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是種虛幻(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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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奧會昨決議取消明年台中市東亞青運的主辦權,理事會舉手表決,僅我國代表舉手投反對票。

2019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雖由台中市取得主辦權,卻在中國主導下被取消,一個主要原因,即是民間團體正在推動的2020年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而此正名公投,實存有著內、外的法律障礙,也凸顯出體育難以擺脫政治干擾的現實。

雖然,公民投票法在去年底修正時,已大幅下修門檻,目前東奧正名公投,也進入第二階段,但仍須有至少二十八萬餘人連署,才能成案。至於要能通過,雖無「雙二一」的鳥籠限制,卻仍應有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且前者必須達投票總數超過四分之一,若以2016年總統選舉人數來算,仍得有約四百七十萬票的同意。尤其,東奧正名之公投,很難不與敏感的統獨議題連結,故要達到如此的票數總額,實有一定的難度。

如若東奧正名於11月24日經由全民公投通過,但因此提案是屬重大政策的創制,根據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1項第3款,就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這樣的規定,雖是課予行政主管機關義務,以免使公投結果成為空包彈,但條文的所謂必要處置,乃屬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致易流於權責機關的恣意解釋。

尤以東奧正名來說,能提出更名者,就只能是中華奧委會,雖在去年國民體育法修正時,特別將之列專章為規範,但究其實仍是私法人,教育部體育署也僅能以行政指導的方式,來勸導其提出,必又陷入合法監督與團體自治間的界限與糾葛。

就算國內取得共識,由中華奧委會向國際奧會提出更名,似乎也得考量是否遭不利益對待,甚或除籍的風險。而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30條第2項,國家奧會名稱必須反映「國家領土範圍與傳統」,且須經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核准,提出符合現狀的更名,自然是屬國家奧會之權利。故更名為台灣,就算未獲執委會認可,也只是以現狀,即「洛桑協議」Chinese Taipei之名,繼續參與奧運。

惟關於體育的國際法規範,往往缺乏法律的安定性,亦難找尋中立與客觀的第三者為仲裁,故於爭議解決,取之於政治與體育的實力,恐更勝於法的適用。也因此,即便以台灣之名更改未果,依據憲章規定,不會帶來懲罰或制裁之後果,但中國以更高、更大的強度與影響力,來壓縮我國參與國際運動賽事的空間,也成為必然。若果如此,體育署就得對各項運動賽事,於遭受不公待遇時,為因應對策與法律救濟管道之準備。

總之,以奧運為宣揚或表徵政治實力的平台或舞台,從來也沒少過。如1936年,希特勒想以辦奧運來宣揚日耳曼人的優越,卻被美國黑人傑西·歐文斯(Jesse Owens)以優異的成績,狠狠打了一巴掌。又如1968年墨西哥奧運,美國黑人戴黑手套領獎,來抗議美國的種族政策,1976年慕尼黑奧運,甚至還發生以色列選手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槍殺事件。

更不要講,1980年莫斯科奧運,西方國家為抗議蘇聯侵入阿富汗,而拒絕參加,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共產國家也集體反制。而從1990年代至今,如巴勒斯坦,尤其是南斯拉夫內戰且各聯邦國紛紛獨立,直至2008年的科索夫的宣佈獨立,所造成的撤銷或更改會籍等等之問題。

而就我國而言,不管是以中華民國、福爾摩沙、台灣或以中華台北為名來參加奧運,也都是國際角力的結果。所謂「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永遠只是個理想,甚至是種虛幻。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主任)民報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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