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不是2018(葉海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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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政黨的功能與目的主要是作為「選舉機器」,以遂行一群理念相近的政治人共同的理想。如今,我們的執政黨在這次地方選舉失敗之後,如果忘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以「黨外人士」集結於蔣家王朝權威象徵的圓山飯店,成立台灣第一個反對黨的初衷,甚至於無端拋卻自己數十年來所掙得的政治資產,竟在失敗的陰影底下吵吵鬧鬧,而喪失了翻轉民心的良機,那很可能是全體台灣人最不願意一起承受的民主惡果。

其實,在一次保守勢力反撲之餘,所有民主以及進步的力量理當集中地朝向那光明的未來。因此,二○二○年的總統大選、國會改選,選民要問的是,超出地方選舉的「國家」規格與方向,到底該怎麼定、怎麼走?因此,二○二○的選民意向和這次地方選舉,基本上是會有相當區隔的。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有關「台灣主體性」的自我認知與自我定位︱︱這難道不是當年黨外人士汲汲以赴的共同目標?難道不是民主進步黨由反對黨到執政黨之所以能自我蛻變的力道所在?

基本上,每一次的選舉彷彿都是在為台灣人打造必須擁有的民主裝備,特別是在「國家規格」下的總統大選,更可以比較徹底地檢驗出台灣人對自己國家未來走向的公約數,而這本就是民進黨人士相對拿手的政治作為,縱然眼前的選舉步數已出現諸多異數,而時下選民的投票意願,也已在多元多變的網路資訊流通之間,變得詭譎難測,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如何重回原點再出發,如何打斷手骨顛倒勇,如何又一次逆向思考,又一次回應民心,又一次敲定台灣不再搖擺的身姿與步態,本來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必須全力以赴的民主課題。

顯然,二○二○可能又是一次攸關「台灣主體性」的政治對決,而在失敗之後破釜沉舟,重新打造又一次勝利的資本,那麼台灣人的「民主紅利」又豈止是蔡總統順應人民需求所提及的「經濟成長紅利」?而蔡總統強調的「拚民生,護民主,守主權」,三者的順序其實可以反轉過來,而以「守主權」為首位,這可能就是二○二○大選的主軸吧!

(作者為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自由時報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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