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七月 16, 2019

人物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劉富理 夫唱婦隨為神謀事

正道神學院院長劉富理出生於台南一個傳道人的家庭,祖父劉南於1910年代就皈依信主,影響所及劉富理的家族都為虔誠的教徒。劉富理的父親也就把家中的長子,也就是劉富理的大哥奉獻給教會,希望他將來擔任牧師。 劉富理雖然也是個虔誠教徒,但年輕時並未計畫從事傳道的工作,直到大學時代的一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當年就讀中原理工學院土木系的劉富理,在大四第一學期時,在期末土壤力學工程的考試中忘了在考卷上填上名字。 和他交情向來不錯的助教認出了他的筆跡,順便好心的告訴他有一題答錯,讓他改答案。劉富理在遲疑一下後改了答案,卻從此良心不安,一直將這件事掛念在心。 劉富理回憶,在大四第二學期,他參加靈修會遇見一位劉宋淑賢講員。他將這件事告訴劉宋淑賢講員,講員告訴他唯一的讓自己心安的方法便是認罪。劉富理趕忙跑去找土壤力學助教;助教卻認為他是多此一舉。 劉富理因此含淚讀聖經,翻到希伯來書第12章第1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劉富理頓時感覺他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感覺那時比中了獎券還更快樂!」 大學畢業傳福音 家族反對 即將大學畢業,不確定自己該從事土木工程專業或是傳福音的劉富理,在讀了彼得後書第1章第10節「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福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劉富理從這裡頓悟決定畢業後要傳福音。 只是這樣的決定受到不少家族成員反對,特別是負擔他大學四年學費,期望劉富理繼承事業的叔叔,而祖父亦認為家族每一代有一個傳道人(指劉富理兄長)已經夠了,也表示反對;只有母親贊成他從事傳福音的工作。 1963年,劉富理在軍中當兵時收到一張朋友寄的卡片,上面引用了約翰福音20章 21節「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從此堅定了他傳福音的信念。 1975年8月 牧養台福教會 劉富理在退伍後,進入台南神學院進修三年,並於1967年回到母校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宗教哲學講師。1968年,劉富理獲得亞州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曼谷攻讀結構工程力學。畢業後應東海大學吳德耀校長邀請,前往東海大學擔任校牧,負責輔導學生心理,並在工學院教授工程力學。 1974年 ,劉富理赴美繼續深造,前往洛杉磯帕沙迪納的Fuller 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在Fuller 神學院唸書之際,受邀前往那時剛成立不久的台福教會證道受到肯定。1975年8月,台福教會正式邀請劉富理擔任牧師,他於11月正式接任,一邊讀書,一邊牧養教會。 1970年代起,隨著洛杉磯華人的增加,台福教會的規模也快速成長,分別於1979年成立台福東安教會,1980年成立台福南灣教會,1982年成立台福聖谷教會、柑縣教會及台福基督教總會。 1986年,劉富理回到台灣中原大學參加「世界華人福音大會」,正逢台灣「大家樂」賭博及青少年飆車活動盛行,感嘆為了錢而扭曲的台灣社會,只有2.7%的台灣人信主,有如「千萬靈魂飆向永遠的死亡! 」劉富理和台福弟兄因而求禱「願許有生之年看到百萬同胞歸主!」 正道神學院 美加神學會正會員 在教會不斷的往各地擴張之際,宣教人才的不足一直困擾著台福教會。台福總會此決定在1989年設立台福神學院(目前改名稱為正道神學院),一開始在南帕沙迪納的Highlands Park,後又搬到William Carey的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直到1996年才買下在艾爾蒙地市的校址,校務也蒸蒸日上。 1994年,正道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副會員,1999年正道神學院成為正會員,在當時也是北美第一個亞裔神學院成為美加神學學會會員;時至今日,正道神學院仍是美加神學學會唯一的華裔神學院,每期培養學生100名,參與各種延伸課程學生則有2600名。 1974年,劉富理的大女兒純純在台灣出生17天就被檢測出心臟病,為避免赴美深造的劉富理擔心,夫人王仁美幾個月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當時台灣醫療並不如今日先進,在美國的劉富理得知女兒生病的消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教會到處打聽心臟病醫師,輾轉得知一位同是台灣來的教會朋友劉明祝的夫婿David Westinghouse是洛杉磯著名心臟內科醫師。透過 Westinghouse醫師的協助,王仁美帶著才幾個月大的純純很快的從台灣來到美國,並被介紹前往休士頓由著名醫師Cooley進行開刀手術。 「患難臨到,神在此前面開路!」劉富理常想,要是他在出國前就知道女兒的病情可能因此放棄出國;是否能認識救活純純的醫師,實在很難說,只能說一切有神在前面引路。 夫唱婦隨 為神謀事 談到自己的婚姻,劉富理對夫人王仁美可以說是欽佩不已。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王仁美從1981年開始在神學院進修,直到1992年獲得碩士。劉富理認為夫人拿到的碩士學位比自己拿到的哲學博士學位還要有價值,因為在王仁美進修的這段時間,她不僅要照護年邁的公婆及父母四人,還要帶領四個女兒,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如今王仁美除了在台福教會幫助教會姊妹多年,也開始在正道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兩個人可以說是夫唱婦隨。 「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是劉富理一生的職志。他發願為主服侍、擔任傳福音的工作,並教導神學院的學生。為了授課傳道,劉富理的足跡不僅遍佈北美,也散及五大洲。今年一月份他在巴西、三月份前往華盛頓特區、六月將到德國,而九月將回到台灣傳道授課。 「只要還能做下去,我就會繼續做!」劉富理這樣表示。 文/記者劉孟儒

黃蔡瑞雲

跨越日本時代到國民黨執政,為女兒移民來美在參加台灣長輩會後,才開始投入台美人活動,92歲的黃蔡瑞雲越老越開花,在各種支持台灣本土活動中總會看到這位長者身影,不論是抗議中不落人後的聲嘶力竭,或是台美歡慶活動中默默在台下的加油打氣,她的出現,頓時讓所有人變得年輕起來,她自稱是小人物不足道也,但許多人卻是以她為代表,尊敬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對台美社區的重要貢獻。 不過,她石破天驚首次透露,人生仍有遺憾,少女時代錯過留日去讀醫生、緣盡情未了的初戀情人、到晚年要活得自在快樂希望大家能尊重她。一齣東方白的長篇小說由民視改編成連續劇「浪淘沙」中女主角丘雅信的故事,勾起她塵封已久的心思,當時若是一念之間做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黃蔡瑞雲,生於1914年日據時代,雲林縣北港鎮人,從小被人收做養女,養父母十分疼愛聰明伶俐的阿雲,小學讀書成績就是名列前茅,畢業考上台南二女中,當年日本人統治,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北港小鎮從沒有一個女孩能考上城裡的初中,為了歡送這位北港才女,小鎮是放鞭炮大肆慶祝。 阿雲年紀雖小,志氣比天大,她不但想嫁給醫生,還想自己做醫生,所以打拚讀書,宿舍晚間熄燈火,她就跑到便所,藉著微弱的燈火啃書到深更夜露才會罷休。阿雲在台南初女讀了4年,已是婷婷玉立的美少女,面白如雪,氣質出眾。 當時有兩位追求者互相較勁,一位是自己深愛的初戀情人,但那個年代,就像浪淘沙的女主角一樣,不能與同姓結婚,兩人只因為都姓蔡,感情再深,也只能淚眼汪汪,無奈分手。當她後來得知,初戀情人在車禍中喪生,緣已盡心雖痛,但直到老了才敢對他的思念,勇敢說出口。 另一位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與養父世交,家世豐厚,在對方惜才的心態下,這位顏家公子十分傾心阿雲,雙方家人有意促成佳偶良緣,並送他們到日本讀醫學院。阿雲得知,自己家中經濟不允許,一旦嫁人就可以出國去讀自己嚮往已久的醫學院,心理歡喜的不得了;但命運弄人,就在出國前夕,養母病倒了,養女必需報答父母恩,哪能就此一走了之,阿雲決定放棄她的醫生夢,守在養母身旁。這位無緣的情人,後來獨身到日本去讀政治,回台從政,但礙於社會禮教,阿雲直到接了他病亡惡耗,也只能為他默禱。 當時日本人統治的台灣社會,能讀書家裡有錢的就去讀醫生,家中小康貧困者就去讀師專。阿雲決定去讀師專趕快去做老師,早點入社會賺錢養家。在分發北港小學時,每天都要騎腳踏車,有一日腳踏車地鍊子掉了,她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時,一位高大的帥哥老師出現「英雄救美」,這位才學淵博,又會唱歌彈鋼琴,體育細胞一級棒的男子黃週圍,後來以猛烈的攻勢,終於擄獲阿雲的心。 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日本投襲珍珠港後,美國三不五時來台轟炸,此時已育有5個子女的黃蔡瑞雲,不只拖大抱小的躲防空洞,還要帶學生躲空襲警報,日日都是戰戰競競的生活著,直到美國丟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以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她和其它島民一樣,歡天喜地,等著中國軍隊上岸。 然而親眼看見,中國軍隊進入台灣後,腳穿草鞋,擔的是廚具鍋碗瓢盆,連水龍頭是什麼都不知道,她驚訝萬分,當時純樸的台灣人,還會幫他們找理由,恐怕是8年抗戰不得已,但後來看到大陸來的人行為舉止,在嚴守紀律守法的日本教育下,他們開始感嘆傷心,尤其是經過228血洗事件,然後一下子溢進來一倍的人口,這些外省人有的是不錯,但政府卻看不起台灣人,接連白色恐佈,逮捕台藉菁英,自此黃周圍夫婦看透透,為了養家糊口,就算再不滿,剛烈的黃周圍也得忍著,這是終戰帶來台灣人的悲哀。 黃周圍受了4個月的訓練後,由教職改調為台南市政府的教育科長,看似升官,當年5個子女加上公婆,一共九個頭嘴,米價一日三市,公務員薪水買米都不夠,只好吃蕃薯簽,生活苦不堪言,本來有一些儲蓄,可以是舊台幣4萬元換新台幣一元,儲蓄用完了,所以阿雲又得出來做教員幫助生活家用。 黃蔡瑞雲當時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外省老師前一晚受訓,她第二天就得現學現賣教"國語",有時語音是對是錯,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聽久了就能適應這番"台灣國語"。不過,最令她感恩的是,當年只剩台南郊外一個國小缺,又沒錢買腳踏車,所以認命了,只得每天早晨6點開始慢跑到郊外去教書,連續4個月每天跑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長距離慢跑鍛練,讓她晚年身體還能如此健壯。 差點成白色恐佈犧牲者 1970年代初期,台灣反對政治力量開始凝聚,雖然還在白色恐佈時代,黃周圍在退休之後,再也按耐不住,竟然向天借膽,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蔣經國,直言台灣只有獨立才有出路,這封信不得了,家裡馬上來了一堆特務,東搜西查,翻箱倒櫃,當然也把黃周圍給抓走了,關了一個禮拜,還是黃蔡瑞雲到處奔走,拜託唯一的外省朋友當時是中華日報總編,這位國民黨大頭人物發現黃周圍並沒有結群成黨,又是一位老人,不致罪大惡極,要求他寫悔過書,才肯放人。 黃蔡瑞雲回憶,當時白色戒嚴時代,眼看反共無望,由於黃周圍的兄長是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化協會蔡培火的幕僚,所以黃周圍受到蔡培火、還有組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影響很深。到了國民黨時代,反骨但也得向現實低頭。 為了女兒黃淑英移民到美國,黃蔡瑞雲台灣與美國兩地跑,兩人在美國終於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子孫滿堂,但台灣接著後期還發生陳文成事件與林義雄家人被謀殺,他們總覺得為身為台灣人而悲傷,而先生在20年前病逝,完全沒有看到台灣真正民主化,尤其國民黨變天,民進黨執政,政權和平轉移,黃周圍無緣看到,讓她也是覺得悵然若失。 洛杉磯台灣長輩會會長 晚年雖然兒孫各自成家,一身奉獻給家庭的黃蔡瑞雲,待在密西根冬天實在太冷了,聽到洛杉磯台灣移民多,而且有一個台灣人的長輩會,1983年從朋友處聽到洛杉磯要蓋長輩會館及老人公寓,她決定離開兒孫,隻身前來洛杉磯安享天年;當時台灣長輩會為了讓台灣移民長者能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所以在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倡建老人公寓,歷經萬般波折,在他的堅持,長輩會終於在艾爾蒙地現址,購得6萬呎,興建58個單位的公寓,而其中一股就是由黃蔡瑞雲投資。 住在長輩會的鶴園,當時還沒有台灣會館,許多台美社團都是在長輩會辦公室辦活動,長輩會一直是默默支持台藉社團,出錢出力,而且不計名利,尤其當年幾位會長無私的奉獻,是此間社團十分仰重的社團。 2005年到黃蔡瑞雲在做了多年理事後,被推舉為會長候選人,結果高票當選,一生都是幕後的支持者,臨到90歲才被長輩們推到幕前擔任會長。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反分裂法、又是風災又是水災募款,難為她一把年紀,天天各處奔波,許多後輩,都很擔心她的身體是否能負荷得了,結果因為她的出現,長輩會只要參加各式台美大型活動,鎂光燈總是對她閃個不停,實在是90歲長者的出現,馬上所有活動,台美人第一代及第二代頓時間變成祖孫三代,全部台籍僑領都變年輕了。 不過,由於做一任會長,實在太累了,子女的央求,她決定做一任就好,後來由陳永全會長接任;雖然對長輩會有濃厚的感情,而且交了許多好友,但是卻因為一件摯友的背叛,說長道短又對她做了一些傷心事,她近日顯得非常悶悶不樂,也常勸自己公益自在人心,凡事要忍耐。 除了盡量參加長輩會每月例會,她受台灣建國促進會之邀,決定去支持他們每週六在洛僑中心的「台灣正名運動」,她笑著說,今日(11日)又下雨又下冰雹,都沒把這些人給打退,三年了,看他們每週持續的抗議,以前跟他們對罵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這些憨人的毅力,所以她希望能再次「以老賣老」走上街頭,當那些不只是向他們豎起大姆指的人士,或是給他們白眼冷嘲熱諷的人士,看到長輩會一些老阿嬤們都還那麼賣力地搖旗吶喊,圖的是什麼? 憨人要的不過是「反侵略、愛台灣」,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阿嬤,加油噢!(林蓮華巷)

陳孜怡 鋼琴演奏家的故事

楊遠薰  「孜怡豐富的琴聲,細膩的觸鍵,對於作品深厚的理解,都使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令人回味。」(德國Barden-Barden Daily News) 1 感動 陳孜怡彈琴彈到瑰麗處,琴聲澎湃,氣勢磅礡,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那情景頗令人動容。 曾獲德國最高演奏文憑的她說,十餘歲時,她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音樂路。因為她喜歡那種靈魂完全融入樂曲的感動。那種感動會讓音樂帶著她的雙手在琴鍵上自然滑動,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說,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動,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那是一個颱風天,因為停電,室內沒有冷氣,十分悶熱,她只好打開窗子練琴。 她那天彈一首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彈著彈著,忽然有股莫名的悸動,手指不由自己地隨著樂曲的起伏快速流轉,直到整曲結束,方才大夢初醒地發覺:「為什麼我的人在這裡?」 她當時有些害怕,畢竟那時她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人的意識會和肉體分離?然而第二天,好幾位鄰居對她的媽媽說:「昨天聽到孜怡彈琴,聽得好感動!」 她第二次有這種感受,是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台灣省鋼琴比賽時。她說,省賽分複賽與決賽,兩者分數平分,決定名次。她複賽時得了第五名,決賽時彈一首孟德爾頌d小調莊嚴變奏曲。 「那首曲子一開始,非常寧靜、莊嚴,像在祈禱。」她說:「我彈下第一音節,心裡就十分肅穆平靜。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我的雙手溫婉地在琴鍵上滑移,漸行漸激進,乃至濤浪澎湃。曲終時,我起身鞠躬,看到所有的裁判都投予讚賞驚喜的眼神。結果,他們全給我最高分。因為決賽的成績與複賽平均,我那次得了第三名。」 此後,陳孜怡明白她將以音樂為依歸,因為音樂已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近照 2 出發 「孜怡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音樂的喜愛。」陳孜怡的父親陳志仁說:「她三歲時,媽媽帶著她送五歲的哥哥去學琴,結果她賴在哥哥的身邊不走。老師見她不吵不鬧,就讓她靜坐一旁。沒想到如此一坐,竟坐了半年。老師見她真的在聽,就收她為學生,開始教她彈琴。」 孜怡起步早,天生有音感,記憶力佳,樂譜背得快,六歲時毫無困難地考進私立光仁國小音樂班。小學三年級時,她轉進古亭國小音樂班。初、高中時,她就讀師大附中音樂班,同時拜鋼琴名家陳郁秀為師,一步步地朝向要當音樂家的夢想前進。 有志學音樂的孩子從小南征北伐、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與公演,每每需要父母的陪同與各方面的支援。 「事實確是如此。」陳爸說:「每次比賽,孩子有壓力,父母也跟著緊張。長期以來,父母與孩子都形成一個團隊。雖然明知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但看到孜怡這麼堅持,又想起我母親的心願,就覺得再辛苦,也得陪她走下去。」 陳志仁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女醫師,不幸於五十九歲那年去世。母親病重時常對他們講,她很遺憾這輩子沒選擇音樂當生涯,因為彈琴、唱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當醫生則每天得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日日得處理生老病死的嚴肅事。 「孜怡可能遺傳了阿嬤的基因。」陳爸說:「她自小就有音樂的稟賦,又有毅力,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幫她圓夢。」 2016年八月,鋼琴演奏家陳孜怡(左)與美國芭蕾舞星Ivy Chow  合影於華府   3 精彩 如果說人生是一闕壯麗的樂章,八十年代出生的陳孜怡則已走過好幾個不同的曲境。 1997年,十三歲的她即展露才華,享有「音樂少女」的美譽。 那年,就讀國二的她在媽媽的陪同下,飛到俄國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結果捧了個「最佳詮釋獎」回台灣,成為受人矚目的未來之星。 「比賽得獎,固然興奮。」陳孜怡說:「其實參賽前的準備與學習的過程同樣令人難忘。」 賽前她聽人家說,俄國的要求非常嚴格,和台灣的不一樣。但怎樣不同?沒人能說個準。由於比賽在八月中旬舉行,她因此報名暑假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營,藉此觀摩、學習。然後在七月初,與媽媽一起飛抵莫斯科。 「那時,俄國才改革開放沒幾年,物質十分缺乏。」她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看來都年久失修,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們卻都是大師級的。他們一彈起琴,立刻把聽眾炙熱的情感都點燃。」 音樂營裡,老師一再叮嚀學生要完全瞭解樂曲,才能彈出應有的曲境。孜怡說,她要參賽的曲子之一是貝多芬的《告別》,音樂營的老師即認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該彈這首曲子,因為那曲子的意境太深沉。 《告別》是貝多芬描述他與忘年之交魯道夫大公生死離別的一首奏鳴曲。魯道夫大公是奧匈帝國皇帝的弟弟,年紀比貝多芬小,原是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貝多芬的知音、好友暨主要的贊助人之一。1809年,法國大軍攻入維也納,魯道夫大公倉皇逃難,兩人不得不分別。整闕樂曲分為〈告別〉、〈分離〉與〈重聚〉三個樂章。 孜怡說,她把樂譜背得很熟,把每個音都彈得很正確,每天反覆地練習。但畢竟不曾有過戰爭、逃亡與生離死別的經歷,她只好很努力地去揣摩那情境。 「結果出賽時,」她說:「我彈下第一個音符,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面,我的手便像脫韁似地,一路隨著畫面飛奔,感情也跟著激動,直到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大家都給我熱烈的掌聲,我因此得到『最佳詮釋獎』。」 陳孜怡的青少年過得充實、精彩。她不僅在俄國參賽獲獎,亦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Gina Bachauer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獲獎,更在義大利Monopoli的國際鋼琴大賽贏得冠軍。 此外,她也在台灣大小鋼琴比賽中獲獎,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同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亦在台灣總統府第20屆介壽館音樂會演出,儼然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樂壇新秀。 2002年,陳孜怡自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不負重望地考上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ce de Paris in France ,簡稱CNSM),啟程赴巴黎留學。 2016年一月,陳孜怡(左二)等音樂家在台中中興堂演出盛況 4 挑戰 「初到巴黎的頭兩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時期。」陳孜怡坦誠地說。 挫折的原因很多,包括初次離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等,但更主要的是光環褪去、信心動搖。 「法國人有文化的優越感。」孜怡道:「老師在和我們面試時,都講英語,但一開始正式上課,全改口說法語。我因為在台灣上音樂班長大,自小學英語,完全沒法語的基礎,到了巴黎,只好猛啃法文。」 她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師事鋼琴名家Jacques Rouvier。老師要學生無論指頭觸琴的方式、手臂的用力或對樂曲的詮釋…,皆拋棄過去,一切從頭開始。這對已經參加過許多大小比賽的學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NSM),照片取自該校網站 孜怡改變自己,順應老師的要求。老師要她以不同的觸鍵,彈不同名家的作品。因為每個名家如蕭邦、李斯特、莫札特…,都有其個人的風格,必須有不同的彈法,才能彈出他們每個人不同的風韻。 孜怡就這般用心地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學習四年,奠下紮實的古典音樂基礎,最後以第一獎的優異成績畢業。 2006年,她轉赴德國國立卡厄斯魯爾(Karlsruhe)音樂大學深造。在德國,她學習德文,對貝多芬的作品尤其下功夫。她前後在卡大研習五年,前兩年攻讀音樂碩士,後三年攻讀最高演奏文憑,共獲兩個學位。 何以她選擇到歐洲求學,既要學法文,又得習德文,畢業後卻轉到美國求發展? 「因為彈琴不僅要精湛的技巧,正確地彈出每個音,還要詮釋樂曲。詮釋樂曲就涉及文化的層次。」孜怡說:「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產物,要學古典音樂,最好到歐洲,比較能體會當地文化的精隨。學德文固然費時間,但許多不朽的名曲或歌劇都是德、奧的音樂大師們用德文寫的,若懂點德文,更能暸解其涵意。所以我當初沒有猶豫地就到德國留學。」 此外,學費亦是一大因素。她又說:「無論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或德國卡厄斯魯爾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學費十分合理。相較之下,美國著名的音樂學院往往是私立學校,學費貴得驚人。」 「但歐洲國家歡迎外國學生前往學習,」她繼續說:「卻不歡迎他們留下。我在德國求學的最後兩年,眼見一些優秀的學長雖有演奏的機會,卻苦為無居留權,所以我們都得為未來著想。」 其時,一位俄裔美籍的鋼琴名家亞歷山大‧寇柏林(Alexander Kobrin) 邀請她到美國,為其助手,陳孜怡欣然接受。 2016年二月,陳孜怡與美國"The Space"交響樂團在Melbourne, Florida演出的盛況 亞歷山大‧寇柏林是2005年范‧克萊本(Van Cliburn )國際鋼琴大賽的冠軍得主,其時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哥倫布(Columbus) 州立大學的Schwob音樂學院擔任系主任,願意提供全額獎學。於是在2011年夏天,陳孜怡自歐洲飛往美國。 5 行經低谷、再創亮點 初抵美國的頭兩年,陳孜怡的收穫頗豐。她師事寇柏林,專研俄國音樂大師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在Schwob音樂學院修習鋼琴演奏學位,並且指導音樂預科的學生,同時活躍於喬治亞州的樂壇。 但到了第三年,獲得哥倫布大學表演藝術學位的陳孜怡極欲發展個人生涯時,卻遇到了瓶頸。 她說,因為學校沒有正式的職位出缺,Columbus又是一個介在喬治亞州與阿拉巴馬州之間的小城,沒什麼音樂專職或兼差的機會。自小期許自己要成為音樂家的她面對「三十而立」之齡即將到來,不禁有沉重的壓力。 幾經思量,她覺得必須離開哥城,到外面謀發展。但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又沒有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分,她能到哪裡去? 「那一年,我十分徬徨、無助,時常暗中禱告,求神開路。」孜怡說。 後來在朋友與專家的指引下,她蒐集過去所有比賽的得獎成績、公開演奏的記錄與樂評家的評論…等等,一一列舉並附佐證,然後以「傑出藝術人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居留權。結果出乎意外地,她竟在很短的時間拿到綠卡! 「這在歐洲簡直不可能,」陳孜怡說:「除非與當地人結婚。然而美國竟賜給我機會,想來真是神為我開啟的一扇門。」 隨後,她到紐約、波士頓和華府等大城走一圈,最後選擇以華府為據點。2014年,孜怡把所有的家當都裝入車內,隻身自喬治亞州開750英里的車,北上華府。 她暫歇在媽媽的一位老同學處。其時,聽說華府北郊的一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需要音樂服事的專才,她毛遂自薦,很快獲得任用。不久,教會裡的一位長老願意提供住宿,她總算有了落腳處。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於2016年八月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接著,感謝神的帶領,她在華府的列文(Levine)音樂學校獲得教職。同(2014)年十月,她在期待已久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舉行公演,深獲好評。此後,各地的演奏邀約不斷。 今(2016)年,陳孜怡像個國際旅人,風塵僕僕地飛赴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與莫斯科等世界各地演奏,下半年的演奏行程亦大致排定。 「我熱愛音樂、喜愛演奏。」孜怡說:「那是一種情感的融入、技巧的發揮、樂曲的詮釋與訊息的傳遞的大融合。我也喜愛教學,樂與學生分享我對樂曲的領悟與摸索的經驗。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認到服事與奉獻社區的重要。我願將我的所學所長奉獻給我的社區與社會,讓更多人聽到優美的音樂而有平和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陳孜怡在youtube上有好幾首精湛的演奏作品,下列的連結是其作品之一: Tzu-yi Chen: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3 in d-minor 3rd movement 望著孜怡的雙手時而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奏出氣勢磅礡的琴聲,時而溫柔優美地碰觸琴鍵,彈出動人心弦的樂章,就不禁讓人聯想起一個自小日夜坐在鋼琴前苦練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靈魂時常跋涉千里,飛躍在千變萬化的音符中。她的成長過程總是在迎接一個接一個高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的比賽。她萬里追隨名師,接受多位大師長的期調教與琢磨,練出一身爐火純青的功夫。然後,她在人海茫茫中追尋機會,等待被看到。 逐漸地,她悟出圓融才是音樂的至臻境界。她願將她的演奏與詮釋讓更多人受益,從而擁有平和喜樂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音樂家陳孜怡的心願。 陳孜怡即將舉行的演奏會陳孜怡最近的一場演奏將於九月六日假華府市中心的Church...

駱家輝

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在機場拎著背包、親自點咖啡的畫面被路人拍到,一時令中國人為之著迷。他們從沒看過這麼不氣派的官員。 駱家輝和全家人一起在大使官邸亮相,會見中國媒體。不會說華語的駱家輝致詞說,他是中國移民的孩子,但他代表的美國官方身分,就是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的價值觀;他將運用包括微博在內的一切傳播工具,向世界傳播在中國的任務,與擁有各種傳播工具的中國朋友,包括博友,交流這些價值觀和機會。 駱家輝一下飛機,讓中國人看傻了眼,堂堂一個駐中國大使,居然還自己大包小包提著行李,駱家輝的老婆是台灣第2代移民,她特別用中文發表談話,希望拉近和中國民眾的距離。 駱家輝才剛下飛機,一家人各自拎著大包小包的這一幕,讓中國民眾看傻了眼。飛到北京擔任美國駐京大使,駱家輝自己背著大背包,手上還要提著筆電還有西裝外套,太太也很辛苦,一肩背著紅色的超大包包,雙手還差點沒空牽女兒。 日前駱家輝在美國西雅圖機場獨自買咖啡的照片,已經在他露面之前,在中國被廣泛轉發,許多中國人在博客發言表示,不相信會有如此隨和的官員。這個問題也在昨天的記者會上被問及,但駱家輝並沒有正面回應。 美聯社報導,在華盛頓州經商的華裔美國人唐朝暉12日於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眼尖發現駱家輝站在星巴克櫃台,用iPhone捕捉到這個鏡頭。駱家輝是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首位華裔美國人。 唐朝暉覺得巧遇駱家輝實在是酷斃了,就把照片上傳新浪微博。他萬萬沒想到這一PO,居然被轉貼4萬次,還引來數以千計回覆文。 他說:「這在中國完全無法想像。就連低階官員也是咖啡來伸手,並有他人代勞提包。」唐朝暉還補充,駱家輝原本拿著某種優惠券或招待券,但店家不收,改以信用卡付帳。 唐朝暉是網路廣告公司AdSage執行長。他從西雅圖飛往矽谷途中,巧遇正要赴中國走馬上任的駱家輝。 美國前任商務部長駱家輝上週末抵達北京履新,拎著自己的行李、乘坐尋常商務車,完全沒有海外中國高官慣見的派頭和排場。 1名新浪微博用戶在回應駱家輝平民式作風時說,「我國官員已經習慣了奢侈的生活型態」。國營新華社稱他為美國的「背包客」。新浪微博是中國最風行的微網誌。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攜妻子、兒女亮相大使官邸。他向到場的140多位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的演講,並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由於駱家輝不會講華語,所以除了開場的問好外,他的演講由美國同事翻譯。 駱家輝在演講中回顧了今年中美多次高層互訪,並對即將來訪的副總統拜登表示歡迎。駱家輝還特意提到了他個人身份的關鍵詞,即中國移民之子和代表美國價值觀。 在回答記者有關他的華裔血統問題時,駱家輝說:「在個人層面上,能作為中國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國 -我出生的土地,以及我的家庭珍視的美國價值觀,站在你們面前,我感到既謙卑又榮幸」。駱家輝說,「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以及我本人,都代表著美國,也代表著美國的自由、平等與希望。」 簡短的演講和問答後,駱家輝邀請百餘位媒體記者到大使官邸後院,分享茶點。駱家輝一家人出現時,再次遭到記者圍堵。有記者問駱家輝在西雅圖機場使用優惠券被拒,是否因為走進了山寨咖啡店,駱家輝笑言不是。 駱家輝還說,來中國之前,他和妻子進行了採購,除了衣服外,還買了一些中國食品。他說,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歡中國食物。 他表示,目前正在給孩子們挑選學校,他和妻子都傾向於讓孩子們上國際學校,但會讓孩子學習中文。在記者們的包圍中,駱家輝被要求和妻子親吻,駱家輝隨後在妻子唇上輕啜一下。突然有人又喊,「再來一次」,李蒙則掩面而笑。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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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雄

228辛酸血淚‧民主人權漫漫長路‧花朵終於綻放 「1947年3月的一個下午,從台北往南港的路上,有一婦人撐著傘慢慢地走著。那是一個下著細雨,冷風吹拂的陰雨天。只見這婦人逢人就問:「先生,請問叨位有人看到屍體?」終於問到一位擔著籃子賣菜的老人家。他說:「妳往前走約十五分鐘,在溪邊有些人聚集的所在就是。」到了那兒,有五、六人遠遠圍觀,橋邊有八具屍體,都是被國民黨軍隊所殺。有的被刺刀所殺,有的被槍彈所殺,屍體及地上都是血,慘不忍睹。這婦人看到這情景大哭出聲,丟下傘,跑上前去,一個又一個屍體仔細察看,卻都不是她的丈夫。 回程,這婦人感到筋疲力竭,卻又因奔波了一天沒找到丈夫的屍體,不禁湧出一絲希望,也許丈夫沒被殺,不久會回來。路上有些國民黨軍隊在檢查來往的行人及車輛,他們布帽子上有著青底白日的小徽章,路邊有輛軍用十輪大卡車,車上飄著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看到軍人,這婦人趕緊擦乾眼淚,但看到那面鮮紅的國旗就禁不住想起那些全身血跡的屍體,不由得顫抖起來。」 這是王克雄博士在他尚未出版的書稿裡的一段描述。那是69年前台灣228大屠殺的一個歷史場景,那位心急如焚的婦人就是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當時她才24歲;王克雄才兩歲九個月大,弟弟克紹則出生才3個月。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正是不幸在二二八大屠殺中被殺害的台灣人精英。遇害的王育霖檢察官當時只有27歲。父親蒙難之後,王克雄的母親王陳仙槎女士含辛茹苦,獨力走過漫漫長路,撫養、栽培兩兄弟長大成人,正是台灣傳統賢妻良母、不向命運低頭的最佳典範!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日治時代從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大三就已通過司法官高等考試。他想要當檢察官,但檢察官有指揮警察等職權,日本人不願意讓台灣人擔任檢察官。所幸受到東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特別推薦,成為第一位在日本當檢察官的台灣人,且剛畢業就被分派到京都任職。 二次大戰結束後,王育霖與妻兒回到台灣,並在新竹地方法院任檢察官一職。他辦案勇於負責,毋枉毋縱、不懼權勢、不為利誘,在新竹任內辦了很多大案件,有走私、貪污、謀殺等。最後一宗聯合國救濟奶粉貪污案件,因為牽涉當時的新竹市市長郭紹宗(國民黨的陸軍少將),沒人願意接辦。王育霖檢察官不願見到貪官污吏逍遙法外,毅然承擔下來,並積極查訪證人,蒐集證據。不料卻因此而被迫辭職,暫時在台北建國中學教書,也擔任林茂生先辦的「民報」的法律顧問,並準備申請律師執照。當時他並沒有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活動,卻在1947年3月14日遭國民黨的軍隊押走,從此音訊杳然,天人永隔。王克雄博士說,他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極可能是被列在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所呈報的名冊中而遭陷害。也因為是違法殺人,所以國民黨殺人滅屍,不發還屍體,極不人道。 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台灣民間力量開始展開平反228、補償228受害者及遺屬的行動。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落成時,李登輝總統為「國民政府」1947年的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 不過,王克雄博士認為,二二八大屠殺應該負完全責任的是國民黨。 王克雄指出,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後,發表的〈南京國民政府宣言〉中說:「中國國民黨本其歷史上所負之使命,適應國家實際之需要,代行政權,而以治權授諸國民政府,設立五院…….。」換言之,五院必須受中國國民黨的指導及監督,落實以黨治國的專制統治。那時的國軍實質上是黨軍,軍帽上的國徽原本就是黨徽。軍中由中國國民黨政戰人員主導及監視,將官的任命也由國民黨安排,絕大部份的軍官是國民黨黨員。雖然1946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但到1947年12月25日才開始逐漸實施。因此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的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及經濟崩潰應由中國國民黨負責。事件發生時及後續有計劃地逮捕及殺害台灣人也是中國國民黨的責任。 王克雄說,國民政府有兩大特務組織:中統與軍統。中統在台灣主要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運作,內設調查室﹙亦稱調統室﹚及在各地佈置忠義調查員。 1947年2月28日凌晨,調查室就急電報告中統總部,總部的趙毓麟說:「我急報中統頭目葉秀峰,建議火速加派三個師開赴台灣。」3月12日中統局給蔣介石的情報指出:「9、10兩日國軍陸續開到,警察及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灣省黨部調查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可見中國國民黨收集非常多台灣人的名字,然後要警備總部處死他們。王育霖檢察官就是這樣成了二二八大屠殺的受難者。 ※※※ 王克雄博士是台南市人。他從小立志要當科學家,1963年畢業於台南一中,接著進入台灣大學電機系。大學畢業及當兵一年後,於1968年來美國留學。先在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電機碩士學位,然後在1975年獲取佛羅里達大學的電機博士學位。他專攻半導體探測器的研究。先在芝加哥的荷蘭 Philips 公司擔任X光光譜分析儀的研發。接著也在芝加哥的英國 EMI Medical公司從事X光電腦斷層掃描機器的研發。1979年搬來聖地牙哥在 Hughes Aircraft Company 研發火箭及轟炸機上的探測儀器。後來改行,成立大都會地產公司,主要做商業地產的投資與管理。 因為王克雄博士是二二八大屠殺的受害家屬,這一刻骨銘心的痛,促使他長年以來致力於二二八受難者的平反工作,王博士多次參加「美國二二八家屬返鄉團」,也擔任過團長,向李登輝總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法務部等單位一再陳情,幫忙促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的制定及訂定二月廿八日為國定假日。 王克雄博士指出,二二八大屠殺時遇害的有推事、檢察官、律師、醫師、教授、教師、牧師、畫家、國民大會代表、省參議員、縣參議員、巿參議員、企業家、報界人士等等。這些台灣人的菁英是被中國國民黨藉二二八事件,有計劃的殘酷捕殺的。 王克雄博士根據史料指出,蔣介石於1947年2月10日指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說:「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接著又指示陳儀徹查台獨言論。 由於蔣介石如此命令及授權,陳儀就到處抓人,胡作非為。1947年2月27日陳江邁事件引發騷亂後,2月28日陳儀宣佈戒嚴,當天也電告蔣介石。同時黨部、軍部、特務、報紙、廣播電臺、台灣人團體等的信息也都傳送到蔣介石那裏,結果蔣介石認定是「叛國及奪取政權」,並於3月3日命令江蘇崑山的駐軍出發「開台平亂」,也於3月5日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勿念。」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4日中央社的報導:「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復,全市商店開門營業。台省以及外省同胞,熙熙攘攘,面帶笑容。戲院及電影院均已營業,菜市、米市最形擁擠。」3月6日陳儀還向全台灣廣播:「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於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寬大的美德嗎?」 台灣人怎會料到,言猶在耳,只過了幾天,竟遭到「國軍」無情的屠殺,基隆港內外盡是浮屍,各地鮮血橫流! 3月13日,陳儀稱讚蔣介石說:「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慘案後,批判的聲音很多,但是台灣的軍政首長卻多人被蔣介石獎勵,無一人受罰。在多方面的壓力下,陳儀後來雖被調離台灣,不久卻升任蔣介石家鄉浙江省的省主席,可見他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要達到殺一儆百的兇狠目的。 王克雄沉痛指出︰中國國民黨當然須為其總裁蔣介石、陳儀﹙原任中央黨部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及其他殺害台灣人的從政黨員與軍官的血腥惡行負責! 王克雄說,二二八事件發生已六十九年,卻不見中國國民黨承認過錯及表示歉意。他要以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向中國國民黨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中國國民黨向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及全體台灣人民公開道歉謝罪。 二、公佈是誰主持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調查室?是誰提供台灣人精英的名冊給警備總部非法抓捕處決?名冊上有那些名字? 三、政府為二二八事件所付的賠償費,中國國民黨應該全數承擔,還款給國庫,否則由全體台灣人的納稅錢替國民黨賠償,並不符公平正義。 四、把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忠烈祠,用以紀念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八二三炮戰受難的官兵、以及未來護衛台灣而犧牲的英雄等。 ※※※ 王克雄談到2016年台灣大選時說,1月16日晚上,他在故鄉台南看台灣總統及立法委員的選舉開票,見證了中國國民黨的慘敗,及民主進步黨蠃得全面勝利;本土台灣人終於擊垮可惡的國民黨,漂亮地贏得台灣的總統府與立法院。他說,上帝真的護祐了台灣! 2016台灣總統與立委的大選,王克雄負責籌組「聖地牙哥小英後援會」,並於2015年12月20日回到台灣,更在2016年1月8日参加「海外小英後援會」。來自全球各地的後援會成員有一百六十多人,穿著鮮豔的綠色夾克,分乘五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南北奔波助選。綠營的選舉造勢現場都是人山人海,海外後援會的代表有時也上台亮相,台上台下不斷地高喊凍蒜,情緒高昂。 王克雄說,2016年大選的全面勝利,是最讓海內外台灣人驕傲的時刻,因為我們終於把在台灣無惡不作70餘年的國民黨政權,以和平的手段將之推翻,真是讓人額手稱慶! 王克雄博士長久以來就熱心服務台僑社團,他擔任過FAPA分會會長,也當過南加州南一中校友會會長,並一直負責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的募捐,到現在已連續十二年,每年獎助十位左右的應屆畢業生。 他參與發起「美國台灣研究院」,也是現任董事。「美國台灣研究院」主要工作是向美國的智庫提供台灣人的資料及觀點,曾經安排蔡英文博士與美國智庫的人士開座談會。 王克雄是現任的台美基金會董事長,負責「聖地牙哥台灣中心」的運作。「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極具規模,建物有 13,000平方英呎。「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是透過向台灣鄉親募款購買地產並經營這所台灣人的家。 王克雄與夫人淑惠女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王克雄的興趣廣泛,在事業、教會及台灣人事務之外,他喜歡寫作、攝影、看球賽、旅遊等。夫人淑惠有她自己的生意,經營Baskin-Robbins 31 冰淇淋店連續卅三年。他們育有一男一女,兩位都當醫生。王克雄說,他們最快樂的時間就是和六個孫子女玩在一起。 (台美人物誌影音/文字專訪系列‧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李木通 策劃 /黃樹人 文字整理)

王耀廷

在日本的統治下,王耀廷在台灣台中市出生;5歲那年,全家搬回父親的故鄉鹿港,而王耀廷長大後即就讀鹿港初中。 「我父親王賜連是個詩人,『三步即成一首詩』,他們也很要求我們的教育、文學與藝術學習。」當時擔任台中地區通議官(即翻譯官)的王耀廷父親,專為日本政府、台灣人搭起溝通的橋樑,而母親陳眛則為溪湖地主之女,出身於大戶人家。 後來,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不僅實施幣制、三七五減租,隨即亦發生「白色恐怖」228事件、黃順興事件,而當時王耀廷大哥王乃信就讀台中一中,喜愛唸書,卻無故被政府送進監牢,牢獄生活前後長達25年。 「父親為了營救大哥,幾乎全台奔走、散盡家產,但還是沒辦法救出大哥。」同年,王耀廷二哥罹患盲腸炎,因在過節期間,病情遭到延誤身亡,得年僅16歲;受到雙重打擊的父親自此積勞成疾,使王家頓失歡樂,家道中落。 「因為不敢考聯考,所以選擇師範學院。」王耀廷因大哥之故,父母要求他放棄聯考,改念「安全」的師範學院,亦使王耀廷走上「教育」之途。 「當時,考取師範學院比上台大還難,學校還貼大字報慶賀呢!」在全部考生將近2860名,僅錄取280名的激烈競爭下,王耀廷考取台中師範學院,也是80位鹿港初中畢業生裏面,僅4名考取師範學院的學生之一。 多項「最年輕」記錄王耀廷貫徹愛的教育 畢業後的王耀廷年方19歲,原想到深山教書,後來還是接受學校分派到台中力行國小教書,同時擔任出納、會計,亦在21歲時當上總務課長,「當時,我是全台灣最年輕的總務課長。」 教書3年間,連連獲得「優良教師」殊榮的王耀廷選擇繼續升學,並保送至師範大學就讀童子軍教育系;「大學畢業後,我轉到省立板橋中學擔任初中部的導師、科任老師,還兼任行政職,然後再去當兵。」 「當完兵時,因為有轉行從商的念頭,我選擇就讀淡江大學的外國語言學系、輔修國際貿易系。」2年即畢業的王耀廷,被台北市民生國中延攬為訓育組長,並在28歲那年轉任台北縣永和市的竹林中學訓導主任,時為最年輕的訓導主任。 當時的校風嚴謹,在校學生若吸煙、跳舞被校方發現,即被記大過。但處事與人不同,對學生實施愛的教育、絕不打學生的王耀廷,卻常在學生被逼走投無路時,為學生開啟一扇門。 「那時學生被記3個大過就會被退學,我記得有個中將的兒子,因抽煙已經被學校記2個大過了;在第3次被發現時,中將還親自到學校關切。」校長將此重責交予王耀廷處理,選擇為學生留條退路的王耀廷即對家長說:「抽煙對學生的健康不好,這次我不記過,請帶孩子回家慎重說明。」 另外一次,台北市刑警大隊隊長的兒子被校方抓到「持刀械打架」,校方經明確調查、記過後,學生回家卻向父親跪著哭訴冤枉,使刑警大隊隊長怒氣沖沖地到學校興師問罪。 校長委請王耀廷出面,在王耀廷的理性、條列說明下,刑大隊長不僅息怒,還向校方道歉。「我把所有的人證、物證,還有學生的自白書拿給刑大隊長看,他才瞭解是孩子為了脫罪,用苦肉計撒謊。」 音樂結緣  與謝秀緞鶼鰈情深 王耀廷妻子謝秀緞為其台中師院學妹,在校即擔任隊長、區隊長,為校園風雲人物,但兩人並不相識;王耀廷在力行國小教書後,剛畢業的謝秀緞也分派到該校,但兩人仍未相識。 「原本都是我負責放課間音樂的,有一天有事由別人代勞。當時,我聽見音樂換成『少女的祈禱』,好奇詢問同事是誰選的音樂?這才認識秀緞。」這一問,使同事半年多的學長、學妹得以相識,進而相戀。 後來,王耀廷妻子謝秀緞也保送師大音樂系,來美國後則獲得南加大音樂碩士,並考取加州教師資格;在王耀廷創業開公司、創立台灣學校時,妻子謝秀緞都是他最得力、最能幹的助手。 兒子Wilson數學傑出 「我們的兒子Wilson數學很行,在2001年得到全美傑出數學成就獎,當時也有多家報紙採訪過他。」現年25歲、在United Health Care擔任精算師的王唯昇得自父母「會唸書」的天分,在就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數學系大二那年,即獲得社區學者獎,畢業時則為全校第2名、該學院第1名,成績優異。 棄教從商 繞一圈仍擔任校長 王耀廷在政治大學研修教育學分時,當時的教授已經90多歲了。「老教授說我的面相很好,有『校長』相,自此同學都戲稱我為『王校長』。」 1975年到美國的王耀廷,先到台灣榮泰電子分公司任職,並在1979年與妻子創業成立「Brico International(後改名為「Brico King」)」進出口貿易公司;而在1995年退休的王耀廷將公司交由弟弟、姊姊經營,轉任具有33年歷史的世界華商銀行(LA national Bank)董事,其後擔任台灣會館董事。 「台灣學校跟中文學校是不一樣的,我們本者『回饋鄉親』、不營利的原則開設課程,並用我們的語言服務鄉親。」2006年,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台灣學校成立,由董事王耀廷擔任校長,並開設台語班、華語班,以及電腦班等課程。 「在北加州,他們已經有15個台灣學校,而學生最少為200人,很具規模。」秉持著「盡量不用會館經費」的原則,王耀廷積極尋找官方資源,並致力擴大台灣學校的規模。 「現在,進入第2年的台灣學校全部學生加活動社團人數,大約300多位,也吸引日本人、美國人、墨西哥人念華語班,而台語班也有一些日本學生。」王耀廷希望建立起台灣學校的行政、會計制度,並期望將來能以「三合一教學」,即用客家語、北京語,以及台語上課。 當時年少春杉薄,一頭栽進教育界,曾經誨人無數。從老師到商賈,再回老本行。現在,內行人做內行事,王校長臨退休之年,仍雄心未泯。服務鄉親的熱忱,與給人一種赤子之心的印象,也許與大學學的是童子軍教育有關吧!

黃瑞宗

「我要健康,也要快樂,要有健康,才有快樂,快樂土風舞社,加油..加油..加油..」、「Happy Go, Health Go, Happy Dancers Go..Go..Go..快樂加油, 健康加油, 快樂的舞者加油」,不論是在台灣會館、國小、社區中心的舞池中,黃瑞宗熱情聲嘶力竭地帶動唱,他總是動不動就哈哈大笑,樂不可支,身懷近3百首土風舞秘笈,在南加黃瑞宗一心一意想把土風舞推廣到社區,與同好不遺餘力到處開課,即使生意做的再大,他心目中,能一輩子快樂地跳舞歌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從小就愛表現出鋒頭 黃瑞宗,1955年生於苗栗,家有10個兄弟姐妹,7男3女,排行老九,父親是公務員,但50出頭早逝,從小媽媽就十分辛苦拉拔10個孩子長大成人;從小就喜歡唱歌,表現慾超強,小學就開始擔任班長、糾察隊長,因為聲音很大又任學校司儀,童年演講、辯論比賽都是獨佔螯頭;初中搬到台北讀書,高中就讀新莊高中,大學考上輔大統計系。 他回憶:「那個年代能考上大學,同學大多是家中第一個或是村裡佼佼者,唸大學要自己摸索;但我不同,因為哥哥姐姐都考上大學,讀輔大時他們就七嘴八舌建議很多各種社團活動,在大學解放後,成績都是低空略過,但是社團活動從沒有少過,參加都是和歌舞有關係,土風舞、合唱團、還有現代舞蹈社等等。」 黃瑞宗,大一大二積極參加社團,大三就開始出師,為了迴饋社區,他親自去新莊及板橋社區辦很多活動,當地工廠多,所以為未婚男女徵友的活動,他特別在行,天生積極也樂觀外向,喜歡與人交往,超高的親和力,藉由帶動唱,搞群眾心理,不但當了紅娘到處牽線,也練就出一身帶活動的好功夫。 小時候家庭經濟關係無法學樂器,但喜歡音樂律動,他笑著說因為太愛出鋒頭的心理,所以比別人更容易吸收土風舞菁華,那個時代是土風舞最興盛時代,但欠缺師資,在眾多的條件因緣際會下,大三就已經出去教舞,還應邀到處去趕場,土風舞是世界民俗舞蹈,能做到趕場通常最普遍流行的都要有上百隻會跳的舞。為了學舞,那時候什麼地方有聯歡會,他一定到向其它舞者請益偷師,所以這當中就學會了3百支各國舞蹈,人家教了他之後,他首先到處去收集音樂,並且把所有舞步一一寄下整理存檔,並且寫成專屬的土風舞講義,因為會跳與會教又是另一回事,會跳只要音樂就可以同樂,但教舞一定要有本事"說清楚還得跳到人家完全明白",黃瑞宗不但要當社團開心果,也是社團靈魂人物。   白手起家非洲闖天下 退伍後,黃瑞宗在台灣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頂多是個工讀生,就因為哥哥在中華開發公司被派到非洲象牙海岸工作,聽說當地可以賺到錢,退伍馬上就出國跑去非洲做生意,他自認為,有種錢最好賺而且只要三個條件,就是人要集中、人要多、而且要笨(獲得資訊較少)。 他分析,50年以前,台灣人做生意天涯海角趴趴走,而且趕流行一窩峰,開始是菲律賓,後來跑巴西南美洲,之後又到西非,最後才跑中國大陸投資,近年越南、柬埔寨興起,他是屬於趕上非洲那一波的台灣生意人;他說:「那時台灣商人不是拎著一隻007手提箱,就是拉著2隻皮箱闖天下,007手提箱的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生意人,2隻皮箱則是深入險境移民撈金的冒險家。」 由於仗著大學學了一年法語,1981年,黃瑞宗決定進軍非洲,到了象牙海岸才知道那點法文,根本沒辦法應付,但只要想起老爸老媽憑著公務員窮薪水養活十個孩子,連出國到非洲機票是借錢來的,說什麼也不能回去,就憑著不怕死的衝勁,當時象牙海岸只有10多家台灣人及一些農工隊,雄心萬丈的企圖心,他就比手劃腳整個非洲跑,到處去搭便車,從台灣進口成衣、電扇、縫衣機、達新牌塑膠衣櫥、鞋子,然後到處放帳賣貨再收錢,結果一待就是10年。 黃瑞宗提及:「當年真是憨膽,什麼人都相信,有些中盤商一放帳就一兩百萬,雖然也有時會碰到倒債的霉運,但社團帶來豐富的領導經驗及待人處世的模式,累積下來的磨練,在商場上完全得以發揮,也很快適應生活;非洲有兩種語系,英語系的非洲人非常衝,但法語系比較浪漫純真,我大都做法語系的非洲國家生意,所以在非洲賺了很多錢,而且也過得很快樂充實。」 28歲回去台灣,因為弟妹班上有個同學,當時他們就想撮合但不了了之,31歲時再回去台灣一次,結果聽聞她也還沒有結婚,在大家極力拉攏下,見面4次沒想到兩人情投意合難分難捨,通話4個月就結婚,黃瑞宗得意地把太太曾淑璧拐去非洲,後來因為小孩的關係,最後還是決定移民美國,他說道在非洲是沒有第二代或第三代,大家都是過客一個踏腳板,大多數人只是想賺點錢後就離開。 ◎不埋頭苦幹 要抬頭苦幹 來了美國之後,1991年,到紐約,還是憑著一股衝勁,但有眼不識泰山,自恃以前在非洲的經驗,但到了美國就吃足了苦頭,他說:「做生意一定要抬頭苦幹千萬不能埋頭苦幹, 到美國投資都不順,來了兩年虧了很多錢,就是因為沒有遵守商業原則,了解環境再出動,而且急著想一步登天。」 跌跌撞撞之後,不但損失銀兩,整個心情更是盪到谷底,家庭氣氛也不對,後來他轉念一想決定從自己改變做起,所以訂定家庭遊戲,只要家中有一人喊出"大笑三聲",所有家人一定就要大笑三聲,全家就整天搞遊戲哈哈哈大笑,從此心情就開朗起來,後來公司還特別取名為“ Maxmile” (Maxmine + Smile)希望能” Makes you Smile“ 。 十年的法語底子,到了英語系國家就英雄無用武之地,黃瑞宗眼見兩個寶貝女兒漸漸長大,所以轉而想做點華人生意,頭腦就動到幼教事業,為了在美國發揚台灣文化事業,他一口氣代理台灣當時幼教正蓬勃發展的幼福、國語日報、信誼基金會、漢聲等兒童文物,全拿下美國總代理權,想到台灣都能賣得嚇嚇叫,美國一定更有錢途;所以特別創辦全美國唯一討論0-12歲兒童教育的中文雜誌「全程幼教」,全程地提供全面的幼教資訊。 有人說想害一個人就去教他辦雜誌或辦報紙,當時黃瑞宗可不這麼想,他把目錄雜誌化,用精美的創意把產品精緻化,一心想創立兒童天地做教育,內容十分豐富,身為主編充滿各種點子,以大企業方式大手筆經營,每一次兩萬份經銷全美,總共三期, 印制雜誌下來就20多萬美金,結果哪曉得僑民都要免費卻不肯訂貨,所以一下就虧了30多萬美金,後來檢討一下,因為華人不多又不集中,而且華人又很精,完全違背他認定的賺錢法則,只好草草收攤。 不過,拚命三郎的黃瑞宗,總覺得天無絕人之路,1992年,他看準台灣開始流行電腦字典,因為哥哥在無敵集團上班,為了要做生意,他決定與紐約的哥哥一東一西各立據點,所以1993年才搬來洛杉磯,因為移民越越多電腦辭典生意做得又是轟轟烈烈,但一到美西又忘記了教訓,想到台灣電器產業走勢強勁,決定又要再異地發揚台灣連鎖業,為了走台灣全國連鎖電器路線 ,後來真的就又花大筆資金在美西開了無敵聯鎖店,但是電器很難與老美競爭,所以最高峰曾有10多家,高潮起伏,但現在就維持在兩家,而且認命集中做電腦辭典。 眼看已是40多歲,生活平穩過得去,他決定還是老實重拾他的最愛─土風舞,1998年,去參加林先生的土風舞社,後來又與方興成立了南加土風舞社,一兩年之後,決心發展帶動南加土風舞風氣,再出來自創核桃土風舞社,後來又創辦了柔似密快樂土風舞社在台灣會館,在去年首創爾灣土風舞社,隨著團員增多,內部團員有的意見分裂後,就另起爐灶,雖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他轉念一想土風舞社卻因禍得福,現在洛縣附近就有8個土風舞社,想到與方興從開始合作發揚,接著越來越多同好加入陣容,土風舞終於在南加發芽茁壯;現在他要到爾灣柑縣去播種。預計以柑縣人口應該要有2個土風舞社。 未來還想到主流提倡土風舞社,有鑑於台灣後來就是後繼無人,他希望南加土風舞能源遠流長,所以他也想創辦小羚羊土風舞,讓土風舞魅力重現,他一點都不認為土風舞的趣味會趕不上現在青少年的嘻哈風。  ◎想成立一個快樂的舞者之家 許多土風舞同好都知道黃瑞宗有2個大夢,第一個想要在南加創辦舞者之家,是一個以跳舞的主題活動中心,有兩個大廳,大廳可以容納千人,也有有200人中小型教室,前迪斯可舞廳與社交舞中心,自從華美冰宮及南海岸爾灣文化中心落成之後,他更有信心,認為離夢想不遠了;希望70歲之前,能以台美人之姿,看到"舞者之家"落成,在裡面的各式舞者都能快樂地跳舞。  第二個希望有機會能夠成立台灣快樂志訓營,提供一個營地給各種志工訓練,他認為,這個夢想不但是迴饋回台灣,而且極為需要,也比較好實現。 至於,大家很熟悉已發行第19期洛杉磯華人商業區地圖免費贈送也是由他發起,作為迴饋社區的服務,最近,他也在生活電台做主持人,教導大家學英語的技巧,每週四晚上8點。腦子隨時充滿各種點子,他始終堅信,人不能決定生命長度,但夢想可以讓生命拓展它的寬度,正如他最喜愛送人的禮物,馬克杯子上印有戰勝自己,全力以赴,天下無敵。 文/林蓮華

昆布勞

台灣掉到水中,美國絕不會讓她淹死沉沒,但也絕不會救她上岸。」FAPA總會執行長昆布勞明白地說著:「台灣若是要統一,美國也會尊重,相對地,假若台灣民意決定獨立,美國也不會讓台灣被中國搶走,美國人認為,台灣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台灣人民手中。」 昆布勞,若不是在FAPA為台美關係打拚16年,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曲家。 父子遨遊世界走透透 昆布勞,1958年11月24日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lem,11個兄弟姐妹, 5男6女,排名在中間;父親是二次世界大戰荷美聯軍的空軍戰鬥機空軍,後來轉成民航機師,得到父親特別地疼愛,昆布勞從小時候坐在飛機行李艙上,隨著機師爸爸遨遊全世界,從來長大時更趁著優惠機票,暑假時到各地去旅遊,父親為他打開視野,體驗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並快速適應,充滿探險性格。 因為小小年紀就世界走透透,喜歡做律師的昆布勞,決定在荷蘭選讀國際法,法學院讀完6年得到法學博士。但因為1981年,荷蘭潛水艇售台事件,他以此為博士論文得以名聲大噪。受邀來美後在馬里蘭州大學繼續台灣問題研究。 有一天,受朋友之邀前往一場5天國際時勢座談會,認識當時FAPA的王桂榮會長,在王桂榮力邀下,成為FAPA專任職員,這5天就決定他一生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深愛日本藝術的昆布勞,回憶16年前,「FAPA辦公室專任職員只有我一人,當時只想做2年,準備去日本,我寫的第一個決議案就是促請國會讓「台灣加入聯合國」。沒想到越做越想替台灣打抱不平,16年了,FAPA長大了,但是台灣仍未加入聯合國,而且會越來越難。」 1989年,只有一人,昆布勞校長兼工友,寫決議案時,沒有電腦,只能打字複貝,一一去國會辦公室打交道。王桂榮會長一年會去視察2次,「我每天都很忙,只記得王桂榮一下飛機就要去買菜,後來發現他整天忙著在做菜給我吃,台灣傳統美食的手藝,令人回味無窮噢。」 講起華文名字,FAPA前總會長王桂榮稱Cone Blaauw為“ 昆不老” ,但陳榮儒接任會長後認為,明明已漸漸老了,所以再幫他改為“ 昆布勞” 。 他幽默地說,當時侯一年只要寫一個決議案就OK,現在一年寫了6個決議案,大家還嫌不夠,昆布“ 勞” ,恐怕就是要他再勤勞一點。 黑名單中的「黑名單」 身為FAPA六朝元老,身經百戰,昆布勞想起最難忘的事,竟是「黑名單中的黑名單」;原來自1989年起,昆布勞投入海外台灣人爭民主運動,1990年,旋即被國民黨列黑名單,禁止入境台灣長達8年,。 「台灣早期官方人士並不喜歡我,丁懋時參加智庫傳統基金會,就曾粗魯地拒握我的手,當時真的感到很震驚,隔年,TECRO華府辦事處同仁要離開,我受邀歡送酒會,丁懋時竟然勒令我馬上離開。」 1986年,FAPA一直努力解除台灣黑名單,1992年,黑名單終於解除,但可能是參加FAPA,別人都解禁,唯獨昆布勞,就是不讓他入境,有一次許信良成主席帶領7人來美參加克林頓就職典禮,只要TECRO在就拒絕他進入。1996年,還是沈富雄與蔡明憲幫忙,才得以回台。 再次踏回台灣,昆布勞想起,以前少年時就曾多次造訪台灣探望外派新竹菲力浦公司的舅舅,沒想到後來會為台灣工作,1996年回到日日想念的台灣後,想到因緣於荷蘭人祖先於1624年曾佔據台灣,希望回饋台灣的心,FAPA竟然就成為他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志業。 1996年後,本土政權漸漸抬頭,更多人尊敬他,認識他。2003年,還受到陳總統肯定表揚特別頒發「國際民主鬥士」獎章,過去所受到的委曲,終於得到平反。 FAPA六朝元老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於1982年一群熱心台灣人事務的傑出人才共同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組成,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性機構,致力於增進海內外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它權益。 昆布勞身為第一個職員,如何打進國會?他笑說:「沒有秘方,只有建立友誼與贏得信賴。」回憶當時因為很年青,深知議員助理第一關,所以與國會助理建立良好的友誼,但只要對台灣好,甚至幫國會助理帶狗、做嬰兒保母、搬家做苦力,他什麼都願意作。 信賴,昆布勞十分用功,24小時隨叩隨到,國會議員想要知道台灣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昆布勞會將提供最直接真實全盤性的信息。 歷經六任會長,昆布勞適應每一個會長的作法和風格,每位會長也很尊重他的判斷力及經驗,他特別關切台灣獨立和人權問題,常讓台美FAPA成員自嘆不如。 昆布勞表示,台灣面積與荷蘭一樣大。但台灣命運多舛,人民絕對值得擁有自主權,享有獨立自由正常化國家的資格。假若自己是台灣人,會非常失望、絕望,台灣人根本不敢"做自己"。 草根外交中,猶太團體在國會很大很有錢,但對以色列前途看法卻是團結一致,從不吝於表達他們的"憤怒"。台灣受到中國打壓威脅比以色列更嚴重,但台灣人比較像棉羊,太悲觀太被動,喜歡跟著人家走,內部應該有自己團結致的聲音。 中國遊說國會勢力只有2-3年,還不夠專業,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大企業偏中;台灣內部最重要,雖然美國很願意幫助台灣,台灣不能老是想躲在美國背後。 與何燕青一見鍾情 何燕青,8年前,畢業政大國際法系,來美國首府喬治華盛頓大學就讀碩士,當初因為要寫一篇台美危機的論文,想查資料去找FAPA,後來自願成為工讀生。昆布勞當年就一見鍾情,但公私分明,昆的感情只能隱在心中,何回台工作,6年前因為FAPA遺缺,又被聘回專任,昆布勞3年前終於鼓起勇氣展開行動,直認再不採取行動,一輩子將會後悔。 相差16歲,昆布勞果然是成功的遊說客,約女主角先約會一個月試試看,由於興趣相合,被昆的浪漫深深吸引,喜愛作曲的昆布勞,還特地為何燕青譜曲"you are so beautiful",成功打動芳心,得以成為台灣女婿。沉浸在幸福美滿的何燕青,自此夫唱婦隨,是為台灣在國會打拚的最佳夥伴,神仙眷侶。 文/記者林蓮華

參加洪芳彥(Frank Hong,1942-2019)同學告別式有感(林衡哲)

2019年7月4日 美國國慶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我們三位同學林欣朗夫婦、董信隆與我,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會合,坐12點35分的聯合航空,約二小時就抵達奧立崗州Medford 的國際機場,由林欣朗租車前往,咱們同學洪芳彥住了將近半世紀的美國故鄕—-Grants Pass,大約將近三點半就到了該城的Hampton Hotel,在那裡碰到了另一位同學孫富通夫人翁玲美女士。 奧立崗州確實山明水秀,有點像台中附近的溪頭,比南加州的山脈秀美,難怪洪芳彥選擇此地做為他的美國故鄉和最後的住家。 我們大約四點半左右,先到洪芳彥在Grants Pass 的第二個家(他們在此住了28年),我們差一點迷路,還好老董Google Map幫忙,終於抵達洪芳彥住家,在那裡我們碰到了洪芳彥二位哥哥、一位弟弟、二位妹妹,他們大家外表上看起來都很好,尤其是洪芳彥二哥,外表與說話的神情,80%與洪芳彥相似,我在紐約長島開業時代就認識他,我跟他聊起往事,在感覺上,有一點像跟活著的洪芳彥聊天一樣的愉快,而洪芳彥弟弟是我太太台中農學院植物病蟲害的同班同學,以前也見過幾次面,他的外表與性格比較不像洪芳彥, 但是他有七個孫子(祗比芳彥九個孫子少一點),表示洪家都有多子多孫的好傳統,洪芳彥的二位妺妹,以前也幫忙過我,或參加我的文化活動,因此再度見面,都沒有陌生之感,春美嫂,保持一貫的寧靜性格,讓大家都有如坐春風之感,在一個多小時聊天中,大家都在談洪芳彥同學生前多釆多姿的有趣往事,幾乎忘記了他已經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晚餐林欣朗夫婦、董信隆與我,到當地靠近河流旁邊的著名餐廳《Taprock》,這家餐廳似曾相似,好像洪芳彥以前曽帶我們來過。晚餐在浪漫的氣氛中,大家儘是在回憶洪芳彥浪漫的大學時代,以及來奧立崗探訪洪芳彥的種種有趣的往事。晚上回到Hampton Hotel,在1980年代大約有十年,我跟老董都住在爾灣市北木鎮(Northwood),那時我們二家只隔著一條街,因此有洪芳彥或廖運範來探訪,我們一定會聚在一起,加上住在附近的尤建三、游榮三等,那是我們友誼的黃金時代,後來90年代我搬到亞伯蘭市,除了同學會或集體旅遊,我跟老董就比較少連絡,這次因為洪芳彥的告別式,我們重溫舊誼,暢談了一個晚上,互相瞭解二家彼此的近況。 2019年7月6日早上九點洪芳彥告別式,在Grants Pass的River Valley Community Church準時舉行,告別式以《A Celebration of Life for Frank Hong》為名,因此二小時的告別式簡單而隆重,由洪芳彥二女兒Cathy 主持,整場氣氛歡笑多於眼淚,除了春美嫂之外,洪芳彥的四個孩子及伴侶,九個孫子,五個兄弟姊妹及伴侶和他們的家人,總共有50多位,象徵台灣人近代成功的移民史,班上同學除了林欣朗夫婦、董信隆、我之外,尤建三的二個兒女 ,廖運範二公子、孫富通夫人及兒子也都來了。由於洪芳彥是鎮上名人,當地的報紙,也登了一篇篇幅相當長的弔文,美國朋友也有30位左右參加,其中有三位1972年就認識洪芳彥的醫院同事,發表動人的感言,他們說洪芳彥不但是傑出的病理科醫師,而且是橋牌與高爾夫球好手,同時為人熱情、慷慨、充滿愛心的人,他們都曾經與芳彥渡過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我們真的為洪芳彥四個子女的表現而驕傲,他們都是台美人優秀的第二代,他們都有做Community Leader的能力與氣質,尤其是二女兒Cathy主持的有板有眼,既感性又理性,她介紹芳彥的投資理論以及他介紹父親跟愛因斯坦一樣,對量子力學、相對論的艱深理論都難不倒他,但是卻不知道如何使用洗衣機等簡單的日常操作,引發陣陣的笑聲,但是最後還是情不自禁的掉下眼淚;大女兒May彈了一首他爸爸最喜愛的歌,相當感人;大兒子說他一度想放棄學醫,幸好父親的啓發,才渡過人生的難關,現在則以跟父親一樣做病理科醫生為榮;二兒子Albert 與愛因斯坦的名字同名,他畢業於MIT,是唯一學理工的孩子,洪芳彥高中時,本來想學物理,但是受做醫生父親的影響,聯考才以醫生為第一志願。但對物理保持終身的興趣,他的Albert實現了洪芳彥當年想學物理的夢想,而且他的頭腦非常的靈活,據說他理財的能力超過他們三個學醫的兄姊妹。 洪芳彥二個哥哥、二個妹妹、一個弟弟,也都娓娓回憶起他們相處的愉快時光,並以有這樣的兄弟而自豪,而當他們忍不住掉淚時,就由他們的下一代接棒,繼續不斷的講下去,整場二小時,在Cathy 有條不紊的主持下,動人心弦而隆重地結束,祗有幕後的導演春美嫂,沒有出來講話。此時無聲勝有聲,洪芳彥在天之靈,看到他子女的傑出表現,以及兄弟姐妹們的真情流露,和老同學和老同事依依不捨之情,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了,相信他地下有知,一定也會很感動。大約三年前波士頓有一位台美人第二代名叫Julie Wu,是一位小兒科醫師,她替他爸爸寫了一本傳記小說《The Third Son》,寫得不錯,我也買了一本,她爸爸也是排行老三,描寫她爸爸在美國奮鬥的故事,而此書也成為迷你暢銷書,並且譯成漢文,我希望將來有一天,做為小兒科醫生的Cathy也有機會把她爸爸更多釆多姿的人生故事,創作另一本台美人的《立足美國、關懷台灣》的成功故事,她用英文寫,我會負責找到適當的人翻譯成漢文。 最後我們在告別式結束之後,與芳彥的三位兄弟合照留念後,到春美嫂弟妹開的中餐館,享受非常可口的家鄉味美食之後,才一起坐同一班機返回洛杉磯的家。(2019年7月8日寫於南加州亞伯蘭市)民報0711

楊貴運 客家大老的故事

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貴運教授是台灣客家界的大老。他在七十年代創立加州「台灣客家會」,八十年代創立「全美台灣客家會」,九十年代創立「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其在客家界的地位,可見一斑。 楊教授在台灣時,長期為人師表;到美國後,擔任慕博﹝Mobile﹞石化公司的研究主管;退休後,成為非常叫座的抗老化學演講家,經常應邀四處演講。他元氣充沛,言語風趣,音響如鐘,領袖氣質溢於言表。在訪談中,他對福、客情結與客家心懷尤其有精闢的剖析,相當引人深思。 童年的夢想 初夏到南加州的帕羅柏地﹝Palos Verdes﹞鎮拜訪楊貴運,彷彿作了一趟賞心悅目的休閒之旅。從他座落在太平洋岸邊的屋子望出去,但見海天相連,一片蔚藍,令人心曠神怡。 眼望絕佳景色,耳傾聽楊教授講述生平際遇,不禁覺得他真是人如其名,貴人好運,有些際遇令人羡慕。 他說:「我生長在中壢的一個農家,從小覺得種田很苦,希望過不同的生活。我童年的夢想,就是希望唸完國校高等科,進公所當工友,以後升任職員,就可以穿皮鞋、騎腳踏車上班。」 他繼續說:「我喜歡讀書,父親卻覺得我藉故偷懶,常生我的氣。我小學畢業,得了全校第一名。老師到家裡勸父親讓我升學。父親說,家裡沒錢。老師說,若讓我到台北唸三年的開南商職,畢業後可到銀行或農會上班。母親一聽,趕緊說,她要到山上幫阿姨採茶,讓我讀書。就這樣,帶著母親的愛心與堅持,我走上了與莊稼人不同的人生路。」 他順利考上開南商職,此後每天清晨四點多,即帶了便當,趕搭五點零三分中壢開往台北的火車上學。一個學期後,他是兩百名新生中的第一名。又過了一年,有一天,他意外聽到級任導師對人說,他教了三十多年書,從沒看過這麼優秀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拿第一。 「我的級任導師叫松本權市,是個日本人,待我非常好。」楊貴運說:「他見我每天得搭四、五小時的車上、下學,就讓我住到他家,一住就是三年,直到高中畢業。他並且建議我轉學到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日後方能升大學。就這樣,又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九四四年,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戰情逼緊,大量徵兵。楊貴運自台北二中畢業,即被徵召入伍,幸好沒被送往南洋當砲灰,而是藏在台灣北部山區當情報兵。隔年八月,日本投降,他脫下大和帝國的軍服,下了山,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開始推行北京話。楊貴運因在開南商職學過北京話,因此到中壢農校教國語。教書期間,眼見昔日同學一個個唸大學,心裡很不服氣。隔年終於等到機會,師範大學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不僅學雜費全免,並且可領公費。他立刻報名,考上理化系,成為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白色的陰影 楊貴運就讀師大期間,覺得功課不甚挑戰,日子過得很輕鬆。但一九四九年發生的「四六事件」,在他心頭蒙上一層濃濃的陰影。 他說:「我當時唸大三,住師大第一宿舍。四月五日那天,一位外省朋友突然勸我當晚不要住校,我不明所以,未加理會。不料睡到半夜,忽然被吵雜的聲音驚醒。一大群荷槍的軍人把我們一個個扣上手銬,吆喝推壓地塞進吉普車,開到不知名的地方。 「每個人都很驚惶。我在擁擠的牢獄裡,渡過心悸的十八天,終被放了出來。但有些同學被判以匪諜的罪名,從此下落不明。這是台灣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此後人人噤若寒蟬。」他說。 大學臨畢業前,楊貴運獲悉將被聘任當助教,心裡一高興,就回鄉過暑假。不料到了八月,尚未接到聘書,心覺有異,乃北上查詢,這才發現助教一職已被人暗中擠掉,他被改分發到成功中學教書。 他心裡非常失望。謀事要靠關係,他卻天真地不知情,這時想起從前通車苦,乾脆連分發也不要,就回中壢農校教書。 「其實看開些,我在家鄉教書也不錯。」他說:「我在中壢農校,很受學生和同事們的歡迎。當時,我們有三個年輕的老師常在一起,人家笑稱三隻烏鴉,一天到晚聒聒叫。但是有一天,三隻烏鴉中的兩隻突然失蹤,剩下一隻,亦告消聲。」 他很感傷地說:「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有一天,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學校。我那兩位朋友在眾目睽睽下,被憲兵帶走。兩人後來都被槍斃了,實在很可憐。其中一位在被槍決前,藏了一封信在衣領裡,他的太太領屍後才發現。信上寫道:他並沒有反對政府,只是被一位惡鬼所害,此生無法照顧妻兒,盼太太自求多福。」 「我當時因為怕被牽連,不敢去看他們的家人。」楊貴運說:「我並且在他倆出事後,加入國民黨,以求自保。過了許多年,在一次師大舉辦的中學教員訓練班裡,我無意中碰到這位朋友的太太。她告訴我,她自己進修,通過中學教員檢定考試,獨力撫養遺孤。」 「又過了許多年」他繼續說:「她和我聯絡。告訴我那封信的事情,並且把影本寄給我。我影印一份,寄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真是一個恐怖的年代、恐怖的回憶。」 缺乏官運 自那事發生後,楊貴運謹言慎行,積極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五二年夏天,他獲得獎學金,到賓州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成為桃園縣第一個拿護照出國的人。 他說:「當飛機起飛的剎那,我心頭都輕鬆起來。到了美國,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真正嚐到自由的滋味。」 在賓大求學期間,楊貴運一方面嚮往美國的自由與學術氣息,另方面卻掛念在台灣的親人。因為他在中壢教書時,結婚成家、生了一兒一女。出國後,留在家鄉的太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身體不好,令他掛慮。因此在賓大修了一年課後,他便匆匆返台,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回來拿學位。 他回台灣後不久,即到師大當講師,不久升任副教授。當時留學的人少,他是少數喝過洋墨水的人之一,因此被推薦至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也蒙蔣介石召見。 「不過,我就是沒有官運。」他笑著說:「蔣介石召見我時,問我要做什麼?我說我喜歡教書。結果一出門,就被隨行的人罵傻瓜,說我不會趁機求個一官半職。後來,與我同期受訓的人,個個都當官,只有我一人始終當輔導員。但當時全台灣的機關首長,都是外省人;即連中學校長,也沒有一個台灣人。」 「有一次,教育廳長吳兆棠找我,說他想提拔客家人,要請我當副廳長。」他接著說:「但是人事發表前一天,他忽然重病入院,昏迷不醒,一週後去世,我的任命案就此沒有下文。後來李煥接任教育廳長,台灣人更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因為覺得留在台灣沒什麼前途,楊教授一邊教書,一邊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六三年,他獲得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第二度到美國求學。此後幸運之神眷顧他,機會接踵而至。 新天新地 楊貴運二度越洋留學時,已經四十二歲。許多人在這年紀出國,都因語文障礙,發展受到限制。但他資質聰穎,人際關係亦佳,很快便衝破瓶頸。 他說,初抵美國,他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註冊。三個月後,因為指導教授換學校,他隨著轉至聖塔芭芭拉校區﹝U.C. Santa Babara﹞,攻讀化學博士。 唸了兩年多,眼見十六歲的兒子將屆兵役年齡,惟恐出不了國,楊貴運便找指導教授商量,希望出去做事,以便接全家到美國。結果指導教授放他一馬,給他一個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方便他找事。 果然不久,他就進了洛杉磯的慕博石油化學公司當研究員,令人羨慕。慕博是著名的跨國大公司,在台灣的分公司名字叫「慕華﹝Mobil China﹞」,主管與國民黨高層的交情非常好,結果由公司一發函,楊太太瑞蓮不久即帶著六個孩子順利出境。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家八口在洛杉磯歡喜團圓。最初,大夥人住在租來的公寓裡,確嫌擁擠。楊貴運因為已有工作,可向銀行貸額,便開始覓屋。 洛城的房子貴,他們看來看去,最後在城外東郊的蒙特利公園買下一棟院子很大的房子。一家大小歡天喜地搬進去,慶幸美國夢如此迅速實現,沒料到好運還在後頭。 「這個房子真是買對了。」楊教授喜孜孜地說:「當時的蒙特利公園只是一個寧靜的小鎮,都是些住家。我們搬進去後一年多,鎮上忽然出現許多黃面孔,而且越來越多。原來那時台灣的移民潮剛開始,蒙特利公園成了新移民的最愛,房價因此頻頻上漲。我們在那裡住了八年,房價漲了四倍。趁著時機好,我們另外換了一棟大房子。」 福星高照 在工作上,楊貴運亦一帆風順。由於講得一口好日語,公司派他負責遠東方面的業務。他工作之暇,補寫論文,兩年後,拿到博士學位。然後自一九七一年起,即經常出差日本,處理日本分公司的業務。 一九七四年,慕博公司在日本安裝海底油管,發生油管生銹的技術性問題,無意竟賜給他表現才華的機會。 楊教授說:「有一天,我與同事午餐,聊到油管生銹的問題,忽然靈感從中而生。隨後,我研發出一套抗氧的方法,簡要地說,就是用鋅粉電鍍油管,使其不生銹。」 「這方法不但成功地解決了公司的油管安置問題,」他接著說:「往後日本興建北海道隧道與四國大橋,都應用這原理。我因此獲得公司的最高研究榮譽獎,獎金是一萬股的慕博股票,職位並被擢升為遠東作業部門的副主管。」 好運來了,擋也擋不住。他獲獎時,慕博股票每股美金八元,後來上漲至美金三十元,他將之脫售,轉做其他投資。七、八十年代,加州房產光漲不跌,他把握時機,先後與人合夥興建公寓、投資活動房屋,都獲得很好的利潤。 「但是孩子們陸續完成學業後,我就不再做這些風險性的投資了。」楊貴運笑著說:「我在一九七八年自日本調回加州本部,升為公司研究部門主任。也在南加大開了一門課,重溫教書樂。當時,孩子還在身邊,我假日常帶他們到帕羅柏地的海邊玩,覺得這一帶風景美極了,乃決定在這裡養老。」 他繼續說:「結果我從公司退休後,就到這裡買地,成為第二個在這裡蓋房子的人。無意房子蓋好後,前後左右便大興土木,逐漸發展成高級的海邊別墅區。有時想想,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很好。」 「其實,我們移民美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又說:「結果我的孩子全都是加州州立大學的畢業生,每個人有很好的發展。六個孩子裡,三個當醫生,一個當建築師,一個當電腦工程師,另一個是中學的副校長。美國所帶給我們的,比我們當初夢想的,還要多許多,我與內人都很滿足。」 也因此,楊貴運經常以無爭的態度,服務台美人社區。他盡力促進福、客和諧,努力推動台灣客家會,也傳授養生保健之道,希望鄉親們健康又長壽。 楊貴運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到美國留學時,年紀較一般學生大,又當過多年的老師,自然流露出老大哥的氣息。隨後,他進大公司服務,待遇好、房子大、家有賢妻,又善於照顧後進,因此家中經常高朋座滿。 他說:「當年蔡同榮、張燦鍙、賴文雄、李木通,以及後來的許信良、郭雨新等許多人,都常在我家開講。我的河洛話就是這樣學的。而且除了加州的朋友外,我從前教過的學生或桃園的鄉親一到美國,就來找我。所以我家裡經常熱鬧滾滾。」 「一九六五年,蔡同榮在南加大唸研究所時,成立了美西台灣同鄉會。」他接著說:「幾年後,找我當會長。我說我的河洛話講不好,不適合當同鄉會長,乾脆來組『台灣客家會』好了。當時社團名稱只要帶有『台灣』兩個字,便引起注目。別人不敢做,我就來做。」 於是在一九七○年,楊貴運與梁政吉等人共同在洛杉磯創立「台灣客家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隔年,他們在舊金山召開第一屆大會,果然一群人有備而來,不斷提出挑釁。 他說:「他們在會場氣勢洶洶地責問:為什麼客家會要冠上『台灣』兩個字?我說我們從台灣來,標榜台灣名,有什麼不對?他們繼續纏鬧,我最後把袖子一捲,說:『怎樣,要打架,就上來!』他們才悻悻離開。」 鬧劇結束了,他也上了黑名單。他說:「有許多年,母親思念我,眼淚汨汨流。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主管是日本天皇的親戚,建議我以曾當日本兵為由,申請歸化為日本籍。結果不到三個月,我便拿到日本護照。」 一九七三年,楊貴運以日本名字持日本護照,入境台灣。他的母親趕到機場相會。母子抱頭,喜極而泣。 「可是我入境後,還是被約談。」他說:「警總的人說,根據資料,我在一次討論會裡,有人問道:『台灣退出聯合國,護照不能用,怎麼辦?』時,我回答說:『改成台灣國,不就得了?』可見我具有台獨思想。問題是警總的人怎麼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說些什麼話?可見國民黨的特務無所不在。結果我那次回去,無論搭火車或到大學演講,都被跟蹤。」 他接著說:「我一向主張民主,反對極權,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應該關心台灣。我有一個學生叫劉永斌,許多理念與我不謀而合。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府聯邦政府服務,經常與我聯繫。一九八八年,他擔任美東台灣客家會會長時,我們就決定一東一西,聯合籌組『全美台灣客家會』。」 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加州洛杉磯成立,大家公推楊貴運教授為創會會長。楊教授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假紐約台灣會館舉辦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幹事會議,並於一九九○年與美東客家會合作,邀請客籍作家鍾肇政、政界人士林光華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美國各大城,奠下全美台灣客家會的基礎。 第二任會長郭成隆任內,連續兩年分別在加州大學和紐約康乃爾大學舉辦客家文化座談會。第三任會長劉永斌接任後,率先於一九九二年在德州的加維斯頓﹝Galveston﹞舉辦第一屆懇親大會,開創客家會舉辦懇親大會的先例。 第四任會長陳明真博士則於一九九四年邀請台灣鄉音博古藝術團巡迴全美各大城,復於一九九五年率領客家訪問團回台參訪,首開海內外客家交流之風氣。 「每位會長都為台灣客家會增添一些內涵。」楊貴運說:「第五任的鍾博史會長則在一九九六年假德州休士頓大學,舉辦第一屆客家文化夏令會,相當成功。以後演變成一年舉辦懇親大會、一年舉辦文化夏令會的形式。」 他接著說:「當時,范振宗任新竹縣長,與我很熟,一直敦促我在海外成立世界台灣客家會,並表示將盡力支援。因此我們開始積極籌劃。」 一九九七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假德州達拉斯舉辦的第三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懇親大會上正式成立,楊貴運教授再度被大家公推為創會會長。他三度榮膺任海外三個重要客家會的創會會長,奠下其在客家界的大老地位。 弱勢族群 客家在島內,傳統上是泛藍的票源,在海外也較少參與台灣同鄉會。許多客家自組客家會,還有些客家與外省人、及親國民黨的福佬人共組的「台灣同鄉聯誼會」,意識型態比較偏藍。 對這些情況,楊貴運教授表示,近年來,因為民進黨政府相當重視客家的問題,情勢已有了顯著的改變。在他寬敞明亮的客廳裡,他特別就客家的習性、思維、過往的情結與現在的轉變,作一番剖析。 他說:「客家人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生活環境,所以有一些特有的習性。譬如,客家祖先為了避難,一再遷徙。每到一個地方,都必須低姿態地與原先住在那裡的人共生存,所以客家人很能忍。客家長輩總教導子女要『忍氣留財』,就是說爭不過人家,就得忍;忍得住氣,才留得住錢財。」 「但是忍久了,也有『硬頸』的問題。」他繼續說:「所謂硬頸,就是執拗、固執。有些客家人遭受一連串挫折後,就乾脆什麼都不管,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如眾所周知的許信良,就多少有這種性格。」 客家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聰明、勤勞、語言能力強、但對公共事務較冷漠。楊教授解釋說,客家祖先因為較晚到台灣,平地被福佬人佔了,只好到靠山的丘陵開墾,生活很苦,自然養成刻苦、勤勞、節儉的習慣。客家子弟若出外謀生,必須學習主流社會的語言,因此一般客家的語言能力都比較強。 「同時因為長期居於弱勢,客家人潛意識裡多少都有自卑感,因此容易依附主流。」他繼續說:「此外,久了之後,也難免有客家隱形化的情形發生。譬如在日本時代,日本話講得好的,看起來和日本人差不多,就認同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京話講得好的、或和外省人結婚的客家,也常常認同外省人。還有更多在平地長大,河洛話講得道地的客家,看起來就像福佬人。如果自己不說,別人也不知道他們有客家血緣。」 「舉個例子說,」楊教授笑道:「有一次,民主運動領袖郭雨新在我家吃飯。我岳母煮了一鍋梅菜湯,他連喝好幾口,突然冒出一句客家話,說:『好久沒嚐到這麼道地的家鄉菜了。』我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是客家人?』他說:『是啊。』你看,同是客家人,對方不說,我也不曉得。」 「還有一次,我讀彭明敏的書。書中提到他的祖父住在客家庄,我當時就猜想彭明敏是一個客家人。後來見了面,便當面問他是不是客家人?果然被我猜中了。你看,台灣最勇敢、最具前瞻性的『台灣自救宣言』的三個作者,就有兩個﹝彭明敏與魏朝廷﹞是客家人,誰說客家人沒有革命的精神?」 福客情結 至於所謂的福、客情結,是否與歷史有關?對這說法,楊教授倒很快地否認。他說:「一百多年前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對現代人已不具任何意義。至於原鄉情懷,不能全說沒有,但畢竟相當少數。客家人到台灣,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南部客家早在一六二○年即到高屏,北部客家大約晚了五十年,也到台灣超過三百年,都早已認定自己是台灣人。」 「過去,客家確有投票給國民黨的傾向。」他繼續說:「因為客家是農業族群,家長對族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國民黨統治台灣,一方面以高壓戒嚴控制人民,另方面以懷柔手段籠絡地方頭人,這種統治方法對家長制的農業族群和頭目制的山地部落,非常有效。後來雖然時代改變,但客家人老實,孩子不願違背父親的意思,如果父親是校長、老師、警察或公務員,子女通常不會把票投給綠派。」 「如若有所謂的福、客情結,應該是地理與語言的因素。因為客家大都群居在傍山的地方,很少與福佬人接觸,不會講河洛話。孩子們到學校,學的是官方語言,因此與日本人、外省人沒有語言問題,反倒與講河洛話的福佬人有語言的差異。」 「這種情況到了海外,更加明顯。海外的台灣人因為反國民黨,不願講也不愛聽北京話,以致聽不懂河洛話的客家人參加台灣同鄉會,很不方便。開口講話,又因講北京話,不免招到不知情的人的白眼或噓聲,因此不少客家人參加幾次台灣同鄉會後,便逐漸少去。」 「當然,也有一些客家人覺得與外省人沒有語言障礙,並且都是少數族群,心態比較接近,就自然聚在一起。」楊教授又說:「事實上,關心台灣、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客家人很多。當年許信良在海外為民主打拼時,就獲得許多客家鄉親的支持,可惜他後來令人失望。」 客家情懷 「尊重少數族群,是解決福、客心結的最好辦法。」楊貴運教授說。他指出,陳水扁在一九九六年當選台北市長後,即重用客家人、重視客家權益,結果四年後,台北市的藍色客家票源就有了明顯的鬆動。 二○○○年,阿扁入主總統府後,立刻積極推動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二○○一年六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立客委會的法律條文後,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正式設立。隨後,客委會陸續推出一系列提倡客家語言與文化的方案,包括在各客家縣市積極提倡客家語言、推廣客家文化,成立客家電台與電視台,在大學裡成立客家研究與客家學院,籌劃興建屏東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等等,逐一實施,對長期處於弱勢的客家族群,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現在回台灣,在台北車站都聽到有人講客家話。」他說:「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因為我們客家人很自卑,一向不敢在大庭廣眾講自己的語言。這些年,客家選票獲得重視,地位提高,自信心自然增強,對公共事務也熱衷起來,許多想法與作法就都有了明顯的轉變。你看,二○○四年的總統大選,南部高屏六堆的客家幾都支持阿扁,北部桃竹苗三縣的客家票也有很多流向綠營。」 「這種情況也反應到海外。今年二月,我們在巴西聖保羅召開全美洲客家懇親會。客委會主委羅文嘉親率一百餘位鄉親,專程自台灣來,和我們一起開全程的會,大家士氣都很高昂。羅文嘉在會場宣佈將爭取民進黨提名,競選台北縣長,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呼。客家人長期居於劣勢,如今看到後生抬頭,興奮之情,難以抑制。長此以往,客家選票將不再是泛藍的天下。」 楊教授又說:「只要大家都具台灣心,互相尊重,語言將不是大障礙。我們南加州的客家會就常與台灣同鄉會一起舉辦活動,美東也有一些客家人經常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但假如對方有不週全的地方,我們也該提出,讓對方有改善的機會。譬如民進黨在二○○○年執政後,海外僑務委員改選,居然沒有一個客家人。我因此向陳總統反應,結果現在不僅僑務委員、連僑選立委,都有客家名額。客家受到重視,信心提高,族群隱形化的現象自然會改善。」 養生之道 楊貴運講話爽朗樂觀,生活也充滿了陽光。他住在天空蔚藍的南加州,天天居家觀海、聽濤、游泳、打網球、研究養生學,因此年逾八十,猶面色紅潤,步履矯健。 他是目前很受歡迎的一個養生學演講者。他笑著表示,研究養生學,亦係偶然。一九八○年,他在日本工作時,有一天讀到一則新聞,說靜崗縣產茶,當地小孩過胖,父母在飯裡拌綠茶粉,讓孩子連吃六個月,居然減肥成功。 當時他正想減輕體重,於是好奇地如法炮製。每天吃早點時,在牛奶和麥片裡拌些綠茶粉。連吃一星期,覺得舌尖甘潤。繼續食用,發覺不但體重減輕,而且視力大增,連頭髮都變黑了,感覺真是美妙。 他於是開始研讀有關綠茶的文章。有一天讀到一篇蘇俄學者的論文,說綠茶裡含有許多EGCG,只要掌握這成份,一些重大的病症皆有可能獲得治療。他本身唸化學,便開始研究綠茶的成份,隨後在一九八二年應邀至日本靜崗縣,在老化研究學會上發表飲用綠茶的好處,頗受重視。 「此後,我以自身當實驗,進一步研究抗老化學。」楊教授說:「每有心得,就記下來,與親朋好友分享。後來,南加州長輩會請我去演講。講了兩次,聽眾由四十人變成一百人。接著,別的社團也請我去講,本來聽眾預定一百人,屆時變成兩百人,場場爆滿。」 「我講課很輕鬆,大家一邊笑一邊聽。」他興奮地說:「每次講完,大家便發問個沒停。我每回印了一大疊講義,都不夠分。」 保健之道,人人愛聽,尤其他有一些秘方,聽來神妙,吃了無害。譬如吃菊萵苣﹝Endive﹞治白內障,吃B6和B12治偏頭症,吃大蒜治咳嗽,飯前吃烤蘋果能減肥等等,讓個個聽得聚精會神。後來,不只美國,連台灣、日本、哥斯達黎加和巴西,都有人請他去演講。這次在聖保羅的客家懇親會裡,他連講兩場,其中一場聽眾達七百多人,讓他越講越起勁。 他說:「我不收費,也不賣藥,純粹和大家分享。只要別人有興趣,能受益,我就開心。除了保健外,我還勸人要心胸開闊,樂觀為懷,歡喜與人相處,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我這輩子與世無爭,結果運氣都不錯。」楊教授笑著說:「年輕時,自認沒有官運,以教書為志。沒想到過了六十,僑務委員、國策顧問的職銜都飛到頭上。其實我真正希望的是客家能受到重視,福、客能和諧相處,大家共同愛台灣,人人健康又長壽。」 面對豁達的楊教授,想起客家山歌唱的:「可比命好長桐樹,順順序序無比指。」若人人知足樂觀如楊教授,個個當可有著歡喜自如的好晚年。

施雅婷

出生於台南市最熱鬧的西門路和中正路,像一般傳統台南家庭的小孩,施雅婷從小便被要求學習多種才藝,合唱團、鋼琴及芭蕾舞等幾乎無所不學。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施雅婷每個禮拜都參加台南太平境教會的主日學活動。在主日學的課堂上,喜愛唱歌跳舞的施雅婷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主日學課程提供的表演舞台,讓教會長大的孩子不怕上台」 每個禮拜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活動,是施雅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高中的時候,她成為主日學的老師,教導教會中幼稚園的小朋友,施雅婷逐漸體會到「付出所擁有」的可貴,喜歡小孩玩在一起的她後來進入台南神學院主修幼兒教育,帶小朋友的成就感讓她樂於繼續當個「孩子王」。 台南神學院畢業後,施雅婷繼續前往新加坡主修教育,學成以後返回台南。此時台南的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正巧要成立幼稚園,剛畢業不久的施雅婷前去應徵便被錄取,成為「最年輕」的幼稚園園長。提起這個「頭銜」,施雅婷有點靦腆。由於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常與各地甚至國際社團有互動,她回憶,由於當時自己實在是太年輕,在這些社交場合代表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出席常引來一陣訝異。 自認生性害羞的施雅婷覺得自己在這種場合講話的份量感實在不足,所幸從小在教會的訓練,讓她在二年「幼稚園園長」生涯面對大場面及社交活動不至怯場;而常在這些聯誼活動接觸國際友人,也讓施雅婷對出國留學心生嚮往。 1988年,施雅婷拜訪住洛杉磯喜瑞都市的姑姑,在洛杉磯的這段時間,她決定繼續念書,並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攻讀她最愛的幼教系。並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方面擔任實習老師,累積經驗,希望能考取教師的執照。經過一番努力,施雅婷不但獲得幼稚園教師執照並且考取校長執照,開始她在美國的教書生涯,並在羅斯密市一家私人幼稚園擔任校長。 擔任幼稚園校長多年之後的施雅婷雖然仍然享受當個「孩子王」的樂趣。但幼稚園教師當久了,有時候她會有「是不是該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想法。遲疑許久,在世紀初始,施雅婷終於踏出她的第一步,她參加了美國著名的模特兒學校John Robert Powers,並從課程中吸收不少美姿美儀的知識。 其實施雅婷對模特兒這行業並不陌生,高中時身材高挑清秀可人的她就曾在朋友介紹下兼差當過模特兒。「主要是新奇有趣、加上年輕人的叛逆性」,施雅婷笑著說。對於當模特兒一事,她深知保守的父母一旦知道一定全力阻攔,可是年輕人的的心理卻又想試看看。因此事隔多年之後,父母才知道這個寶貝女兒曾經當過模特兒。 從John Robert Powers模特兒學校結業後,除了偶而參加John Robert Powers舉辦的大型服裝秀擔任模特兒以外,施雅婷興起了自己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想法。就這樣,她從幼稚園老師搖身一變成為美姿美儀老師,在一個全新的領域開始「作育英才」。 施雅婷在新加坡留學時,常常到一位英國籍教授的家中,由於師母年輕時曾從事模特兒行業,後來並開設美姿美儀學校。施雅婷回憶,「師母舉止是如此的優雅,不論是說話、走路或倒茶,在任何場合每一個動作都是如此合宜」。即使離開新加坡多年,那位英國籍師母優雅的神態,常常回到施雅婷的腦海中。如何將這樣優雅的美姿美儀觀念傳達到生活中是施雅婷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目標之一。 施雅婷與選美比賽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她23歲時,當時台南市剛開辦台南鳳凰小姐的選拔,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而施雅婷服務的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總幹事也積極鼓勵年輕的施雅婷參與這場當時別開生面的選美比賽。躍躍欲試的施雅婷回家秉告父母,然而,出自從不准施雅婷9點以後回家的保守台南家庭,父親對施雅婷想要參加選美的意願當然是極力反對,選美一事最後也不了了之。沒想到多年之後,施雅婷竟然成為多項選美比賽的美姿美儀指導,並且是許多選美皇后的「恩師」。 擔任美姿美儀老師多年後,施雅婷認為學生的進步是她這個當老師最大的成就,尤其看著一個舉止大剌剌、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人在幾個月訓練後蛻變成一位優柔賢雅的淑女,施雅婷說「心中的成就感,真是難以形容」;看著一個個學生在不被看好下努力自我要求後,摘下選美比賽的后冠,施雅婷更是既高興又感動。 雖然大多數來參與美姿美儀課程的以女性為主,施雅婷卻堅信美姿美儀不只是女性的責任。「如果沒有紳士,我們如何能當淑女!」,不管是在餐桌上,或是日常上下車,男士都需適當的照顧女士的需要;「禮儀是男女雙方的責任!」 看看散文書籍和聽音樂是施雅婷平時閒暇的嗜好,她特別感謝小時候嚴厲的鋼琴老師,雖然鋼琴老師的嚴厲讓她當時上課時非常頭大,但老師嚴格要求她多聽各種音樂,卻也讓她養成涉略各種不同音樂的習慣,讓各具特色音樂充滿著她的生活,使得她的人生因為不同音樂更多采多姿。 仍然獨身的施雅婷,目前仍與父母同住。她笑著說「他們已經對我(結婚與否)死心了!」,然而施雅婷對「男人與女人」「婚不婚」還是有一套自己獨特而有哲理的看法:「身邊是甚麼樣的男人,這個女人就變成甚麼樣的女人!」「女人是生來給男人寵的。我想,我是還沒找到那個寵我的男人!」 文/劉孟儒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廖國仲 紐約針織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廖國仲隻身到紐約法拉盛,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那時的法拉盛是一個寧靜的住宅區,來往的行人中,幾乎看不到黑人,也聽不到中國話,倒有一些日本人住在那裡,他的朋友打算在那裡開家日本食品店,這是他到美國謀生的第一站。 數年後,沒有資金與背景的廖國仲,憑著毅力與機緣,居然在紐約闖出名堂,變成一個成功的針織企業家。他曾在法拉盛擁有一片相當規模的針織廠,在曼哈坦擁有高級的陳列室,聘用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和行銷經理,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自己品牌「Wellmore」的廣告,同時在紐約Saks Fifth Avenue銷售名貴的針織衣服。 回首來時路,他說,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他曾經是個樂天知命的鄉下小學老師,因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黯然到台北求發展,基於天生的正義感,關懷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監禁的彭明敏教授,因緣際會,結識幾個朋友,牽引他到法拉盛來。 一步一腳印,奮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實,他說,「美國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做生意只要貨品好,交貨準時就做得成,個性不善周旋也行得通。」也許因為這樣的環境,做了三十多年生意,廖國仲仍然保有台灣農家子弟務實、爽朗、不計較與不宣揚的個性,紐約的同鄉提起他,都讚揚他長期大力支助台灣人運動卻始終不願為人知的作風,他們特訂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詩句贈予他。他的故事是一個刻苦奮鬥的台灣人在美國創業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則說明了台灣人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因。 鄉間的小學教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雲林縣西螺鎮人,家裡務農,自小喜歡繪畫,台南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崙背鄉崙背國校當美術老師。他年輕熱情有創意,任教期間,經常帶著學生們畫圖、演戲、舉辦各種活動,在地方很受歡迎,因此即使後來離開當地二、三十年,都還有很多學生和家長懷念那個活潑熱情的廖清讚老師。 他自己說,他在鄉下教書很快樂,在崙背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成親,當時並沒有想要到台北求發展,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竟因心臟病驟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只好黯然離開傷心的地方,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於是改名為廖國仲,希望就此否極泰來。 他後來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接著生兒育女,又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兼課,此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為了籌措旅費,曾經創下同時在五個地方兼職的紀錄,但是即使日子過得再忙,他都不會忘記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1964年,素被國民黨政府器重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刑,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國仲因為常和西螺的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由於程萬行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因而知悉彭教授的狀況。他對彭明敏的骨氣與膽識,深感佩服,也認為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該讓彭先生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在警探盤問監視下,到彭宅向彭明敏致敬。三十年後,彭明敏亦提起,當年在眾親友視政治犯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素昧平生而且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不畏被牽連,三番兩次去看他,令他無限感動。 繫上圍裙殺生魚 廖國仲到紐約後,先在曼哈坦小停幾個月,然後到法拉盛闖天下。那時,有對老夫婦在法蘭克林街開了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店,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這幾個人算是當年在法拉盛的台灣人拓荒者,黃石定也曾是彭明敏在台大的學生,當時,他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圍裙一繫,就開始殺生魚,切「殺西米」,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在美國取得居留權,也接妻兒來美。苑里籍的廖太太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功夫又細,到法拉盛不久,就到當時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夫妻倆胼手胝足,期盼在新大陸裡拓出一片天。這時,台灣有個朋友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年幼,上工不便,覺得如能在家自己做,就能照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出去碰運氣。 廖國仲在成衣界裡毫無人脈,只好打開電話簿,一家家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立刻帶著樣品去,幾次面談後,發現這種價碼高不高低不低的成衣很難找到市場,於是有人勸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高級女裝的市場大門在哪裡? 經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心想紐約是美國的時裝中心,最流行的時裝學校、時裝設計師和時裝雜誌都在這裡,街頭成衣製造廠和高級名品店林立,但願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的洋裝在我們店裡賣得很好,不知你們是否能織出同樣款式的針織衣服來?」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廖太太對著衣服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什麼花樣該織多少行,何處該收,何處該放。她費了一番功夫,用心織出兩件一模一樣的針織洋裝來。廖國仲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出奇地好。 僅僅兩種款式,訂單源源不斷。這兩種款式的針織女裝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大筆財路,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購買機器,聘請三、四十名員工,在自家的地下室織造,廖太太教授織法,並且負責品質管制。她說,他們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很高,他們曾經嘗試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他們也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到美國,在家閒著,就到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即熟能生巧。本著「貨品好,交貨準時」的兩大原則,廖國仲的針織事業越做越順當。 熨衣到天亮 他說起一件往事,道出一個移民者創業的辛勞。他說,從前他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婚到美國,一直和他保持聯絡,他在「大道」工作時,學生特地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感慨說:「廖老師在美國好辛苦,整天在殺魚!」後來廖國仲開了針織廠,略有規模,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主人立刻趕到地下室熨衣服,因為隔天要交貨,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那夜,廖國仲一直熨衣到天亮,隔晨,客人起床後,發現老師前晚為了陪他們,竟徹夜趕工,才知道創業真不是「辛苦」兩個字所能形容。 廖家和五十七街的服飾店合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衣服的款式也逐漸增多,後來同行看了眼紅,開始以較低的價格銷售類似的成品,廖國仲因此覺得有另拓市場的必要。他到「Saks Fifth Avenue」高級百貨公司探詢市場,該公司的採購員看樣品後,說:「你們的衣服很漂亮,可惜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隔年他再去,又得到同樣的答覆,這才領悟到原來那是推托之詞。 經過許多嘗試,他決定在曼哈坦開設服裝陳列室,直銷自己品牌的衣服。經人介紹,他先聘請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再由設計師介紹一位能幹的行銷經理,然後在設計、織造與行銷三方面密切配合下,推出自己品牌「Wellmore」的衣服,同時在「Vogue」時裝雜誌上刊登廣告,市場的門因此大開,「Saks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大主顧。數年後,在針織界裡,Wellmore品牌的衣服幾可媲美名牌「St. John」,在市場上佔著一席地位。 在發展過程中,廖太太在技術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時裝設計師只畫圖,不織衣,如何織出他想像中的衣服,全憑廖太太本事。「美感本身很微妙,有些衣服看來類似,穿起來感覺卻不一樣」,廖太太說:「Wellmore品牌的衣服有胸線,看起來俏挺,穿起來合身,因此許多人喜歡。」 她接著說,她常常看著設計師畫出來的圖,思索著如何表達他所想要的型態與感覺,一件衣服織了又拆,改了又改是常事,但也有順手的時候。「有一回,真是福至心靈,」廖太太興奮地說,「設計師為一位選美皇后設計衣服,為了顯露小姐優美的腰線,特地設計一件中圍露出一個菱形大洞的禮服。我整天就想著那個菱形的大洞,後來坐在機器前,動手織起來,手氣竟是出奇地順,從頭到尾,沒有改過一針。」不久,她從電視上看到那位美國小姐穿著那件禮服亮相,真是漂亮,事後顧客也打電話來,說她對那件衣服滿意極了,讓廖太太覺得很驕傲。 八十年代的法拉盛意興風發,亞洲移民一波波地湧進,商店一家家地開,房價也跟著節節上漲,街頭上,都聽得有人用台灣話交談,放眼望去,到處可見中文和韓文的招牌。廖國仲的事業也隨著法拉盛的興盛而發達,他在緬街旁的楓樹街(Maple Street)蓋了一片廠房,員工多達兩百多人,一年的營業額高達六、七百萬美金,同時也做些房地產投資。「美國是一個移民者的天堂」,這話雖然誇張,但對吃苦奮鬥的廖國仲來說,卻也不差。 善事一牛車 廖國仲的名字出了紐約,鮮少人知,但在紐約的台美社區裡,卻幾乎無人不曉。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他非常低調,曾經幫助過許多人,卻不願為人知。」「他不掛名任職,只在幕後出錢。」「他不過問社團的事,但只要是台灣人的活動,就大力捐助。」當然,還有人尊他是法拉盛台美人的開山祖之一。 與紐約台灣會館有淵源的人都知道,台灣會館從當初購買、整建,到後來的兩度「救會館」,廖國仲都是出錢最力的人之一。熱心台灣人運動的人也說,早期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紐約,廖國仲總是二話不說,就予支持,即使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他的針織事業已結束,卻也仍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連任兩年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長同時也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召集人的李正三因此特別訂製了一塊匾額,寫著「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台語字句,頒給廖國仲。李正三說,廖國仲贊助台灣人運動,不是一日或一時,而是三十年不間斷,舉個例子說,彭明敏自1970年逃亡到美國,一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返台,二十三年間,廖國仲對彭先生精神與物質的關懷不曾中止;1996年,彭明敏在台灣競選總統時,廖國仲還特地擱置美國的事業,回台一年,當彭明敏競選辦公室的主任,他為人的重情義,可見一斑。 另一位曾經密切參與「海外組織」的同鄉說,當年「海外組織」為了遷黨回台,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企圖闖關回台,坐著飛機在美國、日本、台灣、香港、馬尼拉等地到處繞,廖國仲一直跟在身邊,就是負責財務事。許信良在美國流亡多年,許太太每個月都定時收到一位「善心者」寄去的生活費,這個「善心者」是誰?接近許信良的人,心裡都明白。 從事台灣人運動多年的黃再添說:「廖國仲慷慨解囊的行為有如現代的孟嘗君,但他本身從不宣揚。」他接著又說,台灣人裡就是有這種幕後大力出錢,卻不吭聲也不掛名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挺身做運動,就有人暗中支助,這就是台灣人運動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而廖國仲就是這些「可敬的台灣人」之中的佼佼者。 廖國仲本人不提這些事,他只說,三十幾年前,他在台北時,眼見同鄉好友林中禮、林水泉在青春時就為台灣的民主坐牢,後來又看到風光一時的彭明敏教授為了台灣的前途坐監受禁,彭宅由昔日的門庭若市變到後來的門可羅雀,世態的炎涼使他深切地感到這些人為了台灣的前途,實在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他接著說,到美國後,他埋頭做生意,事業發展得很順利,可是每一想到那些冒著牢獄危險為台灣打拼的人,就覺得「即使借錢, 也要支援他們」,因此,他贊助過許多當年路過紐約的黨外人士們,心裡卻不曾期待有所回饋。他說:「有些同鄉對民進黨的一些人感到失望,覺得他們在美國時很親切,但一回到台灣,便變得遙不可及。其實,政治人物們在台灣都很忙,我不會去拜訪他們,所以不會失望。」不過,想了想,他又說:「如果我回台灣,我想我會去看林義雄先生。」 老猴畫漫畫 在紐約經營了二十七年的針織生意,由於這項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加上本身的健康情況不好,所以廖國仲在一次重病入院從生死邊緣拾回生命後,決定結束針織事業,做些自己想作的事情。 他說,大病一場後,他關 掉針織廠,和太太倆人相偕回台灣,看看從前住過的地方,見見久違的親朋故友,覺得很快樂,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夠走出死蔭幽谷,才能親眼看到民進黨執政,實現自己三、四十年來的願望。他也因此在2000年首度出任公職,擔任紐約地區的僑務委員。他說,就任以來,已經兩度回台參加僑務委員會議,並且和其他僑務委員幾度拜訪紐約中華公所,與傳統僑社作良性溝通,效果很好,希望今後能多做些服務僑民,連繫僑民與政府間的工作。 畫圖與關心台灣是他天生的兩個細胞,所以目前他最大的休閒嗜好就是畫政治漫畫。他出生猴年,自己取個「老猴」的筆名,畫了不少反映台灣政治社會現象的漫畫。他勾勒人物傳神,幾個主角如李登輝、連戰、蕭萬長等,都能掌握人物的特點,讓人看了起會心的微笑;他漫畫的內容帶著幾分幽默,幾分諷刺,此外,還有濃郁的台灣心。藉著漫畫,他發抒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與對故鄉的情懷,作品除了在報紙上發表外,還自印成冊,與親朋共分享。 在法拉盛住了三十幾年,廖國仲覺得生活在此十分自在,站在緬街街頭,望著穿梭如織的車輛與熙來攘往的行人,他很高興地說:「住在這裡很方便呢!在廚房下鍋燒開水,再出去買豆腐,回來都來得及煮。想吃東西,只要走出去,大菜小吃,應有盡有。」 法拉盛畢竟是他這一生中居住最長久的地方,她曾經帶給他希望與財富,他也曾經望著她成長與發達。從雲林、台北到紐約,廖國仲一直認真地走這人生的路,一步一腳印,每個停點都是他的故鄉,每個故鄉都是他情感的所在,在人生的旅途中,他的事業或許有改變,但對故鄉的關懷與愛心卻永不移。

唐麗芳 雲林故事人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唐麗芳年輕時希望遊走世界,從事不同行業,也曾在許多地方各作兩、三年的停留,但後來卻選擇回到自小離開的故鄉,從事草根文化工作,並且在原鄉住滿了第四個三年。 我認識唐麗芳,是因為 一些書本的緣故。2006年春,「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簡稱NATWA ) 」紐澤西分會寄送多批美國兒童圖書給台灣一些縣市的圖書館,時任NATWA東北區理事的我趁回台之便,拜訪幾所圖書館,以便瞭解館方實際收益的情形。 當時,有一批圖書送往雲林科技大學,認捐這批圖書運費的NATWA威斯康辛姐妹許聖美是我的好朋友。她囑我若到雲科大,要與唐麗芳見一面。 「她很親切、熱忱,也很特別,妳見了就知道,順便幫我向她問好。」聖美說。 我因此與唐麗芳聯絡。兩人一見如故,談了許多她在雲林推廣「故事人」的情形。回美國後,我在電話中向聖美敘述麗芳的狀況,表示我很欽佩她的精神,繼而問道:「妳們怎麼認識的?」 「妳知道,威斯康辛的台灣人很少,很容易互相認識。」聖美回答:「我的一個朋友在沃沙(Wausau) 的農夫市場遇到她,見她擺攤子,就和她聊天。獲悉她從台灣來的之後,便介紹她與我認識。」 「後來,我與惠蘭一起到沃沙鄉間的農場去看她,」聖美繼續說:「見她與新婚的美國丈夫在那裡種植有機農作物,當時還擔心她是否適應得了這樣的美國鄉下生活?但她似乎調適得不錯。她在台灣時讀商,曾在銀行做過事,無論數錢或算數字都很快,後來就到我們公司做事。她很勤快,為人很親切,不久便和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相處得很好。」 「她是個護理師,不是嗎?」我問。 「沒錯,她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聖美說:「在我們公司上班一陣子後,她就 和 先生一起到麥迪遜 (Madison) 的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兩人在那裡大約待了三年,拿到學位後,又搬回沃沙。她的先生教書,她在醫院當護士。」 聖美本身也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也在沃沙醫院當過多年護士。她說:「麗芳的醫學知識相當豐富,在醫院工作時,頗受器重。她的英語也進步得很快,有一次,在我們的讀書會裡朗誦一首英文詩,並將之譯成中文,詞意相當雋永,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她像蒲公英,到處都可以紮根,綻放出美麗的花朵,是嗎?」我笑道。 「可以這麼說,但毋寧說她是一個很努力追求成長的人。」聖美說。 唐麗芳果真如蒲公英,到哪兒都能適應得很好嗎? 「並不盡然。」兩年後,她笑著對我說:「我在1984年到美國,當 時和我 先生有個年輕的夢想,就是參加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行走世界各地。為了這理想,我改唸護理,也因此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由於對自己的故鄉重新產生認同,便偕我先生在1991年回台灣,在高雄醫學院工作。但沒料到回到自己的國家,我反而不適應。」 「為什麼?」我迷惑地問。 「因為那正是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年代。」她說:「台灣許多人都沉迷於金錢的追逐。『大家樂』像股旋風,吹得老少皆瘋狂。那種社會風氣與我過去熟稔的台灣很不相同。我因此感到迷失,也在兩年後又舉家遷回美國。」 他們在1994年回美國,住在愛荷華的迪畢克 (Dubuque)。麗芳的先生在當地一所神學院教授英文,她在家照顧牙牙學語的小女兒,本以為從此過著寧靜的美國中西部生活,熟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喚起他們回台灣服務的心。 「1997年,我在中文報上看到一則雲林科技大學招募一名英語系教授的廣告,十分心動。」麗芳說:「我是雲林人,自小離鄉,看到這則廣告,覺得故鄉好似在呼喚我們。而且先生也很希望回到台灣,因此,我幫他錄製一捲他教學的錄影帶,寄到雲科大,申請教職,就這麼被錄用了。」 於是,他們在1997年回台灣,定居雲林斗六,迄今十二載。麗芳的先生因此成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資深教師之一,也是當地人所熟悉的一個熱愛台灣的外籍女婿。斗六則成為他們結婚以來居住最久的一個城市。 回雲林後,麗芳延續在美國參加讀書會的習慣,在1998年與雲科大的一些教職員太太合組「樂耕讀書會」,互相切磋琢磨。然而幾位會員不久即因另有不同的生涯規劃,甚少出席讀書會。唐麗芳遂對外招募新會員,讀書會的會友亦因此由雲科大擴展至斗六地區的居民。 隔年九月,台灣發生驚心動魄的「九二一」大地震,中部山區許多鄉鎮樓塌人亡,滿目瘡痍。靠近震央的斗六與古坑地區,也有不少傷亡,居民人心惶惶。 「大地震發生一個星期後,我們的讀書會照常舉行。」唐麗芳說:「但是前來參加的人個個心有餘悸,因為斗六的中山國寶住家就有三棟樓房倒塌,二十多人喪亡。當時,我覺得應先讓大人的心情沉澱,才能安撫小孩們憂懼惶恐的心,於是建議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別人經歷。結果不知不覺地,大家的心境轉為祥和。」 2001年秋,唐麗芳獲悉「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發起人楊茂秀教授將在台中舉行的故事媽媽培訓班授課,便邀請一名讀書會的會友一起報名參加。上課時,她發現楊教授竟也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畢業生,他所提及的美國種種,都是她熟悉的景象,不禁頷首微笑。 「嗨,妳上課時很有反應。」一下了課, 楊 教授倒親自來找她。 「是啊,我們同是威大的校友。」唐麗芳笑吟吟地答。 兩人很快聊起天。唐麗芳趁機問:若在雲林辦個故事媽媽培訓班,能否請 楊 教授幫忙? 楊 教授當下答應。 於是一回斗六,唐麗芳便徵詢社區人士的意見:大家願否出點錢,在斗六開辦一個故事媽媽培訓班? 出乎意外地,社區人士的反應非常熱烈,所募到的款額竟足夠邀請四名講師,舉辦四場培訓課程。於是在2002年四月,首屆故事媽媽培訓課程順利在斗六舉行,參加人數竟多達兩百人。 「我第一次發現雲林人渴求學習的意願是這麼高。」唐麗芳說:「當時覺得應將這股熱情凝聚起來,於是在九至十一月間,又繼續舉辦了數場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在斗六地區掀起講故事給小朋友聽的風氣後,唐麗芳進一步鼓勵大家激盪腦力,創造自己的故事,並為之插圖。為激勵大家創作,她策劃舉辦「雲林私房繪本展」,廣邀地方熱心人士參與。 逐漸地,她發現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媽媽們。一些很有天份又熱心的爸爸、阿公和姐姐們都有很好的作品參展。因此在2002年十一月首屆「雲林私房繪本展」揭幕前,唐麗芳在對外發佈的新聞稿中,將「雲林故事媽媽」的名稱改為「雲林故事人」。而在「雲林私房繪本展」順利舉辦後,一個為雲林奉獻心力的草根文化團體已隱然成形。 其時,雲林縣政府文化局的官員已對這些活動產生注意。他們與唐麗芳會談後,認為藉故事爸媽推廣社區學童閱讀是很好的計畫,於是委託她規劃一系列的培訓課程。 在策劃培訓課程中,為請到好的講師到雲林,唐麗芳乃與台北的「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連絡。然在電話中,對方似乎不太明白雲林縣座落何處?但聽她問: 「雲林離古坑或林內有多遠?有客運車可到嗎?」 「古坑鄉與林內鄉都在雲林縣內,離斗六都近,可搭台西客運到達。」唐麗芳耐心地解釋。 「那就好。」對方說:「古坑鄉的華山與林內鄉的湖本兩社區都獲得優良社區獎,可向文建會申請活動經費,妳不妨與他們聯絡。」 雖然不十分清楚個中來龍去脈,唐麗芳仍打電話到華山與湖本兩個社區的發展協會查詢。協會的理事長表示,情況確如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小姐所述,但因不知如何撰寫企劃書,遲未進行,倘 唐 老師願意協助,他們樂見其成。 唐麗芳於是協助這兩個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向文建會申請到一點經費,於2003年九至十二月間,在華山與湖本兩社區辦了三期的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接著,她接受古坑鄉公所的邀請,到古坑鄉立圖書館培訓當地的說故事志工。然後,她陸續應邀至到斗六周邊的斗南、虎尾、西螺、土庫、大埤,乃至更遠的崙背、馬光、褒忠,甚至濱海的麥寮、 台西等鄉鎮,在當地的小學或公共圖書館培訓在地的故事志工,同時舉辦說故事活動。 自2003年起,「雲林故事人」的志工們陸續在雲林縣內的大小鄉鎮展開活動。說故事像一股和煦的春風,吹拂著這個向來甚少有文化活動的農業縣。 唐麗芳則在協助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的過程中,體認到「雲林故事人」必須立案,方能運用政府與社會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果,因此循序提出申請。2005年六月,「雲林故事人」終於成為一個合法登記的非營利社團法人組織。 「許多知識都從經驗中獲得。」她說:「從『故事媽媽』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形成,每個參者都在不斷地成長中。」 2005年底,「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將一台九二一震災後被棄置的二十呎舊貨櫃車身打造成「毛毛蟲行動書坊」,在各地巡迴。 「這部行動書坊原本預定到彰化埔?後,就要被拖回北部。」唐麗芳說:「我獲悉消息後,與毛毛蟲基金會的執行長盧本文及理事王鳳蓮老師商量,希望能將行動書坊到雲林作定點停留,獲得了他們的支持。」 結果,這部行動書坊成了「雲林故事人」2006年上半年的工作高潮。志工們在行動書坊拖到斗六後,將車身漆成粉紅色的雲林縣版圖,寫上「雲林好地方,處處飄書香」的字句,在斗六與褒忠共作四個月的停留。這期間配合各項閱讀活動,吸引了兩萬多名學童與家長們的造訪。 「原先,雲林縣的學校裡僅有兩所被選入教育部的『焦點三百』計劃中。」唐麗芳說:「後來,我們向教育部陳情,並獲得杜部長的重視, 結果『雲林故事人』所推廣閱讀的學校都獲得支援,這對地方是很大的幫助,對我們則是很大的鼓勵。」 「我們的力量也許微薄,」唐麗芳繼續說:「但是這些年,許多父母都已瞭解孩子們需要自小養成閱讀優良課外讀物的習慣,也陸續加入志工的行列。相信一點一滴,大家共同努力,便可提升在地的文化風氣與水準。」 一步一腳印,從樂耕讀書會的播種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茁壯, 步步皆有軌跡可循。而唐麗芳個人的人生路雖看似蜿蜿蜒蜒, 卻也是所走過的,都留下痕跡。從在威斯康辛農場種植有機農作物,她的認真、熱忱與愛鄉、愛土的本質像一條無形的線,牽引著她從過去走向現在與未來。

卓甫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卓甫良﹝Bill Cho﹞是五十年代搭乘貨輪到美國的早期留學生。當時台灣經濟匱乏,對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出國留學是一條迢遙路。但他憑著毅力與努力,一步步朝目標前進,終於成為一個留學美國的核能工程師。 甫良來自花蓮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在苦澀的青少年期,即暗自仰慕教會裡一個家境很好又溫柔美麗的女孩,因此他不斷鞭策自己,希望日後有優異的表現,贏取伊人的芳心。 一九五○年,他考上第一屆台北工專土木科,離開自小長大的「後山」,來到繁榮的台北開眼界。兩年後,他自工專畢業,順利進基隆港務局服務。在港務局工作時,他常和大陸來的資深工程師在一起,因此知道出國留學是條通往升遷之路。但他亦明白公費出國的機會不會落到他頭上,因此回家找父母商量。幸好他的父母很開通,幫他籌到了六百塊美金的旅費。 「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甫良說:「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新台幣一千二,折合美金只有三十元。」 一九五六年十月,甫良開始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航行。他的第一站是到日本東京,因為他想見那個自年少即朝思暮想的女孩。這女孩叫林秋菊﹝Carol﹞,來自台灣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她的祖父是著名的漢文學者暨牧師林燕臣先生,執教於台南神學院的。她的伯父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而她的父親則是深受花蓮地方人士敬重的林安生醫師。 秋菊與她的兩個姐姐不僅身材窈窕、容貌美麗,並且很會唱歌、彈琴,是美籍宣教師彭蒙惠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天韻歌聲」的歌唱天使。 甫良說:「林家三姐妹是當時全花蓮最美麗的三個女孩。」 他與秋菊從小在花蓮的教會長大。一九五三年,秋菊經由彭蒙惠宣教師介紹下,與二姐秋霜一起到東京基督學院求學,並在「日本放送協會」實習。因此足足三年,甫良未見伊人。這次想趁出國之便,一償心願。 他果然在東京見到了秋菊。兩人一起到市區的一所華人教會作禮拜,隨後吃個簡便的午餐,甫良便告別心上人,匆匆搭乘火車到仙台,再轉搭招商局的「重慶號」貨輪,橫渡太平洋。這次相見雖然短暫,卻雙方互相許下愛的諾言。 兩星期後,他在奧立崗的波特蘭﹝Portland﹞上岸,然後搭乘灰狗車到南加州的帕莎迪那﹝Pasadena﹞,打工賺學費。 在南加州,他寄宿在朋友處,替人整理庭院;賺取工資。隔年春末,幸運地獲得一份空中測量的計算工作,一個月可拿四百美金。因此到了九月,他存到一千三百塊美金後,便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安娜堡﹝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過起期望已久的留學生活。 由於經濟短絀,他在密大求學期間,也曾一度休學,到芝加哥打半年工,再回校復學。如此到了一九五九年年底,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獲得密大結構力學學士學位,此後境遇否極泰來。 一九六○年初,他得到普若康﹝Procon﹞工程公司的聘用,前往芝加哥就職。那年年底,相思多年的女友秋菊翩然降臨,帶給他無限喜悅。更美妙的是三個星期後,他們就在秋菊即將任職的教會舉行婚禮。 「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祝福。」卓甫良說:「以我太太當時的條件,追求她的人何其之多,而她竟然願意嫁給我,這是多麼地福氣!結婚之後,我在受她的薰陶下,做事、說話都比以前溫柔許多。」 成立MFCF 秋菊自到芝加哥後,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歸正教會擔任音樂總監,兩人在教會附近賃屋而居。此後四年,甫良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在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究所修習碩士課程。他們亦相繼生下女兒慧麗與慧文,共建一個美滿的家庭。 甫良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換職到馬奇﹝A.G. Mckee﹞工程公司服務。一九六七年,秋菊亦換職到芝城北岸﹝North Shore﹞的一所華人教會擔任音樂指揮。這個變動無意竟帶給他們生活上很大的變遷。原來他們住海德公園時,一直在秋菊服務的華人教會作禮拜。搬到北岸後,甫良轉到共同使用一所教堂的日本人教會作禮拜。 他說:「在情誼上,我們能與華人教友們保持親密的關係。但在政治理念上,由於親歷二二八事件,目睹國民黨軍隊殘酷地屠殺害台灣人,我們很難與華人認同。所以搬到北岸後,我轉到日本人教會,而在內心裡,更希望能用台語,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崇拜上帝。」 正因為其他的台灣人基督徒也有這種渴求‧所以一九六七年年夏天,住在中西部的十餘戶家庭,包括芝加哥的卓甫良夫婦、愛荷華的陳植哲夫婦、明尼蘇達州的趙聰仁牧師等,共同在威斯康辛州日內瓦湖畔的青年營區,舉辦一個為期三天兩夜的靈修會,首開北美洲台灣人夏令會的先河。 卓甫良說:「當時每戶只繳象徵性的四十元,大家一起準備食物、探討信仰,大人小孩都很快樂。這個靈修會就這麼年年辦下去。後來,我們邀請宋泉盛、駱維仁等牧師來講道,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九七三年,我們正式成立『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MFCF註一﹞』,隨後陸續在芝加哥、愛荷華、底特律和托利多﹝Toledo﹞成立分會。」 MFCF連續辦十三年後,熱心參與的莊明哲教授與卓甫良等人認為必需變更夏令會的內容,以便作進一步的突破。因此在一九八○年十一月,MFCF理事們假芝加哥的楊忠正家,召開最後一次理事會,決定將基督徒靈修會變更為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服務的對象擴展至非基督徒的台灣人家庭,基金會的名稱亦因此更改成「台灣人協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通稱「TAF﹝塔夫﹞」。 播下芥菜子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卓甫良說:「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有過辦青少年夏令營的經驗。但我們決定效法耶穌的奴僕精神,嘗試培育第二代的台灣認同與領導能力。」 此後,奴僕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成為TAF的主軸,每個領導人都必須具有默默為人服務的精神。TAF成立時,大家公推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莊明哲教授為創會會長。莊教授為一傑出的精神科醫師,非常注重兩代之間的溝通,因此在他擔任會長的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TAF夏令營皆以「溝通」為主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的張信義醫師繼任第二任會長,主張加強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節目中增加不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認同」成為那兩年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擔任第三任會長,強調訓練第二代的領導能力,於是在往後兩年,「領導才能」遂成為夏令營的主題。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任第四任會長,認為一個人內在的倫理價值深深影響著其作為,因此主張重視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倫理價值觀。 「每任會長都很用心。」甫良笑著說:「結果,每人都為TAF帶進一些新觀念。」 一九八九年,第五任會長陳植哲博士邀請美國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Brad Smith﹞對TAF作一個全盤的評估。結果史密斯在報告中指出 :TAF深具有發展的潛力,關鍵在第二代是否能接班。這項評論帶給大家很大的鼓舞與思考。 「因此,盧志華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接任會長後,即開始啟用林志文﹝Bob Lin﹞等數位第二代,從事夏令營的事工。然而年輕一代的真正深入參與夏令營,則是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才開始的。」卓甫良又說。 TAF夏令營因為自力更生,經費有限,很多工作都由義工幫忙。尤其週一到週五,爸爸們上班,照顧孩子們的責任都落到媽媽們身上。當年,林秋菊、廖淑清、廖幸瑛等許多太太們都是長期的義工。 「照顧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秋菊說:「因為一大群孩子,正是處於生龍活虎的年紀,尤其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多來自美、加各地,年齡、文化背景皆相同的朋友,都非常興奮,經常徹夜聊天、歡鬧、不睡覺,相當令維持秩序的媽媽們頭疼。」 「但是大家朝夕相處了七天,都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接著說:「義工媽媽們都成了好朋友。孩子們更是熱情,每逢要分離,便互相擁抱、哭泣,難分難捨。往往來接孩子的父母等著上路,孩子們卻頻頻和這個、那個道不完的別離。每回看到這情景,就覺得再辛苦也值得。」 就這樣,望著孩子們的笑顏,許多辛勤的園丁年復一年,不斷播下培育下一 代認同台灣的種子。 傑出的核能工程師 一九六八年,卓甫良換職到另一家以興建核能發電廠聞名的沙金特與朗迪﹝Sargent & Laundy ﹞工程公司服務,從此跨進興建核電廠的新領域。 七十年代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黃金時期,甫良的公司光在伊利諾州,就興建了十三所核能發電廠。他因為連續解決一些不尋常的工程問題,受到公司的器重,職位一再被擢升。後來則轉到評估核電廠安全的新領域。 「幸虧我轉行得早。」他後來說:「因為一九七八年,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突然出事後,全球各地紛紛禁建核電廠,所有興建核電廠的工程公司都大量裁員。我因為已轉到核電廠安全評估部門,才逃過失業這一劫。」 儘管如此,有時工作上的一些人事,仍然令他感到困擾。因此在一九八七年,他向服務十八年的沙金特與朗迪公司請辭,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 但畢竟他的專業長才深受肯定,創業三年半後,伊利諾州政府的核能安全署特別聘他擔任全伊州核能安全的鑑定專家。所以往後十三年,卓甫良自芝加哥搬到春田鎮﹝Springfield﹞,負責全伊利諾十三所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評估。直到二○○二年年底,他屆滿七十歲,才申請退休。 「回顧這一生,我一共當了四十二年的工程師。」卓甫良有感而發地說:「其間得過不少獎,也受到許多肯定,然有些人事問題,讓我感到疲憊。從事MFCF與TAF的活動,我則有全然不同的感受。那種大家同心合力、一步一腳印地朝目標前進、在困難中互相扶持的情誼,至今仍令我十分珍惜。」   辛勤的園丁 自MFCF至TAF,連續二十幾年,卓甫良像個辛勤的園丁,默默地處理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行政工作。期間,他也目睹TAF幾度遇到危機,再化為轉機的過程。 他說,八十年代,參加TAF夏令營的台美孩子大量增加,遂發生學員紀律問題。一九八六年,他們發現有學員擅自在營區飲酒,甚感憂心,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夏令營。 但TAF夏令營可能停辦的風聲傳出後,一些每年都期盼參加夏令營的孩子都很難過。結果他們自己協商,公推年紀稍大的林志文與第一代溝通,同意制定行為準則,並將自我約束,嚴格遵守,TAF夏令營才又繼續辦下去。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九十年代。卓甫良說,有些第二代青年要求夏令營去除宗教色彩,產生兩代之間的對立。為此,他寫了許多信,規勸這些年輕人說,TAF從零到現在的規模,全都建立在對基督的信仰與「奴僕領導」的基石上;一旦去掉基本精神,TAF將是空的。結果在不斷溝通之後,老少兩輩建立共識,反倒成為好朋友。 「如今,當年參與TAF的一些孩子都已屆結婚年齡。」甫良說:「我們有時會收到TAF孩子們的喜帖,相約去參加婚禮。大家見了面,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甫良退休後,與秋菊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爾灣﹝Irvine﹞。他曾在一九九六年發起成立TAF家庭營,讓週末來接孩子的父母們一起享受參加夏令營的樂趣,往後形成對TAF很有贊助作用的家長組。 他除了繼續核能上的研究外,更以較多時間領悟靈命, 如今,他更設計「鷹翅團契」的網頁,隨時與老友保持密切聯繫;同時進一步著手籌組第一代的「營友會」,希望把過去的義工們找回來,大家一起在TAF夏令營團聚,重溫往日的情誼。 「當年係本著服事的心情,創辦MFCF與TAF。結果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帶給我許多珍貴的友誼,真可說是福杯滿滿。」他語重心長地說。 註一:「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英文全名為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oundation,簡稱MFCF。

林哲夫 愛與非暴力運動推手

楊遠薰 1946年秋天,十四歲的林哲夫走在淡江中學紅磚建築的迴廊,聽著埔頂鐘塔傳來的悠揚鐘聲,覺得這一切美妙得難以置信。 他生長在宜蘭羅東一個裁縫師的家庭,小學畢業後,因為家貧,無力升學,留在家裡打雜。如此過了兩年,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他的叔叔自上海歸來,見他資質聰穎,棄學可惜,乃提出贊助,讓他到台北唸書,才圓了這場升學夢。 淡江中學座落在淡水紅毛城旁的山腰,與隔鄰的純德女中同屬宣教師馬偕牧師創辦的學校。校舍全是西式的建築,校園十分優美,此外還有洋牧師與洋修女教授英文、音樂等課程,對林哲夫來說,這真是一所洋學堂。他陶醉在新的環境裡,感覺像進入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好景不常,第二個學期一開始,就發生了殘酷的228事件。不久,軍車開進學校,荷槍的軍人帶走他們敬愛的校長陳能通、化學老師盧園、純德女中訓導主任黃阿統與其他學生等多人。接著,他們的死訊傳來,恐懼的陰影立刻籠罩整個校園。那時的林哲夫才唸初一下學期,但已十五歲,對這場遽變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他學會沉默,也繼續用功,然唸到初三,因為叔叔經商失敗,面臨輟學的厄運。 「但是上帝疼我。」留著一絡長鬍子的林哲夫在六十多年後回憶這件事,微笑地說:「那時,加拿大一家教會裡的一些年約八十歲的姐妹們每人每星期節省五毛加幣,經第二代馬偕牧師娘的幫忙,資助八名台灣的清寒學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當時的淡中校長陳泗治非常照顧我,不僅給我這份獎學金,還讓我到他家吃三餐,並親自教我彈鋼琴,鼓勵我升學。這份溫情,讓我永誌於心。」 就這樣,他完成初中,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公費的師大理化系,一步一步地走向經濟獨立的路。 留學加拿大 林哲夫自師大畢業後,回淡江中學教了一年理化,便入伍服役。退役後,他回師大擔任一年的助教,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於1960年夏天赴加拿大留學。 「出國時,我的心情很豁達。」林哲夫說:「因為我當兵時,被分發到金門當預官。到金門不久,即發生823炮戰。炮戰期間,三度炸彈落在身邊,每次睜開眼,發現命又撿了回來。因為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往後覺得人生最需人幫助的階段已渡過,最危險的情境也經歷過,此後一無牽掛,應當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 於是此後,他追求理念,勇往直前。1960年夏,他抵達多倫多大學後不久,即認識在多大化工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黃義明,很快地與他成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倆收到自日本寄來的二十本《台灣青年》創刊號。兩人一讀,熱血澎湃,因為雜誌的內容正是他們過去一直想探求卻又無從得知的有關台灣的消息與論述。於是此後,黃義明、林哲夫、另外四名多大的學生及三名多城的鄉親便互相傳閱《台灣青年》,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台灣的事情。 1961年,他們發起成立多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陸續舉辦探討台灣歷史或唱台灣歌謠的活動,更在那年年底在多大舉辦《台灣之夜》,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的人士。 同年12月8日,加拿大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克斯( Brooks) 參議員在聯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這項言論令他們極感興奮,也開始用心研讀這方面的資料。 林哲夫笑著說:「我在多倫多大學主修核子物理,但卻花更多的時間在研讀台灣問題與從事台灣人運動上,所以博士學位就唸得比別人久一點。」 1963年,獲得化工博士的黃義明到滑鐵盧(Waterloo)大學教書。那年夏天,黃義明與仍在多大求學的吳居宏、林哲夫等三人共同發起台灣鄉親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郊遊,許多人報名參加。 當天,大家在美麗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風景區玩得十分盡興,回多倫多後,又一起到餐廳吃晚飯。用餐時,有人建議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以便日後經常聯誼。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眾人當場通過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簡稱TCA)」,推舉黃義明與鄭建駟為正副會長。 1964年春天,由於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他們進一步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Formosan League of Self-Determination) 」,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 那年9月24日,台大法學院的彭明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為國民黨政府逮捕,震驚海內外。在加拿大的這群台灣人聞之群情激昂,決定立刻展開救援工作。 他們將才成立半年的 「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接著,他們與彭明敏海外的兩個母校─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e)大學與法國的巴黎大學密切聯繫,並向加拿大與法國的外交部、司法部、加拿大民權同盟及加拿大的媒體發尋求支援,然後又要求美國國務卿、聯合國人權總署、國際法學學會(IJC)及方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心。 「當時打電報很貴。」林哲夫說:「一通發至瑞士或倫敦的電報要加幣52元,約略我兩個月的房租。但是為了營救彭教授等人,我們集資湊款,不惜一試,結果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當時發了兩通電報,」林哲夫又說:一通至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學會 (IJC),另一通至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結果,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將彭明敏列為該年度的政治良心犯,並指定瑞典分部負責營救。也因此,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第一站,即到瑞典。而國際法學學會則派一名理事到台北出席彭教授的調查庭。我們對這樣結果,都感到很興奮。」 1965年,黃義明、蔡明憲、林耀姍、洪全智和林哲夫等五人更在彭明敏案的宣判日,前往渥太華的台灣駐加拿大的大使館前示威,引起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 CBC )和各英、法文報紙的大幅報導。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當時,CBC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裡作長達五十分鐘的專題報導,不僅訪問黃義明教授,更撥國際電話訪問彭明敏,導致國民黨政府必須派高層官員到加國解釋溝通。」林哲夫說。 經過彭明敏案的抗議事件,林哲夫已成了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人物,只有將他鄉當家鄉。幸好,他在這時獲得一位牧師女兒的芳心,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哲欽(Sophia) 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郭馬西牧師的千金,生於新加坡,在日本長大,十六歲回台灣就讀北一女,爾後進台灣神學院研讀。她於1954年留學美國,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神學院攻讀宗教與教育。畢業後,她在俄亥俄州一所長老教會服務,然後在1966年經由姐姐的介紹,認識林哲夫,締下這樁美好的姻緣。婚後,兩人定居加拿大多倫多。 1968年,林哲夫終於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並在多倫多市區的萊爾森科技學院(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覓得助理教授職務,開始他往後長達二十七年的教授生涯。 踏破鐵鞋尋URM 精力充沛的林哲夫在萊爾森科技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的社區與教會。七十年代,他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加拿大本部主席,配合組織的政策,從事宣揚台灣意識的啟蒙工作。 其時,島內的民主意識正在滋長中,其蔓延的程度令國民黨政權感到不安。因此在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藉高雄事件,全面逮捕島內的異議人士,舉世為之嘩然。當時為防止這些民主鬥士被處以極刑,全球各地熱心鄉親即刻展開救援。曾參與營救彭明敏等良心犯的多倫多鄉親亦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營救。 這期間,林哲夫隸屬的教會因為領養施明德的二哥施明雄為關懷的對象,開始有教友對教會參與政治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林哲夫乃與一些理念較接近的會友另創多倫多台灣人聯合教會。 在美麗島事件審判期間,由於新教會缺乏牧師,身為教會委員的林哲夫便經常與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簡稱PCC) 總會聯絡,也因此與該會海外宣道部幹事羅伯特牧師(Rev. Earle Roberts)...

張菊惠

2005年4月26日,星期二,天氣晴,連戰和平之旅,中正機場流血衝突‧‧‧ 6千多哩遠之外的洛杉磯,也是個晴天,張菊惠心裡卻在下雪。看著連戰在中國受到「紅地毯」的高規格接待,對照台灣機場受傷民眾的鮮血,想到自己曾經有家回不得的歲月,她的眼眶溼溼的,倏地,留下眼淚。 「我真的很難想像,也很難相信,這些人,當年的所謂『和賊不兩立』,拿所有莫須有罪名加到我們身上的,竟然笑容滿面,得意洋洋地站在他們口中『共匪的領土』。」這就是張菊惠,沒有激烈的言詞,沒有失去理性的漫罵,張菊惠以女性的柔軟沉痛地表達她的抗議和無奈。 莫名登上觀察名單 張菊惠,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兩蔣時代,即使人在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Nebraska)州的林肯市,她和先生李孔昭,仍然莫名奇妙在1970年,因為黃文雄在紐約刺殺蔣經國未遂,上了所謂的「觀察名單」,望斷歸鄉路。 「我和先生當時住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城裡,在那個離家好遠的地方,台灣學生和教授們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互相照顧,我們家也成了台灣留學生過年過節時聚會的地方,不論是農曆年、感恩節、聖誕節,常常有留學生冒著風雪開好幾小時的車到家裡來聚會,享受見面的歡喜與暢談的興奮,但是大家來我們家,都得把車停的老遠,不敢正大光明一起來,因為只要露出『群聚』的跡象,很容易就被貼上『圖謀不軌』的標籤。」 「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真的很瘋狂,大家也因此處在極度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張菊惠回憶,當時內州的足球比賽是大事,週末的州際比賽全城的人都穿上象徵代表隊伍的紅色衣服,滿天的紅汽球,大家大喊「Go!Big Red!」在全城歡欣鼓舞的氣氛中,張菊惠很興奮的拍了照,想寄給台灣的家人,她的朋友卻澆了她一盆冷水。「我的朋友說,妳敢嗎?妳確定嗎?台灣的情治單位又可以抓到機會,給妳冠上一個罪名,說妳親共,說妳是匪諜。」成大畢業後就到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攻讀碩士學位的張菊惠身處自由民主的美國,再和台灣互相對照,「我的感觸很深,對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也更加反感。」 在「觀察名單」上的張菊惠和李孔昭不但無法回台灣,連當時在成大擔任助教的弟弟也被迫辭去職務,父母親赴美同樣受到限制。後來李孔昭請內州的參議員寫信給蔣經國,經過多方交涉,家人才獲准可以來美。1982年,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解禁,讓張菊惠、李孔昭和兩個孩子得以回台灣。 張菊惠回想當時那個思鄉心切的自己,「我在飛機上滿是對台灣家人的想念,終於可以回到故鄉的喜悅卻在一下機場後消失殆盡。」她說,全家人一下飛機就被帶到航空警察局警衛室裡的小房間裡詢問,回到埔里老家後又有警察來要他們報戶口,讓她整個假期都是神經緊繃,覺得隨時有人在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直到回美國的飛機起飛離地那一剎那,張菊惠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一顆心,撫著胸口想「好佳在我們終於要平平安安的回美國了。」對張菊惠而言,這趟返鄉之旅,除了良多感觸,也更加了「台灣人要站起來」的想法。 移居美國 眼界大開 嘉義女中時期曾經因為教官的「業績」而莫名奇妙地成為國民黨青年黨員的張菊惠說,在那個一切被壓抑的年代,「愛台灣」的意識就像是一顆在沙漠中的種子,根本無法,也不知道該如何發芽,只是滿心直覺有些不對勁,直到移居美國,眼界大開,了解「民主、自由」原來是這麼回事,接著落腳洛杉磯,那顆小小的種子,被澆下甘霖,迅速成長茁壯。 1996年彭明敏競選總統,吳澧培成立「北美洲彭明敏謝長廷支援會」,張菊惠開始加入行列,從海外為台灣貢獻己力。也是從那次的總統大選開始,張菊惠成了「選舉空中飛人」,只要有選舉,她都想辦法回台灣投下神聖的一票。1998年阿扁連任台北市長失利,1999年達謝之旅在帕沙迪那(Pasadena)演講;2000年1月底呂秀蓮在洛杉磯為總統大選募款;2000年阿扁選上總統,政權交替;2002年吳淑珍「珍愛民主親善之旅」;2003年阿扁「欣榮之旅」;2004年蘇貞昌在南加州為阿扁連任造勢‧‧‧不論是在台灣或美國,張菊惠從來沒缺席。「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3月回台灣助選那次,那天晚上知道阿扁選上了,真的好高興,開心的整晚睡不著覺,覺得台灣終於可以站起來了,好像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2000年到現在,張菊惠說,台灣當然還有好多地方要進步,有時候連她也難免感到失望,擔心台灣未卜的前途。但是她知道,這是民主成長過程中的陣痛期,尤其是從前反共的現在反而親共的不得了,都是台灣進步階段中要學習、克服的難題。「給台灣時間,給台灣人多一點時間,我相信,真正民主自由的台灣,很快就會來臨。」 不只是對台灣充滿熱愛,感情豐富的張菊惠在職場上也是如此。雖然大學、研究所念的是建築,張菊惠卻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保險產業的領域,從此沒有再出來。對保險一竅不通的張菊惠從「訓練生」開始做起,自己看書找資料,自修得到理論基礎和專業知識;此外,她從來沒有把「客戶」當「客戶」;她把客戶當「朋友」。張菊惠說,對她而言,保險從來不是一個「事業」,而是幫助別人的方法,她從來不在乎自己有多少客戶,她在乎的是,她的「朋友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她總是陪客戶哭、陪客戶笑,成為客戶家庭中的一份子,「受到信任,是最好的回報。」 文/朱乙真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徐新宏 客家子弟 深情故事

喜歡研究開發的徐新宏,記得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時,做試管實驗有一次把培養多時的試管全都掉了滿地,只好硬著頭皮去向教授孫志寧賠罪,沒想到教授只說: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你有做事才會發生錯誤,下次改進就會進步了」, 老師不但沒有責備,本來驚慌失措的徐新宏還聽到一生受用不盡的鼓勵,所以自此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也許會令他不高興但一定會原諒「錯誤」,給予一個尋求進步的空間。 ● 世代務農  一生研發農技肥料促進劑 徐新宏,1947年出生苗栗通霄鎮,家中世代務農,農忙時,耕田、插秧、割稻等都難不倒徐新宏,下課時還得常去放牛,因為與土地親近,所以年少時就立志有朝一日要研發讓農人事半功倍的肥料或是促進劑。 為此他特別愛唸生物和化學,後來如願就讀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土壤肥料組,認真學習,開始逐夢。由於美國農化獨領風騷,他申請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獎學金,1975年1月1日,在結婚後一年才有機會負笈來美國唸農業化學,他說「當時省得不得了,獎學金250元每個月都還有剩,週末還會去去黑人區雜貨店打工。」 畢業到猶他州生物化學公司發展農業部門產品就職,他致力植物生長促進劑的研究,做了8年,心理也不想在研究室度過餘生,所以利用晚上研讀NBA課程訓練,開始學習掌管公司業務 ,最後做到公司副總裁並管理亞洲部門事業。 1986年,他已研發好幾個專利,當時有很多創意,但公司當時很保守,所以最後決定想要獨立創業,不過當時存款只有5千元,公司相當禮遇慰留,當時心已決定放棄,但太太說: 「你要創業一定要在45歲之前,別考慮我了」當時徐太太已得了乳癌,離開公司就沒有保險,但她一直鼓勵,徐新宏才有勇氣獨立闖蕩一番,當時要做的是一種特殊配方的液體肥料,只有5千元但一個撓拌筒就要4500元。 開始先租了個小小工廠,常常把肥料調好後,早晨開兩個小時去艾德華州賣, 回家晚上繼續調配後第二天再拿去賣, 與太太兩個一起土法煉鋼,從早做到晚,由於配方很獨特,所以聲譽漸隆,他說:「生意雖不是很多,但這段時光卻是生命中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四口相依為命,生活很親密很快樂。」 猶他州因為沒有農業,生意有很多是在加州,所以1988年就搬來加州凡都拉成立新公司, 終於有能力請兩個員工,並開始把配方申請專利,拿到液態肥料專利權後, 就發展到國外。 並開始發展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他說,微生物可以分泌促進植物荷爾蒙,微生物也可以治病剋制其它微生物或細菌,有利生長並可以避免污染問題。 後來還發展精油事業,不過是把精油發展成農葯殺蟲劑,他希望用簡單天然物質來防治害蟲促進植物生長。現在公司擁有20幾個專利,大部分在農業上,如今公司走上軌道,有50位員工,包含人體部門、 動物部門、植物部門實驗,並與各大學合作,以他們的基礎研究,發展成商業實質利益。 深愛台灣的徐新宏,知道台灣的大學做了很多好研究,但卻沒有做商業開發, 所以有段時間就去大學找資料,並向國科會建議,國科會發了那麼多錢做研究,卻只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商家、農人、國家都沒有得到利益,研究報告束之高閣多可惜,他極力呼籲台灣這點一定要改變,美國各大學都有研究的技術轉移部門,廠商和學術研究一起通力合作,台灣農業科技若能落實,成就一定會更輝煌。 ●夫唱婦隨  鶼鰈情深 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雙推手,多情的徐新宏提到去世的夫人,還是難掩落莫之情,在中興大學大三時認識學妹中文系張慶瑛,她也是客家人,因為登山社結緣, 他們一起征服台灣百岳, 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奇萊大山都留下他們相濡以沬的革命情感 。 徐新宏認為公司能發展到今天,太太佔最大功勞,以前很辛苦,但真正可以享受時卻已不在人世,第一次發現乳癌時是在30多歲,被割除一直過了10多年,其間不斷復發但都受到控制, 1997年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頭,當時創業穩定,徐新宏把公司交給員工,天天陪著夫人。 他不捨地回憶:「 化療一治就是4年, 非常辛苦吃多少止痛劑都沒有用,一生中最難受就是看到心愛的人痛轍心扉卻愛莫能助,自己心如刀割;她有好幾個志願,醫生告知能在活下去5年只有10%,她忍著痛想看小孩長大,參加兒子、女兒畢業典禮,全家4口冒著她被感染危險一起旅遊,她的意志力非常高,當肺部積水時, 躺著和坐著都很辛苦時,全家仍有共識要完成她的心願,我一直照顧她到最後一刻,唉!這份感情只有待下一輩子再續今生緣份吧。」 太太生前就覺得客家文化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徐新宏決定拿出公司部分盈餘,成立張慶瑛文化基金會;「奉獻迴饋台美社會,幫助客家文化推廣,樂善好施完全符合她的個性, 她在天之靈一定很開心我這麼做。」徐新宏深情地說著。 ●任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徐新宏因為身為客家人,小時候就備受其它族群歧視,烙印在腦海揮之不去,他記得,到學校裡面一定要講中文,否則會掛"狗牌", 在校外一定要講河洛話,回家才能講客家話。 唸碩士及博士時, 那時剛好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自己還與其他台灣留學生跑去向學校抗議,後來不了了之,當時更感到自己國家就像浮萍沒有根;後來因公務需常常出國,有一次去英國,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被海關詢問,「你還拿這護照幹嘛」, 當初感觸深刻,那時心理就更堅定認為台灣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不要再讓後代受到這種奚落; 回美後,馬上在猶他州參加台灣同鄉會,但該會只是聯絡鄉情的地方,聽說有的會被列入黑名單,他也沒多想後果就參加。 搬來到了洛杉磯就去參加客家會, 1990年初因為客家會都是親國民黨,就不去了;後來受邀去做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副會長,並擔任兩任會長;他點出,很多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少數族群,會想跟新住民結合在一起對抗河洛人,而且認為民進黨就是河洛黨,所以要改變印象是比較有難度,不過,這需要包容心和時間去調適。 1997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是由6個發起人, 鍾肇政、林光華、范振宗、羅能平、梁榮茂、楊貴運等人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貴運, 徐新宏任執行長,成立之後,才發現怎麼沒有會員入會,1998年要開理事會竟然流會。 徐新宏想不通趕快向羅能平求救,他劈頭就說:「徐新宏,不要太天真,以為成立一個"世界會"就了不起,人家怎麼能靠我們? 唯有等到我們基礎好了後,才會有人願意來!」 至此羅能平等五虎將,各處婚喪喜慶不是送花就是送禮,才把名號推動出來;之後,太太去世,徐新宏更有心思奉獻在客家事務上,當陳明真擔任第三屆會長,他擔任副會長,並在今年接第4任會會長;他笑著說,現在美國終於有20個會員 ,8個國家有代表,11月2日終於可以開2005年理事會,屆時他會提出4個方向,在世界地成立以台灣主體的客家會,發展成立客語學校,協助客家社團能進入NGO組織,要以網絡系統聯繫客家人資訊。 他邊整理行李準備要搭機回台灣開理事會,他轉身說,還有二個夢想,希望能結合此間人才製作台美新聞不定期的提供給主流頻道,還有成立客家商會,以商業交誼在主流社會認識台灣的多元種族面貌,未來他會一步步實踐。 文/林蓮華

王泰和的故事

維護台灣人權 推動建國 畢生致力於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王泰和先生 王泰和,本名王廷宜,1941年9月14日出生於高雄大樹鄉九曲堂,後遷居至大樹鄉小坪頂,這裡地屬自來水區,非常偏僻,王家人在此從事開墾的工作。在這個到隔壁鄰居家要走五分鐘,上小學到學校要走五十分鐘的山區小村莊,王泰和度過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涯。 回想起小時候的趣事,王泰和指出,當時常隨家中工人滿山亂竄,或者用蜂蜜糖罐抓猴子,或用煙燻抓兔子般大的山鼠,有時候也抓蛇。 加上家裡飼養近百隻羊,領頭羊為保護羊群,與人的角力常常發生,曾經他的姐姐被羊追得哇哇叫。這段快樂時光就在搬家到父親老家大甲後劃上句點,也成了王泰和永難忘懷的童年往事。 小學畢業後,到台北建國中學念初、高中;台北工專畢業後,王泰和進入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真理大學前身,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擔任助教及導師工作,隨後申請來美深造,卻陰錯陽差進入當時號稱為「台獨大本營」的Kansas State University,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王泰和笑稱,當時真的不知道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盛名,那時候一窮二白,連$25元的申請費都想省下來,在申請學校時只注意是不是「No Application Fee」。卻很幸運的拿到三個學校的Admission。其實當年先收到的是摩門教的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I-20。到校後才發現學校要求修很多宗教課程,相形之下,Kansas State University同意可以直攻碩士班,王泰和找上外籍學生顧問(Foreign Students Adviser),坦誠以告,楊百翰大學通情達理,同意讓他轉學,這才塵埃落定。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讓王泰和津津樂道。當年楊百翰大學來接機的中國同學會會長與副會長都來自台灣,彼此卻以英語溝通。王泰和好奇問他們怎麼沒有共同語言,言下之意是問他們為何不說國語(北京話),會長回答說她自己是嘉義人,說台語,副會長是苗栗人,說客語,現在人在美國,因此共同語言是英語。這種堅持讓初來乍到的王泰和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扛起行囊搭乘巴士轉到Kansas後,人生地不熟的王泰和茫然毫無頭緒。忽然想到以前建中同學的家教黃金來教授就在Kansas大學,於是拿起Yellow Page找到黃姓人家就撥了電話過去。電話簿上的名錄,姓黃的有三人,他按著順序撥打,非常幸運的,第一通電話就找到黃金來先生。黃先生接到電話知道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很高興,馬上開車來接他,隨即將他送往當時台灣同學會會長王康陸先生家中,也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王泰和笑稱︰ 這叫做「自投羅網」。 Kansas State Universty 取得碩士學後,王泰和轉赴紐約市政府教育局工作,同時也在紐約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ED)。1976年,獲美國Rockwell公司聘請,搬到洛杉磯。當時是卡特主政時期,公司專門研發B1轟炸機 (B1 Bomber),可惜的是之後美國國防部研發重心轉至隱形戰機 (B2 Bomber),Rockwell公司的研發工作終止,王泰和因此從航空業回歸到土木專科,轉業至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7年後自行創業,從事不動產投資與管理工作迄今。 王泰和積極參加各種台灣人活動,繼擔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幹事後,於1980年他出任人權會會長一職。多項職務中猶以台獨之聲主筆令他記憶深刻。 當年網絡並未如現在這麼方便,台獨之聲係利用電話拓展關係。王泰和當時負責寫一篇大約四分半鐘的稿子,由許世楷的妻子盧千惠錄音,當聽眾打電話進來,聽完預先錄好的稿子後,再留約半分鐘時間由聽眾發抒感想。盧千惠聲質優美,頗受聽眾喜愛常常有人要求與她會面。當時的政治氛圍肅殺,這些被稱為海外異議份子多是秘密從事這些工作,只有圈內少數人知道彼此身分。因此當收到許丕龍要求與講員會面時,大家不禁笑翻。主要是因為許世楷長年在日本教書,那年是來洛杉磯休假一年,才有機會邀請盧千惠獻聲。「這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王泰和說道。 提到當時的政治氛圍,王泰和不勝唏噓,周圍都是國民黨的「抓耙子」,稍有動作就通報回台,常常因此連累在台的親朋好友屢受騷擾。王泰和坦言,自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捨棄本名以王泰和之名號闖江湖。 台灣爆發高雄事件後,此間台灣人群情譁然,人權會因此發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台獨聯盟則隱於幕後操作,檯面上也只能看到同鄉會和人權會而已。當時王泰和仍在Edison上班,有一天一位FBI的Agent來找他,詢問他有關高雄事件後,洛杉磯出現六顆炸彈傳聞之事。他答稱:「根據媒體報導,我只知道有四顆炸彈,你說有六顆,還比我清楚,問我幹嘛? 」FBI的 Agent又問他,同志間有沒有比較特殊的連絡管道。當時台獨之聲機器,電話線路等都設在王泰和家,王泰和向他強調同志彼此間通常以電話聯絡感情,僅此而已。FBI Agent沒有獲得需要的資訊,禮貌地拿出一張名片,要求有事連絡後,悻悻然而歸。 事過境遷之後,王泰和才知道他自己的電話曾遭監聽,時間長達三年。台獨之聲當然也無法倖免。幸好當時大家言語間僅止於意見交換並未涉及暴力行動,所以大家方得全身而退。 王泰和熱心參與台灣人活動,歷任台獨聯盟與FAPA中央委員,也曾擔任過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副召集人。王泰和指出,當年美國國會擬針對台灣黑名單現象舉辦聽證會,人權會挺身蒐集黑名單資料,力促返台遭拒者現身,以便於聽證會上發表。當時估計約有千人左右遭黑名單影響無法返台。 1993年王泰和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正值郭倍宏李應元張燦鍙王康陸陳婉真等人陸續闖關返台之時,當時人權會向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協會 (AI,Amnesty...

楊信 白手起家的故事

這是一個典型勵志、白手起家的故事。 彰化埔心鄉下的窮孩子楊信(Jackson Yang),從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木珠坐墊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小小的垃圾桶更讓事業到顛峰。簡單不過的家庭日常用品奠定了事業版圖,楊信卻依然保有台灣農村孩子的純真和羞澀,對自己被稱為「台商創業楷模」,楊信搔搔頭,露出害羞、靦腆笑容說,其實是「小兵立大功」。 只要努力 美國錢淹膝蓋 「人家說『台灣錢淹腳目』,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錢,才是真的淹腳目,市場潛力無窮大,只要努力,到處是機會,淹到膝蓋都有可能。」 站在托倫斯(Torrance)市面積16萬呎的「Seville Classics」倉庫裡,看著起重機來回穿梭的楊信,認為自己從1986年至今將近20年的「美國經驗」,是「事業第二春」。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是為了子女教育舉家遷移,想辦身分而成立公司,現在已經成為橫跨美、亞、歐三洲的集團,包括副總統呂秀蓮、星雲法師、前駐美代表程建人等台灣首長都曾經到Seville Classics參訪。 對楊信來說,到美國的發展是「無心插柳」。「1984年暑假,我和太太帶著孩子到美國渡假,沒想到孩子們對美國印象大好,覺得這裡簡直是天堂,就不想回台灣了。」楊信和太太柯巧玲,因為不想讓孩子承受台灣升學壓力,決定由柯巧玲先帶著5個孩子赴美,楊信則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內(人)在美(國)」,過了兩年空中飛人的生活,1986年到美國來和家人會合。 兩個小兵立大功  當時在台灣以經營國際貿易闖出一番天地的楊信到美國來,因為環境和台灣完全不同,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後來覺得買東西進美國,賣給當地市場的貿易應該蠻有作為,決定拿台灣做貿易的經驗,試著在美國創業。「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應該賣什麼呢?」楊信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週末到跳蚤市場擺地攤了解美國市場及消費者口味,每一、兩個月到台灣、中國挑東西進美國賣,東試試,西嘗嘗,時機終於來臨。 楊信說,有一次回台灣,他發現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座位上都有一個木珠坐墊,忽然靈光一現!「我想,美國什麼沒有,就是車多,但是卻沒有類似的產品,應該很不錯!」念頭一起,楊信心一橫,買了2,000個木珠坐墊,付了10,000元美金,帶回美國交給負責業務的老美,卻被澆了一頭冷水。 「老美業務跟我說,楊先生,這是你們老中的東西啦,美國人不愛的!我就想,那不行呀,我東西都買了,怎麼辦?」不信邪的楊信決定再出去擺地攤,並以自己作為「真人實證」,以「涼爽」、「按摩」為兩大功用推銷,「沒想到一個周末下來,竟然賣得很好,一天幾十條沒問題,原本5塊美金成本的坐墊,我可以叫價到15美元!」楊信後來跟老美業務說起大賣的情形,「他也很驚訝,就說,好吧,那我去試試看。」 楊信把坐墊取了個「舒適珠」(Comfortbeads)的名字,設計精美硬紙盒作包裝,貼上舒適珠擺在車墊上的圖片,寫明功能,定價12.99美元。老美業務也爭取到東岸一家20間連鎖居家生活用品店「上架兩星期」的試用期。 「東西送出去之後,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在美國的第一次出擊能成功。」上架一個星期之後,楊信就接到客戶的電話,希望能夠立刻補貨,並且訂下長期訂單,「因為賣得太好了,連他們都覺得意外。」楊信放下電話,立刻買了張到中國的機票,尋找合作工廠。 這個「舒適珠」,三年內在全美國賣了1,000萬條,讓楊信賺進到美國後的第一筆錢,奠定事業基礎。 1997年,楊信在日本一家頂級日用品百貨店見到荷蘭公司出產的腳踏板不銹鋼垃圾桶,將他的事業推向高峰。 垃圾桶,大部分人覺得基本、簡單到再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楊信眼裡卻是無窮的希望。他將歐洲生產的頂級、昂貴不銹鋼垃圾桶拿到台灣生產,降低成本;將原本是大師級的設計品普及到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的價格範圍,打入美國市場;加上大兒子發揚光大,將垃圾桶當藝術品包裝,設計成各種不同的造型,配合近年來興起的極簡時尚風,短短4年間年營業額達到一年5,000萬美元。 現在,Seville已經是美國不銹鋼垃圾桶的領導品牌,也是多家大型連鎖賣場的上游廠商,包括好市多(Costco)、標的百貨(Target)、Bed Bath & Beyond、山姆俱樂部(Sam’ s Club)、沃爾瑪(Walmart)都是主要買家。 楊信透露,美國家庭裡的不銹鋼垃圾桶,有80%以上,都是從這裡出去的,桶子上都有「Seville」的招牌。 從不銹鋼垃圾桶延伸,楊信看好金屬展示架市場,全力衝刺,成為這幾年的發展主力。他說,這個每層可以承受300磅的金屬架簡單組裝、堅固耐用,無論是家庭、學校、辦公室,處處都用得上,「民生必需品,或許聽起來不太起眼,卻可以像滑水的鴨子,慢慢游,遠遠游。」 目前,金屬展示架每個星期要進30個貨櫃,銷售量每個月都還在增加,市場佔有率,大約是全美的50%。 不計成本 根留台灣 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經由電視新聞的畫面,人在洛杉磯的楊信感同身受,決定為自己的故鄉做些事。不在乎要多花5-10%的成本,楊信將在中國的不銹鋼垃圾桶生產線移回台灣,響應政府「根留台灣」,2002年5月開始實施的「006688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擴大案」之後,在彰濱工業區、台南工業區都設有工廠,「我們現在所有的不銹鋼垃圾桶都是從台灣坐船來的,一個星期大約有100個貨櫃,百分百的『made in Taiwan』。」 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家庭的財力支持,楊信從一個得吃地瓜便當、赤腳趴趴走的鄉下小孩,成為今天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老闆。 1944年出生在彰化埔心鄉下的楊信,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那時候真的窮得不得了,故事講起來,家裡小孩都不相信,覺得我在編故事。」 楊信說,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物資缺乏的年代,農村裡的情況更糟糕,窮到連唸書的錢都沒有,每學期開學前,他就見母親到處借錢,讓小孩交學費,等一年兩季的稻米收割,留下一點點白米,其他的全都拿去賣錢,才能還清借款。「所以,雖然家裡種田,每次中午吃便當,卻是我最難為情的時候,別人打開盒蓋是白米,我的便當裡卻都是地瓜。」 父親在49歲過世時,楊信還是個孩子,靠著母親種田,將兄弟姐妹拉拔長大。回憶起父親過世,楊信仍滿是惆悵。他說,那時候太窮了,連醫生都請不起,所以也不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因,只記得父親在臨終前,小楊信曾經跑去問爸爸想要吃什麼,大楊信眼眶濕濕地說,「我父親告訴我,『好想吃蘋果』。」 初中畢業後,楊信想要趕快減輕母親的負擔,高中唸了一學期,就跑到台北和同鄉學起「作生意」。「我從一人小公司開始,租了個只有三、四張榻榻米大的辦公室,沒有電話,只有一張桌子。」楊信以國際貿易為目標,搭上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潮流,直到42歲時移民美國。 跨足金融界 分享秘笈 國際貿易起家的楊信,近來也逐漸跨足到不同領域。11月中在南加州羅蘭崗開幕的「大通銀行」,是楊信進軍金融界的第一步。被推舉為董事長的楊信說,其實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幫助更多年輕人。 「看見最近幾年華資銀行紛紛被大集團併購,實在是蠻可惜的,從銀行出發,我覺得是個對社區很好的回饋。」 他認為,在金融往來的過程中,可以和企業界的年輕華裔接觸,除了可以優惠的貸款幫助這些有心創業的小夥子,也可以將我們滿身的『武林秘笈』傳授給他們,讓台美人可以在美國新大陸,真正落地生根,實現美國夢。」 楊信的「兩個夢想」 楊信說,他現在有兩個夢想,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回饋南加社區。 第一代台灣移民在兒女逐漸成家立業之後,也漸漸進入退休年紀,楊信希望建一個全方位的銀髮族社區,從生活各個面向及專業的醫療照護,可以串串門子、結伴旅遊,一起以愉快的心情,享受生活。 另外,受了吳尊賢的《人生七十》、《人生八十》兩本書的影響,楊信覺得能夠留給子孫的智慧和人生體驗,遠比有形的金錢珍貴,所以他計畫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協會」,協助有意在美國創業的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並且收集在美國起家的台灣移民的成功故事,集結成冊,成為無價的紀錄,讓後代子子孫孫,都可以記得好久以前,爺爺奶奶們到美國來的點滴。(朱乙真)

顏永財、莊和子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像台灣晚間八點檔的電視連續劇:一個富家千金愛上一個窮小子,為愛私奔後,方知生活苦。一個窮小子恃才傲物,棄台大醫科不唸,謀職碰壁後,方悔少年太輕狂。 兩人在前途茫茫之際,來到矽谷,正好趕上IC(Integrate Circuit,積體電路)風潮,共同創業成功,成為高科技企業家,並且熱心贊助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他們因相異相吸,也因相異起衝突,但人生一路走來,倒也堅持理想相互扶持,為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寫下夫妻共同奮鬥的另一章。 顏永財與莊和子同是台灣嘉義人,卻在不同環境長大。永財說:『我的父親罹患肺病,長期失業在家,家境相當困難。我有四個兄姐,一個妹妹。小學一年級時,媽媽去逝,妹妹送給別人養。三年級時,有了後母,相處不是很融洽。五年級時,我就離家,寄住在舅舅家裡。但是在台灣,會唸書的孩子都會得到照顧。』他語氣堅定地說:『我小學畢業,是全校的第一名,很風光地領了個縣長獎。唸省立初二時,有一個路德教會的牧師很疼我,要我每星期日到教會打工,做些割草、掃地、擦桌椅、整理圖書的工作,給我酬勞就夠我維持百分之六十的生活費,其餘百分之四十靠哥哥姐姐們的幫忙,照樣順利唸到高中畢業。』 和子說:『我生長在一個很幸福的家庭。我家在嘉義是政治世家,外公何茂取先生歷任嘉義市長、嘉義縣長和數屆的省議員。我的母親美麗外向,所以我和姐姐從小就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活潑、也很得人疼。我因為講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所以從國小開始,就當外公的助選員。每次外公參加選舉,我就坐在宣傳車上,大街小巷地廣播,為外公拜票。我的媽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繼續說:『家中設有佛堂,所以我從小就聽慣梵音。考初中時,我向佛祖祈求,結果考上省立嘉女。我爸爸生病,我也向佛祖求,爸爸果然獲得痊癒。這種倚靠佛祖的日子,讓我覺得心安又平和。』 唸高中時,這兩顆南北極的星星在救國團舉辦的中部橫貫公路健行隊相遇。同樣來自嘉義,都是省中省女的高材生,女孩美麗大方,男孩聰明害羞,兩人情竇初開,彼此互在心底播下情苗。大專聯考一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永財高中台大醫科,和子名落孫山。永財說:『考上台大醫科是我一生最驕傲的一件事。因為在這之前四、五年,嘉義中學那麼多畢業生裡,都沒人考進台大醫科,我考上了,自己都覺得意外又興奮。和子黯然神傷,也到台北,在南陽街的補習班補習,準備捲土重來。唸台大醫科的永財經常去看她,為她打氣,讓她仰慕又感激。兩顆年輕的心在舉目無親的大城裡,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其實,永財唸醫科的意願已漸消沉。他說,大一時,教動物學的老教授要他們每天背一百個生字,上課完全沒有啟發性,讓他覺得這樣的課程再繼續唸下去,腦筋都要被僵化,於是瀟灑地轉到化學系去。但是這種年少的瀟灑後來竟變成了煩惱。多年之後,永財說:『當年都是李政道、楊振寧惹的禍。那時他們剛得諾貝爾獎,讓年輕人非常景仰,覺得第一流的人才當唸物理化學,以便他日拿諾貝爾獎,揚名異域。結果一個個後來唸了博士,找不到事,後悔得半死,我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一年的用功,和子隔年考上中山醫專的護理科。大學畢業後,即回家鄉當護理老師。她與永財持續交往,但因彼此互有看法,感情路上晴時多雲偶陣雨。永財當預官期間,兩人在一次劇烈爭執後,倔強地互道再見。然後和子接受家裡的安排,與高雄的一位年輕醫生定了婚,讓永財嚐到失戀滋味,頓覺失落萬分。 訂婚後的和子發覺未婚夫及其父母都對她非常好,倒在內心心中起了惶恐。因為她曾去相命,相命先生說她命中註定剋公婆,她很擔心萬一一語成真,豈不愧疚終身?正在這時,永財趕在關鍵時刻試圖作最大的轉圜,對她殷勤有加。和子左右為難。轉轉思慮的結果,終於做了人生重大的一個決定:和已無親生父母的永財到法院公證結婚!兩人去了一趟法院回來,永財因已拿到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不久即赴美深造,留下和子收拾善後。她先去找未婚夫,當面退還訂婚戒指,並向他解釋,假如她不愛他,和他結婚,將害他一輩子。然後深知家中將會掀起巨然風波,她辭退教職,悄悄打點行李,單獨搭車北上,很快地在耕莘醫院找到護士工作。 果然,她的父母獲悉她擅自退婚並與永財公證結婚,震怒異常,要她從此不要回家。『我父親氣得只差登報公開和我脫離父女關係』。和子說:『以後許多年,家裡都拒絕和我來往。』一九六九年年底,在永財離去後半年,和子亦拿到赴美簽證,單飛芝加哥與愛人會合。後來和子說:『有件事情一直擱在我心裡。我們結婚不久,永財的後母竟然病逝,真不知該如何解釋。』 和子與心愛的人團圓後,冀望在芝加哥建築愛的小巢,無奈不久即發現柴米油鹽的生活竟和異國嚴寒的冬天一樣難捱。永財日夜埋首課業與研究間,並且熱衷政治活動,和子得一手包辦煮飯、洗衣、清掃等家中大小瑣事。永財的獎學金微薄、又愛買書,和子眼見帶來的積蓄漸消失,於是幫人照顧小孩,賺取一小時二十五分錢的工資。 半年後,她在醫院找到工作,開始過著一邊做事,一邊準備考護士執照的緊張生活。偏在這時,她又發現自己懷了孕,心情十分複雜。在不做二想的情況下,迎接了小生命。然後她要照顧小娃娃,又要上班,又要做家事,還得準備考試,簡直焦頭爛額分身乏術。這時每當想到從前在家衣食無缺,家務有佣人代勞的悠遊生活時,就不禁懊惱自己為什麼要到美國受苦? 就這樣煎熬了幾個月,和子覺得自己實在無法承擔,只好將九個月大的小女兒送回台灣,拜託永財的姐姐代為照顧。身旁少了個小娃娃,就能全力衝刺,她總算考過了護士資格考試,取得了執照。然後就在日子過得稍微安定一點的時候,有一天,忽然接到永財姐姐的來信說,他們的小女兒實在很可愛,她疼之如己出,希望能永遠把她留在身邊。一封信看得出這對年輕的爸媽寢食難安,和子連工作也顧不得,趕緊買了張機票飛回台灣,陪女兒一個月後,再把她帶回來。此後她訓練自己,要做一個工作、家事一肩挑,刻苦能幹的留學生太太、媽媽兼職婦女。 永財這時也有他自身的專注與困擾。他在一九六九年的夏末抵達芝加哥大學、正好趕上一九七O年正月的保釣熱潮。『保衛釣魚台』運動掀起了海外留學生對國事的關懷,也因此使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權起了徹底的質疑。當時保釣運動的大本營就在芝加哥,保釣運動的一名大將林孝信就是顏永財在芝加哥的朋。因此保釣期間,永財也跟著幫忙編印『釣魚台快訊』。 編辦釣魚台快訊期間,他們在芝大的遠東圖書館查閱資料,無意中發現早期台共林木順寫的『台灣二月個革命』,讓顏永財讀得淚流滿面,內心震撼不已。這是永財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也是他第一次獲悉台灣原來有過這麼一段恐怖黑暗的歷史,曾經有過這麼多無辜的百姓與知識菁英遭國民黨極其不人道地屠殺。他訝異自己過去的無知,也痛恨國民黨教育的矇騙。於是他們影印了一千份的『台灣二月革命』,在釣魚台快訊上刊登廣告,一份賣兩塊美金,很快悉數售光。當時,二二八事件尚是個無人敢公開談論的大禁忌,不少人向他們反應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的史料。 繼一九七O年的正月大示威後,保釣人士接著在威斯康辛大學舉辦了一場國是會議,永財也去參加。他在會中發言表示:我們在台灣都是一等一的好學生,卻一個個跑到美國倡言改革,真是台灣教育的失敗。由於當時他尚是個國民黨的黨員,一回到芝大,國民黨的小組長即要他寫報告,他沒理睬。不久小組長改選,他被其他黨員推選為小組長,同時大家表決通過要繼續保釣,並且主張台灣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永財於是據實向上呈報,結果他說:『國民黨的上級從此不再和我聯繫,我成了國民黨在芝大的末代小組長,芝大則成了國民黨的淪陷區。保釣之後,反國民黨的學生逐漸分成統一與台灣兩派,雙方漸行漸遠。顏永財認同台灣,也同情弱勢,但其時卻陷入學術研究的低潮中。他那時在芝大攻讀化學博士,作的是『低溫物化』的研究。他說:『七十年代,生化大鳴大放,物化卻乏人問津,即使拿了博士,也謀職無門。男人唸錯行,如同女人嫁錯郎,實在很悽慘。我的一個同門師兄就曾到加油站替人加油,我當時的情況也也好不到哪裡去。』 一九七四年拿到芝大化學博士的永財在求職碰壁下,不免後悔年少時心高氣傲,棄醫科不唸,這時只好重新申請入美國的醫學院就讀。但就在即將面試之際,忽然接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post doctor)的機會,不禁又興奮地帶著妻女前往北加州,繼續在物化界謀發展。永財在柏克萊只作了將近一年的研究,便因接到母校台大客座教授的聘書而回台。他說:『後來,我在柏克萊的同事真的拿到諾貝爾化學獎呢!』言下輕輕流露出當年在辛苦唸書的過程裡,拿諾貝爾獎確實是深藏在他心底的一個願望。 回台大化學系當教授也是他的願望之一,因此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去國六年的顏永財歡欣地帶著妻女返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歸國學人。但似乎失望常常接著興奮的尾巴而來。那時台灣的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慣了美國言論自由的他從批評國事往往口無遮言,到後來連自己都覺得有隨時惹禍上身之虞,因此心生警惕,但內心又頗覺抑鬱。那年,他向國科會申請研究基金,亦無下文。這些因素使得他在台大執教的心情起起落落。經過一番思慮,覺得不如歸去。但何處是歸程?最後,他們選擇了未及一年之緣的北加州。 七十年代中後期,美國經濟普遍不景氣,北加州的矽谷卻散發出高科技的耀眼光芒,吸引了無數的青年才子前往,永財亦置身在覓尋機會,且希望一展抱負的人潮當中。 初回北加州,他們住在柏克萊的一間小公寓裡,和子忽然得了重病,由於沒有保險,深感付不起醫療費,於是飛回台灣就醫。 永財賦閒在家,心情鬱卒。一個週末,百般無趣地去參加灣區的台灣同鄉會,碰到了台大的女同學林淑慎。老同學很自然地問他在哪高就?永財悶悶地據實以告:『正在找事。』這位同學的哥哥正好在矽谷開了一家半導體公司,她的先生高政治博士是公司的研發部主任,當下邀請永財到公司面談。正是這個機緣,永財一腳跨進半導體業,從此境遇峰迴路轉。所以他後來常對人說:『失業就是失業,找事就是找事,要講出來,不要怕難為情,大家如果知道機會,會互相幫助,我當年若不是老同學幫忙,可能會失業很久,也可能從此找不到專業工作。』 矽谷是高科技的天下,永財聰明有實力,很快地在半導體業理出頭緒。一、兩年就換一家公司,後來轉到頗富盛名的全祿(Xerox)的Palo Alto Research(PARC)擔任研究員。 和子這時已是個有執照的護士,這些年儘管跟著老公東遷西移,每到一地,都能很快找到工作。兩人都有專業,生活安定,小家庭也跟著成長,短短兩年間,他們又陸續添了兩個小壯丁。一九八一年的一,永財代表公司參加一個微影(Micro Lithography)的專業會議。他在會中聽了一場有關最新發現的保護光罩的一種薄膜(pellicle)的演講,隨後又在展覽場看到了樣品。他仔細瞧了瞧,覺得不過是片透明的塑膠,實在不怎麼樣,但一問價格,居然開價三百多美金,真是天曉得!自從見過那片薄膜,永財更更耿耿於懷,逢人便講:『那東西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竟賣得比黃金還要貴,真不可思議。』 別人聽聽也就算了,倒是身旁的老婆大概聽多了牢騷,忍不住你回應道:『既然沒什麼了不起,你何不自己做做看?』接著又加了句:『你不是常嘆老天不給你機會嗎?如果這是個機會,你為什麼不試一試?』被老婆這麼一激,永財當真下決心道:『好,我就做給妳看。』 其實,有幾個台灣人在矽谷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電子公司叫Solectron,經營得相當成功。公司的副總經理林瑞松是顏永財的朋友,經常鼓勵年輕人研發創業,免費提供了一間實驗室給永財作實驗,但揚言若超過了一段時日,將收房租。永財因此不敢鬆懈,白天到全祿上班,晚上即一頭鑽進Solectron的實驗室,埋首苦幹。和子從前在芝大陪永財唸書,現在亦趕緊陪這個有才情的丈夫從事偉大的發明,三不兩時即到實驗室當他的助手。永財若需要器材,即叫和子去買,因為她在醫院上班,早出早歸,若週末值班,周日還可輪休,白天比較走得開。 經過十年的婚姻生活,和子早已磨練得相當能幹。她白天在醫院照顧病人,晚上在家照顧三個小孩,家事一手包外,還得幫丈夫打理一切。然而永財確實也沒讓她失望,他果真獨自用原料製作出輕如薄翼、價如黃金的光罩護膜來。 『我的丈夫真不愧是個天才!』望著一片晶瑩剔透毫無瑕疵的薄膜,和子喜孜孜地讚道。但接下來,丈夫說:『和子,你去賣。』她這下方才明白原來自己就是門市開發部主任。永財的理由很正當,他白天要上班,走不開。事實上,和子活潑外向的個性確比他更適合做行銷。 和子解釋說:永財發明的光罩護膜是一種緊緊蓋在光罩上的透明薄膜,而光罩就是用來形成影像、製作晶圓、再切成一塊塊如郵票般大小的積體電路(IC)的精密儀器。一台光罩價值美金千萬,昂貴異常,如用層透明薄膜予以保護,既能防止光罩沾染塵埃,又不影響影像的投影,自然經濟實用。這種東西在當時才剛出現,一些IC大廠都樂於嘗試。所以和子銷售光罩護膜的對象,實在就是矽谷的IC大廠。 她自朋友處取得一些IC大廠的聯絡電話,一家家地接觸。她向對方說,她是個護士,由於家計需要,現在兼了一個賣光罩護膜的副業,東西很好,希望對方看看她的產品。這世間大概只要不怕嚐閉門羹,就會遇到開門的人。和子在人家願意給她機會後,立刻帶著產品前往展示。她說,她與客戶見面後,把產品交給對方。對方仔細瞧了好一會兒,讚道:這東西很好!怎麼好法?』她一聽,精神都來了,連忙湊過去看。 只見那人拿了另一片類似產品作比較說:『妳看,這一片比較霧,又有線條,妳那一片就均勻透明多了。『哦!哦!』和子連聲應道,心裡趕緊記下這些要點,等下次再逢機會,立刻現買現賣。如此經驗累積,不久她竟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市場也就這麼一步一腳印地開拓出來。 一九八一年,夫妻倆共同創立『MLI微影印刷公司(Micro Lithography Inc.)』,和子開拓市場,永財繼續在全祿工作。直到一九八二年,市場大致底定,公司極待拓展,永財才全職在自己的公司上班。公司成立之初,非常需要資本。 永財說:『我們到處找人投資,只要對方肯付兩萬美金,就可擁有公司一半的股權,但竟沒有人要,最後變成了和子與我兩人獨資。我當總裁,負責研發與品管,她當副總裁,掌管人事、財務與行銷。就這樣,一對才子佳人由年輕的愛人變成婚姻的伴侶,再進一步成為共同事業的唯一夥伴,關係可謂多重又深遠,好似前生註定這輩子縱使風風雨雨,也得共撐一把傘,淅淅瀝歷地走了過來。 八、九十年代的矽谷真是炙手可熱,舉凡想得到的電腦電子公司如IBM﹜Apple﹜CISCO﹜Oracle﹜Microsoft﹜Intel﹜Motolora﹜Lucent等等,莫不沿著舊金山灣區紛紛設廠,其他大大小小無計其數的相關公司更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有的做上游、有的做下游,有的做硬體、有的做軟體,有的做主機、有的做零件。整個矽谷熱氣騰騰,房價疊疊高漲,薪資頻頻上升,連加油站的工人一小時都可賺到十五塊美金工資。這是一個知識致富的年代,矽谷尤其是知識產業的聖地。七十年代懷才不遇的顏永財這下總算遇對了時機,在適當的時間、地點,進入適當的行業。他說:『要成功還得靠機緣』。許多人成功了,就說他是如何地努力;事實上,世間努力的人比比皆是,卻不見得個個能成功。台灣話說:七分靠打拼,三分天註定;其實更可能是四分靠努力,六分靠運氣。缺少了機緣,縱有聰明才智與努力,亦徒然望成功之門興歎。 IC產業在八十年代一路領軍,到處發燒。MLI公司在IC業剛發現需要光罩保護的早期就進入市場,產品又比別家公司的好,因此很早搶到頭彩。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公司的生產與銷售即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和子說:電子電腦業是男人的天下,我ㄧ年到頭在外參展做生意,常常一個女人置身在眾男性工程師之間,宛若一朵花插在綠叢裡。我不畏縮,態度落落大方,反而得到人家更多的注目。我在展示單位擺設鮮花與糖果,增加柔性的色彩,每次參展,都有許多人來看我的商品。我以女性的溫柔與細膩向顧客解釋,所以常在參展後達到很好的交易。我的訂單越接越多,到後來工廠簡直供不應求。』 自在光罩護膜業領先之後,MLI公司不斷擴充。顏氏夫婦在矽谷參尼(Sunnyvale)的地方購地興建廠房,並設辦公總部。往後數年,他們陸續在英文、德國、法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增設行銷店。加州工廠的生產流程與產品的管制完全符合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0)的鑑定,總部的員工多達兩百多人,全球各地的員工亦有八十餘人,成為一名符其實的國際公司。永財說:『我們這一行的特色在於市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公司的不願進來,小公司進不來。有些行業太賺錢,大家看了眼紅,全部跳進來,就互相殘殺。但我們這一行既不是利潤多得讓人赤目,也不是技術簡單得任何公司都能做,所以連續一、二十年,我們都幸運地在這一行穩坐第一。』 和子由於業務需要,經常在國外出差,時而倫敦、巴黎,時而慕尼黑、法蘭克福,時而東京、台北。她說,以前當窮留學生時,經常夢想環遊世界,現在生意做開了,日子倒過得像空中飛人。有一年的聖誕節,四歲的小兒子對她說:『媽媽,我不要任何玩具當禮物,只要妳能陪我在一起。』聽得她心頭酸酸眼眶紅紅。身為母親與事業女強人,確實有魚與熊掌難兼的地方。 其實夫妻共同經營一家公司,滋味亦如人飲水,冷暖自如。兩人性向不同,創業時確能截長補短,但是業有成之後,也常因看法不同而起衝突。和子說,她在第一線與顧客接觸,自然得將客戶的意見反應給公司,但負責研發與品管的丈夫卻因此感到受創,讓她很為難。永財則更直截了當地說:『夫妻相處的時間越長,衝突越多。很多業務上的決策會直接影像到家庭生活的合諧,實在很危險。說來情況也確實如此,當公司的總裁與副總裁決策相悖時,家裡亦不見晴天;當總裁丈夫斷然解除副總裁太太的職銜,副總裁太太自然氣得跳腳。一九八七年,這對在飄泊中始終相依互偎的夫妻在公司業務飛黃騰達,竟然吵到要離婚,可真讓週遭的親朋好友看傻了眼。還好台灣人有處理婚姻危機的獨特藝術,他們兩人的關係又特別地源深情長,所以縱使吵吵鬧鬧,心平氣和之後,仍舊言歸於好。但儘管兩人在前人後都宣稱彼此的個性、志趣、家庭與信仰如何不同,在親朋眼中,他們倒是一對本質非常相似的夫妻。兩人都同樣的慷慨善良、樂捐好施、又不願張揚。在過去二十幾年裡,他們隱性埋名大力贊助許多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嘉惠了不少人,也蓬勃了在美台人的社區。 七十年代,島內民主人士冒著生命與坐牢的危險,極力與國民黨政權抗爭,海外熱心鄉親莫不寄予高度關注,並盡量予以支援。一九八O年,廖述宗等教授在芝加哥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積極關懷台灣民主運動,並致力從事島內與海外的交流。教授協會在一九八四年以後,即定期接獲一對不願具名夫婦的慷慨捐款,成立『慈淵基金(C.Y.Fund)』,從事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往後許多年,教授協會連續運用這筆基金,邀請島內的民主人士或學者如呂秀蓮、陳菊、黃爾璇、鄭欽仁等人道全美各地的台灣人夏令會巡迴演講,亦從事各種藝文活動如:舉辦各種台灣語文研究所等等,鼓舞了島內從事運動的人,也為海外台灣人的社區帶來了生氣與熱忱。 同時,教授協會亦運用這筆基金資助島內的學者及研究生,如張良澤、陳永興、李筱峰、劉守成等多人道美國作短期研究,也頒發獎助金贊助黃昭輝、陳文茜、賀端蕃、林奐勻等多人在美國的學習。 而出獄後的林義雄先生更在這筆基金的贊助下,得以到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及日本筑波大學進修。二十年來,除了經手人廖述宗教授外,幾乎無人知道『慈淵基金(C.Y.Fund)』的贊助者就是來自嘉義(Chia Yi) 的顏永財(ChrisYen)與莊和子夫婦。永財說:『和子與我對金錢都不吝惜,所以在台灣人正需要的時後,我們就捐款,從不過問這些錢怎麼用。This is our love for Taiwan(這是我們對台灣的愛)。 他繼續說:『我在芝大唸書時』其實與廖教授並不熟。他是教授,我是學生。但教授協會支援島內民主運動,宣揚台灣文化,都為台灣好,也都是正義的事,我們就支持。我們因為做生意,有點盈餘,又是獨資公司,可以自由支配金錢,所以委託廖教授在教授協會裡成立一個基金,從事對台灣有益的事,結果他們做得非常好。 接著,林哲夫等人在加拿大創辦『城鄉宣教訓練營(Urban Rural Missionary,簡稱URM)』,李瑞木等人在聖地牙哥大學舉辦『台灣人公共政策研習會』,都獲得了顏氏夫婦的大力贊助。永財說:『前後許多年,這兩個訓練營一共訓練出數百名優秀的台灣草根社會工作者,影響台灣社會深遠而無形,非常有意義。別人做事,我們出錢,一起為台灣,就覺得快樂。我有一次到聖地牙哥大學參加公共政策研習會,會場裡沒人認得我。後來主辦人看到我的名字,特地來找我,再向學員介紹我是顏先生,大家都起立鼓掌,實在有意思。如今想來,那些錢也沒什麼,但在大家最需要的時候,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相當值得。 一九八七年,企業家吳西面為了宣揚台美人的理念,在南加州創辦了『太平洋時報』,慘澹經營了八年,虧損累累。更不幸的是吳西面在一九九五年突然發現得了癌症,遽然去世。他過世後,眼見這份為台灣人發聲的報紙瀕臨關門,熱心的林衡哲醫師到處奔走,希望找一群人合力撐住太平洋時報。結果那年三月,林醫師很幸運地遇到一對貴人:北加州的顏永財夫婦一口答應獨挑太平洋時報得財物重擔,讓所有關心報社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出任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迄今已九年,顏永財始終維持其一貫『只給錢,不具名,也不干涉』的作風。報紙的刊頭依舊印著『創辦人吳西面』的字句,從不見董事長顏永財的名字出現。報社的經營與報紙的內容完全交由發行人陳惠亭、社長林文政與總編輯賴慧娜等人負責,他從不過問。至於董事長的職責就是每年填補報社經營的赤字。他們的金援轉變為投資,所以目前太平洋時報的最大股東就是顏永財夫婦。 『提供資訊是一個非常昂貴又競爭的事業,』永財說:『但台灣人一定要有自己立場的傳媒工具,否則聲音都被掐死,想法都被扭曲。要維持一份傳播媒體,需要許多人的努力與奉獻。目前報社的同仁其實都是一半員工一半義工,大家本著台灣心,盡力想讓這份報紙繼續發行下去。這幾年,報紙的內容顯然已經豐富許多,但行銷仍有待突破。 其實顏永財夫婦不僅是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另份一台灣人報紙『台灣公論報』的長期贊助。此外他們更是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國際特赦組織、『台灣文庫』、以及其他一些台灣人活動的大力支持者。永財對弱勢始終懷著一顆熱忱的心。有次,他談起『五二零農民事件』,說:『我從錄影帶上看到成群手無寸鐵的農民被蠻橫的警察不斷地毆打,一直流淚。後來,我拿了五萬美金給蔡同榮,要他複製許多五二零事件的錄影帶,到處分送,讓人們瞭解其時的農民是如何地受到迫害,台灣社會是多麼地需要改革。』 又有一次,他談起贊助FAPA的經過,說:『大概是在一九八九年,王桂榮當FAPA會長的時候,我有一次搭飛機回台灣,正好在飛機後頭遇到王桂榮,心理詫異地這麼一個有錢人,居然也坐經濟艙。他回答說他正為FAPA到處募款,能省則省。我ㄧ聽非常感動,就捐了兩萬美金給FAPA。那次搭飛機坐經濟,實在比坐頭等艙要貴太多。以後我每年都捐款給FAPA,後來FAPA在台北召開二時週年慶,主辦人請我去坐在主桌,在座的一些名人都不知道我是誰。『我以前讀過日本有個叫聰美姐的女醫師,每個月都固定捐個人的零用金給日本的台灣獨立聯盟,直到去世的故事,也讓我非常感動。』永財說:『我們的社會實在需要更多具有愛心與正義感的人。我支持對台灣有益、並且是正義的事,但只贊助有所需要的人。我以前幫助過不少黨外人士,後來他們成名了,我就不再繼續。錢要給在人家需要的時候才值得,這是我的看法。 和子自小領受佛教的薰陶,長大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她自誦經禮佛中得到寧靜,從朝山拜佛、參與法會中獲得喜悅。她說:『佛教的慈悲與寬容讓我感到心安與祥和。』她也相信命理,認為這是一門很難解釋的玄妙學問,寧可信其有,而不願去冒犯。 正因為帶著佛緣,和子天生具有菩薩心腸。她在事業有成之後,成立一個基金,奉獻給佛教並從事社會福利。多年前,她在灣曲購置一棟樓宇,專門讓禪修的法師安靜潛修。此外,她亦在Hollester的地方購買了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計畫日後開闢成一個專門照顧亞裔老人的安養中心。 她說:『我以前當護士時,在醫院看了不少移民美國的老人,到了晚年,智力退化到英語都忘光,只能聽講自己的母語,無法與美國醫護人員溝通,也不慣西式的食物,非常可憐。 所以我心中一直存著一個遠景,希望日後一所安養中心,專門照顧講台語的華語老人。』『安養院裡若只有老弱殘病的人,將顯得暮氣沉沉。』她繼續說:『所以我也計畫在養老院旁 開設一所幼稚園,讓老人聽到孩子們的玩耍嘻笑聲,重燃對生命的追求。長久以來,這個夢想一直是敦促我努力工作的泉源。人生無常,有夢最美。當我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就應該盡量去做。永財也如此嘆道:『潮起潮落。矽谷曾經風華萬千,但如今各方面卻已顯示氣勢已過。七十年代,半導體在此崛起,帶動整個科技風潮。八十年代,IC﹜memory﹜PC一波接一波,氣勢如虹。 九十年代,電子通訊、網路、光纖繼起直追,那時的矽谷真是不可一世。但是現在半導體及IC產業外,PC市場已失,電子通訊一蹶不振,光纖苟延殘喘,生物科技尚未看出前景。整個矽谷暮靄籠罩,不知何時旭日方能再起。 坐看矽谷的興衰,永財頗有繁榮如夢的感觸。他說:『目前我們公司雖然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但因美國IC產業外移,需求轉弱,市場顯得相當疲軟,一切只能盡力而為。無論如何,我很高興在別人正需要、而我又有能力的時候,曾經幫助過別人。』也無論如何,矽谷畢竟圓了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才子夢,並且因為他們慷慨解囊,使台灣人運動、台美人社區以及不少人受惠。所以縱使世事忽如夢,畢竟一枝草一點露,對於曾經有過的、給予過的及領受過的,想必人情溫暖點滴在心頭。 楊遠薰

吳仲輝

FAPA OC 分會會長吳仲輝(Nick Wu) 吳仲輝(Nick Wu)先生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柑縣分會( FAPA OC)會長,也是FAPA Standing Committee 的委員。 吳仲輝出生於嘉義,大學畢業後才搬到台北市。吳仲輝的父親吳榮坤先生在日治時期赴日本留學,專攻化學。畢業後考得藥劑師執照,也曾在日本的一家肥料株式會社上班,二次大戰之後(1945~1946),因為日本情況很不好,為了不讓吳仲輝的阿公擔心,Nick的父親從日本返回台灣。 吳榮坤先生回到台灣,日語、台語都很輪轉,就是不會講北京話,雖有化學專業和藥劑師執照,但卻難以找工作,後來在嘉義高級工業學校擔任化學老師,一直任教到49歲過世為止。當時吳仲輝才15歲,剛好上高中一年級。 吳仲輝在嘉義中學畢業之後,考進中原理工學院(現在的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後1978年服完兵役,退伍不到一個月,吳仲輝就來到美國留學。吳仲輝說,他當時有幾個選擇,一個是Ohio,一個是North Carolina,另一個則是New Jersey,他一時也不知選擇哪一個地方,幸好他的一位化學老師畢業自NYU,他建議吳仲輝儘量選擇大都會地區的學校,所以他決定到New Jersey (Hoboken)的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念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1980)之後,加州San Jose和Irvine都有工作機會,當他到了Irvine,發覺Irvine環境真的很好,就在Irvine一家製造人工心臟瓣膜和心臟導管的公司任職。 1984年底,吳仲輝成家了。吳夫人宋素心是當年吳仲輝在中原理工學院系上唯一的女生。大學時期並未發展為情侶的感情,後來吳仲輝剛好回台灣,宋素心當時則在工業研究院任職,因為吳仲輝的工作和工研院有關係,與宋素心有了聯繫,最後締結良緣,結為連理。 雖然吳仲輝參與FAPA已經七、八年,但先前因為工作上有許多出差的任務,必須出國到歐洲、巴西或日本等地洽公,尤其在退休前兩三年,幾乎每個月都有海外的business trip,所以當時他只擔任FAPA-OC的副會長,因為怕影響了會務的推展。兩年前(2013)吳仲輝退休之後,才正式擔任會長的職務。吳仲輝說,他退休時59歲,正好還很有餘力替台灣人多做一點事。 吳仲輝說,FAPA已有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幾年Nick 擔任 board member,深深覺得,FAPA能夠持續運轉三十幾年,是因為會員、board members以及DC 辦公室裡的所有工作同仁,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台灣有熱情(passion)! FAPA 目前美、加有兩、三千位會員,全體上下,都自願為台灣推動草根外交而努力。Nick說︰我們看台灣的政論節目常常覺得生氣,但光生氣沒有用,我們要採取行動,合作、團結,形成一個集體的力量來發聲,這樣才會產生效果。 吳仲輝說,不管民進黨是否執政,FAPA在華府的工作都照樣推動。然而,在國民黨馬政府執政下,FAPA和台灣政府並無合作的可能;他希望小英若當選,FAPA未來能和蔡英文政府攜手合作,繼續為台灣的對美外交而努力,相信以後成果會更豐碩。 FAPA 最具成果的工作就是對美國國會的遊說,與美國行政部門的聯繫與溝通如何呢?針對這一點,吳仲輝說,其實這兩年來,FAPA總會長高龍榮就把這一項列為優先工作,而且已經打進美國國務院,與國務院的官員多所溝通,近兩年來至少已有五次。吳仲輝舉例說,2015年十二月上旬,高龍榮總會長和新選出的總會長Peter Chen (陳正義)以及DC 辦公室的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博士聯袂訪問國務院。 台灣人擔心2016年的台灣大選會不會出現2012年包道格那樣的站邊放炮影響選情,吳仲輝說,經過和國務院多次會談溝通,FAPA感受到美國政府在這一次台灣大選將謹守中立的立場。 談到台灣的選舉,吳仲輝說,兩週前他才剛從台灣回來(註︰Nick 接受本報訪問日期為2015年12月14日),他說2016年的台灣大選,看來泛綠陣營整體氣勢很好,不管是民進黨或是時代力量,都將大有斬獲。他認為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的機率應該在九成五以上,但他更希望泛綠陣營在立法院也能贏得過半席次,因為立法院過半,蔡英文執政才能順利進行改革。 吳仲輝也是台北市民,他說他會回台投票。 至於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否正在轉變?吳仲輝說,情況看起來也許不是很明顯,但美國和台灣的軍事交流增加,尤其蔡英文訪問美國華府受到的高規格接待,一方面當然是民進黨的努力,但也看得出來美國的政策正在轉變,美國十二月宣佈對台軍售就是很好的證明。尤其中國在南海爭端海域的行徑也讓美國很不爽快,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轉變縱然不是很明顯,但肯定是已經在進行修正。 吳仲輝說,FAPA一直都在推動美台高層官員的交流,他也認為將會有所突破,但是仍需要時間。 吳仲輝回憶,他和太太宋素心1984年結婚,夫妻相隨已經三十一年,有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就業,一個還在念研究所,都極出色。 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先生是早期國民黨內極為核心的人物,他服務於國防部,與郝柏村隔鄰而坐。周至柔擔任省府主席時,宋承緖出任周的主任秘書。岳丈姓宋,與宋楚瑜雖無親戚關係,但宋承緖先生與宋楚瑜的父親宋達將軍是很好的朋友,當年宋楚瑜家人從中國來台灣時,宋承緖先生曾予協助。所以吳仲輝結婚時,宋楚瑜也來參加婚禮,當時宋楚瑜是國民黨秘書長。 吳太太宋素心女士來自深藍的家庭,吳仲輝則是台灣意識極強的人,兩人當然經過長期的磨合。吳仲輝說,他的岳父大人宋承緖算是比較自由派(liberal)的國民黨員。Nick...

許丕龍

對台美人而言,認識許景淳之先,她的阿爸許丕龍更早就享有盛名。許景淳出民主運動南加幫 多才多藝許丕龍道時,台美人都說:「許丕龍的女兒做歌星了和阿爸同款,唱歌有夠好聽」,不過,現在大家都習慣稱「伊(許丕龍)就是歌星許景淳的爸爸啦!」。 許丕龍在事業上曾經遇到大風大浪,選擇在女兒11歲時赴美,重新出發。相較於女兒的溫柔典雅,許丕龍多才多藝,敢衝敢說,唱得與說得一樣理直氣壯,化學工程師的背景確曾擔任“天韻歌聲” ORTV的音樂部主任,教會聖歌隊指揮。 許丕龍與蕭泰然聽到高俊明牧師演講後,在戒嚴時代勇敢合作詞曲寫出一首〈蕃薯不驚落土爛〉,至今仍是台美社團抒發愛臺情懷的必點歌曲。蕃薯不驚落土爛這句歌詞,更是貼切地表達台灣人民卑微的訴求,但不畏艱難的生命力。 洛杉磯的台美社團40多年來,變化不少,人才輩出,不免長江後浪推前浪,即使物換星移,但許多社團人士念念不忘的一幕,就是1982年十月,由蕭泰然和許丕龍主持的「台灣音樂社」負責策劃、並獲得同鄉會及十個南加州教會團體協力合作,在洛杉磯橙縣水晶大教堂舉辦了第一屆南加州《感恩節音樂會》,全場演出台灣作曲家的作品,樂曲中濃濃的台灣民謠風和本土風情,讓3千位聽眾如癡如醉。 當時在戒嚴時代,許多黑名單人物、留學生,聽到那些経改編得如此豐富感人的歌謠,由台灣人音樂家,樂團演出,故鄉的悲情、異鄉的孤寂,全部隨著旋律宣洩出來,許多人士是邊哭邊聽、一邊擦淚一邊拍手。這是海外台灣人首次舉辦的大型文化盛會,也被譽為旅美台灣同鄉「文化黃金時代」的濫觴。 連續兩屆的《感恩音樂會》都在對故鄉的思念與讚美聲中落幕,這不僅讓台灣僑社有大團圓的機會,同時代表「正統的台灣文化」在海外僑社中漸漸取得了主流地位。這段歷史記憶,成了台美社團最美麗的扉頁。 隨著民進黨成立,許丕龍後來成為民進黨大老,當初「民主運動南加幫」,謝清志、許丕龍、鍾金江,江昭儀、楊嘉猷,陳昭南等人紛紛回台,報效祖國。許丕龍更曾擔任民進黨中評會主任委員,第二屆國大代表,甚至還臨危受命被委派競選澎湖縣長,雖然敗北,但他囊括的票數只差5千票,超乎預期,為民進黨在澎湖奠定良好基礎。 今天,他擔任慶祝台福教會傳揚雜誌30週年慶的神秘嘉賓。回到30年前,台福教會創辦,他被聘任台福教會合唱團總指揮,如今又回到教會的台上,寶刀未老與女兒許景淳一起上台演唱詩歌,台下觀眾頻頻叫好。這對父女為當天聽眾帶來美麗音樂饗宴,令人回味再回味。 許景淳 教會家庭 詩歌神童 許景淳,出身長老教會家庭,生於台中霧峰鄉,自幼受環境熏陶,信仰與詩歌啟蒙了許景淳的音樂人生。許景淳還在牙牙學語同時,就能唱出上百首兒歌,在她一歲多的聖誕節晚會上,清唱了一曲〈 馬槽歌〉,一鳴驚人,從此也開始寫下她的音樂傳奇。 從小在熱愛音樂的父親許丕龍耳濡目染下,音樂對幼小的許景淳來說,就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陽光與水一樣,自然的不得了。 擁有多彩多姿的童年,許景淳成為台北兒童合唱團的主唱團員,隨著全球性演出,走遍世界各地,許景淳從小學就展開了豐富且繽紛的歌唱事業,因為從小就已是主唱的不二人選,也造就她雍容大方的自信,但因為信仰的熱誠,也使得她至今仍然保持謙遜誠摰的風采……. 許景淳後來考上華崗藝校,深厚的演唱功力早在學生時期就充分展現,儘管在華岡藝校唸的是古典音樂,許景淳獨特的歌聲,讓她學生時代便跨足到西餐廳駐唱,還曾與黃韻玲等人共組合唱團,拿下金韻獎,開啟她走上演藝之路。 從華岡藝校畢業後,正式擔任配唱工作,學生時代就視李泰祥,張弘毅為偶像的許景淳,在當年民歌盛世,百花齊放的年代,唱了一首《玫瑰人生》,大受歡迎成功出擊之後,順利進入影藝圈。 自幼受到父親影響 《玫瑰人生》、《睡吧我的愛》、〈路長情更長〉不但是許多五、六年級朋友心中的共同記憶,她唱紅的許多膾炙人口經典歌曲,專輯更是一路長紅,成為知名的暢銷歌手。 之後,彈著一手好鋼琴的許景淳,其實受到父親演奏小提琴、歌唱,指揮,創作詩詞的影響,也開始嘗試詞曲創作與製作人的工作,陸續參與電影「戀戀風塵」、「梅珍」原聲帶製作與演唱,還連獲國際大獎,成為圈內極少數橫跨流行與藝文的跨領域音樂人。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許景淳唱台語歌曲的清新脫俗,更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1996年發行的專輯【天頂的月娘】,讓許景淳順利拿下第八屆金曲獎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大獎,許景淳唱出傳統女性最深沉的思緒情感,因為許景淳的動人歌聲,具有溫暖人心的療傷作用。 許景淳 21世紀青年百傑獎 許景淳的嗓音清亮婉約、神密遼闊,加上豐富的表情張力和情感釋放,許景淳贏得「美聲歌后」之榮譽。樂評家筆下曾這樣讚美過:「許景淳是跨世紀臺灣最美麗的聲音。」聽見她,猶如看見臺灣美麗的山水。 許景淳多年來錄製14張專輯,歌藝表現, 自1987第一次得獎至今,在國內享有藝文界的最高榮譽與肯定,先後贏得兩屆金鼎獎,三屆五項金曲獎,包括演唱、製作、演奏等國家級獎項。 2000年「21世紀青年百傑獎」,許景淳獲頒唯一音樂類獎座。 國外部分,1993年「法國南特影展」,許景淳以一曲「戀戀風塵」創作虜獲最佳電影配樂獎。再接再厲,1994年,電影「梅珍」原聲帶獲「聖地牙哥影展」電影主題曲最佳演唱獎。 許景淳經常受邀國內外演唱,記錄多達千餘場,國家級盛典如「金馬獎」、「金曲獎」、「金鼎獎」等場合,「美聲歌后」許景淳是最受歡迎特邀演出的歌唱家。她的演唱也曾獲日本波麗佳音唱片公司欣賞,邀請她在日本發行國語專輯並巡迴演唱。 輕柔的聲音,當然也是主持人的最佳人選,從歌者跨界主持人,聖經教導的涵養,讓她主持藝文節目也是如魚得水。現任台灣教育廣播電臺種子之歌節目,製作及節目主持人,製作並專訪學者專家、作家及藝術工作者計五百餘位,節目專訪各界精英暢談其專業與生活、生命經歷等分享。 近年來許景淳漸漸轉向幕後製作,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並開始嘗試不同的音樂風格。世界童謠、藝術歌曲、劇場表演、聖歌音樂等,她詮釋歌曲,同時集結了中文、台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四種語言,將古老流傳的歌謠以及現代優美的曲調,一起呈獻,成為令人感動喜愛的經典盛宴。 從金韻獎重唱優勝者踏入歌壇,許景淳在流行音樂大放光彩,她的情歌演唱幾乎是唱片公司的銷售保證。但她從不滿足於現有的成功,總是要求自己要不斷突破與創新。雖然目前作品藝術性較為濃厚,漸漸脫離歌壇的流行味,但因為對音樂的執著與熱忱,得以讓她在歌壇仍屹立不搖,佔有一席之​​地。 採訪/林蓮華

愛兒福基金會 33歲林佳宏單打獨鬥行善8年

(記者林蓮華/洛杉磯報導)「 從這裡開始,讓愛傳出去」愛兒福基金會(Envision Life Foundation )在偏遠弱勢地區點燃教育薪火,原本單打獨鬥經過8年後,為讓更多兒童受惠,於10月 31日 (週三)創辦人林佳宏首度向僑界介紹自己的慈善大願,在規模日益增大的同時,盼認同的善心人士共襄盛舉,只要每個月20美元,讓更多貧困的兒童,能夠翻轉逆境。 今年33歲的林佳宏是台灣第1.5代的移民,和他對談超療癒,自己默默行善8年,援助逾萬包括柬埔寨、緬甸、花蓮、南非偏遠地區的兒童。「 每天早上一起床,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哇~今天又能夠改變一個人。」他多次興奮強調這個信念讓他撐過8年。 改變的力量,就從一個念頭開始,林佳宏在就讀阿凱迪亞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在ebay創業賺錢,當他的結拜兄弟因憂鬱症自殺身亡,在痛哭之餘才驚覺周圍很多的朋友在富裕的美國也都曾經想自殺,他選擇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系就讀,只為探索生命的意義,「幸福」究竟為何物? 25歲那一年,當大多年輕人都在找出人頭地的捷徑,林佳宏在2010年背著背包去了柬埔寨的潘島(Koh Pen),島上24個漁村每個月平均所得15-80元美金,極低的收入導致孩子們放棄升學到工廠賺錢。他在當地寺廟說想教英文和中文,住持全力支持,沒想到他和兩位朋友展開第一天教學,就來了400多個孩子,他當塲震撼悸動不已,孩子一雙雙渴望求知的眼神,翻轉了林佳宏的人生,他離開時和孩子約好「等我回來」。他回美國拚命賺錢後,沒多久依承諾回潘島在島上打造愛兒福教育中心, 培訓師資,發放物資及獎學金,開啟他一人立起的慈善志業。 林佳宏侃侃而談放映孩子蛻變的照片時閃放著神采奕奕的光采,他說:「這些孩子和我原本素不相識,但他們的成長,因為受到教育,未來翻轉了,他們的未來和我環環相扣,我因為他們感到幸福。」隨著孩子們的長大,需要更多的錢才能讀大學,林佳宏作貿易並掏出所有積蓄,設立四年全額獎學金,讓向上的孩子有幸讀完大學,投入職場脱貧或回鄉教書。潘島因為林佳宏無私的愛,正在改變中。 原本以為他只忙著援助柬埔寨,林佳宏腆靦笑言:「沒有啦~因為有了點經驗,我也去緬甸和尼泊爾、南非幫助他們當地兒童,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成立國際志工團訓練師資培訓讓志工教書,我們還組一個國際義診團到偏遠地區義診。另外,在花蓮我們也與新城國小等當地學校校長有意願的合作,訓練原住民鐵人三項,還有一日精進營。配合附近慈濟大學、康寧大學合作。」 他話鋒一轉,說明未來的另項計畫:「很多弱勢地區,人民也是有尊嚴的,他們不要施捨,他們要的是機會,小孩需要教育,大人需要工作。所以,我自己是做貿易的,我知道顧客要什麼,所以我想把原住民的手工藝,結合我認識設計朋友作出新潮的手工藝品。隨著台商前進東南亞設廠,我也常幫忙介紹工作。」之前,林佳宏都是和好朋友一起自掏腰包的做,連做8年,因為規模和觸角不斷增加,一年大部分時間待在柬埔寨及緬甸,目前有近百名各國專業人士參與志工公益行列。他開始考慮組織化的問題。 從18歲創業一心賺錢求成功的企圖心,隨著2010年成立愛兒福基金會,林家宏堅信成功的定義不再是年收入。唯有愛與分享,才能帶來幸福,在規模擴增,他決定實現心中的慈善藍圖,但是靠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他懇請大家共襄盛舉。 31日,他以多年經驗籌劃,分享未來的願景,基金會未來的關懷項目是以教育為本,整合六大區塊,第一,慈善,分為家訪、志工團隊 跟國際志工團。第二、設立教育中心,培養更多優秀的種子教師、複製教育成功經驗、志工深耕化。設立種子教師獎學金一年$1000元、清貧學助獎學金每月$20元。第三、培植中心-讓中輟生在校生與社會人士,得以學習一技之長。第四、教案合作,包括電腦版、應用語言班,又以中文與英文會話為主。第五、醫療 -定期舉辦眼科牙科中醫與西醫診。第六、發放物資-發放衣服、鞋子、書本、背包、文具、大米等。 八年來林佳宏以一人之力做國際貿易苦撐養育窮苦柬埔寨等地的子弟,唯一捐款人邱智正醫師捐出兩萬元,幫助興建教室也因為邱醫師腦癌突然過世而告終。故決定以邱智正醫師之名興建教室。 勸募部分,他說明主要是興建邱智正醫師教室、助學與大米捐贈,分為四項,A.$20捐贈孩童25公斤大米一個月。B.$20元一個學生上學一個月。C.$1000元,一名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D.興建教室$5000元。 如果大家想幫忙,歡迎捐款方式,Paypal: gro.n1563263847oisiv1563263847fle@e1563263847tanod1563263847, 若是支票,抬頭請寫Envision Life Foundation,寄至 713 W Duarte Rd., G-154, Arcadia, CA91006。捐款可以抵稅。 當天,美食專家林慧懿義助擔任基金會開發長及勸募說明活動主持人。出席有榮譽董事洪美蕊(內陸華人協會會長)魏純潔顧問(采風創意手工藝交流協會會長) 、劉冰(長青文化中心)創辦人、主持人今波、李恩慶顧問等。過去單打獨鬥,現在愛兒福基金會誠摯邀請僑界朋友的共襄盛舉。

劉晴吟 回娘家

腳踏實地三十年 三十年前(8/17/1980)我帶兩個行李,離開台灣隻身來到美國奮鬥,轉眼到今日(8/16/2010)已是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時空軌跡中我從24歲青澀害羞小女孩,走到了今天成熟不再年輕的婦人。 三十在美的生活,就是努力求學,努力工作,成家為人妻子後,傳承台灣女子傳統 勤儉持家,養育孩子。加上八十年代查經班盛行於各地校園中,許多留學生中都成了基督徒,後來也活耀於教會。我也是其中之一個。就如此一般專注眼前這些責任,用盡了女人青春歲月三十年。 再回家鄉的衝擊 直到二年前(2008年)法律系大學同學舉辦很成功的三十年同學會後,冷凍在腦中心中的記憶開始化霜,點點滴滴女孩時代的人事景物。重新活了過來。內心起了爆炸性的變化,不可收拾。 從此也步入人生另一階段。 我幾度刻意的舊地重遊,那些都是養育我生命24年的地方。心情也徘徊在舊日情懷在上:和媽到銀行找阿姨,好友談將來,漫長學生時代的校園和同窗。當然還有沉寂很久深深的情誼。 但如今媽媽已因車禍過世,阿姨早已退休,好友情誼不再。 舊宅拆了。政治氣勢不同。計程車司機先生暢談的早不再是反攻大陸,南到北,東到西,城市鄉村,運輸交通讓人吃驚,我常接觸一眼神,告訴我:妳離家久了,是美國人,不是本地人了。我心總是油然發出近鄉情怯之情。是這般嗎!? 請不要這麼說吧! 重拾娘家的深情 再深入領會台灣吧:那根深蒂固的傳統仍是存在的,老牌傳承傳統的老店,你會看到那垂垂老矣的阿公阿婆,仍持守在他們古早前創業堅辛的崗位上,士農工商界忠厚老實的百性,依舊默默堅決的,傳承著鄉土本性,台灣人那份不因環境困難的堅持。那份不善言詞的木訥,對鄉土的憨厚堅持,都是頑強存在著。而這份的傳承特質,走過歷史的坎坷,也繼續勇敢的面對挑戰。 老朋友同窗同學吧:今日多是法商政界佼佼者,是社會棟樑是政治掌舵者。 昔日彼此未婚而有的羞澀,已因早已成家立業,而今得以手足之情待之。我在此非常感謝他們,回台時,陪伴我走近郊古道,交換彼此三十年間之成長,思想上交流,加速我跟上台灣的進步。我以同窗的努力為榮,也與他們再接再勵,共勉之。 總之,我內心真有對人對地失而復得的喜悅,願意跟上台灣的改變,適應交通系統,瞭解政治上藍綠的對立,甚至盡上我當國民的義務,但求不再失去我的娘家 -台灣。 信實豐富的恩典 神在他的孩子身上是有時間表的。外子是老人科家醫(註 1),1988年底就搬遷到加州開業,依美國人習俗是不支持我管理他的診所。直在2004年因團隊解散,我才加速重整。展現的是法律管理的薰陶,和中西文化的匯集。為他在醫院旁邊蓋一個專屬他使用的診所,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晚上霓虹燈亮出他偌大的名號,我嫌字大他說剛好,我說太亮,他說恰好。經濟這麼低迷的美國人,沒有債務壓力的丈夫可以安然成眠,人前人後他稱謝我這made in Taiwan 的妻子。 放下憂慮管理擔子後,2004年始,喜愛教書培植後進的外子,得以到醫院教授住院醫師,同時在苦難人身上感受責任的外子,成立醫療短宣隊American Medical and Dental Services(註 2),每年帶領醫師和年輕醫學院學生到中國落後地區醫宣。今年見證到已培植出年輕領袖,開始接下傳承棒子,還有一梯次去了痲瘋院, 實在是讓人好欣慰。 先生孩子問我:每晚都盯著電視機看台灣中國大陸新聞。那麼好看?告訴他們想家。兢兢業業三十年,可以說盡了我各角色的責任與義務,在世上我也無所需求,但想念台灣,那裡還有家人,親朋好友,有好山好水。 外子說:夫家,娘家都是妳的家,妳可以兼顧,自由往返。 前往東方的兒子 希望孩子也能學習東方文化和語言,認識我成長的家鄉背景,體會為母者的心情。何況三十年來眼見富裕的美國現在是充滿危機,不只成了債台高築國家之首,更養成缺乏奮鬥精神,努力動機的年輕人,實在令人憂心。大兒子剛滿二十四歲。正是當年我離家的年紀。是該離開父母的巢窩,譜寫他自己的人生了。他就選擇今年九月,前往中國讀醫科研究所。四年後回美國繼續臨床訓練。我們為父母者,認識在美的中國醫師,放心也支持他。盼望幾年以後,經過東方文化洗滌的孩子,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 教會台宣的異象 既是基督徒,這信仰就深深左右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我所屬的台福教會(註 3),預見台灣人移民美國浪潮轉向回流台灣,在八年前就積極回台灣各地建立基地,成立台宣中心,並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各鄉各鎮建立聚點。2009年因為八八大水災,我也和支援隊去了受災區,參加在溪頭舉辦的百多位牧師退休會,吃到各地的名產美食。對我,一個自台北市長大的讀書孩子,在美國沉浸洗禮三十年後,再返臺灣時,就喜歡全省到處走透透。以新的態度,重新認識家園。我認識一對在嘉義的夫婦,是六年前退休後從南加州回台當義工的。特別在孩童校園內課業輔導。幾次看到他們,竟一次比一次健康有活力,真是心動不如行動,我喜歡這種有智慧的選擇。 我也相信參與教會,這是我再返台灣關心鄉土的第一站。多年主裡的服事,是明白團體肢體之配搭,認識自己恩賜合乎中道的。事實上也開始有些許投入,只是需等候 神明確帶領,有肯定印證為宜。 永遠成長的生命 驀然回首,人生一段段路程過去了,一段段使命也完成了。經歷譜出深度,歌者既以生命唱出,聽者就以生命,在心深淵處回應。平日接觸很多老人,瞭解人生晚年的光景。既知不進則退,而不願活在遺憾與失落之中。就當盡力規劃生命的秋季與冬季。 秋陽是成熟的,生命的頂峰,溫暖自己也溫暖別人,等待冬陽落日之時,就可安然離去。 寫下此文勉勵自己, 感謝愛我的神,我的人生是祝福滿滿的。夫家、娘家都是我的家,願和我所愛的家人、同窗、好友,再前進成長 1980年留學生身分來美奮鬥近三十年後,完成所有修身齊家之責任。2008年開始懷著近鄉情怯情懷,以劉佬姥進大觀園的心情再回我的娘家-台灣。一個女孩離開了保護的家園,在異國文化承擔了30年的歷練,已是成熟的婦人,就以成熟的眼光再認識娘家。二年後的2010年八月,居美30年後,寫下內心重拾的驚喜-回娘家。如今兩年又過去了。 娘家娘家是窩心 朋友都笑我,家業已成是最幸福的壯年期,卻那兒都不去,就愛回台灣。那當然:我愛台灣,我的寶貝在台灣。 兒時回憶全都是媽媽的娘家,成長過程都是和爸爸媽媽回媽媽娘家。常常禮拜天爸媽就彾著老三的我到老六的小妹,無一倖免,從台北橋坐13路公車,很久的才到螢橋,那絕對是我痛恨的事。外婆家很臭,哭著求不去,才八歲,不行! 常常是挨頓打哭哭啼啼上路。 媽媽娘家很窮,外公是追打妻兒的賭徒兼木工,家際就全靠外婆,半夜摸黑出門挨家挨戶幫人家手洗衣服賺糊口的。大舅、二舅孩子、三舅、四舅、五舅、六舅、大阿姨、三阿姨、四阿姨,全擠在廈門街鐵路道旁邊的一棟舊日式二層樓房。老人加小孩,女人加男人那可是幾十人喔! 二舅因車禍過世,三個孤兒也在夾縫中生存著。回到了娘家的媽,可是放牛忙吃草喔,忙著和外婆阿姨們訴說商量這陣子發生的大小事,不到吃了晚餐又烏漆八黑,那甘心帶我們回家。我那張臭臉賴在門外太久太冷了,終得入內,只好常常墩在愛乾淨的三舅媽身旁,看她洗那永遠洗不完的碗,聽她講阿信般的人間世事。還有咱就略過不提正對面的毛坑吧。那恐怖的早年舊式毛廁,讓我真不知道阿姨舊媽们是如何地好手藝。 兄友弟恭是團結 親人代表的是台灣最典型地卑微人物,幾乎都不識字,只是郵差、司機、賭徒、打字員,外務推銷。只有五舅,是外婆幫人洗衣供五舅念大學的。手足很團結,一家有難大家幫,一人有錯大家罵,孩子輩有未婚生子、賭債被砍、倒帳坐牢、也有努力上進、步步高昇的,諸多奮勇擺平,啼笑皆非事宜,讓你又哭又笑,卻至終以關懷包容收場,手足疼惜之情讓你動容。 後來這沒產權的舊宅被徵收了,親戚長輩們鳥獸散地各立門戶去了。每個家庭都忙著奮鬥再奮鬥,但家族關係依舊非常親密著。長輩們輪流接待所有親人,小小公寓裡總擠滿著人,讓我嘗盡了阿姨舅媽的好廚藝。我喜歡阿姨舅媽,她們疼愛我,喜愛我的聰敏和進取心。好強的三舅媽是家族永不放棄的精神支柱,爸爸總說:妳媽媽家是赤貧最下等家庭,女人都像木桶圈,不管多堅苦,硬是把一大家庭撐起來。 常跟著媽到城中區公司,看當廚師的三姨-屈服在卑微的環境下流淚,再繞到土地銀行-四阿姨單位調頭寸。總之,在光陰歲月裡,她們的故事流入我的心坎。媽十來歲就離家當女傭養家,結婚前是提茶倒水的工友,記得有陣子流行小兒麻痺症,我们姊妹六人輪流生病,媽媽很擔心,三天兩頭跑醫生診所。診所跑多了,捨不得那費用,就說醫生館賺錢最容易,只要打開水籠頭,自來水就源源流下。所以後來我在美國嫁給醫師,二十年前為了安慰她,替媽出口氣,就開玩笑:我家水籠頭,流得是美金喔。媽笑得合不攏嘴,不識字的媽是有盼望的,女兒替她出氣囉。 情深義重是永恆 離家到美國後,極少和親戚聯落,但知隨著台灣經濟知識的成長,他們子女早就脫離貧窮,在各行各業認真打拼著。這兩年我就愛返鄉,再見到的長輩,都已經七、八十歲,身體體力凋零中,精神上卻因滿滿的親情而滿足。當年孤兒的二舅孩子们,早已成家立業,如果三舅、舅媽有需,二舅兒子是隨傳隨侍,有陣子五舅病得嚴重,二舅孩子像親兒子般背五舅上車復健去。追逐看得見的財富利祿,是淺的是餓的,耕耘看不見的真誠情義,是深的是飽的。 2004年暑假,長輩們一起到日本北海道旅遊,四姨幫媽媽出旅費,媽媽像孩子般拖著不良於行的腿玩得好開心,回到家沒來得及看旅遊暢懷照,就在復健醫院前因車輛喪生,沒有道別,沒有遺言。女兒在思念中只能揣測這位卑微平凡的傳統台灣女人,她一生的信念是什麼,這是傳承。 家人相伴最窩心,每年至少舉辦一次,三、四代家庭聚餐,那至少也得滿滿六大桌,士農工商樣樣有,各找各的話題去,熱鬧是台灣人,也是我家族之所好。阿姨舅舅們更是常常見面。五舅有學問,是響導,安排每個星期都到郊外走走,兄嫂眼睛看、耳朵聽他的安排,接近新台灣的好山好水,青樹綠葉。五舅孝順臥病終老的外婆後,每年都發紅包給兄嫂,媽過世後,還是五千塊台幣給爸爸。常聽骨肉為家產相殘,93歲高齡老爸對五舅稱讚不已,總說這種家庭實在難得。我回台時一定加入他們的郊遊行列,才發現臺灣竟是這麼美。 好山好水是寶島 臺灣又美又方便,到處是健行小山丘。百姓素質高了,多人愛護這片青山綠水好天地.,其人文地利是大有發展觀光潛力的。近郊開發很多親子古道,成了我回台最愛。每每在陽明山山上,就萌生回台之念。長輩打過了該打的人生戰,戰勝最惡劣環境,栽培健康有用的孩子、孫子給社會,也把建設家園的責任傳遞給下代,現在和最親的兄妹,歇息在一輩子所愛的美麗家園。這畫景是美的。 當然知道這些年台灣政治上很混淆,經濟上極窘困,但我並不悲觀。因為台灣政治史上走過更辛苦的年代,卻在痛苦中萌芽,經濟史上經歷更無望的歲月,卻在絕處中逢生。也聽說嬰兒潮教養出的年輕人無法吃苦,但我對他們還是有信心,年輕人總得走出一條出路來。這些年興起回台的浪潮,海外僑胞欲葉落歸根,像我家長輩,欲歇息在最終所愛的家園上,愛是永不止息。 再接再勵是堅強 24歲來美,漂洋過海,兒時打下的根基讓我在美國開花結果。骨子裡流的是台灣女人的心思,花開花謝地走過百合的清純,玫瑰的兇悍,梅花的堅毅,和蘭花的無言。這二年每當飛機著地的那一霎,安定了三十年風塵僕僕的辛苦,想起了小時媽媽愛回的娘家。台灣寶島是我的娘家。 台灣傳統的奮鬥精神,屢屢在國外僑胞身上可看。海外多的是成功例子,但無可厚非的,一定有失敗的,那但願他(她)有可包容的親人,像我的長輩,包容成功也接納失敗,終歸都是一家人。 深信個人、家族、社會都還是會繼續活出傳承的精神。在這2012年歲末,寫下心中感恩,記念我的長輩,獻給娘家,願大家蒙福,共同迎接新的2013年。。(劉晴吟) 註 1:: 外子醫療網站:www。joeldoughtenmd。com 註 2::  AMDS 網站:www。amdsusa。org 註 3 :: 台福總會網站:www。efcga。org

施興國 與台加文化中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婚後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們本著溫和敦厚的心,長期奉獻社區,後來更與熱心鄉親共創台加文化協會﹝TCCS,簡稱「台加」註一﹞,服務九十年代小留學生風潮盛行時,大批移居溫哥華的台灣新移民。 「台加」在眾人的努力下,如今會員多達三千戶,而且擁有自資興建的「台灣文化中心」,每年舉辦逾五百場的活動,堪稱海外最蓬勃的一個台僑中心。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節目長達兩夜三天,更是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台加』的成功,是許多力量的結合。」施興國說:「好比建築聖殿,需要許多石頭奠基一樣,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塊罷了。」 「建築聖殿的石頭是活的。」廖純如說:「我因為長期投入『台加』,不斷成長,生命亦因此而豐富。」 八角亭的孩子 施興國生長在崙背鄉與二崙鄉交界的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村民都務農。 他笑著說:「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校開學或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過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就一起結伴走路上學。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經在上課。我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了大半天,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他繼續說:「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掝著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到我家前,必須經過一條大水溝,鬧過鬼。冬天天黑得早,又沒路燈,兩旁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我每次走到那裡,就心裡發毛,嚇得一路跑回家。」 施興國是九個孩子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及打零工維生。他說:「父母都很忙,沒有時間管我們,上不上學都無所謂。有時老師看不到整村的孩子,會到村裡找學生。」 這樣的環境,居然也出了個留美博士,有些難以相信。「不是一個,是兩個。」興國說:「我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大恩人。我唸小學四年級時,導師劉志芳作家庭訪問,看到我家的情形,就對我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我和弟弟住到他家,他願照顧我們。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我和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與弟弟一直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他在老師教導下,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然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大學唸成大化學系,一路平順地走出來。他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兩年,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獎學金,於一九六八年秋天赴美留學。 許多年後,他緬懷地說:「劉老師是一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為人很熱誠。當年弟弟年紀小,老師還收他當養子。劉老師在台灣生活三、四十年,始終沒有成家,一直到兩岸開通後,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世間就有這樣好的人,而我和弟弟竟得到這麼好的人的照顧,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是二崙鄉一個醫生的女兒,原本有著快樂的童年,不幸在她五歲時,父親突然以匪諜罪名被捕,從此一家生活在憂慮與被歧視的陰影中。 她說,她的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二崙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的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且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父親很有愛心。」她繼續說:「他眼見當時農村的相當貧困,許多鄉下人生了病,不敢看醫生,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共同成立健保組織。每家一年繳費二十元,可全年看病免費,並自農會領取藥物,可說是現在的醫療健保。沒想到因此引起政府的疑忌,所有相關人員皆被冠以匪諜的罪名,集體被捕。」 時為一九五一年,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純如說:「初審結果,父親被判七年。鄉人非常憤慨,集體陳情。二審判決,刑期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十五年。這對受難者及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純如在成長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她回憶說:「我唸小學時,爸爸在景美的古坑監獄服刑。從二崙到古坑,是段迢遠勞頓的路途。媽媽每次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去探監,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大家一早起來,自二崙搭乘客運到西螺,再轉車到斗南,然後搭火車到台北,再坐三輪車到親戚家。借宿一夜後,一行人清晨搭著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經過重重關卡,媽媽不斷分送東西給警衛和獄卒。等見到爸爸時,帶去的東西已經剩下無幾。至今,我每想起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食物的情景,還忍不住會掉眼淚。」 「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日,我們再去探監,發現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純如唸小學時,還是個孩子,相當活潑,功課很好。只是當同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時,就傷心得一路哭回家。她的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因此盡量送他們到外地唸書。 後來,純如轉學到彰化民生國小,初中考上彰化女中,高中就讀台北第二女中。她說:「我唸彰女時,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是誰,感覺很輕鬆,表現也很出色,初中三年都當班長。但唸高中時,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敏感?向起來。」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廖萬督醫師在古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移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一九六四年,在整整服滿十二年刑後,廖醫師終於獲准出獄。 純如說:「父親在獄中研究針灸,很有心得。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父親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特別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他一向體貼貧窮的人,常說『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我當時不太明白這道理,等後來經歷較多的人生後,才深深體會到其中的意義。」 一九七○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兩個月後,純如告別她當時不甚眷戀的故鄉,飛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 施興國個性隨和,自一九六八年抵達林肯﹝Lincoln﹞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後,即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及陳炳杞教授家作客。後來,一夥人一起組內布拉斯加台灣同鄉會。 「出外靠朋友。」施興國說:「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留學,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每年感恩節,隔州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會都會邀請鄰近幾州的鄉親一起聚餐。我們每次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因為那種同鄉見面的喜悅,很令人回味。」 純如初抵美國時,不太習慣留學生的刻苦生活,但不久便感染到大夥兒相聚的快樂,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她說:「有一次,我們在堪薩斯的感恩節大聚餐裡,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家父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景仰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不久,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卻發現自己懷了孕,兩人憂喜交加。純如說:「「當時其實憂慮勝於喜悅。因為我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我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怎麼辦?」 後來,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飛到德國。結果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到處旅遊,真是喜出望外。 「我當時猛然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確實天無絕人之路。」純如說:「此後,我遇到事情,就不那麼患得患失了。」 天涯為客 他們在德國,亦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從而認識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陳錦芳等一些留歐學生,大家互相照應,不覺寂寞。當時,留歐學生正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時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熱心的人便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來。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通霄話台灣,充滿了年輕的熱情與興奮。 施興國在德國作了三個月研究後,即回內布拉斯加大學。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物理化學博士,隨後帶著妻女到加拿大東岸,在渥太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早春的渥太華風景非常美麗,但見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景致如畫,我們安頓之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就決定在加拿大定居。」純如說。 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期間,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他們在波昂時,添了一名小壯丁,也熱心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其時常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話題總離不開台灣。 一九七七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正當夫妻倆熱心服務留德同鄉之際,突然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因此全家匆忙返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換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困境。身為莘莘學子,他希望在大學裡教書,但那時他所專攻的物理化學相當冷門,教授出缺的機會微乎其微;回台灣或許是一條出路,無奈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 輾轉思慮的結果,他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學術界,離開渥太華,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開著一部老爺車,載著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即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真是視野茫茫,前途茫茫。他小心翼翼地握著駕駛盤,在冰天雪地中徐徐前進。如此走走停停,足足跋涉一個月,方才安抵溫哥華。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然而旖旎的風光填不飽一家大小的肚子。施興國到處找事。其時電腦方興,需才孔急,他在溫哥華西南的維多利亞﹝Victoria﹞島覓得一份電腦程式設計的工作。此後一年多,週日住在島上,週末才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純如提起初到溫哥華的日子,說:「我們到溫哥華沒幾天,行李都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讓人聞之泣血。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示威,含淚的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的繼續熱心服務同鄉。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兩年擔任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他說:「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我擔任同鄉會長時,有一次,剛辦完四天三夜的露營後,便匆匆趕到加拿大最大的德拉斯﹝Telus﹞電信公司應徵工作。面試時,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告訴他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接著和我談起一些社團服務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錄用我,並且讓我擔任主管的職位,真是天公疼憨人。」 搬到溫哥華後,由於兩個孩子已上小學,純如希望自己亦能擁有一片天。一九八三年,可愛的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取得凱蒂貓禮品的專賣與批發權。回溫哥華後,她即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同時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作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無到有,全都自己摸索。」純如說:「經營期間,無論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都自己一手包辦。結果從處理各種事務中,我得到經驗與信心。」 然而即使工作再忙碌,純如依舊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也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由於她的一對子女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異,又乖巧有禮,因此許多新移民都紛紛向她請教有關子女教育的各種問題。純如一再不厭其煩地回答之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進大學。其所開的課程包括複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申請美國大學必考的SAT測驗,並提供所有申請大學的資訊等等。她的子女都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成了最好的招牌。至於施興國博士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為人謙和又有耐心,因此雖然補習班不曾登過廣告,登門求教的人還是很多。 純如笑著說:「十餘年來,我們至少幫助了兩、三百名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和家長們都很高興。每年春天,我們還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各大學,每次參加的人都很多。」 成立「台加文化協會」 九十年代的台灣乘著電子電腦新興科技的風潮,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一時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在經濟空前繁榮下,島內亦颳起了「小留學生」風潮。不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都紛紛把孩子往國外送,頓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可見新興台僑的蹤跡,聲稱為子女的教育而移民。其中,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往返台灣方便,成了「教育移民」的最愛。一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帶著青少年的台灣家庭便一波波地湧向溫哥華。 眼見新移民快速地增加,原本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一九九○年,林宗義教授出面,邀請張邦良、施興國、楊正昭、蔣敏一等八戶熱心同鄉,在家聚會。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他們決定分頭招募會員,每戶招募五戶,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的協會。。 果然數個月後的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戶台僑家庭共同在溫哥華的東寧書院創立「台加文化協會」。會中,大家推選德高望重的林宗義教授為創會理事長,隨後由賴佑哲秘書長起草章程,並向加拿大政府註冊登記。 「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廖純如見補習班的對面有一間辦公室空出,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自己隨時當義工。與此同時,理事長林宗義向日本的熱心企業家郭榮桔先生募到一萬美金的種子基金,溫哥華的兩位同鄉陳大川與蔣敏一各捐兩萬加幣,其他十多位創始人各捐一千加幣,成為初步經營,「台加」的基本經費。「台加」遂聘請蔡澄洲為總幹事,正式營運。那年年底,「台加」獲得聯邦政府的免稅資格,相當有助日後的募款。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帶著孩子前來唸書的家長們閒居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服務新移民。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帶領大家賞玩溫哥華的好山好水。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生意興隆。 施興國笑著說:「尤其每年十月,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真是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夠維持「台加」的基本開銷。「台加」的辦公室亦已由原先小小的五百平方呎搬到柔以斯站﹝Joyce Station﹞的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地方。理事們進一步思考舉辦其他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與。 廖純如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經常舉辦有關如何申請大學和美、加教育制度的講座。「結果每一場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純如笑著說。 然而不少「教育移民」因為對子女高度期待,加上東西文化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為此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亦深受歡迎。 此外,為服務陪孩子唸書的媽媽們,「台加」陸續開辦英語、電腦、插花、陶藝、太極、韻律、瑜珈,甚至投資、報稅等各式各樣的班,可說人氣興旺。,「台加」的會員亦從一九九○年的四十戶,增加至一九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二戶,再增加至一九九三年的五百八十戶,一九九四年的八百七十五戶,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四年,施興國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後,即深感原先的場地不敷使用,而且他一上任,即接到租金即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於是另覓新址。他們最後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大了兩倍,於是歡喜搬新家。 籌建「台灣文化中心」 「台加」喬遷之日,喜氣洋洋。理事長施興國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們參加。當日,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辛普森議員﹝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當眾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此語既出,令大家面面相觀,驚喜又錯愕。不久,建築師林正輝的父親林昭仁老先生公開表示,他願意捐出一畝農地,作為建館用地。這項允諾無異是一注強心劑,大家立刻興致勃勃地築起建厝夢。 建築師林正輝首先繪出一份夢想的藍圖,「台加」將之印成精美的小冊子,四處分送。接著,四十多位熱心的鄉親共同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他們計劃在兩年內,籌措兩百萬加幣,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作為加拿大西岸的台僑公厝。 「此後兩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進行。」籌委會共同主任委員之一的施興國博士說:「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熾熱的氣氛,非常令人感動。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當時的情況確是積少成多,集掖成裘。」 「有了錢,我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他接著說:「這才發現林老先生要捐的農地,無法變更成建地,我們只好另外覓地。等開始看地,才知道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一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錢是否被籌委會的人污掉了,否則怎會毫無動靜?這種黑鍋我們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他繼續說:「最後總算經由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l Anderson﹞的幫忙,我們在二○○○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使用空間約四千五百平方呎,裡面有活動大廳、餐廳、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等等。完工時的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則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施興國欣慰地說。 推廣「台灣文化節」 隨著「台加」的成長,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亦愈來愈具規模。一九九○年,東寧書院的陳慧中邀請作曲家蕭泰然到溫哥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台灣作曲家之夜」,首開介紹台灣音樂給加拿大主流社會之先河。隔年,陳慧中在溫哥華劇院﹝Play House﹞舉辦「台灣作曲家鋼琴樂展」,再度引起矚目。 此後連續三年,「台加」皆與東寧書院合辦「台灣作曲家樂展」,規模逐漸擴大。一九九四年,他們除了舉辦三場音樂會外,並增加文化講座,將音樂展擴展為藝術文化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台加」便獨力承辦這項藝文活動,正式定名為「台灣文化節」,並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週末舉行。首屆的台灣文化節由許建立擔任總策劃,節目除介紹呂泉生的音樂外,還推出原住民歌舞、影片欣賞與文化講座等,吸引了約五千名的觀眾。 一九九六年,「台加」邀請小提琴家林昭亮與梆笛家陳中申在音樂會中演奏,再度掀起高潮。此外,他們並在溫哥華市中心的羅伯森﹝Robson﹞廣場舉辦台灣美食與歌謠大賽,造成盛況。 一九九七年,「台加」推出金希文的音樂作品,並在戶外廣場表演歌仔戲,吸引了壯觀的人潮。一九九八年,「台加」以客家文化為主軸,推出台灣文化節。一九九九年,他們復以茶藝、茶道、音樂、攝影與美食等,呈現多元的台灣文化;二○○○年,更以「蝴蝶的故鄉」,詮釋台灣的蛻變。 如此自一九九八年以後,台灣文化節年年都被遴選為加拿大傑出文化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上萬的人潮,展出的期間長達三天兩夜,成為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至於台灣文化中心自開幕以來,亦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當今的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曾蒞臨參觀。此外,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而且文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變得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乃主動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真是天佑『台加』!」廖純如高興地說。 蛻變的蝴蝶 純如本身對「蝴蝶的蛻變」這項主題尤有深刻的感受。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她,曾像一隻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婚後,她在興國的引導下,逐漸接觸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天性。往後,她經由不斷地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尤其長期投入「台加」,更讓她挖掘自己前所未知的才能。 「台加」成立後,她每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用心整理帳目。「台加」成立後的最初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純如娟秀工整的筆跡記錄;每一筆項目的進出,都有明確的交待。她的真誠、和善與不計較,使她成為一個很好的義工。隨著「台加」的成長,她負責的事越來越多,尤其在輔導青少年與策劃婦女節目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純如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還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因而產生不少親子衝突,結果造成有些孩子常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造成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台加』因此舉辦許多有益青少年身心的活動,也開辦電腦、英語、作文等課業班,盡量引導成長中的孩子往正常的方向發展。此外,我們也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她的關懷與親切贏得許多孩子與家長的信任,「施媽媽」之名不逕而傳。在開導苦悶的青少年過程中,她亦發現一個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因此她亦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等,獲得許多婦女的支持。 「因為經常到處演講、諮商、策劃與協調,我本身也在不斷成長中。」純如說:「我從一個害羞內向的人,變成一個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因而深深感到建築聖殿,固然需要石頭奠基,拙樸的石頭也因為不斷地琢磨,而發亮起來。」 賞鳥外交 天公疼憨人,二○○三年二月,在熱鬧滾滾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年會摸彩中,廖純如高中頭獎,得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這張機票使她能夠隨著興國,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向在社區忙個不停的施興國夫婦,如今成了消遙的觀鳥人?「其實,就是想為台灣做點國民外交。」施興國微笑答道。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的那些年,為了啟發同胞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生態知性之旅,吸引了眾多同鄉的興趣。其中有一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豐富的鳥類知識。我們因此請他擔任『台加』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我也從這些賞鳥活動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觀鳥常識。」 興國繼續說:「廖世卿老師在一九九四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等他在二○○二年重返溫哥華時,我正好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便開始籌劃一個『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他繼續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甚表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也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聆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座談的成功,他們再接再厲舉辦「台灣賞鳥行」。二○○三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由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及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這真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方才知道原來台灣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在台期間,他們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因此二○○三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聯合在溫哥華主辦第二屆「台加鳥展」時,特別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鳥展之後,戴副主委並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 二○○四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不久,世界鳥盟在網站鼓勵鳥友前往台灣賞鳥,並決定於二○○五年在台灣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半路出家的觀鳥人施興國等雀躍不已。 小屋的春天 微寒的四月天,綿綿春雨後,櫻樹尚吐豔,落紅已滿地。溫哥華尋常陌巷裡,施家樸實的小屋中,圍著一張方桌,砌一壺熱茶,施興國與廖純如愉悅地暢談往事,也輪流傾吐感觸。 純如說:「我們的屋子雖小,卻很溫暖。結婚這麼多年,我們沒有發過財,也沒好好想過要發財。但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就有春天。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滿足簡單的生活,各自追求自己理想。華維﹝Margaret﹞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博士,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授。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任職於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CBC﹞。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與快樂。」 興國說:「我有時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寒如小草,幸虧得到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我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如鄉人期待那樣,當高官或賺大錢,但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身的經歷、滿筐的情誼與許多人的尊重,就是最大的財富。」 純如說:「我當年在台灣,時常感到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非常不公平,因而內心抑鬱,一旦出了國,便不想再回去。幸好興國引導我走出陰霾,讓我從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中,見到陽光。當我走過那暗長的甬道,對世俗的名利與金錢,就不那麼在意了。」 她接著說:「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也得到一點金錢賠償。我將之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委託『台加』和『慈林基金會』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希望藉此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也勉勵大家能化哀怨為包容,化苦難為愛心,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興國說:「我現在所擁有的,都超過從前的想像。如今我與純如回台灣,看到老家改建成樓房,哥哥們住的房子比我的大,開的車子比我的新,就覺得很高興。從前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如今不但可以自由往返故鄉,並且能夠投票選總統,甚至看到人民用選票結束外來的威權統治,真覺無比興奮。我們在海外為母國打拼,看到台灣日有進步,就覺得很安慰。」 走出小屋,春猶料峭,我不禁思索著「一枝草一點露」的含意。一枝寒微的草,靠著一點露的滋潤,就能生存。這大地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過多少卑微困苦的人。其中有的成長茁壯後,竟成為營建社區的奠基石,多麼地耐人尋味! 註一:「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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