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有一種轉型叫做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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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研究,比較熱門的話題是中國以往的政治轉型和未來可能的轉型路徑等問題,總之, “轉型”成為一門顯學。但是我認為,如果不對“轉型”這個詞做一些清晰的界定並再三強調的話,這個學術術語很可能到導致對於中國現實的誤讀。因為同一般講,“轉型”總是代表著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發展的方向是向前的,或者,至少也是平行的,從一個模式向另一個模式的轉化。“轉型”,在公共話語中,並不是一個明顯的貶義詞。但是如果用“轉型”這個詞來討論中國現實政治發展的話,我覺得一定要非常慎重,因為,有一種轉型,其實叫做倒退。

關於這一點,中國著名民間學者李凡先生,在海外發行的《中國戰略分析》2016年創刊號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倒退:析當下中國的“晚期極權主義》,就曾經有過非常明確的解釋。他指出:轉型本身就有各種可能,或向前轉,或原地踏步,或向後轉。在2016年的語境下,李凡先生的基本判斷,還是認為中國的轉型並不是向前發展的,而是維持性質的轉型,他把維持的對象稱之為晚期極權主義(Late Totalitarianism),他認為從原點出發的極權主義發展到了晚期極權主義,是中國轉型的實質,也正因為如此,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真正的轉型。當然,他也謹慎地提出,轉型也有倒退的可能。

時間進入2018年,在習近平悍然修改憲法取消領導幹部幹部任期限制之後,顯然,這種“可能”已經成為現實。中國正在西方國家的一片驚呼聲中,開始進行新的轉型,而這一次,轉型的方向是向後倒退。這樣的倒退表現在幾個突出的方面:第一,個人崇拜這個曾經被中共認為是導致“文革”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現象,在中國死灰復燃。今天對習近平的歌頌充滿各類官方媒體,出自各級領導幹部之口,甚至連民間,也出現了覆蓋面相當廣泛的對於習近平的擁戴;第二,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放鬆對社會的控制,黨政分開成為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標;而現在,中共重新宣布黨高於國家,高於社會,高於憲法,“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黨國體制回到了五十年代;第三,就是改革的停頓。李凡在上述文章中曾經舉例指出,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中國才開始進行所謂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準備對社會組織中的一部分加以承認。十八大以後,這一改革也基本上停頓,原來計劃要出台的新版社會組織管理條例也不見蹤影。事實上,豈止是這個改革被打斷,即使是“十八大”後推出的所謂61條改革措施,真正落實的也是寥寥無幾。四十年改革開放,現在的改革,已經不是社會發展的主旋律,這也是一種倒退。第四,也是最令人關注的,就是經濟體制上,目前出現了打壓私人資本,重新強化公有制的趨勢,計畫經濟正在以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體系的方式借屍還魂。今天的中國,各種倒退現象層出不窮,舉其大者,就是以上四條,這四條,決定著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當然,放眼世界,以倒退的形式進行的所謂“轉型”也並不是只有中國一家。現在在東歐一些國家發生的事情,就同樣有倒退的跡象。但是這些國家的體量以及對於世界局勢發展的影響,都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中國一旦加速進行倒退式的轉型,對於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只需都是極大的挑戰。如何因應中國式轉型,恐怕是“轉型‘這門顯學中,目前最需要關注的課題。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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