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的故鄉,咱的故事~一個台灣人的自我追尋-2 (楊嘉猷)

(第二篇)

二、出生與家族

1、我的出生

1934(昭和九)年台灣猶是日治時代。7月21日晚上,我出生於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社口一七八番地。這裡是清水小鎮的鄉下,四周都是水稻田,中間是楊家的大宅院,這裡住的都是親堂,沒有外姓。我們這一房是三代同堂,有祖父母、父母、叔叔、姊姊等八人,父親是老大,我是長子,也是大孫,所以出生時,全家都非常欣喜,特別是祖父母。可能是他們的特別考慮,我出生後不到滿月,就被抱去育養,而且特別要求除哺乳外,母親不得懷抱,我想她一定是很不甘心,並甚感寂寞。

祖父賜我名字嘉猷,發音是Yoshimichi,大家因此都叫我Michi仔,是日語和台語的混合稱呼。長輩與同輩直到現在, 都還這麼稱呼我。嘉猷從字義講 ,是優秀的計謀、善良老實人、有誠意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以此做為目標。我的生肖屬狗,懂事時,母親告訴我,屬狗者若在晚上出生,是來顧更守夜,所以一生會比較勞碌。現在回顧我的過去,果真是被母親言中。但我並不後悔,也不抱怨,因為這是命中註定。

2、我的祖父

我幼年時代是三代同堂的家族,有祖父、祖母、父母、兩個姊姊及我。之外,還有二叔、二嬸及未婚的小叔等九人。大家同住在一起,使用一個廚房,但分住四個房間。

祖父楊聯科 教師

祖父名諱楊聯科於1887(清光緒十三)年11月25日誕生於清水,當時叫台中廳大肚上堡社口庄土谷社口一七八番地。他小時候也薙髮,留有小辮子。日本統治台灣後,他剃了頭髮,還將美髮裝箱,珍藏起來。他是從唐山移居台灣的開台祖的第六代,下關條約簽訂後,日軍來台接收時,他曾經隨父母逃難到唐山祖厝。他曾經告訴我,那一場經過其實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憶。

祖父自幼聰慧伶俐,天賦好學,於1907(明治四十)年二十歲時,考進當時台灣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科,這是專門培養從事教育工作的台灣公學校教諭(教師)的學校。祖父畢業後回到清水當時叫牛罵頭公學校,擔任教職,也曾經擔任鄉下的學校分部的主任。或許因為他是台灣人,不容易升任校長職位, 所以他在五十多歲時,便申請退休,他這一生可說是桃李滿天下。有許多後輩教師的夫人都認祖父為義父,所以我就有了許多老師姑丈。

祖父楊聯科(左),堂叔公楊肇嘉(右)1917年(大正6年)服務於牛罵頭(今之台中清水)公學校教職時合影

日治時代的教師是文官,我幼年時,常鑽到家中的儲藏室,翻出祖父光亮的文官制服。閃亮的勳章,精緻的金色肩章,一長一短的精美配刀。在我懵懵懂懂的認知裡,總常覺得祖父是無比的偉大。那時教師平日上班,需穿整齊筆挺的文官服,並配戴短刀。但是在節日祭典時,則需全副盛裝,祖父英姿煥發的模樣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裡。可惜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全台灣查禁刀槍,祖父乃忍痛命我父親將那一對精緻的、有紀念價值的配刀永遠地埋藏在荒山野外的泥土裡。

退休後的祖父在昔日學生的邀請下,又重新走入職場,工作單位是當時的「清水信用組合」,也就是後來清水農會的前身。祖父每天騎著鐵馬(腳踏車)出門上班,我常常在祖父上班時去看看他,有時輪到他值夜,他總是喜歡帶著我去陪他,而祖父也會買燒肉圓給我吃。在炎熱的夏天夜晚,我喜歡在隔壁戲院的前廊乘涼,雖然看不到戲院裡面在上演什麼戲,但聽得到從裡面傳出來的聲音,也是一種小小的滿足。

我記得在我們的祖厝的門上,有一個牌匾,上頭寫著「清水方面委員」,至今我還是搞不清楚那是什麼頭銜或職務。我猜那可能是類似今天的顧問,是對一位對鄉里有貢獻的人,在他退休後,給他的榮譽頭銜。聽說當時有一名日本警察還拜他為義父,而祖父的家中也經常是高朋滿座。

祖父的藏書相當豐富,數量在一萬冊之上,有精裝本,有平裝本,有漢文書,也有日文書,書的種類含蓋教育、史地、文藝—–等等。在我年幼的時候,祖父對我的教育可說是不遺餘力,因此我在小學一、二年級時,就看得懂日文書,終戰後,約五、六年級的我也能看得懂漢文書。記得那時我曾跟朋友借了兩本小說,書名是「可愛的仇人」和「靈肉之道」,作者署名為「阿Q之弟」。這兩本都是愛情故事書,我十分好奇地將它們讀完。有一天,我和祖父在菜園子裡澆水,便將書的內容告訴他,祖父只是淡淡地對我說: 「想要看那類的書籍,你還嫌太小呢!」

日治時代的末期,曾推動過「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式的姓名。祖父對這個政策不以為然,他對那些忙不迭地改名的台灣人有些意見,稱他們是「三腳仔」,因為台灣人有兩隻腳,「日本狗仔」有四隻腳,介於其中的一群便鄙視地以「三腳仔」來稱呼之。有時祖父也說他們是「台灣酒矸貼日本標頭」。正如前述,我一出生,便被命名為楊嘉猷,日語發音為Yoshimichi,後來因礙於祖父的特殊社會地位,不得不改名為「保科光茂」,這便是我的日本姓名。但祖父還是在這件事藏了一些玄機,在我們的姓氏中保留了「楊聯科」的「科」字。當時很多台灣人改了姓名,卻留了根,這反映了他們沒有忘了台灣人的「本」。例如,林姓的族人沒有改姓,直接將林發音為Hayashi,姓張的族人則叫Hari,而清水則發音為Simizu。看起來,許多台灣人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為了生存發展而改名,卻還很有原則,沒有完全忘了台灣人自己的「根」。

祖父六十一歲那一年,有一次,祖母出門去探望住在台中的叔叔,並且打算過幾天再回家。吃過晚飯之後,我便與他一起窩在總鋪棉被裡撒嬌,不一會兒,祖父打起瞌睡來,我貼過身子,想偷看他打瞌睡的模樣。祖父在半睡半醒之間,卻一把將我摟住,沒想到就在這一剎那間,發生了腦充血的現象。當時尚未有電話設備,我於是急忙搭車,趕到台中叔叔家,將祖母找回來。當我們一起回到家時,影響我一生最大的、親愛的祖父已經往生。

祖父突然地離我們而去,全家都非常悲傷。尤其是我,我一時控制不了人生最大的失落,因此大聲嚎哭,要求上天把我最敬愛的祖父還給我,我跪地抱著他冰冷的遺體,直到眼淚流盡。大家都說長輩是子孫的模範,祖父留給我們子孫的是為人誠懇耿直、作事認真有恆。祖父晚年在家中的庭院自行建造一個以細竹打造的溫室,並且種有上百株的蘭花。這些蘭花說也奇怪,都隨著祖父的去世而枯萎,溫室中最後只剩一株白色的椿花,每逢春季就綻放,芳香撲鼻。

3、我的祖母

祖母名諱蔡雙鳳,1887(清光緒十三)年10月10日誕生於牛罵頭(清水)東部丘陵地山間公館庄一個大家族、大地主家中。祖母的父親名諱蔡灶,母親名諱許們,祖母是他們的獨生女,掌上明珠。她二十歲時,和祖父結婚,婚後一個月,祖父就到台北國語學校就讀,所以祖母只得留在家裡侍奉公婆。

祖母 蔡雙鳳

阿嬤是最疼愛我的長輩,我小時候也常常陪祖母坐轎回她的公館娘家,那時祖母的父親已經去世。在我的印象中,她一回到娘家,總是會躲進她父親生前的房間大聲號哭,可以想像他們父女之情深。祖母曾告訴我,她幼小時被迫纏足,到了晚上,總是疼痛難忍而啼哭,她父親不捨,常常偷偷幫她鬆解。最後她母親也不再堅持,所以祖母並沒有一般好人家的女兒的三寸金蓮,而是有一雙秀氣的七寸小天足。

祖母的娘家是座大宅院,他們是大家族,枝繁葉茂,子孫滿堂。後來有不少族人就移居台中或鄰近人口較少的村庄大突寮,在大突寮地方經營碾米廠。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局勢轉而對日本不利,物資匱乏,民生困頓,台灣總督府開始對稻米進行管制,因而碾米廠改碾樹薯。我們家在總督府進行限量配給食米時,祖母的娘家常送樹薯粉接濟我們,我們將樹薯粉拿來做為沒有肉的菜肉圓,雖然沒有肉,但裡面的紅蔥頭餡也是很香。那雖不是什麼精緻的美食,但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戰時,這道食品也帶給我們全家溫飽。

祖母娘家在山上,無水源 ,所以全村公闢一口公共人工蓄水塘,用以收集雨水,供全村人使用。山上是紅土,蓄水塘裡的水也因此都帶著紅土水,於是大家都將水挑回家,倒入水缸裡。之後加入明礬攪拌,不多久就逐漸澄清,而可以食用了。蓄水塘中有不少魚,我總是喜歡去釣魚,但是岸邊很滑,一不小心,就會滑下去,所以釣魚時,我總是小心翼翼。我也會到山上的甘薯旱田挖甘薯,到鄰近的打鐵店觀看師傅製作牛車輪,——-這一切的點點滴滴都是難以磨滅的、可資回憶的故鄉情。

祖母娘家的祖居地—公館—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方在山上闢建飛機場,全村被迫遷移到新社庄或大突寮地方。蔣家政權治台時代,越戰開打之後,美國軍方又在清泉崗為起降的重型轟炸機興建遠東最大的軍機場,祖母的娘家因而再度遷移。當地人就成為沒有故鄉的人了,這真是造化弄人。

祖母於1956年9月10日 去世,享年七十,在那時可算高壽。她二十歲時,嫁來楊家,中國國民政府流亡台灣後,在我們楊家的戶口名簿上註記祖母的教育程度是「不識字」,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外來政權的不負責任行為,因為祖母在年幼時,就受過相當的漢文私塾教育,當然識得漢字。祖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士紳,往來的有知識份子、地方官員,也有販夫走卒,祖母都細心應對,體貼招待,因此深得地方人士與族人的讚佩。她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她的德行就是給我的身教,她慈祥的笑容迄今仍還會在我夢中出現,讓我感到十分溫暖。

4、我的父親

父親名諱楊基三,於日治時代明治四十(1907)年1月25日誕生在牛罵頭社口庄,我們子女都以日語稱呼他為Tosan。他原是伯公聯登公的三男,在十九歲時,祖父要將他一名優秀的女學生收為媳婦,因而收養父親為長男,並於數個月後讓他們締結姻緣。

父親楊基三

清水街有一名公醫師,是我的堂親長輩,我們稱呼他洲仔伯公。父親在公學校畢業後就在醫師那裡當藥局生,在和母親結婚後,醫師就推荐他到清水國民學校擔任學校保健員。我上了小學之後,常在校中看到父親在禮堂旁邊的醫務室,照料在學校受傷的小學生,或幫患有砂眼的學童清洗眼睛與上藥。每學期初,固定會有一次全校性的蛔虫防治工作,校方煮大桶的海藻水,讓全校學童飲用,以驅除蛔虫,父親總是不厭其煩、任勞任怨地埋頭工作。我放學下課後,總是喜歡先去看看父親,再回家。

之後,日本戰敗,台灣由盟軍總司令指派中國國民政府全面接管,他們把大甲郡改為大甲區,並委派一名台籍的半山仔黃呈聰當首任區長。黃在就任後,便安排一名女性親戚到清水國民小學擔任保健員,頂替了父親的工作,因此他就失業了,我們一家十一口大家庭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猶記當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大批憤怒的民眾衝到區長家中毆打區長,並將傢俱搬到庭外燒毀,由此可見區長做了太多壞事,多麼不受歡迎。後來,父親以前的同事林秋波先生調到三田國民小學當校長。由於我父親工作認真,作事勤快,待人和善,人緣很好,所以就請我父親到他的學校當校工。為了家庭的生計,父親不顧家人的反對,去擔任該項工作,直到他去世,真是委屈了父親。

1970年,當我留學日本時,父親或許是因操勞過度而中風,從此臥病在床,最後於次(1971)年1月5日往生。從電話得知父親的去世,我趕緊請假返台,到家前百尺,跪爬號哭而進家門,但只能抱到冰冷的骨灰罈。我在父親往生前數年,由於離開台灣,因而不克盡孝,此成為我終生的憾事。於今反覆思之,終覺留學海外於我實有缺憾。

後來,我岳母告訴我,當我父親中風時,她曾跟我父親說,要我回台灣照顧他,但我父親說: 「嘉猷又不是醫師—–他沒必要回來照顧我,他完成學業,服務人群,才是我的心願。」我心目中的父親真是偉大啊!

父親一生為人善良忠厚,與人無爭,在日常生活中,他常教導我,不管是為人或處事,都要冷靜以對,絕不能感情用事,也絕不能當他人的「石頭狗」,意思是說,不能做不用頭腦、吠聲吠影的狗。父親一生從沒有體罰過我們兄弟,他總是很有耐心地對我們說理,這在當年可不簡單。他當校工,收入微薄,辛苦地養育我們,可惜在我們能回報他的養育之恩前就辭世,誠為做子女的我們人生中的一大憾事。我常在夜深人靜時,從睡夢中醒來,一思念父親,感念他的恩澤,不禁淚流滿襟。

5、我的母親

母親名諱謝玉燕,明治四十一(1908)年11月26日誕生於大肚上堡牛罵頭街,她是外祖父諱謝火琳與外祖母諱林美女之次女。外祖父是街上一名著名且醫術高明的漢醫師,據說是漢方公醫師(和現在的鄉鎮衛生所主任地位相同) 。他在任時,常巡迴街內各地,他一到就將醫師招牌懸掛,然後就開始診療,頗受鄉人敬重。我三歲時,他就過世,所以對他沒有印象,只是幼年隨母親回娘家時,從大廳上的畫像認識我外祖父。外祖母很疼我,最近我表弟告訴我,當年家裡聚餐時,常會等到我出現再開飯,我聽了覺得很窩心,也很感激。外祖父不論醫術或德行,都有極佳的口碑。我兩名舅舅都繼承他的衣缽,懸壺濟世,至今薪火相傳,已各有第三代。目睹表弟在清水鎮上做為表現不凡的漢醫師,我的腦中就會浮現外公的影像。

母親謝玉燕

古早年代總是重男輕女,未婚前的母親雖然無法跟其他男孩一樣接受正規教育,但她卻利用晚上的時間,去補校上課。當時我的祖父是補校的兼課教師,有感當時還是個少女的母親聰慧好學,表現出色,曾指派她到台中州參加演講比賽,最後乾脆為自己的兒子上門提親,將這名傑出的女學生變成自己家的媳婦。這在當年是地方上的一段佳話。

在那尚無家庭計劃及醫療不發達的年代,即便沒有家產與積蓄,也只有很少人會注意到節制生兒育女。所以在我出生之前,我的母親已生了兩個姊姊。我排行長男,之後母親又生下四個弟弟和一個小妹。在我父親失業的那段期間,母親就必須負起一家十一口的生計,無米之炊讓即使不失為巧婦的母親仍然十分辛苦。俗話說這是落入子女坑,必須面對,也必須承擔。

母親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每年開學之際,即使得東湊西借,也要讓每一個子女都有錢繳納學費。在我的記憶裡,最常借給我們錢的是大舅謝錫金先生,他不但借我們學費,有時也借我們生活費。母親總是有借有還,所以再借不難。

我們家八個孩子,平均間隔三歲。當我讀到台中師範時,兩個弟弟也分別上高工及初中。我是住校生,兩個弟弟則要在清晨趕火車上學,他們前後有長達九年的通學生涯。在那段期間,母親每天都要在清晨四點起身煮飯,點著昏暗的煤油燈,為他們準備早餐及中午的便當,無論是雷雨交加的颱風天,還是寒風刺骨的嚴冬清晨,母親總是將愛心裝在便當盒裡,讓她的子女帶上。從來沒有一天讓孩子們趕不上班車或吃到沒有她做的便當的午餐,後來台中縣選模範母親,她果然是眾望所歸地被選上。

我移民美國之後,在生活安定時,先是按月寄三百美金給母親零用,後來我的收入提高,便增加到每月五百,小妹說這筆錢多過她一個月的薪水。母親把這些錢換成台幣,小心地收在包袱裡,很少離身,也不讓人碰。母親在1989年1月21 日過世時,我正從事海外民主運動,所以當年的黃信介、張俊宏、許榮淑—–等政界名人以及台中縣民進黨多位民意代表都前往參加喪禮,可說備極哀榮。

我出生後不久,就離開母親,被祖父母抱去扶養,但母親教導我們兄弟姊妹、給我們的身教卻最多。她稟性善良,有憐憫心,有智慧,守時守信,尤其是守時守信這個德行讓我一生受益良多。她信佛極為虔誠,在玄妙的世界中,無形中給子孫帶來福澤,我一生中多次碰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災厄,但均終可化險為夷,且能因禍得福,只能解釋說這是拜母親之所賜。

6、我的手足

台灣人有句俗話說: 打虎捉賊親兄弟。也就是說,兄弟姊妹要如同手足,結為一體,團結合作,家和而後萬事興。我們可從古往今來的歷史事例中,看出這句俗諺的智慧。台灣人企業家王永慶與王永在兄弟因精誠團結而成功,日本戰國時代的名將與雄主德川家康及其後代能統治日本二百六十年,都要歸功於德川他們這一家訂立了良好的家規並實踐了精誠合作的制度。

我上有兩名姊姊豔玉與豔文,在日治時代,大姊名為玉子,適清水蔡家,她聰明爽直,所以大家都稱她為爽仔。因我們家食指浩繁,經濟拮据,因此她小學畢業後,就進國土局工程處當小職員,對家計幫忙很大,她生了很多子女,都很優秀。二姊文子,小學畢業後,到漢醫師舅父的店裡工作,故對漢方醫理也略識一二。她適鄭家,持家辛勞,我從美國返回故鄉,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服務時,延攬她的女兒鄭淑心到文宣部擔任幹事。現今已成為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富美女士麾下的執行長,為台灣民主運動及新國家運動培育人才,讓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下有四個弟弟及一個小妹,我們從父母那裡承傳不同的性向,一組是理工數學,另外一組是政經文藝,前者被列為當年大專聯考的甲組,後者則列入乙組與丁組。二弟宏猷是工路局工程師,現已退休。三弟獻猷是一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現也已退休。四弟平猷是著名的藝術家,現在定居洛杉磯,繼續努力從事他的藝術創作與評論。五弟介猷是台中市清水區一名現任里長。么妹豔姝現也定居美國,服務於銀行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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