就是李木通進到UCLA的那一年,那是UCLA的台灣囝仔頭一次一起舉辦類似同鄉會及同學會的活動。那時候黃根深已經在洛杉磯,所以也都一起參加活動,參與了很多事務。那一次的活動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在國民黨眼中是不容許的,劉天良說,那是個無理、荒謬的政權!在台灣,從中國逃過來的人可以有山東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等的社團,但台灣囝仔到海外留學,卻容不得有個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的組織,讓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的台灣人互相照顧、交流。所以那時候開始舉辦這樣的活動,就是一條不歸路,而台灣同學會就在這次舉辦迎新會的活動中自然而然成形。 李木通說,六十年代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讀書會,會員輪流上台報告讀書心得,除了劉天良、黃根深、李木通之外,還有陳嶄新、王秋森、陳松楨等成員。劉天良說,讀書會的意義深遠,因為後來和UCLA、USC的台灣同學會的成員逐漸形成大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劉天良說,讀書會其實也是後來生活座談會的前身。劉天良當同鄉會長,因為大家都關心台灣,劉天良就提議,大家都各有所學、各有專長,何不將自己的所學所長拿來分享,提升大家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後來促成了生活座談會。劉天良說,生活座談會再發展為現在的「台美人論壇」,這就是它的脈絡與傳承。 李木通說,生活座談會現在好幾個台灣人的社區都還有。劉天良也說,南加州因為有生活座談會這樣的交流論壇,培養了不少能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台灣人領袖,除了李木通、黃根深之外,曾參加生活座談會的人,像郭清江、謝清志、王秋森、蘇育德、蔡滄波、江昭儀等人後來也都回台灣並有所貢獻。 李木通也說,他自己參加生活座談會實在獲益良多,因為在生活座談會上,必需上台講述,並有人給予指正,獲得了上台演說的實際經驗。 劉天良說,他認為世界的頂尖學校,應該協助學生學習溝通(communication)和系統(system)的觀念,這正是生活座談會所推動的兩個翅膀,台灣尤其要注重這兩個翅膀。劉天良說,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他也曾經到溫哥華去成功地「推銷」了這兩個觀念,也曾經在東京用video 發表過這個理念。他希望台灣的教育界也能夠加強這兩部份的教育和訓練。 他說,因為生活座談會的歷練,他在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才能升任section manager,也是台灣人員工裡的第一個。正是因為有溝 通能力和系統觀念,才能和整個團隊合作無間。 劉天良說,人類因為溝通出了問題而導致的禍害,比起疾病還要可怕。而台灣人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系統觀念也比較薄弱。所以亂變、變亂層出不窮,他因此也一直在大力推動強化台灣人這兩個「翅膀」。有這兩個翅膀,才能和別人一起飛,而且飛在最前頭。 李木通也同意說,台灣人往往比較內向,不善於上台高談闊論,如果能具備這兩種能力,一定對工作、事業都很有幫助。 黃根深則說,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他參與很多,他負責文書方面的事務,比如發通知、編製newsletter等等。1969年在 Rancho Park Golf Club 辦台灣同鄉會活動時,參加的人就多達兩百人左右。李木通說他也記得該項活動,那時候李木通夫婦都參加了活動,黃根深還邀李木通夫人寫了一篇參與活動的感想,登載在newsletter上。 劉天良回憶說,台灣同鄉會成形後,1967年有一期UCLA的校刊登出一篇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投稿,引起討論,很多人都說是劉天良寫的。劉天良笑說大家都賴給他了。 黃根深說,當時候台灣同鄉會是陳銓仁(陳隆、陳堅的大哥,已過世)在主持的,主要都是他在聯絡、協調,後來才由許和瑞接棒,1967年當了會長。所以若溯及源頭,陳銓仁應是創會會長。 劉天良說,許和瑞當了三年的會長,後來就有人批評說這樣有點像蔣介石了。其實那時候當會長是「殺頭生意」,少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當會長的。由於劉天良在同鄉會很熱心參與各種活動,所以1971年被推選為會長。 劉天良回憶說,UCLA有一個東方圖書館,裡面陳列有「中央日報」、「人民日報」、日本的雜誌,林林總總。劉天良說,當時他很天真的認為,來到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應該甚麼都可以看,都可以參考,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洛杉磯的領事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徘徊走動,有一次劉天良翻閱「人民日報」,卻見該國民黨官員在瞪著他看,令人極度不安而且憤怒。劉天良說,當年那就他們這些駐外官員的工作,但他就是不能理解,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學府裡,我們竟然還是不能自由地閱讀圖書館裡所陳列的各種資訊。 李木通回應說,歷史真是捉弄人,當年看「人民日報」會被國民黨的領事「點油作記號」;可是今天的國民黨官員可能反而要說「人民日報」是必讀刊物呢!為了統治台灣人,國民黨可以從反共變親共,這種轉變太諷刺了!也太侮辱台灣人了! 劉天良感嘆,台灣人是被當奴隸看待的,簡直比美國當年黑奴的遭遇還要淒慘。 黃根深當時負責出版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通訊 Formosan Newsletter。黃根深說,那時候留學生念理工的佔絕大多數,像他念文科的很少,所以「舞文弄墨」、畫圖等都他一人獨撐,寫、編、印、摺、貼郵票、寄發,校長兼撞鐘。除了newsletter之外,也出版了同鄉會的通訊錄,現在都成了台美人活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歡迎台灣金龍少棒隊 黃根深還記得,台灣金龍少棒隊1969年來美國比賽獲世界冠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也很盛大。他說那是他參與同鄉會以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次的歡迎會是在許和瑞會長任內的事,劉天良是該歡迎會的主持人。劉天良回憶說,為了歡迎並獎勵這些台灣少棒選手,同鄉會為每一位選手準備了一份禮物,那是一支筆和20元美金。當時領隊謝國城(謝南強的父親,謝南強是UCLA企管博士)依照球隊人員名單,逐一唱名,上台接受許和瑞會長頒給禮物,最後有兩位隨團記者,因為同鄉會只準備禮物給球員,並不包含記者,記者上台沒有禮物,讓謝國城非常緊張,一直敦促同鄉會給個甚麼禮物,生怕得罪了這兩個記者。 李木通也回憶說,那時候同鄉會會參與歡迎少棒隊,因為領隊謝國城是謝南強的父親,大家願意出力相助。台灣的少棒隊出國比賽時,經費根本沒著落,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比賽時,謝南強呼籲UCLA的同學,請大家在少棒選手打完球從威廉波特來洛杉磯時,提供小朋友住宿,每個家庭招待兩位選手。李木通也允諾招待兩位小客人。不過,金龍少棒隊獲得冠軍獎杯,大大出了名,結果錢就來了,然後台灣同鄉會的盛情就遭排擠了。 劉天良也說,當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國民黨官方就不打算讓台灣同鄉會招待小國手們,要把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但由於台灣同鄉會表示,若被排擠在外,將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才同意讓台灣同鄉會在China Town 舉辦一場歡迎會。 李木通感慨說,少棒出國比賽,先是不給經費,還得洛杉磯的台灣同鄉熱心出面承擔招待和歡迎的費用和住宿家庭;然而得了冠軍,國民黨當局就前恭後倨,要一腳把台灣同鄉會踢開,實在非常勢力,也非常可惡! 黃根深也說,那次的確是海外台灣人愛鄉精神發揮的極致,出錢出力,畢生難忘! 劉天良說,金龍少棒隊的教練吳敏添在洛杉磯歡迎會後,聽說和幾位鄉親到聖塔莫妮卡慶功喝酒,回台灣後就遭到處分,沒再能當棒球教練了。李木通說,按國民黨政府的思維,去和「台獨分子」喝酒,這還得了! 李木通說,後來台灣少棒隊來美國比賽,因為都在東部(威廉波特),許多台灣人都會在球場舉牌「這是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向全世界宣示,也會惹來中國人的暴力相向。 台獨聯盟及抓耙仔 李木通說,他來UCLA念書時,蔡同榮、賴文雄都已在USC,也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 劉天良說,1965年5月,他來到美國,趁還沒開學,曾去拜訪賴文雄,他那時候已經知道賴文雄是「台獨人士」。他到賴文雄家的時候,在客廳就碰見後來被人指為「間諜」的那位仁兄。隨後,劉天良也認識了蔡同榮。 劉天良說,黃根深先前提到的1969年Rancho Park 那一場兩百人人參加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因為出席的同鄉太熱情了,蔡同榮事後打電話給劉天良,形容那次活動的盛況真是「空前絕後」。蔡同榮那天身上別了一枚「I love Formosa」的徽章,當晚他帶了百枚徽章到會場義賣,一掃而空,連他身上別著的那一枚也拿下來賣了! 劉天良說,蔡同榮讚他很優秀,還拿了台獨聯盟的入會表給他,邀他加入台獨聯盟;後來還要李隆吉帶陳隆志到Gardena劉天良住處遊說他加入,不過劉天良並沒加入台獨聯盟。 劉天良說,他確實是頗有顧慮,因為他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的,而當年也還希望來美之後,還能有機會回去見到父母親。不過即便如此小心,1971年劉天良被推舉擔任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的同一年,劉天良已經無法回台奔母喪。 黃根深回憶說,1966年11、12月時,當時他住在USC附近,和一群台灣留學生同住在一棟出租的公寓,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和住在那裡的賴文雄認識並來往,賴文雄並在1967年介紹黃根深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就在組織裡負責編印newsletter「Formosa gram」。 當年台獨聯盟在USC開的會都是密秘舉行的,開會的人包括有賴文雄、蔡同榮、張燦鍙、王秋森、陳松真、黃根深、許和瑞以及那位後來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的人。這一密秘會議一個月開一次會。黃根深編寫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Formosa gram」兩期,這期間,每次的密秘會議,都會遭人打小報告給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果就有調查人員到黃根深在台灣的家去搜集他的資料。他說,雖然沒有證據,但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姜XX是抓耙仔,姜當時也是UCLA的學生。黃根深說,後來他就沒再聽到有姓姜的這名留學生的消息。 黃根深說,家人告訴他有關調查局人員到家裡搜集資料的事,黃根深覺悟到已經不能回台灣了。黃根深後來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念書,期間母親過世,他也無法回台奔母喪。雖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波折,黃根深這五十年來仍然是台獨聯盟的成員。 李木通回憶說,1967年,蔡同榮邀他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也都熟稔,也常常和這一群人做伙。 李木通說,這一些人裡面,姜XX和他頗為親近,因為當時都住在UCLA 的同一棟公寓,所以常有往來。李木通說,他當時也很天真,對姜沒任何疑慮;但後來有人警告李木通說,這個人要注意,李木通在驚訝之餘,回想和這個人交往的過程、互動以及和姜xx的太太的交談等等,才發覺事有事有蹊蹺。姜的太太常常告訴李木通說她沒有安全感。姜也常常在和李木通談話時接到來電,就跑到遠遠的地方小聲講電話。這個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領事館人員很熟,而且是「萬年學生」,總是念不畢業。他還聲稱在一家待遇很好的美國輪椅公司工作,收入優渥,但是卻沒看見他有上班的跡象。李木通說,國民黨給錢當然優渥啦! 李木通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姜xx是賴文雄、蔡同榮等人相當信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因此之故,李木通離開聯盟,不再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 李木通說,二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因為要籌組開設銀行,聽說股東裡面就有姜xx這個人;再過不久,就聽聞他已經過世了。 黃根深也回憶說,當年的台灣留學生都窮得很,也很節儉,不過姜xx卻很有錢,確實也令人感覺特別不同。黃根深說,他在編newsletter期間,也曾向賴文雄提過可能有內鬼,可是當時賴文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李木通也說,這件事對他個人及家人也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他的弟弟服兵役,常無故被叫去出操,並要他說明他的哥哥在做些甚麼事。李木通回台簽證也一直被拒絕,一直到1983年,李木通的祖母過世,李木通再去申請簽證,只獲得一次回台簽證。後來再要去申請簽證,當時的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或秘書)告訴李木通說︰「上次已經讓你回去了啊!」意思是已經給了極大的恩賜似的。 黃根深說,1971年他離開洛杉磯前往愛荷華大學念書,在學校裡就有人傳言「不可和黃根深這個人來往,因為這個人是台獨」。 黃根深說,他在愛荷華是初來乍到的人,怎麼就有人知道他是台獨?顯然國民黨的抓耙仔情報是互通的。黃根深說,那時候台灣留學生被打小報告的事例太多「太流行了」。李木通說,當然,因為那時候的職業學生很多! 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出台灣,1971年曾來過洛杉磯(註︰1971年2月 18、19 日,彭明敏來洛杉磯參加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那是彭明敏逃亡後首度在洛杉磯公開露面。 李木通和劉天良都說,在USC為彭明敏教授舉辦的歡迎會在晚上,聚會地點相當神秘,他們都是到了會場附近,才有人指示並引導到會場。李木通回憶說,彭教授和大家見面時說,台灣人要強一點,我們的勢如果壓過國民黨,這樣台灣就能獨立。歲月如梭,到現在已經都快五十年了。 劉天良說,他在UCLA念商學院,院長Neil Jacoby 曾是艾森豪總統經濟顧問之一,他和台灣有很特別的淵源。因為台灣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其實是這位院長當年協助擘劃的。國民黨大言不慚說是他們的德政,實際上都是接受美援並聽美國這邊的指揮在實施的,Jacoby在他的著作裡也曾提及。 劉天良說,1967年在商學院念書時,就曾經邀請Neil Jacoby 向台灣同學們演講。演講那天晚上,張燦鍙還特地從Pasadena趕到UCLA來聽他的演說。不過,演講會上也有聽眾當場質問Neil Jacoby 為何支持蔣介石政權。 至於職業學生的問題,劉天良說,那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事。劉天良在台灣是念成大外文系,來UCLA 念書時轉念商學院,所以頭一科要補修的就是經濟學,那時候他班上有一位台大經濟學碩士的外省人留學生,因為UCLA也要他補修經濟學。第一次期中考後,韓裔的助教說,「你這位台大經濟碩士怎麼念得比他這個非本科系的人還差?」 劉天良說,那個時候有不少藉著各種管道進入大學的特權學生,一旦出來美國,原形就畢露了,這實在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大弊端。 劉天良說,1965年,剛好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德(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來UCLA ,劉天良還特地跑到商學院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這位參議員,向他控訴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惡行,那是來美國留學頭一年就鼓起勇氣和美國參議員通電話的寶貴經歷。 不平則鳴的劉天良 劉天良說,他1946年上小學,因為國民黨軍隊來了,他的學校被佔用(一年級在雙連),二年級時劉天良還得從雙連步行到很遠的大龍峒那邊的學校上學。開學之後,學校要學生買習字簿,劉天良拿到的習字簿,前面好幾頁已被撕去。劉天良拿去向老師(姓高)抗議。劉天良說,他就是這個個性,即使是小學二年級,就會不平則鳴。 後來,念台中師範的哥哥,年底從台中回來,不知道大哥如何得知他向老師抗議習字簿的事,大哥告誡劉天良,「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劉天良初中念師大附中,高中念大同中學,考進成大外文系。 提到「年輕人愛講話才會惹事」,劉天良回憶說,成大畢業服兵役時,他是台南附近第九新兵訓練中心的排長。有一期來自高雄、屏東的新兵入伍,他們也都取得軍服。頭一個放假的週末,新兵都很興奮回家度假。可是週日晚收假後,林姓連長告訴劉天良,他排上有一名阿兵哥需要關禁閉,因為那位阿兵哥軍服的前胸的口袋竟沒蓋子。劉天良說,軍服是連裡發給他的,口袋沒有蓋怎麼處罰阿兵哥呢?連長生氣的說︰「這你不用管!」堅持要關阿兵哥禁閉。劉天良認為太無理,跑去向營長報告並求情,結過這是「越級報告」。當晚阿兵哥就寢後,連長就在連部對劉天良發飆。劉天良也只好把連長的飆罵當成狗吠火車,不當一回事了。 劉天良於1963年7月底服完兵役退伍,UCLA 給劉天良的入學許可是九月開學,劉天良於是趕緊辦理出國的手續。那時候出國留學要照X光,劉天良就到附近的馬偕醫院照了X光片。第二天去,醫院說片子丟了,結果重照,隔天再去,院方說有點問題。劉天良不敢置信,隔天再與畢業自台北帝大醫學院的哥哥去醫院看片子,馬偕的副院長黃文矩(無醫科畢業)陪兩人在燈前看X光片,劉天良的大哥說,片子看不出來有鈣化等問題呀,只是副院長一直沉默不語。 由於院方堅持X光片顯示「有問題」,劉天良不但出不了國,還得服用醫院提供的藥物,並不時要再照X光驗證。劉天良只能和UCLA聯繫,說明暫時無法出國就學,UCLA同意讓他的就學許可延期。 這期間,劉天良只好去找工作,幸好老天保佑,劉天良獲得一家日本商社的工作。要進日本商社時也一樣要照X...

駱家輝

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在機場拎著背包、親自點咖啡的畫面被路人拍到,一時令中國人為之著迷。他們從沒看過這麼不氣派的官員。 駱家輝和全家人一起在大使官邸亮相,會見中國媒體。不會說華語的駱家輝致詞說,他是中國移民的孩子,但他代表的美國官方身分,就是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的價值觀;他將運用包括微博在內的一切傳播工具,向世界傳播在中國的任務,與擁有各種傳播工具的中國朋友,包括博友,交流這些價值觀和機會。 駱家輝一下飛機,讓中國人看傻了眼,堂堂一個駐中國大使,居然還自己大包小包提著行李,駱家輝的老婆是台灣第2代移民,她特別用中文發表談話,希望拉近和中國民眾的距離。 駱家輝才剛下飛機,一家人各自拎著大包小包的這一幕,讓中國民眾看傻了眼。飛到北京擔任美國駐京大使,駱家輝自己背著大背包,手上還要提著筆電還有西裝外套,太太也很辛苦,一肩背著紅色的超大包包,雙手還差點沒空牽女兒。 日前駱家輝在美國西雅圖機場獨自買咖啡的照片,已經在他露面之前,在中國被廣泛轉發,許多中國人在博客發言表示,不相信會有如此隨和的官員。這個問題也在昨天的記者會上被問及,但駱家輝並沒有正面回應。 美聯社報導,在華盛頓州經商的華裔美國人唐朝暉12日於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眼尖發現駱家輝站在星巴克櫃台,用iPhone捕捉到這個鏡頭。駱家輝是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首位華裔美國人。 唐朝暉覺得巧遇駱家輝實在是酷斃了,就把照片上傳新浪微博。他萬萬沒想到這一PO,居然被轉貼4萬次,還引來數以千計回覆文。 他說:「這在中國完全無法想像。就連低階官員也是咖啡來伸手,並有他人代勞提包。」唐朝暉還補充,駱家輝原本拿著某種優惠券或招待券,但店家不收,改以信用卡付帳。 唐朝暉是網路廣告公司AdSage執行長。他從西雅圖飛往矽谷途中,巧遇正要赴中國走馬上任的駱家輝。 美國前任商務部長駱家輝上週末抵達北京履新,拎著自己的行李、乘坐尋常商務車,完全沒有海外中國高官慣見的派頭和排場。 1名新浪微博用戶在回應駱家輝平民式作風時說,「我國官員已經習慣了奢侈的生活型態」。國營新華社稱他為美國的「背包客」。新浪微博是中國最風行的微網誌。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攜妻子、兒女亮相大使官邸。他向到場的140多位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的演講,並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由於駱家輝不會講華語,所以除了開場的問好外,他的演講由美國同事翻譯。 駱家輝在演講中回顧了今年中美多次高層互訪,並對即將來訪的副總統拜登表示歡迎。駱家輝還特意提到了他個人身份的關鍵詞,即中國移民之子和代表美國價值觀。 在回答記者有關他的華裔血統問題時,駱家輝說:「在個人層面上,能作為中國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國 -我出生的土地,以及我的家庭珍視的美國價值觀,站在你們面前,我感到既謙卑又榮幸」。駱家輝說,「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以及我本人,都代表著美國,也代表著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 簡短的演講和問答後,駱家輝邀請百餘位媒體記者到大使官邸後院,分享茶點。駱家輝一家人出現時,再次遭到記者圍堵。有記者問駱家輝在西雅圖機場使用優惠券被拒,是否因為走進了山寨咖啡店,駱家輝笑言不是。 駱家輝還說,來中國之前,他和妻子進行了採購,除了衣服外,還買了一些中國食品。他說,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歡中國食物。 他表示,目前正在給孩子們挑選學校,他和妻子都傾向於讓孩子們上國際學校,但會讓孩子學習中文。在記者們的包圍中,駱家輝被要求和妻子親吻,駱家輝隨後在妻子唇上輕啜一下。突然有人又喊,「再來一次」,李蒙則掩面而笑。0819

林健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TAF﹝塔夫﹞的全名是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中文名稱為「台美協進會」,以舉辦台美青少年夏令營、培育第二代領導人才聞名。 TAF是一群住在美國內陸的台灣人,為了將「認同台灣」的種子傳給下一代,共同在一九八○年摸索創立。二十五年來,其所舉辦的TAF夏令營,每年都有三、四百人參加,學員遍及美、加各地。如今,節目的策劃都由第二代負責,參加的學員已延伸至第三代,堪稱是傳承最成功的一個台美人社團。 TAF的成功,是許多人接力奉獻的結果。本篇敘述的三個故事,人物背景不同,到美國的年代亦不一,但都本著「奴僕領導」的精神,和其他鄉親共同用愛心滋潤TAF,而後欣慰地望著這粒芥菜子逐漸萌芽、成長。 林健華﹝Mike Lin﹞與王謹在七十年代乘著留學風潮,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Cleveland﹞留學時,可說是一對學業、愛情兩順利的年輕夫妻。 他們兩人都是台北松山人,自小住同一條街長大。兩人是松山國小的同學,初中畢業那年夏天,共同發起小學同學會。大夥人一起到碧潭划船,此後,他倆便是大家公認的一對男女朋友。 王謹活潑有創意,健華喜歡看書與運動。兩人都喜愛音樂與藝術,卻都讀理工科。王謹唸完二女中與師大工藝系,在台北教書。健華先後自建國中學與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大唸了一年電機研究所,等王謹服務兩年屆滿,便在當時盛行的留學熱潮中,相偕到美國。 出國前,雙方家長要他們先在台灣結婚。於是一九七一年,這對朋友稱羨的新婚夫妻攜手飛抵克里夫蘭。健華進凱斯威士頓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攻讀工業工程博士學位,王謹到克城稍南的肯特大學﹝Kent Unoversity﹞唸教育碩士。 一年半後,王謹取得碩士學位,回克城陪夫婿。一九七五年,林健華如願獲得博士學位,並且進蘇亥歐﹝Sohio﹞石油公司擔任研究員。比起早期的留學生,他們的人生路真是平穩又順利。 學成業就後,兩人便開始編織營建快樂大家庭的美夢。他們希望生很多小孩,最好男女各半,活潑又熱鬧。一切果然心想事成,往後六年,老大佩玉﹝Alanna﹞、老二佳玉﹝Alice﹞、老三 宗慶﹝John﹞和老四寶慶﹝Paul﹞相繼出世。四個小娃娃眼睛黑碌碌,非常討人歡心。只是這對年輕夫妻這才明白,身在異國,兩隻手帶四個孩子,不是件容易事。 但儘管忙碌於奶瓶、尿布間,他們仍然熱心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亦親切招呼克城的台灣學生。每逢開同鄉會,他們帶著其他學生一起參加時,便像開進一隊人馬。有的抱娃娃,有的牽小妹妹,有的捧大盤食物、帶大盒甜點,還有的拎著各種娃娃道具,浩浩蕩蕩。 餐後的表演節目也很精彩。健華與王謹多才多藝,一會兒口琴獨奏,一會兒大合唱,兩人頻頻上台,孩子們則由這個阿姨、那個叔叔或伯伯看顧,等他們下了台或要回家了,才把他們找回來。 快樂的日子本該永遠持續,但現實的人生卻混雜著各種不同的情緒。林健華在蘇亥歐石油公司服務五年後,於一九八○年轉任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電腦系教授,此後將心神與時間放在教學與研究上。王謹在家照顧孩子,隨著時光流逝,益感雄心壯志已漸遠去,不免惆悵。 這時,克城台灣基督徒查經班成立,克城合唱團指揮張高文醫師邀請他們參加,成了他們接觸基督教信仰的起點。 TAF是我的生命 他們的孩子們逐漸長大,由於久聞TAF夏令營的 大名,一九八五年的夏季,他們便開著一部長長的旅行車,到密西根的喀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 ﹞,參加為期一週的夏令營。沒想到這一參加,此後一、二十年,TAF成為他們全家生活裡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王謹說:「「我們全家第一次參加TAF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時,老么寶慶只有五歲,不能當學員,只能跟在我身邊。但他很可愛,夏令營裡的哥哥姐姐們都喜歡他。他在夏令營裡很快樂,到處撿拾學員們喝完的冷飲罐,因為每個空罐子可以換回五分錢。結果大家都幫他撿,等夏令營結束,爸爸得幫他背好幾大袋的空罐子,到附近的超級市場換錢。」 健華笑著說:「小寶慶對TAF念念不忘,回家後,經常哼著TAF的歌。第二年,他滿六歲,能和哥哥姐姐們一樣,當TAF的學員,非常興奮。那年秋天,他上了學,在學校的作文寫道:『TAF是我的生命!』老師們很好奇,忙問我們什麼是TAF?到後來,全校都知道TAF就是台美青少年夏令營。」 由於四個孩子都參加夏令營,健華與王謹自然成為TAF的熱心義工。健華亦自一九八七年起,進入TAF的理事會,參與決策。但事實上,在孩子成長的那些年,他們兩人都各自在心靈成長上,有過一番省思與追求。 王謹因為內外因素交加,心情鬱悶。她在內心煎熬之際,將積壓的苦悶交付慈悲的天父,竟然獲得釋放,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受洗為主的子女。 林健華繼續在信仰的道路追求,兩年後,亦受洗為基督徒。此後,兩人互相勉勵、扶持。也正因為認識了主,他們對TAF的理念與「奴僕領導」的精神,更有深刻的體會。 一九九三年,TAF第七任會長江昭國在任期中遷返台灣,林健華臨危授命,接下江昭國未完成的一年餘任期。然後,他接著在一九九五年續任第八任會長。在他擔任會長的三年多內,林健華致力使組織制度化、年輕化,奠下TAF永續發展的根基。 TAF制度化 他接下會長一職後,深感制度化是TAF朝正常發展的途徑,年輕化則是組織延續的要素。因此,他參考幾個比較健全的組織規章,重新制定TAF章程,明訂組織的架構與功能。其次,他引進許多位第二代進入理事會,付予權力,使其參與決策。 依據新的章程,理事會為TAF的最高決策機構。會長為理事互選,下設執行委員會,置執行長一名,負行政之責。TAF的主要活動,除每年八月舉辦為期一週的青少年夏令營外,並在聖誕節時舉辦聖誕晚會,增加孩子們的接觸與聯繫。 TAF夏令營的青少年節目,分成三組。第一組是六至十二歲的少年組,第二組是唸初中的青少年組,第三組是就讀高中的青年組。每八至十個學員形成一個小團隊,由一名輔導員和一名助理輔導員帶領。每一組都有一個策劃人,負責策劃節目與徵召輔導員。 「TAF的學員大都來自對台灣認同很強的家庭。」林健華說:「夏令營的目的在培養台美孩子的認同與自信,進而培養第二代的領導人才。台灣人散居在美國內陸,是非常少數的族群。孩子們在學校,不免察覺自己與其他族裔不同,而感到孤單。他們到了TAF,驟然遇到這麼多背景、文化相同,年齡相仿的朋友,都很興奮。他們一起歡笑,互吐心聲。許多參加過夏令營的孩子,隔年都相約再回來。」 「輔導員是學員心目中的領導人,同時也是傾吐心聲的對象。」他繼續說:「很多孩子當學員時,就希望日後能成為輔導員,甚至節目策劃人。不少學員後來都志願當義工,為夏令營帶來很豐富的內涵。」 萌芽的芥菜子 「TAF的可貴在大家都很有奉獻的精神,不僅第一代們樂於服務,第二代們也爭相當義工。」他又說:「TAF每年需要五十至七十名的第二代義工,從執行長、節目策劃人,到輔導員、副輔導員、和工作協調人,全都是不支薪的第二代義工。而且除了執行長與節目策劃人外,其他工作人員還得繳全額參加夏令營的費用。」 「但縱使如此,每年都有比需要名額更多的孩子申請要擔任。因為TAF是訓練青年領導人的一個很好地方。凡是在TAF帶過活動的孩子,無論在學校或就業,都有很優秀的表現。」 他們的四個孩子就是很好的例子。自小當慣小姐姐的佩玉唸高中時,即當上少年組的節目策劃人,不僅為少年組安排了很精彩的節目,並且設計了一份很有份量的輔導員徵詢書,令人刮目相看。 老二佳玉一直是姐姐的好幫手。兩姐妹都就讀爸爸的母校凱斯威士頓大學,都主修英文,副修音樂與戲劇。有許多年,她們在夏令營帶領一大群孩子唱歌、彈吉他、演話劇,把少年組和「TAF之夜」辦得活潑又熱鬧。 宗慶和寶慶也都繼姐姐之後,成為TAF的領導人。兄弟倆喜歡閱讀與思考,講話很有說服力。宗慶自德州的萊斯﹝Rice﹞大學畢業後,在休士頓帶領亞裔教會的青少年,去年應邀回TAF當講員,表現備受讚譽,也令當父母的健華與王謹頗感驕傲。 有些孩子確實對TAF很有情感,不僅年少時年年參加夏令營,即使後來唸了大學、研究所,甚至畢了業,學有專長,都還特地請假回營,帶領年幼的小弟弟、妹妹們。林健華提起這些長期服事TAF的第二代,可以不假思索地說出一連串名字。 他說:「Ho-Chi Tsai與Spencer Chen就是很好的典範。他們兩人從小學時,就年年參加夏令營。唸高中時,即開始帶領少年組的活動。現在,Ho-Chi是小兒科醫師,Spencer是開業的律師,每年都還都請假回來幫忙,分別擔任夏令營的住營醫生與法律顧問。」 「至於林志文與David Chiou更是TAF傳承的靈魂人物。」林教授又說:「志文是一個與第一代、第二代都能愉快相處的人,因而成了兩代間的最好橋樑。David Chiou曾連續當了八年的執行長,與林志文是一對很好的朋友兼工作夥伴。T AF能順利傳承,他們兩人功不可沒。」 「David Chiou還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他接著說:「他畢業後,任職國際電腦公司﹝IBM﹞,成為一優秀的電腦工程師,同時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但是是二○○二年八月,他的兩歲半的老二泰樂﹝Tyler﹞不幸發現得到末期癌症,癌細胞蔓延至骨髓。TAF的所有學員和家長們,都不斷為他們全家祈禱,就像在一個大家庭裡,彼此互相關心一樣。」 結果小泰樂在經過一連串辛苦的醫學治療後,奇蹟般地活著。二○○四年八月,他隨著爸媽和小哥哥到印地安州的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 College﹞,參加一年一度的TAF夏令營,望著圍攏著他的許多大哥哥、姐姐、伯伯、叔叔、阿姨們,快樂地展露笑靨,觸動著每個人的心。 第二代的接棒 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期,林志文、David Chiou、Spencer Chen、Ho-Chi Tsai 、Vince Tsai和Dan Lu等第二代青年都進入理事會,為TAF注入新血。 「傳承的棒子要想辦法交下去,TAF才有延續的可能。」林教授說:「而且在現實上,青少年節目也必須由第二代主持,才能吸引年輕孩子們的興趣。畢竟第一代的語言、文化與想法,都與在美國出生的一代有些距離。」 第二代的活力與創意,在夏令營的許多層面明顯地表現出來。很多週末去接孩子的家長看到TAF的節目如此生動活潑、孩子們在夏令營如此開心,都深表欣慰,也因此紛紛贊助,成為TAF募款的重要來源。 「但是無可否認地,TAF在交棒上,也面臨一些現實的挑戰。」林健華說:「譬如,TAF是一個基金會,募款是會長的重要職責。會長若由第二代擔任, 人際關係比較不足,募款就比較困難。而且也比較不容易鼓吹第一代家長送孩子到夏令營來。」 「此外,第二代的一些想法與做法,也與第一代有別。」他接著說:「譬如,第一代大都克勤克儉,能省就省,在邀請講員方面,常借重教會人士。第二代則講求突破,認為該花的就要花,尤其主張為吸引學員興趣,應該重金禮聘知名講員前來演講。」 至於TAF夏令營是否該維持基督教的色彩,更是一個爭議的問題。TAF的創始者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謹守吃飯禱告、星期日作禮拜、唱聖詩等宗教儀式。但是不少來自非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不習慣這些儀式,要求夏令營去宗教化,引起兩代之間的爭論。 「每逢遇有爭議,我們就靠溝通、協調與依據章程行事的方式來解決。」林教授說:「在兩代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方面,林志文是一個很好的平衡點。他本身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瞭解基督教義,也相信領導人應默默服事,不應居功。因此在閉幕式時,他都僅簡單地向全體義工致謝,不特別提及服事者的名字。」 TAF在林健華之後,分別由辛辛那提的莊明聰醫師與克里夫蘭的張簡吉誠醫師擔任第九與第十任會長。二○○一年,年輕一輩的林志文接下第十一任會長之職,象徵著新世代的接班。 林健華在服務TAF的歲月裡,繼續在學術的領域成長。他在克里夫蘭大學擔任多年的電腦系系主任,也活躍於克城的台美社區與亞太社區中。王謹則自繪畫與花藝中,尋到自己的世界。他們的四個孩子都已長大,佩玉與佳玉在陽光金黃的南加州從事音樂與藝術的創作,寶慶獻身神職,宗慶尚在大學就讀,都分別辛勤地朝各自的人生目標邁進。 「TAF是一個大家庭,裡面的故事豐富得像本書。」健華說:「過去十多年,TAF所帶給我們全家的,不僅是人格的成長、信仰的堅定、與領導能力的培養,更是一段闔家歡樂與學習的寶貴回憶。」

陳培德 發明家的故事

對於陳培德來說,創造發明就好像呼吸一樣,是在自然也不過的事。每天生活中看見的事務,他都不斷的思索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小時候在鄉下路邊看到一隻公雞吃掉有毒的蜈蚣,他就開始探討為什麼公雞會不怕蜈蚣毒,經過一番試驗,他成功的從公雞唾液中萃取出解毒液;這種對事物的好奇心,也使他在14歲時就以擠牙膏機獲得發明專利。 他說「每天看到任何東西,就會好奇的思考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解法!」,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造就了陳培德至今曾擁有世界各大發明展的無數肯定以及上千個各國專利。 警察生涯 旗山高中畢業之後,陳培德因為體能良好,得到教官推薦保送空軍官校,卻因父親反對而未能圓飛官夢想。陳培德因此進入警官學校,之後在警察系統裡一路晉升,這一做就是10年。 1970年代,台灣的十大建設啟動,高雄被規劃為重工業發展中心,陳培德已經是高雄小港分局副局長。不同於一般人從媒體上看到的十大建設,陳培德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工安意外、圍標、搓圓仔湯,導因於公共工程的偷工減料,他對此深惡痛絕,因此在簽發使用執照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由於當時中鋼中船中油等十大建設的幹部都是軍方將領轉職,許多警界長官都規勸陳培德:不要擋人財路,之後任台灣省警務處長的長官陳壁也曾勸他「年輕人,圓滑一點!」。 陳培德雖然自認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但是在眾多壓力下,他覺得家人受到威脅,因此稱病辭去副局長的職務。 1973年輾轉來到美國後,一身厥然的陳培德以經營汽車旅館和開錄影帶店開始開創他的事業,本著台灣人勤奮節儉的美德,每天敲敲打打修理冷氣、冰箱和錄影設備是他不可少的工作,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又重拾少年時代的發明家夢想。 在此同時,他也在閒暇時在「中華之聲」電台兼任主持人,由於言論不見於當道,這也讓他名列台灣黑名單,多年不能返國。 一點鐘哲學 1990年,陳培德在太平洋時報擔任發行經理時,因搬運重物不慎受傷,在病床上躺了好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深深覺得每天等死也不是辦法。也悟出了所謂「一點鐘哲學」。他說,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浪費時間的傾向,要是每個人每天能利用可能浪費掉的一點鐘的時間,拿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年之後就會看出很大的不同。 病好後,陳培德身體力行這項哲學,將工作閒暇的時間,都拿來進行他最愛的發明工作。從1996年後,更將所有精力專注於他的發明事業,這段時間也是他的創造發明的黃金時期。 綜觀他的一些發明,都是生活上的小東西,像免乾電池手電筒、流蘇蒼蠅拍等,都是以這樣的哲學出發而設計出的產品。 根據多年的發明經驗,陳培德悟出一些道理。發明要先問市場,而不是專利。 「將你的點子向與你在路口一起等紅綠燈的行人提起,如果能讓他心動,那就是個可行的好發明」他強調,沒有辦法商品化的專利,一點用處都沒有。 陳培德也歸納出好的發明的三個特點。那就是「經濟性」「實用性」「進步性」,也就是新的發明,一般要比舊有的產品可以賣得更便宜、更方便消費者使用,以及能促進社會生活的改進。如果不難滿足這三個要點,則發明出來的產品,不管再怎麼fancy,科技再怎麼先進,也不太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發明的產品不需要大,通常是越簡單越好!」要期待自己的發明空前絕後、無懈可擊是不切實際的。陳培德最得意的「流蘇蒼蠅拍」,曾在瑞士發明展得獎。      事實上,製作成本低廉的蒼蠅拍歷年來已經在世界各地銷售了數百萬支。 對大公司敬而遠之 陳培德雖然有許多的發明,但是卻對大公司購買他的專利權敬而遠之,主要是之前不少次上當受騙的經驗。擁有衣服快速烘乾的專利的他,曾讓某家電大廠對這個專利非常有興趣,在簽約的時刻,他不經意的問這公司的代表,何時準備生產;「當市場有威脅時,我們就會開始生產!」這句話讓陳培德為之氣結,當場把到手的支票撕了。 「我寧願不賺大錢,也不能讓這種阻礙社會進步的事發生!」這是陳培德對發明的看法。 關於各國的發明環境,陳培德指出,美國對於保護發明人的確做得比較好。他說,台灣和中國採「先登記主義」,這讓發明人必須千方百計防止自己的發明點子被盜用,因為只要先被登記,一切就完了;相較之下,美國採「先發明主義」 ,也就是「你在路上隨便找個人跟他講你的點子」這樣就行了,兩者相較,也難怪美國是發明家的天堂。 美國華人發明協會 陳培德在1980年時在洛杉磯創辦美國華人發明協會,主要是有感於發明人一般單打獨鬥,很多時候都會吃虧,不如結合成一個團體,大家互通有無,集思廣益,定期發出會務刊物。發展自今,至今華人發明協會已經有 40個分會,足跡不止遍布美國,世界也有不少國家有華人發明協會的會員。 陳培德表示,好的發明是將生活中的不方便,想辦法轉變成產品。所以,「懶人才能發明!」,太勤勞的人往往刻苦耐勞,任何工作都只靠著雙手萬能,反而是懶人比較有誘因來從事創造發明。他鼓勵大家一起來發明,就從周遭的環境開始做起。 文/劉孟儒

黃呈嘉 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299&prev=-1&next=295 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在學校很有名氣。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 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執行秘書。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陳隆

「那美好的仗,我曾盡力參與!」堪稱是海外第一名嘴的陳隆,主持過無數大小晚會活動,那伶俐幽默的言辭,即興一段感人肺腑的歌聲,成為南加台美人無可取代的最佳司儀;不論是參加同鄉會被列入黑名單、衝鋒陷陣的抗議、或是回台助選、在總統直選媒體一面倒時返台硬幹全民衛視和地下電台,雖然最後還是無法適應台灣政治生態,毅然返美,但他轟轟烈烈的故事,讓他人生無怨無悔。 「日久他鄉即故鄉,年深外境即吾境」身為一個旅居美國長達三十多年的台美人,陳隆總一直不斷保持對故鄉台灣的關懷與熱愛,也不忘迴饋他享受民主、自由、繁榮的美國。自台返美後,他以團圓是最佳的選擇,一生從事社會運動的陳隆,心甘情願以家為重,重享天倫,善盡孝道。 家是最大的心靈支柱 陳隆,苗栗人,1944年終戰前一年,出生於台北大橋下, 7個兄弟姐妹, 4男3女, 家排老四,祖父是個開拓者把荒地變良田,當時祖父是五大富農之一,但因為三七五減租,田產頓失;父親是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回台時黃朝琴聘入第一銀行,一直在金融界退休;父母都是受洗基督徒,全家手足情深,也全是虔誠的基督徒。 所有同學都知道陳隆是基督徒,他認為,在教會中比別人有機會學習到團體合作及領導能力,無形中很容易被訓練成領導人物,從小也被激發了主持演戲天份,他感謝有一份信仰,給與健康正確的人生觀,比一般小孩有自信心,榮譽心,不會走入歧途。 初中與高中都是讀師大附中,從小就喜歡音樂藝文,雖然爸爸一心想要陳隆考理工,後來還是選擇去讀音樂系;影響最大的是高中碰到一位音樂老師柳挹群,她獨眼慧英雄,一眼看出班上勾峰(名演員)還有陳隆聲音特別感人,所以免費訓練,為他們組了一個男聲四重唱,啟蒙陳隆對音樂的興趣順理成章以優異成績考入音樂系; 藝專雖小但師生感情很好,陳隆回想起來,覺得音樂方面不是最突出,但藝文的裁培卻得到最多的滋養,其中最感念的是申學庸及陳暖玉老師;他特別提到,因為當時二年級,在校太出鋒頭,校長有一次訓話過久,結果底下有噓聲,校長誤以為是陳隆鼓動,立刻將他開除,名義是"企圖鼓動學校秩序",結果申學庸還有一位林運玲老師前來搭救,極力幫他平反。可能有這個記錄,所以最後當兵時被派到東引,去做反共救國軍突擊隊,擔任政戰輔導長。 退伍41天之後,就直奔美國,在大學中重讀音樂系,碩士是讀音樂教育,自此就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在社團與教會,以音服事及奉獻,到處可以聽到他動人的歌聲。 最佳的選擇 陳隆追憶,從外祖母的祖父陳炮是馬偕醫師的徒弟,也是北部最早被封立的三位長老之一,外公又是牧師,若算起到兒子,家中已有6代都是長老教會教徒,一生生活在基督教氣氛濃厚家庭。 1950年代,因為電力不足,每天都會停電半小時, 媽媽是鋼琴家就會集合全部小孩主持家庭禮拜,媽媽還會帶領唱聖詩,家中有7個小孩就成了四部合唱團,聖詩與信仰,及人文素養都在這種沒有電力的氣氛下培養,陳隆驕傲地說,家中小孩遺傳媽媽藝文天份最多的就是自己。 大哥陳銓仁博士,1956年來,當時他是台灣三位在洛杉磯留學生之一,而且是高中生就來,獨立自主個性組織羅省教會,後來台灣留學生多了,就組織台福教會設立,現在台灣福音教會已有60多間。陳隆說,早期留學生很苦悶,有信仰的人後來就變去組教會,另外一般人就去組織同鄉會,大哥最難能可貴的就是這二個組織,他都是創辦元老之一。 當年大哥出國後,就影響整個家族的小孩也嚮往美國留學,父親當時來與大哥團聚,開始投資房地產公寓與汽車旅館,1970年代,當時汽車旅館只有三家是台灣人經營,如今已有上千家;大哥一生熱心教會與同鄉會,所以很自然兄弟姐妹來美國後,也都參加教會與同鄉社團;雖然哥哥是淡江中學橄欖球校隊,後來在55歲得到大腸癌英年早逝,死前仍非常勇敢無懼病痛參加社團活動。 談及自己最心愛的人,陳隆笑著提及,全是因為雙方母親是淡江女中校友手帕交,所以自然而然從小就與夫人蔡玲理青梅竹馬,要來美國留學時,去日本停留一兩天,夫人留日特地來接風,他自此再也隱藏不了心中愛意,從此就展開愛的長跑,陳隆以其卓越的文筆,寫了400多封情書,擊敗眾家情敵,終於擄獲芳心,1975年結良連理,育有2男1女。 因為陳隆長期熱心教會服事,一方面又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及媒體,推廣台灣本土音樂,所以來了美國一直都非常忙錄,甚至在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關鍵時,為了自己要一圓回台奉獻的夢想,有三年回台灣去打拚地下電台還有媒體改革,全民衛視,馬不停蹄,無暇照顧家中老小,夫人一肩擔起家中責任,母兼父職,讓他無後顧之憂。所以他特別感謝這位好"家後"。 因為母親生病,女兒還小,加上台灣政治圈及媒體現象,改革會有力不從心的感受,所以後來選擇返美,回到家人身邊,克盡為人夫為人子的責任;至今,他想起來,還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暗自慶幸,分離的日子雖嫌太長,團圓的時機卻還沒太遲… 」 主啊 ! 使我成為民主和平的工具 因為哥哥的影響,全家都投入台福教會及同鄉會,哥哥投入在台福教會拓展規模,但是陳隆來美後,則把很多時間投入同鄉社團,1974年以30歲,以年青才俊之姿被推選為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他以注重音樂、語言、及活潑的康樂活動帶動團務,同一時期,台灣政治情勢風起雲湧,所以同鄉會就關心起故鄉,開始與當初的黨外人士密切往來,陳隆那時心想為了台灣就豁出去了,果然沒多久,陳隆就被列入黑名單,而弟弟陳堅也是全力投入。 當初最早期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主辦,南加州就是由陳隆代理,只可惜台灣政論到第五期,由澳洲一位教授邱垂亮寫了一篇"兩種心向"遭到蔣經國震怒而停刊。現今,他仍保存完好,無限噓唏。 後來,陳隆表現優異,就從洛杉磯同鄉會,成為全美台灣同鄉會美西的負責人,當時全美有60多個分會,後來五大洲於1974年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世台會),當年算是最活躍的台灣社團,1976年,美國獨立200週年紀念世台會第三屆就在洛杉磯舉辦,陳隆正是主辦核心者之一。1997年離開台灣媒體,成為民視特派員,回來之後,又同樣熱心投入世台會,1998年主持台灣之夜,1999年又擔任世台會秘書長。 2000年世台會總統選舉,會中決定第一次把年會改成三月召開,返回故鄉並盛大助選,這群海外人士引爆台灣本土意識,直接及間接助阿扁之力,推上總統之路。後來在姚嘉文資政的鼓吹,以世台會為主幹,組成一個世界台灣人大會,簡稱世大會,與台灣執政的各部門有密切的活動,至今還是相當活躍。 陳隆萬萬沒想到,2000年以前,世台會一直被國府單位視為叛亂團體,政黨輪替後,因為世大會的成立,讓世台會有一天能於執政當局有很密切的互動。 後來,他還陸續參加其它鄉親社團,如人權會、FAPA、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尤其是大型活動策劃及籌備,更是美西主持第一把交椅。 1980年代,除了政治抗議,喜歡藝文的陳隆與蕭泰藍,還有許丕龍等人籌組了「北美洲台灣人文藝協會」,擔任了10年理事兼總幹事,又籌組並培訓第二代青年音樂家,去全美10大城市巡迴演奏,又去國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期間1986年製作了蕭泰然的專輯名為「台灣人的詩篇」的卡帶,帶動全美各地對台灣本土音樂的重視,在台灣本土音樂被視為低俗的音樂,但在千里遠的美國確有一群像陳隆這樣的熱心之士,不斷地提升改變本土音樂固有的形象。 讓他最開心的是,1981年就開始固定出卡帶與樂譜,連續2年由南加州藝文人士大家一起在水晶教會舉辦3千人的感恩節音樂會,盛大隆重,在美國帶動本土音樂的風潮,培養了不少像陳毓襄、郭雋律姐妹等明日之星。 另他很自豪的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就是參與美國主流社會幫助台灣,1978年美國北加州一個重要台灣人社團協志會,他們與當地台灣教會人士發起投入美國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活動,要求台灣人要單獨從中國人選項分出來;1980年爭取初步的成功,在當初政治氣氛下,竟然祖先欄上還有16390人上在其它選項時寫了台灣。陳隆是代表教會人士居中協調,看到結果,都受到興奮鼓舞; 1985年,台美公民協會在南加州成立,1987年底在各方鼓勵下,又成立了"美國人口普查台美人專案委員會",陳隆擔任總幹事。除了到全美台籍各社團密切聯繫推動,又製作了一捲錄影帶,分別以閩南語、國語、客家話、以英語四聲帶,分送各地同鄉,積極鼓吹。沒想到1990年,有超過20萬人在祖先欄填寫台灣人。2000年,更積極甚至於以台美小姐選拔,比較軟性訴求來爭取,效果更好。他期待,2010年,因為台灣人覺醒,會有更多人選擇自己的祖先欄是來自台灣。 媒體 遙遠的改革之路 陳隆10多歲就開始投稿,最初投的是"基督教論壇報",大專時在台視"你喜愛的歌"以藝專四重唱,偶而會上電視唱世界民謠,其歌聲比美後來的原野三重唱;在校時代,他就是個虔誠事工,以個人身份去監獄佈道與演唱;1970年代的末期,來美在舊金山救世軍電視節目"The Open Door"做特約歌手唱聖詩;1981年,擔任「海外台灣基督徒聯合通訊」任主編,是聯繫海外鄉親及信徒的重要刊物,連中國國務院也訂閱一本,密切注意動向。 1980年中期,分別在台灣民報與太平洋時報寫專欄;1989年,應洛杉磯台福教會之邀在南加州18電視台製作主持,首創海外的台語電視節目,名叫「天涯若比鄰」(好厝邊),當時還造成一股風潮,雖然因為經費問題,無以為繼,但是作成錄影帶,分送全國各地教會與信徒,供不應求。 1994年,好友許丕龍一通越洋電話召喚,他毅然就回到台灣從事媒體改革與民主運動,協助創辦全民衛視與地下電台"獨立放送頭"並參與民視;曾在全民衛視主持製作節目,包括政治叩應、宗教節目(疼你的厝邊)、音樂節目(今夜,阮有一條歌),非常受到歡迎;他可是至今絕無僅有以台語入駐當家主播的頭銜,那時受到無數聽眾與觀眾的掌聲與支持;他情不自禁的沉迷在那種歡愉中,受到很多粉絲愛戴,他很希望自己能做下去。不過,所謂"樹大招風",雖沒有政治野心,但因為衝太快,讓他感受到政治黑暗面被排擠的滋味。他決定離開,回家繼續參加社團與教會比較快樂。 網路時代無遠弗屆,可以傳到全世界,一年之前,蔡明憲的哥哥推動台灣海外網,沒想到玩真的,最近在蔡明法,沈培志等人邀約下,決定錄製"海外心聲",第一集就是"台商血淚史",第二集就"馬英九現象及訪美",每週五播出,以後還有更多單元; 他希望有一天若是還有機會,想策劃一系列節目,把40年前的台灣人最純樸的素養價值,保留下來,在回送台灣,因為他深感痛心,台灣因為政黨惡鬥,向下沉淪,執政黨做的辛苦,若能再把台灣精神傳統的價值觀,重新找回來,是他最大的心願。 從想要自由的滋味到初嚐自由勝利,陳隆不喜沽名釣譽,不想太多累贅的頭銜,他說,海外第一期台灣留學生,政黨輪替後,有部分人士,己經有一點迷失,原來很純的傳統價值和心意,就有點轉變;希望這些社團人士能在回到原點,就像基督教一樣"保持起初的愛心與熱心"。對於台灣,他從沒有失志,「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 文/林蓮華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陳孜怡 鋼琴演奏家的故事

楊遠薰  「孜怡豐富的琴聲,細膩的觸鍵,對於作品深厚的理解,都使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令人回味。」(德國Barden-Barden Daily News) 1 感動 陳孜怡彈琴彈到瑰麗處,琴聲澎湃,氣勢磅礡,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那情景頗令人動容。 曾獲德國最高演奏文憑的她說,十餘歲時,她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音樂路。因為她喜歡那種靈魂完全融入樂曲的感動。那種感動會讓音樂帶著她的雙手在琴鍵上自然滑動,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說,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動,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那是一個颱風天,因為停電,室內沒有冷氣,十分悶熱,她只好打開窗子練琴。 她那天彈一首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彈著彈著,忽然有股莫名的悸動,手指不由自己地隨著樂曲的起伏快速流轉,直到整曲結束,方才大夢初醒地發覺:「為什麼我的人在這裡?」 她當時有些害怕,畢竟那時她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人的意識會和肉體分離?然而第二天,好幾位鄰居對她的媽媽說:「昨天聽到孜怡彈琴,聽得好感動!」 她第二次有這種感受,是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台灣省鋼琴比賽時。她說,省賽分複賽與決賽,兩者分數平分,決定名次。她複賽時得了第五名,決賽時彈一首孟德爾頌d小調莊嚴變奏曲。 「那首曲子一開始,非常寧靜、莊嚴,像在祈禱。」她說:「我彈下第一音節,心裡就十分肅穆平靜。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我的雙手溫婉地在琴鍵上滑移,漸行漸激進,乃至濤浪澎湃。曲終時,我起身鞠躬,看到所有的裁判都投予讚賞驚喜的眼神。結果,他們全給我最高分。因為決賽的成績與複賽平均,我那次得了第三名。」 此後,陳孜怡明白她將以音樂為依歸,因為音樂已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近照 2 出發 「孜怡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音樂的喜愛。」陳孜怡的父親陳志仁說:「她三歲時,媽媽帶著她送五歲的哥哥去學琴,結果她賴在哥哥的身邊不走。老師見她不吵不鬧,就讓她靜坐一旁。沒想到如此一坐,竟坐了半年。老師見她真的在聽,就收她為學生,開始教她彈琴。」 孜怡起步早,天生有音感,記憶力佳,樂譜背得快,六歲時毫無困難地考進私立光仁國小音樂班。小學三年級時,她轉進古亭國小音樂班。初、高中時,她就讀師大附中音樂班,同時拜鋼琴名家陳郁秀為師,一步步地朝向要當音樂家的夢想前進。 有志學音樂的孩子從小南征北伐、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與公演,每每需要父母的陪同與各方面的支援。 「事實確是如此。」陳爸說:「每次比賽,孩子有壓力,父母也跟著緊張。長期以來,父母與孩子都形成一個團隊。雖然明知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但看到孜怡這麼堅持,又想起我母親的心願,就覺得再辛苦,也得陪她走下去。」 陳志仁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女醫師,不幸於五十九歲那年去世。母親病重時常對他們講,她很遺憾這輩子沒選擇音樂當生涯,因為彈琴、唱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當醫生則每天得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日日得處理生老病死的嚴肅事。 「孜怡可能遺傳了阿嬤的基因。」陳爸說:「她自小就有音樂的稟賦,又有毅力,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幫她圓夢。」 2016年八月,鋼琴演奏家陳孜怡(左)與美國芭蕾舞星Ivy Chow  合影於華府   3 精彩 如果說人生是一闕壯麗的樂章,八十年代出生的陳孜怡則已走過好幾個不同的曲境。 1997年,十三歲的她即展露才華,享有「音樂少女」的美譽。 那年,就讀國二的她在媽媽的陪同下,飛到俄國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結果捧了個「最佳詮釋獎」回台灣,成為受人矚目的未來之星。 「比賽得獎,固然興奮。」陳孜怡說:「其實參賽前的準備與學習的過程同樣令人難忘。」 賽前她聽人家說,俄國的要求非常嚴格,和台灣的不一樣。但怎樣不同?沒人能說個準。由於比賽在八月中旬舉行,她因此報名暑假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營,藉此觀摩、學習。然後在七月初,與媽媽一起飛抵莫斯科。 「那時,俄國才改革開放沒幾年,物質十分缺乏。」她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看來都年久失修,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們卻都是大師級的。他們一彈起琴,立刻把聽眾炙熱的情感都點燃。」 音樂營裡,老師一再叮嚀學生要完全瞭解樂曲,才能彈出應有的曲境。孜怡說,她要參賽的曲子之一是貝多芬的《告別》,音樂營的老師即認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該彈這首曲子,因為那曲子的意境太深沉。 《告別》是貝多芬描述他與忘年之交魯道夫大公生死離別的一首奏鳴曲。魯道夫大公是奧匈帝國皇帝的弟弟,年紀比貝多芬小,原是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貝多芬的知音、好友暨主要的贊助人之一。1809年,法國大軍攻入維也納,魯道夫大公倉皇逃難,兩人不得不分別。整闕樂曲分為〈告別〉、〈分離〉與〈重聚〉三個樂章。 孜怡說,她把樂譜背得很熟,把每個音都彈得很正確,每天反覆地練習。但畢竟不曾有過戰爭、逃亡與生離死別的經歷,她只好很努力地去揣摩那情境。 「結果出賽時,」她說:「我彈下第一個音符,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面,我的手便像脫韁似地,一路隨著畫面飛奔,感情也跟著激動,直到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大家都給我熱烈的掌聲,我因此得到『最佳詮釋獎』。」 陳孜怡的青少年過得充實、精彩。她不僅在俄國參賽獲獎,亦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Gina Bachauer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獲獎,更在義大利Monopoli的國際鋼琴大賽贏得冠軍。 此外,她也在台灣大小鋼琴比賽中獲獎,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同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亦在台灣總統府第20屆介壽館音樂會演出,儼然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樂壇新秀。 2002年,陳孜怡自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不負重望地考上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ce de Paris in France ,簡稱CNSM),啟程赴巴黎留學。 2016年一月,陳孜怡(左二)等音樂家在台中中興堂演出盛況 4 挑戰 「初到巴黎的頭兩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時期。」陳孜怡坦誠地說。 挫折的原因很多,包括初次離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等,但更主要的是光環褪去、信心動搖。 「法國人有文化的優越感。」孜怡道:「老師在和我們面試時,都講英語,但一開始正式上課,全改口說法語。我因為在台灣上音樂班長大,自小學英語,完全沒法語的基礎,到了巴黎,只好猛啃法文。」 她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師事鋼琴名家Jacques Rouvier。老師要學生無論指頭觸琴的方式、手臂的用力或對樂曲的詮釋…,皆拋棄過去,一切從頭開始。這對已經參加過許多大小比賽的學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NSM),照片取自該校網站 孜怡改變自己,順應老師的要求。老師要她以不同的觸鍵,彈不同名家的作品。因為每個名家如蕭邦、李斯特、莫札特…,都有其個人的風格,必須有不同的彈法,才能彈出他們每個人不同的風韻。 孜怡就這般用心地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學習四年,奠下紮實的古典音樂基礎,最後以第一獎的優異成績畢業。 2006年,她轉赴德國國立卡厄斯魯爾(Karlsruhe)音樂大學深造。在德國,她學習德文,對貝多芬的作品尤其下功夫。她前後在卡大研習五年,前兩年攻讀音樂碩士,後三年攻讀最高演奏文憑,共獲兩個學位。 何以她選擇到歐洲求學,既要學法文,又得習德文,畢業後卻轉到美國求發展? 「因為彈琴不僅要精湛的技巧,正確地彈出每個音,還要詮釋樂曲。詮釋樂曲就涉及文化的層次。」孜怡說:「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產物,要學古典音樂,最好到歐洲,比較能體會當地文化的精隨。學德文固然費時間,但許多不朽的名曲或歌劇都是德、奧的音樂大師們用德文寫的,若懂點德文,更能暸解其涵意。所以我當初沒有猶豫地就到德國留學。」 此外,學費亦是一大因素。她又說:「無論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或德國卡厄斯魯爾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學費十分合理。相較之下,美國著名的音樂學院往往是私立學校,學費貴得驚人。」 「但歐洲國家歡迎外國學生前往學習,」她繼續說:「卻不歡迎他們留下。我在德國求學的最後兩年,眼見一些優秀的學長雖有演奏的機會,卻苦為無居留權,所以我們都得為未來著想。」 其時,一位俄裔美籍的鋼琴名家亞歷山大‧寇柏林(Alexander Kobrin) 邀請她到美國,為其助手,陳孜怡欣然接受。 2016年二月,陳孜怡與美國"The Space"交響樂團在Melbourne, Florida演出的盛況 亞歷山大‧寇柏林是2005年范‧克萊本(Van Cliburn )國際鋼琴大賽的冠軍得主,其時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哥倫布(Columbus) 州立大學的Schwob音樂學院擔任系主任,願意提供全額獎學。於是在2011年夏天,陳孜怡自歐洲飛往美國。 5 行經低谷、再創亮點 初抵美國的頭兩年,陳孜怡的收穫頗豐。她師事寇柏林,專研俄國音樂大師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在Schwob音樂學院修習鋼琴演奏學位,並且指導音樂預科的學生,同時活躍於喬治亞州的樂壇。 但到了第三年,獲得哥倫布大學表演藝術學位的陳孜怡極欲發展個人生涯時,卻遇到了瓶頸。 她說,因為學校沒有正式的職位出缺,Columbus又是一個介在喬治亞州與阿拉巴馬州之間的小城,沒什麼音樂專職或兼差的機會。自小期許自己要成為音樂家的她面對「三十而立」之齡即將到來,不禁有沉重的壓力。 幾經思量,她覺得必須離開哥城,到外面謀發展。但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又沒有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分,她能到哪裡去? 「那一年,我十分徬徨、無助,時常暗中禱告,求神開路。」孜怡說。 後來在朋友與專家的指引下,她蒐集過去所有比賽的得獎成績、公開演奏的記錄與樂評家的評論…等等,一一列舉並附佐證,然後以「傑出藝術人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居留權。結果出乎意外地,她竟在很短的時間拿到綠卡! 「這在歐洲簡直不可能,」陳孜怡說:「除非與當地人結婚。然而美國竟賜給我機會,想來真是神為我開啟的一扇門。」 隨後,她到紐約、波士頓和華府等大城走一圈,最後選擇以華府為據點。2014年,孜怡把所有的家當都裝入車內,隻身自喬治亞州開750英里的車,北上華府。 她暫歇在媽媽的一位老同學處。其時,聽說華府北郊的一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需要音樂服事的專才,她毛遂自薦,很快獲得任用。不久,教會裡的一位長老願意提供住宿,她總算有了落腳處。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於2016年八月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接著,感謝神的帶領,她在華府的列文(Levine)音樂學校獲得教職。同(2014)年十月,她在期待已久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舉行公演,深獲好評。此後,各地的演奏邀約不斷。 今(2016)年,陳孜怡像個國際旅人,風塵僕僕地飛赴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與莫斯科等世界各地演奏,下半年的演奏行程亦大致排定。 「我熱愛音樂、喜愛演奏。」孜怡說:「那是一種情感的融入、技巧的發揮、樂曲的詮釋與訊息的傳遞的大融合。我也喜愛教學,樂與學生分享我對樂曲的領悟與摸索的經驗。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認到服事與奉獻社區的重要。我願將我的所學所長奉獻給我的社區與社會,讓更多人聽到優美的音樂而有平和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陳孜怡在youtube上有好幾首精湛的演奏作品,下列的連結是其作品之一: Tzu-yi Chen: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3 in d-minor 3rd movement 望著孜怡的雙手時而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奏出氣勢磅礡的琴聲,時而溫柔優美地碰觸琴鍵,彈出動人心弦的樂章,就不禁讓人聯想起一個自小日夜坐在鋼琴前苦練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靈魂時常跋涉千里,飛躍在千變萬化的音符中。她的成長過程總是在迎接一個接一個高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的比賽。她萬里追隨名師,接受多位大師長的期調教與琢磨,練出一身爐火純青的功夫。然後,她在人海茫茫中追尋機會,等待被看到。 逐漸地,她悟出圓融才是音樂的至臻境界。她願將她的演奏與詮釋讓更多人受益,從而擁有平和喜樂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音樂家陳孜怡的心願。 陳孜怡即將舉行的演奏會陳孜怡最近的一場演奏將於九月六日假華府市中心的Church...

顏永財、莊和子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像台灣晚間八點檔的電視連續劇:一個富家千金愛上一個窮小子,為愛私奔後,方知生活苦。一個窮小子恃才傲物,棄台大醫科不唸,謀職碰壁後,方悔少年太輕狂。 兩人在前途茫茫之際,來到矽谷,正好趕上IC(Integrate Circuit,積體電路)風潮,共同創業成功,成為高科技企業家,並且熱心贊助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他們因相異相吸,也因相異起衝突,但人生一路走來,倒也堅持理想相互扶持,為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寫下夫妻共同奮鬥的另一章。 顏永財與莊和子同是台灣嘉義人,卻在不同環境長大。永財說:『我的父親罹患肺病,長期失業在家,家境相當困難。我有四個兄姐,一個妹妹。小學一年級時,媽媽去逝,妹妹送給別人養。三年級時,有了後母,相處不是很融洽。五年級時,我就離家,寄住在舅舅家裡。但是在台灣,會唸書的孩子都會得到照顧。』他語氣堅定地說:『我小學畢業,是全校的第一名,很風光地領了個縣長獎。唸省立初二時,有一個路德教會的牧師很疼我,要我每星期日到教會打工,做些割草、掃地、擦桌椅、整理圖書的工作,給我酬勞就夠我維持百分之六十的生活費,其餘百分之四十靠哥哥姐姐們的幫忙,照樣順利唸到高中畢業。』 和子說:『我生長在一個很幸福的家庭。我家在嘉義是政治世家,外公何茂取先生歷任嘉義市長、嘉義縣長和數屆的省議員。我的母親美麗外向,所以我和姐姐從小就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活潑、也很得人疼。我因為講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所以從國小開始,就當外公的助選員。每次外公參加選舉,我就坐在宣傳車上,大街小巷地廣播,為外公拜票。我的媽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繼續說:『家中設有佛堂,所以我從小就聽慣梵音。考初中時,我向佛祖祈求,結果考上省立嘉女。我爸爸生病,我也向佛祖求,爸爸果然獲得痊癒。這種倚靠佛祖的日子,讓我覺得心安又平和。』 唸高中時,這兩顆南北極的星星在救國團舉辦的中部橫貫公路健行隊相遇。同樣來自嘉義,都是省中省女的高材生,女孩美麗大方,男孩聰明害羞,兩人情竇初開,彼此互在心底播下情苗。大專聯考一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永財高中台大醫科,和子名落孫山。永財說:『考上台大醫科是我一生最驕傲的一件事。因為在這之前四、五年,嘉義中學那麼多畢業生裡,都沒人考進台大醫科,我考上了,自己都覺得意外又興奮。和子黯然神傷,也到台北,在南陽街的補習班補習,準備捲土重來。唸台大醫科的永財經常去看她,為她打氣,讓她仰慕又感激。兩顆年輕的心在舉目無親的大城裡,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其實,永財唸醫科的意願已漸消沉。他說,大一時,教動物學的老教授要他們每天背一百個生字,上課完全沒有啟發性,讓他覺得這樣的課程再繼續唸下去,腦筋都要被僵化,於是瀟灑地轉到化學系去。但是這種年少的瀟灑後來竟變成了煩惱。多年之後,永財說:『當年都是李政道、楊振寧惹的禍。那時他們剛得諾貝爾獎,讓年輕人非常景仰,覺得第一流的人才當唸物理化學,以便他日拿諾貝爾獎,揚名異域。結果一個個後來唸了博士,找不到事,後悔得半死,我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一年的用功,和子隔年考上中山醫專的護理科。大學畢業後,即回家鄉當護理老師。她與永財持續交往,但因彼此互有看法,感情路上晴時多雲偶陣雨。永財當預官期間,兩人在一次劇烈爭執後,倔強地互道再見。然後和子接受家裡的安排,與高雄的一位年輕醫生定了婚,讓永財嚐到失戀滋味,頓覺失落萬分。 訂婚後的和子發覺未婚夫及其父母都對她非常好,倒在內心心中起了惶恐。因為她曾去相命,相命先生說她命中註定剋公婆,她很擔心萬一一語成真,豈不愧疚終身?正在這時,永財趕在關鍵時刻試圖作最大的轉圜,對她殷勤有加。和子左右為難。轉轉思慮的結果,終於做了人生重大的一個決定:和已無親生父母的永財到法院公證結婚!兩人去了一趟法院回來,永財因已拿到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不久即赴美深造,留下和子收拾善後。她先去找未婚夫,當面退還訂婚戒指,並向他解釋,假如她不愛他,和他結婚,將害他一輩子。然後深知家中將會掀起巨然風波,她辭退教職,悄悄打點行李,單獨搭車北上,很快地在耕莘醫院找到護士工作。 果然,她的父母獲悉她擅自退婚並與永財公證結婚,震怒異常,要她從此不要回家。『我父親氣得只差登報公開和我脫離父女關係』。和子說:『以後許多年,家裡都拒絕和我來往。』一九六九年年底,在永財離去後半年,和子亦拿到赴美簽證,單飛芝加哥與愛人會合。後來和子說:『有件事情一直擱在我心裡。我們結婚不久,永財的後母竟然病逝,真不知該如何解釋。』 和子與心愛的人團圓後,冀望在芝加哥建築愛的小巢,無奈不久即發現柴米油鹽的生活竟和異國嚴寒的冬天一樣難捱。永財日夜埋首課業與研究間,並且熱衷政治活動,和子得一手包辦煮飯、洗衣、清掃等家中大小瑣事。永財的獎學金微薄、又愛買書,和子眼見帶來的積蓄漸消失,於是幫人照顧小孩,賺取一小時二十五分錢的工資。 半年後,她在醫院找到工作,開始過著一邊做事,一邊準備考護士執照的緊張生活。偏在這時,她又發現自己懷了孕,心情十分複雜。在不做二想的情況下,迎接了小生命。然後她要照顧小娃娃,又要上班,又要做家事,還得準備考試,簡直焦頭爛額分身乏術。這時每當想到從前在家衣食無缺,家務有佣人代勞的悠遊生活時,就不禁懊惱自己為什麼要到美國受苦? 就這樣煎熬了幾個月,和子覺得自己實在無法承擔,只好將九個月大的小女兒送回台灣,拜託永財的姐姐代為照顧。身旁少了個小娃娃,就能全力衝刺,她總算考過了護士資格考試,取得了執照。然後就在日子過得稍微安定一點的時候,有一天,忽然接到永財姐姐的來信說,他們的小女兒實在很可愛,她疼之如己出,希望能永遠把她留在身邊。一封信看得出這對年輕的爸媽寢食難安,和子連工作也顧不得,趕緊買了張機票飛回台灣,陪女兒一個月後,再把她帶回來。此後她訓練自己,要做一個工作、家事一肩挑,刻苦能幹的留學生太太、媽媽兼職婦女。 永財這時也有他自身的專注與困擾。他在一九六九年的夏末抵達芝加哥大學、正好趕上一九七O年正月的保釣熱潮。『保衛釣魚台』運動掀起了海外留學生對國事的關懷,也因此使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權起了徹底的質疑。當時保釣運動的大本營就在芝加哥,保釣運動的一名大將林孝信就是顏永財在芝加哥的朋。因此保釣期間,永財也跟著幫忙編印『釣魚台快訊』。 編辦釣魚台快訊期間,他們在芝大的遠東圖書館查閱資料,無意中發現早期台共林木順寫的『台灣二月個革命』,讓顏永財讀得淚流滿面,內心震撼不已。這是永財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也是他第一次獲悉台灣原來有過這麼一段恐怖黑暗的歷史,曾經有過這麼多無辜的百姓與知識菁英遭國民黨極其不人道地屠殺。他訝異自己過去的無知,也痛恨國民黨教育的矇騙。於是他們影印了一千份的『台灣二月革命』,在釣魚台快訊上刊登廣告,一份賣兩塊美金,很快悉數售光。當時,二二八事件尚是個無人敢公開談論的大禁忌,不少人向他們反應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的史料。 繼一九七O年的正月大示威後,保釣人士接著在威斯康辛大學舉辦了一場國是會議,永財也去參加。他在會中發言表示:我們在台灣都是一等一的好學生,卻一個個跑到美國倡言改革,真是台灣教育的失敗。由於當時他尚是個國民黨的黨員,一回到芝大,國民黨的小組長即要他寫報告,他沒理睬。不久小組長改選,他被其他黨員推選為小組長,同時大家表決通過要繼續保釣,並且主張台灣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永財於是據實向上呈報,結果他說:『國民黨的上級從此不再和我聯繫,我成了國民黨在芝大的末代小組長,芝大則成了國民黨的淪陷區。保釣之後,反國民黨的學生逐漸分成統一與台灣兩派,雙方漸行漸遠。顏永財認同台灣,也同情弱勢,但其時卻陷入學術研究的低潮中。他那時在芝大攻讀化學博士,作的是『低溫物化』的研究。他說:『七十年代,生化大鳴大放,物化卻乏人問津,即使拿了博士,也謀職無門。男人唸錯行,如同女人嫁錯郎,實在很悽慘。我的一個同門師兄就曾到加油站替人加油,我當時的情況也也好不到哪裡去。』 一九七四年拿到芝大化學博士的永財在求職碰壁下,不免後悔年少時心高氣傲,棄醫科不唸,這時只好重新申請入美國的醫學院就讀。但就在即將面試之際,忽然接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post doctor)的機會,不禁又興奮地帶著妻女前往北加州,繼續在物化界謀發展。永財在柏克萊只作了將近一年的研究,便因接到母校台大客座教授的聘書而回台。他說:『後來,我在柏克萊的同事真的拿到諾貝爾化學獎呢!』言下輕輕流露出當年在辛苦唸書的過程裡,拿諾貝爾獎確實是深藏在他心底的一個願望。 回台大化學系當教授也是他的願望之一,因此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去國六年的顏永財歡欣地帶著妻女返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歸國學人。但似乎失望常常接著興奮的尾巴而來。那時台灣的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慣了美國言論自由的他從批評國事往往口無遮言,到後來連自己都覺得有隨時惹禍上身之虞,因此心生警惕,但內心又頗覺抑鬱。那年,他向國科會申請研究基金,亦無下文。這些因素使得他在台大執教的心情起起落落。經過一番思慮,覺得不如歸去。但何處是歸程?最後,他們選擇了未及一年之緣的北加州。 七十年代中後期,美國經濟普遍不景氣,北加州的矽谷卻散發出高科技的耀眼光芒,吸引了無數的青年才子前往,永財亦置身在覓尋機會,且希望一展抱負的人潮當中。 初回北加州,他們住在柏克萊的一間小公寓裡,和子忽然得了重病,由於沒有保險,深感付不起醫療費,於是飛回台灣就醫。 永財賦閒在家,心情鬱卒。一個週末,百般無趣地去參加灣區的台灣同鄉會,碰到了台大的女同學林淑慎。老同學很自然地問他在哪高就?永財悶悶地據實以告:『正在找事。』這位同學的哥哥正好在矽谷開了一家半導體公司,她的先生高政治博士是公司的研發部主任,當下邀請永財到公司面談。正是這個機緣,永財一腳跨進半導體業,從此境遇峰迴路轉。所以他後來常對人說:『失業就是失業,找事就是找事,要講出來,不要怕難為情,大家如果知道機會,會互相幫助,我當年若不是老同學幫忙,可能會失業很久,也可能從此找不到專業工作。』 矽谷是高科技的天下,永財聰明有實力,很快地在半導體業理出頭緒。一、兩年就換一家公司,後來轉到頗富盛名的全祿(Xerox)的Palo Alto Research(PARC)擔任研究員。 和子這時已是個有執照的護士,這些年儘管跟著老公東遷西移,每到一地,都能很快找到工作。兩人都有專業,生活安定,小家庭也跟著成長,短短兩年間,他們又陸續添了兩個小壯丁。一九八一年的一,永財代表公司參加一個微影(Micro Lithography)的專業會議。他在會中聽了一場有關最新發現的保護光罩的一種薄膜(pellicle)的演講,隨後又在展覽場看到了樣品。他仔細瞧了瞧,覺得不過是片透明的塑膠,實在不怎麼樣,但一問價格,居然開價三百多美金,真是天曉得!自從見過那片薄膜,永財更更耿耿於懷,逢人便講:『那東西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竟賣得比黃金還要貴,真不可思議。』 別人聽聽也就算了,倒是身旁的老婆大概聽多了牢騷,忍不住你回應道:『既然沒什麼了不起,你何不自己做做看?』接著又加了句:『你不是常嘆老天不給你機會嗎?如果這是個機會,你為什麼不試一試?』被老婆這麼一激,永財當真下決心道:『好,我就做給妳看。』 其實,有幾個台灣人在矽谷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電子公司叫Solectron,經營得相當成功。公司的副總經理林瑞松是顏永財的朋友,經常鼓勵年輕人研發創業,免費提供了一間實驗室給永財作實驗,但揚言若超過了一段時日,將收房租。永財因此不敢鬆懈,白天到全祿上班,晚上即一頭鑽進Solectron的實驗室,埋首苦幹。和子從前在芝大陪永財唸書,現在亦趕緊陪這個有才情的丈夫從事偉大的發明,三不兩時即到實驗室當他的助手。永財若需要器材,即叫和子去買,因為她在醫院上班,早出早歸,若週末值班,周日還可輪休,白天比較走得開。 經過十年的婚姻生活,和子早已磨練得相當能幹。她白天在醫院照顧病人,晚上在家照顧三個小孩,家事一手包外,還得幫丈夫打理一切。然而永財確實也沒讓她失望,他果真獨自用原料製作出輕如薄翼、價如黃金的光罩護膜來。 『我的丈夫真不愧是個天才!』望著一片晶瑩剔透毫無瑕疵的薄膜,和子喜孜孜地讚道。但接下來,丈夫說:『和子,你去賣。』她這下方才明白原來自己就是門市開發部主任。永財的理由很正當,他白天要上班,走不開。事實上,和子活潑外向的個性確比他更適合做行銷。 和子解釋說:永財發明的光罩護膜是一種緊緊蓋在光罩上的透明薄膜,而光罩就是用來形成影像、製作晶圓、再切成一塊塊如郵票般大小的積體電路(IC)的精密儀器。一台光罩價值美金千萬,昂貴異常,如用層透明薄膜予以保護,既能防止光罩沾染塵埃,又不影響影像的投影,自然經濟實用。這種東西在當時才剛出現,一些IC大廠都樂於嘗試。所以和子銷售光罩護膜的對象,實在就是矽谷的IC大廠。 她自朋友處取得一些IC大廠的聯絡電話,一家家地接觸。她向對方說,她是個護士,由於家計需要,現在兼了一個賣光罩護膜的副業,東西很好,希望對方看看她的產品。這世間大概只要不怕嚐閉門羹,就會遇到開門的人。和子在人家願意給她機會後,立刻帶著產品前往展示。她說,她與客戶見面後,把產品交給對方。對方仔細瞧了好一會兒,讚道:這東西很好!怎麼好法?』她一聽,精神都來了,連忙湊過去看。 只見那人拿了另一片類似產品作比較說:『妳看,這一片比較霧,又有線條,妳那一片就均勻透明多了。『哦!哦!』和子連聲應道,心裡趕緊記下這些要點,等下次再逢機會,立刻現買現賣。如此經驗累積,不久她竟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市場也就這麼一步一腳印地開拓出來。 一九八一年,夫妻倆共同創立『MLI微影印刷公司(Micro Lithography Inc.)』,和子開拓市場,永財繼續在全祿工作。直到一九八二年,市場大致底定,公司極待拓展,永財才全職在自己的公司上班。公司成立之初,非常需要資本。 永財說:『我們到處找人投資,只要對方肯付兩萬美金,就可擁有公司一半的股權,但竟沒有人要,最後變成了和子與我兩人獨資。我當總裁,負責研發與品管,她當副總裁,掌管人事、財務與行銷。就這樣,一對才子佳人由年輕的愛人變成婚姻的伴侶,再進一步成為共同事業的唯一夥伴,關係可謂多重又深遠,好似前生註定這輩子縱使風風雨雨,也得共撐一把傘,淅淅瀝歷地走了過來。 八、九十年代的矽谷真是炙手可熱,舉凡想得到的電腦電子公司如IBM﹜Apple﹜CISCO﹜Oracle﹜Microsoft﹜Intel﹜Motolora﹜Lucent等等,莫不沿著舊金山灣區紛紛設廠,其他大大小小無計其數的相關公司更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有的做上游、有的做下游,有的做硬體、有的做軟體,有的做主機、有的做零件。整個矽谷熱氣騰騰,房價疊疊高漲,薪資頻頻上升,連加油站的工人一小時都可賺到十五塊美金工資。這是一個知識致富的年代,矽谷尤其是知識產業的聖地。七十年代懷才不遇的顏永財這下總算遇對了時機,在適當的時間、地點,進入適當的行業。他說:『要成功還得靠機緣』。許多人成功了,就說他是如何地努力;事實上,世間努力的人比比皆是,卻不見得個個能成功。台灣話說:七分靠打拼,三分天註定;其實更可能是四分靠努力,六分靠運氣。缺少了機緣,縱有聰明才智與努力,亦徒然望成功之門興歎。 IC產業在八十年代一路領軍,到處發燒。MLI公司在IC業剛發現需要光罩保護的早期就進入市場,產品又比別家公司的好,因此很早搶到頭彩。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公司的生產與銷售即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和子說:電子電腦業是男人的天下,我ㄧ年到頭在外參展做生意,常常一個女人置身在眾男性工程師之間,宛若一朵花插在綠叢裡。我不畏縮,態度落落大方,反而得到人家更多的注目。我在展示單位擺設鮮花與糖果,增加柔性的色彩,每次參展,都有許多人來看我的商品。我以女性的溫柔與細膩向顧客解釋,所以常在參展後達到很好的交易。我的訂單越接越多,到後來工廠簡直供不應求。』 自在光罩護膜業領先之後,MLI公司不斷擴充。顏氏夫婦在矽谷參尼(Sunnyvale)的地方購地興建廠房,並設辦公總部。往後數年,他們陸續在英文、德國、法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增設行銷店。加州工廠的生產流程與產品的管制完全符合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0)的鑑定,總部的員工多達兩百多人,全球各地的員工亦有八十餘人,成為一名符其實的國際公司。永財說:『我們這一行的特色在於市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公司的不願進來,小公司進不來。有些行業太賺錢,大家看了眼紅,全部跳進來,就互相殘殺。但我們這一行既不是利潤多得讓人赤目,也不是技術簡單得任何公司都能做,所以連續一、二十年,我們都幸運地在這一行穩坐第一。』 和子由於業務需要,經常在國外出差,時而倫敦、巴黎,時而慕尼黑、法蘭克福,時而東京、台北。她說,以前當窮留學生時,經常夢想環遊世界,現在生意做開了,日子倒過得像空中飛人。有一年的聖誕節,四歲的小兒子對她說:『媽媽,我不要任何玩具當禮物,只要妳能陪我在一起。』聽得她心頭酸酸眼眶紅紅。身為母親與事業女強人,確實有魚與熊掌難兼的地方。 其實夫妻共同經營一家公司,滋味亦如人飲水,冷暖自如。兩人性向不同,創業時確能截長補短,但是業有成之後,也常因看法不同而起衝突。和子說,她在第一線與顧客接觸,自然得將客戶的意見反應給公司,但負責研發與品管的丈夫卻因此感到受創,讓她很為難。永財則更直截了當地說:『夫妻相處的時間越長,衝突越多。很多業務上的決策會直接影像到家庭生活的合諧,實在很危險。說來情況也確實如此,當公司的總裁與副總裁決策相悖時,家裡亦不見晴天;當總裁丈夫斷然解除副總裁太太的職銜,副總裁太太自然氣得跳腳。一九八七年,這對在飄泊中始終相依互偎的夫妻在公司業務飛黃騰達,竟然吵到要離婚,可真讓週遭的親朋好友看傻了眼。還好台灣人有處理婚姻危機的獨特藝術,他們兩人的關係又特別地源深情長,所以縱使吵吵鬧鬧,心平氣和之後,仍舊言歸於好。但儘管兩人在前人後都宣稱彼此的個性、志趣、家庭與信仰如何不同,在親朋眼中,他們倒是一對本質非常相似的夫妻。兩人都同樣的慷慨善良、樂捐好施、又不願張揚。在過去二十幾年裡,他們隱性埋名大力贊助許多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嘉惠了不少人,也蓬勃了在美台人的社區。 七十年代,島內民主人士冒著生命與坐牢的危險,極力與國民黨政權抗爭,海外熱心鄉親莫不寄予高度關注,並盡量予以支援。一九八O年,廖述宗等教授在芝加哥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積極關懷台灣民主運動,並致力從事島內與海外的交流。教授協會在一九八四年以後,即定期接獲一對不願具名夫婦的慷慨捐款,成立『慈淵基金(C.Y.Fund)』,從事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往後許多年,教授協會連續運用這筆基金,邀請島內的民主人士或學者如呂秀蓮、陳菊、黃爾璇、鄭欽仁等人道全美各地的台灣人夏令會巡迴演講,亦從事各種藝文活動如:舉辦各種台灣語文研究所等等,鼓舞了島內從事運動的人,也為海外台灣人的社區帶來了生氣與熱忱。 同時,教授協會亦運用這筆基金資助島內的學者及研究生,如張良澤、陳永興、李筱峰、劉守成等多人道美國作短期研究,也頒發獎助金贊助黃昭輝、陳文茜、賀端蕃、林奐勻等多人在美國的學習。 而出獄後的林義雄先生更在這筆基金的贊助下,得以到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及日本筑波大學進修。二十年來,除了經手人廖述宗教授外,幾乎無人知道『慈淵基金(C.Y.Fund)』的贊助者就是來自嘉義(Chia Yi) 的顏永財(ChrisYen)與莊和子夫婦。永財說:『和子與我對金錢都不吝惜,所以在台灣人正需要的時後,我們就捐款,從不過問這些錢怎麼用。This is our love for Taiwan(這是我們對台灣的愛)。 他繼續說:『我在芝大唸書時』其實與廖教授並不熟。他是教授,我是學生。但教授協會支援島內民主運動,宣揚台灣文化,都為台灣好,也都是正義的事,我們就支持。我們因為做生意,有點盈餘,又是獨資公司,可以自由支配金錢,所以委託廖教授在教授協會裡成立一個基金,從事對台灣有益的事,結果他們做得非常好。 接著,林哲夫等人在加拿大創辦『城鄉宣教訓練營(Urban Rural Missionary,簡稱URM)』,李瑞木等人在聖地牙哥大學舉辦『台灣人公共政策研習會』,都獲得了顏氏夫婦的大力贊助。永財說:『前後許多年,這兩個訓練營一共訓練出數百名優秀的台灣草根社會工作者,影響台灣社會深遠而無形,非常有意義。別人做事,我們出錢,一起為台灣,就覺得快樂。我有一次到聖地牙哥大學參加公共政策研習會,會場裡沒人認得我。後來主辦人看到我的名字,特地來找我,再向學員介紹我是顏先生,大家都起立鼓掌,實在有意思。如今想來,那些錢也沒什麼,但在大家最需要的時候,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相當值得。 一九八七年,企業家吳西面為了宣揚台美人的理念,在南加州創辦了『太平洋時報』,慘澹經營了八年,虧損累累。更不幸的是吳西面在一九九五年突然發現得了癌症,遽然去世。他過世後,眼見這份為台灣人發聲的報紙瀕臨關門,熱心的林衡哲醫師到處奔走,希望找一群人合力撐住太平洋時報。結果那年三月,林醫師很幸運地遇到一對貴人:北加州的顏永財夫婦一口答應獨挑太平洋時報得財物重擔,讓所有關心報社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出任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迄今已九年,顏永財始終維持其一貫『只給錢,不具名,也不干涉』的作風。報紙的刊頭依舊印著『創辦人吳西面』的字句,從不見董事長顏永財的名字出現。報社的經營與報紙的內容完全交由發行人陳惠亭、社長林文政與總編輯賴慧娜等人負責,他從不過問。至於董事長的職責就是每年填補報社經營的赤字。他們的金援轉變為投資,所以目前太平洋時報的最大股東就是顏永財夫婦。 『提供資訊是一個非常昂貴又競爭的事業,』永財說:『但台灣人一定要有自己立場的傳媒工具,否則聲音都被掐死,想法都被扭曲。要維持一份傳播媒體,需要許多人的努力與奉獻。目前報社的同仁其實都是一半員工一半義工,大家本著台灣心,盡力想讓這份報紙繼續發行下去。這幾年,報紙的內容顯然已經豐富許多,但行銷仍有待突破。 其實顏永財夫婦不僅是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另份一台灣人報紙『台灣公論報』的長期贊助。此外他們更是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國際特赦組織、『台灣文庫』、以及其他一些台灣人活動的大力支持者。永財對弱勢始終懷著一顆熱忱的心。有次,他談起『五二零農民事件』,說:『我從錄影帶上看到成群手無寸鐵的農民被蠻橫的警察不斷地毆打,一直流淚。後來,我拿了五萬美金給蔡同榮,要他複製許多五二零事件的錄影帶,到處分送,讓人們瞭解其時的農民是如何地受到迫害,台灣社會是多麼地需要改革。』 又有一次,他談起贊助FAPA的經過,說:『大概是在一九八九年,王桂榮當FAPA會長的時候,我有一次搭飛機回台灣,正好在飛機後頭遇到王桂榮,心理詫異地這麼一個有錢人,居然也坐經濟艙。他回答說他正為FAPA到處募款,能省則省。我ㄧ聽非常感動,就捐了兩萬美金給FAPA。那次搭飛機坐經濟,實在比坐頭等艙要貴太多。以後我每年都捐款給FAPA,後來FAPA在台北召開二時週年慶,主辦人請我去坐在主桌,在座的一些名人都不知道我是誰。『我以前讀過日本有個叫聰美姐的女醫師,每個月都固定捐個人的零用金給日本的台灣獨立聯盟,直到去世的故事,也讓我非常感動。』永財說:『我們的社會實在需要更多具有愛心與正義感的人。我支持對台灣有益、並且是正義的事,但只贊助有所需要的人。我以前幫助過不少黨外人士,後來他們成名了,我就不再繼續。錢要給在人家需要的時候才值得,這是我的看法。 和子自小領受佛教的薰陶,長大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她自誦經禮佛中得到寧靜,從朝山拜佛、參與法會中獲得喜悅。她說:『佛教的慈悲與寬容讓我感到心安與祥和。』她也相信命理,認為這是一門很難解釋的玄妙學問,寧可信其有,而不願去冒犯。 正因為帶著佛緣,和子天生具有菩薩心腸。她在事業有成之後,成立一個基金,奉獻給佛教並從事社會福利。多年前,她在灣曲購置一棟樓宇,專門讓禪修的法師安靜潛修。此外,她亦在Hollester的地方購買了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計畫日後開闢成一個專門照顧亞裔老人的安養中心。 她說:『我以前當護士時,在醫院看了不少移民美國的老人,到了晚年,智力退化到英語都忘光,只能聽講自己的母語,無法與美國醫護人員溝通,也不慣西式的食物,非常可憐。 所以我心中一直存著一個遠景,希望日後一所安養中心,專門照顧講台語的華語老人。』『安養院裡若只有老弱殘病的人,將顯得暮氣沉沉。』她繼續說:『所以我也計畫在養老院旁 開設一所幼稚園,讓老人聽到孩子們的玩耍嘻笑聲,重燃對生命的追求。長久以來,這個夢想一直是敦促我努力工作的泉源。人生無常,有夢最美。當我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就應該盡量去做。永財也如此嘆道:『潮起潮落。矽谷曾經風華萬千,但如今各方面卻已顯示氣勢已過。七十年代,半導體在此崛起,帶動整個科技風潮。八十年代,IC﹜memory﹜PC一波接一波,氣勢如虹。 九十年代,電子通訊、網路、光纖繼起直追,那時的矽谷真是不可一世。但是現在半導體及IC產業外,PC市場已失,電子通訊一蹶不振,光纖苟延殘喘,生物科技尚未看出前景。整個矽谷暮靄籠罩,不知何時旭日方能再起。 坐看矽谷的興衰,永財頗有繁榮如夢的感觸。他說:『目前我們公司雖然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但因美國IC產業外移,需求轉弱,市場顯得相當疲軟,一切只能盡力而為。無論如何,我很高興在別人正需要、而我又有能力的時候,曾經幫助過別人。』也無論如何,矽谷畢竟圓了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才子夢,並且因為他們慷慨解囊,使台灣人運動、台美人社區以及不少人受惠。所以縱使世事忽如夢,畢竟一枝草一點露,對於曾經有過的、給予過的及領受過的,想必人情溫暖點滴在心頭。 楊遠薰

1991年海霸王事件 郭正光用計全身而退(陳如媜)

80年代末期,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獨盟人物,前仆後繼闖關回台,形成一股浪潮,他們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被關,一連串可歌可泣的事蹟,造就了後來的台灣民主。 其中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在1989年闖關成功的故事,最為轟動,至今猶被津津樂道,郭倍宏並在公開助選後安全返美,給國民黨政府重重甩了一個大巴掌。 當時(1989年11月22日),郭倍宏現身於盧修一和周慧瑛在中和縣體育場,聯合舉辦的選舉造勢晚會,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演講後大批警察一湧而上準備抓他,此時全場燈光突滅,待燈光再亮時,現場數千人都戴起寫有「黑名單」的面具,郭倍宏也在全場「黑名單」掩護下,順利脫身。 1991年10月20日的海霸王事件,同樣驚心動魄,那年8月返台的郭倍宏,和已潛回台灣發展組織一年的李應元相繼被捕,對獨盟士氣造成不小的打擊,但當時闖關目的就是要抗議黑名單、突顯其荒謬,獨盟同志都有被抓的心理準備,原先計畫10月要在台灣本部成立大會的決議不變,仍照常舉行,政府也佈下天羅地網要捉拿這些台獨要犯,美國回去的王康陸當場被抓,休士頓的郭正光則幸運全身而退。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建立電腦自動警示系統,將黑名單資料全部存檔,只要輸入生年月日,就會出現中英文姓名,入境時便會被海關請入小房間盤查,縱使改名也能查到,闖關變得非常困難,從1990年起再也無人成功,郭倍宏就是如此在機場被認出,並被關進土城看守所。 郭正光是任職於休士頓太空中心NASA的科學家,也是郭倍宏任美國台獨聯盟主席、李應元為副主席時的中常委兼文宣部主委,他向來足智多謀,善於文筆,白天上班,晚上致力獨盟工作,並為《公論報》專欄寫文章,宣揚台獨理念。 為了突破封鎖闖關返台,郭正光殫心竭慮日夜苦思,終於想出一條妙計:用新的身分申請新的美國護照。他不僅改名換姓,還改頭換面,留起鬍子改變容貌,同時變更生辰日期,用新的中文名:陳中明、英文名Michael Chen去申請新護照,順利拿到新護照後,為避開休士頓當地,還特地飛到洛杉磯台灣使館去辦台灣簽證,當一切就緒,想到終於可以見到因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鄉、15年不見的父母與家人,忍不住心情激動熱淚盈眶。 郭正光新護照照片(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本來面目(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提早於9月30日返台,先秘密與家人相見,後赴台中拜訪陳婉真等人,並吸收新同志拓展組織,名歌手王明哲就在那時加入,郭正光甚至還接受《自立晚報》記者專訪,宣揚海外黑名單人士如飛蛾撲火般闖關回台,無懼生死、不怕坐牢的勇氣與信念,要讓國民黨政權知道,黑名單政策關不住海外台灣人的思想,也阻止不了他們的決心。 10月19日,獨盟成立大會前一天,郭正光已闖關回台,並將出席大會的消息在各大媒體曝光,他成為全國通緝要犯,大鬍子照片登上所有媒體頭版;20日在海霸王餐廳舉行的成立大會,風聲鶴唳、氣氛緊張,郭正光的座車在外面繞了幾圈,看到每個出入口都有許多警察和便衣情治人員站崗,先行下車勘查的同志也回報「今天天氣很壞」,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聯絡暗語,意思是指「有危險、最好不要出現」,但後來聽到王康陸秘書長已進場,郭正光決定跟進、不退縮,他朗笑吟誦古詩「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然後從容進場。但在門口卻未遭到阻攔盤問,原來當天他已經剃掉鬍子,戴上假髮並塗黑面容,貌似印度人,與報上照片完全不同,因此瞞過警方耳目。 郭正光走進會場,受到全場如雷的掌聲歡迎,大家爭相與他握手拍肩,他上台後,摘掉假髮露出面目,群眾更是又笑又叫、拍手叫絕,正當他要開口致詞時,台下一陣騷動,只聽到「警察來了!警察來了!」,數百個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衝進場內,郭正光立刻躲進廁所更衣,在警察的敲門聲中,他戴著廚房員工的三角帽出現,冒稱是餐廳員工,就此逃過警方追捕,此時與會者,被警察和特務團團包圍,警方拿著王康陸和郭正光的照片比對,王康陸很快就被認出,被捕時還滿面笑容,郭正光則幸運逃過,警方甚至翻開天花板找尋他的蹤跡,但因他刮掉鬍子,改變容貌,竟成為「漏網之魚」。 不過,後來警方反覆重播現場錄影帶檢視,總算找到郭正光的真實樣貌,第二天他在機場出境時被攔下,被帶到調查局審問了7、8個鐘頭,調查局並將他的護照,送到美國在台協會(AIT)查詢是否假護照,經AIT證明是合法護照,AIT並告知調查局說他並未犯法,調查局無權拘捕美國公民,最後當局只好以「不受歡迎人物」的名義將他驅逐出境;在送往機場的路上,調查局人員的態度完全兩樣,私下向他訴苦說昨日被他逃走,長官大發雷霆,害他們看了一晚的錄影帶,才找出他的真面目,郭正光這才知道調查局早已混入台獨組織,當天得以進入海霸王錄影蒐證。 後來調查局仍不死心,通報美國國務院,誣指郭正光是「恐怖份子」,郭正光回美後,國務院曾派一位聯邦調查局女性幹員,到他工作的太空中心約談,問他台獨聯盟為何種組織,郭正光告訴對方,台獨聯盟成員多數擁有美國各大名校博士、碩士學歷,追求的是台灣的自由民主獨立,郭正光反問對方,到底她覺得台獨聯盟是非法恐怖組織,還是台灣的那個政權有問題?對方一笑離開,此後他也不再受到質疑。 這段真實歷史,恍若007電影般高潮不斷、精彩刺激,郭正光曾在2015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演講中追溯,當時全場起立向他致敬,個人直到去年方有機會與他訪談,對談中發現他為人謙虛,總不忘提到別人的好;他說,其實那天還有兩位同志在場:芝加哥的林明哲和紐約的陳榮芳,因事前他們的名字並未曝光,所以不在搜捕名單內,他們和王康陸共3人先飛到菲律賓,從當地搭船出海,再在公海換台灣漁船,自宜蘭偷渡上岸,過程比闖關更辛苦。 郭正光雖謙稱自己很「幸運」,不過從他事前周詳縝密的計畫,更換新護照、變裝易容,到大膽闖關、臨危不亂,可知絕非靠「幸運」兩個字達成,而是要有高度的智慧與謀略,才能完成任務。 郭正光也很幽默,他形容闖關成功回台灣,就好像安打上一壘;走進海霸王大門沒被攔下,好比盜壘成功;驚險逃離海霸王,就如安全上三壘;可惜最後在機場,遭到本壘前封殺,幸虧最終結果有驚無險。他笑稱,別人都是「非法」闖關,自己可是拿合法證件、「合法闖關」的第一人,當時追捕他的消息,連上全國包括電視與報紙媒體頭條新聞3天,老爸還驕傲的向友人炫耀「我兒子比李登輝還出名」。 詢及面對危險關頭,害不害怕?郭正光表示,加入獨盟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盟友同志都不怕被抓,認為被抓是光榮,像王康陸被捕,面露笑容慷慨赴義,就非常令人敬佩;郭正光表示,自己走進海霸王時也同樣豪情萬丈,當下心情正如荊軻刺秦的寫照:「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回顧過去,台獨鬥士莫不智勇雙全,若沒有他們的犧牲奮鬥,就沒有今天的台灣,他們的故事將千古流傳,值得在史書留下一筆,特此為之記。(資深媒體工作者)民報0821

黃蔡瑞雲

跨越日本時代到國民黨執政,為女兒移民來美在參加台灣長輩會後,才開始投入台美人活動,92歲的黃蔡瑞雲越老越開花,在各種支持台灣本土活動中總會看到這位長者身影,不論是抗議中不落人後的聲嘶力竭,或是台美歡慶活動中默默在台下的加油打氣,她的出現,頓時讓所有人變得年輕起來,她自稱是小人物不足道也,但許多人卻是以她為代表,尊敬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對台美社區的重要貢獻。 不過,她石破天驚首次透露,人生仍有遺憾,少女時代錯過留日去讀醫生、緣盡情未了的初戀情人、到晚年要活得自在快樂希望大家能尊重她。一齣東方白的長篇小說由民視改編成連續劇「浪淘沙」中女主角丘雅信的故事,勾起她塵封已久的心思,當時若是一念之間做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黃蔡瑞雲,生於1914年日據時代,雲林縣北港鎮人,從小被人收做養女,養父母十分疼愛聰明伶俐的阿雲,小學讀書成績就是名列前茅,畢業考上台南二女中,當年日本人統治,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北港小鎮從沒有一個女孩能考上城裡的初中,為了歡送這位北港才女,小鎮是放鞭炮大肆慶祝。 阿雲年紀雖小,志氣比天大,她不但想嫁給醫生,還想自己做醫生,所以打拚讀書,宿舍晚間熄燈火,她就跑到便所,藉著微弱的燈火啃書到深更夜露才會罷休。阿雲在台南初女讀了4年,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少女,面白如雪,氣質出眾。 當時有兩位追求者互相較勁,一位是自己深愛的初戀情人,但那個年代,就像浪淘沙的女主角一樣,不能與同姓結婚,兩人只因為都姓蔡,感情再深,也只能淚眼汪汪,無奈分手。當她後來得知,初戀情人在車禍中喪生,緣已盡心雖痛,但直到老了才敢對他的思念,勇敢說出口。 另一位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與養父世交,家世豐厚,在對方惜才的心態下,這位顏家公子十分傾心阿雲,雙方家人有意促成佳偶良緣,並送他們到日本讀醫學院。阿雲得知,自己家中經濟不允許,一旦嫁人就可以出國去讀自己嚮往已久的醫學院,心理歡喜的不得了;但命運弄人,就在出國前夕,養母病倒了,養女必需報答父母恩,哪能就此一走了之,阿雲決定放棄她的醫生夢,守在養母身旁。這位無緣的情人,後來獨身到日本去讀政治,回台從政,但礙於社會禮教,阿雲直到接了他病亡惡耗,也只能為他默禱。 當時日本人統治的台灣社會,能讀書家裡有錢的就去讀醫生,家中小康貧困者就去讀師專。阿雲決定去讀師專趕快去做老師,早點入社會賺錢養家。在分發北港小學時,每天都要騎腳踏車,有一日腳踏車地鍊子掉了,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時,一位高大的帥哥老師出現「英雄救美」,這位才學淵博,又會唱歌彈鋼琴,體育細胞一級棒的男子黃週圍,後來以猛烈的攻勢,終於擄獲阿雲的心。 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投襲珍珠港後,美國三不五時來台轟炸,此時已育有5個子女的黃蔡瑞雲,不只拖大抱小的躲防空洞,還要帶學生躲空襲警報,日日都是戰戰競競的生活著,直到美國丟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以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她和其它島民一樣,歡天喜地,等著中國軍隊上岸。 然而親眼看見,中國軍隊進入台灣後,腳穿草鞋,擔的是廚具鍋碗瓢盆,連水龍頭是什麼都不知道,她驚訝萬分,當時純樸的台灣人,還會幫他們找理由,恐怕是8年抗戰不得已,但後來看到大陸來的人行為舉止,在嚴守紀律守法的日本教育下,他們開始感嘆傷心,尤其是經過228血洗事件,然後一下子溢進來一倍的人口,這些外省人有的是不錯,但政府卻看不起台灣人,接連白色恐佈,逮捕台藉菁英,自此黃周圍夫婦看透透,為了養家糊口,就算再不滿,剛烈的黃周圍也得忍著,這是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黃周圍受了4個月的訓練後,由教職改調為台南市政府的教育科長,看似升官,當年5個子女加上公婆,一共九個頭嘴,米價一日三市,公務員薪水買米都不夠,只好吃蕃薯簽,生活苦不堪言,本來有一些儲蓄,可以是舊台幣4萬元換新台幣一元,儲蓄用完了,所以阿雲又得出來做教員幫助生活家用。 黃蔡瑞雲當時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外省老師前一晚受訓,她第二天就得現學現賣教"國語",有時語音是對是錯,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聽久了就能適應這番"台灣國語"。不過,最令她感恩的是,當年只剩台南郊外一個國小缺,又沒錢買腳踏車,所以認命了,只得每天早晨6點開始慢跑到郊外去教書,連續4個月每天跑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長距離慢跑鍛練,讓她晚年身體還能如此健壯。 差點成白色恐佈犧牲者 1970年代初期,台灣反對政治力量開始凝聚,雖然還在白色恐佈時代,黃周圍在退休之後,再也按耐不住,竟然向天借膽,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蔣經國,直言台灣只有獨立才有出路,這封信不得了,家裡馬上來了一堆特務,東搜西查,翻箱倒櫃,當然也把黃周圍給抓走了,關了一個禮拜,還是黃蔡瑞雲到處奔走,拜託唯一的外省朋友當時是中華日報總編,這位國民黨大頭人物發現黃周圍並沒有結群成黨,又是一位老人,不致罪大惡極,要求他寫悔過書,才肯放人。 黃蔡瑞雲回憶,當時白色戒嚴時代,眼看反共無望,由於黃周圍的兄長是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化協會蔡培火的幕僚,所以黃周圍受到蔡培火、還有組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影響很深。到了國民黨時代,反骨但也得向現實低頭。 為了女兒黃淑英移民到美國,黃蔡瑞雲台灣與美國兩地跑,兩人在美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子孫滿堂,但台灣接著後期還發生陳文成事件與林義雄家人被謀殺,他們總覺得為身為台灣人而悲傷,而先生在20年前病逝,完全沒有看到台灣真正民主化,尤其國民黨變天,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黃周圍無緣看到,讓她也是覺得悵然若失。 洛杉磯台灣長輩會會長 晚年雖然兒孫各自成家,一身奉獻給家庭的黃蔡瑞雲,待在密西根冬天實在太冷了,聽到洛杉磯台灣移民多,而且有一個台灣人的長輩會,1983年從朋友處聽到洛杉磯要蓋長輩會館及老人公寓,她決定離開兒孫,隻身前來洛杉磯安享天年;當時台灣長輩會為了讓台灣移民長者能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所以在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倡建老人公寓,歷經萬般波折,在他的堅持,長輩會終於在艾爾蒙地現址,購得6萬呎,興建58個單位的公寓,而其中一股就是由黃蔡瑞雲投資。 住在長輩會的鶴園,當時還沒有台灣會館,許多台美社團都是在長輩會辦公室辦活動,長輩會一直是默默支持台藉社團,出錢出力,而且不計名利,尤其當年幾位會長無私的奉獻,是此間社團十分仰重的社團。 2005年到黃蔡瑞雲在做了多年理事後,被推舉為會長候選人,結果高票當選,一生都是幕後的支持者,臨到90歲才被長輩們推到幕前擔任會長。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反分裂法、又是風災又是水災募款,難為她一把年紀,天天各處奔波,許多後輩,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能負荷得了,結果因為她的出現,長輩會只要參加各式台美大型活動,鎂光燈總是對她閃個不停,實在是90歲長者的出現,馬上所有活動,台美人第一代及第二代頓時間變成祖孫三代,全部台籍僑領都變年輕了。 不過,由於做一任會長,實在太累了,子女的央求,她決定做一任就好,後來由陳永全會長接任;雖然對長輩會有濃厚的感情,而且交了許多好友,但是卻因為一件摯友的背叛,說長道短又對她做了一些傷心事,她近日顯得非常悶悶不樂,也常勸自己公益自在人心,凡事要忍耐。 除了盡量參加長輩會每月例會,她受台灣建國促進會之邀,決定去支持他們每週六在洛僑中心的「台灣正名運動」,她笑著說,今日(11日)又下雨又下冰雹,都沒把這些人給打退,三年了,看他們每週持續的抗議,以前跟他們對罵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這些憨人的毅力,所以她希望能再次「以老賣老」走上街頭,當那些不只是向他們豎起大姆指的人士,或是給他們白眼冷嘲熱諷的人士,看到長輩會一些老阿嬤們都還那麼賣力地搖旗吶喊,圖的是什麼? 憨人要的不過是「反侵略、愛台灣」,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阿嬤,加油噢!(林蓮華巷)

賴英慧

「我從小到大就喜歡護理工作,愛跟病人聊天,小時候嚮往參加和平工作隊、四健會,最想當一輩子志工;在美國投入台僑社團,全是因緣際會、雞婆的個性,才結下不解之緣。」現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賴英慧自謙『雞婆』,事實是她的慈祥及熱情,讓接觸到的每個人都如沐春風。 立志當「南丁格爾」 南加台僑社團眾多,各擁一片天,賴英慧的好人緣,常得擔任穿針引線的角色。說起親和力的源頭,她認為應該是從小就立志想當個「南丁格爾」,直到現在已屆退休年齡,仍然兼職在醫院從事喜歡的護理工作,早上5點45分起床上班,也不以為苦。 賴英慧學護士時,就嚮往成為國際和平工作隊的志工。1971年護校畢業後,擔任農復會、紅十字會護士。原本,父親在公賣局工作但想推廣台灣農業,於是1972年舉家移民巴西種洋菇、梧桐樹。為充實未來志工生涯,賴英慧仍留在台灣,由於課業優異,在中台醫專教書後,決定來美國闖天下,於1974年申請護士簽証,隻身前來美國。 為了當志工,賴認為需要累積經驗,透過朋友介紹,芝加哥有3家醫院向她招手,她飛到芝加哥時,中台醫專護理主任恰巧出差來美,順便就帶哥哥接機。 由於這位「哥哥」當時已經35歲,堪薩斯州立大學電機系畢業,在芝加哥任工程師,原本抱著不婚主義,但他有個弟弟和賴英慧的弟弟是同學,「哥哥」就靠著妹妹與賴英慧是同事,靠著兩方弟弟又是同學的多層關係,兩人有聊不完的話題。 很快地,哥哥就墬入愛河,深信這就是「千里姻緣來相聚」,迫不及待地求婚,賴英慧在攻勢凌厲的追求下,她說:「我當時認為此生不會再碰到這麼成熟體貼的男人,『糊里糊塗』地結婚了。」 賴英慧談到夫婿林本晃時,仍洋溢著幸福甜蜜的表情,要套她一點羅曼史,嬌羞地堅稱就是「糊里糊塗」啦… 那和平工作隊志願呢? 她嘆口氣不免遺憾,兩難抉擇,只能先放一邊,因此她至今從未放棄護理工作,善待病人,「南丁格爾」的夢仍在燃燒著。 賢伉儷投入台僑社團 由於結婚沒多久就生下2個女兒,大女兒1975年、二女兒1976年,分別呱呱落地,走入家庭及工作一直忙著,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印第安納週末時,幾家台灣鄉親一起作台灣小吃解鄉愁。當年,大家都十分關心台灣政局,想念台灣心情,使得他們一群人,開始對台灣實際情況做深入的探討,過去被洗腦根深地固,許多真相是到了美國才搞清楚,這讓賴英慧相當震驚,對台灣鄉情的投入,自此開竅。 1977年10月,因為夫婿工作關係搬來加州洛杉磯,住在聖費南多地區6年。然後又移住柑縣,最後在托倫斯定居。目前,兩個女兒已結婚,有3個孫子女,最難得的是與公婆一直住,四代和樂融融。   1987-2000年,在托倫斯紀念醫院全職工作,期間還身兼FAPA會長、台美公民協會會長、TUF會長,當時實在是忙翻了。由於參加台僑社團,隨時掌握最新動向,賴英慧總喜歡與病人交談時,介紹台灣的人事物,這為她帶來很大的樂趣。 參加台僑社團,賴英慧其實深受夫婿林本晃影響,在許多主辦座談會及專題演講,都可看到賢伉儷熱心的身影,由於夫婿林本晃生性低調,對她而言,他除了是愛侶,也是人生中最佳的良師益友。 賴英慧人生中另一個「意外」,就是創辦《台灣日報》,當時因為媒體甚少重視台僑心聲,所以雖然沒有雄厚的財力,她仍支持林本晃的決定,與另外10位董事一同開發屬於台僑一個公正的媒體園地。 但創業維艱,眼看報紙印刷賠錢最厲害,而且印刷品管一直出問題,林對印刷一點也不懂,但看到其它董事太忙,所以決心扛下重擔,一個人「校長兼撞鐘」,盯緊印刷,甚至將休旅車開到印刷廠當「宿舍」,最後印刷步上正軌時,林居功厥偉。 賴英慧嘆氣地說道:「當時很多僑社都說《台灣日報》撐不到半年就玩完。但現在已經第五年了。與太平洋週報,成為台灣鄉親重要資訊管道;僑民都講媒體很重要,但支持不是那麼雄厚,受到不景氣影響,股東滿腔熱血也會有挫折,但理念不會被打敗,所以請鄉親大大伸出援手,實質的支持我們自己的報紙。」 榮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   1998年做創會董事至今,去年6月接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成為眾多台僑社團的大家長,她提及:「再倒退20年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我會做到這個職務,當「董事長」噢;社團太多人能力都比我強,我只是有點雞婆而已。不過,做會館的董事長,最歡喜的是不用付薪水外,大家深具使命感,志同道合,從溝通尋找『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契機,一起出錢出力為台灣做事情。」 台灣會館是台灣僑民的精神堡壘、文化展示及活動場所。但只做為一個會館,是無法滿足大家的需求。所以上任後,她也希望在歷任董事長辛苦耕耘完成許多階段任務下,自己也能有所作為,完成一項歷史任務。 除了年度盛事台灣傳統週的各項活動外,另外,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選在2010年1月初開始宣傳,台灣會館會由台美公民協會等社團為主推廣,將考慮如何動員組織,實質投入協助政府進行普查登記,也會鼓吹台灣移民應在來自何地及種族的項目上,勾【其它】選項,填上「Taiwanese或Taiwan」。 她另一個心願是,有心重建第一代台美人移民奮鬥史,從收集歷史資料開始踏出第一步,她說:「不像猶太人有宗教做後盾,台灣會館是以認同台灣國家為共識,如何與休士頓、洛杉磯、紐約聯線整合共同完成歷史回顧,使我們的第二代知道台灣移民與中國移民不同在哪裡?希望這樣的傳承工作,能抛磚引玉、集思廣益達成。 文/記者林蓮華

許振榮 令人懷念的園丁學者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我的公公許振榮教授去世已經二十載,但我有時在蒔花弄草時,還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他的明志淡泊、終生在學術領域耕耘不懈、生活簡樸如老圃的人生,常帶給我許多啟發。 我剛到美國第一年,住在堪薩斯曼哈坦的夫家。那時,公公在堪薩斯州立 大學擔任數學教授,阿加與弟弟就讀堪大研究所。我等阿加拿學位,一起到外地建立家庭,因此平日除了到學校唸點英文外,就在家幫忙婆婆做家事。 時值初夏,我常倚著房間的窗口,眺望屋後的翠綠景致。那時,我常看到戴著笠帽的公公在後院的盡頭種菜。我不太明白他為什麼要種菜?因為觀念裡,只要上市場,就可買到菜,何必如此辛苦? 但初為人家媳婦,我不便說什麼,只在每天傍晚將他採來交給我的菜或炒或煮,家人則吃得津津有味。每當我們稱讚他的菜又鮮又嫩時,他便露出愉悅的笑容。 我很尊敬他,因為我知道他擔任過台大數學系系主任與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而數學於我,向來難如天書,所以起初我對他是敬畏多於親近。 可是他待我很和氣,事實上,他對任何人都客氣。逐漸地,我開始走到後院去看他的菜圃,發現他的菜畦一??地整齊排列,菜如士兵般一棵棵地挺直站立,不禁心想唸數學的人真富邏輯,連種菜都有條不紊。 他見我去看菜,很仔細地告訴我:這邊是空心菜、韭菜、杏菜,那邊是蕃茄、青椒、茄子,攀在竹架的是長豆、掛在棚上的是苦瓜,爬在地上的是台灣冬瓜與日本南瓜。 「妳看,冬瓜都結果了。」他掀開地上寬闊的綠葉,指著一顆毛茸茸的青綠色小冬瓜給我看,那模樣真可愛。 「苦瓜也結了一些呢。」他接著領我到苦瓜棚前,指點我看黃花蒂後那長得像蚵蚪般的小苦瓜。我開始像數寶似地,細數他的菜園裡一共有多少粒苦瓜?多少顆冬瓜與南瓜? 此後,每天黃昏,我主動地去收割他的菜蔬。日日望著菜園的變化,我逐漸體會目擊生命成長的喜悅。 那時,晚餐是一家五口相聚的時光。我們常一邊吃飯,一邊聊天;餐後喝茶,也吃甜點與水果。總記得餐桌上,公公最愛談的是他的童年、家庭與往事,往往是些不十分光彩的糗事。他講的時候,臉上帶著靦腆的笑,我們則聽得哈哈大笑。 那時,我喊公公婆婆為爸爸媽媽,已經十分地自然。 隔年春天,阿加拿到學位,我們搬到俄亥俄州,建立自己的家庭。買了房子後,我開始在屋前栽花、屋後種菜,園藝成了我與爸爸之間的分享。每次回曼哈坦,爸爸就到他的花圃裡挖些可以移植的花叢,讓我帶回去種。記得其中有一種紅色的秋菊,每年盛開時,豔紅如火,鄰居見了都稱讚。 1980年春,阿加在俄州工作兩年後,應聘到艾荷華州立大學擔任助教授,我們因此搬到艾荷華。艾荷華離堪薩斯近些,我們回曼哈坦的次數也較頻繁;那時我們由帶一個小娃娃回去,變成帶兩個小寶貝同行,爸媽都興奮地等著看孫子。 可是不久,爸爸開始有葉落歸根、回台定居的打算。1981年秋,他拿教授休假年(Sabbaticals leave),以特約講座身分回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年。1982年夏,小叔拿到博士學位,前往德州工作,曼哈坦的老家成了空巢。 然後在那年秋天, 爸媽自台灣返回美國後,爸爸就告訴我們,他準備在堪大再教一學年,即申請自退休,回台灣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 「我回去後,將只靜靜地作研究。」他說:「我不擔任任何行政工作,也不與人爭名位。我想我會和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的。」 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他不僅與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而且備受同儕與晚輩的愛戴。 他於1983年六月偕媽媽回台後,在中央研究院又整整工作了五年,於1988年六月以年屆七十,正式退休。 退休後的第十日,他與媽媽搭機回美國,原本預定要到紐澤西,與我們同住。熟料甫抵西雅圖,他即因腹痛住院就醫,三日後,不幸地因腹膜炎病世,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懷念。 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們陸續做了不少紀念他的事,包括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在1991年六月印行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讓身為家屬的我們既感動又感激。 公公一生為人謙和、正直,終生在學術領域孜孜耕耘,暇時則以種菜種花自娛,堪稱是位令人尊敬的「園丁學者」。 認識公公的人,都會覺得他是一個謙和敦厚的人。 從他講過的許多的小故事中,我覺得他的謙沖厚道實與他成長的過程息息相關。 公公是台北文山人,1918年出生在木柵,先後畢業於台北二中、台北高校與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爾後並獲日本東北大學理學博士。 在他的年代,能享有如此高等教育的,大抵出自名門望族、醫生或富商的家庭,從小倍受大人的呵護,也肩負著家庭的期許,可是他的情況不一樣。 他的父親在木柵市場經營一間雜貨店,在「下湖」〈現今景美女中附近〉擁有一片柑園與房子,娶了三房妻室,生了十多個子女,以治家嚴厲著稱。 在三房妻室中,夾雜在大媽與三媽之間的二媽向以個性善良與好脾氣為人稱道。公公是二媽生的三男三女中的長男,自小承襲母親忍讓的習性,在複雜的大家庭裡默默無聲地長大。 他說,他小時候常隨大媽生的哥哥姐姐們到柑園,幫大人採收橘子。有時趁大人不注意時,快速剝個橘子,塞入口中,覺得汁甜無比,那就是他童年唯一的零食。 一直等到上了木柵公學校,他才因成績優異,引起老師的注意。可是小學畢業後,由於家裡沒有讀書的觀念,他也沒立刻升學。倒是惜才的張水龍老師特別登門造訪,加上同父異母的二哥極力說項,嚴厲的父親才准他去報考老松國小高等科,從此改變他的命運。 他在老松唸了一年高等科,隨即考上人人稱羨的台北二中 (現今的成功中學);在二中僅唸了四年(日制中學是五年畢業),即考上全台唯一的一所高校 ─ 台北高校,從此成為全家人的驕傲,也為弟弟們樹立了勤奮讀書的楷模。 來自農家的公公就讀台北二中與台北高校期間,與其他環境優渥的同學相較,顯得木訥、鄉氣。而日制中學又特別崇尚體育,缺乏運動細胞的他顯得笨手笨腳。在自知不會成為同學眼中明星的情況下,他便一味往自己喜愛的學科鑽研。 他個性憨厚,待人誠懇,功課很好,同學若向他求教,他都樂於幫助,因此求學期間,結交了好幾位終生相知的摯友。 當時由於交通不便,他每天必須清晨五點起床,天不亮即出門,先走四十五分鐘的路到景美車站,搭新店線的小火車到螢橋,然後再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學校。如此從老松、二中到高校,一共走了八年,於是他利用走路時間背誦英文單字或沉思冥想,培養出他日後堅毅與深思的個性,也奠下他良好的英文基礎。 就讀二中期間,他每天上學途中,都會經過牯嶺街的兩家書店,造就他愛逛書店的嗜好。有一天,他在書店裡發現一本《幾何學通論》,愛不忍釋,便買了下來,回家後自己研讀,發現居然能讀懂七、八成,十分興奮,從此對幾何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唸高校時,他有一天在書店裡發現一本《物理概論》,也買了回家研讀,發現自己能讀懂六、七成,因此對物理亦相當熱衷。當時他心想:以後唸大學,若不讀物理,便讀數學。 1938年,他自台北高校畢業,負笈東瀛,報考大學。他先投考東京帝大物理系,結果名落孫山;轉而投考在仙台的東北帝大數學系,幸好金榜題名。就這樣,決定了他未來要走的人生路。 我始終記得他在說這些故事時,臉上帶著的那抹熟悉的、羞赧的笑容。 公公在四十七歲的盛年決定到美國大學教書,據一些親朋的說法,是為了子女的教育所作的「自我犧牲」。 因為他當時擔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即將出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且被威權至極的蔣介石總統邀請為座上客之一,顯然宦途光明,然他卻選擇到美國過著平淡的生活,未免委屈了自己。 我剛到美國時,見他的生活相當簡樸,也有類似的感受。可是與他相處時日益久,這種想法便慢慢地改變。 我住夫家後不久, 便發現他的生活十分規律。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在書房工作好一陣後,便準備上班。七點多,他到廚房吃一碗麥片粥,從冰箱取出午餐袋,通常是一塊三明治與一粒蘋果,放進公事包裡,開始走路到學校授課。 下午五點多,他步行回家,換上老舊的衣裳,到庭院工作好一陣,然後與家人共進晚餐,餐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或看電視。隨後,他又回書房讀書、寫論文。 如此日復一日。他不逛街購物、不外出旅行、不重視衣著、也很少參加社交活動。每逢週末或假日,他若不到湖畔釣魚,便花更多的時間在庭院與書房裡。 我那時想起我在台灣工作時的大老闆,同樣帝大畢業,天天西裝革履,出入有司機恭候,有公務車代步,周遭還有簇擁的人群,不禁覺得公公若在台灣,當能享受更好的待遇。 可是有個週末的下午,他坐在客廳沙發小憩時,怡然自得地對我說:「這樣的日子很好,我可以隨心所欲地作研究,過我喜歡的生活。」 又有一回,他似有感而發地說:「我以前在台灣時,必須每天踩著腳踏車到處教書、兼課,把能作研究的最好歲月都放在為生活奔波上,實在很可惜。」 他有時會請全家到鎮上較好的西餐廳吃飯,記得有一回,我聽他感喟道:「我一生中,就是在堪薩斯的日子最好過。」 我後來在家聽了許多他的人生小故事,逐漸串在一起後,就越來越能體會他說這些話的心情。 公公自1941年大學畢業後,就開始挑起家庭的擔子,此後二十年,手頭不曾寬裕過。 他因為成績優異,大學畢業後得以留在母系擔任副手 (助教的助手)。其時,為了弟弟們的學業,他陸續接兩位胞弟到日本,分別就讀於仙台的第三高校與東北帝大。不久,他又接母親自台灣來與他們同住。隨後,他的一個侄兒也來投靠他們,一家五口賃屋而居。 他們的父親起初按月匯款給他們,可是不久因病去世,家中的接濟便告斷絕。這時,擔任副手的公公沒什麼薪水,便在窪田正彥教授推薦下,到九州大學擔任本部均教授的助手(助教),開始以微薄的薪俸,支付全家的費用。 1943年,他轉任九州大學附屬工專數學副教授,待遇明顯增加,但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本土物質異常匱乏,美軍的轟炸益趨猛烈密集 ,一般人躲避空襲惟恐不及,日子皆在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的緊張氣氛中度過。 日本總算在1945年八月投降,戰爭終於結束,大家紛紛作歸鄉的打算。公公這時先送母親、弟弟與侄兒們回台灣,自己則等到隔年一月才向大學辭職,與九州大學的朋友林渭川先生一起搭船返台。 回到台灣後,他馬上發現老家的家業已為三媽所掌控,家族的其他成員必須自立更生,因此馬上到台大就職。他於1946年一月出任台大工學院圖形幾何講師,半年後轉任台大先修班副教授,隔年受聘為台大數學系副教授,並於1953年升任正教授。此後直到1965年赴堪薩斯為止,他在台大一共服務了二十年。 台灣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政治動盪,社會紊亂,民生凋敝,物價一日數漲,政府甚至後來強制人民以四萬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生活之困頓,可想而知。 這時的公公已經結婚,並育有一女,婆婆即是化學系的林渭川教授的胞妹。根據婆婆的描述,公公那時要同時負擔一家生計與照顧弟弟們,因此除了在台大教書外,還得到師大、延平等其他學院兼課。 但儘管生活負擔沉重,公公仍念念不忘作學問。他在大學畢業的第一年,即在窪田教授指導下,在《東北數學》期刊發表了生平第一篇論文,此後即以不斷發表論文為作自我期許。 他的第一篇英文論文於1949年在國際性的《數學年刊》刊出,引起台灣學界的重視。也因此,台大校長傅斯年先生在甄選公費赴美進修的學者時,將他列為首批出國的三名學者之一。 公公在1950年正月抵達芝加哥大學,追隨 陳省身 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理論的研究。在芝大一年半,他的收穫甚豐,並且深深期待能多留一年,以便拿到博士學位。 可惜天不從人願,其時台大數學系的師資奇缺,新任的台大校長錢思亮先生頻頻寫信催他返國,他只得抱著心裡的遺憾,於1951年八月回到台灣。 回國後的他在台大的教學負荷相當吃重,因為那時系裡的另一教授施拱星先生已經赴美深造,直至1954年後方歸。據說那些年,公公幾乎包辦了系裡的代數與高等幾何課程,而數學又是許多理工學生的必修課,所以那些年,不少台大理工科的學生都修過他的課。 早年的台大數學系以要求嚴格著名。記得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唐山先生有次在華府私下談話中表示,他當年考進台大,本是數學系的學生,因為第一年就被修理得「頭?金金」,隔年趕緊轉到物理系去。 公公曾就此解釋說,當年要求學生嚴格,係應系主任沈璿先生的要求。他說,沈先生畢業於日本最好的東京帝國大學,受過相當嚴謹的訓練,所以認為要求高,學生才會學得好。他個人則認為培養研究風氣,更有助於提高學術水準。 但也因為教授要求嚴格,學生素質又高,台大數學系確實造就出許多優秀的人才。不少台大數學系的學生畢業後出國,數年後,即一個個地在美國的名校拿到博士學位,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這種情況更堅定公公要再度出 國拿 博士學位的決心。 他終於在1959年向台大申請留職停薪,回日本東北大學母校,追隨早年的恩師暨其時的東北大學數學系主任佐佐木重夫教授,從事現代微分幾何的研究。這一年對他與家人來說,實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由於停薪,全家的經濟面臨重大的壓力。雪上添霜的是嚴冬時,他在冰天雪地的仙台跌了一跤,造成骨折,住院開刀後,整整躺了六星期。但他的毅力驚人,在那一年裡,居然完成七篇論文。然後,他在1962年二月拿到理學博士學位,一遂多年的心願。 拿到博士學位後的公公,生涯似乎更加開闊。他於1962年秋赴加州柏克萊大學任助理研究員,再度隨 陳省身 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的研究。在柏克萊期間,他與後來出任堪薩斯州立大學數學系系主任的席格 (Singer) 先生同事,因而奠下日後赴堪大教書的緣份。 1963年,公公自柏克萊大學返台後不久,即代理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並於隔年出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同時繼續兼任中研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 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欲聘他前往香港教書,中央研究院有意請他任數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則寄給他數學教授的聘書。結果,他選擇到堪大執教。爾後十八年,他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過著寧靜的教書與研究生活。 他生性內向含蓄,喜愛安靜與沉思,看來似乎對行政首長職位毫無戀棧。他過去的生活常為維持一家溫飽而汲汲營營,自己除了讀書、教書、研究與寫論文外,可說沒什麼娛樂。到了堪薩斯,他學會「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自然。暇時到湖畔垂釣、或在自家庭院種菜種花,成了他的最大消遣。 他的三個孩子皆就讀曼哈坦公立高中、堪薩斯州立大學與研究所,使他無需為孩子的學費操心,難怪他會說在堪薩斯的日子,可說是他成年後,首次不需要為生活操心的歲月。 公公在六十五歲時葉落歸根,回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決定。 他是一個相當重視親情與鄉情的人,但在年輕時,為了追求生涯的進步,不得不數度離鄉背井,遠赴國外深造。   1950年,他首度赴美國研習時,太太剛懷第二個孩子。等他在隔年八月回台時,兒子已滿週歲。   公公說:「阿加小時候的眼睛烏溜溜,非常可愛。可是我一伸手要抱他,他便哇哇大哭,還怕生地把頭別過去。」 這話道出了一個年輕父親的無奈,也難怪他後來那麼喜歡抱阿孫。1983年三月,爸媽回台定居前,我帶著一對稚齡的子女回去,與他們相聚一個月。那時,爸爸特別喜愛抱七個月大的阿智。 他抱阿孫時,嘴角都溢滿了笑。阿智又很乖,總朝阿公笑,還常在他懷裡睡著。所以公公後來寫了一張獎狀給他,內容說:「許智恒,出生七個月,不哭不鬧,一天到晚笑瞇瞇,是我所知的第一好孩子,特此頒發獎狀。祖父許振榮上,1983年3月27日。」充分流露出他的感情與赤子之心。 阿加回憶說,他小時患小兒哮喘,每逢病發,便難過得無法入眠。那時,爸爸就整夜背著他,在客廳裡來回踱著步,讓他趴在他的肩背上睡?。 也記得童年時,父親常帶他到台大校園玩。有一回,爸爸帶他在台大數學館前的埤 (也就是現在的人工湖) 旁看小魚和蚵蚪時,不小心,掉落了手錶,只好跳入埤內,在泥沼裡摸撈。最後,手錶找到了,但爸爸卻是一身濕漉漉地牽著他的手回家。 他又說,唸小學時,每逢期考過後,爸爸總帶著孩子們到圓環吃肉羹、肉丸或筒仔米糕、蚵仔麵線,作為慰勞,那是他們最感興奮的時刻。 阿加在小學五、六年級時,父親到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他唸初中時,父親到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成長中的孩子帶點叛逆,也愛新潮,喜歡穿花格子襯衫、唱西洋熱門歌曲、也想學彈吉他,在保守的六十年代,這些便被大人視成可能變壞的傾向。 於是當公公有所選擇時,便帶著家人同赴美國,在堪薩斯一起生活。然後,他目睹三個孩子順利成長,女兒找到好的歸宿,兒子們相繼拿到博士學位,展翅高飛後,便開始規劃自己的最後生涯。 他雖然不善應酬,但他的人際關係卻常深厚而且久遠。他待人向來客氣,無論對師長、同事或學生、晚輩,一律尊稱「先生」。在居家談話中,我們如果聽到他提「沈先生」,知道是指前台大數學系主任沈璿先生;「施先生」是指他的老同事施拱星教授;「姚先生」是指他早期的學生、後來與他合著《幾何學》大學用書的姚景星教授;「霍樣(先生)」是指台大數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在底特律的偉恩大學執教的霍崇熙教授。 其他還有多位「先生」,我不甚熟悉,但他們那種師生之間互相客氣、尊重、亦師亦友的情誼,十分奇妙。也因此,公公雖然在美國教書十八年,與台灣的學界仍保有密切的聯繫。所以他在1983年自堪薩斯州大退休時,中央研究院立刻禮聘他為編制內的研究員。 而他在最後服務中央研究院的那五年,不僅依舊陸續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幾篇英文論文,還與呂素齡教授合寫了十篇中文論文,在《數學傳播季刊》上發表。此外,自己又寫了一本《幾何論叢》的書,其著作之豐,實令後輩瞠乎其後。 1988年六月,他與施拱星教授同時年屆七十退休。兩人作育英才大半生,桃李滿天下,其中許多皆是當今傑出的數學家。他們於是相約回台,在台大母系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數學論文發表會,紀念兩位老教授的榮退。 那三天的論文發表會舉辦得非常成功,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公公在第三天感到嚴重腹痛,無法出席當天的行程,連當晚的頒獎晚會,都由婆婆代為出席、領獎。 論文發表會後第十日,他與婆婆搭機返回美國,原預定要到紐澤西我們家,享受一下含飴弄孫之樂。熟料甫抵西雅圖,公公即因身體不適,入院就醫。更不幸的是三日後,他竟因腹膜炎溘然長逝,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思念。 公公去世後,1983年夏季出版的《數學傳播》期刊刊出一篇長達七頁、由中央研究院的劉豐哲博士與呂素齡教授合寫的《許振榮先生訪問記》,對公公的生平作了一個非常詳盡的介紹。 他去世一年後,台大數學系教授賴東昇先生等人發起成立一個《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定期在台大舉辦國際數學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傑出數學家蒞臨演講。 他去世三年後的1991年六月,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出版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將公公一生發表過的近百篇英、日文論文彙集成冊,予以付梓。事實上,公公的著作非常專業,身為家屬的我們根本無緣置喙,所有的論文皆由他的學生們予以搜集、整理,並予校對。 書裡有一篇長達七頁介紹公公生平事蹟的英文文稿,由普林斯頓大學的項武義教授與底特律偉恩大學的霍崇熙教授合寫,相當細膩感人。其中一些細節與小故事,我們也是在讀了文章之後,方才獲悉。 公公去世十二年後的2000年三月,婆婆在台灣過八十生日。我們在壽筵中很驚訝地發現居然有二十多位賓客來自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與台大數學系。他們還帶來一幅台灣前輩畫家楊啟東先生親自作的油畫,為婆婆慶生,畫面就是台大數學館前的湖畔風景。 我們稍後才知道原來這幅畫的背後還有個故事。根據台大數學系楊維哲教授的敘述,他先向同期同學與系、所同仁募款,說要紀念許教授,請他的父親楊啟東先生特別作一幅畫,送給婆婆,作為生日禮物。然後在楊啟東先生作畫完畢後,他要求他的父親捐畫,再將同學、同仁合資購畫的款額悉數捐給紀念公公的《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 這真是個溫馨的小故事,我們聽了,都很感動。在未認識公公之前,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覺得唸數學的人很有理性,也很嚴謹嚴肅。後來由於公公的關係,我才逐漸體會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竟是如此地濃郁深厚。 我從不瞭解公公的著作,也無法窺探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對他的記憶,僅基於家居的相處。我從他那裡學到園藝的樂趣,他也在1983年回台定居之前,把他所有的農具,包括一台他過去常用、我現在也仍在用的小推土車,全給了我。 隨著年歲愈長,經歷的事情愈多,我在弄土養花之際,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覺得他看似平淡的人生,實則蘊藏著無限的智慧。事實上,在滾滾紅塵裡,自甘情願地選擇過平淡的日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一生掌握最基本的人生方向與處世原則,其他一切盡量簡單化,然後誠誠實實地為人、認認真真地教書、孜孜不懈地作研究,一步一腳印地朝有意義的人生目標前進。 他待人誠懇、敦厚、正直,不與人爭,確實做到「君子溫、良、恭、儉、讓」。他終生如老圃般,辛勤不倦地在學術的領域不斷地耕耘,實是個可敬又可愛的園丁學者。 楊遠薰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李茂玄

出生在苗栗客家莊家庭的公廣集團駐南加特派員李茂玄,人生曾經轉過不少個灣。曾經擔任藥廠行政經理、台灣正杏公司董事長及實驗劇場音樂總監,卻在年過50跳入新聞工作的行列,為的就是實踐他的理念。 對於李茂玄而言,「你富由你富、你貴由你貴」「山高不愛白雲飛,水急不流灘底月!」如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讓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是他人生的目標。 看透台灣司法黑暗 大學時代,李茂玄加入中國比較法學會(今台灣法學會前身)台北法律服務中心,並於1973年至1975年以最高票獲選比較法學會台北法律服務中心學生律師會主席。台北法律服務中心的宗旨主要是協助貧窮的民眾打官司;這段時間讓李茂玄體會到當時「台灣司法的黑暗」和「法官的惡行惡狀」。 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李茂玄思想的轉捩點,高中就讀建國中學曾經因為「保釣事件」而義憤填膺,在加入比較法學會後正式與白色恐怖面對面接觸,了解到自己以前深受國民黨洗腦。當時的比較法學會的同事包括律師會主席姚嘉文、律師林義雄、謝長廷、陳水扁等,這些律師都是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要角,比較法學會儼然是當時民主運動的培養皿。 也因此,身為比較法學會成員之一的李茂玄也受到當時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從1973年起,情治人員便不斷到李茂玄家中進行「關切」,此關切令李茂玄曾經歷228事件的父母非常憂慮。在理想和孝順不能兩全下,李茂玄於是退出台北法律服務中心。1979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比較法學會許多同事淪為政治犯,李茂玄為此常痛心疾首,感覺自己成為「民主革命逃兵」。 從小夢想學音樂 走進李茂玄在鑽石吧的家,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樂器;鋼琴、薩克斯風、鼓等各種樂器一應俱全,讓人嘆為觀止。 從小熱愛音樂的李茂玄,夢想是走音樂的路。然而在父母的壓力下,建中的李茂玄不得不以決定選填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法律系為第一志願,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學院同時擁有音樂系和法律系,可以選擇音樂系當輔系。 浪漫的他還以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皆為從法律轉音樂而做為人生的榜樣。以建中高材生的身份,卻以文化學院為第一志願,在當時令許多親友感到訝異而不解。父母的失望是隱忍而不忍顯現的,李茂玄從此徬惶中奔向「山中無歲月,迷濛見樂音」的未來。 對於李茂玄而言,「在我心裡,音樂系才是我的第一志願,法律系是我的輔系。」特別熱愛合唱音樂的李茂玄在大學時代更籌組法律系合唱團,出任指揮,帶領系上合唱團拿下連續四年的合唱比賽冠軍。 1968年受到「蘇聯紅軍合唱團」的影響,李茂玄夢想組成一個純男聲合唱團,於是與建中學弟陳農瑞於1971年計劃籌組一個以建中校友為主體的合唱團,不料後來北一女校友會魏筱玉與張經倫得知也表示希望參加,於是成立台大建中、北一女校友合唱團,後改名「青合唱團」,吸收各大學院校及社會上愛好音樂之建中、北一女校友;青合唱團發展至今即將屆滿35年,已成為台灣最健全的青年合唱團組織。 進入社會後,李茂玄仍不忘情於合唱音樂,除了一週五天白天在美商 Eli Lilly藥廠上班以外,週一至週六晚間總共擔任六個合唱團的音樂教學工作。「合唱團才是我真的工作!」也由於以前當時在陽明醫學院合唱團的音樂教學,讓他因緣際會認識當時正在榮總醫院工作的學生張冰茹醫師,不久終於「抱得美人歸」。 帶女兒來美國 當時正逢台灣許多藥廠申請欲申請衛生署GMP(優良藥品憑證),在美商藥廠工作多年,任職行政經理的李茂玄,發現藥廠包裝安全的漏洞;因此決定自組顧問公司,以 GPM4GMP為公司標誌輔導台灣各藥廠進行因衛生署GMP標章的疏失而造成安全上的漏洞,因此深受藥界尊重並受衛生署聘為 GMP 有關 Packaging Security 的顧問講師,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此間並跨足經營電影院,以一嘗音樂與影視的豐富世界。 然而在1997年,在台大醫院任職主治醫師並剛申請到美國哈佛、霍普金森醫學獎學金的老婆張冰茹因病撒手人寰,留下李茂玄和一個10歲的孤女。由於妻子生前一直希望能帶女兒到美國受教育,為了達成這「愛的遺願」,李茂玄決定就此放棄在台穩定的事業,告別年邁的雙親,帶著女兒前來美國升學,因建中同窗許正龍的介紹下來到洛杉磯落腳。 在洛杉磯一晃十年,李茂玄一開始仍是在藥廠工作。但有感自己對世事有如隔岸觀火,長期痛恨台灣電子媒體嗜血抹黑的李茂玄,決定跳下來參加新聞採訪工作。2004年辭去藥廠的工作,接受華視的邀約全心投入新聞採訪工作。 大學時期就對攝影有濃厚的興趣,學習使用Super 8攝影機,並開拍實驗電影。學習攝影「主要是希望能達成影像和音樂的結合」,把「音樂電影化」,1978年並利用閒暇時參加華視錄影班的正規訓練,學習線性剪接。來美之後仍不忘情攝影,先後至好萊塢學習特效化妝和彩妝,及參加非線性剪接等相關課程。在鑽石吧的家中更建立起全套的攝影棚,鑽研攝影技術。 雖然只是扛機器跑僑社新聞的基層記者,「鏡頭越用越小,視野越來越寬廣。」不再有藥廠的高薪收入,薪水常入不敷出,李茂玄卻覺得甘之如飴,希望以新聞真相服務僑民,以作為一個新台灣的新聞人為傲。企劃廣播電台成立 2006年,李茂玄在台灣日報大登廣告,表示願意幫大洛杉磯台灣社團錄影、發表論述,並將錄影帶上網。在聖東同鄉會的鄉親積極參與下,支持台灣主題政治論述的「北美番薯園」網路電視台隨後成立。 「台灣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但由於文化或所受教育的關係,常常不知如何或不願意公開表達理念!」李茂玄表示,他的構想是希望成立一個網路平台,讓此間台灣社團的政治論述能傳播出去。 最近,李茂玄積極企劃廣播電臺的成立。熟悉新聞製作,及在洛杉磯美國生活電台主持「台僑心聲」及兩個音樂節目的李茂玄熟悉廣播電台的運作,跨足電視及廣播兩棲的他認為數位化副頻廣播電台是相對低成本高效益的媒體。 「偌大的洛杉磯竟然沒有一個支持民主、自由、反共的華人電台」,廣播電台的時效性及結合時事、資訊及評論的功能也可以補報紙媒體的不足並相輔相成。「台灣人需要台灣的聲音!」「希望洛杉磯的天空也能夠有台僑的聲音!」李茂玄也將在12月8日,假台灣會館籌畫台僑社區的第一個「論述賞味會」,並啟動論述精英回國助選活動。 繼「台灣節日重議」、「台灣去漢化主張」,李茂玄從音樂的愛好轉為對台灣政治的關懷,以乃木將軍為崇拜偶像的他希望發揮毅力,「以乃木將軍的精神,發揚台灣魂」,盡身為台僑該做的努力。FAPA 會員的他,正努力的一步步走向仍屬年輕的未來。 文/記者劉孟儒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黃茂清

黃茂清律師在洛杉磯執業多年,是僑社名聲顯著的律師。他出生於台南市,在該地完成小學及初中教育。高中畢業於岡山中學,後考取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憶起那段青蔥歲月,黃茂清很難忘懷在馬祖服兵役的時光。1963年他被分發到馬祖高登島。那裡號稱最前線,可以目視對岸活動,島上沒有老百姓居住,三不五時還有「匪軍」上岸摸哨,有些充員兵常常莫名其妙就不見了,每星期都會發生一兩起。兩岸互射宣傳彈,但是雙方卻有單日我射,雙日對方射的不成文規定。 在馬祖時,發生了一件令黃茂清難以忘懷的事情。當時他是少尉行政官,掌管糧草以及資源事宜。輔導長對他很好,認為這個年輕人在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不太適宜,於是將他調到馬祖北竿。有一天他去另一個村莊找同學後趕著回營區,走在路上突然一顆宣傳彈就在他的面前爆開。「當時真是只差一步的距離,我就死在當場」,這可能是他的一個劫數,幸好逃過。另一個黃茂清生命中的坎苛發生在他小時候,他曾罹患霍亂,病了一兩個月才撿回一條命。 退伍後,黃茂清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岡山某中學任教,可是他志不在此,一年多後就考上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前身)記者一職。 台北是全國政經中樞,他知道在那裡才能有更好的發展,因此北上打拼一直是黃茂清堅持的目標。 身為法律人,黃茂清對自己的人生規劃非常明確,記者一職,僅只是邁向人生中另一個境界的墊腳石。他的努力不懈終於讓他在1966年如願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與此同時,他也通過激烈的中央信託局特考,成為信託局員工。如此過著忙忙碌碌、又上班又上課的日子,1969年他終於取得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 1970年黃茂清完成他的人生大事,他結婚了。婚後三個月,他放棄在台灣一片大好的局面,攜妻來美留學。對自己放棄信託局的「金飯碗」,家裡長輩頗不以為然。信託局屬國家行局,薪水高,福利好。黃茂清笑說,如果當初不離職,光18%就賺翻了。可是轉念一想,人如果無法放棄眼前的成果,就難有新的追求。所謂有捨才有得,就是這個道理。 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是黃茂清來美深造的學校。華盛頓大學的美式足球隊名聞遐邇,其他在醫學,人文科學方面的領域也不遑多讓。西雅圖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它有湖、有海、有山。從1970年到1975年,黃茂清在那裡取得比較法學博士Ph. D的學位。黃茂清解釋道,所謂Ph. D是指修習一定學分後,還要繳交一篇論文,經過五位教授考試,確認精通本科後方才授予,與JD僅只是修習學分並無論文要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黃茂清的博士論文以「貨櫃化對運輸的影響」為主題,闡述跨海運送貨物,裝箱後以貨櫃方式運送,抵達後無須拆箱,隨即以火車或汽車等陸運方式放射性轉運出去所造成的影響。這與黃茂清當初在中央信託局掌管的產物保險雖無絕對性關係,但多少有些相關。 取得博士學位後,黃茂清有意返台教書,一向很照顧他的Henderson教授建議,應該要有實務經驗,要更全面瞭解美國的司法運作,才能做個好老師。於是Henderson教授介紹黃茂清到舊金山他曾經任職過的律師事務所Graham & James上班。那是一家擁有300多名律師,在美西數一數二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黃茂清進去後,看到Graham & James裡那些年輕的律師同事們一個個意氣風發,自己的鬥志也油然而發,心想或許可以闖闖看,做個美國律師也不錯。 雖然心念已動,黃茂清還是遵循自己設定的目標,一年多過後就返台到母校東吳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教導法律研究所學生,兼帶法學院一些課程。他當時教授五門科目,雖然繁忙,然而五門課程當中有四門都是美國法律,這也是為什麼黃茂清雖然離開美國兩年,卻在返美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一試過關。教學相長,此之謂也。 為何會起心動念,返美參加律師考試?黃茂清說好勝心使然。回想起當年在Graham & James律師事務所時,不但待遇好,社會地位高,每每公司開派對,同事個個西裝筆挺,燕尾服、香檳、雞尾酒、跳舞,讓人不由得燃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慨。 返美後,黃茂清到一個古巴裔律師開設的律師事務所上班。該律師事務所號稱General Practice,意思就是不管是移民、商業、家庭案件,所有案件都接。結果律師自己挑好做的做,把難的麻煩的推給黃茂清。本著「勸和不勸離」的固有觀念,有一次黃茂清對來辦離婚的當事人勸了幾句,不料被老闆知悉,老闆很不高興,跟黃茂清說︰「David,我的生意要被你搞砸了,下月起,你自求多福吧!」 1979年,黃茂清決定自行開業,當年他是第一個開律師事務所的台灣人律師。 回顧生命中的數次轉折,身為基督徒的黃茂清充滿感恩。黃茂清表示,他自認並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每次生命中出現轉折時,總會有另一條道路展現在他的面前,讓他順利度過。這麼多的機運,只能說是上帝的恩典。 身為第一個自行開業的台灣人律師,黃茂清頓時熱門起來。許多台美人社團及團體紛至沓來,尋求法律協助。這些團體包括台灣會館、台美商會、柑縣台美商會、華商會、長輩會、蓬萊長青會以及校友會、教會等等。黃茂清大部分給予義務協助,只有少數部分收取工本費。 1994年,黃茂清號召十餘名台灣人律師成立「台美律師協會」。此乃由於1982年美國新移民法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台灣每年擁有二萬個移民名額。之後的十年內,台灣移民蜂擁而至。移民進來後相關的身份問題、開店營生、買房置產,各方面都需要法律協助。 為了擴大服務層面,黃茂清於1985年寫了一本「美國最新移民與實務」的書,暢銷海內外,更大範圍的打開他的知名度,演講、寫稿邀約不斷。1988年,鑒於自己年紀漸大,客戶年齡層也愈見提高,黃茂清將自己的工作重心漸漸轉移到生前信託與遺產繼承方面,又出了一本「生前信託」,同樣也獲得不俗的反響。 目前黃茂清在事業上處於「半退休」狀態。他解釋說,所謂半退休就是接案在精不在多,只專心做信託與遺產繼承。目前他的兩個律師女兒也都在事務所幫忙,她們也是只接受這類案件。黃茂清說,主要是因為孫子都還小,如此女兒們就可以兼顧家庭與事業。 如何讓小孩心甘情願留在身邊工作?黃茂清說有秘訣︰老婆大人成天在女兒面前念叨,千萬不要當律師,忙得要死還有很多社團會來找你當義工,推都推不掉等等。小孩都有叛逆心態, 聽到老媽這樣說,以為你看不起她,偏要做給你看,就成啦!黃茂清說,其實老婆是真心希望孩子們能跟老爸走同一條路,這樣,父母子女更有共同話題, 親子關係更加親密。 談到另一半,黃茂清夫妻的恩愛有目共睹。黃茂清說愛她才要娶她,娶她就要負責,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老伴是很重要的。 黃太太出生於山東青島,父親是老蔣時代的公務員,家裡又是地主,因此共產黨來了就只能逃難。一路南逃,到了台灣,是典型的外省人。難得的是,黃太太卻有很強的台獨思想。為何會如此?黃茂清指出這是由生活體驗堆砌出來的。想當年,黃茂清申請出國留學時,曾遭到否決。官方的理由是既然已經在台大拿到碩士,幹嘛還要出去再念碩士。黃茂清情急之下轉請自己教授幫忙,打了一個電話後,馬上就准了。黃太太當時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反觀台灣人民,樸實正直,值得欣賞。當然,黃茂清笑著說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在華大念書時,黃茂清只拿到一年的福特獎學金,其餘年度只有免學費,太太也要去打工賺生活費。苦哈哈的兩人若稍有餘錢,就把錢藏在地毯下,號稱是他們的銀行。現在回想起在華大那些年,他們卻認為是一段最快樂甜蜜的時光。因為當時生活雖然不富裕,可是有追求的目標、有憧憬,人生充滿希望。 黃茂清兩個女兒均已結婚,女婿都很成才,兩個女兒各有兩個孩子。談到四個孫兒,黃茂清笑逐顏開。黃茂清說,人生苦短,60, 70年的歲月轉眼即過,在有生之年,有幸看到自己下一代,看到自己生命的傳承,實在是很幸運的事情。 回想自己的生命歷程,起起伏伏,轉折多變。黃茂清強調,在該當做出選擇時,就要下決定,旁人的意見聽聽就好,因為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問題和需要。決定之後,就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就沒有遺憾了。黃茂清說,他最幸運的就是太太永遠支持他的決定,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對於美國的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雖然他沒有投票給川普,但是他的當選已成事實,我們不能只是看衰他而已。借歐巴馬的話說,「川普的成功,就是美國的成功」。只是若川普仍然堅持保護主義,走孤立路線,將違反美國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美國以及世界都很不利。諸如他對回教國家的種族限制,墨西哥築牆之舉,都是排斥舉措,川普要了解,世界應該是共存共榮的合作關係,要求所有企業回歸美國,是違反常理的行為。 黃茂清語重心長的表示,由川普的這些行為來看,台灣要注意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台灣的將來只能靠自己,美國並不可靠。就像川普要求日韓增加軍費,台灣當然也不會例外。可見,自助方能人助,靠人扶起來是不可能的。 談到台灣政治局勢,黃茂清表示,小英上任以來,國內台獨大老以及外國媒體屢傳批評聲浪,然而只要小英政府按照競選諾言在進行改革與建設,大家就不要操之過急,應該再給她一段時間。例如司法改革,她已經召集成員,正式啟動;例如經濟南向政策,必須要看國際局勢,適時調整方向與政策。這些都是需要時間體現成果。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人民太過急躁,徒然製造紛擾而已。 另外,黃茂清也期待蔡英文總統能再硬氣一點,有些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勇往直前去做,無須召開甚麼公聽會,浪費時間。但是政府的政策則需要讓人民了解,因此保持與人民的對話與溝通很重要,這才是全民之福。 黃茂清最後強調,他自1983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一直遵循著基督教兩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是謙卑,不管你有多利害,態度上都要謙卑,而且要認知這是上帝賜予的恩典。第二是博愛,要正視別人的痛苦。黃茂清以自己為例,當年在華大讀書時,曾到餐廳當服務生,有一個客人,給了他一份很大的小費,70年代的20元不是小錢,他非常高興,老婆也很快樂。鑒於此,他現在到餐廳用餐,給小費從不吝嗇,這也是一種將心比心吧!人生在世,無法預知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災難和痛苦,因此如果有信仰,就可以將感情交託給這個無形的力量,上帝會給予幫助。 對自己的一生,黃茂清懷抱感恩的心,他表示,自己無論在求學或事業上,碰到的人都對他很好,人生圓滿,萬事如意,感謝主! (文字整理:Edda)

楊淑卿與黃再添 奮戰的唐吉訶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淑卿與黃再添結婚後許多年,都是楊淑卿出去工作維持家計,黃再添全心從事他的最愛-台灣人運動。楊淑卿說:「如果說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是不務正業」。黃再添說:「妳的丈夫並非好吃懶做,相反地,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只是做的是沒有收入的台灣人運動。」他又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妳的丈夫能夠全心全意對抗國民黨。」 這是他們婚姻的起點,也是往後人生的價值觀。過去二、三十年,滿懷改革熱忱的黃再添像一個奮戰的唐吉訶德,從「台灣獨立聯盟」、「台灣革命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到現在的「民進黨美東黨部」,始終孜孜不倦地與同志們從事各種台灣人運動,好在不同於唐吉訶德的是他有一個阿卿與他同行,也親眼看到了台灣民主的果實。 相識在明州 他們在天寒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相識,基於關懷貧窮學生的愛心,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結合在一起。楊淑卿是台北市人,從台北市女中、一女中、台大動物系,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唸書一帆風順。她說,大學時,由於基礎科學的課程很重,每天勤於啃書,對所謂「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之類的事,都一無所知。生活裡,也因為一直住在台北市,對其他的地方都不熟悉。 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 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全名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陳瑞珠 母女三代情

因為「重男輕女」的保守傳統觀念,生在富豪之家的陳瑞珠曾被時代所犧牲, 歲月的洗練,如今,她驕傲欣慰地說:「我的一個女兒抵得過十個兒子!.」 在台灣說起「青果大王」陳查某,相信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位在業界「話水會堅凍」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雖然為人低調,當年其家產比金控公司還豐厚是台灣五大富豪,聲名響叮噹,身為他的女兒,排行老三的陳瑞珠,自小便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長得像爸爸,漂亮可愛,更是爸爸的心肝寶貝,全家的掌上明珠。 雖然從小就是嬌嬌女,但初識陳瑞珠不但不會感受她的驕氣,反而還會被她的溫婉柔雅所吸引,聽她緩緩道來自己身世,如沐春風,時而驚嘆,時而感傷,人生如夢,再多的曲折起伏,在她身上看到唯一不變的氣質是堅強再堅強!. 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 陳瑞珠,生於台北市,家中有5個兄弟姐妹,3男2女,生在日據時代,父親當時已崛起成為一位殷實商人,幼年時隨父親做生意,全家到處奔波,3歲時全家還隨爸爸從台灣運柑橘到中國住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但水土不服常生病,媽媽決定把孩子全帶回台灣。印象中爸爸早出晚歸很上碰到面,但出國時常會買小禮物,爸爸脾氣很好,又特別寵愛她,雖然有佣人伺候,但因為小時體弱多病,受媽媽照顧特別多,從小就依賴媽媽。 記得終戰後,小學畢業上初中,當時同學帶的全是蕃薯簽、菜脯蘿蔔乾,媽媽擔心她生病所以每天幫她帶雞鴨魚肉,結果吃中飯時,同學最愛與她換便當吃,她不會自恃家中有錢,與同學仍是平起平坐就像普通人家一樣,不過體弱地她在操場上暈倒時,大家都爭相扶她要陪她回家,因為那年代接她的家用三輪車是上海特製訂作的,也許好運點還可以陪著她坐轎車回家呢。 因為家中與日本青果社淵源,高一陳瑞珠就離鄉背井被送到日本讀書,學了一口流利日語,畢業後回到台灣就讀登利美安洋裁學校(實踐家專前身) ,堅持搭巴士去上學,因為與台灣大學同一路線,加上在社團蠻活躍,正準備享受青春年華時, 沒多久卻紛紛有人來提親,原來都是在巴士被人看上的,不過當媒婆打聽清楚她的家世後,許多人識相的打退堂鼓,但仍有兩家旺族是極力爭取。 父母見多識廣原本中意的那一家,卻因為陳瑞珠拗扭,吵著抗議婚姻大事怎麼可以都不問當事人就隨便答應,結果她硬是執意要嫁給另一戶人家,以顯示獨立自主權;1953年,19歲,還來不及成熟,她就這樣被嫁進保守傳統封建的大戶人家。 放棄家產換取自由身 陳瑞珠與大她9歲的丈夫,和夫家全家人一起住在大棟的豪宅,小姑小叔有的年齡都比她還大,陳瑞珠才意識到嫁得太早,不過受到媽媽賢妻良母的薰陶,她也一心一意想做個好媳婦,陳瑞珠30歲之前就像天之嬌女,美麗摩登,在上流社會中就像顆閃亮的明珠,不但與其他名媛出入國際社交場合,十分出色,回家又能洗手做羹湯服伺家人,所以當時許多有錢權貴視她為模範,對她另眼相看。 生了女兒後,初為人母的喜悅維持沒多久,就發現丈夫以她沒有生兒子的藉口在外拈花惹草,丈夫外遇是她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她日日心痛如絞,60年代初仍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生兒子傳宗接代才是大事,男人在外有小公館是司空見慣,許多人都勸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忍耐。 不願被傳統女性宿命所捆綁,當她決定以離婚來結束自己選擇的婚姻時,娘家以有辱門風嚴加反對,疼她的夫家也動之以情,但做為丈夫的卻告訴她,要離婚可以,但她的家產要給他,陳瑞珠對於這樣的條件更是心灰意冷,寧肯放棄父母給她的產業,以換取自由身,帶著獨生女出來自力更生。 60年代台灣的封閉保守,陳瑞珠天真地想自己創業,但週遭的好友刻意與她疏遠,她出去談生意,蜚短流長傳到她女兒學校,害女兒被同學奚落,她才發現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年輕美麗的離婚婦人,尤其無情的社會壓力是不會給一位失婚女性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陳瑞珠為了保護女兒,決定遠走他鄉,在飛機載離自己故鄉時,她一想到離婚後終於嚐到世態炎涼,想到疼愛她的母親在她婚姻觸礁時,每天早上打電話噓寒問暖,讓她感受到無限地母愛,母親後來也答應她離婚,但卻不幸病故,自此失去依怙,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難以壓抑。 五星級餐廳轉虧為盈 雖然父親和哥哥都希望她回家乖乖待著,但有著新女性主義思想的陳瑞珠因為自尊心和骨氣,也為了希望女兒能受到開明教育,決定有違父命不取家中分文出外闖蕩;從巴西取道把女兒送去美國芝加哥四姑處寄讀,因不想分離太遠,她決定去紐約從頭開始,帶著所有積蓄7萬元,經朋友介紹認識曼哈頓的彭園湘菜餐廳,當時大廚是彭長貴在台灣上流餐宴爭取聘請的主廚。 為了辦身份投資,老板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管事,但可以與員工吃飯,當時她為了吃一口飯眼淚只能往肚裡吞,後來收銀員離職,好不容易給她一份工, 別人是一千元薪水,但她一個月只能拿4百元, 她必需幫客人掛大衣及帽子,冬天時掛到手都腫了。有一天碰到爸爸的朋友及朋友來餐廳用餐,他們根不敢相信千金大小姐竟然在做侍者,她只好辭了工作,跑到水牛城工作。 1970年代,當時彭園是位於曼哈頓的五星級中國餐館,光是租金就要2萬元,來的全是政商名流,之前老板經營不善又欠了債,陳瑞珠沒多久就接到餐館通知書說要破產了,身份還沒辦出來,也捨不得之前的投資,她決定將所有積蓄加上向朋友調頭寸全部押上去,孤注一擲地把彭園給買回來。 不過大廚們嚴禁女老闆進廚房,而且大廚要自己訂菥水,為了留下主廚,陳瑞珠咬著牙答應,他們給老闆訂薪水600元,還是總經理為她加薪到1千元才敲板;陳瑞珠第一次做老闆,因為沒學過會計,所以面對每天那麼多帳目,幾乎是以淚洗面,幸虧台灣一位鄉親利用下班教她,在事必躬親及流利的日語,吸引大批日本高級廠商捧場,天天高朋滿座,餐廳竟然一年後奇蹟似地轉虧為盈。 到底是虎父無犬女,陳瑞珠在破斧沉舟背水一戰後,竟然展現了她商業的長才, 一年後,大廚終於牽著她的手邀請她去參觀廚房,後來她也終於明白主廚的用心, 因為餐館食材全是用最頂尖的食材,只用最好的一塊其它得廢棄,深怕節省的女老闆碎碎唸會破壞他們的規矩; 陳瑞珠謹記媽媽的話:「稻草越成熟頭越低」, 因此她不但常常請員工吃日本料理,平日穿著大減價衣服節省的她,也會帶員工去第五街買西裝領帶,員工向心力十足, 使得陳瑞珠面臨第一個生死關頭時,他們對她力挺到底。 力抗病魔摧殘 正當陳瑞珠一切事業上軌道之際,在紐約華埠又開了一家YCM公司進出口南北貨,老天竟然又給了一個試煉,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接受鈷60照射,她感到人生太殘酷,了無生趣,當時孝順的女兒要休學照顧她,為避免影響學業她予以婉拒;但每次照射鈷60的心情就像是犯人上刑台一樣難受,當時瘦到只剩下80磅。 她時時帶了一個翡翠戒指不離身,那是媽媽給的遺物,躺在病床,罹患癌症很害怕時,撫摸這個戒指會帶來勇氣,而每次照完鈷60後也都會夢見媽媽在遠處揮手,是媽媽和女兒幫她度過難關,加上後來還好碰到一位同鄉血液科權威張子清醫師夫婦提供很多的醫療幫助,雖然鈷60治療有些後遺症,但至少保住一條命,順利地過了一個生死大關。 曾是台灣唯一水果進口商 健康恢復後,陳瑞珠繼續經營餐館和進出口南北貨,1978年,台灣開放國外水果進口,她見機不可失,於是央求兄長代理進口水果,她遠征到智利去看水果,發現當地水果量豐質優價格便宜,於是決定把智利蘋果銷往台灣,兄長因為開設大洋航業,所以派了五條船去運了10萬箱蘋果到台灣,後來南美水果季結束後,換成北美時,她又運了60萬箱的蘋果到台灣;當時台灣一顆美國五爪蘋果要60多元,三年之內,因為陳瑞珠獨到的眼光,連續三年都是自己派船來運,結果自此蘋果不再奇貨可居,台北街頭到處可見小販叫價100元3個蘋果,大家爭相搶購的景觀。 後來女兒嫁到加州,她決定追隨女兒,賣掉紐約的餐館及公司,到加州重起爐灶,因為加州水果產量豐碩,她因此成立All Seasons公司,又將觸角伸入加拿大溫哥華投資Van Whole產業公司,此公司不但是擁有200人的農產品進出口公司,營業額利潤相當可觀,直到最近該公司股東想退休而轉賣;至於All Seasons則是穩健成長,每年平均向台灣進口全世界各地如美國、智利、阿根廷等地水果多達兩千個貨櫃,種類包括蘋果、櫻桃、葡萄、桃子等,雖然最近有較多競爭者,但營業額仍是相當優異,陳瑞珠出類拔萃的表現,在天之靈的父母親,一定會以她為傲,也算是繼承父志,証明女性也有無限潛能。 母女三代情 一生中陳瑞珠最感謝的就是慈祥善良的母親陳張美玉,母親樂善好施,平日教她待人處事的道理,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在區公所有交待,窮人沒有棺材做後事的一定要通知她,她一定捐錢幫忙料理後事,所以當媽媽去世時,雖然很多社會名流參加,最令人感動的是許多窮人站在門外從殯儀館大排長龍到圓山送媽媽最後一程。」 而讓陳瑞珠最驕傲的不是她顯赫一時的家世,或是進口水果的大生意,而是她的女兒;女兒出身在豪門望族,從小就是千金小姐,茶來伸手,飯來伸口,但3歲後就常看到陳瑞珠獨自流淚,常會拍拍她,等到懂事後,了解媽媽一心一意要離婚,女兒童年並沒有享受到多少家庭溫暖,反而受了很多苦。 當陳瑞珠千辛萬苦從巴西來美國會合後,女兒知道媽媽不寬裕,竟把零用錢省下來給了媽媽6千元支票,後來得知前夫也在芝加哥說要照顧女兒,她也放心在紐約打拚事業。直到女兒結婚後,許多事情才真相大白;陳瑞珠以為前夫會照顧女兒,沒想到女兒無法與爸爸生活,為了籌款學費,高中就去打工,半工半讀,女兒為怕她擔心所以善意隱瞞,搬出來住時陳瑞珠也並沒有深究,後來是從同學處得知當時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的女兒竟然過著連床都沒有的刻苦求學生活。 陳瑞珠當初在放棄自己家產給前夫以求換取自由身時,曾刻意將名下一些財產轉讓給女兒,希望女兒未來至少有個保障,最後才發現,女兒也全部統統放棄簽給前夫,只為了符合爸爸條件答應能讓媽媽離開走自己的路。 女兒是個虔誠基督徒,在女兒身上她也學到許多愛的真諦,因為女兒1979年結婚搬到加州,所以跟著搬遷過來,女兒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幫忙陳瑞珠的事業,母女一起走過生意上的風浪,如今已漸漸接手工作,事業總算有傳人。 陳瑞珠一路走來,兩度勇闖生死鬼門關,生意上也是苦進甘來,她對名利看得很淡,也一直十分低調, 台灣曾是傷心地,但對此間台藉社團默默支持,不斷回饋,也相當支持熱愛台灣,未來希望身體健康能環遊世界, 因為女兒的關係自己也受洗南灣福音教會,擔任建堂委員出一己之力,要以信仰服務人群,更期望在晚年能有一天與家中兄姐弟全家人一齊開心把酒言歡憶兒時。 文/林蓮華

陳隆豐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這是咱的厝,你看,環境多麼清幽,建築多麼美麗,這『台灣會館』四個字的扁額還是特地從台灣運來的。」陳隆豐律師一談起紐約的「台灣會館」,有著掩不住的欣慰與驕傲。當年尋尋覓覓一間屋,困難重重中買下改建,後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在即將被拍賣的前夕,竟然化險為夷,其間經歷過的酸甜苦辣,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已經記不住多少時候,他的心情隨著會館的狀況起起伏伏。 猶記當年,會館面臨財務困難時,他曾感慨說:「為了會館,我幾乎所有的人情都賣盡。」而今,望著人氣興旺的會館,他說:「這座會館不知牽繫著多少台灣人的心,每一想到許多人為了救會館,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從心底湧起無限溫暖,咱台灣人真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麼原因,使陳隆豐和紐約台灣會館如此結緣?他說,當年到「東園」餐廳參加建館籌備餐會時,只是想單純地提供自己的專業知識,沒料到後來竟被選為建館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既然受人之托,就全力以赴。如今想起來,自從到紐約,在建會館之前,他已經多次為同鄉聚會覓尋場地,年復一年,「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一直深深烙在心坎裡,也因此當大夥兒熱血沸騰地討論籌建事宜時,他就在其中。 「話說從前」,陳律師一提起三十多年前,他到美國留學及其後發生的種種,就像在敘述一部美東台灣人發展的歷史。當年一群窮留學生如何晃到紐約,興高采烈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以及後來如何想要擁有自己「一間厝」的故事,就在他滔滔不絕的述說中展開。 一打螃蟹十二人分 陳隆豐在1965年抵達費城,唸賓州大學(Univ. of .Pennsylvania)的法學研究所。他有個狀元哥哥陳隆志,從小到大,一直頂著第一名的光環長大,從佳里興國小到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一路獨領風騷。陳隆豐因此循著二哥的軌跡前進,同樣唸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大學時,相繼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和一般行政人員高考及格,然後服完兵役,到美國長春藤盟校唸研究所。 費城地靈人傑,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同時也是台灣獨立思想的萌芽處。五十年代中期,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等人在此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n,簡稱3F)」組織,首倡台灣獨立思想。不過,晚到將近十年的陳隆豐,無緣與這些前輩相攀,倒是當時在賓大Walton商學研究所唸博士學位的羅福全成為台灣學生們的龍頭老大。 陳隆豐說,羅福全是當時的「有錢」學生之一,他從日本來,指導教授給他高額的研究助理獎學金,他又已經結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樣親切好客,他們家於是變成一群台灣留學生的窩。舉個例子說,一般人買一打螃蟹,總是兩個人分幾天吃完,可是羅福全和毛清芬如果買螃蟹,一定打電話把朋友們都找過去,每個人都吃到一隻螃蟹,這就是當年他們如果有一點好東西就一起分享的情形。 在賓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陳隆豐到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繼續攻讀法學博士。當時,美東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仿照紐約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的型態,也組織了一個「East Coast Formosan Club」,選定每年聖誕節前的周末,大家聚在一起過節、聊天,解鄉愁。 那時,紐約的台灣人大都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因此早先租用附近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會,後來人數漸多,就一直使用哥大旁的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非常熱鬧。當時大多數人都是單身的男學生,偶有幾個小姑獨處的台灣小姐參加,就成了眾男生們爭相追求的對象。 陳隆豐在賓州大學唸書時,每年都在聖誕節前晃到紐約湊熱鬧,興致勃勃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覺得很有歸屬感。後來拿到碩士,到紐約大學唸博士班時,更因著地利,成為「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熱心跑腿。他在1968年,還獨當一面編起「鄉訊」來。 古舊一棟「台灣樓」 當時,很少有台灣家庭在紐約市內住得起寬敞的公寓,因此一些窮學生到了紐約,便為住處煩惱。有些熱心的同鄉於是在曼哈坦的百老匯(Broadway)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兩、三間公寓,供留學生居住。後來進一步地,由葉國勢、黃石定、蔡啟東和張燦鍙等人合組公司共同貸款,在與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買下「Broadway 3115號」的公寓大樓,這就是當年聞名的「台灣樓」。他們出租大部份的房間,留下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讓一些初到紐約的同鄉們暫時居住,同鄉邱文宗夫婦還當過大樓的管理員。 「這棟『台灣樓』雖然破舊,卻曾是許多風雲人物初到紐約的棲身處。」陳隆豐笑著說,不過那時因為缺乏購屋的專業知識,買下後,才發現大樓實在太老舊,水管與暖氣的問題很多,因此花了不少錢修理。又過了幾年,因為房子的毛病太多,維修費很貴,又乏人管理,加上同鄉們多已學成業就,不再需要這種臨時的住處,於是在1975年,在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將台灣同鄉會承租的公寓歸還給「台灣樓」公司,不久,「台灣樓」的股東們將這棟建築還給貸款公司,結束了紐約台灣人的第一個「家」。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型態持續了許多年,到了1970年有了一些改變。1970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海外台灣人運動發展的關鍵年。一月裡,「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在紐約正式宣告成立。四月中,刻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下榻的紐約布拉薩旅館(Plaza Hotel)前,遭到兩名台灣學生鄭自財與黃文雄的行刺,雖然無恙,卻大大震撼了海內外。也在這年,彭明敏成功地逃離台灣,經由瑞典,輾轉到紐約。 同樣在1970年,「全美台灣同鄉會(TAA)」在華府註冊登記,「East Coast Formosan Club」於是改組,依地區各自成立紐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費城、巴爾的摩和華府等台灣同鄉會,全部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七十年代,隨著島內民主呼聲的升高,海外台灣人的凝聚力越來越強,同鄉會的組織也不斷地成長茁壯。 陳隆豐對早期的台灣同鄉會有許多美麗的回憶。他說,那時參加同鄉會的都是些窮學生,成家的人很少,有家庭的很照顧單身的學生。記得那時,有位在Borden做事的王博士,常請大家吃他們公司的冷凍食物,還有個羅介川嫂很會擦潤餅皮,所以同鄉會聚餐都有潤餅可吃,不過那時沒有甜花生粉,只好用花生醬替代,大家照樣吃得津津有味。也在那時,方菊雄和黃靜枝夫婦租的公寓常常人滿為患,大家常在那裡開會聊天到半夜。那年頭,大家都沒錢,記得當時柯喬治(George Kurr)寫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的書,同鄉們想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一問廣告費,竟要六千美金,聽起來像天文數字。 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前途越來越關心。1971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前夕,彭明敏假紐約Statler Hilton旅館舉辦了一場「民眾大會」,將近兩千人參加,真是盛況空前,而陳隆豐就是這場盛會中的司儀。 隨著聚會人數的躍增,國際學舍的容量早就不敷使用,於是陳隆豐開始熱心地替「紐約台灣同鄉會」尋找更理想的聚會地點。他找到一家座落於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的中學,也就是目前Hunter College的附屬高中,供同鄉會開會使用。1973年,方菊雄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康寧祥到紐約訪問,就在這家中學舉行演講,再度擠滿人潮,造成轟動。在七十年代的上半期,「紐約台灣同鄉會」就經常租用這個地方聚會。 隔年,方菊雄以「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的身份,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FTA)」的成立大會,同時允下隔年要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台會」的承諾。次年,方菊雄卸下會長職務,力薦陳隆豐接任,同時將舉辦「世台會」的責任交給繼任的陳隆豐會長去實現。 為了讓「世台會」辦得體面些,陳隆豐又開始找場地,這回他在紐約大學租到開會場地。「那次世台會辦得可真成功!」他興奮地說:「記得那時李正三在帝國大廈旁開一家『元祿壽司』,我們每天中午都向他訂了三、四百個便當,最後一個晚上,與會的人將近兩千,中共特地派人來鬧事,結果帶頭的人被同鄉追趕得從紐約大學的大樓陽台跳下去,那時大家情緒的高昂,可見一斑。」 1975年,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時,覺得Hunter College附屬高中的場地不夠大,又另外找了一家華格納高中(Senator...

周烒明與吳秀惠 挑戰巴金森疾病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屋裡傳來悠揚的大提琴聲,耳畔響起熟悉的曲調,吳秀惠覺得很安心,這是個寧靜的上午,波特蘭(Portland)的天氣晴朗又溫和,他們退休已經一年多,日子過得悠閒而愜意。她在庭院裡整理一陣花草後,覺得周遭一片靜謐,琴聲早已停了,「他在做什麼?」帶著好奇,她走進屋內,見他正聚精會神地在起居室裡作畫,不禁莞爾。 周烒明醫師得了巴金森症已經六年了,每天藉一些溫和的運動如拉提琴和作畫等來緩和巴金森症狀的發展。「作畫或拉琴都沒問題,就是不要騎單車或拉單槓,太危險了。」吳秀惠醫師說。 「她有時像在管孩子,我都聽她的,我從年輕時就一直聽她的。」周醫師似認真似玩笑地說。「這不是真的。」吳秀惠展現一貫甜美的笑容。 年輕時,他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兩人畢業於台大醫科,集美貌、才智與好的家世於一身。到了美國後,為了台灣人運動,走過漫長的奮鬥路,如今功成業就備受尊崇,卻面對健康的威脅,繼續迎接挑戰,共同譜著生命的另一闕樂章。 令人羨慕的一對 唸書時,他們就是受人注目的一對。兩人都是台大醫科的高材生,女的溫柔美麗,男的英俊多才藝,尤其當周烒明在台上演奏小提琴時,翩翩風采更是吸引了許多人。 周烒明在日本出生長大,父親周耀星先生原籍台中清水,早年留學日本,是第一個通過日本高等文官和司法文官雙重資格考試的台灣青年。在東京時任職日本國鐵,二次大戰後回到台灣,出任「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後來當執業律師。 從東京回台灣時,周烒明已經十七歲,插班考進建國中學唸高三。不到一年,就在畢業旅行時認識了就讀二女中的吳秀惠,心中暗自傾儀。高中畢業後,因為喜愛藝術,考進師大藝術系,卻因父親的強烈反對而輟學,隔年重考進了台大醫學院醫科,成為吳秀惠的學弟。 吳秀惠從小以會唸書聞名,有一張甜美的笑臉,講話輕聲柔氣,二女中畢業後,順利考進當時算是和尚班的台大醫科,唸書時追求者甚多,情況猶如眾星拱月。周烒明年輕時長得一表人才,深富藝術氣質,又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在學校時就備受注目,進了台大醫科後,因為心儀吳秀惠,不久即展開三天一封情書地熱烈追求,後來總算感動對方,兩人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結緣。 吳秀惠畢業後在台北龍山寺前開了一家診所,義診了一年,然後在1957年時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 of Wisconsin)深造。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留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酵素研究所擔任生化研究員。周烒明畢業後在岡山當了一年半的外科醫官,接著在馬偕醫院接受數個月的外科訓練,然後拿到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在1959年到威斯康辛與心愛的人會合。那年年底,兩人在麥迪遜(Madison)城結婚。婚後,吳秀惠繼續工作,周烒明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基礎醫學,同時在威大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擔任住院醫師,計劃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後,即雙雙回台服務,前程充滿了憧憬。孰料1963年發生了一件事,急遽地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那年,周烒明即將拿到博士學位,因為護照到期,便寄護照到芝加哥的中華民國領事館申請加簽,結果了無回音。打電話去查詢,領事館的人含糊搪塞,他心裡覺得有異,因此和吳秀惠開車南下芝加哥,專程跑了一趟中華民國領事館。去了之後,才發現他們已經被國民黨的特務列入黑名單。當時,領事館的人要周烒明寫悔過書,保證從此不再參加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周烒明執意不肯,當場掉頭離去。 「就這麼一個關鍵性的決定,我們全家都變成沒有國籍的人,我和秀惠開始面臨居留、身份、就業和生活等一連串的現實問題,而且從此二十八年,望斷歸鄉路。」時隔三十多年,回憶當年走出領事館的悲憤心情,周烒明醫師的神情凝重又飄渺,他眺望遠方,徐緩而清楚地講述著那個劃生命年代的往事。 他說,他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始自十七歲那年,他從日本回到台灣不到半年,就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二二八大屠殺,當時父親的一些朋友如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等好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蹤,從此下落不明,恐怖的陰影日日籠罩著每個人的心頭,他年輕的心也充滿了同情與憤怒。 「進了台大,正值白色恐怖時期,大家都避免談論政治。後來到了美國,越戰方興,大學裡反戰的情緒非常高昂,威斯康辛大學和加州柏克萊大學更是著名的自由派校區,我身受自由思潮的衝擊,也開始思索著台灣的問題。」周醫師回憶說。 當時,威斯康辛大學有一群台灣留學生正醞釀籌組「台灣同鄉會」,周烒明因為在附屬醫院擔任醫師,便以教職員的身份向學校借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活動,並且向校方申請「台灣同鄉會」的社團登記,因此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暗中注意。 早在1956年,即有一批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如陳以德、盧主義、林榮勳等人,在費城發起「台灣人的自由台灣」,首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河。該會在1958年正月改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開始在美國各大學和各城市傳佈台灣獨立的理想。 1962年,陳以德停留麥迪遜,在周家宿了一夜,由周烒明出面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到家中座談。周烒明因此被國民黨的特務密告,將其名字列入黑名單,致使他後來失去中華民國的護照。 1963年,他們的老三出生,吳秀惠辭去酵素研究所生化研究員的工作,專心在家照顧三個由襁褓到牙牙學語的兒子。周烒明的醫學博士學位眼見就要得到了,卻因為去了一趟芝加哥,拒寫悔過書,導致全家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因為那時倘若拿到博士學位,勢將失去留學生的身份,隨時會被遣送回台。在那個蔣家威權至上的年代,一旦回台灣,後果不堪想像。但若要留在美國,卻又因為沒有國籍,無法申請工作。 周烒明於是採取拖延的策略,延至1964年才拿博士學位,但在畢業之前,就收到移民局寄來的第一張限期離境通知,兩人都感到不安。幸好周烒明那時在神經病理學的研究已經相當出色,連續發表的論文都獲得醫學界的重視,他的指導教授Dr. Reese因此特別商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留他在威大當助理教授。同時,威大法學院的教授兼執業律師的Dr. Dewitt也仗義免費為他們申請在美國的合法居留。 在Dr. Dewitt熱心幫忙下,他們和美國移民局一共纏訟了四年。在這段身分未明的期間,他倆真正走向鼓吹台灣獨立之路。1963年十月,他們大力促成的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鄉會」正式成立,這是全美第一個公開正式登記的「台灣同鄉會」。接著堪薩斯、奧克拉荷馬等地的「台灣同鄉會」紛紛成立,與當時國民黨控制的「中國同學會」分庭抗禮,成為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 1965年初,由周烒明擔任召集人的「台灣問題研究會」在麥迪遜成立,此後該會定期發出「台灣論壇」刊物,鼓吹全美各大學的台灣學生展開政治活動。 同年十月,周烒明進一步在麥迪遜召開「台灣人菁英聯盟大會(Formosan Leadership United Congress)」,自己出任總召集人。當時,日本、加拿大及美國等地的台灣人社團都派代表參加,氣氛非常熱烈。經由這次會議,大家建立共識,決心共同整合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 1966年,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與麥迪遜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結合,共同成立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任期六年。 這段期間,他們的生活看來很艱苦,沒有國籍,沒有身份,孩子年幼,經濟不寬裕,工作與居留無著,隨時有被解送出境的威脅。但提起在威斯康辛的這段歲月,吳秀惠與周烒明卻異口同聲地說,那是他倆一生中最懷念的時光,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與旺盛的奮鬥精神,還有一群無畏國民黨壓迫的同志們,一起勇往直前地推展台灣獨立運動。「那種心連心的情境是最美的情懷。」吳秀惠醫師說。 學術界放異彩 1967年,經過四年的纏訟,他們二度接到移民局寄來的限期離境通知,這時日本正好發生柳文卿被強制遣送回台的事件,情況猶如雪上加霜,使他們的心情更加沈重。 正在憂慮之際,幸好出現一道曙光。原來那時西維琴尼亞大學(Univ. of West Virginia)醫學院正需要一位神經病理科的醫師,周醫師的條件正好符合他們的要求。於是該校一方面聘請周醫師擔任神經病理學的教授暨住院醫師,另方面商請該州的Stagger參議員以西維琴尼州急需周醫師的專長為由,提出准予周家居留的特別議案。這個議案一直到1968年在議會獲得通過,周家延宕多年的居留問題才告解決。 「我那時真是懷著感恩的心,到西維琴尼亞大學就職,因此上任之後,工作格外認真。」周醫師說。結果他的表現果然非凡,在短短兩年內,無論在教學、學術研究或臨床診斷方面,都受到相當的肯定,校方甚至打破慣例,擢升他為正教授,令人刮目相看。 周烒明在醫學研究上的數個重大發現,尤其受人矚目。早在1965年,周醫師在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時,就發現會引起脫髓炎(PML)的新病毒。1967年,又發現了IBM(Inelusion Body Myositis)的新肌肉疾病,在「Science」的學術雜誌上發表後,引起廣泛的重視。1971年,他在西維琴尼亞大學任職時,更進一步提出有感染性的「Adenovirus病毒」的「慢性病毒相似論」,在「Neuropathol Exp Neurol」的學術雜誌上發表,獲得該年最優秀的「摩爾論文獎(Mathew Moor Award)」。 這項「Adenovirus病毒」的發現隨後導致許多相關的醫學研究。1973年,著名的醫學家Dr. Prion即以此開始,發現了由「Adenovirus Type 32」引起的新慢性腦炎,對人類的健康有著劃時代的貢獻。 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間,周教授進一步地與諾貝爾獎的得主Dr. D. C. Gajdusek合作,共同發表了許多備受矚目關於慢性腦炎的論文。這些輝煌的成就使他成為國際素孚眾望的腦神經科專家,每年都有不少世界各國的醫師專程到西維琴尼亞大學,跟隨他做研究。他也經常應邀到日本、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和澳洲等國家當客座教授。 1978年,西維琴尼亞大學慶祝百年校慶時,選出一百年來該校最傑出的十五名科學家,周烒明教授的大名赫然列在其中!這項殊榮正足以說明他在醫學上的成就,早已獲得國際的認定。 但當他享譽國際醫學界,每年指導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腦神經科醫師時,周醫師說,其實他的心底一直存著一個遺憾,那就是他最深愛的故鄉台灣竟因為他是台灣獨立聯盟的中央委員長,沒有任何一個醫科的畢業生申請隨他作研究,也沒有任何一個醫學院的教授推薦學生來和他學習,當然更沒有人敢請他回台講學。 1981年,全球聞名的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禮聘周醫師擔任該院的神經病理科主任暨住院醫師訓練班主任。長期執教於大學的周教授覺得這是一個從事更多臨床診斷的好機會,於是前往克里夫蘭就任新職。爾後十年,他不僅成為全球診治腦神經疾病方面的權威,更發表了許多與臨床有關的神經肌肉、腦瘤和各種變性腦瘤的醫學論文,同時寫了一些教科書的篇章,並在1987年擔任美國「神經病理學會」的副會長。 1991年,在克里夫蘭醫院服務十年的周醫師再度對他的醫學生涯作新的規劃。這年,座落在舊金山專門研究肌肉萎縮症的「Fo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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