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東賢:馬洩密案判決 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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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很完善的證據法律,採證法律,與訴訟法律。對什麼證據能被接受或不能被接受的規定非常嚴謹,嚴謹到一個程度,律師在審理庭所用的名詞,以及為什麼要在那個時候講那些話,提到那些名詞,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瞭解的。每一個訴訟案的雙方當事人的律師都會把人證物證呈上法庭。對提出的文件證據如何一方有任何疑問時,這些文件證據的作者或保管人,當事人的律師也都會叫來當證人詢問有關的問題,一直到問題得到澄清。法官對每一個合法被接受的證據都要考慮,假如雙方所有的證據都放在一起,明顯地有利於一方,法官就會基於證據力 (或證據重量)加以判決,不會不顧對輸方有利的證據。也因此,所謂法官的「自由心證 (discretionary power)」,它的使用範圍是很狹窄的。假如有兩個證人對同一件事情有相反的證詞時,證人在法庭作證時的態度及表現,可以被法官作為參考來決定採納那個證詞。但假使一邊有兩個或三個證人,而他們的證詞可以互相印證,但另一邊只有一個證人,法官不可能有什麼「自由心證」的餘地。假使有「自由心證」使用的不恰當,在上訴的時候,都會被上訴律師提出來。幾乎沒有什麼終局判決會因法官的「自由心證」的不恰當使用而被法學界或法律界人士批評。

對馬英九洩密案,可以說對被告不利的證據比對被告有利的證據還要多,這些是包括馬英九自己講過的話,而且在別的案子已被法庭認定的事實。為何這些證據都沒被考慮,甚至連提到都沒有。在開審理庭的時候,不是理應叫馬英九上證人席,問他為何他講的前後不一致?竟有這麼一面倒,草草了事的法庭!法官可以有這麼大的「自由心證」的權力嗎?程序正義與實質公平在那裡?難怪被台灣百姓譏為「恐龍法院」或「恐龍法官」!

另外,地院判決的理由是基於憲法第44條關於總統在院與院間之爭執時可以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以及刑法第21條第1項依法令之行為不罰,的規定。而高院判決的理由是馬英九跟黃世銘的88秒通話無從證明洩密。高院與地院的判決理由不相同。而台灣法律規定這類案子,接受上訴的高院的判決是終局判決。結果不就是等於對這個判決不能上訴,沒有救濟的途徑嗎?這表示了台灣法律多麼違背憲法,違背人權,不合理,及不文明。

所謂上訴,就是當事人一方對低等法院的判決不服的一個救濟的程序。上訴法院必須對低等法院的判決理由,討論有證據支持的事實及相關法律來說明為什麼是正確,或為什麼是不正確,然後作出維持原判或推翻原判的判決。而台灣的司法制度竟然允許上訴法院完全不必審查低等法院的判決,而重新作出新的判決。這個新的判決又是終局判決,不能再上訴。這不就是等於剝奪了當事人上訴的權利嗎?這不違背憲法對人權的保障嗎?所以高院再做事實審理而另作全新的判決時,這個判決就不應該是終局判決,而是應該可以再上訴才合乎憲法對人權的保障。

台灣的司法制度漏洞百出,這裡提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難道這不應該改嗎?再一次,我對前一陣子的司法改革國事會議非常不滿,應改革的地方,完全沒有被討論,相信很多人有同樣的看法。希望蔡英文總統及民進黨可以聽得進去。(南加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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