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大會的爭論 (Eric Yehs)

住在大洛杉磯那邊的時候,我有時候會去Pasadena那邊的市政府拍照。因為Pasadena City Hall 本身就是一個古蹟。看起來像是西班牙式的教堂。是一個漂亮有文化的地方,很多新人會去那邊拍結婚照。我的好朋友和他太太也曾經在那裡拍婚紗照。

有一次,下班之後去Pasadena的City Hall散步。聽到會堂裡有聲音,我就好奇走進去看,原來他們在開市民大會。

看到台下大概有30到40個民眾,從小學生到老人都有,台上有幾個 public servants,也就是人民公僕。台灣習慣稱之為政府官員。

民眾輪番上台發言,一個小學生上台用他稚氣的聲音說:我媽媽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下班回家,我家很窮,所以我媽媽每天必須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希望市政府能提高最低薪資所以我家才不用擔心三餐的問題。

台上的公僕說:我很同情你的處境,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在像你這樣的家庭長大的.  所以我完全能體會你的心情。我也希望你媽媽能夠得到更好的待遇。  但是我們必須考量我們這個城市的中小企業發展,許多商家可能只有兩、三個員工。如果我們提高最低薪資,那些商家的老闆可能為了節省成本,寧願自己辛苦一點就不再聘請員工。那麼我們這個城市的失業率就會提高。所以雖然我很同情你的處境,但是我也要考慮到那些雇主有沒有能力用更高的薪水聘請你媽媽。甚至要考量到這些商家是否能生存。

然後下一位位民眾上台,她是一個30歲左右的女人,她開始訴說她每天工作多辛苦,家裡有三個小孩要養,每個月幾乎都入不敷出,她和她老公兩個人都已經做全職的班,可是仍然無法存錢,甚至每個月都透支,希望政府能夠提高最低薪資,因為對他們來說每一塊錢都是很大的幫助。⋯ 越說越傷心,那個女人就哭了。

台上的公僕說:我很同情你的處境,因為我就是在那樣的家庭長大。小時候我家也很窮,我完全能理解那種為三餐擔心的心情。我也希望你能得到更好的待遇。看來提高最低薪資的確可以馬上幫助你的家人,我也希望你可以不要為生活承擔這麼大的壓力。

但是我們必須考量,如果提高最低薪資,在我們這個城市裡所有的商家的成本就會提高。一些利潤只是持平的商家可能會因此倒閉,至於比較有財力的商家,他們反而有能力把他們的商店移到隔壁的城市。如果我們的法定最低薪資比隔壁的城市高,這些商店就可能會離開我們這個城市。結果可能我們這個城市的居民反而要到隔壁的城市去上班。而且還得到一樣,甚至更低的薪水。我們上次提高法定最低薪資是在x年,今年我們考量我們城市的最低薪資議題的時候,除了考量商家能不能在我們的城市生存,我們也會記得你的擔憂。

然後不同的民眾上台,幾乎所有的人的發言都是要求提高最低薪資,但是台上的公僕都是用一樣的概念回答民眾。

我認為美國的高度地方自治的概念值得學習,因為每個城市可以依照自己的經濟狀況,和自己的需求,制定適合自己的稅率和薪資法令,這樣也會讓民眾更有參與感,民眾也會更願意了解市政議題。

其實Pasadena的市民大會反應了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所面對的,左派或是右派的政治選擇。

左派通常關注的是薪水最低、經濟環境最差的族群。訴求的政治體系是社會主義的概念,希望政府介入市場,制定符合多數人利益的經濟政策。

右派的是希望市場自由,尊重自由市場的機制,盡量降低政府的介入。相信自由市場自然會形成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

我認為左派的理念是全世界最好,最有良心,最關懷弱勢的政策。但是社會主義的理念要成功,就必須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全部同意左派的理念,全部執行社會主義的政策。

不然就會發生像是Pasadena那個市民大會的官員說的那樣,資方會往經濟比較自由,成本比較低的地方移動。就好比如果台灣把全國的最低薪資調漲到美國薪水,可能短時間內,那些低薪階層的都可以馬上有比較高的收入,但是很快的,外商就會遷移到韓國、越南,或是其他周邊的亞洲國家。  至於台灣本土的小商家也會發生像是Pasadena那個官員說的那樣,老闆寧願減少聘請員工來降低成本,台灣就會發生失業潮。而且compensate for提高的成本,最快的方式就是提高商品的價格,也就是物價會先上漲。

如果提高最低薪資就可以解決一個國家低薪的問題,那麼全世界就沒有一個國家有低薪的問題了。

左派的理念聽起來很美好,就像是許多拉直銷的人說的話術一樣,聽起來也很美好,問題是,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

那麼薪水低怎麼辦?

高雄人選擇了韓總來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也有人指責蔡政府的勞基法不夠偏袒勞工。可是我覺得一個人自己的薪水的高低,一個人賺的錢是多還是少,應該負責的那個人,其實在鏡子裡。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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