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十一月 16, 2018

人物

李雅彥 醫者的形象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雅彥的性情真誠,體型碩壯,聲音宏亮,做事充滿傻勁,走到那裡,都受到矚目。」這是休士頓同鄉一般對李雅彥醫師的形容。 李雅彥是一個傑出的神經放射科醫師,他在1997年十二月回台探親時,不幸因為胰臟炎突發,病逝台北,享年五十三歲。他生前贊助過許多音樂、藝術、文化和社會工作者,也長期服務休士頓的台美社區,因此,他的驟然離去,令許多人思念與惋惜。有人形容他像棵大樹,庇蔭許多人;有人形容他像座山,讓很多人有所倚靠;還有更多的人懷念他的真摯可愛,形容他是一個永遠不失「赤子之心」的人。 他的太太葉錦如說:「思念雅彥是哀傷的,但是談起他,就會想起許多好笑的事。他是一個認真、快樂、充滿風趣的人。」 午後的冬日照亮一屋子,也照亮壁上雅彥的照片,那是一張有著自信眼神和快樂笑容的臉孔,不是俊美,卻讓人感到親切。 他生長在杏林之家,父親李廷霖博士是台北著名的開業醫生,家境富裕。「雅彥生來就好命,他自小聰明,深得父母寵愛,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五個弟妹,從小就是一個孩子王。」我翻閱著雅彥的紀念文集,錦如在旁娓娓敘述著。 他的弟弟說,大哥從前常帶他們偷溜出去看電影,偷賭紙牌,到大直摸蚌,在颱風大水過後,撈成桶成桶的鯽魚,顯然,童年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妹妹說,大哥唸建中初中時,因為和同學一起檢舉老師課外補習洩露試題,差點被踢出校門,不過他不在乎,高中又考上建中,繼續在南海路晃三年。 他的大學同學說,雅彥唸台北醫學院醫科時,騎著一部Yamaha 500CC的摩托車呼嘯來去,考試時,喝整箱的可樂,開通宵的夜車。他還愛打網球,從大一起,就拜教練學藝,經常泡在網球場裡。他也摔柔道,曾經在柔道比賽中摔傷,引起腎臟出血。他的柔道勁友許世模醫師說:「雅彥是有趣的,與他生活的經驗是快樂的、歡喜的。」 雅彥年輕時的志向是要當一名卓越的好醫師,因此在仁愛醫院當一年半的住院醫師後,於1973年到美國深造。先在南巴爾的摩(Baltimore)綜合醫院實習一年,再到馬里蘭州的華盛頓郡立醫院放射科當三年的住院醫師。1977年,轉往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大學,接受進一步的神經放射線科訓練。1979年,應聘到德州州立大學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同時服務於貝勒醫院(Baylor Medical Center)。 1982年,他被休士頓著名的「安德遜癌症治療中心(M. D. Anderson)」網羅,在診斷影象(Diagnostic Imaging)部任神經放射線科醫師,不久即因表現優異被擢升為頭、頸部門的主任。據賞識他的道得醫師(Dr. Gerald Dodd)說:「李醫師是一個始終以病人的福祉為優先的好醫師,他為人正直誠實,不偽裝,不做作,如果發現某人或某事有錯,就直言不諱。」 和雅彥非常接近的資深神經放射線科專家華萊斯醫師(Dr. Sidney Wallace)則說:「李醫師不僅在專業領域裡是同儕中的佼佼者,並且是個非常愛家愛鄉的人。他常到我的辦公室來,暢談台灣的一切,並且以錦如能參加聯合國的『世界婦女大會』為榮。」 雅彥的學術生涯相當順利,他在1985年升任德州大學醫學院的副教授,繼於1990年升任正教授。他對頸部及腦底腫瘤的藥物治療,以及腦受傷後腦細胞的分子變化與恢復,都有相當的研究,發表了近百篇的論文。 身為醫師,雅彥難能可貴地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1993年,他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會長時,率領教授訪問團回台參加「台灣醫學教育研討會」。在會中,他大力評擊台灣醫界的紅包文化,力陳醫德教育的重要,他說:「醫師應該參與社會改革,不該只做一名醫術高明,只會賺錢的名醫」。這種仗義執言的作風,深獲醫界前輩李鎮源教授的賞識,後來雅彥病危時,李院士特地前往探視,並且在雅彥逝世後,表示深深的惋惜。 雅彥並且是個很有愛心的人。休士頓同鄉如有得到癌症的,都經過他的熱心安排,以「李醫師親戚」的名義,在「安德遜治癌中心」優先掛診求治。因此,醫院的同事都說:「李醫師有一個很大的家庭,幾乎所有台灣來的病人,都是他的親戚。」後來,四處前來的台灣病人越來越多,他就組織一個「關懷中心」,服務有病前來求治的台灣鄉親。在醫者形象上,他確實做到年輕時自我期許的,成為一個具有「仁心仁術」的好醫師。 劉明的啟發 雅彥個性坦率,做事直接,連追求結婚對象,都不拐彎抹角。他二十九那年,在華盛頓郡立醫院當住院醫師時,心中有一個美麗女孩的形影,覺得該是結婚的時候了,於是搭機回台灣,把心儀的對象告訴父母。他的爸媽非常贊成,連忙拜託女孩的父親把台大哲學系畢業,那時正在加拿大唸特殊教育的女兒電召回台灣。 結果,葉錦如說,她奉父命搭機回台。「一下飛機,就看到雅彥陪著最疼我的外祖母在機場接我,兩個星期後,我們就結婚了。」 「一切就是這麼簡單,我留在台灣辦手續到美國,加拿大的學業就這麼放棄了。後來,孩子們問我們怎麼結合的?我說,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雅彥不喜歡這個說法,他說他是想了很久才向我求婚的。」錦如笑著回憶道,「其實我們以前就認識,彼此都有好感,只是沒有機會進一步發展。後來經過雙方父母的撮合,就結婚了,婚後兩人也相處得不錯。」 接著,錦如轉身找了兩張舊照片出來,說:「妳看,我們結婚時,雅彥多麼瘦。他從小就是個大塊頭,可是結婚時很瘦,他的家人笑他為了結婚,才故意餓瘦的。後來,我到了美國,他又胖了起來。」 錦如的父親葉英Kung(方方土)教授是雅彥北醫的老師,兩人非常投合,至於丈母娘和祖母看這個直腸子的女婿,也是越看越得意。他和錦如是受祝福的一對,他愛太太,也全心擁抱太太的家庭,尤其仰慕錦如外公劉明的為人。 劉明原名劉傳明,是北台灣的礦業王,年輕時畢業於東京藏前高等工業學校(即東京工業大學的前身),回台後,在新店、基隆一帶開礦致富。他仗義疏財,關心社會改革,更常贊助文化事業,二次大戰後,曾積極贊助朱昭陽在台北創辦延平大學,深為社會民眾所稱道。 劉明多金,引起保安人員的覬覦,在白色恐怖的時代,以「資匪」的罪名被誣下獄,最初欲被判死刑,後來劉家的人到處奔波,才改判十年的徒刑。 1950年,劉明被捕時,美麗的妻子束手無策,大女兒已經出嫁,懷孕在身,經常回家幫忙處理家中的巨變,應付種種冷酷的現實。而當年,那個在腹中的嬰兒,就是現在的葉錦如。 劉明在獄中服刑八年三個月後出獄,健康與財富都受影響,但關懷社會的心依然不變。1989年,為聲援蔡有全、許曹德的台獨案,還以八十八歲的高齡走上街頭。李雅彥結婚以後,耳濡目染,非常景仰錦如外公的熱愛台灣與贊助文教的風範,因此在事業稍微穩定之後,就以劉明的本名劉傳明為名,成立「傳明基金會」,大力贊助具有台灣意識的音樂、藝術、文化和社會工作者。 「傳明基金會」在過去許多年裡,贊助過許多對象。大致說來,有林衡哲醫師的「台灣文庫」出版社,蕭泰然的「台灣人的詩篇」音樂專集,朱真一醫師的「客家文化語言」及「賴和醫學服務獎」,「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台灣論壇」,李鎮源教授的「刑法一○○聯盟」與「台灣醫界聯盟」,林義雄的「慈林基金會」,吳樹民的「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以及休士頓的「蔡正隆基金」和「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等等。此外,具有台灣意識的藝文從事者如陳來興、林央敏等多人拜訪休士頓時,都受到雅彥夫婦的熱誠招待支助。 錦如說,雅彥到處捐助,有些甚至在他過逝後,收到別人的謝函才知道。有一次,她收到謝聰敏的太太邱幸香女士的來函,才知道在1986年,謝聰敏和許信良、林水泉闖關回台失敗,經濟發生困難時,雅彥匯去一筆不小的款額,表示要幫助他們日後出書。謝太太在信中說,這些年,她感念在心,經常想著日後若有機會,要將這筆錢再捐出來,讓劉明和雅彥的精神繼續傳下去。這些事情讓錦如感到溫暖,也頗以丈夫和外公的作風為榮。 社區的靈魂人物 「叫我雅彥就好,不要叫我李醫師。」雅彥常對人這麼說,對他而言,只要具有台灣意識,對台灣人事務熱心的人,都可以當作朋友,他就是這麼「阿沙力」。 休士頓的台灣同鄉在過去二十年間,發展一個凝聚力很強的的台美社區,李雅彥的家庭事實上和休城的台美社區一起成長。1979年,他們搬到休士頓時,大女兒正牙牙學語,二女兒才誕生,三年後,兒子在休士頓出生。他們的小家庭很快地融入休士頓興旺的台美社區裡,雅彥的個性親切豪爽,活動力強,對公益事業又熱心,很自然地成為社區的領導人物。 1985年,蔡正隆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為了傳授第二代母語與文化,提議創辦一所「台灣語文學校」。獲得理事會通過後,委託郭珠貞理事籌劃此事。郭珠貞的丈夫廖明徵是葉錦如的姨丈郭東星先生的好朋友,兩家時有往來。郭珠貞說,當雅彥獲悉她要辦「台灣語文學校」後,隨即登門造訪,以不具名的方式,捐出一筆款額,奠定大家辦學校的信心。 「台灣語文學校」成立後,李家的三個孩子都是台語學校的學生,葉錦如當了創校時的家長會長,李雅彥則連續當了六年的校務委員。在同鄉的印象中,雅彥像個孩子王,他教孩子們上「台灣文化」課時,帶他們做紅龜粿;辦園遊會時,他演布袋戲;他更組織一隊少棒隊,每星期六上完台語學校後,就帶著一大群孩子到公園打棒球。打球之餘,更愛在球場邊和其他的家長們開講,只要談起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他圓圓的臉就充滿了真摯與熱情,往往越講越興奮。 除了活躍台語學校外,雅彥也熱心同鄉會的活動。前台灣同鄉會的會長楊朝諭說,辦活動時,有李醫師在,就安心許多。譬如1986年,有一艘台灣貨輪在休士頓港口因債務糾紛被扣押,船員被困在船上,生活成問題,同鄉會決定攜帶食物和慰問金去慰問。當時聽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已經送去五百美元,雅彥隨即表示要「壓過去」,正因為他的解囊,同鄉會才得以送上六百美元的慰問金。 又如1988年,FAPA發動「台灣民主聖火長跑」,「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正猶豫是否舉行時,雅彥一口氣買下五百美金的恤衫,送給參加長跑者,使這項活動得以順利在休城舉行。 那些年,台灣的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美國,每到休城,雅彥都熱心支助。「五二○農民事件」發生後,他開始同情弱勢族群,熱心支持台灣的農運、工運和社運。對富裕環境中成長的雅彥來說,接觸社會基層不僅是內心正義感的延伸,並且是一種新的經驗與學習,使他往後更能安然自如地走入群眾。 雅彥的個性不僅積極,並且具有前瞻性。他在一般休城同鄉都還不敢有夢的年代,就已經作起「擁有一間台灣會館」的夢,並且身體力行,力促美夢成真。1987年,他出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理事時,即提議籌建台灣會館,然後自己到處去看地,認真思考建館的事宜。 1988年,雅彥接任台灣同鄉會的會長後,隨即在同鄉會賬戶裡設立一個建館專戶,正式發起建館募款運動。他想出了不少籌錢的辦法,譬如在同鄉會中義賣食物,一塊五毛地累積。他也推銷謝里法和廖修平的畫,抽取佣金當建館的經費。他還印製了一大疊花花綠綠的建館彩券,賣給有志作伙建館的伙伴們。後來,他甚至更進一步率眾集資購買了一塊六畝的建館用地。 在這同時,為了讓贊助者享有減稅的益處,「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準備申請美國免稅財團法人的501C(3)資格。可是理事會和會計師商量的結果,會計師建議另外成立一個提倡台灣傳統文化的基金會比較適宜,於是休士頓同鄉在1988年共同成立了「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三年後,該基金會順利取得美國國稅局的501C(3)資格。 1991年,同鄉莊承業獲悉休城西南區有一家育幼中心正在出售,覺得那是興建台灣會館的理想場所,於是邀請建館籌備委員們前往評估。大家看過之後,認為無論價格、地點或建築都非常理想,問題只在如何籌募東風。後來經過多次會商,大家決定以「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名義發動建館募款。 當時,募款委員們也不確定能夠募到多少錢,只希望能有更多像李雅彥這樣熱心的人出現,因此擬定一個捐款辦法,凡是捐款一萬美金者,得以在一間教室的門口懸掛捐款人的姓名。結果在短短三個月內,籌委會竟募到十三個一萬元,以及更多的一千、五百和一百、五十等等,一共募到了二十六萬多美金,因此能夠順利購買那家待售的育幼中心,將之改建成休城台灣同鄉的「公厝」,取名為「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在整個籌募建館的過程中,李雅彥一直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休城同鄉說,當年若沒有李醫師極力催生,不斷發起籌建台灣會館的種種活動,很可能就沒有現在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赤子之心 雅彥的作風真誠坦率,毫無架勢,讓人感到親切,許多朋友追憶他時,都形容他是一個永遠不失「赤子之心」的人。 休士頓的同鄉李席舟回憶說,他搬到休士頓不久,即聽說休城有一位慷慨奉獻的李醫師,可是「初識雅彥,我上下打量,左看右看,實在不像是醫師,夏天時常穿短褲著便服,在同鄉會幫忙搬桌椅,倒像是台灣鄉下的『草地人』。」 錦如的弟弟葉治平教授說,有一次,一群工運農運的黨工造訪休城,在台灣同鄉會裡看到雅彥,直覺地認為他同屬勞動階層,打算爭取他加入勞工運動組織,交談後,才發現他竟是醫學院的教授,不禁稱他是「最不像醫生的醫生」。 雅彥童心未泯,搜藏了許多漫畫書和棒球明星的卡片,每逢子侄輩們來訪,就和他們分享寶藏,贏得小輩們無限羨慕。他又大方肯割愛,高興起來,就贈送幾本漫畫書或幾張棒球明星卡片給對方,讓孩子們視為珍寶,所以朋友林承芳說:「我的兒子最喜歡到錦如家了,因為雅彥叔叔有許多好東西。」 他愛打網球,每星期日上午是他和同鄉們打球的時間。同鄉鄭耀洲說,要是前晚下了雨,雅彥就整晚睡不安穩,天未亮,即打電話給吳連山,要他去看球場水乾了沒?他的球技精湛,對新加入的人,總是說:「球技好壞沒有關係,但要有台灣意識和社會正義心的人,才和伊打。」 鄭耀洲接著說,1991年,錦如當同鄉會理事,負責中秋節晚會的節目,雅彥設計「狀元餅」的遊戲,讓一大群人玩得熱鬧滾滾,結果十一歲的Simon高中「狀元頭」,雅彥當眾把Simon舉得高高的,一張嘴笑得合不攏的模樣,令人懷念。 葉錦如在1995年當「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會長,在休士頓召開年會。晚會中,有幾個男士被拉上台跳扭扭舞,心寬體胖的雅彥也在其中拼命地扭,他後來對朋友說:「我上台去,就是要讓錦如歡喜,也要讓大家開心。」 1996年,李雅彥擔任「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會長,當時,基金會以「台灣」的名義參加休城的「亞美節」。為了展示台灣文物,他把家中收藏的台灣文物全都拿出來,還在會中演布袋戲,做竹筷槍,教人踢毽子等等,可說使出了渾身的解數。 那年,休士頓舉辦「騎野牛大賽(Rodeo)」,同鄉余惠順知道會場裡有一個攤位被退掉,提議基金會租攤位賣春捲。雅彥覺得這是替基金會賺錢的好機會,於是聯絡眾同鄉做春捲。錦如說:「那次,我們一大群人切了好多肉,剁了好多菜,忙了好幾天,準備了像小山般的春捲,結果攤位卻意外地冷清。偶而有人光顧,一大群博士和醫生們立刻迎上前去,又是笑臉鞠躬,又是殷勤服務,那樣子,想起來就好笑。後來春捲剩了一大堆,大家分著回去吃,吃了好久才吃完。以後大家每次提到這件事,就笑個不停。」倒是余惠順覺得過意不去,她說:「這一回的義賣真失敗,但是李醫師一點都沒怨言,還免費招待同鄉去參觀Rodeo。伊本人真勤儉,但是為別人為台灣,伊真慷慨。」 「雅彥自奉甚儉,我曾經和他一起搭機回台灣,才知道他都坐經濟艙。並且自己還從機場搭巴士回台北,因為他不願勞駕人接機,也捨不得搭計程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許重義教授說,「我們一起到高雄演講,他想買一套鄉土文化的影帶,都要問好幾家,才買到一套打折扣的。還有一回,我到休士頓,和他在一起,他正好需要買一雙拖鞋,結果也見他挑揀最便宜的。他自己這麼節省,但對公益事的捐款,卻大方得令人折服。」 前「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的校長林秋成說,他的孩子和李家的孩子年紀相仿,時常在一起玩。「有一次,兩家一起去郊遊,雅彥為了省錢,剪下報紙的『肯德基炸雞』的折價券(coupon),買炸雞給大家吃。看他自己這麼省,但對公益的事情卻毫不吝惜地解囊,真覺得感動。」 「他的個性豪爽,做事卻意想不到的細心。」同鄉簡忠松回憶說:「1988年時,雅彥擔任同鄉會長,我們一起編『鄉訊』,我做事講求效率,他則面面俱到,無論文章品質,打字的正確,或編輯的美觀,都要求得非常仔細。」 「雅彥很重情義。」休城老友葉明霞說:「他對正隆非常的好,一直關心著他的健康。正隆病危時,他和錦如天天去看他,正隆離去後,他們一直照顧著我。只是我從沒想到,他竟和正隆一樣,走得那麼早。」   未完成的夢 走進李家寬廣的大廳,圓形的拱廊高雅別緻,上好的櫻木散發出釉色的光澤,這是棟建築非常考究的房子。「我的公公一直希望我們住個好地方,所以幾年前蓋了這棟屋子,從建築設計到屋內裝備,雅彥都用了很多心思。感覺上,他的形影一直在那裡,所以他走了以後,我對所有的擺設,都不忍變動。」錦如說:「雅彥的能力很強,對家裡很照顧,我們習慣以他當靠山。然後,他匆匆走了,我一下子要學很多從前他包辦的事情,覺得很辛苦。」 「雅彥的人生很積極,他一直有著明確的目標,努力朝著目標努力前進。假如是社區的事,他也會發動社區裡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來推動理念,完成目標。」錦如繼續說:「幾年前,他到台灣山地參觀原住民的部落回來,一直說要辭掉美國的工作,回台灣為原住民服務。他計劃網羅一群志趣相投的醫師,成立一個山地醫療中心,並且希望成立一個原住民工藝品中心,保留原住民的文化。」 「那時,我要求他給我一些時間,至少等我們的小兒子上了大學後再回去。」她接著說:「我趁這段期間,也趕快做一些準備。我到休士頓大學唸了一個社會工作的碩士學位,準備再過兩年半,兩個人一起回台灣,我做社會工作,他做山地醫療服務。我們後半段的人生藍圖都已經畫好了,只是沒想到生命的樂章竟嘎然中止,留我一個人怔立在舞台,不知如何是好。」 屋裡一片寂靜,氣氛帶著幾分傷感,過了好一會兒,錦如才鎮靜下來,恢復談話。她說:「那是1997年的聖誕假期,我們一起回台北,參加表妹的婚禮。喜宴裡,大家還一團歡喜,沒料到隔天清晨,雅彥忽然腹痛得大叫,我和爸爸連忙送他到台北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急診。到醫院後不久,他就昏迷過去,醫生診斷出是急性胰臟炎,馬上組成醫療小組,全力搶救。往後的兩個星期裡,他的病情起起伏伏,卻再也沒有醒過來。很多人來看他,我的腦子一片昏亂,只是不住地想:雅彥,雅彥,你不能就這樣離去,你要為原住民服務的夢還沒有實現呢!」 「我根本不曾預料過這種事,事情發生後,心頭很茫然,家人叫我怎麼做,我就照著做。在台北辦完雅彥的後事,我回到休士頓,參加休城同鄉為雅彥舉行的追悼會,看到一張張哀傷又熟悉的臉孔,心想:雅彥一向是在他們當中的,為什麼,為什麼我沒有把他活活地帶回來?」 「我的父母特地來陪我住一陣子,等送他們回去,我從機場回到家的那天下午,面對空蕩蕩的房子,開始想到:沒有雅彥,我及我的孩子們往後的日子該怎麼過?我不禁放聲大哭,哭得肝腸寸斷。」 幸好,錦如有很親近的子女,有很照顧她的雙方家庭,還有關心她的弟妹和一群熱心的朋友,她繼續活躍在休士頓的社工團體和台美人的社區之中。她的妹妹葉郁如在「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裡,籌設了一個很完備的「李雅彥醫師圖書館」。對休城許多人來說,李雅彥的音容是鮮明活潑的。 漫步在李家扶疏的後院裡,望著池裡雅彥飼養的彩色錦鯉,聽著錦如說:「雅彥其實是一個很好命的人,他如果不走得那麼快,應該可以實現更多的夢。」我不禁心想:「雅彥的人生實在很豐富,他有夢,也努力去實現夢;他慷慨付出,也擁有許多;他待人真誠,也令人懷念;他是一個快樂的富有的人。」   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全名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NATPA。 楊遠薰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李汝城 談紐約台灣會館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996年十二月的一個晚上,李汝城醫師赴「紐約台灣會館」開完那年最後的一次理事會,返回新澤西家的途中,心情相當沉重。他不滿意台灣會館的營運情況,也擔憂會館的赤字連年,心想若任其下去,遲早又會發生財務問題,已經營救了兩次,若要三度救會館,恐怕沒人會理睬,「這是咱們的公厝,怎麼可以任其倒閉?」 繼而,他想起近年台灣在國際間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台灣人要有尊嚴,必須自己先站得住,如果連僅有的一棟台灣人集資蓋成的會館都保不住,徒然落得他人譏笑的口實。黑暗中,開車穿越哈德遜河,他心裡做了一個決定:他要接掌「紐約台灣會館」! 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和太太商量。當初介入「紐約台灣會館」的事務,源自太太的一句話:「『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現在想跳進去接管台灣會館,更需要太太的幫忙。他向太太請了兩年假,準備在平日行醫與家庭生活中抽出許多時間做會館的事。得到太座支持後,他打了幾個電話,邀請其他熱心的理事們配合,然後在1997年正月的理事會改選中,出任「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開始接管一個彷似無底深坑的「會吃錢的會館」。 到美國三十多年的李醫師,長期開業行醫,除了當過一屆「紐約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外,沒有企業經營的經驗,現在志願要當一個虧損累累的非營利機構的CEO,確是一大挑戰。但是他有目標有理想,也有堅毅的個性,並且認為許多台灣人都有奉獻的心,認為只要有心耕耘,一定可以使會館起死回生。 後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會館在他經營下,短短期間內,氣象煥然一新,不僅財務由負變成正,並且一棟「公厝」由過去一個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變成一個人氣興旺的「台美人社區中心」。他的熱誠與投入感染了周遭的人,也鼓舞著所有愛護會館同仁的士氣,他以管理學上「起死回生的策略(Turn-Around Strategy)」來經營台灣會館,亦值得作為台美人經營非營利機構的參考。 認真幽默的個性 李汝城醫師唸書的過程一帆風順。他說,他的父親是彰化人,年少時就讀日本人唸的台中二中,是班上惟一的台灣學生,也是台中二中第一屆第一名的畢業生,當時被保送至台北高等學校,與魏火曜、張進通等人同學。高校畢業後,赴日本唸長崎醫科大學,學成後回台灣,在宜蘭一帶行醫。 李汝城在宜蘭頭城出生,算是宜蘭人,小學唸的也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講著一口道地的日本話,直到十一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隨著日本時代的結束,開始講台灣話。 1953年,他自宜蘭中學畢業,進入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就讀。1960年,醫學院畢業,在海軍太康驅逐艦當了一年的醫官,退役後回台大醫院接受鼻喉科住院醫師的訓練。1962年到美國,在澤西城(Jersey City)醫院從實習醫師做起,然後到紐渥克(Newark)醫院當了五年的耳鼻喉科住院醫師,其間有一年還到底特律(Detroit)接受外科訓練。1967年,他完成在美國的住院醫師訓練後,擔任紐澤西醫學院的外科講師。兩年後,通過美國耳鼻喉科的專業考試,成為第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台灣人耳鼻喉科醫師。此後三十多年,他一直在紐澤西北部的庫德威爾(Caldwell)一帶行醫。 他的身材高大,聲音宏亮,講話幽默,平時給人的感覺不僅豪邁風趣,並且經常流露台灣心。許多年來,他開的車一直掛著「TAIWAN」的車牌,問他為什麼連車牌都特別指定「TAIWAN」的字號?他笑著回答:「車子哪裡製造的不知道,不過開車的人確是百分之百的Made in Taiwan」。 「李醫師喜歡講笑話,態度似真非真,讓人開懷,也因為他講話詼諧,所以和他一起開會,常常不覺得議程冗長。」台灣會館的理事劉蘇多惠說:「不過在他輕鬆的談笑底下,卻有堅持和認真的一面。」 他的成長過程歷經日本與中國兩個時代,學習空間橫跨台灣與美國兩個地方,因此熟悉日本話、台灣話、中國話與英語四種語文,但在許多公開場合,他都堅持使用台灣話。在當年政治敏感的時代,許多醫師在醫師協會裡致詞都使用「國語」,他是少數幾位一拿起麥克風即通篇台灣話的人,給人相當深刻的印象。 2000年年初,台灣立法委員馮滬祥和謝啟大聯袂造訪「紐約台灣會館」,李汝城負責接待。在招待會上,他一直講台灣話,於是有人發言:「能不能請這位先生講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他笑著回答:「我們到中華公所去,就講廣東話,到台灣會館來,就講台灣話。」 他的執著也使他擔任台灣人社團負責人時,對會務格外用心。李醫師說,他在1987年出任「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時,前任會長只移交給他兩百多塊錢的結餘,他接任後立刻催收會費,開拓財源,不久帳目上的數字就夠他舉辦多種活動,他因此深深覺得作為一個服務性質的社團負責人,如果有心去做,足以大大影響那年的活動。他接著說,在任醫師協會會長時,他並且使「大紐約區台灣人醫師協會」加入「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正式成為NATMA的一個分會。 「台灣」兩字不能倒 1984年,籌募紐約台灣會館基金的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建館籌備委員之一的蔡明峰想到一河之隔的紐澤西有個熱心的李汝城醫師,於是開車過河邀請李醫師入股,李汝城認為這是建台灣人的公厝,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於是慨然允諾,結果他竟成為出力最多的前三名股東之一。 李醫師說,當時出錢只是盡一己之力,並未過問會館的事,所以最初幾年,理事會裡並沒有他的名字。到了1991年,會館發生財務危機,所有股東無條件捐獻股權給會館,並且發起「千人千元救會館」運動,他都全力支持。沒想到1993年,會館再度發生危機,這回更嚴重,會館即將被拍賣。 接到通知,李汝城沮喪地對太太說:「台灣會館快要倒了,不久就要被銀行拍賣了。」李太太一聽,又氣又急,叫了起來:「『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被太太一激,李醫師似乎醒了過來,的確,「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李汝城說,回想起來,就是太太這句話,促使他積極投入拯救台灣會館的行列。 1993年,為了會館的延續,紐約同鄉組織了「台灣會館募款委員會」,公推陳隆豐、樊豐美、李汝城、賴弘典和黃再添五人為委員,四處籌錢。那年年底,眾志成城,會館危機得以解決,隔年正月,改選理事會,李汝城醫師首度擔任理事,1996年時,更進一步擔任副理事長兼財務。 那時,台灣會館聘館長一名,負責館務運作,理事們定期開會,聽取報告。李汝城說,他雖然負責財務,實際並未參與作業,只在開會時,見會計報表月月赤字,虧損連年,又見會館的活動十分沉寂,與他心目中的「社區中心」有一段距離。因此在1996年底,他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整頓台灣會館的問題。 他仔細分析問題的癥結,擬訂一套經營會館的方針,然後在1997年正月出任理事長時,正式提出「經營紐約台灣會館的十大方針」。這十大方針簡要敘述如下:一、設立長期研發計劃,二、會館使用公開化,三、爭取會員入會,四、設立理事責任制,五、訂立工作人員職責與獎勵制度,六、確定會訊流通,七、加強對外交流,八、開源節流,九、廣辦文教活動,十、.明確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這十條方針不是競選口號,而是他經營會館的策略,在他就任台灣會館理事長後,每一條都認真地付諸實行。 起死回生的策略 1997年二月,李汝城正式接掌「紐約台灣會館」,開始一連串的整頓。 首先,他認為「人」是改變會館營運的主要因素,因此特別委任熱心的劉蘇多惠理事負責館務,聘請新的會館經理施長要和秘書孫愛華推動業務,同時明定工作人員的職責與獎勵制度。 其次,他認為會館必須公開化與公眾化,期待在最短時間內,將會館由消極的「場地出租所」轉型為積極的「台美人社區中心」。為此,他想出很多讓會館活潑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廣開文教班。自1997年三月起,台灣會館陸續增闢許多不同性質的文教班,譬如在獲取新知方面,開設電腦與英語班;在運動方面,開設乒乓球、太極拳與土風舞班;在音樂方面,開設卡拉OK與古箏班;在才藝方面,開設繪畫、書法、中國結與插花班;此外,在暑假期間,開設兒童讀經、台語文、青少年繪畫、電腦等,琳琳總總。在這些文教班中,電腦與英語班因為報名的人很多,目前都已各開六班;繪畫班亦有中國水墨畫與西洋畫之分。「一切都視社區的需要作彈性的調整,以便達到服務社區和招徠民眾的目的。」他說。 方法之二是開放會館給依親移民的長輩們。會館在週一至週四的白天開放給「台灣長春會」的長輩們學習英語、手工藝、運動和交誼使用,星期五的白天則開放給「台灣基督徒長輩會」作為查經、聽道和聚會的場所。如此經年累月,台灣會館成為長輩們的活動中心,「今仔日要到會館嗎?」變成他們的習慣問話,有些長輩們甚至因此搬到法拉盛住。 方法之三是盡量開放會館給各社團使用,倘若各社團使用的時間有所衝突,則以會員的借用為優先。李醫師認為會館是台美人的公厝,應該盡量服務各社團,因此平時若各社團需要召開籌備會議,都可借用會館開會,但若在大廳召開大會,就應自由奉獻。 經過這些改變,「紐約台灣會館」變得無論在週末或週日,都有許多人進進出出,呈現一片熱鬧朝氣的氣象。 在改造會館營運方向的同時,解決營業赤字亦屬當務之急。李醫師的辦法是廣開財源,主要的財源之一是廣徵會員,每人每年會費一百元,一方面作為維持會館的基本費用,另方面培養會員建立認養這個「家」的觀念。 財源之二是每年舉辦募款大會,建立理事責任制。會館的理事會設理事二十名,理事們不僅沒有車馬費可拿,並且要奉獻時間、金錢和心力給會館,「因為會館是我們的家,我們有維持這個家的責任。」他說。理事們的責任包括參與會務決策,分擔會館事務,並且在募款時負責配票,確保募款有成績。通常每位理事要負責十張票,常務理事要負責二十張票,許多理事常常都是自掏腰包,買所有應負責的票。 此外,為了確保「家人」有良好的溝通,李理事長接任後,每個月定期發行會訊,讓所有的理事和會員們都瞭解「我們在做什麼」。李汝城說,1997年以前,會館的會訊一共發行九期,但自他接任到2000年七月止,會訊已經發行到第四十九期。藉著會訊的溝通,拉近會員與會館的距離,並且因為每期的會訊都記載著某某人奉獻某某物,同鄉們也因此更樂於奉獻。 理事會同時還用心營造「咱是一個大家庭」的氣氛,譬如每逢舊曆年底,理事們就自掏腰包,合辦酒席,請所有的會員到會館一起吃「尾牙」。一過新春,隨即在會館舉行團拜,請大家吃湯圓等應景年物。至於阿扁當選總統或台灣總統就職等特別場合,會館也都準備茶點,播放錄影帶,與鄉親們一同歡慶。 「說來難以相信,會館自建館至1996年年底,每個月的財務都是赤字,但自我接管以後,第一個月的收支就立刻由負轉為正。」李汝城理事長驕傲地說。 眼見月有盈餘,募款有績效,會館又因使用量激增,設備不敷使用,他遂決定「取之於眾,用之於眾」,動工擴建會館。一九九八年的夏末,他在召開理事會,研商會館擴建細節後,果真找人著手做了四個工程,即:(一)修建地下室,增建教室、撞球室、橋牌室與遊藝間。(二)在一樓增設會員聯誼室和儲藏室。(三)在舞台後面加蓋演員化妝室、休息室及洗手間。(四)增建二樓教室兩間,並且在屋頂旁邊加蓋陽台。這四項工程在一九九年中順利完工,會館因此增加了許多使用空間。 總而言之,李汝城在接任後即努力建立「這是咱的家,咱要以無私的心疼惜這個家」的觀念,自己以身作則,連帶感染了其他的人。1998年底,他在兩年一任的理事長任期屆滿之際,尋求連任。他說:「這項決定實在違反當年和太太的約定,但是時空有所變化,當初提出的會館工作十條方針,還有很多項目沒有完成,不能半途而廢,所以需要多一些時間,將目標實現。」結果眾望所歸,他在1999年正月蟬聯第九屆的「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天下第一館 「紐約台灣會館」在李醫師和許多熱心同鄉的奉獻下,繼續成長。1998年時,賴弘典醫師等人發起成立「購置史坦威(Steinway)演奏用鋼琴基金」,經過兩年的籌募,終於達到目標,現在一台嶄新的史坦威D型演奏用鋼琴現已經靜立在大廳的舞台,提供同鄉開音樂會使用,台灣會館也因此多次成為音樂廳。 2000年,會館再度進行第二期修建計劃,準備將這個「紐約台灣人的公厝」裝修得更美麗堂皇。李汝城醫師感性地說:「我很幸運,經常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在館內有許多熱心的理事和員工們配合,在館外有許多熱心的同鄉包括自己的兄弟親朋們的贊助,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前天,我還收到一張捐給台灣會館的五千元支票,實在很感動!」 「李理事長注重人和,講話幽默卻不傷人,開會求效率又面面俱到,他們夫婦倆推動館務真是全力以赴,連帶地大家工作的士氣都很高。」理事劉蘇多惠說。 「李理事長雖然住在澤西,卻無距離的障礙,因為他隨時都和會館聯絡,每天打數個電話不說,一天接到他兩、三個傳真也是常事,難得他在看病的緊湊行程中,還能花費那麼多心思在會館業務上。」會館經理施長要說。 另一理事黃恆信則說,李醫師做事衝勁十足,2000年初,為了替康州參議員李柏曼(Joe Liberman)的競選募款,他到處打電話。八月間,為了歡迎阿扁總統到中南美洲訪問,李醫師和「紐約台灣商會」的會員們一起到多明尼加迎接阿扁總統,當時台灣會館正發起柏克諾(Pocono)渡假地的義賣募款會,李醫師在多明尼加,逢人就推銷渡假地義賣的票,實在佩服他的熱誠。 李汝城不僅熱勁十足,並且豪氣萬丈,在他任第八屆理事長期間,將「紐約台灣會館」命名為「天下第一館」,讓紐約的同鄉感到很光彩。問他何以如此自豪,稱自己的會館為「天下第一館」?他笑著說,這個名稱起自1998年「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時,前來商借「紐約台灣會館」的標誌(Logo)而引起。原來「紐約台灣會館」有一個很有意義的標誌,是創館時呂明森同鄉特別設計的。 他拿出一個會館的標誌,解釋道:「你看,這是一個大圓球,球裡有一間厝,厝是一個屋頂和屋身合組的「台」字,象徵著地球上到處都有台灣會館,會館是我們海外台灣人的公厝。圓球底下有兩隻手圍托著,表示海外台灣人用無比愛心的雙手小心翼翼地護住這間寶貴的厝。圓球的頂端有深色的圓拱形『TAIWAN CENTER』的英文字母,雙手的兩邊則有淺色的『台灣會館』四個中文字,多麼美麗。」 他接著自得地說:「紐約台灣同鄉不僅歡喜看到洛杉磯的台灣會館使用這個標誌,並且希望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讓全球各地有台灣人的地方,就有台灣會館,而各地的台灣會館都變成兄弟姐妹館,紐約的台灣會館因為是第一家,所以稱作『天下第一館』。」 「紐約的台灣會館疊經困頓,在踉蹌中成長,在眾同鄉的愛心照顧下茁壯,許多人一提起『紐約台灣會館』,只知道財務有困難,卻不知其中有多少同鄉的奉獻在裡面。」他隨後語重心長地講:「我們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獨力摸索前進,只希望走過的歷程能夠作為其他會館的借鏡,省卻他們許多迂迴的道路。」 告別李汝城醫師,想起「有夢最美」這句話,也許真有那麼一天,地球上有許多台灣會館,都使用這個共同的標誌,那將是個美好的時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子孫:有那麼一群台灣人,為了想保有一棟自己的公厝,曾經那麼認真無私地奉獻過。 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全名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al Association,簡稱NATMA。 楊遠薰  

李茂玄

出生在苗栗客家莊家庭的公廣集團駐南加特派員李茂玄,人生曾經轉過不少個灣。曾經擔任藥廠行政經理、台灣正杏公司董事長及實驗劇場音樂總監,卻在年過50跳入新聞工作的行列,為的就是實踐他的理念。 對於李茂玄而言,「你富由你富、你貴由你貴」「山高不愛白雲飛,水急不流灘底月!」如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讓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是他人生的目標。 看透台灣司法黑暗 大學時代,李茂玄加入中國比較法學會(今台灣法學會前身)台北法律服務中心,並於1973年至1975年以最高票獲選比較法學會台北法律服務中心學生律師會主席。台北法律服務中心的宗旨主要是協助貧窮的民眾打官司;這段時間讓李茂玄體會到當時「台灣司法的黑暗」和「法官的惡行惡狀」。 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李茂玄思想的轉捩點,高中就讀建國中學曾經因為「保釣事件」而義憤填膺,在加入比較法學會後正式與白色恐怖面對面接觸,了解到自己以前深受國民黨洗腦。當時的比較法學會的同事包括律師會主席姚嘉文、律師林義雄、謝長廷、陳水扁等,這些律師都是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要角,比較法學會儼然是當時民主運動的培養皿。 也因此,身為比較法學會成員之一的李茂玄也受到當時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從1973年起,情治人員便不斷到李茂玄家中進行「關切」,此關切令李茂玄曾經歷228事件的父母非常憂慮。在理想和孝順不能兩全下,李茂玄於是退出台北法律服務中心。1979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比較法學會許多同事淪為政治犯,李茂玄為此常痛心疾首,感覺自己成為「民主革命逃兵」。 從小夢想學音樂 走進李茂玄在鑽石吧的家,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樂器;鋼琴、薩克斯風、鼓等各種樂器一應俱全,讓人嘆為觀止。 從小熱愛音樂的李茂玄,夢想是走音樂的路。然而在父母的壓力下,建中的李茂玄不得不以決定選填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法律系為第一志願,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學院同時擁有音樂系和法律系,可以選擇音樂系當輔系。 浪漫的他還以柴可夫斯基、舒曼等皆為從法律轉音樂而做為人生的榜樣。以建中高材生的身份,卻以文化學院為第一志願,在當時令許多親友感到訝異而不解。父母的失望是隱忍而不忍顯現的,李茂玄從此徬惶中奔向「山中無歲月,迷濛見樂音」的未來。 對於李茂玄而言,「在我心裡,音樂系才是我的第一志願,法律系是我的輔系。」特別熱愛合唱音樂的李茂玄在大學時代更籌組法律系合唱團,出任指揮,帶領系上合唱團拿下連續四年的合唱比賽冠軍。 1968年受到「蘇聯紅軍合唱團」的影響,李茂玄夢想組成一個純男聲合唱團,於是與建中學弟陳農瑞於1971年計劃籌組一個以建中校友為主體的合唱團,不料後來北一女校友會魏筱玉與張經倫得知也表示希望參加,於是成立台大建中、北一女校友合唱團,後改名「青合唱團」,吸收各大學院校及社會上愛好音樂之建中、北一女校友;青合唱團發展至今即將屆滿35年,已成為台灣最健全的青年合唱團組織。 進入社會後,李茂玄仍不忘情於合唱音樂,除了一週五天白天在美商 Eli Lilly藥廠上班以外,週一至週六晚間總共擔任六個合唱團的音樂教學工作。「合唱團才是我真的工作!」也由於以前當時在陽明醫學院合唱團的音樂教學,讓他因緣際會認識當時正在榮總醫院工作的學生張冰茹醫師,不久終於「抱得美人歸」。 帶女兒來美國 當時正逢台灣許多藥廠申請欲申請衛生署GMP(優良藥品憑證),在美商藥廠工作多年,任職行政經理的李茂玄,發現藥廠包裝安全的漏洞;因此決定自組顧問公司,以 GPM4GMP為公司標誌輔導台灣各藥廠進行因衛生署GMP標章的疏失而造成安全上的漏洞,因此深受藥界尊重並受衛生署聘為 GMP 有關 Packaging Security 的顧問講師,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此間並跨足經營電影院,以一嘗音樂與影視的豐富世界。 然而在1997年,在台大醫院任職主治醫師並剛申請到美國哈佛、霍普金森醫學獎學金的老婆張冰茹因病撒手人寰,留下李茂玄和一個10歲的孤女。由於妻子生前一直希望能帶女兒到美國受教育,為了達成這「愛的遺願」,李茂玄決定就此放棄在台穩定的事業,告別年邁的雙親,帶著女兒前來美國升學,因建中同窗許正龍的介紹下來到洛杉磯落腳。 在洛杉磯一晃十年,李茂玄一開始仍是在藥廠工作。但有感自己對世事有如隔岸觀火,長期痛恨台灣電子媒體嗜血抹黑的李茂玄,決定跳下來參加新聞採訪工作。2004年辭去藥廠的工作,接受華視的邀約全心投入新聞採訪工作。 大學時期就對攝影有濃厚的興趣,學習使用Super 8攝影機,並開拍實驗電影。學習攝影「主要是希望能達成影像和音樂的結合」,把「音樂電影化」,1978年並利用閒暇時參加華視錄影班的正規訓練,學習線性剪接。來美之後仍不忘情攝影,先後至好萊塢學習特效化妝和彩妝,及參加非線性剪接等相關課程。在鑽石吧的家中更建立起全套的攝影棚,鑽研攝影技術。 雖然只是扛機器跑僑社新聞的基層記者,「鏡頭越用越小,視野越來越寬廣。」不再有藥廠的高薪收入,薪水常入不敷出,李茂玄卻覺得甘之如飴,希望以新聞真相服務僑民,以作為一個新台灣的新聞人為傲。企劃廣播電台成立 2006年,李茂玄在台灣日報大登廣告,表示願意幫大洛杉磯台灣社團錄影、發表論述,並將錄影帶上網。在聖東同鄉會的鄉親積極參與下,支持台灣主題政治論述的「北美番薯園」網路電視台隨後成立。 「台灣人很有自己的想法,但由於文化或所受教育的關係,常常不知如何或不願意公開表達理念!」李茂玄表示,他的構想是希望成立一個網路平台,讓此間台灣社團的政治論述能傳播出去。 最近,李茂玄積極企劃廣播電臺的成立。熟悉新聞製作,及在洛杉磯美國生活電台主持「台僑心聲」及兩個音樂節目的李茂玄熟悉廣播電台的運作,跨足電視及廣播兩棲的他認為數位化副頻廣播電台是相對低成本高效益的媒體。 「偌大的洛杉磯竟然沒有一個支持民主、自由、反共的華人電台」,廣播電台的時效性及結合時事、資訊及評論的功能也可以補報紙媒體的不足並相輔相成。「台灣人需要台灣的聲音!」「希望洛杉磯的天空也能夠有台僑的聲音!」李茂玄也將在12月8日,假台灣會館籌畫台僑社區的第一個「論述賞味會」,並啟動論述精英回國助選活動。 繼「台灣節日重議」、「台灣去漢化主張」,李茂玄從音樂的愛好轉為對台灣政治的關懷,以乃木將軍為崇拜偶像的他希望發揮毅力,「以乃木將軍的精神,發揚台灣魂」,盡身為台僑該做的努力。FAPA 會員的他,正努力的一步步走向仍屬年輕的未來。 文/記者劉孟儒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李淑櫻 彩繪抽象人生

李淑櫻(Nami Lee) 的歡喜笑容, 是她用彩筆沾著五彩繽紛的顏色一圈一圈,生生不息地圈出生命泉源,也圈到自已的臉上,笑容就掛在她的臉上,再也摘不下來, 即使女人再多愁霾憂鬱,但她仍壓住了心底苦楚,頂直了腰竿,在藝術中瀟灑笑傲江湖。 李淑櫻的畫不難理解,但當您了解這些畫,是來自她面對人生最大困境站起來的最大支柱,你不免多看幾眼,因為在別人看來的苦澀,在她的抽象畫是真的把具像抽了又抽,抽出味道,抽出道理,抽到內在,李淑櫻畫抽象人生,給人生作了一個框, 自己在裡底用五彩來扮戲! 爸爸曾當選二任南投縣長 李淑櫻,1945年生於終戰時代尾聲,7個小孩,排行老五,2男5女,從小就希望她能美如櫻花般的珣爛,從小備受疼愛,阿公李春盛是草屯望族仕紳,還曾經榮登日本人寫台灣誌百大人物時佔有一席之地,外公吳賜斌是清代秀才也是著名的國畫家;日據時代,爸爸李國楨年輕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畢業,回來當記者,李淑櫻記得在6歲時,終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爸爸被派任做南投縣長,是少數倍受重用的台藉菁英,第二屆他又以政績卓著高票當選連任;家境富裕的爸爸在任內相當賣力,南投盛產竹子本來只是拿來做雞籠,李國禎就聘藝術家顏水龍教當地手工藝,竹子搖身一變成為工藝品外銷熱門貨,結果原本市政虧損累累轉虧為盈,也特別重視教育,在原本交通不發達的南投縣深山內廣設小學及中學。 在李淑櫻心目中爸爸是永遠的英雄,但也有落難之時,市長任期結束後被調去做檢驗局局長,本來這是個大肥缺,但因為爸爸留日所受的教育,公正不阿的脾氣及提出太多改革措施,與官場現實衝突,後來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雖然被冤枉,但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一定要討個公道,10多年來父親從旺族官場的佼佼者,變成自力更生的雞農,爭的就是要還以清白的骨氣。 初中畢業考上高中,但是父親看她手工精巧及廚藝了得,逼她去讀新娘學校,希望她嫁個好人家,結果考上台中家職,三年來新娘該會的十八般武藝,她通通名列前矛,頻頻得獎;有一天學校功課規定做雞絲面,媽媽吳美玉覺得太好吃, 央求傳授,當時1960年代,李淑櫻萬萬沒想到媽媽會把她教的雞絲麵發揚光大,成就一番事業,全台遠近馳名到處銷售,後來還開烹飪班授課,媽媽被農復會聘請做烹飪老師,誠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用酸甜苦辣繪畫人生 小學生活多采多姿,和藝術無關,一直到初中,李淑櫻才真正與繪畫結緣,原來有次上美術課時,被人稱巫婆的老師,特別賞識為她上課,但是因為老師太愛打牌下不了牌桌,所以乾脆就拿了一堆畫冊教她去模擬,李淑櫻也很為難,只好硬著頭皮一直畫,但是也因為模擬畫冊擴展自己的視野,開始進入繪畫的天地;參加多項比賽得獎後,因為太優秀,高中專門為學校做壁報及花車,不讀書但又愛調皮搗蛋,老師一句話「你難道甘心一輩子只做個"新娘子"嗎?」,李淑櫻私底下開始思考,決定報考美術系,但老師們認為她外務太多根本考不上,但教務主任對於她的上進心認為值得鼓勵報考,她決定報考師大美術系及藝專。 成績揭曉,教學組長充滿了抱歉內疚,因為組長認為她根本考不上大學,所以自動將師大美術系去掉,結果害得她只好留在藝專讀書,不過個性樂觀的她,後來才體會師大是以培養師資為主,藝專是訓練專業,唯有在藝專才能真正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畫畫。念及於此,其實最後她是充滿感謝那位自作主張的教學組長。 可是在台灣作專業畫家實在無法維生,所以她還是去修了教育學分,畢業後就回母校雙十初中教書;當時因為對美術的喜好想更進一步去武藏野大學進修,但是因為愛情,她選擇了地走入家庭。 她的前夫,是小學同學兼青梅竹馬,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及擁有深厚的音樂造詣,當時大家都稱他們為金童玉女,李淑櫻前夫的聲音非常美妙,除了工作認真,也常去教會服務,許多事到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感動,當時是一段甜美的戀情,在前夫父親的牽線下,個性開朗美麗大方的她終於與英俊瀟灑多才多藝的前夫,並結連理,過了一段非常甜密的婚姻生活,當時公公臥病在床,與婆婆一起悉心照顧,畫畫作品較少,但一直都不願間斷,也生了一男一女。 公公去世後,1976年,移民來美,前夫過去是在逢甲做客座講師及顧問公司,甚至當了鏍絲廠廠長,決定來美發展長才,對小孩教育也很好,孩子從讀幼稚園就受到美國很好的教育;前夫也是個愛台灣故鄉的熱心人士,為了幫助他達成心願,李淑櫻決心也要插手政治。因為當年政府戒嚴時期,沒有一點膽識及勇氣,是絕不能踫政治,最好有耳無嘴否則極易惹禍上身。 李淑櫻前夫到了洛杉磯也是在長老教會做司會,當時為了美麗島事件,全台美社團團結一致做禱告,還記得教會玻璃還被人家打破,當時做司儀的前夫,策劃能力很強,表現傑出因而在台美社團嶄露頭角,很多活動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夫妻雙雙的身影。 大家也都知道淑纓喜歡畫圖,所以邀請幫忙做刊物的封面或海報,她笑著說,當時沒有什麼電腦製作,全部都是要用手工,又遭家中婆婆生病,她常常是一隻蠟燭兩頭燒,但能以自己專才為台灣社團盡一份心力,為了台灣故鄉,她總是很開心全家大小同心協力總動員為社團做事。那是第一次感覺畫畫不只是藝術,一張畫作其實可以說出很多故事。 常捐贈畫作義賣募款 她最開心的就是,TACL台美公民協會想要設立獎學金,她透過義賣自己的愛作,感受到一幅畫竟然三次義賣, 畫畫受到鄉親疼惜一直標購再捐出,純粹是為了要幫台美人第二代設立獎學金,「 這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除了肯定自己畫畫功力,相對要求自己未來更要精益求精,所以後來又到美國學校修學分,修了抽象畫、雕塑、彩繪玻璃,最重要是學到藝術創作要有心也要用心。」 最難忘的是,因為228事件發生時自己很小,所以印象228事件是很可怕的事, 但在美國第一次參加紀念228事件時,李淑櫻被派負責做Banner,一邊做一邊細細體會台灣人受到的壓制,鄉親們一直要到異鄉才敢說出來的228,是需要平反的,無辜受難者的英靈不能白白犧牲掉,現代人唯有要用更多心力去愛惜台灣才能添補這份傷痕留下來的遺憾。 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盡力做時卻會充滿感動。 自此,李淑櫻畫畫已進入不同階段,畫以載道,畫畫感情更豐富充滿隱喻也更有目標,至今她已經以蕃薯落土不怕爛,代代生生不息而創作女人系列,還有生命系列、宗教系列,她每次一唱到 “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畫作裡就會出現台灣是富裕的,要保護它愛惜它的衝動。 曾任台美藝術協會會長 台美藝術學會是1994年創立,被推薦已參與11年, 負責文宣工作, 每年至少一次展出,主要目的是請專業可以幫助業餘切磋,在 2004年, 邀請協會9位畫家到巴黎展覽,深受好評;去年60歲是生命的豐收期,擔任會長期間,2005年時受到國際著名的畫家陳景榮教授的幫忙透過其兄弟, 試試看巴春季沙龍結果沒想到入選在法國巴黎參展2週。 又由聖路易斯台灣之友會主辦一場台日美交流展,以台灣及日本同步展出,包括 5月傳統週戀戀台灣情,台日美藝術交流, 6月在台美藝術學會年度展覽,9月到10返台巡迴展一切都非常成功,在台灣展覽時為支持李登輝學校, 群策會選畫特地選了兩張義賣,李淑櫻感到非常開心, 2006年卸下會長職務,希望能專心在教會服務。 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 發現老公出軌相信是每個女人的最痛,李淑櫻在1994年發現可疑,但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連至親好友都沒有講,等著他回頭,可是當對方決定什是最好,1997年,抱著祝福心態決定放他走;原本想要白頭偕老,不論是有錢或貧窮, 走不到最後也是很無奈,婚姻變天,她開始領略在人生路上的坎坷,事情發生時,上帝都有隱藏的意旨,也許在別人眼裡是困境,但在困境卻可以接受挑戰學習美好,自己的人生才能像彩虹般的斑爛。 1999年以前,除了義工及畫展, 並沒有機會工作,婚變時,當自己要走出來時, 一點信心也沒有,既害怕又擔心,她很感謝吳西面因為當婚變時,太平洋時報給一個機會學習讓她磨練寫作。 她記得媽媽說,「眼淚是沒有用的,不能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所以就不要用眼淚去爭取同情。」當時有些人勸其離開熟悉的環境回台灣治療情傷, 但因為兒女都在這邊,這裡有可愛的台美人及許多熟悉的社團,留在這裡繼續盡一份力量,才不辜負愛護台灣的誓願。現在她最希望現在是眼科醫師的女兒楊亞文能有個好的歸宿,找到如意郎君。 文/林蓮華

李信億 開創美東新天地

美國紐約富頓集團總裁李信億從台灣的TAFA房地產公司,到1983年移民美國,設立TDC公司及富頓集團(F & T Group),成為以商業地產為主的亞裔領先龍頭公司。 棄法從商的他因應這波華爾街金融風暴,則以「做生意有順風、也會碰到逆勢;處逆境時,更要想辦法逆勢而上」,做為他的教戰守則。他說,台商發展美洲大陸業務,商機與眼光很重要,穩健則更為要緊。 談起李信億,他與紐約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都市開發,似乎脫離不了關係。在法拉盛,說起Michael Lee,更是無人不知。 「紐約時報」報導,法拉盛的變化是:皇后區變臉 從小型亞洲店舖轉到高檔商店(Changing Face ofQueens:From Small Asian Shops to High-EndStores),法拉盛的蛻變可見一斑。 從法拉盛市中心,7號地鐵40分鐘可以到曼哈坦的時報廣場(Time Square);長島快速鐵路15分鐘到中城賓州車站(Penn. Station),鄰近不遠有拉瓜迪亞國際機場(LaGuardia Airport);再花30分鐘車程可到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Airport),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讓它的商業活動愈來愈頻繁。 事實上,經過20餘年蛻變,法拉盛已從一個皇后區北方小鎮,發展到現今20餘萬人的都會型態,也是每天10萬人通勤的重要交通樞紐;其中有一半人口來自兩岸三地及南韓,讓它被外界稱為「亞洲城」,在美國東岸更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飛越皇后大廈 法拉盛新地標 站在2008年上半年開張的「飛越皇后」(QueensCrossing)大廈頂樓、富頓集團的企業總部會議室裡,望著拉瓜迪亞國際機場繁忙的班機起降,這位來自台南縣鄉下的醫生子弟李信億,勾勒出心中的法拉盛建設藍圖。李信億剛開始從事地產開發時,以住宅大樓為主,後來逐漸轉往商業大樓發展,過去30年買土地、進行開發,已與他劃上等號。 富頓集團目前在大法拉盛地區完成的主要開發案,包括王子街商務大樓、法拉盛購物中心,以及象徵法拉盛新地標的飛越皇后大樓等。隨著這些知名建物一一完成啟用,富頓集團橫跨房地產、開發、物產管理、併購、建築設計的金字招牌,更是響叮噹。 集團同時收購了飛越皇后大樓旁邊,高達五英畝的大型公有停車場,未來計劃繼續開發為高級住宅和商業綜合區-Flushing Commons,以引進高檔的零售商店為主。 Flushing Commons由富頓旗下的TDC國際開發公司(TD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LC)與洛克斐勒集團開發公司(Rockefeller Group DevelopmentCorporation)共同合作。這項大規模開發案,早已被外界視為法拉盛再一次「變臉」的靈魂計畫,而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更把此案視為大都會球隊(Mets)搬到法拉盛之後的另一件盛事! 不過,金融風暴衝擊下,望著辦公室牆壁上斗大的「神」字,李信億小心翼翼地說,這項計畫「必須謹慎,一步步走下去」,不能操之過急;「風頭上,企業要能知變通,不能硬幹」,一切伺機而動。 棄法從商打拚 版圖跨美中台 輔大法律系畢業的李信億,棄法從商,從一個小台商到現今法拉盛開發大戶,事業版圖橫跨美、中、台三地,除了法拉盛諸多開發案外,富頓集團與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為投資顧問的房地產基金共同合作,開發中國大陸南京市的「南京世界貿易中心」,已在去年11月正式奠基。 南京世界貿易中心是富頓在南京、也是中國大陸境內開發的第一個以世貿中心概念,集購物中心、跨國辦公大樓、酒店式公寓、品牌展銷中心、高科技會議中心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大型商業地產項目。 為拓展事業版圖,李信億從美國紐約著名的地產開發公司鐵獅門公司(Tishman Speyer Properties)挖角梅爾(Michael Meyer)到TDC國際開發公司擔任總經理,同時聘請知名的Margulies Hoelzli Architecture建築事務所,替富頓把脈建築構圖。 景氣差,富頓採取守勢,謹慎或緩步處理FlushingCommons等開發案,但李信億也有進攻之道。他說,攻守之間步伐要穩、要拿捏清楚。面對這波號稱1930年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富頓集團除了組織架構進行必要調整外,更在危機中尋求商機。 推e888計畫...

李木通、王瑾瑾

南加州是海外台灣人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在移民潮興盛的七、八、九十年代,大洛杉磯地區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台灣移民。三十多年來,該地方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給。 大洛城地區的台灣人社團不下上百個,可謂群雄林立,頭角崢嶸。一九九八年,南加州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中誕生,成為社區的龍頭,此後動向備受矚目。會館自籌議、至成立,以迄今日的發展,歷經許多起伏,幸賴眾人的智慧與同心協力,終於邁向康莊大道。 在眾多志工中,恬靜的李木通與豪邁的林榮松參與會館甚深。他們的故事道出了洛城的台僑社區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形成、在爭議中不斷思考與學習、在人和為貴裡繼續成長的過程。 李木通是台北人,在台北市萬華區長大。他唸東海化工系大三的那年暑假,認識了同樣唸化工的王瑾瑾。瑾瑾暱稱他「通、通」,此後四十年,只要和他倆在一起,便聽得一聲聲「咚、咚」的低喚聲,好似石子丟進盛滿水的木桶裡,引起圈圈的迴響。 一九六六年,李木通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留學,改唸其時熱門的系統工程。其時,洛杉磯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太大差異,為數不多的台灣學生自然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論家鄉事。當時經常與他在一起、後來比較出名的有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和張燦鍙等人。木通與這些諤諤之士相較,顯得溫和恬靜;嘴角總帶一抹微笑,是他的特徵。 一九六八年,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當時總部設在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他說:「但不久獨盟發生間諜事件,我就不再參與。雖然如此,後來張燦鍙每次到加州募款,我還是盡量支持。」 一九七一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但遇到美國不景氣,他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他說:「系統工程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國防工業就業。但國防工業屬國家機密,只聘用美國人。我那時連居留權都沒有,自然謀職無門。」 但縱使謀職碰壁,也得想辦法糊口,因為那時木通已與瑾瑾結婚,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聽說在觀光客多的長堤﹝Long Beach﹞開片店,賣衣服,一個月可賺兩、三千美金。聽來不比上班差,夫妻倆於是開了部老爺車到長堤,果然在那裡租間店,賣起童衣來。 木通說:「我家因為開木材行,從小在做生意的環境長大,所以棄仕從商,心裡並不那麼掙扎。反正天無絕人之路,此路不通,另有他道可行。」 開了童裝店後,生活不成問題。但過一段時日,木通認為與其向中盤訂貨,不如自工廠進購,利潤較高,因此直接與廠商接洽。他認識一些廠商後,覺得自己不妨開工廠,至少看起來比較像經營企業。所以童衣店開了三年,木通便將店交給瑾瑾,自己開了一家童衣製造廠。 眼見洛城興 時值七十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傳聞又甚囂塵上,一時前途堪憂,島內因此許多人紛紛想要出國。美國是移民者的最愛,洛城是北美洲離台灣最近的大城,很快成為大批台灣移民的聚集處。短短幾年間,洛城之東的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主街兩旁,中菜餐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餐館裡,講台灣話的客人大口吃飯,大聲談投資、買房等情事。 「由於新移民大量湧入,洛城及週遭市鎮的房價開始上漲。」木通說:「這時有兩個姓蔡的台灣人,就是後來先後擔任台灣人旅館公業協會會長的蔡金如與蔡石津先生,分別發現經營汽車旅館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原因有數項:第一、回收率很高;第二、一家大小有地方住;第三、在房價頻頻上升的南加州,購置房產是項很好的投資。」 「那時一家汽車旅館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兩倍。」他繼續說:「買主只要付一點頭款,其餘向銀行貸款,便可買進一家汽車旅館。經營兩年後,利潤便足以償還貸款。當時房價狂飆,只要價格好,隨時賣掉,便賺進一筆。這麼好的行業,自然人人趨之若鶩,經營汽車旅館便成為那時最搶手的行業。」 到了八十年代,這股不尋常的房地產熱不減反增。因為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助長了島內人民外移的熱潮。這時,具商業眼光的木通見加州房地炙手可熱,便下海牛刀小試。結果一出手,立刻有嶄獲,信心因此大增。 一九八四年,雄心勃勃的李木通將童衣事業交給太太,自己與朋友到處看地、買地皮、找包商、蓋房子,並且投資汽車旅館,忙得不可開交。 他說:「當時心高膽大,只覺眼前盡是商機,便一頭栽入,也不管自己是否懂得建築。後來才知道蓋房子其實風險大,房子蓋不好,遇上天災倒塌,出了人命,建築商要負責的。幸虧當年我蓋的房子沒出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意氣風發時期,木通光是在旅館方面,即擁有Best Western、Travel Lodge、Comfort Inn、Super 8等七家知名的連鎖旅館,房間單位逾千,可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旅館企業家。他也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危機生智慧 但世事無常。一九九○年,加州房地產大崩盤,房價縮水到即使出售,也償還不了銀行貸款。「泡湯﹝Under Water﹞」成了當時流行的術語,李木通亦難倖免,財務頓時陷入泥沼。 「危機處理很重要。」他說:「緊要關頭,處理得當,還有轉寰;處理不當,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我在當時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他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冷靜面對現實,當機立斷,並且技巧地與貸方協商。「該放棄的就放棄。」他說:「留住精華,耐心地與銀行溝通,銀行會同意折帳的。」 就這樣,木通僅保留在南加州安大略﹝Ontario﹞機場旁的兩家汽車旅館。一家是一百五十個單位的Best Western,另一家是一百三十個單位的Comfort Inn。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旅館業務蒸蒸日上,終於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站穩腳步,重新活躍台僑的社區。 在木通事業受挫的那些年,瑾瑾是安定家庭的最大支柱。她獨自經營童衣工廠,從摸索與經驗中,發現走高級獨特的路線,比較容易脫穎而出。因此後來她的工廠專門縫製嬰兒受洗時穿的小禮服,精緻漂亮,價碼亦高,訂單卻源源不斷。所以儘管木通有財務的困難,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打理一個家,讓一對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木通後來提起他多年從事旅館業的心得,說:「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旅館業者注重旅館的買賣勝於經營。等那時期過了,大家才開始用心思考經營旅館。一般來說,生意好的旅館要地段好、服務勤,而且每年都得花相當的經費,進行整修。至於經營旅館的最大秘訣,該是用人得當。所謂家和萬事興,聘到一個可靠的好經理,留得住所有員工,投資人便無需操太多的心。」 財務穩定後,李木通再度應邀擔任社區公職。他在二○○○年,出任洛城台美商會會長暨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更於二○○一年夏天,在南加州台灣會館經過劇烈的人事風波後,出任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 形象清新的李木通於二○○一年八月臨危受命,接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他的任務是整合社區的力量,重新出發。他的作法是儘快使會館脫出風暴陰影,繼續向前。 就任之初,他為自己與會館訂下三個目標:一、加強與主流社會的聯繫,提升台美人的形象;二、增進同鄉對會館的向心力,讓更多人參與會館的事務;三、培育第二代台美人,以求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迅速組織新的團隊。原先的副董事長林榮松與呂庚寅由於改制,成為第一與第二副會長。此外,他另聘賴英慧、梁政吉、張正宗和林國彥為新任副會長,張菊惠為財務長,賴慧娜為祕書長,何壽美、廖鴻業和黃美琇為副祕書長。新團隊的使命是儘快讓會館發揮正常功能,喚回鄉親的向心力。 兩個星期後,台灣會館即與加州能源委員會合辦「節約能源展」,邀請能源會的官員蒞臨演講,呼籲鄉親節約能源。能源會的人並當場贈送每位民眾一枚燈泡,當日一共發放了五百多枚燈泡,出席人數之踴躍,可見一斑。 接著,桃芝颱風襲擊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南加州台灣會館關心母國的災情,立刻發動賑災運動,在短短兩、三星期內,募得五萬多美金。李木通代表南加州台灣同鄉,將愛心與捐款一併送回台灣。 桃芝風災的捐款才收齊,美國旋又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九一一」大悲劇。四架民航機在國際恐怖份子劫持下,分別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華府的五角大廈和賓州的田野。數小時後,兩棟紐約人視為精神堡壘的世貿大樓倒塌,數千人無辜喪亡。值此國殤,南加州台灣會館再度發動募款,並分別在會館舉行國殤音樂會和捐獻儀式。在莊重的捐獻會裡,李木通將募得的四萬五千美元當面交給代表紐約受難消防人員家屬的洛郡警長李貝卡,很得體地表達了台美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 短短兩個月間,台灣會館順利主導一連串活動,恢復其以往在社區的領導地位,令人刮目相看。接下來,李木通大力整修會館,進行全面油漆、換地毯等工作,並增添許多具有台灣味的佈置,使會館煥然一新。 會館氣象更新後,木通將之開放給各社團使用。一些活動如台美小姐選拔、客家音樂會、急救訓練、、、等,陸續在會館進行。會館因此人進人出,顯得興旺又熱鬧。 洛城因佔地利之便,自然成為全美台灣賓客造訪最多的城市之一。台灣會館送往迎來,也藉機舉辦各種活動,一則讓鄉親一睹名人風采,聆聽其精闢的見解;二則藉舉辦多元且精彩的節目,吸引鄉親對會館的向心力。 木通說:「會館必須為同鄉服務,才能得到支持。會館每年需要十萬美金的維持費,全由鄉親捐獻。因此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成了鄉親對會館支持的最大考驗。」 二○○一年十一月,李木通主掌台灣會館三個月後,在洛城的模娜勉秋大飯店舉辦募款餐會。當晚出席人數多達七百五十人,較一年前的募款會多了兩倍有餘。募到的款額超過十萬美金,顯示鄉親對木通的團隊,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肯定。 接著,他帶領同鄉從事各種與美國社會交流的活動,包括清理洛杉磯河、主辦台灣傳統週等等,皆獲好評。 二○○二年六月,李木通順利蟬聯第三屆台灣會館理事長。其時,南加州台灣會館為避免與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混淆,正式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理事長暨會長的頭銜亦變更為董事長。 總計木通主掌南加州台灣會館三年期間,政通人和。若問他當社區的龍頭,需要什麼條件?他不會講長篇大論,僅淡然微笑說:「要有心、有閒和有錢。」 他隨後解釋道,主理台灣會館的人一定要有濃厚的服務熱忱與台灣心,不僅要奉獻時間,也要奉獻金錢。他當理事長三年期間,每星期排定三天當會館的義工。而且依照規定,理事長每年的責任款額為美金八千,副理事長為四千,每位董事為兩千。此外,社區裡經常有各種募款,理事都得帶頭響應。 「但社區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獻與熱忱,才能延續與興旺。」木通淺淺笑道。   經營媒體,永續發展 李木通卸下台灣會館董事長職務之前,即已訂下另一個努力的目標。他在二○○四年五月,與十一位朋友共同接下台灣日報在加州的發行工作。他們希望藉著經營媒體與文化,以求台美社區的永續發展。 他說,他向來欽佩台灣日報的道德勇氣,因此在二○○三年十二月回台時,便拜訪該報。當時,顏文閂社長對他說,台灣日報與其在加州的總代理偉博公司的契約即將屆滿,希望李木通等人能接下該報在加州的發行。 當時木通表示,辦報是艱鉅的使命,也是耗費資本的行業。他必須先評估在加州辦報的風險與自己所能動員的力量。 時值大選,木通在台北天天看電視、讀報紙,深感台灣大多數媒體立場偏藍,言論與報導很難令他信服,這時益感台灣日報堅守台灣立場之可貴,因此回美國後,立刻與「愛台回鄉志工團」的同仁共同發起「捐報救台灣」的運動。他們鼓吹鄉親每人訂購五十或一百份的台灣日報,贈送在台的親友,一方面提升親人的台灣意識,二方面助長台灣日報的銷路。 隨著二○○四年總統大選結束,台灣社會頗多動盪。木通認為造成動盪的主因固是選舉敗方不服,蘊釀社會紛擾所致,但台灣媒體的興風作浪,亦是助長動盪的重要因素,如同過去,南加州台灣會館的紛爭亦因媒體的介入而擴大。 「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媒體,才能傳達正確的訊息,發出自己的聲音。」木通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對經營媒體有所顧慮,主要是擔憂財力的問題。但後來一想,我與瑾瑾都已過耳順之年,兩人生活簡單,需求不多,倘能從事理想的事業,也是一種福份。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若能結合整個社區的資源,未嘗不可行?」 於是木通找了十一位理念相同、且是洛城商界的有力之士,一起接辦加州的台灣日報。這些股東個個人脈寬廣,加上加州台灣人社區與泛綠人士的支持,報社不久便獲得不少廣告支援,開始站穩腳步。隨後,他們又以理想的價格,購獲一家印刷廠,降低出報的成本,使經營很快步上軌道。 木通說:「我因為當過南加州旅館公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和台灣會館董事長,累積不少人脈,對經營報社很有幫助。目前,我們每日出刊三十六頁,三分之二的內容來自台灣,三分之一為本地新聞,稿源相當豐富。」 「我們的任務是傳達正確的訊息,發揚台灣人堅苦卓絕、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們的使命是傳揚台美人的文化,延續海外台僑社區的發展。辦報以來,我們確實遭遇不少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掌握擁有堅強的團隊與和諧的內部兩個原則,許多事情便能迎刃解決。」 他繼續解釋說:「團隊堅強,人脈與資源自然豐沛;內部和諧,大家理念一致,業務就容易推展。反之,若彼此互懷心結,諸多困擾便從而產生,正和經營會館的道理一樣。如今想來,我過去當了多年的社團負責人,實在是很好的人生歷練。」 路遙知馬力,如果人生是長途賽跑,有人起步早,有人開步晚,但有目標有毅力的人,顯然走得長遠。洛城的台美人社區是小型的台灣人社會,裡面群雄林立,各顯風采。台灣會館在眾人的努力與期盼中誕生,在大家的摸索、學習與奉獻中,繼續成長、茁壯。洛城的天空縱有風雲,然在鄉親的寬容、智慧與愛心呵護中,迅即雨過天晴,亦但望日後天天天藍,海闊天空。(楊遠薰)

沈雲冰

2006年三月,沈雲冰接到陳總統任命 ,與徐新宏及呂庚寅等人被任命為新科僑務委員,她既感到驚喜,也深覺這是項榮譽的肯定,她希望不辱使命,仍一本初衷繼續做為僑民服務的義工。 沈雲冰打開自己最愛的聖經的一個章節,翻到彌迦書第六章第8節吟誦著「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益、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做為柑縣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長老,沈雲冰堅持平日待人要謙卑與人為善。但絕不能與惡妥協,要維持公平正義。因為很愛台灣,這個是她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在她心中,「為台灣民主和平打拚」,對抗不義的強權,就是與神同行。 最大成就 嫁個好頭家 沈雲冰,1945年生於福建、詔安,為當地望族, 1949年父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到台灣就職,算是當時稱的外省人,因為父親公務員調職的關係,身為長女,與家中共5個兄弟姐妹,小時候就住過基隆、南投、台中、雲林、澎湖等地方,年長時住台北的時候多,當助教時更與學生環島多次,遠涉馬祖、蘭嶼看盡各地風土民情,台灣寶島的好,也比其它朋友更加了解。 台中女中畢業,自謙是運氣好,才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因喜愛留在校本部椰林大道,大二轉系讀植物病蟲害系,因為表現優異,留校做助教。大一時曾與副總統呂秀蓮上過共同必修科目,是台大同期畢業生。 她認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正如一位摯友台大徐爾烈教授說的"沈雲冰!妳最大的成功就是嫁了一個好老公"。能得一知己良伴互相扶持及尊重,她時刻都洋溢著幸福知足的光彩。 她回憶著說,高中時經同學介紹先生盧建治,雖然兩個生長在截然不同的背景,大學又一個在北部讀台大,一個在南部讀高雄醫學院葯劑系,南轅北轍,愛情長跑十年後,有緣終於結成連理。婚後回到台中定居,先生就在台中發展事業,她則在彰化教育學院教書並升為講師,期間生了兩個可愛的兒子,家裡成了男生宿舍。 1978年,因為彰化教育學院與威斯康辛州立大學交換教授及研究生,所以她有機會負芨留美進修,專研生物教育。不過,求學生涯可不輕鬆,為了善盡母親的責任,她把兩個寶貝兒子帶在身邊,母子三人一起留美讀書,成為當時校園少見的學生媽媽。好在、多位交換教授在台期間受到她開車接送以及幫忙翻譯,在她留美期間亦得到教授們的多方關心及幫助,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受過聯考壓力,覺得美國教育對孩子成長較好,所以她決定就留在美國,移民到洛杉磯,住在杭廷頓海灘市一直到現在。沈雲冰感謝美國,不但讓她完成學業,也讓她有機會參加社團,學習領導以及服務的真諦。 因為本身曾從事教育工作,對孩子教育非常關心,所以在孩子成長期間積極參加學校各式活動組織及體育活動,夫妻身兼多項義工,加上一份愛台灣的心,開始啟動他們義工服務生涯,留下多采多姿的人生花絮。 沈雲冰是虔誠的長老教會基督徒,真正侍奉投入教會活動,是在婚後,受公公婆婆影響,因為公婆活出基督徒的行為模範,深深讓她感動,她開始積極參加長老教會活動,從婦女會開始,長老教會一向強調公義之舉,讓她感覺到公義是需要付出行動及實踐,因此一些保護台灣人權的活動,她也不願缺席,尤其更關心台美第二代的成長之路。 十二金釵成立三三藝苑 1991年盧建治任柑縣台美商會會長,一群住在爾灣,愛好文藝的女性朋友,為了推廣台灣文化,華人藝術采風,以"十二金釵"的架勢,成立了「三三藝苑」,她們辦得最膾炙人口的活動,就是邀請台灣新興劇場優秀的舞台劇作品來美公演,其中最著名的有賴聲川表演工作坊、李國修的屏風表演班所推出的新戲碼,"暗戀桃花源、今夜來說相聲、紅色的天空"在當時柑縣演出時造成大轟動。 另外,她們還邀請中外人士如已故大師級導演胡金銓、神探李昌鈺等發表專題講座分享他們傑出成就背後的心路歷程,在柑(橙)縣帶動一股清新優雅的藝文風氣。不僅於此,十二金釵出錢出力,也致力表彰一些對藝文有成就,有傑出貢獻及深具潛力的藝術家。 最難得的是,十二金釵到現在友情依然鞏固,已經有15年交情,彼此不計名利,不設會長,大家有默契地每年輪流做負責人,主辦活動,最可貴的是金釵背後的推手,她們的先生們無怨無悔地統統全力支持。沈雲冰提及,最近5月21日晚即將有贊助演出活動,是為UCI東亞研究所募款,邀請男高音張自成與UCI交響樂團演出,演出地點為UCI , Barclay 。 柑縣的十二金釵計有沈雲冰、方光梅、陳淑妍、李家萍、陳秀綾、王幼麟、蕭樹蓉、王靜如、王薇琳、文正方、郝天儀、尤宛男、。 曾負責過全美長老教會五千人的婦女大會,沈雲冰從中學習辦活動要有週全計劃,更重要的是體諒策劃活動人員的辛苦,待人處事需互敬互重,方能久久遠遠。她在三三藝苑,也讓她體會到愛與尊重,因為有共同目標,即使對事情的看法有差異,但在尊重的原則下,終究可以圓滿完成使命。她笑著說我真的很有福氣:「如果說,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嫁個好老公,那麼我今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友情無限。」 柑縣台美商會 夫唱婦隨 沈雲冰除了愛好文藝,對於賺錢投資之道,她與夫婿也頗有涉獵,當初是為了交流商機,團結台美商人彼此有個照應,1981年成立柑縣台美商會,夫婦倆就是創始會員,在台美商會她得到很大的生活樂趣,該分會最特殊的是採用夫妻會員及公司會員制。開始只有數十人,現在則超過百位會員,每年商會都會有4-5次的固定聚會,各種活動、例會大多出雙入對,出席率男女參半,每次都辦得熱鬧又溫馨。 沈雲冰2000年擔任會長,任內經參與駐美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文教中心在美及在台所舉辦的各項研討會,提供台灣最新資訊及商機作為連絡橋樑,也和社區其他各族裔商會有所互動,同時參與亞洲傳統月的策劃,但最大共識的目標則是栽培年輕的一群,期許諦造接棒的下一代組成青商會加入主流商會,目前商會仍一直朝此方向努力。 台灣諾貝爾獎 台美基金會 1982年王桂榮、王賽美夫婦慷慨捐獻100萬美金在洛杉磯創立「台美基金會」,主要是傚法國際知名的諾貝爾獎,旨在公開獎勵「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之傑出成就人才,設有科技工程獎、人文科學獎、社會服務及社會科學獎每項2萬美元。科技研究生獎一名,獎金2千元。國際青年領導獎兩名,每名獎金5千元。每兩年一次輪流在台灣或洛杉磯於11月舉行頒發典禮。 沈雲冰非常認同,當初創立「台美基金會」的宗旨,王桂榮夫婦創立之初在於回饋社會,關愛故鄉,以肯定海內外的傑出人士,並充實有關人才發掘和人才培養方面之資料及資源。2002年卸下柑縣台美商會會長一職,她慨然加入成為理事,並於2004年成為會長。 雖然該會並不是會員制,成立目的就是頒獎獎掖人才,但她期許希望有更多人認同基金會的宗旨,給予財力贊助及支持,得以淵源流長。她表示,歡迎海內外人士提名推舉對台灣有特殊貢獻者,於明年二月開始正式接受推薦。 第一屆柑縣台美人傳統週 自從盼了10年終於成立的橙僑中心位於柑(橙)縣,沈雲冰及當地社團都非常珍惜,她提及,過去每次參加活動都要開40哩的遙遠路程,如今橙僑中心的設立, 對僑民有諸多服務,像是每季一次護照辦理、各式專題講座、文藝表演等,希望大家多多善加利用,她衷心盼望能凝聚橙縣共識,沒有黨派紛爭,一切以愛台灣為出發點。 雖然只成立一年不到,但柑(橙)縣社團展現超強的活動力,一連舉辦了雙十國慶、元旦升旗典禮,因為5月是亞太月,也是台美傳統週,所以在沈雲冰、詹凱臣、陳文磨、林翠雲等人召集特別發動柑縣台美傳統週的設立,主辦單位是5個社團,包括台美商會、台灣同鄉會、台灣人牙醫師公會、柑縣獅子會、橙縣華人商會,由於過去他們曾辦卡拉OK比賽合作愉快,最近也接連合作舉辦多項活動,所以今年首創的柑縣台美人傳統週就由這五個團體主辦。 第一屆柑縣台美傳統週,包括5月7日的開幕典禮、4月29日至5月7日的台灣攝影展、台灣小吃美食展、義診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其中開幕典禮為橙縣台灣傳統週之重頭戲,將洽邀主流政要出席,節目包括合唱團聯演、客家鄉土歌舞、國台客語民謠等活動,並將邀請「十鼓打擊樂團」表演。她力邀僑民能一起共襄盛舉,邀請主流好友,一起來參加台美人的歡樂節慶,她有信心,在僑社團結合作下,柑縣台美傳統週,一定是熱鬧滾滾。 文/記者林蓮華

杜國清 台灣文學國際化推手

聖塔芭芭拉是美國知名海灘風景區,若是下次到此地一遊,千萬得逛進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的優美校園內,去找找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博士。跟他聊聊台灣文學及台灣研究中心,杜國清總會精神奕奕地說,明明就有不輸作家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力作,台灣的海洋文學不但被長久埋沒,更別提要走上國際舞台。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台灣文學翻成英譯,杜國清大可當個輕鬆教授,但一股使命感,使他義無反顧一頭裁入「台灣文學國際化」之路,而經過7年的培養,他已建立一群資深學者團隊,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足夠的經費,不能再等了,只能自己啟動撩落去囉。 台灣文學 世界文學界遺珠之憾 中國文學在美國的東亞學術研究領域是顯學,但若論及研究台灣文學,文學界才剛起步而已,聖塔芭芭拉加州州立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是全美現今唯一研究台灣文學學術研究機構,在杜國清教授一手策劃並以推動有關台灣學術研究,積極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英譯、以及台灣研究者間的學術交流,在全美已有相當權威的地位。 杜國清說:「台灣文學國際視野的確立,必須敞開胸懷,廣幅度地思考、型塑、呈現台灣文學內涵時,得找出世界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元素。更需基於『台灣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之一環』的體認,努力而有計畫地對世界顯示台灣文學具有的特殊性格和精神。」他認為,台灣文學曾經長期被漠視甚至被限制,但不代表就沒有好作家或令人激賞的作品。 而台灣文學最引人入勝之處,就在於深受海洋影響的島國風情,卻又因為歷史背景導致各種族群移民不斷的交雜融合,深具多元文化特色。使得台灣文學可以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構成了台灣文學研究的最終定位和評價時具有國際視野的一個理論基礎。 校長兼撞鐘 大小事全包 別懷疑杜國清博士的說法,旅居美國多年,他可是位才情洋溢的傑出詩人,特別專精於美國艾略特,日本西?順三郎,中國李賀,公認的三大經典詩人的研究,在台灣研究中心建立前,他已是學界著名能貫通東西文學的比較學者。在他漫長而堅毅的學術研究歷程中,同時兼備有明晰的台灣文學「本土觀和國際觀」,常有十分獨特的見解,是極具宏觀遠見的一位學者。 放著輕鬆教授不做,現在身兼「校長兼撞鐘」的杜國清教授是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底下有一位助手,除了平日教學外,幾乎以中心為家,因為沒有足夠經費請其它人手,所以他必需自己擔任行政、總務、翻譯及書寫評論,甚至惱人的帳單都得親力而為,而最吃重的是他還要進入書海親自翻譯台灣文學英譯的工作及舉辦學術交流活動,可謂鉅細靡遺大小事全包了。 他分析,為了加強國際間對台灣文化的瞭解,及促進台灣文學的研究為宗旨,該校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原則,就定位為文化研究、學術立場、國際視野,透過此三面向構成的三稜鏡來檢視和探索台灣文學其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觀。 三大願景 苦心孤詣著手進行 杜國清長期以來不斷在思索,苦心孤詣著手進行的,則是根源於自身致力於推廣台灣文學,為了紮根深植美國的理念,他內心的高度使命感,以實現包括以下三大願景為長遠任務:1.定期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活動,台灣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台灣研究演講系列,以及台灣作家短期訪問等;2.出版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的英譯作品,尤其是台灣主要作家代表作的英譯單行本、以及中英對照的作品選集;3.編輯出版有關台灣研究的英文著作,主要對象是美國大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所完成的台灣研究的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 該校自 1996 年以來,與文建會合作出版半年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致力於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介紹給英語讀者,以促進從國際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一直至今,成效斐然。 2002年「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設立,讓中心規模終於形成,她是由聖地亞哥的台美基金會五位有識之士,決定捐贈一筆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設立「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捐贈者表示他們提供贊助希望該校成為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國際中心。 為了促進台灣文學的國際研究與英文翻譯交流,甫於9月24-25日舉辦的「台灣文學與英譯國際研討會」,相當圓滿成功。這次研討會加強該校台灣研究中心與國際學者、研究生與台灣文學翻譯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學者與翻譯者聚集一堂,互相吸取經驗,集思廣益,以便進一步推動台灣文學英譯工作。 杜國清維持相當地辛苦,但他總是樂觀以對,充滿信心:「我們相信,在『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基礎上,有一天我校將成為台灣研究的專門出版機構,一個名符其實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國際中心。」 召募台灣研究基金 為永續發展 由於加州大學近年財務刪減,預算緊縮,杜教授為思考其永續運作,以免人事變遷被裁撤,所以開始推動「台灣研究基金」的設立,在未來,他希望退休之前,能夠募到2百萬美元做基金,實現該中心三大願景的長遠任務。 杜國清深謀遠慮,雖然現今受到該校楊祖佑校長及院長的鼎力支持,但學校受大環境經濟影響,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預算仍只有25%是來自學校,其它必需自己爭取籌款。杜國清教授希望有足夠的基金能夠捐贈該校並指名台灣研究基金,校方自然會讓中心永續發展。 杜國清提及,由於學校是個非營利機構,所以捐款者都可以有証明,該基金是透過校方會計制度統一管理,具有強而有力的公信度,不論多寡,希望此間僑民鄉親能熱心捐募,甚至企業若能支持台灣學術研究,願意贊助更是衷心感激。2百萬不是個小數目,但他希望細水長流,每年都有人願意捐募,經過10年、20年終究可以達成,他笑著說,屆時就可以安心退休,把棒子交給後輩,高枕無憂,在美國,台灣文學不會消失,而且將屹立不搖。 杜國清教授很客氣地表示,他準備了介紹台灣研究中心的資料及企劃書。若是有讀者願意捐款,他深深感激,表示支票請寄給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但需指明用在台灣研究中心的「台灣研究基金」,抬頭請寫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簡寫UC Regents),底下註明存入” Center for Taiwan Study Account (Taiwan Studies Endowment)(簡寫CTS Account),住址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CA 93106。校方收到後會寄收據証明以徵公信。若有任何疑問或欲知詳情,可以找台灣研究中心805-893-5101或805-893-8835。 記者林蓮華

余忠村

在社團中看到余忠村,總是很謙和,細聲講話,笑口常開,沒有社團頭銜,人家笑稱他是「台美社團地下工作人員」,沒有頭銜的牽絆,他反而可以自在地默默耕耘。從學業最高峰博士轉業到藝術室內設計工作,他視為人生中最勇敢的事,晚年能夠參加台美社團,如願地在草根外交盡些心力,又能擔任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把所荒廢已久的博士專業真正地「學以致用」,而且收集的台灣文物,自己一肩扛起到處去各地圖書館展覽,介紹台灣文化,他深記成功高中校歌最後有句「建國大業要重頭做起,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深感遲暮之年總算做到,能為台灣故土奉獻,讓生活過得格外有意義。 爸爸‧老牛‧稻香 「我與父親一定是前世結的緣,從小就是爸爸的小跟班,若沒有跟上,我就會從早哭到晚,我小時候就很愛哭,也很雞婆愛管閒事"初中大家幫我起個綽號叫我阿婆"」。余忠村,1939年生於北投唭哩岸靠近石牌,世代務農,家中10個小孩5男5女,排行老八,是家中最小的么兒,小時候最愛哭,到了7歲都還要讓媽媽背著踱步,最喜歡的事就是跟爸爸一起到田間工作,一起看夕陽,父親常把他放在人力車上載著滿滿農作收成去趕集,他從小就很仰慕父親拉車快跑的背影,「有一次,我還記得父親帶我拉車去大稻埕,碰到一位洋人用照相機將父親拉車我坐車攝入鏡頭,並給我們一張價值不少的鈔票,這一張照片也許曾經出現在當時某個西洋雜誌上,讓人了解台灣文化,這一幕是我和父親在一起最美好的回憶。」他津津樂道地說著。 由於家中人口眾多,隨著哥哥成家立業,房舍已經不夠住,所以小學前,爸爸決定帶他去住牛舍,雖然牛舍只能點著媒油燈照明,而且還有牛尿,但牛是農家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家中的老牛全家大小愛護有加,早已成為家中一份子,所以和牛住在一起,余忠村覺得很自然,和牛同居的日子,一點也不委屈,爸爸每天都跟他有講不完地故事,與老牛相伴,余忠村一直住到上大學前。 余忠村小學時候成績就很好,4年級的導師就是大哥,和大哥差17歲,參加初中聯考,大哥替他填志願,大哥幫他填成功中學為第一志願,因為日據時代成功中學是給台灣小孩唸的,日本小孩讀建國中學,所以成功中學在台灣人心目中永遠是排名第一。而當年在鄉下余忠村能考上以第一志願在石牌算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不過考上成功初中後,每天得走半個小時然後再搭火車半個小時去上課,印象中每年颱風上課真的很辛苦;初中畢業後,又再考上成功高中,因為戶口的規定,他已不能坐火車,所以騎腳車再坐公車的度過三年。余忠村以就讀成功高中為榮,因為不僅是智識啟蒙的園地,也是同窗好友共同成長學習的地方,他不但開始接觸到城市生活,交了很多朋友,喜歡畫畫,高中時參加美術社,洛杉磯名醫陳惠亭就是當年的社長,FAPA執行長陳文彥、鄭英松教授、林宗光教授都是同屆同期的同學。初一開始,因為喜歡講虎姑婆的故事,又愛熱心雞婆服務,所以綽號“ 阿婆” ,當初在成功無人不曉。 摩登浪子博士生 大學考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看到大學的校舍比成功中學還小,當時很失望,所以沒有專心讀書,成績差強人意,那時候天天穿的很摩登,50年代流行的是粉油頭,叩叩鞋,服裝又喜歡自己設計,愛作怪又穿得很奇特,上課遲到早退,又愛跳舞參加派對,不太正經的樣子,太太李月英當年是同班同學,怎麼看余忠村就像小流氓,大學印象不怎麼襯合。 余忠村從小生在農村,讀書盡是中國地理歷史,直到當兵,演習打游擊戰部隊,行軍一路從桃園打到屏東,他才知道台灣還有南部,真正讓他驚訝知道台灣原來有這麼大。當兵後,想要出國,當時很流行,就讀成功高中戊班51個畢業,不但全部考上大學,一半以上選擇出國,讀博士學位就有20多個。 余忠村不能免俗也想出國,不過主要原因卻是在一句求職時遭人家奚落「地政系能做什麼?」 申請工作受挫後,剛好中興創立第一屆地政研究所,所以考上唸了兩年碩士學位,當時能拿到碩士,在石牌又是鳳毛鱗角,但他仍執意申請國外就讀。 唸大學時,余忠村回憶著,他已入社會幫三哥在天母做傢俱生意外銷,所以很早就接觸洋人,並交了不少朋友,讀研究所時太太終於覺得他是「浪子回頭」有點好印象,好同學作媒拉攏,後來就追求成功,1966年畢業,做了一年事就結婚, 1967年8月來美,申請猶他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系, 但到了學校之後, 結果直接轉景觀建築學系兼唸都市計劃系,後來又轉去密西根大學資源開發學系,並且在一邊在密西根州政府的自然資源部做助理企劃經濟分析師的工作,在密西根因為台灣同學多,他也開始參與很多同鄉會的工作,於1975年拿到博士學位。 經營高級藝廊 余忠村人生最冒險的事,竟是學業最高峰拿到博士,然後勇於放下,轉業到陌生但喜愛的藝術工作,過著他喜歡的創意藝術人生。 當初放棄學術路線,搬來洛杉磯,從頭開始,是因為喜歡這邊的天氣,他思考不管做教授或公司工作隨時會遭到解雇,而且對藝術方面興趣難以壓抑,還有三哥也希望能幫忙做傢俱生意外銷生意,所以他的產品有很多是自己設計及創意合成。 他拿出所學分析,決定走高級東方雅緻風,銷售對象是全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以他選擇在比弗利山莊開高級藝廊,他以東方的風味配合西方的空間實際尺吋需要,做了不少生意,中國開放後,一些中國紅衛兵破壞的文物,以低價外銷到歐美,他就利用這些具有古意的“ 廢物” ,經過巧手創意化腐朽為神奇,也因為創作關係,才有機會接觸當地演藝界人士的豪宅,也從中學習不少經驗,結交不少認識熱愛東方藝術的美國好友,一直到96年退休前都是與主流社會藝術界接觸。 心滿意足的義工生涯 滿60歲退休後,余忠村才有時間及機會開始接觸台美社團,第一次直接參與就是第一屆2000年的台美傳統週,當初他參加的台灣之友會是創辦單位之一,當時是林美里做社長,他持續圖書館台灣文物巡迴展至今仍保留到不同圖書館展出。不過從事設計多年的習慣,他初時參加台美人開會時有點水土不服,與主流社會開會是先建立藍圖就分頭執行,但與台美人開會是邊修邊蓋,後來也就慢慢習慣這樣的風氣。 他被推薦進入台灣之友會擔任理事,與現任會長泰德安得森認識,當初看法就認為台灣之友會應該是美國主流人士主導,發展擴及主流社會,所以推薦泰德安得森擔任副會長,並保持密切接觸。余忠村對台灣之友會的期望很高,就是進入美國主流,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西藏之友會規模那麼龐大,他們以很少數的西藏美人卻發展到美國許多重量人物會關注西藏文化與種族的生存,布希在訪中國前夕,還會特地接見達賴喇嘛,可見西藏之友會的舉足輕重,而且能發展到全世界。他認為,只要朝一點一滴的方向走,眼光放遠,心胸放大一點,台灣之友會大有可為。 他也很欽佩泰德安得森,因為他不懂華文和台灣話,但都會參加講座,他甚至還唸了很多的台灣與中國的報導,還參加台灣人獅子會,台灣人獅子會送他去台灣參觀2千年大選後,對台灣民主熱情印象很深刻,回國後他就希望能有第二個美國人像他一樣感動。也是因為安得森的介紹,余忠村能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如今已是第二屆。 他進入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後,才真正了解美國社會基層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了解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地方事務有高度自治權,但是財源50%透過不同的計劃和法案,由中央分配到地方實施,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監督由中央撥款,地方政府執行的進度,涉及的預算以前是8千萬,現在是4千萬,該會是全美國第二大的人力投資委員會,也因為如此,他有機會代表縣政府去美國各個地方參與縣政年會,接觸全國縣政代表了解各地政治運作,這是余忠村得到博士學位後,感受到自己成為美國的一員,又與大學研究所修習的課目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他感到很光榮也很欣慰。 當初參加傳統週時後發現要展覽時都沒有充足的文物,所以自己出錢出力收集, 發覺布袋戲及日常生活用品比較好收藏,回到台灣時就去三義收集台灣農村文物與生活用品,還有布袋戲偶、原住民衣物等,並且很認真地把收集品成寫成中英文說明,常常送到各地圖書館去展覽充份利用,他都是自己開車然後去接洽,只要圖書館有空間與日程表,在遠他都送去,由於反應很好,所以為了更新,反而越收集越多,晚年能又與藝術結合,而且發揚地是台灣傳統文物,對他們夫婦而言,二個孩子不用操心,生活精神都相當滿足,此生離鄉背井來到美國覺得非常有意義,總算不枉走一遭。 從大學起就喜歡與洋人做朋友,一向台灣意識強烈,對台灣社會關心,余忠村以向洋人朋友介紹台灣為榮,他認為,若是每個台美人能推展自己主流社會的人際網絡,即使是民間朋友都將會是支持台灣的強力後盾,他主張讓台美人第二代多多參與主導台美人事務,他們才有機會為台美人創造光榮歷史。 文/林蓮華

吳月美 客家阿妹 華府律師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照人。」在維州費爾費克斯﹝Fairfax﹞市的羅文﹝Rowan﹞律師事務所裡,啜飲吳月美律師親自泡的茶,不禁想起客家山歌「食茶」的意境。 吳月美是現任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也是華府地區的一位優秀辯護律師。她說,從小到大,常有人說她看來不像中國人,問她究竟是什麼人?她總回答:她是台灣客家人。 我望著她,秀麗的外表帶著樸實,明亮的眼睛流露著堅毅,身上確實散發出客家女性的氣息。但她晢白的膚色與比較明顯的五官,又似乎帶點混合的感覺。在實際人生裡,她確實住過許多地方,混合著多元的文化。但不管身居何處,她總以身為客家阿妹為榮。 來自客家庄 吳月美的母親是日本人。她說:「媽媽十八歲時嫁給父親,此後成為一輩子的客家媳婦。我是十個孩子裡的老六,七個女兒裡的老五。也就是說,在我之前,媽媽已經生了四個女兒。照祖母的想法,我一落地,就該送人的。但是媽媽堅持所有孩子都要自己養,而且都要受教育,所以我很幸運地在溫馨的環境下長大。」 由於大姐是小學老師,小月美五歲就上學。一上學,便年年名列前茅。她說:「因為媽媽不識字,深感不便,所以希望每個女兒都唸書,以後可以做『拿皮包』的工作。」 她接著說:「我爸爸是苗栗泰安鄉警察局的分局長,無論在客家人或台灣人裡,職位都算高的。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地做事,這態度也影響著孩子。我們都規規矩矩,惟恐做錯事,會連累爸爸丟官。」 初中畢業,她同時考上新竹師範與苗栗高中。媽媽要她讀師範,以後當老師。她卻想讀大學,後來答應母親要學醫,才進苗栗高中就讀。然而後來卻因常陪母親上天主堂,與洋神父、洋修女接觸後,對西方事務很感好奇,於是在高三時,轉到文法組。大專聯招後,進了東吳大學政治系。 月美回憶說:「那年的一個颱風天,我家後院的香茅油工廠煙囪倒下,壓壞了我家的豬舍,賠了一些錢。我就拿著這筆錢到東吳註冊,以後全靠獎學金和姐姐們的幫忙,唸完大學。」 月美在政治系唸了一年,因為想當法官,隔年轉進法律系。東吳的法學課程相當紮實,學生要唸滿五年,才能畢業。月美在法律系表現相當出色,從而累積不少信心。 然而她大學畢業,報考司法官特考,卻名落孫山。她說:「我的總分其實超過錄取標準,但民事訴訟一科只拿六十九分。那科必須考七十分以上,才能及格。僅此一分之差,飲恨落榜。後來回想,如果我是活躍的國民黨員,也許有不同的結果。」 原來她在高三時,導師要她加入國民黨,她不願意卻不敢推託,勉強入了黨,等上了大學,卻藉故連續三次不去開會,從此不再接獲任何通知。在蔣家威權的時代,年輕人加入國民黨,顯然對前途有利。她的退黨是否關係司法官考試?無從得知,僅止臆測。 失望之餘,她回苗栗中學教書,並且在新竹耕莘神學院擔任研究助理。一年後,同時獲得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的東西文化獎學金與維吉尼亞大學法律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她選擇了後者,於一九六七年夏天,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飛到美國,踏上另一個人生旅途。 異國姻緣 維吉尼亞大學座落於傑佛遜總統的故鄉查拉特斯維爾﹝Charlottesville﹞鎮,離首都華府約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吳月美抵達風景優美的維大後,方知她是該校法律研究所的第一個外國女學生。 開學後不久,有兩個維大的台灣學生迎新,邀請她和其他新生一起到他們的住所聚餐。吃飯時,一位與他們同住的美國青年老往他們瞧。不久,他遞了一張紙條給月美,上面寫著「羅文」兩個字,說這是他的中文名字,兩個人於是聊了起來。 他告訴月美,他原先在維大唸太空工程,大三暑假,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中文,回來後,改唸亞洲研究。他的老師依他的姓Rowan,給他取了『羅文』的中文名字。」 「接著他問我父親做什麼?」月美說:「我據實回答後,他即談起蔣介石的政權。這時,那兩個台灣學生傳來一張紙條,寫道:『不要和老外談政治,他們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這便是我與羅文認識的經過。」 兩人逐漸有了交往,感情上升。隔年,羅文大學畢業,被徵召入伍,不久被派至越南打越戰。臨行前,他向月美求婚。月美相當遲疑,畢竟嫁給一個美國人,在保守的客家圈裡,並不多見。何況她原先的計劃是拿到碩士後,即回東吳教書。 然而兒女私情剪不斷,理還亂。一九六九年,月美獲得碩士學位,反倒留在華府南郊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鎮當研究助理。她希望藉此遠離父母和羅文,自己想個透徹。 這期間,她不斷經由通信,與父親討論異國婚姻的種種。羅文亦趁休假自越南到台灣,拜會吳家父母。終於在一九七○年,羅文退了役,兩人獲得雙方父母的祝福,締下了異國姻緣。 千里行腳 月美結婚前,收到羅文的姑媽送給她一項很別致的禮物,那就是送她到華府一所著名的語言學校,學習六個月的德語。 「羅文的姑媽嫁給一位德國的企業家,自己沒有孩子,視羅文為己出。」月美說:「羅文從九歲開始,便常在寒暑假到德國。所以我們結婚後,便一起到德國唸書。」 隨著這樣的機緣,這位客家阿妹婚後隨著夫婿,行腳天涯。一九七○年秋天,他們抵達德國紐倫堡﹝Nurenburg﹞。羅文在紐倫堡大學修習中國文學,月美旁聽一些法律課程,同時學習德語,也學做些德國菜。 一年後,羅文申請進芝加哥大學,攻讀亞洲文學博士。兩人回美國,在芝城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住了四年。這段期間,月美除了在芝大選課外,還在芝大的人文科學院擔任行政助理。 一九七五年,羅文修完博士課程,偕月美到日本學日語,兩人住在東京。在那裡,月美生下老大,取名和生。她在家照顧娃娃之餘,還學做日本的鐮倉雕與切畫。羅文在東京大學研習日文,並且在日本公司兼當工業翻譯,賺點外快。 那年暑假,月美帶著娃娃回美國探親,無意間獲得貴人指點,因而踏進法律之門。她說,有一天,她捧著一本《我的法庭生涯》,穿過華府法院前的公園。有人望她一眼,隨後追了上來,問她為什麼讀這本書?她說因為自己唸法律,喜歡讀法律方面的書。 簡單交談幾句後,那人問她在哪高就?月美答以人住東京,正在找事。那人隨即掏出一張紙,寫下東京一家律師樓的地址,要她到那裡試試看,隨後掉頭走了。 「我此後沒有再看過他。」月美笑著說:「但就像天神差來指點我似的,我按照他寫的地址去找,果然找到了八木與松田﹝Yagi & Mazada﹞律師事務所,面談之後,就被錄用了。」 這就是她獲得在日本的律師樓工作的經過。一九七七年,羅文又有驛動,這回他們到德國的杜塞道夫﹝Duesseldorf﹞。羅文進日立﹝Hitachi﹞株式會社服務,月美在家產下老二,取名德生。不久,她亦進另一家叫日商岩井﹝Nisho Iwaii﹞的日本商社服務。 一九七九年年底,美國卡特政府宣佈與中國建交,打開長期禁錮的鐵幕之門。一些西方企業欲到中國開發市場,其中瑞士鋁業公司中意羅文,聘他到中國開拓市場,但到北京之前,得先到瑞士受訓三個月。羅文對中國甚感好奇,乃欣然答應。 趁羅文到瑞士受訓,月美帶著兩個兒子回到台灣,與親人團聚。她並且在東吳大學兼一門課,一償多年想回母校教書的心願。 兩岸去來 在台灣期間,月美住在台北妹妹的家,將兩個兒子送到幼稚園學中文。不出兩個月,孩子竟能將「床前明月光」的唐詩朗朗上口,令月美聽了,十分欣喜,心想台灣現在的幼兒教育比從前的反共八股要活潑多了。 幾個月後,她帶兩個金髮的小男孩到北京,與羅文團聚。時為一九八○年春,中國的四人幫正在審判中,充滿了緊張的政治氣氛。一日,一家四口搭乘一部計程車,行經天安門廣場,只見到處高掛著毛澤東的巨幅照片。這時,一直凝望窗外的和生突然指著毛澤東的照片,大聲喊道:「爸爸,爸爸,那個肥肥胖胖的人是誰?」 「那是毛主席。」羅文壓低嗓門答。 「毛主席是誰?」孩子打破砂鍋問到底。 「就是毛澤東主席。」羅文答。 「喔!打倒毛澤東!打倒共產黨!」和生忽然揮著手臂握著拳大喊道。 羅文趕緊摀住孩子的嘴,月美心想:「我的天,誰說台灣已經不教反共八股了?瞧這孩子講得多順口。」 這時,兩個大人一抬頭,瞥見前頭計程車司機咧嘴而笑,方才鬆了一口氣。 住北京期間,月美在北京第二外國語言學院教英文,並且在科學研究所講解法律,孩子送到北京第一幼兒園上學。一九八○年夏天,月美經西方友人介紹,認識了拿教授休假年、正在北京進行多項商業談判的哈佛大學教授柯恩﹝Jerry Cohen﹞博士。她隨後成了柯恩博士在中國的助理,任職北京的庫德特﹝Coudert Brother﹞律師事務所,完成早期的中外合資經營法與稅法,並參與北京洲際大飯店及長城飯店的建築與經營協商,從而獲得許多寶貴的法律經驗。 當時是國、共不兩立的年代,兩岸對峙非常緊張。月美來回兩岸,行蹤自得十分低調。她說,全家第一次從北京回台灣,在機場等候行李時,一位警察即在身旁走來走去。聽得和生、德生兩兄弟正咭哩咕嚕地以北京話對講,冷不防,他拍了一下和生的肩膀,道:「嗨,小朋友。」 「幹啥,同志?」和生捲著舌頭答。 月美一驚,不敢回頭,後來還是羅文出面解了圍。待回到妹妹家,侄兒子秉良與和生同年,過去玩在一塊兒,這回見了表弟,即說:「和生,你的國語怎麼這麼奇怪,哪裡學的?」 「北京學的。秉良,我是北京第一幼兒園的小朋友。」和生操著北京腔答。 「北京?中國啊?」秉良大聲問。 「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生有問必答。 「啊!打倒共匪!反攻大陸!」秉良喊道。 「你別胡說,秉良,我們要統一台灣。」和生一板一眼地回答。 這段對白後來成了吳月美的招牌笑話。每回她說起這些童言,便引得哄堂大笑。這是惟有長期生活在國共對抗年代的人,才能體會的笑話。 一九八四年,計劃中的中國十項工業完全停頓,瑞士鋁業在中國的拓展未如理想,乃欲派羅文前往香港和新加坡拓展業務。但羅文決定帶全家回美國,這才結束四海漂泊的日子。 回憶這段歲月,月美說:「我把這些經歷視為人生的無價資產。因為它開闊我的視野與胸襟,對我日後的處世與承辦業務,有很大的幫助。」 律師生涯 回美國後,他們定居維吉尼亞。羅文自行開設國際貿易公司,月美繼續法律生涯。她說:「萬事起頭難。我雖有柯恩博士的推薦函,然欲進美國的律師樓工作,仍然相當困難。但我不氣餒,終於進了阿諾波特﹝Arnold Porter﹞律師事務所。這是一家很有名氣的人權律師樓,在麥考錫﹝McCathy﹞年代,曾為不少被誣為共產黨的人辯護。」 在阿諾波特律師樓,月美專門處理國際貿易和反傾銷的案件。兩年後,她換職到聯邦司法部刑事組,專門處理引渡案件。任職聯邦政府期間,她經手過名噪一時的江南案與馬可仕案的涉案人引渡,也學到不少出庭辯護的準備經驗,同時更下決心,要考美國的律師執照。因此她盡量在繁忙的工作與瑣碎的家務間,抽空準備考試。聰穎加上努力,她在一九八七年順利通過維吉尼亞州的律師特考,取得執業執照。然後,她進入費爾費克斯市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迎接更新的挑戰。 月美說:「維吉尼亞是一個很傳統的地方,律師這一行可說是白人和男士的天下。我是一個講英語帶外國腔的東方女性,如何贏取客戶信任、代表客戶出庭,如何在法官與陪審團面前陳述有力、幫客戶打贏官司,都是一連串的挑戰。」 「但我從不以語言困難或種族不同作為退縮的藉口。」她繼續說:「每次出庭前,我都極力充分準備。答辯時,盡量針對要點。許多年後,一位法官私下對我說,他第一次看到我出庭,都替我緊張,但同時心想:這位東方女律師敢出庭,一定對案子很有把握。」 「事實上,我自己在陳述或辯護時,都注意到法官和檢察官很用心聽我講話,因此更小心地把道理說清楚。結果我為客戶爭取了很多權益。這就是我將缺點化為優勢的作法。」 她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後,即自行開業。開業的最初十年,她志願當法院指派為窮人辯護的律師,一方面增加自己出庭的經驗,另方面也算服務社會。 她說:「美國境內非法移民很多,驅逐出境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從一次又一次的出庭中,累積了許多經驗與信心。」 如此一步一腳印,吳月美自力奮發,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律師。更難得的是,她還幫助丈夫進入司法界。 她解釋說:「全美國只有兩州准許由師徒制,報考律師考試,維吉尼亞州即為其中之一。所謂師徒制,就是具有大學學位、經律師工會審核通過的人,得以拜有執照的律師為師,依規定上課。每週上課二十小時,每學期上課兩個半月,一年上四個學期。每學期通過考試後,再繼續新的課程。如此經過三年﹝現在需要四年﹞,修完法學院必修課程後,就能報考律師資格考試。」 一九九二年,羅文結束貿易公司,正思考去向之際,月美勸他不妨研習法律。他答應了,此後即到月美的律師樓學習。兩人遂由夫妻變成師徒,依照州規上課。持續三年,羅文果真通過維州律師考試,亦成為一名執業律師。 不過上進心很強的羅文,有時仍不免以非科班出身為憾。因此他在二○○○年時,到德國柏林大學,修習法學課程。他後來獲得柏大法學碩士,並考過柏林律師執照,才回美國繼續執業。 因此目前在費爾費克斯市的一棟專業大樓裡,月美與羅文共同擁有一間律師樓。兩人結縭三十載,攜手行遍天涯。從前夫唱婦隨,爾後婦唱夫隨,也算一對在異中努力求同、共創未來的異國鴛鴦。 重續客家緣 月美婚後因為四海為家,甚少刻意尋找自己的客家根。一九九○年,她在華府地區安頓後,認識了擔任「華府客家同鄉會」會長的林正剛和林瑛惠夫婦。在他倆熱心招呼下,她加入客家會,從而認識劉永斌等多位客家鄉親。此後逢年過節,大家相聚,講客家話、談故鄉情,倍感親切。 八十年代,美國一些主要大城如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芝加哥、休士頓、達拉斯等地的客家會紛紛成立。華府客家會亦於一九八三年設立,歷經李彥輝、彭森明、丘應楠、呂堯基、彭賢森、蔡希科等會長,傳至林正剛,已是第七屆,其宗旨標榜聯繫鄉誼、宣揚客家文化、與不涉及政治。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客家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亦應關懷台灣的前途與民主。因此美東地區一些客家鄉親於一九八七年的七月四日,假在麻州大學舉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成立了「美東台灣客家同鄉會」。該會宗旨為支持台灣民主、關心客家福祉、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和諧、並增進全體台灣人的利益。 其時,大家推選賓州的陳秋鴻博士為創會會長。隔年,華府的劉永斌繼任第二任會長,與南加州的楊貴運教授共同聯合各地客家,在加州成立「全美台灣客家會」,公推楊貴運為創會會長。該會宗旨除涵蓋美東台灣客家會的宗旨外,更昭示要提高台灣之國際地位。 爾後,全美客家會與美東客家會合作,年年邀請台灣傑出的客籍人士如鍾肇政、林光華、李永熾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全美主要城市,為各地客家會帶來了高潮。 一九九二年,劉永斌繼郭成隆之後,接任第三任全美客家會會長;林正剛繼馮健宏、鍾應冬、葉吉福之後,擔任第六屆美東客家會會長。兩人同在華府,皆以吳月美這位優秀的客家阿妹為榮,因此每次舉辦活動,都邀請她到大會演講,成為月美接觸區域性與全美性客家會的開始。 月美從前在苗栗唸書,即經常在全校師生面前朗讀或演講。如今對客家鄉親講解法律常識,如同回到過去,神色自若,侃侃而談。她的專業形象與謙和態度,很快獲得客家鄉親的好感。 她除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外,還有一項講笑話的特長。她說,她在維大唸書時,指導教授送給她一本笑話集,她很喜歡,以後便開始學這種美式的幽默。後來當了律師,經常接觸人性的黑暗面,發覺講講笑話,實有助生活的調劑。 她的笑話使她成為一個在各種場合都受歡迎的人。許多時候,她上台幽默一下,大家都開懷大笑。因此參加了幾次客家會後,她在客家圈裡便累積一些知名度。 一九九五年,她首次擔任華府客家會會長,隔年蟬聯一任。然後在二○○四與二○○五年,她當選全美台灣客家會第九屆會長,成為第一位女性全美客家會會長。 認同新故鄉 目前,全美台灣客家會一共有十七個分會。吳月美說,客家族群儘管人數不很多,政治意見卻很分歧,有些偏藍,有些挺綠;有的參加台灣同鄉會,有的參加台灣同鄉聯誼會;此外,南部客家與北部客家也有意識型態的差別。 在藍綠糾葛下,會長如何處理敏感的政治事情?月美說:「我盡量以公平、公開的方式,推動總會業務。如果會員間有意見衝突,則以總會的宗旨與章程為依歸,以多數決為原則。」 她舉例說:「譬如二○○五年三月,全美台灣客家會加入其他台灣人社團,向國際發聲,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的不合理。因為我們總會的宗旨即表明維護台灣權益,提高台灣國際地位;而且本會在第七任會長張祿生教授任內,已正式加入『世界台灣人大會』,所以與其他社團聯合舉辦活動,合情合理。我認為凡事盡量朝法、理、情三方面著想,就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紛擾。」 當會長期間,吳月美盡量常與各分會聯繫,使總會成分會與台灣間的橋樑。她並且提供法律服務,為客家會申請免稅社團資格,籌建客家會基金。至於二○○五年的懇親大會,原先預定在華府舉行,後來為慶祝巴西客家活動中心落成,移師聖保羅,與南美鄉親合辦「全美洲客家懇親會」。 她說:「在巴西同鄉的精心安排下,這次的懇親大會辦得非常成功。全球各地前往與會的鄉親達近千人,美國去了一百六十名,行政院客委會主委羅文嘉也帶了一百餘人從台灣來,與我們一起開會。大家的士氣,都很高昂。」 在這次懇親大會裡,大家對客家的延續,亦有熱烈的討論。吳月美說,與會鄉親咸認為客委會成立四年來,確實認真推廣客家語文,爭取客家權益,對提昇客家地位,產生正面的影響。 她接著表示,客家受到重視,建立信心後,族群隱形化的危機自然會消除。她個人甚難理解隱形客家人的心理,但主張現代客家應該「認同新故鄉,創造新客家」。 她說,認同新故鄉其實與認同自己的客家血源沒有衝突。客家人散居全球,無論在台灣、美國、巴西或其他各地,都應認同居住地為自己的家鄉,關心當地,奉獻社會,才會獲得別人的注意與重視。 她又說:「在這方面,美國的猶太人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他們一方面積極參與美國社會,另方面不忘猶太的根源,結果整個族群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客家與猶太人相比,實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尤其在奉獻社會公益方面,更需作更大的努力。」 創造新客家 至於如何創造新客家?吳月美說:「就是保留好的客家傳統,去除不合時宜的習俗,注入建設性的精神,成為一個現代的客家人。譬如,客家人勤勞節儉、認真負責的習慣,就值得保留。客家人談婚嫁,男方要給女方家長一筆錢,造成許多困擾,這種習俗最好不要再沿用。除了發展自我,客家人也當幫助別人,對社會有貢獻,才會是個受人尊重的新客家。」 長期身為法律人,吳月美講話脈絡清楚。她說,其實自己並沒什麼大哲理,只是小時受父母的教導與兄姐的影響,覺得為人處世當認真誠懇。以後遊走各地,每到一處,總盡量學習,並積極與當地社會接觸。如遇困難,不放棄;受到挫折,也勉勵自己莫喪志。人生的路,就這麼一步一步走出來。 她接著說:「我因為對自己有信心,對事情持正面的看法,所以一些無謂的事就不那麼困擾我。譬如,我小時候常聽大人講,福佬人瞧不起客家人,可是我到台北,接觸福佬人後,覺得福佬人並沒有對我不好。」 「又如我在維吉尼亞當律師,在同行裡算是異數。但因為我經常代表客戶出庭,大家習以為常,自然尊重我的存在。再如我不懂河洛話,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一樣安然自如。去年,我參加美東夏令會舉辦的第一屆講笑話大賽,在滿堂講河洛話的人當中,仍被評為第一。當然這只是好玩,但相信只要認同台灣,福、客家本是一家,語言不是障礙。」 「人與人相處,本就是一門學問。」月美又說:「我們當律師的人,經常看到強者凌駕弱者的情況,也盡量為弱勢爭權益。但在集權或威權的地方,人權不受保障,律師也無用武之地。惟有在民主的體系下,少數族群才比較受到重視。台灣現在已開始注重族群和諧,重視少數權益,就是進步的現象。我們生活在民主體系下的客家,應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並且宣揚客家文化,延續客家精神,便是創造新客家的涵義。」 在吳月美律師事務所裡,喝著一杯又一杯她親泡的茶,聽著現代客家女性暢談法律、客家與人生,再想起客家山歌「食茶」唱的:「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妹情」,不禁感到時代縱有改變,客家阿妹純情如昔,「煞猛拼」的精神依舊,堅韌的客家族群綿延不絕。

吳澧培 南加銀行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吳澧培三十五歲才到美國,對未來不抱太大夢想。他說:「當時只想求個生活,照顧妻兒,對台灣有期待,如此而已。」 事實上在他消極的前半生,不曾夢想自己會成為叱吒風雲的銀行家。「當初進銀行,是為了博取女友母親的歡心,沒想到婚沒結成,倒走上數鈔票這一行。」他笑著說:「我的人生實由許多陰錯陽差造成。」時勢創造英雄,英雄掌握時機。他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Alaska) 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是資深副總裁。他在1982年接掌萬通銀行時,銀行濱臨破產邊緣,但經他掌舵十八載,成立分行二十一家,年利潤逾四千萬,資產總額達二十五億美金。他化腐朽為傳奇的本事,令人稱羨。晚近自金融界退休的吳澧培致力奉獻故鄉。他創辦福爾摩莎基金會,為改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到處奔波。秉著福爾摩莎的夢想,他繼續燃燒生命的火燄,散出無盡的熱忱。 消極苦悶的過去晚春,驅車上山訪吳澧培,走到山窮疑無路,就到他的住處。吳董的寓所沒有想像中的氣派,但也不失花木扶疏舒適雅致。「我們自到加州,就一直住這裡,沒有搬過。」吳太太輕聲地說。她是個嫻嫻靜靜的女性,自己操持家事,也給客人奉茶。客廳裡,吳澧培逸趣橫生地暢談過去,爽朗的笑語中,夾雜著綣綣念舊的情愫。他說:「我唸台大經濟系時,態度消沉又經常翹課,班上沒幾個同學記得起我。」 他的消極與成長的環境有關。1934年生的吳澧培是彰化大城鄉人。「一個鳥不下蛋的地方。」他笑道:「彰化的姑娘都怕嫁到大城鄉來。因為大城位在濁水溪之北的海口處,土地非常貧瘠,水稻種不起來,只能種甘蔗與蕃薯,」吳家在當地是大地主,因為涉及二林蔗農事件,田產賣掉一大半,家境日衰。吳澧培的父親自台中一 中畢業後,一心想到日本留學,無奈身為長子,被祖父留在鄉間照顧田產,為此一直引以為憾。「我爸爸很嚮往中國。」吳澧培說:「日本投降那天,他身穿禮服,頭戴禮帽,在大街上手足舞蹈,興奮異常。可是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將他的希望摧毀殆盡。」 更慘的事情還在後頭。二二八之後,吳澧培與二哥在台中一 中唸書。有一天,唸高一的二哥竟以參加讀書會的罪名被捕,猶如晴天霹靂。「我爸爸為了救兒子,不惜變賣絕大多數田產去疏通,結果錢都被騙光,二哥亦整整坐了十二年的牢。這件事對全家的打擊非常大,爸爸從此自我關閉,甚少外出,家中的經濟全靠大哥在鄉間賣藥維生。」他說。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吳澧培自是對社會不滿,又覺無力改變,態度十分消沉。相對地,他有幾個自台中一中到台大的朋友卻對社會改革充滿了熱忱。當時,謝聰敏唸法律,賴文雄唸政治,鄭紹良由經濟轉土木,加上他四個臭皮匠經常湊在一起談天說地論時政。賴文雄與謝聰敏都是彭明敏的學生,時常談起彭教授,連帶地,大家都對彭教授非常景仰。大學畢業,一心想遁隱塵世的吳澧培到選擇山間教書。但他只在竹山初中教了一年英語,旋即轉到基隆一家商職任教。在基隆時,與一位昔日大學同窗密切交往,初嚐戀愛的滋味。由於女孩的母親嫌教書的沒出息,他就奮發圖強考進彰化銀行,希望捧個金飯碗,討未來丈母娘的歡心。 「剛進彰銀時,被分發到雲林縣斗六鎮。」吳澧培說:「我在那裡苦苦捱了半年,想盡辦法調到台北,心想這下可以成親了吧?於是登門求婚。沒想到女孩的母親說我沒有房子,更說我有兩顆金牙齒,不好看。真把我氣炸了!當初若不喜歡我,何不早說,害我憨憨跑了一百回轉,到頭來還挨了一場悶棍!」提起往事,吳董還是有牢騷。堂堂男子漢,自尊心受到傷害,吳澧培當下發誓:從此不上女家門!主意既定,率然擲出「哀的美敦書」,對女孩說:「要,就跟我走;不,就從此一刀兩斷。」可惜女孩缺乏他的勇氣,只好讓吳澧培獨抱米酒矸,吞食失戀的苦果。 難兄難弟好牽成 幸好人生柳暗花明。吳澧培的摯友賴文雄是台中人,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找不到事,去賣鴨蛋。後來系主任彭明敏惜才,聘他回台大當講師,又幫他申請到一份赴美留學的獎學金,十分令人羨慕。吳澧培因此替賴文雄餞行。席間,見賴兄愁容滿面,百思不解,便問何故?賴文雄道:「因為家中父母乏人照顧,何況有個妹妹,還小姑獨處。」「這有什麼難?」吳澧培一聽,順口便答:「找不到人,找我好了。」孰料三日後,賴文雄來找他,開口就說:「你的求婚已被接受。」 「什麼?」吳澧培叫了起來:「哪有這種事?」但接下來是當年他在賴家進進出出經常見到的小妹妹秀珠確實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久真的成了他的妻子。 婚後的吳澧培住在彰化銀行宿舍裡,賴文雄與鄭紹良已相繼出國,難兄弟裡剩下一個謝聰敏,其時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擔任日文編輯,三天兩頭就往他那裡跑。「謝聰敏的個性積極,想法前進,膽子很大。」吳澧培說:「1964年中秋節清早七點多,他來敲我家門,說今天要發表宣言了。當時懷孕六個月的秀珠有出血的現象,我正急著送她到醫院,便約聰敏晚上一起吃飯再談。結果他那晚一直沒出現,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隔天,吳澧培打電話到謝聰敏的辦公室,一個陌生的聲音用台語問他叫什麼名字?是謝的什麼人?他警覺地掛了電話。稍後,他到謝聰敏的住所探望,有人過來和他寒暄。談話時,瞥見那人西褲底下露出一雙憲兵的皮鞋,他虛與委蛇一番,便匆匆離去。 數日後,他探聽到彭教授和魏廷朝相繼失蹤,心想下一個被抓的對象可能就是他。因為當時銀行職員的存款利息較高,謝聰敏有五萬塊錢存在他的銀行帳戶裡。「我太太每天都在哭,我也感到憲兵的吉普車隨時會開來抓我。」吳澧培說。他打定主意,被約談時,一概佯稱不知情,並且所有的供詞都一致。結果在謝聰敏的起訴書中有一段寫道:「謝的五萬元叛亂資金寄在『不知情』的吳某人處。」他也因此在1964年的「台灣自救宣言」事件中僥倖開罪。但是吳澧培逃過了牢獄之災,卻逃不過被跟蹤。往後,為了避免情治人員起疑,他故意生活得很萎靡。每日下班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渾渾噩噩混了兩三年,深覺不是辦法,便想出國。他於是辭掉銀行工作,一邊在貿易公司打工,一邊積極申請美國的大學。他說:「當時出國的主要途徑就是留學。我離開學校已經十年,如有學校要收我,便是萬幸。」 因此他一收到堪薩斯海斯堡(Fort Hays) 州立大學的入學許可後,立刻告別妻兒,踏上留美之途。1968年正月,他在洛杉磯入境。第一次出國,搭了十幾小時飛機,頭昏昏腦沉沉,見到老友賴文雄來接他,自是歡喜。賴文雄一接過他手中的行李,便要他把手舉起來。「做什麼?」吳澧培莫名其妙舉起一隻手,只見賴文雄唸唸有詞,然後要他?句「同意」。他的手一放下,賴文雄就說:「你已宣誓入盟了。」「你說什麼?」吳澧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原來那時賴文雄擔任台灣獨立聯盟的組織部長,正積極招兵買馬。所以吳澧培踏上美國的第一日,便步上了黑名單的不歸路。接下來,賴文雄說要給他一部可賣一百塊美金的老爺車,要他去打工搞革命。吳澧培這下已經清醒,回道:「我的頭?還沒壞。我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正殷殷切切等我唸完書去做事,接他們到美國來,豈可一下飛機就變卦?」於是數日後,逕自搭機飛往堪薩斯的海斯堡。 阿拉斯加的歷練 到了海斯堡,吳澧培發覺小鎮寂寂,幾乎見不到其他台灣人。而且年紀一大把,唸起洋書來,實在很辛苦。他說:「我講英語,人家聽不懂。人家講英語,我也聽不懂。考試成績發下來,全班殿後。」虎落平陽沒法度,只好拿出台灣人的絕招:愛拼才會贏!他發憤苦讀,結果只花一年功夫,就拿到企業管理碩士,開始找事。他知道自己謀職條件不佳,但仍到處投石問路。有一天,在學校的就業輔導室裡,讀到一則廣告,有一家阿拉斯加的銀行正在徵尋一位懂英、日、中文,又有實際銀行經驗的人。「這豈不是在找我?」他心中一喜,連忙寄信去應徵。原來1968年時,勘油專家在阿拉斯加發現了北美最大的油田。一時,荒蕪已久的大冰原立刻成了石化人員的紛沓之地。金融是經濟的指標,該州最大的阿拉斯加國家銀行遂準備擴大國際業務部門,開始招募人才。就這樣,好運落到吳澧培頭上。對吳澧培來說,只要在美國有立足之地,哪怕天涯海角他都去。於是1969年五月,他帶著甫從台灣來的妻小抵達安克拉 (Anchorages)市,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單位報到。 「阿拉斯加的確冷。」吳澧培?:「五月天,還飄著雪。兩個亞熱帶來的兒子分別是兩歲和四歲,一看到戶外皚皚白雪,就吵著要出去玩。可是出去不到兩分鐘,又哭著跑進來,說是凍得受不了。」他接著說:「初到阿拉斯加,身上背著五、六千元負債。以後整整兩年,全家省吃儉用,不上館子,夫妻倆都上班,才把債還清。」吳太太因為會說日語,很順利地在安克拉國際機場的免稅商店找到工作。「那時日本旅客很多,生意很好。」她說。倒是吳澧培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報到後,方知阿拉斯加正發生環保訴訟,油田開採計劃被延宕,銀行的國際部門亦停止擴充,他因此被安置在會計部門裡當一名財務分析員,成了銀行裡惟一的東方行員。當財務分析員得向上司做口頭報告。吳澧培說:「因為英語不好,我只好每天帶工作回家,晚上在家寫好稿子,隔天拿到公司唸。當時銀行總裁是會計師出身,曾經當過安克拉市長,對下屬要求非常嚴格。結果會計長被他罵跑,我的頂頭上司也跟著辭職。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總裁有問題,就由我這個新兵去擋駕。有一天,他步出辦公室時,突然回頭對我說:『Li, you got answers on everything, don’ t you?』。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抬頭看我,因為這話出自他口中,是一句非常難得的讚美之詞。」 接下來,吳澧培寫的兩份增進銀行利潤報告書都獲的老總的賞識。他被公開表揚,職位亦連續被擢昇。幾年內,升了數次,到第四年,已經當上銀行副總裁兼會計長。到第六年,又升上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CFO),負責銀行的會計、財務與投資部門,正式參與銀行的營運。1973年,阿拉斯加的油田經過五年的纏訟,終於獲准開採,石油公司開始興建一條長達一千兩百公里的油管。隨著大批工程人員的到來,整個阿拉斯加一片勃發。金融跟著經濟走,吳澧培主掌的銀行隨著大發利市。那些年,阿拉斯加國家銀行的成長率每年皆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資產回收率亦居同行之冠,「東方吳」的聲名因此遠近馳名。1977年,眼見油管工程即將竣工,吳澧培主張銀行應採縮緊策略,與仍力主擴充的總裁意見不合,遂萌去意。這時,一家總部設在費爾貝克 市(Fairbanks)的阿拉斯加北方銀行(Alaska National Bank of North)總裁穆考斯基(Murkoski)先生聽到風聲,隨即派了一架飛機接吳澧培全家到費爾貝克市觀光,對他百般延攬。 吳澧培於是在1978年加入阿拉斯加北方銀行,擔任執委會主委(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他上任後,發現這家表面看來還賺錢的銀行其實內部充滿危機。因為銀行在油管興建時期,大量貸款給工程人員購買活動屋,等油管竣工,貸款人一走了之,就留下許多呆帳,無從處理。吳澧培衡量情勢後,斷然採取幾項重大措施。一是將員工從四百多名裁至兩百餘名。二是處理呆帳,釐定新的放款政策。三是將營運中心從北方的費爾貝克市遷至南方的安克拉市。 在他大力整頓下,銀行很快恢復正常營運。1980年,穆考斯基總裁投身政界,當選聯邦參議員,銀行總裁的職務遂由吳澧培接任。「人生有時實在很諷刺。」談到此,吳澧培有感而發地說:「我在台灣的銀行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行員,出來時還是小行員。到了語言、文化與人種都有岐異的美國,同樣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時卻是資深副總裁。後來換一家銀行服務,不到兩年時間,竟坐上了總裁的寶座。」 接掌萬通一路發 阿拉斯加北方銀行在吳澧培領導下,業務蒸蒸日上,但不久內部發生人事糾紛,讓吳澧培頗感處境困難。正好董事會裡有一位董事是Win航空公司的總裁,甫合併總部設在洛杉磯的西方航空公司 (Western Airline),乃邀請吳澧培至西方航空公司工作。1981年年底,吳澧培果然辭去阿拉斯加北方銀行的總裁職務,準備到西方航空公司就職。就在啟程前夕,忽然接到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打來的電話,說他有銀行方面的事務,要專程從洛杉磯到阿拉斯加向他求教。吳澧培說:「您不用來,我明天就到洛杉磯去。」兩人遂約好在洛城見面。原來1980年時,台南幫吳修齊與吳尊賢的幾個在美國的子女夥同一些台僑在洛杉磯成立了全美第一家台資銀行,取名「萬國通商銀行(General Bank of Commerce)」。成立之初,資本六百六十萬,隔年賠掉兩百二十萬,第三年預計將賠四百萬。眼見資本即將蝕光,一群少東們急著找高手搶救。 吳澧培這時已到西方航空公司報到,擔任總裁顧問,正為新公司面臨的困境謀思解決之道。他解釋說:「那時美國航空保護法剛解禁,大小航空公司都競相殺價爭搶生意,偏偏石油價格又連續狂飆,所以每家航空公司莫不咬緊牙關極力苦撐。」 針對公司的財務危機,吳澧培提出一份扭轉乾坤的報告書。他首先建議將員工由一萬五千名裁至七千多名,其次將轉運中心由偏南的洛杉磯遷至位置較適中的鹽湖城,同時加強資金的管理等等。總裁依這些建議行事,竟使公司在短短半年間轉虧為盈。與此同時,萬國通商銀行仍在泥沼中掙扎。就吳澧培而言,台灣是他的根,經營銀行是他的本行,主持台資銀行正是他想要做的事。因此幾經協商,終於在1982年五月接受萬通董事會之聘,正式擔任萬通銀行總裁。他接掌時,萬通有兩家分行,資產總額約八千萬,資本則幾近告罄。吳澧培因此要求董事會增資八百二十萬,銀行正式易名為「萬通銀行(General Bank )」。 他接著進行改革,首先將銀行的貸款與核款部門分開,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其次關閉兩家分行中的中國城分行,留住新僑聚集的蒙特利 (Monterey...

范清亮 生物科技創業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曾經聽說在聖地牙哥有一群養白兔的台灣人,成功地創建生物科技公司,發了財,還一起營造台美社區。他們是些什麼人?如何養白兔致富?如何營造台美社區?這些都令人感到好奇。 一個四月天,來到風光明媚的聖地牙哥。蔚藍天空銜接著浩瀚的汪洋,白色浪花拍擊著嶙峋的海岸,風姿綽約的天堂鳥展露笑靨,佇立街頭。這真是一個上帝垂愛的城市。 在寬敞明亮的「台灣中心」裡,吳銘賢主任微笑地招認:「我們就是當年的養兔人,不過看起來不像富翁,倒像義工,對不對?」 「我們不只創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而是前後創建兩家,都很成功。但要談公司,得找范清亮﹝Chris﹞。他能講,又什麼都知道,可以告訴你一籮筐的故事。」另一養兔人陳秋山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群中要找范清亮,得往話聲最多、笑聲最大的地方找。在華府雙橡園,一場林昭亮與范雅志的音樂演奏會裡,見到了這位個性晴朗得如聖地牙哥璀璨天氣的養兔人。 他開口就說:「我的運氣很好。許多事情發生時,我都正好在場。機會掉下來,我就用雙手托住,並且加以發揮。」。       原籍新竹關西的范清亮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客家子弟。他不只運氣好,而且聰明勤勞、親切隨和、能說愛笑,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的求學過程一帆風順。中學唸建國中學,大學唸台大化學系,除了會唸書外,還會打球、玩橋牌、拉小提琴、懂得如何與人快樂相處。 「我的運氣真的很好。」他說:「大學畢業,別人當兵,操練得要死。我卻被分發到松山機場當預官。每天上班下班,晚上還教人拉小提琴,賺外快,學生一收十來個。你說,我好不好運?」 好運的事還很多。他繼續說:「當年,台南有個三B青少年交響樂團,台北也有個 廖年賦 先生,想辦『世紀交響樂團』。我大學畢業那年夏天,參加 廖 先生在頭城舉辦的音樂營,認識了一起拉小提琴的陳淑雲。她那年才十八歲,在文化學院唸大一,長得很可愛。暑假一結束,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你說,我運氣好不好?」我望著他身旁吟吟含笑、斯文秀氣的 范 太太,心裡不得不承認他確實運氣好。 六、七十年代,正是留學潮的熱門時期。范清亮服兵役時,即申請到普渡大學的獎學金。退了役,順利踏上留美之途。一九六九年夏天,他飛到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攻讀當時最熱門的生物化學。 七十年代的留學生活 他的留學生活亦充滿熱鬧與歡笑。他說:「我們當年在普渡,很熱衷打壘球。普渡大學因為理工科強,男生特別多。當時蔡嘉寅、胡勝正、陳昭地和陳唐山等人都在那裡。大夥人相約只要華氏四十度以上,就在球場見。那時,陳昭地最認真,天氣乍暖還寒時,他在前一晚就到處打電話問:明天打不打球?」 「打完球,大夥人一起開講,話題總離不開台灣。」他繼續說:「當年台灣的資訊很封閉,剛出來的學生聽到外面的人講台灣的事情,發覺很多都沒聽過。剛開始很驚嚇,不能接受。隨後經過一番激盪與思考,就反起國民黨來。我到普渡第一年被開導,第二年就主動加入開導新生的行列。」 一九七一年正月,保衛釣魚台運動在數十哩外的芝加哥轟轟烈烈地上演。范清亮說:「保釣對當時的留學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保釣時,台灣學生與統派立場一致,都反國民黨。保釣後,雙方國家認同不同,自然分開。此後,海外留學生分成台灣、統派與國民黨三派。台灣派的學生組織台灣同鄉會,凝聚力很強。」 那年,陳淑雲在文化學院唸大三。為免兩地相思苦,她乾脆情奔美國,當起年輕的 范 太太,然後在普渡大學繼續修學位。 「當留學生很窮,卻也窮開心。」她笑著說:「住在中西部的大學城,沒什麼花費,聚在一起打球也挺開心。我到普渡的第二年,中西部台灣人壘球大賽在普渡舉行,真是一件大事,因為我們得準備飯菜給五百個人吃!小鎮裡沒什麼像樣的中國餐館。即使有,我們也吃不起。」 「後來有人發現學校附近的瀑布下游有許多鯉魚,就發動大家去捉魚。一大群人在水中尖叫嘻笑,奮鬥了大半天,真的抓了許多魚回家。我們把魚放在浴缸裡,讓魚吐沙。隔天起來,再殺魚、清魚、炸魚。炸得滿屋子都是油煙,總算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鯉魚。開飯時,五百個人圍坐五十桌,每桌都有一道香噴噴的糖醋鯉魚。不花錢,但整整費了兩天功夫,大家都很得意。」談起往日趣事,斯文的陳淑雲忍不住咯咯大笑。 范清亮提起中西部壘球大賽,更是神采飛揚。他說:「那時所有球隊裡,最厲害的就是底特律的老仙隊。他們有國手級球員,又有制服,神氣得不得了。我們每次碰上他們,就手軟腳軟,氣勢短一截。他們一連蟬聯一、二十年的冠軍,直到第二代球隊興起,才把他們擊敗。」 范清亮在普渡大學歡喜度過四載。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生化博士學位,淑雲亦拿到藝術學士,兩人很有成就地離開印地安那,前往波士頓開拓前程。 到波士頓後,范清亮追隨前麻省理工學院﹝MIT﹞院長布朗﹝Gene Brown﹞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 從事 博士後研究。他笑著說:「我當時養了很多果蠅,作有關葉酸﹝Folic Acid﹞的研究。因為果蠅的眼睛是紅的,能製造一種與葉酸非常類似的元素。我調高實驗室冷凍庫的溫度,在裡面養果蠅,天天觀察。結果有時不小心,冷凍庫一開,果蠅飛了出來。哇,不得了,整個實驗室果蠅嗡嗡飛。要抓那些果蠅,真是一件頭痛的大事。」 在波士頓,他又結交不少好朋友,經常一起把酒論時政的夥伴有陳重信、張啟典、葉吉福等人。范清亮說:「在波士頓那四年,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譬如:蔣介石去世、台灣政論被停刊、白雅燦被捕等等。每次都讓我們情緒激動,高談闊論不已。」 一九七六年,國民黨政府派了六名中正理工學院的軍校生,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彈導向系統。時值越戰,美國各著名大學反戰風潮盛行。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質疑校方幫外國政府訓練軍事是否恰當,因此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座談會。會中邀請范清亮參與談話。 范清亮說,軍校學生兼負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素為台灣學生所不喜。他把握機會,在座談中高聲說:「台灣目前是一個獨裁的體制,學校幫助獨裁的政壇發展軍備,無異變相地欺壓台灣的百姓。」 此語一出,一位手持照相機的軍校生立刻起身,對他猛拍照,引起其他台灣學生的憤怒與不平,當場發生衝突。隔日,學校的報紙大幅報導這樁事件,並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活動詳加描述,更加刺激國民黨派與台灣派學生的對峙。此後數個月,雙方劍拔弩張,煙硝味甚濃。 范清亮是這場事件的主角,備受矚目。許多人為之喝采,但亦有人懷恨在心。他為防遭人暗算,特地買了一把噴霧槍,每晚獨自從實驗室走到停車場時,隨身攜帶,不敢大意。 此後,他的台灣意識益加堅定。原本不諳河洛話的他,開始習講河洛話。如今台語朗朗上口,也算當年努力的收穫。 救援「美麗島」政治犯 一九七七年,范清亮獲貝克門﹝Beckman﹞生物儀器公司聘用,到南加州的卡爾斯貝勒﹝Carlsbad﹞就職。全家遂由美國的東北角搬到西南岸,定居在四季如春的聖地牙哥。 七十年代後期,鑒於國民黨政府動輒逮捕異議人士,海外熱心鄉親組織「台灣人權協會」,聲援島內的民主運動。一九七八年,范清亮接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與島內民主人士展開密切聯繫。 隔年,「美麗島」雜誌全台發行,黨外勢力迅速擴展,與國民黨的對峙驟然緊張。 十二月十日 ,黨外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當晚,范清亮即接到施明德自高雄現場打來的電話,告以國民黨軍警已經採取鎮壓,並且使用催淚彈,一旦警方展開逮捕,海外必須趕緊救援。 次日,國民黨政府果然進行全島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殺氣騰騰。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海外鄉親憂心忡忡,惟恐他們被處極刑。身為人權會長,范清亮萬分火急地成立熱線,迅速展開救援。淑雲不分晝夜,與被捕人士的家屬電話聯絡,並將錄音傳給紐約的張楊宜宜,在紐約的「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不斷播出。當時全美各地的鄉親,都紛紛打電話到「台灣之音」,探詢最新的消息。 范清亮說:「那時,艾琳達的母親住在聖地牙哥,非常支持我們。艾琳達被國民黨驅逐出境,回到聖地牙哥時。我們動員許多鄉親到機場迎接,並就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引起廣泛矚目。後來艾琳達到其他城市,各地同鄉都沿用這個辦法,所以當時『美麗島』事件的公關與宣傳,都是在機場舉行。」 當時。他在普渡的老友陳唐山任職華府聯邦政府,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私交甚篤。他建議台灣人權協會發起同鄉寫信運動,向美國國會議員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與民主之事實。范清亮於是經由全美所有台灣人組織,全面發起寫信運動,得到非常熱烈的回應。 淑雲說:「那陣子,各地的簽名信如雪片般,不斷寄到我家。我把那些信整理影印,一張張地疊起來,從地上一直堆到比餐桌還高的地方。然後裝訂成冊,寄給華府的陳唐山,再送交甘迺迪參議員。當時甘迺迪參議員都驚嘆道: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陳情信!」 范清亮並且和郭清江、張倚石等數位熱心同鄉,聯袂到洛杉磯北美事務協調處呈遞抗議書。 「抗議的經過非常精彩。」他描述說:「我們十來個人到了協調處門口,就被擋駕。交涉不成,只好自行闖了進去。我進入後,即站在大廳中央,自口袋掏出一紙台灣人權協會的抗議聲明,大聲宣讀。」 「同行的伙伴見到牆上掛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巨幅相片,不禁怒從中來,衝上前動手就掀。結果火氣一來,他們見了其他東西,也一併劈哩叭啦地掃落。我的聲明尚未讀完,郭清江已在耳際大喊:『趕快逃!』我繼續正氣凜然地唸完最後一個字,然後把紙張往口袋一塞,拔腿就跑。」 「這個事件害得張倚石被警方起訴,連我辦公室的電話也被錄音調查。」事隔二十餘年,范清亮提起當年勇,猶不覺好笑。 但當時的心境確實悲憤悽苦。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身繫囹圄的林義雄家中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及一對雙胞女兒慘死亂刀下,惟一僥倖存活的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經過急救,幸告生還。奐勻出院後,媽媽方素敏帶她遠離那塊傷心的島嶼,隱身在舉目無親的南加州。 范清亮因是人權會長,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即經常與方素敏聯繫。在獲悉她們母女倆抵達南加州後,即和淑雲開車去看她們。 「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見到了方素敏與林奐勻。」淑雲說:「母女倆脆弱如驚弓之鳥,讓人看了,十分不忍。」 由於事前已有聯繫,儘管素昧平生,方素敏還是將惟一倖存的女兒託付給他們,自己黯然飛回台灣,收拾悲慘的殘局。范清亮夫婦帶著九歲的奐勻回到聖地牙哥,對外宣稱她是淑雲姐姐的女兒,安排她去上學。同時為了提防兇手追殺到聖地牙哥,范家特別安裝了保全系統。 淑雲說:「奐勻一是個很安靜、敏感又懂事的女孩,很得人疼。她和雅志﹝Felix﹞是很好的玩伴。記得有一回,兩個孩子要養寵物,我們一起去買天竺鼠。雅志要公的,奐勻要母的,只好各買一隻回家。沒想到天竺鼠繁殖得很快,不久生了一大堆,鼠籠越換越大。結果有時孩子餵食,忘了關門,天竺鼠跑了出來,藏在壁櫥裡、衣櫃中、地毯下,到處都是,可真不得了!全家搜天竺鼠搜得天翻地覆。」 奐勻在范家住了相當一段時日,直到林義雄的妹妹移居美國,才把她接了過去。但是范清亮夫婦收她當乾女兒,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奐勻和雅志都喜愛音樂,長大後,兩人在音樂上,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淑雲說:「後來奐勻到紐約唸書,遇到了一個很好的青年。兩人在紐約舉行婚禮,隨後一對新人和雙方家長都到聖地牙哥,在我們家舉行婚宴。我們都為她感到無限高興。」 飼養黃金白兔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定案後,范清亮卸下台灣人權協會長的職銜,開始有一點閒暇的時間。他喜歡打橋牌,週末常與幾個朋友搭擋打牌,太太們則聚在一起聊天。當時四個搭擋裡,除范清亮外,還有吳銘賢、陳秋山和陳文盛。 吳銘賢是范清亮的新竹同鄉,台大化工系畢業,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化工博士,從事進出口貿易。陳秋山畢業於師大物理系,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SD註1﹞的物理博士,從事運動器材生意。陳文盛是生化博士,在斯克利伯﹝Scripps﹞研究中心 從事 博士後研究。 那年,聖地牙哥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Hybritech﹝混種科技﹞剛剛成立,地方報紙諸多報導,引起他們的高度興趣。大家在牌桌上,一再談論生物科技公司的潛力與前景。正在這時,陳文盛與斯克利伯的合約即將屆滿,開始找事。他們遂決定共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由陳文盛經營。 大家說到做到,每家斥資五千美金,初步決定作限制黴﹝Restriction Enzyme﹞的研發。但不久,陳文盛在台灣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舉家遷台。范清亮只得親自下海,接掌一個尚未成形的公司。 他接手後,發覺限制黴的市場很有限,主張改作免疫化驗﹝Immuno Assay﹞的研究。他解釋說:「這種免疫化驗就是自兔子提煉血清,研發製成驗孕試劑用的抗體。因為要測知女人是否懷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驗尿。孕婦血液裡有一種HCG的荷爾蒙,會流到尿裡,我們就用抗體去測察尿裡是否有HCG。如果反應呈陽性,就是懷孕;反應呈陰性,便無懷孕。」 「這道理說來簡單,」他繼續說:「但因為人體裡有一種LH的荷爾蒙,與HCG非常類似,極易誤導,所以抗體很不好做。我們是很小的公司,必須作高難度的東西,才能和大公司競爭。」 一九八一年年底,范清亮、吳銘賢和陳秋山三對夫婦便在陳秋山的後院釘兔籠,開始養兔子。「因為陳家的後院毗連峽谷,兔屎掉在地上,就用水龍頭衝到峽谷去,很方便。」淑雲說。 陳家負責養兔子,其餘兩家週末過去幫忙。每次養五十隻,每隻都有編號。陳秋山笑著說:「我們養的是紐西蘭白兔,紅紅的眼睛,白茸茸的身子,很漂亮。兔子很乖,不吵也不叫,所以左鄰右舍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也養過羊,只是羊太會跑,根本抓不住。我們六個人排成一排,等羊跑過來,就一起向前撲,結果還是撲個空,讓羊跑掉,只好放棄。」吳銘賢哈哈笑道。 養了兔子後,注射HCG進入兔子裡,再抽取兔血。陳淑雲專門剃兔毛,范清亮負責注射HCG和抽取兔血,然後到吳銘賢的倉庫化驗。 「所謂化驗檯就是買兩扇門,下面加四根支柱就成了。一切克難,但化驗的過程絕不馬虎。」范清亮說。 「好的抗體靈敏度強,準確度高。兔子養了 一兩 個月後,就知道他們身上的抗體好不好。我們通常只留 一兩 隻好的,繼續觀察,其餘都要淘汰,另外再養一批新的。」他接著說。 問題是不好的兔子,如何淘汰?總不能兔籠一開,讓兔子四奔五散。為此,他們積極尋求解決兔子之道。朋友賴淑卿畢業於清大物理系,獲威斯康辛大學醫學生理碩士,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作心臟血管的研究,每天都要解剖兔子。他們於是向她請教有無快速處決兔子的方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啊,我一分鐘就可解決一隻兔子。」 養兔人一聽,心中大喜,連忙請她殺兔,並邀她入股。不久,賴淑卿成為公司的股東暨殺兔人。但殺死兔子只解決一半的問題,另一半的問題是如何棄置這些死兔? 他們為此在夜晚開車到處兜轉,最初想找個餐館的垃圾箱,偷偷丟棄。但繼則一想,畢竟不是長久之道。幾個臭皮匠終於勝過諸葛亮,有人想出錦囊妙計:把死兔餵給獅子和老虎!主意一提出,大家齊聲叫好。原來聖地牙哥有個很著名的動物園,養了許多獅子和老虎。他們立刻和動物園接洽,結果雙方皆大歡喜! 與此同時,他們繼續招股。一九八二年七月,籌到二十五萬美金,正式成立「太平洋生物科技﹝Pacific Biotech﹞公司」。范清亮在六月底辭去貝克門公司的職務, 七月一日 到新公司報到。從此全心掌舵,帶公司邁進新的領域。 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 「我的運氣實在很好。」范清亮喜孜孜地說:「公司成立不到三個星期,我們就發現第四○六號兔子的抗體非常好,靈敏度與準確度都很高。我抽了一些兔血,寄給幾家公司,都收到很好的回應。八月中,順利達成第一筆交易。有一家波士頓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出價十一萬美金,購買三十五CC的兔血,大家都興奮得不敢置信。」 因是第一筆生意,范清亮非常慎重。惟恐血清交快遞公司運送,萬一遺失,美夢成空。於是買了一個乾冰盒,內裝三十五CC兔血,親自拎著盒子,搭乘夜晚的飛機,隔晨抵達波士頓,當面交貨。當他取過一張支票,安穩地放在西裝口袋裡,走出門外,不禁吹著口哨,雀躍得直想飛上天。 「三十五CC只有這麼多。」他用手指稍稍比劃了一下,說:「就賣了十一萬美金,真的比黃金還值錢!」 養了一隻血液比黃金還值錢的白兔,猶如養了一隻會下金雞蛋的母雞,頓時大家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隻四○六號兔子的血清一共為我們賺進二十五萬美金。」范清亮笑著說:「但後來波士頓那家公司發現牠的血清有極小的瑕疵,便棄置不用。不過這時我們又發現另一隻兔子的血清更完美。我們自二○七號兔子血液提煉出來的血清,無論在靈敏度或準確度上,都無懈可擊。這隻兔子才是真正的黃金白兔!」。 這隻二○七號「黃金白兔」,確實為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牠的血清起碼賣了五十萬美金。接著,范清亮、吳銘賢與賴淑卿等人發現:購買血清的公司將之大量稀釋,加入放射性元素,便製成一盒盒的驗孕試劑,賣給醫院和實驗室,賺取更多的錢。不禁心想:這種錢,何不自己賺? 他們於是利用二○七號兔子的血清,日夜研發,終於製造出一種只需十幾分鐘、即可測出懷孕結果的試劑。他們的產品成了八十年代最前進的驗孕試劑,在醫界很受歡迎,從此打開市場,訂單源源不斷。 有了固定市場,公司邁向專業化。兔子改在農場養,僱專人負責養兔和殺兔。農場持續提供血清,工廠有效率製造驗孕試劑,行銷部門直銷醫院與實驗室,投資人年年獲取利潤,個個笑顏逐開。 「但生醫科技這一行日新月異。」范清亮說:「稍不留神,技術落在後面,市場就被搶走。一九八五年,正當我們慶幸產品領先同行之際,忽然市面出現一種僅需五分鐘、即可測出結果的試劑,很快地攫走了許多市場。驚慌之餘,我們趕緊加速研究,不久即製造出一種和對手產品類似、但效果更好的試劑,才把市場又搶了回來。」 由於驗孕試劑進步到五分鐘即測出結果,醫生們只要將樣品交護士檢驗,數分鐘後即可告知病人結果,並向保險公司報價,真是效率高又利潤好,因此紛紛使用。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銷售直線上升,營業額不斷呈倍數成長。不出幾年,公司遷入新的建築,員工增至兩百多人,研發人員達三、四十名,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但是新的挑戰持續出現。一九八七年九月,范清亮接到歐洲的一位朋友自寄來的最新驗孕試劑。看了之後,臉色全變。心想:「這還了得,我們的產品再不改進,市場馬上會被擊垮。」 原來在此之前,所有驗孕試劑都是多重步驟,而這個新的試劑竟是單一步驟。只要將一根試棒放進尿裡,數分鐘後取出,即可測知結果,實在太方便了!他心中一急,連忙飛到德國,探求此一產品的製作原料工廠。與此同時,聖地牙哥的公司亦加緊研發,卯勁衝刺。 「幸好五個月後,我們就製造出同樣單一步驟的試劑,再度保住了市場。」他欣慰地說。 在這種科技競賽的拉鋸戰中,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一路領先。一九八八年,范清亮榮獲恩斯特與楊﹝Ernst & Young﹞頒發的年度「最佳企業家獎」。一九九○年,全球著名的禮萊藥廠﹝Eli Lily﹞出高價,欲購買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經過一番評估,所有股東決議出售。然後個個分了一筆錢,歡天喜地晉身富豪階級。 穩德克診斷公司 依據契約,范清亮等人必須留在禮萊藥廠工作三年,以便公司順利轉移。合併之後,太平洋生物科技公司變成禮萊的一個快速檢驗公司,由范清亮擔任總經理。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范清亮道:「因為我們過去白手起家,缺乏經營大公司的經驗。進入禮萊藥廠的大殿堂,才熟悉跨國大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確是一大收穫。」 一九九四年,禮萊藥廠為專注於製造藥品,決定拋售所有醫學儀器部門,太平洋快速檢驗公司亦名列拋售行列,范清亮此時已為禮萊服務五年,遂申請退休。 一向忙碌慣了的他確實享受了一小段難得的悠遊時光。但或許精力充沛,在家不到四個月,他又興起另創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念頭。當他開始撰寫企劃書,所有老夥伴立刻興致勃勃。於是原班人馬在一九九四年年底,再度成立第二家生物科技公司,取名穩德克診斷公司﹝Wyntek...

孫偉志 音樂教師的故事

「其實,我大學主修的是鋼琴,副修大提琴與聲樂,但是指揮一向是我的興趣。」在2005年,台美音樂家孫偉志(Sam Sun)獲得阿蘇薩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合唱指揮」碩士學位後,不僅在該大學兼任鋼琴教授,並擔任該校專業伴奏教師,負責歌劇課、碩士指揮課,以及碩士班伴奏,音樂生涯進入另個高峰。 「因為家裡的關係,我的客家話、台語都還不錯。」精通華語、客語,以及台語的孫偉志,於2004年開始擔任美國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指揮,並於2006年擔任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合唱團,以及 EFC Master Chorale 台福聖樂團等合唱團指揮。 獲洛杉磯傑出華人青年獎 同時,孫偉志以其「指揮、鋼琴」等音樂專長活躍於洛杉磯僑界,成為僑界合唱團寵兒,也因為在社區致力貢獻音樂、成果卓越,在去年(2006年)獲頒「2006年洛杉磯傑出華人青年獎」,受到肯定。 「我常常忙到9點、10點,才結束一天的工作。」平時除從事鋼琴與大提琴的個人教學外,孫偉志也是柑橘城學院(Citrus City College)的鋼琴伴奏教師、加州音樂教師協會會員,音樂教學、事業並重。 孫偉志也曾經擔任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戲劇部百老匯歌劇「In to The Woods」的鋼琴伴奏,並曾帶領台福聖樂團等僑界合唱團舉辦多場音樂會,頗受好評。 外省人 愛台灣改籍貫 「其實,父親家族的祖籍是江西,我們應該算『外省人』;但是,因為我爸爸深愛台灣、認同台灣,就把籍貫改成出生地『苗栗縣銅鑼鄉』。」因此,孫偉志父親的家族親戚,只有他們一家人的身份證籍貫是「苗栗縣」,相當顯目。 「我爸爸小時候住在基隆的客家庄,從小就習慣聽、講客家話。」父親孫武夫對台灣認同極高,且台灣意識、客家人意識都很強烈,日後也影響孫家3兄妹,甚至其後收養的2子1女。 孫偉志的父親孫武夫不僅以「台灣人」自居,並選擇擔任教會牧師,而第一個服務的教會就在頭份,一個說客家話的教會。當時,孫武夫也結識了同樣出生在苗栗縣的頭份客家美女陳紫雲,婚後育有2子、1女,孫偉志排行老二。 之後,孫武夫因工作關係轉至各個台語教會服務,全家大小也跟著搬家,足跡包括桃園縣新屋鄉、楊梅鎮、新竹縣、彰化縣西湖鎮,以及台中市等多個教會,幾乎遍及中台灣、北台灣。 「我們在家裡說客家話,在教會說台語,在學校說政府規定的華語。」在此機緣下,孫家3兄妹不僅台灣人、客家人意識強烈,也很習慣同時說3種語言,奠定孫偉志日後得以用「客語」、「台語」從事音樂教學的基礎。 伴父走過血癌危機 1993年,孫偉志父親孫武夫接受洛杉磯某教會的聘請,全家移民美國,而正就讀台北市立師範大學四年級的孫偉志與哥哥Paul則因學業留在台灣,只有妹妹Mandy跟隨父母至洛杉磯求學。 2003年7月,孫偉志在大學畢業,教了幾年書後,便飛到洛杉磯和父母團聚,同時準備申請研究所就讀。 「當時本來想申請更好的學校,但這是上帝奇妙的作為,阿蘇薩大學很快就接受我的申請。」後來,孫偉志亦慶幸申請到住家附近的學校就讀。「因為爸爸在同年9月,被醫師診斷為罹患血癌。」 往後將近2年,孫偉志往返於學校、家裡與醫院,並長期輪值「大夜班」,以看護生病的父親。「我真的很慶幸沒有到外地唸書,不然,便無法兼顧學校課業、家裡與父親了。」 在家人細心照料下,父親幸運地康復,而孫偉志學校也將畢業。「我覺得很幸運,才剛畢業,學校便聘任我為兼課老師。」 其後,孫偉志不僅獲聘為阿蘇薩大學兼任鋼琴教授,並擔任該校專業伴奏教師。 6歲學鋼琴 國中任教會司琴 「我6歲時開始學鋼琴,國中時便開始在爸爸的教會裡當司琴了。」 從小開始習琴,自幼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的孫偉志,高中時突然「開竅」,立志於「音樂」一途;其後,孫偉志畢業於台灣台北市立師範大學音樂教育系,主修鋼琴、副修大提琴與聲樂,在學校時便受邀參加多場音樂會,擔任鋼琴獨奏、伴奏,為活躍的校園音樂家。 大學畢業後,孫偉志曾任台北市立農國小、台北市天母三玉國小的音樂教師、班級導師、一般學科教師,以及行政教師,教學時間長達11年,亦獲選為「台北市優良教師」,致力於兒童音樂發展;同時,孫偉志也活躍於各教會,先後在台中民族路教會、台北松安教會、台北雙連教會擔任詩班指揮與鋼琴伴奏。 「到美國後,我一直跟爸爸媽媽同住,彼此照應。」與父母同住在哈仙達崗的孫偉志,正計劃將來繼續深造,攻讀鋼琴或指揮博士學位;而仍未婚的孫偉志,對於將來另一半的要求,只有「基督徒」一項。「像父母一樣,共組基督愛的家庭,是我的理想。」孫偉志如是說。 文/ 記者陳美伶

周清耀、黃文香

「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我,能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員,首先要感謝黃文香的付出,因為她的投入才能帶動我深入的參與,雖然我倆個性互補,但也許只顧"衝衝衝",其間容易得罪人。我參加社團遇到許多挫折,但社團中最需有度量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必竟正義產生關懷,大家做法也許不一樣,別忘了,理念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全僑聯盟洛杉磯支盟理事長周清耀有感而發地說著。 1981年來美,周清耀雖然住的比較遠,追溯民進黨還未成立前,重大黨外活動及民主活動,他從不缺席。由於過去生活背景比較苦,他習慣站在弱勢團體一邊,即使做生意圓融,八面玲瓏,但從沒流失過應有的正義感,及對強權的反感。 911之後,才積極投台美社團,起步比許多社團前輩晚,但因為活動力強,廣結人脈,愛做節目的他,與夫人黃文香,兩人總是「孟不離焦」地夫唱婦隨主持活動,在部分台美社團轉型成為較為活潑的型式發展後,他們在其間也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周清耀 從小就是好幫手 周清耀,1949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世代務農,祖父在日據時代把田地租給佃農,轉而經商做雜貨店及海產批發,祖父的店當時是清水附近地區唯一兌換糧票的地方,在地方上頗富威望。國民黨政府時代,記得上小學之前,經過三七五減租,後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沒有了田地家道中落,父親長子接下祖父的批發漁類海鮮,因為媽媽生下9男1女,他排行老七,人口眾多,父親辛苦維持生計,家境小康。 周清耀從小就非常懂事成熟,看到家中情景,當時他還記得讀小學註冊要6元,父親根本無力負擔他的學費。他為了能讀書,一年級就開始節儉存下零用錢,從小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他的每一學期學費,都是他平日自己零用錢存下繳交,以減輕家中負擔;由於家中長兄去台中掙錢貼補家計,雜貨店經營的很辛苦,周清耀放學後,一定要回去家中幫忙雜貨店工作,絕對不能偷懶,每天就是像個小大人在做生意,吃苦耐勞,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玩樂時光。 家中工作重擔影響到小學幾乎沒有辦法好好讀書,過去流行課後補習,周清耀急著想升學,6年級下學期,決定向母親開口,好不容易媽媽湊錢讓他補習一學期,終於得以考上清水初中。 然而父親實在無能力負擔他上初中,周清耀只能再度央求媽媽,表達自己想讀初中,媽媽遂瞞著父親讓他繼續讀初中。但經爸爸發現後,媽媽保証,所有的書都是跟鄰居借就可,學費自理,由於距離家中只有三分鐘路程,開銷不多,父親看他一心求上進,終於答應他去上學。 對周清耀而言,初中學費也是省吃儉用節省下來,老師還特地為他申請補助,學校也唯一只有他的學費是分期付款。從小就有美術天份,初中美術老師惜才曾想免費指導他的長才,但父親以家中無法開銷,他也只能放棄自己的興趣。 初中順利畢業,周清耀實在不敢再向父親要求升高中,剛好當時大哥、二哥在台中表叔家幫忙開店賣肉鬆。二哥學了技巧後,也跟著在市場開店賣起肉鬆,順便叫周清耀看店,二哥則去當兵,因此他16歲就獨當一面出去作生意,去大餐廳送貨,學會不少做生意打交道的技巧,當然也有面對店家不滿意小毛頭來談生意的臉色,周清耀總是以誠懇化解,養成他從年輕時就有好EQ。 二哥退伍後,周清耀仍然有想上高中的夢想,眼看自己磋砣兩年,再過一個月就是高中聯考,他下定決心買了一本考前總複習,晚上看書,白天作生意。結果,竟然還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中高工夜間部機械科,讓他如願以償。 周清耀半工半讀,台中高工三年級時因為成績優異,還沒畢業就被受聘到工廠作機械操作。 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被分配到海軍陸戰隊。由於過去大學生就可以當預官,後來改制需通過預官考試,他當兵第一年正逢制度首年改變,那屆新兵80%都是大專生,周清耀相處後,十分羡慕大學生涯,也立志有一天自己要再繼續升學。 企劃頭腦贏得轉機 周清耀雖然家中環境辛苦,但在軍中展現活動力超強的天份,一連總共有156人,結訓考試竟然考過大專生,文科、武科都是第一名,文武雙全,成績遙遙領先,這也讓他奠定自信心。但是6個月後,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式,規定只要前12名都可以留下當助教。但周清耀此時發現國民黨的腐敗,原本第一名的他,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結果變成第13名,被派駐在外;有趣的是,後來還好是營長愛才,找他回去做營部代理受訓官,管的正是政戰訓練,專管國民黨黨証。 1980年,退伍之後,踏入職場,由於現場操作機械能力表現不錯,做了二、三年就升上業務部做營業課長,同時忖量已有能力考大學,所以又半工半讀,考上逢甲工業工程系。「公司董事長很疼我,為了鼓勵我讀書,學費全是公司支付,對外則說是他的求學可以幫助公司成長。這點讓我很感激,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讀書... 」周清耀感激人生中的貴人。 但好景不常,公司後來受火災波及關閉,他被空降到關係企業,為了感恩圖報,雖然英文不是頂好,他工作十分賣力,步步高升,做到經貿副理,協助海外事業發展。 更難得的是,周清耀發現公司都是OEM,明明自己的機械產品做的非常好,卻掛著美國品牌,只有擔任代工的份,市場全被美國人士控制。他遂突發奇想,寫了一份「如何在美國做生意」的企劃書,強調企業要領先腳步,就要創下自己品牌。董事長看到這份企劃案,決定就安排孫女、孫女婿,及周清耀派來美國開發市場。 1981年,來美之後,公司就設在紐澤西,不過,「計劃還是趕不上變化」原本要大展身手,股東內部有紛爭,最後還鬧到被交通銀行託管。子公司遂很聰明切斷臍帶,變成獨立公司求生存。後來,簽証到期,另外一家公司爭相聘請,2倍的薪水,邀請他到田納西上班,並代為申請綠卡,周清耀得以留在美國,由於他的企業頭腦,不但擴大規模,還為台美機械企業做了很好的橋樑,許多台灣品牌,全部都由他服務的企業做代理,讓台灣機械產品,順利入美行銷。 做了一段時間,他當時的好友-Sandy 黃文香在洛杉磯的親戚因迷你超市急需人手,周清耀遂把股份一起買下來。在一兩年之內,又將超市擴大規模超過2倍,生意興隆後,2年以內,用10倍的價錢賣出去。 之後,剛好又有一家餐館,因為股東要回台灣,他決定買下股份之外,並做管理工作。即使餐館又是外行,但營業額還是翻了一翻,作到嚇嚇叫,原本以為平安無事,但不幸的是,出國一趟旅行之際,因為一起管理費200多元未繳,周清耀碰到黑心律師未處理好,結果竟然被搞到店面被查封,還把一個小案件弄到上法院。周趕快回國上法院,但已為時已晚,處境宛如從天堂掉到地獄。 還好,老天特別眷顧,又找到了新的餐館,在West Bonaventure 大飯店頂下一間速食店,一直做到現在,生意財源滾滾而來。不過,世事難料,2001年,911之後,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約八成移出,生意備受影響,他笑著說:生意目前尚能糊口。 從小學開始,就開始接觸做生意,對於中小企業及店面經營,自有一套獨到的看法,他表示,「生意的訣竅,首重研究消費群,有生意量卻賺不到錢是沒有本事,沒有生意量做不到是應該的,但是若是沒有生意量還能做到,就是奇蹟。」他比較偏重拿下有生意潛力的店面,花時間研究消費者需求,改變經營體質來賺錢。 雖然從小生活很困苦,但周清耀成長之後,事業堪算一帆風順。之前,他曾參加多次台美社團活動,但並未涉入其中,但911之後,體驗人生無常,生意在能維持之下,他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提早投入以行動支持台灣的心願。他選擇投入台美社團。 在台灣28歲時就已加入青商會及國際同濟會(KIWANIS)參加公益活動。1995年,也加入華人的獅子會,但因為餐館的關係,實在無暇顧及。911之後,周清耀決定奉獻自己的時間,參加社團公益活動,首先加入聖東同鄉會,2003年成為會長。 他也曾幫忙第二屆台美小姐選拔賽任企劃總監,出錢出力任台灣會館的董事會董事,2002年,協助李木通促成全僑聯盟成立洛杉磯支盟,任首任副理事長,2005年接任洛杉磯支盟理事長至今。同時,2004年他也接任台灣大專校友會會長至今。 他非常感謝一生中能擁有黃文香,她是生活生意的夥伴,更是愛台灣共同理念的紅粉知己。從師範大專校友會,2003到2005年做會長,兩人夫唱婦隨。 黃文香熱情 周清耀艱忍 在周清耀眼中,黃文香耿直熱情,有正義感,熱中台美社團,但直覺的付出,有時並考慮周詳,就一路往前衝,不在乎別人的批評、指責、或誇讚,是容易得罪人的個性,她也可以馬上道歉,即時修正,馬上再出發,"衝衝衝"是她的缺點,但也是她的特點。周清耀不諱言,他是個按步就班的人,個性較艱忍沉穩,兩人是一種互補,有時的確也得幫她"善後"。 生意做的順利,但為了自己的理念勇往前進,卻也讓周清耀在社團跌跤過,「社團人士個個都是出錢出力為理想在打拚,與做生意不同,所以人際關係顯得更微妙,比做生意要複雜很多,必需有高度耐心來處理。有時社團因為人際問題,感情誤會被磨到連朋友都做不成,卻忘了其實大家的理想都是一致的,若能拋棄個人本位主義,放開心胸放下誤解,才能促成接近理想目標。 如何團結力量促進社團和諧,是我在社團一直在學的功課。」周清耀語重心長地說著。 文/林蓮華

周正烜

周正烜在聖蓋博市的事務所,一進門就是一整面牆的感謝狀和表揚狀,謝謝他擔任義工,協助移民解決法律問題;或是表揚他在移民改革上不計分文的加入遊說組織,希望爭取移民權益。 羅耀拉(Loyola)法學院畢業後,周正烜沒有到畢業生擠破頭的知名律師事務所上班,而是進入在波莫那(Pomona)的聯邦法律援助所任職。 沒有令人羨慕的收入,他的工作是幫助無法負擔律師費用的中低收入戶,甚至是非法移民,解決法律問題。 「我記得有一回,一個付不出房租的房客被房東趕,房客找到法援所來,希望我們幫他。那我就得到他家去看啦!他就提醒我,一定要穿長袖長褲才去,因為他家超髒,如果沒有把全身包好,可能會被跳蚤咬得滿身。」 「結果,真的是那樣耶!」 另外一次,是一個因為家暴受害婦女希望法援所幫她爭取離婚,周正烜擔任律師,必須代表婦女出庭。 他說,在法庭上,他見到婦女同樣也是西語裔的丈夫,一隻眼睛還戴著黑眼罩,惡狠狠的瞪著他,「還真的蠻嚇人的!」 在法律援助所的體驗,加深周正烜一向以來「支持弱勢」的想法,讓他參與更多沒有酬勞的義務工作,也堅定他以移民法領域為主的專業理想。因為移民法對他而言,創造的是「win-win-win」三贏的皆大歡喜。 第一贏是委託他的客戶可以實現美國夢,留在美國新大陸;第二贏是他自己,可以獲得酬勞;第三贏是美國政府,多了一個納稅人。 「對我來說,幫助別人,好像比賺大錢還重要,也更能讓我快樂,這也是從我爸爸學來的金錢觀─只要少花,就可以少賺。」 這就是周正烜。 認識周正烜的人,都會覺得「這人超不像『律師』!」他總是笑到眼睛瞇成一條線,不疾不徐,非常溫和的,把快樂、舒服的氛圍,帶到他在的地方。 想當計程車司機  誤打誤撞成律師 周正烜是台灣70年代「小留學生」的典型代表。10歲時和媽媽、妹妹移民美國,留下當時仍在執業的醫師爸爸,「我爸就是那時候做流行的空中飛人啦!」 他回憶,當時下飛機的第一站,是已經在美國的舅舅舅帶他們到「丁胖子」吃早餐,「有豆漿、燒餅,我根本不覺得是在美國!」樂觀的天性,加上小小年紀的學習潛能,周正烜很快就適應美國的生活。 加大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與修辭學雙學士畢業後,怕「血」的周正烜知道自己不可能繼承爸爸和爺爺懸壺濟世的使命;數學、科學成績都不好,也不能專研理工,「大概是我媽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血液在身上吧!就決定去念法律。」誤打誤撞,周正烜因此進入這個讓他無法忘情的領域。 不過他透露,小時候自己做想做的,可是開著小黃車大街小巷跑的計程車司機! 他記得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有一回和外婆、姨婆一起在台北搭計程車,外婆隨口問他長大以後想當什麼,「我就說,我想當計程車司機,因為可以把每個人載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又可以自由自在的開車,很棒耶!」 「沒想到姨婆一聽,罵我沒志氣!惹得開車的司機先生火氣全來,就把我們趕下車了!」 成家立業 台灣會館是媒人 去年10月,周正烜和認識3年的女朋友結婚,妻子是南加州華文電視台的資深記者盧意,盧意曾經說,最喜歡抱著周正烜的感覺,「很像抱著一隻大熊,超有安全感。」 周正烜透露,他和太太認識,還得拜台灣會館之賜。 當時他們一個是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的會長,一個是電視台記者;後來,一票記者和他成了好朋友,下班就到他家玩,他和盧意才有進一步的接觸,發現這個女孩好開朗,也和他一樣超級愛笑。 他開始請花店每天送一束沒有屬名的鮮花到盧意的辦公室,「她根本不知道送花的是誰。」 直到有一天,鮮花上附了一張「紅心2」撲克牌,盧意才曉得,是喜歡變魔術逗她開心的周正烜,他因此贏得美人心;一年多後,周正烜選在去年兒童節,在迪士尼樂園向交往一年多的盧意求婚,完成終身大事。 樂天的周正烜笑著說,現在他最開心的,是當太座的「小跟班」,陪主跑好萊塢的盧意到處採訪,幫她照相留下紀錄,或是跟著老婆到媒體試映會,搶先體驗還沒上映的新電影。 文/朱乙真

周烒明與吳秀惠 挑戰巴金森疾病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屋裡傳來悠揚的大提琴聲,耳畔響起熟悉的曲調,吳秀惠覺得很安心,這是個寧靜的上午,波特蘭(Portland)的天氣晴朗又溫和,他們退休已經一年多,日子過得悠閒而愜意。她在庭院裡整理一陣花草後,覺得周遭一片靜謐,琴聲早已停了,「他在做什麼?」帶著好奇,她走進屋內,見他正聚精會神地在起居室裡作畫,不禁莞爾。 周烒明醫師得了巴金森症已經六年了,每天藉一些溫和的運動如拉提琴和作畫等來緩和巴金森症狀的發展。「作畫或拉琴都沒問題,就是不要騎單車或拉單槓,太危險了。」吳秀惠醫師說。 「她有時像在管孩子,我都聽她的,我從年輕時就一直聽她的。」周醫師似認真似玩笑地說。「這不是真的。」吳秀惠展現一貫甜美的笑容。 年輕時,他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兩人畢業於台大醫科,集美貌、才智與好的家世於一身。到了美國後,為了台灣人運動,走過漫長的奮鬥路,如今功成業就備受尊崇,卻面對健康的威脅,繼續迎接挑戰,共同譜著生命的另一闕樂章。 令人羨慕的一對 唸書時,他們就是受人注目的一對。兩人都是台大醫科的高材生,女的溫柔美麗,男的英俊多才藝,尤其當周烒明在台上演奏小提琴時,翩翩風采更是吸引了許多人。 周烒明在日本出生長大,父親周耀星先生原籍台中清水,早年留學日本,是第一個通過日本高等文官和司法文官雙重資格考試的台灣青年。在東京時任職日本國鐵,二次大戰後回到台灣,出任「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後來當執業律師。 從東京回台灣時,周烒明已經十七歲,插班考進建國中學唸高三。不到一年,就在畢業旅行時認識了就讀二女中的吳秀惠,心中暗自傾儀。高中畢業後,因為喜愛藝術,考進師大藝術系,卻因父親的強烈反對而輟學,隔年重考進了台大醫學院醫科,成為吳秀惠的學弟。 吳秀惠從小以會唸書聞名,有一張甜美的笑臉,講話輕聲柔氣,二女中畢業後,順利考進當時算是和尚班的台大醫科,唸書時追求者甚多,情況猶如眾星拱月。周烒明年輕時長得一表人才,深富藝術氣質,又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在學校時就備受注目,進了台大醫科後,因為心儀吳秀惠,不久即展開三天一封情書地熱烈追求,後來總算感動對方,兩人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結緣。 吳秀惠畢業後在台北龍山寺前開了一家診所,義診了一年,然後在1957年時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 of Wisconsin)深造。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留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酵素研究所擔任生化研究員。周烒明畢業後在岡山當了一年半的外科醫官,接著在馬偕醫院接受數個月的外科訓練,然後拿到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在1959年到威斯康辛與心愛的人會合。那年年底,兩人在麥迪遜(Madison)城結婚。婚後,吳秀惠繼續工作,周烒明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基礎醫學,同時在威大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擔任住院醫師,計劃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後,即雙雙回台服務,前程充滿了憧憬。孰料1963年發生了一件事,急遽地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那年,周烒明即將拿到博士學位,因為護照到期,便寄護照到芝加哥的中華民國領事館申請加簽,結果了無回音。打電話去查詢,領事館的人含糊搪塞,他心裡覺得有異,因此和吳秀惠開車南下芝加哥,專程跑了一趟中華民國領事館。去了之後,才發現他們已經被國民黨的特務列入黑名單。當時,領事館的人要周烒明寫悔過書,保證從此不再參加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周烒明執意不肯,當場掉頭離去。 「就這麼一個關鍵性的決定,我們全家都變成沒有國籍的人,我和秀惠開始面臨居留、身份、就業和生活等一連串的現實問題,而且從此二十八年,望斷歸鄉路。」時隔三十多年,回憶當年走出領事館的悲憤心情,周烒明醫師的神情凝重又飄渺,他眺望遠方,徐緩而清楚地講述著那個劃生命年代的往事。 他說,他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始自十七歲那年,他從日本回到台灣不到半年,就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二二八大屠殺,當時父親的一些朋友如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等好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蹤,從此下落不明,恐怖的陰影日日籠罩著每個人的心頭,他年輕的心也充滿了同情與憤怒。 「進了台大,正值白色恐怖時期,大家都避免談論政治。後來到了美國,越戰方興,大學裡反戰的情緒非常高昂,威斯康辛大學和加州柏克萊大學更是著名的自由派校區,我身受自由思潮的衝擊,也開始思索著台灣的問題。」周醫師回憶說。 當時,威斯康辛大學有一群台灣留學生正醞釀籌組「台灣同鄉會」,周烒明因為在附屬醫院擔任醫師,便以教職員的身份向學校借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活動,並且向校方申請「台灣同鄉會」的社團登記,因此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暗中注意。 早在1956年,即有一批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如陳以德、盧主義、林榮勳等人,在費城發起「台灣人的自由台灣」,首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先河。該會在1958年正月改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開始在美國各大學和各城市傳佈台灣獨立的理想。 1962年,陳以德停留麥迪遜,在周家宿了一夜,由周烒明出面邀請一些台灣學生到家中座談。周烒明因此被國民黨的特務密告,將其名字列入黑名單,致使他後來失去中華民國的護照。 1963年,他們的老三出生,吳秀惠辭去酵素研究所生化研究員的工作,專心在家照顧三個由襁褓到牙牙學語的兒子。周烒明的醫學博士學位眼見就要得到了,卻因為去了一趟芝加哥,拒寫悔過書,導致全家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因為那時倘若拿到博士學位,勢將失去留學生的身份,隨時會被遣送回台。在那個蔣家威權至上的年代,一旦回台灣,後果不堪想像。但若要留在美國,卻又因為沒有國籍,無法申請工作。 周烒明於是採取拖延的策略,延至1964年才拿博士學位,但在畢業之前,就收到移民局寄來的第一張限期離境通知,兩人都感到不安。幸好周烒明那時在神經病理學的研究已經相當出色,連續發表的論文都獲得醫學界的重視,他的指導教授Dr. Reese因此特別商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留他在威大當助理教授。同時,威大法學院的教授兼執業律師的Dr. Dewitt也仗義免費為他們申請在美國的合法居留。 在Dr. Dewitt熱心幫忙下,他們和美國移民局一共纏訟了四年。在這段身分未明的期間,他倆真正走向鼓吹台灣獨立之路。1963年十月,他們大力促成的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鄉會」正式成立,這是全美第一個公開正式登記的「台灣同鄉會」。接著堪薩斯、奧克拉荷馬等地的「台灣同鄉會」紛紛成立,與當時國民黨控制的「中國同學會」分庭抗禮,成為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 1965年初,由周烒明擔任召集人的「台灣問題研究會」在麥迪遜成立,此後該會定期發出「台灣論壇」刊物,鼓吹全美各大學的台灣學生展開政治活動。 同年十月,周烒明進一步在麥迪遜召開「台灣人菁英聯盟大會(Formosan Leadership United Congress)」,自己出任總召集人。當時,日本、加拿大及美國等地的台灣人社團都派代表參加,氣氛非常熱烈。經由這次會議,大家建立共識,決心共同整合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 1966年,費城的台灣獨立聯盟與麥迪遜的「台灣問題研究會」結合,共同成立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任期六年。 這段期間,他們的生活看來很艱苦,沒有國籍,沒有身份,孩子年幼,經濟不寬裕,工作與居留無著,隨時有被解送出境的威脅。但提起在威斯康辛的這段歲月,吳秀惠與周烒明卻異口同聲地說,那是他倆一生中最懷念的時光,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與旺盛的奮鬥精神,還有一群無畏國民黨壓迫的同志們,一起勇往直前地推展台灣獨立運動。「那種心連心的情境是最美的情懷。」吳秀惠醫師說。 學術界放異彩 1967年,經過四年的纏訟,他們二度接到移民局寄來的限期離境通知,這時日本正好發生柳文卿被強制遣送回台的事件,情況猶如雪上加霜,使他們的心情更加沈重。 正在憂慮之際,幸好出現一道曙光。原來那時西維琴尼亞大學(Univ. of West Virginia)醫學院正需要一位神經病理科的醫師,周醫師的條件正好符合他們的要求。於是該校一方面聘請周醫師擔任神經病理學的教授暨住院醫師,另方面商請該州的Stagger參議員以西維琴尼州急需周醫師的專長為由,提出准予周家居留的特別議案。這個議案一直到1968年在議會獲得通過,周家延宕多年的居留問題才告解決。 「我那時真是懷著感恩的心,到西維琴尼亞大學就職,因此上任之後,工作格外認真。」周醫師說。結果他的表現果然非凡,在短短兩年內,無論在教學、學術研究或臨床診斷方面,都受到相當的肯定,校方甚至打破慣例,擢升他為正教授,令人刮目相看。 周烒明在醫學研究上的數個重大發現,尤其受人矚目。早在1965年,周醫師在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時,就發現會引起脫髓炎(PML)的新病毒。1967年,又發現了IBM(Inelusion Body Myositis)的新肌肉疾病,在「Science」的學術雜誌上發表後,引起廣泛的重視。1971年,他在西維琴尼亞大學任職時,更進一步提出有感染性的「Adenovirus病毒」的「慢性病毒相似論」,在「Neuropathol Exp Neurol」的學術雜誌上發表,獲得該年最優秀的「摩爾論文獎(Mathew Moor Award)」。 這項「Adenovirus病毒」的發現隨後導致許多相關的醫學研究。1973年,著名的醫學家Dr. Prion即以此開始,發現了由「Adenovirus Type 32」引起的新慢性腦炎,對人類的健康有著劃時代的貢獻。 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間,周教授進一步地與諾貝爾獎的得主Dr. D. C. Gajdusek合作,共同發表了許多備受矚目關於慢性腦炎的論文。這些輝煌的成就使他成為國際素孚眾望的腦神經科專家,每年都有不少世界各國的醫師專程到西維琴尼亞大學,跟隨他做研究。他也經常應邀到日本、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和澳洲等國家當客座教授。 1978年,西維琴尼亞大學慶祝百年校慶時,選出一百年來該校最傑出的十五名科學家,周烒明教授的大名赫然列在其中!這項殊榮正足以說明他在醫學上的成就,早已獲得國際的認定。 但當他享譽國際醫學界,每年指導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腦神經科醫師時,周醫師說,其實他的心底一直存著一個遺憾,那就是他最深愛的故鄉台灣竟因為他是台灣獨立聯盟的中央委員長,沒有任何一個醫科的畢業生申請隨他作研究,也沒有任何一個醫學院的教授推薦學生來和他學習,當然更沒有人敢請他回台講學。 1981年,全球聞名的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禮聘周醫師擔任該院的神經病理科主任暨住院醫師訓練班主任。長期執教於大學的周教授覺得這是一個從事更多臨床診斷的好機會,於是前往克里夫蘭就任新職。爾後十年,他不僅成為全球診治腦神經疾病方面的權威,更發表了許多與臨床有關的神經肌肉、腦瘤和各種變性腦瘤的醫學論文,同時寫了一些教科書的篇章,並在1987年擔任美國「神經病理學會」的副會長。 1991年,在克里夫蘭醫院服務十年的周醫師再度對他的醫學生涯作新的規劃。這年,座落在舊金山專門研究肌肉萎縮症的「Forbes...

韋傑里

「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

昆布勞

台灣掉到水中,美國絕不會讓她淹死沉沒,但也絕不會救她上岸。」FAPA總會執行長昆布勞明白地說著:「台灣若是要統一,美國也會尊重,相對地,假若台灣民意決定獨立,美國也不會讓台灣被中國搶走,美國人認為,台灣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台灣人民手中。」 昆布勞,若不是在FAPA為台美關係打拚16年,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曲家。 父子遨遊世界走透透 昆布勞,1958年11月24日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lem,11個兄弟姐妹, 5男6女,排名在中間;父親是二次世界大戰荷美聯軍的空軍戰鬥機空軍,後來轉成民航機師,得到父親特別地疼愛,昆布勞從小時候坐在飛機行李艙上,隨著機師爸爸遨遊全世界,從來長大時更趁著優惠機票,暑假時到各地去旅遊,父親為他打開視野,體驗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並快速適應,充滿探險性格。 因為小小年紀就世界走透透,喜歡做律師的昆布勞,決定在荷蘭選讀國際法,法學院讀完6年得到法學博士。但因為1981年,荷蘭潛水艇售台事件,他以此為博士論文得以名聲大噪。受邀來美後在馬里蘭州大學繼續台灣問題研究。 有一天,受朋友之邀前往一場5天國際時勢座談會,認識當時FAPA的王桂榮會長,在王桂榮力邀下,成為FAPA專任職員,這5天就決定他一生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深愛日本藝術的昆布勞,回憶16年前,「FAPA辦公室專任職員只有我一人,當時只想做2年,準備去日本,我寫的第一個決議案就是促請國會讓「台灣加入聯合國」。沒想到越做越想替台灣打抱不平,16年了,FAPA長大了,但是台灣仍未加入聯合國,而且會越來越難。」 1989年,只有一人,昆布勞校長兼工友,寫決議案時,沒有電腦,只能打字複貝,一一去國會辦公室打交道。王桂榮會長一年會去視察2次,「我每天都很忙,只記得王桂榮一下飛機就要去買菜,後來發現他整天忙著在做菜給我吃,台灣傳統美食的手藝,令人回味無窮噢。」 講起華文名字,FAPA前總會長王桂榮稱Cone Blaauw為“ 昆不老” ,但陳榮儒接任會長後認為,明明已漸漸老了,所以再幫他改為“ 昆布勞” 。 他幽默地說,當時侯一年只要寫一個決議案就OK,現在一年寫了6個決議案,大家還嫌不夠,昆布“ 勞” ,恐怕就是要他再勤勞一點。 黑名單中的「黑名單」 身為FAPA六朝元老,身經百戰,昆布勞想起最難忘的事,竟是「黑名單中的黑名單」;原來自1989年起,昆布勞投入海外台灣人爭民主運動,1990年,旋即被國民黨列黑名單,禁止入境台灣長達8年,。 「台灣早期官方人士並不喜歡我,丁懋時參加智庫傳統基金會,就曾粗魯地拒握我的手,當時真的感到很震驚,隔年,TECRO華府辦事處同仁要離開,我受邀歡送酒會,丁懋時竟然勒令我馬上離開。」 1986年,FAPA一直努力解除台灣黑名單,1992年,黑名單終於解除,但可能是參加FAPA,別人都解禁,唯獨昆布勞,就是不讓他入境,有一次許信良成主席帶領7人來美參加克林頓就職典禮,只要TECRO在就拒絕他進入。1996年,還是沈富雄與蔡明憲幫忙,才得以回台。 再次踏回台灣,昆布勞想起,以前少年時就曾多次造訪台灣探望外派新竹菲力浦公司的舅舅,沒想到後來會為台灣工作,1996年回到日日想念的台灣後,想到因緣於荷蘭人祖先於1624年曾佔據台灣,希望回饋台灣的心,FAPA竟然就成為他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志業。 1996年後,本土政權漸漸抬頭,更多人尊敬他,認識他。2003年,還受到陳總統肯定表揚特別頒發「國際民主鬥士」獎章,過去所受到的委曲,終於得到平反。 FAPA六朝元老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於1982年一群熱心台灣人事務的傑出人才共同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組成,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性機構,致力於增進海內外台灣人的人權及其它權益。 昆布勞身為第一個職員,如何打進國會?他笑說:「沒有秘方,只有建立友誼與贏得信賴。」回憶當時因為很年青,深知議員助理第一關,所以與國會助理建立良好的友誼,但只要對台灣好,甚至幫國會助理帶狗、做嬰兒保母、搬家做苦力,他什麼都願意作。 信賴,昆布勞十分用功,24小時隨叩隨到,國會議員想要知道台灣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昆布勞會將提供最直接真實全盤性的信息。 歷經六任會長,昆布勞適應每一個會長的作法和風格,每位會長也很尊重他的判斷力及經驗,他特別關切台灣獨立和人權問題,常讓台美FAPA成員自嘆不如。 昆布勞表示,台灣面積與荷蘭一樣大。但台灣命運多舛,人民絕對值得擁有自主權,享有獨立自由正常化國家的資格。假若自己是台灣人,會非常失望、絕望,台灣人根本不敢"做自己"。 草根外交中,猶太團體在國會很大很有錢,但對以色列前途看法卻是團結一致,從不吝於表達他們的"憤怒"。台灣受到中國打壓威脅比以色列更嚴重,但台灣人比較像棉羊,太悲觀太被動,喜歡跟著人家走,內部應該有自己團結致的聲音。 中國遊說國會勢力只有2-3年,還不夠專業,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大企業偏中;台灣內部最重要,雖然美國很願意幫助台灣,台灣不能老是想躲在美國背後。 與何燕青一見鍾情 何燕青,8年前,畢業政大國際法系,來美國首府喬治華盛頓大學就讀碩士,當初因為要寫一篇台美危機的論文,想查資料去找FAPA,後來自願成為工讀生。昆布勞當年就一見鍾情,但公私分明,昆的感情只能隱在心中,何回台工作,6年前因為FAPA遺缺,又被聘回專任,昆布勞3年前終於鼓起勇氣展開行動,直認再不採取行動,一輩子將會後悔。 相差16歲,昆布勞果然是成功的遊說客,約女主角先約會一個月試試看,由於興趣相合,被昆的浪漫深深吸引,喜愛作曲的昆布勞,還特地為何燕青譜曲"you are so beautiful",成功打動芳心,得以成為台灣女婿。沉浸在幸福美滿的何燕青,自此夫唱婦隨,是為台灣在國會打拚的最佳夥伴,神仙眷侶。 文/記者林蓮華

卓甫良 與TA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卓甫良﹝Bill Cho﹞是五十年代搭乘貨輪到美國的早期留學生。當時台灣經濟匱乏,對一個家境普通的孩子,出國留學是一條迢遙路。但他憑著毅力與努力,一步步朝目標前進,終於成為一個留學美國的核能工程師。 甫良來自花蓮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在苦澀的青少年期,即暗自仰慕教會裡一個家境很好又溫柔美麗的女孩,因此他不斷鞭策自己,希望日後有優異的表現,贏取伊人的芳心。 一九五○年,他考上第一屆台北工專土木科,離開自小長大的「後山」,來到繁榮的台北開眼界。兩年後,他自工專畢業,順利進基隆港務局服務。在港務局工作時,他常和大陸來的資深工程師在一起,因此知道出國留學是條通往升遷之路。但他亦明白公費出國的機會不會落到他頭上,因此回家找父母商量。幸好他的父母很開通,幫他籌到了六百塊美金的旅費。 「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甫良說:「那時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新台幣一千二,折合美金只有三十元。」 一九五六年十月,甫良開始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航行。他的第一站是到日本東京,因為他想見那個自年少即朝思暮想的女孩。這女孩叫林秋菊﹝Carol﹞,來自台灣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她的祖父是著名的漢文學者暨牧師林燕臣先生,執教於台南神學院的。她的伯父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而她的父親則是深受花蓮地方人士敬重的林安生醫師。 秋菊與她的兩個姐姐不僅身材窈窕、容貌美麗,並且很會唱歌、彈琴,是美籍宣教師彭蒙惠在台灣訓練的第一批「天韻歌聲」的歌唱天使。 甫良說:「林家三姐妹是當時全花蓮最美麗的三個女孩。」 他與秋菊從小在花蓮的教會長大。一九五三年,秋菊經由彭蒙惠宣教師介紹下,與二姐秋霜一起到東京基督學院求學,並在「日本放送協會」實習。因此足足三年,甫良未見伊人。這次想趁出國之便,一償心願。 他果然在東京見到了秋菊。兩人一起到市區的一所華人教會作禮拜,隨後吃個簡便的午餐,甫良便告別心上人,匆匆搭乘火車到仙台,再轉搭招商局的「重慶號」貨輪,橫渡太平洋。這次相見雖然短暫,卻雙方互相許下愛的諾言。 兩星期後,他在奧立崗的波特蘭﹝Portland﹞上岸,然後搭乘灰狗車到南加州的帕莎迪那﹝Pasadena﹞,打工賺學費。 在南加州,他寄宿在朋友處,替人整理庭院;賺取工資。隔年春末,幸運地獲得一份空中測量的計算工作,一個月可拿四百美金。因此到了九月,他存到一千三百塊美金後,便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安娜堡﹝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過起期望已久的留學生活。 由於經濟短絀,他在密大求學期間,也曾一度休學,到芝加哥打半年工,再回校復學。如此到了一九五九年年底,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獲得密大結構力學學士學位,此後境遇否極泰來。 一九六○年初,他得到普若康﹝Procon﹞工程公司的聘用,前往芝加哥就職。那年年底,相思多年的女友秋菊翩然降臨,帶給他無限喜悅。更美妙的是三個星期後,他們就在秋菊即將任職的教會舉行婚禮。 「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祝福。」卓甫良說:「以我太太當時的條件,追求她的人何其之多,而她竟然願意嫁給我,這是多麼地福氣!結婚之後,我在受她的薰陶下,做事、說話都比以前溫柔許多。」 成立MFCF 秋菊自到芝加哥後,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歸正教會擔任音樂總監,兩人在教會附近賃屋而居。此後四年,甫良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在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究所修習碩士課程。他們亦相繼生下女兒慧麗與慧文,共建一個美滿的家庭。 甫良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換職到馬奇﹝A.G. Mckee﹞工程公司服務。一九六七年,秋菊亦換職到芝城北岸﹝North Shore﹞的一所華人教會擔任音樂指揮。這個變動無意竟帶給他們生活上很大的變遷。原來他們住海德公園時,一直在秋菊服務的華人教會作禮拜。搬到北岸後,甫良轉到共同使用一所教堂的日本人教會作禮拜。 他說:「在情誼上,我們能與華人教友們保持親密的關係。但在政治理念上,由於親歷二二八事件,目睹國民黨軍隊殘酷地屠殺害台灣人,我們很難與華人認同。所以搬到北岸後,我轉到日本人教會,而在內心裡,更希望能用台語,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崇拜上帝。」 正因為其他的台灣人基督徒也有這種渴求‧所以一九六七年年夏天,住在中西部的十餘戶家庭,包括芝加哥的卓甫良夫婦、愛荷華的陳植哲夫婦、明尼蘇達州的趙聰仁牧師等,共同在威斯康辛州日內瓦湖畔的青年營區,舉辦一個為期三天兩夜的靈修會,首開北美洲台灣人夏令會的先河。 卓甫良說:「當時每戶只繳象徵性的四十元,大家一起準備食物、探討信仰,大人小孩都很快樂。這個靈修會就這麼年年辦下去。後來,我們邀請宋泉盛、駱維仁等牧師來講道,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一九七三年,我們正式成立『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MFCF註一﹞』,隨後陸續在芝加哥、愛荷華、底特律和托利多﹝Toledo﹞成立分會。」 MFCF連續辦十三年後,熱心參與的莊明哲教授與卓甫良等人認為必需變更夏令會的內容,以便作進一步的突破。因此在一九八○年十一月,MFCF理事們假芝加哥的楊忠正家,召開最後一次理事會,決定將基督徒靈修會變更為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台美青少年夏令營,服務的對象擴展至非基督徒的台灣人家庭,基金會的名稱亦因此更改成「台灣人協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通稱「TAF﹝塔夫﹞」。 播下芥菜子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卓甫良說:「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有過辦青少年夏令營的經驗。但我們決定效法耶穌的奴僕精神,嘗試培育第二代的台灣認同與領導能力。」 此後,奴僕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成為TAF的主軸,每個領導人都必須具有默默為人服務的精神。TAF成立時,大家公推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莊明哲教授為創會會長。莊教授為一傑出的精神科醫師,非常注重兩代之間的溝通,因此在他擔任會長的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TAF夏令營皆以「溝通」為主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的張信義醫師繼任第二任會長,主張加強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節目中增加不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識,「認同」成為那兩年的主題。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擔任第三任會長,強調訓練第二代的領導能力,於是在往後兩年,「領導才能」遂成為夏令營的主題。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任第四任會長,認為一個人內在的倫理價值深深影響著其作為,因此主張重視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倫理價值觀。 「每任會長都很用心。」甫良笑著說:「結果,每人都為TAF帶進一些新觀念。」 一九八九年,第五任會長陳植哲博士邀請美國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Brad Smith﹞對TAF作一個全盤的評估。結果史密斯在報告中指出 :TAF深具有發展的潛力,關鍵在第二代是否能接班。這項評論帶給大家很大的鼓舞與思考。 「因此,盧志華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接任會長後,即開始啟用林志文﹝Bob Lin﹞等數位第二代,從事夏令營的事工。然而年輕一代的真正深入參與夏令營,則是在林健華任會長時才開始的。」卓甫良又說。 TAF夏令營因為自力更生,經費有限,很多工作都由義工幫忙。尤其週一到週五,爸爸們上班,照顧孩子們的責任都落到媽媽們身上。當年,林秋菊、廖淑清、廖幸瑛等許多太太們都是長期的義工。 「照顧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秋菊說:「因為一大群孩子,正是處於生龍活虎的年紀,尤其好不容易遇到這麼多來自美、加各地,年齡、文化背景皆相同的朋友,都非常興奮,經常徹夜聊天、歡鬧、不睡覺,相當令維持秩序的媽媽們頭疼。」 「但是大家朝夕相處了七天,都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接著說:「義工媽媽們都成了好朋友。孩子們更是熱情,每逢要分離,便互相擁抱、哭泣,難分難捨。往往來接孩子的父母等著上路,孩子們卻頻頻和這個、那個道不完的別離。每回看到這情景,就覺得再辛苦也值得。」 就這樣,望著孩子們的笑顏,許多辛勤的園丁年復一年,不斷播下培育下一 代認同台灣的種子。 傑出的核能工程師 一九六八年,卓甫良換職到另一家以興建核能發電廠聞名的沙金特與朗迪﹝Sargent & Laundy ﹞工程公司服務,從此跨進興建核電廠的新領域。 七十年代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黃金時期,甫良的公司光在伊利諾州,就興建了十三所核能發電廠。他因為連續解決一些不尋常的工程問題,受到公司的器重,職位一再被擢升。後來則轉到評估核電廠安全的新領域。 「幸虧我轉行得早。」他後來說:「因為一九七八年,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突然出事後,全球各地紛紛禁建核電廠,所有興建核電廠的工程公司都大量裁員。我因為已轉到核電廠安全評估部門,才逃過失業這一劫。」 儘管如此,有時工作上的一些人事,仍然令他感到困擾。因此在一九八七年,他向服務十八年的沙金特與朗迪公司請辭,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 但畢竟他的專業長才深受肯定,創業三年半後,伊利諾州政府的核能安全署特別聘他擔任全伊州核能安全的鑑定專家。所以往後十三年,卓甫良自芝加哥搬到春田鎮﹝Springfield﹞,負責全伊利諾十三所核能發電廠的安全評估。直到二○○二年年底,他屆滿七十歲,才申請退休。 「回顧這一生,我一共當了四十二年的工程師。」卓甫良有感而發地說:「其間得過不少獎,也受到許多肯定,然有些人事問題,讓我感到疲憊。從事MFCF與TAF的活動,我則有全然不同的感受。那種大家同心合力、一步一腳印地朝目標前進、在困難中互相扶持的情誼,至今仍令我十分珍惜。」   辛勤的園丁 自MFCF至TAF,連續二十幾年,卓甫良像個辛勤的園丁,默默地處理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行政工作。期間,他也目睹TAF幾度遇到危機,再化為轉機的過程。 他說,八十年代,參加TAF夏令營的台美孩子大量增加,遂發生學員紀律問題。一九八六年,他們發現有學員擅自在營區飲酒,甚感憂心,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夏令營。 但TAF夏令營可能停辦的風聲傳出後,一些每年都期盼參加夏令營的孩子都很難過。結果他們自己協商,公推年紀稍大的林志文與第一代溝通,同意制定行為準則,並將自我約束,嚴格遵守,TAF夏令營才又繼續辦下去。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九十年代。卓甫良說,有些第二代青年要求夏令營去除宗教色彩,產生兩代之間的對立。為此,他寫了許多信,規勸這些年輕人說,TAF從零到現在的規模,全都建立在對基督的信仰與「奴僕領導」的基石上;一旦去掉基本精神,TAF將是空的。結果在不斷溝通之後,老少兩輩建立共識,反倒成為好朋友。 「如今,當年參與TAF的一些孩子都已屆結婚年齡。」甫良說:「我們有時會收到TAF孩子們的喜帖,相約去參加婚禮。大家見了面,都有說不出的喜悅。」 甫良退休後,與秋菊搬到風光明媚的加州爾灣﹝Irvine﹞。他曾在一九九六年發起成立TAF家庭營,讓週末來接孩子的父母們一起享受參加夏令營的樂趣,往後形成對TAF很有贊助作用的家長組。 他除了繼續核能上的研究外,更以較多時間領悟靈命, 如今,他更設計「鷹翅團契」的網頁,隨時與老友保持密切聯繫;同時進一步著手籌組第一代的「營友會」,希望把過去的義工們找回來,大家一起在TAF夏令營團聚,重溫往日的情誼。 「當年係本著服事的心情,創辦MFCF與TAF。結果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帶給我許多珍貴的友誼,真可說是福杯滿滿。」他語重心長地說。 註一:「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基金會」英文全名為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oundation,簡稱MFCF。

洪珠美

在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有座遠近馳名的二層樓洋房「玉美堂」,那是台灣人聯合事務會(FAPA)洛杉磯分會首位女分會長,洪珠美的祖厝。「因為爺爺期望8個孩子成家後都住一起,所以親手設計這棟擁有20幾間房、4座大廚房的大宅院」,也讓洪珠美小時候有一堆近齡玩伴,從小就是孩子王。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與母親林玉嬌婚後生了4女1男,洪珠美是家中的第3個女兒。當小小的洪珠美出生後,家族壓力降到連生3女的母親身上,觀念新穎的洪家爺爺特為媳婦「解圍」。 「我出生後,爺爺特地到媽媽坐月子的房中探視,跟她舉例『恭喜抬也罔』的故事,強調新娘子是坐在轎子裏,讓男生抬在肩上出嫁的,英國統治者也是女王,安慰她『女兒很寶貴』」。 洪珠美父親洪調舜當過兩屆彰化縣縣議員,當年家中門庭若市,常常滿座都是賓客,愛聽大人「講古」的洪珠美成為在座唯一一位小女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更讓她成為同齡伙伴的守護天使。「我小時候會跟叔叔、堂兄弟去『打獵(打厝鳥仔)』,曾因小調皮被處罰,也常為受委屈的同伴主持公道、報不平」。 白色恐怖逼親人離散 洪調舜原是國民黨員,早年想求去卻被國民黨百番刁難,後來轉到台中中區合作社任職,又因不想收取賄賂,被公司「炒魷魚」。「我爸爸不想在政治界、金融界同流合污,他的為人處事影響我很深」,也造就日後洪珠美堅持正義之道。 「228事件發生時,唸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的姻舅剛新婚就被抓到『火燒島(綠島)』,一關就是15年,他們夫妻離散多年後才團員」。當時的洪珠美因年紀小記憶不深,但她永遠記得成長過程中,父親常在大家談論國是時舉起手指,說「噓,小心牆外有人偷聽」。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已移民美國的洪家大姊趕緊為父母辦理移民來美,其後除妹妹還在台灣外,洪珠美及大姊、二姊、弟弟都定居美國。「白色恐怖的陰影對台灣人民影響很深,現在拿美國護照的爸爸仍然很怕『管政治』」。 這樣遠離政治的洪父,1993年在洪珠美巧手安排下,「參與」協助台獨聯盟份子、「台灣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突破返台。隔年5月洪珠美的弟弟結婚,想返台告知祖先的父母一回到故鄉,隨即被當地分局派員「請」到警局作筆錄兩小時,當時洪父還差點回不了美國,縱使台灣早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 當時洪珠美也被警局叫去偵訊,事後因怕被竊聽,不敢在家中聯繫台獨聯盟成員。「因為有太多台灣人被毒殺、無故消失的例子,媽媽那時拒絕食用警局送來的午餐便當,更拒絕警車護送他們回家」。 這件「護送史明」的豐功偉業,讓洪珠美家人因不捨父親被警備總部「關切」轉而責罵洪珠美,只有當事人隻字未提。「爸爸從來沒有因這件事責備過我,他只說一句『這是良心要作的事』」。 留學生太太蛻變成專業房地產經理人 1967年,洪珠美未婚夫李成奎來美,攻讀猷他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1969年踏出國門的洪珠美也到達美國,兩人同年成婚,婚後生下3女1男。當時不諳英語的洪珠美,邊就讀猷他州summer school語言學校,邊在猷他醫院工作貼補生活費,還到鹽湖城社區中心擔任社區義工,甚至開班授課。 「我從一個對美國生活完全未知的留學生太太開始做起,學會幫先生理頭髮、開車,也體驗到擁有專業及學歷的台灣移民,因語言與文化障礙飽受歧視的悲哀」。1973年底,洪珠美一家人搬遷到南加州,隔年兩個女兒才4、5歲,擁有靜宜大學商學系學士學位的洪珠美又回復職業婦女生涯,在一家食品公司擔任助理會計,負責管理每月高達100多萬元的廠務支出。 「我一直不願意與美國社會脫節,不管是工作、參加社團或擔任義工」,幾年後,因孩子要求「please stay home with us」,洪珠美選擇在家陪孩子成長,直到最小的兒子滿8歲才回到職場,轉任專業的房地產經理人。 現在,洪珠美的老大是皮膚科醫師、老二學有專精,唯目前下落不明、曾是台美公民協會成員的老三,在密西根大學景觀設計系碩士班就讀,目前在非洲修實習學分、老四是唯一的兒子,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洪珠美甚至有兩位可愛的孫子,當上「阿嬤」。 出國開視野、逐漸接受「震撼教育」  來美國前,曾糾正堂兄「批評蔣介石是劊子手」的洪珠美,因為在猷他大學接觸「台灣青年雜誌」等海外刊物,讀到多篇談論台灣的文章,才醒悟當年被國民黨「洗腦」,反而加深她日後在海外積極推動台灣事務的決心。 「這種震撼是逐漸的,像我先生在1970年擔任猷他大學首屆台灣同鄉會會長,當年就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返台時都有人跟蹤,管區員警還質問丈夫的弟弟『你哥回來幹嘛』」。 因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洪珠美與夫婿李成奎齊力創辦「台灣之音」,以電話與台美鄉親互報故鄉消息,甚至接獲許多外州來電,「台美人集聚一點一滴的力量,用我們的方式幫助台灣」。 1986年,響應由台灣大學護理系高材生陳翠玉創辦發起的「婦女台灣民主運動」,擔任南加州召集人的洪珠美,逐步踏實推廣海外台灣事務;1988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成立,以「發揮婦女才能,關心台灣事務」為號召,每年靠伊媚兒(email)跟電話舉辦兩次小型聚會、一次大型年會,身為創會會員的洪珠美跟NATWA一起學習成長,並出任第20屆總會會長,帶領會眾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拒絕扁政府以台灣名義的入會申請」抗議活動。 「今年NATWA成立已經21年,不但有專為第二代設計的NATWA II、出版年刊,還創辦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海外的台灣姊妹都因此學習成長、參與公共決策及關心台灣事務,大家相當團結」。 曾任台獨聯盟洛杉磯支盟前支部長、NATWA前總會長、前洛杉磯分會長的洪珠美,現在則是FAPA洛杉磯分會長,成為該分會首位女會長。「每次擔當新職位,每次都有成長,我也期許自己『再挑戰』,積極與加州10多位國會議員密切聯繫,推廣我們共同的故鄉台灣」。 從備受呵護的台灣女兒,蛻變到獨立堅強的台美女性,洪珠美體認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也見證台灣民主的進步及膠著,更親自參與推動海外台灣運動。在美國奮鬥的台灣女兒洪珠美,為台灣發光的堅持永不中斷。文/陳美玲

許忠政與許聖美 許氏人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許聖美參加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年會,與一大群活潑的姐妹們在一起時,總是安安靜靜微笑看熱鬧,與大夥人一起出遊,也顯得歡喜自如和氣安詳。她與丈夫許忠政常給人質樸誠懇、厚道務實的感覺,這對被華文媒體稱為「花旗參大王」的夫妻,或許覺得保持低調是他們比較自在的生活方式。 早年,他們在台灣是一對社會工作者,從事兒童福利與社區工作。到美國唸書後,因緣際會到五大湖畔的威斯康辛工作,無意中看到參農們種植花旗參,進而投入買參、賣參與種參的行業,經過多年的胼手胝足,終於建立一個產銷全球的「許氏參業集團」。他們的故事在敘述一對勤勞刻苦謙和務實的台灣人夫妻如何在美國同甘共苦奮鬥有成的人生。 因社工結緣 許聖美和許忠政交往時,聖美的父親對許忠政的印象是:「他的個性外向,看起來可能更適合做生意。」她知道這是不贊成的意思,因為在台大醫院行醫而且在醫學院執教的許瑞雲教授一直希望女兒嫁個醫生或學者,做生意看來不像個安穩的行業,何況兩人都姓許。 聖美不願忤逆父親的意思,但又放不下這份感情。從小她就是個安靜乖巧的女孩,功課很好。小學時,老師要她當班長,她惶恐地推辭,後來經過老師一再鼓勵,才硬著頭擔當,發覺自己也能做得不錯。長大後,原本希望唸護理,卻因大專聯考的分發誤打誤撞進了台大農推系,心裡倒不曾想過日後要推廣農業。 大學畢業後,她到基督教的「兒童福利基金會(CCF)」工作,關懷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子們。這段期間,認識了同樣來自長老教會作基督教社會工作的許忠政,兩人情投意合。 當時在躊躇的情況下,她曾請教沒有當醫生娘的三姨,問她對婚姻的看法。三姨說:「我雖然沒有像妳媽媽及妳二姨那樣嫁給醫生,不過我們夫妻的感情很好,婚姻也很美滿。」這些話增加她不少信心,只希望假以時日,父母會改變心意。 許忠政來自澎湖白沙島瓦硐村的一個農家,在家裡十四個小孩中排行第十。幼時家境困苦,不僅三餐常吃地瓜乾,而且因為澎湖風沙大,草木難生長,家裡沒柴燒飯,他得去撿牛糞,把牛糞貼在牆壁上曬乾,再拿來當柴燒。他說,他一直撿牛糞撿到唸初二為止,並且因為上了初中,應學校老師的要求,父親才去買了一雙球鞋給他,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當時又因為家裡是全村僅有的三、五戶基督徒家庭之一,時常受到村民的另眼相看,所以從小他就立志長大後要走出白沙島。 高一那年暑假,為了鼓勵澎湖的學生投考軍校,老師帶著十幾個澎湖的孩子到台北參觀軍校。一天晚上大約十一點鐘,他在街上看到幾個北一女中的學生在等公車時,還就著路燈看書。心想人家名校的學生都這麼用功,他一個鄉下孩子如果不加倍努力,怎麼可能考上大學? 這個啟示改變了他的人生,回到白沙島後,他發憤用功,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考上淡江大學,成為全村第二個大學生。接著,因為嚮往台大,在淡江唸了兩年,參加轉學考試,終於如願考進了台大外文系,成為許聖美的同校同學。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基於信仰與愛心,他到「台灣基督教福利會」的社會福利部工作。其後三年,從事過社區衛生、飲水、婦幼、以及關懷烏腳病患者等社會事工。一九六九年,申請到留美獎學金,到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大學(Univ. of Denver)攻讀社會工作學碩士。 隔年,許聖美也到了美國。兩人經過多年的交往與不斷的祈禱,總算得到雙方父母的祝福,高高興興地結了婚。由於許忠政在丹佛大學唸書的第二年領的是威斯康辛州政府提供的獎學金,畢業後必須到威州服務。所以在1971年,他拿到碩士學位後,即和聖美兩人起程前往威斯康辛州的芳都拉克(Fond du Lac)。他在州政府的社會局家庭服務司工作,許聖美則去唸她一直想唸的護理。 那時,許忠政負責威州七個縣的兒童福利,必須經常開車到轄區內的大鄉小鎮探訪失去正常家庭照顧的孩童們。他在僕僕風塵馳騁於大道小路間,無意中看到幾個參農們正在種植威州盛名的「綠金(Green Gold)」,心中感到震撼,也感到好奇。 威州見「綠金」 原來威斯康辛特產花旗參,當地人稱為「綠金」,一些德國和波蘭的後裔世代賴種此為生。許忠政在1973年第一次看到一大片高約一呎多、紅果實綠寬葉生意盎然的參田時,不禁愣住。心想這個在台灣常聽說的一級補的昂貴東西竟然是自己居住地的特產,不知效果如何? 他先買了兩磅寄回澎湖給體弱又患有胃病的母親服用。六個月後,家人來信說效果奇佳,請他再寄一些回去。他繼則一想,此處既是參的產地,附近又沒有幾戶華人,自己獨得地利,何不作點向華人銷售花旗參的郵購生意?那時,美國的郵購事業正興,他開始用心研究花旗參的種種與郵購的辦法,然後在1974年和許聖美共同創立「許氏人參企業公司」,從事小額的花旗參買賣。 他們第一次只買了十八磅花旗參,兩人動手修剪,分批包裝,在華文報紙刊登廣告後,接受訂貨。結果十八磅很快地賣完,信心大增,於是繼續購進更多的花旗參,也大量寄發傳單給在美國的華人家庭,生意逐漸擴大。 許聖美這時已在醫院當護士,郵購公司就設在自家地下室,夫妻倆下班後,勤兼副業。1975年,許忠政買了三百磅花旗參寄到台灣,讓剛自軍中退役的弟弟去銷售,自己則到美國各地的中國城接洽批發事宜,結果兩邊都進行得很順利,他開始考慮全面投入花旗參事業。 當時,許聖美懷著老大,大腹便便。許忠政決定辭掉州政府的工作出來創業時,雙方親人都反對,只有聖美心想:既然丈夫有他的理想,就該讓他去嘗試,至少自己在醫院還有一份工作,可以養活全家。就這樣,他們毅然賣掉在芳都拉克的房子,全家搬到威州北部盛產花旗參的沃沙(Wausau),迎接新的生活。 他們的老大在1976年出世,那年年底,許忠政已經初步建立起花旗參的銷售網,銷售量達一萬多磅。外文系畢業的他講得一口流暢的英語,加上多年的社工經驗與本身的親和個性,使他能很快地和人熟稔。他常在買參的時候,和參農們聊天,一邊獲取花旗參的知識,一邊留意種參的方法,心裡隱隱約約存著一幅更大的遠景。 這時的許聖美除了上班與照顧幼兒外,也幫著做郵購生意。她說,那些年,每次聽到電話鈴響,就趕緊把孩子趕到另外一個房間玩,再關起門來接電話談生意,以免被對方聽到孩子的聲音,覺得不夠專業。 聖美做事仔細,為人親切,在電話中和許多顧客建立了友誼。直到現在,公司的業務已經擴展許多,郵購單位仍歸她負責。她說,她後來參加NATWA的年會和其他的活動,都是顧客們在電話中通知她的。 十年苦撐 1978年,他們作了一個更關鍵性的決定,買了160英畝的農場,正式當起參農來。原來沃沙和哈爾濱同樣位於北緯四十五度,都是最適合種參的地方。中國東北的人參屬熱性,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屬涼性,功效略有不同。他們相信這種補而不燥的花旗參會有很大的潛在市場。 於是懷著生產「綠金」的美夢,這對來自亞熱帶島國的年輕夫妻開始在這冬季漫漫白雪茫茫一望無際的大地耕作起來。他們雇請了一個美國人,三個人摸索著種參。 許聖美說,花旗參必須種植在處女地,所以種參之前,要先整地。因為種參的土地如果太黏,根會爛掉,總得帶點沙質,參根才會伸長。栽參的種子也必須先和沙摻雜,埋在外面沙坑裡一段時日後,才會爆芽。所以在栽種人參以前,必須先花費一年的功夫整理土地,也就是先檢掉石粒,改變土質,使其酸鹼鬆軟得宜,然後再撒上爆芽的熟種子,經過一個白雪覆蓋的冬季,才能看到參苗長出。參苗長出後,要連續生長四年,才能收成。換句話說,一切順利的話,種參至少得先投資五年,才能見到首批收成。 回憶第一次種參的經驗,許忠政說,那時好不容易等到隔年春天,結果發現長出來的參苗竟不到原先播種的一半,原來種子被蝸牛吃掉了,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因為花旗參的種子很貴,一磅要七十五塊美金,撒在地上如同在撒金,光種幾畝地就已經耗掉不少本錢,當時看到那情景,實在難過得想哭。 「很多經驗都是在挫折中獲得。」他接著說,「種子播下後,要蓋上一層乾草。第一年沒有經驗,草舖得不夠厚,結果參田裡長出雜草來,既不能噴灑除草劑,也不能使用除草機,只能用兩手拔,在那遼闊的參田裡,真是拔草拔得苦不堪言。」 「參是一種極嬌嫩的植物,不能直接照日,所以參苗一長出,就得立刻在參田上搭遮蔭棚,讓陽光稀稀疏疏地洒下來,參才會長得好」。許聖美說,「搭遮蔭棚的成本固然很高,何時搭棚更是一大學問。搭得太早,天氣轉冷,下起雪來,棚架承擔不了雪的負荷,會塌下來。搭得太晚,參已經見到陽光,會被曬死。所以每年四、五月,天氣乍暖還寒時,就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作最正確的判斷。」 參長到第二、三年時,會有葉枯病、爛根病等情形發生,這是為什麼種參必須使用處女地的原因。一則種過參的土地容易感染病菌,導致參得病,二則參成長時所需要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已被用盡,所以種過參的土地不能再使用。 總而言之,培植這種成長緩慢又嬌嫩的「綠金」,真得小心呵護,不僅勞力密集,資本也相當可觀。一英畝的參種下來,得花上三、四 萬的美金,偏偏這些年參價在激烈競爭下頻頻下跌,說來參農的生活也真不容易,許忠政感慨地說。 在等待收成的那些年,由於老二和老三相繼出世,許聖美一身兼數職。除了照顧三個幼兒,兼作郵購生意,週末在醫院上班外,也常到農場幫忙農事。「那些年,日子過得真辛苦。」她說,「我們常把孩子們帶到田裡去,大人作農事,小孩就在參田上玩。三個兒子倒也因此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性,稍大後都會自動到農場幫忙或替自己的公司作事。」。 自小刻苦耐勞的許忠政常常在參田裡一做就是十幾個小時。他說,種植花旗參是上天賜給他的最大考驗,他一切從頭學起,花了許多錢買經驗與教訓,辛苦熬過五、六年後,才逐漸掌握到種參的技術。等到農場能夠收支平衡良性運轉時,也已經苦撐過十年。在這段漫長困阨的歲月裡,陪伴他在北國渡過天寒地凍時光的,就是他的妻子和三個稚齡的兒子。 苦盡甘來 辛苦耕種了許多年,他們在1982年總算有了頭批收成,內心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這時的「許氏人參」亦遷入一個5,000平方呎的辦公室,開始有了公司的規模。 接下來幾年,許忠政把握住全球經濟發展的八十年代,積極開拓外銷市場。一方面陸續到日本、英國和澳洲等地參加國際健康食品展覽,另方面在1984年將公司全面電腦化,加強郵購的時效。這時的他將目標放在建設公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集團。 1985年,「許氏人參」在洛杉磯設立分公司,整個公司聘用的員工增至十五個人。1986年,許忠政獲得威州「州長外銷業績優秀獎」。1987年,他們興建了第一座加工廠,面積達7,500平方呎,首次做到生產、加工、製造、包裝、銷售一貫作業的「產銷一條龍」的地步。此後,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 1989年,他們增購了三百多英畝的參田,開始嘗試「半野山參」的種植。1990年,斥資興建第二座新廠房,面積4,500平方呎。這年,許忠政眼見全球風行健康食品,立刻掌握商機,適時推出花旗參茶和花旗參糖,結果產品一上市就供不應求。他再接再厲,繼續推出現代包裝的花旗參精、鮮蜂王漿、花旗參蜂王漿等一系列健康食品,都受到顧客的歡迎。 1991年,「許氏參業集團」分別在紐約和香港設立分公司,經營批發、零售和外銷等業務。接著,在馬來西亞成立一家獨立的子公司,專營花旗參、野參、各種人參、以及如冬蟲夏草、燕窩等各種高級中藥的加工與批發。此外,他們繼續在威斯康辛增購參田。那年,許忠政獲得了「沃沙地區傑出中小企業獎」。 1992年,他們繼續增建另一座新廠房,面積達9,100平方呎。這時的「許氏人參」已經在華人圈裡打響招牌,各地的主要中文媒體都有他們的廣告,華人經營的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裡,也都有他們的貨品陳列。 同年,他們獲得美國聯邦商業局頒發的「全美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夫妻倆歡歡喜喜地到白宮玫瑰園領獎。這時,英文名字叫Paul Hsu的許忠政在威州早已樹立聲望。自1981年起,他連續被前後三任州長聘為外銷顧問,每次州長要到遠東訪問,都邀請他同行。 積數年開拓市場的經驗,許忠政認為人口廣眾,素來視人參為高級補品的中國,應該有很大的銷售潛力,因此鎖定中國為主要的開發市場。自1992年起,「許氏人參」陸續在江蘇張家港、浙江寧波和廣東普寧等地成立合資公司,從事原料加工與批發的業務。1995年,又在南京設立獨資公司,統籌全中國的銷售與業務管理。同時,他們也在舊金山和溫哥華兩地設立分公司,拓展美西和加拿大的市場。 1995年,許忠政獲得聯邦農業部頒發的「亞裔農夫特優獎」,再度到華府領獎。他在短短三年間,兩度榮獲得聯邦政府的頒獎,誠為殊榮,卻也實至名歸。因為那時威斯康辛的花旗參年產量已由1974年的十五萬磅增至1995年的兩百萬磅,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產於沃沙地區,而許氏農場的年產量更居沃沙地區參產量的翹楚。至於威州的外銷農產品中,1980年時,花旗參排行第十一,1995年時已躍居為第二位,僅次於乳牛胚胎的出口,而「許氏參業集團」的年銷售量則佔全州總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以如此優秀的業績,連續榮獲聯邦的「傑出中小企業外銷獎」與「農夫特優獎」,實在受之無愧。 許忠政無疑地是行銷方面的一流好手。他密切注視時代潮流的趨向,隨時留意顧客購買的品味,不斷地開發新的產品。往往在舊產品銷路漸緩之際,新的產品已經上市,確保公司的產品能夠繼續吸引顧客的興趣。 在追隨科技方面,他也一直站在最前端。1996年,他在南京首創「越洋郵購」,讓顧客能在美國訂貨,在南京直接取貨。1999年,首創公司網頁,讓「許氏人參」的產品能在網路上和顧客見面,2000年,再度更新網站,讓顧客能夠直接從網路訂貨。他處處以服務顧客為優先,以致多年來,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許氏人參」的產品銷售始終領先同行。 「許氏參業集團」發展迄今,除了種植、加工和銷售花旗參外,還經銷各種人參、野參、半野參,以及各種與人參有關的產品如花旗參茶、花旗參糖等。近幾年,更發展一系列的健康食品如深海魚油、大豆卵磷脂、鯊魚軟骨、魚蛋白、葡萄子、山桑子、北芑、燕窩、干貝、當歸、淮山、銀杏等,琳琳總總。幾乎各種階層、各種行業的男女老少都是他們服務行銷的對象。 經過二十年的奮鬥,這對首創台灣人在美國植參墾荒紀錄的夫婦,終於建立起理想中的參業王國。 誠信與寬容 在威斯康辛生活了三十年,或許得利於當地淳樸的民風與田園的景觀,許忠政夫婦始終保持著台灣舊社會的傳統美德,他們勤勞節儉、質樸務實,而且待人誠懇,常喜歡以「種田人」自居。 他們尤其認為做生意應該信守「誠信」的原則。由於花旗參的效用較吉林參、高麗參和加拿大參為高,價格也較貴,有些商人因此出售假冒的花旗參。許忠政對於出售或摻雜偽貨的行為非常反感,所以特地和威州的花旗參農總會共同設計出一種老鷹的商標與註冊的字號,讓消費者能夠很快地辨出真偽。 他接著說,1994年,上海發起打假運動,檢查人員曾經拆開四十八磅的「許氏人參」產品,發現每一根都是貨真價實的花旗參,深感驚訝。因為在那同時,他們檢查的其他二十幾家品牌裡,有許多家廠商都因為摻假而被吊銷執照。 許聖美自公司創立以來,一直負責公司的會計與人事。雖是獨資公司,她仍恪守公司制定的規則,凡事公私分明。她說,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她向公司借用了兩天的旅行車,結果還車時,照樣付給公司租金,連會計都感覺詫訝。她認為如果自己作個好榜樣,員工們比較不會隨意浮報帳目或濫用公司的東西。 對於公司的員工,她採取尊重與寬容的態度。她說,往往薪水給得比別處稍高,福利比較好,遇有特殊情況,則予關懷,因此絕大部份員工都在公司工作很久,他們的忠誠就是公司的資產。 「許氏參業集團」目前在全球擁有三百多名員工。沃沙總部的員工裡,約有三分之一是美國人,三分之一是華人,另有三分之一是寮國人。「因此,人家常笑稱我們的公司是個小型的聯合國。」她笑著說。 威斯康辛州有不少寮國人,大都在寮國赤化之際移民而來,許多都是辛勤的農夫。許氏農場在農忙期,時常雇用一、兩百名寮國人,幫忙除草、收成與採種。聖美說:「人參收成時,我們用機器收割,來回收了兩趟後,就讓員工們去挖採,採到的和公司平分,這也是算一種公司與員工分享的辦法。」 目前擁有一千英畝參田,身為所謂「花旗參大王」的妻子,許聖美有著難得的隨和與親切。她在訪談中,表示最欣慰的是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與三個都能依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努力求發展的兒子。 她說,二、三十年來,她和許忠政既是夫妻也是同事,「可是,我們很少爭執。」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她很認真地說:「真的,我們很少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有時對事情難免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提出來討論,所以幾乎沒有吵架。」或許在她的心底,她始終記得當年三姨對她說的話:即使沒有嫁給醫生,只要夫妻感情很好,生活就會過得美滿。 她最欣喜的是三個兒子都有很好的成長。她說,孩子們出生長大時,正是公司創業與拓展的時期,雖然夫妻兩人都很忙,但都盡量安排輪流照顧孩子。許忠政燒得一手好菜,如果他先回到家,就立刻下廚作飯,連帶地也訓練出三個會燒菜的兒子。 她接著說,孩子們因為體恤父母的辛勞,凡事都能自動自發。她記得老大身上總是多帶一本書,因為每回要去接他時,就接到顧客的電話,等談妥事情再趕去,已經遲到許多,孩子總是靜靜地看書等候,從不抱怨。後來他到威斯康辛州大唸商學院,無論暑假實習或畢業後就業,都特別受到公司的器重與同仁的歡迎。老三從小就很自律,做事很有計劃,高中畢業時是全年級的第一名,目前在西北大學唸醫科。老二出生時,因為生產有困難,出生後智力略顯不足,但他一直都很乖。她花最多的時間在老二身上,後來他也唸到高中畢業,在別人的公司上班,平時在自己的公司裡,也很樂意幫忙。 近幾年,公司已經制度化,許聖美比較能抽空外出參加活動。去年,她和NATWA的姐妹們一起回台灣,與「彭婉如基金會」的會員們合開「台美婦女論壇」,並且拜會陳水扁總統和呂秀蓮副總統。在拜會兩位國家首長時,NATWA呈獻的禮物就是許聖美贈送的花旗參。其實,許聖美心裡更感到高興的是見到昔日的老同學貴為現在的副總統。 原來許聖美和呂秀蓮是北一女中初中的同班同學。「那時,呂秀蓮當風紀股長,我當清潔股長。她每次上台都講得頭頭是道,很有氣派,我就只知道埋頭努力掃地。」許聖美笑著說。回憶少年時光,她覺得很有趣,有的人從小就有大志向,努力開拓自己的路。有的人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後來,連自己都詫異怎會走上如今這條路。而她,就是屬於後者。 當年在台灣,她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會到美國拓荒墾殖種植人參。說來一切像場夢,但卻又是如此真真實實的人生。當年,兩個年輕的戀人,憑著一份執著,一起到寒冷的北方,在湖泊遍佈風景優美的遼闊草原裡,建立起家園,也建立起理想中的企業王國。如今走過艱辛,慶幸能夠共享成果。但望在未來,兩人自參業人生退休後,亦能互相扶持,重拾年輕時的熱情,重作一些社會工作。 楊遠薰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阿母許劉富從小就教兩兄弟,做人要外柔內剛,少說話多做事,觀念要實行到底,目標要實踐到底。奉行媽媽的話,許賢三及許正雄兩兄弟加入台美社團時,大多也是輕聲細語,很有人緣,1994年,柑縣台美商會會長是許賢三,三哥竟然能邀請到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白樂崎到家裡與鄉親開會見面,這可是空前頭一遭,AIT官員親訪南加台美社團,轟動一時。不過,更有趣的是,之後交接會長,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哥哥交棒給弟弟,由許正雄擔任新會長,成為南加社團一段美談。許正雄以一曲《Crazy Love》為自己人生增添繽紛色彩,細細品味愛的真諦。 許正雄醫師,1943年生於日據時代彰化,家有5兄弟3個姐妹,排行老四,爸爸在日據時代就是銀行界經理, 到了終戰後仍受聘任職彰化銀行經理,父親個性非常公正親和力強而且脾氣又好不得失人,雖然兩袖清風但卻得到業界地方人士的尊敬,幼時爸爸常常輪調,所以許正雄全家住過彰化,搬遷過嘉義、台南、台中。 從小功課平平,在嘉義大同國小五年級因為是新生沒有朋友,發奮認真讀書,沒想到小學畢業得到市長獎最高榮譽,除了得以進入台南初中,也讓他初嚐到只要努力耕耘一定有收獲的道理,台南人文化氣息濃郁也重人情味,尤其點心很多, 所以許正雄對台南情有獨鍾,連結婚時都立志非娶台南老婆不可。 高中時爸爸又調職到台中,所以只好再去投考台中一中,不過人生第一個轉捩點發生了,當時大家都在拚聯考,興趣放兩邊,學生以成績至上,但西洋流行歌曲入境席捲台灣,就讀高中的許正雄當時煞到波安卡的《黛安娜》和《Crazy Love》時,就愛跟著哼唱,過去是為分數而死讀書,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有愛唱歌的天份,當年廣播電台是最普遍的娛樂,常舉辦西洋歌曲歌友會,個性保守內向又膽小的許正雄,興之所致,在高二鼓起勇氣報名歌友會,由大哥陪同去參加演唱,當他對著麥克風拉開嗓子唱《Crazy Love》時,主持人對這位少年仔讚賞有加,激發起許正雄唱西洋歌曲的信心, 而這份熱愛就一直維到現在。 大學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當時就去半工半讀,不過這份半工,竟然是受邀去台中南夜夜總會客串演出,因為波安卡(Paul Anka)、耐爾史達卡(Neil Sedaka)的經典名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加上清新的學生氣質,馬上聲名遠播,還被其它夜總會挖角,所以他的打工晚上還得趕場去聯美大飯店、台中酒店駐唱;白天上課,晚上唱歌跑場,這份學生王子的歌星工作,並沒有讓他荒廢學業,功課依然過關畢業。 不僅於此,學校畢業時第一份工作就是馬不停蹄地被應聘到台南大飯店演唱,當時他是有名的學士歌星,與當代名歌星夏心、謝雷成為好朋友。台下不但有許多粉絲,而且許多美艷歌手也對他青睞有加。 當時在那個保守時代, 一位牙醫師竟然不務本業跑去夜總會唱歌, 大家都覺得非常訝異不解,但爸爸和媽媽思想非常開通, 曉得這是興趣, 而且信任自己的孩子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不會受到污染,果然他是沒有荒廢學業,也沒有染上煙酒嫖賭,對於紅男綠女都不為所動, 就是因為愛唱歌忠於表演,直到高雄鐵路醫院牙科部住院醫師時,仍然是白天做牙醫,晚上跑場子,這對許正雄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珍貴的人生經歷。 近水樓台先得月 當時心儀台南著名的牙醫師劉清,是南台灣牙醫師第一把交椅,所以想盡辦法爭取到該診所實習,因為名師督導很嚴格,他終於體悟到做牙醫的樂趣,但是工作過重,所以不得不在畢業四年後息歌,專心做牙醫師,從此就告別舞台生涯。 劉清醫師及夫人都是從小到日本留學,家教修養非常好,他們育有兩個女兒,長得都很漂亮,從沒有戀愛經驗的許正雄,對大女兒頗有好感,但是一直不敢表達,經過幾年相處,在岳母贊同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示愛,由於他看起來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劉家根本不知道他可是一位著名的駐唱歌星,不過老實的許正雄竟然沒有用他磁性嗓音獻唱加分;反而是長女劉淑娟欣賞許正雄敬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性情溫和,待人有禮的風采,決定3年愛情培養成熟後共結連理。雖然差7歲,但生日是同月同日生。許正雄一直很感激劉家,慶幸有福氣能娶到一個好"家後",他來生還希望能再結良緣。 與許賢三手足情深 學成之後就到高雄創業,一帆風順,許正雄有一位哥哥在美國,平常戀家又不愛出遠門,但美國哥哥許賢三一直鼓勵趁年輕時一定要進修,所以他又再一次鼓起勇氣,離家背井, 於1974年隻身來美,到紐約讀書打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與三嫂很重兄弟情義,不但悉心照顧,持續精神鼓勵加上經濟援助。 許正雄回憶說:「哥哥嫂嫂他們也是留學生而且也在打工,但他們捨不得讓我打工,只要我讀書, 其它的多是由他們在照應我,由於牙醫學費很貴,所以三哥把他們積蓄已久要買公寓的錢,全部挪來給我做學費,在異鄉讀書非常辛苦,但哥哥嫂嫂的溫情卻溫暖我的心,他們的疼愛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恩情。」 1978年,許正雄終於在波士頓的Tufts 牙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苦盡甘來;當時三哥許賢三不但對人重義氣,也是一位愛台人士,身為會計師,卻熱心投入社團,出錢出力,最後還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當時的許正雄只知道拚命讀書,對社團並沒有投入,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畢業後,在紐澤西猶太牙醫師診所工作三年,受到他的賞識,對於台灣人勤奮工作負責任的熱誠,令他們印象深刻,找到工作後,太太終於可以帶著大女兒來美國依親。 不過,還是三哥有遠見,認為身在亞熱帶的台灣人,在東部冰天雪地還是不適合,所以他們兄弟倆決定鼓起勇氣西遷到洛杉磯。但是加州牙醫師執照不接受其它州的執照,雖然已有東部13州的執照,許正雄仍需重頭應考,最困難的是病人臨床考試要自己準備,在加州人生地不熟,所以考試時還得把病患"空運"來洛杉磯考試,經過幾回合苦戰,終於拿到執照。現在回想起來,能沐浴在加州陽光,這裡有親切的台美社團,鄉親的人情味,都是一種享受。 1981年他們找到柑縣地域正中央Garden Grove開業,兄弟情深,決定一起打拚,三哥是會計師事務所,許正雄是牙醫診所就仳鄰而居,內部還可以相通,隨時上班都可以串門子;不只這樣,他們連住宅都要買在一起,一樣是仳鄰而居。對於到3月就要過百歲的老母許劉富,他們也是一起侍俸。母親每天跟著兩個兒子去上班,診所還有一間她的專屬辦公室,她沒事就幫忙招呼客人,可是個活招牌。 和氣生財 重情義承諾 由於經驗豐富而且對病人很有愛心,注重醫德醫術兼顧,所以從本來自己一人擔當,許正雄到現在已經有5位醫師,6位護士,算是牙醫界難得的規模,他注重醫術高超外,對於醫院氣氛強調溫暖和氣,因為他記得一句台灣俗語「和氣生財」;最令許正雄榮耀的是有兩位美國辦公室行政助理從開業至今,已經追隨他25年,還有一位助手是台灣戴太太也在診所工作20年。許正雄待他們如家人一樣,非常重情義,對於員工利益分享也從不吝嗇。 說起辦公室特色,除醫術外,不僅是華人就診,許多主流人士甚至口耳相傳,攜家帶眷只要牙齒有毛病就會來看診,對許正雄非常信任,很多20多年的老病患把他當朋友一樣看待。有一位老病患,寧願開8個小時來找許正雄就診,也不願換醫師,忠誠度百分百。 當然,對於看牙醫會緊張的病人,他也有一個撇步,愛唱歌的許正雄自己錄製一捲CD留念,當患者聽到由操刀的牙醫師親自錄製的老歌旋律,恐懼頓時融解。從事醫療生涯30多年,每天對著病患的一口爛牙,就算抱怨連連,許正雄從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極盡照護安撫,就是希望解除他們要命的牙病。 許正雄以他的經驗鼓勵年輕人,認為做工作一定要找出樂趣,而且要學會樂在其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是在誠心服務幫助大眾,不能太計較以金錢大小衡量工作,才不會覺得疲累無力感,所以他也從來沒想過要退休。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許正雄在南加開業沒多久就加入社團服務,以台美商會及醫師公會為主,1988年榮任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師公會的會長,1993年後擔任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同年也是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在前經文處長李宗儒拜訪柑縣的歡迎會上,問及參加社團榮任會長要務最多的人士,當時大家調查後直指許正雄,讓他覺得自己的服務熱誠受到肯定。 許正雄雖然是注重家庭生活,但是事實上,他在診所及社團上花了太多時間,有時他難免會覺得對太太和2個女兒感到抱歉,但是太太很賢慧,不但全力支持也讓他無後顧之憂。 所以在擔任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後,他最後決定接下全美總會重任,由於這是第一位牙醫師擔負重責,所以他深知任重道遠。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台美醫師們5月20日到日內瓦嗆聲支援台灣加入WHO觀察員第10度叩關,決定以「寧可不要熊貓也要WHO」訴求支持,認為中國要是疼惜台灣,應該是幫助台灣入會,而不只是送熊貓; Taiwan For WHO的百位宣達團,已經接受報名,可以只去嗆聲,也可以一起參加會後的旅遊團。 許正雄解釋今年工作重點,包括1.要加強寄信及文宣給會員或僑民,凝聚共識。2.在2月19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研討會,嚴明WHO對台灣的重要性。3. 會出一份特刊,省思台灣過去與WHO的關係及貢獻,將特刊印成中英文廣發給各國相關組織及海內外僑民。4.希望組織百人宣達團5月21、22日到日內瓦嗆聲。5.持續由醫師協會舉辦國際醫療義診團準備到中南美洲進行義診,促進草根外交。6.邀請第二代年輕醫師入會參與,現在僑委會正研擬年青醫師返台訪問團的計劃。 身為台福教會的虔誠基督徒,堅守基督徒的信誓,學習服務奉獻,許正雄最欣賞的一篇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愛的真諦。愛,不是只有男歡女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博大寬容和平。人總是有錯誤,要學習原諒他人無心之錯,常常保持喜樂,凡事感恩。不只在家庭、事業、還有社團,甚至對台灣的疼惜會越益堅強。 文/林蓮華

許正龍

台灣茶葉世界一級棒,偶然機會,許正龍聽到一場易經的演講,徹底改變他對茶葉在美國的行銷看法,所謂入境隨俗,他恍然大悟,台灣老人茶搬來美國是行不通。易經有三易,簡易、變易、交易的奧妙,被他東學西用,果然在美國茶業界開創一片天。 許正龍,生於1953年台灣新竹關西,關西是當年茶葉王國,日據時代最多時有140多個茶工廠,黃家是製茶世家,母親在生第五胎時,答應這胎送給阿媽家族留香火,勤勞的客家媳婦即使懷胎9月仍照送點心去茶園,結果竟然在茶園分娩,這個孩子從阿媽姓,他就是許正龍,一出生就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許正龍回憶,他從小就在茶工廠工作,從小浸淫在茶的天地裡。別人玩彈珠之時,他玩的是茶籽。一路與茶為伍中長大,當時就讀建中時就受到大哥影響,立了個心願,猶記得當時讀台大法律的哥哥,本已爭取公費留法,結果父親硬把他留下來接手生意,後來大哥發現台灣的茶葉一直掌握在茶號與外商手中,反而最辛苦的茶農與茶工廠的利潤非常少,大哥希望兄弟齊打拚,另闢門路把台灣茶葉帶上世界舞台,當初第一波就是與中國爭日本、北非、突尼西亞市場。立志就是要做茶商。 當時建中全班同學大多想要讀醫生或法律,只有許正龍選擇讀台大經濟,還把把所有時間都去學國貿及加強外文能力,晚上不參加派對,乖乖為家族打點國外生意。他說,70年代,是台灣傳統產業和手工藝品的黃金時期,「義大利創新,日本跟進,台灣佔據市場」成為國際模式,兄長們決定運用流利外文,跳過日本,直接到歐洲展銷會拿最新產品概念,當時, 台灣正從發展中國家蛻變,就是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外貿小尖兵,在貿易前線上衝鋒陷陣,打下台灣良好的外匯基礎。 許正龍與父親黃崇誰,不但長得很像,生肖與血型星座都一樣,所以個性想法都很接近,父子關係親密不已,許正龍並把父親為茶葉無私奉獻的精神,視為偶像。他舉例,台灣日據前大多種植安溪烏龍茶,後來日本把台灣當做紅茶基地,取代印度。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鼓勵「炒菁綠茶」賺外匯,與中國對抗,當年農業時代,台灣是南糖北茶,父親在茶業界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60年代,人工較貴,日本後來內需蒸菁綠茶,開始向東南亞找尋基地,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彈性佳反應快,隨時配合世界趨勢的商機。許正龍父親決定先進口1部蒸菁機,讓兩家機械工廠分解後,馬上機械工廠拷貝完成,半年製成400部,分散到台灣各地茶農,台灣頓時馬上又拿下茶葉王國寶座,製茶又好又快,造成日本製茶業者惶恐,為加以區隔台灣綠茶被日本稱為“ 新茶” 。許正龍相信,台灣生命力超強,就是緣自於各行各業有許多像他爸爸一樣的熱心人士,一種使命感,以整體性長期思考,願意把技術開放,讓台灣得以生存。 因為父親長的就像個慈祥不倒翁,後積勞成疾,59歲早逝,日本茶葉界就叮嚀大哥把父親的外號“ 惠美壽” 取為品牌,在日本“ 惠美壽” 就是彌勒佛之意,自此茶葉外銷之外,他們終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哥哥希望歐美市場由許正龍來開發,所以許正龍服役之後就出國,繞了很多國家,決定在美國紮根,並發現茶葉庫存最好的地點就是洛杉磯,所以就移民到洛城。在咖啡當道的美國市場,茶葉永遠只是個小配角。 當時許正龍是純粹生意人,考量第一就是要開發市場,把茶葉賣出去,至於茶藝文化,根本沒放在心裡。首先,他突破餐館建立賣茶飲茶習慣。利用不同的品牌經營不同的市場,分類化之後,迅速在各種行業紮根。美國30幾萬個咖啡店,當時茶是無法獨立出來,他心想,就讓茶葉寄生在其它商品行銷管道。 直到1991年,在日本有一個「茶與健康」的研討會,綠茶抗癌有益健康的報導,一經披露,綠茶馬上成為搶手貨,許正龍想在美國當個茶葉達人,就覺悟必需有全套的教學系統,茶葉才能建立專業形象。 1994年,每天他到各地去發傳單,說自己可以"講茶",但反應不好,好不容易亞凱迪亞高中願意開放機會,讓他第一次上課講茶,當時慒懂不知,實在不知所云。不過,個性樂觀進取的許正龍,只要各族裔的邀約,他一定會去講,從錯誤中學習,一直修正,他最後能從美國各族裔的民族特性,深入淺出地介紹茶葉資訊,現在每堂課,都是高朋滿座,大家聽聽的津津有味。 1995年,已略有心得及知名度的許正龍,創立了"茶易"教室,綜合易經的道理,他先以「簡易」開始,就是簡單容易上手為原則,美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衛生,環保,社區參與。所以他體會到不能以賣茶的心態介紹茶,他要以分享資訊才能介入到多元族裔文化,找到更廣的茶之路。 尤其10年前,加州人與亞太文化就密切關連,所以講茶時,藉由推廣茶的文化,其它族裔可以體現到東方文化。後來,為了增加趣味性,所以他利用易經中講求變化的「變易」,在基礎知識教導後,他開始鼓勵讓大家自創"個性茶",調配自己喜愛的口味,6種基本茶,混配比例就可以有上百種變化,滿足不同人種的需要,這使得茶葉不再是高高在上,擺脫過於拘謹限制的形象,茶顯得更親切。 第三階段,易經"交易",主要是讓品茶者充分領會細緻的品茗,並心得資訊分享,這就像是宋朝蘇東坡文人學者的"鬥茶",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被他發揚光大。 他舉例,為了台灣茶易,他學習全世界茶葉的特性,甚至挑戰各地茶師一起來"鬥茶",在茶師比茶時,茶杯並未注明茶葉名稱,許正龍洋洋得意地說,結果每次都是台灣清香烏龍茶最受歡迎,香氣襲人,口感香醇,而台灣的澎風茶(東方美人)會排在第4、5名。他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為台灣爭光,"鬥茶",是許正龍的拿手絕活,他榮幸能把來自台灣的茶揚名海外。 1990年代以前,美國真正的茶園只有南卡羅娜州一處,許正龍已感到茶葉時代將來臨,在加州建立第一個茶業加工廠,萬物從0到1最難,許正龍賣的是觀念和知識。1996年,他成立了美國高級茶葉推廣協會,2001年,美國茶葉協會非常欣賞而予以購併。他成為一位茶博士,現在的美國知名的咖啡或餐飲連鎖店,全都到該會受訓練。甚至,後來,許正龍還有二位學生,各一位醫師與律師放棄美國職業,到台灣去賣茶。台灣在科技產業,有很好的成就,但台灣傳統農業,茶葉在美國推的可是頂呱呱,台灣出產全世界最好的茶,已無庸置疑。 永遠的客家志工 「沒有志工,任何活動都辦不成。」身為客家人,許正龍坦言,在台灣過去環境裡,會對自己是客家身份而驕傲是不可能。直到1985年開始參加社團,由於在海外,更能感受到客家文化即將凋零,有一次,參加李木通等人固定舉辦多年的「成功人生座談會」,印象深刻。啟發他在2001年1月也成立「客家與生活座談會」,完全以客家人士為主,每一個月最後週五,成員來自不同的客家會,利用座談會比較能接觸不同客家鄉親。由於客家鄉親不太會"開會",感謝溫惠雄,洪珠美的先生,他們一直給予鼓勵並指導。這樣的月會,一直持續至今。 許正龍參加台灣傳統週,他也想承擔一些責任,他想客家文化的呈現,最明顯不同的特色就是語言及音樂,所以後來為了做音樂性質活動,並把志工制度化,於2003年成立「三合水工作坊」,成員每週日會面一次,討論台灣新的創作歌曲,平日與客委會等文化機構,產生密切聯繫,剛開始他們要求自己演唱客家歌曲,從2005年「阿爸的風吹」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認為受到侷限甚至會有盲點,客家音樂要推廣出去, 勢必就要非客家人傳播。所以他們開始想要拓展更多人士演出客家音樂,所以2006年,三合水工作坊轉型到製作策劃,轉而挖掘各路音樂人才,製作出今年感人肺腑的精緻客家音樂演出「五月介風鈴」。 除了邀請各族群欣賞學習客家文化,他更珍惜客家鄉親第二代。他訓練志工們是以新加坡航空服務員為標準,大家都非常欣賞三合水的志工優異表現。提到三合水的下一步,最新想法就是要籌劃「台灣最動人的聲音」,許正龍解釋,台灣民謠四大板塊,恆春民謠、嘉南民謠、蘭陽民謠、北客民謠,他希望找到最原始的音樂素材,再請年輕音樂家先聽最原始的旋律,鼓勵年輕世代創作,並找各個社團負責人 一起共襄盛舉,唱出原鄉原味。只要提到茶及客家文化,創意十足地許正龍,總有停不了的夢想。 文/記者林蓮華

許振榮 令人懷念的園丁學者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我的公公許振榮教授去世已經二十載,但我有時在蒔花弄草時,還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他的明志淡泊、終生在學術領域耕耘不懈、生活簡樸如老圃的人生,常帶給我許多啟發。 我剛到美國第一年,住在堪薩斯曼哈坦的夫家。那時,公公在堪薩斯州立 大學擔任數學教授,阿加與弟弟就讀堪大研究所。我等阿加拿學位,一起到外地建立家庭,因此平日除了到學校唸點英文外,就在家幫忙婆婆做家事。 時值初夏,我常倚著房間的窗口,眺望屋後的翠綠景致。那時,我常看到戴著笠帽的公公在後院的盡頭種菜。我不太明白他為什麼要種菜?因為觀念裡,只要上市場,就可買到菜,何必如此辛苦? 但初為人家媳婦,我不便說什麼,只在每天傍晚將他採來交給我的菜或炒或煮,家人則吃得津津有味。每當我們稱讚他的菜又鮮又嫩時,他便露出愉悅的笑容。 我很尊敬他,因為我知道他擔任過台大數學系系主任與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而數學於我,向來難如天書,所以起初我對他是敬畏多於親近。 可是他待我很和氣,事實上,他對任何人都客氣。逐漸地,我開始走到後院去看他的菜圃,發現他的菜畦一??地整齊排列,菜如士兵般一棵棵地挺直站立,不禁心想唸數學的人真富邏輯,連種菜都有條不紊。 他見我去看菜,很仔細地告訴我:這邊是空心菜、韭菜、杏菜,那邊是蕃茄、青椒、茄子,攀在竹架的是長豆、掛在棚上的是苦瓜,爬在地上的是台灣冬瓜與日本南瓜。 「妳看,冬瓜都結果了。」他掀開地上寬闊的綠葉,指著一顆毛茸茸的青綠色小冬瓜給我看,那模樣真可愛。 「苦瓜也結了一些呢。」他接著領我到苦瓜棚前,指點我看黃花蒂後那長得像蚵蚪般的小苦瓜。我開始像數寶似地,細數他的菜園裡一共有多少粒苦瓜?多少顆冬瓜與南瓜? 此後,每天黃昏,我主動地去收割他的菜蔬。日日望著菜園的變化,我逐漸體會目擊生命成長的喜悅。 那時,晚餐是一家五口相聚的時光。我們常一邊吃飯,一邊聊天;餐後喝茶,也吃甜點與水果。總記得餐桌上,公公最愛談的是他的童年、家庭與往事,往往是些不十分光彩的糗事。他講的時候,臉上帶著靦腆的笑,我們則聽得哈哈大笑。 那時,我喊公公婆婆為爸爸媽媽,已經十分地自然。 隔年春天,阿加拿到學位,我們搬到俄亥俄州,建立自己的家庭。買了房子後,我開始在屋前栽花、屋後種菜,園藝成了我與爸爸之間的分享。每次回曼哈坦,爸爸就到他的花圃裡挖些可以移植的花叢,讓我帶回去種。記得其中有一種紅色的秋菊,每年盛開時,豔紅如火,鄰居見了都稱讚。 1980年春,阿加在俄州工作兩年後,應聘到艾荷華州立大學擔任助教授,我們因此搬到艾荷華。艾荷華離堪薩斯近些,我們回曼哈坦的次數也較頻繁;那時我們由帶一個小娃娃回去,變成帶兩個小寶貝同行,爸媽都興奮地等著看孫子。 可是不久,爸爸開始有葉落歸根、回台定居的打算。1981年秋,他拿教授休假年(Sabbaticals leave),以特約講座身分回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年。1982年夏,小叔拿到博士學位,前往德州工作,曼哈坦的老家成了空巢。 然後在那年秋天, 爸媽自台灣返回美國後,爸爸就告訴我們,他準備在堪大再教一學年,即申請自退休,回台灣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 「我回去後,將只靜靜地作研究。」他說:「我不擔任任何行政工作,也不與人爭名位。我想我會和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的。」 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他不僅與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而且備受同儕與晚輩的愛戴。 他於1983年六月偕媽媽回台後,在中央研究院又整整工作了五年,於1988年六月以年屆七十,正式退休。 退休後的第十日,他與媽媽搭機回美國,原本預定要到紐澤西,與我們同住。熟料甫抵西雅圖,他即因腹痛住院就醫,三日後,不幸地因腹膜炎病世,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懷念。 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們陸續做了不少紀念他的事,包括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在1991年六月印行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讓身為家屬的我們既感動又感激。 公公一生為人謙和、正直,終生在學術領域孜孜耕耘,暇時則以種菜種花自娛,堪稱是位令人尊敬的「園丁學者」。 認識公公的人,都會覺得他是一個謙和敦厚的人。 從他講過的許多的小故事中,我覺得他的謙沖厚道實與他成長的過程息息相關。 公公是台北文山人,1918年出生在木柵,先後畢業於台北二中、台北高校與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爾後並獲日本東北大學理學博士。 在他的年代,能享有如此高等教育的,大抵出自名門望族、醫生或富商的家庭,從小倍受大人的呵護,也肩負著家庭的期許,可是他的情況不一樣。 他的父親在木柵市場經營一間雜貨店,在「下湖」〈現今景美女中附近〉擁有一片柑園與房子,娶了三房妻室,生了十多個子女,以治家嚴厲著稱。 在三房妻室中,夾雜在大媽與三媽之間的二媽向以個性善良與好脾氣為人稱道。公公是二媽生的三男三女中的長男,自小承襲母親忍讓的習性,在複雜的大家庭裡默默無聲地長大。 他說,他小時候常隨大媽生的哥哥姐姐們到柑園,幫大人採收橘子。有時趁大人不注意時,快速剝個橘子,塞入口中,覺得汁甜無比,那就是他童年唯一的零食。 一直等到上了木柵公學校,他才因成績優異,引起老師的注意。可是小學畢業後,由於家裡沒有讀書的觀念,他也沒立刻升學。倒是惜才的張水龍老師特別登門造訪,加上同父異母的二哥極力說項,嚴厲的父親才准他去報考老松國小高等科,從此改變他的命運。 他在老松唸了一年高等科,隨即考上人人稱羨的台北二中 (現今的成功中學);在二中僅唸了四年(日制中學是五年畢業),即考上全台唯一的一所高校 ─ 台北高校,從此成為全家人的驕傲,也為弟弟們樹立了勤奮讀書的楷模。 來自農家的公公就讀台北二中與台北高校期間,與其他環境優渥的同學相較,顯得木訥、鄉氣。而日制中學又特別崇尚體育,缺乏運動細胞的他顯得笨手笨腳。在自知不會成為同學眼中明星的情況下,他便一味往自己喜愛的學科鑽研。 他個性憨厚,待人誠懇,功課很好,同學若向他求教,他都樂於幫助,因此求學期間,結交了好幾位終生相知的摯友。 當時由於交通不便,他每天必須清晨五點起床,天不亮即出門,先走四十五分鐘的路到景美車站,搭新店線的小火車到螢橋,然後再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學校。如此從老松、二中到高校,一共走了八年,於是他利用走路時間背誦英文單字或沉思冥想,培養出他日後堅毅與深思的個性,也奠下他良好的英文基礎。 就讀二中期間,他每天上學途中,都會經過牯嶺街的兩家書店,造就他愛逛書店的嗜好。有一天,他在書店裡發現一本《幾何學通論》,愛不忍釋,便買了下來,回家後自己研讀,發現居然能讀懂七、八成,十分興奮,從此對幾何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唸高校時,他有一天在書店裡發現一本《物理概論》,也買了回家研讀,發現自己能讀懂六、七成,因此對物理亦相當熱衷。當時他心想:以後唸大學,若不讀物理,便讀數學。 1938年,他自台北高校畢業,負笈東瀛,報考大學。他先投考東京帝大物理系,結果名落孫山;轉而投考在仙台的東北帝大數學系,幸好金榜題名。就這樣,決定了他未來要走的人生路。 我始終記得他在說這些故事時,臉上帶著的那抹熟悉的、羞赧的笑容。 公公在四十七歲的盛年決定到美國大學教書,據一些親朋的說法,是為了子女的教育所作的「自我犧牲」。 因為他當時擔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即將出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且被威權至極的蔣介石總統邀請為座上客之一,顯然宦途光明,然他卻選擇到美國過著平淡的生活,未免委屈了自己。 我剛到美國時,見他的生活相當簡樸,也有類似的感受。可是與他相處時日益久,這種想法便慢慢地改變。 我住夫家後不久, 便發現他的生活十分規律。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在書房工作好一陣後,便準備上班。七點多,他到廚房吃一碗麥片粥,從冰箱取出午餐袋,通常是一塊三明治與一粒蘋果,放進公事包裡,開始走路到學校授課。 下午五點多,他步行回家,換上老舊的衣裳,到庭院工作好一陣,然後與家人共進晚餐,餐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或看電視。隨後,他又回書房讀書、寫論文。 如此日復一日。他不逛街購物、不外出旅行、不重視衣著、也很少參加社交活動。每逢週末或假日,他若不到湖畔釣魚,便花更多的時間在庭院與書房裡。 我那時想起我在台灣工作時的大老闆,同樣帝大畢業,天天西裝革履,出入有司機恭候,有公務車代步,周遭還有簇擁的人群,不禁覺得公公若在台灣,當能享受更好的待遇。 可是有個週末的下午,他坐在客廳沙發小憩時,怡然自得地對我說:「這樣的日子很好,我可以隨心所欲地作研究,過我喜歡的生活。」 又有一回,他似有感而發地說:「我以前在台灣時,必須每天踩著腳踏車到處教書、兼課,把能作研究的最好歲月都放在為生活奔波上,實在很可惜。」 他有時會請全家到鎮上較好的西餐廳吃飯,記得有一回,我聽他感喟道:「我一生中,就是在堪薩斯的日子最好過。」 我後來在家聽了許多他的人生小故事,逐漸串在一起後,就越來越能體會他說這些話的心情。 公公自1941年大學畢業後,就開始挑起家庭的擔子,此後二十年,手頭不曾寬裕過。 他因為成績優異,大學畢業後得以留在母系擔任副手 (助教的助手)。其時,為了弟弟們的學業,他陸續接兩位胞弟到日本,分別就讀於仙台的第三高校與東北帝大。不久,他又接母親自台灣來與他們同住。隨後,他的一個侄兒也來投靠他們,一家五口賃屋而居。 他們的父親起初按月匯款給他們,可是不久因病去世,家中的接濟便告斷絕。這時,擔任副手的公公沒什麼薪水,便在窪田正彥教授推薦下,到九州大學擔任本部均教授的助手(助教),開始以微薄的薪俸,支付全家的費用。 1943年,他轉任九州大學附屬工專數學副教授,待遇明顯增加,但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本土物質異常匱乏,美軍的轟炸益趨猛烈密集 ,一般人躲避空襲惟恐不及,日子皆在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的緊張氣氛中度過。 日本總算在1945年八月投降,戰爭終於結束,大家紛紛作歸鄉的打算。公公這時先送母親、弟弟與侄兒們回台灣,自己則等到隔年一月才向大學辭職,與九州大學的朋友林渭川先生一起搭船返台。 回到台灣後,他馬上發現老家的家業已為三媽所掌控,家族的其他成員必須自立更生,因此馬上到台大就職。他於1946年一月出任台大工學院圖形幾何講師,半年後轉任台大先修班副教授,隔年受聘為台大數學系副教授,並於1953年升任正教授。此後直到1965年赴堪薩斯為止,他在台大一共服務了二十年。 台灣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政治動盪,社會紊亂,民生凋敝,物價一日數漲,政府甚至後來強制人民以四萬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生活之困頓,可想而知。 這時的公公已經結婚,並育有一女,婆婆即是化學系的林渭川教授的胞妹。根據婆婆的描述,公公那時要同時負擔一家生計與照顧弟弟們,因此除了在台大教書外,還得到師大、延平等其他學院兼課。 但儘管生活負擔沉重,公公仍念念不忘作學問。他在大學畢業的第一年,即在窪田教授指導下,在《東北數學》期刊發表了生平第一篇論文,此後即以不斷發表論文為作自我期許。 他的第一篇英文論文於1949年在國際性的《數學年刊》刊出,引起台灣學界的重視。也因此,台大校長傅斯年先生在甄選公費赴美進修的學者時,將他列為首批出國的三名學者之一。 公公在1950年正月抵達芝加哥大學,追隨 陳省身 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理論的研究。在芝大一年半,他的收穫甚豐,並且深深期待能多留一年,以便拿到博士學位。 可惜天不從人願,其時台大數學系的師資奇缺,新任的台大校長錢思亮先生頻頻寫信催他返國,他只得抱著心裡的遺憾,於1951年八月回到台灣。 回國後的他在台大的教學負荷相當吃重,因為那時系裡的另一教授施拱星先生已經赴美深造,直至1954年後方歸。據說那些年,公公幾乎包辦了系裡的代數與高等幾何課程,而數學又是許多理工學生的必修課,所以那些年,不少台大理工科的學生都修過他的課。 早年的台大數學系以要求嚴格著名。記得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唐山先生有次在華府私下談話中表示,他當年考進台大,本是數學系的學生,因為第一年就被修理得「頭?金金」,隔年趕緊轉到物理系去。 公公曾就此解釋說,當年要求學生嚴格,係應系主任沈璿先生的要求。他說,沈先生畢業於日本最好的東京帝國大學,受過相當嚴謹的訓練,所以認為要求高,學生才會學得好。他個人則認為培養研究風氣,更有助於提高學術水準。 但也因為教授要求嚴格,學生素質又高,台大數學系確實造就出許多優秀的人才。不少台大數學系的學生畢業後出國,數年後,即一個個地在美國的名校拿到博士學位,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這種情況更堅定公公要再度出 國拿 博士學位的決心。 他終於在1959年向台大申請留職停薪,回日本東北大學母校,追隨早年的恩師暨其時的東北大學數學系主任佐佐木重夫教授,從事現代微分幾何的研究。這一年對他與家人來說,實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由於停薪,全家的經濟面臨重大的壓力。雪上添霜的是嚴冬時,他在冰天雪地的仙台跌了一跤,造成骨折,住院開刀後,整整躺了六星期。但他的毅力驚人,在那一年裡,居然完成七篇論文。然後,他在1962年二月拿到理學博士學位,一遂多年的心願。 拿到博士學位後的公公,生涯似乎更加開闊。他於1962年秋赴加州柏克萊大學任助理研究員,再度隨 陳省身 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的研究。在柏克萊期間,他與後來出任堪薩斯州立大學數學系系主任的席格 (Singer) 先生同事,因而奠下日後赴堪大教書的緣份。 1963年,公公自柏克萊大學返台後不久,即代理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並於隔年出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同時繼續兼任中研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 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欲聘他前往香港教書,中央研究院有意請他任數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則寄給他數學教授的聘書。結果,他選擇到堪大執教。爾後十八年,他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過著寧靜的教書與研究生活。 他生性內向含蓄,喜愛安靜與沉思,看來似乎對行政首長職位毫無戀棧。他過去的生活常為維持一家溫飽而汲汲營營,自己除了讀書、教書、研究與寫論文外,可說沒什麼娛樂。到了堪薩斯,他學會「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自然。暇時到湖畔垂釣、或在自家庭院種菜種花,成了他的最大消遣。 他的三個孩子皆就讀曼哈坦公立高中、堪薩斯州立大學與研究所,使他無需為孩子的學費操心,難怪他會說在堪薩斯的日子,可說是他成年後,首次不需要為生活操心的歲月。 公公在六十五歲時葉落歸根,回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決定。 他是一個相當重視親情與鄉情的人,但在年輕時,為了追求生涯的進步,不得不數度離鄉背井,遠赴國外深造。   1950年,他首度赴美國研習時,太太剛懷第二個孩子。等他在隔年八月回台時,兒子已滿週歲。   公公說:「阿加小時候的眼睛烏溜溜,非常可愛。可是我一伸手要抱他,他便哇哇大哭,還怕生地把頭別過去。」 這話道出了一個年輕父親的無奈,也難怪他後來那麼喜歡抱阿孫。1983年三月,爸媽回台定居前,我帶著一對稚齡的子女回去,與他們相聚一個月。那時,爸爸特別喜愛抱七個月大的阿智。 他抱阿孫時,嘴角都溢滿了笑。阿智又很乖,總朝阿公笑,還常在他懷裡睡著。所以公公後來寫了一張獎狀給他,內容說:「許智恒,出生七個月,不哭不鬧,一天到晚笑瞇瞇,是我所知的第一好孩子,特此頒發獎狀。祖父許振榮上,1983年3月27日。」充分流露出他的感情與赤子之心。 阿加回憶說,他小時患小兒哮喘,每逢病發,便難過得無法入眠。那時,爸爸就整夜背著他,在客廳裡來回踱著步,讓他趴在他的肩背上睡?。 也記得童年時,父親常帶他到台大校園玩。有一回,爸爸帶他在台大數學館前的埤 (也就是現在的人工湖) 旁看小魚和蚵蚪時,不小心,掉落了手錶,只好跳入埤內,在泥沼裡摸撈。最後,手錶找到了,但爸爸卻是一身濕漉漉地牽著他的手回家。 他又說,唸小學時,每逢期考過後,爸爸總帶著孩子們到圓環吃肉羹、肉丸或筒仔米糕、蚵仔麵線,作為慰勞,那是他們最感興奮的時刻。 阿加在小學五、六年級時,父親到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他唸初中時,父親到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成長中的孩子帶點叛逆,也愛新潮,喜歡穿花格子襯衫、唱西洋熱門歌曲、也想學彈吉他,在保守的六十年代,這些便被大人視成可能變壞的傾向。 於是當公公有所選擇時,便帶著家人同赴美國,在堪薩斯一起生活。然後,他目睹三個孩子順利成長,女兒找到好的歸宿,兒子們相繼拿到博士學位,展翅高飛後,便開始規劃自己的最後生涯。 他雖然不善應酬,但他的人際關係卻常深厚而且久遠。他待人向來客氣,無論對師長、同事或學生、晚輩,一律尊稱「先生」。在居家談話中,我們如果聽到他提「沈先生」,知道是指前台大數學系主任沈璿先生;「施先生」是指他的老同事施拱星教授;「姚先生」是指他早期的學生、後來與他合著《幾何學》大學用書的姚景星教授;「霍樣(先生)」是指台大數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在底特律的偉恩大學執教的霍崇熙教授。 其他還有多位「先生」,我不甚熟悉,但他們那種師生之間互相客氣、尊重、亦師亦友的情誼,十分奇妙。也因此,公公雖然在美國教書十八年,與台灣的學界仍保有密切的聯繫。所以他在1983年自堪薩斯州大退休時,中央研究院立刻禮聘他為編制內的研究員。 而他在最後服務中央研究院的那五年,不僅依舊陸續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幾篇英文論文,還與呂素齡教授合寫了十篇中文論文,在《數學傳播季刊》上發表。此外,自己又寫了一本《幾何論叢》的書,其著作之豐,實令後輩瞠乎其後。 1988年六月,他與施拱星教授同時年屆七十退休。兩人作育英才大半生,桃李滿天下,其中許多皆是當今傑出的數學家。他們於是相約回台,在台大母系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數學論文發表會,紀念兩位老教授的榮退。 那三天的論文發表會舉辦得非常成功,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公公在第三天感到嚴重腹痛,無法出席當天的行程,連當晚的頒獎晚會,都由婆婆代為出席、領獎。 論文發表會後第十日,他與婆婆搭機返回美國,原預定要到紐澤西我們家,享受一下含飴弄孫之樂。熟料甫抵西雅圖,公公即因身體不適,入院就醫。更不幸的是三日後,他竟因腹膜炎溘然長逝,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思念。 公公去世後,1983年夏季出版的《數學傳播》期刊刊出一篇長達七頁、由中央研究院的劉豐哲博士與呂素齡教授合寫的《許振榮先生訪問記》,對公公的生平作了一個非常詳盡的介紹。 他去世一年後,台大數學系教授賴東昇先生等人發起成立一個《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定期在台大舉辦國際數學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傑出數學家蒞臨演講。 他去世三年後的1991年六月,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出版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將公公一生發表過的近百篇英、日文論文彙集成冊,予以付梓。事實上,公公的著作非常專業,身為家屬的我們根本無緣置喙,所有的論文皆由他的學生們予以搜集、整理,並予校對。 書裡有一篇長達七頁介紹公公生平事蹟的英文文稿,由普林斯頓大學的項武義教授與底特律偉恩大學的霍崇熙教授合寫,相當細膩感人。其中一些細節與小故事,我們也是在讀了文章之後,方才獲悉。 公公去世十二年後的2000年三月,婆婆在台灣過八十生日。我們在壽筵中很驚訝地發現居然有二十多位賓客來自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與台大數學系。他們還帶來一幅台灣前輩畫家楊啟東先生親自作的油畫,為婆婆慶生,畫面就是台大數學館前的湖畔風景。 我們稍後才知道原來這幅畫的背後還有個故事。根據台大數學系楊維哲教授的敘述,他先向同期同學與系、所同仁募款,說要紀念許教授,請他的父親楊啟東先生特別作一幅畫,送給婆婆,作為生日禮物。然後在楊啟東先生作畫完畢後,他要求他的父親捐畫,再將同學、同仁合資購畫的款額悉數捐給紀念公公的《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 這真是個溫馨的小故事,我們聽了,都很感動。在未認識公公之前,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覺得唸數學的人很有理性,也很嚴謹嚴肅。後來由於公公的關係,我才逐漸體會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竟是如此地濃郁深厚。 我從不瞭解公公的著作,也無法窺探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對他的記憶,僅基於家居的相處。我從他那裡學到園藝的樂趣,他也在1983年回台定居之前,把他所有的農具,包括一台他過去常用、我現在也仍在用的小推土車,全給了我。 隨著年歲愈長,經歷的事情愈多,我在弄土養花之際,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覺得他看似平淡的人生,實則蘊藏著無限的智慧。事實上,在滾滾紅塵裡,自甘情願地選擇過平淡的日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一生掌握最基本的人生方向與處世原則,其他一切盡量簡單化,然後誠誠實實地為人、認認真真地教書、孜孜不懈地作研究,一步一腳印地朝有意義的人生目標前進。 他待人誠懇、敦厚、正直,不與人爭,確實做到「君子溫、良、恭、儉、讓」。他終生如老圃般,辛勤不倦地在學術的領域不斷地耕耘,實是個可敬又可愛的園丁學者。 楊遠薰

許廷鑫

「擔任黨部主委六年做下來,我對民進黨的感情比公司還要深,公司我有能力左右它,但民進黨我只是個小螺絲釘,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小,但成為民進黨的一份子,反而有個使命感,至少在美西部分,從前主委耕耘接手後,我就立志要不負厚望,繼續努力打拚。」面對民進黨低靡氣氛,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許廷鑫有感而發。 對於陳總統被連番攻擊,民進黨是否急於切割與阿扁的關係,他不諱言,民進黨不會動到主帥,陳總統與民進黨是命運共同體,若確實有不法,當然會彈劾,但現在都是爆料,打了半天,沒法打到本人拖挎陳總統,証據到底在哪裡?其實,全都是二、三手傳播滿天飛。 不能因為不爽就動不動倒閣搞罷免,把過去民進黨爭民主自由取消戒嚴的抗爭,變成國民黨藉口,阿扁總統被罵成臭頭,也沒有關過任何一個人,台灣人民雪亮的眼睛,是不容欺瞞。許廷鑫不吐不快地說著。 他繼續侃侃而談,民進黨不能像以前擔任在野黨時衝撞體制,已經有執政包袱,民進黨執政要改革,就得回到體制內,人民給民進黨機會,但執政後才發現沒有那麼簡單,現在仍是朝小野大;結果支持者得面對角色紛歧,不罵又不爽,罵了又捨不得,搞得很鬱卒。他特別強調,其實,每次民進黨面對無理性抗爭,都是「冷處理」,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能再火上加油,所以民進黨非常自制,不會出來嗆聲、幹譙, 就是不要再製造對立。 民進黨不是任人踩,但也請支持綠營者心態要調整,一定要維持「當家」的準備,民進黨最後守著的是作為取得過半數的支持,要贏得台灣主流價值。 許廷鑫,這位年少時參加國民黨,與父親在立場上不斷起衝突爭執,一個五年級生,卻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一路看盡繁華初升背後隱藏的危機,到了國外成為支持本土政權,力爭台灣主權獨立,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的社團領袖。 少小離家 個性傷感 「12歲,少小離家,養成我個性較傷感,20歲以前,常會莫明的孤獨,如果重新選擇,我不會願意離家,最想要的是能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許廷鑫,1966年生,生於彰化鹿港小鎮,祖父時代經商,父親開鐵工廠,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生為家中長子,下有一弟一妹,小學讀鹿港國小,功課不錯,父親希望他北上求學,所以到台北市就讀建成國中。 父親很嚴格,又非常節儉。因為是中南部學生,對於北部學生的優越感,自己之外還得照顧年僅小一歲的弟弟,到台北生活實在太有壓力,但又不敢回鄉下,父親偶而生意來看看,母親更是少見,他每次想哭都不敢哭,被迫養成獨立果斷自主的個性。 高中聯考雖有成功中學程度,但作文考題「國中三年」,他狠狠地批判一番後,結果作文不到10分,只能考上復興高中,他決定再去報考台北商專財政稅務科,由於家中經商,順水推舟,在北商5年讀起來很輕鬆。 他把一半時間花在功課上,一半充實自己補英文,另外參加社團活動,認識很多朋友,是一生中最快樂的讀書時光,還特別去學珠算檢定二級通過,幫助他以後做生意數字反應很快,換算特別靈敏。 「出社會你就知道」 在學校十分活躍,大多數學生受到國民黨教育,相信教官的話,也是國民黨員,父親從以前支持反對運動,出錢出力,他頗不以為,每每與父親爭辯。他對中國史和文學人文,十分有興趣,雖然有疑問,但仍深信教本所讀。父親常笑著跟他說:「出社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他考上特官後入伍,擔任運輸兵排長,服役經驗,讓他徹底厭惡國民黨所作所為,原來駐地在林口時,他當負責監督採買,發現士官兵都很大方,攤販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後來吃到菜時,才知道很多買回來的都是人家不要的剩菜,他們曾經碰到每餐只有一味,炸白帶魚,連吃一個月,吃到營長翻桌。而每天兩萬元的伙食費,這錢A到哪裡呢? 他後來發現莒光日時,開會有很多贈品,黨部不可能撥經費,國民黨體系的就可以拿贈品,有些全額還被輔導長拿走,飽入私囊,有些巴結長官的卑裂手段,簡直是胡作非為,許多職業軍人喝得爛醉如泥,正科軍官根本是敢怒不敢言,看盡其間醜事,走後門歪風,許廷鑫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國民黨貪污腐敗的一面,他充份體會在醬缸文化中,「死幹活幹撤職查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的話,一一印証。 許廷鑫因為還是受到爸爸影響,讓他在軍中飽受精神折磨,直覺環境很變態,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常借刀殺人要他做壞事,若不從則被修理,或是被罵的連狗不如。 兵役頭一個下半年,曾有一次放假,中華路有鐵道,當時曾有衝動臥軌,感覺自己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過得像行屍走肉。他調適得很辛苦,唯一好處,就是堅持帶兵要帶心,如何讓底下的阿兵哥100人完全服從,當兵,讓他領悟到一段生存的哲學。 而另外的收獲則是,追到漂亮的老婆,當時夫人是台北商專班花,當時不敢追他,許一直處心積慮與她聯絡,在服兵役時展開熱烈的追求,因為用情很深,感情非常專一,終於追到手。現育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根留台灣 自創品牌 他也在心中早就有規劃退伍計劃,一直讀英文,晚上看書,決定考托福。但父親不放他去留學,因為家族企業需要他,5月退伍,他8月就開始出國,1989年就來美國,學著提著007皮包,由父親帶路,全球南北征戰。 由於父親開工廠,與伯父在台灣算是相當有實力,60年代,中部五金工廠的師父都是由父親公司訓練走出去再創業。 1960越戰開始,一直到1990年後,許的父親,就是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的一員,就像無數中小企業主,不會高深的英文,家庭即工廠,拿著007手提包就闖蕩各地,再把賺到的錢拿回去台灣,從有輕工業開始,父親就正逢外銷榮景第一波。 許廷鑫接手已是尾聲,他不但跑日本,歐洲,美洲,出差到各國趴趴走,1990年還曾去中國,參觀廣州交易會,那時中國才剛開始開放,他笑著說,「一開始心情是,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有多壞,真的嗎?結果,印証果然真的很壞,往後跑的更多,後來發覺簡直是浪費時間,太多不合理現象。台商在他們眼裡,是最可以被剝削的一群,共產黨根本不把台灣當國民看,以前是反國民黨,出國反而真的變成台獨。統一觀念完全消除,所以與父親再也不會爭執了。」 在中國沒有投資,父親更早去中國,發現不行後,決定放眼天下,許父一句話:「不要鎖國,更不要鎖在中國,國際觀不是只能在中國。」所以當很多同業為了人工更宜,紛紛前進中國,許家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根留台灣,多年不斷研發,控制成本,規模一直在擴大;經過多年,如今,爸爸在中國投資的朋友,倒的倒、散的散,或是乾脆改行。 但許廷鑫仗著第二代英文好,與歐美商界人士打交道久了,學了很多經驗,悟到與客人談判,不要作賤自己,而是要兩方互利。最好的作法是「市場導向」,看市場要什麼? 1983年美國、1990年在德國、2000年在墨爾本,設立分公司,都是跟著客人走。 許廷鑫在1990年接手後,為家族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由於父叔輩早期都是做OEM代工。父子倆都已有共識,許廷鑫要求父親給自己3個月,著手開始打自創品牌行銷,1990年以「GARDEN TALS」之名的各式花園藝品,前進歐美。 「不怕買貴,就怕賣不出去」,但年紀輕輕的許廷鑫在摸索絕對會犯錯,父親卻讓他花錢學經驗,代價很大,但經驗靠累積,終於他能主導進入K-MART,後來做了WAL-MART。 他分享這份經驗,逆向操作,「客人不是買便宜貨,而是買能賣出去的貨」。早期台灣人做法是以成本往上加,他則是倒算法,先定下價位,然後調查,倒回來一一減去到成本,不折不扣的市場導向。 另外,由於如何去創造客人的需要,不去抄襲,創造產品的觀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伸展敏銳觸角,掌握脈動,維持好的產品、品質、價格、服務、關係。 未來的規劃,他已想到轉型,所以在越南設廠,開發其它相關製造行業,手術刀,特殊金屬來取代中國,當然根還是留在台灣。他認為,大企業全球佈局,但自己做的是中小企業,所以習於做策略聯盟,相關行業集結,比較有競爭力,有錢大家賺。 民進黨美西黨部主委 「人生的規劃一點也沒有想法會在民進黨黨內擔任職務」許廷鑫回想著。 1990年代開始,就十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藉由胡維剛律師認識台美社團,但沒有時間參加,大部分是出錢、父親是創黨之後入黨。許廷鑫,是在1994年,才開始加入民進黨。1996年之後,生意穩定,從南長北扁開始積極投入,1998年左右,扁友會成立之後,又加入聖東同鄉會。 2000年出來選美西黨部評議委員,配合主委陳文石,2002年再選評議委員召集人,2004年陳文石鼓勵參選,林榮松醫師剛好榮任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要去辦美洲台灣日報。受到陳文石等長輩鼓勵,資歷淺,乳臭未乾小子,考慮再三,決心試試看,竟然就同額當選。 2004年上任主委,代表的最大意義,就是「世代交替」,前輩提拔,自己努力,民進黨給年青人一個機會,美西是海外最大的一個黨部指標地域,37歲,即要做就得全力以赴,才對得起大家。二年一任,今年他又連任一次。 但剛當上主委,他就面臨三合一選舉等之後,民進黨氣勢受挫,一直到今每況愈下,他則樂觀地說:「一個人在太平盛世,看不出有什麼能耐,越是困難, 能做的好才是功德。」他認為,大環境不利,越要有更堅定的立場,迎接挑戰。 他心中深深感謝絕多數的台美鄉親,沒有名利糾葛,豪無所求,仍熱情相挺,更顯得支持者可愛,看到支持者信任,日久見人心,雪中送炭。他認為,民進黨沒有灰心喪志的權力,民意支持,民進黨跌倒一定爬起來。請大家繼續支持下去。 文/記者林蓮華

許丕龍

對台美人而言,認識許景淳之先,她的阿爸許丕龍更早就享有盛名。許景淳出民主運動南加幫 多才多藝許丕龍道時,台美人都說:「許丕龍的女兒做歌星了和阿爸同款,唱歌有夠好聽」,不過,現在大家都習慣稱「伊(許丕龍)就是歌星許景淳的爸爸啦!」。 許丕龍在事業上曾經遇到大風大浪,選擇在女兒11歲時赴美,重新出發。相較於女兒的溫柔典雅,許丕龍多才多藝,敢衝敢說,唱得與說得一樣理直氣壯,化學工程師的背景確曾擔任“天韻歌聲” ORTV的音樂部主任,教會聖歌隊指揮。 許丕龍與蕭泰然聽到高俊明牧師演講後,在戒嚴時代勇敢合作詞曲寫出一首〈蕃薯不驚落土爛〉,至今仍是台美社團抒發愛臺情懷的必點歌曲。蕃薯不驚落土爛這句歌詞,更是貼切地表達台灣人民卑微的訴求,但不畏艱難的生命力。 洛杉磯的台美社團40多年來,變化不少,人才輩出,不免長江後浪推前浪,即使物換星移,但許多社團人士念念不忘的一幕,就是1982年十月,由蕭泰然和許丕龍主持的「台灣音樂社」負責策劃、並獲得同鄉會及十個南加州教會團體協力合作,在洛杉磯橙縣水晶大教堂舉辦了第一屆南加州《感恩節音樂會》,全場演出台灣作曲家的作品,樂曲中濃濃的台灣民謠風和本土風情,讓3千位聽眾如癡如醉。 當時在戒嚴時代,許多黑名單人物、留學生,聽到那些経改編得如此豐富感人的歌謠,由台灣人音樂家,樂團演出,故鄉的悲情、異鄉的孤寂,全部隨著旋律宣洩出來,許多人士是邊哭邊聽、一邊擦淚一邊拍手。這是海外台灣人首次舉辦的大型文化盛會,也被譽為旅美台灣同鄉「文化黃金時代」的濫觴。 連續兩屆的《感恩音樂會》都在對故鄉的思念與讚美聲中落幕,這不僅讓台灣僑社有大團圓的機會,同時代表「正統的台灣文化」在海外僑社中漸漸取得了主流地位。這段歷史記憶,成了台美社團最美麗的扉頁。 隨著民進黨成立,許丕龍後來成為民進黨大老,當初「民主運動南加幫」,謝清志、許丕龍、鍾金江,江昭儀、楊嘉猷,陳昭南等人紛紛回台,報效祖國。許丕龍更曾擔任民進黨中評會主任委員,第二屆國大代表,甚至還臨危受命被委派競選澎湖縣長,雖然敗北,但他囊括的票數只差5千票,超乎預期,為民進黨在澎湖奠定良好基礎。 今天,他擔任慶祝台福教會傳揚雜誌30週年慶的神秘嘉賓。回到30年前,台福教會創辦,他被聘任台福教會合唱團總指揮,如今又回到教會的台上,寶刀未老與女兒許景淳一起上台演唱詩歌,台下觀眾頻頻叫好。這對父女為當天聽眾帶來美麗音樂饗宴,令人回味再回味。 許景淳 教會家庭 詩歌神童 許景淳,出身長老教會家庭,生於台中霧峰鄉,自幼受環境熏陶,信仰與詩歌啟蒙了許景淳的音樂人生。許景淳還在牙牙學語同時,就能唱出上百首兒歌,在她一歲多的聖誕節晚會上,清唱了一曲〈 馬槽歌〉,一鳴驚人,從此也開始寫下她的音樂傳奇。 從小在熱愛音樂的父親許丕龍耳濡目染下,音樂對幼小的許景淳來說,就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陽光與水一樣,自然的不得了。 擁有多彩多姿的童年,許景淳成為台北兒童合唱團的主唱團員,隨著全球性演出,走遍世界各地,許景淳從小學就展開了豐富且繽紛的歌唱事業,因為從小就已是主唱的不二人選,也造就她雍容大方的自信,但因為信仰的熱誠,也使得她至今仍然保持謙遜誠摰的風采……. 許景淳後來考上華崗藝校,深厚的演唱功力早在學生時期就充分展現,儘管在華岡藝校唸的是古典音樂,許景淳獨特的歌聲,讓她學生時代便跨足到西餐廳駐唱,還曾與黃韻玲等人共組合唱團,拿下金韻獎,開啟她走上演藝之路。 從華岡藝校畢業後,正式擔任配唱工作,學生時代就視李泰祥,張弘毅為偶像的許景淳,在當年民歌盛世,百花齊放的年代,唱了一首《玫瑰人生》,大受歡迎成功出擊之後,順利進入影藝圈。 自幼受到父親影響 《玫瑰人生》、《睡吧我的愛》、〈路長情更長〉不但是許多五、六年級朋友心中的共同記憶,她唱紅的許多膾炙人口經典歌曲,專輯更是一路長紅,成為知名的暢銷歌手。 之後,彈著一手好鋼琴的許景淳,其實受到父親演奏小提琴、歌唱,指揮,創作詩詞的影響,也開始嘗試詞曲創作與製作人的工作,陸續參與電影「戀戀風塵」、「梅珍」原聲帶製作與演唱,還連獲國際大獎,成為圈內極少數橫跨流行與藝文的跨領域音樂人。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許景淳唱台語歌曲的清新脫俗,更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1996年發行的專輯【天頂的月娘】,讓許景淳順利拿下第八屆金曲獎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大獎,許景淳唱出傳統女性最深沉的思緒情感,因為許景淳的動人歌聲,具有溫暖人心的療傷作用。 許景淳 21世紀青年百傑獎 許景淳的嗓音清亮婉約、神密遼闊,加上豐富的表情張力和情感釋放,許景淳贏得「美聲歌后」之榮譽。樂評家筆下曾這樣讚美過:「許景淳是跨世紀臺灣最美麗的聲音。」聽見她,猶如看見臺灣美麗的山水。 許景淳多年來錄製14張專輯,歌藝表現, 自1987第一次得獎至今,在國內享有藝文界的最高榮譽與肯定,先後贏得兩屆金鼎獎,三屆五項金曲獎,包括演唱、製作、演奏等國家級獎項。 2000年「21世紀青年百傑獎」,許景淳獲頒唯一音樂類獎座。 國外部分,1993年「法國南特影展」,許景淳以一曲「戀戀風塵」創作虜獲最佳電影配樂獎。再接再厲,1994年,電影「梅珍」原聲帶獲「聖地牙哥影展」電影主題曲最佳演唱獎。 許景淳經常受邀國內外演唱,記錄多達千餘場,國家級盛典如「金馬獎」、「金曲獎」、「金鼎獎」等場合,「美聲歌后」許景淳是最受歡迎特邀演出的歌唱家。她的演唱也曾獲日本波麗佳音唱片公司欣賞,邀請她在日本發行國語專輯並巡迴演唱。 輕柔的聲音,當然也是主持人的最佳人選,從歌者跨界主持人,聖經教導的涵養,讓她主持藝文節目也是如魚得水。現任台灣教育廣播電臺種子之歌節目,製作及節目主持人,製作並專訪學者專家、作家及藝術工作者計五百餘位,節目專訪各界精英暢談其專業與生活、生命經歷等分享。 近年來許景淳漸漸轉向幕後製作,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並開始嘗試不同的音樂風格。世界童謠、藝術歌曲、劇場表演、聖歌音樂等,她詮釋歌曲,同時集結了中文、台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四種語言,將古老流傳的歌謠以及現代優美的曲調,一起呈獻,成為令人感動喜愛的經典盛宴。 從金韻獎重唱優勝者踏入歌壇,許景淳在流行音樂大放光彩,她的情歌演唱幾乎是唱片公司的銷售保證。但她從不滿足於現有的成功,總是要求自己要不斷突破與創新。雖然目前作品藝術性較為濃厚,漸漸脫離歌壇的流行味,但因為對音樂的執著與熱忱,得以讓她在歌壇仍屹立不搖,佔有一席之​​地。 採訪/林蓮華

施興國 與台加文化中心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婚後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們本著溫和敦厚的心,長期奉獻社區,後來更與熱心鄉親共創台加文化協會﹝TCCS,簡稱「台加」註一﹞,服務九十年代小留學生風潮盛行時,大批移居溫哥華的台灣新移民。 「台加」在眾人的努力下,如今會員多達三千戶,而且擁有自資興建的「台灣文化中心」,每年舉辦逾五百場的活動,堪稱海外最蓬勃的一個台僑中心。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節目長達兩夜三天,更是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台加』的成功,是許多力量的結合。」施興國說:「好比建築聖殿,需要許多石頭奠基一樣,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塊罷了。」 「建築聖殿的石頭是活的。」廖純如說:「我因為長期投入『台加』,不斷成長,生命亦因此而豐富。」 八角亭的孩子 施興國生長在崙背鄉與二崙鄉交界的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村民都務農。 他笑著說:「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校開學或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過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就一起結伴走路上學。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經在上課。我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了大半天,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他繼續說:「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掝著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到我家前,必須經過一條大水溝,鬧過鬼。冬天天黑得早,又沒路燈,兩旁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我每次走到那裡,就心裡發毛,嚇得一路跑回家。」 施興國是九個孩子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及打零工維生。他說:「父母都很忙,沒有時間管我們,上不上學都無所謂。有時老師看不到整村的孩子,會到村裡找學生。」 這樣的環境,居然也出了個留美博士,有些難以相信。「不是一個,是兩個。」興國說:「我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大恩人。我唸小學四年級時,導師劉志芳作家庭訪問,看到我家的情形,就對我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我和弟弟住到他家,他願照顧我們。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我和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與弟弟一直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他在老師教導下,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然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大學唸成大化學系,一路平順地走出來。他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兩年,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獎學金,於一九六八年秋天赴美留學。 許多年後,他緬懷地說:「劉老師是一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為人很熱誠。當年弟弟年紀小,老師還收他當養子。劉老師在台灣生活三、四十年,始終沒有成家,一直到兩岸開通後,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世間就有這樣好的人,而我和弟弟竟得到這麼好的人的照顧,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是二崙鄉一個醫生的女兒,原本有著快樂的童年,不幸在她五歲時,父親突然以匪諜罪名被捕,從此一家生活在憂慮與被歧視的陰影中。 她說,她的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二崙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的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且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父親很有愛心。」她繼續說:「他眼見當時農村的相當貧困,許多鄉下人生了病,不敢看醫生,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共同成立健保組織。每家一年繳費二十元,可全年看病免費,並自農會領取藥物,可說是現在的醫療健保。沒想到因此引起政府的疑忌,所有相關人員皆被冠以匪諜的罪名,集體被捕。」 時為一九五一年,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純如說:「初審結果,父親被判七年。鄉人非常憤慨,集體陳情。二審判決,刑期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十五年。這對受難者及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純如在成長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她回憶說:「我唸小學時,爸爸在景美的古坑監獄服刑。從二崙到古坑,是段迢遠勞頓的路途。媽媽每次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去探監,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大家一早起來,自二崙搭乘客運到西螺,再轉車到斗南,然後搭火車到台北,再坐三輪車到親戚家。借宿一夜後,一行人清晨搭著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經過重重關卡,媽媽不斷分送東西給警衛和獄卒。等見到爸爸時,帶去的東西已經剩下無幾。至今,我每想起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食物的情景,還忍不住會掉眼淚。」 「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日,我們再去探監,發現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純如唸小學時,還是個孩子,相當活潑,功課很好。只是當同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時,就傷心得一路哭回家。她的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因此盡量送他們到外地唸書。 後來,純如轉學到彰化民生國小,初中考上彰化女中,高中就讀台北第二女中。她說:「我唸彰女時,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是誰,感覺很輕鬆,表現也很出色,初中三年都當班長。但唸高中時,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敏感?向起來。」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廖萬督醫師在古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移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一九六四年,在整整服滿十二年刑後,廖醫師終於獲准出獄。 純如說:「父親在獄中研究針灸,很有心得。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父親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特別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他一向體貼貧窮的人,常說『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我當時不太明白這道理,等後來經歷較多的人生後,才深深體會到其中的意義。」 一九七○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兩個月後,純如告別她當時不甚眷戀的故鄉,飛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 施興國個性隨和,自一九六八年抵達林肯﹝Lincoln﹞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後,即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及陳炳杞教授家作客。後來,一夥人一起組內布拉斯加台灣同鄉會。 「出外靠朋友。」施興國說:「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留學,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每年感恩節,隔州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會都會邀請鄰近幾州的鄉親一起聚餐。我們每次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因為那種同鄉見面的喜悅,很令人回味。」 純如初抵美國時,不太習慣留學生的刻苦生活,但不久便感染到大夥兒相聚的快樂,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她說:「有一次,我們在堪薩斯的感恩節大聚餐裡,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家父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景仰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不久,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卻發現自己懷了孕,兩人憂喜交加。純如說:「「當時其實憂慮勝於喜悅。因為我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我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怎麼辦?」 後來,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飛到德國。結果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到處旅遊,真是喜出望外。 「我當時猛然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確實天無絕人之路。」純如說:「此後,我遇到事情,就不那麼患得患失了。」 天涯為客 他們在德國,亦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從而認識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陳錦芳等一些留歐學生,大家互相照應,不覺寂寞。當時,留歐學生正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時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熱心的人便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來。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通霄話台灣,充滿了年輕的熱情與興奮。 施興國在德國作了三個月研究後,即回內布拉斯加大學。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物理化學博士,隨後帶著妻女到加拿大東岸,在渥太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早春的渥太華風景非常美麗,但見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景致如畫,我們安頓之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就決定在加拿大定居。」純如說。 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期間,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他們在波昂時,添了一名小壯丁,也熱心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其時常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話題總離不開台灣。 一九七七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正當夫妻倆熱心服務留德同鄉之際,突然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因此全家匆忙返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換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困境。身為莘莘學子,他希望在大學裡教書,但那時他所專攻的物理化學相當冷門,教授出缺的機會微乎其微;回台灣或許是一條出路,無奈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 輾轉思慮的結果,他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學術界,離開渥太華,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開著一部老爺車,載著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即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真是視野茫茫,前途茫茫。他小心翼翼地握著駕駛盤,在冰天雪地中徐徐前進。如此走走停停,足足跋涉一個月,方才安抵溫哥華。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然而旖旎的風光填不飽一家大小的肚子。施興國到處找事。其時電腦方興,需才孔急,他在溫哥華西南的維多利亞﹝Victoria﹞島覓得一份電腦程式設計的工作。此後一年多,週日住在島上,週末才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純如提起初到溫哥華的日子,說:「我們到溫哥華沒幾天,行李都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讓人聞之泣血。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示威,含淚的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的繼續熱心服務同鄉。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兩年擔任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他說:「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我擔任同鄉會長時,有一次,剛辦完四天三夜的露營後,便匆匆趕到加拿大最大的德拉斯﹝Telus﹞電信公司應徵工作。面試時,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告訴他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接著和我談起一些社團服務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錄用我,並且讓我擔任主管的職位,真是天公疼憨人。」 搬到溫哥華後,由於兩個孩子已上小學,純如希望自己亦能擁有一片天。一九八三年,可愛的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取得凱蒂貓禮品的專賣與批發權。回溫哥華後,她即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同時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作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無到有,全都自己摸索。」純如說:「經營期間,無論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都自己一手包辦。結果從處理各種事務中,我得到經驗與信心。」 然而即使工作再忙碌,純如依舊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也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由於她的一對子女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異,又乖巧有禮,因此許多新移民都紛紛向她請教有關子女教育的各種問題。純如一再不厭其煩地回答之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進大學。其所開的課程包括複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申請美國大學必考的SAT測驗,並提供所有申請大學的資訊等等。她的子女都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成了最好的招牌。至於施興國博士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為人謙和又有耐心,因此雖然補習班不曾登過廣告,登門求教的人還是很多。 純如笑著說:「十餘年來,我們至少幫助了兩、三百名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和家長們都很高興。每年春天,我們還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各大學,每次參加的人都很多。」 成立「台加文化協會」 九十年代的台灣乘著電子電腦新興科技的風潮,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一時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在經濟空前繁榮下,島內亦颳起了「小留學生」風潮。不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都紛紛把孩子往國外送,頓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可見新興台僑的蹤跡,聲稱為子女的教育而移民。其中,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往返台灣方便,成了「教育移民」的最愛。一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帶著青少年的台灣家庭便一波波地湧向溫哥華。 眼見新移民快速地增加,原本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一九九○年,林宗義教授出面,邀請張邦良、施興國、楊正昭、蔣敏一等八戶熱心同鄉,在家聚會。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他們決定分頭招募會員,每戶招募五戶,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的協會。。 果然數個月後的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戶台僑家庭共同在溫哥華的東寧書院創立「台加文化協會」。會中,大家推選德高望重的林宗義教授為創會理事長,隨後由賴佑哲秘書長起草章程,並向加拿大政府註冊登記。 「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廖純如見補習班的對面有一間辦公室空出,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自己隨時當義工。與此同時,理事長林宗義向日本的熱心企業家郭榮桔先生募到一萬美金的種子基金,溫哥華的兩位同鄉陳大川與蔣敏一各捐兩萬加幣,其他十多位創始人各捐一千加幣,成為初步經營,「台加」的基本經費。「台加」遂聘請蔡澄洲為總幹事,正式營運。那年年底,「台加」獲得聯邦政府的免稅資格,相當有助日後的募款。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帶著孩子前來唸書的家長們閒居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服務新移民。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帶領大家賞玩溫哥華的好山好水。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生意興隆。 施興國笑著說:「尤其每年十月,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真是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夠維持「台加」的基本開銷。「台加」的辦公室亦已由原先小小的五百平方呎搬到柔以斯站﹝Joyce Station﹞的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地方。理事們進一步思考舉辦其他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與。 廖純如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經常舉辦有關如何申請大學和美、加教育制度的講座。「結果每一場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純如笑著說。 然而不少「教育移民」因為對子女高度期待,加上東西文化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為此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亦深受歡迎。 此外,為服務陪孩子唸書的媽媽們,「台加」陸續開辦英語、電腦、插花、陶藝、太極、韻律、瑜珈,甚至投資、報稅等各式各樣的班,可說人氣興旺。,「台加」的會員亦從一九九○年的四十戶,增加至一九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二戶,再增加至一九九三年的五百八十戶,一九九四年的八百七十五戶,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四年,施興國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後,即深感原先的場地不敷使用,而且他一上任,即接到租金即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於是另覓新址。他們最後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大了兩倍,於是歡喜搬新家。 籌建「台灣文化中心」 「台加」喬遷之日,喜氣洋洋。理事長施興國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們參加。當日,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辛普森議員﹝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當眾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此語既出,令大家面面相觀,驚喜又錯愕。不久,建築師林正輝的父親林昭仁老先生公開表示,他願意捐出一畝農地,作為建館用地。這項允諾無異是一注強心劑,大家立刻興致勃勃地築起建厝夢。 建築師林正輝首先繪出一份夢想的藍圖,「台加」將之印成精美的小冊子,四處分送。接著,四十多位熱心的鄉親共同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他們計劃在兩年內,籌措兩百萬加幣,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作為加拿大西岸的台僑公厝。 「此後兩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進行。」籌委會共同主任委員之一的施興國博士說:「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熾熱的氣氛,非常令人感動。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當時的情況確是積少成多,集掖成裘。」 「有了錢,我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他接著說:「這才發現林老先生要捐的農地,無法變更成建地,我們只好另外覓地。等開始看地,才知道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一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錢是否被籌委會的人污掉了,否則怎會毫無動靜?這種黑鍋我們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他繼續說:「最後總算經由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l Anderson﹞的幫忙,我們在二○○○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使用空間約四千五百平方呎,裡面有活動大廳、餐廳、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等等。完工時的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則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施興國欣慰地說。 推廣「台灣文化節」 隨著「台加」的成長,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亦愈來愈具規模。一九九○年,東寧書院的陳慧中邀請作曲家蕭泰然到溫哥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台灣作曲家之夜」,首開介紹台灣音樂給加拿大主流社會之先河。隔年,陳慧中在溫哥華劇院﹝Play House﹞舉辦「台灣作曲家鋼琴樂展」,再度引起矚目。 此後連續三年,「台加」皆與東寧書院合辦「台灣作曲家樂展」,規模逐漸擴大。一九九四年,他們除了舉辦三場音樂會外,並增加文化講座,將音樂展擴展為藝術文化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台加」便獨力承辦這項藝文活動,正式定名為「台灣文化節」,並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週末舉行。首屆的台灣文化節由許建立擔任總策劃,節目除介紹呂泉生的音樂外,還推出原住民歌舞、影片欣賞與文化講座等,吸引了約五千名的觀眾。 一九九六年,「台加」邀請小提琴家林昭亮與梆笛家陳中申在音樂會中演奏,再度掀起高潮。此外,他們並在溫哥華市中心的羅伯森﹝Robson﹞廣場舉辦台灣美食與歌謠大賽,造成盛況。 一九九七年,「台加」推出金希文的音樂作品,並在戶外廣場表演歌仔戲,吸引了壯觀的人潮。一九九八年,「台加」以客家文化為主軸,推出台灣文化節。一九九九年,他們復以茶藝、茶道、音樂、攝影與美食等,呈現多元的台灣文化;二○○○年,更以「蝴蝶的故鄉」,詮釋台灣的蛻變。 如此自一九九八年以後,台灣文化節年年都被遴選為加拿大傑出文化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上萬的人潮,展出的期間長達三天兩夜,成為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至於台灣文化中心自開幕以來,亦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當今的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曾蒞臨參觀。此外,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而且文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變得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乃主動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真是天佑『台加』!」廖純如高興地說。 蛻變的蝴蝶 純如本身對「蝴蝶的蛻變」這項主題尤有深刻的感受。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她,曾像一隻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婚後,她在興國的引導下,逐漸接觸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天性。往後,她經由不斷地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尤其長期投入「台加」,更讓她挖掘自己前所未知的才能。 「台加」成立後,她每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用心整理帳目。「台加」成立後的最初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純如娟秀工整的筆跡記錄;每一筆項目的進出,都有明確的交待。她的真誠、和善與不計較,使她成為一個很好的義工。隨著「台加」的成長,她負責的事越來越多,尤其在輔導青少年與策劃婦女節目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純如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還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因而產生不少親子衝突,結果造成有些孩子常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造成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台加』因此舉辦許多有益青少年身心的活動,也開辦電腦、英語、作文等課業班,盡量引導成長中的孩子往正常的方向發展。此外,我們也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她的關懷與親切贏得許多孩子與家長的信任,「施媽媽」之名不逕而傳。在開導苦悶的青少年過程中,她亦發現一個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因此她亦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等,獲得許多婦女的支持。 「因為經常到處演講、諮商、策劃與協調,我本身也在不斷成長中。」純如說:「我從一個害羞內向的人,變成一個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因而深深感到建築聖殿,固然需要石頭奠基,拙樸的石頭也因為不斷地琢磨,而發亮起來。」 賞鳥外交 天公疼憨人,二○○三年二月,在熱鬧滾滾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年會摸彩中,廖純如高中頭獎,得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這張機票使她能夠隨著興國,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向在社區忙個不停的施興國夫婦,如今成了消遙的觀鳥人?「其實,就是想為台灣做點國民外交。」施興國微笑答道。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的那些年,為了啟發同胞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生態知性之旅,吸引了眾多同鄉的興趣。其中有一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豐富的鳥類知識。我們因此請他擔任『台加』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我也從這些賞鳥活動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觀鳥常識。」 興國繼續說:「廖世卿老師在一九九四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等他在二○○二年重返溫哥華時,我正好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便開始籌劃一個『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他繼續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甚表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也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聆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座談的成功,他們再接再厲舉辦「台灣賞鳥行」。二○○三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由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及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這真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方才知道原來台灣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在台期間,他們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因此二○○三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聯合在溫哥華主辦第二屆「台加鳥展」時,特別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鳥展之後,戴副主委並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 二○○四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不久,世界鳥盟在網站鼓勵鳥友前往台灣賞鳥,並決定於二○○五年在台灣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半路出家的觀鳥人施興國等雀躍不已。 小屋的春天 微寒的四月天,綿綿春雨後,櫻樹尚吐豔,落紅已滿地。溫哥華尋常陌巷裡,施家樸實的小屋中,圍著一張方桌,砌一壺熱茶,施興國與廖純如愉悅地暢談往事,也輪流傾吐感觸。 純如說:「我們的屋子雖小,卻很溫暖。結婚這麼多年,我們沒有發過財,也沒好好想過要發財。但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就有春天。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滿足簡單的生活,各自追求自己理想。華維﹝Margaret﹞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博士,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授。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任職於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CBC﹞。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與快樂。」 興國說:「我有時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寒如小草,幸虧得到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我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如鄉人期待那樣,當高官或賺大錢,但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身的經歷、滿筐的情誼與許多人的尊重,就是最大的財富。」 純如說:「我當年在台灣,時常感到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非常不公平,因而內心抑鬱,一旦出了國,便不想再回去。幸好興國引導我走出陰霾,讓我從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中,見到陽光。當我走過那暗長的甬道,對世俗的名利與金錢,就不那麼在意了。」 她接著說:「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也得到一點金錢賠償。我將之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委託『台加』和『慈林基金會』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希望藉此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也勉勵大家能化哀怨為包容,化苦難為愛心,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興國說:「我現在所擁有的,都超過從前的想像。如今我與純如回台灣,看到老家改建成樓房,哥哥們住的房子比我的大,開的車子比我的新,就覺得很高興。從前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如今不但可以自由往返故鄉,並且能夠投票選總統,甚至看到人民用選票結束外來的威權統治,真覺無比興奮。我們在海外為母國打拼,看到台灣日有進步,就覺得很安慰。」 走出小屋,春猶料峭,我不禁思索著「一枝草一點露」的含意。一枝寒微的草,靠著一點露的滋潤,就能生存。這大地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過多少卑微困苦的人。其中有的成長茁壯後,竟成為營建社區的奠基石,多麼地耐人尋味! 註一:「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
- Advertisement -

最關注新聞

最新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