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五月 19, 2019

人物

李正三 紐澤西成功企業家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

盧主義 與三F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已是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一切猶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幾個朋友認識。」盧主義說:「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一行人於是搭了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大家沿著市場街,緩緩步向宏偉的市府大樓。時值中秋節,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林榮勳遞給我僅有的一塊月餅,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餅,心底無限溫馨。」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遐邇的獨立大樓就在不遠處,即使望不見,那著名的自由鐘彷若無聲地敲打著他們的心。四個月後的一九五六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註一﹞」,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留學生 盧主義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到美國留學,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當時聽說一位國民黨大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那年的役男特准未當兵即可出國。盧主義把握這機會,央請宣教師孫雅各﹝ James Dickson﹞牧師為之介紹,獲得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入學許可,便趕在年底匆匆出國。其時,他已考上人人羨慕的台大醫學院,卻只唸了三個月,即瀟洒地揮一揮衣袖走了。 「我生長在一個抑鬱的年代。」盧主義說:「我讀港﹝Minato﹞小學時,看到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覺得很失望。唸初中時,又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深感台灣人很可憐,始終當二等公民。讀到初二,遭逢二二八事件,親歷血腥恐怖的大屠殺。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政治陰影。那時真希望有機會能出國透透氣,也見見世面。」 他的父親盧牧童在台南作食品生意,是府城最古老的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因為望子成龍,就積極支持他出國,因此盧主義成了早期的台灣人小留學生。 他在十二月抵達天寒地凍的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起新奇忙碌又帶點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也姓盧,同樣經孫牧師介紹而來,但與盧主義沒有親戚關係。這個盧建和畢業台中一中,父親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由於兩人同在馬卡里斯特學院,很快成了好朋友。 一日,主義在圖書館唸書,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著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主義一口氣讀完,覺得意猶未盡,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索有關台灣的書報。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一九四七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讀後情緒非常激動,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由於志在學醫,一九五五年,主義大學未畢業,獲得費城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即在九月抵達費城。他到費城之前,先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代為介紹費城的同鄉。因此他到費城後不久,即有楊東傑醫師拜訪,和那晚難忘的聚會。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聚在一起。他們當中,楊東傑最年長,盧主義最年輕,林榮勳最早到費城。其中楊東傑、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皆來自醫生家庭,曾一起賃屋而居,也曾共同在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交情相當親密。 林榮勳畢業台大政治系,於一九五二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他就讀台大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九四九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 陳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他在台灣時,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與軍中同袍合組樂團,在蔣介石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攻讀國際關係。他抵達費城後,即與林榮勳住一起,政治想法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 楊東傑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大學,一九四七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惡劣。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相當活躍,後來當上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楊醫師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後,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台獨運動亦不陌生。 林錫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自台大化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即到新墨西哥大學深造。一九五五年,他取得化學碩士後,即轉往費城的賓大,繼續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每聚在一起,就猛烈批評國民黨。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便提議成立倡導台獨理念的組織。但畢竟革命是殺頭的行業,大家的心頭都有許多顧忌,所以此話一提出,便引起不同的議論。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當時,林榮勳與陳以德攻讀政治與國際關係,論起時政,自是侃侃而談。而盧主義自認也讀過不少有關台灣的論述,辯起論來,亦理直氣壯。主義說:「幸好每逢遇到僵局時,就有老大哥的楊東傑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在爭論中,他們也激盪出不少共識。盧主義喜歡投稿,那年十二月,他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支持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免日後台灣淪入共產黨手中。此文獲得刊登,大大鼓舞了眾人的士氣。盧主義這時再提出組織事宜,終獲其他人的相繼同意。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在費城共同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是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是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了明尼蘇達的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則邀請他在台中一中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在那提倡台獨具有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可說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 一月間,他們在寄出首期「三F」通訊,正式宣告組織成立,並揭櫫其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此後兩年,「三F」一共發行十一期通訊。通常盧主義編輯,林榮勳、陳以德和主義三人撰稿。稿子寫好後,交給陳以德的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但不久,盧主義與楊東傑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錫湖的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十分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這麼困難中,逐漸散播出去。 這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台灣民主獨立黨」的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那年正月底,盧主義寫信給廖文毅,告以美國「三F」成立,希望與之合作。 不久,廖文毅回函,希望「三F」派兩名代表,以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建議台灣宜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刻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著自己的去路問題。他自「三F」成立後,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州﹝Montana﹞的國家公園打工,獨自在寂靜的山區裡反覆思考,終於決定放棄醫學,轉讀政治。他說:「我當時覺得倘若台灣的優秀人才都讀醫,萬一台灣真的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何以治國?」 也因此,盧主義過完暑假,沒有回到費城,反倒北上明州,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市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習政治。 但顯然地,他的父親對他二度離開醫學院非常不諒解。在盛怒之下,斷絕其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修較多的課,日子過得如走馬燈。但在團團轉的生活中,他仍繼續編寫通訊,宣揚台獨的理念。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六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他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收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求學的盧建和突然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三F」的事情。隔日,兩人遂到明尼阿波里斯的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主義與建和必須向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終於讓調查員相信「三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因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三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無可否認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所有「三F」的成員是一大衝擊。大家對「三F」的未來,議論紛紛。那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過了六年。事情的發展與原先的計劃顯然大有差異,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顧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就讀。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準備要到紐約打工。赴紐約之前,他先回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開會。 一九五七年年底,「三F」的八個成員在會議中,對組織的未來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三F」改為學術社團,盧主義則力主繼續獨運。他說,「三F」如今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獨運,但組織需要變更名稱。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正月一日,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向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發表《中國死巷》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一九六○年十月,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歲月。 二月間,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三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主義在發刊詞中,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權利,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立論鏗鏘有力。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界的矚目。 盧主義解釋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外交季刊】為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印尼副總統哈塔﹝Mohammad Hatta ﹞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是全球一時之碩彥,。 其二,此文乃第一次台灣人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其三,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就法律觀點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歸屬為何,因此台灣地位實際未定。 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的反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變成可笑的神話。 至於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而蔣介石的政權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軍隊與特務統治島民的的外來政權。在政治上,台灣已長期與中國分離,台灣人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盧主義又說,此文係根據他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改寫而成。依當時明大之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提交論文,才能畢業。一九五七年秋天,盧主義以探討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竟因此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的第一名,使他非常興奮。 他於是懷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將這篇論文寄到美國的【外交季刊】。不久,他收到編輯的回函,指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他因此改寫兩次,終於獲得採納。 「該文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刊出。」主義接著說:「但後來編輯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篇蘇俄元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臨時需要刊出,所以此文延至春季方登。結果這篇文章在四月發表後,據說蔣介石震怒異常,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所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獨盟同志們皆雀躍萬分,誠如盟員楊基焜所說:「在那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談論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主義感到驕傲。」 與西方學者筆戰 自《中國死巷》一文在【外交季刊】刊登後,盧主義信心大增,往後勤磨筆劍。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進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就讀。不久,他在另一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連續讀到四篇有關台灣的文章,認為有必要回應。 這四篇論文分別由澳洲的大學教授林賽﹝Michael Lindsay﹞、英國前外交部長西利﹝Denis Healy﹞、哈佛大學的中國權威費正清﹝John Fairbank﹞以及澳洲評論員華納﹝Denis Warner﹞所撰,各自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前途。其中,林賽教授在《台灣的前途》一文,肯定陳誠治台的治績與土地改革的成果。華納在《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文,指稱台灣人對國家前途無定見,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日後將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繼續維持與中國分治的事實。 盧主義因此撰寫《台灣人知道要什麼》一文,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共和】刊出,作為回應。他指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人民無生命與自由的威脅,相信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接著敏銳地批評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說,一九四九年國府施行的「三七五減租」,表面上農民受惠,實則政府獲利。因為農民承租土地的租金,雖然由農作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五,但因政府壓抑糧價,強迫農民以稻米低價換取糧食局供應的高價肥料,農民實際得不償失。 至於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對地主的變相剝削。因為地主被迫只能保留三公頃的二等級水田,其餘農地必須售予政府,售價是主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政府以七成的「米糧債券」和三成的國營企業股票作為支付。結果當地主以債券兌換米糧時,政府給的是非常劣質的米糧;所領取的國營企業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所以地主深蒙土地改革之害,農民亦未受惠,只有政府是最大的贏家。 此文刊出後,國府駐華府全權公使朱撫松奉命為文反駁,【新共和】的編輯將之轉給盧主義。兩人的對答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新共和】刊出。結果四十年後,盧主義方發現,前總統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於探討台灣土地改革方面,有不少論點與他當年的見解不謀而和。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此外,日本的王育德等人於一九六○年在東京發行【台灣青年】刊物,盧主義亦寫信與之聯繫,雙方互有往來。 喜遇海倫 一九五九年秋天,聽說有兩名護士自台灣抵達費城,林錫湖在家舉辦迎新餐會,盧主義專程自紐澤西的普林斯頓趕來。 五十年代,女留學生鳳毛麟角,倒有一些護士應聘出國就業,成了眾多男生追求的對象。那日,在喧嘩的餐會裡,生性害羞的盧主義靜靜站在一旁,凝視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後來,他向朋友打聽,才發現他所傾慕的對象並非原先慕名前來的護士,而是一位剛到賓大 唸社會學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Helen﹞,同樣來自台南,父親也做生意。 主義不由一喜,心想這緣份來得可真巧,於是提起勇往直前的作風,殷勤追求,果然旗開得勝。四個月後,小姐書也不唸,心甘情願嫁他當家庭主婦。 時隔半世紀,在賓州蘭斯德爾鎮﹝Landsdale﹞,盧家典雅的客廳裡,海倫指著正面大牆一楨放大的照片,笑盈盈地說:「當年就是被他這個樣子迷住的。」 照片裡的青年頭髮濃密,五官俊美,沉思凝視的神情令人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難道這是主義? 「是啊,他年輕時就是這個樣子。」海倫含笑答。 她接著說:「我大學畢業,嚮往外面的世界,對父親說,我要到美國唸書。父親只問了一句:『需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數字,他真的給了我那麼多錢。臨出國前,母親問道:『女孩子唸那麼多書,回來找不到對象,怎麼辦?』我順口答:『那就不回來了!』沒想到一語成籤,後來真的很多年回不了故鄉。有時想想,實在愧對父母。那年頭,黑市換美金,還是五十塊台幣換一塊美金呢!」 她又說:「我父親在台南開一家製麵工廠,家裡一直僱用許多人。我在家時,幾乎不曾下過廚。婚後,家事一竅不通。煮飯作菜,還是主義和其他留學生太太教我的。剛結婚時,也沒有金錢的概念,等真正捉襟見肘了,才學著一分一角地算著用。」 主義婚後大抵稱心如意。那年五月,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事務學碩士,攜海倫回費城老巢,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博士學位。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將全副心神放在獨立運動上。 其時,台灣留美的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人士亦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後隨著組織顯著成長,獨盟主席的選舉亦趨白熱化。 揮淚告別獨立運動 一九六○年是盧主義生命的分水嶺。他從年初的喜獲愛侶,年中的榮獲名校碩士學位,到年底的一場跌得遍體鱗傷的選舉,箇中感受,非他人所能揣測。 那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一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縱使往事如煙,創疤已生厚繭,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地挑選簡短的字句,盡量輕淡地將這事帶過。 他說,當時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之角逐。選舉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的錯綜複雜,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日,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願接受事實,計劃中的全美會會長選舉遂告流產。兩項選舉,讓我對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非常失望,更因為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極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繼續留在獨盟,但心情時浮時沉。他發覺現實與理想之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自身難以掌控。如此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春,他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決定退出獨運。 他說:「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分析自己,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我最感難以釋懷的是大家都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如果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 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裡,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由於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一門很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他從入門精算員做起,過起上、下班的生活。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數學。」主義解釋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譬如要計算養老年金的給付,必須先熟悉政府的法令、公司的退休制度、員工的薪水、支薪的週期與服務的期限等等,然後計算多少年後,每個週期,公司應給付多少等等。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能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便算十分順利。」 到賓州信託工作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小鎮,每天搭火車上、下班,規律地在人生的另一個軌道上衝刺。 他說:「辦公室的行政工作很多,每天加班,往往回到家,都已燈火通明。週末得整理庭園。有數年,我們住在一片四英畝的房地,四周全是樹林,我每個週末都在砍樹、鋸樹。」 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一層層地向上爬。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了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一九七八年,他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隱居賓州小鎮數十年,共同營建出一個安穩且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盧主義退出獨運後不久,賓大又來了一個熱心的留學生。唸經濟的羅福全開朗又熱情,太太毛清芬很會照顧其他的學生。他們夫婦倆加上一個古道熱腸的王博文,很快又將費城的台灣人活動帶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繼起,台灣人運動還是不停地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這時已紛紛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一九五六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在一九六○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紐堡茲﹝New...

陳孜怡 鋼琴演奏家的故事

楊遠薰  「孜怡豐富的琴聲,細膩的觸鍵,對於作品深厚的理解,都使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令人回味。」(德國Barden-Barden Daily News) 1 感動 陳孜怡彈琴彈到瑰麗處,琴聲澎湃,氣勢磅礡,雙手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那情景頗令人動容。 曾獲德國最高演奏文憑的她說,十餘歲時,她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音樂路。因為她喜歡那種靈魂完全融入樂曲的感動。那種感動會讓音樂帶著她的雙手在琴鍵上自然滑動,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說,第一次感受到這種感動,是在小學四年級時。那是一個颱風天,因為停電,室內沒有冷氣,十分悶熱,她只好打開窗子練琴。 她那天彈一首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彈著彈著,忽然有股莫名的悸動,手指不由自己地隨著樂曲的起伏快速流轉,直到整曲結束,方才大夢初醒地發覺:「為什麼我的人在這裡?」 她當時有些害怕,畢竟那時她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人的意識會和肉體分離?然而第二天,好幾位鄰居對她的媽媽說:「昨天聽到孜怡彈琴,聽得好感動!」 她第二次有這種感受,是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台灣省鋼琴比賽時。她說,省賽分複賽與決賽,兩者分數平分,決定名次。她複賽時得了第五名,決賽時彈一首孟德爾頌d小調莊嚴變奏曲。 「那首曲子一開始,非常寧靜、莊嚴,像在祈禱。」她說:「我彈下第一音節,心裡就十分肅穆平靜。然後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我的雙手溫婉地在琴鍵上滑移,漸行漸激進,乃至濤浪澎湃。曲終時,我起身鞠躬,看到所有的裁判都投予讚賞驚喜的眼神。結果,他們全給我最高分。因為決賽的成績與複賽平均,我那次得了第三名。」 此後,陳孜怡明白她將以音樂為依歸,因為音樂已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近照 2 出發 「孜怡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音樂的喜愛。」陳孜怡的父親陳志仁說:「她三歲時,媽媽帶著她送五歲的哥哥去學琴,結果她賴在哥哥的身邊不走。老師見她不吵不鬧,就讓她靜坐一旁。沒想到如此一坐,竟坐了半年。老師見她真的在聽,就收她為學生,開始教她彈琴。」 孜怡起步早,天生有音感,記憶力佳,樂譜背得快,六歲時毫無困難地考進私立光仁國小音樂班。小學三年級時,她轉進古亭國小音樂班。初、高中時,她就讀師大附中音樂班,同時拜鋼琴名家陳郁秀為師,一步步地朝向要當音樂家的夢想前進。 有志學音樂的孩子從小南征北伐、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與公演,每每需要父母的陪同與各方面的支援。 「事實確是如此。」陳爸說:「每次比賽,孩子有壓力,父母也跟著緊張。長期以來,父母與孩子都形成一個團隊。雖然明知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但看到孜怡這麼堅持,又想起我母親的心願,就覺得再辛苦,也得陪她走下去。」 陳志仁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女醫師,不幸於五十九歲那年去世。母親病重時常對他們講,她很遺憾這輩子沒選擇音樂當生涯,因為彈琴、唱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當醫生則每天得面對愁容滿面的病人,日日得處理生老病死的嚴肅事。 「孜怡可能遺傳了阿嬤的基因。」陳爸說:「她自小就有音樂的稟賦,又有毅力,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幫她圓夢。」 2016年八月,鋼琴演奏家陳孜怡(左)與美國芭蕾舞星Ivy Chow  合影於華府   3 精彩 如果說人生是一闕壯麗的樂章,八十年代出生的陳孜怡則已走過好幾個不同的曲境。 1997年,十三歲的她即展露才華,享有「音樂少女」的美譽。 那年,就讀國二的她在媽媽的陪同下,飛到俄國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加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結果捧了個「最佳詮釋獎」回台灣,成為受人矚目的未來之星。 「比賽得獎,固然興奮。」陳孜怡說:「其實參賽前的準備與學習的過程同樣令人難忘。」 賽前她聽人家說,俄國的要求非常嚴格,和台灣的不一樣。但怎樣不同?沒人能說個準。由於比賽在八月中旬舉行,她因此報名暑假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營,藉此觀摩、學習。然後在七月初,與媽媽一起飛抵莫斯科。 「那時,俄國才改革開放沒幾年,物質十分缺乏。」她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看來都年久失修,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們卻都是大師級的。他們一彈起琴,立刻把聽眾炙熱的情感都點燃。」 音樂營裡,老師一再叮嚀學生要完全瞭解樂曲,才能彈出應有的曲境。孜怡說,她要參賽的曲子之一是貝多芬的《告別》,音樂營的老師即認為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該彈這首曲子,因為那曲子的意境太深沉。 《告別》是貝多芬描述他與忘年之交魯道夫大公生死離別的一首奏鳴曲。魯道夫大公是奧匈帝國皇帝的弟弟,年紀比貝多芬小,原是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貝多芬的知音、好友暨主要的贊助人之一。1809年,法國大軍攻入維也納,魯道夫大公倉皇逃難,兩人不得不分別。整闕樂曲分為〈告別〉、〈分離〉與〈重聚〉三個樂章。 孜怡說,她把樂譜背得很熟,把每個音都彈得很正確,每天反覆地練習。但畢竟不曾有過戰爭、逃亡與生離死別的經歷,她只好很努力地去揣摩那情境。 「結果出賽時,」她說:「我彈下第一個音符,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面,我的手便像脫韁似地,一路隨著畫面飛奔,感情也跟著激動,直到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大家都給我熱烈的掌聲,我因此得到『最佳詮釋獎』。」 陳孜怡的青少年過得充實、精彩。她不僅在俄國參賽獲獎,亦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Gina Bachauer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獲獎,更在義大利Monopoli的國際鋼琴大賽贏得冠軍。 此外,她也在台灣大小鋼琴比賽中獲獎,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同演奏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亦在台灣總統府第20屆介壽館音樂會演出,儼然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樂壇新秀。 2002年,陳孜怡自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不負重望地考上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ce de Paris in France ,簡稱CNSM),啟程赴巴黎留學。 2016年一月,陳孜怡(左二)等音樂家在台中中興堂演出盛況 4 挑戰 「初到巴黎的頭兩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挫折的時期。」陳孜怡坦誠地說。 挫折的原因很多,包括初次離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等,但更主要的是光環褪去、信心動搖。 「法國人有文化的優越感。」孜怡道:「老師在和我們面試時,都講英語,但一開始正式上課,全改口說法語。我因為在台灣上音樂班長大,自小學英語,完全沒法語的基礎,到了巴黎,只好猛啃法文。」 她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師事鋼琴名家Jacques Rouvier。老師要學生無論指頭觸琴的方式、手臂的用力或對樂曲的詮釋…,皆拋棄過去,一切從頭開始。這對已經參加過許多大小比賽的學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CNSM),照片取自該校網站 孜怡改變自己,順應老師的要求。老師要她以不同的觸鍵,彈不同名家的作品。因為每個名家如蕭邦、李斯特、莫札特…,都有其個人的風格,必須有不同的彈法,才能彈出他們每個人不同的風韻。 孜怡就這般用心地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學習四年,奠下紮實的古典音樂基礎,最後以第一獎的優異成績畢業。 2006年,她轉赴德國國立卡厄斯魯爾(Karlsruhe)音樂大學深造。在德國,她學習德文,對貝多芬的作品尤其下功夫。她前後在卡大研習五年,前兩年攻讀音樂碩士,後三年攻讀最高演奏文憑,共獲兩個學位。 何以她選擇到歐洲求學,既要學法文,又得習德文,畢業後卻轉到美國求發展? 「因為彈琴不僅要精湛的技巧,正確地彈出每個音,還要詮釋樂曲。詮釋樂曲就涉及文化的層次。」孜怡說:「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產物,要學古典音樂,最好到歐洲,比較能體會當地文化的精隨。學德文固然費時間,但許多不朽的名曲或歌劇都是德、奧的音樂大師們用德文寫的,若懂點德文,更能暸解其涵意。所以我當初沒有猶豫地就到德國留學。」 此外,學費亦是一大因素。她又說:「無論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或德國卡厄斯魯爾大學,都是國立大學,學費十分合理。相較之下,美國著名的音樂學院往往是私立學校,學費貴得驚人。」 「但歐洲國家歡迎外國學生前往學習,」她繼續說:「卻不歡迎他們留下。我在德國求學的最後兩年,眼見一些優秀的學長雖有演奏的機會,卻苦為無居留權,所以我們都得為未來著想。」 其時,一位俄裔美籍的鋼琴名家亞歷山大‧寇柏林(Alexander Kobrin) 邀請她到美國,為其助手,陳孜怡欣然接受。 2016年二月,陳孜怡與美國"The Space"交響樂團在Melbourne, Florida演出的盛況 亞歷山大‧寇柏林是2005年范‧克萊本(Van Cliburn )國際鋼琴大賽的冠軍得主,其時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哥倫布(Columbus) 州立大學的Schwob音樂學院擔任系主任,願意提供全額獎學。於是在2011年夏天,陳孜怡自歐洲飛往美國。 5 行經低谷、再創亮點 初抵美國的頭兩年,陳孜怡的收穫頗豐。她師事寇柏林,專研俄國音樂大師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在Schwob音樂學院修習鋼琴演奏學位,並且指導音樂預科的學生,同時活躍於喬治亞州的樂壇。 但到了第三年,獲得哥倫布大學表演藝術學位的陳孜怡極欲發展個人生涯時,卻遇到了瓶頸。 她說,因為學校沒有正式的職位出缺,Columbus又是一個介在喬治亞州與阿拉巴馬州之間的小城,沒什麼音樂專職或兼差的機會。自小期許自己要成為音樂家的她面對「三十而立」之齡即將到來,不禁有沉重的壓力。 幾經思量,她覺得必須離開哥城,到外面謀發展。但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又沒有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分,她能到哪裡去? 「那一年,我十分徬徨、無助,時常暗中禱告,求神開路。」孜怡說。 後來在朋友與專家的指引下,她蒐集過去所有比賽的得獎成績、公開演奏的記錄與樂評家的評論…等等,一一列舉並附佐證,然後以「傑出藝術人才」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居留權。結果出乎意外地,她竟在很短的時間拿到綠卡! 「這在歐洲簡直不可能,」陳孜怡說:「除非與當地人結婚。然而美國竟賜給我機會,想來真是神為我開啟的一扇門。」 隨後,她到紐約、波士頓和華府等大城走一圈,最後選擇以華府為據點。2014年,孜怡把所有的家當都裝入車內,隻身自喬治亞州開750英里的車,北上華府。 她暫歇在媽媽的一位老同學處。其時,聽說華府北郊的一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需要音樂服事的專才,她毛遂自薦,很快獲得任用。不久,教會裡的一位長老願意提供住宿,她總算有了落腳處。 鋼琴演奏家陳孜怡於2016年八月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接著,感謝神的帶領,她在華府的列文(Levine)音樂學校獲得教職。同(2014)年十月,她在期待已久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舉行公演,深獲好評。此後,各地的演奏邀約不斷。 今(2016)年,陳孜怡像個國際旅人,風塵僕僕地飛赴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與莫斯科等世界各地演奏,下半年的演奏行程亦大致排定。 「我熱愛音樂、喜愛演奏。」孜怡說:「那是一種情感的融入、技巧的發揮、樂曲的詮釋與訊息的傳遞的大融合。我也喜愛教學,樂與學生分享我對樂曲的領悟與摸索的經驗。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認到服事與奉獻社區的重要。我願將我的所學所長奉獻給我的社區與社會,讓更多人聽到優美的音樂而有平和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陳孜怡在youtube上有好幾首精湛的演奏作品,下列的連結是其作品之一: Tzu-yi Chen: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3 in d-minor 3rd movement 望著孜怡的雙手時而飛快地在琴鍵上跳躍、奏出氣勢磅礡的琴聲,時而溫柔優美地碰觸琴鍵,彈出動人心弦的樂章,就不禁讓人聯想起一個自小日夜坐在鋼琴前苦練的女孩的故事。 她的靈魂時常跋涉千里,飛躍在千變萬化的音符中。她的成長過程總是在迎接一個接一個高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的比賽。她萬里追隨名師,接受多位大師長的期調教與琢磨,練出一身爐火純青的功夫。然後,她在人海茫茫中追尋機會,等待被看到。 逐漸地,她悟出圓融才是音樂的至臻境界。她願將她的演奏與詮釋讓更多人受益,從而擁有平和喜樂的心,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和諧。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音樂家陳孜怡的心願。 陳孜怡即將舉行的演奏會陳孜怡最近的一場演奏將於九月六日假華府市中心的Church...

王泰和的故事

維護台灣人權 推動建國 畢生致力於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王泰和先生 王泰和,本名王廷宜,1941年9月14日出生於高雄大樹鄉九曲堂,後遷居至大樹鄉小坪頂,這裡地屬自來水區,非常偏僻,王家人在此從事開墾的工作。在這個到隔壁鄰居家要走五分鐘,上小學到學校要走五十分鐘的山區小村莊,王泰和度過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涯。 回想起小時候的趣事,王泰和指出,當時常隨家中工人滿山亂竄,或者用蜂蜜糖罐抓猴子,或用煙燻抓兔子般大的山鼠,有時候也抓蛇。 加上家裡飼養近百隻羊,領頭羊為保護羊群,與人的角力常常發生,曾經他的姐姐被羊追得哇哇叫。這段快樂時光就在搬家到父親老家大甲後劃上句點,也成了王泰和永難忘懷的童年往事。 小學畢業後,到台北建國中學念初、高中;台北工專畢業後,王泰和進入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真理大學前身,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擔任助教及導師工作,隨後申請來美深造,卻陰錯陽差進入當時號稱為「台獨大本營」的Kansas State University,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王泰和笑稱,當時真的不知道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盛名,那時候一窮二白,連$25元的申請費都想省下來,在申請學校時只注意是不是「No Application Fee」。卻很幸運的拿到三個學校的Admission。其實當年先收到的是摩門教的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I-20。到校後才發現學校要求修很多宗教課程,相形之下,Kansas State University同意可以直攻碩士班,王泰和找上外籍學生顧問(Foreign Students Adviser),坦誠以告,楊百翰大學通情達理,同意讓他轉學,這才塵埃落定。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讓王泰和津津樂道。當年楊百翰大學來接機的中國同學會會長與副會長都來自台灣,彼此卻以英語溝通。王泰和好奇問他們怎麼沒有共同語言,言下之意是問他們為何不說國語(北京話),會長回答說她自己是嘉義人,說台語,副會長是苗栗人,說客語,現在人在美國,因此共同語言是英語。這種堅持讓初來乍到的王泰和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扛起行囊搭乘巴士轉到Kansas後,人生地不熟的王泰和茫然毫無頭緒。忽然想到以前建中同學的家教黃金來教授就在Kansas大學,於是拿起Yellow Page找到黃姓人家就撥了電話過去。電話簿上的名錄,姓黃的有三人,他按著順序撥打,非常幸運的,第一通電話就找到黃金來先生。黃先生接到電話知道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很高興,馬上開車來接他,隨即將他送往當時台灣同學會會長王康陸先生家中,也從此邁向不一樣的人生。王泰和笑稱︰ 這叫做「自投羅網」。 Kansas State Universty 取得碩士學後,王泰和轉赴紐約市政府教育局工作,同時也在紐約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ED)。1976年,獲美國Rockwell公司聘請,搬到洛杉磯。當時是卡特主政時期,公司專門研發B1轟炸機 (B1 Bomber),可惜的是之後美國國防部研發重心轉至隱形戰機 (B2 Bomber),Rockwell公司的研發工作終止,王泰和因此從航空業回歸到土木專科,轉業至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7年後自行創業,從事不動產投資與管理工作迄今。 王泰和積極參加各種台灣人活動,繼擔任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幹事後,於1980年他出任人權會會長一職。多項職務中猶以台獨之聲主筆令他記憶深刻。 當年網絡並未如現在這麼方便,台獨之聲係利用電話拓展關係。王泰和當時負責寫一篇大約四分半鐘的稿子,由許世楷的妻子盧千惠錄音,當聽眾打電話進來,聽完預先錄好的稿子後,再留約半分鐘時間由聽眾發抒感想。盧千惠聲質優美,頗受聽眾喜愛常常有人要求與她會面。當時的政治氛圍肅殺,這些被稱為海外異議份子多是秘密從事這些工作,只有圈內少數人知道彼此身分。因此當收到許丕龍要求與講員會面時,大家不禁笑翻。主要是因為許世楷長年在日本教書,那年是來洛杉磯休假一年,才有機會邀請盧千惠獻聲。「這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王泰和說道。 提到當時的政治氛圍,王泰和不勝唏噓,周圍都是國民黨的「抓耙子」,稍有動作就通報回台,常常因此連累在台的親朋好友屢受騷擾。王泰和坦言,自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捨棄本名以王泰和之名號闖江湖。 台灣爆發高雄事件後,此間台灣人群情譁然,人權會因此發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台獨聯盟則隱於幕後操作,檯面上也只能看到同鄉會和人權會而已。當時王泰和仍在Edison上班,有一天一位FBI的Agent來找他,詢問他有關高雄事件後,洛杉磯出現六顆炸彈傳聞之事。他答稱:「根據媒體報導,我只知道有四顆炸彈,你說有六顆,還比我清楚,問我幹嘛? 」FBI的 Agent又問他,同志間有沒有比較特殊的連絡管道。當時台獨之聲機器,電話線路等都設在王泰和家,王泰和向他強調同志彼此間通常以電話聯絡感情,僅此而已。FBI Agent沒有獲得需要的資訊,禮貌地拿出一張名片,要求有事連絡後,悻悻然而歸。 事過境遷之後,王泰和才知道他自己的電話曾遭監聽,時間長達三年。台獨之聲當然也無法倖免。幸好當時大家言語間僅止於意見交換並未涉及暴力行動,所以大家方得全身而退。 王泰和熱心參與台灣人活動,歷任台獨聯盟與FAPA中央委員,也曾擔任過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副召集人。王泰和指出,當年美國國會擬針對台灣黑名單現象舉辦聽證會,人權會挺身蒐集黑名單資料,力促返台遭拒者現身,以便於聽證會上發表。當時估計約有千人左右遭黑名單影響無法返台。 1993年王泰和擔任全美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正值郭倍宏李應元張燦鍙王康陸陳婉真等人陸續闖關返台之時,當時人權會向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協會 (AI,Amnesty...

郭慈安

機會,對某些人而言,有的感受是稍縱即逝要好好把握,有的則是常因擦身而過懊悔不已;但對於常在各大台籍社團擔任中英台三聲帶的司儀,也是台美人第1.5代最傑出人才之一的郭慈安而言,從影響她最深的2位祖父及最敬愛的老師身上,她學到機會是用心創造,讓自己和別人可以共享的美好舞台。國際著名學者也是美國聯邦第一任老人署長Fernando Torres Gil,是郭慈安的恩師,當年推薦她參加聯邦每10年才辦一次的「白宮老人福利高峰會議」政務實習生時,她深深感謝老師給一位亞裔學生機會,恩師一句永銘在心的話:「你不要謝我,只要以後你有機會,也請你幫助那些需要機會的人。」自此,讓她無怨無悔走向志工之路。 祖父富甲一方 樂善好施 郭慈安,1967年生於台北,郭家在台中是名門望族,阿公郭頂順白手起家,以經營客運聞名台灣業界,豐原客運、南投客運、和屏東客運都是他一手創立,是中部數一數二的世家殷商,當時他看著3歲的郭慈安,滿意的笑著說:「子孫這麼多,就是慈安最可能繼承我的心願。」 阿公郭頂順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事業有成始就開始做慈善事業,回饋社會,建立台中知名的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在1960年代創立2個孤兒院,其中一個還是重度殘障教養院,而且創了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收容很多當初被強姦或強暴的女子生下的嬰兒;其中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也是發起人做董事,並曾做過淡江大學董事長,一生行善無數。 外公劉明也不遑多讓,不過多了些反骨叛逆的正義感,他是228事變最有名的政治犯,當初劉明因為留日修礦治學,所以在台開金礦,成為富甲一方的金主,不過228事變時,他就已經倡議台灣主權在民,應該要獨立自治,這樣的思想早就該被槍殺了,但他卻被關了折磨10年後放出來;因為劉夫人把全家的金條、金塊,全一包包地裝在旅行袋賄賂當年上上下下的官員,執意散盡家財也要救夫一條命。 不過劉明最讓後輩感念的是,讓他得知有政治犯要槍決前,他會請夫人務必買下乾淨的衣衫給受難者穿,他說:「台灣人的鮮血要流也要流在清清白白乾淨的衣服上。」關了10年,金條沒了,外公仍然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活到最後一口氣,都挺著身子去參加黨外民主運動。 郭慈安認為她受兩位祖父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關心社會,為別人創造無數生路與機會;長大一點,不愛做生意的她,終於明白阿公的笑容,原來,因為助人是家傳影響,而她後後乾脆走上社會工作,相信也能安慰2位祖父在天之靈。 音樂家媽媽改變了文化沙漠 郭慈安的媽媽是師大音樂系系花,當年追的人多的很,但她大學畢業後馬上就嫁人,只因為郭爸爸敢娶一個超級政治犯的女兒,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由於阿公很器重媽媽,希望她帶些音樂文藝氣息給當時人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台中縣市,所以在她努力促成下台中的中央書局享譽中部,在榮星合唱團成立後,馬上她也跟進成立台中合唱團,相信住在台中的許多小朋友都參加過;而且媽媽常舉辦些大型音樂活動,台中的音樂藝術殿堂-中興堂,在小時候的慈安眼裡,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因為媽媽總會請到最好的藝術表演,或國際音樂家,來台中培養下一代擁有音樂國際觀。 7歲時,慈安的爸爸就得鼻煙癌,郭爸爸認為能多活一天都是神賜給的,所以對媽媽獻身音樂藝文教育,是全力幕後支持,出錢出力。當年耳濡目染下,慈安就是音樂比賽常勝軍,高中讀一半移民來美國時,所有同學都以為她是來讀音樂系,媽媽實行開放教育,但唯一的建議,就是希望她不要做音樂家,因為實在太苦了。所以後來到美國讀書,課業很重放棄音樂家的夢想,但是在TUF善於辦大型音樂活動時,她認為,這可是遺傳媽媽的血統。 愛上老人福利與志工制度 高一來到德州,16歲就要身兼媽媽與姐姐雙重角色,照顧12歲的弟弟,後來大學申請到UCLA,從小就很獨立,讀得再辛苦,也要咬緊牙關,當年想做醫生,大學畢業是生化系,副修音樂系;不過喜歡服務又很雞婆的個性,在當她去USC選修醫療管理的課目,修到一堂課的老人學,又煞到一位美國第一把交椅的「老人學」學者Fernando Torres Gil時,從小跟老人特別有緣的慈安,就決定未來要與老人為伍,她選擇去USC雙修醫院管理及老人學碩士;後來1991年各黨派都尊敬的學者Torres Gil被任命為首位美國聯邦老人福利署署長, 這位墨裔赤貧流動戶移民之子,讓慈安看到努力贏得機會有多重要;快畢業前慈安順利申請聯邦政務實習生到華府老人署長旁做實習生,當時是希拉蕊在推動全民醫療保險,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她學了很多經驗。 恩師任職期滿後回到UCLA社會福利系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書,當時慈安正在讀博士班,又請他當指導教授,不過慈安選擇博士慢慢讀,在老人福利以全職的工作,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她認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在20年後,他們很多都是學有專長的菁英老人,有能力又有經濟基礎,所以人力資源的運用,「如何讓健康的老人照顧比較需要照顧的老人」,啟動學習組織義工系統,讓政府最不花成本,因為她積極參與做評估工作,2千年時就在洛杉磯成立「義工大學」,針對目標是退休老人如何做義工度過黃金老年,而她就是訓練師或開發課程的評估師。 名列台灣最後一批黑名單 7年前接觸義工制度,郭慈安就想把這個觀念帶進台美社團,不只是長輩們,她眼見台美人第一代與第二代語言文化及思想代溝,自認是1.5代又懂雙語,深切了解台藉社團進入主流的重要性,她義無反顧擔任起橋樑角色;1993年擔任TUF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又被推為會長,都剛好是對音樂喜好, 恰巧又可以做橋樑工作,她認為,台美青年第二代,社團較少機會給他們發揮,但這群人學有專才,有些更是頂尖人士,如果台美社團沒有空間,將迫使他們沒地方發揮自己的舞台,所以她建議,尤其很多文化資產,需要包裝轉換,年輕人可以做,要吸引第二代,切入主流社會,將會是台籍社團未來方向, 她目前最得意的事,就是成為最後一批政治黑名單,並影響發動台灣學運,廢除第100刑法;原來1986年進UCLA, 當初是民進黨未成立時, 她就組了台灣同學會,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讓留學生關心台灣家鄉民主自由,當年蕃薯藤創辦人陳正然正讀UCLA社會博士,發現搜尋引擎的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回到台灣發展,結果被政府以反政府名義關了起來,所以她結合同學會向加州UC教育系統求援並走上街頭抗議,結果UCLA校長正式發函向國民黨政府抗議,間接引發台灣學潮,一舉廢除刑法100條。機會,再度証明,勇敢創造,就能讓自己和他人,甚至更多人得到舞台,創造美麗新世界。 文/林蓮華

唐麗芳 雲林故事人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唐麗芳年輕時希望遊走世界,從事不同行業,也曾在許多地方各作兩、三年的停留,但後來卻選擇回到自小離開的故鄉,從事草根文化工作,並且在原鄉住滿了第四個三年。 我認識唐麗芳,是因為 一些書本的緣故。2006年春,「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簡稱NATWA ) 」紐澤西分會寄送多批美國兒童圖書給台灣一些縣市的圖書館,時任NATWA東北區理事的我趁回台之便,拜訪幾所圖書館,以便瞭解館方實際收益的情形。 當時,有一批圖書送往雲林科技大學,認捐這批圖書運費的NATWA威斯康辛姐妹許聖美是我的好朋友。她囑我若到雲科大,要與唐麗芳見一面。 「她很親切、熱忱,也很特別,妳見了就知道,順便幫我向她問好。」聖美說。 我因此與唐麗芳聯絡。兩人一見如故,談了許多她在雲林推廣「故事人」的情形。回美國後,我在電話中向聖美敘述麗芳的狀況,表示我很欽佩她的精神,繼而問道:「妳們怎麼認識的?」 「妳知道,威斯康辛的台灣人很少,很容易互相認識。」聖美回答:「我的一個朋友在沃沙(Wausau) 的農夫市場遇到她,見她擺攤子,就和她聊天。獲悉她從台灣來的之後,便介紹她與我認識。」 「後來,我與惠蘭一起到沃沙鄉間的農場去看她,」聖美繼續說:「見她與新婚的美國丈夫在那裡種植有機農作物,當時還擔心她是否適應得了這樣的美國鄉下生活?但她似乎調適得不錯。她在台灣時讀商,曾在銀行做過事,無論數錢或算數字都很快,後來就到我們公司做事。她很勤快,為人很親切,不久便和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相處得很好。」 「她是個護理師,不是嗎?」我問。 「沒錯,她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聖美說:「在我們公司上班一陣子後,她就 和 先生一起到麥迪遜 (Madison) 的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兩人在那裡大約待了三年,拿到學位後,又搬回沃沙。她的先生教書,她在醫院當護士。」 聖美本身也到威斯康辛後改唸護理,也在沃沙醫院當過多年護士。她說:「麗芳的醫學知識相當豐富,在醫院工作時,頗受器重。她的英語也進步得很快,有一次,在我們的讀書會裡朗誦一首英文詩,並將之譯成中文,詞意相當雋永,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她像蒲公英,到處都可以紮根,綻放出美麗的花朵,是嗎?」我笑道。 「可以這麼說,但毋寧說她是一個很努力追求成長的人。」聖美說。 唐麗芳果真如蒲公英,到哪兒都能適應得很好嗎? 「並不盡然。」兩年後,她笑著對我說:「我在1984年到美國,當 時和我 先生有個年輕的夢想,就是參加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行走世界各地。為了這理想,我改唸護理,也因此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由於對自己的故鄉重新產生認同,便偕我先生在1991年回台灣,在高雄醫學院工作。但沒料到回到自己的國家,我反而不適應。」 「為什麼?」我迷惑地問。 「因為那正是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年代。」她說:「台灣許多人都沉迷於金錢的追逐。『大家樂』像股旋風,吹得老少皆瘋狂。那種社會風氣與我過去熟稔的台灣很不相同。我因此感到迷失,也在兩年後又舉家遷回美國。」 他們在1994年回美國,住在愛荷華的迪畢克 (Dubuque)。麗芳的先生在當地一所神學院教授英文,她在家照顧牙牙學語的小女兒,本以為從此過著寧靜的美國中西部生活,熟料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喚起他們回台灣服務的心。 「1997年,我在中文報上看到一則雲林科技大學招募一名英語系教授的廣告,十分心動。」麗芳說:「我是雲林人,自小離鄉,看到這則廣告,覺得故鄉好似在呼喚我們。而且先生也很希望回到台灣,因此,我幫他錄製一捲他教學的錄影帶,寄到雲科大,申請教職,就這麼被錄用了。」 於是,他們在1997年回台灣,定居雲林斗六,迄今十二載。麗芳的先生因此成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的資深教師之一,也是當地人所熟悉的一個熱愛台灣的外籍女婿。斗六則成為他們結婚以來居住最久的一個城市。 回雲林後,麗芳延續在美國參加讀書會的習慣,在1998年與雲科大的一些教職員太太合組「樂耕讀書會」,互相切磋琢磨。然而幾位會員不久即因另有不同的生涯規劃,甚少出席讀書會。唐麗芳遂對外招募新會員,讀書會的會友亦因此由雲科大擴展至斗六地區的居民。 隔年九月,台灣發生驚心動魄的「九二一」大地震,中部山區許多鄉鎮樓塌人亡,滿目瘡痍。靠近震央的斗六與古坑地區,也有不少傷亡,居民人心惶惶。 「大地震發生一個星期後,我們的讀書會照常舉行。」唐麗芳說:「但是前來參加的人個個心有餘悸,因為斗六的中山國寶住家就有三棟樓房倒塌,二十多人喪亡。當時,我覺得應先讓大人的心情沉澱,才能安撫小孩們憂懼惶恐的心,於是建議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別人經歷。結果不知不覺地,大家的心境轉為祥和。」 2001年秋,唐麗芳獲悉「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發起人楊茂秀教授將在台中舉行的故事媽媽培訓班授課,便邀請一名讀書會的會友一起報名參加。上課時,她發現楊教授竟也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畢業生,他所提及的美國種種,都是她熟悉的景象,不禁頷首微笑。 「嗨,妳上課時很有反應。」一下了課, 楊 教授倒親自來找她。 「是啊,我們同是威大的校友。」唐麗芳笑吟吟地答。 兩人很快聊起天。唐麗芳趁機問:若在雲林辦個故事媽媽培訓班,能否請 楊 教授幫忙? 楊 教授當下答應。 於是一回斗六,唐麗芳便徵詢社區人士的意見:大家願否出點錢,在斗六開辦一個故事媽媽培訓班? 出乎意外地,社區人士的反應非常熱烈,所募到的款額竟足夠邀請四名講師,舉辦四場培訓課程。於是在2002年四月,首屆故事媽媽培訓課程順利在斗六舉行,參加人數竟多達兩百人。 「我第一次發現雲林人渴求學習的意願是這麼高。」唐麗芳說:「當時覺得應將這股熱情凝聚起來,於是在九至十一月間,又繼續舉辦了數場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在斗六地區掀起講故事給小朋友聽的風氣後,唐麗芳進一步鼓勵大家激盪腦力,創造自己的故事,並為之插圖。為激勵大家創作,她策劃舉辦「雲林私房繪本展」,廣邀地方熱心人士參與。 逐漸地,她發現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媽媽們。一些很有天份又熱心的爸爸、阿公和姐姐們都有很好的作品參展。因此在2002年十一月首屆「雲林私房繪本展」揭幕前,唐麗芳在對外發佈的新聞稿中,將「雲林故事媽媽」的名稱改為「雲林故事人」。而在「雲林私房繪本展」順利舉辦後,一個為雲林奉獻心力的草根文化團體已隱然成形。 其時,雲林縣政府文化局的官員已對這些活動產生注意。他們與唐麗芳會談後,認為藉故事爸媽推廣社區學童閱讀是很好的計畫,於是委託她規劃一系列的培訓課程。 在策劃培訓課程中,為請到好的講師到雲林,唐麗芳乃與台北的「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連絡。然在電話中,對方似乎不太明白雲林縣座落何處?但聽她問: 「雲林離古坑或林內有多遠?有客運車可到嗎?」 「古坑鄉與林內鄉都在雲林縣內,離斗六都近,可搭台西客運到達。」唐麗芳耐心地解釋。 「那就好。」對方說:「古坑鄉的華山與林內鄉的湖本兩社區都獲得優良社區獎,可向文建會申請活動經費,妳不妨與他們聯絡。」 雖然不十分清楚個中來龍去脈,唐麗芳仍打電話到華山與湖本兩個社區的發展協會查詢。協會的理事長表示,情況確如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小姐所述,但因不知如何撰寫企劃書,遲未進行,倘 唐 老師願意協助,他們樂見其成。 唐麗芳於是協助這兩個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向文建會申請到一點經費,於2003年九至十二月間,在華山與湖本兩社區辦了三期的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接著,她接受古坑鄉公所的邀請,到古坑鄉立圖書館培訓當地的說故事志工。然後,她陸續應邀至到斗六周邊的斗南、虎尾、西螺、土庫、大埤,乃至更遠的崙背、馬光、褒忠,甚至濱海的麥寮、 台西等鄉鎮,在當地的小學或公共圖書館培訓在地的故事志工,同時舉辦說故事活動。 自2003年起,「雲林故事人」的志工們陸續在雲林縣內的大小鄉鎮展開活動。說故事像一股和煦的春風,吹拂著這個向來甚少有文化活動的農業縣。 唐麗芳則在協助社區發展協會撰寫企劃書的過程中,體認到「雲林故事人」必須立案,方能運用政府與社會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果,因此循序提出申請。2005年六月,「雲林故事人」終於成為一個合法登記的非營利社團法人組織。 「許多知識都從經驗中獲得。」她說:「從『故事媽媽』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形成,每個參者都在不斷地成長中。」 2005年底,「毛毛蟲兒童哲學文教基金會」將一台九二一震災後被棄置的二十呎舊貨櫃車身打造成「毛毛蟲行動書坊」,在各地巡迴。 「這部行動書坊原本預定到彰化埔?後,就要被拖回北部。」唐麗芳說:「我獲悉消息後,與毛毛蟲基金會的執行長盧本文及理事王鳳蓮老師商量,希望能將行動書坊到雲林作定點停留,獲得了他們的支持。」 結果,這部行動書坊成了「雲林故事人」2006年上半年的工作高潮。志工們在行動書坊拖到斗六後,將車身漆成粉紅色的雲林縣版圖,寫上「雲林好地方,處處飄書香」的字句,在斗六與褒忠共作四個月的停留。這期間配合各項閱讀活動,吸引了兩萬多名學童與家長們的造訪。 「原先,雲林縣的學校裡僅有兩所被選入教育部的『焦點三百』計劃中。」唐麗芳說:「後來,我們向教育部陳情,並獲得杜部長的重視, 結果『雲林故事人』所推廣閱讀的學校都獲得支援,這對地方是很大的幫助,對我們則是很大的鼓勵。」 「我們的力量也許微薄,」唐麗芳繼續說:「但是這些年,許多父母都已瞭解孩子們需要自小養成閱讀優良課外讀物的習慣,也陸續加入志工的行列。相信一點一滴,大家共同努力,便可提升在地的文化風氣與水準。」 一步一腳印,從樂耕讀書會的播種到「雲林故事人」協會的茁壯, 步步皆有軌跡可循。而唐麗芳個人的人生路雖看似蜿蜿蜒蜒, 卻也是所走過的,都留下痕跡。從在威斯康辛農場種植有機農作物,她的認真、熱忱與愛鄉、愛土的本質像一條無形的線,牽引著她從過去走向現在與未來。

陳文石

◎楊平猷 陳文石畫室裡的見聞 您見過這樣一面勳章嗎?這是我在陳文石工作室裏所看到的< 海華榮譽金質獎章> ,由台灣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表揚海外台僑有特殊貢獻者所頒發的最高金質榮譽。再看一看手上這一本二零零八年,他任職台灣會館董事長及文化節召集人時,所留下的簡潔而清楚的圖文紀錄< 二零零八年,洛杉磯台灣文化節活動紀念册> ,同時憶想當年,我也曾帶領著洋女婿共襄盛舉,所看到的那種令同胞震撼的壯觀場面。依洛杉磯消防局的統計,兩天下來達十萬多人次,可謂盛況空前,是台灣同胞在洛城活動場面最大的一次。也聆聽當時他如何企劃,如何籌募經費,如何聯繫與協調社團與文化團體,如何尋找人潮場地,如何放下藍綠牆內對壘思維;共推台灣主體文化宣揚,如何邀請台灣國內重要技藝組織,如何吸引主流媒體的興趣,如何三更半夜聯結南加州中英文主流媒體洛杉磯時報採訪的文宣工作等林林總總,這也是我過去從大哥處對陳文石先生的生命狀態所能印象的部分。他呼籲好友一齊活躍於台僑社團與國際間,為政治、民權、及文化,出點子、出錢,賣力奔跑為台灣流汗三數十年,這樣的金質殊榮,並不讓我訝異,而他那種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成就現況的生命特質而創造出來的傳奇事蹟,才是讓我讚嘆與興趣要點,很多故事當可另闢多層主題來描述。 而陳兄繪畫生活的部份,在參觀了畫室,見了客廳與廊道所展掛的與諸多畫冊上所留印的畫作 再加上他的故事述說,才免除了對他這方面的一無所知,也是我這次專訪的目的。 畫家陳文石,一九四三年生於宜蘭鄉下。 童幼無知時即好塗鴉,四合院的白灰牆壁與曬榖場,處處都是他的繪畫天地,越畫越有模樣,成為村坊讚譽的小畫家,也得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因此從小就有自信立志當畫家。稍長父親即不在,家境困頓但他傻勁不減,志向不偏,小學時的美術比賽總是第一。 初中畢業,母親賣了首飾完成他的心願,讓他入學高中復興美術工藝學校,他當時感恩得痛哭流涕。讀了一學期就為負擔家計而放棄,投入一家美術工藝社任職,頗得當時先輩的愛護與指導, 學得一手日本膠彩寫生畫法。十六歲那年,一副[含露珠的玫瑰花],畫出陽光照在花上晨露的美感,入選台陽美展,更加足他的信心。此後也陸續參展全省(國) 美展。這段期間拜淡水陳敬輝老師為師,並到李石樵畫室習畫 , 過去省展或台陽展是台灣學子成為主體藝術家成績被肯定的標竿,青少年紀即有這等實力,是我所望塵莫及。 實力有了,然差了個學歷。二十二歲那年,他再入學[復興美術工藝學校]成了高齡學生。為了兼差工讀,非常辛苦,遲到早退曠課之間,學校也給他特別的通融。課餘畫了很多臨摹籣竹梅菊四君子,在衡陽路擺畫攤。四君子筆劃少,他練得一手落筆精準韻味十足的技法, 畫起來又快又有意境,很得日本觀光客的青睞,銷售良好,收入豐厚。 陳文石是個聰慧善巧勇敢,卻也是個生性活躍多變,不能滿足於現況的人。當然我門可以理解這是許多藝術家多彩的特質。有了機緣,改做室內裝潢,他看準了規格化家俱設計,台北許多高級辦公大樓(如華航),都是他的手筆之作。 有了經濟基礎,多了世面人脈,他不能忘懷年幼時期的立志 藝術家,三十歲考入師大藝術系,還是半工半讀,三十五歲任教於文化大學。當時旅日的台僑商人邱永漢[棄獨返台], 邱先生在日本的成就非凡,是陳文石學習的對象,就自薦從邱學習,再經邱先生的指導與提攜合作,事業更加規模。 師大期間,他從李石樵與廖繼春學了不少繪畫本事,打下傳統西畫的基礎與技法。這時台灣的民主意識開始萌芽,他的自由創作意識也淳淳欲動,那種從日本輾轉移植來台的印象派以來的中古巴黎繪畫思想與風潮,對他又成為一種僵硬的現況,不能得到滿足,為了追求更前衛的藝術主流思想,他放棄了一切事業成就,移民來美。 這時段所有移民來美的台灣精英,都得從基層開始,他也從油漆工起家,並入學Pasadena Art Center 開始現代最先進的藝術視窗,與跨入主流藝壇的基礎訓練。之後,又在UCLA, Pomona University與South Pacific university等校學習,而飯食的工作也轉為建築商。 從這段校園浸泡中,他學到了快速發現美感,快速掌握美感的技法。同時體察美國的藝術生態,深覺藝術表現和他的社會動脈相關,並與文化精神相表裡,更體認了民主自由才是培育藝術家精良創作的溫床,只有活潑自由的思考與外緣接觸,才能激勵自己,反觀自己的血液本質,建立自身的文化命脈,創造自己的嶄新藝術。而過去在台灣時期,自己的養成教育,卻在社會政治獨裁,愚民教化中進行,台灣島民藝術家,侷限在既有的限定範圍模式內。時值海外精英呼應故鄉民主聲浪,集成的反對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成為台僑的主流思想,一向熱血奔騰的他,把這看成是改變台灣藝術生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不惜一切的也投入這一行列,花錢出力奔波於政經文化改革的呼喊中,希望故鄉的藝術文化早日轉型,而自己的藝術思想也跟著理想與趨勢轉變。 自由思想開啟之後,台胞對血緣文化根源的思維也在釐清中,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耳語在親朋間開始流傳。這時的陳文石也體認了台灣藝術的重新開展,要從認識根源開始,建立本土文化,建立本土藝術。他發現先祖唐山公來台,是移植了唐山資源與和文化,而在與先住民的通婚歷史中,及過去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與英國的留滯期間,在血緣及文藝建築上也早有融合,加上日本人的統治方便,台灣本土其實已有相當的島國特殊文化風貌,從廟會、年畫、慶典民俗用品、布花、包裝紙,原來被說成俗裏俗氣的,其實所表現出來的是,豐富、憨厚、多情、明朗綺麗的美感。在過去歐洲大師的畫面上,曾有相似的手法成為風格,因此,他把童年記憶中的故事,重新肯定,成為他此時畫作的滋養,故鄉民俗軌跡,提供他充分的創作源泉。這是他所謂的[根傳統文化期],相信這種血緣文化歸屬感提供的溫馨,帶給他生命相當的滿足,而且都表現在繪畫中。 一九九零年,為了吸取更多故鄉的滋潤,實質沐浴其中,他又毅然結束美國的業務,鮭魚返鄉。回台後,除了繼續對故鄉政治藝術文化提供更多的關懷與貢獻,也投資金融,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公司,想培育人才,為理想盡心力。 未料,此時的故鄉,外匯存底攀高,民權抬頭,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逐步轉型,民主與進步畸形的認知與定義,社會倫理黨政倫理也轉型,人人想做主,人人想出頭,演變成林立的山頭。各級政爭不斷,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亂象叢生,到處叫囂,商場揮霍。一切看似雜亂又像有序,加上新的都市興起建設,氣象萬千,顯現新生的爆發力與堅強,而卻處處不得調和,再也找不到他童年印象中淳樸的風韻。原本濃密溫馨的歸屬感一時落空,這時他以跳動式的手法作畫,畫些風景及事物,或諷刺話題企圖表達內心的感受。但失落與不適應造成的內心爭紮,令他無法作畫,身不得已,又一次提起行囊,雲遊而去。 說是雲遊而去,但是和台灣這樣的母子臍帶關係,割之不斷,愛台之情抹之不去,失望之餘又有一美感的發現。 原來台灣四面環海,先民冒險來台後,不論通商鹽漁,和海構成不解的因緣。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海禁,使人們對四週最親近的海洋非常陌生,直到民主的崛起及科技生活的趨勢,國民對台灣地緣週邊,有了進一步的試探,環境學抬頭,海洋學識才有了深一層了解。 台灣位處亞熱帶,是菲律賓板塊與雲貴板塊擠壓上升,所造成的零碎地形島嶼。高山深海 多變的畸形地貌及生態景觀,加上親潮、黑潮海水冷熱交錯,造成珊瑚環繞,魚群滋生,是世界三大魚種最多地區。這瑰麗美妙神秘的水世界,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是陳文石再度升起憧憬感動,對故鄉引發希望的地方,於是在台美之間遊走的他,畫魚,畫出瑰麗,畫出希望 畫出[美魚系列]。 洛杉磯十號公路往東,入亞歷桑那州第二個城市Quartz[石英市],每年二月有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寶石礦展,展出各種原礦寶石及其半加工品。那年陳文石參觀時,發現這些原石深藏於地下,開採後的粗糙頑石,經切割研磨後,變成夢幻瑰麗燦爛的寶石,讓他省悟到一個人必須經過磨練才能成器的自古流傳的人生哲理。這樣的啟示,引導他進入一個不曾體會過的嶄新視野和冥想世界,讓他從中得到平靜,得以深思,並灑脫自在的創作。又由於原石研磨後顯現的炫麗色澤與奇異的圖結構,啟發他進入一層過去未曾開發的心靈層次,無意識的抽象世界,讓他採取以點、線、面的基本造型元素與鮮麗的色彩組合,來表現與轉化純粹的空間意境。這樣的表現方式,表達了生命最初的原始生命型態,更把欣賞者更引入神秘而自由的想像空間,這段二零零零年初期的這類畫作,為陳文石的[太初之探討系列]。 一直以來,國際股市不良炒作,二零零八年金融泡沫爆破,一夕間,全世界財富蒸發資產萎縮,美國為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為了對抗人民幣不良匯率及國家財務赤字,大量印製美鈔與中國的如法泡製抗衡。因果循環,美鈔氾濫,幣值下貶,人民財產稀釋,產業營運失靈,失業率上升,民心浮動,這些成為陳文石內心關注的對象。藝術離不開社會,藝術離不開生活,他的畫作思想與主題,又一次轉向,投注在世界人民腰帶的重心。這時技法一變,改用綜合媒材,變成有如實體浮雕式的立體繪畫,,為此時[金融危機系列]的代表,在台灣人[鄉情畫展]中展出,這樣的世間關懷方式,令人感懷於心。 綜觀陳文石一生,圍繞著稚童時期立下的志願前進,而且以他的聰明善巧一直圍繞著主流社會的板塊挺進,以社會的利益前進。但他常常引以為憾的是,在藝術的創作中,他沒能創造出一種沒有人表現過更特殊的繪畫方式。不是嗎?我們都近七十了,我們都沒有做到,沒在美術史上創造出刮目的看點,因為那只是少數人的運好得到上帝的眷顧。但我們都在藝術的領域做過努力,付出了良心,也在畫面上表達的美感中,令自己及親朋好友得到喜悅的回報。雖然在世間的流程中微不足道,但這就是藝術的價值,藝術的貢獻。 依佛教的觀點,良善的心就是美心,美心不只是能整理出美好的畫面秩序,人們為社會付出不求回報所做出種種的努力,而且在這種努力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起怨言,只是努力設法解決直到完成,是需要智慧,這樣的動作就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藝術品。檢視陳文石的文化活動,除了自己的多次畫展成功之外,比如捐贈油畫給宜蘭文化中心,策劃北美畫家聯展,推動北美文藝協會,推薦李石樵得人文獎,出資成立李石樵美術館,推動全僑和平民主聯盟活動,還有大洛杉磯台灣文化節大型活動。三數十年間忙進忙出,就是服務,服務就是社會的主流板塊,這些結局的完美,就是世間完美的藝術。陳文石雖未蓋棺,而[海華金質獎]就是論定,是台灣人藝術家或社會運動家之中最高的榮耀,卻不是多數藝術家所能做到,我由衷的鼓掌, 他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們祈禱上蒼,再給他十年,他願意繼續為社會,為藝術努力,相信上帝會默准,給他機會,阿們! 0711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阿母許劉富從小就教兩兄弟,做人要外柔內剛,少說話多做事,觀念要實行到底,目標要實踐到底。奉行媽媽的話,許賢三及許正雄兩兄弟加入台美社團時,大多也是輕聲細語,很有人緣,1994年,柑縣台美商會會長是許賢三,三哥竟然能邀請到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白樂崎到家裡與鄉親開會見面,這可是空前頭一遭,AIT官員親訪南加台美社團,轟動一時。不過,更有趣的是,之後交接會長,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哥哥交棒給弟弟,由許正雄擔任新會長,成為南加社團一段美談。許正雄以一曲《Crazy Love》為自己人生增添繽紛色彩,細細品味愛的真諦。 許正雄醫師,1943年生於日據時代彰化,家有5兄弟3個姐妹,排行老四,爸爸在日據時代就是銀行界經理, 到了終戰後仍受聘任職彰化銀行經理,父親個性非常公正親和力強而且脾氣又好不得失人,雖然兩袖清風但卻得到業界地方人士的尊敬,幼時爸爸常常輪調,所以許正雄全家住過彰化,搬遷過嘉義、台南、台中。 從小功課平平,在嘉義大同國小五年級因為是新生沒有朋友,發奮認真讀書,沒想到小學畢業得到市長獎最高榮譽,除了得以進入台南初中,也讓他初嚐到只要努力耕耘一定有收獲的道理,台南人文化氣息濃郁也重人情味,尤其點心很多, 所以許正雄對台南情有獨鍾,連結婚時都立志非娶台南老婆不可。 高中時爸爸又調職到台中,所以只好再去投考台中一中,不過人生第一個轉捩點發生了,當時大家都在拚聯考,興趣放兩邊,學生以成績至上,但西洋流行歌曲入境席捲台灣,就讀高中的許正雄當時煞到波安卡的《黛安娜》和《Crazy Love》時,就愛跟著哼唱,過去是為分數而死讀書,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有愛唱歌的天份,當年廣播電台是最普遍的娛樂,常舉辦西洋歌曲歌友會,個性保守內向又膽小的許正雄,興之所致,在高二鼓起勇氣報名歌友會,由大哥陪同去參加演唱,當他對著麥克風拉開嗓子唱《Crazy Love》時,主持人對這位少年仔讚賞有加,激發起許正雄唱西洋歌曲的信心, 而這份熱愛就一直維到現在。 大學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牙醫系,當時就去半工半讀,不過這份半工,竟然是受邀去台中南夜夜總會客串演出,因為波安卡(Paul Anka)、耐爾史達卡(Neil Sedaka)的經典名曲被他唱得出神入化,加上清新的學生氣質,馬上聲名遠播,還被其它夜總會挖角,所以他的打工晚上還得趕場去聯美大飯店、台中酒店駐唱;白天上課,晚上唱歌跑場,這份學生王子的歌星工作,並沒有讓他荒廢學業,功課依然過關畢業。 不僅於此,學校畢業時第一份工作就是馬不停蹄地被應聘到台南大飯店演唱,當時他是有名的學士歌星,與當代名歌星夏心、謝雷成為好朋友。台下不但有許多粉絲,而且許多美艷歌手也對他青睞有加。 當時在那個保守時代, 一位牙醫師竟然不務本業跑去夜總會唱歌, 大家都覺得非常訝異不解,但爸爸和媽媽思想非常開通, 曉得這是興趣, 而且信任自己的孩子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不會受到污染,果然他是沒有荒廢學業,也沒有染上煙酒嫖賭,對於紅男綠女都不為所動, 就是因為愛唱歌忠於表演,直到高雄鐵路醫院牙科部住院醫師時,仍然是白天做牙醫,晚上跑場子,這對許正雄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珍貴的人生經歷。 近水樓台先得月 當時心儀台南著名的牙醫師劉清,是南台灣牙醫師第一把交椅,所以想盡辦法爭取到該診所實習,因為名師督導很嚴格,他終於體悟到做牙醫的樂趣,但是工作過重,所以不得不在畢業四年後息歌,專心做牙醫師,從此就告別舞台生涯。 劉清醫師及夫人都是從小到日本留學,家教修養非常好,他們育有兩個女兒,長得都很漂亮,從沒有戀愛經驗的許正雄,對大女兒頗有好感,但是一直不敢表達,經過幾年相處,在岳母贊同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示愛,由於他看起來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劉家根本不知道他可是一位著名的駐唱歌星,不過老實的許正雄竟然沒有用他磁性嗓音獻唱加分;反而是長女劉淑娟欣賞許正雄敬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性情溫和,待人有禮的風采,決定3年愛情培養成熟後共結連理。雖然差7歲,但生日是同月同日生。許正雄一直很感激劉家,慶幸有福氣能娶到一個好"家後",他來生還希望能再結良緣。 與許賢三手足情深 學成之後就到高雄創業,一帆風順,許正雄有一位哥哥在美國,平常戀家又不愛出遠門,但美國哥哥許賢三一直鼓勵趁年輕時一定要進修,所以他又再一次鼓起勇氣,離家背井, 於1974年隻身來美,到紐約讀書打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與三嫂很重兄弟情義,不但悉心照顧,持續精神鼓勵加上經濟援助。 許正雄回憶說:「哥哥嫂嫂他們也是留學生而且也在打工,但他們捨不得讓我打工,只要我讀書, 其它的多是由他們在照應我,由於牙醫學費很貴,所以三哥把他們積蓄已久要買公寓的錢,全部挪來給我做學費,在異鄉讀書非常辛苦,但哥哥嫂嫂的溫情卻溫暖我的心,他們的疼愛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恩情。」 1978年,許正雄終於在波士頓的Tufts 牙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苦盡甘來;當時三哥許賢三不但對人重義氣,也是一位愛台人士,身為會計師,卻熱心投入社團,出錢出力,最後還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台;當時的許正雄只知道拚命讀書,對社團並沒有投入,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畢業後,在紐澤西猶太牙醫師診所工作三年,受到他的賞識,對於台灣人勤奮工作負責任的熱誠,令他們印象深刻,找到工作後,太太終於可以帶著大女兒來美國依親。 不過,還是三哥有遠見,認為身在亞熱帶的台灣人,在東部冰天雪地還是不適合,所以他們兄弟倆決定鼓起勇氣西遷到洛杉磯。但是加州牙醫師執照不接受其它州的執照,雖然已有東部13州的執照,許正雄仍需重頭應考,最困難的是病人臨床考試要自己準備,在加州人生地不熟,所以考試時還得把病患"空運"來洛杉磯考試,經過幾回合苦戰,終於拿到執照。現在回想起來,能沐浴在加州陽光,這裡有親切的台美社團,鄉親的人情味,都是一種享受。 1981年他們找到柑縣地域正中央Garden Grove開業,兄弟情深,決定一起打拚,三哥是會計師事務所,許正雄是牙醫診所就仳鄰而居,內部還可以相通,隨時上班都可以串門子;不只這樣,他們連住宅都要買在一起,一樣是仳鄰而居。對於到3月就要過百歲的老母許劉富,他們也是一起侍俸。母親每天跟著兩個兒子去上班,診所還有一間她的專屬辦公室,她沒事就幫忙招呼客人,可是個活招牌。 和氣生財 重情義承諾 由於經驗豐富而且對病人很有愛心,注重醫德醫術兼顧,所以從本來自己一人擔當,許正雄到現在已經有5位醫師,6位護士,算是牙醫界難得的規模,他注重醫術高超外,對於醫院氣氛強調溫暖和氣,因為他記得一句台灣俗語「和氣生財」;最令許正雄榮耀的是有兩位美國辦公室行政助理從開業至今,已經追隨他25年,還有一位助手是台灣戴太太也在診所工作20年。許正雄待他們如家人一樣,非常重情義,對於員工利益分享也從不吝嗇。 說起辦公室特色,除醫術外,不僅是華人就診,許多主流人士甚至口耳相傳,攜家帶眷只要牙齒有毛病就會來看診,對許正雄非常信任,很多20多年的老病患把他當朋友一樣看待。有一位老病患,寧願開8個小時來找許正雄就診,也不願換醫師,忠誠度百分百。 當然,對於看牙醫會緊張的病人,他也有一個撇步,愛唱歌的許正雄自己錄製一捲CD留念,當患者聽到由操刀的牙醫師親自錄製的老歌旋律,恐懼頓時融解。從事醫療生涯30多年,每天對著病患的一口爛牙,就算抱怨連連,許正雄從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極盡照護安撫,就是希望解除他們要命的牙病。 許正雄以他的經驗鼓勵年輕人,認為做工作一定要找出樂趣,而且要學會樂在其中,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是在誠心服務幫助大眾,不能太計較以金錢大小衡量工作,才不會覺得疲累無力感,所以他也從來沒想過要退休。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許正雄在南加開業沒多久就加入社團服務,以台美商會及醫師公會為主,1988年榮任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師公會的會長,1993年後擔任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同年也是柑縣台美商會會長,在前經文處長李宗儒拜訪柑縣的歡迎會上,問及參加社團榮任會長要務最多的人士,當時大家調查後直指許正雄,讓他覺得自己的服務熱誠受到肯定。 許正雄雖然是注重家庭生活,但是事實上,他在診所及社團上花了太多時間,有時他難免會覺得對太太和2個女兒感到抱歉,但是太太很賢慧,不但全力支持也讓他無後顧之憂。 所以在擔任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後,他最後決定接下全美總會重任,由於這是第一位牙醫師擔負重責,所以他深知任重道遠。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台美醫師們5月20日到日內瓦嗆聲支援台灣加入WHO觀察員第10度叩關,決定以「寧可不要熊貓也要WHO」訴求支持,認為中國要是疼惜台灣,應該是幫助台灣入會,而不只是送熊貓; Taiwan For WHO的百位宣達團,已經接受報名,可以只去嗆聲,也可以一起參加會後的旅遊團。 許正雄解釋今年工作重點,包括1.要加強寄信及文宣給會員或僑民,凝聚共識。2.在2月19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研討會,嚴明WHO對台灣的重要性。3. 會出一份特刊,省思台灣過去與WHO的關係及貢獻,將特刊印成中英文廣發給各國相關組織及海內外僑民。4.希望組織百人宣達團5月21、22日到日內瓦嗆聲。5.持續由醫師協會舉辦國際醫療義診團準備到中南美洲進行義診,促進草根外交。6.邀請第二代年輕醫師入會參與,現在僑委會正研擬年青醫師返台訪問團的計劃。 身為台福教會的虔誠基督徒,堅守基督徒的信誓,學習服務奉獻,許正雄最欣賞的一篇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愛的真諦。愛,不是只有男歡女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博大寬容和平。人總是有錯誤,要學習原諒他人無心之錯,常常保持喜樂,凡事感恩。不只在家庭、事業、還有社團,甚至對台灣的疼惜會越益堅強。 文/林蓮華

泰德安德森 民主路上的朋友

在許多台美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合中,常會看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長者,高大的身影,聲若洪鐘,他就是南加台灣之友會會長泰德安德森。身為長期獅友,他偶爾稱一位獅友為中國人,沒想到對方反彈地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中國與台灣有不同?經過這位獅友的點醒,他認真地去研究台灣政治、歷史、文化,自我教育之後,他決定出手幫助台美人,發揮他的社區人際網絡,協助台美人建立與其它族裔的關係,忠實地守護台美人。他是正港咱的台灣朋友。 他邊指著照片說,一趟台灣民主之旅,貼切真實地觸動台灣人民的脈動,方能深入了解台灣了不起的生命力。「堅韌的毅力和對台灣長期的支持,這位台灣民主路上的朋友,贏得我的感激和尊敬。」這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呂秀蓮寫給泰德安德森的字語。 呂前副總統曾大力提倡在世界各地成立"台灣之友",推動民間草根力量。但早在1997年,在美國洛杉磯就已創立「台灣之友社」,期望加強美國人民與台灣僑民的民間交流,及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因此台灣之友會一向不遺餘力,常與其它台美社團合作舉辦一些有關台灣公共事務及文化推展的活動。 安德森生於1924年,現在已經高齡82歲, 土生土長在洛杉磯, 1943服役海軍陸戰隊擔任包括爆破等危險工作,雖然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後期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爭對他影響甚深,因為他在美國本地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日本移民的第二代, 他們被日本的拖累,生活過很辛苦。他認為,日本是訓練有素重紀律的國家,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日本是非常聰明的民族,所以爸爸還要他去讀日本學校,學習尊師重道,禮義的精神。 這讓他體會到尊重亞裔並容易與弱勢族群為伍。 從小就是基督徒,虔信美國長老教派,安德森非常喜歡長老教會的特質,就是爭取正義,不懼惡勢力,他一直秉持「你不論做什麼,都不可污我的姓。」要求自己後來也成為家訓教育孩子; 與太太帕妮絲(Bernice Anderson)結縭超過半世紀,回想起50多年前的相戀,她仍笑靨如花,回想著說,安德森與她的堂哥是高中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是他就讀惠提爾大學二年級,去參加她的高中畢業派對,結果是媽媽看得十分中意,所以就這樣一見鍾情,1952年12月, 步向禮堂結婚至今逾54年,現有兒女1男1女,孫子輩則有1孫及2孫女。兩人至今仍是相依相伴,鰜鰈情深。 1950年,自惠提爾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公職多年。他喜歡關懷弱勢,所以決定去加州少年觀護所2年,表現優異在 DOWNEY 少年監獄的LOSPADRINOS擔任副校長,當時經濟不景氣之際,他轉向向參加一項大型聯邦計劃,"向飢餓挑戰"(WAR ON POVERTY, NEIGHBORHOOD YOUTH CORPS)後來升為1800萬計畫負責人,1965年開始,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安德森主修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完成雙碩士學位。 剛正不阿的脾性,也得失不少人士,不過,有一件令他十分光榮的事件,就是他參與聯邦HEADSTAR的計劃時,他後來擔任聯邦証人,把貪污瀆職的8個人員判刑;他說,此一事件,讓他明暸所有文件都要檔案化,因為在聯邦政府的計劃金額都十分龐大,有很多機會可以貪,但都被拒絕了,他一心想要做孩子的榜樣。 1976年,他參加聖蓋博獅子會,成為獅友,後來,有一群獅友,擬於聖蓋博成立一個名為"台灣人獅子會俱樂部",其實所有分社都是以會員所在地名稱為多,以一個族群"台灣人"為名稱,在獅子會組織,是相當罕見的。泰德安得森幫助他們之外,最後還以資深獅子會員參加活動,實在是夠意思。 但他與台灣結緣,卻是一位獅友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當時心理想:有什麼不一樣嗎?從此,他開始到圖書館翻書,研究台灣與中國,ROC 及CHINA有差嗎? 1998年,軟式網球創辦人劉明憲介紹台灣之友社,並詢問他是否願意加入,他不以為意,但劉明憲不放棄,講了很多蔣介石故事,使得他憐愛弱勢的心又被召喚,因而在了解組織目的,及對民主的議題十分關注後,他終於決定參加台灣之友社。當時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台灣籍的會員。 1999年,秘書長王德明教授還特別把它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我要加入台灣之友社」還翻譯成中文廣泛介紹。 2000年,泰德‧安德森成為台灣之友會副會長,他有個機會與夫人決定參加「台灣民主之旅」觀察總統選戰,在台灣,創造政權和平轉移,歷史關鍵的那一天,他深深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個漂亮的國家,他學會說多謝,他當時短暫環島民主之旅,一路地多謝,也一路地祝禱,讓台灣永遠和平民主,因為她坎坷的背景值得珍愛疼惜。 安德森當時就像台灣政務官員及人民宣導,他表示,一般美國人民並不太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異,也不了解台灣的選舉文化及不同政黨間對台灣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此鉅大,相信台灣之友會可以協助美國人民對台灣選舉和民主成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對台灣人民民主政治的表現十分肯定,並表示將會持續協助台灣友人推動民主自由。 2002年,他成為會長至今,當時榮任會長的一席話,他說,「在美國有很多人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是美國應幫助與支持的朋友。」2005年3月,當全美台僑都在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法」,他不惜頂著高齡的身子骨,一起抗議示威,並大聲疾呼維護台灣正義,譴責中國的鴨霸。 當安德森說到台灣時,總是正面地看待台灣,他賣力地為台灣發聲,很多人還以為他拿了台灣的錢,讓他很受傷,完完全全地義工,不追求名利,追求的是行動,只因為台灣令人感動,他認為,台灣早已是個獨立國家, 只是礙於國際形勢,變得很不正常,現在他希望能夠團結,發現更多朋友支持台灣。 「我不在乎你是哪個政黨的,國民黨或是民進黨,藍營或綠營,只要你深信民主自由、人權、民族自決等普世價值的可貴,就知道什麼才是對台灣最好。而台灣之友社也熱誠地歡迎你加入。」 文/記者林蓮華

呂阿戀

2015年十月,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皇家科學院發佈諾貝爾獎的得獎人,美國杜克(Duke)大學生物化學系的摩德瑞西教授(Paul Modrich) 和其他兩位科學家因為在遺傳基因 DNA 修補的研究得到今年的諾貝爾化學奬。    Dr.Paul Modrich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諾貝爾獎 摩德瑞西的研究開始於八十年代初期,這項研究工作有一位出身台北社子島的女生物化學家參與並且做出初始的重要貢獻。 社子島位於台北市西北角,淡水河和基隆河在社子島的尖端會合,然後沿著關渡和觀音山下的八里流向淡水鎮,由此注入大海。社子島是台北市最後一塊尚未開發的地區,一直到現在,不但禁建不准加蓋房子,道路也不能拓寛。                  社子島地圖 四十五年前此區被列為洩洪區,每年颱風來時,極易淹水,有時再加上海水倒灌,整個區域都被淹沒了,居民深以為苦。約三十多年前,市政府蓋了六公尺高的堤防,解決了颱風季淹水問題。 這堤防上的道路現在成為腳踏車運動者的樂園,天氣晴朗時,堤防上就有很多人在騎車,騎車運動的人同時也可以欣賞沿途秀麗的風景,正面可看到高聳的觀音山和寛廣的淡水河,另一方向可看到陽明山,大屯山,七星山等台北近郊山嶺。                 社子島風光 以前這地區的居民很多是以農為業,有很多菜園,這些菜收成後供應台北市民的需求。現在種菜的人愈來愈少了,年輕人往外發展。居民都盼望著台北市規劃好的社子島計劃,趕快付之實現。此地離開台北市區只有三十分鐘的車程,發展之後很快就會使這區域繁榮起來。                     社子島的菜園 在六〇年代初期,此地一個呂姓家庭中,有一位小女孩念完小學六年級即將畢業。按照農家的習慣,一位女孩子讀完小學已經不錯了,畢業後可以到田裏幫忙種菜,同時也可以料理家事。這時候這位女生的小學老師做了一件事,這件事改變了這個小女孩的一生。 按照當時台北市的規定:每個小學的畢業生中,成績最好的男生和女生各一名,可以免試而直升初中 (當時還沒有國中)。這位老師拜訪了呂家,對女孩子的父母説:你們的女兒不升學,實在太可惜了,她根本不需要考試,她可以被保送進入當地的初級中學。在這種情況下女孩子的父母答應讓她升學,於是她就進入離家最近的士林初中就讀。 這女孩子有一個很鄉土的名字叫做阿戀。呂阿戀初中畢業後考入全省最好的學校-台北第一女子中學,從此寛廣的前程在她前面展開來。高中畢業她考入台灣大學植物學系,四年後又考上植物研究所生理遺傳組。每年在台大註冊的時候,一位註冊組的女士就會對她説:妳怎麼還在用這個名字?名字可以改啊,難道妳到美國讀了博士學位還要使用這個名字嗎?這一番話令她一度想要改名,不過並没有很積極,後來也就算了。 那時是七十年代初期,正是生物化學面臨革命性的發展的時期,一些剛剛由國外回來的教授,引進最新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當時生物學的發展指向一個全新的領域。在這種氛圍下,呂阿戀完成碩士學位,在系裏當二年助教後準備出國進修。 1976年,呂阿戀申請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生物化學系,那時美國剛結束越戰不久,全國經濟情況並不好,政府資助學術的經費也大為緊縮,呂阿戀到這學校的第一學期,並没有奬學金資助。 那時候,她知道必須在課業上表現突出,才有希望得到獎學金。生物化學系有一個重要的課程,就是每一位研究生輪流到幾個實驗室去做八週的實習,在這期間研究生除了學習實驗技術外,還可以瞭解每個教授的研究內容,可做為選擇指導教授的依據,同時教授也有機會挑選他合意的學生。 在這時,阿戀第二個實習選了史塔福教授 (Darryl Stafford) 的實驗室,實習課結束後,史塔福教授極力爭取呂阿戀正式成為他的研究生。他後來説,看呂阿戀做了二、三星期後,他就決定不計代價一定要把這位學生留下來。 後來,呂阿戀就在史塔福教授指導下四年完成博士學位,這是一段在科學上成果豐碩而且非常愉快的合作經驗。史塔福教授經常對人說:我以前沒有收過台灣來的學生,不過以後我會收很多台灣的學生。呂阿戀畢業之後幾十年來和史塔福繼續保持很好的友誼。 呂阿戀完成博士學位後,史塔福教授推薦她到杜克大學生化系的摩德瑞西教授的實驗室,讓她成為摩德瑞西的博士研究員。史塔福的理由是他認為在北卡羅來納地區,摩德瑞西是最傑出的年輕教授。 呂阿戀與恩師暨2015年諾貝爾生化獎得主Dr.Paul Modrich合影 呂阿戀剛進這實驗室時,摩德瑞西正開始對遺傳基因 DNA 錯誤配對修補功能(mismatch repair) 產生興趣。當細胞分裂時,DNA 要先複製,然後才能把 DNA 平分到兩個新細胞內。可是DNA 在複製時有時會產生錯誤,正常的細胞內存在一種功能可以把不正確的配對修改為正確的配對。這種錯誤的配對如果沒有修正的話,基因的突變率會增加幾千倍。 摩德瑞西的構想是設計一套檢驗的方法,用這方法能夠在試管裏模擬這種修復DNA的功能,然後使用這種方法去研究DNA 修補功能的機制,這是呂阿戀到這實驗室時被交付的首要任務。 要在試管裏模擬DNA錯誤配對的修改功能首先要製造出一個環狀迷你DNA,此DNA含有一個錯誤的配對,而且這個錯誤配對必須位在一個DNA限制酵素能切斷的位置,錯誤配對的位置不能被限制酵素切斷,但是修改為正確的配對就可以被限制酵素切斷,所以DNA的修改能夠用DNA限制酵素來檢驗。 另外一個條件是要讓酵素系統可以分辨DNA雙鏈中那一條是需要修改的,在細菌中DNA的分子是有甲基化,但在合成新DNA時候,新製造出來的那一條尚未甲基化,所以細菌可以分辨那一條是新的那一條是舊的,如果發生錯誤配對時,是新合成那一條需要修改。 但是在人工製造的雙鏈DNA中,如何去做出一條有甲基化而另一條沒有甲基化?他們是利用一種噬菌體(phage),分別生長在能使DNA甲基化的細菌,和不能使DNA甲基化的細菌,然後分別抽出噬菌體的DNA來,再把兩種DNA(甲基化和未甲基化)互相混合(hybrid) 形成雙鏈後,再分離出所需要的DNA,其中一條有甲基化,另外一條沒有甲基化。 再來最重要的步驟是抽取細菌的酵素系統,以便加入試管中,使人工製造的DNA得到修正。問題是細菌細胞抽出的酵素蛋白也含有其他各種物質,包括DNA分解酵素,以及會影響修補功能的物質,所以抽取酵素蛋白的過程的技巧就很重要,必須反復試騐,以求得到最適當的酵素蛋白。 經過一番努力,和不斷地改進反應條件,他們終於能夠在試管內模擬DNA 修補的功能。當這些實驗成功做出來後,尚未在科學期刋發表,可是消息已經傳出。在一九八二年基斯頓生化會議(Keystone meeting) 中,有一個實驗技術研討會( Workshop ),由哈佛大學梅瑟生教授 ( Matthew...

李玉琛 淡泊明志

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黃靜枝 女人當自強

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黃靜枝說,她其實是個內向的人,只是每逢別人找她做事時,她覺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所以從早期在「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在紐約的電台發表有關台灣的談話,在「美東台灣人夏令會」裡演陳文成的話劇,到後來的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擔當「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與「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她都在一種義不容辭的情況下答應下來,然後一次次地鼓起勇氣去完成,也一次次地從經驗中獲取信心。 她說,其實台美婦女都有很好的資質,只是結婚之後,往往把成長與表現的機會讓給男人,經年累月,自己漸漸失去信心。因此,她在擔任「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期間,特別鼓勵婦女會的姐妹們爭取成長的機會,發揮潛在的才能。 外表瘦弱的黃靜枝,內心有著堅強的意志,長期以來,她在上班之餘,不停地修習課程充實自己,她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與追求成長的過程,實在值得和台美婦女們一起分享。 山地舞風波 黃靜枝生長在台北市,是家中五個女孩中的老三,在北二女中和台大政治系唸書期間,經常參加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自強活動,也到金門前線勞軍,充滿愛國情懷。1967年大學畢業後,到美國中西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唸政治研究所。 抵達堪薩斯的曼哈坦(Mahattan)後,她很自然地和一些台灣來的學生在一起,那時校中已有一個「Formosan同學會」,裡面的會員如王康陸、方菊雄、高川、張濟、陳希寬、黃美惠、以及後來的林郁子等都很活潑,大家相處得很愉快。當時堪大有一個慣例,就是每年感恩節時,由曼哈坦的台灣同鄉和同學作東,邀請鄰近幾州如內布達斯加、奧克拉荷馬、明尼蘇達州和伊利諾州的鄉親們到曼哈坦一起過節,非常熱鬧,台灣同學們也因為常在一起做事,感情很融洽。 1968年的秋季,堪大的國際學生組織舉辦了一個「國際才華競賽」,各國的學生團體都推出節目與賽,「Formosan同學會」也想報名參加。一大群人就聚在一起討論要表演的節目,那時擔任副會長的黃靜枝自告奮勇地要教大家跳山地舞,另外一個紡織系的女孩要教大家裁製原住民衣服,主意就此敲定,他們決定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在「國際才華競賽」中跳台灣山地舞。 接下來,一大群學生經常到黃金來教授家的地下室練舞。靜枝編舞教舞,大夥人跳舞笑鬧,十分帶勁。比賽日期接近時,忽然接到中華民國駐芝加哥領事館的公函,明告「中國同學會」才是正名的學生團體,學生們不得以「Formosan同學會」的名義對外參加任何比賽。接到通知後,大家面面相覷,決議先和領事館的人溝通再說,只是後來不幸溝通不成,遂決定按照原來計劃上台表演。 熟料一群人穿著叮叮噹噹的服飾,在舞台上擊掌跺腳賣力演出之後,麻煩隨之而來。黃靜枝在護照快到期時,將中華民國的護照寄到芝加哥的領事館加簽,結果竟收到「護照被吊銷,永不加簽」的回函,大吃一驚,心情跌至谷底,卻又不敢讓台灣的家人知道,只好自己想辦法。 她去找系裡的教授和學校的法律顧問幫忙,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政治系的一位指導教授很同情她的處境,幫她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的陳情法案,再向移民局申請居留,經過複雜的程序,拖延一段時日後,她竟然獲得在美國居留的許可。 其他上台跳山地舞的學生也陸續面臨同樣的問題,個個焦慮與憤慨交加,不滿國民黨的情緒日益高漲,與「中國同學會」的較勁更加激烈。後來他們畢業後,到各地就業,都熱心於當地的台灣人運動,以致「堪薩斯州立大學」有「台獨的西點軍校」之稱。 聯合國前的「鎖鏈事件」 1970年,黃靜枝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到紐約求發展。當時,她在堪大交往的男朋友方菊雄也已拿到生物博士學位,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兩人遂在1971年結婚。婚後,他們在哥大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由於兩人都熱心台灣人活動,方菊雄並且在1974年擔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因此公寓裡經常高朋客滿。 靜枝說,那時一些好朋友如林瑞葉等人都住在附近,「世界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陳錦芳也住在兩條街之隔的地方,大夥人經常今晚到這家吃飯,明晚到那家吃飯,日子過得很熱鬧。 當年,紐約的台灣人大部份集中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他們關心台灣的時局,也經常在彼此的家中商討台灣的事情,很多台灣人的活動都在這些會議中籌劃決定。 1971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即將開會討論「中國代表權」之際,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本部決定在聯合國大廈前發起鎖鏈示威運動,抗議台灣人民被忽視的事實。當時一共有六個人參與這項行動,其中只有一名女性,那就是黃靜枝。 她說,當天一早,他們暗中帶著鎖鏈,佯裝若無其事地漫步在聯合國大門前,等走到參觀者入口處時,一行人立刻排開來,迅速地將自己的手銬在入口的鐵柵上,表演一齣台灣人受壓制的情景。這時,四周的群眾很快圍攏過來,媒體記者也紛紛趨前拍照,聯合國的警衛們一接通報,立刻趕來,用器具把他們的鍊鎖割斷,趕他們離去。這次抗議的過程不是很長,但是當晚全美電視台都播出這個精彩的畫面,算是為美國的台灣人運動寫下獨特的一頁。 「當時參加鎖鏈示威,只是單純地想引起國際間對台灣問題的重視。」黃靜枝說。她接著表示,她不是戲劇性的人物,只是遇到該做的事情,就努力去做,誠如後來她在華府「民眾大會」上作英語演講時說的:「建國的路上,人人有份。只要對台灣有益的事,不分男女,都該盡量去做。」 因為持著這種看法,後來紐約的廣播電台邀請台灣人參加扣應節目時,她也以台灣女性的身份發表談話,揭發國民黨壓制台灣人的事實。 1983年,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年輕教授陳文成回台探親遇害,紐澤西同鄉決定在美東夏令會上演「補破網」的話劇,找黃靜枝飾演陳文成的妻子,黃美惠飾演陳文成的母親,林富文飾演陳文成的父親。當時他們三人全無演戲的經驗,卻憑著一股要替陳文成討回公道的正義感,將一齣戲演得極為感人,劇終時台上台下都哭成一片。 藝術博物館的訓練 黃靜枝當年到紐約求職時,發覺唸政治的外國女性很難在美國得到表現的機會。在謀職時,獲悉「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需要一名臨時工作人員,就去應徵,結果得到一份臨時的工作。上班後,她很認真地做,不久被升為正式人員。後來越做越有心得,又進一步被升為業務經理。目前,她是該館禮品部的資深企劃經理。 深愛藝術的黃靜枝一到藝術博物館工作,猶如發現一個掘之不完的無窮寶窟,如魚得水,在那裡工作了三十年,都不厭倦。在解釋她的工作性質時,她說,一般博物館裡都有「固定陳列」和「特別陳列」兩種展覽,前者如埃及文物、古希臘文物等,陳列不變;後者如「十九世紀巴黎畫家展」、「二十世紀女性藝術家展」等,每隔一個時期就換一個不同主題展覽。 在「特別陳列」展出期間,館方設有「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部門,專門銷售與該陳列展有關的禮品,增加博物館的收入,而她的工作就是負責「特別陳列展」的禮品銷售、企劃、設計與協商。 她接著說,這種工作的規劃是全年性的,通常一個特展進行時,其後的兩三個特展也已在逐步籌備中。每個特展都有不同的主題,有時從「美國現代藝術展」換成「亞洲文物展」,再從「西班牙畫家展」換成「埃及文物展」,她的職責是在每次特別展覽前,充分瞭解即將展出的內容,設計陳列一些受歡迎的物品。在設計陳列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各種協商,所以從設計、企劃、行銷、到管理,可說學無止境。 由於內心始終有一股強烈的求知慾,因此她不斷地利用晚間到離家不遠的大學修習相關的課程。她和菊雄在在紐約住了幾年後,搬到紐澤西定居,所以後來她常從博物館下班後,隨即趕回紐澤西上課。早些年,她修習企業管理的課程,唸了四年,取得企業管理碩士。接著,又修習藝術學院的課程,一唸就是十年。 「我從小就喜歡繪畫,卻沒有機會學習。現在工作的地方,舉目所及,盡是藝術,就越來越想學畫。於是在拿到企管學位後,即開始修習藝術課程,也開始作畫。」靜枝說。她從藝術系的基本課程修起,整整唸了十年,才拿到藝術碩士的學位。 「這段期間,實在很感激家裡的每一個成員的長期支持。」她說,「後來,我每次辦活動,也都得到全家人包括丈夫、孩子、父母、姐妹甚至姐夫妹夫們的幫忙,因此深深體會到婦女要發揮才能,除了本身自覺外,還需要家人的配合。」 台美婦女當自強 方菊雄教授自到紐約後,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工作。他有著隨緣的個性與溫和的好脾氣,在臥虎藏龍的紐約台灣人圈裡,像一劑甘草,經常扮演著調停的角色,也始終活躍在台美人的社團與教會之間,因此常被同鄉推選為各種台灣人活動的負責人。 1991年,方菊雄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總召集人。忙完夏令會後,他作了一項重大的決定,即辭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職務,與李明亮教授一起回台灣花蓮籌辦慈濟醫學院,並且在醫學院成立之後,留在那裡擔任教授與行政的工作。 由於兩個孩子還在唸書,黃靜枝留在紐約照顧孩子。這一年對她來說,是深具挑戰的一年,卻也因此讓她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作了一個全盤的檢討。她說:「那年夏天,菊雄回台灣後,家裡一下子變得冷冷清清,連電話鈴都不太響了。我這才明白過去這麼多年,人家打電話來,主要都在找他,人家請我們吃飯或參加聚會,也大都因為他的緣故。他一走,這些聯繫就大大減少了。」 她繼續說:「那段時期對我來講,是一大考驗。我不但要處理許多單親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還要單獨面對菊雄不在的冷清。我開始領悟到過去因為只顧忙著工作和孩子,和台美人的社團已經逐漸疏遠。要想顯出自己的存在,惟有走出去,主動參與活動,表現自己的熱忱與能力。」 「也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參加『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NATWA)』的年會。」靜枝接著說:「那年四月,菊雄還在美國,好友方惠音即將接任NATWA的下屆會長,邀請我和廖愛華一起到紐奧爾良參加NATWA第四屆的年會。去了之後,看到那麼多來自美加各地,背景與認同都相似的姐妹們,聚在一起開會談笑,真有說不出的快樂。」 「三個月後,菊雄回台灣,我在孤單無助的時候,想起NATWA其他的姐妹想必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覺得我們真該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因此,她開始積極參與NATWA的活動。 NATWA於1988年在加州成立,創會之初,即明訂「喚醒女性意識,促進兩性平等,發揮女性才能,弘揚民主人權」為該會的四大宗旨。在這四個宗旨裡,黃靜枝特別對「喚醒女性意識,發揮女性才能」有深的感受。她說:「很多台美婦女其實都有很好的資質,卻常常在婚後把成長的機會讓給男人,自己退居第二線,即使外出工作,也只當作貼補家用,沒有作積極的生涯規劃。久而久之,信心與自我逐漸萎縮,很多天份都被埋沒,實在很可惜。」這些感受促使她後來擔任NATWA會長時,特別重視該會的「人才訓練班」,積極鼓勵培養婦女的領導人才。 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再度輪到紐約同鄉主辦時,理事長一職本該由1991年的總召集人方菊雄擔任,只是菊雄那時已回台灣,因而敦請1991年的理事長賴弘典醫師再度擔任。賴弘典組織了籌備委員會,但在覓尋總召集人時,遭遇一些困難。最後在二月中向黃靜枝接洽時,靜枝覺得再不接下來,夏令會可能會被延誤,因此毅然挑起主辦1996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重任。 她說,剛開始擔下夏令會總召集人的職務後,內心不免惶恐,但隨即運用在藝術博物館裡的工作經驗,從起草企劃、排定行程、分配責任、開會協商、到追蹤檢視,一步一步地進行;然後在理事長賴弘典及多位熱心同鄉如黃上文、郭文瑞、黃博書、林瑞葉、廖愛華、王康厚、陳伯壽、莊文琮、王愛蘭和林雅玲等許多同鄉的熱心幫忙下,為期三天八百多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大聚會終於順利地在德拉瓦大學進行。 那年,經由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協助,他們邀請了幾個很優秀的女講員作大型的演講,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蔡明華律師主講「兩岸問題的探討」,婚姻心理諮商顧問黃越綏講述「兩性溝通的技巧」等,都很受聽眾的歡迎。日本的台獨女將暨電視評論員金美齡亦在「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的邀請下,蒞臨暢談回台參加首屆總統直選的經驗,引起熱烈的回應。此外,他們還在那年舉辦了一場成功的「陳文成紀念音樂會」,由翁致理等多位年輕的音樂家精彩演出,令人回味無窮。 圓滿辦完1996年的美東夏令會之後,黃靜枝對自己產生了信心,也因此覺得台美社區應該付予女性更多的機會,讓台美姐妹們能夠發揮更多的潛能。 發揮潛能主辦活動 1999年,黃靜枝再度挑起重責,接任第十二屆「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那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同時總統大選戰雲密佈,她不但發動NATWA會員捐款賑災,並且帶頭積極為NATWA的催生者呂秀蓮助選。 2000年一月間,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自台灣飛到加州募款,黃靜枝和NATWA的副會長曾瑛貴、多位歷任會長、以及西岸的姐妹們,都趕到加州為呂秀蓮助陣。三月初,她更組織龐大的「海外水蓮會」回台灣,為陳水扁和呂秀蓮拉票助選。 3月18日,民進黨贏得台灣2000年的總統大選,自是一片歡欣,但黃靜枝並不因此稍微停息。回到美國後,她立刻在紐約和新澤西的姐妹們幫忙下,籌劃召開第十二屆的NATWA年會。四月中旬,她們假紐澤西的柏西便尼(Parsippany)Tara旅館舉辦了為期三天四百多人參加的年會。大會中,邀請了兩位年輕的台灣政壇新秀蕭美琴與劉世芳當主講人,分別演講「新政府下的台灣國際地位」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婦女」,讓NATWA的姐妹們對新一代的台灣女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鑒於婦女爭取發展自我之際,經常遭到家庭與社會的壓力,靜枝認為婦女運動除靠個人努力外,還需要社會與團體的支持,因此主張聯合台灣與美國的婦女,共同召開會議,商討兩地婦女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等等。這項構想經過NATWA「聯手組」葉錦如和程韻如等的精心策劃,終於在2000年八月在高雄召開「台美婦女論壇」,首開兩地婦女共聚一堂互相探討問題的先河。 靜枝有著泉源不斷的構想與旺盛的活動力。她在卸下NATWA的會長職務後,又馬上籌辦「台美婦女畫展」,於十月間在紐約推出。她說,舉辦「台美婦女畫展」的動機,是看到一些有藝術天份的姐妹們平時作畫自娛,卻沒有很多機會展出,因此希望藉聯合開畫展的機會,增加姐妹們展出作品的機會,提升大家的信心,進而豐富台美人的文化。 「信心與機會是發揮才能的兩面,平時多充實自己,有了機會,不要推卻,盡力而為,然後發現自己也能做得不錯,就產生了信心。」她接著說:「NATWA的迅速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美婦女過去缺乏表現的機會,成立NATWA後,有了自己的舞台,大家做事都很認真,每次活動都安排得很週到,每次會議都辦得很成功,結果大家就越來越有信心。」 一進入2001年,黃靜枝又擔當起新的社團責任,這回被選為「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及「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理事長雙重職務。她本著「應該做的,就盡量去做」的想法,全都擔當下來。 2001年的上半年,由於陳水扁總統的過境紐約以及前總統李登輝的訪問康乃爾大學,「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為了壯大台灣的聲勢,特地作了許多事前的安排,動員了許多美東的同鄉,熱烈歡迎陳、李兩位總統。然後,在歡送兩位總統後,又趕緊籌辦為期三天七、八百人參加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對紐約許多同鄉來說,這大半年真的忙得人仰馬翻不可開交。 然而在持續不斷的忙碌中,難得的是靜枝始終顯出一副溫和平靜的樣子。她作事有條不紊,講話依舊輕聲客氣,讓人覺得舉辦過多次大型活動的她,已經練就出一身面對壓力從容不迫的真功夫。 與黃靜枝在一起,會覺得體內蟄伏已久的上進心都會逐漸甦醒過來。她不但自己的人生充滿了進取,也希望台美婦女姐妹們能夠分享到這種積極,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充實,也讓台美社區的文化更豐富。

李安與林惠嘉 牽手與推手

李安1954 年出生在臺灣,祖籍江西。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家教十分嚴格。 1973年,李安考取了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 在國立藝專裏,李安對演戲和電影製作越來越有興趣, 還曾獲得臺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演員獎。 1975 年,他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導演,獲戲劇學士學位。1978 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李安遇見了臺灣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李安就被性格開朗的林惠嘉深深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後,他主動約林惠嘉看球賽,對性格靦腆安靜的李安也頗有好感的林惠嘉很爽快地答應了。 林惠嘉從小就非常聰明,台大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林惠嘉在一起,李安就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認識兩年之後,李安前往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 每個禮拜他都要打很長時間的電話給林惠嘉,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 他說,林惠嘉是自己最佳的傾聽者,她雖然沒有女性特有的嬌媚,但聲音有一股神奇的撫慰人的力量。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只要聽到林惠嘉的聲音,所有的煩惱立刻煙消雲散。 戀愛5年之後,李安和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他們的婚姻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李安說,他拍的電影《喜宴》 裏的很多情景都是他當時結婚實況的翻版。 婚後兩人分隔兩地,聚少離多。李安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林惠嘉在伊利諾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李安每次臨走前總是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口袋裏也總是隨身攜帶著妻子的照片。李安的溫厚,搭配妻子林惠嘉的能幹,他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在紐約大學學習期間,李安就顯示出了他導演方面的非凡才華。1984 年,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獲得了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並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畢業後,李安留在美國試圖開拓自己的電影事業。但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想在美國電影界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最初有一家經紀人公司看中了李安的才華,答應做他的經理人,但李安一直沒有適合美國人的劇本,經理人也只是空談。然後,李安在美國開始了長達6年的等待。那段時間,李安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李安每天在家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後,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 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面對丈夫的失業,林惠嘉也曾有過傷心絕望的時候。有一陣子她忙於上班接送孩子,由於家中只有一部車,李安常常一個人從租的住處走一個小時去打網球,打完球後再走一個小時回家,她看在眼裏,心想自己真的要與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 然後她打越洋電話向媽媽訴苦,媽媽聽了很心疼,在電話中對女兒說:實在不行,你就離了吧。』  可是放下電話後,林惠嘉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不斷譴責自己: 【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 夫妻本應該互相支持的,比起丈夫所受的苦,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算不了什麼。這次之後,她就再也沒有這樣抱怨的念頭出現。 許多親戚朋友看不過去,就對林惠嘉說:『為什麼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都為了現實而放棄了自己的興趣嗎?』看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麼重,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電腦,那個時候會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  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 『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 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物不會也不感興趣。 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林惠嘉個性非常獨立,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半夜感覺羊水破了,於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當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棄婦。  李安直到第二天搭飛機回到伊里諾,這才知道自己已經做爸爸了。二兒子出生時林惠嘉又趕丈夫走:『你放心地去辦你的事吧,我一個人能行。而且你又不能幫忙,又不能幫我生!』 那些年裏,林惠嘉對李安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理他〞,讓他去沉澱、去成長。她認為一個人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做出了決定就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李安清楚自己只喜歡電影也只會拍電影,他就應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當年她決定嫁給李安時,她清楚電影是李安惟一的選擇與愛,所以無論好的壞的她都必須接受。 生活中,林惠嘉是家中規矩的建立者,家裏凡事她說了算, 只要是妻子的命令,李安絕對服從。只要李安在家,加上兩個兒子,這三個男人每天晚上都搶著跟她說話,時林惠嘉自己也感到困惑,老公和孩子對自己服貼,究竟是她真的懂得 〝經營〞,還是他們本性太好了, 能包容像她這樣的太太和媽媽? 多年的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不僅讓李安練就了一手做菜的 〝絕活〞,也磨練了他的性情。1990 年之前,李安一直處於懷才不遇的境況,不停地到好萊塢碰運氣,但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外人都嘲笑他拍電影的熱情是癡人說夢,但妻子林惠嘉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他說: 『妻子對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獨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 她給我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去發揮、去創作。 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沒有機會追求電影生涯。』 經過磨練,李安的...

賴淑遠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

赤腳上學的小女孩一步一腳印的精彩篇章 國泰銀行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 賴淑遠女士專訪 ◎本報記者/公孫樂 ◎圖 賴淑遠提供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副董事長賴淑遠,被洛杉磯商(業)報(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選為2015年洛縣(Los Angeles County) 13位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Most Influential Lender)之一。這份介紹最有影響力的信貸放款者的專刊3月30日隨L. A. Business Journal一起發行。 賴淑遠為台灣台南上茄苳人,嘉義女中,台大畢業,現為國泰銀行商務發展/企業商貸部,主管商務發展的執行副總裁(EVP and Deputy Chief Lending Officer)。她曾任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會長。賴淑遠在銀行界服務超過23年,曾是前萬通銀行資深副總裁。 賴淑遠 把鏡頭拉回到1958年,一位台灣鄉下的小女孩,赤著腳,不管是炎炎夏日腳下的沙石路有多燙、不管瑟瑟的冬天寒風把腳趾頭凍得紅腫疼痛,每天走半小時的路到小學上課。她就是賴淑遠,那時候她正值學齡,開始上學。 台南上茄苳是個農村,是八掌溪南部第一個村莊,火車不經過這裡,那時候,只有公路局普通車(直達車也不停)從省道經過。 賴淑遠小學念後壁小學,走路約需半個小時。當年沒鞋可穿,都是赤腳上學,鄉村路上都是沙石,夏天燙得要命,冬天則冷得腳趾頭都紅腫。一直到五年級時,媽媽買了一雙大號的塑膠鞋(媽媽說小孩長得快,要買大雙一點的),也有腳踏車可以騎,但是因為鞋子大,腳踏車又高,鞋子總會鬆脫下來,所以常常一路撿鞋子。 上中學時,賴淑遠必須走路15至20分鐘,從村裡走到省道,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嘉義火車站,然後再從火車站走20分鐘的路到嘉義女中上學。幸好後來有了一部腳踏車,寄放在車站附近同學的家裡,每天下了公路局車,先走五分鐘到同學家,騎腳踏車上學。就這樣初中和高中六年,賴淑遠在嘉義女中完成中學學業。 賴淑遠回憶說,那種草地所在,村裡的女孩子很少能夠念書的,通常女孩子六、七歲之後就要幫忙揀番薯、稻穀,切豬菜,養豬養雞、挑水等等,所以一般人都說女孩子不必念書。還好開西藥房的爸爸鼓勵六個兒女都去念書,所以在那個年代的鄉村裡能夠念書,是很幸運的事。當時賴淑遠的父親說,男孩女孩都念書去,但大學要念公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他負擔不起。 所以高中時,賴淑遠清晨四點鐘就起來念書,因為做惡夢都夢見考上淡江,但爸爸不讓她去念,因為私立大學太貴了。1970年,勤讀書的賴淑遠考上台大(第一志願台大商學系會計組),爸爸很高興,可是媽媽說,不是有一家學校念完以後當老師而且是免費的嗎?她指的是師大,還好爸爸跟母親說,台大更好呀。 其實賴淑遠一直夢想成為文學家,並曾發豪願要拿諾貝爾文學獎,高中選組的時候她想選讀乙組,以便考外文系或中文系。不過教她國文的老師說,念中文不好找頭路喔,而要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漫漫長路,不如選丁組,去念business的科系,以後就業比較容易。賴淑遠聽從老師的建議,改選丁組。就這樣,她這一生和 business 結下不解之緣。 賴淑遠談到她名字的一個小故事。她說當時父親要替她報戶口時,本來是取名「淑琬」,但阿公去填表時,因為「琬」台語發音和「遠」相同,他就填了「淑遠」,等父親發現,已經都登記好戶口了,於是「將錯就錯」就叫「賴淑遠」了。後來母親常開玩笑說,就因為取了「遠」為名,這個女兒就真的嫁得好遠好遠,到美國去了。 台大畢業(1974)後,賴淑遠先到宋作楠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兩年,1975年結婚後,夫婿賴聰域於1976年先行前來美國留學,賴淑遠當時已有了身孕。1978年賴淑遠也來美國深造,女兒則暫時留在台灣。 賴淑遠來到美國紐約Sunny Buffalo Sate University念MBA。當時只帶了四千元美金,學費就花去了一千九百多元,經濟非常拮据,只能和其他同樣窮苦的台灣留學生住在slum(貧民區),左鄰右舍都是窮人家的黑人住戶。念MBA時,賴淑遠生了第二胎,是個壯丁。有一天她下樓泡奶餵嬰兒,卻發現大門不見了,留在樓下的手提包被偷走了,她趕緊報警。警察告訴她說,這個地區治安太不好了,應該搬到好一點的地區才好,可是以當時留學生的情況,只能先求棲身,哪有能力住好一點的地方?當時她們住的是public housing,免水電費,房租也很便宜,所以不少台灣留學生也都住在那邊,不算孤單。 ▲賴聰域、賴淑遠夫婦和一對兒女合影。 賴淑遠念MBA時,也努力打工賺錢,除了當babysitter之外,還去餐館當waitress。有一天,廚師告訴她,希望她能一起合作開餐廳。賴淑遠說她是窮學生,哪有錢投資開餐廳?廚師告訴賴淑遠說不必出錢,他去買下餐廳,然後讓她拿去抵押貸款,再逐月還錢即可。結果賴淑遠就以一塊錢開了一家餐廳,而且還佔一半股權! 那位廚師不會英語,他說他觀察賴淑遠在餐館的工作表現,看到她英語流利、工作勤快、待人親切,所以他想,賴淑遠當餐廳經理,由她主理外場,他自己主理廚房料理,應是理想的搭檔。賴淑遠當時MBA剛念完,還沒取得working permit,卻又急需有收入,也就答應合作。 經營餐廳那一年,有一天,一位來吃飯的女士問賴淑遠,知不知道她是誰?原來她是一位有名的食評家,負責水牛城當地報紙的美食專欄。結果第二天報紙就登出圖文並茂的食評,盛讚餐廳服務好、餐點美味可口。 消息見報之後,不得了,連續幾個禮拜食客都大排長龍,堂食、外賣應接不暇,差點把賴淑遠累垮。 餐廳開了一年,因為夫婿賴聰域轉往耶魯大學攻博士學位(賴聰域是台大數學系畢業,來美原本在羅徹斯特大學念經濟,後來到耶魯攻讀投資、財務的博士學位),他們把餐廳賣了,賴淑遠終於也把已經四歲的女兒接來團聚。 賴淑遠回憶,當年經濟困窘,哪有錢回台灣探親看女兒,就連念MBA第二年的學費也張羅不出來,還好Sunny Buffalo 有financial...

許正龍

台灣茶葉世界一級棒,偶然機會,許正龍聽到一場易經的演講,徹底改變他對茶葉在美國的行銷看法,所謂入境隨俗,他恍然大悟,台灣老人茶搬來美國是行不通。易經有三易,簡易、變易、交易的奧妙,被他東學西用,果然在美國茶業界開創一片天。 許正龍,生於1953年台灣新竹關西,關西是當年茶葉王國,日據時代最多時有140多個茶工廠,黃家是製茶世家,母親在生第五胎時,答應這胎送給阿媽家族留香火,勤勞的客家媳婦即使懷胎9月仍照送點心去茶園,結果竟然在茶園分娩,這個孩子從阿媽姓,他就是許正龍,一出生就與茶結下不解之緣。 許正龍回憶,他從小就在茶工廠工作,從小浸淫在茶的天地裡。別人玩彈珠之時,他玩的是茶籽。一路與茶為伍中長大,當時就讀建中時就受到大哥影響,立了個心願,猶記得當時讀台大法律的哥哥,本已爭取公費留法,結果父親硬把他留下來接手生意,後來大哥發現台灣的茶葉一直掌握在茶號與外商手中,反而最辛苦的茶農與茶工廠的利潤非常少,大哥希望兄弟齊打拚,另闢門路把台灣茶葉帶上世界舞台,當初第一波就是與中國爭日本、北非、突尼西亞市場。立志就是要做茶商。 當時建中全班同學大多想要讀醫生或法律,只有許正龍選擇讀台大經濟,還把把所有時間都去學國貿及加強外文能力,晚上不參加派對,乖乖為家族打點國外生意。他說,70年代,是台灣傳統產業和手工藝品的黃金時期,「義大利創新,日本跟進,台灣佔據市場」成為國際模式,兄長們決定運用流利外文,跳過日本,直接到歐洲展銷會拿最新產品概念,當時, 台灣正從發展中國家蛻變,就是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外貿小尖兵,在貿易前線上衝鋒陷陣,打下台灣良好的外匯基礎。 許正龍與父親黃崇誰,不但長得很像,生肖與血型星座都一樣,所以個性想法都很接近,父子關係親密不已,許正龍並把父親為茶葉無私奉獻的精神,視為偶像。他舉例,台灣日據前大多種植安溪烏龍茶,後來日本把台灣當做紅茶基地,取代印度。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鼓勵「炒菁綠茶」賺外匯,與中國對抗,當年農業時代,台灣是南糖北茶,父親在茶業界就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60年代,人工較貴,日本後來內需蒸菁綠茶,開始向東南亞找尋基地,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彈性佳反應快,隨時配合世界趨勢的商機。許正龍父親決定先進口1部蒸菁機,讓兩家機械工廠分解後,馬上機械工廠拷貝完成,半年製成400部,分散到台灣各地茶農,台灣頓時馬上又拿下茶葉王國寶座,製茶又好又快,造成日本製茶業者惶恐,為加以區隔台灣綠茶被日本稱為“ 新茶” 。許正龍相信,台灣生命力超強,就是緣自於各行各業有許多像他爸爸一樣的熱心人士,一種使命感,以整體性長期思考,願意把技術開放,讓台灣得以生存。 因為父親長的就像個慈祥不倒翁,後積勞成疾,59歲早逝,日本茶葉界就叮嚀大哥把父親的外號“ 惠美壽” 取為品牌,在日本“ 惠美壽” 就是彌勒佛之意,自此茶葉外銷之外,他們終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哥哥希望歐美市場由許正龍來開發,所以許正龍服役之後就出國,繞了很多國家,決定在美國紮根,並發現茶葉庫存最好的地點就是洛杉磯,所以就移民到洛城。在咖啡當道的美國市場,茶葉永遠只是個小配角。 當時許正龍是純粹生意人,考量第一就是要開發市場,把茶葉賣出去,至於茶藝文化,根本沒放在心裡。首先,他突破餐館建立賣茶飲茶習慣。利用不同的品牌經營不同的市場,分類化之後,迅速在各種行業紮根。美國30幾萬個咖啡店,當時茶是無法獨立出來,他心想,就讓茶葉寄生在其它商品行銷管道。 直到1991年,在日本有一個「茶與健康」的研討會,綠茶抗癌有益健康的報導,一經披露,綠茶馬上成為搶手貨,許正龍想在美國當個茶葉達人,就覺悟必需有全套的教學系統,茶葉才能建立專業形象。 1994年,每天他到各地去發傳單,說自己可以"講茶",但反應不好,好不容易亞凱迪亞高中願意開放機會,讓他第一次上課講茶,當時慒懂不知,實在不知所云。不過,個性樂觀進取的許正龍,只要各族裔的邀約,他一定會去講,從錯誤中學習,一直修正,他最後能從美國各族裔的民族特性,深入淺出地介紹茶葉資訊,現在每堂課,都是高朋滿座,大家聽聽的津津有味。 1995年,已略有心得及知名度的許正龍,創立了"茶易"教室,綜合易經的道理,他先以「簡易」開始,就是簡單容易上手為原則,美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衛生,環保,社區參與。所以他體會到不能以賣茶的心態介紹茶,他要以分享資訊才能介入到多元族裔文化,找到更廣的茶之路。 尤其10年前,加州人與亞太文化就密切關連,所以講茶時,藉由推廣茶的文化,其它族裔可以體現到東方文化。後來,為了增加趣味性,所以他利用易經中講求變化的「變易」,在基礎知識教導後,他開始鼓勵讓大家自創"個性茶",調配自己喜愛的口味,6種基本茶,混配比例就可以有上百種變化,滿足不同人種的需要,這使得茶葉不再是高高在上,擺脫過於拘謹限制的形象,茶顯得更親切。 第三階段,易經"交易",主要是讓品茶者充分領會細緻的品茗,並心得資訊分享,這就像是宋朝蘇東坡文人學者的"鬥茶",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被他發揚光大。 他舉例,為了台灣茶易,他學習全世界茶葉的特性,甚至挑戰各地茶師一起來"鬥茶",在茶師比茶時,茶杯並未注明茶葉名稱,許正龍洋洋得意地說,結果每次都是台灣清香烏龍茶最受歡迎,香氣襲人,口感香醇,而台灣的澎風茶(東方美人)會排在第4、5名。他常常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為台灣爭光,"鬥茶",是許正龍的拿手絕活,他榮幸能把來自台灣的茶揚名海外。 1990年代以前,美國真正的茶園只有南卡羅娜州一處,許正龍已感到茶葉時代將來臨,在加州建立第一個茶業加工廠,萬物從0到1最難,許正龍賣的是觀念和知識。1996年,他成立了美國高級茶葉推廣協會,2001年,美國茶葉協會非常欣賞而予以購併。他成為一位茶博士,現在的美國知名的咖啡或餐飲連鎖店,全都到該會受訓練。甚至,後來,許正龍還有二位學生,各一位醫師與律師放棄美國職業,到台灣去賣茶。台灣在科技產業,有很好的成就,但台灣傳統農業,茶葉在美國推的可是頂呱呱,台灣出產全世界最好的茶,已無庸置疑。 永遠的客家志工 「沒有志工,任何活動都辦不成。」身為客家人,許正龍坦言,在台灣過去環境裡,會對自己是客家身份而驕傲是不可能。直到1985年開始參加社團,由於在海外,更能感受到客家文化即將凋零,有一次,參加李木通等人固定舉辦多年的「成功人生座談會」,印象深刻。啟發他在2001年1月也成立「客家與生活座談會」,完全以客家人士為主,每一個月最後週五,成員來自不同的客家會,利用座談會比較能接觸不同客家鄉親。由於客家鄉親不太會"開會",感謝溫惠雄,洪珠美的先生,他們一直給予鼓勵並指導。這樣的月會,一直持續至今。 許正龍參加台灣傳統週,他也想承擔一些責任,他想客家文化的呈現,最明顯不同的特色就是語言及音樂,所以後來為了做音樂性質活動,並把志工制度化,於2003年成立「三合水工作坊」,成員每週日會面一次,討論台灣新的創作歌曲,平日與客委會等文化機構,產生密切聯繫,剛開始他們要求自己演唱客家歌曲,從2005年「阿爸的風吹」受到熱烈歡迎,他們也認為受到侷限甚至會有盲點,客家音樂要推廣出去, 勢必就要非客家人傳播。所以他們開始想要拓展更多人士演出客家音樂,所以2006年,三合水工作坊轉型到製作策劃,轉而挖掘各路音樂人才,製作出今年感人肺腑的精緻客家音樂演出「五月介風鈴」。 除了邀請各族群欣賞學習客家文化,他更珍惜客家鄉親第二代。他訓練志工們是以新加坡航空服務員為標準,大家都非常欣賞三合水的志工優異表現。提到三合水的下一步,最新想法就是要籌劃「台灣最動人的聲音」,許正龍解釋,台灣民謠四大板塊,恆春民謠、嘉南民謠、蘭陽民謠、北客民謠,他希望找到最原始的音樂素材,再請年輕音樂家先聽最原始的旋律,鼓勵年輕世代創作,並找各個社團負責人 一起共襄盛舉,唱出原鄉原味。只要提到茶及客家文化,創意十足地許正龍,總有停不了的夢想。 文/記者林蓮華

鍾宜君 陶藝家的故事

楊遠薰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article?mid=1398&prev=1422&next=1390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博士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 她說:「我的每一件作品事實上都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故事在其中,我的目標是要將大自然的美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十年的研發,鍾宜君的作品如今已在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鳳凰城、拉斯維加斯與堪薩斯…等城市展出,也被一些公立機構與私人所蒐藏。 「捏泥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越發感性地說:「妳知道嗎?當我在搓揉泥土時,常會不自而然地想著:台灣人就像大地的泥,樸拙堅韌,不管外來的政權如何蹂躪,它的本質始終不變,而且越經搓磨,越顯現內在的光芒。」 我聽了,為之一怔。一個十五歲就離開台灣、走向一個全然白人世界的女孩,原以為台灣從此在她生命中走遠了,孰料經過一番追尋,她找到了認同,從此將故鄉的情感烙在她的心懷,化作手中的靈與秀,呈現在她一個個精緻的作品中。 鍾宜君,一個捏泥的女孩,透過陶藝,道出一個海外新世代台灣人的心聲。

蔡正隆 前獨盟主席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

張勝凱 宿世因緣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紐約的朋友談起他,說:「他很熱心,喜歡影響別人,自己學氣功,就要教人練氣功;學佛有了心得,就到處宣揚佛法。」「他捐了許多錢,贊助民主運動,卻不露面,是個隱藏幕後的『藏鏡人』。」他自己則說:「我喜歡以溫和的、漸進的方式,影響群眾。」 早年,主張影響性作法的張勝凱,與激進的台獨運動者抗爭性的作風有別,使他走上主流之外的寂寞路。現在,在佛門世界裡,他找到寄託,他說:「如果人有生死輪迴,那麼佛教與我,就是一種宿世因緣。」在泉湧的思緒中,戴著佛珠手環的張勝凱娓娓敘述著他五十年代的人生困惑,六十年代的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巴西創業,以及九十年代與佛結緣的經過。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一貫不變的熱忱。 一九五○‧台灣台北 五十年代的張勝凱是個深思敏感的青年,自初中開始,他就渴求知識,狂熱地涉獵許多課外書籍,也嘗試著探討人生的意義。 他是台北人,童年在樹林鄉下悠遊度過,小學三年級時,全家搬到台北城內,父親經營一家化學工廠,家中的經濟使他無衣食之憂。高一時,受英文老師的影響,開始關心起政治的事情。「那時,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提倡自由派思想,對我來說,是一大啟蒙。」他說,「後來,高玉樹在台北競選市長,我就和一輩子的生死好友張維嘉,經常到草根性最強的艋舺(萬華),聽取場面熱烈的政見發表。」 高三那年,他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經常獨自思索,卻苦無答案,曾經寄望於宗教,去了幾次教會,覺得與基督無緣;對於佛教,又覺得那是民間信仰,不願接觸。如此惶惶然然過了一年,結果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家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很吃驚,趕緊收心溫書,第二年才考上台大化學系。 「其實我對化學沒有興趣,」張勝凱笑著說:「不過,那時也不明白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因為父親開化學工廠,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化學系。四年大學唸下來,花在政治與攝影的時間,比唸化學的時間還要多;結交的朋友裡,唸政治法律的比唸化學的還要多。」 爾後成名的姚嘉文、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許多都後來變成國民黨眼中的「反動份子」。「林義雄跟我同期,不過當我們熱衷於台灣民主運動時,他並未加入,他那時還是個很用功,忙著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好學生。」他說,「那時,每逢選舉,我就興致高昂地跟著高玉樹、郭國基和陳逸松的政見發表會跑。 大學時,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喜歡玩照相機,加入了台大攝影協會,當過社長,經常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也花了不少時間躲在暗房沖洗,沉浸在沙龍之美中。 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事件一發生,許多台大學生憂心忡忡,擔心民主運動就此停頓,懷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做法其實很幼稚。」他說,「我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因為怕被人認出筆跡,信由幾個人輪流寫,有用左手寫,有用尺隔著畫,如此寄出幾次後,覺得很不妥,認為繼續下去,遲早會被查出。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一九六○‧日本東京 服預備軍官役那年,日本「台灣臨時共和國」的總統廖文毅突然回台,讓他大失所望,以為日本的台獨運動就此結束了,幸好私下探詢,發覺日本的台獨運動已經轉移到以「台灣青年」為主的年輕一代,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等都是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於是重燃希望之火,申請到東京大學就讀。 1966年,在退伍後幾個月,張勝凱動身到日本,如願進了東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修營養化學。一到東京,他立刻想辦法接觸心儀的前輩們,一個月後,毫無猶豫地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 他在入盟時,要求當一名祕密盟員,安全顧慮固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暴露身份,更能接觸眾多的台灣學生,發揮影響群眾的效果。為此,他謹言慎行,避免在公開的場合裡,和許世楷、黃昭堂、侯榮邦等記號鮮明的獨派份子聚在一起,有事會商,都在暗中進行。 幾個月後,台大同學邱勝宗也來了,一起賃屋居住。個性直爽的邱勝宗是「明」的台獨份子,他是「暗」的盟員,兩人互相搭檔,配合得很好。「我在東京一共住了七年,表面上說是在唸書,實際上是在從事學生運動。這期間,拿了一個碩士學位,博士則唸得不了了之。」他笑著說。 「那時,留日的台灣學生有三個主要的同學會,一個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傾向國民黨;另一個是『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屬於台獨派;第三個是『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算是『良識派』,政治色彩不那麼明顯,但因為當時許多留日菁英都在東京大學就讀,所以頗具影響力。」張勝凱繼續說。 在日本唸書的第三年,邱勝宗當選『在日聯盟台灣學生聯誼會』的會長,他則被選為『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的總幹事,兩人裡應外合,正得其所。那時,九名理事裡有魏和祥、孫炳焱等人,連剛到東京大學唸法律的李鴻禧都被延攬在內,大家共事得很愉快。 張勝凱當同學會總幹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群眾運動,和國民黨抗爭,進而激發台灣意識。因此當總幹事的兩年間,多次發動留學生們到台灣駐日本的大使館抗議。其時發生兩件重大的事情,一是留日學生回台被捕的案件。當時台灣發生郭雨新與林水泉參選落選的糾紛,無黨籍的市議員林水泉及兩名留日學生顏尹謨、劉家欽一起被捕,這兩名學生都是台大畢業的,在東京大學就讀,趁放暑假時,隨著大使館舉辦的「中國民國留日回國訪問團」回台探親,結果一去無回,引起留日學生們的公憤,尤其「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大學留日同學會」的成員,更是三天兩頭聚眾到大使館要人,如此抗爭了很長一陣。 接著,又發生教育部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留學的事件。當時鑒於一些唸政治與法律的學生留日之後就「變壞了」,國民黨政府乾脆殺雞取卵,全面禁止文法科學生赴日,這又增加了台灣學生與國民黨對抗的理由,張勝凱於是聯合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數所大學的台灣學生組織,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他的這些行徑,頗令國民黨頭痛,於是私下通知他在台灣的家人,他的父親因此趕到東京,傳達國民黨向他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抗爭,政府將以公費生的名義,送他到美國唸書;二是如若不從,護照將被吊銷。他不理不應,結果護照並沒有被吊銷,但卻上了黑名單。1975年,他第一次回台,即遭到問訊,後來每次回去,都被跟蹤。 「在日本從事了幾年台灣人運動後,很不幸地,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我覺得與台獨主流派有路線不同的差異,尤其是李鴻禧與辜寬敏的兩個事件,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張勝凱遺憾地說:「李鴻禧的口才好,文筆好,在東大唸書時,就顯得很出色,他當過公務員,很會寫公文,我們每次向國民黨抗議,都請他捉刀,代寫抗議文。當時,獨盟的人想吸收他當盟員,沒有成功,後來李鴻禧當了傾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會長,更引起獨派人士的猜忌,部分人更公然指稱李鴻禧是國民黨派來潛伏在台灣人之間的特務。這種作法不僅對李鴻禧是一種人格打擊,也讓我對獨盟人士的作風感到非常失望。」 他繼續解釋道:「李鴻禧是公費留學的,畢業後就要回台灣,當然有所顧忌。日本的情況和美國不同,外國學生很難在日本變換身份,所以學成後的出路不是轉赴美國,就是回台灣,我們應該體諒他們的立場,不要強人所難。可是許多獨盟人士卻持著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認為不願表態的,就是非我族類的想法。事實上,在黑與白之間,還有一大片灰色地帶,這片遼闊的灰色地帶,才是我們要影響的地方。已經表態的人,學生不敢接近,無法發揮影響的作用。沒有表態的,才是真正接觸群眾、影響群眾的人。搖旗吶喊的運動者,氣魄固然可嘉,但他們不準備回台灣,危險性較少;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準備回台灣,有心從事影響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才需要被掩護。」 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獨盟份子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差異。他說:「他們大都比我大五至十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約十幾歲左右,已經懂事,目擊過國民黨對台灣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因此提起外省人,就義憤填膺。我則晚幾年出生,沒有直接的目擊經驗,又在台北市長大,中學和大學時,都有不少外省朋友,潛意識裡沒有種族仇視。我之加入獨立運動,是因為覺得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平等的地位;台灣要出頭天,惟有民主與獨立一途。」這種認知差異在過去尚屬隱性,但在李鴻禧事件爆發之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讓他深有「路線不同」的孤寂感。 接著又發生了「辜寬敏事件」,更讓他難以釋懷。「辜寬敏是當時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本部的主席,竟然悄悄回台灣,和國民黨接觸。他和國民黨政府作些什麼談判?透露多少獨盟的資料?都是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切身擔憂的問題。」他說,「無疑地,辜寬敏回台,帶給日本獨立運動界非常大的震撼。」 辜寬敏回台後,張勝凱自此淡出獨盟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脫盟,即使後來旅居巴西多年,仍舊繼續予以金錢上的支助。 一九七○‧巴西聖保羅 由於對日本的獨立運動失望,張勝凱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他這時已經結婚,岳父陳茂榜是新力與聲寶兩大電器產品在台灣的合作廠商,夫妻雙方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商業人脈與資金,因此很自然地朝商場求發展。 1973年,他到巴西考察,覺得巴西地大物博,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又沒有種族歧視,很適合移民居住。那時,巴西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提供種種優惠的獎勵條件,商機難得,張勝凱於是在1973年移民巴西。 初到巴西那幾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後來眼見巴西政府為了扶植本地工業,制訂種種保護政策,相當有利生產事業,因此在1977年,開設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這種「糖蜜素」在美國不准販賣,但在歐洲、加拿大和中南美洲都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全球生產「糖蜜素」的最大公司叫Abbott,張勝凱成立的Brasfanta公司就以Abbott為主要競爭對手,積極開拓市場,不出幾年,竟然攫取Abbott的大部分市場。當時,他們在巴西最大的客戶是一家瑞士的藥廠,在1983年時,Brasfanta買了這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和他們合夥,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這種夥伴關係,使得Brasfanta一躍而成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項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銷售巴西。當時巴西百分之七十的紙尿布和衛生棉市場為美國的強森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獨佔,張勝凱採取和經營代糖產品相同的行銷策略,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銷售量急起直追,不出幾年,竟迫使原先獨佔有市場的強森公司的產品銷售量急速下降至百分之十及三十五,最後甚至關掉其部分工廠。接著,他和生產Huggies紙尿布和Cotex衛生棉的美國Kimberly-Clark公司合作,大量生產紙尿布和衛生棉,囊括了巴西絕大部分的市場。 經營企業講求生產管理、產品研發、財務控制與市場行銷等各要素,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市場行銷。張勝凱說,他在大學時醉心研究的攝影,這時全都派用上場,他對廣告的製作,有獨特的靈感,對畫面美感的處理,有天生的直覺;在掌握消費者心理方面,更歸功於多年在日本從事群眾運動的經驗,他能敏銳地判斷出消費者的喜好,因此開拓市場,得心應手。「巴西從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人民的品味傾向歐洲風味,喜歡精緻美麗的東西,生產的方向若能掌握這個原則,產品就會受到歡迎。」他說。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開始一段非常漫長而且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二十五倍,錢幣在一日之間,貶值好幾次,一千元兌換成一塊錢是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的生活非常辛苦,上午領的薪水,到了下午已經縮了不少。「但是對生產者來說,沒有影響,甚至有好無壞,因為東西還在那裡,價格跟著調就可以,甚至越調,利潤越多。」張勝凱微笑著說,「在那二十幾年裡,巴西採取封鎖政策,管制貨品進口,國內生產的東西供不應求,做生意沒有競爭的對手,非常好做。」 他又說,「巴西有為數不少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對當地的社會有貢獻,巴西人尊重日本人,連帶地對東方人也客氣,因此住在巴西,不會感到種族岐視,許多有生意頭腦的台灣人都曾有過一段好日子。」 這段黃金歲月如今已成過去,邁入新世紀,張勝凱繼續開拓新產業,他耗資興廠,製造罐裝的咖啡飲料,企圖打進巴西的消費市場,惟市場尚在開發之中。此外,他還進軍熱得發燒的網路,嘗試發展一種藥劑運送與行銷合一的「商業對商業(B2B)」網路系統,期望在新時代裡展現新局面。 念念不忘民主運動 1975年,在出國多年後回國,立刻被請到警總問訊,後來每次回台,都被跟蹤,「不過,調查單位一直不知道我是『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帶著得意笑容的張勝凱說,他的岳父還替他出面說項,說:「年輕人在國外難免批評政府,他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就被打了小報告。」他心知肚明,只有莞爾一笑。 移居聖保羅後,他和巴西的台灣同鄉們曾有過接觸,發覺當地熱心的獨派人士也和日本的獨盟份子一樣,持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由於先前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決定與巴西的獨派人士保持距離,以致後來世台會在巴西召開時,一群老友自日本前來聖保羅找他,巴西的台灣同鄉都訝異他居然曾和獨盟有過因緣。 儘管不再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張勝凱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仍舊念念在茲。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好友張維嘉說:「五、六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的舞台在日本;七、八十年代,移轉到美國;現在該是回轉到台灣的時刻了。」 他回台灣,就去拜訪昔日台大的老友陳逸景,「逸景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患有腎臟病,自三十一歲開始,就不斷洗腎,洗了二十七年才過逝,大概是台灣洗腎歷史最久的人。他在家養病,卻一直非常關心台灣人的運動,我於是交給他一筆基金,委託他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他說。 「美麗島」事件後,許多精英被捕入獄,國大代表周清玉成立一個「關懷中心」,並辦了一份「關懷」雜誌,關懷台灣的政治犯及其家屬,陳逸景這時曾予大力贊助。「不過,到目前為止,姚嘉文和周清玉都還不知道逸景的錢何處來。」張勝凱說。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公職候選人推薦會時,突然宣佈組黨,然後在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任黨主席,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黨禁尚未解除,這樣的組黨無異公開挑釁蔣經國的威權統治,氣氛非常緊張。」他繼續說:「11月28日,許信良在桃園機場闖關,江鵬堅率領一群民進黨人士和國民黨的警衛發生正面衝突,我正好在台灣,非常擔心另一波的大逮捕即將發生,於是囑咐陳逸景,立刻將所有的基金全部拿出,大量印刷宣揚組黨的傳單,四處散佈,希望喚醒民眾,勇敢對抗國民黨,以免多年奮鬥的果實遭到摧毀。」幸好這一次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基於現實考量,蔣經國採取「不取締,不理睬」的態度,台灣第二大政黨幸得安然成立。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佛緣植在識田 1986年,經過周詳的檢查,確定張勝凱得了甲狀腺癌。四十五歲的壯年,事業如日中天,一生食祿不缺,才智婚姻皆有,惟獨健康有問題,算是上天和他開的一個玩笑。除了甲狀腺癌外,他還有內傷、背痛的毛病,因此手術之後,他重新審視人生,想起年少時,曾經困惑於生與死的問題,「人從何處來?何處去?生命的終結是否與塵土同歸?」這些慘綠年華時縈繞於心的疑竇,在中年面臨死亡威脅時,竟又歷歷回到眼前。 1987年時,經邱勝宗引介,開始練氣功。他練得很用心,居然達到一種奇異的境界,不僅治癒宿疾,並且能體會到超自然的現象。這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發覺世間有些現象,確實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 隨著機緣,他拜訪了巴西的一座小寺,寺中比丘唸誦的梵音,聽來如許熟悉,彷若前世因緣,激盪著心弦,他感到喜悅,也感到迷惘,難道年少時的困惑能在梵音中獲得解脫?懷著迷惑的心情,他回到現實人生。 不久,他旅遊日本,參拜京都的一座古寺,那種平和喜悅的心情再度復現,那梵音啊梵音,在他心坎裡響起陣陣共鳴,那佛緣啊佛緣,莫非早就種植在識田?自此之後,他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心路覓尋之旅。 回到南美後,他到阿根廷的一座佛寺追求宿世因緣。張勝凱說,1988年一整年,他僕僕往返於巴西阿根廷之間,嘗試向阿根廷廟中的法師請教佛教的慈悲與救世的道理。普獻法師給予許多指點,但他內心仍有疑惑,直到有一次,法師贈他一本「正信的佛教」,他在回程候機時開始閱讀,一讀之下,不忍釋手,心中的疑問隨著聖嚴法師的解答逐漸開朗,等他下飛機時,心境已如撥雲見日,豁然開釋。 那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年輕時熱衷政治活動的他,樂見今日台灣政壇的新氣象,也欣慰民主鬥士們的奉獻,有了豐碩的果實。回首前塵,自覺最愛做的事,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人,早年藉助學生運動,影響群眾認同台灣,現在努力弘揚佛教,期待讓更多人體會到佛法的奧妙。(end) 楊遠薰

楊貴運 客家大老的故事

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楊貴運教授是台灣客家界的大老。他在七十年代創立加州「台灣客家會」,八十年代創立「全美台灣客家會」,九十年代創立「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其在客家界的地位,可見一斑。 楊教授在台灣時,長期為人師表;到美國後,擔任慕博﹝Mobile﹞石化公司的研究主管;退休後,成為非常叫座的抗老化學演講家,經常應邀四處演講。他元氣充沛,言語風趣,音響如鐘,領袖氣質溢於言表。在訪談中,他對福、客情結與客家心懷尤其有精闢的剖析,相當引人深思。 童年的夢想 初夏到南加州的帕羅柏地﹝Palos Verdes﹞鎮拜訪楊貴運,彷彿作了一趟賞心悅目的休閒之旅。從他座落在太平洋岸邊的屋子望出去,但見海天相連,一片蔚藍,令人心曠神怡。 眼望絕佳景色,耳傾聽楊教授講述生平際遇,不禁覺得他真是人如其名,貴人好運,有些際遇令人羡慕。 他說:「我生長在中壢的一個農家,從小覺得種田很苦,希望過不同的生活。我童年的夢想,就是希望唸完國校高等科,進公所當工友,以後升任職員,就可以穿皮鞋、騎腳踏車上班。」 他繼續說:「我喜歡讀書,父親卻覺得我藉故偷懶,常生我的氣。我小學畢業,得了全校第一名。老師到家裡勸父親讓我升學。父親說,家裡沒錢。老師說,若讓我到台北唸三年的開南商職,畢業後可到銀行或農會上班。母親一聽,趕緊說,她要到山上幫阿姨採茶,讓我讀書。就這樣,帶著母親的愛心與堅持,我走上了與莊稼人不同的人生路。」 他順利考上開南商職,此後每天清晨四點多,即帶了便當,趕搭五點零三分中壢開往台北的火車上學。一個學期後,他是兩百名新生中的第一名。又過了一年,有一天,他意外聽到級任導師對人說,他教了三十多年書,從沒看過這麼優秀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拿第一。 「我的級任導師叫松本權市,是個日本人,待我非常好。」楊貴運說:「他見我每天得搭四、五小時的車上、下學,就讓我住到他家,一住就是三年,直到高中畢業。他並且建議我轉學到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日後方能升大學。就這樣,又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九四四年,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戰情逼緊,大量徵兵。楊貴運自台北二中畢業,即被徵召入伍,幸好沒被送往南洋當砲灰,而是藏在台灣北部山區當情報兵。隔年八月,日本投降,他脫下大和帝國的軍服,下了山,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開始推行北京話。楊貴運因在開南商職學過北京話,因此到中壢農校教國語。教書期間,眼見昔日同學一個個唸大學,心裡很不服氣。隔年終於等到機會,師範大學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不僅學雜費全免,並且可領公費。他立刻報名,考上理化系,成為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白色的陰影 楊貴運就讀師大期間,覺得功課不甚挑戰,日子過得很輕鬆。但一九四九年發生的「四六事件」,在他心頭蒙上一層濃濃的陰影。 他說:「我當時唸大三,住師大第一宿舍。四月五日那天,一位外省朋友突然勸我當晚不要住校,我不明所以,未加理會。不料睡到半夜,忽然被吵雜的聲音驚醒。一大群荷槍的軍人把我們一個個扣上手銬,吆喝推壓地塞進吉普車,開到不知名的地方。 「每個人都很驚惶。我在擁擠的牢獄裡,渡過心悸的十八天,終被放了出來。但有些同學被判以匪諜的罪名,從此下落不明。這是台灣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此後人人噤若寒蟬。」他說。 大學臨畢業前,楊貴運獲悉將被聘任當助教,心裡一高興,就回鄉過暑假。不料到了八月,尚未接到聘書,心覺有異,乃北上查詢,這才發現助教一職已被人暗中擠掉,他被改分發到成功中學教書。 他心裡非常失望。謀事要靠關係,他卻天真地不知情,這時想起從前通車苦,乾脆連分發也不要,就回中壢農校教書。 「其實看開些,我在家鄉教書也不錯。」他說:「我在中壢農校,很受學生和同事們的歡迎。當時,我們有三個年輕的老師常在一起,人家笑稱三隻烏鴉,一天到晚聒聒叫。但是有一天,三隻烏鴉中的兩隻突然失蹤,剩下一隻,亦告消聲。」 他很感傷地說:「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有一天,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學校。我那兩位朋友在眾目睽睽下,被憲兵帶走。兩人後來都被槍斃了,實在很可憐。其中一位在被槍決前,藏了一封信在衣領裡,他的太太領屍後才發現。信上寫道:他並沒有反對政府,只是被一位惡鬼所害,此生無法照顧妻兒,盼太太自求多福。」 「我當時因為怕被牽連,不敢去看他們的家人。」楊貴運說:「我並且在他倆出事後,加入國民黨,以求自保。過了許多年,在一次師大舉辦的中學教員訓練班裡,我無意中碰到這位朋友的太太。她告訴我,她自己進修,通過中學教員檢定考試,獨力撫養遺孤。」 「又過了許多年」他繼續說:「她和我聯絡。告訴我那封信的事情,並且把影本寄給我。我影印一份,寄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真是一個恐怖的年代、恐怖的回憶。」 缺乏官運 自那事發生後,楊貴運謹言慎行,積極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五二年夏天,他獲得獎學金,到賓州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成為桃園縣第一個拿護照出國的人。 他說:「當飛機起飛的剎那,我心頭都輕鬆起來。到了美國,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真正嚐到自由的滋味。」 在賓大求學期間,楊貴運一方面嚮往美國的自由與學術氣息,另方面卻掛念在台灣的親人。因為他在中壢教書時,結婚成家、生了一兒一女。出國後,留在家鄉的太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身體不好,令他掛慮。因此在賓大修了一年課後,他便匆匆返台,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回來拿學位。 他回台灣後不久,即到師大當講師,不久升任副教授。當時留學的人少,他是少數喝過洋墨水的人之一,因此被推薦至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也蒙蔣介石召見。 「不過,我就是沒有官運。」他笑著說:「蔣介石召見我時,問我要做什麼?我說我喜歡教書。結果一出門,就被隨行的人罵傻瓜,說我不會趁機求個一官半職。後來,與我同期受訓的人,個個都當官,只有我一人始終當輔導員。但當時全台灣的機關首長,都是外省人;即連中學校長,也沒有一個台灣人。」 「有一次,教育廳長吳兆棠找我,說他想提拔客家人,要請我當副廳長。」他接著說:「但是人事發表前一天,他忽然重病入院,昏迷不醒,一週後去世,我的任命案就此沒有下文。後來李煥接任教育廳長,台灣人更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因為覺得留在台灣沒什麼前途,楊教授一邊教書,一邊留意出國的機會。一九六三年,他獲得富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第二度到美國求學。此後幸運之神眷顧他,機會接踵而至。 新天新地 楊貴運二度越洋留學時,已經四十二歲。許多人在這年紀出國,都因語文障礙,發展受到限制。但他資質聰穎,人際關係亦佳,很快便衝破瓶頸。 他說,初抵美國,他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註冊。三個月後,因為指導教授換學校,他隨著轉至聖塔芭芭拉校區﹝U.C. Santa Babara﹞,攻讀化學博士。 唸了兩年多,眼見十六歲的兒子將屆兵役年齡,惟恐出不了國,楊貴運便找指導教授商量,希望出去做事,以便接全家到美國。結果指導教授放他一馬,給他一個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方便他找事。 果然不久,他就進了洛杉磯的慕博石油化學公司當研究員,令人羨慕。慕博是著名的跨國大公司,在台灣的分公司名字叫「慕華﹝Mobil China﹞」,主管與國民黨高層的交情非常好,結果由公司一發函,楊太太瑞蓮不久即帶著六個孩子順利出境。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家八口在洛杉磯歡喜團圓。最初,大夥人住在租來的公寓裡,確嫌擁擠。楊貴運因為已有工作,可向銀行貸額,便開始覓屋。 洛城的房子貴,他們看來看去,最後在城外東郊的蒙特利公園買下一棟院子很大的房子。一家大小歡天喜地搬進去,慶幸美國夢如此迅速實現,沒料到好運還在後頭。 「這個房子真是買對了。」楊教授喜孜孜地說:「當時的蒙特利公園只是一個寧靜的小鎮,都是些住家。我們搬進去後一年多,鎮上忽然出現許多黃面孔,而且越來越多。原來那時台灣的移民潮剛開始,蒙特利公園成了新移民的最愛,房價因此頻頻上漲。我們在那裡住了八年,房價漲了四倍。趁著時機好,我們另外換了一棟大房子。」 福星高照 在工作上,楊貴運亦一帆風順。由於講得一口好日語,公司派他負責遠東方面的業務。他工作之暇,補寫論文,兩年後,拿到博士學位。然後自一九七一年起,即經常出差日本,處理日本分公司的業務。 一九七四年,慕博公司在日本安裝海底油管,發生油管生銹的技術性問題,無意竟賜給他表現才華的機會。 楊教授說:「有一天,我與同事午餐,聊到油管生銹的問題,忽然靈感從中而生。隨後,我研發出一套抗氧的方法,簡要地說,就是用鋅粉電鍍油管,使其不生銹。」 「這方法不但成功地解決了公司的油管安置問題,」他接著說:「往後日本興建北海道隧道與四國大橋,都應用這原理。我因此獲得公司的最高研究榮譽獎,獎金是一萬股的慕博股票,職位並被擢升為遠東作業部門的副主管。」 好運來了,擋也擋不住。他獲獎時,慕博股票每股美金八元,後來上漲至美金三十元,他將之脫售,轉做其他投資。七、八十年代,加州房產光漲不跌,他把握時機,先後與人合夥興建公寓、投資活動房屋,都獲得很好的利潤。 「但是孩子們陸續完成學業後,我就不再做這些風險性的投資了。」楊貴運笑著說:「我在一九七八年自日本調回加州本部,升為公司研究部門主任。也在南加大開了一門課,重溫教書樂。當時,孩子還在身邊,我假日常帶他們到帕羅柏地的海邊玩,覺得這一帶風景美極了,乃決定在這裡養老。」 他繼續說:「結果我從公司退休後,就到這裡買地,成為第二個在這裡蓋房子的人。無意房子蓋好後,前後左右便大興土木,逐漸發展成高級的海邊別墅區。有時想想,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很好。」 「其實,我們移民美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又說:「結果我的孩子全都是加州州立大學的畢業生,每個人有很好的發展。六個孩子裡,三個當醫生,一個當建築師,一個當電腦工程師,另一個是中學的副校長。美國所帶給我們的,比我們當初夢想的,還要多許多,我與內人都很滿足。」 也因此,楊貴運經常以無爭的態度,服務台美人社區。他盡力促進福、客和諧,努力推動台灣客家會,也傳授養生保健之道,希望鄉親們健康又長壽。 楊貴運天生具有領袖氣質。他到美國留學時,年紀較一般學生大,又當過多年的老師,自然流露出老大哥的氣息。隨後,他進大公司服務,待遇好、房子大、家有賢妻,又善於照顧後進,因此家中經常高朋座滿。 他說:「當年蔡同榮、張燦鍙、賴文雄、李木通,以及後來的許信良、郭雨新等許多人,都常在我家開講。我的河洛話就是這樣學的。而且除了加州的朋友外,我從前教過的學生或桃園的鄉親一到美國,就來找我。所以我家裡經常熱鬧滾滾。」 「一九六五年,蔡同榮在南加大唸研究所時,成立了美西台灣同鄉會。」他接著說:「幾年後,找我當會長。我說我的河洛話講不好,不適合當同鄉會長,乾脆來組『台灣客家會』好了。當時社團名稱只要帶有『台灣』兩個字,便引起注目。別人不敢做,我就來做。」 於是在一九七○年,楊貴運與梁政吉等人共同在洛杉磯創立「台灣客家會」,由他出任創會會長。隔年,他們在舊金山召開第一屆大會,果然一群人有備而來,不斷提出挑釁。 他說:「他們在會場氣勢洶洶地責問:為什麼客家會要冠上『台灣』兩個字?我說我們從台灣來,標榜台灣名,有什麼不對?他們繼續纏鬧,我最後把袖子一捲,說:『怎樣,要打架,就上來!』他們才悻悻離開。」 鬧劇結束了,他也上了黑名單。他說:「有許多年,母親思念我,眼淚汨汨流。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主管是日本天皇的親戚,建議我以曾當日本兵為由,申請歸化為日本籍。結果不到三個月,我便拿到日本護照。」 一九七三年,楊貴運以日本名字持日本護照,入境台灣。他的母親趕到機場相會。母子抱頭,喜極而泣。 「可是我入境後,還是被約談。」他說:「警總的人說,根據資料,我在一次討論會裡,有人問道:『台灣退出聯合國,護照不能用,怎麼辦?』時,我回答說:『改成台灣國,不就得了?』可見我具有台獨思想。問題是警總的人怎麼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說些什麼話?可見國民黨的特務無所不在。結果我那次回去,無論搭火車或到大學演講,都被跟蹤。」 他接著說:「我一向主張民主,反對極權,認為客家人也是台灣人,應該關心台灣。我有一個學生叫劉永斌,許多理念與我不謀而合。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府聯邦政府服務,經常與我聯繫。一九八八年,他擔任美東台灣客家會會長時,我們就決定一東一西,聯合籌組『全美台灣客家會』。」 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加州洛杉磯成立,大家公推楊貴運教授為創會會長。楊教授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假紐約台灣會館舉辦第一屆全美台灣客家會幹事會議,並於一九九○年與美東客家會合作,邀請客籍作家鍾肇政、政界人士林光華等人到美東夏令會演講,然後巡迴美國各大城,奠下全美台灣客家會的基礎。 第二任會長郭成隆任內,連續兩年分別在加州大學和紐約康乃爾大學舉辦客家文化座談會。第三任會長劉永斌接任後,率先於一九九二年在德州的加維斯頓﹝Galveston﹞舉辦第一屆懇親大會,開創客家會舉辦懇親大會的先例。 第四任會長陳明真博士則於一九九四年邀請台灣鄉音博古藝術團巡迴全美各大城,復於一九九五年率領客家訪問團回台參訪,首開海內外客家交流之風氣。 「每位會長都為台灣客家會增添一些內涵。」楊貴運說:「第五任的鍾博史會長則在一九九六年假德州休士頓大學,舉辦第一屆客家文化夏令會,相當成功。以後演變成一年舉辦懇親大會、一年舉辦文化夏令會的形式。」 他接著說:「當時,范振宗任新竹縣長,與我很熟,一直敦促我在海外成立世界台灣客家會,並表示將盡力支援。因此我們開始積極籌劃。」 一九九七年,「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假德州達拉斯舉辦的第三屆全美台灣客家會懇親大會上正式成立,楊貴運教授再度被大家公推為創會會長。他三度榮膺任海外三個重要客家會的創會會長,奠下其在客家界的大老地位。 弱勢族群 客家在島內,傳統上是泛藍的票源,在海外也較少參與台灣同鄉會。許多客家自組客家會,還有些客家與外省人、及親國民黨的福佬人共組的「台灣同鄉聯誼會」,意識型態比較偏藍。 對這些情況,楊貴運教授表示,近年來,因為民進黨政府相當重視客家的問題,情勢已有了顯著的改變。在他寬敞明亮的客廳裡,他特別就客家的習性、思維、過往的情結與現在的轉變,作一番剖析。 他說:「客家人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生活環境,所以有一些特有的習性。譬如,客家祖先為了避難,一再遷徙。每到一個地方,都必須低姿態地與原先住在那裡的人共生存,所以客家人很能忍。客家長輩總教導子女要『忍氣留財』,就是說爭不過人家,就得忍;忍得住氣,才留得住錢財。」 「但是忍久了,也有『硬頸』的問題。」他繼續說:「所謂硬頸,就是執拗、固執。有些客家人遭受一連串挫折後,就乾脆什麼都不管,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如眾所周知的許信良,就多少有這種性格。」 客家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聰明、勤勞、語言能力強、但對公共事務較冷漠。楊教授解釋說,客家祖先因為較晚到台灣,平地被福佬人佔了,只好到靠山的丘陵開墾,生活很苦,自然養成刻苦、勤勞、節儉的習慣。客家子弟若出外謀生,必須學習主流社會的語言,因此一般客家的語言能力都比較強。 「同時因為長期居於弱勢,客家人潛意識裡多少都有自卑感,因此容易依附主流。」他繼續說:「此外,久了之後,也難免有客家隱形化的情形發生。譬如在日本時代,日本話講得好的,看起來和日本人差不多,就認同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京話講得好的、或和外省人結婚的客家,也常常認同外省人。還有更多在平地長大,河洛話講得道地的客家,看起來就像福佬人。如果自己不說,別人也不知道他們有客家血緣。」 「舉個例子說,」楊教授笑道:「有一次,民主運動領袖郭雨新在我家吃飯。我岳母煮了一鍋梅菜湯,他連喝好幾口,突然冒出一句客家話,說:『好久沒嚐到這麼道地的家鄉菜了。』我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是客家人?』他說:『是啊。』你看,同是客家人,對方不說,我也不曉得。」 「還有一次,我讀彭明敏的書。書中提到他的祖父住在客家庄,我當時就猜想彭明敏是一個客家人。後來見了面,便當面問他是不是客家人?果然被我猜中了。你看,台灣最勇敢、最具前瞻性的『台灣自救宣言』的三個作者,就有兩個﹝彭明敏與魏朝廷﹞是客家人,誰說客家人沒有革命的精神?」 福客情結 至於所謂的福、客情結,是否與歷史有關?對這說法,楊教授倒很快地否認。他說:「一百多年前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對現代人已不具任何意義。至於原鄉情懷,不能全說沒有,但畢竟相當少數。客家人到台灣,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南部客家早在一六二○年即到高屏,北部客家大約晚了五十年,也到台灣超過三百年,都早已認定自己是台灣人。」 「過去,客家確有投票給國民黨的傾向。」他繼續說:「因為客家是農業族群,家長對族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國民黨統治台灣,一方面以高壓戒嚴控制人民,另方面以懷柔手段籠絡地方頭人,這種統治方法對家長制的農業族群和頭目制的山地部落,非常有效。後來雖然時代改變,但客家人老實,孩子不願違背父親的意思,如果父親是校長、老師、警察或公務員,子女通常不會把票投給綠派。」 「如若有所謂的福、客情結,應該是地理與語言的因素。因為客家大都群居在傍山的地方,很少與福佬人接觸,不會講河洛話。孩子們到學校,學的是官方語言,因此與日本人、外省人沒有語言問題,反倒與講河洛話的福佬人有語言的差異。」 「這種情況到了海外,更加明顯。海外的台灣人因為反國民黨,不願講也不愛聽北京話,以致聽不懂河洛話的客家人參加台灣同鄉會,很不方便。開口講話,又因講北京話,不免招到不知情的人的白眼或噓聲,因此不少客家人參加幾次台灣同鄉會後,便逐漸少去。」 「當然,也有一些客家人覺得與外省人沒有語言障礙,並且都是少數族群,心態比較接近,就自然聚在一起。」楊教授又說:「事實上,關心台灣、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客家人很多。當年許信良在海外為民主打拼時,就獲得許多客家鄉親的支持,可惜他後來令人失望。」 客家情懷 「尊重少數族群,是解決福、客心結的最好辦法。」楊貴運教授說。他指出,陳水扁在一九九六年當選台北市長後,即重用客家人、重視客家權益,結果四年後,台北市的藍色客家票源就有了明顯的鬆動。 二○○○年,阿扁入主總統府後,立刻積極推動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二○○一年六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立客委會的法律條文後,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正式設立。隨後,客委會陸續推出一系列提倡客家語言與文化的方案,包括在各客家縣市積極提倡客家語言、推廣客家文化,成立客家電台與電視台,在大學裡成立客家研究與客家學院,籌劃興建屏東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等等,逐一實施,對長期處於弱勢的客家族群,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現在回台灣,在台北車站都聽到有人講客家話。」他說:「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因為我們客家人很自卑,一向不敢在大庭廣眾講自己的語言。這些年,客家選票獲得重視,地位提高,自信心自然增強,對公共事務也熱衷起來,許多想法與作法就都有了明顯的轉變。你看,二○○四年的總統大選,南部高屏六堆的客家幾都支持阿扁,北部桃竹苗三縣的客家票也有很多流向綠營。」 「這種情況也反應到海外。今年二月,我們在巴西聖保羅召開全美洲客家懇親會。客委會主委羅文嘉親率一百餘位鄉親,專程自台灣來,和我們一起開全程的會,大家士氣都很高昂。羅文嘉在會場宣佈將爭取民進黨提名,競選台北縣長,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呼。客家人長期居於劣勢,如今看到後生抬頭,興奮之情,難以抑制。長此以往,客家選票將不再是泛藍的天下。」 楊教授又說:「只要大家都具台灣心,互相尊重,語言將不是大障礙。我們南加州的客家會就常與台灣同鄉會一起舉辦活動,美東也有一些客家人經常參加台灣人夏令會。但假如對方有不週全的地方,我們也該提出,讓對方有改善的機會。譬如民進黨在二○○○年執政後,海外僑務委員改選,居然沒有一個客家人。我因此向陳總統反應,結果現在不僅僑務委員、連僑選立委,都有客家名額。客家受到重視,信心提高,族群隱形化的現象自然會改善。」 養生之道 楊貴運講話爽朗樂觀,生活也充滿了陽光。他住在天空蔚藍的南加州,天天居家觀海、聽濤、游泳、打網球、研究養生學,因此年逾八十,猶面色紅潤,步履矯健。 他是目前很受歡迎的一個養生學演講者。他笑著表示,研究養生學,亦係偶然。一九八○年,他在日本工作時,有一天讀到一則新聞,說靜崗縣產茶,當地小孩過胖,父母在飯裡拌綠茶粉,讓孩子連吃六個月,居然減肥成功。 當時他正想減輕體重,於是好奇地如法炮製。每天吃早點時,在牛奶和麥片裡拌些綠茶粉。連吃一星期,覺得舌尖甘潤。繼續食用,發覺不但體重減輕,而且視力大增,連頭髮都變黑了,感覺真是美妙。 他於是開始研讀有關綠茶的文章。有一天讀到一篇蘇俄學者的論文,說綠茶裡含有許多EGCG,只要掌握這成份,一些重大的病症皆有可能獲得治療。他本身唸化學,便開始研究綠茶的成份,隨後在一九八二年應邀至日本靜崗縣,在老化研究學會上發表飲用綠茶的好處,頗受重視。 「此後,我以自身當實驗,進一步研究抗老化學。」楊教授說:「每有心得,就記下來,與親朋好友分享。後來,南加州長輩會請我去演講。講了兩次,聽眾由四十人變成一百人。接著,別的社團也請我去講,本來聽眾預定一百人,屆時變成兩百人,場場爆滿。」 「我講課很輕鬆,大家一邊笑一邊聽。」他興奮地說:「每次講完,大家便發問個沒停。我每回印了一大疊講義,都不夠分。」 保健之道,人人愛聽,尤其他有一些秘方,聽來神妙,吃了無害。譬如吃菊萵苣﹝Endive﹞治白內障,吃B6和B12治偏頭症,吃大蒜治咳嗽,飯前吃烤蘋果能減肥等等,讓個個聽得聚精會神。後來,不只美國,連台灣、日本、哥斯達黎加和巴西,都有人請他去演講。這次在聖保羅的客家懇親會裡,他連講兩場,其中一場聽眾達七百多人,讓他越講越起勁。 他說:「我不收費,也不賣藥,純粹和大家分享。只要別人有興趣,能受益,我就開心。除了保健外,我還勸人要心胸開闊,樂觀為懷,歡喜與人相處,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我這輩子與世無爭,結果運氣都不錯。」楊教授笑著說:「年輕時,自認沒有官運,以教書為志。沒想到過了六十,僑務委員、國策顧問的職銜都飛到頭上。其實我真正希望的是客家能受到重視,福、客能和諧相處,大家共同愛台灣,人人健康又長壽。」 面對豁達的楊教授,想起客家山歌唱的:「可比命好長桐樹,順順序序無比指。」若人人知足樂觀如楊教授,個個當可有著歡喜自如的好晚年。

楊信 白手起家的故事

這是一個典型勵志、白手起家的故事。 彰化埔心鄉下的窮孩子楊信(Jackson Yang),從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木珠坐墊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小小的垃圾桶更讓事業到顛峰。簡單不過的家庭日常用品奠定了事業版圖,楊信卻依然保有台灣農村孩子的純真和羞澀,對自己被稱為「台商創業楷模」,楊信搔搔頭,露出害羞、靦腆笑容說,其實是「小兵立大功」。 只要努力 美國錢淹膝蓋 「人家說『台灣錢淹腳目』,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錢,才是真的淹腳目,市場潛力無窮大,只要努力,到處是機會,淹到膝蓋都有可能。」 站在托倫斯(Torrance)市面積16萬呎的「Seville Classics」倉庫裡,看著起重機來回穿梭的楊信,認為自己從1986年至今將近20年的「美國經驗」,是「事業第二春」。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是為了子女教育舉家遷移,想辦身分而成立公司,現在已經成為橫跨美、亞、歐三洲的集團,包括副總統呂秀蓮、星雲法師、前駐美代表程建人等台灣首長都曾經到Seville Classics參訪。 對楊信來說,到美國的發展是「無心插柳」。「1984年暑假,我和太太帶著孩子到美國渡假,沒想到孩子們對美國印象大好,覺得這裡簡直是天堂,就不想回台灣了。」楊信和太太柯巧玲,因為不想讓孩子承受台灣升學壓力,決定由柯巧玲先帶著5個孩子赴美,楊信則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內(人)在美(國)」,過了兩年空中飛人的生活,1986年到美國來和家人會合。 兩個小兵立大功  當時在台灣以經營國際貿易闖出一番天地的楊信到美國來,因為環境和台灣完全不同,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後來覺得買東西進美國,賣給當地市場的貿易應該蠻有作為,決定拿台灣做貿易的經驗,試著在美國創業。「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應該賣什麼呢?」楊信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週末到跳蚤市場擺地攤了解美國市場及消費者口味,每一、兩個月到台灣、中國挑東西進美國賣,東試試,西嘗嘗,時機終於來臨。 楊信說,有一次回台灣,他發現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座位上都有一個木珠坐墊,忽然靈光一現!「我想,美國什麼沒有,就是車多,但是卻沒有類似的產品,應該很不錯!」念頭一起,楊信心一橫,買了2,000個木珠坐墊,付了10,000元美金,帶回美國交給負責業務的老美,卻被澆了一頭冷水。 「老美業務跟我說,楊先生,這是你們老中的東西啦,美國人不愛的!我就想,那不行呀,我東西都買了,怎麼辦?」不信邪的楊信決定再出去擺地攤,並以自己作為「真人實證」,以「涼爽」、「按摩」為兩大功用推銷,「沒想到一個周末下來,竟然賣得很好,一天幾十條沒問題,原本5塊美金成本的坐墊,我可以叫價到15美元!」楊信後來跟老美業務說起大賣的情形,「他也很驚訝,就說,好吧,那我去試試看。」 楊信把坐墊取了個「舒適珠」(Comfortbeads)的名字,設計精美硬紙盒作包裝,貼上舒適珠擺在車墊上的圖片,寫明功能,定價12.99美元。老美業務也爭取到東岸一家20間連鎖居家生活用品店「上架兩星期」的試用期。 「東西送出去之後,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在美國的第一次出擊能成功。」上架一個星期之後,楊信就接到客戶的電話,希望能夠立刻補貨,並且訂下長期訂單,「因為賣得太好了,連他們都覺得意外。」楊信放下電話,立刻買了張到中國的機票,尋找合作工廠。 這個「舒適珠」,三年內在全美國賣了1,000萬條,讓楊信賺進到美國後的第一筆錢,奠定事業基礎。 1997年,楊信在日本一家頂級日用品百貨店見到荷蘭公司出產的腳踏板不銹鋼垃圾桶,將他的事業推向高峰。 垃圾桶,大部分人覺得基本、簡單到再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楊信眼裡卻是無窮的希望。他將歐洲生產的頂級、昂貴不銹鋼垃圾桶拿到台灣生產,降低成本;將原本是大師級的設計品普及到一般家庭都可以負擔的價格範圍,打入美國市場;加上大兒子發揚光大,將垃圾桶當藝術品包裝,設計成各種不同的造型,配合近年來興起的極簡時尚風,短短4年間年營業額達到一年5,000萬美元。 現在,Seville已經是美國不銹鋼垃圾桶的領導品牌,也是多家大型連鎖賣場的上游廠商,包括好市多(Costco)、標的百貨(Target)、Bed Bath & Beyond、山姆俱樂部(Sam’ s Club)、沃爾瑪(Walmart)都是主要買家。 楊信透露,美國家庭裡的不銹鋼垃圾桶,有80%以上,都是從這裡出去的,桶子上都有「Seville」的招牌。 從不銹鋼垃圾桶延伸,楊信看好金屬展示架市場,全力衝刺,成為這幾年的發展主力。他說,這個每層可以承受300磅的金屬架簡單組裝、堅固耐用,無論是家庭、學校、辦公室,處處都用得上,「民生必需品,或許聽起來不太起眼,卻可以像滑水的鴨子,慢慢游,遠遠游。」 目前,金屬展示架每個星期要進30個貨櫃,銷售量每個月都還在增加,市場佔有率,大約是全美的50%。 不計成本 根留台灣 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經由電視新聞的畫面,人在洛杉磯的楊信感同身受,決定為自己的故鄉做些事。不在乎要多花5-10%的成本,楊信將在中國的不銹鋼垃圾桶生產線移回台灣,響應政府「根留台灣」,2002年5月開始實施的「006688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擴大案」之後,在彰濱工業區、台南工業區都設有工廠,「我們現在所有的不銹鋼垃圾桶都是從台灣坐船來的,一個星期大約有100個貨櫃,百分百的『made in Taiwan』。」 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家庭的財力支持,楊信從一個得吃地瓜便當、赤腳趴趴走的鄉下小孩,成為今天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老闆。 1944年出生在彰化埔心鄉下的楊信,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那時候真的窮得不得了,故事講起來,家裡小孩都不相信,覺得我在編故事。」 楊信說,在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物資缺乏的年代,農村裡的情況更糟糕,窮到連唸書的錢都沒有,每學期開學前,他就見母親到處借錢,讓小孩交學費,等一年兩季的稻米收割,留下一點點白米,其他的全都拿去賣錢,才能還清借款。「所以,雖然家裡種田,每次中午吃便當,卻是我最難為情的時候,別人打開盒蓋是白米,我的便當裡卻都是地瓜。」 父親在49歲過世時,楊信還是個孩子,靠著母親種田,將兄弟姐妹拉拔長大。回憶起父親過世,楊信仍滿是惆悵。他說,那時候太窮了,連醫生都請不起,所以也不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因,只記得父親在臨終前,小楊信曾經跑去問爸爸想要吃什麼,大楊信眼眶濕濕地說,「我父親告訴我,『好想吃蘋果』。」 初中畢業後,楊信想要趕快減輕母親的負擔,高中唸了一學期,就跑到台北和同鄉學起「作生意」。「我從一人小公司開始,租了個只有三、四張榻榻米大的辦公室,沒有電話,只有一張桌子。」楊信以國際貿易為目標,搭上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潮流,直到42歲時移民美國。 跨足金融界 分享秘笈 國際貿易起家的楊信,近來也逐漸跨足到不同領域。11月中在南加州羅蘭崗開幕的「大通銀行」,是楊信進軍金融界的第一步。被推舉為董事長的楊信說,其實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幫助更多年輕人。 「看見最近幾年華資銀行紛紛被大集團併購,實在是蠻可惜的,從銀行出發,我覺得是個對社區很好的回饋。」 他認為,在金融往來的過程中,可以和企業界的年輕華裔接觸,除了可以優惠的貸款幫助這些有心創業的小夥子,也可以將我們滿身的『武林秘笈』傳授給他們,讓台美人可以在美國新大陸,真正落地生根,實現美國夢。」 楊信的「兩個夢想」 楊信說,他現在有兩個夢想,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回饋南加社區。 第一代台灣移民在兒女逐漸成家立業之後,也漸漸進入退休年紀,楊信希望建一個全方位的銀髮族社區,從生活各個面向及專業的醫療照護,可以串串門子、結伴旅遊,一起以愉快的心情,享受生活。 另外,受了吳尊賢的《人生七十》、《人生八十》兩本書的影響,楊信覺得能夠留給子孫的智慧和人生體驗,遠比有形的金錢珍貴,所以他計畫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協會」,協助有意在美國創業的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並且收集在美國起家的台灣移民的成功故事,集結成冊,成為無價的紀錄,讓後代子子孫孫,都可以記得好久以前,爺爺奶奶們到美國來的點滴。(朱乙真)

1991年海霸王事件 郭正光用計全身而退(陳如媜)

80年代末期,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獨盟人物,前仆後繼闖關回台,形成一股浪潮,他們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被關,一連串可歌可泣的事蹟,造就了後來的台灣民主。 其中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在1989年闖關成功的故事,最為轟動,至今猶被津津樂道,郭倍宏並在公開助選後安全返美,給國民黨政府重重甩了一個大巴掌。 當時(1989年11月22日),郭倍宏現身於盧修一和周慧瑛在中和縣體育場,聯合舉辦的選舉造勢晚會,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演講後大批警察一湧而上準備抓他,此時全場燈光突滅,待燈光再亮時,現場數千人都戴起寫有「黑名單」的面具,郭倍宏也在全場「黑名單」掩護下,順利脫身。 1991年10月20日的海霸王事件,同樣驚心動魄,那年8月返台的郭倍宏,和已潛回台灣發展組織一年的李應元相繼被捕,對獨盟士氣造成不小的打擊,但當時闖關目的就是要抗議黑名單、突顯其荒謬,獨盟同志都有被抓的心理準備,原先計畫10月要在台灣本部成立大會的決議不變,仍照常舉行,政府也佈下天羅地網要捉拿這些台獨要犯,美國回去的王康陸當場被抓,休士頓的郭正光則幸運全身而退。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建立電腦自動警示系統,將黑名單資料全部存檔,只要輸入生年月日,就會出現中英文姓名,入境時便會被海關請入小房間盤查,縱使改名也能查到,闖關變得非常困難,從1990年起再也無人成功,郭倍宏就是如此在機場被認出,並被關進土城看守所。 郭正光是任職於休士頓太空中心NASA的科學家,也是郭倍宏任美國台獨聯盟主席、李應元為副主席時的中常委兼文宣部主委,他向來足智多謀,善於文筆,白天上班,晚上致力獨盟工作,並為《公論報》專欄寫文章,宣揚台獨理念。 為了突破封鎖闖關返台,郭正光殫心竭慮日夜苦思,終於想出一條妙計:用新的身分申請新的美國護照。他不僅改名換姓,還改頭換面,留起鬍子改變容貌,同時變更生辰日期,用新的中文名:陳中明、英文名Michael Chen去申請新護照,順利拿到新護照後,為避開休士頓當地,還特地飛到洛杉磯台灣使館去辦台灣簽證,當一切就緒,想到終於可以見到因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鄉、15年不見的父母與家人,忍不住心情激動熱淚盈眶。 郭正光新護照照片(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本來面目(郭正光提供) 郭正光提早於9月30日返台,先秘密與家人相見,後赴台中拜訪陳婉真等人,並吸收新同志拓展組織,名歌手王明哲就在那時加入,郭正光甚至還接受《自立晚報》記者專訪,宣揚海外黑名單人士如飛蛾撲火般闖關回台,無懼生死、不怕坐牢的勇氣與信念,要讓國民黨政權知道,黑名單政策關不住海外台灣人的思想,也阻止不了他們的決心。 10月19日,獨盟成立大會前一天,郭正光已闖關回台,並將出席大會的消息在各大媒體曝光,他成為全國通緝要犯,大鬍子照片登上所有媒體頭版;20日在海霸王餐廳舉行的成立大會,風聲鶴唳、氣氛緊張,郭正光的座車在外面繞了幾圈,看到每個出入口都有許多警察和便衣情治人員站崗,先行下車勘查的同志也回報「今天天氣很壞」,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聯絡暗語,意思是指「有危險、最好不要出現」,但後來聽到王康陸秘書長已進場,郭正光決定跟進、不退縮,他朗笑吟誦古詩「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然後從容進場。但在門口卻未遭到阻攔盤問,原來當天他已經剃掉鬍子,戴上假髮並塗黑面容,貌似印度人,與報上照片完全不同,因此瞞過警方耳目。 郭正光走進會場,受到全場如雷的掌聲歡迎,大家爭相與他握手拍肩,他上台後,摘掉假髮露出面目,群眾更是又笑又叫、拍手叫絕,正當他要開口致詞時,台下一陣騷動,只聽到「警察來了!警察來了!」,數百個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衝進場內,郭正光立刻躲進廁所更衣,在警察的敲門聲中,他戴著廚房員工的三角帽出現,冒稱是餐廳員工,就此逃過警方追捕,此時與會者,被警察和特務團團包圍,警方拿著王康陸和郭正光的照片比對,王康陸很快就被認出,被捕時還滿面笑容,郭正光則幸運逃過,警方甚至翻開天花板找尋他的蹤跡,但因他刮掉鬍子,改變容貌,竟成為「漏網之魚」。 不過,後來警方反覆重播現場錄影帶檢視,總算找到郭正光的真實樣貌,第二天他在機場出境時被攔下,被帶到調查局審問了7、8個鐘頭,調查局並將他的護照,送到美國在台協會(AIT)查詢是否假護照,經AIT證明是合法護照,AIT並告知調查局說他並未犯法,調查局無權拘捕美國公民,最後當局只好以「不受歡迎人物」的名義將他驅逐出境;在送往機場的路上,調查局人員的態度完全兩樣,私下向他訴苦說昨日被他逃走,長官大發雷霆,害他們看了一晚的錄影帶,才找出他的真面目,郭正光這才知道調查局早已混入台獨組織,當天得以進入海霸王錄影蒐證。 後來調查局仍不死心,通報美國國務院,誣指郭正光是「恐怖份子」,郭正光回美後,國務院曾派一位聯邦調查局女性幹員,到他工作的太空中心約談,問他台獨聯盟為何種組織,郭正光告訴對方,台獨聯盟成員多數擁有美國各大名校博士、碩士學歷,追求的是台灣的自由民主獨立,郭正光反問對方,到底她覺得台獨聯盟是非法恐怖組織,還是台灣的那個政權有問題?對方一笑離開,此後他也不再受到質疑。 這段真實歷史,恍若007電影般高潮不斷、精彩刺激,郭正光曾在2015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演講中追溯,當時全場起立向他致敬,個人直到去年方有機會與他訪談,對談中發現他為人謙虛,總不忘提到別人的好;他說,其實那天還有兩位同志在場:芝加哥的林明哲和紐約的陳榮芳,因事前他們的名字並未曝光,所以不在搜捕名單內,他們和王康陸共3人先飛到菲律賓,從當地搭船出海,再在公海換台灣漁船,自宜蘭偷渡上岸,過程比闖關更辛苦。 郭正光雖謙稱自己很「幸運」,不過從他事前周詳縝密的計畫,更換新護照、變裝易容,到大膽闖關、臨危不亂,可知絕非靠「幸運」兩個字達成,而是要有高度的智慧與謀略,才能完成任務。 郭正光也很幽默,他形容闖關成功回台灣,就好像安打上一壘;走進海霸王大門沒被攔下,好比盜壘成功;驚險逃離海霸王,就如安全上三壘;可惜最後在機場,遭到本壘前封殺,幸虧最終結果有驚無險。他笑稱,別人都是「非法」闖關,自己可是拿合法證件、「合法闖關」的第一人,當時追捕他的消息,連上全國包括電視與報紙媒體頭條新聞3天,老爸還驕傲的向友人炫耀「我兒子比李登輝還出名」。 詢及面對危險關頭,害不害怕?郭正光表示,加入獨盟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盟友同志都不怕被抓,認為被抓是光榮,像王康陸被捕,面露笑容慷慨赴義,就非常令人敬佩;郭正光表示,自己走進海霸王時也同樣豪情萬丈,當下心情正如荊軻刺秦的寫照:「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回顧過去,台獨鬥士莫不智勇雙全,若沒有他們的犧牲奮鬥,就沒有今天的台灣,他們的故事將千古流傳,值得在史書留下一筆,特此為之記。(資深媒體工作者)民報0821

林哲夫 愛與非暴力運動推手

楊遠薰 1946年秋天,十四歲的林哲夫走在淡江中學紅磚建築的迴廊,聽著埔頂鐘塔傳來的悠揚鐘聲,覺得這一切美妙得難以置信。 他生長在宜蘭羅東一個裁縫師的家庭,小學畢業後,因為家貧,無力升學,留在家裡打雜。如此過了兩年,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他的叔叔自上海歸來,見他資質聰穎,棄學可惜,乃提出贊助,讓他到台北唸書,才圓了這場升學夢。 淡江中學座落在淡水紅毛城旁的山腰,與隔鄰的純德女中同屬宣教師馬偕牧師創辦的學校。校舍全是西式的建築,校園十分優美,此外還有洋牧師與洋修女教授英文、音樂等課程,對林哲夫來說,這真是一所洋學堂。他陶醉在新的環境裡,感覺像進入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好景不常,第二個學期一開始,就發生了殘酷的228事件。不久,軍車開進學校,荷槍的軍人帶走他們敬愛的校長陳能通、化學老師盧園、純德女中訓導主任黃阿統與其他學生等多人。接著,他們的死訊傳來,恐懼的陰影立刻籠罩整個校園。那時的林哲夫才唸初一下學期,但已十五歲,對這場遽變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他學會沉默,也繼續用功,然唸到初三,因為叔叔經商失敗,面臨輟學的厄運。 「但是上帝疼我。」留著一絡長鬍子的林哲夫在六十多年後回憶這件事,微笑地說:「那時,加拿大一家教會裡的一些年約八十歲的姐妹們每人每星期節省五毛加幣,經第二代馬偕牧師娘的幫忙,資助八名台灣的清寒學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當時的淡中校長陳泗治非常照顧我,不僅給我這份獎學金,還讓我到他家吃三餐,並親自教我彈鋼琴,鼓勵我升學。這份溫情,讓我永誌於心。」 就這樣,他完成初中,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公費的師大理化系,一步一步地走向經濟獨立的路。 留學加拿大 林哲夫自師大畢業後,回淡江中學教了一年理化,便入伍服役。退役後,他回師大擔任一年的助教,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於1960年夏天赴加拿大留學。 「出國時,我的心情很豁達。」林哲夫說:「因為我當兵時,被分發到金門當預官。到金門不久,即發生823炮戰。炮戰期間,三度炸彈落在身邊,每次睜開眼,發現命又撿了回來。因為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往後覺得人生最需人幫助的階段已渡過,最危險的情境也經歷過,此後一無牽掛,應當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 於是此後,他追求理念,勇往直前。1960年夏,他抵達多倫多大學後不久,即認識在多大化工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黃義明,很快地與他成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倆收到自日本寄來的二十本《台灣青年》創刊號。兩人一讀,熱血澎湃,因為雜誌的內容正是他們過去一直想探求卻又無從得知的有關台灣的消息與論述。於是此後,黃義明、林哲夫、另外四名多大的學生及三名多城的鄉親便互相傳閱《台灣青年》,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台灣的事情。 1961年,他們發起成立多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陸續舉辦探討台灣歷史或唱台灣歌謠的活動,更在那年年底在多大舉辦《台灣之夜》,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的人士。 同年12月8日,加拿大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克斯( Brooks) 參議員在聯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這項言論令他們極感興奮,也開始用心研讀這方面的資料。 林哲夫笑著說:「我在多倫多大學主修核子物理,但卻花更多的時間在研讀台灣問題與從事台灣人運動上,所以博士學位就唸得比別人久一點。」 1963年,獲得化工博士的黃義明到滑鐵盧(Waterloo)大學教書。那年夏天,黃義明與仍在多大求學的吳居宏、林哲夫等三人共同發起台灣鄉親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郊遊,許多人報名參加。 當天,大家在美麗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風景區玩得十分盡興,回多倫多後,又一起到餐廳吃晚飯。用餐時,有人建議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以便日後經常聯誼。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眾人當場通過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簡稱TCA)」,推舉黃義明與鄭建駟為正副會長。 1964年春天,由於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他們進一步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Formosan League of Self-Determination) 」,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 那年9月24日,台大法學院的彭明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為國民黨政府逮捕,震驚海內外。在加拿大的這群台灣人聞之群情激昂,決定立刻展開救援工作。 他們將才成立半年的 「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接著,他們與彭明敏海外的兩個母校─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e)大學與法國的巴黎大學密切聯繫,並向加拿大與法國的外交部、司法部、加拿大民權同盟及加拿大的媒體發尋求支援,然後又要求美國國務卿、聯合國人權總署、國際法學學會(IJC)及方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心。 「當時打電報很貴。」林哲夫說:「一通發至瑞士或倫敦的電報要加幣52元,約略我兩個月的房租。但是為了營救彭教授等人,我們集資湊款,不惜一試,結果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當時發了兩通電報,」林哲夫又說:一通至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學會 (IJC),另一通至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結果,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將彭明敏列為該年度的政治良心犯,並指定瑞典分部負責營救。也因此,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第一站,即到瑞典。而國際法學學會則派一名理事到台北出席彭教授的調查庭。我們對這樣結果,都感到很興奮。」 1965年,黃義明、蔡明憲、林耀姍、洪全智和林哲夫等五人更在彭明敏案的宣判日,前往渥太華的台灣駐加拿大的大使館前示威,引起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 CBC )和各英、法文報紙的大幅報導。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當時,CBC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裡作長達五十分鐘的專題報導,不僅訪問黃義明教授,更撥國際電話訪問彭明敏,導致國民黨政府必須派高層官員到加國解釋溝通。」林哲夫說。 經過彭明敏案的抗議事件,林哲夫已成了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人物,只有將他鄉當家鄉。幸好,他在這時獲得一位牧師女兒的芳心,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哲欽(Sophia) 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郭馬西牧師的千金,生於新加坡,在日本長大,十六歲回台灣就讀北一女,爾後進台灣神學院研讀。她於1954年留學美國,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神學院攻讀宗教與教育。畢業後,她在俄亥俄州一所長老教會服務,然後在1966年經由姐姐的介紹,認識林哲夫,締下這樁美好的姻緣。婚後,兩人定居加拿大多倫多。 1968年,林哲夫終於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並在多倫多市區的萊爾森科技學院(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覓得助理教授職務,開始他往後長達二十七年的教授生涯。 踏破鐵鞋尋URM 精力充沛的林哲夫在萊爾森科技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的社區與教會。七十年代,他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加拿大本部主席,配合組織的政策,從事宣揚台灣意識的啟蒙工作。 其時,島內的民主意識正在滋長中,其蔓延的程度令國民黨政權感到不安。因此在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藉高雄事件,全面逮捕島內的異議人士,舉世為之嘩然。當時為防止這些民主鬥士被處以極刑,全球各地熱心鄉親即刻展開救援。曾參與營救彭明敏等良心犯的多倫多鄉親亦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營救。 這期間,林哲夫隸屬的教會因為領養施明德的二哥施明雄為關懷的對象,開始有教友對教會參與政治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林哲夫乃與一些理念較接近的會友另創多倫多台灣人聯合教會。 在美麗島事件審判期間,由於新教會缺乏牧師,身為教會委員的林哲夫便經常與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簡稱PCC) 總會聯絡,也因此與該會海外宣道部幹事羅伯特牧師(Rev. Earle Roberts)...

陳隆

「那美好的仗,我曾盡力參與!」堪稱是海外第一名嘴的陳隆,主持過無數大小晚會活動,那伶俐幽默的言辭,即興一段感人肺腑的歌聲,成為南加台美人無可取代的最佳司儀;不論是參加同鄉會被列入黑名單、衝鋒陷陣的抗議、或是回台助選、在總統直選媒體一面倒時返台硬幹全民衛視和地下電台,雖然最後還是無法適應台灣政治生態,毅然返美,但他轟轟烈烈的故事,讓他人生無怨無悔。 「日久他鄉即故鄉,年深外境即吾境」身為一個旅居美國長達三十多年的台美人,陳隆總一直不斷保持對故鄉台灣的關懷與熱愛,也不忘迴饋他享受民主、自由、繁榮的美國。自台返美後,他以團圓是最佳的選擇,一生從事社會運動的陳隆,心甘情願以家為重,重享天倫,善盡孝道。 家是最大的心靈支柱 陳隆,苗栗人,1944年終戰前一年,出生於台北大橋下, 7個兄弟姐妹, 4男3女, 家排老四,祖父是個開拓者把荒地變良田,當時祖父是五大富農之一,但因為三七五減租,田產頓失;父親是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回台時黃朝琴聘入第一銀行,一直在金融界退休;父母都是受洗基督徒,全家手足情深,也全是虔誠的基督徒。 所有同學都知道陳隆是基督徒,他認為,在教會中比別人有機會學習到團體合作及領導能力,無形中很容易被訓練成領導人物,從小也被激發了主持演戲天份,他感謝有一份信仰,給與健康正確的人生觀,比一般小孩有自信心,榮譽心,不會走入歧途。 初中與高中都是讀師大附中,從小就喜歡音樂藝文,雖然爸爸一心想要陳隆考理工,後來還是選擇去讀音樂系;影響最大的是高中碰到一位音樂老師柳挹群,她獨眼慧英雄,一眼看出班上勾峰(名演員)還有陳隆聲音特別感人,所以免費訓練,為他們組了一個男聲四重唱,啟蒙陳隆對音樂的興趣順理成章以優異成績考入音樂系; 藝專雖小但師生感情很好,陳隆回想起來,覺得音樂方面不是最突出,但藝文的裁培卻得到最多的滋養,其中最感念的是申學庸及陳暖玉老師;他特別提到,因為當時二年級,在校太出鋒頭,校長有一次訓話過久,結果底下有噓聲,校長誤以為是陳隆鼓動,立刻將他開除,名義是"企圖鼓動學校秩序",結果申學庸還有一位林運玲老師前來搭救,極力幫他平反。可能有這個記錄,所以最後當兵時被派到東引,去做反共救國軍突擊隊,擔任政戰輔導長。 退伍41天之後,就直奔美國,在大學中重讀音樂系,碩士是讀音樂教育,自此就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在社團與教會,以音服事及奉獻,到處可以聽到他動人的歌聲。 最佳的選擇 陳隆追憶,從外祖母的祖父陳炮是馬偕醫師的徒弟,也是北部最早被封立的三位長老之一,外公又是牧師,若算起到兒子,家中已有6代都是長老教會教徒,一生生活在基督教氣氛濃厚家庭。 1950年代,因為電力不足,每天都會停電半小時, 媽媽是鋼琴家就會集合全部小孩主持家庭禮拜,媽媽還會帶領唱聖詩,家中有7個小孩就成了四部合唱團,聖詩與信仰,及人文素養都在這種沒有電力的氣氛下培養,陳隆驕傲地說,家中小孩遺傳媽媽藝文天份最多的就是自己。 大哥陳銓仁博士,1956年來,當時他是台灣三位在洛杉磯留學生之一,而且是高中生就來,獨立自主個性組織羅省教會,後來台灣留學生多了,就組織台福教會設立,現在台灣福音教會已有60多間。陳隆說,早期留學生很苦悶,有信仰的人後來就變去組教會,另外一般人就去組織同鄉會,大哥最難能可貴的就是這二個組織,他都是創辦元老之一。 當年大哥出國後,就影響整個家族的小孩也嚮往美國留學,父親當時來與大哥團聚,開始投資房地產公寓與汽車旅館,1970年代,當時汽車旅館只有三家是台灣人經營,如今已有上千家;大哥一生熱心教會與同鄉會,所以很自然兄弟姐妹來美國後,也都參加教會與同鄉社團;雖然哥哥是淡江中學橄欖球校隊,後來在55歲得到大腸癌英年早逝,死前仍非常勇敢無懼病痛參加社團活動。 談及自己最心愛的人,陳隆笑著提及,全是因為雙方母親是淡江女中校友手帕交,所以自然而然從小就與夫人蔡玲理青梅竹馬,要來美國留學時,去日本停留一兩天,夫人留日特地來接風,他自此再也隱藏不了心中愛意,從此就展開愛的長跑,陳隆以其卓越的文筆,寫了400多封情書,擊敗眾家情敵,終於擄獲芳心,1975年結良連理,育有2男1女。 因為陳隆長期熱心教會服事,一方面又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及媒體,推廣台灣本土音樂,所以來了美國一直都非常忙錄,甚至在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關鍵時,為了自己要一圓回台奉獻的夢想,有三年回台灣去打拚地下電台還有媒體改革,全民衛視,馬不停蹄,無暇照顧家中老小,夫人一肩擔起家中責任,母兼父職,讓他無後顧之憂。所以他特別感謝這位好"家後"。 因為母親生病,女兒還小,加上台灣政治圈及媒體現象,改革會有力不從心的感受,所以後來選擇返美,回到家人身邊,克盡為人夫為人子的責任;至今,他想起來,還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暗自慶幸,分離的日子雖嫌太長,團圓的時機卻還沒太遲… 」 主啊 ! 使我成為民主和平的工具 因為哥哥的影響,全家都投入台福教會及同鄉會,哥哥投入在台福教會拓展規模,但是陳隆來美後,則把很多時間投入同鄉社團,1974年以30歲,以年青才俊之姿被推選為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他以注重音樂、語言、及活潑的康樂活動帶動團務,同一時期,台灣政治情勢風起雲湧,所以同鄉會就關心起故鄉,開始與當初的黨外人士密切往來,陳隆那時心想為了台灣就豁出去了,果然沒多久,陳隆就被列入黑名單,而弟弟陳堅也是全力投入。 當初最早期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主辦,南加州就是由陳隆代理,只可惜台灣政論到第五期,由澳洲一位教授邱垂亮寫了一篇"兩種心向"遭到蔣經國震怒而停刊。現今,他仍保存完好,無限噓唏。 後來,陳隆表現優異,就從洛杉磯同鄉會,成為全美台灣同鄉會美西的負責人,當時全美有60多個分會,後來五大洲於1974年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世台會),當年算是最活躍的台灣社團,1976年,美國獨立200週年紀念世台會第三屆就在洛杉磯舉辦,陳隆正是主辦核心者之一。1997年離開台灣媒體,成為民視特派員,回來之後,又同樣熱心投入世台會,1998年主持台灣之夜,1999年又擔任世台會秘書長。 2000年世台會總統選舉,會中決定第一次把年會改成三月召開,返回故鄉並盛大助選,這群海外人士引爆台灣本土意識,直接及間接助阿扁之力,推上總統之路。後來在姚嘉文資政的鼓吹,以世台會為主幹,組成一個世界台灣人大會,簡稱世大會,與台灣執政的各部門有密切的活動,至今還是相當活躍。 陳隆萬萬沒想到,2000年以前,世台會一直被國府單位視為叛亂團體,政黨輪替後,因為世大會的成立,讓世台會有一天能於執政當局有很密切的互動。 後來,他還陸續參加其它鄉親社團,如人權會、FAPA、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尤其是大型活動策劃及籌備,更是美西主持第一把交椅。 1980年代,除了政治抗議,喜歡藝文的陳隆與蕭泰藍,還有許丕龍等人籌組了「北美洲台灣人文藝協會」,擔任了10年理事兼總幹事,又籌組並培訓第二代青年音樂家,去全美10大城市巡迴演奏,又去國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期間1986年製作了蕭泰然的專輯名為「台灣人的詩篇」的卡帶,帶動全美各地對台灣本土音樂的重視,在台灣本土音樂被視為低俗的音樂,但在千里遠的美國確有一群像陳隆這樣的熱心之士,不斷地提升改變本土音樂固有的形象。 讓他最開心的是,1981年就開始固定出卡帶與樂譜,連續2年由南加州藝文人士大家一起在水晶教會舉辦3千人的感恩節音樂會,盛大隆重,在美國帶動本土音樂的風潮,培養了不少像陳毓襄、郭雋律姐妹等明日之星。 另他很自豪的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就是參與美國主流社會幫助台灣,1978年美國北加州一個重要台灣人社團協志會,他們與當地台灣教會人士發起投入美國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活動,要求台灣人要單獨從中國人選項分出來;1980年爭取初步的成功,在當初政治氣氛下,竟然祖先欄上還有16390人上在其它選項時寫了台灣。陳隆是代表教會人士居中協調,看到結果,都受到興奮鼓舞; 1985年,台美公民協會在南加州成立,1987年底在各方鼓勵下,又成立了"美國人口普查台美人專案委員會",陳隆擔任總幹事。除了到全美台籍各社團密切聯繫推動,又製作了一捲錄影帶,分別以閩南語、國語、客家話、以英語四聲帶,分送各地同鄉,積極鼓吹。沒想到1990年,有超過20萬人在祖先欄填寫台灣人。2000年,更積極甚至於以台美小姐選拔,比較軟性訴求來爭取,效果更好。他期待,2010年,因為台灣人覺醒,會有更多人選擇自己的祖先欄是來自台灣。 媒體 遙遠的改革之路 陳隆10多歲就開始投稿,最初投的是"基督教論壇報",大專時在台視"你喜愛的歌"以藝專四重唱,偶而會上電視唱世界民謠,其歌聲比美後來的原野三重唱;在校時代,他就是個虔誠事工,以個人身份去監獄佈道與演唱;1970年代的末期,來美在舊金山救世軍電視節目"The Open Door"做特約歌手唱聖詩;1981年,擔任「海外台灣基督徒聯合通訊」任主編,是聯繫海外鄉親及信徒的重要刊物,連中國國務院也訂閱一本,密切注意動向。 1980年中期,分別在台灣民報與太平洋時報寫專欄;1989年,應洛杉磯台福教會之邀在南加州18電視台製作主持,首創海外的台語電視節目,名叫「天涯若比鄰」(好厝邊),當時還造成一股風潮,雖然因為經費問題,無以為繼,但是作成錄影帶,分送全國各地教會與信徒,供不應求。 1994年,好友許丕龍一通越洋電話召喚,他毅然就回到台灣從事媒體改革與民主運動,協助創辦全民衛視與地下電台"獨立放送頭"並參與民視;曾在全民衛視主持製作節目,包括政治叩應、宗教節目(疼你的厝邊)、音樂節目(今夜,阮有一條歌),非常受到歡迎;他可是至今絕無僅有以台語入駐當家主播的頭銜,那時受到無數聽眾與觀眾的掌聲與支持;他情不自禁的沉迷在那種歡愉中,受到很多粉絲愛戴,他很希望自己能做下去。不過,所謂"樹大招風",雖沒有政治野心,但因為衝太快,讓他感受到政治黑暗面被排擠的滋味。他決定離開,回家繼續參加社團與教會比較快樂。 網路時代無遠弗屆,可以傳到全世界,一年之前,蔡明憲的哥哥推動台灣海外網,沒想到玩真的,最近在蔡明法,沈培志等人邀約下,決定錄製"海外心聲",第一集就是"台商血淚史",第二集就"馬英九現象及訪美",每週五播出,以後還有更多單元; 他希望有一天若是還有機會,想策劃一系列節目,把40年前的台灣人最純樸的素養價值,保留下來,在回送台灣,因為他深感痛心,台灣因為政黨惡鬥,向下沉淪,執政黨做的辛苦,若能再把台灣精神傳統的價值觀,重新找回來,是他最大的心願。 從想要自由的滋味到初嚐自由勝利,陳隆不喜沽名釣譽,不想太多累贅的頭銜,他說,海外第一期台灣留學生,政黨輪替後,有部分人士,己經有一點迷失,原來很純的傳統價值和心意,就有點轉變;希望這些社團人士能在回到原點,就像基督教一樣"保持起初的愛心與熱心"。對於台灣,他從沒有失志,「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 文/林蓮華

陳國昌 會計師的故事

台灣甫選完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綠營慘敗,許多支持綠營人士鬱卒內傷,尤其對於一路從戒嚴時期走過政黨輪替,出錢出力夢想台灣人終有出頭天的鄉親而言,縣市長版圖縮減,眼看2008年總統選舉就要到了,憂心忡忡之情溢於言表。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長陳國昌認為:「1981年,我進入一家機械公司工作,並沒有辦綠卡,老板嚴格出了名,他說要靠表現而定,但他也說:『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直以這個座右銘來鼓勵自己,就在幾年前,誰會想到國民黨會被推翻,最糟的時刻都挺過去了,現在更不能失志。只要目標清楚、理念堅定、努力不懈,給台灣一個機會,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從小就高度關心公眾事務 陳國昌,1953年出生於高雄市,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和弟弟,小學4年級唸苗栗,後來上了台中明道初中,到台北唸高中,大學唸台大,服預官役又在嘉義,所以對台灣各地充滿鄉土情懷,不過,因為父母家族來自彰化農村,許多親戚仍在彰化,老家還有一棟古厝,所以對彰化感情特別深;父親當年畢業於成大化工,終戰後,被美國美援會科技發展計劃送到美國深造,在美國的閱歷,讓爸爸大開眼界,所以爸爸總是殷殷期待身為長子的他,要把功課唸好來美國留學。 從小就有正義感,高度關心公眾事務,從小就是班長及服務股長,陳國昌在師大附中畢業投考第一志願就是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一心朝向外交官的志願目標前進,不過,大一時修胡佛教授的課,教授對國民黨體系違反憲法精神,從動員勘亂到違警罰法,大作批判,經過啟蒙老師的指點, 陳國昌開始思索發酵,台大大二當上政治系學會會長,30年前戒嚴時代,1973年他竟然第一個請來演講的校友就是因為「大學雜誌事件」成為言論自由代表人物的張俊宏,不但立刻被打回票,而且還被系主任連戰召去辦公室開導一番,他心理非常反彈,但連續照辦了幾個活動,包括去訪問立法院、市議會、中研院,都招到極度刁難,雖然成行但教官如影隨形;而後,為了邀請演講者暢所欲言,更是一再挑戰教官所謂維護校園安寧的尺度。 影響最大的事件應該是1973年12月台北市議員選舉,萬華火車站舉辦一場政見演講,請到康寧祥與黃信介為五虎將助選,他們侃侃而談陳述民主的理念,抨擊國民黨集權專制,當天下著濛濛細雨,但寒冷的冬夜卻澆不息陳國昌要爭取自由的熱情, 等到1975年年底,郭雨新選舉時廢票竟有8萬張,那種不公不義的悲憤,陳國昌的政治理念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黨外思想。 爸爸期待─ 赴美國留學 陳國昌希望完成爸爸的夢想,也嚮往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度,1978年,他決定前往堪薩斯州大學就讀企業管理碩士,第二年也馬上當了堪薩斯台灣同學會會會長,12月時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當時許信良與陳琬真都被困在美國,他馬上聯絡邀請來演講,當時是第一個海外團體有膽敢請他們,讓兩位心理溫暖的不得了。當時由於新聞被封瑣,想到為追求言論自由的人群被毆打逮捕,他們當年心急如焚的心情,恐怕不是現今愛隨口漫罵政府及總統的人士能體認得到。 1981年順利進入機械工廠做財務,當老板答應辦綠卡時,他想到需要2及3年,又衡量美國東方人想出頭天,靠的多是專業人士,會計師也許是一個好出路,他乾脆利用時間去UCLA讀會計13門課程,不但成績好還拿了個特優獎章,1984年考上執照。 為了兩年實習會計實務,所以進入會計界,開始與數字為伍的生活,那是個中型猶太人的事務所,有25位會計師,絕大多數是猶太裔,7年的工作讓他看到猶太裔民族習性重視教育又上進,但也很現實;7年內觀察,他不得不佩服此間猶太裔對母國以色列,團結一致的奉獻精神;跟著去了幾場猶太裔的籌款會,清楚看到他們非常團結明確直接要求國會議員支持以色列,猶太裔也有一個以色列公共事務會AIPAC,即使是政治性組織還不能減稅,每年仍然都可以募款到1千萬元以上。反觀 FAPA,可以減稅,但每年就為了經常費40萬元疲於奔命。 受了他們影響,他開始也與聖費南度選區的兩個議員的 Howard Berman和Howard McKeon接觸,也參加募款餐會,積極融入社區,雖然不是外交官,但他也展開為台灣發聲的草根國民外交生涯。 1991年終於自己開業,1992年第一件事被選為南加州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參加剛成立的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理事兼財務長。1992年之後黨外己經變成民進黨,他更積極參加很多抗議活動, FAPA傳遞民主聖火回台,從選省長、選市長、直選總統等重大選戰,不論身在海內外,他無役不與,他也感受到台藉社團開始活絡,氣勢如虹。 2001年是陳國昌參與社團活動的轉捩點,兒子就讀柏克萊大學,第二年女兒上UCLA,又當西北區同鄉會會長,眼看人生也將滿50歲,到了一個新的平台,他希望能積極迴饋社會,花費更多時間在會務,而賢內助林芳慧從台大法學院同學到現今事務所夥伴,也是他從事社會運動最好的靠山,得力助手。 2002年FAPA洛杉磯分會會長職位懸虛半年,FAPA接觸探詢意願,當時真是陷入長考,天人交戰,因為會計師事務所鼎盛,每天與稅務局、客戶、稅務法庭打交道實在很忙,同鄉會事情很單純,但FAPA任務非同小可,中國視為眼中釘,泛藍也抱有敵意,洛杉磯分會有18位國會議員,工作繁重可想而知, FAPA當初是要推翻威權統治,現在重點是為台灣爭取尊嚴,台灣外交處境甚為艱難,一定要有人接棒,所以他要做就得撩落去,肩負重責。但轉念一想,當時進台大不是就想當個外交官,雖然不是“ 官” ,但為台灣效力做草根外交,更有意義。 2002年正式接棒,第一任期的兩年都得到52個分會的最佳分會獎,又被連任並由FAPA全體委員推舉全美9位常務委員,當時洛杉磯分會2002年只有144繳費會員,2005年底已經超過320個會員,是目前FAPA最大的分會。 FAPA常務委員工作,每兩個月一次會,而且常常要到美國各地去開會,去NY、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又有18個議員,除了少數傳統上還有淵源之外,有的老議員都退休,大多數都沒有來往,所以他決定要在台美人與議員之間打好基礎,要以團隊共同參與,否則以後會長換人就無法接續。在任內三年總共面對面與議員談議題,總共有15位議員。 陳國昌提及,時代轉變,2002年正是FAPA轉型之際,過去中國封閉與美國對立,但現在不一樣,所以認知到不能只期望議員以民主理念支持台灣,還要把台灣的主流聲音反映,讓他們了解現狀,更重要的是體認到舊的台灣已經過去了,台灣現在是要建立完全正常獨立國家; 照理說,這不應該是太難的事,但中國提供的商機是源源不斷, 洛杉磯又是商機無限之處,議員要面對選民中對中國利益需求,誰都不願正面得罪,FAPA就得想辦法解套。 陳國昌對於FAPA洛杉磯分會有三個期望:「第一步就是要接觸,18位已有12位接觸過,第二步是利用事件來加重訴求,就像布希在京都稱讚台灣民主成就時,我馬上就立即把講稿送給議員; 第三步,是期望台美人多參加選區議員的活動,或者是連任募款餐會 很多人刻板印象 "主流就靠FAPA了", "募款給議員沒效";事實上, 議員也有他們的壓力,選票很重要,募款實力也很重要, 對議員來講,為他們募款會很感激;最近幫助贊助團體都是中國團體, 台美人又變成少數;現在是少了股參與衝勁, 鄉親對台灣政治人物慷慨解囊熱情如火,若能也把相當比例放在主流政治上,若是能體認到他們的重要性,也讓主流人物體認到台僑的支持, 也將是台僑在美國為台灣發揮貢獻的好所在。」 文/林蓮華

吳澧培 南加銀行家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吳澧培三十五歲才到美國,對未來不抱太大夢想。他說:「當時只想求個生活,照顧妻兒,對台灣有期待,如此而已。」 事實上在他消極的前半生,不曾夢想自己會成為叱吒風雲的銀行家。「當初進銀行,是為了博取女友母親的歡心,沒想到婚沒結成,倒走上數鈔票這一行。」他笑著說:「我的人生實由許多陰錯陽差造成。」時勢創造英雄,英雄掌握時機。他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Alaska) 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是資深副總裁。他在1982年接掌萬通銀行時,銀行濱臨破產邊緣,但經他掌舵十八載,成立分行二十一家,年利潤逾四千萬,資產總額達二十五億美金。他化腐朽為傳奇的本事,令人稱羨。晚近自金融界退休的吳澧培致力奉獻故鄉。他創辦福爾摩莎基金會,為改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到處奔波。秉著福爾摩莎的夢想,他繼續燃燒生命的火燄,散出無盡的熱忱。 消極苦悶的過去晚春,驅車上山訪吳澧培,走到山窮疑無路,就到他的住處。吳董的寓所沒有想像中的氣派,但也不失花木扶疏舒適雅致。「我們自到加州,就一直住這裡,沒有搬過。」吳太太輕聲地說。她是個嫻嫻靜靜的女性,自己操持家事,也給客人奉茶。客廳裡,吳澧培逸趣橫生地暢談過去,爽朗的笑語中,夾雜著綣綣念舊的情愫。他說:「我唸台大經濟系時,態度消沉又經常翹課,班上沒幾個同學記得起我。」 他的消極與成長的環境有關。1934年生的吳澧培是彰化大城鄉人。「一個鳥不下蛋的地方。」他笑道:「彰化的姑娘都怕嫁到大城鄉來。因為大城位在濁水溪之北的海口處,土地非常貧瘠,水稻種不起來,只能種甘蔗與蕃薯,」吳家在當地是大地主,因為涉及二林蔗農事件,田產賣掉一大半,家境日衰。吳澧培的父親自台中一 中畢業後,一心想到日本留學,無奈身為長子,被祖父留在鄉間照顧田產,為此一直引以為憾。「我爸爸很嚮往中國。」吳澧培說:「日本投降那天,他身穿禮服,頭戴禮帽,在大街上手足舞蹈,興奮異常。可是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將他的希望摧毀殆盡。」 更慘的事情還在後頭。二二八之後,吳澧培與二哥在台中一 中唸書。有一天,唸高一的二哥竟以參加讀書會的罪名被捕,猶如晴天霹靂。「我爸爸為了救兒子,不惜變賣絕大多數田產去疏通,結果錢都被騙光,二哥亦整整坐了十二年的牢。這件事對全家的打擊非常大,爸爸從此自我關閉,甚少外出,家中的經濟全靠大哥在鄉間賣藥維生。」他說。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吳澧培自是對社會不滿,又覺無力改變,態度十分消沉。相對地,他有幾個自台中一中到台大的朋友卻對社會改革充滿了熱忱。當時,謝聰敏唸法律,賴文雄唸政治,鄭紹良由經濟轉土木,加上他四個臭皮匠經常湊在一起談天說地論時政。賴文雄與謝聰敏都是彭明敏的學生,時常談起彭教授,連帶地,大家都對彭教授非常景仰。大學畢業,一心想遁隱塵世的吳澧培到選擇山間教書。但他只在竹山初中教了一年英語,旋即轉到基隆一家商職任教。在基隆時,與一位昔日大學同窗密切交往,初嚐戀愛的滋味。由於女孩的母親嫌教書的沒出息,他就奮發圖強考進彰化銀行,希望捧個金飯碗,討未來丈母娘的歡心。 「剛進彰銀時,被分發到雲林縣斗六鎮。」吳澧培說:「我在那裡苦苦捱了半年,想盡辦法調到台北,心想這下可以成親了吧?於是登門求婚。沒想到女孩的母親說我沒有房子,更說我有兩顆金牙齒,不好看。真把我氣炸了!當初若不喜歡我,何不早說,害我憨憨跑了一百回轉,到頭來還挨了一場悶棍!」提起往事,吳董還是有牢騷。堂堂男子漢,自尊心受到傷害,吳澧培當下發誓:從此不上女家門!主意既定,率然擲出「哀的美敦書」,對女孩說:「要,就跟我走;不,就從此一刀兩斷。」可惜女孩缺乏他的勇氣,只好讓吳澧培獨抱米酒矸,吞食失戀的苦果。 難兄難弟好牽成 幸好人生柳暗花明。吳澧培的摯友賴文雄是台中人,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找不到事,去賣鴨蛋。後來系主任彭明敏惜才,聘他回台大當講師,又幫他申請到一份赴美留學的獎學金,十分令人羨慕。吳澧培因此替賴文雄餞行。席間,見賴兄愁容滿面,百思不解,便問何故?賴文雄道:「因為家中父母乏人照顧,何況有個妹妹,還小姑獨處。」「這有什麼難?」吳澧培一聽,順口便答:「找不到人,找我好了。」孰料三日後,賴文雄來找他,開口就說:「你的求婚已被接受。」 「什麼?」吳澧培叫了起來:「哪有這種事?」但接下來是當年他在賴家進進出出經常見到的小妹妹秀珠確實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久真的成了他的妻子。 婚後的吳澧培住在彰化銀行宿舍裡,賴文雄與鄭紹良已相繼出國,難兄弟裡剩下一個謝聰敏,其時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擔任日文編輯,三天兩頭就往他那裡跑。「謝聰敏的個性積極,想法前進,膽子很大。」吳澧培說:「1964年中秋節清早七點多,他來敲我家門,說今天要發表宣言了。當時懷孕六個月的秀珠有出血的現象,我正急著送她到醫院,便約聰敏晚上一起吃飯再談。結果他那晚一直沒出現,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隔天,吳澧培打電話到謝聰敏的辦公室,一個陌生的聲音用台語問他叫什麼名字?是謝的什麼人?他警覺地掛了電話。稍後,他到謝聰敏的住所探望,有人過來和他寒暄。談話時,瞥見那人西褲底下露出一雙憲兵的皮鞋,他虛與委蛇一番,便匆匆離去。 數日後,他探聽到彭教授和魏廷朝相繼失蹤,心想下一個被抓的對象可能就是他。因為當時銀行職員的存款利息較高,謝聰敏有五萬塊錢存在他的銀行帳戶裡。「我太太每天都在哭,我也感到憲兵的吉普車隨時會開來抓我。」吳澧培說。他打定主意,被約談時,一概佯稱不知情,並且所有的供詞都一致。結果在謝聰敏的起訴書中有一段寫道:「謝的五萬元叛亂資金寄在『不知情』的吳某人處。」他也因此在1964年的「台灣自救宣言」事件中僥倖開罪。但是吳澧培逃過了牢獄之災,卻逃不過被跟蹤。往後,為了避免情治人員起疑,他故意生活得很萎靡。每日下班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渾渾噩噩混了兩三年,深覺不是辦法,便想出國。他於是辭掉銀行工作,一邊在貿易公司打工,一邊積極申請美國的大學。他說:「當時出國的主要途徑就是留學。我離開學校已經十年,如有學校要收我,便是萬幸。」 因此他一收到堪薩斯海斯堡(Fort Hays) 州立大學的入學許可後,立刻告別妻兒,踏上留美之途。1968年正月,他在洛杉磯入境。第一次出國,搭了十幾小時飛機,頭昏昏腦沉沉,見到老友賴文雄來接他,自是歡喜。賴文雄一接過他手中的行李,便要他把手舉起來。「做什麼?」吳澧培莫名其妙舉起一隻手,只見賴文雄唸唸有詞,然後要他?句「同意」。他的手一放下,賴文雄就說:「你已宣誓入盟了。」「你說什麼?」吳澧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原來那時賴文雄擔任台灣獨立聯盟的組織部長,正積極招兵買馬。所以吳澧培踏上美國的第一日,便步上了黑名單的不歸路。接下來,賴文雄說要給他一部可賣一百塊美金的老爺車,要他去打工搞革命。吳澧培這下已經清醒,回道:「我的頭?還沒壞。我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正殷殷切切等我唸完書去做事,接他們到美國來,豈可一下飛機就變卦?」於是數日後,逕自搭機飛往堪薩斯的海斯堡。 阿拉斯加的歷練 到了海斯堡,吳澧培發覺小鎮寂寂,幾乎見不到其他台灣人。而且年紀一大把,唸起洋書來,實在很辛苦。他說:「我講英語,人家聽不懂。人家講英語,我也聽不懂。考試成績發下來,全班殿後。」虎落平陽沒法度,只好拿出台灣人的絕招:愛拼才會贏!他發憤苦讀,結果只花一年功夫,就拿到企業管理碩士,開始找事。他知道自己謀職條件不佳,但仍到處投石問路。有一天,在學校的就業輔導室裡,讀到一則廣告,有一家阿拉斯加的銀行正在徵尋一位懂英、日、中文,又有實際銀行經驗的人。「這豈不是在找我?」他心中一喜,連忙寄信去應徵。原來1968年時,勘油專家在阿拉斯加發現了北美最大的油田。一時,荒蕪已久的大冰原立刻成了石化人員的紛沓之地。金融是經濟的指標,該州最大的阿拉斯加國家銀行遂準備擴大國際業務部門,開始招募人才。就這樣,好運落到吳澧培頭上。對吳澧培來說,只要在美國有立足之地,哪怕天涯海角他都去。於是1969年五月,他帶著甫從台灣來的妻小抵達安克拉 (Anchorages)市,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單位報到。 「阿拉斯加的確冷。」吳澧培?:「五月天,還飄著雪。兩個亞熱帶來的兒子分別是兩歲和四歲,一看到戶外皚皚白雪,就吵著要出去玩。可是出去不到兩分鐘,又哭著跑進來,說是凍得受不了。」他接著說:「初到阿拉斯加,身上背著五、六千元負債。以後整整兩年,全家省吃儉用,不上館子,夫妻倆都上班,才把債還清。」吳太太因為會說日語,很順利地在安克拉國際機場的免稅商店找到工作。「那時日本旅客很多,生意很好。」她說。倒是吳澧培到阿拉斯加國家銀行報到後,方知阿拉斯加正發生環保訴訟,油田開採計劃被延宕,銀行的國際部門亦停止擴充,他因此被安置在會計部門裡當一名財務分析員,成了銀行裡惟一的東方行員。當財務分析員得向上司做口頭報告。吳澧培說:「因為英語不好,我只好每天帶工作回家,晚上在家寫好稿子,隔天拿到公司唸。當時銀行總裁是會計師出身,曾經當過安克拉市長,對下屬要求非常嚴格。結果會計長被他罵跑,我的頂頭上司也跟著辭職。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總裁有問題,就由我這個新兵去擋駕。有一天,他步出辦公室時,突然回頭對我說:『Li, you got answers on everything, don’ t you?』。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抬頭看我,因為這話出自他口中,是一句非常難得的讚美之詞。」 接下來,吳澧培寫的兩份增進銀行利潤報告書都獲的老總的賞識。他被公開表揚,職位亦連續被擢昇。幾年內,升了數次,到第四年,已經當上銀行副總裁兼會計長。到第六年,又升上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CFO),負責銀行的會計、財務與投資部門,正式參與銀行的營運。1973年,阿拉斯加的油田經過五年的纏訟,終於獲准開採,石油公司開始興建一條長達一千兩百公里的油管。隨著大批工程人員的到來,整個阿拉斯加一片勃發。金融跟著經濟走,吳澧培主掌的銀行隨著大發利市。那些年,阿拉斯加國家銀行的成長率每年皆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資產回收率亦居同行之冠,「東方吳」的聲名因此遠近馳名。1977年,眼見油管工程即將竣工,吳澧培主張銀行應採縮緊策略,與仍力主擴充的總裁意見不合,遂萌去意。這時,一家總部設在費爾貝克 市(Fairbanks)的阿拉斯加北方銀行(Alaska National Bank of North)總裁穆考斯基(Murkoski)先生聽到風聲,隨即派了一架飛機接吳澧培全家到費爾貝克市觀光,對他百般延攬。 吳澧培於是在1978年加入阿拉斯加北方銀行,擔任執委會主委(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他上任後,發現這家表面看來還賺錢的銀行其實內部充滿危機。因為銀行在油管興建時期,大量貸款給工程人員購買活動屋,等油管竣工,貸款人一走了之,就留下許多呆帳,無從處理。吳澧培衡量情勢後,斷然採取幾項重大措施。一是將員工從四百多名裁至兩百餘名。二是處理呆帳,釐定新的放款政策。三是將營運中心從北方的費爾貝克市遷至南方的安克拉市。 在他大力整頓下,銀行很快恢復正常營運。1980年,穆考斯基總裁投身政界,當選聯邦參議員,銀行總裁的職務遂由吳澧培接任。「人生有時實在很諷刺。」談到此,吳澧培有感而發地說:「我在台灣的銀行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行員,出來時還是小行員。到了語言、文化與人種都有岐異的美國,同樣工作七年,進去時是小職員,出來時卻是資深副總裁。後來換一家銀行服務,不到兩年時間,竟坐上了總裁的寶座。」 接掌萬通一路發 阿拉斯加北方銀行在吳澧培領導下,業務蒸蒸日上,但不久內部發生人事糾紛,讓吳澧培頗感處境困難。正好董事會裡有一位董事是Win航空公司的總裁,甫合併總部設在洛杉磯的西方航空公司 (Western Airline),乃邀請吳澧培至西方航空公司工作。1981年年底,吳澧培果然辭去阿拉斯加北方銀行的總裁職務,準備到西方航空公司就職。就在啟程前夕,忽然接到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打來的電話,說他有銀行方面的事務,要專程從洛杉磯到阿拉斯加向他求教。吳澧培說:「您不用來,我明天就到洛杉磯去。」兩人遂約好在洛城見面。原來1980年時,台南幫吳修齊與吳尊賢的幾個在美國的子女夥同一些台僑在洛杉磯成立了全美第一家台資銀行,取名「萬國通商銀行(General Bank of Commerce)」。成立之初,資本六百六十萬,隔年賠掉兩百二十萬,第三年預計將賠四百萬。眼見資本即將蝕光,一群少東們急著找高手搶救。 吳澧培這時已到西方航空公司報到,擔任總裁顧問,正為新公司面臨的困境謀思解決之道。他解釋說:「那時美國航空保護法剛解禁,大小航空公司都競相殺價爭搶生意,偏偏石油價格又連續狂飆,所以每家航空公司莫不咬緊牙關極力苦撐。」 針對公司的財務危機,吳澧培提出一份扭轉乾坤的報告書。他首先建議將員工由一萬五千名裁至七千多名,其次將轉運中心由偏南的洛杉磯遷至位置較適中的鹽湖城,同時加強資金的管理等等。總裁依這些建議行事,竟使公司在短短半年間轉虧為盈。與此同時,萬國通商銀行仍在泥沼中掙扎。就吳澧培而言,台灣是他的根,經營銀行是他的本行,主持台資銀行正是他想要做的事。因此幾經協商,終於在1982年五月接受萬通董事會之聘,正式擔任萬通銀行總裁。他接掌時,萬通有兩家分行,資產總額約八千萬,資本則幾近告罄。吳澧培因此要求董事會增資八百二十萬,銀行正式易名為「萬通銀行(General Bank )」。 他接著進行改革,首先將銀行的貸款與核款部門分開,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其次關閉兩家分行中的中國城分行,留住新僑聚集的蒙特利 (Monterey...

吳告祖、林素敏

台美人物誌 系列報導-1 吉人天相,與死神擦身而過 1962年10月,吳告祖在啟程來美留學之前,因為忠於朋友的囑託,在最後一刻改變登船的港口,沒有從高雄登上台灣招商局的輪船「海張」號,卻幸運的與死神擦身而過,也開啟了他留學、就業及創業的精彩人生… 吳告祖先生是雲林四湖鄉人,高中畢業後就讀農業高等學校(中興大學前身)的農經系。高等學校畢業後,參加特考,並進入(省政府)建設廳的水利局服務,水利局是全台灣二十六個水利會的管理機關。 在水利局服務四年期間,因為住台北,經濟狀況不容許下班後有甚麼消遣和娛樂,所以都呆在住處讀書、念英文,準備出國留學。後來參加留學考試,取得留學資格,並申請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取得入學許可,準備於一九六二年十月離開台灣,來美留學。 吳告祖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結婚,當他即將啟程來美留學時,妻子林素敏也即將臨盆。 吳告祖原先已經訂好招商局輪船的船票(當時搭船來美的花費是五千元台幣,若搭飛機則要兩萬元,而且搭船可以攜帶很多的行李),十月中要從高雄登船出海;不過因為美國的朋友委託他購買一批台灣翻印的美國教科書,朋友聽說高雄港檢查較嚴,基隆港較寬鬆,建議吳告祖改由基隆登船。吳告祖為了順利替朋友完成買書的任務,出發前一個禮拜臨時請求改由基隆上船。結果這艘招商局的輪船從高雄出發之後竟在澎湖海域發生船難,人船失去蹤影,不知下落。(註︰根據史料的記載,吳告祖當年沒有搭上的這艘招商局的輪船是「海張」號,是招商局擁有的十艘美造自由輪中的一艘,1962年10月14日,「海張」輪載運礦沙及雜貨自高雄開往基隆,在澎湖海域失蹤,全船43人無人生還,成為懸案。) 這個轉折竟然讓吳告祖倖免於遇上船難,保住一命。回家等待改搭中華航運另一班船的船期,大兒子也在十月二十五日誕生。 吳告祖搭乘輪船經一個月的航行,抵達洛杉磯,一位以前在水利局的同事到Long Beach港口接他,暫住於USC附近,外號成為「白宮」的出租公寓。這棟出租公寓因為是白色建築(雖然已經多年沒油漆而顯得斑駁),公寓有三十幾個單身房,共用浴室,月租才二十五美元,大部份住戶都是台灣人(蔡同榮婚前當留學生時也是「白宮」的住戶之一,蔡同榮婚後則搬到「台灣村」去住。另外,張燦鍙及賴文雄也都曾住在「白宮」)。 安頓之後,他和其他的台灣留學生一樣,先打工存錢。朋友引介他先在洛杉磯La Cienaga的Lawry's the Prime Rib牛排館泡咖啡、切麵包,打工存錢。那時候打一天工賺二十塊美金,就等於在台灣一個月的薪水了(當時一美元兌四十六元台幣)。吳告祖在這間牛牌館打了兩三年的工。這期間,一位從奧克拉荷馬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因為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吳告祖也介紹他到同一個餐館打工。 吳告祖當時想,取得碩士學位的同鄉都找不到工作,他還去念甚麼農經碩士?於是下決心改念統計,到Cal  State 選修兩年的數學學分。由於想轉念統計,修完數學課程之後,1965年以台灣的學士資格申請到Oregon State統計系的碩士班。會到Oregon State念碩士是因為它的學費很便宜,三個 Quarters 才一百美元。吳告祖在Oregon State念了兩年,拿到統計碩士學位,也在1969年終於把太太和兒子接來美國團圓。 接妻兒來美團圓相當波折。當年許多留學生在就學期間就把太太接來美國,都很順利。吳告祖看到許多留美學生的太太來到美國之後都要去當車衣工賺錢,他想妻子要照顧兒子,而且當時她在台灣也在教書,所以沒有及早接妻兒過來。 吳告祖1967年念完碩士班,回到洛杉磯就業,並想接太太兒子來美,可是當時美國駐台灣的大使館獲悉吳告祖已經畢業,吳太太雖然很多次奔波於北港和台北之間申請來美簽證,卻都遭到刁難,拖了兩年不得要領。幸好吳告祖在Cal State的教授介紹他找國會議員出面協助,寫了信給大使館。結果吳太太立即收到大使館的電報通知,要她去辦理來美簽證。完成手續之後,領事親自送吳太太離開使館,並告訴她可以購買機票來美了。當時吳告祖的大兒子已經六歲。 夫妻團圓後,就搬到「白宮」附近的另一處出租公寓「台灣村」去住。「台灣村」是一個十六單位的出租公寓,裡面有十四戶是台灣人,所以大家自我標榜為「台灣村」。 吳告祖當時已在Van Nuys 的一家化驗公司任職,負責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他在這家公司服務了將近二十年直到退休。這期間吳告祖夫婦也投資旅館的經營和房地產,都有亮麗的成績。 吳告祖夫婦在美國團圓後,女兒和二兒子也先後出生。吳告祖的三位兒女均出人頭地,小兒子目前在洛杉磯的Police Academy 任教;女兒任職於NBC ,表現極為出色。大兒子先後取得電腦、電機及數學三個碩士學位,取得電腦博士學位服務於微軟公司,後來聽從父親的建議,放棄高薪職位,回家接掌吳告祖夫婦的房地產和旅館的事業,並娶妻生子,事業及家庭兩得意,兩老則功成身退,樂享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 吳告祖說,他在Santa Monica的住家離海很近,每天早晨和黃昏,夫妻兩人都會到海邊散步半個小時,怡情養性又健身。 吳告祖回憶說,1962年來到洛杉磯時,已經有了台灣同鄉會的組織,但那時候相當低調,因為怕遭到國民黨的眼線打報告。蔡同榮也曾經要吳告祖加入台獨聯盟,但是他因為考慮到還在國內的父親的處境,不想替父親惹來麻煩,因此沒有加入聯盟。 吳告祖說,他1962年來美,一直到1977年才返台,因為不知道這期間有沒有遭到國民黨抓耙仔打小報告,所以在取得美國國籍才回去探望親人。 吳告祖回憶起當年替一位在「白宮」居住的台灣同鄉「打報不平」的往事。他說,這位同鄉遭到同棟公寓的另一名台灣來的中國人欺侮,並威脅說要讓這位台灣同鄉「美國呆不了,台灣回不去」,這個人行徑非常囂張,也非常侮辱台灣人。(10-21-2015) 吳告祖知道這件事之後,便找了兩位身強體壯的朋友,到「白宮」那名欺負人的門前敲門,那個囂張的外省人來應門,這兩位同鄉問明了就是那個惡人,便海扁他一頓,替遭到霸凌的同鄉出了口氣。結果那個挨揍的住戶隔天趕緊搬離「白宮」,不敢再住下去。 吳告祖也回憶說,1970年代彭明敏教授曾來Cal Tech 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並演說,他們這一些台灣留學生也很團結,因為擔心彭教授遭到國民黨的抓耙子和同路人傷害,他們出動去現場保護彭教授。 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案發生後,吳告祖夫婦也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一樣,捐輸集資替黃文雄、鄭自才籌措保釋金。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黃信介、林義雄等多位黨外人士遭到逮捕並送軍法審判,海外台灣人極為憤怒,台獨聯盟發起了一人一信給國會議員甘迺迪和索拉茲。吳告祖一家也攘臂響應,吳太太林素敏更是自己重新打字,全家五人都簽署發信。當時台灣同鄉也跑到領事館去示威,艾琳達還帶了一桶紅漆去潑灑抗議。 吳太太說,甘迺迪和索拉茲曾表示,他們從沒有過為了單一事件收到這麼多的陳情函,他們非常感動。海外台灣同鄉的集體陳情和抗議,也讓國民黨政府不敢以死刑迫害這些黨外人士,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台灣同鄉為了感謝甘迺迪的拔刀相助,後來辦了一場盛大的千人募款餐會,為甘迺迪募到了十幾萬元。這場餐會,吳告祖夫婦也全程參與,見證了歷史。 展望台灣的前途,吳告祖夫婦滿懷樂觀,他們希望明年小英能夠順利當選,國會過半,台灣人自己做主。吳告祖更希望本土政權能夠長久執政,落實政策,實現正義,讓台灣建立起好的制度,才能長長久久。 他們說,台灣人已經覺醒了!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主持專訪‧黃樹人報導、攝影)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美洲台灣日報、美國鷹社共同贊助)

謝敏川 新澤西傳教人的故事

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謝敏川牧師的心裡有著一幅畫,十五年來,他像個辛勤的園丁,孜孜不息地犛田、鋤草、照顧花苗,欣喜地望著心中的花圃慢慢成形。 自從1986年八月,他應聘到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牧會後,就懷著一個想法:他不僅要服務教會會友,也要服務台灣鄉親。他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也希望這所教會成為紐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就任以後,他敞開教會的大門,歡迎鄉親們在教會舉辦多種活動,以致在那個敏感的年代,被人貼上「台獨教會」的標幟,讓一些心存疑忌的人裹足不前。但是謝敏川牧師說:「我們以這標幟為榮,我們的愛心表現將是信仰的最好見證。」 行經多年,新澤西的台灣鄉親們說:「如果你要上教堂,就到新布朗斯維克市的台美長老教會去,那是一間愛的教會。」 這是敘述一個長老教會的牧師如何經過美麗島事件的餘盪,到美國傳教的故事。他希望建立一個「紐澤西台美社區中心」的憧憬,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引導大家不斷向前邁進。 蹣跚傳道路 謝牧師年輕時並不想當牧師,他甚至數度抗拒,但上天奇妙的安排讓他不得不臣服。他生長在台中龍井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自幼失怙,四、五歲時,得了重病,母親向神禱告,求主讓兒子病愈,她要把兒子獻給主,讓他長大後為主作工。可是等他長大後,覺得為主傳教是母親的意志,非他自己所願,於是抗拒唸神學院。 但是這種抗拒的意識越來越強時,竟無端生起病來。到醫院就醫後,暫時順服主意,進入台南神學院就讀。唸到大二,想到神職生涯太辛苦,計劃輟學,沒想到又生起病。進醫院開刀後,只好乖乖地回神學院繼續唸下去。 大四時,覺得實在唸不下去了,這回打定主意另謀人生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又再度生病入院開刀,然後順服地唸完神學院,接受分發去傳道。他說,剛傳教的那幾年,意志也不堅定,每遇到挫折,就有離職的念頭。一直到有一年,出差到菲律賓開會,半夜在旅館裡,忽然胃出血,虛弱中,他跪下來,發自內心地向神懺悔。自此以後,結束心頭掙扎,心甘情願地侍奉主。 他又說,就讀台南神學院時,記得有一個學期修習佈道課,老師要他們到街頭佈道。他就在一個星期日,拿著一本聖經,站在台南市最熱鬧的「三角利巴」,大聲講起道來。那時熙來攘往的行人都對他投以異樣的眼光,當他是瘋子。一天下來,自己也覺心灰意懶,不知如何再撐下去。後來和同學商量後,大家決定下回五、六個人一起出動,先合唱聖詩,再輪流講道,結果士氣大為提高,他也因此體會到團隊比個人更能發揮力量。 畢業後,他被分發到台南學甲、安平一帶傳道。一年後,在安平教會受按立封牧,然後到成功大學附近的東寧教會牧會,從事校園的宣教工作。後來,台南區的長老教會、衛理公會、聖公會和台南神學院等四個單位共同成立一個「基督教大專院校服務中心」,請他當中心的主任。此後,他從事了十一年的大專院校宣教工作。 1974年,謝牧師獲得赴美進修的機會。當時,台南神學院院長宋泉盛博士鼓勵他唸神學以外的學科。他於是到紐澤西的羅格斯州立大學(Rutgers Univ.)唸社會學研究所。在美國兩年的留學生活不僅大大擴展了他的視野,也改變了他日後的傳教生涯。 他到紐澤西後,發現該州中部有一個剛成立的台美團契,就常去作禮拜。原來早在1972年,中澤西有一群台灣人基督徒包括謝穎男、駱維仁、高天香、李敏修、李武雄、連水元夫婦等多人,每個月都借用謝穎男牧師服務的美國人教會聚會兩次。同一時期,服務於「紐約聖經公會」的郭得列牧師也在其Kendall Park的寓所定期帶領查經。 1974年的復活節,兩處的台灣人基督徒首次在普林斯頓的納瑟(Nassau)長老教堂聯合禮拜,此後每兩星期聚會一次,這就是當時的台美團契。那年十一月,台美團契遷到金斯頓(Kingston)長老教會,開始每星期日定期禮拜,會友人數大約三十多人。 謝牧師在羅大學唸書時,常和一些台灣學生如黃晉文、王守義、黃榮貞、鄭再榮和陳東亮等人在一起。這些不是基督教徒的學生喜歡提出一些挑戰基督教義的問題,引以為快,謝牧師不以為意。星期日,謝牧師要到台美團契作禮拜,沒有車,得勞駕這些弟兄們送他去。這些「鐵齒仙」通常一路抬槓地送他到教會後,就站在教堂外面聊天,等他作完禮拜,再一路開車抬槓回去。 如此經過兩年,謝牧師束裝回台,這些弟兄也陸續完成學業,大都留在澤西工作。1986年,謝牧師受聘回澤西主持台美長老教會時,竟意外地發現往昔的「鐵齒仙」一個個受洗為基督徒,有些還當了長老,令他十分感動。 動盪的年代 1976年夏天,謝敏川在羅格斯州立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後,即回台灣,在台南神學院執教。隔年,兼任「基督教亞洲教會協會」的提名委員。稍後,又擔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URM)」的在台負責人。在他負責台灣URM的十年期間,URM對台灣的社會與民主作了不少貢獻。 謝牧師說,URM是一個幫助訓練草根社會運動者的組織,本來亞洲教協每年撥兩萬美金的經費給台灣的URM,後來台灣的URM和加拿大的CUT合作,由台灣方面安排勞工、環保、婦運、學運和原住民等社會運動者到加拿大接受訓練,加拿大方面則由多倫多教會的林哲夫負責舉辦「社運訓練營」。為此,謝牧師將亞洲教協每年補助台灣URM的經費移交給多倫多教會,作為舉辦「社運訓練營」的經費。 在當時政治高壓的環境裡,就經由這種方式,得以培養許多深具台灣意識的草根運動者,間接貢獻台灣的民主運動。謝牧師一直從事URM的工作,一直到1986年赴美前,才將職責交給林宗正牧師接任。 1977年,謝敏川牧師受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副書記,開始與高俊明總幹事共事,並且參與那年八月「人權宣言」的簽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連續發表「國事聲明與建議」及「我們的呼籲」兩項重大聲明以後,已經備受情治單位的監視,但總會不為所懼,復於1977年8月16日三度發表島內最前進的聲明-「人權宣言」,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的住民決定,政府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回憶當年連署這份聲明的心情,謝牧師說:「當時,大家都做了最壞的打算,每個人都事先寫好遺書,再以非常嚴肅的心情,在這份聲明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因為那時任何人只要觸及『台灣獨立』四個字,便可能被控以觸犯顛覆叛亂罪,被處極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重刑。」 接下來的1979年,山雨欲來風滿樓,全島瀰漫著緊張的氣氛,終於在年底發生了高雄事件,國民黨政府藉機進行大逮捕,台南神學院院長蕭清芬博士亦被約談,並被暗示該校多名師生皆有問題。一時捕的捕,逃的逃,到處風聲鶴唳。隔年年初,逃亡中的施明德落網,逮捕箭頭立刻指向長老教會的人士。接著林文珍長老、施瑞雲祕書、以及多名牧師和教友們都陸續被捕,教會人人心頭凝重。 1980年,謝敏川牧師被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副議長。他說,那些年是長老教會最困難的歲月,面對不斷演變的情勢,總會的幹部們隨時開會研討對策,個個身覺肩負重任。 那年,謝牧師因為與西雅圖的一家美國人教會有為期三個月的交換牧師計劃,就在四月中飛抵西雅圖。當他剛向服務的教會報到時,就接到台北打來的緊急電話,告知高俊明牧師已被逮捕,頓時心情下沉。他認為他有動員國際人士,緊急聲援高牧師的責任,可是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異鄉,他該怎麼做? 與服務的教會牧師商量後,他們隔天一早作了一個肅穆的長禱,然後開始打電話給所有可能聯絡上的人。他們也必須儘快召開記者招待會,幸好這時有人介紹一個與美國媒體關係很好,又很瞭解高雄事件來龍去脈的人給他。這個人就是荷蘭籍的韋傑里(Garrit van der Wees),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有一個台灣籍的妻子陳美津,夫妻倆都很富正義感。心焦如焚的謝牧師見了他倆,猶見天兵,立刻將記者招待會的事情交給他們。 謝牧師本人則立刻和普世教協、亞洲教協、美國長老教會總會、以及「台灣人自決會」的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等人取得聯繫。當時,黃彰輝牧師和美國長老教會亞洲宣教部的Dr. Thurber兩人當面囑託謝牧師,要他回台後務必傳達一項重要的訊息,就是絕對不能讓在獄中的高俊明牧師辭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的職務。他們說,一旦高俊明牧師不再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幹事,國民黨對他的所有指控都將變成個人犯罪,國際人士也將失去聲援他的正當理由。 七月中,銜著使命的謝牧師返台,卻意外地發現國民黨已經透過管道,傳播高俊明牧師若辭去總幹事將會被釋放的消息。部分教會人士為求高牧師早日出獄,主張總幹事一職應由他人取代。謝牧師此時的心情非常沉重,除了一方面儘速到監獄探望高牧師,當面傳達黃彰輝牧師及國際友人的意旨外,另方面更與總會裡看法相同的同事們極力護衛高牧師的總幹事職務。 1981年,謝敏川牧師升任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在任期間,不僅極力穩住浩劫後的教會內部局勢,更經常與總會的代理總幹事陪同國際教會的人士赴土城看守所探望高俊明牧師,在監獄裡進行守聖餐的儀式。 回憶這段往事,謝牧師特別感念當年併肩奮鬥的同事們如商正宗、林宗正、王南傑、林正宏、鄭兒玉、蕭清芬、王憲治、林培宗等牧師,郭大衛、包佩玉等宣教師,張宗豪長老,以及許多年輕熱血的神學院學生和畢業生們。 他說,當年有許多年輕的牧師和傳道們都本著不顧自身安危,也不欲人知的態度,投入台灣人運動,彼此之間都存著「一旦出事,要互相照顧彼此家後」的默契。那時,也有人徹夜不眠地付印好幾萬份的台獨重要宣傳文件,在天將亮之際,開車從北到南,一路分送投寄,為的只是想替自己的鄉土盡一分心力。如今美麗島事件已成煙雲,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對謝牧師來說,畢生難忘。 謝牧師繼續在台南神學院執教,直到1984年,為了增加傳教經驗,才受聘到台中柳原教會牧會。他在台中時,與教友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隔年夏天,一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夫婦安靜地到教會作禮拜,參加查經等活動。一個星期後,他們對謝牧師說,他們是「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聘牧委員會的陳淮崇和何文英,請問謝牧師是否願意到美國傳教? 紐澤西是謝牧師當年留學的地方,從前認識的人大都還在,何況到美國傳教也是為主服務,所以當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的李欽若長老正式和他接洽時,他欣然同意,但言明必須等到柳原教會找到繼任的牧師。 隔年,坐牢近六年的高俊明牧師出獄,謝敏川牧師在台中柳原教會為高牧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台灣區感謝禮拜」,參加的人擠滿了柳原教會的教堂與庭院,氣氛非常感人。在感謝禮拜後,因為柳原教會已覓到繼任的牧師,謝牧師遂在1986年的八月飛抵紐澤西,開始他的北美的傳教生涯。 新澤西傳教 紐澤西的台美長老教會在1986年時,仍然借用僻靜的金斯頓教堂作禮拜,會友大約六十人。聘牧之後,教會希望成長,鑒於金斯頓教堂的設施有限,面臨著遷址的問題。當時一部分人提議購地自建教堂,另外大部分的人則主張借用較大的美國人教會。 謝牧師就任後,用心觀察教會的狀況,發覺教友們散居四面八方,星期日才開車前來聚會,平時不易舉辦教會活動。教會裡有多位向心力很強的長老們如陳東亮、劉怡和、余秀美、謝慶賢、陳淮崇、黃晉文、廖愛信、劉照男、江德欽等,對牧師很照顧也很尊重,然而一般教友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對教義的詮釋都有待整合,加上教會的人力與財力也很有限。所以謝牧師認為與其竭盡所能,興建一間只供星期日作禮拜的小教堂,毋寧多用心力在整合會友們的信仰、認同與對外宣教事務上。 他的意見獲得普遍支持,於是多方覓尋,終於在1989年七月遷入新布朗斯維克市的第一歸正教堂。新遷入的教堂不僅交通方便,而且毗鄰羅格斯州立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對曾經從事校園宣教的謝牧師來說,是一個很理想的地點。遷堂的那年年底,會友人數已增至一百人。 接著,謝牧師擬定宣教方針,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盡量與當地的台灣同鄉接觸。1987年,由「紐澤西台灣同鄉會」、「關懷台灣基金會」和「台美長老教會」三個單位聯合主辦的「紐澤西台語學校」正式成立,這是聯繫台美教會和台灣同鄉之間的首座橋樑。 台語學校的校址設在台美教會內,由謝敏川牧師開班教授羅馬字白話文訓練師資。當時不少同鄉為了讓孩子學母語,特地在星期日開車送孩子到教會上課,但不想進教堂作禮拜,於是三三兩兩站在樹下講話。有些教友因此不高興,向謝牧師抱怨,謝牧師笑而聽之。 那些年,台灣的黨外人士頻頻造訪美國,同鄉們苦無場地舉辦演講,謝牧師歡迎鄉親們使用教堂舉辦活動。當演講會進行時,有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教友站在場外講話,同鄉認為他們不關心故鄉,也向牧師抱怨,謝牧師亦笑而聽之。 逐漸地,站在樹下聊天的台語學校的家長們慢慢走進教堂聽道,其中有多位後來並且受洗為基督徒,教會的教友們在無形中增強台灣意識,與同鄉間的關係漸行密切。 紐澤西毗鄰紐約,公司林立,資訊業和製藥業尤其發達,八、九十年代,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台灣移民。新來的移民比較需要語言上和生活上的幫忙,因此謝牧師有時會接到州政府社會局的電話,請他去協助一些語言無法溝通的東方移民,他總是盡力而為。到後來,服務的項目包括翻譯、社會服務、婚姻與家庭諮商等,琳琳總總。謝牧師因此增加和台灣來的移民接觸的機會,開始邀請他們到台美長老教會。 他同時也發現台美教會裡有不少音樂專才。有主修指揮或聲樂者,也有主修鋼琴或小提琴者,業餘的愛樂者亦不少,於是鼓吹教會舉辦音樂會。台美教會因此在1987年和1991年時,由沈新欽長老指揮,分別舉辦了兩次大型的慈善音樂會,吸引了滿堂聽眾。他們並且將賣票的所得悉數捐給美國的「Habitat for Humanity」、New Brunswick and Raritan Housing Corp」和台灣的「彩虹小組」,作為關懷美國與台灣社會的行動表現。此外,教會的聖歌隊有時也赴美國人的教會、紐約台灣會館、或第一歸正教會演唱,努力與社區互動交流。 引導會友滋長靈性是牧師牧會的主要責任,台美教會平時設有成人主日學與分區查經,每年還開設兩期神學進修班,此外並且在夏天舉辦靈休會。牧會得力於毗鄰普林斯頓神學院和杜魯大學(Drew Univ.)神學研究所的地利,同時也得力於謝牧師的善於照顧後進,每年都有一些優秀的台灣牧師和神學生們到此進修,並且到台美教會為會友們服務。這些年輕的神學生和牧師們無論主持主日學或帶領查經,都能引經據典地引導會友,增進大家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此外,台美教會有時亦邀請神學院的神學教授們到教會授課,俾益會友甚多。 社會服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精髓,台美教會延續這種精神,服務的項目包括與美國教會合辦的「無家者避難所」、「Soup Kitchen」和「Food Bank」等,同時在台美社區裡成立「長春學苑」,服務鄉親,讓許多退休後到美國依親的長輩們能夠繼續追求新知,並且擁有自己的交誼空間。 在紐澤西牧會,一晃已過十五載。謝牧師說,在此牧會,他感到最高興的是看到許多會友擁有很好學歷與專業,卻不自滿,對人的態度很謙和,對他人不同的意見也很能尊重。他說:「教會是人的組合,很多時候對事情難免會有不同的看法,在看法分歧時,如何化分歧為和諧是教會興衰的關鍵點。我們的教會因為會友們大都能心存謙讓,顧全大局,所以教會才會持續成長。」 成立「台美社區中心」 許多年來,謝牧師最喜歡的一段經文就是腓立比書第二章:「要以耶穌基督作榜樣:他原有上帝的本質,卻沒有濫用跟上帝同樣的特權。相反地,他自願放棄一切,取了奴僕的本質。他成為人,以人的形體出現。他自甘卑微,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說,作為一個傳道人,耶穌這種高貴的本質,謙遜的心懷,與不變的愛心一直是他心中的一盞明燈。 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經過多年的發展,會友已逾兩百人,因此,謝牧師認為建堂的時機已經成熟。邁入新世紀,他的心中有一個嶄新的規劃,那就是希望在布朗斯維克(Brunswick)的地方覓得一塊數公畝的土地,不僅興建一座台美教會的教堂,並且希望發展成新澤西的「台美社區中心」。 他說,如同「猶太人中心」般,他理想中的教堂不僅在星期日供作主日崇拜,並且希望平時能夠開放給同鄉舉辦音樂會、演講會或同鄉會等活動。教堂旁當有廚房與多重用途的大廳,作為會友和鄉親們交誼與共享愛餐的地方。兩側廂房和地下室的多間教室可當作主日學教室,也可當作為台語學校、長春學苑、及青少年的才藝教室。 社區中心還必須附設幼兒室,及遊戲與運動的場所,俾便孩子們有活動的空間。此外,還必須設有圖書室,謝牧師特別強調說,圖書室裡除了提供心靈成長的書籍外,也要陳列有關台灣的文物。他希望這個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同時也將成為第二代子弟尋根的「台美文化中心」。 第二代的宗教與文化傳承素為謝牧師所關心。為此,紐澤西台美長老教會前後聘請了第二代牧師殷理理、神學生Jimmy Huang 和Kenny Liu等帶領青少年團契。自1998年起,更聘請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的林天仁(Tony Lin)為副牧,專事青少年的牧會。 身為馬偕牧師的曾外孫,六歲隨父母移民阿根廷,及長到美國唸高中和大學的林天仁牧師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北京話、英語和西班牙語,並且修習德文、法文和希伯來文等多種語文,充滿了熱情與抱負。他目前正積極吸收紐澤西的台美第二代,拓展台美青年團契。在謝牧師的心中,他著實希望看到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能夠成為台美青少年心靈成長與文化認同的地方。 此外,基於從前在台灣從事URM的經驗,謝牧師的心裡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希望與鄰近的大學合作,在紐澤西舉辦短期的「社工訓練營」,讓台灣從事社會工作和草根運動的人能夠到美國接受訓練。因此他說,未來的「台美社區中心」還應備有宿舍,以便提供到此接受訓練的人的住宿。 與謝牧師一席談,發覺他對未來真是充滿了憧憬,但是他耐心地解釋心中的藍圖說:「這些理想並非空中樓閣,我相信只要我們有熱誠有恆心,將目標分成數個階段,一步一步地做,一點一滴地完成,理想就會實現。」 他接著說:「事實上,硬體的興建固然重要,但是軟體的建設更不容忽視。我們誠然希望興建一座美麗的教堂,但更希望營造一間愛的教會。我們盼望在紐澤西成立一個台美社區中心,但更盼望這是一個有高尚品質、謙沖為懷與充滿愛心的社區。」 懷著宗教的情懷與美麗的夢想,謝敏川牧師在澤西的牧會辛勤又起勁,他的理想猶如屹立在前的標竿,尚待台美長老教會的會友與社區的鄉親們共同努力,迎上前去。 註:「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原名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  

陳培德 發明家的故事

對於陳培德來說,創造發明就好像呼吸一樣,是在自然也不過的事。每天生活中看見的事務,他都不斷的思索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小時候在鄉下路邊看到一隻公雞吃掉有毒的蜈蚣,他就開始探討為什麼公雞會不怕蜈蚣毒,經過一番試驗,他成功的從公雞唾液中萃取出解毒液;這種對事物的好奇心,也使他在14歲時就以擠牙膏機獲得發明專利。 他說「每天看到任何東西,就會好奇的思考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解法!」,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造就了陳培德至今曾擁有世界各大發明展的無數肯定以及上千個各國專利。 警察生涯 旗山高中畢業之後,陳培德因為體能良好,得到教官推薦保送空軍官校,卻因父親反對而未能圓飛官夢想。陳培德因此進入警官學校,之後在警察系統裡一路晉升,這一做就是10年。 1970年代,台灣的十大建設啟動,高雄被規劃為重工業發展中心,陳培德已經是高雄小港分局副局長。不同於一般人從媒體上看到的十大建設,陳培德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工安意外、圍標、搓圓仔湯,導因於公共工程的偷工減料,他對此深惡痛絕,因此在簽發使用執照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由於當時中鋼中船中油等十大建設的幹部都是軍方將領轉職,許多警界長官都規勸陳培德:不要擋人財路,之後任台灣省警務處長的長官陳壁也曾勸他「年輕人,圓滑一點!」。 陳培德雖然自認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但是在眾多壓力下,他覺得家人受到威脅,因此稱病辭去副局長的職務。 1973年輾轉來到美國後,一身厥然的陳培德以經營汽車旅館和開錄影帶店開始開創他的事業,本著台灣人勤奮節儉的美德,每天敲敲打打修理冷氣、冰箱和錄影設備是他不可少的工作,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又重拾少年時代的發明家夢想。 在此同時,他也在閒暇時在「中華之聲」電台兼任主持人,由於言論不見於當道,這也讓他名列台灣黑名單,多年不能返國。 一點鐘哲學 1990年,陳培德在太平洋時報擔任發行經理時,因搬運重物不慎受傷,在病床上躺了好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深深覺得每天等死也不是辦法。也悟出了所謂「一點鐘哲學」。他說,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浪費時間的傾向,要是每個人每天能利用可能浪費掉的一點鐘的時間,拿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年之後就會看出很大的不同。 病好後,陳培德身體力行這項哲學,將工作閒暇的時間,都拿來進行他最愛的發明工作。從1996年後,更將所有精力專注於他的發明事業,這段時間也是他的創造發明的黃金時期。 綜觀他的一些發明,都是生活上的小東西,像免乾電池手電筒、流蘇蒼蠅拍等,都是以這樣的哲學出發而設計出的產品。 根據多年的發明經驗,陳培德悟出一些道理。發明要先問市場,而不是專利。 「將你的點子向與你在路口一起等紅綠燈的行人提起,如果能讓他心動,那就是個可行的好發明」他強調,沒有辦法商品化的專利,一點用處都沒有。 陳培德也歸納出好的發明的三個特點。那就是「經濟性」「實用性」「進步性」,也就是新的發明,一般要比舊有的產品可以賣得更便宜、更方便消費者使用,以及能促進社會生活的改進。如果不難滿足這三個要點,則發明出來的產品,不管再怎麼fancy,科技再怎麼先進,也不太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發明的產品不需要大,通常是越簡單越好!」要期待自己的發明空前絕後、無懈可擊是不切實際的。陳培德最得意的「流蘇蒼蠅拍」,曾在瑞士發明展得獎。      事實上,製作成本低廉的蒼蠅拍歷年來已經在世界各地銷售了數百萬支。 對大公司敬而遠之 陳培德雖然有許多的發明,但是卻對大公司購買他的專利權敬而遠之,主要是之前不少次上當受騙的經驗。擁有衣服快速烘乾的專利的他,曾讓某家電大廠對這個專利非常有興趣,在簽約的時刻,他不經意的問這公司的代表,何時準備生產;「當市場有威脅時,我們就會開始生產!」這句話讓陳培德為之氣結,當場把到手的支票撕了。 「我寧願不賺大錢,也不能讓這種阻礙社會進步的事發生!」這是陳培德對發明的看法。 關於各國的發明環境,陳培德指出,美國對於保護發明人的確做得比較好。他說,台灣和中國採「先登記主義」,這讓發明人必須千方百計防止自己的發明點子被盜用,因為只要先被登記,一切就完了;相較之下,美國採「先發明主義」 ,也就是「你在路上隨便找個人跟他講你的點子」這樣就行了,兩者相較,也難怪美國是發明家的天堂。 美國華人發明協會 陳培德在1980年時在洛杉磯創辦美國華人發明協會,主要是有感於發明人一般單打獨鬥,很多時候都會吃虧,不如結合成一個團體,大家互通有無,集思廣益,定期發出會務刊物。發展自今,至今華人發明協會已經有 40個分會,足跡不止遍布美國,世界也有不少國家有華人發明協會的會員。 陳培德表示,好的發明是將生活中的不方便,想辦法轉變成產品。所以,「懶人才能發明!」,太勤勞的人往往刻苦耐勞,任何工作都只靠著雙手萬能,反而是懶人比較有誘因來從事創造發明。他鼓勵大家一起來發明,就從周遭的環境開始做起。 文/劉孟儒

劉天良、黃根深

與談人︰李木通、劉天良、黃根深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1966~1972在UCLA)和劉天良(1965~1968在UCLA)、黃根深(1967~1970在UCLA)都是半世紀前曾在UCLA 留學的台灣學生。他們在兩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成長、就學甚至就業之後,分別來到美國留學,因為對台灣的愛和對民主的追求,讓他們在UCLA有了交集,也共同為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貢獻了五十年,終於見到國民黨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土崩瓦解,台灣第一位本土的女總統誕生,本土政黨完全執政,真是起伏跌宕的半個世紀!2016年3月9日,他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有談不完的話題。 讀書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李木通說,1966年來到UCLA,參加了同校台灣留學生所舉辦的迎新會,這個迎新會正是劉天良所主辦。 劉天良回憶說,他在1965年9月進UCLA念研究所,當時隻身一人,沒有人迎新,非常孤單,所以隔年(1966年)他就主動發起舉辦迎新會,也就是李木通進到UCLA的那一年,那是UCLA的台灣囝仔頭一次一起舉辦類似同鄉會及同學會的活動。那時候黃根深已經在洛杉磯,所以也都一起參加活動,參與了很多事務。那一次的活動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在國民黨眼中是不容許的,劉天良說,那是個無理、荒謬的政權!在台灣,從中國逃過來的人可以有山東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等的社團,但台灣囝仔到海外留學,卻容不得有個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的組織,讓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的台灣人互相照顧、交流。所以那時候開始舉辦這樣的活動,就是一條不歸路,而台灣同學會就在這次舉辦迎新會的活動中自然而然成形。 李木通說,六十年代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讀書會,會員輪流上台報告讀書心得,除了劉天良、黃根深、李木通之外,還有陳嶄新、王秋森、陳松楨等成員。劉天良說,讀書會的意義深遠,因為後來和UCLA、USC的台灣同學會的成員逐漸形成大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劉天良說,讀書會其實也是後來生活座談會的前身。劉天良當同鄉會長,因為大家都關心台灣,劉天良就提議,大家都各有所學、各有專長,何不將自己的所學所長拿來分享,提升大家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後來促成了生活座談會。劉天良說,生活座談會再發展為現在的「台美人論壇」,這就是它的脈絡與傳承。 李木通說,生活座談會現在好幾個台灣人的社區都還有。劉天良也說,南加州因為有生活座談會這樣的交流論壇,培養了不少能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台灣人領袖,除了李木通、黃根深之外,曾參加生活座談會的人,像郭清江、謝清志、王秋森、蘇育德、蔡滄波、江昭儀等人後來也都回台灣並有所貢獻。 李木通也說,他自己參加生活座談會實在獲益良多,因為在生活座談會上,必需上台講述,並有人給予指正,獲得了上台演說的實際經驗。 劉天良說,他認為世界的頂尖學校,應該協助學生學習溝通(communication)和系統(system)的觀念,這正是生活座談會所推動的兩個翅膀,台灣尤其要注重這兩個翅膀。劉天良說,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他也曾經到溫哥華去成功地「推銷」了這兩個觀念,也曾經在東京用video 發表過這個理念。他希望台灣的教育界也能夠加強這兩部份的教育和訓練。 他說,因為生活座談會的歷練,他在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才能升任section manager,也是台灣人員工裡的第一個。正是因為有溝 通能力和系統觀念,才能和整個團隊合作無間。 劉天良說,人類因為溝通出了問題而導致的禍害,比起疾病還要可怕。而台灣人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系統觀念也比較薄弱。所以亂變、變亂層出不窮,他因此也一直在大力推動強化台灣人這兩個「翅膀」。有這兩個翅膀,才能和別人一起飛,而且飛在最前頭。 李木通也同意說,台灣人往往比較內向,不善於上台高談闊論,如果能具備這兩種能力,一定對工作、事業都很有幫助。 黃根深則說,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他參與很多,他負責文書方面的事務,比如發通知、編製newsletter等等。1969年在 Rancho Park Golf Club 辦台灣同鄉會活動時,參加的人就多達兩百人左右。李木通說他也記得該項活動,那時候李木通夫婦都參加了活動,黃根深還邀李木通夫人寫了一篇參與活動的感想,登載在newsletter上。 劉天良回憶說,台灣同鄉會成形後,1967年有一期UCLA的校刊登出一篇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投稿,引起討論,很多人都說是劉天良寫的。劉天良笑說大家都賴給他了。 黃根深說,當時候台灣同鄉會是陳銓仁(陳隆、陳堅的大哥,已過世)在主持的,主要都是他在聯絡、協調,後來才由許和瑞接棒,1967年當了會長。所以若溯及源頭,陳銓仁應是創會會長。 劉天良說,許和瑞當了三年的會長,後來就有人批評說這樣有點像蔣介石了。其實那時候當會長是「殺頭生意」,少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當會長的。由於劉天良在同鄉會很熱心參與各種活動,所以1971年被推選為會長。 劉天良回憶說,UCLA有一個東方圖書館,裡面陳列有「中央日報」、「人民日報」、日本的雜誌,林林總總。劉天良說,當時他很天真的認為,來到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應該甚麼都可以看,都可以參考,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洛杉磯的領事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徘徊走動,有一次劉天良翻閱「人民日報」,卻見該國民黨官員在瞪著他看,令人極度不安而且憤怒。劉天良說,當年那就他們這些駐外官員的工作,但他就是不能理解,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學府裡,我們竟然還是不能自由地閱讀圖書館裡所陳列的各種資訊。 李木通回應說,歷史真是捉弄人,當年看「人民日報」會被國民黨的領事「點油作記號」;可是今天的國民黨官員可能反而要說「人民日報」是必讀刊物呢!為了統治台灣人,國民黨可以從反共變親共,這種轉變太諷刺了!也太侮辱台灣人了! 劉天良感嘆,台灣人是被當奴隸看待的,簡直比美國當年黑奴的遭遇還要淒慘。 黃根深當時負責出版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通訊 Formosan Newsletter。黃根深說,那時候留學生念理工的佔絕大多數,像他念文科的很少,所以「舞文弄墨」、畫圖等都他一人獨撐,寫、編、印、摺、貼郵票、寄發,校長兼撞鐘。除了newsletter之外,也出版了同鄉會的通訊錄,現在都成了台美人活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歡迎台灣金龍少棒隊 黃根深還記得,台灣金龍少棒隊1969年來美國比賽獲世界冠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也很盛大。他說那是他參與同鄉會以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次的歡迎會是在許和瑞會長任內的事,劉天良是該歡迎會的主持人。劉天良回憶說,為了歡迎並獎勵這些台灣少棒選手,同鄉會為每一位選手準備了一份禮物,那是一支筆和20元美金。當時領隊謝國城(謝南強的父親,謝南強是UCLA企管博士)依照球隊人員名單,逐一唱名,上台接受許和瑞會長頒給禮物,最後有兩位隨團記者,因為同鄉會只準備禮物給球員,並不包含記者,記者上台沒有禮物,讓謝國城非常緊張,一直敦促同鄉會給個甚麼禮物,生怕得罪了這兩個記者。 李木通也回憶說,那時候同鄉會會參與歡迎少棒隊,因為領隊謝國城是謝南強的父親,大家願意出力相助。台灣的少棒隊出國比賽時,經費根本沒著落,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比賽時,謝南強呼籲UCLA的同學,請大家在少棒選手打完球從威廉波特來洛杉磯時,提供小朋友住宿,每個家庭招待兩位選手。李木通也允諾招待兩位小客人。不過,金龍少棒隊獲得冠軍獎杯,大大出了名,結果錢就來了,然後台灣同鄉會的盛情就遭排擠了。 劉天良也說,當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國民黨官方就不打算讓台灣同鄉會招待小國手們,要把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但由於台灣同鄉會表示,若被排擠在外,將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才同意讓台灣同鄉會在China Town 舉辦一場歡迎會。 李木通感慨說,少棒出國比賽,先是不給經費,還得洛杉磯的台灣同鄉熱心出面承擔招待和歡迎的費用和住宿家庭;然而得了冠軍,國民黨當局就前恭後倨,要一腳把台灣同鄉會踢開,實在非常勢力,也非常可惡! 黃根深也說,那次的確是海外台灣人愛鄉精神發揮的極致,出錢出力,畢生難忘! 劉天良說,金龍少棒隊的教練吳敏添在洛杉磯歡迎會後,聽說和幾位鄉親到聖塔莫妮卡慶功喝酒,回台灣後就遭到處分,沒再能當棒球教練了。李木通說,按國民黨政府的思維,去和「台獨分子」喝酒,這還得了! 李木通說,後來台灣少棒隊來美國比賽,因為都在東部(威廉波特),許多台灣人都會在球場舉牌「這是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向全世界宣示,也會惹來中國人的暴力相向。 台獨聯盟及抓耙仔 李木通說,他來UCLA念書時,蔡同榮、賴文雄都已在USC,也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 劉天良說,1965年5月,他來到美國,趁還沒開學,曾去拜訪賴文雄,他那時候已經知道賴文雄是「台獨人士」。他到賴文雄家的時候,在客廳就碰見後來被人指為「間諜」的那位仁兄。隨後,劉天良也認識了蔡同榮。 劉天良說,黃根深先前提到的1969年Rancho Park 那一場兩百人人參加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因為出席的同鄉太熱情了,蔡同榮事後打電話給劉天良,形容那次活動的盛況真是「空前絕後」。蔡同榮那天身上別了一枚「I love Formosa」的徽章,當晚他帶了百枚徽章到會場義賣,一掃而空,連他身上別著的那一枚也拿下來賣了! 劉天良說,蔡同榮讚他很優秀,還拿了台獨聯盟的入會表給他,邀他加入台獨聯盟;後來還要李隆吉帶陳隆志到Gardena劉天良住處遊說他加入,不過劉天良並沒加入台獨聯盟。 劉天良說,他確實是頗有顧慮,因為他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的,而當年也還希望來美之後,還能有機會回去見到父母親。不過即便如此小心,1971年劉天良被推舉擔任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的同一年,劉天良已經無法回台奔母喪。 黃根深回憶說,1966年11、12月時,當時他住在USC附近,和一群台灣留學生同住在一棟出租的公寓,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和住在那裡的賴文雄認識並來往,賴文雄並在1967年介紹黃根深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就在組織裡負責編印newsletter「Formosa gram」。 當年台獨聯盟在USC開的會都是密秘舉行的,開會的人包括有賴文雄、蔡同榮、張燦鍙、王秋森、陳松真、黃根深、許和瑞以及那位後來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的人。這一密秘會議一個月開一次會。黃根深編寫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Formosa gram」兩期,這期間,每次的密秘會議,都會遭人打小報告給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果就有調查人員到黃根深在台灣的家去搜集他的資料。他說,雖然沒有證據,但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姜XX是抓耙仔,姜當時也是UCLA的學生。黃根深說,後來他就沒再聽到有姓姜的這名留學生的消息。 黃根深說,家人告訴他有關調查局人員到家裡搜集資料的事,黃根深覺悟到已經不能回台灣了。黃根深後來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念書,期間母親過世,他也無法回台奔母喪。雖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波折,黃根深這五十年來仍然是台獨聯盟的成員。 李木通回憶說,1967年,蔡同榮邀他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也都熟稔,也常常和這一群人做伙。 李木通說,這一些人裡面,姜XX和他頗為親近,因為當時都住在UCLA 的同一棟公寓,所以常有往來。李木通說,他當時也很天真,對姜沒任何疑慮;但後來有人警告李木通說,這個人要注意,李木通在驚訝之餘,回想和這個人交往的過程、互動以及和姜xx的太太的交談等等,才發覺事有事有蹊蹺。姜的太太常常告訴李木通說她沒有安全感。姜也常常在和李木通談話時接到來電,就跑到遠遠的地方小聲講電話。這個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領事館人員很熟,而且是「萬年學生」,總是念不畢業。他還聲稱在一家待遇很好的美國輪椅公司工作,收入優渥,但是卻沒看見他有上班的跡象。李木通說,國民黨給錢當然優渥啦! 李木通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姜xx是賴文雄、蔡同榮等人相當信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因此之故,李木通離開聯盟,不再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 李木通說,二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因為要籌組開設銀行,聽說股東裡面就有姜xx這個人;再過不久,就聽聞他已經過世了。 黃根深也回憶說,當年的台灣留學生都窮得很,也很節儉,不過姜xx卻很有錢,確實也令人感覺特別不同。黃根深說,他在編newsletter期間,也曾向賴文雄提過可能有內鬼,可是當時賴文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李木通也說,這件事對他個人及家人也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他的弟弟服兵役,常無故被叫去出操,並要他說明他的哥哥在做些甚麼事。李木通回台簽證也一直被拒絕,一直到1983年,李木通的祖母過世,李木通再去申請簽證,只獲得一次回台簽證。後來再要去申請簽證,當時的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或秘書)告訴李木通說︰「上次已經讓你回去了啊!」意思是已經給了極大的恩賜似的。 黃根深說,1971年他離開洛杉磯前往愛荷華大學念書,在學校裡就有人傳言「不可和黃根深這個人來往,因為這個人是台獨」。 黃根深說,他在愛荷華是初來乍到的人,怎麼就有人知道他是台獨?顯然國民黨的抓耙仔情報是互通的。黃根深說,那時候台灣留學生被打小報告的事例太多「太流行了」。李木通說,當然,因為那時候的職業學生很多! 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出台灣,1971年曾來過洛杉磯(註︰1971年2月 18、19 日,彭明敏來洛杉磯參加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那是彭明敏逃亡後首度在洛杉磯公開露面。 李木通和劉天良都說,在USC為彭明敏教授舉辦的歡迎會在晚上,聚會地點相當神秘,他們都是到了會場附近,才有人指示並引導到會場。李木通回憶說,彭教授和大家見面時說,台灣人要強一點,我們的勢如果壓過國民黨,這樣台灣就能獨立。歲月如梭,到現在已經都快五十年了。 劉天良說,他在UCLA念商學院,院長Neil Jacoby 曾是艾森豪總統經濟顧問之一,他和台灣有很特別的淵源。因為台灣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其實是這位院長當年協助擘劃的。國民黨大言不慚說是他們的德政,實際上都是接受美援並聽美國這邊的指揮在實施的,Jacoby在他的著作裡也曾提及。 劉天良說,1967年在商學院念書時,就曾經邀請Neil Jacoby 向台灣同學們演講。演講那天晚上,張燦鍙還特地從Pasadena趕到UCLA來聽他的演說。不過,演講會上也有聽眾當場質問Neil Jacoby 為何支持蔣介石政權。 至於職業學生的問題,劉天良說,那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事。劉天良在台灣是念成大外文系,來UCLA 念書時轉念商學院,所以頭一科要補修的就是經濟學,那時候他班上有一位台大經濟學碩士的外省人留學生,因為UCLA也要他補修經濟學。第一次期中考後,韓裔的助教說,「你這位台大經濟碩士怎麼念得比他這個非本科系的人還差?」 劉天良說,那個時候有不少藉著各種管道進入大學的特權學生,一旦出來美國,原形就畢露了,這實在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大弊端。 劉天良說,1965年,剛好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德(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來UCLA ,劉天良還特地跑到商學院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這位參議員,向他控訴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惡行,那是來美國留學頭一年就鼓起勇氣和美國參議員通電話的寶貴經歷。 不平則鳴的劉天良 劉天良說,他1946年上小學,因為國民黨軍隊來了,他的學校被佔用(一年級在雙連),二年級時劉天良還得從雙連步行到很遠的大龍峒那邊的學校上學。開學之後,學校要學生買習字簿,劉天良拿到的習字簿,前面好幾頁已被撕去。劉天良拿去向老師(姓高)抗議。劉天良說,他就是這個個性,即使是小學二年級,就會不平則鳴。 後來,念台中師範的哥哥,年底從台中回來,不知道大哥如何得知他向老師抗議習字簿的事,大哥告誡劉天良,「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劉天良初中念師大附中,高中念大同中學,考進成大外文系。 提到「年輕人愛講話才會惹事」,劉天良回憶說,成大畢業服兵役時,他是台南附近第九新兵訓練中心的排長。有一期來自高雄、屏東的新兵入伍,他們也都取得軍服。頭一個放假的週末,新兵都很興奮回家度假。可是週日晚收假後,林姓連長告訴劉天良,他排上有一名阿兵哥需要關禁閉,因為那位阿兵哥軍服的前胸的口袋竟沒蓋子。劉天良說,軍服是連裡發給他的,口袋沒有蓋怎麼處罰阿兵哥呢?連長生氣的說︰「這你不用管!」堅持要關阿兵哥禁閉。劉天良認為太無理,跑去向營長報告並求情,結過這是「越級報告」。當晚阿兵哥就寢後,連長就在連部對劉天良發飆。劉天良也只好把連長的飆罵當成狗吠火車,不當一回事了。 劉天良於1963年7月底服完兵役退伍,UCLA 給劉天良的入學許可是九月開學,劉天良於是趕緊辦理出國的手續。那時候出國留學要照X光,劉天良就到附近的馬偕醫院照了X光片。第二天去,醫院說片子丟了,結果重照,隔天再去,院方說有點問題。劉天良不敢置信,隔天再與畢業自台北帝大醫學院的哥哥去醫院看片子,馬偕的副院長黃文矩(無醫科畢業)陪兩人在燈前看X光片,劉天良的大哥說,片子看不出來有鈣化等問題呀,只是副院長一直沉默不語。 由於院方堅持X光片顯示「有問題」,劉天良不但出不了國,還得服用醫院提供的藥物,並不時要再照X光驗證。劉天良只能和UCLA聯繫,說明暫時無法出國就學,UCLA同意讓他的就學許可延期。 這期間,劉天良只好去找工作,幸好老天保佑,劉天良獲得一家日本商社的工作。要進日本商社時也一樣要照X...

張菊惠

2005年4月26日,星期二,天氣晴,連戰和平之旅,中正機場流血衝突‧‧‧ 6千多哩遠之外的洛杉磯,也是個晴天,張菊惠心裡卻在下雪。看著連戰在中國受到「紅地毯」的高規格接待,對照台灣機場受傷民眾的鮮血,想到自己曾經有家回不得的歲月,她的眼眶溼溼的,倏地,留下眼淚。 「我真的很難想像,也很難相信,這些人,當年的所謂『和賊不兩立』,拿所有莫須有罪名加到我們身上的,竟然笑容滿面,得意洋洋地站在他們口中『共匪的領土』。」這就是張菊惠,沒有激烈的言詞,沒有失去理性的漫罵,張菊惠以女性的柔軟沉痛地表達她的抗議和無奈。 莫名登上觀察名單 張菊惠,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兩蔣時代,即使人在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Nebraska)州的林肯市,她和先生李孔昭,仍然莫名奇妙在1970年,因為黃文雄在紐約刺殺蔣經國未遂,上了所謂的「觀察名單」,望斷歸鄉路。 「我和先生當時住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城裡,在那個離家好遠的地方,台灣學生和教授們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互相照顧,我們家也成了台灣留學生過年過節時聚會的地方,不論是農曆年、感恩節、聖誕節,常常有留學生冒著風雪開好幾小時的車到家裡來聚會,享受見面的歡喜與暢談的興奮,但是大家來我們家,都得把車停的老遠,不敢正大光明一起來,因為只要露出『群聚』的跡象,很容易就被貼上『圖謀不軌』的標籤。」 「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真的很瘋狂,大家也因此處在極度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張菊惠回憶,當時內州的足球比賽是大事,週末的州際比賽全城的人都穿上象徵代表隊伍的紅色衣服,滿天的紅汽球,大家大喊「Go!Big Red!」在全城歡欣鼓舞的氣氛中,張菊惠很興奮的拍了照,想寄給台灣的家人,她的朋友卻澆了她一盆冷水。「我的朋友說,妳敢嗎?妳確定嗎?台灣的情治單位又可以抓到機會,給妳冠上一個罪名,說妳親共,說妳是匪諜。」成大畢業後就到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攻讀碩士學位的張菊惠身處自由民主的美國,再和台灣互相對照,「我的感觸很深,對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也更加反感。」 在「觀察名單」上的張菊惠和李孔昭不但無法回台灣,連當時在成大擔任助教的弟弟也被迫辭去職務,父母親赴美同樣受到限制。後來李孔昭請內州的參議員寫信給蔣經國,經過多方交涉,家人才獲准可以來美。1982年,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解禁,讓張菊惠、李孔昭和兩個孩子得以回台灣。 張菊惠回想當時那個思鄉心切的自己,「我在飛機上滿是對台灣家人的想念,終於可以回到故鄉的喜悅卻在一下機場後消失殆盡。」她說,全家人一下飛機就被帶到航空警察局警衛室裡的小房間裡詢問,回到埔里老家後又有警察來要他們報戶口,讓她整個假期都是神經緊繃,覺得隨時有人在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直到回美國的飛機起飛離地那一剎那,張菊惠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一顆心,撫著胸口想「好佳在我們終於要平平安安的回美國了。」對張菊惠而言,這趟返鄉之旅,除了良多感觸,也更加了「台灣人要站起來」的想法。 移居美國 眼界大開 嘉義女中時期曾經因為教官的「業績」而莫名奇妙地成為國民黨青年黨員的張菊惠說,在那個一切被壓抑的年代,「愛台灣」的意識就像是一顆在沙漠中的種子,根本無法,也不知道該如何發芽,只是滿心直覺有些不對勁,直到移居美國,眼界大開,了解「民主、自由」原來是這麼回事,接著落腳洛杉磯,那顆小小的種子,被澆下甘霖,迅速成長茁壯。 1996年彭明敏競選總統,吳澧培成立「北美洲彭明敏謝長廷支援會」,張菊惠開始加入行列,從海外為台灣貢獻己力。也是從那次的總統大選開始,張菊惠成了「選舉空中飛人」,只要有選舉,她都想辦法回台灣投下神聖的一票。1998年阿扁連任台北市長失利,1999年達謝之旅在帕沙迪那(Pasadena)演講;2000年1月底呂秀蓮在洛杉磯為總統大選募款;2000年阿扁選上總統,政權交替;2002年吳淑珍「珍愛民主親善之旅」;2003年阿扁「欣榮之旅」;2004年蘇貞昌在南加州為阿扁連任造勢‧‧‧不論是在台灣或美國,張菊惠從來沒缺席。「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3月回台灣助選那次,那天晚上知道阿扁選上了,真的好高興,開心的整晚睡不著覺,覺得台灣終於可以站起來了,好像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2000年到現在,張菊惠說,台灣當然還有好多地方要進步,有時候連她也難免感到失望,擔心台灣未卜的前途。但是她知道,這是民主成長過程中的陣痛期,尤其是從前反共的現在反而親共的不得了,都是台灣進步階段中要學習、克服的難題。「給台灣時間,給台灣人多一點時間,我相信,真正民主自由的台灣,很快就會來臨。」 不只是對台灣充滿熱愛,感情豐富的張菊惠在職場上也是如此。雖然大學、研究所念的是建築,張菊惠卻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保險產業的領域,從此沒有再出來。對保險一竅不通的張菊惠從「訓練生」開始做起,自己看書找資料,自修得到理論基礎和專業知識;此外,她從來沒有把「客戶」當「客戶」;她把客戶當「朋友」。張菊惠說,對她而言,保險從來不是一個「事業」,而是幫助別人的方法,她從來不在乎自己有多少客戶,她在乎的是,她的「朋友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她總是陪客戶哭、陪客戶笑,成為客戶家庭中的一份子,「受到信任,是最好的回報。」 文/朱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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