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政治風向:謹慎之例 (何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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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Hass

近幾個月來,全球大事以令人眼花撩亂的步調紛至沓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每年舉行高峰會的傳統可能中斷、跨大西洋關係在壓力下逐漸變形、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不歡而散、全球貿易體系正經歷根本的重新排序,因為美國撤出中心位置,卻沒有其他國家準備取代、美中關係轉而朝敵對方向發展。同時,全球的民主政體正遭受民粹浪潮,以及外在因素干擾選舉過程的衝擊。

是什麼將這些事件聯繫起來?無論如何,這些發展每一件都反映了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鬆解;與日俱增的是相對權勢—而非行事的共同規則—正定義著國際關係。

這個世界不是第一次出現這種動向。七十年前,在兩場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等人,著手打造維持全球政治穩定的架構與體制。他們判定,導致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條件,是主要強權之間脫韁的戰略競爭、經濟保護主義,以及暴君崛起。

為了防止全球衝突再度出現,這些領袖鼓吹採行民主體制、擴大貿易自由化,以及成立聯合國作為論辯及仲裁國際爭端的機構。美國致力協助重建日本與德國;華府也在歐洲和亞洲派駐美軍,協助維護和平,並防止任何國家追求宰制權力。

儘管接下來的七十年仍持續有戰火造成的傷痕,但大體而言,那些悲劇的規模有限,人類得以享有一段歷史性的進步時期。在更多地方—包括台灣—有更多人對他們的治理取得發言權。史無前例的大量人口得以脫離赤貧。儘管全球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有幾週時間一度大禍臨頭, 所幸並未再次爆發世界大戰。在這段期間,維持人類如此快速進步的有利條件,需要美國大量且持續地運用其權力與領導統御力。

認定美未遭各國善待 川普不滿

然而,隨著世界大戰的老兵凋零,對冷戰的恐懼褪去,美國人已經不再對維繫國際體系的價值深信不疑。他們開始問,為什麼美國需要去解決「別人的」問題。柯林頓、布希與歐巴馬等歷任總統,分別以各自的方式擊退這類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衝動。他們警告,海外的失序最終將導致國內的騷亂,因此最好在根源處解決問題,而非讓它們擴散殃及美國本土。然而,唐納.川普並未共享這樣的世界觀,反而主張美國人民應該選擇一位將「美國優先」擺第一的領導人。

川普總統直覺認為,許多美國人對於維持海外和平的看法矛盾,他們更擔心的是內部挑戰。他意識到美國正經歷一段不穩定的轉型期,國家人口統計輪廓首次向非白種人將成為多數轉移;而技術革新帶動的經濟動盪,與工業革命造成的騷亂如出一轍,許多人對他們及其子女的就業前景憂心忡忡。在民心不滿的背景下,川普承諾他將把美國人的利益置於他人的需求之上。他承諾不會派美國子弟去打「別人的」戰爭。他說,他會要求盟邦與夥伴為自己的國防投入更多資源。他矢言將為辛苦工作的美國人而戰,重新談判產生貿易逆差並「敲美國竹槓」的貿易協定。

質疑川普總統行動的智慧或許合理,但不應該懷疑他是否相信自己所說的一切。過去四十年來,川普總統一直向每位願意聆聽的人發出類似的怨言。他的觀點不是為了將選民的支持極大化而順應民調的立場,而是對他認定美國在世界上未遭善待的真切不滿。

在來自中國的壓力加劇之際,這一切都沒有減輕台灣面臨的挑戰,「美國優先」也不表示台灣孤孑一身。華府認定北京增強力道,試圖擠壓台灣的空間,因此正著手回擊。台灣仍然享有美國政府上下跨黨派陣營的深厚支持,而且美國堅持台海兩岸和平與穩定符合其重大利益,並持續據此原則行動。

「大聲公外交」 對台灣恐無好處

然而,美國國內政治的現實的確意味著,台北在公開呼籲川普政府為台灣做更多時,應該小心謹慎。在美國某些部分的公共意識中,若與其他期待美國代為解決問題的「困窘」夥伴產生聯想,對台灣並沒有好處。

台灣已投注數十年心力,建立與美國國會議員及決策者的關係。台灣在華府也有一些頂尖的外交官,台灣應該仰賴那些專業管道,找出方法,在任何可能之處強化關係,並在必要時解決問題。現在不是台灣運用「大聲公外交」(megaphone diplomacy),催逼美國代替台灣做得更多的時候。台灣愈是吸引公眾關注其訴求,就愈不可能獲得其樂見的回應。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自由時報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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