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奧關於言論自由的精彩一課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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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2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的雷根總統圖書館發表講話,嚴厲譴責伊朗政府「不勝枚舉的罪行和惡劣行為」,包括「盜賊統治」——上層統治者揮霍人民的財富,並向其他國家散佈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們和高層領導人中飽私囊多達數十億美元,而三分之一的普通伊朗人,生活在貧困中。蓬佩奧說,川普政府不會對此保持沈默,歐巴馬時代對伊朗的綏靖政策結束了。

《美國之音》報導說,在蓬佩奧談到伊朗缺乏言論自由時,他的講話被人打斷。蓬佩奧心平氣和地等待質問者把話說完,然後說,「伊朗人也應該享有同樣的表達自由」。蓬佩奧的反應正顯示出美國是全球民主國家之典範:聽眾當眾打斷美國政府第四號人物(在美國政府官員的排序中,國務卿的地位僅次於總統、副總統、國會眾議院議長)的演講,卻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國務卿允許其完成觀點的表達,並給予簡短回應。

對於質疑者來說,在美國打斷國務卿演講,至多被認為不禮貌,承受的後果,最多是可能以後得不到類似活動的請柬;但是,如果在伊朗,作為一名普通聽眾,如此粗魯地打斷伊朗政府第四號人物的演講,其下場會是怎樣的呢?他必定被伊朗「革命衛隊」訓練有素的特種兵揪出會場,投入監獄,等待他的是酷刑折磨以及漫長刑期,他甚至有可能為這一魯莽的舉動付出生命代價。

這就是美國和伊朗的不同,這就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和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的不同。那個質疑者當場反駁蓬佩奧,並不能顯示他有多麼勇敢,因為他清楚地知道,這樣做不會遭致嚴重後果,反倒會有不少左派媒體和左派人士為之喝彩,甚至向其冠以「勇士」的桂冠。這是一樁一本萬利的好買賣,何樂而不為呢?

那名質疑者是個聰明人,知道在哪裡有反對的自由,在哪裡沒有反對的自由;在有反對的自由的地方充分地反對,在沒有反對的自由的地方則沈默是金——他當然不會在伊朗、北韓、中國那樣的獨裁國家做類似的事情。他當然也不會像台灣追求言論自由的先驅鄭南榕那樣,為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獻出生命。

在伊朗,不要說向政府高級官員表達異議了,即便是研究遙遠的歷史,也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2017年7月16日,伊朗官方媒體報導,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美籍華人學者王夕越被以「間諜罪」被判處10年徒刑。判決書稱,王氏受命於美國國務院,「盜竊了數千頁敏感文件,企圖滲透和顛覆伊斯蘭共和國」,判決書更譴責說,「普林斯頓和哈佛都是隸屬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織,它們根據美國政府希望收集的信息,給學生分配論文題目」。

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很多國家獨裁者的子女,都會去哈佛大學讀書,包括習近平的女兒及其失敗的競爭對手薄熙來的兒子,他們似乎並不在意哈佛大學是「間諜機構」?伊朗當局的指責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王氏查考的文件,是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愷加(Qajar)王朝的歷史資料,跟現代伊朗毫無關係。這位單純的歷史學者,被迫身處環境惡劣的監獄,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一度想要自殺。

在中國,習近平、李克強以及中共政治局常委們,自然不會遇到類似的嗆聲。他們出現的每個場合、他們接觸的每個人,都要經過安全部門的嚴格審查,甚至一直追究到祖宗三代的政治背景。他們視察工廠和鄉村時所遇到的「工人」和「農民」,基本上都是由官員、公務員和警察扮演的。他們的「真身」是絕對不容質疑的,他們的畫像也具有某種「神聖性」——向習近平畫像潑墨的董姓青年女子,被警方抓捕之後,送入精神病院監禁。其父親希望以自己的自由換取女兒的自由,卻也遭到警方的拘押,人間蒸發。

中共的邏輯很清楚:在中國,侵犯領袖的畫像,就是自尋死路之舉。中國人的人生觀是「好死不如賴活」、「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即便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結局都是「死無葬身之地」,誰還敢效仿呢?所以,在中國,領袖的畫像惟一的用途,就是供民眾頂禮膜拜,而向領袖畫像潑墨的人,只能是精神病人。

蓬佩奧不僅是給左派,也是給所有人上了關於言論自由的精彩一課——甚至比他對伊朗的譴責更重要。當年,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在眾議院演講說:「如果我們留意共和政府的性質,我們不難發現:如果有檢查言論的權力,那也應當是人民檢查政府的言論,而不是政府檢查人民的言論。」前者就是民主國家的標誌,後者是獨裁國家的標誌。(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民報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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