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東賢:舉證責任與舉證責任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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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den of Proof and Shifting of Burden of Proof

鬧了3個多月的管中閔台大校長案,讓我無法了解為何會這樣。在美國,一般的訴訟或爭執案件,原告必須舉證到足夠證明他之所以有請求權的事實,叫做a prima facie case。  此時,舉證責任轉移到被告。被告必須拿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原告的證據是錯誤的或原告的請求權已經消失了。假使被告做到了,舉證責任又轉移到原告。如此一來一往,最後誰贏誰輸自然很清楚。

舉例說:

A告B欠債一萬,提出寫得很清楚已到期的借據。A已有a prima facie case。  舉證責任就轉移到B。

B提出一張B開給A,而且已兌現的支票,錢數足夠付清甲提出的借據。這時,舉證責任轉移回A。

A提出足夠文件證明A與B之間曾有一個交易,B所提出的支票是履行這個交易應支付的款項,上面的款數及時間都是吻合的。此時,舉證責任又回到B。

B如果無法再提出任何證據來證明A所提出的交易之說是錯誤的,那B就是輸方。

這樣的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的轉移是很合理,合邏輯的。一般爭端的解決方法就是這樣簡單的原則而已。

關於管中閔的案子,教育部應該已經有,或可以取得,許多證據,從這些證據的表面上都足夠可以證明管中閔的違法。教育部很容易可以建立一個 prima facie case。再來就是管中閔有舉證責任提出證據來證明他沒有違法。拿不出來或不拿出來,結論就是他有違法,不應該當台大校長。就這麼簡單,為什麼拖這麼久無法解決呢?是不是我們的官員根本沒有解決事情的方法、原則、能力與魄力?

台灣的法官很明顯地也不用 (或者是真不知道) 這個原則,不在乎當事人的證據證詞,才會有所謂法官根本不理會“傳訊當事人證人的要求”,這樣的哀嚎。台灣的法官的自由心證已被極度地濫用,可以完全不管當事人的證據證詞是否有合理機會取得,甚至不理會當事人已經呈上的證據證詞。這就是台灣法官最濫權的地方。台灣的法官就像土皇帝一樣。美國的法官假如有這樣濫用自由心證的情形,早被罷免了。第二審的法官碰到這種情形也都會合理地更正,有的甚至進一步加以嚴厲批評。
(南加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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