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九月 22, 2018

人物

李柏毅

「自閉兒,不是精神病、不是白痴、不是廢物,他們也需要鼓勵,也需要疼惜,需要愛。」 美麗優雅的簡靜惠發出內心的肺腑之言,在她臉上散發著盡是母愛的慈暉,即使明知她背後一定遭受太多的辛酸、挫折、無奈、甚至嘲諷,但身為一個自閉兒的母親,因為愛與信仰,讓她變得堅強,化作最堅強的保護傘,次子李柏毅終能一一破解長年的咀咒,敲開藝術之門,他每次畫作展覽只有唯一的主題,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也是他人生最好的寫照。 細細品味欣賞李柏毅的畫作,就能了解,思想僵化有限的人把他看成自閉兒,其實,他的世界是不懂得取悅人,忠於自己,超凡的原創力,他其實是世上最自在的人,而那份不拘的自由,真的令人稱羡不已。 向自閉症奮戰漫長路 簡靜惠是台北著名的明星西餐咖啡廳老板簡錦椎的掌上明珠,與現擔任工程師的李永碩結為連理時,大家視為金童玉女,才子佳人,夫家是一個在美國台灣移民的傳統大家庭,生下活潑可愛的老大,以往千金大小姐,手忙腳亂又措手不及的懷了第二胎。 1989年,出生的李柏毅,活潑可愛,討人喜歡,可是直到18個月左右,父母才警覺到柏毅有不尋常的狀況,各方面的學習能力沒有成長進步,還喪失原本有的簡單口語能力,柏毅開始畏生,不願接觸人群,常常哭叫喊鬧。經專家診斷,是「自閉症」,而且極有可能沒有辦法溝通,一輩子失去平衡能力。 這個晴天霹靂,讓原本是想「望子成龍」的喜悅,頓時墜入猶如地獄深淵,從小一帆風順的李永碩畢業於南加州史丹佛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的李永碩成長過程可說是人人稱羨,首度承擔了外在的重大壓力,除了不能接受無情的事實,心中也難掩忿怒及沮喪的情緒。過了好幾個月才開始強迫適應想到如何幫助孩子成長。 簡靜惠在傳統觀念的折磨下,天天只能忍受外在怪責,暗地卻是柏毅只要一哭鬧,她也就跟著傷心地嚎啕大哭。不過,天天以淚洗面,只會讓孩子病況惡化,做為母親可以選擇把孩子丟棄到教養所、可以無助怨天尤人,但簡靜惠決定選擇一條最艱難的仗來打,她誓言要讓柏毅快樂地成長,讓他站起來。從此,父母倆就開始與柏毅走上向自閉症奮戰的漫漫長路。 「自閉症,是一輩子的殘障,沒有葯可以醫治,一定要有長期抗戰的決心。」李永碩原本是長老教會,在痛苦絕望中,他們終於找到生命依靠的力量,用信仰面對一切。李柏毅,17歲,現就讀Village Glen School,11年級的特殊班。 柏毅,2歲時,臉上一滴水都不能碰到,否則大哭大鬧不罷休,媽媽天天就陪他泡在浴盆中,每次水溫保持在80度左右,讓他克服碰水的障礙,從家中的浴缸,走到游泳池,媽媽經年累月地一步步陪伴,對其它小朋友而言,再簡單不過的動作,對他卻難如登天,但就像「阿甘正傳」的阿甘一樣,只要讓他學會,他就專心一意的做到,他現在是游泳健將,尤其是長距離,只要大家叫他游,他就會游啊游,所以他曾被邀請參加2008年奧運選手游泳訓練,但被家人婉拒,因為只是單純希望讓他想像化身成為水中魚兒的快樂就好。 曾被判定可能會失衡而無法站立,簡靜惠在遍尋各種資料後,發現騎馬也許對柏毅有幫助,5歲左右,就開著來回3個小時的車程,去特殊訓練馬場,每次只能訓練半個小時,他是被放在馬鞍上,漸漸訓練出平衡感,而學會如何走路。因此可以發現柏毅小時候的畫作,最多的主角就是各式各樣的馬。 滑雪也是如此,柏毅最愛穿著黃色雪衣,在鬆軟的雪堆裡訓練平衡感,如今他滑雪的技術也相當厲害,不可小歔。 柏毅雖然帶著難以彌補的缺陷來到人世,但上帝也為他打開了一扇窗,他的專心耐力,他的繪畫奇才,若不是做父母的堅信「自閉兒的殘障(Disability)往往正是他們的天賦(Ability)所在。」他們若不專心尋求,很容易就錯失上帝美好的旨意,還好他們沒有錯失上帝的祝福,渾然天成的藝術才能─天才畫家。 天才小畫家 「我常想,柏毅的誕生是上帝給我們帶來的禮物? 還是上帝藉著我們的託顧帶給藝術界的禮物。」簡靜惠說著。 遠在4歲時,父母還在奮鬥該怎麼對付自閉症時,他們發現只要畫畫,柏毅就自得其樂,更神奇的是,別人只會畫一張,柏毅對於同一個靈感,他可以一畫再畫,越畫越好,別的小孩是用嘴巴講話,柏毅似乎是用畫圖表達他的心聲,只要他接收的映象,就有著過目不忘的記憶力。 柏毅既然喜歡畫畫,父母決定開放家裡的牆壁讓他盡情“ 塗鴉” ,當初只是想讓他歡喜就好,所以畫滿了就粉刷,粉刷過了又再畫滿,無限寬廣的創作空間,直到柏毅唸到8歲,有一天教會同樣也是畫家的李淑櫻決定跟簡靜惠說「你該帶孩子去鑑定一下,因為他的畫真的很特別;」 當時的李永碩與簡靜惠,因為住在UCLA醫學中心附近,主觀上認為,受過高等教育,一廂情願認為一定沒問題,但隨著每個月5千元的花費,不管是正統療法還是偏方都試過了,家長身心飽受折磨,正準備放棄時,尤其情況時好時壞,常常生病,幾乎走不下去了。 他們最後決定聽從建議,去聽聽鑑定專家怎麼說,結果專家給柏毅一連串的試煉後,結論是「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天才,未來極有可能成為大師級人物,你們唯一絕對不能做的事,就是請專門的美術老師來教他,他愛怎麼畫就讓他怎麼畫!」 自閉兒,與天才小畫家其實只是一線之隔,他們倆緊記著專家的交待,學區還特別送李柏毅去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學習,簡靜惠開始收集他所有的畫作,一一整理存檔,小心翼翼地保持讓他自由,不受任何美術教條的限制。 李永碩更是只要一有空,就帶著全家出遊,藉由旅行,讓柏毅在自然狀況下,吸取靈感,不強求,只是提供資源與機會;柏毅看過畢卡索及梵谷的畫後,結果其記下的街景,入物,田野風光,展現了極其相似原創的風格。而每每他對有感觸的情景,就會過目不忘,拿起畫布揮灑自如,不僅栩栩如生,而且許多情景,猶如躍至第三度空間,立體熱鬧的不得了。若是仔細欣賞,就不得不佩服他化腐朽為神奇的天賦。 繪畫的傑出表現被教師專家所肯定,除了獲獎無數,作品也深受到主流的重視。 柏毅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即參與學區各項檢定,代表學區參賽贏得佳績,連續六年在加州州立大學上美術天才班,期間也參與過公開的展出活動,不僅如此,柏毅於1999年11月間獲洛杉磯時報(L.A. Times)選出「傑出孩童」(Remarkable Kids),以具有藝術天份的特質與其他正常孩子並駕其驅。 2004年,還被非常盛名的藝術公司BGH邀請開個展,而其作品還被收集珍藏,也有些大公司訂購他的畫作來佈置辦公室;為了幫助需要殘障的兒童,美國自閉症協會還將他的畫印出整套的卡片,目前銷售成績全美已超過一萬份。在參加台北大稻埕的個展時,他的畫作也被高價購買。光是去年,就受邀參加8個畫展。 此次受邀柑縣傳統週的展出,最主要是由於自閉兒童的溝通能力有限,簡靜惠說,為了不讓柏毅對語言產生混淆,家中一律以英文做為溝通方式,但他們也不忘教育孩子飲水思源,常常帶著一家人回台灣,展開文化歷史之旅,因為柏毅回台灣之後,非常愛台灣,那裡的濃濃人情味,布偶戲,哈雷機車,台灣美食,令他懷念不已,爸媽故鄉也是他的家,他很開心能夠在橙僑中心展出,也許沒有豪華的產地,沒有高級的雞尾酒會,但是那是要給台灣鄉親看的,也是送給媽媽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發揮阿甘精神 助人至上 簡靜惠認為,全國有千分之二比例的自閉兒童,家長往往過於急切引導孩子口語溝通的能力,卻忽略他們可能嘗試用其他管道表達訊息,因而埋沒了殘障兒童具備的天賦。家長要多聽、多看、多學,找專家協助,才能找出最合適的治療課程。如果走對了,雖然辛苦,但每天都會有深刻的美好感受。就像以前一部電影阿甘正傳,自閉症的孩子其實潛能無限。 面對家中的殘障兒童,簡靜惠認為,在家人的心目中,柏毅是個非常正面、快樂的小孩,熱愛他所做的每件事,即使學習力較一般人緩慢,但是全力以赴的行事作風卻是在一般孩子身上難看到的。他們就是個最好的例子,所以家長最重要的是給予平等學習的機會,雖然特殊孩童各方面學習能力較為緩慢,但是他們也許能像柏毅一樣成為「勤能補拙」的孩子,不要讓病痛剝奪殘障孩童健康快樂的學習機會。 雖然柏毅的藝術天份逐漸廣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但是李永碩夫婦卻不希望將柏毅的天份作為商業賺錢的工具,歷年來每一幅作品都屬非賣品,李永碩說,藉著柏毅的創作力量將不會放棄任何可以幫助別人的機會,例如真愛家庭協會主動邀請展出柏毅個人的畫展、製作卡片或舉辦座談會等,希望能夠借助柏毅成長的過程輔助其他華裔殘障者家庭。 陪同柏毅走過了十三年自閉症的成長過程,李永碩夫婦表示,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柏毅的未來他們盡量給予協助及規劃,為柏毅成立基金會,有關柏毅畫作介紹,可到www.lelandlee.com網站上搜尋。而此次在橙僑中心的展出將到20日截止,歡迎前來橙僑中心  2901 W. Mac Arthur Blvd. #115, Santa Ana, CA 92704 參觀欣賞。 身為母親,簡靜惠希望大家能用愛來體會"我兒柏毅"的畫,更期盼那繽紛的色彩,能與大家分享柏毅單純的喜樂。  文/林蓮華

林炳南

位於柔似蜜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常常會看到一位像是里長伯的長輩在巡頭巡尾,他就是受到會館上上下下敬愛,德高望重的林炳南,立志要把餘生奉獻給會館,做永遠的義工,這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已把台灣會館當成家,進進出出的社團人士就像親友一樣疼惜。 超愛唱歌、又會表演魔術、會館演出缺什麼角色,只要他幫得上忙,人家敢開口,他一定義不容辭撩落去又演又唱。 他也很愛說笑又會自我調侃,雖然有時放出冷笑話,大家要他解釋再三,他也會不厭其煩的說道大家會心一笑。也許,他不是很完美,但一位85歲的老人家,無怨無悔的不求名利做頭做尾,沒有人敢再苛求,只有對他充滿無限敬意。 林炳南一本正經地說:「會館對我是精神糧食,感謝王桂榮先生捐贈台灣會館,因為我是住在會館附近,經過太太鼓勵才有機會參加,餘生想要奉獻給台灣社會和台灣社團。」 日據時代  意氣風發少年時 1920年日據時代,生於彰化田中鎮, 5個兄弟姐妹,林炳南是老大, 剛好就住在鎮上鐵路火車站的出口大路上,家中經濟算不錯,讀到高等科(初中),就找到一份在員林台鳳會社的工作,專門負責日本軍用品的庫存、材料、出納等庶務,後來表現優異,就到日本衙役所(現今的鎮公所)做指導員,管理糧食生產、糧食面積收獲量的計算,並做皇民奉公會,當時差不多20歲,雖然在打太平洋戰爭,他覺得當時社會很安寧、治安好、人民又守規矩,表面形式上日本還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有點遺憾就是日本政府對理番政策處理不當發生霧社事件;還記得「始政40週年」時曾參加奉公青年團到台北一遊,那是青年時最高興的時刻。 國民政府時代  自營裝璜生意 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敗,向美國投降等於宣布終戰,當時沒看過中國兵,在彰化田中鎮第一次看到國民黨阿兵哥時嚇一跳,怎麼看起來像在跑路,打贏的兵怎麼像是在逃難,反而戰敗的日本兵卻嚴守紀律,堅持整齊裝束。里長(保正)說要抬豬慶祝"台灣回歸祖國",他看到阿兵哥的行徑後,堅決說沒必要。 當時換成中國國民黨剛來台,社會簡直像是無政府狀態,也有很多人被修理,還好平常他人緣不錯才保住沒有被整慘;當時25歲,他決定轉業,做肥皂化工,不過碰到舊台幣時代,物資波動劇烈, 4萬舊台幣換一1元新台幣,一日三番,大家難以維生,他聽人家說,在中國他們就這樣亂搞,結果到台灣還是搞出通貨澎脹,肥皂化工也做不下去了,民不聊生。 台灣經過228事變與白色恐佈,林炳南知道決不能有明顯政治傾向,他自己有5個孩子,包括3個女兒、2個兒子,他要養家糊口,扛起一家重擔,就像一般尋常百姓,只要能平安過活,政治氣壓在低都得熬過去,他唯一能堅持的就是不願再涉入政治有關的工作。 等待情勢穩定後,乾脆在家裡開起裝璜之家,一做就做了30多年,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貪污文化,各路招數,他全程領教過;林炳南受日本教育,一板一眼,當時真的很不習慣,他說,以塌塌米為例,當初接洽的公職人員,不但把報價抬高,而且公然就要給一半回扣,真是有夠離譜,後來也就見怪不怪。 移民來美  台灣會館找到心的歸宿 因為女兒依親來美移民,如今20多年,當時退休後含貽弄孫,生活過的很自由愜意,島內還在黨外戒嚴時代,但他終於可以在美國安全解放,關心起台灣時勢,但當時仍不是積極參加社團抗議活動。 1999年透過辦公室友人介紹,才正式來台灣會館幫忙,當時有鄉親提供免費的卡拉ok設備,所以愛唱歌的林炳南,就設立了卡拉ok俱樂部,一開始只有幾位會員,到如今已經開2班,會員至少維持在20幾位左右,一轉眼己成立6年。他也負責一些會館的室內設計建議、也幫助去採購,修理地板,什麼活他都可以插上一手;他說,是為了健康快樂,因為在異鄉找到心的歸宿。 陳喜一是卡拉OK俱樂部成員,他盛讚阿伯很公正親切,以他的年紀唱的相當好,而且隊員有發生誤會,他都可以圓滿化解,俱樂部不但發揮台灣文化,也讓鄉親一解鄉愁感恩,喚起台灣意識。 董事長林榮松、義工黃艾美、陳建銘滿口褒揚,在他們心理,林炳南就像台灣會館裡有個老爸爸,風雨無阻騎著單車天天來巡巡看, 很熱心地把會館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與一般義工不同,就是他用心又很用力,自動自發,後輩的義工沒法呷伊比 。 住在附近的公寓,騎車只要6分鐘,他開心在會館裡認識很多朋友,又可常常聽演講。不過他也衷心地說出他的願望,希望董事對義工要有愛心及重視,會館擴建是很好的方向,希望台灣會館興隆百世。 文/林蓮華

范清亮 生物科技創業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曾經聽說在聖地牙哥有一群養白兔的台灣人,成功地創建生物科技公司,發了財,還一起營造台美社區。他們是些什麼人?如何養白兔致富?如何營造台美社區?這些都令人感到好奇。 一個四月天,來到風光明媚的聖地牙哥。蔚藍天空銜接著浩瀚的汪洋,白色浪花拍擊著嶙峋的海岸,風姿綽約的天堂鳥展露笑靨,佇立街頭。這真是一個上帝垂愛的城市。 在寬敞明亮的「台灣中心」裡,吳銘賢主任微笑地招認:「我們就是當年的養兔人,不過看起來不像富翁,倒像義工,對不對?」 「我們不只創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而是前後創建兩家,都很成功。但要談公司,得找范清亮﹝Chris﹞。他能講,又什麼都知道,可以告訴你一籮筐的故事。」另一養兔人陳秋山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群中要找范清亮,得往話聲最多、笑聲最大的地方找。在華府雙橡園,一場林昭亮與范雅志的音樂演奏會裡,見到了這位個性晴朗得如聖地牙哥璀璨天氣的養兔人。 他開口就說:「我的運氣很好。許多事情發生時,我都正好在場。機會掉下來,我就用雙手托住,並且加以發揮。」。       原籍新竹關西的范清亮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客家子弟。他不只運氣好,而且聰明勤勞、親切隨和、能說愛笑,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的求學過程一帆風順。中學唸建國中學,大學唸台大化學系,除了會唸書外,還會打球、玩橋牌、拉小提琴、懂得如何與人快樂相處。 「我的運氣真的很好。」他說:「大學畢業,別人當兵,操練得要死。我卻被分發到松山機場當預官。每天上班下班,晚上還教人拉小提琴,賺外快,學生一收十來個。你說,我好不好運?」 好運的事還很多。他繼續說:「當年,台南有個三B青少年交響樂團,台北也有個 廖年賦 先生,想辦『世紀交響樂團』。我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參加 廖 先生在頭城舉辦的音樂營,認識了一起拉小提琴的陳淑雲。她那年才十八歲,在文化學院唸大一,長得很可愛。暑假一結束,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你說,我運氣好不好?」我望著他身旁吟吟含笑、斯文秀氣的 范 太太,心裡不得不承認他確實運氣好。 六、七十年代,正是留學潮的熱門時期。范清亮服兵役時,即申請到普渡大學的獎學金。退了役,順利踏上留美之途。一九六九年夏天,他飛到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攻讀當時最熱門的生物化學。 七十年代的留學生活 他的留學生活亦充滿熱鬧與歡笑。他說:「我們當年在普渡,很熱衷打壘球。普渡大學因為理工科強,男生特別多。當時蔡嘉寅、胡勝正、陳昭地和陳唐山等人都在那裡。大夥人相約只要華氏四十度以上,就在球場見。那時,陳昭地最認真,天氣乍暖還寒時,他在前一晚就到處打電話問:明天打不打球?」 「打完球,大夥人一起開講,話題總離不開台灣。」他繼續說:「當年台灣的資訊很封閉,剛出來的學生聽到外面的人講台灣的事情,發覺很多都沒聽過。剛開始很驚嚇,不能接受。隨後經過一番激盪與思考,就反起國民黨來。我到普渡第一年被開導,第二年就主動加入開導新生的行列。」 一九七一年正月,保衛釣魚台運動在數十哩外的芝加哥轟轟烈烈地上演。范清亮說:「保釣對當時的留學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保釣時,台灣學生與統派立場一致,都反國民黨。保釣後,雙方國家認同不同,自然分開。此後,海外留學生分成台灣、統派與國民黨三派。台灣派的學生組織台灣同鄉會,凝聚力很強。」 那年,陳淑雲在文化學院唸大三。為免兩地相思苦,她乾脆情奔美國,當起年輕的 范 太太,然後在普渡大學繼續修學位。 「當留學生很窮,卻也窮開心。」她笑著說:「住在中西部的大學城,沒什麼花費,聚在一起打球也挺開心。我到普渡的第二年,中西部台灣人壘球大賽在普渡舉行,真是一件大事,因為我們得準備飯菜給五百個人吃!小鎮裡沒什麼像樣的中國餐館。即使有,我們也吃不起。」 「後來有人發現學校附近的瀑布下游有許多鯉魚,就發動大家去捉魚。一大群人在水中尖叫嘻笑,奮鬥了大半天,真的抓了許多魚回家。我們把魚放在浴缸裡,讓魚吐沙。隔天起來,再殺魚、清魚、炸魚。炸得滿屋子都是油煙,總算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鯉魚。開飯時,五百個人圍坐五十桌,每桌都有一道香噴噴的糖醋鯉魚。不花錢,但整整費了兩天功夫,大家都很得意。」談起往日趣事,斯文的陳淑雲忍不住咯咯大笑。 范清亮提起中西部壘球大賽,更是神采飛揚。他說:「那時所有球隊裡,最厲害的就是底特律的老仙隊。他們有國手級球員,又有制服,神氣得不得了。我們每次碰上他們,就手軟腳軟,氣勢短一截。他們一連蟬聯一、二十年的冠軍,直到第二代球隊興起,才把他們擊敗。」 范清亮在普渡大學歡喜度過四載。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生化博士學位,淑雲亦拿到藝術學士,兩人很有成就地離開印地安那,前往波士頓開拓前程。 到波士頓後,范清亮追隨前麻省理工學院﹝MIT﹞院長布朗﹝Gene Brown﹞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 從事 博士後研究。他笑著說:「我當時養了很多果蠅,作有關葉酸﹝Folic Acid﹞的研究。因為果蠅的眼睛是紅的,能製造一種與葉酸非常類似的元素。我調高實驗室冷凍庫的溫度,在裡面養果蠅,天天觀察。結果有時不小心,冷凍庫一開,果蠅飛了出來。哇,不得了,整個實驗室果蠅嗡嗡飛。要抓那些果蠅,真是一件頭痛的大事。」 在波士頓,他又結交不少好朋友,經常一起把酒論時政的夥伴有陳重信、張啟典、葉吉福等人。范清亮說:「在波士頓那四年,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譬如:蔣介石去世、台灣政論被停刊、白雅燦被捕等等。每次都讓我們情緒激動,高談闊論不已。」 一九七六年,國民黨政府派了六名中正理工學院的軍校生,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彈導向系統。時值越戰,美國各著名大學反戰風潮盛行。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質疑校方幫外國政府訓練軍事是否恰當,因此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座談會。會中邀請范清亮參與談話。 范清亮說,軍校學生兼負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素為台灣學生所不喜。他把握機會,在座談中高聲說:「台灣目前是一個獨裁的體制,學校幫助獨裁的政壇發展軍備,無異變相地欺壓台灣的百姓。」 此語一出,一位手持照相機的軍校生立刻起身,對他猛拍照,引起其他台灣學生的憤怒與不平,當場發生衝突。隔日,學校的報紙大幅報導這樁事件,並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活動詳加描述,更加刺激國民黨派與台灣派學生的對峙。此後數個月,雙方劍拔弩張,煙硝味甚濃。 范清亮是這場事件的主角,備受矚目。許多人為之喝采,但亦有人懷恨在心。他為防遭人暗算,特地買了一把噴霧槍,每晚獨自從實驗室走到停車場時,隨身攜帶,不敢大意。 此後,他的台灣意識益加堅定。原本不諳河洛話的他,開始習講河洛話。如今台語朗朗上口,也算當年努力的收穫。 救援「美麗島」政治犯 一九七七年,范清亮獲貝克門﹝Beckman﹞生物儀器公司聘用,到南加州的卡爾斯貝勒﹝Carlsbad﹞就職。全家遂由美國的東北角搬到西南岸,定居在四季如春的聖地牙哥。 七十年代後期,鑒於國民黨政府動輒逮捕異議人士,海外熱心鄉親組織「台灣人權協會」,聲援島內的民主運動。一九七八年,范清亮接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與島內民主人士展開密切聯繫。 隔年,「美麗島」雜誌全台發行,黨外勢力迅速擴展,與國民黨的對峙驟然緊張。 十二月十日 ,黨外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當晚,范清亮即接到施明德自高雄現場打來的電話,告以國民黨軍警已經採取鎮壓,並且使用催淚彈,一旦警方展開逮捕,海外必須趕緊救援。 次日,國民黨政府果然進行全島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殺氣騰騰。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海外鄉親憂心忡忡,惟恐他們被處極刑。身為人權會長,范清亮萬分火急地成立熱線,迅速展開救援。淑雲不分晝夜,與被捕人士的家屬電話聯絡,並將錄音傳給紐約的張楊宜宜,在紐約的「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不斷播出。當時全美各地的鄉親,都紛紛打電話到「台灣之音」,探詢最新的消息。 范清亮說:「那時,艾琳達的母親住在聖地牙哥,非常支持我們。艾琳達被國民黨驅逐出境,回到聖地牙哥時。我們動員許多鄉親到機場迎接,並就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引起廣泛矚目。後來艾琳達到其他城市,各地同鄉都沿用這個辦法,所以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公關與宣傳,都是在機場舉行。」 當時。他在普渡的老友陳唐山任職華府聯邦政府,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私交甚篤。他建議台灣人權協會發起同鄉寫信運動,向美國國會議員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與民主之事實。范清亮於是經由全美所有台灣人組織,全面發起寫信運動,得到非常熱烈的回應。 淑雲說:「那陣子,各地的簽名信如雪片般,不斷寄到我家。我把那些信整理影印,一張張地疊起來,從地上一直堆到比餐桌還高的地方。然後裝訂成冊,寄給華府的陳唐山,再送交甘迺迪參議員。當時甘迺迪參議員都驚嘆道: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陳情信!」 范清亮並且和郭清江、張倚石等數位熱心同鄉,聯袂到洛杉磯北美事務協調處呈遞抗議書。 「抗議的經過非常精彩。」他描述說:「我們十來個人到了協調處門口,就被擋駕。交涉不成,只好自行闖了進去。我進入後,即站在大廳中央,自口袋掏出一紙台灣人權協會的抗議聲明,大聲宣讀。」 「同行的伙伴見到牆上掛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巨幅相片,不禁怒從中來,衝上前動手就掀。結果火氣一來,他們見了其他東西,也一併劈哩叭啦地掃落。我的聲明尚未讀完,郭清江已在耳際大喊:『趕快逃!』我繼續正氣凜然地唸完最後一個字,然後把紙張往口袋一塞,拔腿就跑。」 「這個事件害得張倚石被警方起訴,連我辦公室的電話也被錄音調查。」事隔二十餘年,范清亮提起當年勇,猶不覺好笑。 但當時的心境確實悲憤悽苦。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身繫囹圄的林義雄家中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及一對雙胞女兒慘死亂刀下,惟一僥倖存活的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經過急救,幸告生還。奐勻出院後,媽媽方素敏帶她遠離那塊傷心的島嶼,隱身在舉目無親的南加州。 范清亮因是人權會長,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即經常與方素敏聯繫。在獲悉她們母女倆抵達南加州後,即和淑雲開車去看她們。 「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見到了方素敏與林奐勻。」淑雲說:「母女倆脆弱如驚弓之鳥,讓人看了,十分不忍。」 由於事前已有聯繫,儘管素昧平生,方素敏還是將惟一倖存的女兒託付給他們,自己黯然飛回台灣,收拾悲慘的殘局。范清亮夫婦帶著九歲的奐勻回到聖地牙哥,對外宣稱她是淑雲姐姐的女兒,安排她去上學。同時為了提防兇手追殺到聖地牙哥,范家特別安裝了保全系統。 淑雲說:「奐勻一是個很安靜、敏感又懂事的女孩,很得人疼。她和雅志﹝Felix﹞是很好的玩伴。記得有一回,兩個孩子要養寵物,我們一起去買天竺鼠。雅志要公的,奐勻要母的,只好各買一隻回家。沒想到天竺鼠繁殖得很快,不久生了一大堆,鼠籠越換越大。結果有時孩子餵食,忘了關門,天竺鼠跑了出來,藏在壁櫥裡、衣櫃中、地毯下,到處都是,可真不得了!全家搜天竺鼠搜得天翻地覆。」 奐勻在范家住了相當一段時日,直到林義雄的妹妹移居美國,才把她接了過去。但是范清亮夫婦收她當乾女兒,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奐勻和雅志都喜愛音樂,長大後,兩人在音樂上,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淑雲說:「後來奐勻到紐約唸書,遇到了一個很好的青年。兩人在紐約舉行婚禮,隨後一對新人和雙方家長都到聖地牙哥,在我們家舉行婚宴。我們都為她感到無限高興。」 飼養黃金白兔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定案後,范清亮卸下台灣人權協會長的職銜,開始有一點閒暇的時間。他喜歡打橋牌,週末常與幾個朋友搭擋打牌,太太們則聚在一起聊天。當時四個搭擋裡,除范清亮外,還有吳銘賢、陳秋山和陳文盛。 吳銘賢是范清亮的新竹同鄉,台大化工系畢業,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化工博士,從事進出口貿易。陳秋山畢業於師大物理系,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SD註1﹞的物理博士,從事運動器材生意。陳文盛是生化博士,在斯克利伯﹝Scripps﹞研究中心 從事 博士後研究。 那年,聖地牙哥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Hybritech﹝混種科技﹞剛剛成立,地方報紙諸多報導,引起他們的高度興趣。大家在牌桌上,一再談論生物科技公司的潛力與前景。正在這時,陳文盛與斯克利伯的合約即將屆滿,開始找事。他們遂決定共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由陳文盛經營。 大家說到做到,每家斥資五千美金,初步決定作限制黴﹝Restriction Enzyme﹞的研發。但不久,陳文盛在台灣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舉家遷台。范清亮只得親自下海,接掌一個尚未成形的公司。 他接手後,發覺限制黴的市場很有限,主張改作免疫化驗﹝Immuno Assay﹞的研究。他解釋說:「這種免疫化驗就是自兔子提煉血清,研發製成驗孕試劑用的抗體。因為要測知女人是否懷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驗尿。孕婦血液裡有一種HCG的荷爾蒙,會流到尿裡,我們就用抗體去測察尿裡是否有HCG。如果反應呈陽性,就是懷孕;反應呈陰性,便無懷孕。」 「這道理說來簡單,」他繼續說:「但因為人體裡有一種LH的荷爾蒙,與HCG非常類似,極易誤導,所以抗體很不好做。我們是很小的公司,必須作高難度的東西,才能和大公司競爭。」 一九八一年年底,范清亮、吳銘賢和陳秋山三對夫婦便在陳秋山的後院釘兔籠,開始養兔子。「因為陳家的後院毗連峽谷,兔屎掉在地上,就用水龍頭衝到峽谷去,很方便。」淑雲說。 陳家負責養兔子,其餘兩家週末過去幫忙。每次養五十隻,每隻都有編號。陳秋山笑著說:「我們養的是紐西蘭白兔,紅紅的眼睛,白茸茸的身子,很漂亮。兔子很乖,不吵也不叫,所以左鄰右舍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也養過羊,只是羊太會跑,根本抓不住。我們六個人排成一排,等羊跑過來,就一起向前撲,結果還是撲個空,讓羊跑掉,只好放棄。」吳銘賢哈哈笑道。 養了兔子後,注射HCG進入兔子裡,再抽取兔血。陳淑雲專門剃兔毛,范清亮負責注射HCG和抽取兔血,然後到吳銘賢的倉庫化驗。 「所謂化驗檯就是買兩扇門,下面加四根支柱就成了。一切克難,但化驗的過程絕不馬虎。」范清亮說。 「好的抗體靈敏度強,準確度高。兔子養了 一兩 個月後,就知道他們身上的抗體好不好。我們通常只留 一兩 隻好的,繼續觀察,其餘都要淘汰,另外再養一批新的。」他接著說。 問題是不好的兔子,如何淘汰?總不能兔籠一開,讓兔子四奔五散。為此,他們積極尋求解決兔子之道。朋友賴淑卿畢業於清大物理系,獲威斯康辛大學醫學生理碩士,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作心臟血管的研究,每天都要解剖兔子。他們於是向她請教有無快速處決兔子的方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啊,我一分鐘就可解決一隻兔子。」 養兔人一聽,心中大喜,連忙請她殺兔,並邀她入股。不久,賴淑卿成為公司的股東暨殺兔人。但殺死兔子只解決一半的問題,另一半的問題是如何棄置這些死兔? 他們為此在夜晚開車到處兜轉,最初想找個餐館的垃圾箱,偷偷丟棄。但繼則一想,畢竟不是長久之道。幾個臭皮匠終於勝過諸葛亮,有人想出錦囊妙計:把死兔餵給獅子和老虎!主意一提出,大家齊聲叫好。原來聖地牙哥有個很著名的動物園,養了許多獅子和老虎。他們立刻和動物園接洽,結果雙方皆大歡喜! 與此同時,他們繼續招股。一九八二年七月,籌到二十五萬美金,正式成立「太平洋生物科技﹝Pacific Biotech﹞公司」。范清亮在六月底辭去貝克門公司的職務, 七月一日 到新公司報到。從此全心掌舵,帶公司邁進新的領域。 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 「我的運氣實在很好。」范清亮喜孜孜地說:「公司成立不到三個星期,我們就發現第四○六號兔子的抗體非常好,靈敏度與準確度都很高。我抽了一些兔血,寄給幾家公司,都收到很好的回應。八月中,順利達成第一筆交易。有一家波士頓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出價十一萬美金,購買三十五CC的兔血,大家都興奮得不敢置信。」 因是第一筆生意,范清亮非常慎重。惟恐血清交快遞公司運送,萬一遺失,美夢成空。於是買了一個乾冰盒,內裝三十五CC兔血,親自拎著盒子,搭乘夜晚的飛機,隔晨抵達波士頓,當面交貨。當他取過一張支票,安穩地放在西裝口袋裡,走出門外,不禁吹著口哨,雀躍得直想飛上天。 「三十五CC只有這麼多。」他用手指稍稍比劃了一下,說:「就賣了十一萬美金,真的比黃金還值錢!」 養了一隻血液比黃金還值錢的白兔,猶如養了一隻會下金雞蛋的母雞,頓時大家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隻四○六號兔子的血清一共為我們賺進二十五萬美金。」范清亮笑著說:「但後來波士頓那家公司發現牠的血清有極小的瑕疵,便棄置不用。不過這時我們又發現另一隻兔子的血清更完美。我們自二○七號兔子血液提煉出來的血清,無論在靈敏度或準確度上,都無懈可擊。這隻兔子才是真正的黃金白兔!」。 這隻二○七號「黃金白兔」,確實為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牠的血清起碼賣了五十萬美金。接著,范清亮、吳銘賢與賴淑卿等人發現:購買血清的公司將之大量稀釋,加入放射性元素,便製成一盒盒的驗孕試劑,賣給醫院和實驗室,賺取更多的錢。不禁心想:這種錢,何不自己賺? 他們於是利用二○七號兔子的血清,日夜研發,終於製造出一種只需十幾分鐘、即可測出懷孕結果的試劑。他們的產品成了八十年代最前進的驗孕試劑,在醫界很受歡迎,從此打開市場,訂單源源不斷。 有了固定市場,公司邁向專業化。兔子改在農場養,僱專人負責養兔和殺兔。農場持續提供血清,工廠有效率製造驗孕試劑,行銷部門直銷醫院與實驗室,投資人年年獲取利潤,個個笑顏逐開。 「但生醫科技這一行日新月異。」范清亮說:「稍不留神,技術落在後面,市場就被搶走。一九八五年,正當我們慶幸產品領先同行之際,忽然市面出現一種僅需五分鐘、即可測出結果的試劑,很快地攫走了許多市場。驚慌之餘,我們趕緊加速研究,不久即製造出一種和對手產品類似、但效果更好的試劑,才把市場又搶了回來。」 由於驗孕試劑進步到五分鐘即測出結果,醫生們只要將樣品交護士檢驗,數分鐘後即可告知病人結果,並向保險公司報價,真是效率高又利潤好,因此紛紛使用。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銷售直線上升,營業額不斷呈倍數成長。不出幾年,公司遷入新的建築,員工增至兩百多人,研發人員達三、四十名,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但是新的挑戰持續出現。一九八七年九月,范清亮接到歐洲的一位朋友自寄來的最新驗孕試劑。看了之後,臉色全變。心想:「這還了得,我們的產品再不改進,市場馬上會被擊垮。」 原來在此之前,所有驗孕試劑都是多重步驟,而這個新的試劑竟是單一步驟。只要將一根試棒放進尿裡,數分鐘後取出,即可測知結果,實在太方便了!他心中一急,連忙飛到德國,探求此一產品的製作原料工廠。與此同時,聖地牙哥的公司亦加緊研發,卯勁衝刺。 「幸好五個月後,我們就製造出同樣單一步驟的試劑,再度保住了市場。」他欣慰地說。 在這種科技競賽的拉鋸戰中,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一路領先。一九八八年,范清亮榮獲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年度「最佳企業家獎」。一九九○年,全球著名的禮萊藥廠﹝Eli Lily﹞出高價,欲購買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經過一番評估,所有股東決議出售。然後個個分了一筆錢,歡天喜地晉身富豪階級。 穩德克診斷公司 依據契約,范清亮等人必須留在禮萊藥廠工作三年,以便公司順利轉移。合併之後,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變成禮萊的一個快速檢驗公司,由范清亮擔任總經理。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范清亮道:「因為我們過去白手起家,缺乏經營大公司的經驗。進入禮萊藥廠的大殿堂,才熟悉跨國大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確是一大收穫。」 一九九四年,禮萊藥廠為專注於製造藥品,決定拋售所有醫學儀器部門,太平洋快速檢驗公司亦名列拋售行列,范清亮此時已為禮萊服務五年,遂申請退休。 一向忙碌慣了的他確實享受了一小段難得的悠遊時光。但或許精力充沛,在家不到四個月,他又興起另創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念頭。當他開始撰寫企劃書,所有老夥伴立刻興致勃勃。於是原班人馬在一九九四年年底,再度成立第二家生物科技公司,取名穩德克診斷公司﹝Wyntek...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周烒明與吳秀惠 挑戰巴金森疾病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屋裡傳來悠揚的大提琴聲,耳畔響起熟悉的曲調,吳秀惠覺得很安心,這是個寧靜的上午,波特蘭(Portland)的天氣晴朗又溫和,他們退休已經一年多,日子過得悠閒而愜意。她在庭院裡整理一陣花草後,覺得周遭一片靜謐,琴聲早已停了,「他在做什麼?」帶著好奇,她走進屋內,見他正聚精會神地在起居室裡作畫,不禁莞爾。 周烒明醫師得了巴金森症已經六年了,每天藉一些溫和的運動如拉提琴和作畫等來緩和巴金森症狀的發展。「作畫或拉琴都沒問題,就是不要騎單車或拉單槓,太危險了。」吳秀惠醫師說。 「她有時像在管孩子,我都聽她的,我從年輕時就一直聽她的。」周醫師似認真似玩笑地說。「這不是真的。」吳秀惠展現一貫甜美的笑容。 年輕時,他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兩人畢業於台大醫科,集美貌、才智與好的家世於一身。到了美國後,為了台灣人運動,走過漫長的奮鬥路,如今功成業就備受尊崇,卻面對健康的威脅,繼續迎接挑戰,共同譜著生命的另一闕樂章。 令人羨慕的一對 唸書時,他們就是受人注目的一對。兩人都是台大醫科的高材生,女的溫柔美麗,男的英俊多才藝,尤其當周烒明在台上演奏小提琴時,翩翩風采更是吸引了許多人。 周烒明在日本出生長大,父親周耀星先生原籍台中清水,早年留學日本,是第一個通過日本高等文官和司法文官雙重資格考試的台灣青年。在東京時任職日本國鐵,二次大戰後回到台灣,出任「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後來當執業律師。 從東京回台灣時,周烒明已經十七歲,插班考進建國中學唸高三。不到一年,就在畢業旅行時認識了就讀二女中的吳秀惠,心中暗自傾儀。高中畢業後,因為喜愛藝術,考進師大藝術系,卻因父親的強烈反對而輟學,隔年重考進了台大醫學院醫科,成為吳秀惠的學弟。 吳秀惠從小以會唸書聞名,有一張甜美的笑臉,講話輕聲柔氣,二女中畢業後,順利考進當時算是和尚班的台大醫科,唸書時追求者甚多,情況猶如眾星拱月。周烒明年輕時長得一表人才,深富藝術氣質,又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在學校時就備受注目,進了台大醫科後,因為心儀吳秀惠,不久即展開三天一封情書地熱烈追求,後來總算感動對方,兩人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結緣。 吳秀惠畢業後在台北龍山寺前開了一家診所,義診了一年,然後在1957年時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 of Wisconsin)深造。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留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酵素研究所擔任生化研究員。周烒明畢業後在岡山當了一年半的外科醫官,接著在馬偕醫院接受數個月的外科訓練,然後拿到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在1959年到威斯康辛與心愛的人會合。那年年底,兩人在麥迪遜(Madison)城結婚。婚後,吳秀惠繼續工作,周烒明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基礎醫學,同時在威大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擔任住院醫師,計劃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後,即雙雙回台服務,前程充滿了憧憬。孰料1963年發生了一件事,急遽地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那年,周烒明即將拿到博士學位,因為護照到期,便寄護照到芝加哥的中華民國領事館申請加簽,結果了無回音。打電話去查詢,領事館的人含糊搪塞,他心裡覺得有異,因此和吳秀惠開車南下芝加哥,專程跑了一趟中華民國領事館。去了之後,才發現他們已經被國民黨的特務列入黑名單。當時,領事館的人要周烒明寫悔過書,保證從此不再參加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周烒明執意不肯,當場掉頭離去。 「就這麼一個關鍵性的決定,我們全家都變成沒有國籍的人,我和秀惠開始面臨居留、身份、就業和生活等一連串的現實問題,而且從此二十八年,望斷歸鄉路。」時隔三十多年,回憶當年走出領事館的悲憤心情,周烒明醫師的神情凝重又飄渺,他眺望遠方,徐緩而清楚地講述著那個劃生命年代的往事。 他說,他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始自十七歲那年,他從日本回到台灣不到半年,就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二二八大屠殺,當時父親的一些朋友如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等好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蹤,從此下落不明,恐怖的陰影日日籠罩著每個人的心頭,他年輕的心也充滿了同情與憤怒。 「進了台大,正值白色恐怖時期,大家都避免談論政治。後來到了美國,越戰方興,大學裡反戰的情緒非常高昂,威斯康辛大學和加州柏克萊大學更是著名的自由派校區,我身受自由思潮的衝擊,也開始思索著台灣的問題。」周醫師回憶說。 當時,威斯康辛大學有一群台灣留學生正醞釀籌組「台灣同鄉會」,周烒明因為在附屬醫院擔任醫師,便以教職員的身份向學校借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活動,並且向校方申請「台灣同鄉會」的社團登記,因此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暗中注意。 早在1956年,即有一批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如陳以德、盧主義、林榮勳等人,在費城發起「台灣人的自由台灣」,首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河。該會在1958年正月改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開始在美國各大學和各城市傳佈台灣獨立的理想。 1962年,陳以德停留麥迪遜,在周家宿了一夜,由周烒明出面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到家中座談。周烒明因此被國民黨的特務密告,將其名字列入黑名單,致使他後來失去中華民國的護照。 1963年,他們的老三出生,吳秀惠辭去酵素研究所生化研究員的工作,專心在家照顧三個由襁褓到牙牙學語的兒子。周烒明的醫學博士學位眼見就要得到了,卻因為去了一趟芝加哥,拒寫悔過書,導致全家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因為那時倘若拿到博士學位,勢將失去留學生的身份,隨時會被遣送回台。在那個蔣家威權至上的年代,一旦回台灣,後果不堪想像。但若要留在美國,卻又因為沒有國籍,無法申請工作。 周烒明於是採取拖延的策略,延至1964年才拿博士學位,但在畢業之前,就收到移民局寄來的第一張限期離境通知,兩人都感到不安。幸好周烒明那時在神經病理學的研究已經相當出色,連續發表的論文都獲得醫學界的重視,他的指導教授Dr. Reese因此特別商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留他在威大當助理教授。同時,威大法學院的教授兼執業律師的Dr. Dewitt也仗義免費為他們申請在美國的合法居留。 在Dr. Dewitt熱心幫忙下,他們和美國移民局一共纏訟了四年。在這段身分未明的期間,他倆真正走向鼓吹台灣獨立之路。1963年十月,他們大力促成的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鄉會」正式成立,這是全美第一個公開正式登記的「台灣同鄉會」。接著堪薩斯、奧克拉荷馬等地的「台灣同鄉會」紛紛成立,與當時國民黨控制的「中國同學會」分庭抗禮,成為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 1965年初,由周烒明擔任召集人的「台灣問題研究會」在麥迪遜成立,此後該會定期發出「台灣論壇」刊物,鼓吹全美各大學的台灣學生展開政治活動。 同年十月,周烒明進一步在麥迪遜召開「台灣人菁英聯盟大會(Formosan Leadership United Congress)」,自己出任總召集人。當時,日本、加拿大及美國等地的台灣人社團都派代表參加,氣氛非常熱烈。經由這次會議,大家建立共識,決心共同整合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 1966年,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與麥迪遜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結合,共同成立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任期六年。 這段期間,他們的生活看來很艱苦,沒有國籍,沒有身份,孩子年幼,經濟不寬裕,工作與居留無著,隨時有被解送出境的威脅。但提起在威斯康辛的這段歲月,吳秀惠與周烒明卻異口同聲地說,那是他倆一生中最懷念的時光,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與旺盛的奮鬥精神,還有一群無畏國民黨壓迫的同志們,一起勇往直前地推展台灣獨立運動。「那種心連心的情境是最美的情懷。」吳秀惠醫師說。 學術界放異彩 1967年,經過四年的纏訟,他們二度接到移民局寄來的限期離境通知,這時日本正好發生柳文卿被強制遣送回台的事件,情況猶如雪上加霜,使他們的心情更加沈重。 正在憂慮之際,幸好出現一道曙光。原來那時西維琴尼亞大學(Univ. of West Virginia)醫學院正需要一位神經病理科的醫師,周醫師的條件正好符合他們的要求。於是該校一方面聘請周醫師擔任神經病理學的教授暨住院醫師,另方面商請該州的Stagger參議員以西維琴尼州急需周醫師的專長為由,提出准予周家居留的特別議案。這個議案一直到1968年在議會獲得通過,周家延宕多年的居留問題才告解決。 「我那時真是懷著感恩的心,到西維琴尼亞大學就職,因此上任之後,工作格外認真。」周醫師說。結果他的表現果然非凡,在短短兩年內,無論在教學、學術研究或臨床診斷方面,都受到相當的肯定,校方甚至打破慣例,擢升他為正教授,令人刮目相看。 周烒明在醫學研究上的數個重大發現,尤其受人矚目。早在1965年,周醫師在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時,就發現會引起脫髓炎(PML)的新病毒。1967年,又發現了IBM(Inelusion Body Myositis)的新肌肉疾病,在「Science」的學術雜誌上發表後,引起廣泛的重視。1971年,他在西維琴尼亞大學任職時,更進一步提出有感染性的「Adenovirus病毒」的「慢性病毒相似論」,在「Neuropathol Exp Neurol」的學術雜誌上發表,獲得該年最優秀的「摩爾論文獎(Mathew Moor Award)」。 這項「Adenovirus病毒」的發現隨後導致許多相關的醫學研究。1973年,著名的醫學家Dr. Prion即以此開始,發現了由「Adenovirus Type 32」引起的新慢性腦炎,對人類的健康有著劃時代的貢獻。 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間,周教授進一步地與諾貝爾獎的得主Dr. D. C. Gajdusek合作,共同發表了許多備受矚目關於慢性腦炎的論文。這些輝煌的成就使他成為國際素孚眾望的腦神經科專家,每年都有不少世界各國的醫師專程到西維琴尼亞大學,跟隨他做研究。他也經常應邀到日本、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和澳洲等國家當客座教授。 1978年,西維琴尼亞大學慶祝百年校慶時,選出一百年來該校最傑出的十五名科學家,周烒明教授的大名赫然列在其中!這項殊榮正足以說明他在醫學上的成就,早已獲得國際的認定。 但當他享譽國際醫學界,每年指導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腦神經科醫師時,周醫師說,其實他的心底一直存著一個遺憾,那就是他最深愛的故鄉台灣竟因為他是台灣獨立聯盟的中央委員長,沒有任何一個醫科的畢業生申請隨他作研究,也沒有任何一個醫學院的教授推薦學生來和他學習,當然更沒有人敢請他回台講學。 1981年,全球聞名的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禮聘周醫師擔任該院的神經病理科主任暨住院醫師訓練班主任。長期執教於大學的周教授覺得這是一個從事更多臨床診斷的好機會,於是前往克里夫蘭就任新職。爾後十年,他不僅成為全球診治腦神經疾病方面的權威,更發表了許多與臨床有關的神經肌肉、腦瘤和各種變性腦瘤的醫學論文,同時寫了一些教科書的篇章,並在1987年擔任美國「神經病理學會」的副會長。 1991年,在克里夫蘭醫院服務十年的周醫師再度對他的醫學生涯作新的規劃。這年,座落在舊金山專門研究肌肉萎縮症的「Forbes...

陳隆豐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這是咱的厝,你看,環境多麼清幽,建築多麼美麗,這『台灣會館』四個字的扁額還是特地從台灣運來的。」陳隆豐律師一談起紐約的「台灣會館」,有著掩不住的欣慰與驕傲。當年尋尋覓覓一間屋,困難重重中買下改建,後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在即將被拍賣的前夕,竟然化險為夷,其間經歷過的酸甜苦辣,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已經記不住多少時候,他的心情隨著會館的狀況起起伏伏。 猶記當年,會館面臨財務困難時,他曾感慨說:「為了會館,我幾乎所有的人情都賣盡。」而今,望著人氣興旺的會館,他說:「這座會館不知牽繫著多少台灣人的心,每一想到許多人為了救會館,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從心底湧起無限溫暖,咱台灣人真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麼原因,使陳隆豐和紐約台灣會館如此結緣?他說,當年到「東園」餐廳參加建館籌備餐會時,只是想單純地提供自己的專業知識,沒料到後來竟被選為建館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既然受人之托,就全力以赴。如今想起來,自從到紐約,在建會館之前,他已經多次為同鄉聚會覓尋場地,年復一年,「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一直深深烙在心坎裡,也因此當大夥兒熱血沸騰地討論籌建事宜時,他就在其中。 「話說從前」,陳律師一提起三十多年前,他到美國留學及其後發生的種種,就像在敘述一部美東台灣人發展的歷史。當年一群窮留學生如何晃到紐約,興高采烈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以及後來如何想要擁有自己「一間厝」的故事,就在他滔滔不絕的述說中展開。 一打螃蟹十二人分 陳隆豐在1965年抵達費城,唸賓州大學(Univ. of .Pennsylvania)的法學研究所。他有個狀元哥哥陳隆志,從小到大,一直頂著第一名的光環長大,從佳里興國小到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一路獨領風騷。陳隆豐因此循著二哥的軌跡前進,同樣唸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大學時,相繼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和一般行政人員高考及格,然後服完兵役,到美國長春藤盟校唸研究所。 費城地靈人傑,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同時也是台灣獨立思想的萌芽處。五十年代中期,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等人在此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n,簡稱3F)」組織,首倡台灣獨立思想。不過,晚到將近十年的陳隆豐,無緣與這些前輩相攀,倒是當時在賓大Walton商學研究所唸博士學位的羅福全成為台灣學生們的龍頭老大。 陳隆豐說,羅福全是當時的「有錢」學生之一,他從日本來,指導教授給他高額的研究助理獎學金,他又已經結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樣親切好客,他們家於是變成一群台灣留學生的窩。舉個例子說,一般人買一打螃蟹,總是兩個人分幾天吃完,可是羅福全和毛清芬如果買螃蟹,一定打電話把朋友們都找過去,每個人都吃到一隻螃蟹,這就是當年他們如果有一點好東西就一起分享的情形。 在賓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陳隆豐到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繼續攻讀法學博士。當時,美東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仿照紐約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的型態,也組織了一個「East Coast Formosan Club」,選定每年聖誕節前的周末,大家聚在一起過節、聊天,解鄉愁。 那時,紐約的台灣人大都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因此早先租用附近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會,後來人數漸多,就一直使用哥大旁的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非常熱鬧。當時大多數人都是單身的男學生,偶有幾個小姑獨處的台灣小姐參加,就成了眾男生們爭相追求的對象。 陳隆豐在賓州大學唸書時,每年都在聖誕節前晃到紐約湊熱鬧,興致勃勃地參加「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覺得很有歸屬感。後來拿到碩士,到紐約大學唸博士班時,更因著地利,成為「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熱心跑腿。他在1968年,還獨當一面編起「鄉訊」來。 古舊一棟「台灣樓」 當時,很少有台灣家庭在紐約市內住得起寬敞的公寓,因此一些窮學生到了紐約,便為住處煩惱。有些熱心的同鄉於是在曼哈坦的百老匯(Broadway)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兩、三間公寓,供留學生居住。後來進一步地,由葉國勢、黃石定、蔡啟東和張燦鍙等人合組公司共同貸款,在與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買下「Broadway 3115號」的公寓大樓,這就是當年聞名的「台灣樓」。他們出租大部份的房間,留下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讓一些初到紐約的同鄉們暫時居住,同鄉邱文宗夫婦還當過大樓的管理員。 「這棟『台灣樓』雖然破舊,卻曾是許多風雲人物初到紐約的棲身處。」陳隆豐笑著說,不過那時因為缺乏購屋的專業知識,買下後,才發現大樓實在太老舊,水管與暖氣的問題很多,因此花了不少錢修理。又過了幾年,因為房子的毛病太多,維修費很貴,又乏人管理,加上同鄉們多已學成業就,不再需要這種臨時的住處,於是在1975年,在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將台灣同鄉會承租的公寓歸還給「台灣樓」公司,不久,「台灣樓」的股東們將這棟建築還給貸款公司,結束了紐約台灣人的第一個「家」。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的型態持續了許多年,到了1970年有了一些改變。1970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海外台灣人運動發展的關鍵年。一月裡,「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在紐約正式宣告成立。四月中,刻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下榻的紐約布拉薩旅館(Plaza Hotel)前,遭到兩名台灣學生鄭自財與黃文雄的行刺,雖然無恙,卻大大震撼了海內外。也在這年,彭明敏成功地逃離台灣,經由瑞典,輾轉到紐約。 同樣在1970年,「全美台灣同鄉會(TAA)」在華府註冊登記,「East Coast Formosan Club」於是改組,依地區各自成立紐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費城、巴爾的摩和華府等台灣同鄉會,全部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七十年代,隨著島內民主呼聲的升高,海外台灣人的凝聚力越來越強,同鄉會的組織也不斷地成長茁壯。 陳隆豐對早期的台灣同鄉會有許多美麗的回憶。他說,那時參加同鄉會的都是些窮學生,成家的人很少,有家庭的很照顧單身的學生。記得那時,有位在Borden做事的王博士,常請大家吃他們公司的冷凍食物,還有個羅介川嫂很會擦潤餅皮,所以同鄉會聚餐都有潤餅可吃,不過那時沒有甜花生粉,只好用花生醬替代,大家照樣吃得津津有味。也在那時,方菊雄和黃靜枝夫婦租的公寓常常人滿為患,大家常在那裡開會聊天到半夜。那年頭,大家都沒錢,記得當時柯喬治(George Kurr)寫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的書,同鄉們想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一問廣告費,竟要六千美金,聽起來像天文數字。 但是,大家對台灣的前途越來越關心。1971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前夕,彭明敏假紐約Statler Hilton旅館舉辦了一場「民眾大會」,將近兩千人參加,真是盛況空前,而陳隆豐就是這場盛會中的司儀。 隨著聚會人數的躍增,國際學舍的容量早就不敷使用,於是陳隆豐開始熱心地替「紐約台灣同鄉會」尋找更理想的聚會地點。他找到一家座落於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的中學,也就是目前Hunter College的附屬高中,供同鄉會開會使用。1973年,方菊雄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康寧祥到紐約訪問,就在這家中學舉行演講,再度擠滿人潮,造成轟動。在七十年代的上半期,「紐約台灣同鄉會」就經常租用這個地方聚會。 隔年,方菊雄以「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的身份,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FTA)」的成立大會,同時允下隔年要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台會」的承諾。次年,方菊雄卸下會長職務,力薦陳隆豐接任,同時將舉辦「世台會」的責任交給繼任的陳隆豐會長去實現。 為了讓「世台會」辦得體面些,陳隆豐又開始找場地,這回他在紐約大學租到開會場地。「那次世台會辦得可真成功!」他興奮地說:「記得那時李正三在帝國大廈旁開一家『元祿壽司』,我們每天中午都向他訂了三、四百個便當,最後一個晚上,與會的人將近兩千,中共特地派人來鬧事,結果帶頭的人被同鄉追趕得從紐約大學的大樓陽台跳下去,那時大家情緒的高昂,可見一斑。」 1975年,陳隆豐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時,覺得Hunter College附屬高中的場地不夠大,又另外找了一家華格納高中(Senator...

張菊惠

2005年4月26日,星期二,天氣晴,連戰和平之旅,中正機場流血衝突‧‧‧ 6千多哩遠之外的洛杉磯,也是個晴天,張菊惠心裡卻在下雪。看著連戰在中國受到「紅地毯」的高規格接待,對照台灣機場受傷民眾的鮮血,想到自己曾經有家回不得的歲月,她的眼眶溼溼的,倏地,留下眼淚。 「我真的很難想像,也很難相信,這些人,當年的所謂『和賊不兩立』,拿所有莫須有罪名加到我們身上的,竟然笑容滿面,得意洋洋地站在他們口中『共匪的領土』。」這就是張菊惠,沒有激烈的言詞,沒有失去理性的漫罵,張菊惠以女性的柔軟沉痛地表達她的抗議和無奈。 莫名登上觀察名單 張菊惠,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兩蔣時代,即使人在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Nebraska)州的林肯市,她和先生李孔昭,仍然莫名奇妙在1970年,因為黃文雄在紐約刺殺蔣經國未遂,上了所謂的「觀察名單」,望斷歸鄉路。 「我和先生當時住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城裡,在那個離家好遠的地方,台灣學生和教授們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互相照顧,我們家也成了台灣留學生過年過節時聚會的地方,不論是農曆年、感恩節、聖誕節,常常有留學生冒著風雪開好幾小時的車到家裡來聚會,享受見面的歡喜與暢談的興奮,但是大家來我們家,都得把車停的老遠,不敢正大光明一起來,因為只要露出『群聚』的跡象,很容易就被貼上『圖謀不軌』的標籤。」 「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真的很瘋狂,大家也因此處在極度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張菊惠回憶,當時內州的足球比賽是大事,週末的州際比賽全城的人都穿上象徵代表隊伍的紅色衣服,滿天的紅汽球,大家大喊「Go!Big Red!」在全城歡欣鼓舞的氣氛中,張菊惠很興奮的拍了照,想寄給台灣的家人,她的朋友卻澆了她一盆冷水。「我的朋友說,妳敢嗎?妳確定嗎?台灣的情治單位又可以抓到機會,給妳冠上一個罪名,說妳親共,說妳是匪諜。」成大畢業後就到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攻讀碩士學位的張菊惠身處自由民主的美國,再和台灣互相對照,「我的感觸很深,對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也更加反感。」 在「觀察名單」上的張菊惠和李孔昭不但無法回台灣,連當時在成大擔任助教的弟弟也被迫辭去職務,父母親赴美同樣受到限制。後來李孔昭請內州的參議員寫信給蔣經國,經過多方交涉,家人才獲准可以來美。1982年,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解禁,讓張菊惠、李孔昭和兩個孩子得以回台灣。 張菊惠回想當時那個思鄉心切的自己,「我在飛機上滿是對台灣家人的想念,終於可以回到故鄉的喜悅卻在一下機場後消失殆盡。」她說,全家人一下飛機就被帶到航空警察局警衛室裡的小房間裡詢問,回到埔里老家後又有警察來要他們報戶口,讓她整個假期都是神經緊繃,覺得隨時有人在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直到回美國的飛機起飛離地那一剎那,張菊惠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一顆心,撫著胸口想「好佳在我們終於要平平安安的回美國了。」對張菊惠而言,這趟返鄉之旅,除了良多感觸,也更加了「台灣人要站起來」的想法。 移居美國 眼界大開 嘉義女中時期曾經因為教官的「業績」而莫名奇妙地成為國民黨青年黨員的張菊惠說,在那個一切被壓抑的年代,「愛台灣」的意識就像是一顆在沙漠中的種子,根本無法,也不知道該如何發芽,只是滿心直覺有些不對勁,直到移居美國,眼界大開,了解「民主、自由」原來是這麼回事,接著落腳洛杉磯,那顆小小的種子,被澆下甘霖,迅速成長茁壯。 1996年彭明敏競選總統,吳澧培成立「北美洲彭明敏謝長廷支援會」,張菊惠開始加入行列,從海外為台灣貢獻己力。也是從那次的總統大選開始,張菊惠成了「選舉空中飛人」,只要有選舉,她都想辦法回台灣投下神聖的一票。1998年阿扁連任台北市長失利,1999年達謝之旅在帕沙迪那(Pasadena)演講;2000年1月底呂秀蓮在洛杉磯為總統大選募款;2000年阿扁選上總統,政權交替;2002年吳淑珍「珍愛民主親善之旅」;2003年阿扁「欣榮之旅」;2004年蘇貞昌在南加州為阿扁連任造勢‧‧‧不論是在台灣或美國,張菊惠從來沒缺席。「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3月回台灣助選那次,那天晚上知道阿扁選上了,真的好高興,開心的整晚睡不著覺,覺得台灣終於可以站起來了,好像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2000年到現在,張菊惠說,台灣當然還有好多地方要進步,有時候連她也難免感到失望,擔心台灣未卜的前途。但是她知道,這是民主成長過程中的陣痛期,尤其是從前反共的現在反而親共的不得了,都是台灣進步階段中要學習、克服的難題。「給台灣時間,給台灣人多一點時間,我相信,真正民主自由的台灣,很快就會來臨。」 不只是對台灣充滿熱愛,感情豐富的張菊惠在職場上也是如此。雖然大學、研究所念的是建築,張菊惠卻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保險產業的領域,從此沒有再出來。對保險一竅不通的張菊惠從「訓練生」開始做起,自己看書找資料,自修得到理論基礎和專業知識;此外,她從來沒有把「客戶」當「客戶」;她把客戶當「朋友」。張菊惠說,對她而言,保險從來不是一個「事業」,而是幫助別人的方法,她從來不在乎自己有多少客戶,她在乎的是,她的「朋友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她總是陪客戶哭、陪客戶笑,成為客戶家庭中的一份子,「受到信任,是最好的回報。」 文/朱乙真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黃呈嘉 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299&prev=-1&next=295 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在學校很有名氣。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 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執行秘書。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詹凱臣

提起詹凱臣,這位已有黨齡40多年的國民黨員,在僑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妙語如珠,幽默風趣的主持功力。但他投資辦報「美洲台灣日報」時,也曾讓他的黨友認為他要辦個「台獨報」,頗不諒解。 身為國民黨員,他說,如果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同理可推,對原住民而言,幾百年前,河洛閩南客家也是外來政權,部分人士實在無需以尖銳的語言,造成排擠對立。同樣地,台灣都已經接納多元族群,讓大家落地生根,為什麼有些生在台灣的人民,卻沒有辦法打開心結接受支持台灣? 詹凱臣認為,台灣像一頭牛,深綠及深藍,就像牛身上最尖銳的牛角,整天對立內耗,而忘了牛角下,整個大牛是多麼純樸,勤奮工作,積極努力,台灣人的精神並沒有消失,只不過深藍及深綠,太鑽牛角尖。 媒體把台灣現在搞得只有顏色,不分黑白,只有抗爭,沒有關懷,這才是台灣人的悲哀。若大家只愛台灣的「政治」,選擇性愛台灣,但忘了愛台灣的精神,全面看待台灣,就像整隻牛只看牛角,牛反而被孤立,實在太可憐了。 他希望給自己時間証明,「『愛台灣』不是在政治上而已,愛台灣就要全面性的愛台灣。」他理想中要辦的是一份溫暖、包容、正義、慈悲、多元化地介紹台灣的報紙。 年少輕狂留校察看 1951年,詹凱臣生於台北延平北路,爸爸詹聰義是日據時代早稻田大學的法學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師,在業界享富盛名,德高望重。父母育有5個孩子,3女2男,因為是么子,所以從小就深受家族寵愛。家中是傳統典型的嚴父慈母。母親吳綿綿是出身迪化街紡織業的名門世家,爸爸則是白手起家。 詹凱臣小學讀太平小學總是名列前茅,考初中,也是第一志願考上大同中學,不過,自此青春叛逆期的到來,他的學生生涯就有點走樣了。從初中開始就不務正業,喜歡打球運動,交女友,荒廢學業,他笑著說:「我不壞,但絕對不是個好學生!」 當時全班幾乎高中建中,唯獨他沒上,不過他的高中三年生涯,也是十分精彩,在各類球場聘馳,或許是年少輕狂,小錯不斷,高三下學期,考聯考之前,竟然已有11個小過,留校察看,再一個小過,就得退學,平日最疼愛的母親吳綿綿,為怕他誤入歧途,決定不准詹回家,必需考上聯考再說。詹凱臣第一次被拒絕在家門外,深受刺激,眼看剩下一個多月,三年都沒在讀書,怎麼考得上? 校長最後決定收容協助,度量三年學業一個半月得讀完,只能靠死背,所以發了狠的詹凱臣,每天只睡兩個小時,奮發圖強從早讀到晚,結果是大專聯考數學考0分,英文30分,但是文科全是高分通過,其中國文更是全台當屆考生第五名,最終考上淡江文學院,創造人生的一頁傳奇。 不過全身充滿運動細胞,愛打球,到大學依然故我,還是沒有讀書,爸爸看這個么子,實在像個過動兒,父親央求好友大埔國男教他空手道,由於空手道是一種耐性和尊敬的運動,除了嚴格鍛練,禮數特別多。他一路過關斬將,但在最高段數黑帶的鑑定一役時,卻因為劈磚不慎受傷,才告一段落。 「練空手道不是我踢我踢我踢踢踢這麼簡單,練習前,需先靜心,調整呼吸,每個招式出手講禮節、講克制,與對手對打,點到為止,不急於求成,猛追猛打,教練的指點,讓我暸解修養心智比強身健體更重要。」詹凱臣認真地說著,不似打球的快感,練空手道,讓他體悟面對極限的挑戰,一定要有堅強的意志,才能克服懦弱的雜念,使他日後受用無窮。 順利自大學畢業,讓爸媽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不過,家中的公子哥,考上預官23期少尉,抽到的卻是陸軍特種部隊,又得經歷一段驚心動魄的歲月,母子情深,媽媽開口第二次叫他不要回來,整整兩年,包括特種訓練、傘訓、山地作戰訓練等,練的苦不堪言,一言難盡,唯有苦中作樂,磨練一套幽默說笑的本事,他也成為軍隊的開心果。 渾身解數 得美嬌娘 退伍後,他一句日語都不會,竟然考上日商住友商事株事會社,不過,歷經鍛練的他,早有把握,每天晚上去補習班拚拚拚,三個月就說出一口流利日語。在這家公司,他遇到了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蔡碧蘭,詹凱臣大為傾心,決定再拿出拚大學聯考的衝勁,使出渾身解數,打敗眾多勁敵,兩年之後,終於如願娶得美嬌娘。 由於夫人是名門望族之後,岳父蔡行華是經濟學博士又是養樂多企業董事長,結婚之後,夫人放棄她的設計工作,生下一男一女,依傳統婦女,辭職在家相夫教子,一直為家庭奉獻。 詹凱臣為了不負岳家厚愛,感恩太太犧牲,在事業上,更加打拚。在日本企業工作,詹凱臣表示,受到日式訓練薰陶,上班時一定要敬業、認真、負責,日本人的一絲不苟,磨到他對工作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直到如今已成習慣。不過,下班後,在所難免得去風花雪月的場所,交際應酬一番,詹也得拋開白天的嚴肅,跟著變換成八面玲瓏的個性,談笑風生,業績才能滾滾而來。 10多年後,因緣際會詹凱臣得到一個機會,決定移民來美,來到美國最大的安慰,就是重視家庭生活,脫離五光十色的生意圈,伴著老大詹元淳、老二詹蕙慈成長,老大是UCI畢業,讀犯罪學,USC南加大公共行政碩士,目前在美國財務公司工作上班。女兒是聖地牙哥UCSD畢業,UCLA就讀法律助理(Pala  Legal),拿到學位之後,現在於法律事務所上班。 由於在空手道上得到啟發特別多,詹凱臣堅持孩子一定要文武全才,要求他們去練習跆拳道。孩子在父親也曾是個高段好手的鼓勵下,再痛也不以為苦,多次拿下冠軍的頭銜或殊榮,詹看他們拿獎時,比賺了大錢還開心,唉!兒女總算幫他一圓年少未完成的夢想。 除了跆拳道,他也訓練孩子要會講國台語,他更常講些台灣的趣聞軼事,人土風情,孩子們也是最愛台灣,孩子對台灣的關心,善體人意,也是詹家最值得安慰的事。 移到美國加州,1992年,自己開始創業,他以精準的眼光,管理長才,投資商業辦公大樓房地產,一面還去讀書,修MBA,充實知識判斷。他嚐試到各種不同地盤買賣,並且成立管理投資公司,逢低買進,管理後再賣出,眼光精準,判斷迅速,完全不受世道景氣與否的影響。他笑著說:「我的人生,一切都是菩薩保佑。從佛教學的最多的就是"慈悲"。」 從小家裡篤信佛教,直到移民美國外州時,緣份到了,與太太一起信仰佛教,踫到懺雲法師(懺公)歸依,師父以戒律嚴格馳名,經常開示;後來又到Artisia市萬緣寺,受聖琉法師感召,受了五戒。他每天都要做早晚課,唸經拜佛。藉由宗教洗滌,關懷別人,在任何大小事上,都試著以慈悲至上看待。 ◎參加社團結好友 「在美國離鄉背井,要交朋友,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出去,參加社團。」愛熱鬧好交友的詹凱臣,1993年,加入橙縣華人商會,1994年,加入洛杉磯台美商會。洛杉磯台美商會自此成為他參加社團的主軸,從只是個小小的會員,後來成為理事,又當了副秘書長,升上秘書長,再當副會長,於2003年擔任會長。接著,2004年,又被選為世界與北美洲台灣商會的理事,2006年因為好友楊信當選北美洲總會會長,他接掌秘書長。 他介紹,北美洲美加有37個地區商會,六大洲裡又以北美洲最大,北美洲在王桂榮的號召下創會,正式成立洛杉磯台灣商會,不論是人數或是規模無疑都是最大。這可從洛杉磯台美商會24屆,北美洲卻只有19屆,看出洛杉磯是最早,而且也是全世界少數有全職的總幹事,有自己的會館及設立網站,創立青商部,數一數二的地區商會。 這一年他將會相當忙錄。全力投入,配合楊會長,做好秘書長的工作,為37個地區商會克盡職責服務。他不諱言,商會提供了一個交朋友,學習待人處事的場合,也鼓勵會友自行成立商業網絡,商機交流。不似公司企業,參加台美社團,還得出錢出力,服務迴饋社區。 「在美國生根深耕,報效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撩落去,參加社團。」從當初交朋友的心態,詹凱臣參加社團後,發現不只是對第一個故鄉台灣、第二個故鄉美國,能付出滿腔關懷的最佳平台,就是社團。 台美商會不論是在SARS、天災意外,不只是針對台灣或美國,而且是國際性的救助,都會慷慨解囊;另外,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的成立,商會的理事也出錢出力,2/3人事與台灣會館有關。會館的建立,就成為台美社團的家,社團活動大幅增加,商會也出錢資助文化活動台灣傳統週,甚至國民外交也都能幫大忙。詹凱臣解釋著,因為參加社團,讓他視野大開。 他積極投入的第二個社團,就是近年才創立的全僑民主和平聯盟,他說,當初創立宗旨,也就是宣揚並落實民主、自由、和平及人權普世價值,以共同促進中國民主改革,以保障台海的和平與安全為目標。全盟的一切活動,跨越黨派、不分畛域。他曾擔任去年的全僑洛杉磯支盟理事長,目前是全僑聯盟理事。 如今,隨著橙僑中心去年建立,他也積極投入橙僑中心推展社團活動。 詹凱臣高中加入國民黨,黨齡至今快40年,而且是個活躍的國民黨員。不過,他的泛藍黨員好友,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他非得去辦「台灣日報」,這正是詹凱臣理想中的第三個"社團"。 媒體是個事業,但不是為了賺錢,認為能辦一份報紙,把台灣消息,故鄉風情,讓美國僑民知道,不知道有多好。1997年經營過自由時報,當時都找到地點,但因為經營理念的差異,提早退出,後來自由時報還是停止在美西發行,他深覺可惜。在2004年,又與好友合資台灣日報。 「台灣就是太少政治家,政客太多,太政治化。台灣現在只有顏色,不分黑白(是非),只有抗爭,沒有關懷。」詹凱臣既沉痛也頗多無奈,因為很多僑民仍是只想知道政治八卦消息,但台灣有很多文化、藝術、經濟、風俗,明星、建設,卻得不到關心。 他一向主張,媒體不是政黨政爭的工具,精神層面需廣泛兼顧,知識的傳播才是媒體的責任。報紙是個媒介,經營立場當然會有,「美洲台灣日報」當然是以台灣為主,關懷的眼光,本就該顧及美國及台灣的社區。 詹凱臣祈願著說,「台灣的未來,應該是多關懷多協調,減少對立空耗,阿彌陀佛,希望大家不要再為難那隻「牛」了,天佑台灣。」

許忠政與許聖美 許氏人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許聖美參加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年會,與一大群活潑的姐妹們在一起時,總是安安靜靜微笑看熱鬧,與大夥人一起出遊,也顯得歡喜自如和氣安詳。她與丈夫許忠政常給人質樸誠懇、厚道務實的感覺,這對被華文媒體稱為「花旗參大王」的夫妻,或許覺得保持低調是他們比較自在的生活方式。 早年,他們在台灣是一對社會工作者,從事兒童福利與社區工作。到美國唸書後,因緣際會到五大湖畔的威斯康辛工作,無意中看到參農們種植花旗參,進而投入買參、賣參與種參的行業,經過多年的胼手胝足,終於建立一個產銷全球的「許氏參業集團」。他們的故事在敘述一對勤勞刻苦謙和務實的台灣人夫妻如何在美國同甘共苦奮鬥有成的人生。 因社工結緣 許聖美和許忠政交往時,聖美的父親對許忠政的印象是:「他的個性外向,看起來可能更適合做生意。」她知道這是不贊成的意思,因為在台大醫院行醫而且在醫學院執教的許瑞雲教授一直希望女兒嫁個醫生或學者,做生意看來不像個安穩的行業,何況兩人都姓許。 聖美不願忤逆父親的意思,但又放不下這份感情。從小她就是個安靜乖巧的女孩,功課很好。小學時,老師要她當班長,她惶恐地推辭,後來經過老師一再鼓勵,才硬著頭擔當,發覺自己也能做得不錯。長大後,原本希望唸護理,卻因大專聯考的分發誤打誤撞進了台大農推系,心裡倒不曾想過日後要推廣農業。 大學畢業後,她到基督教的「兒童福利基金會(CCF)」工作,關懷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子們。這段期間,認識了同樣來自長老教會作基督教社會工作的許忠政,兩人情投意合。 當時在躊躇的情況下,她曾請教沒有當醫生娘的三姨,問她對婚姻的看法。三姨說:「我雖然沒有像妳媽媽及妳二姨那樣嫁給醫生,不過我們夫妻的感情很好,婚姻也很美滿。」這些話增加她不少信心,只希望假以時日,父母會改變心意。 許忠政來自澎湖白沙島瓦硐村的一個農家,在家裡十四個小孩中排行第十。幼時家境困苦,不僅三餐常吃地瓜乾,而且因為澎湖風沙大,草木難生長,家裡沒柴燒飯,他得去撿牛糞,把牛糞貼在牆壁上曬乾,再拿來當柴燒。他說,他一直撿牛糞撿到唸初二為止,並且因為上了初中,應學校老師的要求,父親才去買了一雙球鞋給他,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當時又因為家裡是全村僅有的三、五戶基督徒家庭之一,時常受到村民的另眼相看,所以從小他就立志長大後要走出白沙島。 高一那年暑假,為了鼓勵澎湖的學生投考軍校,老師帶著十幾個澎湖的孩子到台北參觀軍校。一天晚上大約十一點鐘,他在街上看到幾個北一女中的學生在等公車時,還就著路燈看書。心想人家名校的學生都這麼用功,他一個鄉下孩子如果不加倍努力,怎麼可能考上大學? 這個啟示改變了他的人生,回到白沙島後,他發憤用功,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考上淡江大學,成為全村第二個大學生。接著,因為嚮往台大,在淡江唸了兩年,參加轉學考試,終於如願考進了台大外文系,成為許聖美的同校同學。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基於信仰與愛心,他到「台灣基督教福利會」的社會福利部工作。其後三年,從事過社區衛生、飲水、婦幼、以及關懷烏腳病患者等社會事工。一九六九年,申請到留美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大學(Univ. of Denver)攻讀社會工作學碩士。 隔年,許聖美也到了美國。兩人經過多年的交往與不斷的祈禱,總算得到雙方父母的祝福,高高興興地結了婚。由於許忠政在丹佛大學唸書的第二年領的是威斯康辛州政府提供的獎學金,畢業後必須到威州服務。所以在1971年,他拿到碩士學位後,即和聖美兩人起程前往威斯康辛州的芳都拉克(Fond du Lac)。他在州政府的社會局家庭服務司工作,許聖美則去唸她一直想唸的護理。 那時,許忠政負責威州七個縣的兒童福利,必須經常開車到轄區內的大鄉小鎮探訪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童們。他在僕僕風塵馳騁於大道小路間,無意中看到幾個參農們正在種植威州盛名的「綠金(Green Gold)」,心中感到震撼,也感到好奇。 威州見「綠金」 原來威斯康辛特產花旗參,當地人稱為「綠金」,一些德國和波蘭的後裔世代賴種此為生。許忠政在1973年第一次看到一大片高約一呎多、紅果實綠寬葉生意盎然的參田時,不禁愣住。心想這個在台灣常聽說的一級補的昂貴東西竟然是自己居住地的特產,不知效果如何? 他先買了兩磅寄回澎湖給體弱又患有胃病的母親服用。六個月後,家人來信說效果奇佳,請他再寄一些回去。他繼則一想,此處既是參的產地,附近又沒有幾戶華人,自己獨得地利,何不作點向華人銷售花旗參的郵購生意?那時,美國的郵購事業正興,他開始用心研究花旗參的種種與郵購的辦法,然後在1974年和許聖美共同創立「許氏人參企業公司」,從事小額的花旗參買賣。 他們第一次只買了十八磅花旗參,兩人動手修剪,分批包裝,在華文報紙刊登廣告後,接受訂貨。結果十八磅很快地賣完,信心大增,於是繼續購進更多的花旗參,也大量寄發傳單給在美國的華人家庭,生意逐漸擴大。 許聖美這時已在醫院當護士,郵購公司就設在自家地下室,夫妻倆下班後,勤兼副業。1975年,許忠政買了三百磅花旗參寄到台灣,讓剛自軍中退役的弟弟去銷售,自己則到美國各地的中國城接洽批發事宜,結果兩邊都進行得很順利,他開始考慮全面投入花旗參事業。 當時,許聖美懷著老大,大腹便便。許忠政決定辭掉州政府的工作出來創業時,雙方親人都反對,只有聖美心想:既然丈夫有他的理想,就該讓他去嘗試,至少自己在醫院還有一份工作,可以養活全家。就這樣,他們毅然賣掉在芳都拉克的房子,全家搬到威州北部盛產花旗參的沃沙(Wausau),迎接新的生活。 他們的老大在1976年出世,那年年底,許忠政已經初步建立起花旗參的銷售網,銷售量達一萬多磅。外文系畢業的他講得一口流暢的英語,加上多年的社工經驗與本身的親和個性,使他能很快地和人熟稔。他常在買參的時候,和參農們聊天,一邊獲取花旗參的知識,一邊留意種參的方法,心裡隱隱約約存著一幅更大的遠景。 這時的許聖美除了上班與照顧幼兒外,也幫著做郵購生意。她說,那些年,每次聽到電話鈴響,就趕緊把孩子趕到另外一個房間玩,再關起門來接電話談生意,以免被對方聽到孩子的聲音,覺得不夠專業。 聖美做事仔細,為人親切,在電話中和許多顧客建立了友誼。直到現在,公司的業務已經擴展許多,郵購單位仍歸她負責。她說,她後來參加NATWA的年會和其他的活動,都是顧客們在電話中通知她的。 十年苦撐 1978年,他們作了一個更關鍵性的決定,買了160英畝的農場,正式當起參農來。原來沃沙和哈爾濱同樣位於北緯四十五度,都是最適合種參的地方。中國東北的人參屬熱性,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屬涼性,功效略有不同。他們相信這種補而不燥的花旗參會有很大的潛在市場。 於是懷著生產「綠金」的美夢,這對來自亞熱帶島國的年輕夫妻開始在這冬季漫漫白雪茫茫一望無際的大地耕作起來。他們雇請了一個美國人,三個人摸索著種參。 許聖美說,花旗參必須種植在處女地,所以種參之前,要先整地。因為種參的土地如果太黏,根會爛掉,總得帶點沙質,參根才會伸長。栽參的種子也必須先和沙摻雜,埋在外面沙坑裡一段時日後,才會爆芽。所以在栽種人參以前,必須先花費一年的功夫整理土地,也就是先檢掉石粒,改變土質,使其酸鹼鬆軟得宜,然後再撒上爆芽的熟種子,經過一個白雪覆蓋的冬季,才能看到參苗長出。參苗長出後,要連續生長四年,才能收成。換句話說,一切順利的話,種參至少得先投資五年,才能見到首批收成。 回憶第一次種參的經驗,許忠政說,那時好不容易等到隔年春天,結果發現長出來的參苗竟不到原先播種的一半,原來種子被蝸牛吃掉了,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因為花旗參的種子很貴,一磅要七十五塊美金,撒在地上如同在撒金,光種幾畝地就已經耗掉不少本錢,當時看到那情景,實在難過得想哭。 「很多經驗都是在挫折中獲得。」他接著說,「種子播下後,要蓋上一層乾草。第一年沒有經驗,草舖得不夠厚,結果參田裡長出雜草來,既不能噴灑除草劑,也不能使用除草機,只能用兩手拔,在那遼闊的參田裡,真是拔草拔得苦不堪言。」 「參是一種極嬌嫩的植物,不能直接照日,所以參苗一長出,就得立刻在參田上搭遮蔭棚,讓陽光稀稀疏疏地洒下來,參才會長得好」。許聖美說,「搭遮蔭棚的成本固然很高,何時搭棚更是一大學問。搭得太早,天氣轉冷,下起雪來,棚架承擔不了雪的負荷,會塌下來。搭得太晚,參已經見到陽光,會被曬死。所以每年四、五月,天氣乍暖還寒時,就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作最正確的判斷。」 參長到第二、三年時,會有葉枯病、爛根病等情形發生,這是為什麼種參必須使用處女地的原因。一則種過參的土地容易感染病菌,導致參得病,二則參成長時所需要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已被用盡,所以種過參的土地不能再使用。 總而言之,培植這種成長緩慢又嬌嫩的「綠金」,真得小心呵護,不僅勞力密集,資本也相當可觀。一英畝的參種下來,得花上三、四 萬的美金,偏偏這些年參價在激烈競爭下頻頻下跌,說來參農的生活也真不容易,許忠政感慨地說。 在等待收成的那些年,由於老二和老三相繼出世,許聖美一身兼數職。除了照顧三個幼兒,兼作郵購生意,週末在醫院上班外,也常到農場幫忙農事。「那些年,日子過得真辛苦。」她說,「我們常把孩子們帶到田裡去,大人作農事,小孩就在參田上玩。三個兒子倒也因此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性,稍大後都會自動到農場幫忙或替自己的公司作事。」。 自小刻苦耐勞的許忠政常常在參田裡一做就是十幾個小時。他說,種植花旗參是上天賜給他的最大考驗,他一切從頭學起,花了許多錢買經驗與教訓,辛苦熬過五、六年後,才逐漸掌握到種參的技術。等到農場能夠收支平衡良性運轉時,也已經苦撐過十年。在這段漫長困阨的歲月裡,陪伴他在北國渡過天寒地凍時光的,就是他的妻子和三個稚齡的兒子。 苦盡甘來 辛苦耕種了許多年,他們在1982年總算有了頭批收成,內心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這時的「許氏人參」亦遷入一個5,000平方呎的辦公室,開始有了公司的規模。 接下來幾年,許忠政把握住全球經濟發展的八十年代,積極開拓外銷市場。一方面陸續到日本、英國和澳洲等地參加國際健康食品展覽,另方面在1984年將公司全面電腦化,加強郵購的時效。這時的他將目標放在建設公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集團。 1985年,「許氏人參」在洛杉磯設立分公司,整個公司聘用的員工增至十五個人。1986年,許忠政獲得威州「州長外銷業績優秀獎」。1987年,他們興建了第一座加工廠,面積達7,500平方呎,首次做到生產、加工、製造、包裝、銷售一貫作業的「產銷一條龍」的地步。此後,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 1989年,他們增購了三百多英畝的參田,開始嘗試「半野山參」的種植。1990年,斥資興建第二座新廠房,面積4,500平方呎。這年,許忠政眼見全球風行健康食品,立刻掌握商機,適時推出花旗參茶和花旗參糖,結果產品一上市就供不應求。他再接再厲,繼續推出現代包裝的花旗參精、鮮蜂王漿、花旗參蜂王漿等一系列健康食品,都受到顧客的歡迎。 1991年,「許氏參業集團」分別在紐約和香港設立分公司,經營批發、零售和外銷等業務。接著,在馬來西亞成立一家獨立的子公司,專營花旗參、野參、各種人參、以及如冬蟲夏草、燕窩等各種高級中藥的加工與批發。此外,他們繼續在威斯康辛增購參田。那年,許忠政獲得了「沃沙地區傑出中小企業獎」。 1992年,他們繼續增建另一座新廠房,面積達9,100平方呎。這時的「許氏人參」已經在華人圈裡打響招牌,各地的主要中文媒體都有他們的廣告,華人經營的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裡,也都有他們的貨品陳列。 同年,他們獲得美國聯邦商業局頒發的「全美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夫妻倆歡歡喜喜地到白宮玫瑰園領獎。這時,英文名字叫Paul Hsu的許忠政在威州早已樹立聲望。自1981年起,他連續被前後三任州長聘為外銷顧問,每次州長要到遠東訪問,都邀請他同行。 積數年開拓市場的經驗,許忠政認為人口廣眾,素來視人參為高級補品的中國,應該有很大的銷售潛力,因此鎖定中國為主要的開發市場。自1992年起,「許氏人參」陸續在江蘇張家港、浙江寧波和廣東普寧等地成立合資公司,從事原料加工與批發的業務。1995年,又在南京設立獨資公司,統籌全中國的銷售與業務管理。同時,他們也在舊金山和溫哥華兩地設立分公司,拓展美西和加拿大的市場。 1995年,許忠政獲得聯邦農業部頒發的「亞裔農夫特優獎」,再度到華府領獎。他在短短三年間,兩度榮獲得聯邦政府的頒獎,誠為殊榮,卻也實至名歸。因為那時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年產量已由1974年的十五萬磅增至1995年的兩百萬磅,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產於沃沙地區,而許氏農場的年產量更居沃沙地區參產量的翹楚。至於威州的外銷農產品中,1980年時,花旗參排行第十一,1995年時已躍居為第二位,僅次於乳牛胚胎的出口,而「許氏參業集團」的年銷售量則佔全州總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以如此優秀的業績,連續榮獲聯邦的「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與「農夫特優獎」,實在受之無愧。 許忠政無疑地是行銷方面的一流好手。他密切注視時代潮流的趨向,隨時留意顧客購買的品味,不斷地開發新的產品。往往在舊產品銷路漸緩之際,新的產品已經上市,確保公司的產品能夠繼續吸引顧客的興趣。 在追隨科技方面,他也一直站在最前端。1996年,他在南京首創「越洋郵購」,讓顧客能在美國訂貨,在南京直接取貨。1999年,首創公司網頁,讓「許氏人參」的產品能在網路上和顧客見面,2000年,再度更新網站,讓顧客能夠直接從網路訂貨。他處處以服務顧客為優先,以致多年來,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許氏人參」的產品銷售始終領先同行。 「許氏參業集團」發展迄今,除了種植、加工和銷售花旗參外,還經銷各種人參、野參、半野參,以及各種與人參有關的產品如花旗參茶、花旗參糖等。近幾年,更發展一系列的健康食品如深海魚油、大豆卵磷脂、鯊魚軟骨、魚蛋白、葡萄子、山桑子、北芑、燕窩、干貝、當歸、淮山、銀杏等,琳琳總總。幾乎各種階層、各種行業的男女老少都是他們服務行銷的對象。 經過二十年的奮鬥,這對首創台灣人在美國植參墾荒紀錄的夫婦,終於建立起理想中的參業王國。 誠信與寬容 在威斯康辛生活了三十年,或許得利於當地淳樸的民風與田園的景觀,許忠政夫婦始終保持著台灣舊社會的傳統美德,他們勤勞節儉、質樸務實,而且待人誠懇,常喜歡以「種田人」自居。 他們尤其認為做生意應該信守「誠信」的原則。由於花旗參的效用較吉林參、高麗參和加拿大參為高,價格也較貴,有些商人因此出售假冒的花旗參。許忠政對於出售或摻雜偽貨的行為非常反感,所以特地和威州的花旗參農總會共同設計出一種老鷹的商標與註冊的字號,讓消費者能夠很快地辨出真偽。 他接著說,1994年,上海發起打假運動,檢查人員曾經拆開四十八磅的「許氏人參」產品,發現每一根都是貨真價實的花旗參,深感驚訝。因為在那同時,他們檢查的其他二十幾家品牌裡,有許多家廠商都因為摻假而被吊銷執照。 許聖美自公司創立以來,一直負責公司的會計與人事。雖是獨資公司,她仍恪守公司制定的規則,凡事公私分明。她說,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她向公司借用了兩天的旅行車,結果還車時,照樣付給公司租金,連會計都感覺詫訝。她認為如果自己作個好榜樣,員工們比較不會隨意浮報帳目或濫用公司的東西。 對於公司的員工,她採取尊重與寬容的態度。她說,往往薪水給得比別處稍高,福利比較好,遇有特殊情況,則予關懷,因此絕大部份員工都在公司工作很久,他們的忠誠就是公司的資產。 「許氏參業集團」目前在全球擁有三百多名員工。沃沙總部的員工裡,約有三分之一是美國人,三分之一是華人,另有三分之一是寮國人。「因此,人家常笑稱我們的公司是個小型的聯合國。」她笑著說。 威斯康辛州有不少寮國人,大都在寮國赤化之際移民而來,許多都是辛勤的農夫。許氏農場在農忙期,時常雇用一、兩百名寮國人,幫忙除草、收成與採種。聖美說:「人參收成時,我們用機器收割,來回收了兩趟後,就讓員工們去挖採,採到的和公司平分,這也是算一種公司與員工分享的辦法。」 目前擁有一千英畝參田,身為所謂「花旗參大王」的妻子,許聖美有著難得的隨和與親切。她在訪談中,表示最欣慰的是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與三個都能依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努力求發展的兒子。 她說,二、三十年來,她和許忠政既是夫妻也是同事,「可是,我們很少爭執。」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她很認真地說:「真的,我們很少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有時對事情難免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提出來討論,所以幾乎沒有吵架。」或許在她的心底,她始終記得當年三姨對她說的話:即使沒有嫁給醫生,只要夫妻感情很好,生活就會過得美滿。 她最欣喜的是三個兒子都有很好的成長。她說,孩子們出生長大時,正是公司創業與拓展的時期,雖然夫妻兩人都很忙,但都盡量安排輪流照顧孩子。許忠政燒得一手好菜,如果他先回到家,就立刻下廚作飯,連帶地也訓練出三個會燒菜的兒子。 她接著說,孩子們因為體恤父母的辛勞,凡事都能自動自發。她記得老大身上總是多帶一本書,因為每回要去接他時,就接到顧客的電話,等談妥事情再趕去,已經遲到許多,孩子總是靜靜地看書等候,從不抱怨。後來他到威斯康辛州大唸商學院,無論暑假實習或畢業後就業,都特別受到公司的器重與同仁的歡迎。老三從小就很自律,做事很有計劃,高中畢業時是全年級的第一名,目前在西北大學唸醫科。老二出生時,因為生產有困難,出生後智力略顯不足,但他一直都很乖。她花最多的時間在老二身上,後來他也唸到高中畢業,在別人的公司上班,平時在自己的公司裡,也很樂意幫忙。 近幾年,公司已經制度化,許聖美比較能抽空外出參加活動。去年,她和NATWA的姐妹們一起回台灣,與「彭婉如基金會」的會員們合開「台美婦女論壇」,並且拜會陳水扁總統和呂秀蓮副總統。在拜會兩位國家首長時,NATWA呈獻的禮物就是許聖美贈送的花旗參。其實,許聖美心裡更感到高興的是見到昔日的老同學貴為現在的副總統。 原來許聖美和呂秀蓮是北一女中初中的同班同學。「那時,呂秀蓮當風紀股長,我當清潔股長。她每次上台都講得頭頭是道,很有氣派,我就只知道埋頭努力掃地。」許聖美笑著說。回憶少年時光,她覺得很有趣,有的人從小就有大志向,努力開拓自己的路。有的人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後來,連自己都詫異怎會走上如今這條路。而她,就是屬於後者。 當年在台灣,她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會到美國拓荒墾殖種植人參。說來一切像場夢,但卻又是如此真真實實的人生。當年,兩個年輕的戀人,憑著一份執著,一起到寒冷的北方,在湖泊遍佈風景優美的遼闊草原裡,建立起家園,也建立起理想中的企業王國。如今走過艱辛,慶幸能夠共享成果。但望在未來,兩人自參業人生退休後,亦能互相扶持,重拾年輕時的熱情,重作一些社會工作。 楊遠薰  

李淑櫻 彩繪抽象人生

李淑櫻(Nami Lee) 的歡喜笑容, 是她用彩筆沾著五彩繽紛的顏色一圈一圈,生生不息地圈出生命泉源,也圈到自已的臉上,笑容就掛在她的臉上,再也摘不下來, 即使女人再多愁霾憂鬱,但她仍壓住了心底苦楚,頂直了腰竿,在藝術中瀟灑笑傲江湖。 李淑櫻的畫不難理解,但當您了解這些畫,是來自她面對人生最大困境站起來的最大支柱,你不免多看幾眼,因為在別人看來的苦澀,在她的抽象畫是真的把具像抽了又抽,抽出味道,抽出道理,抽到內在,李淑櫻畫抽象人生,給人生作了一個框, 自己在裡底用五彩來扮戲! 爸爸曾當選二任南投縣長 李淑櫻,1945年生於終戰時代尾聲,7個小孩,排行老五,2男5女,從小就希望她能美如櫻花般的珣爛,從小備受疼愛,阿公李春盛是草屯望族仕紳,還曾經榮登日本人寫台灣誌百大人物時佔有一席之地,外公吳賜斌是清代秀才也是著名的國畫家;日據時代,爸爸李國楨年輕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回來當記者,李淑櫻記得在6歲時,終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爸爸被派任做南投縣長,是少數倍受重用的台藉菁英,第二屆他又以政績卓著高票當選連任;家境富裕的爸爸在任內相當賣力,南投盛產竹子本來只是拿來做雞籠,李國禎就聘藝術家顏水龍教當地手工藝,竹子搖身一變成為工藝品外銷熱門貨,結果原本市政虧損累累轉虧為盈,也特別重視教育,在原本交通不發達的南投縣深山內廣設小學及中學。 在李淑櫻心目中爸爸是永遠的英雄,但也有落難之時,市長任期結束後被調去做檢驗局局長,本來這是個大肥缺,但因為爸爸留日所受的教育,公正不阿的脾氣及提出太多改革措施,與官場現實衝突,後來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雖然被冤枉,但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一定要討個公道,10多年來父親從旺族官場的佼佼者,變成自力更生的雞農,爭的就是要還以清白的骨氣。 初中畢業考上高中,但是父親看她手工精巧及廚藝了得,逼她去讀新娘學校,希望她嫁個好人家,結果考上台中家職,三年來新娘該會的十八般武藝,她通通名列前矛,頻頻得獎;有一天學校功課規定做雞絲面,媽媽吳美玉覺得太好吃, 央求傳授,當時1960年代,李淑櫻萬萬沒想到媽媽會把她教的雞絲麵發揚光大,成就一番事業,全台遠近馳名到處銷售,後來還開烹飪班授課,媽媽被農復會聘請做烹飪老師,誠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用酸甜苦辣繪畫人生 小學生活多采多姿,和藝術無關,一直到初中,李淑櫻才真正與繪畫結緣,原來有次上美術課時,被人稱巫婆的老師,特別賞識為她上課,但是因為老師太愛打牌下不了牌桌,所以乾脆就拿了一堆畫冊教她去模擬,李淑櫻也很為難,只好硬著頭皮一直畫,但是也因為模擬畫冊擴展自己的視野,開始進入繪畫的天地;參加多項比賽得獎後,因為太優秀,高中專門為學校做壁報及花車,不讀書但又愛調皮搗蛋,老師一句話「你難道甘心一輩子只做個"新娘子"嗎?」,李淑櫻私底下開始思考,決定報考美術系,但老師們認為她外務太多根本考不上,但教務主任對於她的上進心認為值得鼓勵報考,她決定報考師大美術系及藝專。 成績揭曉,教學組長充滿了抱歉內疚,因為組長認為她根本考不上大學,所以自動將師大美術系去掉,結果害得她只好留在藝專讀書,不過個性樂觀的她,後來才體會師大是以培養師資為主,藝專是訓練專業,唯有在藝專才能真正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畫畫。念及於此,其實最後她是充滿感謝那位自作主張的教學組長。 可是在台灣作專業畫家實在無法維生,所以她還是去修了教育學分,畢業後就回母校雙十初中教書;當時因為對美術的喜好想更進一步去武藏野大學進修,但是因為愛情,她選擇了地走入家庭。 她的前夫,是小學同學兼青梅竹馬,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及擁有深厚的音樂造詣,當時大家都稱他們為金童玉女,李淑櫻前夫的聲音非常美妙,除了工作認真,也常去教會服務,許多事到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感動,當時是一段甜美的戀情,在前夫父親的牽線下,個性開朗美麗大方的她終於與英俊瀟灑多才多藝的前夫,並結連理,過了一段非常甜密的婚姻生活,當時公公臥病在床,與婆婆一起悉心照顧,畫畫作品較少,但一直都不願間斷,也生了一男一女。 公公去世後,1976年,移民來美,前夫過去是在逢甲做客座講師及顧問公司,甚至當了鏍絲廠廠長,決定來美發展長才,對小孩教育也很好,孩子從讀幼稚園就受到美國很好的教育;前夫也是個愛台灣故鄉的熱心人士,為了幫助他達成心願,李淑櫻決心也要插手政治。因為當年政府戒嚴時期,沒有一點膽識及勇氣,是絕不能踫政治,最好有耳無嘴否則極易惹禍上身。 李淑櫻前夫到了洛杉磯也是在長老教會做司會,當時為了美麗島事件,全台美社團團結一致做禱告,還記得教會玻璃還被人家打破,當時做司儀的前夫,策劃能力很強,表現傑出因而在台美社團嶄露頭角,很多活動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夫妻雙雙的身影。 大家也都知道淑纓喜歡畫圖,所以邀請幫忙做刊物的封面或海報,她笑著說,當時沒有什麼電腦製作,全部都是要用手工,又遭家中婆婆生病,她常常是一隻蠟燭兩頭燒,但能以自己專才為台灣社團盡一份心力,為了台灣故鄉,她總是很開心全家大小同心協力總動員為社團做事。那是第一次感覺畫畫不只是藝術,一張畫作其實可以說出很多故事。 常捐贈畫作義賣募款 她最開心的就是,TACL台美公民協會想要設立獎學金,她透過義賣自己的愛作,感受到一幅畫竟然三次義賣, 畫畫受到鄉親疼惜一直標購再捐出,純粹是為了要幫台美人第二代設立獎學金,「 這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除了肯定自己畫畫功力,相對要求自己未來更要精益求精,所以後來又到美國學校修學分,修了抽象畫、雕塑、彩繪玻璃,最重要是學到藝術創作要有心也要用心。」 最難忘的是,因為228事件發生時自己很小,所以印象228事件是很可怕的事, 但在美國第一次參加紀念228事件時,李淑櫻被派負責做Banner,一邊做一邊細細體會台灣人受到的壓制,鄉親們一直要到異鄉才敢說出來的228,是需要平反的,無辜受難者的英靈不能白白犧牲掉,現代人唯有要用更多心力去愛惜台灣才能添補這份傷痕留下來的遺憾。 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盡力做時卻會充滿感動。 自此,李淑櫻畫畫已進入不同階段,畫以載道,畫畫感情更豐富充滿隱喻也更有目標,至今她已經以蕃薯落土不怕爛,代代生生不息而創作女人系列,還有生命系列、宗教系列,她每次一唱到 “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畫作裡就會出現台灣是富裕的,要保護它愛惜它的衝動。 曾任台美藝術協會會長 台美藝術學會是1994年創立,被推薦已參與11年, 負責文宣工作, 每年至少一次展出,主要目的是請專業可以幫助業餘切磋,在 2004年, 邀請協會9位畫家到巴黎展覽,深受好評;去年60歲是生命的豐收期,擔任會長期間,2005年時受到國際著名的畫家陳景榮教授的幫忙透過其兄弟, 試試看巴春季沙龍結果沒想到入選在法國巴黎參展2週。 又由聖路易斯台灣之友會主辦一場台日美交流展,以台灣及日本同步展出,包括 5月傳統週戀戀台灣情,台日美藝術交流, 6月在台美藝術學會年度展覽,9月到10返台巡迴展一切都非常成功,在台灣展覽時為支持李登輝學校, 群策會選畫特地選了兩張義賣,李淑櫻感到非常開心, 2006年卸下會長職務,希望能專心在教會服務。 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 發現老公出軌相信是每個女人的最痛,李淑櫻在1994年發現可疑,但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連至親好友都沒有講,等著他回頭,可是當對方決定什是最好,1997年,抱著祝福心態決定放他走;原本想要白頭偕老,不論是有錢或貧窮, 走不到最後也是很無奈,婚姻變天,她開始領略在人生路上的坎坷,事情發生時,上帝都有隱藏的意旨,也許在別人眼裡是困境,但在困境卻可以接受挑戰學習美好,自己的人生才能像彩虹般的斑爛。 1999年以前,除了義工及畫展, 並沒有機會工作,婚變時,當自己要走出來時, 一點信心也沒有,既害怕又擔心,她很感謝吳西面因為當婚變時,太平洋時報給一個機會學習讓她磨練寫作。 她記得媽媽說,「眼淚是沒有用的,不能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所以就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當時有些人勸其離開熟悉的環境回台灣治療情傷, 但因為兒女都在這邊,這裡有可愛的台美人及許多熟悉的社團,留在這裡繼續盡一份力量,才不辜負愛護台灣的誓願。現在她最希望現在是眼科醫師的女兒楊亞文能有個好的歸宿,找到如意郎君。 文/林蓮華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阿母許劉富從小就教兩兄弟,做人要外柔內剛,少說話多做事,觀念要實行到底,目標要實踐到底。奉行媽媽的話,許賢三及許正雄兩兄弟加入台美社團時,大多也是輕聲細語,很有人緣,1994年,柑縣台美商會會長是許賢三,三哥竟然能邀請到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白樂崎到家裡與鄉親開會見面,這可是空前頭一遭,AIT官員親訪南加台美社團,轟動一時。不過,更有趣的是,之後交接會長,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哥哥交棒給弟弟,由許正雄擔任新會長,成為南加社團一段美談。許正雄以一曲《Crazy Love》為自己人生增添繽紛色彩,細細品味愛的真諦。 許正雄醫師,1943年生於日據時代彰化,家有5兄弟3個姐妹,排行老四,爸爸在日據時代就是銀行界經理, 到了終戰後仍受聘任職彰化銀行經理,父親個性非常公正親和力強而且脾氣又好不得失人,雖然兩袖清風但卻得到業界地方人士的尊敬,幼時爸爸常常輪調,所以許正雄全家住過彰化,搬遷過嘉義、台南、台中。 從小功課平平,在嘉義大同國小五年級因為是新生沒有朋友,發奮認真讀書,沒想到小學畢業得到市長獎最高榮譽,除了得以進入台南初中,也讓他初嚐到只要努力耕耘一定有收獲的道理,台南人文化氣息濃郁也重人情味,尤其點心很多, 所以許正雄對台南情有獨鍾,連結婚時都立志非娶台南老婆不可。 高中時爸爸又調職到台中,所以只好再去投考台中一中,不過人生第一個轉捩點發生了,當時大家都在拚聯考,興趣放兩邊,學生以成績至上,但西洋流行歌曲入境席捲台灣,就讀高中的許正雄當時煞到波安卡的《黛安娜》和《Crazy Love》時,就愛跟著哼唱,過去是為分數而死讀書,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有愛唱歌的天份,當年廣播電台是最普遍的娛樂,常舉辦西洋歌曲歌友會,個性保守內向又膽小的許正雄,興之所致,在高二鼓起勇氣報名歌友會,由大哥陪同去參加演唱,當他對著麥克風拉開嗓子唱《Crazy Love》時,主持人對這位少年仔讚賞有加,激發起許正雄唱西洋歌曲的信心, 而這份熱愛就一直維到現在。 大學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當時就去半工半讀,不過這份半工,竟然是受邀去台中南夜夜總會客串演出,因為波安卡(Paul Anka)、耐爾史達卡(Neil Sedaka)的經典名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加上清新的學生氣質,馬上聲名遠播,還被其它夜總會挖角,所以他的打工晚上還得趕場去聯美大飯店、台中酒店駐唱;白天上課,晚上唱歌跑場,這份學生王子的歌星工作,並沒有讓他荒廢學業,功課依然過關畢業。 不僅於此,學校畢業時第一份工作就是馬不停蹄地被應聘到台南大飯店演唱,當時他是有名的學士歌星,與當代名歌星夏心、謝雷成為好朋友。台下不但有許多粉絲,而且許多美艷歌手也對他青睞有加。 當時在那個保守時代, 一位牙醫師竟然不務本業跑去夜總會唱歌, 大家都覺得非常訝異不解,但爸爸和媽媽思想非常開通, 曉得這是興趣, 而且信任自己的孩子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不會受到污染,果然他是沒有荒廢學業,也沒有染上煙酒嫖賭,對於紅男綠女都不為所動, 就是因為愛唱歌忠於表演,直到高雄鐵路醫院牙科部住院醫師時,仍然是白天做牙醫,晚上跑場子,這對許正雄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珍貴的人生經歷。 近水樓台先得月 當時心儀台南著名的牙醫師劉清,是南台灣牙醫師第一把交椅,所以想盡辦法爭取到該診所實習,因為名師督導很嚴格,他終於體悟到做牙醫的樂趣,但是工作過重,所以不得不在畢業四年後息歌,專心做牙醫師,從此就告別舞台生涯。 劉清醫師及夫人都是從小到日本留學,家教修養非常好,他們育有兩個女兒,長得都很漂亮,從沒有戀愛經驗的許正雄,對大女兒頗有好感,但是一直不敢表達,經過幾年相處,在岳母贊同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示愛,由於他看起來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劉家根本不知道他可是一位著名的駐唱歌星,不過老實的許正雄竟然沒有用他磁性嗓音獻唱加分;反而是長女劉淑娟欣賞許正雄敬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性情溫和,待人有禮的風采,決定3年愛情培養成熟後共結連理。雖然差7歲,但生日是同月同日生。許正雄一直很感激劉家,慶幸有福氣能娶到一個好"家後",他來生還希望能再結良緣。 與許賢三手足情深 學成之後就到高雄創業,一帆風順,許正雄有一位哥哥在美國,平常戀家又不愛出遠門,但美國哥哥許賢三一直鼓勵趁年輕時一定要進修,所以他又再一次鼓起勇氣,離家背井, 於1974年隻身來美,到紐約讀書打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與三嫂很重兄弟情義,不但悉心照顧,持續精神鼓勵加上經濟援助。 許正雄回憶說:「哥哥嫂嫂他們也是留學生而且也在打工,但他們捨不得讓我打工,只要我讀書, 其它的多是由他們在照應我,由於牙醫學費很貴,所以三哥把他們積蓄已久要買公寓的錢,全部挪來給我做學費,在異鄉讀書非常辛苦,但哥哥嫂嫂的溫情卻溫暖我的心,他們的疼愛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恩情。」 1978年,許正雄終於在波士頓的Tufts 牙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苦盡甘來;當時三哥許賢三不但對人重義氣,也是一位愛台人士,身為會計師,卻熱心投入社團,出錢出力,最後還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當時的許正雄只知道拚命讀書,對社團並沒有投入,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畢業後,在紐澤西猶太牙醫師診所工作三年,受到他的賞識,對於台灣人勤奮工作負責任的熱誠,令他們印象深刻,找到工作後,太太終於可以帶著大女兒來美國依親。 不過,還是三哥有遠見,認為身在亞熱帶的台灣人,在東部冰天雪地還是不適合,所以他們兄弟倆決定鼓起勇氣西遷到洛杉磯。但是加州牙醫師執照不接受其它州的執照,雖然已有東部13州的執照,許正雄仍需重頭應考,最困難的是病人臨床考試要自己準備,在加州人生地不熟,所以考試時還得把病患"空運"來洛杉磯考試,經過幾回合苦戰,終於拿到執照。現在回想起來,能沐浴在加州陽光,這裡有親切的台美社團,鄉親的人情味,都是一種享受。 1981年他們找到柑縣地域正中央Garden Grove開業,兄弟情深,決定一起打拚,三哥是會計師事務所,許正雄是牙醫診所就仳鄰而居,內部還可以相通,隨時上班都可以串門子;不只這樣,他們連住宅都要買在一起,一樣是仳鄰而居。對於到3月就要過百歲的老母許劉富,他們也是一起侍俸。母親每天跟著兩個兒子去上班,診所還有一間她的專屬辦公室,她沒事就幫忙招呼客人,可是個活招牌。 和氣生財 重情義承諾 由於經驗豐富而且對病人很有愛心,注重醫德醫術兼顧,所以從本來自己一人擔當,許正雄到現在已經有5位醫師,6位護士,算是牙醫界難得的規模,他注重醫術高超外,對於醫院氣氛強調溫暖和氣,因為他記得一句台灣俗語「和氣生財」;最令許正雄榮耀的是有兩位美國辦公室行政助理從開業至今,已經追隨他25年,還有一位助手是台灣戴太太也在診所工作20年。許正雄待他們如家人一樣,非常重情義,對於員工利益分享也從不吝嗇。 說起辦公室特色,除醫術外,不僅是華人就診,許多主流人士甚至口耳相傳,攜家帶眷只要牙齒有毛病就會來看診,對許正雄非常信任,很多20多年的老病患把他當朋友一樣看待。有一位老病患,寧願開8個小時來找許正雄就診,也不願換醫師,忠誠度百分百。 當然,對於看牙醫會緊張的病人,他也有一個撇步,愛唱歌的許正雄自己錄製一捲CD留念,當患者聽到由操刀的牙醫師親自錄製的老歌旋律,恐懼頓時融解。從事醫療生涯30多年,每天對著病患的一口爛牙,就算抱怨連連,許正雄從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極盡照護安撫,就是希望解除他們要命的牙病。 許正雄以他的經驗鼓勵年輕人,認為做工作一定要找出樂趣,而且要學會樂在其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是在誠心服務幫助大眾,不能太計較以金錢大小衡量工作,才不會覺得疲累無力感,所以他也從來沒想過要退休。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許正雄在南加開業沒多久就加入社團服務,以台美商會及醫師公會為主,1988年榮任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師公會的會長,1993年後擔任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同年也是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在前經文處長李宗儒拜訪柑縣的歡迎會上,問及參加社團榮任會長要務最多的人士,當時大家調查後直指許正雄,讓他覺得自己的服務熱誠受到肯定。 許正雄雖然是注重家庭生活,但是事實上,他在診所及社團上花了太多時間,有時他難免會覺得對太太和2個女兒感到抱歉,但是太太很賢慧,不但全力支持也讓他無後顧之憂。 所以在擔任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後,他最後決定接下全美總會重任,由於這是第一位牙醫師擔負重責,所以他深知任重道遠。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台美醫師們5月20日到日內瓦嗆聲支援台灣加入WHO觀察員第10度叩關,決定以「寧可不要熊貓也要WHO」訴求支持,認為中國要是疼惜台灣,應該是幫助台灣入會,而不只是送熊貓; Taiwan For WHO的百位宣達團,已經接受報名,可以只去嗆聲,也可以一起參加會後的旅遊團。 許正雄解釋今年工作重點,包括1.要加強寄信及文宣給會員或僑民,凝聚共識。2.在2月19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研討會,嚴明WHO對台灣的重要性。3. 會出一份特刊,省思台灣過去與WHO的關係及貢獻,將特刊印成中英文廣發給各國相關組織及海內外僑民。4.希望組織百人宣達團5月21、22日到日內瓦嗆聲。5.持續由醫師協會舉辦國際醫療義診團準備到中南美洲進行義診,促進草根外交。6.邀請第二代年輕醫師入會參與,現在僑委會正研擬年青醫師返台訪問團的計劃。 身為台福教會的虔誠基督徒,堅守基督徒的信誓,學習服務奉獻,許正雄最欣賞的一篇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愛的真諦。愛,不是只有男歡女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博大寬容和平。人總是有錯誤,要學習原諒他人無心之錯,常常保持喜樂,凡事感恩。不只在家庭、事業、還有社團,甚至對台灣的疼惜會越益堅強。 文/林蓮華

吳澧培 南加銀行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吳澧培三十五歲才到美國,對未來不抱太大夢想。他說:「當時只想求個生活,照顧妻兒,對台灣有期待,如此而已。」 事實上在他消極的前半生,不曾夢想自己會成為叱吒風雲的銀行家。「當初進銀行,是為了博取女友母親的歡心,沒想到婚沒結成,倒走上數鈔票這一行。」他笑著說:「我的人生實由許多陰錯陽差造成。」時勢創造英雄,英雄掌握時機。他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Alaska) 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是資深副總裁。他在1982年接掌萬通銀行時,銀行濱臨破產邊緣,但經他掌舵十八載,成立分行二十一家,年利潤逾四千萬,資產總額達二十五億美金。他化腐朽為傳奇的本事,令人稱羨。晚近自金融界退休的吳澧培致力奉獻故鄉。他創辦福爾摩莎基金會,為改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到處奔波。秉著福爾摩莎的夢想,他繼續燃燒生命的火燄,散出無盡的熱忱。 消極苦悶的過去晚春,驅車上山訪吳澧培,走到山窮疑無路,就到他的住處。吳董的寓所沒有想像中的氣派,但也不失花木扶疏舒適雅致。「我們自到加州,就一直住這裡,沒有搬過。」吳太太輕聲地說。她是個嫻嫻靜靜的女性,自己操持家事,也給客人奉茶。客廳裡,吳澧培逸趣橫生地暢談過去,爽朗的笑語中,夾雜著綣綣念舊的情愫。他說:「我唸台大經濟系時,態度消沉又經常翹課,班上沒幾個同學記得起我。」 他的消極與成長的環境有關。1934年生的吳澧培是彰化大城鄉人。「一個鳥不下蛋的地方。」他笑道:「彰化的姑娘都怕嫁到大城鄉來。因為大城位在濁水溪之北的海口處,土地非常貧瘠,水稻種不起來,只能種甘蔗與蕃薯,」吳家在當地是大地主,因為涉及二林蔗農事件,田產賣掉一大半,家境日衰。吳澧培的父親自台中一 中畢業後,一心想到日本留學,無奈身為長子,被祖父留在鄉間照顧田產,為此一直引以為憾。「我爸爸很嚮往中國。」吳澧培說:「日本投降那天,他身穿禮服,頭戴禮帽,在大街上手足舞蹈,興奮異常。可是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將他的希望摧毀殆盡。」 更慘的事情還在後頭。二二八之後,吳澧培與二哥在台中一 中唸書。有一天,唸高一的二哥竟以參加讀書會的罪名被捕,猶如晴天霹靂。「我爸爸為了救兒子,不惜變賣絕大多數田產去疏通,結果錢都被騙光,二哥亦整整坐了十二年的牢。這件事對全家的打擊非常大,爸爸從此自我關閉,甚少外出,家中的經濟全靠大哥在鄉間賣藥維生。」他說。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吳澧培自是對社會不滿,又覺無力改變,態度十分消沉。相對地,他有幾個自台中一中到台大的朋友卻對社會改革充滿了熱忱。當時,謝聰敏唸法律,賴文雄唸政治,鄭紹良由經濟轉土木,加上他四個臭皮匠經常湊在一起談天說地論時政。賴文雄與謝聰敏都是彭明敏的學生,時常談起彭教授,連帶地,大家都對彭教授非常景仰。大學畢業,一心想遁隱塵世的吳澧培到選擇山間教書。但他只在竹山初中教了一年英語,旋即轉到基隆一家商職任教。在基隆時,與一位昔日大學同窗密切交往,初嚐戀愛的滋味。由於女孩的母親嫌教書的沒出息,他就奮發圖強考進彰化銀行,希望捧個金飯碗,討未來丈母娘的歡心。 「剛進彰銀時,被分發到雲林縣斗六鎮。」吳澧培說:「我在那裡苦苦捱了半年,想盡辦法調到台北,心想這下可以成親了吧?於是登門求婚。沒想到女孩的母親說我沒有房子,更說我有兩顆金牙齒,不好看。真把我氣炸了!當初若不喜歡我,何不早說,害我憨憨跑了一百回轉,到頭來還挨了一場悶棍!」提起往事,吳董還是有牢騷。堂堂男子漢,自尊心受到傷害,吳澧培當下發誓:從此不上女家門!主意既定,率然擲出「哀的美敦書」,對女孩說:「要,就跟我走;不,就從此一刀兩斷。」可惜女孩缺乏他的勇氣,只好讓吳澧培獨抱米酒矸,吞食失戀的苦果。 難兄難弟好牽成 幸好人生柳暗花明。吳澧培的摯友賴文雄是台中人,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找不到事,去賣鴨蛋。後來系主任彭明敏惜才,聘他回台大當講師,又幫他申請到一份赴美留學的獎學金,十分令人羨慕。吳澧培因此替賴文雄餞行。席間,見賴兄愁容滿面,百思不解,便問何故?賴文雄道:「因為家中父母乏人照顧,何況有個妹妹,還小姑獨處。」「這有什麼難?」吳澧培一聽,順口便答:「找不到人,找我好了。」孰料三日後,賴文雄來找他,開口就說:「你的求婚已被接受。」 「什麼?」吳澧培叫了起來:「哪有這種事?」但接下來是當年他在賴家進進出出經常見到的小妹妹秀珠確實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久真的成了他的妻子。 婚後的吳澧培住在彰化銀行宿舍裡,賴文雄與鄭紹良已相繼出國,難兄弟裡剩下一個謝聰敏,其時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擔任日文編輯,三天兩頭就往他那裡跑。「謝聰敏的個性積極,想法前進,膽子很大。」吳澧培說:「1964年中秋節清早七點多,他來敲我家門,說今天要發表宣言了。當時懷孕六個月的秀珠有出血的現象,我正急著送她到醫院,便約聰敏晚上一起吃飯再談。結果他那晚一直沒出現,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隔天,吳澧培打電話到謝聰敏的辦公室,一個陌生的聲音用台語問他叫什麼名字?是謝的什麼人?他警覺地掛了電話。稍後,他到謝聰敏的住所探望,有人過來和他寒暄。談話時,瞥見那人西褲底下露出一雙憲兵的皮鞋,他虛與委蛇一番,便匆匆離去。 數日後,他探聽到彭教授和魏廷朝相繼失蹤,心想下一個被抓的對象可能就是他。因為當時銀行職員的存款利息較高,謝聰敏有五萬塊錢存在他的銀行帳戶裡。「我太太每天都在哭,我也感到憲兵的吉普車隨時會開來抓我。」吳澧培說。他打定主意,被約談時,一概佯稱不知情,並且所有的供詞都一致。結果在謝聰敏的起訴書中有一段寫道:「謝的五萬元叛亂資金寄在『不知情』的吳某人處。」他也因此在1964年的「台灣自救宣言」事件中僥倖開罪。但是吳澧培逃過了牢獄之災,卻逃不過被跟蹤。往後,為了避免情治人員起疑,他故意生活得很萎靡。每日下班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渾渾噩噩混了兩三年,深覺不是辦法,便想出國。他於是辭掉銀行工作,一邊在貿易公司打工,一邊積極申請美國的大學。他說:「當時出國的主要途徑就是留學。我離開學校已經十年,如有學校要收我,便是萬幸。」 因此他一收到堪薩斯海斯堡(Fort Hays) 州立大學的入學許可後,立刻告別妻兒,踏上留美之途。1968年正月,他在洛杉磯入境。第一次出國,搭了十幾小時飛機,頭昏昏腦沉沉,見到老友賴文雄來接他,自是歡喜。賴文雄一接過他手中的行李,便要他把手舉起來。「做什麼?」吳澧培莫名其妙舉起一隻手,只見賴文雄唸唸有詞,然後要他?句「同意」。他的手一放下,賴文雄就說:「你已宣誓入盟了。」「你說什麼?」吳澧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原來那時賴文雄擔任台灣獨立聯盟的組織部長,正積極招兵買馬。所以吳澧培踏上美國的第一日,便步上了黑名單的不歸路。接下來,賴文雄說要給他一部可賣一百塊美金的老爺車,要他去打工搞革命。吳澧培這下已經清醒,回道:「我的頭?還沒壞。我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正殷殷切切等我唸完書去做事,接他們到美國來,豈可一下飛機就變卦?」於是數日後,逕自搭機飛往堪薩斯的海斯堡。 阿拉斯加的歷練 到了海斯堡,吳澧培發覺小鎮寂寂,幾乎見不到其他台灣人。而且年紀一大把,唸起洋書來,實在很辛苦。他說:「我講英語,人家聽不懂。人家講英語,我也聽不懂。考試成績發下來,全班殿後。」虎落平陽沒法度,只好拿出台灣人的絕招:愛拼才會贏!他發憤苦讀,結果只花一年功夫,就拿到企業管理碩士,開始找事。他知道自己謀職條件不佳,但仍到處投石問路。有一天,在學校的就業輔導室裡,讀到一則廣告,有一家阿拉斯加的銀行正在徵尋一位懂英、日、中文,又有實際銀行經驗的人。「這豈不是在找我?」他心中一喜,連忙寄信去應徵。原來1968年時,勘油專家在阿拉斯加發現了北美最大的油田。一時,荒蕪已久的大冰原立刻成了石化人員的紛沓之地。金融是經濟的指標,該州最大的阿拉斯加國家銀行遂準備擴大國際業務部門,開始招募人才。就這樣,好運落到吳澧培頭上。對吳澧培來說,只要在美國有立足之地,哪怕天涯海角他都去。於是1969年五月,他帶著甫從台灣來的妻小抵達安克拉 (Anchorages)市,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單位報到。 「阿拉斯加的確冷。」吳澧培?:「五月天,還飄著雪。兩個亞熱帶來的兒子分別是兩歲和四歲,一看到戶外皚皚白雪,就吵著要出去玩。可是出去不到兩分鐘,又哭著跑進來,說是凍得受不了。」他接著說:「初到阿拉斯加,身上背著五、六千元負債。以後整整兩年,全家省吃儉用,不上館子,夫妻倆都上班,才把債還清。」吳太太因為會說日語,很順利地在安克拉國際機場的免稅商店找到工作。「那時日本旅客很多,生意很好。」她說。倒是吳澧培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報到後,方知阿拉斯加正發生環保訴訟,油田開採計劃被延宕,銀行的國際部門亦停止擴充,他因此被安置在會計部門裡當一名財務分析員,成了銀行裡惟一的東方行員。當財務分析員得向上司做口頭報告。吳澧培說:「因為英語不好,我只好每天帶工作回家,晚上在家寫好稿子,隔天拿到公司唸。當時銀行總裁是會計師出身,曾經當過安克拉市長,對下屬要求非常嚴格。結果會計長被他罵跑,我的頂頭上司也跟著辭職。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總裁有問題,就由我這個新兵去擋駕。有一天,他步出辦公室時,突然回頭對我說:『Li, you got answers on everything, don’ t you?』。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抬頭看我,因為這話出自他口中,是一句非常難得的讚美之詞。」 接下來,吳澧培寫的兩份增進銀行利潤報告書都獲的老總的賞識。他被公開表揚,職位亦連續被擢昇。幾年內,升了數次,到第四年,已經當上銀行副總裁兼會計長。到第六年,又升上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CFO),負責銀行的會計、財務與投資部門,正式參與銀行的營運。1973年,阿拉斯加的油田經過五年的纏訟,終於獲准開採,石油公司開始興建一條長達一千兩百公里的油管。隨著大批工程人員的到來,整個阿拉斯加一片勃發。金融跟著經濟走,吳澧培主掌的銀行隨著大發利市。那些年,阿拉斯加國家銀行的成長率每年皆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資產回收率亦居同行之冠,「東方吳」的聲名因此遠近馳名。1977年,眼見油管工程即將竣工,吳澧培主張銀行應採縮緊策略,與仍力主擴充的總裁意見不合,遂萌去意。這時,一家總部設在費爾貝克 市(Fairbanks)的阿拉斯加北方銀行(Alaska National Bank of North)總裁穆考斯基(Murkoski)先生聽到風聲,隨即派了一架飛機接吳澧培全家到費爾貝克市觀光,對他百般延攬。 吳澧培於是在1978年加入阿拉斯加北方銀行,擔任執委會主委(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他上任後,發現這家表面看來還賺錢的銀行其實內部充滿危機。因為銀行在油管興建時期,大量貸款給工程人員購買活動屋,等油管竣工,貸款人一走了之,就留下許多呆帳,無從處理。吳澧培衡量情勢後,斷然採取幾項重大措施。一是將員工從四百多名裁至兩百餘名。二是處理呆帳,釐定新的放款政策。三是將營運中心從北方的費爾貝克市遷至南方的安克拉市。 在他大力整頓下,銀行很快恢復正常營運。1980年,穆考斯基總裁投身政界,當選聯邦參議員,銀行總裁的職務遂由吳澧培接任。「人生有時實在很諷刺。」談到此,吳澧培有感而發地說:「我在台灣的銀行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行員,出來時還是小行員。到了語言、文化與人種都有岐異的美國,同樣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時卻是資深副總裁。後來換一家銀行服務,不到兩年時間,竟坐上了總裁的寶座。」 接掌萬通一路發 阿拉斯加北方銀行在吳澧培領導下,業務蒸蒸日上,但不久內部發生人事糾紛,讓吳澧培頗感處境困難。正好董事會裡有一位董事是Win航空公司的總裁,甫合併總部設在洛杉磯的西方航空公司 (Western Airline),乃邀請吳澧培至西方航空公司工作。1981年年底,吳澧培果然辭去阿拉斯加北方銀行的總裁職務,準備到西方航空公司就職。就在啟程前夕,忽然接到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打來的電話,說他有銀行方面的事務,要專程從洛杉磯到阿拉斯加向他求教。吳澧培說:「您不用來,我明天就到洛杉磯去。」兩人遂約好在洛城見面。原來1980年時,台南幫吳修齊與吳尊賢的幾個在美國的子女夥同一些台僑在洛杉磯成立了全美第一家台資銀行,取名「萬國通商銀行(General Bank of Commerce)」。成立之初,資本六百六十萬,隔年賠掉兩百二十萬,第三年預計將賠四百萬。眼見資本即將蝕光,一群少東們急著找高手搶救。 吳澧培這時已到西方航空公司報到,擔任總裁顧問,正為新公司面臨的困境謀思解決之道。他解釋說:「那時美國航空保護法剛解禁,大小航空公司都競相殺價爭搶生意,偏偏石油價格又連續狂飆,所以每家航空公司莫不咬緊牙關極力苦撐。」 針對公司的財務危機,吳澧培提出一份扭轉乾坤的報告書。他首先建議將員工由一萬五千名裁至七千多名,其次將轉運中心由偏南的洛杉磯遷至位置較適中的鹽湖城,同時加強資金的管理等等。總裁依這些建議行事,竟使公司在短短半年間轉虧為盈。與此同時,萬國通商銀行仍在泥沼中掙扎。就吳澧培而言,台灣是他的根,經營銀行是他的本行,主持台資銀行正是他想要做的事。因此幾經協商,終於在1982年五月接受萬通董事會之聘,正式擔任萬通銀行總裁。他接掌時,萬通有兩家分行,資產總額約八千萬,資本則幾近告罄。吳澧培因此要求董事會增資八百二十萬,銀行正式易名為「萬通銀行(General Bank )」。 他接著進行改革,首先將銀行的貸款與核款部門分開,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其次關閉兩家分行中的中國城分行,留住新僑聚集的蒙特利 (Monterey...

許振榮 令人懷念的園丁學者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我的公公許振榮教授去世已經二十載,但我有時在蒔花弄草時,還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他的明志淡泊、終生在學術領域耕耘不懈、生活簡樸如老圃的人生,常帶給我許多啟發。 我剛到美國第一年,住在堪薩斯曼哈坦的夫家。那時,公公在堪薩斯州立 大學擔任數學教授,阿加與弟弟就讀堪大研究所。我等阿加拿學位,一起到外地建立家庭,因此平日除了到學校唸點英文外,就在家幫忙婆婆做家事。 時值初夏,我常倚著房間的窗口,眺望屋後的翠綠景致。那時,我常看到戴著笠帽的公公在後院的盡頭種菜。我不太明白他為什麼要種菜?因為觀念裡,只要上市場,就可買到菜,何必如此辛苦? 但初為人家媳婦,我不便說什麼,只在每天傍晚將他採來交給我的菜或炒或煮,家人則吃得津津有味。每當我們稱讚他的菜又鮮又嫩時,他便露出愉悅的笑容。 我很尊敬他,因為我知道他擔任過台大數學系系主任與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而數學於我,向來難如天書,所以起初我對他是敬畏多於親近。 可是他待我很和氣,事實上,他對任何人都客氣。逐漸地,我開始走到後院去看他的菜圃,發現他的菜畦一??地整齊排列,菜如士兵般一棵棵地挺直站立,不禁心想唸數學的人真富邏輯,連種菜都有條不紊。 他見我去看菜,很仔細地告訴我:這邊是空心菜、韭菜、杏菜,那邊是蕃茄、青椒、茄子,攀在竹架的是長豆、掛在棚上的是苦瓜,爬在地上的是台灣冬瓜與日本南瓜。 「妳看,冬瓜都結果了。」他掀開地上寬闊的綠葉,指著一顆毛茸茸的青綠色小冬瓜給我看,那模樣真可愛。 「苦瓜也結了一些呢。」他接著領我到苦瓜棚前,指點我看黃花蒂後那長得像蚵蚪般的小苦瓜。我開始像數寶似地,細數他的菜園裡一共有多少粒苦瓜?多少顆冬瓜與南瓜? 此後,每天黃昏,我主動地去收割他的菜蔬。日日望著菜園的變化,我逐漸體會目擊生命成長的喜悅。 那時,晚餐是一家五口相聚的時光。我們常一邊吃飯,一邊聊天;餐後喝茶,也吃甜點與水果。總記得餐桌上,公公最愛談的是他的童年、家庭與往事,往往是些不十分光彩的糗事。他講的時候,臉上帶著靦腆的笑,我們則聽得哈哈大笑。 那時,我喊公公婆婆為爸爸媽媽,已經十分地自然。 隔年春天,阿加拿到學位,我們搬到俄亥俄州,建立自己的家庭。買了房子後,我開始在屋前栽花、屋後種菜,園藝成了我與爸爸之間的分享。每次回曼哈坦,爸爸就到他的花圃裡挖些可以移植的花叢,讓我帶回去種。記得其中有一種紅色的秋菊,每年盛開時,豔紅如火,鄰居見了都稱讚。 1980年春,阿加在俄州工作兩年後,應聘到艾荷華州立大學擔任助教授,我們因此搬到艾荷華。艾荷華離堪薩斯近些,我們回曼哈坦的次數也較頻繁;那時我們由帶一個小娃娃回去,變成帶兩個小寶貝同行,爸媽都興奮地等著看孫子。 可是不久,爸爸開始有葉落歸根、回台定居的打算。1981年秋,他拿教授休假年(Sabbaticals leave),以特約講座身分回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年。1982年夏,小叔拿到博士學位,前往德州工作,曼哈坦的老家成了空巢。 然後在那年秋天, 爸媽自台灣返回美國後,爸爸就告訴我們,他準備在堪大再教一學年,即申請自退休,回台灣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 「我回去後,將只靜靜地作研究。」他說:「我不擔任任何行政工作,也不與人爭名位。我想我會和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的。」 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他不僅與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而且備受同儕與晚輩的愛戴。 他於1983年六月偕媽媽回台後,在中央研究院又整整工作了五年,於1988年六月以年屆七十,正式退休。 退休後的第十日,他與媽媽搭機回美國,原本預定要到紐澤西,與我們同住。熟料甫抵西雅圖,他即因腹痛住院就醫,三日後,不幸地因腹膜炎病世,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懷念。 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們陸續做了不少紀念他的事,包括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在1991年六月印行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讓身為家屬的我們既感動又感激。 公公一生為人謙和、正直,終生在學術領域孜孜耕耘,暇時則以種菜種花自娛,堪稱是位令人尊敬的「園丁學者」。 認識公公的人,都會覺得他是一個謙和敦厚的人。 從他講過的許多的小故事中,我覺得他的謙沖厚道實與他成長的過程息息相關。 公公是台北文山人,1918年出生在木柵,先後畢業於台北二中、台北高校與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爾後並獲日本東北大學理學博士。 在他的年代,能享有如此高等教育的,大抵出自名門望族、醫生或富商的家庭,從小倍受大人的呵護,也肩負著家庭的期許,可是他的情況不一樣。 他的父親在木柵市場經營一間雜貨店,在「下湖」〈現今景美女中附近〉擁有一片柑園與房子,娶了三房妻室,生了十多個子女,以治家嚴厲著稱。 在三房妻室中,夾雜在大媽與三媽之間的二媽向以個性善良與好脾氣為人稱道。公公是二媽生的三男三女中的長男,自小承襲母親忍讓的習性,在複雜的大家庭裡默默無聲地長大。 他說,他小時候常隨大媽生的哥哥姐姐們到柑園,幫大人採收橘子。有時趁大人不注意時,快速剝個橘子,塞入口中,覺得汁甜無比,那就是他童年唯一的零食。 一直等到上了木柵公學校,他才因成績優異,引起老師的注意。可是小學畢業後,由於家裡沒有讀書的觀念,他也沒立刻升學。倒是惜才的張水龍老師特別登門造訪,加上同父異母的二哥極力說項,嚴厲的父親才准他去報考老松國小高等科,從此改變他的命運。 他在老松唸了一年高等科,隨即考上人人稱羨的台北二中 (現今的成功中學);在二中僅唸了四年(日制中學是五年畢業),即考上全台唯一的一所高校 ─ 台北高校,從此成為全家人的驕傲,也為弟弟們樹立了勤奮讀書的楷模。 來自農家的公公就讀台北二中與台北高校期間,與其他環境優渥的同學相較,顯得木訥、鄉氣。而日制中學又特別崇尚體育,缺乏運動細胞的他顯得笨手笨腳。在自知不會成為同學眼中明星的情況下,他便一味往自己喜愛的學科鑽研。 他個性憨厚,待人誠懇,功課很好,同學若向他求教,他都樂於幫助,因此求學期間,結交了好幾位終生相知的摯友。 當時由於交通不便,他每天必須清晨五點起床,天不亮即出門,先走四十五分鐘的路到景美車站,搭新店線的小火車到螢橋,然後再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學校。如此從老松、二中到高校,一共走了八年,於是他利用走路時間背誦英文單字或沉思冥想,培養出他日後堅毅與深思的個性,也奠下他良好的英文基礎。 就讀二中期間,他每天上學途中,都會經過牯嶺街的兩家書店,造就他愛逛書店的嗜好。有一天,他在書店裡發現一本《幾何學通論》,愛不忍釋,便買了下來,回家後自己研讀,發現居然能讀懂七、八成,十分興奮,從此對幾何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唸高校時,他有一天在書店裡發現一本《物理概論》,也買了回家研讀,發現自己能讀懂六、七成,因此對物理亦相當熱衷。當時他心想:以後唸大學,若不讀物理,便讀數學。 1938年,他自台北高校畢業,負笈東瀛,報考大學。他先投考東京帝大物理系,結果名落孫山;轉而投考在仙台的東北帝大數學系,幸好金榜題名。就這樣,決定了他未來要走的人生路。 我始終記得他在說這些故事時,臉上帶著的那抹熟悉的、羞赧的笑容。 公公在四十七歲的盛年決定到美國大學教書,據一些親朋的說法,是為了子女的教育所作的「自我犧牲」。 因為他當時擔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即將出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且被威權至極的蔣介石總統邀請為座上客之一,顯然宦途光明,然他卻選擇到美國過著平淡的生活,未免委屈了自己。 我剛到美國時,見他的生活相當簡樸,也有類似的感受。可是與他相處時日益久,這種想法便慢慢地改變。 我住夫家後不久, 便發現他的生活十分規律。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在書房工作好一陣後,便準備上班。七點多,他到廚房吃一碗麥片粥,從冰箱取出午餐袋,通常是一塊三明治與一粒蘋果,放進公事包裡,開始走路到學校授課。 下午五點多,他步行回家,換上老舊的衣裳,到庭院工作好一陣,然後與家人共進晚餐,餐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或看電視。隨後,他又回書房讀書、寫論文。 如此日復一日。他不逛街購物、不外出旅行、不重視衣著、也很少參加社交活動。每逢週末或假日,他若不到湖畔釣魚,便花更多的時間在庭院與書房裡。 我那時想起我在台灣工作時的大老闆,同樣帝大畢業,天天西裝革履,出入有司機恭候,有公務車代步,周遭還有簇擁的人群,不禁覺得公公若在台灣,當能享受更好的待遇。 可是有個週末的下午,他坐在客廳沙發小憩時,怡然自得地對我說:「這樣的日子很好,我可以隨心所欲地作研究,過我喜歡的生活。」 又有一回,他似有感而發地說:「我以前在台灣時,必須每天踩著腳踏車到處教書、兼課,把能作研究的最好歲月都放在為生活奔波上,實在很可惜。」 他有時會請全家到鎮上較好的西餐廳吃飯,記得有一回,我聽他感喟道:「我一生中,就是在堪薩斯的日子最好過。」 我後來在家聽了許多他的人生小故事,逐漸串在一起後,就越來越能體會他說這些話的心情。 公公自1941年大學畢業後,就開始挑起家庭的擔子,此後二十年,手頭不曾寬裕過。 他因為成績優異,大學畢業後得以留在母系擔任副手 (助教的助手)。其時,為了弟弟們的學業,他陸續接兩位胞弟到日本,分別就讀於仙台的第三高校與東北帝大。不久,他又接母親自台灣來與他們同住。隨後,他的一個侄兒也來投靠他們,一家五口賃屋而居。 他們的父親起初按月匯款給他們,可是不久因病去世,家中的接濟便告斷絕。這時,擔任副手的公公沒什麼薪水,便在窪田正彥教授推薦下,到九州大學擔任本部均教授的助手(助教),開始以微薄的薪俸,支付全家的費用。 1943年,他轉任九州大學附屬工專數學副教授,待遇明顯增加,但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本土物質異常匱乏,美軍的轟炸益趨猛烈密集 ,一般人躲避空襲惟恐不及,日子皆在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的緊張氣氛中度過。 日本總算在1945年八月投降,戰爭終於結束,大家紛紛作歸鄉的打算。公公這時先送母親、弟弟與侄兒們回台灣,自己則等到隔年一月才向大學辭職,與九州大學的朋友林渭川先生一起搭船返台。 回到台灣後,他馬上發現老家的家業已為三媽所掌控,家族的其他成員必須自立更生,因此馬上到台大就職。他於1946年一月出任台大工學院圖形幾何講師,半年後轉任台大先修班副教授,隔年受聘為台大數學系副教授,並於1953年升任正教授。此後直到1965年赴堪薩斯為止,他在台大一共服務了二十年。 台灣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政治動盪,社會紊亂,民生凋敝,物價一日數漲,政府甚至後來強制人民以四萬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生活之困頓,可想而知。 這時的公公已經結婚,並育有一女,婆婆即是化學系的林渭川教授的胞妹。根據婆婆的描述,公公那時要同時負擔一家生計與照顧弟弟們,因此除了在台大教書外,還得到師大、延平等其他學院兼課。 但儘管生活負擔沉重,公公仍念念不忘作學問。他在大學畢業的第一年,即在窪田教授指導下,在《東北數學》期刊發表了生平第一篇論文,此後即以不斷發表論文為作自我期許。 他的第一篇英文論文於1949年在國際性的《數學年刊》刊出,引起台灣學界的重視。也因此,台大校長傅斯年先生在甄選公費赴美進修的學者時,將他列為首批出國的三名學者之一。 公公在1950年正月抵達芝加哥大學,追隨 陳省身 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理論的研究。在芝大一年半,他的收穫甚豐,並且深深期待能多留一年,以便拿到博士學位。 可惜天不從人願,其時台大數學系的師資奇缺,新任的台大校長錢思亮先生頻頻寫信催他返國,他只得抱著心裡的遺憾,於1951年八月回到台灣。 回國後的他在台大的教學負荷相當吃重,因為那時系裡的另一教授施拱星先生已經赴美深造,直至1954年後方歸。據說那些年,公公幾乎包辦了系裡的代數與高等幾何課程,而數學又是許多理工學生的必修課,所以那些年,不少台大理工科的學生都修過他的課。 早年的台大數學系以要求嚴格著名。記得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唐山先生有次在華府私下談話中表示,他當年考進台大,本是數學系的學生,因為第一年就被修理得「頭?金金」,隔年趕緊轉到物理系去。 公公曾就此解釋說,當年要求學生嚴格,係應系主任沈璿先生的要求。他說,沈先生畢業於日本最好的東京帝國大學,受過相當嚴謹的訓練,所以認為要求高,學生才會學得好。他個人則認為培養研究風氣,更有助於提高學術水準。 但也因為教授要求嚴格,學生素質又高,台大數學系確實造就出許多優秀的人才。不少台大數學系的學生畢業後出國,數年後,即一個個地在美國的名校拿到博士學位,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這種情況更堅定公公要再度出 國拿 博士學位的決心。 他終於在1959年向台大申請留職停薪,回日本東北大學母校,追隨早年的恩師暨其時的東北大學數學系主任佐佐木重夫教授,從事現代微分幾何的研究。這一年對他與家人來說,實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由於停薪,全家的經濟面臨重大的壓力。雪上添霜的是嚴冬時,他在冰天雪地的仙台跌了一跤,造成骨折,住院開刀後,整整躺了六星期。但他的毅力驚人,在那一年裡,居然完成七篇論文。然後,他在1962年二月拿到理學博士學位,一遂多年的心願。 拿到博士學位後的公公,生涯似乎更加開闊。他於1962年秋赴加州柏克萊大學任助理研究員,再度隨 陳省身 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的研究。在柏克萊期間,他與後來出任堪薩斯州立大學數學系系主任的席格 (Singer) 先生同事,因而奠下日後赴堪大教書的緣份。 1963年,公公自柏克萊大學返台後不久,即代理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並於隔年出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同時繼續兼任中研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 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欲聘他前往香港教書,中央研究院有意請他任數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則寄給他數學教授的聘書。結果,他選擇到堪大執教。爾後十八年,他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過著寧靜的教書與研究生活。 他生性內向含蓄,喜愛安靜與沉思,看來似乎對行政首長職位毫無戀棧。他過去的生活常為維持一家溫飽而汲汲營營,自己除了讀書、教書、研究與寫論文外,可說沒什麼娛樂。到了堪薩斯,他學會「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自然。暇時到湖畔垂釣、或在自家庭院種菜種花,成了他的最大消遣。 他的三個孩子皆就讀曼哈坦公立高中、堪薩斯州立大學與研究所,使他無需為孩子的學費操心,難怪他會說在堪薩斯的日子,可說是他成年後,首次不需要為生活操心的歲月。 公公在六十五歲時葉落歸根,回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決定。 他是一個相當重視親情與鄉情的人,但在年輕時,為了追求生涯的進步,不得不數度離鄉背井,遠赴國外深造。   1950年,他首度赴美國研習時,太太剛懷第二個孩子。等他在隔年八月回台時,兒子已滿週歲。   公公說:「阿加小時候的眼睛烏溜溜,非常可愛。可是我一伸手要抱他,他便哇哇大哭,還怕生地把頭別過去。」 這話道出了一個年輕父親的無奈,也難怪他後來那麼喜歡抱阿孫。1983年三月,爸媽回台定居前,我帶著一對稚齡的子女回去,與他們相聚一個月。那時,爸爸特別喜愛抱七個月大的阿智。 他抱阿孫時,嘴角都溢滿了笑。阿智又很乖,總朝阿公笑,還常在他懷裡睡著。所以公公後來寫了一張獎狀給他,內容說:「許智恒,出生七個月,不哭不鬧,一天到晚笑瞇瞇,是我所知的第一好孩子,特此頒發獎狀。祖父許振榮上,1983年3月27日。」充分流露出他的感情與赤子之心。 阿加回憶說,他小時患小兒哮喘,每逢病發,便難過得無法入眠。那時,爸爸就整夜背著他,在客廳裡來回踱著步,讓他趴在他的肩背上睡?。 也記得童年時,父親常帶他到台大校園玩。有一回,爸爸帶他在台大數學館前的埤 (也就是現在的人工湖) 旁看小魚和蚵蚪時,不小心,掉落了手錶,只好跳入埤內,在泥沼裡摸撈。最後,手錶找到了,但爸爸卻是一身濕漉漉地牽著他的手回家。 他又說,唸小學時,每逢期考過後,爸爸總帶著孩子們到圓環吃肉羹、肉丸或筒仔米糕、蚵仔麵線,作為慰勞,那是他們最感興奮的時刻。 阿加在小學五、六年級時,父親到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他唸初中時,父親到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成長中的孩子帶點叛逆,也愛新潮,喜歡穿花格子襯衫、唱西洋熱門歌曲、也想學彈吉他,在保守的六十年代,這些便被大人視成可能變壞的傾向。 於是當公公有所選擇時,便帶著家人同赴美國,在堪薩斯一起生活。然後,他目睹三個孩子順利成長,女兒找到好的歸宿,兒子們相繼拿到博士學位,展翅高飛後,便開始規劃自己的最後生涯。 他雖然不善應酬,但他的人際關係卻常深厚而且久遠。他待人向來客氣,無論對師長、同事或學生、晚輩,一律尊稱「先生」。在居家談話中,我們如果聽到他提「沈先生」,知道是指前台大數學系主任沈璿先生;「施先生」是指他的老同事施拱星教授;「姚先生」是指他早期的學生、後來與他合著《幾何學》大學用書的姚景星教授;「霍樣(先生)」是指台大數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在底特律的偉恩大學執教的霍崇熙教授。 其他還有多位「先生」,我不甚熟悉,但他們那種師生之間互相客氣、尊重、亦師亦友的情誼,十分奇妙。也因此,公公雖然在美國教書十八年,與台灣的學界仍保有密切的聯繫。所以他在1983年自堪薩斯州大退休時,中央研究院立刻禮聘他為編制內的研究員。 而他在最後服務中央研究院的那五年,不僅依舊陸續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幾篇英文論文,還與呂素齡教授合寫了十篇中文論文,在《數學傳播季刊》上發表。此外,自己又寫了一本《幾何論叢》的書,其著作之豐,實令後輩瞠乎其後。 1988年六月,他與施拱星教授同時年屆七十退休。兩人作育英才大半生,桃李滿天下,其中許多皆是當今傑出的數學家。他們於是相約回台,在台大母系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數學論文發表會,紀念兩位老教授的榮退。 那三天的論文發表會舉辦得非常成功,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公公在第三天感到嚴重腹痛,無法出席當天的行程,連當晚的頒獎晚會,都由婆婆代為出席、領獎。 論文發表會後第十日,他與婆婆搭機返回美國,原預定要到紐澤西我們家,享受一下含飴弄孫之樂。熟料甫抵西雅圖,公公即因身體不適,入院就醫。更不幸的是三日後,他竟因腹膜炎溘然長逝,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思念。 公公去世後,1983年夏季出版的《數學傳播》期刊刊出一篇長達七頁、由中央研究院的劉豐哲博士與呂素齡教授合寫的《許振榮先生訪問記》,對公公的生平作了一個非常詳盡的介紹。 他去世一年後,台大數學系教授賴東昇先生等人發起成立一個《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定期在台大舉辦國際數學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傑出數學家蒞臨演講。 他去世三年後的1991年六月,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出版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將公公一生發表過的近百篇英、日文論文彙集成冊,予以付梓。事實上,公公的著作非常專業,身為家屬的我們根本無緣置喙,所有的論文皆由他的學生們予以搜集、整理,並予校對。 書裡有一篇長達七頁介紹公公生平事蹟的英文文稿,由普林斯頓大學的項武義教授與底特律偉恩大學的霍崇熙教授合寫,相當細膩感人。其中一些細節與小故事,我們也是在讀了文章之後,方才獲悉。 公公去世十二年後的2000年三月,婆婆在台灣過八十生日。我們在壽筵中很驚訝地發現居然有二十多位賓客來自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與台大數學系。他們還帶來一幅台灣前輩畫家楊啟東先生親自作的油畫,為婆婆慶生,畫面就是台大數學館前的湖畔風景。 我們稍後才知道原來這幅畫的背後還有個故事。根據台大數學系楊維哲教授的敘述,他先向同期同學與系、所同仁募款,說要紀念許教授,請他的父親楊啟東先生特別作一幅畫,送給婆婆,作為生日禮物。然後在楊啟東先生作畫完畢後,他要求他的父親捐畫,再將同學、同仁合資購畫的款額悉數捐給紀念公公的《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 這真是個溫馨的小故事,我們聽了,都很感動。在未認識公公之前,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覺得唸數學的人很有理性,也很嚴謹嚴肅。後來由於公公的關係,我才逐漸體會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竟是如此地濃郁深厚。 我從不瞭解公公的著作,也無法窺探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對他的記憶,僅基於家居的相處。我從他那裡學到園藝的樂趣,他也在1983年回台定居之前,把他所有的農具,包括一台他過去常用、我現在也仍在用的小推土車,全給了我。 隨著年歲愈長,經歷的事情愈多,我在弄土養花之際,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覺得他看似平淡的人生,實則蘊藏著無限的智慧。事實上,在滾滾紅塵裡,自甘情願地選擇過平淡的日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一生掌握最基本的人生方向與處世原則,其他一切盡量簡單化,然後誠誠實實地為人、認認真真地教書、孜孜不懈地作研究,一步一腳印地朝有意義的人生目標前進。 他待人誠懇、敦厚、正直,不與人爭,確實做到「君子溫、良、恭、儉、讓」。他終生如老圃般,辛勤不倦地在學術的領域不斷地耕耘,實是個可敬又可愛的園丁學者。 楊遠薰

李汝城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996年十二月的一個晚上,李汝城醫師赴「紐約台灣會館」開完那年最後的一次理事會,返回新澤西家的途中,心情相當沉重。他不滿意台灣會館的營運情況,也擔憂會館的赤字連年,心想若任其下去,遲早又會發生財務問題,已經營救了兩次,若要三度救會館,恐怕沒人會理睬,「這是咱們的公厝,怎麼可以任其倒閉?」 繼而,他想起近年台灣在國際間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台灣人要有尊嚴,必須自己先站得住,如果連僅有的一棟台灣人集資蓋成的會館都保不住,徒然落得他人譏笑的口實。黑暗中,開車穿越哈德遜河,他心裡做了一個決定:他要接掌「紐約台灣會館」! 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和太太商量。當初介入「紐約台灣會館」的事務,源自太太的一句話:「『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現在想跳進去接管台灣會館,更需要太太的幫忙。他向太太請了兩年假,準備在平日行醫與家庭生活中抽出許多時間做會館的事。得到太座支持後,他打了幾個電話,邀請其他熱心的理事們配合,然後在1997年正月的理事會改選中,出任「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開始接管一個彷似無底深坑的「會吃錢的會館」。 到美國三十多年的李醫師,長期開業行醫,除了當過一屆「紐約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外,沒有企業經營的經驗,現在志願要當一個虧損累累的非營利機構的CEO,確是一大挑戰。但是他有目標有理想,也有堅毅的個性,並且認為許多台灣人都有奉獻的心,認為只要有心耕耘,一定可以使會館起死回生。 後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會館在他經營下,短短期間內,氣象煥然一新,不僅財務由負變成正,並且一棟「公厝」由過去一個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變成一個人氣興旺的「台美人社區中心」。他的熱誠與投入感染了周遭的人,也鼓舞著所有愛護會館同仁的士氣,他以管理學上「起死回生的策略(Turn-Around Strategy)」來經營台灣會館,亦值得作為台美人經營非營利機構的參考。 認真幽默的個性 李汝城醫師唸書的過程一帆風順。他說,他的父親是彰化人,年少時就讀日本人唸的台中二中,是班上惟一的台灣學生,也是台中二中第一屆第一名的畢業生,當時被保送至台北高等學校,與魏火曜、張進通等人同學。高校畢業後,赴日本唸長崎醫科大學,學成後回台灣,在宜蘭一帶行醫。 李汝城在宜蘭頭城出生,算是宜蘭人,小學唸的也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講著一口道地的日本話,直到十一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隨著日本時代的結束,開始講台灣話。 1953年,他自宜蘭中學畢業,進入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就讀。1960年,醫學院畢業,在海軍太康驅逐艦當了一年的醫官,退役後回台大醫院接受鼻喉科住院醫師的訓練。1962年到美國,在澤西城(Jersey City)醫院從實習醫師做起,然後到紐渥克(Newark)醫院當了五年的耳鼻喉科住院醫師,其間有一年還到底特律(Detroit)接受外科訓練。1967年,他完成在美國的住院醫師訓練後,擔任紐澤西醫學院的外科講師。兩年後,通過美國耳鼻喉科的專業考試,成為第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台灣人耳鼻喉科醫師。此後三十多年,他一直在紐澤西北部的庫德威爾(Caldwell)一帶行醫。 他的身材高大,聲音宏亮,講話幽默,平時給人的感覺不僅豪邁風趣,並且經常流露台灣心。許多年來,他開的車一直掛著「TAIWAN」的車牌,問他為什麼連車牌都特別指定「TAIWAN」的字號?他笑著回答:「車子哪裡製造的不知道,不過開車的人確是百分之百的Made in Taiwan」。 「李醫師喜歡講笑話,態度似真非真,讓人開懷,也因為他講話詼諧,所以和他一起開會,常常不覺得議程冗長。」台灣會館的理事劉蘇多惠說:「不過在他輕鬆的談笑底下,卻有堅持和認真的一面。」 他的成長過程歷經日本與中國兩個時代,學習空間橫跨台灣與美國兩個地方,因此熟悉日本話、台灣話、中國話與英語四種語文,但在許多公開場合,他都堅持使用台灣話。在當年政治敏感的時代,許多醫師在醫師協會裡致詞都使用「國語」,他是少數幾位一拿起麥克風即通篇台灣話的人,給人相當深刻的印象。 2000年年初,台灣立法委員馮滬祥和謝啟大聯袂造訪「紐約台灣會館」,李汝城負責接待。在招待會上,他一直講台灣話,於是有人發言:「能不能請這位先生講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他笑著回答:「我們到中華公所去,就講廣東話,到台灣會館來,就講台灣話。」 他的執著也使他擔任台灣人社團負責人時,對會務格外用心。李醫師說,他在1987年出任「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時,前任會長只移交給他兩百多塊錢的結餘,他接任後立刻催收會費,開拓財源,不久帳目上的數字就夠他舉辦多種活動,他因此深深覺得作為一個服務性質的社團負責人,如果有心去做,足以大大影響那年的活動。他接著說,在任醫師協會會長時,他並且使「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加入「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正式成為NATMA的一個分會。 「台灣」兩字不能倒 1984年,籌募紐約台灣會館基金的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建館籌備委員之一的蔡明峰想到一河之隔的紐澤西有個熱心的李汝城醫師,於是開車過河邀請李醫師入股,李汝城認為這是建台灣人的公厝,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於是慨然允諾,結果他竟成為出力最多的前三名股東之一。 李醫師說,當時出錢只是盡一己之力,並未過問會館的事,所以最初幾年,理事會裡並沒有他的名字。到了1991年,會館發生財務危機,所有股東無條件捐獻股權給會館,並且發起「千人千元救會館」運動,他都全力支持。沒想到1993年,會館再度發生危機,這回更嚴重,會館即將被拍賣。 接到通知,李汝城沮喪地對太太說:「台灣會館快要倒了,不久就要被銀行拍賣了。」李太太一聽,又氣又急,叫了起來:「『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被太太一激,李醫師似乎醒了過來,的確,「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李汝城說,回想起來,就是太太這句話,促使他積極投入拯救台灣會館的行列。 1993年,為了會館的延續,紐約同鄉組織了「台灣會館募款委員會」,公推陳隆豐、樊豐美、李汝城、賴弘典和黃再添五人為委員,四處籌錢。那年年底,眾志成城,會館危機得以解決,隔年正月,改選理事會,李汝城醫師首度擔任理事,1996年時,更進一步擔任副理事長兼財務。 那時,台灣會館聘館長一名,負責館務運作,理事們定期開會,聽取報告。李汝城說,他雖然負責財務,實際並未參與作業,只在開會時,見會計報表月月赤字,虧損連年,又見會館的活動十分沉寂,與他心目中的「社區中心」有一段距離。因此在1996年底,他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整頓台灣會館的問題。 他仔細分析問題的癥結,擬訂一套經營會館的方針,然後在1997年正月出任理事長時,正式提出「經營紐約台灣會館的十大方針」。這十大方針簡要敘述如下:一、設立長期研發計劃,二、會館使用公開化,三、爭取會員入會,四、設立理事責任制,五、訂立工作人員職責與獎勵制度,六、確定會訊流通,七、加強對外交流,八、開源節流,九、廣辦文教活動,十、.明確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這十條方針不是競選口號,而是他經營會館的策略,在他就任台灣會館理事長後,每一條都認真地付諸實行。 起死回生的策略 1997年二月,李汝城正式接掌「紐約台灣會館」,開始一連串的整頓。 首先,他認為「人」是改變會館營運的主要因素,因此特別委任熱心的劉蘇多惠理事負責館務,聘請新的會館經理施長要和秘書孫愛華推動業務,同時明定工作人員的職責與獎勵制度。 其次,他認為會館必須公開化與公眾化,期待在最短時間內,將會館由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轉型為積極的「台美人社區中心」。為此,他想出很多讓會館活潑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廣開文教班。自1997年三月起,台灣會館陸續增闢許多不同性質的文教班,譬如在獲取新知方面,開設電腦與英語班;在運動方面,開設乒乓球、太極拳與土風舞班;在音樂方面,開設卡拉OK與古箏班;在才藝方面,開設繪畫、書法、中國結與插花班;此外,在暑假期間,開設兒童讀經、台語文、青少年繪畫、電腦等,琳琳總總。在這些文教班中,電腦與英語班因為報名的人很多,目前都已各開六班;繪畫班亦有中國水墨畫與西洋畫之分。「一切都視社區的需要作彈性的調整,以便達到服務社區和招徠民眾的目的。」他說。 方法之二是開放會館給依親移民的長輩們。會館在週一至週四的白天開放給「台灣長春會」的長輩們學習英語、手工藝、運動和交誼使用,星期五的白天則開放給「台灣基督徒長輩會」作為查經、聽道和聚會的場所。如此經年累月,台灣會館成為長輩們的活動中心,「今仔日要到會館嗎?」變成他們的習慣問話,有些長輩們甚至因此搬到法拉盛住。 方法之三是盡量開放會館給各社團使用,倘若各社團使用的時間有所衝突,則以會員的借用為優先。李醫師認為會館是台美人的公厝,應該盡量服務各社團,因此平時若各社團需要召開籌備會議,都可借用會館開會,但若在大廳召開大會,就應自由奉獻。 經過這些改變,「紐約台灣會館」變得無論在週末或週日,都有許多人進進出出,呈現一片熱鬧朝氣的氣象。 在改造會館營運方向的同時,解決營業赤字亦屬當務之急。李醫師的辦法是廣開財源,主要的財源之一是廣徵會員,每人每年會費一百元,一方面作為維持會館的基本費用,另方面培養會員建立認養這個「家」的觀念。 財源之二是每年舉辦募款大會,建立理事責任制。會館的理事會設理事二十名,理事們不僅沒有車馬費可拿,並且要奉獻時間、金錢和心力給會館,「因為會館是我們的家,我們有維持這個家的責任。」他說。理事們的責任包括參與會務決策,分擔會館事務,並且在募款時負責配票,確保募款有成績。通常每位理事要負責十張票,常務理事要負責二十張票,許多理事常常都是自掏腰包,買所有應負責的票。 此外,為了確保「家人」有良好的溝通,李理事長接任後,每個月定期發行會訊,讓所有的理事和會員們都瞭解「我們在做什麼」。李汝城說,1997年以前,會館的會訊一共發行九期,但自他接任到2000年七月止,會訊已經發行到第四十九期。藉著會訊的溝通,拉近會員與會館的距離,並且因為每期的會訊都記載著某某人奉獻某某物,同鄉們也因此更樂於奉獻。 理事會同時還用心營造「咱是一個大家庭」的氣氛,譬如每逢舊曆年底,理事們就自掏腰包,合辦酒席,請所有的會員到會館一起吃「尾牙」。一過新春,隨即在會館舉行團拜,請大家吃湯圓等應景年物。至於阿扁當選總統或台灣總統就職等特別場合,會館也都準備茶點,播放錄影帶,與鄉親們一同歡慶。 「說來難以相信,會館自建館至1996年年底,每個月的財務都是赤字,但自我接管以後,第一個月的收支就立刻由負轉為正。」李汝城理事長驕傲地說。 眼見月有盈餘,募款有績效,會館又因使用量激增,設備不敷使用,他遂決定「取之於眾,用之於眾」,動工擴建會館。一九九八年的夏末,他在召開理事會,研商會館擴建細節後,果真找人著手做了四個工程,即:(一)修建地下室,增建教室、撞球室、橋牌室與遊藝間。(二)在一樓增設會員聯誼室和儲藏室。(三)在舞台後面加蓋演員化妝室、休息室及洗手間。(四)增建二樓教室兩間,並且在屋頂旁邊加蓋陽台。這四項工程在一九九年中順利完工,會館因此增加了許多使用空間。 總而言之,李汝城在接任後即努力建立「這是咱的家,咱要以無私的心疼惜這個家」的觀念,自己以身作則,連帶感染了其他的人。1998年底,他在兩年一任的理事長任期屆滿之際,尋求連任。他說:「這項決定實在違反當年和太太的約定,但是時空有所變化,當初提出的會館工作十條方針,還有很多項目沒有完成,不能半途而廢,所以需要多一些時間,將目標實現。」結果眾望所歸,他在1999年正月蟬聯第九屆的「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天下第一館 「紐約台灣會館」在李醫師和許多熱心同鄉的奉獻下,繼續成長。1998年時,賴弘典醫師等人發起成立「購置史坦威(Steinway)演奏用鋼琴基金」,經過兩年的籌募,終於達到目標,現在一台嶄新的史坦威D型演奏用鋼琴現已經靜立在大廳的舞台,提供同鄉開音樂會使用,台灣會館也因此多次成為音樂廳。 2000年,會館再度進行第二期修建計劃,準備將這個「紐約台灣人的公厝」裝修得更美麗堂皇。李汝城醫師感性地說:「我很幸運,經常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在館內有許多熱心的理事和員工們配合,在館外有許多熱心的同鄉包括自己的兄弟親朋們的贊助,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前天,我還收到一張捐給台灣會館的五千元支票,實在很感動!」 「李理事長注重人和,講話幽默卻不傷人,開會求效率又面面俱到,他們夫婦倆推動館務真是全力以赴,連帶地大家工作的士氣都很高。」理事劉蘇多惠說。 「李理事長雖然住在澤西,卻無距離的障礙,因為他隨時都和會館聯絡,每天打數個電話不說,一天接到他兩、三個傳真也是常事,難得他在看病的緊湊行程中,還能花費那麼多心思在會館業務上。」會館經理施長要說。 另一理事黃恆信則說,李醫師做事衝勁十足,2000年初,為了替康州參議員李柏曼(Joe Liberman)的競選募款,他到處打電話。八月間,為了歡迎阿扁總統到中南美洲訪問,李醫師和「紐約台灣商會」的會員們一起到多明尼加迎接阿扁總統,當時台灣會館正發起柏克諾(Pocono)渡假地的義賣募款會,李醫師在多明尼加,逢人就推銷渡假地義賣的票,實在佩服他的熱誠。 李汝城不僅熱勁十足,並且豪氣萬丈,在他任第八屆理事長期間,將「紐約台灣會館」命名為「天下第一館」,讓紐約的同鄉感到很光彩。問他何以如此自豪,稱自己的會館為「天下第一館」?他笑著說,這個名稱起自1998年「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時,前來商借「紐約台灣會館」的標誌(Logo)而引起。原來「紐約台灣會館」有一個很有意義的標誌,是創館時呂明森同鄉特別設計的。 他拿出一個會館的標誌,解釋道:「你看,這是一個大圓球,球裡有一間厝,厝是一個屋頂和屋身合組的「台」字,象徵著地球上到處都有台灣會館,會館是我們海外台灣人的公厝。圓球底下有兩隻手圍托著,表示海外台灣人用無比愛心的雙手小心翼翼地護住這間寶貴的厝。圓球的頂端有深色的圓拱形『TAIWAN CENTER』的英文字母,雙手的兩邊則有淺色的『台灣會館』四個中文字,多麼美麗。」 他接著自得地說:「紐約台灣同鄉不僅歡喜看到洛杉磯的台灣會館使用這個標誌,並且希望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讓全球各地有台灣人的地方,就有台灣會館,而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變成兄弟姐妹館,紐約的台灣會館因為是第一家,所以稱作『天下第一館』。」 「紐約的台灣會館疊經困頓,在踉蹌中成長,在眾同鄉的愛心照顧下茁壯,許多人一提起『紐約台灣會館』,只知道財務有困難,卻不知其中有多少同鄉的奉獻在裡面。」他隨後語重心長地講:「我們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獨力摸索前進,只希望走過的歷程能夠作為其他會館的借鏡,省卻他們許多迂迴的道路。」 告別李汝城醫師,想起「有夢最美」這句話,也許真有那麼一天,地球上有許多台灣會館,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那將是個美好的時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子孫:有那麼一群台灣人,為了想保有一棟自己的公厝,曾經那麼認真無私地奉獻過。 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全名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al Association,簡稱NATMA。 楊遠薰  

張信行與黃美星 醫師遇上聲樂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信行是個溫和敦厚的婦產科醫師,年輕時是媒人的最愛,但相過無數次親,姻緣卻遲遲不來。直到有一天,碰上「開心果」黃美星,人生都亮麗起來。 黃美星活潑熱情,夢想當聲樂家,但在人生舞台上,喜愛當小丑,博人開心。兩人婚後移居美國,對台灣產生新的認同,此後化熱情為衝勁,奉獻台美人社區,更致力為北加州的台灣會館催生。 他們是移民海外順利的一群,然在安和的環境中,不忘感恩與奉獻,所以得以與其他同鄉,共同涓涓滴滴地締創了海外的台僑社區。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搏感情」是黃美星的口頭禪。她每到一地,就認真地與週遭的人搏感情,盡量讓大家歡喜,也使自己開心。她說,年輕時天真浪漫,後來回首,才發覺自己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感情為出發,人生的路也因此充滿了溫馨。 美星天生好嗓門,在台北市女中和一女中唸書時,即有「黃鶯」之美稱。就讀師大音樂系時,她主修聲樂,相當仰慕當時甫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歌劇聲樂家曾道雄。 她說:「曾老師是第一個把整齣歌劇帶回台灣的人,不僅歌聲渾圓雄厚,而且風度翩翩,不知風靡了多少女生。我每次上曾老師的課,都得早早趕到教室,搶坐第一排的位子。」 美星大學畢業後,考進省立交響樂團當團員,隔年回母校北一女執教。和許多荳蔻年華的少女一樣,她心裡有一個綺麗的愛情夢。她說:「我媽媽是個藥劑師,在台北開了一家生意很好的藥局。媽媽有個開藥廠的好朋友,每回到我家,就稱讚我說:『美星好乖、好甜,給我當媳婦,好不好?』我信以為真,暗自編起美夢來。」 「直到有一天,赫然發現人家已經有女朋友,真是傷心欲絕。」她繼續說:「我躲在房裡,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決定相親。生平第一次相親,一天就看了六個,張醫師是當天見的最後一個。」 張信行向來給人好好先生的感覺。他原籍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在台大醫院當了兩年麻醉科醫師,隨後赴美國費城,接受四年的婦產科訓練。一九七三年,他學成歸國,除在台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教學,經常與恩師徐千田博士切磋琢磨外,也在哥哥開的婦產科醫院行醫。這樣的人選,豈不是一般丈母娘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偏偏媒人磨破鞋,還牽不出一樁好姻緣。 一九七七年的農曆尾牙,醫院同仁照例圍桌吃「忘年會」,張醫師忽然接到故鄉媒人的電話,說有一個上好的女孩正在眼前,請他立刻到台北火車站旁的小美冰淇淋店相會。「趕快來,我得趕火車回彰化。」媒人吩咐道。 放下電話,張醫師匆忙外出。趕到火車站旁,看到一家咖啡店,鑽頭進去,裡面伸手不見五指。踅了出來,正愣頭愣腦之際,看到媒人在路旁朝他招手。他迎了過去,媒人簡單介紹身旁女孩幾句,就真的掉頭趕火車,回彰化去。 「僅這麼一次見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一見鐘情。」張信行說。 那晚依依道別後,他開始不斷地打電話給女孩。上午打,下午打,晚上也打;進手術房前打,出手術房後又打。 美星怕辜負人家的情意,一聽到電話鈴響,即衝出房門接。「媽媽怕我跌倒,特地找人到家裡裝分機。」她說:「房間裝,廚房裝,浴室也裝。我和張醫師在電話中盡情地聊,結果不到一星期,我們就決定結婚。」 兩人相差十三歲,一來起電,卻如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巧合得不得了。婚後,夫妻倆甜甜蜜蜜。張信行自行開業,美星增產報國,年年生孩子,三年連生三個。 她說:「我每生一個孩子,媽媽就替我請一個佣人,三年連請三個佣人。此外,煮飯、清洗,都另有人代勞。」 如此年輕好命的醫師娘,自然繼續追求音樂夢。一九七九年六月,黃美星在台北實踐堂開了一場盛大的獨唱會,一償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二年,張信行接受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市的亭克﹝Tinker﹞空軍醫院之聘請,全家移民美國。這項改變著實考驗了只會彈琴唱歌的美星,但後來她適應環境的能力,卻又令人刮目相看。 奧克拉荷馬的歲月 美星初抵奧克拉荷馬時,不會開車,全心在家照顧三個二至四歲的孩子。佣人沒了,家事一手包,孩子親手帶,居然也把一個家弄得井井有條,自己都覺驚訝。 張醫師怕她寂寞,訂了一份台灣公論報和一份太平洋時報給她看,結果這兩份報紙徹底改變了她的許多想法。 美星說:「我從小就很愛國。蔣介石去世時,我一想到民族救星沒了,台灣前途怎麼辦?不禁嚎啕大哭。到了美國,讀了這些報紙,才知道自己過去真是懵懂無知。我每回想到從前所忠誠的政府竟是如此一個不公不義的獨裁政權,就不禁熱血沸騰。所以此後,我常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和同鄉到家裡吃飯,希望藉機開導一些和我從前一樣無知的人。」 在她的熱心帶動下,奧克拉荷馬的同鄉越聚越熱絡,沉寂多年的台灣同鄉會也因此敗部復活。張信行說:「早在六十年代,陳唐山等人在奧克拉荷馬大學時,就成立了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但後來那些人相繼離去,奧州台灣同鄉會就日漸消沉。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們才又將之復活起來。」 奧克拉荷馬州幅員遼闊,張家座落在位置居中的奧克拉荷馬市,因此同鄉開會,或島內人士來訪,常在張家舉行。許多鄉親則從鄰近鄰鎮開一、兩小時,甚至兩、三小時的車前來與會。每次相聚,不到夜半不盡興。 美星說:「一些遠道來的朋友夜晚乾脆在我家打地舖,通霄聊天。隔日起來,吃了早點,進城買菜後,再回家。這種朋友相聚的喜悅,成了日後美麗的回憶。」 「即使孩子們也喜歡這種熱鬧。」她又說:「每次客人到達之前,他們就幫著吸塵、收拾房子。等大夥人吃過飯,他們又主動幫忙清洗碗盤。一家大小一起忙碌,後來想想,倒也十分甜蜜。」 一九八六年,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一﹞奧克拉荷馬分會正式成立。那年,他們邀請總會長彭明敏教授到奧城演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彭教授見面。」張信行說:「在此之前,我讀過他寫的《自由的滋味》,很受感動。那次演講會結束後,我和美星送他到機場。望著他踽踽獨行的背影,想到他為台灣所作的犧牲,不禁感到心痛。回頭一看,發現美星已淚流滿面。」 「此後,我們一直與彭教授保持密切的聯繫。」美星補充說:「即使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幫彭教授在北加州舉辦『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五十週年大會。」 一九八七年,「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出獄後造訪美國,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場公開演講,更讓台灣同鄉領受國民黨學生的霸道。 張醫師說:「我們本來已向奧城市立大學的藝術表演中心租好演講場地,不料海報貼出後第二天,校方即接到中國同學會誣指黃信介為一暴力份子的密告,通令所有場所不得借給台灣學生。我們被迫在倉促之間更改演講地點。幸好得到卜睿哲﹝Richard Bush﹞父親卜教授的幫助,才在學校附近的美以美教會借到場地。」 「但接著,我們在張貼變更地點海報時,又遭到國民黨職業學生的無理干涉。」他繼續說:「更過分的是當黃信介演講時,居然有十多位國民黨學生揮著旗子,一字排開、旁若無人地走上講台,干擾演講。其中一位女生更拿著照相機,公然向聽眾拍照,引起群眾的憤怒。」 這些惡行徒使大家對國民黨的印象更加惡劣。美星在奧城的一位好朋友王明玉,同是醫生太太,彈得一手好琴,常在美星演唱時為之伴奏。美星說:「我們組台灣同鄉會時,邀請王明玉參加,她還不解地問:『有華人協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組台灣同鄉會?』沒想到經過這些事件,她對台灣的事情比我們更投入。她在一九八八年擔任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九年主辦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一九九○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後來更回台灣,與蔡同榮一起推行公投,爾後創辦民視,如今是民視的副總經理。說來,我是用跑的,她是用飛的。」 黃鶯出谷 美星住奧城期間,不忘充實自己。她自學會開車後,即請張醫師在晚間照顧孩子,自己驅車前往城中,拜師學聲樂。一九八五年,她正式進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研究所,修習歌劇。兩年後,取得歌劇碩士學位,此後即經常在台美人的音樂活動中公開演唱。 尤其隔年,張信行轉往北加州的華盛頓醫院行醫,全家搬到舊金山灣東南的福里曼特﹝Fremont﹞市。加州台灣人多,活動多,更賜予美星發揮才能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加州台灣同鄉假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舉行台美人超大型音樂會,一共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音樂會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即由黃美星擔任。美星黃鶯出谷般的歌聲,當場留給眾人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一群加州同鄉為宣揚台灣文化,特別組台灣文化音樂團,到全美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黃美星亦參與其中。此行不僅使她的演唱技巧更臻成熟,同時亦使她與作曲家蕭泰然、文化醫生林衡哲等奠下深厚的情誼。 一九九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屆滿四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為攸關台灣前途的事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當時的FAPA北加州分會會長張雅美邀請黃美星協辦並主持晚間的音樂會。美星特別偕張醫師回台,邀請她在大學時所景仰的曾道雄老師前來演唱。 美星說:「曾老師寶刀未老,風采依舊。那晚他一連唱了十餘首歌,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尤其一首《我要再回去我的故鄉》,更讓全場為之落淚。因為那時黑名單尚未解除,許多人歸不得故鄉,聽到這首歌,觸景生情,淚流滿面。頓時會場一片飲泣聲,氣氛非常感傷。」 以歌聲詮釋感情,正是美星努力的目標。一九九二年七月,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在台北社教館舉辦一場「島國的旋律」,美星應邀在會中演唱蕭泰然的「遊子回鄉」、「蕃薯不驚落土爛」等歌曲,真情流露,也令不少人為之動容。 接著,南加州台灣聯合基金會連續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舉辦兩次「台灣文化之夜」。美星皆應邀演唱,奠下台美人聲樂家的形象。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後的深夜,音樂大師蕭泰然突然大動脈爆裂,生命岌岌可危。幸在緊要關頭,為林衡哲醫師發現,送醫搶救並進行重大手術,方拾回生命。行經死蔭幽谷的蕭泰然稍微康復之後,就決意為台灣寫下一部足以流傳久遠的交響詩。 他比照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半年後完成一部澎湃壯麗的《一九四七年序曲》。一九九四年七月,蕭泰然赴舊金山參加台灣文化節,隨身攜帶這部剛完成的樂曲手抄本。在同鄉鄧基碩家裡,他將該樂曲出示在座的同鄉看,並表示對一個作曲家而言,作品如未經公演,不算完成。他企盼這部具歷史意義的交響詩能在舊金山和台灣兩地首演。 當時在場的張信行夫婦深受感動,尤其美星更下決心要完成蕭老師的心願。為此,她整整奔走了一年,打過上千次的電話,也數度往返美、台兩地間。 策劃《一九四七年序曲》公演 「其間遇到許多挫折,心情常如同洗三溫暖。」黃美星說:「首先是接洽交響樂團的問題。大凡像舊金山這類國際級的交響樂團,行程早在兩年前便已排定。我退而求其次,接洽聖荷西交響樂團,但一問行情,便打退堂鼓。正當沮喪之際,忽然想起我三個孩子都參加的奧克蘭﹝Oakland ﹞青少年管絃樂團,水準不錯,每年都舉行公演,而且正計劃作遠東行。倘若他們公演時,能演奏《一九四七年序曲》,到遠東巡迴演出時,能加入台灣一程,豈不兩全其美?想到此,我就興奮起來,趕緊洽商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 「沒想到樂團董事會裡,有人認為這部樂曲涉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予以反對。」美星又說:「我們因此寄上柯喬治﹝George Kerr﹞在一九四七年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請他們閱讀。並且與鄧基碩夫婦一同出席他們的董事會,予以解釋答辯,議案才獲得通過。」 至於籌組百人合唱團,更費盡周折。因為蕭泰然仿照貝多芬的《第九樂章交響曲》,在《一九四七年序曲》的最後,以氣勢磅礡的《台灣翠青》百人大合唱作為結束,因此在加州和台北兩地,都得籌組百人合唱團。」 為了在台北組百人合唱團,美星特地回台灣,先後接洽了台大合唱團、愛樂合唱團和台北縣教師合唱團。她說:「因為《台灣翠青》的歌詞含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意,每次洽談時,對方都說沒問題。但等譜曲寄出後,對方即以微妙的理由,予以拒絕,可說一波數折。最後,才由林典謨長老的姪女蘇金鳳在台北率台灣合唱團和數所教會的唱詩班聯合演唱,問題才告解決。」 在北加州方面,則動員了所有熱心鄉親與教會人士。大家從籌組合唱團、練唱、演出,乃至拉廣告、賣門票,莫不同心協力,一起忙碌了好幾個月。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序曲》假奧克蘭的卡文賽門斯﹝Calvin Simmons﹞劇院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演。 當日,近兩千位的劇院座無虛席,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地詮釋了象徵台灣四百年奮鬥史的交響詩,黃美星感性地唱出「愛與希望」的主題曲,百人合唱團波濤壯瀾唱完《台灣翠青》,一時全場觀眾起立致敬,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接下來,黃美星帶領奧克蘭青少年管絃樂團的團員飛到台北,於七月十日在國父紀念館進行台灣首演。近三千個座位亦皆告爆滿,演奏的場面益加熾熱。結束時,作曲家蕭泰然、指揮衛斯肯尼﹝Wes Kenny﹞與女高音黃美星連袂謝場三次,接受觀眾異常熱烈的喝采。 「那種感覺實在美妙。」美星笑道:「創作者與表演者只要獲得觀眾的共鳴與喝采,所有幕後的辛勞都在剎那間拋諸腦後。」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美星日後無論主辦音樂會或其他活動,都頗嫻熟。二○○一年秋天,舊金山和約屆滿五十週年,北加州台灣人社團又邀請黃美星籌劃音樂會。美星再度邀請曾道雄老師到舊金山演唱。這回,曾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演出他所編寫的第一齣台灣本土歌劇:《稻草人與小偷》,氣氛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 忘情投入選戰 張信行夫婦自搬到北加州,即非常活躍於當地的台美人社區。張信行自一九九○年以後,即年年擔任不同社團的負責人,其中包括北加州東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TAFNC註二﹞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西區理事長、北加州台灣醫學會會長、北加州台灣協志會會長、以及數屆的FAPA中央委員。 此外,他亦是一九九二年護送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回台的「彭明敏返鄉團」團員,一九九六年的「彭明敏競選總統後援會」、一九九八年的「南長北扁後援會」、二○○○與二○○四年的「陳水扁競選總統後援會」的北加州總召集人,目前的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會長、暨「海外阿扁之友會」副總召集人。 這些琳琅滿目的頭銜顯示出他的人氣與熱忱,同時也意含著他身旁有個幫他打點一切的好助手。事實上,溫和理性的張信行與性情中人的黃美星確是一對好搭擋。兩人裡外配合,在社區裡服務又散熱。美星的熱情與衝勁,大家有目共睹。她在二○○○年忘情挺扁的表現,迄今猶為朋友間的趣談。 那年,台灣總統競選白熱化,眼見連、宋分裂,台灣人第一次有當家作主的希望,綠派人士莫不情緒高漲,個個非常投入。 大選前一個月,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飛到北加州募款,美星為之主持募款餐會。她事先向經營珠寶業的「阿嬤」莊林素芳募得數十件珠寶,當晚全部披戴在身,然後站在舞台中央,使出丑角的本事。 她盡量讓大家笑呵呵,把場面拉得熱哄哄,再將身上的飾物一件件解下叫賣,讓大家在亢奮的氣氛中不斷喊價。每逢稍有冷場,便指點「密使」張醫師叫價。如此一個晚上下來,竟然為扁、呂陣營募到六十二萬美金,讓人嘖嘖稱奇。 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華文媒體一致看好宋楚瑜,把綠派人士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那時,東森電視在北加州舉辦一場總統大選海外問答會,三黨各派代表答辯。相較於國、新二黨的重量級學者官員,民進黨派出一個學生模樣的蕭美琴,輕裝便服,表現卻有過之而無所不及,讓親綠的台僑十分驕傲。 會後,美星拉美琴到一旁,低聲問她吃飯沒?美琴答說吃了一個便當,美星心疼,遂和婦女會的春惠等姐妹們商量,臨時帶蕭美琴到阿嬤家吃宵夜。大夥人在那裡七嘴八舌,當然最關心的是如何拉抬阿扁的聲勢? 當時美琴回答:「若能遊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出面挺扁,將對選情大有助益。」 一句話說得美星躍躍欲試,真要把請李遠哲出面視為己任。其實她與李遠哲並無私交,僅在餐會見過面。但李遠哲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之前,長期任職柏克萊大學,與灣區不少科技人士熟識。而他的一位摯友正是信行與美星的朋友。 淚灑中研院 他們於是央請這位朋友回台勸李遠哲出面挺扁,同時由同鄉施天墩寫了一封敦請李遠哲挺扁的信,在灣區籲請同鄉聯署。 「結果這位朋友因故未能返台。」美星說:「我那時已回到台北,眼見選情緊繃,心裡非常著急。我同時聽說其實李遠哲並未親獲扁、呂二人的請託,於是自告奮勇,要當面呈遞陳水扁與呂秀蓮的親筆函,請李遠哲出面挺扁。」 她繼續說:「我因此懇請這位朋友無論如何得安排我與李院長見一面。終於在大選前五日的上午,我在電話中與李遠哲談上話。他要我當日下午三點半到中研院院長室,願意接見我五分鐘。我放下電話,心急如火,因為我手頭尚無扁、呂兩人的親筆信。」 選戰正赤燄,如何在數小時內找到扁、呂兩位大人物,並且得到他們的親筆函,確實是一大挑戰。幸好美星這麼多年,在家裡招待過不少民進黨人士,認識一些人。她連續打了數個電話,獲悉呂秀蓮正在某處開會,連忙在同鄉郭漢甫的帶領下,火速趕往會議現場。 「進了大樓,只見門禁森嚴,會議室外有幾個人巡行。」美星說:「我認出其中一位就是不久前,隨呂秀蓮到北加州的隨扈,趕緊向他招招手。他聽我說明原委,立刻進去呈報。不久,呂秀蓮出來,引我到二樓辦公室。經過簡短交談,她取出一張沒有抬頭的白紙,寫下致李院長的短箋,交給我。我如獲至寶,趕緊飛奔另找阿扁去。」 她接著說:「阿扁那時正在另外一棟大樓召開國際記者會議。我趕到那裡,由李逸洋接見,在會客室裡等到記者會結束後,見到阿扁。阿扁表示感謝我的好意,請我繼續照原先的計劃進行,但他另有與李院長聯繫的管道。我因此沒有拿到阿扁的信。」 當日下午三點半,美星如約趕到中研院,在院長室見到了李遠哲博士。她先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發動募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委員會」賑災款額當面交給李院長,再遞上千人敦請李遠哲挺扁的聯署簽名信。李遠哲迅速瀏覽一下,裡面確實有不少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她再呈上呂秀蓮的親筆函。美星說:「李遠哲看信後,沉默不語。半?才道:『李登輝總統剛剛來過,才走。』我一聽,心想這下完了!李登輝是總統,位高權重,那時正極力為連戰輔選。我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怎能與之相比?情急之下,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時腦子一片空白,只記得喊出內心最真誠的話:台灣需要你!只有你能救台灣!」 「李遠哲站在那裡,一言不發,毫無動靜。」她繼續說:「我像唱獨腳戲般,哭了一陣,猛然想起五分鐘早都過了,趕緊擦擦眼淚,準備告辭。這時,忽聽李遠哲開口道:『我希望再過兩天,會有一些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和我一起站出來,支持阿扁。』天哪,簡直峰迴路轉!我大喜過望,連聲道謝、再告辭。」 然後,如眾所知,大選前三天,李遠哲和殷琪、許文龍等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們出面挺扁。剎那間,阿扁聲勢水漲船高。數日後,他擊敗連、宋,當選台灣總統。 「台灣總算結束長期的外來統治,我們開心許久。」美星說:「其實阿扁執政,對我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我們為台灣所做的事,不過是海外僑民熱愛母國的真誠表現罷了。」 心心念念一間厝 北加州沿著舊金山灣一帶,通稱灣區﹝Bay Area﹞,亦稱矽谷,是全球尖端科技的搖籃。在繁華的七、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眾多優秀的台灣人前往發展。三十年來,台灣鄉親沿著舊金山灣,成立了舊金山台灣同鄉會、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南灣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協志會、台灣婦女會和台灣長輩會等八大台灣人社團,聯合組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北加州儘管人才濟濟,獨缺台灣會館。早在房產不那麼貴的年代,還有人提。後來房價狂飆,成立會館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眼見北美其他城市如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聖地牙哥、溫哥華等地,都先後成立了台灣會館,一些同鄉心裡不免遺憾。 張信行說:「美星每次開車,見到一個好地點,就唸道:這地方用來當台灣會館,不知多好!」。 一些朋友也知道黃美星念念不忘台灣會館。二○○二年,她的好友媛仔和聖荷西迦南教會的陳德輝長老先後打電話給她說,若她願意出面號召籌組台灣會館,他們願助一臂之力。 「這兩人實在是會館的原始催生者。」美星說:「我因此開始?求有志之士,商討籌館事宜。不久,一群朋友常在我家開會,但談來談去,總因為涉及金額龐大,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 二○○三年正月,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長張祿生甫上任,即感慨說,聯合會都已成立三十年,還沒有一個「家」,每次會長換人,成堆的公產就得隨著會長搬遷。 「我們實在需要一間會館。」他打電話給美星說:「現在房租較疲,只要籌個三、五萬,租個一、兩千平方呎的地方,隔成三間:一間辦公室,一間大廳和一間貯藏室,會館不就成了?」 美星一聽,心裡快速盤算:若先找十個人,每人斥資兩千五,其餘三百、五百地募捐,要籌個三、五萬,應無太大困難。如此想著,便抓起電話,徵求十名願捐兩千五的善士。結果一天之內,就達到目標。 成立北加州台灣會館 一月底,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召開三十週年暨春節聯歡大會,將近千人參加。美星打鐵趁熱,將這十名善士的大名寫在一張紅紙,張貼在會場入口處。自己則拿著一疊籌組會館的傳單,站在門口,逐一分發。 晚會時,張祿生請黃美星上台報告會館籌備事宜,接著當場進行募款。鄉親的反應十分熱烈,那晚連認捐在內,一共募到三萬五千美金。 有了東風,萬事啟動。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委員會馬上成立,委員計有張信行、張祿生、陳德輝、陳光博、邱俊邦、李華林、林典謨、施天墩、石清正和翁嘉盛等十名,由張信行擔任召集人。他們隨後起草組織章程,向加州政府申請立案,並積極覓尋館址。 某日,張信行牙疼,到鎮上看牙醫。牙醫師吳銀鏤告訴他,該診所樓下目前空出,或可租來當會館,屋主是診所內另一位很有愛心的吳怡明牙醫師。 張信行下樓一看,該處佔地近三千平方呎,診所位於福里曼特市主要大道旁,交通方便,地點適中,停車場遼闊,倘若租金不太貴,倒是個理想的所在。他於是打電話給家中的執行長。美星行動力強,聽了之後,立刻趕來看地方,隨後聯絡籌委會的委員們看場所,然後即與吳怡明醫師搏起感情來。吳醫師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與苦心,真的答應以僅夠維持費用的條件出租。如此順水推舟,雙方在數日內即簽下合同。 接下來,整修、粉刷、換地毯等事一一進行。每日都有義工前往幫忙,許多鄉親也慷慨捐贈辦公室傢俱、電腦、器具用品與各種裝飾品。一個半月後,金色的「台灣會館」四個大字堂堂正正地鏤在會館正面大牆上,也印在入口的玻璃大門上,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四月十七日,僑務委員長張富美自台北飛到北加州,參觀這個甫誕生的台灣會館。五月一日,會館正式啟用,插花、烹飪、吉他、國畫、元極舞、手工藝、人生講座、幼兒音樂、基礎數學等陸續開班,每日人進人出,充滿朝氣。 九月,北加州台灣會館舉行開幕茶會。當日秋高氣爽,館裡館外、連同停車場,都站滿了談笑風生的鄉親。數十年的盼望竟在短短數月內落實,真是天佑。 「會館成立迄今,每日都在進步中。」美星說:「尤其欣慰的是我們成立了台灣學校,肩負在海外傳播台灣精神與文化的任務。學校開課以來,班班皆滿,不少學生還是台美人的第三代。我們採通用拼音教學,不僅教中文、台語和客語,也教台灣文化,目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認同台灣與台美族裔。」 她接著說:「此外,我們也組了台灣會館合唱團。由大家所敬愛的宋泉盛牧師娘陳美滿擔任指揮,每兩星期在會館練唱一次。遇有節慶或活動,大家就上台表演,其樂無窮。」 「會館是大家的公厝,愈多人使用,愈能發揮功效。」張信行說:「我們目前還無法聘請專職人員,所有大小瑣事,皆由熱心義工服務。目前希望會館能儘快制度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擁有一棟永久的會館。」 目前經常坐鎮會館的義工有黃美星、張麗雪、吳蘭君、李梅英、黃秋蘭、林賴翠珠、林春惠、林雪惠、王麗金以及一大群授課的老師們。美星時常一早到會館,開門、沖茶、煮咖啡、接電話、安排會館的種種活動,直到晚上的課全部結束,張醫師到館裡幫忙清理垃圾後,再相偕回家。 「會館是許多人的寶貝,我們用心呵護它,目的在讓人知道這裡有一個興旺的台僑社區,和有一個象徵台美人凝聚力的台灣會館。」美星說。 受祝福的人 美星的生活充滿熱鬧與忙碌。丈夫、孩子與朋友環繞身邊,有關台灣的事,則讓她馬不停蹄,不斷向前奔走。除了會館外,她經常主辦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與募款餐會,每天都有講不完的電話,要聯絡事誼、推銷門票,也要與人搏感情。 她說:「辦活動需要大家幫忙,所以平時得和人搏感情,活動才辦得起來。雖然現在網路很方便,但畢竟電話三分情,尤其要銷售音樂會或募款會門票,更得親自打電話。我曾幾度為了促銷音樂會的門票,坐在電話機旁,從早打到晚,連孩子們都說媽媽好瘋狂。」 「我和美星最感安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認同我們的理念。」張信行說:「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老大葛麗正式將全名更改為Gloria Taiwana Chang,就是加了一個「Taiwana ﹝台灣人﹞」的中間名,藉此表示她對台灣的認同,作為給我的慶生獻禮。這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美星五十生日那天,張醫師要帶她到舊金山吃飯。全家難得進城,自然興奮。待她推門進餐廳的剎那,耳際突然響起「生日快樂!」的歡呼聲。原來所有親朋好友都聚在那裡,為她慶生。張醫師擁著她,稱她是他永遠最美麗的星星。 美星感動得熱淚盈眶。她說:「我實在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一生得到許許多多的祝福。有些人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舉辦這麼多活動。其實我的力量來源,就是感情兩個字。親情、愛情與友情都是敦促我作事的原動力。而台灣更是我所有感情的總合,所以我常為有關台灣的事,忙個不停。」 張信行說:「我年輕時,日夜以醫院為家,生活戰戰兢兢。和美星結婚後,才發覺人生還有許多層次。兩人到了美國,對故鄉有了嶄新的認同,因而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在服務社區、回饋故鄉上,反而覺得人生更完全、更有意義。」 當胭脂馬遇上關老爺,年輕時僅是你儂我儂,在經過一番洗禮後,竟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張信行與黃美星是海外受到祝福的一群,難得的是他們能知足感恩,攜手付出,更為海外的台僑社會增添了許多溫馨的故事。 楊遠薰

施興國 與台加文化中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婚後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們本著溫和敦厚的心,長期奉獻社區,後來更與熱心鄉親共創台加文化協會﹝TCCS,簡稱「台加」註一﹞,服務九十年代小留學生風潮盛行時,大批移居溫哥華的台灣新移民。 「台加」在眾人的努力下,如今會員多達三千戶,而且擁有自資興建的「台灣文化中心」,每年舉辦逾五百場的活動,堪稱海外最蓬勃的一個台僑中心。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節目長達兩夜三天,更是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台加』的成功,是許多力量的結合。」施興國說:「好比建築聖殿,需要許多石頭奠基一樣,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塊罷了。」 「建築聖殿的石頭是活的。」廖純如說:「我因為長期投入『台加』,不斷成長,生命亦因此而豐富。」 八角亭的孩子 施興國生長在崙背鄉與二崙鄉交界的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村民都務農。 他笑著說:「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校開學或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過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就一起結伴走路上學。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經在上課。我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了大半天,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他繼續說:「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掝著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到我家前,必須經過一條大水溝,鬧過鬼。冬天天黑得早,又沒路燈,兩旁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我每次走到那裡,就心裡發毛,嚇得一路跑回家。」 施興國是九個孩子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及打零工維生。他說:「父母都很忙,沒有時間管我們,上不上學都無所謂。有時老師看不到整村的孩子,會到村裡找學生。」 這樣的環境,居然也出了個留美博士,有些難以相信。「不是一個,是兩個。」興國說:「我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大恩人。我唸小學四年級時,導師劉志芳作家庭訪問,看到我家的情形,就對我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我和弟弟住到他家,他願照顧我們。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我和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與弟弟一直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他在老師教導下,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然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大學唸成大化學系,一路平順地走出來。他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兩年,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獎學金,於一九六八年秋天赴美留學。 許多年後,他緬懷地說:「劉老師是一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為人很熱誠。當年弟弟年紀小,老師還收他當養子。劉老師在台灣生活三、四十年,始終沒有成家,一直到兩岸開通後,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世間就有這樣好的人,而我和弟弟竟得到這麼好的人的照顧,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是二崙鄉一個醫生的女兒,原本有著快樂的童年,不幸在她五歲時,父親突然以匪諜罪名被捕,從此一家生活在憂慮與被歧視的陰影中。 她說,她的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二崙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的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且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父親很有愛心。」她繼續說:「他眼見當時農村的相當貧困,許多鄉下人生了病,不敢看醫生,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共同成立健保組織。每家一年繳費二十元,可全年看病免費,並自農會領取藥物,可說是現在的醫療健保。沒想到因此引起政府的疑忌,所有相關人員皆被冠以匪諜的罪名,集體被捕。」 時為一九五一年,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純如說:「初審結果,父親被判七年。鄉人非常憤慨,集體陳情。二審判決,刑期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十五年。這對受難者及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純如在成長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她回憶說:「我唸小學時,爸爸在景美的古坑監獄服刑。從二崙到古坑,是段迢遠勞頓的路途。媽媽每次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去探監,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大家一早起來,自二崙搭乘客運到西螺,再轉車到斗南,然後搭火車到台北,再坐三輪車到親戚家。借宿一夜後,一行人清晨搭著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經過重重關卡,媽媽不斷分送東西給警衛和獄卒。等見到爸爸時,帶去的東西已經剩下無幾。至今,我每想起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食物的情景,還忍不住會掉眼淚。」 「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日,我們再去探監,發現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純如唸小學時,還是個孩子,相當活潑,功課很好。只是當同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時,就傷心得一路哭回家。她的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因此盡量送他們到外地唸書。 後來,純如轉學到彰化民生國小,初中考上彰化女中,高中就讀台北第二女中。她說:「我唸彰女時,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是誰,感覺很輕鬆,表現也很出色,初中三年都當班長。但唸高中時,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敏感?向起來。」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廖萬督醫師在古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移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一九六四年,在整整服滿十二年刑後,廖醫師終於獲准出獄。 純如說:「父親在獄中研究針灸,很有心得。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父親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特別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他一向體貼貧窮的人,常說『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我當時不太明白這道理,等後來經歷較多的人生後,才深深體會到其中的意義。」 一九七○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兩個月後,純如告別她當時不甚眷戀的故鄉,飛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 施興國個性隨和,自一九六八年抵達林肯﹝Lincoln﹞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後,即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及陳炳杞教授家作客。後來,一夥人一起組內布拉斯加台灣同鄉會。 「出外靠朋友。」施興國說:「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留學,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每年感恩節,隔州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會都會邀請鄰近幾州的鄉親一起聚餐。我們每次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因為那種同鄉見面的喜悅,很令人回味。」 純如初抵美國時,不太習慣留學生的刻苦生活,但不久便感染到大夥兒相聚的快樂,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她說:「有一次,我們在堪薩斯的感恩節大聚餐裡,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家父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景仰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不久,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卻發現自己懷了孕,兩人憂喜交加。純如說:「「當時其實憂慮勝於喜悅。因為我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我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怎麼辦?」 後來,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飛到德國。結果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到處旅遊,真是喜出望外。 「我當時猛然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確實天無絕人之路。」純如說:「此後,我遇到事情,就不那麼患得患失了。」 天涯為客 他們在德國,亦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從而認識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陳錦芳等一些留歐學生,大家互相照應,不覺寂寞。當時,留歐學生正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時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熱心的人便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來。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通霄話台灣,充滿了年輕的熱情與興奮。 施興國在德國作了三個月研究後,即回內布拉斯加大學。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物理化學博士,隨後帶著妻女到加拿大東岸,在渥太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早春的渥太華風景非常美麗,但見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景致如畫,我們安頓之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就決定在加拿大定居。」純如說。 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期間,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他們在波昂時,添了一名小壯丁,也熱心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其時常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話題總離不開台灣。 一九七七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正當夫妻倆熱心服務留德同鄉之際,突然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因此全家匆忙返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換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困境。身為莘莘學子,他希望在大學裡教書,但那時他所專攻的物理化學相當冷門,教授出缺的機會微乎其微;回台灣或許是一條出路,無奈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 輾轉思慮的結果,他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學術界,離開渥太華,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開著一部老爺車,載著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即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真是視野茫茫,前途茫茫。他小心翼翼地握著駕駛盤,在冰天雪地中徐徐前進。如此走走停停,足足跋涉一個月,方才安抵溫哥華。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然而旖旎的風光填不飽一家大小的肚子。施興國到處找事。其時電腦方興,需才孔急,他在溫哥華西南的維多利亞﹝Victoria﹞島覓得一份電腦程式設計的工作。此後一年多,週日住在島上,週末才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純如提起初到溫哥華的日子,說:「我們到溫哥華沒幾天,行李都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讓人聞之泣血。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示威,含淚的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的繼續熱心服務同鄉。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兩年擔任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他說:「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我擔任同鄉會長時,有一次,剛辦完四天三夜的露營後,便匆匆趕到加拿大最大的德拉斯﹝Telus﹞電信公司應徵工作。面試時,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告訴他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接著和我談起一些社團服務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錄用我,並且讓我擔任主管的職位,真是天公疼憨人。」 搬到溫哥華後,由於兩個孩子已上小學,純如希望自己亦能擁有一片天。一九八三年,可愛的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取得凱蒂貓禮品的專賣與批發權。回溫哥華後,她即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同時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作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無到有,全都自己摸索。」純如說:「經營期間,無論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都自己一手包辦。結果從處理各種事務中,我得到經驗與信心。」 然而即使工作再忙碌,純如依舊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也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由於她的一對子女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異,又乖巧有禮,因此許多新移民都紛紛向她請教有關子女教育的各種問題。純如一再不厭其煩地回答之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進大學。其所開的課程包括複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申請美國大學必考的SAT測驗,並提供所有申請大學的資訊等等。她的子女都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成了最好的招牌。至於施興國博士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為人謙和又有耐心,因此雖然補習班不曾登過廣告,登門求教的人還是很多。 純如笑著說:「十餘年來,我們至少幫助了兩、三百名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和家長們都很高興。每年春天,我們還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各大學,每次參加的人都很多。」 成立「台加文化協會」 九十年代的台灣乘著電子電腦新興科技的風潮,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一時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在經濟空前繁榮下,島內亦颳起了「小留學生」風潮。不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都紛紛把孩子往國外送,頓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可見新興台僑的蹤跡,聲稱為子女的教育而移民。其中,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往返台灣方便,成了「教育移民」的最愛。一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帶著青少年的台灣家庭便一波波地湧向溫哥華。 眼見新移民快速地增加,原本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一九九○年,林宗義教授出面,邀請張邦良、施興國、楊正昭、蔣敏一等八戶熱心同鄉,在家聚會。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他們決定分頭招募會員,每戶招募五戶,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的協會。。 果然數個月後的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戶台僑家庭共同在溫哥華的東寧書院創立「台加文化協會」。會中,大家推選德高望重的林宗義教授為創會理事長,隨後由賴佑哲秘書長起草章程,並向加拿大政府註冊登記。 「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廖純如見補習班的對面有一間辦公室空出,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自己隨時當義工。與此同時,理事長林宗義向日本的熱心企業家郭榮桔先生募到一萬美金的種子基金,溫哥華的兩位同鄉陳大川與蔣敏一各捐兩萬加幣,其他十多位創始人各捐一千加幣,成為初步經營,「台加」的基本經費。「台加」遂聘請蔡澄洲為總幹事,正式營運。那年年底,「台加」獲得聯邦政府的免稅資格,相當有助日後的募款。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帶著孩子前來唸書的家長們閒居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服務新移民。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帶領大家賞玩溫哥華的好山好水。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生意興隆。 施興國笑著說:「尤其每年十月,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真是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夠維持「台加」的基本開銷。「台加」的辦公室亦已由原先小小的五百平方呎搬到柔以斯站﹝Joyce Station﹞的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地方。理事們進一步思考舉辦其他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與。 廖純如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經常舉辦有關如何申請大學和美、加教育制度的講座。「結果每一場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純如笑著說。 然而不少「教育移民」因為對子女高度期待,加上東西文化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為此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亦深受歡迎。 此外,為服務陪孩子唸書的媽媽們,「台加」陸續開辦英語、電腦、插花、陶藝、太極、韻律、瑜珈,甚至投資、報稅等各式各樣的班,可說人氣興旺。,「台加」的會員亦從一九九○年的四十戶,增加至一九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二戶,再增加至一九九三年的五百八十戶,一九九四年的八百七十五戶,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四年,施興國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後,即深感原先的場地不敷使用,而且他一上任,即接到租金即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於是另覓新址。他們最後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大了兩倍,於是歡喜搬新家。 籌建「台灣文化中心」 「台加」喬遷之日,喜氣洋洋。理事長施興國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們參加。當日,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辛普森議員﹝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當眾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此語既出,令大家面面相觀,驚喜又錯愕。不久,建築師林正輝的父親林昭仁老先生公開表示,他願意捐出一畝農地,作為建館用地。這項允諾無異是一注強心劑,大家立刻興致勃勃地築起建厝夢。 建築師林正輝首先繪出一份夢想的藍圖,「台加」將之印成精美的小冊子,四處分送。接著,四十多位熱心的鄉親共同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他們計劃在兩年內,籌措兩百萬加幣,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作為加拿大西岸的台僑公厝。 「此後兩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進行。」籌委會共同主任委員之一的施興國博士說:「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熾熱的氣氛,非常令人感動。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當時的情況確是積少成多,集掖成裘。」 「有了錢,我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他接著說:「這才發現林老先生要捐的農地,無法變更成建地,我們只好另外覓地。等開始看地,才知道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一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錢是否被籌委會的人污掉了,否則怎會毫無動靜?這種黑鍋我們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他繼續說:「最後總算經由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l Anderson﹞的幫忙,我們在二○○○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使用空間約四千五百平方呎,裡面有活動大廳、餐廳、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等等。完工時的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則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施興國欣慰地說。 推廣「台灣文化節」 隨著「台加」的成長,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亦愈來愈具規模。一九九○年,東寧書院的陳慧中邀請作曲家蕭泰然到溫哥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台灣作曲家之夜」,首開介紹台灣音樂給加拿大主流社會之先河。隔年,陳慧中在溫哥華劇院﹝Play House﹞舉辦「台灣作曲家鋼琴樂展」,再度引起矚目。 此後連續三年,「台加」皆與東寧書院合辦「台灣作曲家樂展」,規模逐漸擴大。一九九四年,他們除了舉辦三場音樂會外,並增加文化講座,將音樂展擴展為藝術文化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台加」便獨力承辦這項藝文活動,正式定名為「台灣文化節」,並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週末舉行。首屆的台灣文化節由許建立擔任總策劃,節目除介紹呂泉生的音樂外,還推出原住民歌舞、影片欣賞與文化講座等,吸引了約五千名的觀眾。 一九九六年,「台加」邀請小提琴家林昭亮與梆笛家陳中申在音樂會中演奏,再度掀起高潮。此外,他們並在溫哥華市中心的羅伯森﹝Robson﹞廣場舉辦台灣美食與歌謠大賽,造成盛況。 一九九七年,「台加」推出金希文的音樂作品,並在戶外廣場表演歌仔戲,吸引了壯觀的人潮。一九九八年,「台加」以客家文化為主軸,推出台灣文化節。一九九九年,他們復以茶藝、茶道、音樂、攝影與美食等,呈現多元的台灣文化;二○○○年,更以「蝴蝶的故鄉」,詮釋台灣的蛻變。 如此自一九九八年以後,台灣文化節年年都被遴選為加拿大傑出文化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上萬的人潮,展出的期間長達三天兩夜,成為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至於台灣文化中心自開幕以來,亦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當今的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曾蒞臨參觀。此外,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而且文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變得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乃主動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真是天佑『台加』!」廖純如高興地說。 蛻變的蝴蝶 純如本身對「蝴蝶的蛻變」這項主題尤有深刻的感受。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她,曾像一隻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婚後,她在興國的引導下,逐漸接觸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天性。往後,她經由不斷地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尤其長期投入「台加」,更讓她挖掘自己前所未知的才能。 「台加」成立後,她每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用心整理帳目。「台加」成立後的最初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純如娟秀工整的筆跡記錄;每一筆項目的進出,都有明確的交待。她的真誠、和善與不計較,使她成為一個很好的義工。隨著「台加」的成長,她負責的事越來越多,尤其在輔導青少年與策劃婦女節目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純如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還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因而產生不少親子衝突,結果造成有些孩子常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造成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台加』因此舉辦許多有益青少年身心的活動,也開辦電腦、英語、作文等課業班,盡量引導成長中的孩子往正常的方向發展。此外,我們也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她的關懷與親切贏得許多孩子與家長的信任,「施媽媽」之名不逕而傳。在開導苦悶的青少年過程中,她亦發現一個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因此她亦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等,獲得許多婦女的支持。 「因為經常到處演講、諮商、策劃與協調,我本身也在不斷成長中。」純如說:「我從一個害羞內向的人,變成一個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因而深深感到建築聖殿,固然需要石頭奠基,拙樸的石頭也因為不斷地琢磨,而發亮起來。」 賞鳥外交 天公疼憨人,二○○三年二月,在熱鬧滾滾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年會摸彩中,廖純如高中頭獎,得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這張機票使她能夠隨著興國,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向在社區忙個不停的施興國夫婦,如今成了消遙的觀鳥人?「其實,就是想為台灣做點國民外交。」施興國微笑答道。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的那些年,為了啟發同胞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生態知性之旅,吸引了眾多同鄉的興趣。其中有一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豐富的鳥類知識。我們因此請他擔任『台加』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我也從這些賞鳥活動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觀鳥常識。」 興國繼續說:「廖世卿老師在一九九四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等他在二○○二年重返溫哥華時,我正好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便開始籌劃一個『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他繼續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甚表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也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聆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座談的成功,他們再接再厲舉辦「台灣賞鳥行」。二○○三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由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及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這真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方才知道原來台灣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在台期間,他們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因此二○○三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聯合在溫哥華主辦第二屆「台加鳥展」時,特別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鳥展之後,戴副主委並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 二○○四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不久,世界鳥盟在網站鼓勵鳥友前往台灣賞鳥,並決定於二○○五年在台灣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半路出家的觀鳥人施興國等雀躍不已。 小屋的春天 微寒的四月天,綿綿春雨後,櫻樹尚吐豔,落紅已滿地。溫哥華尋常陌巷裡,施家樸實的小屋中,圍著一張方桌,砌一壺熱茶,施興國與廖純如愉悅地暢談往事,也輪流傾吐感觸。 純如說:「我們的屋子雖小,卻很溫暖。結婚這麼多年,我們沒有發過財,也沒好好想過要發財。但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就有春天。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滿足簡單的生活,各自追求自己理想。華維﹝Margaret﹞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博士,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授。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任職於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CBC﹞。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與快樂。」 興國說:「我有時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寒如小草,幸虧得到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我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如鄉人期待那樣,當高官或賺大錢,但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身的經歷、滿筐的情誼與許多人的尊重,就是最大的財富。」 純如說:「我當年在台灣,時常感到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非常不公平,因而內心抑鬱,一旦出了國,便不想再回去。幸好興國引導我走出陰霾,讓我從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中,見到陽光。當我走過那暗長的甬道,對世俗的名利與金錢,就不那麼在意了。」 她接著說:「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也得到一點金錢賠償。我將之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委託『台加』和『慈林基金會』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希望藉此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也勉勵大家能化哀怨為包容,化苦難為愛心,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興國說:「我現在所擁有的,都超過從前的想像。如今我與純如回台灣,看到老家改建成樓房,哥哥們住的房子比我的大,開的車子比我的新,就覺得很高興。從前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如今不但可以自由往返故鄉,並且能夠投票選總統,甚至看到人民用選票結束外來的威權統治,真覺無比興奮。我們在海外為母國打拼,看到台灣日有進步,就覺得很安慰。」 走出小屋,春猶料峭,我不禁思索著「一枝草一點露」的含意。一枝寒微的草,靠著一點露的滋潤,就能生存。這大地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過多少卑微困苦的人。其中有的成長茁壯後,竟成為營建社區的奠基石,多麼地耐人尋味! 註一:「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顏永財、莊和子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像台灣晚間八點檔的電視連續劇:一個富家千金愛上一個窮小子,為愛私奔後,方知生活苦。一個窮小子恃才傲物,棄台大醫科不唸,謀職碰壁後,方悔少年太輕狂。 兩人在前途茫茫之際,來到矽谷,正好趕上IC(Integrate Circuit,積體電路)風潮,共同創業成功,成為高科技企業家,並且熱心贊助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他們因相異相吸,也因相異起衝突,但人生一路走來,倒也堅持理想相互扶持,為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寫下夫妻共同奮鬥的另一章。 顏永財與莊和子同是台灣嘉義人,卻在不同環境長大。永財說:『我的父親罹患肺病,長期失業在家,家境相當困難。我有四個兄姐,一個妹妹。小學一年級時,媽媽去逝,妹妹送給別人養。三年級時,有了後母,相處不是很融洽。五年級時,我就離家,寄住在舅舅家裡。但是在台灣,會唸書的孩子都會得到照顧。』他語氣堅定地說:『我小學畢業,是全校的第一名,很風光地領了個縣長獎。唸省立初二時,有一個路德教會的牧師很疼我,要我每星期日到教會打工,做些割草、掃地、擦桌椅、整理圖書的工作,給我酬勞就夠我維持百分之六十的生活費,其餘百分之四十靠哥哥姐姐們的幫忙,照樣順利唸到高中畢業。』 和子說:『我生長在一個很幸福的家庭。我家在嘉義是政治世家,外公何茂取先生歷任嘉義市長、嘉義縣長和數屆的省議員。我的母親美麗外向,所以我和姐姐從小就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活潑、也很得人疼。我因為講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所以從國小開始,就當外公的助選員。每次外公參加選舉,我就坐在宣傳車上,大街小巷地廣播,為外公拜票。我的媽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繼續說:『家中設有佛堂,所以我從小就聽慣梵音。考初中時,我向佛祖祈求,結果考上省立嘉女。我爸爸生病,我也向佛祖求,爸爸果然獲得痊癒。這種倚靠佛祖的日子,讓我覺得心安又平和。』 唸高中時,這兩顆南北極的星星在救國團舉辦的中部橫貫公路健行隊相遇。同樣來自嘉義,都是省中省女的高材生,女孩美麗大方,男孩聰明害羞,兩人情竇初開,彼此互在心底播下情苗。大專聯考一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永財高中台大醫科,和子名落孫山。永財說:『考上台大醫科是我一生最驕傲的一件事。因為在這之前四、五年,嘉義中學那麼多畢業生裡,都沒人考進台大醫科,我考上了,自己都覺得意外又興奮。和子黯然神傷,也到台北,在南陽街的補習班補習,準備捲土重來。唸台大醫科的永財經常去看她,為她打氣,讓她仰慕又感激。兩顆年輕的心在舉目無親的大城裡,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其實,永財唸醫科的意願已漸消沉。他說,大一時,教動物學的老教授要他們每天背一百個生字,上課完全沒有啟發性,讓他覺得這樣的課程再繼續唸下去,腦筋都要被僵化,於是瀟灑地轉到化學系去。但是這種年少的瀟灑後來竟變成了煩惱。多年之後,永財說:『當年都是李政道、楊振寧惹的禍。那時他們剛得諾貝爾獎,讓年輕人非常景仰,覺得第一流的人才當唸物理化學,以便他日拿諾貝爾獎,揚名異域。結果一個個後來唸了博士,找不到事,後悔得半死,我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一年的用功,和子隔年考上中山醫專的護理科。大學畢業後,即回家鄉當護理老師。她與永財持續交往,但因彼此互有看法,感情路上晴時多雲偶陣雨。永財當預官期間,兩人在一次劇烈爭執後,倔強地互道再見。然後和子接受家裡的安排,與高雄的一位年輕醫生定了婚,讓永財嚐到失戀滋味,頓覺失落萬分。 訂婚後的和子發覺未婚夫及其父母都對她非常好,倒在內心心中起了惶恐。因為她曾去相命,相命先生說她命中註定剋公婆,她很擔心萬一一語成真,豈不愧疚終身?正在這時,永財趕在關鍵時刻試圖作最大的轉圜,對她殷勤有加。和子左右為難。轉轉思慮的結果,終於做了人生重大的一個決定:和已無親生父母的永財到法院公證結婚!兩人去了一趟法院回來,永財因已拿到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不久即赴美深造,留下和子收拾善後。她先去找未婚夫,當面退還訂婚戒指,並向他解釋,假如她不愛他,和他結婚,將害他一輩子。然後深知家中將會掀起巨然風波,她辭退教職,悄悄打點行李,單獨搭車北上,很快地在耕莘醫院找到護士工作。 果然,她的父母獲悉她擅自退婚並與永財公證結婚,震怒異常,要她從此不要回家。『我父親氣得只差登報公開和我脫離父女關係』。和子說:『以後許多年,家裡都拒絕和我來往。』一九六九年年底,在永財離去後半年,和子亦拿到赴美簽證,單飛芝加哥與愛人會合。後來和子說:『有件事情一直擱在我心裡。我們結婚不久,永財的後母竟然病逝,真不知該如何解釋。』 和子與心愛的人團圓後,冀望在芝加哥建築愛的小巢,無奈不久即發現柴米油鹽的生活竟和異國嚴寒的冬天一樣難捱。永財日夜埋首課業與研究間,並且熱衷政治活動,和子得一手包辦煮飯、洗衣、清掃等家中大小瑣事。永財的獎學金微薄、又愛買書,和子眼見帶來的積蓄漸消失,於是幫人照顧小孩,賺取一小時二十五分錢的工資。 半年後,她在醫院找到工作,開始過著一邊做事,一邊準備考護士執照的緊張生活。偏在這時,她又發現自己懷了孕,心情十分複雜。在不做二想的情況下,迎接了小生命。然後她要照顧小娃娃,又要上班,又要做家事,還得準備考試,簡直焦頭爛額分身乏術。這時每當想到從前在家衣食無缺,家務有佣人代勞的悠遊生活時,就不禁懊惱自己為什麼要到美國受苦? 就這樣煎熬了幾個月,和子覺得自己實在無法承擔,只好將九個月大的小女兒送回台灣,拜託永財的姐姐代為照顧。身旁少了個小娃娃,就能全力衝刺,她總算考過了護士資格考試,取得了執照。然後就在日子過得稍微安定一點的時候,有一天,忽然接到永財姐姐的來信說,他們的小女兒實在很可愛,她疼之如己出,希望能永遠把她留在身邊。一封信看得出這對年輕的爸媽寢食難安,和子連工作也顧不得,趕緊買了張機票飛回台灣,陪女兒一個月後,再把她帶回來。此後她訓練自己,要做一個工作、家事一肩挑,刻苦能幹的留學生太太、媽媽兼職婦女。 永財這時也有他自身的專注與困擾。他在一九六九年的夏末抵達芝加哥大學、正好趕上一九七O年正月的保釣熱潮。『保衛釣魚台』運動掀起了海外留學生對國事的關懷,也因此使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權起了徹底的質疑。當時保釣運動的大本營就在芝加哥,保釣運動的一名大將林孝信就是顏永財在芝加哥的朋。因此保釣期間,永財也跟著幫忙編印『釣魚台快訊』。 編辦釣魚台快訊期間,他們在芝大的遠東圖書館查閱資料,無意中發現早期台共林木順寫的『台灣二月個革命』,讓顏永財讀得淚流滿面,內心震撼不已。這是永財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也是他第一次獲悉台灣原來有過這麼一段恐怖黑暗的歷史,曾經有過這麼多無辜的百姓與知識菁英遭國民黨極其不人道地屠殺。他訝異自己過去的無知,也痛恨國民黨教育的矇騙。於是他們影印了一千份的『台灣二月革命』,在釣魚台快訊上刊登廣告,一份賣兩塊美金,很快悉數售光。當時,二二八事件尚是個無人敢公開談論的大禁忌,不少人向他們反應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的史料。 繼一九七O年的正月大示威後,保釣人士接著在威斯康辛大學舉辦了一場國是會議,永財也去參加。他在會中發言表示:我們在台灣都是一等一的好學生,卻一個個跑到美國倡言改革,真是台灣教育的失敗。由於當時他尚是個國民黨的黨員,一回到芝大,國民黨的小組長即要他寫報告,他沒理睬。不久小組長改選,他被其他黨員推選為小組長,同時大家表決通過要繼續保釣,並且主張台灣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永財於是據實向上呈報,結果他說:『國民黨的上級從此不再和我聯繫,我成了國民黨在芝大的末代小組長,芝大則成了國民黨的淪陷區。保釣之後,反國民黨的學生逐漸分成統一與台灣兩派,雙方漸行漸遠。顏永財認同台灣,也同情弱勢,但其時卻陷入學術研究的低潮中。他那時在芝大攻讀化學博士,作的是『低溫物化』的研究。他說:『七十年代,生化大鳴大放,物化卻乏人問津,即使拿了博士,也謀職無門。男人唸錯行,如同女人嫁錯郎,實在很悽慘。我的一個同門師兄就曾到加油站替人加油,我當時的情況也也好不到哪裡去。』 一九七四年拿到芝大化學博士的永財在求職碰壁下,不免後悔年少時心高氣傲,棄醫科不唸,這時只好重新申請入美國的醫學院就讀。但就在即將面試之際,忽然接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post doctor)的機會,不禁又興奮地帶著妻女前往北加州,繼續在物化界謀發展。永財在柏克萊只作了將近一年的研究,便因接到母校台大客座教授的聘書而回台。他說:『後來,我在柏克萊的同事真的拿到諾貝爾化學獎呢!』言下輕輕流露出當年在辛苦唸書的過程裡,拿諾貝爾獎確實是深藏在他心底的一個願望。 回台大化學系當教授也是他的願望之一,因此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去國六年的顏永財歡欣地帶著妻女返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歸國學人。但似乎失望常常接著興奮的尾巴而來。那時台灣的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慣了美國言論自由的他從批評國事往往口無遮言,到後來連自己都覺得有隨時惹禍上身之虞,因此心生警惕,但內心又頗覺抑鬱。那年,他向國科會申請研究基金,亦無下文。這些因素使得他在台大執教的心情起起落落。經過一番思慮,覺得不如歸去。但何處是歸程?最後,他們選擇了未及一年之緣的北加州。 七十年代中後期,美國經濟普遍不景氣,北加州的矽谷卻散發出高科技的耀眼光芒,吸引了無數的青年才子前往,永財亦置身在覓尋機會,且希望一展抱負的人潮當中。 初回北加州,他們住在柏克萊的一間小公寓裡,和子忽然得了重病,由於沒有保險,深感付不起醫療費,於是飛回台灣就醫。 永財賦閒在家,心情鬱卒。一個週末,百般無趣地去參加灣區的台灣同鄉會,碰到了台大的女同學林淑慎。老同學很自然地問他在哪高就?永財悶悶地據實以告:『正在找事。』這位同學的哥哥正好在矽谷開了一家半導體公司,她的先生高政治博士是公司的研發部主任,當下邀請永財到公司面談。正是這個機緣,永財一腳跨進半導體業,從此境遇峰迴路轉。所以他後來常對人說:『失業就是失業,找事就是找事,要講出來,不要怕難為情,大家如果知道機會,會互相幫助,我當年若不是老同學幫忙,可能會失業很久,也可能從此找不到專業工作。』 矽谷是高科技的天下,永財聰明有實力,很快地在半導體業理出頭緒。一、兩年就換一家公司,後來轉到頗富盛名的全祿(Xerox)的Palo Alto Research(PARC)擔任研究員。 和子這時已是個有執照的護士,這些年儘管跟著老公東遷西移,每到一地,都能很快找到工作。兩人都有專業,生活安定,小家庭也跟著成長,短短兩年間,他們又陸續添了兩個小壯丁。一九八一年的一,永財代表公司參加一個微影(Micro Lithography)的專業會議。他在會中聽了一場有關最新發現的保護光罩的一種薄膜(pellicle)的演講,隨後又在展覽場看到了樣品。他仔細瞧了瞧,覺得不過是片透明的塑膠,實在不怎麼樣,但一問價格,居然開價三百多美金,真是天曉得!自從見過那片薄膜,永財更更耿耿於懷,逢人便講:『那東西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竟賣得比黃金還要貴,真不可思議。』 別人聽聽也就算了,倒是身旁的老婆大概聽多了牢騷,忍不住你回應道:『既然沒什麼了不起,你何不自己做做看?』接著又加了句:『你不是常嘆老天不給你機會嗎?如果這是個機會,你為什麼不試一試?』被老婆這麼一激,永財當真下決心道:『好,我就做給妳看。』 其實,有幾個台灣人在矽谷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電子公司叫Solectron,經營得相當成功。公司的副總經理林瑞松是顏永財的朋友,經常鼓勵年輕人研發創業,免費提供了一間實驗室給永財作實驗,但揚言若超過了一段時日,將收房租。永財因此不敢鬆懈,白天到全祿上班,晚上即一頭鑽進Solectron的實驗室,埋首苦幹。和子從前在芝大陪永財唸書,現在亦趕緊陪這個有才情的丈夫從事偉大的發明,三不兩時即到實驗室當他的助手。永財若需要器材,即叫和子去買,因為她在醫院上班,早出早歸,若週末值班,周日還可輪休,白天比較走得開。 經過十年的婚姻生活,和子早已磨練得相當能幹。她白天在醫院照顧病人,晚上在家照顧三個小孩,家事一手包外,還得幫丈夫打理一切。然而永財確實也沒讓她失望,他果真獨自用原料製作出輕如薄翼、價如黃金的光罩護膜來。 『我的丈夫真不愧是個天才!』望著一片晶瑩剔透毫無瑕疵的薄膜,和子喜孜孜地讚道。但接下來,丈夫說:『和子,你去賣。』她這下方才明白原來自己就是門市開發部主任。永財的理由很正當,他白天要上班,走不開。事實上,和子活潑外向的個性確比他更適合做行銷。 和子解釋說:永財發明的光罩護膜是一種緊緊蓋在光罩上的透明薄膜,而光罩就是用來形成影像、製作晶圓、再切成一塊塊如郵票般大小的積體電路(IC)的精密儀器。一台光罩價值美金千萬,昂貴異常,如用層透明薄膜予以保護,既能防止光罩沾染塵埃,又不影響影像的投影,自然經濟實用。這種東西在當時才剛出現,一些IC大廠都樂於嘗試。所以和子銷售光罩護膜的對象,實在就是矽谷的IC大廠。 她自朋友處取得一些IC大廠的聯絡電話,一家家地接觸。她向對方說,她是個護士,由於家計需要,現在兼了一個賣光罩護膜的副業,東西很好,希望對方看看她的產品。這世間大概只要不怕嚐閉門羹,就會遇到開門的人。和子在人家願意給她機會後,立刻帶著產品前往展示。她說,她與客戶見面後,把產品交給對方。對方仔細瞧了好一會兒,讚道:這東西很好!怎麼好法?』她一聽,精神都來了,連忙湊過去看。 只見那人拿了另一片類似產品作比較說:『妳看,這一片比較霧,又有線條,妳那一片就均勻透明多了。『哦!哦!』和子連聲應道,心裡趕緊記下這些要點,等下次再逢機會,立刻現買現賣。如此經驗累積,不久她竟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市場也就這麼一步一腳印地開拓出來。 一九八一年,夫妻倆共同創立『MLI微影印刷公司(Micro Lithography Inc.)』,和子開拓市場,永財繼續在全祿工作。直到一九八二年,市場大致底定,公司極待拓展,永財才全職在自己的公司上班。公司成立之初,非常需要資本。 永財說:『我們到處找人投資,只要對方肯付兩萬美金,就可擁有公司一半的股權,但竟沒有人要,最後變成了和子與我兩人獨資。我當總裁,負責研發與品管,她當副總裁,掌管人事、財務與行銷。就這樣,一對才子佳人由年輕的愛人變成婚姻的伴侶,再進一步成為共同事業的唯一夥伴,關係可謂多重又深遠,好似前生註定這輩子縱使風風雨雨,也得共撐一把傘,淅淅瀝歷地走了過來。 八、九十年代的矽谷真是炙手可熱,舉凡想得到的電腦電子公司如IBM﹜Apple﹜CISCO﹜Oracle﹜Microsoft﹜Intel﹜Motolora﹜Lucent等等,莫不沿著舊金山灣區紛紛設廠,其他大大小小無計其數的相關公司更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有的做上游、有的做下游,有的做硬體、有的做軟體,有的做主機、有的做零件。整個矽谷熱氣騰騰,房價疊疊高漲,薪資頻頻上升,連加油站的工人一小時都可賺到十五塊美金工資。這是一個知識致富的年代,矽谷尤其是知識產業的聖地。七十年代懷才不遇的顏永財這下總算遇對了時機,在適當的時間、地點,進入適當的行業。他說:『要成功還得靠機緣』。許多人成功了,就說他是如何地努力;事實上,世間努力的人比比皆是,卻不見得個個能成功。台灣話說:七分靠打拼,三分天註定;其實更可能是四分靠努力,六分靠運氣。缺少了機緣,縱有聰明才智與努力,亦徒然望成功之門興歎。 IC產業在八十年代一路領軍,到處發燒。MLI公司在IC業剛發現需要光罩保護的早期就進入市場,產品又比別家公司的好,因此很早搶到頭彩。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公司的生產與銷售即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和子說:電子電腦業是男人的天下,我ㄧ年到頭在外參展做生意,常常一個女人置身在眾男性工程師之間,宛若一朵花插在綠叢裡。我不畏縮,態度落落大方,反而得到人家更多的注目。我在展示單位擺設鮮花與糖果,增加柔性的色彩,每次參展,都有許多人來看我的商品。我以女性的溫柔與細膩向顧客解釋,所以常在參展後達到很好的交易。我的訂單越接越多,到後來工廠簡直供不應求。』 自在光罩護膜業領先之後,MLI公司不斷擴充。顏氏夫婦在矽谷參尼(Sunnyvale)的地方購地興建廠房,並設辦公總部。往後數年,他們陸續在英文、德國、法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增設行銷店。加州工廠的生產流程與產品的管制完全符合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0)的鑑定,總部的員工多達兩百多人,全球各地的員工亦有八十餘人,成為一名符其實的國際公司。永財說:『我們這一行的特色在於市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公司的不願進來,小公司進不來。有些行業太賺錢,大家看了眼紅,全部跳進來,就互相殘殺。但我們這一行既不是利潤多得讓人赤目,也不是技術簡單得任何公司都能做,所以連續一、二十年,我們都幸運地在這一行穩坐第一。』 和子由於業務需要,經常在國外出差,時而倫敦、巴黎,時而慕尼黑、法蘭克福,時而東京、台北。她說,以前當窮留學生時,經常夢想環遊世界,現在生意做開了,日子倒過得像空中飛人。有一年的聖誕節,四歲的小兒子對她說:『媽媽,我不要任何玩具當禮物,只要妳能陪我在一起。』聽得她心頭酸酸眼眶紅紅。身為母親與事業女強人,確實有魚與熊掌難兼的地方。 其實夫妻共同經營一家公司,滋味亦如人飲水,冷暖自如。兩人性向不同,創業時確能截長補短,但是業有成之後,也常因看法不同而起衝突。和子說,她在第一線與顧客接觸,自然得將客戶的意見反應給公司,但負責研發與品管的丈夫卻因此感到受創,讓她很為難。永財則更直截了當地說:『夫妻相處的時間越長,衝突越多。很多業務上的決策會直接影像到家庭生活的合諧,實在很危險。說來情況也確實如此,當公司的總裁與副總裁決策相悖時,家裡亦不見晴天;當總裁丈夫斷然解除副總裁太太的職銜,副總裁太太自然氣得跳腳。一九八七年,這對在飄泊中始終相依互偎的夫妻在公司業務飛黃騰達,竟然吵到要離婚,可真讓週遭的親朋好友看傻了眼。還好台灣人有處理婚姻危機的獨特藝術,他們兩人的關係又特別地源深情長,所以縱使吵吵鬧鬧,心平氣和之後,仍舊言歸於好。但儘管兩人在前人後都宣稱彼此的個性、志趣、家庭與信仰如何不同,在親朋眼中,他們倒是一對本質非常相似的夫妻。兩人都同樣的慷慨善良、樂捐好施、又不願張揚。在過去二十幾年裡,他們隱性埋名大力贊助許多台灣人的運動與文化事業,嘉惠了不少人,也蓬勃了在美台人的社區。 七十年代,島內民主人士冒著生命與坐牢的危險,極力與國民黨政權抗爭,海外熱心鄉親莫不寄予高度關注,並盡量予以支援。一九八O年,廖述宗等教授在芝加哥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積極關懷台灣民主運動,並致力從事島內與海外的交流。教授協會在一九八四年以後,即定期接獲一對不願具名夫婦的慷慨捐款,成立『慈淵基金(C.Y.Fund)』,從事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往後許多年,教授協會連續運用這筆基金,邀請島內的民主人士或學者如呂秀蓮、陳菊、黃爾璇、鄭欽仁等人道全美各地的台灣人夏令會巡迴演講,亦從事各種藝文活動如:舉辦各種台灣語文研究所等等,鼓舞了島內從事運動的人,也為海外台灣人的社區帶來了生氣與熱忱。 同時,教授協會亦運用這筆基金資助島內的學者及研究生,如張良澤、陳永興、李筱峰、劉守成等多人道美國作短期研究,也頒發獎助金贊助黃昭輝、陳文茜、賀端蕃、林奐勻等多人在美國的學習。 而出獄後的林義雄先生更在這筆基金的贊助下,得以到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及日本筑波大學進修。二十年來,除了經手人廖述宗教授外,幾乎無人知道『慈淵基金(C.Y.Fund)』的贊助者就是來自嘉義(Chia Yi) 的顏永財(ChrisYen)與莊和子夫婦。永財說:『和子與我對金錢都不吝惜,所以在台灣人正需要的時後,我們就捐款,從不過問這些錢怎麼用。This is our love for Taiwan(這是我們對台灣的愛)。 他繼續說:『我在芝大唸書時』其實與廖教授並不熟。他是教授,我是學生。但教授協會支援島內民主運動,宣揚台灣文化,都為台灣好,也都是正義的事,我們就支持。我們因為做生意,有點盈餘,又是獨資公司,可以自由支配金錢,所以委託廖教授在教授協會裡成立一個基金,從事對台灣有益的事,結果他們做得非常好。 接著,林哲夫等人在加拿大創辦『城鄉宣教訓練營(Urban Rural Missionary,簡稱URM)』,李瑞木等人在聖地牙哥大學舉辦『台灣人公共政策研習會』,都獲得了顏氏夫婦的大力贊助。永財說:『前後許多年,這兩個訓練營一共訓練出數百名優秀的台灣草根社會工作者,影響台灣社會深遠而無形,非常有意義。別人做事,我們出錢,一起為台灣,就覺得快樂。我有一次到聖地牙哥大學參加公共政策研習會,會場裡沒人認得我。後來主辦人看到我的名字,特地來找我,再向學員介紹我是顏先生,大家都起立鼓掌,實在有意思。如今想來,那些錢也沒什麼,但在大家最需要的時候,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相當值得。 一九八七年,企業家吳西面為了宣揚台美人的理念,在南加州創辦了『太平洋時報』,慘澹經營了八年,虧損累累。更不幸的是吳西面在一九九五年突然發現得了癌症,遽然去世。他過世後,眼見這份為台灣人發聲的報紙瀕臨關門,熱心的林衡哲醫師到處奔走,希望找一群人合力撐住太平洋時報。結果那年三月,林醫師很幸運地遇到一對貴人:北加州的顏永財夫婦一口答應獨挑太平洋時報得財物重擔,讓所有關心報社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出任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迄今已九年,顏永財始終維持其一貫『只給錢,不具名,也不干涉』的作風。報紙的刊頭依舊印著『創辦人吳西面』的字句,從不見董事長顏永財的名字出現。報社的經營與報紙的內容完全交由發行人陳惠亭、社長林文政與總編輯賴慧娜等人負責,他從不過問。至於董事長的職責就是每年填補報社經營的赤字。他們的金援轉變為投資,所以目前太平洋時報的最大股東就是顏永財夫婦。 『提供資訊是一個非常昂貴又競爭的事業,』永財說:『但台灣人一定要有自己立場的傳媒工具,否則聲音都被掐死,想法都被扭曲。要維持一份傳播媒體,需要許多人的努力與奉獻。目前報社的同仁其實都是一半員工一半義工,大家本著台灣心,盡力想讓這份報紙繼續發行下去。這幾年,報紙的內容顯然已經豐富許多,但行銷仍有待突破。 其實顏永財夫婦不僅是太平洋時報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另份一台灣人報紙『台灣公論報』的長期贊助。此外他們更是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國際特赦組織、『台灣文庫』、以及其他一些台灣人活動的大力支持者。永財對弱勢始終懷著一顆熱忱的心。有次,他談起『五二零農民事件』,說:『我從錄影帶上看到成群手無寸鐵的農民被蠻橫的警察不斷地毆打,一直流淚。後來,我拿了五萬美金給蔡同榮,要他複製許多五二零事件的錄影帶,到處分送,讓人們瞭解其時的農民是如何地受到迫害,台灣社會是多麼地需要改革。』 又有一次,他談起贊助FAPA的經過,說:『大概是在一九八九年,王桂榮當FAPA會長的時候,我有一次搭飛機回台灣,正好在飛機後頭遇到王桂榮,心理詫異地這麼一個有錢人,居然也坐經濟艙。他回答說他正為FAPA到處募款,能省則省。我ㄧ聽非常感動,就捐了兩萬美金給FAPA。那次搭飛機坐經濟,實在比坐頭等艙要貴太多。以後我每年都捐款給FAPA,後來FAPA在台北召開二時週年慶,主辦人請我去坐在主桌,在座的一些名人都不知道我是誰。『我以前讀過日本有個叫聰美姐的女醫師,每個月都固定捐個人的零用金給日本的台灣獨立聯盟,直到去世的故事,也讓我非常感動。』永財說:『我們的社會實在需要更多具有愛心與正義感的人。我支持對台灣有益、並且是正義的事,但只贊助有所需要的人。我以前幫助過不少黨外人士,後來他們成名了,我就不再繼續。錢要給在人家需要的時候才值得,這是我的看法。 和子自小領受佛教的薰陶,長大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她自誦經禮佛中得到寧靜,從朝山拜佛、參與法會中獲得喜悅。她說:『佛教的慈悲與寬容讓我感到心安與祥和。』她也相信命理,認為這是一門很難解釋的玄妙學問,寧可信其有,而不願去冒犯。 正因為帶著佛緣,和子天生具有菩薩心腸。她在事業有成之後,成立一個基金,奉獻給佛教並從事社會福利。多年前,她在灣曲購置一棟樓宇,專門讓禪修的法師安靜潛修。此外,她亦在Hollester的地方購買了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計畫日後開闢成一個專門照顧亞裔老人的安養中心。 她說:『我以前當護士時,在醫院看了不少移民美國的老人,到了晚年,智力退化到英語都忘光,只能聽講自己的母語,無法與美國醫護人員溝通,也不慣西式的食物,非常可憐。 所以我心中一直存著一個遠景,希望日後一所安養中心,專門照顧講台語的華語老人。』『安養院裡若只有老弱殘病的人,將顯得暮氣沉沉。』她繼續說:『所以我也計畫在養老院旁 開設一所幼稚園,讓老人聽到孩子們的玩耍嘻笑聲,重燃對生命的追求。長久以來,這個夢想一直是敦促我努力工作的泉源。人生無常,有夢最美。當我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就應該盡量去做。永財也如此嘆道:『潮起潮落。矽谷曾經風華萬千,但如今各方面卻已顯示氣勢已過。七十年代,半導體在此崛起,帶動整個科技風潮。八十年代,IC﹜memory﹜PC一波接一波,氣勢如虹。 九十年代,電子通訊、網路、光纖繼起直追,那時的矽谷真是不可一世。但是現在半導體及IC產業外,PC市場已失,電子通訊一蹶不振,光纖苟延殘喘,生物科技尚未看出前景。整個矽谷暮靄籠罩,不知何時旭日方能再起。 坐看矽谷的興衰,永財頗有繁榮如夢的感觸。他說:『目前我們公司雖然仍居光罩護膜業的第一,但因美國IC產業外移,需求轉弱,市場顯得相當疲軟,一切只能盡力而為。無論如何,我很高興在別人正需要、而我又有能力的時候,曾經幫助過別人。』也無論如何,矽谷畢竟圓了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才子夢,並且因為他們慷慨解囊,使台灣人運動、台美人社區以及不少人受惠。所以縱使世事忽如夢,畢竟一枝草一點露,對於曾經有過的、給予過的及領受過的,想必人情溫暖點滴在心頭。 楊遠薰

廖述宗 芝大教授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生命的執著 廖述宗教授在三十幾歲時,即發表一系列卓越的男性荷爾蒙研究論文,揚名國際生化界。 他在一九八○年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成為當時海外人士與島內民主鬥士接觸的前鋒。 他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盡力引介高科技產業到台灣,希望與有志之士共同建設台灣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是一個典型的早期台灣留學生,睿智、勤奮、深思、熱情,對台灣尤其充滿期許。 一個五月天,我與這位傑出的的生化學家漫步在芝加哥大學的校園,聆聽當年如何從一個追求知識的青年,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生命科學家,然後又成為一個威權時代的政治異議者,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執行者,覺得他的人生真是豐富,難怪他會一再強調「成功的意義,不在終點,而在過程」。 啟蒙的歲月 廖述宗於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台南,父親是著名畫家廖繼春。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妹。童年時,他的父親在台南長榮教會學校教美術,母親在家開了一家叫「文藝社」的文具店,個性體貼的他從小就常幫著母親煮飯、做家事、看店、賣文具。 「我的父親是個沉默溫和的人,」廖述宗說:「他的熱情全都表現在繪畫上,對孩子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他對我的影響可說無形而深遠,我後來在科學上的創造與發見,即源自他在藝術上的臆想與發揮。」 述宗自小喜歡觀察一切有生命、會蠕動的東西。他養了很多蠶,看著幼蠶變大蠶,再作繭成蛹,破繭化作蝶,覺得生命實在奇妙。小學三年級時,他遇到一位非常崇尚自由的日本老師,名叫星襄一,經常帶著學生們到樹林裡上課,更加啟發他對大自然的喜愛。 就讀台南一中初二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機大舉轟炸台南,他眼見房子被炸,災民哀嚎,難民爭相疏散,敏銳的心靈充滿了對戰爭的驚悸與厭惡。接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他目睹一批批的國軍如散兵游勇,漫無法紀,作出一連串侵害百姓權益的行為,內心又不禁痛恨、失望。 唸高一時,由於他的父親應聘到甫成立的台中師範當美術科主任,述宗乃隨著家人搬到台中,轉學至台中一中。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血腥的大屠殺如夢魘般,在他腦裡揮之不去。 廖述宗說:「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苦悶的時代與黑色的政治陰影使他成為一個深思的青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思索生命的意義,並且非常同情貧苦弱勢的人。 邁向科學之路 一九四九年,廖述宗自台中一中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台大農化系。他說:「因為台大只有動物系、植物系,卻沒有生化系,所以我選擇既要唸生物,也要唸化學的農化系為第一志願。」 事實上,他還一度與醫學系結緣,卻自動放棄。原來他升大二的那年暑假,參加轉系考試,以第一名轉進醫學系。但結果只去上了三天課,他便打退堂鼓。 他笑著說:「因為當時一位教動物學的老先生要學生在三天內,背下兩百多根人體骨骼的名稱。我覺得我的腦袋不能全用來背記東西,所以又轉回農化系。時隔這麼多年,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唸了農化,我的發展更加海闊天空。」 他在農化系的出色表現使他從大三起,便在何芳陔教授的研究室當研究助理,從事木耳的研究。服兵役時,他參加全國高等考試,高中狀元。退役後,他回台大農化研究所深造,獨自研創一套用化學液體培植蘑菇的方法,深受重視。這篇論文不僅使他獲得台大碩士學位,並且亦得到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 I T註三)的優渥獎學金,於一九五六年踏上留學之途。 那年秋天,滿腔壯志的廖述宗抵達芝加哥,心中暗自希望數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即返鄉服務。沒想到一開始,便遇到挫折。他到伊利諾理工學院生物系報到後,系主任海德克﹝Hedrick﹞博士告訴他,他所培植的蘑菇太小,沒有經濟價值,因此這項研究計劃已被取消,但系裡改派他到另一個更大更有名的研究小組工作。 原來該系已有幾個博士和碩士先後發表論文,證實密西根湖的湖水含有抗生素。在抗生素奇貨可居的年代,若能自湖水提煉,真是一大福音。因此系裡已在密西根湖畔,建造一座自湖水提煉抗生素的試驗工廠,準備派廖述宗去管理。但在去之前,他必須先在實驗室學會提煉抗生素的方法。 他們的做法是將湖水放進離子交換器,分離出抗生素後,濾掉其他,再用溶劑將抗生素洗出來。聽來不難,問題是廖述宗無論怎麼做,都做不出想要的結果,令他十分困惑。隨著日子一天天消逝,他的信心逐漸減少,到後來只好作捲舖蓋的打算。 他向系主任坦承做不出結果,但在宣告失敗之前,希望系主任和他一起作一次實驗,以便瞭解癥結之所在。海德克博士覺得這要求合理,於是捲起袖子,動手和他一起作實驗。 不料兩人做了三個月,竟還沒作出結果。後來,廖述宗獲准調閱前人的實驗記錄,仔細加以比較,總算發現原因。原來前人的實驗並沒有測量離子交換器流出來的液體酸鹼度。換句話說,細菌被殺死,是液體本身帶酸性的緣故,不是湖水裡含有抗生素。 這項發見令系主任大驚失色。因為這表示整個研究計劃的前提是錯誤的,試驗工廠必須關掉,龐大的研究計劃亦將終止。 「當時實在不知該喜,還是該憂。」廖述宗說:「喜的是証明我的實驗是對的,拾回一點信心。憂的是我才到一個新地方,便攪壞了人家整個計劃,處境很尷尬。思慮再三,覺得不如離去,但系主任反而挽留我。他說系裡其實很感激我的發見,因為與其投下更多的資本,不如趁早結束。」 後來,他請系主任寫推薦函,讓他轉學。由於廖述宗曾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一篇有關核酸結構的論文,所以不久便接到康乃爾大學一位哈利﹝Robert Holley﹞教授的來信,表示要收他當學生,並且願意提供獎學金。廖述宗高興異常,趕緊回覆,表示即將前往。 這位當時正在從事最新核酸﹝nucleic acid﹞研究的哈利博士後來以在核酸方面的重大成就,獲得一九六八年的諾貝爾獎。但命運之神卻使廖述宗無緣與之相會,反倒奇妙地將他留在芝加哥,展開另一頁燦爛的學術生涯。 誤闖芝大 一九五七年夏末,廖述宗正打點行李,準備前往紐約的綺色佳﹝Ithaca﹞之際,一位朋友勸他說,離開芝加哥之前,不妨到近在咫尺的芝加哥大學走一走。廖述宗亦覺得有道理。自己在芝加哥住了一年,每日關在實驗室裡,不曾到外頭探個究竟,最起碼也該到聞名遐邇的芝大見識一下。 於是他找個風和日麗天,獨自搭車到海德公園。進了芝大校園,他到處晃蕩,但見一棟棟哥德式建築宏偉如城堡,校園碧草如茵,鐘聲悠揚,確實有學術氣氛。 徜徉一陣,他走進生化系大樓,看見一間辦公室門外掛著系主任伊凡斯﹝Earl Evans﹞博士的名牌,一時興起,便舉拳敲門。 也算巧合,伊凡斯博士親自應門。他不但開門讓廖述宗進去,還坐下來和他談話,並且帶他參觀實驗室。廖述宗受寵若驚,覺得這人實在親切,於是滿心歡喜地謝了又謝,便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料到了下午五點鐘,他竟接到伊凡斯博士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再到芝大一趟。滿頭霧水的他不便拒絕,隔日便依約前往。 他到了系主任辦公室,伊凡斯博士要他逕自到「明美﹝Ben May﹞癌症研究中心」,見一位塔拉萊﹝Paul Talalay﹞教授。廖述宗遵照指示,找到塔拉萊博士。這位塔拉萊博士也真絕,二話不說,便遞了一件實驗衣給廖述宗,兩人便開始動手做實驗。 如此一忙,忙到下午四點鐘。塔拉萊博士請他喝茶,並交給他一份資料,要他回去好好研讀。廖述宗愣了一下,心想這其中一定有誤會,趕緊解釋道:他到芝大不過是探訪,過兩日,他就要啟程赴康乃爾大學,攻讀生化博士學位。 「什麼?」這下輪到塔拉萊博士錯愕了。他說:「你不是要到這裡來唸書嗎?我們昨天還特別為你開了會,討論要給你的獎學金和研究項目呢!」 提起這段往事,廖教授迄今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說:「當年可能我的英語太差,他們誤以為我要到芝大唸書,見我的表現還不錯,就決定收我。」 就這麼一個奇妙的機緣,廖述宗沒經過入學申請,便直接進芝大生化研究所,而且此後一輩子都在芝大,並與恩師哈更斯教授﹝Charles Huggins﹞結下半生緣。 癌症化療之父─哈更斯博士 哈更斯博士﹝Dr. Charles Huggins﹞是一九六六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今的癌症化學治療之父。他於一九二七年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參與醫學院的創立,並且出任泌尿科主任。 他於一九四一年發現癌細胞必須倚賴荷爾蒙方能成長,主張以去除男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攝護腺癌,結果成為全球治療癌症的先驅。接著,他主張以去除女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乳癌,也很成功。時過一甲子,這些治療方法至今仍是醫學界治療癌症的正統方式,哈更斯博士因此被稱為「癌症化療之父」。 哈更斯教授在一九五○年獲得阿拉巴馬州的明美先生的捐贈,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成立「明美癌症研究中心」,延聘全球最優秀、最富創意的年輕學者,從事各種基礎醫學的研究。結果不出數年,該中心便成為舉世馳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當廖述宗在一九五七年進入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時,哈更斯博士已是醫界和學界的泰斗。「他待人很親切,毫無大師的架子。」廖教授說:「他時常在下午四點鐘到我的實驗室看我,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你今天有什麼發現?』。發見(Discovery) 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他的名言:『發現是我們的本分』成了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人人奉行的圭臬。」 一九六一年,廖述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為哈更斯博士所延聘。此後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互相切磋琢磨。「哈更斯博士一直工作到九十一歲才退休,我們一共相處四十年。」 廖教授緬懷地說:「他治學的嚴謹、對學術的執著、注重思考與創造的作風,都是我的楷模。他是我終身的良師與益友。」 廖述宗也因為哈更斯教授的關係,認識了生化界另一大師李卓皓博士。他說:「執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李卓皓博士是哈更斯教授的好朋友。他每次到芝加哥,一定到芝大拜會哈更斯博士,我們也因此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李卓皓博士在一九六九年訪問哈更斯教授的一件逸事,至今猶為廖述宗所樂談。他說:「李博士那年回台籌設生化研究所。有一天,他突然到芝大探望哈更斯教授。哈更斯教授把他留在七樓的辦公室,自己下樓來找我,對我說:『李博士要請你回台工作,請你對他說不,好不好?』說完,他轉身上樓。果然半小時後,李卓皓來找我,邀我回台工作,我客氣地婉拒了。」 就這樣,廖述宗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直到今日。他的辦公室正前方始終掛著一幅「發見是我人之本分」的字畫,左邊牆壁則高懸著哈更斯博士的巨幅照片。大師沉思的眼神,彷彿在昭示世人:「科學是無止境地求真與發現,人類的進步乃是思考與創造的結果。」 男性荷爾蒙研究的先驅 廖述宗自到芝大後,即如璞玉遇到名匠,不斷琢磨,日益發光。他在芝大的第一年,便發現一種奇異的新酵素。他將之純化,並研究其功能,不久便完成了博士論文。 接著,他從事其他三種不同的研究,皆有嶄新的發現,也因此發表了數篇受人矚目的論文。一九六○年,他開始從事男性荷爾蒙的研究。當科學家們尚不知核酸在何處能產生何種功能的時候,他即指出男性荷爾蒙主要在細胞核內,促進核酸的形成。這篇論文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後,成為科學界「荷爾蒙基因學」的先趨。 他接著在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一個非常創新的發現。當時,科學家們認為男性荷爾蒙的睪固酮﹝testosterone﹞在睪丸?形成後,即經由血管輸送到各器官,產生作用。但廖述宗卻發見睪固酮本身不會產生作用,必須經由一種五甲位還原酵素(註四)轉變成二氫睪固酮(註五),並且與另一特殊的細胞核受體﹝nuclear receptor﹞結合,才能產生作用。 由於當時的科學界尚無男性荷爾蒙活化的概念,因此這項非常創新的理論起初不被美國的權威學者所接受。論文寄出後,整整七個月,不見刊登。一九六七年春,他將這篇論文寄到英國的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立刻獲得重視,旋即刊出。論文發表後,馬上引起巨大的迴響,全球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般飛來,並紛紛尋求研究上的協助。 因為這項發現開啟了科學界研究荷爾蒙的新方向,一些依男性荷爾蒙滋生的疾病如攝護腺癌、禿頭、青春痘等後來皆得以獲得治療。所以直到一九九○年十月,這篇論文尚且被美國的「科學論文統計組織」評選為該月「科學界引述最多」的一篇經典之作。 廖述宗那時才三十七歲,即已是聞名國際的生化學者。往後四十年,他每兩、三年,便都有一項重大的發現問世,因此大師地位始終屹立不搖。他在生化界的許多領域包括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受體、抗男性荷爾蒙、抗男性荷爾蒙受體、陰陽人的謎思、治療攝護腺癌的研究與方法上,皆是同行的先驅,每年都有各國的學者到他的研究室進修,而且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國際著名的專家。 至於他發現的「五甲位還原酵素抑制劑」因能抑制男性荷爾蒙在皮膚及攝護腺等組織的活性,導致後來默克﹝Merck﹞藥廠開發出兩種新藥,一是治療攝護腺腫大的婆羅斯卡﹝Proscar﹞,另一是治療禿頭的婆羅貝西﹝Propecia﹞。這兩種藥品每年的銷售量都達數十億美金,為默克藥廠帶來巨大的利潤。 九十年代以後,廖教授在綠茶與草藥上,亦有獨特的研究。他發現綠茶裡的EGCG具有重要的藥理作用,可以用來治療肥胖、青春痘、及某些癌症。但是製作綠茶時,不得發酵;飲用綠茶時,亦需注意一些方法,才能保留EGCG的成分。為此,他經常應邀至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地,講述飲用綠茶的好處與方法。 晚近這些年,他在對抗老人癡呆症﹝Alzheimer﹞與膽固醇的研究上,亦有許多驚喜的突破。他發現有一種LXR的調節物,無論在中風、血管阻塞、心肌梗塞、或老人癡呆症、某些癌症及發炎的形成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若能開發成藥品,將對增進人類的健康,有著無比重大的貢獻。 他得過許多學術卓越獎,包括荷爾蒙研究的最高榮譽平卡斯﹝Pincus﹞獎,以及國人比較熟悉的台美基金會科技獎、杜聰明醫學獎、李卓皓生化獎等等。此外,他長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註六)的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重要科學期刊與研究基金的審核委員,但廖教授對這些榮譽,始終以平常心看待之。 他說,他一生重視的,主要只有兩個信念:一是身為哈更斯博士的信徒,他深信科學研究的目的在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二是身為台灣人,他深信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為故鄉作更大的奉獻。 芝大的大家長 廖述宗儘管表現優異,人緣亦佳,但在追求女朋友方面,卻相當保守。他笑著說:「在我的年代,台灣就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整個台大,誰和誰約會,大家都知道。」 幸好他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在這方面幫他許多忙。他的母親林瓊仙女士出自豐原望族,是彰化高女第一屆畢業生,平時熱心公益,亦擅長幫人作媒。當她眼望兒子即將拿到美國博士,尚未見到準媳婦,不免想助一臂之力。 某日,她聽到一位同鄉的女兒即將赴芝加哥大學留學,連忙邀約述宗的三舅媽一起登門造訪。廖媽媽見了女孩,滿心歡喜,趕緊打開皮包,取出一樣小東西,請小姐帶給她的兒子。小姐不便推託,到了芝大,即打電話給廖述宗。此後兩人一見如故,花前月下,儷影成雙,一九六○年,他們便在芝大的教堂結婚。 年輕的廖太太叫郭淑卿,有一張圓圓的笑臉,常給人歡喜的感覺。她自東京神學院畢業後,即到芝大神學院深造。廖述宗因此以為準岳父一定是名牧師,直到快結婚了,才知道原來就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暨慈善家郭頂順先生。 由於兩人都好客,他們婚後乃經常邀請芝大的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當年常在廖家作客的林秋鴻回憶說:「記得一九六一年的除夕夜,我們幾個窮學生在廖教授家過年。那時,師母已經大腹便便,仍和廖教授在廚房忙個不停。忽然間,陣痛起來,廖教授連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晚,他們的老大慈瑛便誕生了。」 小家庭成長得很快,短短幾年間,老二慈芬、老三慈明、和老四慈卿相繼出世。淑卿兩隻手帶四個小娃娃,日夜忙得團團轉。廖述宗那時的研究也正有重大的發現,因此亦頗覺分身乏術。但儘管生活忙碌,他們仍不忘照顧學生。大夥人春天郊遊、夏天野餐、秋天採蘋果、冬天溜冰,除夕夜請學生們到家吃年夜飯,儼然像個大家庭。 芝大的台灣學生越聚越多,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組織「芝大台灣同學會」。由於學生社團需要請一名教職員當顧問。廖教授是大家公認的不二人選,因此往後許多年,他擔任芝大台灣同學會的顧問,形同芝大台灣學生的大家長。 當時每逢過年過節或同學會聚餐,他即清晨載著學生到?菜大賣場,買一整車的菜回家。然後大夥人在廖家一起切切剁剁,煮出一大堆食物來。若到端午,廖教授夫婦更是通霄包粽子,一包數百個,至少讓每人都能嚐到一個。 「當年為了讓大家有潤餅捲吃,廖師母回台灣時,還特地去學擦潤餅皮。」現在是皮膚科專家的梁德明醫師回憶說。 其時的芝加哥是美國的第二大城,也是台灣人的主要聚集處。芝城同鄉在一九五六年即成立中西部台灣同鄉會,一九七○年更發展成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到了八十年代,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每次開年會,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若有島內人士來演講,更達七、八百人。要找一個可容這麼多人開會的地方,絕非易事。那些年,便常由廖教授出面,向芝大租借國際學舍。若是輪到由芝大台灣同學會主辦,那更為了準備數百人吃的晚餐,忙得人仰馬翻。 「那年頭,大家都沒錢,不可能到館子叫菜,菜全都自己做。結果每個人都分配到工作。李遠哲在芝大時,也做過滷肉等東西。」廖述宗笑著說。 熱鬧的生活充滿美好的回憶,卻也暗藏一些難言的傷痛。國民黨在海外的特務非常活躍,舉凡帶有「台灣」兩個字的社團,皆被密切監視。因此社團裡的活躍份子大都上了黑名單,望斷歸鄉路。廖述宗也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三十年,至於何時被列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只待發現時,方覺傷痛在心頭。 知識份子的良知 廖述宗首度發現自己上了黑名單,是出國將近十年的時候。一九六五年,他應錢思亮校長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回台大講學時。那時,他與淑卿已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女兒。因為雙方父母都沒見過孫女,夫妻倆便興致勃勃地帶三個一至四歲的小娃娃回故鄉。 不料他們在東京欲登上回台的華航班機時,即遭機上特務阻擋。特務以三個小女孩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有共產黨徒之虞,不准她們上機。一家五口因此被迫在東京停留兩天,經過冗長的交涉,才得以回到台灣。在台期間,他亦遭特務跟隨,這時他心裡明白,此後回鄉將是一條迢遙路。 果然一九七六年,他的父親廖繼春在台北病逝,他申請回台奔喪,竟無法獲得簽證。「有許多年,我獨自一人時,每當想起自己連人子的最後一份責任都無法盡到,就不禁淚流滿面。」廖教授黯然地說。 無論如何,他對台灣始終有一份切不斷的情感。他在成長過程中,一再目擊國民黨無比殘酷地對待異己,因此學會噤若寒蟬的保身之道。出國之後,他沉浸在芝大自由的學術氣氛中,不禁為苦難的故鄉感到悲哀。他期盼有朝一日,台灣能脫離外來的獨裁統治,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 七十年代,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迅速增高,抗爭的過程亦充滿驚濤駭浪。廖述宗和許多海外同鄉一樣,密切注視島內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驟然發生,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接踵而至。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島內充滿肅殺氣氛,海外關心的鄉親莫不憂心如焚。經過數日的憂慮與思考,廖述宗終於決定出面,採取積極的救援行動。 他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普渡大學的蔡嘉寅教授共同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教授們,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聯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譴責國民黨政府濫捕異議人士的惡行,並且力主被捕人士應獲公平與公開的司法審判。 這項呼籲立刻獲得熱烈的回應。短短幾天內,一百三十七位台灣人教授參與連署。廖教授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籌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關懷島內的民主運動。」 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廖述宗、林靜竹、孫錦德、商文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等十六名教授聚集在芝大的國際學舍,召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籌備會。會中,大家公推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負責起草章程、召開成立大會。 會議後不到兩星期的二月二十八日,廖述宗忽然接到台灣來的緊急電話,驚惶地告以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林母及一對雙胞女兒皆被亂刀殺死,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正在緊急救護中的情事。打電話的人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非常害怕這種謀殺連環發生,每家將逐一遭殃,因此亟盼外界趕緊伸出援手。 放下電話,廖述宗心痛如絞,難以相信在這年代竟然還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片刻後,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中華民國領事館,激動地對裡面的人說:「你們再殺下去,我們全體台灣人都會站起來,用武力對付你們!」 領事館的人尚未接到台灣的通知,僅表示這事不可能發生。但一小時後,他們打電話給廖教授,表示對林宅血案深感遺憾,並對教授協會獲得消息之迅速,感到驚訝。 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廖述宗接著通知美國有關單位與主要的台灣人社團,共同商量救援之道,同時努力為教授協會催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正式成立。八月九日,第一屆會員大會假芝大「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會議室召開。四十多位與會人士一致推選廖述宗教授為創會會長,並選出張富美、張旭成和蔡丁財等為區域理事,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陳炳杞和賴義雄為一般理事。 廖教授擔任會長這一年,率領教授協會馬不停蹄地關懷「美麗島」事件的審判、策劃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並且成立台灣核能發電廠設置評估與B型肝炎預防的委員會,進行調查與探討等等。 就在他的會長任期即將屆滿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廖教授突然又接到一個令人心慟的電話,這回被告以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一位年輕教授陳文成攜妻兒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隔日陳屍台大校園的消息。 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廖教授打電話給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塞爾特﹝Cyert﹞博士,告以陳文成博士係他殺,不是自殺。塞爾特博士起初不相信,因為他自國民黨官方得到不同的訊息。但經廖教授解釋後,他開始懷疑台灣的官方之詞,因此同意進行調查。 接著,廖教授召開教授協會理事會,成立關懷陳文成案件臨時小組。他並且在芝加哥聘請到一位很有人權思想的法醫克爾遜那﹝Robert Kirschner﹞醫師,進行驗屍的研究。與此同時,塞爾特校長亦在匹茲堡聘到另一位法醫魏克特﹝Cyvil Wecht﹞醫師,到台灣進行實地的驗屍。 兩位美國法醫經過一番審慎的檢驗,共同提出一份嚴謹的報告,指出陳文成博士不是自殺,而是在世時被毆打、墜樓致死。 「陳文成博士的遇害,在海外引起極大的憤怒。」廖述宗說:「大家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長期惡行忍無可忍,因此教授協會決定出面予以揭發。」 教授協會於是積極動員各地會員,主動與美國媒體聯繫,分別揭發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各大校園的活動與黑名單的事情,令美國主流十分驚訝,紛紛表示不可思議。此後,國民黨特務的行徑亦較前稍微收歛。 一九八一年八月,廖述宗卸下會長職務後,轉任教授協會總部執行理事,繼續協助推展會務。當時島內人士縱使出了國,也不敢與海外的異議份子接觸,惟恐回台被逮捕、判刑。教授協會因此決定打破僵局,致力推動海內外交流。 一九八二年春,教授協會首創先例,邀請黨外監委尤清、立委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和國民黨籍立委紀政等五人到美國參加在田納西州舉辦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暨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這在當時是項突破性的大新聞。被邀的這五個人敢不敢來?能不能來?回去之後,會不會以違反動員勘亂時期戒嚴條例,被處以重刑?都是無法確知的謎題。但後來這五個人不但全都來了,而且所到之處,皆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迎。他們的言論與行蹤,皆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回台之後,又平安無事,可說是功成圓滿地達成使命,打破過往的僵局。 一趟破冰之旅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教授協會決定再接再厲,進一步推派代表回台,與國民黨高層進行溝通。但誰是此行的最適當的人選?大家不作二想,一致公推廖述宗教授。 問題是廖教授長期名列黑名單, 過去尚且無法回台為父奔喪,何以此時能公然回台,順利完成任務? 時隔二十多年,廖教授方才透露,一九八二年的八月台灣行,係李卓皓博士推薦,由台灣大學發邀請函,請他在一項由台大主辦的國際生化研討會上發表學術演講,他因此得以國際學者身份入境台灣。 回到台灣後,他經由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的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會面。在會見蔣彥士時,意外獲得與省主席李登輝晤面的機會,因而有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他描述與蔣彥士見面的情形說,那是一次難忘的會晤。八月九日上午,他在清華大學沈君山教授的陪同下,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在會客室接見他們後,就一直坐在一張罩著絨布的座椅上,雙手握緊扶把,上身挺直,看來很僵硬,也很奇怪。 廖述宗開門見山就林義雄家血案及陳文成命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他接著又說:「政府應讓赴美訪問的官員和學生,有參加台灣同鄉會的自由。」 蔣彥士問:「台灣同鄉會是否仍被一些對政府不友善的人所把持?」 廖述宗答:「台灣同鄉會是一個依民主程序運作的組織,幹部由會員選出,決策尊重多數決定,政府應該尊重這樣的一個民主組織。」 蔣彥士再問:「為什麼教授協會的名稱要冠上『台灣人』三個字?『台灣人』的定義是什麼?」 廖述宗答:「凡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奉獻的人都是台灣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因為會員來自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意願,因此冠用『台灣人』的名稱比用籠統的『中國人』名詞要恰當。」 如此針鋒相對三、四回合,氣氛稍微緩和後,兩人才開始就釋放島內政治犯、撤除海外校園特務、以及向美購買軍備等議題,逐項討論。談話中,雙方立場迥異,心防甚深,但至少有了雙向溝通。 突然間,蔣彥士問廖述宗:「你想不想見李登輝?」 「如果有機會,當然想。」廖述宗答。 這話說完不到數秒鐘,突然跑出一名侍衛,大聲問:「什麼事?」 蔣彥士道:「找李登輝。」 侍衛恭敬地答:「是。」隨即退下。 目睹這一幕,廖述宗突然有所恍悟,背脊不由發涼。原來絨布下的沙發扶把上有按鈕,蔣彥士手指一按,侍衛立刻跑出來。 「難怪他的雙手一直緊握扶把,全身坐得畢直。」廖述宗自忖道:「這地方真是機關重重,我若出言不遜,惹他惱怒,恐怕無法挺著腰,走著出去。」 八十年代會晤李登輝 那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蔣彥士聯絡到省主席李登輝。李登輝表示有事正忙,但歡迎廖述宗到他在台北的官邸談談。 兩天後,廖述宗依約到省主席在台北的官邸,拜會李登輝。時值颱風過境,李主席要外出視察災情。兩人在客廳裡,用了一點水果,談了幾分鐘話,李登輝請廖述宗改日到中興新村看他。 數日後,廖述宗搭乘被通告的火車班次,抵達台中。一進車站,省府司機已在等候,專程送他到中興新村。他在省府主席會客室裡,見到李登輝。兩人小談一陣,已是黃昏,李主席說:「到我家坐吧!」 廖述宗不置可否,乃隨著省主席搭乘座車到官邸。進了客廳,他坐在沙發,大略環顧四周。畢竟一省之長,客廳佈置得相當雅致,几上有桌巾,沙發上有椅罩。 李夫人出來應客,三人喝了幾口茶,談了幾句話。突然,李登輝起身,揮手往裡一指,說:「我們到那裡坐吧。」 廖述宗不明究裡,起身尾隨。走到廚房,見桌椅全無罩蓋,忽覺此處大概沒有竊聽器,不由自在起來。三人傍著餐桌坐下,十分親切。李登輝詢問海外台灣人的種種,廖述宗詳細解說。談話間,見李登輝認真聆聽,自己亦放下心防,痛快暢談一番。 此後,廖述宗對李登輝有了嶄新的認識與評價,以後即使李登輝高居總統,身兼國民黨主席,說過無數次兩岸統一的話,廖述宗始終相信李登輝是真正的台灣人,深具台灣心,有朝一日會對台灣很有貢獻,後來果然證實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支援「美麗島」受難家屬 經過這趟破冰之旅,廖述宗回美國後,發表一連串回台觀感的言論,令國民黨高層相當不悅。一九八三年年底,台灣舉行「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大選。多位受刑者家屬披甲上陣,各界莫不寄予密切關注。廖教授亦申請回台觀察選舉,但被拒絕入境。 他隨後經由美國國務院官員從中斡旋,方取得入台簽證。行前,國務院官員特別與他見面,告以不久前,菲律賓才發生阿奎諾抵馬尼拉機場即遭槍斃之事,勸他考慮再三。廖述宗答以明知山有虎,他亦要向虎山行。 隨後,他找了律師,立下遺囑,與淑卿及親近友人約好聯絡暗號,並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報備,然後再度踏上故土。 「當時桃園中正機場尚未完全建好,旅客得在停機坪下機。」廖教授說:「當飛機停妥,一位荷槍的憲兵即上機,要所有旅客暫留原位。等找到我時,要我先下飛機。我拿著行李,在他尾隨下,一步步走下階梯,心想: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刻了!幸好什麼事都沒發生。」 他在台北與張旭成、陳榮耀等教授會合。三人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觀選團」名義,從北到南,觀察選舉,沿途並拜訪每個「美麗島」參選人的競選總部。他們所到之處,皆有記者隨行;所發表的言論,經由媒體披載,亦深受各界重視。 大選結果,大部分「美麗島」受難家屬候選人如方素敏、許榮淑、周清玉等皆高票當選,在在顯示人民用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表示台灣的民主運動將繼續進行,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大大鬆了一口氣。 選舉過後,廖述宗在台北參加一個小型的餐宴。席間,除了姻親劉明、作家楊逵、監委尤清外,還有兩名年輕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交談之中,廖教授覺得兩位年輕人很有台灣心,又有才氣,誠屬難得,便邀請他們日後到美國訪問。這兩名律師便是當時的政壇新秀陳水扁與謝長廷。 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隔年四月,陳水扁果然造訪美國。他在芝加哥的一場演講中,當眾表示一定要突破島內禁忌,發起組黨運動。回台後,他果真在「蓬萊島」雜誌發表一系列宣揚組黨的文章,其中一篇因為批評國民黨籍學者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引起馮滬祥到法院控告其毀謗,隨後打起聞名的「七字官司」。 後來台灣法院第一審判決毀謗罪成立,「蓬萊島」雜誌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和總編輯李逸洋三人皆被處刑一年。這時,在美國的廖述宗向陳水扁建議,由教授協會評審馮滬祥的著作,作為其繼續上訴的根據。陳水扁乃將所有的資料寄給廖述宗。 一九八五年二月,教授協會正式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和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他們一共同花了四個月時間,寫出了一份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以翻譯代替著作,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等等,證明陳水扁指稱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確有其事實的根據。 然而台灣高等法院卻置教授協會之報告於不顧,在一九八六年五月「蓬萊島」案二審定讞,依舊判決陳水扁等人有罪,惟將刑期從一年減至八個月。 這段期間,陳水扁禍不單行。他競選台南縣長,不幸失利;太太吳淑珍又遭政治車禍,半身不遂。廖述宗在阿扁夫婦遭受困阨之際,始終與之密切聯繫,並曾一度欲安排吳淑珍到美國就醫。提起這些往事,廖教授笑著說:「當年力挺阿扁、關懷阿珍,只是基於人道與正義,哪曾想到阿扁日後會當總統?」 這話道出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心聲。當年大家忙著救援,根本無暇思量日後的得失。只要民主人士信守台灣人的立場,便力挺到底;一旦發現有人變節,便痛心難過。廖述宗與教授協會的同仁當年也正懷著這樣的心情,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提倡海內外交流,並且宣揚台灣文化。 他們的努力獲得許多人的肯定、支持與幕後的經濟支援。當時由他經手的慈淵﹝又名C.Y.Fund﹞、川流和傳明等三筆基金分別贊助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其中包括資助島內多名學者與研究生到美國進修,幫助出獄後的林義雄到美、英、日等國考察,贊助蕭泰然出版音樂專集「台灣人的詩篇」等等。 這些基金的主要來源直到二○○○年政黨輪替後,才逐漸為人所知。他們分別是北加州的顏永財與莊和子夫婦、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休士頓的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以及其他一些熱心的人。廖教授說,在促進台灣邁向民主的過程中,許多人都是無名的貢獻者。大家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奉獻,方使海內外台灣人的運動得以繼續進行。 高科技產業化 廖述宗自一九八六年起,即參與現代高科技產業化的運作。那年,芝大商學院成立一所「拱門﹝ARCH﹞」發展公司,由商學院副院長拉札陸斯﹝Steven Lazarus﹞擔任總裁。目標在將芝加哥大學及其所屬的阿岡(Argonne)國家研究所的科學研究成果開發成商品,並且培育該校的企業管理人才。 「拱門」創立時,廖教授即與之聯繫,告以日後為幫助台灣發展科技,希望有機會到該公司學習。「拱門」的經理在們與廖教授晤談後,發現彼此理念接近,遂聘他為科技顧問,此後展開密切合作。 一九九二年,。「拱門」採取教授的建議,脫離芝加哥大學,成為一獨立「拱門」創投公司,合作的對象由原先的芝加哥大學與阿岡國家研究所,擴大至全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與國家研究所。 「拱門」創投在成立的第一階段裡,需要三千萬資金。廖教授運用人脈,幫公司籌到一半的資金。此後,公司營運非常順利,目前擁有一百多家子公司,研發的項目包括光線管理、超導技術、生物遺傳因子、奈米超微陶瓷原料、高級離子交流劑、、、等等,都是全球最新的科技產品。 「拱門」最大的特色就是產品全都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廖教授說,他參與「拱門」的運作,主要是為吸取經驗與累積人脈,以便幫助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過去,廖教授對台灣的科技政策,時有批評。他說,長期以來,台灣偏向引進別的國家已經研發好或即將研發好的技術,表面看來很繁榮,實際如同插花一樣,經過一段時日,技術轉移到勞資更低廉的國家,花就凋零,科技還是沒進步。 「台灣要發展科學,必須注重基礎科學,從根紮起。」他語重心長地表示:「要開發科技產業,也必須從科技的種子期或幼苗期即進行研發。惟有培植出繁茂的科技樹,才能結出豐碩的科技果實。」 因此,教授協會在一九九四年回台召開年會時,廖教授即與彭百顯立委共同主持一個「科技應用與商業化」的座談會,邀請當時的財經首長蕭萬長、江丙坤、梁國樹和工研院的史欽泰、紀國鐘等人與會,共同檢討台灣的科技政策,商討未來的發展。 此後,教授協會不斷建議台灣政府,有計劃地發展高科技產業。二○○○年之後,隨著民進黨執政,海外的台籍科技人才逐漸受到重視,廖教授亦時常偕同「拱門」的經理團隊往返台、美兩地間,希望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業如生物、醫技、光學、奈米、光學等等,引進台灣。各地教授協會的會員亦紛紛成立「台灣人科技協會」,直接或間接貢獻所長,期盼共同將台灣的產業,推向高科技的領域。(待續) 畢生的願望 二○○一年,廖教授和一些具台灣心的朋友在美、台兩地共創一家叫安乃仁﹝Anagen﹞的生物科技公司,將他畢生研究的成果,包括對抗攝護腺癌、老人癡呆症、血管阻塞、心肌梗塞、膽固醇、甚至治療禿頭、青春痘、減肥等,逐步開發成藥品。 他希望藉這公司的發展,推動台灣的生醫科技;其所開發出來的藥品,造福全體人類;至於公司的盈餘,則用來增進台灣社會的福祉。 「這公司一定有前景,因為研究的成果非常好,開發出來的藥品也一定會很好。」他很有信心地說。 「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公司賺錢。」他繼續解釋道:「因為一項科技從實驗室的研究到開發成產品、以至成功打進消費者市場,需要許多年功夫。我的餘年有限,但只要方向正確,我就一直向前邁進。我的人生哲學是成功在過程,不在終點。」 日暮時分,我和廖教授一起自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下樓,出了芝大附屬醫院,橫過馬路,再度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芝大校園。望著翠綠的四方院,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他展露出童騃的笑顏,說:「我對我的人生很滿意。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體貼的太太、不虞匱乏生活,還有這麼好的工作環境,讓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創造、發現與研究。這樣的人生,夫復何求?」 我好奇地問:「當今的台灣總統、副總統,乃至不少閣員、機關首長,當年都曾求助於您,或為您的賓客,難道您不想回台灣,高居要職?」 他聽了,哈哈笑道:「我這輩子不當官,也不當長。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當了一年的教授協會會長。這四、五十年來,我的名片頭銜始終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廖述宗』。」 「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他接著說:「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獨立、民主、進步、有品質、有尊嚴的國家。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將我的熱情、心力與研究成果奉獻給台灣。」 暮靄裡,我側過頭,看到的是一張認真的臉、一副執著的眼神、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家、一個永遠的廖教授。(end)  

李茂玄

出生在苗栗客家莊家庭的公廣集團駐南加特派員李茂玄,人生曾經轉過不少個灣。曾經擔任藥廠行政經理、台灣正杏公司董事長及實驗劇場音樂總監,卻在年過50跳入新聞工作的行列,為的就是實踐他的理念。 對於李茂玄而言,「你富由你富、你貴由你貴」「山高不愛白雲飛,水急不流灘底月!」如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讓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是他人生的目標。 看透台灣司法黑暗 大學時代,李茂玄加入中國比較法學會(今台灣法學會前身)台北法律服務中心,並於1973年至1975年以最高票獲選比較法學會台北法律服務中心學生律師會主席。台北法律服務中心的宗旨主要是協助貧窮的民眾打官司;這段時間讓李茂玄體會到當時「台灣司法的黑暗」和「法官的惡行惡狀」。 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李茂玄思想的轉捩點,高中就讀建國中學曾經因為「保釣事件」而義憤填膺,在加入比較法學會後正式與白色恐怖面對面接觸,了解到自己以前深受國民黨洗腦。當時的比較法學會的同事包括律師會主席姚嘉文、律師林義雄、謝長廷、陳水扁等,這些律師都是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要角,比較法學會儼然是當時民主運動的培養皿。 也因此,身為比較法學會成員之一的李茂玄也受到當時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從1973年起,情治人員便不斷到李茂玄家中進行「關切」,此關切令李茂玄曾經歷228事件的父母非常憂慮。在理想和孝順不能兩全下,李茂玄於是退出台北法律服務中心。1979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比較法學會許多同事淪為政治犯,李茂玄為此常痛心疾首,感覺自己成為「民主革命逃兵」。 從小夢想學音樂 走進李茂玄在鑽石吧的家,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樂器;鋼琴、薩克斯風、鼓等各種樂器一應俱全,讓人嘆為觀止。 從小熱愛音樂的李茂玄,夢想是走音樂的路。然而在父母的壓力下,建中的李茂玄不得不以決定選填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法律系為第一志願,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學院同時擁有音樂系和法律系,可以選擇音樂系當輔系。 浪漫的他還以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皆為從法律轉音樂而做為人生的榜樣。以建中高材生的身份,卻以文化學院為第一志願,在當時令許多親友感到訝異而不解。父母的失望是隱忍而不忍顯現的,李茂玄從此徬惶中奔向「山中無歲月,迷濛見樂音」的未來。 對於李茂玄而言,「在我心裡,音樂系才是我的第一志願,法律系是我的輔系。」特別熱愛合唱音樂的李茂玄在大學時代更籌組法律系合唱團,出任指揮,帶領系上合唱團拿下連續四年的合唱比賽冠軍。 1968年受到「蘇聯紅軍合唱團」的影響,李茂玄夢想組成一個純男聲合唱團,於是與建中學弟陳農瑞於1971年計劃籌組一個以建中校友為主體的合唱團,不料後來北一女校友會魏筱玉與張經倫得知也表示希望參加,於是成立台大建中、北一女校友合唱團,後改名「青合唱團」,吸收各大學院校及社會上愛好音樂之建中、北一女校友;青合唱團發展至今即將屆滿35年,已成為台灣最健全的青年合唱團組織。 進入社會後,李茂玄仍不忘情於合唱音樂,除了一週五天白天在美商 Eli Lilly藥廠上班以外,週一至週六晚間總共擔任六個合唱團的音樂教學工作。「合唱團才是我真的工作!」也由於以前當時在陽明醫學院合唱團的音樂教學,讓他因緣際會認識當時正在榮總醫院工作的學生張冰茹醫師,不久終於「抱得美人歸」。 帶女兒來美國 當時正逢台灣許多藥廠申請欲申請衛生署GMP(優良藥品憑證),在美商藥廠工作多年,任職行政經理的李茂玄,發現藥廠包裝安全的漏洞;因此決定自組顧問公司,以 GPM4GMP為公司標誌輔導台灣各藥廠進行因衛生署GMP標章的疏失而造成安全上的漏洞,因此深受藥界尊重並受衛生署聘為 GMP 有關 Packaging Security 的顧問講師,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此間並跨足經營電影院,以一嘗音樂與影視的豐富世界。 然而在1997年,在台大醫院任職主治醫師並剛申請到美國哈佛、霍普金森醫學獎學金的老婆張冰茹因病撒手人寰,留下李茂玄和一個10歲的孤女。由於妻子生前一直希望能帶女兒到美國受教育,為了達成這「愛的遺願」,李茂玄決定就此放棄在台穩定的事業,告別年邁的雙親,帶著女兒前來美國升學,因建中同窗許正龍的介紹下來到洛杉磯落腳。 在洛杉磯一晃十年,李茂玄一開始仍是在藥廠工作。但有感自己對世事有如隔岸觀火,長期痛恨台灣電子媒體嗜血抹黑的李茂玄,決定跳下來參加新聞採訪工作。2004年辭去藥廠的工作,接受華視的邀約全心投入新聞採訪工作。 大學時期就對攝影有濃厚的興趣,學習使用Super 8攝影機,並開拍實驗電影。學習攝影「主要是希望能達成影像和音樂的結合」,把「音樂電影化」,1978年並利用閒暇時參加華視錄影班的正規訓練,學習線性剪接。來美之後仍不忘情攝影,先後至好萊塢學習特效化妝和彩妝,及參加非線性剪接等相關課程。在鑽石吧的家中更建立起全套的攝影棚,鑽研攝影技術。 雖然只是扛機器跑僑社新聞的基層記者,「鏡頭越用越小,視野越來越寬廣。」不再有藥廠的高薪收入,薪水常入不敷出,李茂玄卻覺得甘之如飴,希望以新聞真相服務僑民,以作為一個新台灣的新聞人為傲。企劃廣播電台成立 2006年,李茂玄在台灣日報大登廣告,表示願意幫大洛杉磯台灣社團錄影、發表論述,並將錄影帶上網。在聖東同鄉會的鄉親積極參與下,支持台灣主題政治論述的「北美番薯園」網路電視台隨後成立。 「台灣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但由於文化或所受教育的關係,常常不知如何或不願意公開表達理念!」李茂玄表示,他的構想是希望成立一個網路平台,讓此間台灣社團的政治論述能傳播出去。 最近,李茂玄積極企劃廣播電臺的成立。熟悉新聞製作,及在洛杉磯美國生活電台主持「台僑心聲」及兩個音樂節目的李茂玄熟悉廣播電台的運作,跨足電視及廣播兩棲的他認為數位化副頻廣播電台是相對低成本高效益的媒體。 「偌大的洛杉磯竟然沒有一個支持民主、自由、反共的華人電台」,廣播電台的時效性及結合時事、資訊及評論的功能也可以補報紙媒體的不足並相輔相成。「台灣人需要台灣的聲音!」「希望洛杉磯的天空也能夠有台僑的聲音!」李茂玄也將在12月8日,假台灣會館籌畫台僑社區的第一個「論述賞味會」,並啟動論述精英回國助選活動。 繼「台灣節日重議」、「台灣去漢化主張」,李茂玄從音樂的愛好轉為對台灣政治的關懷,以乃木將軍為崇拜偶像的他希望發揮毅力,「以乃木將軍的精神,發揚台灣魂」,盡身為台僑該做的努力。FAPA 會員的他,正努力的一步步走向仍屬年輕的未來。 文/記者劉孟儒

施雅婷

出生於台南市最熱鬧的西門路和中正路,像一般傳統台南家庭的小孩,施雅婷從小便被要求學習多種才藝,合唱團、鋼琴及芭蕾舞等幾乎無所不學。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施雅婷每個禮拜都參加台南太平境教會的主日學活動。在主日學的課堂上,喜愛唱歌跳舞的施雅婷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主日學課程提供的表演舞台,讓教會長大的孩子不怕上台」 每個禮拜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活動,是施雅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高中的時候,她成為主日學的老師,教導教會中幼稚園的小朋友,施雅婷逐漸體會到「付出所擁有」的可貴,喜歡小孩玩在一起的她後來進入台南神學院主修幼兒教育,帶小朋友的成就感讓她樂於繼續當個「孩子王」。 台南神學院畢業後,施雅婷繼續前往新加坡主修教育,學成以後返回台南。此時台南的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正巧要成立幼稚園,剛畢業不久的施雅婷前去應徵便被錄取,成為「最年輕」的幼稚園園長。提起這個「頭銜」,施雅婷有點靦腆。由於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常與各地甚至國際社團有互動,她回憶,由於當時自己實在是太年輕,在這些社交場合代表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出席常引來一陣訝異。 自認生性害羞的施雅婷覺得自己在這種場合講話的份量感實在不足,所幸從小在教會的訓練,讓她在二年「幼稚園園長」生涯面對大場面及社交活動不至怯場;而常在這些聯誼活動接觸國際友人,也讓施雅婷對出國留學心生嚮往。 1988年,施雅婷拜訪住洛杉磯喜瑞都市的姑姑,在洛杉磯的這段時間,她決定繼續念書,並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攻讀她最愛的幼教系。並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方面擔任實習老師,累積經驗,希望能考取教師的執照。經過一番努力,施雅婷不但獲得幼稚園教師執照並且考取校長執照,開始她在美國的教書生涯,並在羅斯密市一家私人幼稚園擔任校長。 擔任幼稚園校長多年之後的施雅婷雖然仍然享受當個「孩子王」的樂趣。但幼稚園教師當久了,有時候她會有「是不是該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想法。遲疑許久,在世紀初始,施雅婷終於踏出她的第一步,她參加了美國著名的模特兒學校John Robert Powers,並從課程中吸收不少美姿美儀的知識。 其實施雅婷對模特兒這行業並不陌生,高中時身材高挑清秀可人的她就曾在朋友介紹下兼差當過模特兒。「主要是新奇有趣、加上年輕人的叛逆性」,施雅婷笑著說。對於當模特兒一事,她深知保守的父母一旦知道一定全力阻攔,可是年輕人的的心理卻又想試看看。因此事隔多年之後,父母才知道這個寶貝女兒曾經當過模特兒。 從John Robert Powers模特兒學校結業後,除了偶而參加John Robert Powers舉辦的大型服裝秀擔任模特兒以外,施雅婷興起了自己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想法。就這樣,她從幼稚園老師搖身一變成為美姿美儀老師,在一個全新的領域開始「作育英才」。 施雅婷在新加坡留學時,常常到一位英國籍教授的家中,由於師母年輕時曾從事模特兒行業,後來並開設美姿美儀學校。施雅婷回憶,「師母舉止是如此的優雅,不論是說話、走路或倒茶,在任何場合每一個動作都是如此合宜」。即使離開新加坡多年,那位英國籍師母優雅的神態,常常回到施雅婷的腦海中。如何將這樣優雅的美姿美儀觀念傳達到生活中是施雅婷開設美姿美儀學校的目標之一。 施雅婷與選美比賽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她23歲時,當時台南市剛開辦台南鳳凰小姐的選拔,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而施雅婷服務的台南基督教青年協會總幹事也積極鼓勵年輕的施雅婷參與這場當時別開生面的選美比賽。躍躍欲試的施雅婷回家秉告父母,然而,出自從不准施雅婷9點以後回家的保守台南家庭,父親對施雅婷想要參加選美的意願當然是極力反對,選美一事最後也不了了之。沒想到多年之後,施雅婷竟然成為多項選美比賽的美姿美儀指導,並且是許多選美皇后的「恩師」。 擔任美姿美儀老師多年後,施雅婷認為學生的進步是她這個當老師最大的成就,尤其看著一個舉止大剌剌、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人在幾個月訓練後蛻變成一位優柔賢雅的淑女,施雅婷說「心中的成就感,真是難以形容」;看著一個個學生在不被看好下努力自我要求後,摘下選美比賽的后冠,施雅婷更是既高興又感動。 雖然大多數來參與美姿美儀課程的以女性為主,施雅婷卻堅信美姿美儀不只是女性的責任。「如果沒有紳士,我們如何能當淑女!」,不管是在餐桌上,或是日常上下車,男士都需適當的照顧女士的需要;「禮儀是男女雙方的責任!」 看看散文書籍和聽音樂是施雅婷平時閒暇的嗜好,她特別感謝小時候嚴厲的鋼琴老師,雖然鋼琴老師的嚴厲讓她當時上課時非常頭大,但老師嚴格要求她多聽各種音樂,卻也讓她養成涉略各種不同音樂的習慣,讓各具特色音樂充滿著她的生活,使得她的人生因為不同音樂更多采多姿。 仍然獨身的施雅婷,目前仍與父母同住。她笑著說「他們已經對我(結婚與否)死心了!」,然而施雅婷對「男人與女人」「婚不婚」還是有一套自己獨特而有哲理的看法:「身邊是甚麼樣的男人,這個女人就變成甚麼樣的女人!」「女人是生來給男人寵的。我想,我是還沒找到那個寵我的男人!」 文/劉孟儒

陳秋貴 紐約企業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陳秋貴﹝Thomas Chen﹞﹝右圖左﹞在一九八二年初抵紐約時,沒有身份、工作,也沒有金錢與學歷,除了夢想,一無所有。但是二十年後,他憑著苦幹、衝勁與機緣,成功地創建了「協和」門窗王國,成了紐約台美社區的名人。 他發跡的過程,讓人想起林強《向前走》的歌:「我要來去台北打拼,人說什麼好康的都在那。朋友說我是愛做夢的憨仔,無論如何路是自己走。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 若將歌詞裡的台北改成紐約,會更恰當些。因為十五歲時的他,確實搭乘火車到台北打拼,但缺乏機會。倒是二十年後,遙遠的紐約圓了他的少年夢。他的特長是發財之後,相當熱心社區公益,以致贏得美國主流與台僑社區對他的尊重。這個「什麼都無驚」的台灣憨仔,代表著另類移民在美國奮鬥成功的故事。 闖蕩台北 陳秋貴近年的媒體曝光率甚高,但見了他本人,倒意外地察覺他的靜默。他發跡之前,絕少對人提及他的抱負。其實就是說了,也沒人當真。因為從他的起點到現在,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而他就是一個不斷向自己挑戰、突破與躍進的人。 陳秋貴於一九五五年出生在屏東縣滿州鄉,家裡務農。因為有個哥哥在台北,所以他國中畢業,就到台北闖天下。 但是這個南部來的孩子到了都城,出師不利。他參加高中聯招,名落孫山。他說:「台北的孩子很厲害。我在屏東,覺得自己還不錯,但到了台北,就是比不過人家。」 挫敗之餘,陳秋貴進了喬治工職電子科。畢業後,覺得考不上大學,就到工廠當鐵工,每天做些切鐵、焊接的工作。七十年代,台灣盛行搭鐵架屋,聰明勤快的他很快地摸出頭緒,從切鐵、焊接、繪圖設計到搭架成屋,樣樣都會。不出幾年,他與女友張賞結婚後,便當起了小老闆,天天包工、趕工,營創事業。 但或許經驗不足,或許其他因素,苦拼了幾年,竟然沒有什麼結果。一九八二年,正當生意結束,不知該作什麼之際,有個朋友邀他到紐約碰運氣。他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告別年輕的妻子與稚兒,隻身飛到新大陸拓前程。 進軍紐約 抵達紐約,生活即是一連串的挑戰。而他當時所能做的,僅是以勞力換取麵包。因此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曼哈坦南端砲台公園一帶當搬運工人。那時,他天天仰望兩棟高聳入雲的世貿大樓,辨識城市的方向,同時內心思索該如何踏出下一步。 不久,他在一位廣東朋友的介紹下,到華阜成衣廠當熨衣工。在那裡,他住在閔東同鄉會館的樓上,白天到工廠熨衣服,晚上就在中華公所開辦的英語班學英語。日子過得比初來時好一些,但一到晚上,周遭嘩啦啦的麻將聲卻吵得他無法入眠。 這時,成衣廠裡有位先生告訴他,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住了不少台灣人,也有幾家針織廠,有打工的機會。他於是請了一天假,搭地鐵到法拉盛,果真在這位先生介紹下,在一家針織廠找到織衣的工作。因此,他搬到法拉盛,開始過著每天站在機器前,低頭不停編織毛衣的生活。 法拉盛台灣人多,吃住不成問題。生活一有了著落,他立刻接妻兒到美國。一家團圓後,太太也跟著他到針織廠織衣,兒子帶在身邊,就近照顧。不久,夫妻倆又添了一名小壯丁,一家四口就這麼過起克勤克儉的移民生活。 通常第一代移民的發展到此為止,然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陳秋貴不這樣想,他要靠自己創天下,無奈語言不通,處處受肘,因此他渴望學英語。 有一天,他聽到一位鄉親正在找一位公寓管理人,便毛遂自薦。因為他想:這工作既可讓全家免費棲身,又能和不同族裔的人打交道、學英語,何樂不為?但現實常與意願相違。他上班之後,才發覺公寓管理人最常做的事,竟是修理馬桶與倒垃圾。至於學英語,則談不上。因為住戶都是中南美洲的移民,英語不好,脾氣更差,動輒髒話出口,甚至踢門叫罵,令人難消受。 「這也不是什麼好差事。」他心想,又繼續留意其他就業的機會。因為住的地段不好,許多華人怕被偷被搶,都在住家的門窗外面加置鐵門窗。鐵工出身的他看在眼裡,便在心裡盤算如何做鐵門窗的生意。 他在華文報紙上登個廣告,表示要替人裝置鐵門窗。數日後,有人打電話請他去估價。他沒有車,甚至沒有駕駛執照,便央個同鄉載他去。等量了門窗尺寸,他到店裡買器材,語言不通,只好靠比手畫腳,結果還是買到了他需要的東西。然後,他就在公寓的地下室,鏗鏗鏘鏘地做起鐵工來。 他的下一個挑戰是沒有車,如何將造好的鐵門窗送到顧客處?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陳秋貴的變通辦法就是搭地鐵。他和弟弟兩人合力把鐵門窗抬到地鐵車站。等列車來了,再吃力地扛進車廂,然後一手抓住扶把,一手按住搖晃的鐵架。等到站後,再辛苦地把東西扛出來,然後用手推車推到客戶家去。 這是陳秋貴創業過程中最辛苦的一頁。扛運笨重的鐵門窗,固然汗流浹背,渾身酸痠;而且按照規定,地鐵只載人不載貨。他把鐵門窗搬上列車,隨時會遭警察開罰單。但他就這麼咬著牙,撐了下來,直到他有能力買一輛二手的小貨車為止。 踏上夢想的起點 陳秋貴買了一部中古的小貨車後,總算踏上了夢想的起點。他辭去公寓管理人的工作,在房租低廉的布碌崙(Brooklyn)租了一間小倉庫,開始做起替人安裝鐵門窗的生意。 創業初期,不免遇到不少困擾。譬如不會看地圖,經常繞了許多冤枉路,才找到顧客處;又如出入的地區,盡是三教九流的出沒處,不是東西被偷,就是遭到無謂挑釁。但這些都不足以令陳秋貴喪志,畢竟一切得來不易,他只顧辛勤工作。由於交貨快,服務好,生意日漸興隆,不久他的弟弟和太太的哥哥都來幫忙。一年後,經濟有了改善,他即搬離布碌崙,回到法拉盛去。 在法拉盛,他向鄉親黃志宏分租一間倉庫,工作認真得像拼命三郎。他說:「我每天一早就出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因為替人安裝鐵門窗,全身髒兮兮,還記得那時每天晚上洗澡,浴缸的水總是黑的。」 紐約的冬天經常下雪,鐵門容易生銹。他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顧客即使三更半夜打電話來,他接了電話,立刻起身,披衣出門。 他說:「有一回,李正三開的日本料理店『元碌壽司』鐵門壞了,晚上十一點多要我們去修鐵門。我們到了之後,他立即端出許多好吃的食物,要我們填飽肚子,再工作。等鐵門修好了,他給我們一百元小費。我愣了一下,心想這人怎麼這麼好,又請我們吃東西,又給我們這麼多錢。我們那時還沒建立收費制度,一切全憑客人給付。」 儘管每天工作得精疲力竭,陳秋貴還是想辦法學英語。他拜法拉盛的王老師為師,約好每天晚上九點鐘在老師家上課。他說:「有時工作做不完,拖到十一點才到,老師都還等我。有時累得眼睛睜不開,一邊上課,一邊打瞌睡,老師卻嚴厲督促。有時工事實在太忙,就停一陣子,等忙過後,再復課。就這樣斷斷續續學了七年,直到有能力和人交談為止。」 他天生具有商業頭腦,隨時觀察,隨時發現商機。他在替人安裝鐵門窗時,有些顧客要他順便把裡層的門窗也換掉。他發現從前的門窗是木頭做的,但新型的門窗都是鋁或塑膠製的,既輕便又美觀,而且十分緊密,非常理想。 接著‧他又發現美國的房子越來越注重採光,新建的房子窗戶又多又大,於是興起製造鋁門窗的念頭。他有了靈感,立刻與一位尤姓同鄉商量創業。他說:「尤同鄉的英語比我好,搜集資料也比我快許多。」 一九八六年,他們正在籌組公司之際,有一天,忽然在報上看到一則徵求鐵工的廣告。懷著好奇,陳秋貴打電話過去,竟然和對方的謝先生談得十分投機。後來,他與尤同鄉、謝先生三人就決定一起創業。 他們在大學點(College Point)的地方,租了一間倉庫,每家斥資五萬美金,成立了第一家「協和」門窗公司。 「那時,尤先生擔任總經理,負責管理與行銷。我在他底下,負責門窗的裝置與生產。謝太太掌管會計。三個股東請了幾個員工,就這麼拼了起來。」陳秋貴說。 公司成立初期,他們自己不會製造門窗,全向美國公司購買,再替顧客安裝,賺取一些轉手與安裝的費用。但在這段過程裡,陳秋貴用心學習,逐漸摸清各種門窗的型式與結構,然後嘗試自己製造,竟然被他摸出門道。有了專業知識後,他帶領員工製造各式各樣的門窗,從此公司獲利更高,交貨更快,生意更好,利潤直線上升。 正規經營企業 協和公司成立四年後,股東之間出現裂痕,決定拆夥。陳秋貴說:「一九九○年,尤先生到紐澤西自立門戶,謝先生與我留在法拉盛。我們把廠房搬到楓樹街,另外找了一個負責行銷的王先生。仍是三個股東,共組新的公司,行號繼續叫『協和』,但英文名字改為『Crystal』,由我擔任總經理。」 接掌新的協和後,陳秋貴全心投入。他的住家離公司很近,每天騎腳踏車上班。他說:「我天天清早七點就進公司,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有時人家要在清晨送貨來,我晚上就留在公司過夜,隔晨起來開門。我們的訂單很多,市場深具潛力,工作非常忙碌。」 那時,他們做生意,大都現金交易,每天經手的錢額很大。為防被偷被搶,他特地買了一個保險櫃,但是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有一天,搶匪真的進來了!他眼睜睜地望著整個保險櫃在光天化日下,被搶匪抬走,內心無限震撼。 在衝擊下,他開始思索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他認為公司應該繼續擴充,因為無垠的商機橫在眼前。但是生意做大了,樹大招風,容易引起別人舉發,甚至公然搶劫,他因此陷入兩難。 他說:「做生意如果正規化,必須繳巨額的稅,並且要替員工買保險、提供各項福利,成本會大幅提高。這對一分一毫皆掙來不易的第一代移民,是道難以突破的關卡。但做生意若不正規化,生命財產沒有保障,行徑也無法光明磊落,這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此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徘徊在該不該正規化之間。」 為此,他數度和陳隆豐律師、徐文雄會計師商量,他們都鼓勵他朝正規化的方向走。因此一九九二年,他贊助一位員工到波士頓開設分行時,即要求他一開始就建立健全的會計與人事制度,一切經營透明化。結果二十二個月後,這家分行轉虧為盈,奠下他相信做生意要靠經營、不是靠逃稅賺錢的理念。 此後,陳秋貴迫切希望學習現代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一九九五年,他特地抽空回台,先後參加文化大學和淡江大學分別舉辦的「企業研習班」。回美國後,他著手進行公司的改造,下定決心要將協和轉型成制度化、透明化與合法化的公司。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後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陳秋貴說:「因為我們按規矩繳稅,有了實績,才能向銀行貸款。有了充分資金,才能聘用美國行銷人員,打進主流市場,大量提高營業額。」 一九九○年,協和改組後的第一年,公司的營業額為兩百萬美金,以後逐年小幅成長,直到一九九五年公司正規化後,才大幅成長,首度衝破一千萬美金大關。 訂單驟然增多,工廠供不應求,陳秋貴開始計劃增建廠房。幾經覓尋,並獲得適當的管道,他最後以相當優厚的條件與合法的程序,向紐約市政府承購了在大學點的一大片土地,令他萬分歡喜。 這機會如同天降,可遇不可求。他準備好好施展抱負,但這時他的合夥股東卻持保守的態度。股東之間,遂產生嚴重的意見分歧。爭執到後來,陳秋貴在一九九六年買下其他兩位股東的股權,成了協和惟一的老闆。此後,他了無羈絆,放膽向前衝。 放膽向前衝 陳秋貴完全擁有協和之後,衝勁十足。他聘用富有活力的年輕人,設定年成長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目標,共同開步邁前。 他性喜開創,也鼓勵員工開創。在他的支助下,多位員工分別前往麻薩諸塞、伊利諾、馬里蘭、俄亥俄、賓州、維吉尼亞、康乃狄克、紐約、紐澤西等州成立分公司,與母公司形成一個體系,公司的營業額因此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八年,協和門窗公司獲紐約市政府商業局評選為「少數族裔成功企業」的代表,不但大大鼓舞了全體員工的士氣,更在無意間將陳秋貴的事業帶進一個新里程。因為經由主流媒體的報導,Crystal﹝協和﹞聲名傳開,對開拓市場非常有利。 陳秋貴領受這種不花錢廣告的好處後,立刻高薪聘請一位美國專業公關乃門﹝Bob Nyman﹞,專門負責與主流社會的聯繫。這位高手果然不負期待,擬出一系列周詳計劃,建議陳秋貴贊助紐約社區公益,積極參與主流活動,並主動與媒體聯繫。 陳秋貴從善如流。此後在短短一年間,他成了紐約數個商會及美國建築與門窗業協會的積極會員、皇后社區大學的校董、紐約植物園與兒童輔導中心的重要贊助者,並贊助不少台灣人與華人的社團。 也因此自一九九八年起, Thomas Chen與Crystal的名字頻頻躍上美國報紙,成了地方熟悉的名字。協和公司自一九九九年起,即年年進入美國門窗製造業的前百名排行榜;二○○○年更進一步,獲「藍籌企業﹝Blue Chip Enterprise﹞」;二○○一年獲國際標準檢驗〈ISO 9002〉合格,成為一國際認定的優質公司。 陳秋貴本人亦在二○○○年獲美國厄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傑出企業家獎。同年年底,他更衣錦還鄉,回台領取台灣青年創業協會頒發的海外青年創業楷模獎。二○○一年,他再度回台,接受台灣中小企業協會頒發的磐石獎,成為一名眾所認定創業有成的青壯派企業家。 更上一層樓 擴充事業是陳秋貴一貫的心志。他自一九九六年向紐約市政府承購大學點的土地後,即不斷地整頓、開發與興建,終於在二○○○年完成一座嶄新的協和總部。 總部由兩棟新建大樓構成。大樓全部使用協和公司製造的門窗,外觀絢麗發亮。兩棟兩枝圓錐狀的儲料柱巍然聳立,高高標示Crystal的商標,真正圓了陳秋貴當年仰慕紐約的摩天大樓,將公司取名為「水晶」的美夢。 兩棟大樓的內部面積達十六萬五千平方英尺,底層是工廠,二樓是辦公總部,三樓則是一間別開生面、佔地兩千兩百平方英尺的「協和藝廊」。藝廊裡除了陳列陳秋貴搜集多年的古董東方門窗外,還開放給紐約地區的亞洲藝術家展示藝術創作,爾後成為法拉盛的社區藝文中心。 那年六月,陳秋貴躊躇滿志地率領兩百多名員工,搬進新的總部。他在楓樹街的工廠與在大學點的新建廠同時啟用,日日機器聲音隆隆,員工作息不停。同時,他創立非營利的「協和基金」,從事社區文化、教育與藝術的推廣,顯示這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努力賺錢的同時,亦是個有理想的慈善公益家。 因此,二○○一年時的陳秋貴成了紐約地區英文報紙與華文刊物爭相報導的對象。他胼手胝足、辛苦創業的故事一遍遍地被描述,他蓄著短短頭髮、露出淺淺笑容的照片一再地被刊登。 「湯姆士陳是移民者苦幹成功的典範。他溫和正直,又熱心公益,令人尊敬。」紐約皇后區商業開發局主任伯恩斯坦﹝Seth Bernstein﹞言簡意賅地道出了一般美國人喜愛他的原因。 而在華文記者筆下,陳秋貴則是個雄才大略的企業家、熱心公益的慈善家與熱愛藝術的提倡者。這些推崇使得一些眼望他當年與生活搏鬥的法拉盛鄉親看得兩眼霧煞煞,其中還有不少人在心中暗忖道:「這個秋貴仔莫非腳登衝浪板?衝得這麼高、這麼快,不怕摔下來?」 九一一的轉折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如以往的太平盛世,突然發生美國歷史上的大悲劇。兩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兩棟高聳的世貿大樓。數小時後,大樓轟然倒塌,四、五千名一早辛勤上班的人失去生命,無數心碎與眼淚埋葬在其中。 紐約是陳秋貴發跡的城市,兩棟世貿大樓是他初抵美國日日仰望的標幟。他說:「我第一次經歷這麼多無辜者驟然喪亡的震撼,也第一次深深感到我是紐約的一份子,與紐約人同傷慟。」 他立刻在公司發起「九一一」捐款運動。其時,全美台灣同鄉亦在各地呼籲同鄉踴躍捐獻,希望籌足十萬美金,交給受難者家屬。陳秋貴則宣佈協和本身將獨力捐獻十萬美金。他自己率先捐出每月營業額的百分之一,員工則自由認捐。結果至那年年底,協和的捐款超逾十五萬美金。他的這種義行,使大家對他有了另一番的認識。 「九一一」之後,輝煌的巨廈夷為瓦礫,繁榮的曼哈坦下城成了廢墟。大家原以為重建的工作會很快進行,但蕭條的景象竟持續大半年,毫無起色,協和的訂單亦隨之一落千丈。 「這是不曾有的現象。」陳秋貴說:「尤其當公司正投下巨額資本,準備大張旗鼓的時候,竟遇到這種完全無法預料的挫折,使我產生創業以來的第一次恐慌。」 爾後,危機一天天逼近,陳秋貴益感焦慮。他獨自翻書,想從書中尋找靈感,卻無斬穫。二○○二年二月,他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台灣屏東過年。 他說:「我在老家休息時,腦子忽然清楚起來,瞬間有了許多創新的想法。回美國後,我將舊有的成本結構完全打散,重新組合。那年三月,推出新的價格與行銷策略,馬上奏效。」 危機頓時化為轉機,公司繼續成長。二○○二年,協和的年營業額逾四千萬美金,為紐約新聞報﹝New York Newsday﹞評為紐約市第十一大的少數族裔企業。同年,陳秋貴在紐澤西的南平原鎮﹝South Plainfield﹞、密蘇里的聖路易和上海等地繼續興建工廠,隨後先後加入生產的行列。 他說:「協和最大的特色,在於產品非常齊全。美國人的住家建築和商業建築不同,賣門的和賣窗的人也不一樣,每個地區的建築規格亦隨氣候不同而異。因此,我們必須加入好幾個不同的建築協會,產品符合各地的檢驗規格。」 「此外,我們擁有自己的門窗設計師,」他繼續說:「隨時注意市場的變化與未來的趨勢,不斷製造新的產品,並且經常參加各種門窗協會的展覽,提供親切的售後服務,才能在這一行裡,維持高度的競爭力。」 對於未來,他勾勒著遠景道:「我們將繼續在各地興建工廠,目標在上游、中游和下游全部連結成一個體系,自給自足,如此方能大量降低成本。」 草根外交 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陳水扁總統在紐約市伍爾道夫旅館接受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eague﹞頒發的「國際人權獎」,所有台灣人都感到無比光榮。 當晚,在豪華的酒店裡,嘉賓雲集。陳秋貴陪同紐約聯邦參議員舒曼﹝Charles Schumer﹞和眾議員安克曼﹝Gary Ackerman﹞出席這項盛會。稍早,舒曼參議員方宣佈加入參議院的台灣連線﹝Senate Taiwan Caucus﹞,成為親台的美國重要政界人士之一。 接著在二○○四年年初,陳秋貴陪同五名紐約地方議員參加紐約台灣會館新舊理事長的交接典禮上,為台美社區帶來了盛會。 這些年,陳秋貴儼然成為台灣對美國的民間外交的重要管道之一。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競選公職時,都分別參觀協和總部,親自拜票。前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李柏曼﹝Joe Liberman﹞及台裔眾議員吳振偉等多名政要在競選過程中,亦都曾獲得陳秋貴的慨然贊助。 短短數年間,陳秋貴從汗流浹背的勞動者,變成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慈善家與藝術熱愛者,如今又是管道暢通的民間外交者,著實令眼見他平地起高樓的法拉盛鄉親們看得兩眼花碌碌。 霧裡看花 顯然地,他是迅速掘起的企業主,但他聰明地迴避了穿金戴銀的形象,給人謙和有禮的感覺。但若問:「他是什麼樣的人?」不少鄉親還得沉吟半天,思索著如何作答。因為雖然大家對他熟識,熟絡地喊他「秋貴仔,秋貴仔」,卻又不真正認識。 有人說:「他很忙。社區裡如有活動,他會參加。但來了一個鐘頭,就走了,想和他好好吃頓飯都難。」 針織企業家廖國仲說:「他與同鄉總保持一點客氣的距離。我以前在楓樹街開針織廠時,和他的工廠毗鄰。但見他忙進忙出,卻不曾好好坐下來,聊過天。」 也有同鄉說:「他作風低調,不上台高談闊論,也不當社團的什麼『長』,但如有很多名字排一起,如台灣會館的理事等,他的名字會出現在其中。大致說來,他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敵人;不說別人的壞話,也不真正和人親近。」 「他是一個發了財,對社區都有好處的人。」長期從事台灣人運動的黃再添說:「他做生意,要應付許多人,所以有些做法,不像我們從事運動的人那麼單純。但台灣人辦活動,找他幫忙,他會阿莎力地答應。本質上,他是一個有台灣心、幕後不吭聲的金主。」 但也有人說:「他贊助的活動很多。他誠然熱心公益,但亦為他的事業著想。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 無論如何,沒有人能否認他的認真與苦幹。從事電腦的蕭錫惠說:「他隨時都記筆記。每次聽到有意義的話,他就掏出小冊子,迅速記下來。他就是這麼一個自學成長的人。」 「他很用功。」陳隆豐律師說:「有一次下班時間,我和他在交通非常擁擠的布碌崙橋上,開車緩緩相向而過。我見他一邊開車,一邊閱讀,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他並且是個深受員工愛戴的好老闆。「知人善任是他的特長。」有人說:「他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的限制,所以不會樣樣插足。但他知道在什麼樣的地方,用什麼樣的人,並且充分授權。」 「他很照顧員工。」任職「協和基金」的黃維珊說:「有一次,我和他在公司開會晚了,搭他的車回市區。車經大學點公車站時,他看到幾個員工在等車,就搖下車窗,一一喊他們的西班牙名字,叫他們全部上車,然後送他們到法拉盛車站搭地鐵。」 「而且,基於自身的經歷,他很鼓勵員工進修。」她又說:「他不但在公司開設英語班,並且捐了二十五萬美金給皇后社區大學,從事教導新移民英語及職業訓練之用。」 他的告白 與陳秋貴在大學點的協和工廠上下走一圈,感覺他熟悉廠裡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台機器,叫得出每一個員工的名字,知道每個人在做些什麼。 坐在陳列許多獎狀與獎牌的辦公室裡,平日不多言的他開始一連串的告白。他說:「我的人生是不斷地接受挑戰與努力學習。我到美國後,得到許多人的幫忙,也認識不少有學問的鄉親。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自學會講英語,與美國人交往,又從美國人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我每次聽到或讀到好的字句,就趕緊記下來,等晚上一個人時,再整理消化。」 他從身上掏出一本小冊子,遞給我。我打開一看,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最新的幾頁記的是美國幾位大企業總裁講過的金句名言。 他接著說:「我初到美國時,固然有夢想。但要做什麼?能有什麼成就?自己全無點子,往後的發展都是一步步摸索出來的。在摸索與開拓的過程中,有不少主意出於別人的建議,我去實行,然後思考、調整,以後就變成我的東西。」 「生意慢慢做大後,我深深覺得要有更大的發展,必須打入美國的主流。」他繼續說:「要獲得主流的接納,就必須遵照人家的法規、制度與習俗去做。為了改變人家認為移民者都是來淘金的形象,我開始回饋社會,做些公益事業,結果得到很好的回應。」 「在與主流人士接觸後,我才知道原來美國社會有這麼多優惠的計劃與減稅的項目,為什麼我們不去爭取?」他接著說:「所以我依合法的管道與程序,獲得相當多的資源。有了充分的資源,機會越來越多,路越走越寬闊。我向來要求自己做事要做到極限,所以拼命衝刺。」 協和公司在一九九八年獲得紐約市政府頒獎,將陳秋貴帶入另一個新的境界。他說:「我在領獎時,認識一些紐約商會與政界的人士,便主動與他們連繫。因為我們公司僱用不少第一代移民,每當替員工申請身份時,如果請這些人寫寫信,會方便許多。」 「有了交往,他們在競選公職時,會來找我。我給予金錢上的贊助,彼此因而有了互動。然後隨著協和的成長,他們請我擔任亞裔顧問委員會委員,我也因此認識更多的人。其中不少政治人物競選時,會和我接洽;我贊助他們的同時,也希望他們對台灣友善些,因此在無形中,就幫自己的故鄉作了一些民間外交。」 「至於建立協和基金,則是希望集中資源,彰顯效果。」陳秋貴解釋說:「我剛做公益事業那些年,沒有明確的方向,資源相當分散。協和基金成立後,主要的目標放在兩方面:一是贊助紐約地區的社區文教,二是自我定位為重視企業責任宣揚的飛政府組織(NGO),從2002年起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台灣是我的母國,在國際間的處境非常困難,如果我有能力幫助故鄉提升國際地位,自然樂意效勞。 他接著說:「開闢協和藝廊係順勢而行。我因為做門窗生意,就搜購不少中國的古董雕刻門窗,以突顯公司的特色。搬入新的大樓後,由於有足夠的空間,乃將這些具藝術性質的古董門窗陳列出來。同時顧及許多亞裔藝術家一向缺乏展示作品的地方,乃將場所開放給大家輪流展覽,結果變成法拉盛地區很受歡迎的一個亞洲藝廊。」 對於許多鄉親看他如同霧裡看花,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麼,陳秋貴笑了起來說,這是因為他一直忙著拓展事業,無暇與人交際之故。但他接著強調,他日日夜夜歲歲年年辛勤工作,並非為了賺錢。他說:「我的生活都很簡單,不需要很多錢,就可以過日子。」 「不為了賺錢,是為了什麼?」我問。 他思索了一下,回答道:「為了施展抱負,肯定自己,也讓別人肯定。我如果看到機會,不把握、不加以發揮,就覺得很可惜,所以拼命開創。我努力做事,不盡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回饋社區,並提昇亞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譬如,我發起『滿州鄉陳氏宗親會』,成立『旅美屏東同鄉會』,大家可在此交流聯絡情感。」 「而且,當業主的人,必須向員工負責。」他又說:「我每想到那麼多員工和他們的家庭對公司有所期待,本身會產生責任感。做老闆的應該讓員工覺得公司有前景,為公司打拼有意義,在公司工作有前途,所以公司本身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求進步。」 不停向前衝 「許多人覺得你的進展像衝浪,你認為呢?」我再問。 他笑了起來,說:「我過去的確很衝。因為進了這行業,如同入山林。眼望這山,覺得山外還有山,而且一山比一山高,便積極想開發。但有時衝過頭了,變成衝三步,掉兩步,只剩一步。所以現在比較小心,只有好好向前走,不再向前衝。」 「很多人認為你在二○○一年的事業,已經日正當中。不過現在看來,當時不過十一點鐘。你認為你現在處在什麼位置?」 他笑得更開心,答道:「早上九點鐘。」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請問在您心中,有誰是您的楷模?」 這回,他倒緘默了一會兒,然後頭側一邊,眼望前方,輕輕吐出三個字:「王永慶。」 我望著他的測臉,心想: 他是一個努力的企業家 , 他有非常好的社會價值觀跟一般人沒有的使命感。 結束訪談,走在協和大樓的寬敞廊道上,我的耳際不禁響起了林強的《向前走》的歌:「喔,什麼都無驚!喔,向前走!」心裡但願陳秋貴的事業更發達,繼續對紐約、台灣與台美人的社區,有更多的奉獻。 楊遠薰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許廷鑫

「擔任黨部主委六年做下來,我對民進黨的感情比公司還要深,公司我有能力左右它,但民進黨我只是個小螺絲釘,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小,但成為民進黨的一份子,反而有個使命感,至少在美西部分,從前主委耕耘接手後,我就立志要不負厚望,繼續努力打拚。」面對民進黨低靡氣氛,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許廷鑫有感而發。 對於陳總統被連番攻擊,民進黨是否急於切割與阿扁的關係,他不諱言,民進黨不會動到主帥,陳總統與民進黨是命運共同體,若確實有不法,當然會彈劾,但現在都是爆料,打了半天,沒法打到本人拖挎陳總統,証據到底在哪裡?其實,全都是二、三手傳播滿天飛。 不能因為不爽就動不動倒閣搞罷免,把過去民進黨爭民主自由取消戒嚴的抗爭,變成國民黨藉口,阿扁總統被罵成臭頭,也沒有關過任何一個人,台灣人民雪亮的眼睛,是不容欺瞞。許廷鑫不吐不快地說著。 他繼續侃侃而談,民進黨不能像以前擔任在野黨時衝撞體制,已經有執政包袱,民進黨執政要改革,就得回到體制內,人民給民進黨機會,但執政後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現在仍是朝小野大;結果支持者得面對角色紛歧,不罵又不爽,罵了又捨不得,搞得很鬱卒。他特別強調,其實,每次民進黨面對無理性抗爭,都是「冷處理」,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能再火上加油,所以民進黨非常自制,不會出來嗆聲、幹譙, 就是不要再製造對立。 民進黨不是任人踩,但也請支持綠營者心態要調整,一定要維持「當家」的準備,民進黨最後守著的是作為取得過半數的支持,要贏得台灣主流價值。 許廷鑫,這位年少時參加國民黨,與父親在立場上不斷起衝突爭執,一個五年級生,卻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一路看盡繁華初升背後隱藏的危機,到了國外成為支持本土政權,力爭台灣主權獨立,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的社團領袖。 少小離家 個性傷感 「12歲,少小離家,養成我個性較傷感,20歲以前,常會莫明的孤獨,如果重新選擇,我不會願意離家,最想要的是能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許廷鑫,1966年生,生於彰化鹿港小鎮,祖父時代經商,父親開鐵工廠,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生為家中長子,下有一弟一妹,小學讀鹿港國小,功課不錯,父親希望他北上求學,所以到台北市就讀建成國中。 父親很嚴格,又非常節儉。因為是中南部學生,對於北部學生的優越感,自己之外還得照顧年僅小一歲的弟弟,到台北生活實在太有壓力,但又不敢回鄉下,父親偶而生意來看看,母親更是少見,他每次想哭都不敢哭,被迫養成獨立果斷自主的個性。 高中聯考雖有成功中學程度,但作文考題「國中三年」,他狠狠地批判一番後,結果作文不到10分,只能考上復興高中,他決定再去報考台北商專財政稅務科,由於家中經商,順水推舟,在北商5年讀起來很輕鬆。 他把一半時間花在功課上,一半充實自己補英文,另外參加社團活動,認識很多朋友,是一生中最快樂的讀書時光,還特別去學珠算檢定二級通過,幫助他以後做生意數字反應很快,換算特別靈敏。 「出社會你就知道」 在學校十分活躍,大多數學生受到國民黨教育,相信教官的話,也是國民黨員,父親從以前支持反對運動,出錢出力,他頗不以為,每每與父親爭辯。他對中國史和文學人文,十分有興趣,雖然有疑問,但仍深信教本所讀。父親常笑著跟他說:「出社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他考上特官後入伍,擔任運輸兵排長,服役經驗,讓他徹底厭惡國民黨所作所為,原來駐地在林口時,他當負責監督採買,發現士官兵都很大方,攤販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後來吃到菜時,才知道很多買回來的都是人家不要的剩菜,他們曾經碰到每餐只有一味,炸白帶魚,連吃一個月,吃到營長翻桌。而每天兩萬元的伙食費,這錢A到哪裡呢? 他後來發現莒光日時,開會有很多贈品,黨部不可能撥經費,國民黨體系的就可以拿贈品,有些全額還被輔導長拿走,飽入私囊,有些巴結長官的卑裂手段,簡直是胡作非為,許多職業軍人喝得爛醉如泥,正科軍官根本是敢怒不敢言,看盡其間醜事,走後門歪風,許廷鑫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國民黨貪污腐敗的一面,他充份體會在醬缸文化中,「死幹活幹撤職查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的話,一一印証。 許廷鑫因為還是受到爸爸影響,讓他在軍中飽受精神折磨,直覺環境很變態,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常借刀殺人要他做壞事,若不從則被修理,或是被罵的連狗不如。 兵役頭一個下半年,曾有一次放假,中華路有鐵道,當時曾有衝動臥軌,感覺自己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過得像行屍走肉。他調適得很辛苦,唯一好處,就是堅持帶兵要帶心,如何讓底下的阿兵哥100人完全服從,當兵,讓他領悟到一段生存的哲學。 而另外的收獲則是,追到漂亮的老婆,當時夫人是台北商專班花,當時不敢追他,許一直處心積慮與她聯絡,在服兵役時展開熱烈的追求,因為用情很深,感情非常專一,終於追到手。現育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根留台灣 自創品牌 他也在心中早就有規劃退伍計劃,一直讀英文,晚上看書,決定考托福。但父親不放他去留學,因為家族企業需要他,5月退伍,他8月就開始出國,1989年就來美國,學著提著007皮包,由父親帶路,全球南北征戰。 由於父親開工廠,與伯父在台灣算是相當有實力,60年代,中部五金工廠的師父都是由父親公司訓練走出去再創業。 1960越戰開始,一直到1990年後,許的父親,就是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的一員,就像無數中小企業主,不會高深的英文,家庭即工廠,拿著007手提包就闖蕩各地,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去台灣,從有輕工業開始,父親就正逢外銷榮景第一波。 許廷鑫接手已是尾聲,他不但跑日本,歐洲,美洲,出差到各國趴趴走,1990年還曾去中國,參觀廣州交易會,那時中國才剛開始開放,他笑著說,「一開始心情是,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有多壞,真的嗎?結果,印証果然真的很壞,往後跑的更多,後來發覺簡直是浪費時間,太多不合理現象。台商在他們眼裡,是最可以被剝削的一群,共產黨根本不把台灣當國民看,以前是反國民黨,出國反而真的變成台獨。統一觀念完全消除,所以與父親再也不會爭執了。」 在中國沒有投資,父親更早去中國,發現不行後,決定放眼天下,許父一句話:「不要鎖國,更不要鎖在中國,國際觀不是只能在中國。」所以當很多同業為了人工更宜,紛紛前進中國,許家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根留台灣,多年不斷研發,控制成本,規模一直在擴大;經過多年,如今,爸爸在中國投資的朋友,倒的倒、散的散,或是乾脆改行。 但許廷鑫仗著第二代英文好,與歐美商界人士打交道久了,學了很多經驗,悟到與客人談判,不要作賤自己,而是要兩方互利。最好的作法是「市場導向」,看市場要什麼? 1983年美國、1990年在德國、2000年在墨爾本,設立分公司,都是跟著客人走。 許廷鑫在1990年接手後,為家族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由於父叔輩早期都是做OEM代工。父子倆都已有共識,許廷鑫要求父親給自己3個月,著手開始打自創品牌行銷,1990年以「GARDEN TALS」之名的各式花園藝品,前進歐美。 「不怕買貴,就怕賣不出去」,但年紀輕輕的許廷鑫在摸索絕對會犯錯,父親卻讓他花錢學經驗,代價很大,但經驗靠累積,終於他能主導進入K-MART,後來做了WAL-MART。 他分享這份經驗,逆向操作,「客人不是買便宜貨,而是買能賣出去的貨」。早期台灣人做法是以成本往上加,他則是倒算法,先定下價位,然後調查,倒回來一一減去到成本,不折不扣的市場導向。 另外,由於如何去創造客人的需要,不去抄襲,創造產品的觀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伸展敏銳觸角,掌握脈動,維持好的產品、品質、價格、服務、關係。 未來的規劃,他已想到轉型,所以在越南設廠,開發其它相關製造行業,手術刀,特殊金屬來取代中國,當然根還是留在台灣。他認為,大企業全球佈局,但自己做的是中小企業,所以習於做策略聯盟,相關行業集結,比較有競爭力,有錢大家賺。 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 「人生的規劃一點也沒有想法會在民進黨黨內擔任職務」許廷鑫回想著。 1990年代開始,就十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藉由胡維剛律師認識台美社團,但沒有時間參加,大部分是出錢、父親是創黨之後入黨。許廷鑫,是在1994年,才開始加入民進黨。1996年之後,生意穩定,從南長北扁開始積極投入,1998年左右,扁友會成立之後,又加入聖東同鄉會。 2000年出來選美西黨部評議委員,配合主委陳文石,2002年再選評議委員召集人,2004年陳文石鼓勵參選,林榮松醫師剛好榮任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要去辦美洲台灣日報。受到陳文石等長輩鼓勵,資歷淺,乳臭未乾小子,考慮再三,決心試試看,竟然就同額當選。 2004年上任主委,代表的最大意義,就是「世代交替」,前輩提拔,自己努力,民進黨給年青人一個機會,美西是海外最大的一個黨部指標地域,37歲,即要做就得全力以赴,才對得起大家。二年一任,今年他又連任一次。 但剛當上主委,他就面臨三合一選舉等之後,民進黨氣勢受挫,一直到今每況愈下,他則樂觀地說:「一個人在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麼能耐,越是困難, 能做的好才是功德。」他認為,大環境不利,越要有更堅定的立場,迎接挑戰。 他心中深深感謝絕多數的台美鄉親,沒有名利糾葛,豪無所求,仍熱情相挺,更顯得支持者可愛,看到支持者信任,日久見人心,雪中送炭。他認為,民進黨沒有灰心喪志的權力,民意支持,民進黨跌倒一定爬起來。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去。 文/記者林蓮華

劉真真 我的台獨路程

自從日本戰敗之後我的台獨思想已經確定,1945年那時我只有九歲,我就決定我們應該自己當家作主,做台灣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國人。 開啟我這個思想的是我的父親,他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博士,他由中學就到日本同志社念書,大學到美國的South Dakota,得了學士學位之後,到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念醫學院,畢業後到上海擔任輔旦大學的醫學院生物系主任,後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寄生蟲學,所以他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都相當的了解。 日本宣布戰敗之後他就主張台灣應該由聯合國托管,我雖然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但是每天聽他講就心裡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國兵進入台灣之後更深深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希望的社會和國家。 中國兵在台灣的行為惡劣,殺人強姦搶劫,又經過228,我親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師(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背後掛一個牌子,寫「土匪叛徒」後游街示眾,並沿路打鼓,號召市民到公園見證叛亂者的下場。士兵叫湯先生在公園大樹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槍托打他,以腳踢他,然後當場開槍,並且三天不准親屬收屍,用以示眾,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這種野蠻不人道的行為讓我痛恨入骨,正如電影上早年野蠻國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紀親自看到了。 我父親和母親共同在青年路開一個青峰醫院,母親是東京女子醫學院畢業的,醫院的大門從來沒有關,不論外面有沒有人,因為病人隨時都會進來看病。但自從國民黨來了之後,店裡的東西一件一件遺失,後來連牆上的電燈泡也不見了,這是日本時代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國民黨統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壞到頂點。 有一天父親憤怒的從外面回來說「今天真衰,遇到一個中國兵,把我的自行車,手表,和鋼筆都搶走了」,那支Parker的鋼筆是Indiana University畢業時學校送的紀念品,我父親非常珍惜它,從不離身,也不讓我們碰。他的心愛的鋼筆就這樣被一個爛兵搶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後有一天半夜警察來到我家,說是要戶口檢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從夢中叫醒,馬上帶走,不准他們換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經過幾天的詢問才知道他們被關在台北監獄,是什麼罪名也不清楚。消息傳來說只要拿兩條黃金來就可以放高齡的阿公,我媽媽到處去向親戚借錢,這時就有里長帶當地的軍頭來我家,要求看我們的房子,軍頭還一間一間房間點頭稱讚,說「這間房間正適合我的兒子,這間給我女兒用,這間我們夫婦用最好」,好像馬上要搬進來。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帶了七個小孩,一直哀求,也無動於衷,軍頭以戰勝者的姿態掦長離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親又是留美的醫師,我們的房子是依據他在美國的樣式設計的,很大而且適服,裡面有抽水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設備,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個軍頭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親和阿公被捕之後,馬上叫里長帶他來,準備要搬進來。所幸我有一個阿姑是中國嶺南大學畢業,姑丈是她同班同學的中國人,在台北認識了一些大官,開始找門路,同時我媽媽也借到了錢,交了二條黃金之後,阿公就被放出來了,經過幾個禮拜,交了更多的金條,我爸爸也回來了,軍頭也沒有再來找我們麻煩。 後來開始實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參加市長選舉,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脅,叫他不要參選,最後他就放棄了。 我爸爸的一個葉姓朋友想參加市長選舉,爸爸借給他二萬元,被政府知道了,國民黨要阻止他參選,沒有成功,他們就來找我爸爸麻煩。不久有兩個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來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來不敢見他們,他們就要我們一定要轉告爸爸次日到火車站對面的西湖冰果店見面,借機會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學畢業後我的未婚夫因為生病無法服兵役,兵役科幾個月就來一次召集令。有一個軍官自己推薦要幫忙,每一次見面一定要在餐廳並且要他拿錢去付款,這種貪瀆的事讓他下決心,要離開這種黑暗的國家。 中國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軍官,到小兵,能貪就貪,能搶就搶,他們自己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根本沒有法治的精神,也沒有公平正義。 我天生喜歡仗義執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國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在台灣受到中學大學的教育,看透虛偽文化的毒害,來到美國看到這種開放的社會真是如魚得水,馬上就加入了台灣人的集會,積極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凡有反對國民黨的遊行我們一家五口一定參加,從小孩還不會走路就背在身上參加遊行,由紐約,到華府,到匹茲堡,到溫哥華及西雅圖,我們都沒有缺席。 由各地來的反對黨人士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總是討論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使台灣更進步,社會更公平,因此我們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茲堡當教授時認識了陳文成博士,他是我們同郷會的成員,幾次一起開車去華府遊行,也在校園裡參加研討會,舉辦演講會等活動。有一次許信良要來演講,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他臨時不能來,我們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去,只好按時間集會,其間陳文成的一些言論都被打小報告回去了,他說了很多國民黨的惡行,並且批評政府。於是在1981年,當他帶妻子和剛才出生的孩子去台灣見阿公阿嫲時,就被警方拘捕並且拷刑致死,丟屍在他的母校台大圖書館前面。 那時我們已經離開匹茲堡搬到西雅圖,文成兄還打電話來說他要回台灣看父母,我們勸他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回去,他說他沒有做錯事情,不會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這個新岀生的孫子,他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決定回去了。 他說在台灣時有一次坐公交車,有人想把他推下車,旁邊正好有一輛車快速開過,如果他被推下車一定會被快車壓死,幸好他身體強壯沒有被推下。國民黨在製造意外事件失敗後,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約談,從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國民黨政府一直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卡那基美隆,也請美國專家去驗屍,結論是他殺。而且一個剛剛做爸爸,年輕有為的教授怎麼可能會自殺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後的今天還是一個懸案。 我的先生很熱心同鄉會的事情,每到一個地方就被推為同鄉會的會長,又參加台獨聯盟及台灣公共事務會、人權會等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早把他看作眼中釘,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單。 1977年他的母親在台大醫院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他的妹妹從台北打越洋電話來,叫他趕快回去,國民黨卻拒絕給他簽證,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台灣看他母親最後一面。 當時聽到電話我們馬上開幾小時的車子去芝加哥辦事處申請簽證,處長出來談話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問他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要悔過,我先生在醫學院當教授,做事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悔過呢,處長說「你自己做什麼事情你應該知道,自己招來。」我的先生說「我做了很多事,哪裡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們的意。」 談判很久都沒有結果,後來處長做一個下台階,就說「大概是你交了壞朋友吧。」我先生說「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裡知道哪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壞人,你說出來吧。」處長也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們卻拿不出證據,最後還是不肯給我們簽證。等我們回家之後他才打電話來說可以給我們簽證,叫我們去拿,那時他母親已經過世,趕回台北已經太遲了,這種沒有人性的做法實在可惡。 1983年,他父親在台北去世,也沒有辦法拿到簽證,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處理後事。當時我因為要照顧小孩,沒有時間去做檯面上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被國民黨的特務發現,才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當「世台會」(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時候,我們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參加,但是只有我和兩個小兒子有簽證,我先生從一九六五年到達美國就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過回台加簽或入境簽證的許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了。但是沒想到剛剛進大學一年級的大兒子David高高興興地拿了美國護照到西雅圖辦事處申請簽證,辦事處處長問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處長聽到他可能去參加「世台會」,父親又是台獨份子,就拒絕了他的申請。對一個在自由國家長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這樣不公不義的政府,也讓他體會到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及無法無理無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帶兩個小孩子去台灣參加世台會,本來可以全家高高興興一起去渡假、並且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卻變成一家分二處的遺憾。在台灣的阿公、阿嬤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兒子及長孫。 1988年,我的幾個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單,我們幾個太太都還有簽證,所以我們就決定一起回去台灣。其中吳秀惠醫師簽證有些問題,她也比較出名,是檯面上的人物。我們五個人一起搭同一班飛機,到達台北機場之後吳醫師被攔下來,在機場被盤問幾小時之後,被留在機場過一夜,第二天頭一班飛機就被送出去,不准她進入台灣境內。這種完全沒有人權的惡行只有國民黨才做得出來。 在還沒有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就跟幾個朋友交代,並且寫保證書交給她們存著,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遇到什麼意外,請一定要向美國官方通報,調查死因,為的是不要像陳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國民黨宣傳說是畏罪自殺。那時的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連林義雄的母親和幼兒都會殺,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殘酷無情到了極點。 我們四個比較沒有名氣的就安全入境,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和我,被當地的同鄉接到家裡去,一路上都被跟蹤,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由派的報上登載有四位台獨女將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團體都請我們去演講。我們起初不敢答應,因為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只會照顧家庭,不會演講也沒有上過台。但是負責的人向我們保證,我們根本不必演講,只要站在台上讓民眾看看就可以了。事後證明果然如此,民眾想看的是哪一種人會公開反對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 在我的故鄉台南市,演講會就在台南神學院的大禮堂,全場坐得滿滿,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師到處問劉真真在哪裡,他專程來看我,記憶中的我是十幾歲,是他的幾百個學生之一,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他當然不會認得我這個五十歲的婦人,等找到我時他熱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謝我對台獨運動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動。演講會之後很多郷親來對我們說,原來台獨份子都是這麼高雅文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種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對很多同鄉來說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的台獨份子吧,和他們的想像差很大,可見國民黨政權欺騙大眾的技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正好遇到法院開庭審判台獨案的許曹德及蔡有全,我們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聽席的最前面,當法官說台獨有罪時我們四個人都站起來,大聲地說「我們也主張台獨,請把我們抓起來」,法官一時錯愕,不知所措。後來只好說「你們到對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獨思想本來就沒有罪,可是國民黨要他演這場戱,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們當現行犯抓起來。 和我們同時回台的還有陳翠玉女士,她是台大護理學校的創辦人及首任的校長,退休出國之後就被列入黑名單,她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城市的辦事處都得不到簽證,最後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幾歲的她跑了半個地球回到故鄉,就病倒了。我們聽到消息馬上去台大醫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監視,每一個訪客都被監視,國民黨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護理之母這樣的對待實在太殘酷了,在我們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們在台灣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讓便衣忙了一陣子,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鬆了一口氣吧。等我們出海關的時候我們四人所有的護照簽證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蓋上「取消」,"cancel",我們回家的路也就從此斷了。那時我高齡的母親還在台灣,每想到此就熱淚滿面,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鄉回不得,有母親見不得,對蔣政權來說這算什麼,他們把老兵帶到台灣來不也是同樣撕裂千萬家庭嗎? 之後我又幾次到西雅圖辦事處去申請簽證,他們都不肯給我。一個出生在台灣比國民黨還早在台灣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這種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實在令人氣憤。有一次我去申請被拒絕之後,氣憤之下把辦事處牆上的青天白日國旗撕下來踏在地上,這種影相全部被錄下來,當時辦事處大廰都有一個錄像機專門在監視反動分子。所以我就變成西雅圖的頭號黑名單人士了,每個新來的處長都會得到有關我的簡報,之後他們換了一個有玻璃框的國旗,掛得很高,我也沒有辦法再拉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參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總統一家人參加,總統辦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就問他對於國民黨政府這種沒有人道的作法,不讓我回去我的故鄉看我的母親,他能不能幫助我。他只說這是各國的內政問題他沒有辦法干涉,會場有一些聽眾也很同情,跑來安慰我。 幾年之後阿扁總統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來西雅圖,我把黑名單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問辦事處處長關於這件事,他指著我們問處長:「你認為陳醫師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嗎?你有什麼證據嗎?」處長答非所問地推卻責任,說是國內的問題。陳水扁立委答應要去立法院詢問,黑名單的問題才被國內重視。我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招待立委全家並且安排他的兒子陳致中去參覌製造飛機的工廠,他當時是十幾歲的男孩子,對於飛機非常有興趣,我那時正在波音公司就職當工程師。 在美國居住五十幾年中除了關心美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關心台灣的政治,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太黑暗,社會太不公平。依我這種愛打抱不平的個性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跳出來,可以安慰的是台灣年輕的一代已經跳出來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國民黨殺光。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是讓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灣這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我也很高興地能參與,雖然貢獻不多,但也沒有袖手旁觀。夢想的台灣共和國還沒有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人民一定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把中華民國這個爛國家丟進歷史! 劉真真 2015年12月7日於西雅圖

洪珠美

在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有座遠近馳名的二層樓洋房「玉美堂」,那是台灣人聯合事務會(FAPA)洛杉磯分會首位女分會長,洪珠美的祖厝。「因為爺爺期望8個孩子成家後都住一起,所以親手設計這棟擁有20幾間房、4座大廚房的大宅院」,也讓洪珠美小時候有一堆近齡玩伴,從小就是孩子王。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與母親林玉嬌婚後生了4女1男,洪珠美是家中的第3個女兒。當小小的洪珠美出生後,家族壓力降到連生3女的母親身上,觀念新穎的洪家爺爺特為媳婦「解圍」。 「我出生後,爺爺特地到媽媽坐月子的房中探視,跟她舉例『恭喜抬也罔』的故事,強調新娘子是坐在轎子裏,讓男生抬在肩上出嫁的,英國統治者也是女王,安慰她『女兒很寶貴』」。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當過兩屆彰化縣縣議員,當年家中門庭若市,常常滿座都是賓客,愛聽大人「講古」的洪珠美成為在座唯一一位小女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更讓她成為同齡伙伴的守護天使。「我小時候會跟叔叔、堂兄弟去『打獵(打厝鳥仔)』,曾因小調皮被處罰,也常為受委屈的同伴主持公道、報不平」。 白色恐怖逼親人離散 洪調舜原是國民黨員,早年想求去卻被國民黨百番刁難,後來轉到台中中區合作社任職,又因不想收取賄賂,被公司「炒魷魚」。「我爸爸不想在政治界、金融界同流合污,他的為人處事影響我很深」,也造就日後洪珠美堅持正義之道。 「228事件發生時,唸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的姻舅剛新婚就被抓到『火燒島(綠島)』,一關就是15年,他們夫妻離散多年後才團員」。當時的洪珠美因年紀小記憶不深,但她永遠記得成長過程中,父親常在大家談論國是時舉起手指,說「噓,小心牆外有人偷聽」。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已移民美國的洪家大姊趕緊為父母辦理移民來美,其後除妹妹還在台灣外,洪珠美及大姊、二姊、弟弟都定居美國。「白色恐怖的陰影對台灣人民影響很深,現在拿美國護照的爸爸仍然很怕『管政治』」。 這樣遠離政治的洪父,1993年在洪珠美巧手安排下,「參與」協助台獨聯盟份子、「台灣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突破返台。隔年5月洪珠美的弟弟結婚,想返台告知祖先的父母一回到故鄉,隨即被當地分局派員「請」到警局作筆錄兩小時,當時洪父還差點回不了美國,縱使台灣早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 當時洪珠美也被警局叫去偵訊,事後因怕被竊聽,不敢在家中聯繫台獨聯盟成員。「因為有太多台灣人被毒殺、無故消失的例子,媽媽那時拒絕食用警局送來的午餐便當,更拒絕警車護送他們回家」。 這件「護送史明」的豐功偉業,讓洪珠美家人因不捨父親被警備總部「關切」轉而責罵洪珠美,只有當事人隻字未提。「爸爸從來沒有因這件事責備過我,他只說一句『這是良心要作的事』」。 留學生太太蛻變成專業房地產經理人 1967年,洪珠美未婚夫李成奎來美,攻讀猷他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1969年踏出國門的洪珠美也到達美國,兩人同年成婚,婚後生下3女1男。當時不諳英語的洪珠美,邊就讀猷他州summer school語言學校,邊在猷他醫院工作貼補生活費,還到鹽湖城社區中心擔任社區義工,甚至開班授課。 「我從一個對美國生活完全未知的留學生太太開始做起,學會幫先生理頭髮、開車,也體驗到擁有專業及學歷的台灣移民,因語言與文化障礙飽受歧視的悲哀」。1973年底,洪珠美一家人搬遷到南加州,隔年兩個女兒才4、5歲,擁有靜宜大學商學系學士學位的洪珠美又回復職業婦女生涯,在一家食品公司擔任助理會計,負責管理每月高達100多萬元的廠務支出。 「我一直不願意與美國社會脫節,不管是工作、參加社團或擔任義工」,幾年後,因孩子要求「please stay home with us」,洪珠美選擇在家陪孩子成長,直到最小的兒子滿8歲才回到職場,轉任專業的房地產經理人。 現在,洪珠美的老大是皮膚科醫師、老二學有專精,唯目前下落不明、曾是台美公民協會成員的老三,在密西根大學景觀設計系碩士班就讀,目前在非洲修實習學分、老四是唯一的兒子,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洪珠美甚至有兩位可愛的孫子,當上「阿嬤」。 出國開視野、逐漸接受「震撼教育」  來美國前,曾糾正堂兄「批評蔣介石是劊子手」的洪珠美,因為在猷他大學接觸「台灣青年雜誌」等海外刊物,讀到多篇談論台灣的文章,才醒悟當年被國民黨「洗腦」,反而加深她日後在海外積極推動台灣事務的決心。 「這種震撼是逐漸的,像我先生在1970年擔任猷他大學首屆台灣同鄉會會長,當年就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返台時都有人跟蹤,管區員警還質問丈夫的弟弟『你哥回來幹嘛』」。 因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洪珠美與夫婿李成奎齊力創辦「台灣之音」,以電話與台美鄉親互報故鄉消息,甚至接獲許多外州來電,「台美人集聚一點一滴的力量,用我們的方式幫助台灣」。 1986年,響應由台灣大學護理系高材生陳翠玉創辦發起的「婦女台灣民主運動」,擔任南加州召集人的洪珠美,逐步踏實推廣海外台灣事務;1988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成立,以「發揮婦女才能,關心台灣事務」為號召,每年靠伊媚兒(email)跟電話舉辦兩次小型聚會、一次大型年會,身為創會會員的洪珠美跟NATWA一起學習成長,並出任第20屆總會會長,帶領會眾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拒絕扁政府以台灣名義的入會申請」抗議活動。 「今年NATWA成立已經21年,不但有專為第二代設計的NATWA II、出版年刊,還創辦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海外的台灣姊妹都因此學習成長、參與公共決策及關心台灣事務,大家相當團結」。 曾任台獨聯盟洛杉磯支盟前支部長、NATWA前總會長、前洛杉磯分會長的洪珠美,現在則是FAPA洛杉磯分會長,成為該分會首位女會長。「每次擔當新職位,每次都有成長,我也期許自己『再挑戰』,積極與加州10多位國會議員密切聯繫,推廣我們共同的故鄉台灣」。 從備受呵護的台灣女兒,蛻變到獨立堅強的台美女性,洪珠美體認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也見證台灣民主的進步及膠著,更親自參與推動海外台灣運動。在美國奮鬥的台灣女兒洪珠美,為台灣發光的堅持永不中斷。文/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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